区域协调发展概念篇1
关键词 要素适宜度；区域协调：区域发展机制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7－0055－05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7.009
与寻找经济增长之源泉相比，有关发展差距的研究呈现多样式的解释，仍处于激烈的争论之中。即，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够迅速发展起来，而另一些却始终徘徊在贫穷的边缘上，二者之间的差距问题如何解决?当我们将这种跨国的差距研究置于一国内部的区域层面，则会节省对很多复杂和不可控的变量的考虑：一国内部的区域显然要比跨国区域相对“均质”的多，这包括自然条件、语言文化等诸多较难控制、难以衡量的变量。因此，研究一国内部区域不平衡的原因、源泉和发展路径更有理论的可行性和实践价值。通过对既有理论的剖析和区域不平衡的历史现状的考察，本文延续金相郁的观点：区域不平衡乃是一种必然，更为重要的是找到可接受的不平衡的程度以及区域发展的路径机制。本文对金相郁提出的“要素适宜度”的概念进行扩展深化，总结三层次要素适宜度的内涵，讨论中国区域不平衡方向研究的问题，并重新思考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目标和基准，为转变中国区域发展模式构建一个新的初步框架。
1 中国的区域不平衡与既有理论的不足
“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儒家文化中浸入人心的收入分配理念，然而，中国的区域差距在感性的知觉中不断扩大的现实与人们渴望区域平衡、福利公平的理想的矛盾日益深化，问题就在于，我们的区域平衡发展的理想是否曾得到实现?这样的理想目标与经济效率的实现可否并行?我们是否应该调整一下这样无法实现的理想目标，进而区域发展战略?这些问题在现有理论框架下难以得到实际和有效的回答――“实际和有效”指的是能够提供一套完整系统的理论和实践体系来解释理想目标与经济效率的并存，进而执行实践相应的区域发展战略。中国的区域不平衡的现实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
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一直处在不平衡发展状态的持续过程中，改革开放之后这种不平衡程度更甚。金相郁利用《中国经济通史》和其他年鉴资料对中国区域发展的历程做了细致描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区域经济处在绝对不平衡时期，以外资的区域分布为主导力量，形成了东部为主、“北重南轻”的区域格局；1949―1980年期间，由于政治、军事战略的需要，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调整在中部地区，缓解了绝对不平衡的状态，出现了相对平衡的特征，然而，这种程度不大的“缓解”成效显然大大伤害了效率；改革开放后的时期里，各地区经济均获得快速发展，但东部地区在区位、政策、开放度的诸多优势使得中西部地区难以匹敌，这进一步加剧了区域经济的不平衡。有关中国区域经济的差距是不断加大的还是呈现了收敛的特征，已有不少的研究，但在诸多问题上尚未形成一致的结论。但诸多研究基本认同，中国的区域经济始终处在不平衡发展的过程中。
中国实施的区域发展战略大致的粗线条为平衡――不平衡――协调发展(本文倾向于使用“平衡”来替代多数文献所称的“均衡”。简言之，均衡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各个主体不再有动力来改变目前的状态，当然也包含动态均衡；而平衡则指各个主体的衡量指标大致趋同或趋近。由此看来，区域发展战略的侧重点应是平衡，而非均衡，因为均衡了不一定达到平衡，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一直为学界混读)。正是因为平衡和不平衡战略的两个理论基础――区域平衡和不平衡理论本身均存在较大缺陷，难以有效解释和解决区域不平衡问题，区域协调发展才逐渐被提上日程。区域经济平衡理论以罗森斯坦一罗丹(Rosenten-Rodanpn)的大推进理论和纳克斯(nurkscR)的均衡增长理论为代表。其不仅强调产业部门的均衡同步发展，也包含区域间齐头并进的观点，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达到平衡。这实际上是建立在古典经济的框架内构建的理想状态。值得肯定该理论对要素累积和流动的重要认识，但其现实指导性的缺乏是重大缺陷…。首先，持续不断的要素投入如何获得，尤其对于发展初期的国家，各区域同步大规模的要素投入是很不现实的；其次，忽略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的因素；最为根本地，该理论的古典理想框架显然忽略了空间非均质问题，各区域自然禀赋不同，就很难从理想的“均质”空间中的要素流动引出差异最终将消除的结论。相比而言，区域不平衡理论更适合一些发展初期的国家，指导其采取“非均衡”重点发展战略，带动整体推进。不平衡理论充分认识到了各区域发展条件环境的不同会导致不平衡的结果，但片面地强调了累积性优势的作用，忽视了空间距离、社会行为和社会经济结构等因素的意义。实际上，区域不平衡理论认为其最终目标仍是实现平衡发展，不平衡只是实现更高级发展阶段平衡的手段和过渡。
综上，区域平衡与不平衡理论没有能够有效解释区域经济不平衡的问题。中国现阶段实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对之前战略的提升，其包含了“资源环境的和谐，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主体功能定位清晰和各区域经济良性互动”等涵义，但在理论上还有待进一步挖掘，进而丰富协调发展的内涵，实施科学合理的区域发展战略。
2 要素适宜度：内涵及解析
空间非均质和要素禀赋在区域不平衡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日益为研究者所重视。郝寿义和金相郁所著的区域经济学系列教材，始终围绕着“空间非均质”假设，认为要素禀赋的非均质分布乃是区域经济不平衡的根本原因，提出了“要素适宜度”的概念，以求从要素禀赋角度重新衡量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区域协调的内涵。郝大江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包含区域要素禀赋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型，进一步强化了区域的要素禀赋在稳态增长率中有着重要作用的观点。有关要素适宜度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部分拟对要素适宜度概念进行总结，并作出扩展。
2.1要素划分
要素适宜度的概念主要建立在构成非均质空间的区域要素和非区域要素的划分上，表1对金相郁中对区域
要素和非区域要素的划分进行了明晰对比：
区域要素与非区域要素的界限主要取决于可移动性的大小。区域要素本身具有累积的特征，常由于自我累积而不断加强，且往往为非区域要素的移动提供条件(阻碍)，非区域要素也可以使某些区域要素得到固化。这样的界定就明显区别于以往对要素禀赋的研究，这种按照移动特性的要素划分凸显了非均质空间假设的重要，也为要素适宜度的第一层次的内涵提供了重要的测量操作性，是要素适宜度概念的重要基石。
2.2要素适宜度的三层次内涵
基于对区域发展不平衡在非均质空间的必然性的认识以及对要素的划分，金相郁提出了“要素适宜度”的概念：要素适宜度(FactorappropriateDegree)是指在某一个区域的一定发展阶段，它所利用的要素间的连接程度以及它所利用的要素条件和发展成果间的连接程度。本文将此内涵清晰化并进行扩展，作出分层次的解释界定。
(1)要素适宜度界定的背景：一个区域。要素适宜度所关注的并非是多区域间如何协调的问题，而是一个区域自身。一个区域本身的发展是否充分利用了其要素禀赋条件才是要素适宜度要判断的内容。因此，在认识要素适宜度概念时应与多区域间的协调程度概念区分开来，尽管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多区域间达到协调程度乃是要素适宜度最优化之后的理想目标，虽然这种理想并不容易实现，也并不取决于人们的直接努力。后文对机制和目标重新思考时会有详细阐述。
(2)要素适宜度的三个层次。要素适宜度的内涵实质包括三个层次的判断：区域内部要素间的“和谐”程度，如非区域要素与当地自然环境条件的契合程度，非区域要素与区域要素的适宜程度等。此为第一层次的要素适宜度(FFaD：FirstFactorappropriateDegaree)，这实际上代表了区域内部各要素的配置效率；区域整体的要素禀赋类型与其发展路径模式的匹配度，我们称此为第二层次的要素适宜度(SFaD：SecondFactorappropriateDegree)，禀赋类型对应的区域发展模式有一定的客观规律，二者的匹配程度对区域长远发展有深远影响；区域要素禀赋条件与其发展成果的适宜度是第三层次的要素适宜度(tFaD：terdFactorappropriateDegree)，这衡量了要素禀赋是否恰当和充分利用的问题，简单讲来，我们采取一种直线思维，假设要素禀赋条件呈可比的排名形式，那么要素禀赋条件排名第一的理应达到最优的发展成果。
引入要素适宜度概念后，我们既可衡量区域内部要素间的适宜程度、要素禀赋条件与发展路径模式的匹配程度，也表示了区域禀赋条件与其发展成果间的“绩效问题”，这就为我们判断一个区域发展水平的判断给定了参照。当然，三个层次的适宜度会相互影响，甚至多数时候具有较为一致的性质，FFaD和SFaD较高，则tFaD通常亦不会低，这也正是后文中对区域发展追求目标转变所做思考的出发点。
3 区域经济发展的机制和协调发展的目标、基准
引入要素适宜度概念后，区域经济发展机制和协调发展的基准目标发生了变化，对原有的“赶超战略”是一个冲击。
3.1区域经济发展新机制
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机制紧紧围绕特定区域的要素禀赋条件展开，这根源于空间非均质的符合客观实际的理论假设。我们用图1直观表示包含要素适宜度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机制：
如图1所示，包含了要素适宜度的区域经济发展机制主要是依靠要素禀赋的更新不断前进，形成区域发展的成果的。过程描述如下：
(1)原始的要素禀赋决定发展模式和路径阶段。这涉及到了第二层次的要素适宜度(SFaD)。SFaD越高，意味着该区域选择(市场自然演化或政府干预引导)的发展模式越适合本区域的要素条件要求。当然，从要素禀赋到发展模式的过程常常是一个动态优化轨迹，是基于克鲁格曼所描述的“历史的偶然”和“累积因果”，各种力量相互权衡，不断调整以使SFaD提高(长期来看)的过程；
(2)提升第一层次要素适宜度(FFaD)阶段。在既定的或演化过程中的发展模式下，区域发展的动力就在于第一层次要素适宜度(FFaD)的提升，亦可称之为区域内部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FFaD的提升意味着在该种发展模式下，区域内各要素的契合程度不断加大，于是能够产生更佳的经济效率和社会发展效果；
(3)原有要素禀赋结构优化阶段。当FFaD提升至最高时，在原有的要素结构禀赋下，该区域的发展已经达到了瓶颈(bottleneck)状态，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变(优化)便是新的“增长点”。这些主观努力和客观变动因素通常包括：自然资源调动(西电东输，南水北调等)，优惠政策引导资本和劳力的迁移，新的文化进入导致观念和习惯转变等；
(4)新的要素禀赋结构重新进入循环系统阶段。区域的要素禀赋达至新的状态，这种新的状态对应于新的发展模式，新的SFaD和FFaD，从而继续循环下去。
(5)水到渠成的第三层次要素适宜度阶段。图示中，要素禀赋条件与发展成果之间的适宜程度即为第三层次的要素适宜度(tFaD)，其值的大小本质上取决于之前运行过程的效果如何，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
以上是在引入了要素适宜度概念后的区域发展机制的理论构想，需要注意的是，现实中，要素适宜度的优化过程与区域要素禀赋结构改变的过程往往是相互融合的，此处描述的分割阶段只是为了理论逻辑本身的分析之便。由此，一旦将要素适宜度概念纳入到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决策者和建设者关注的问题便不仅仅是如何实施赶超战略缩小与更发达区域的差距并超过之，而更应该将注意力放在自身的要素禀赋调整上，怎样提升FFaD和SFaD以达到tFaD的最优。于是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和判断基准也有了新的内涵。
3.2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和基准的新思考
从要素适宜度的角度来看，区域的不平衡发展是必然的，这源于要素禀赋条件的不同。而根据本文描述的包含三层次要素适宜度的区域经济发展机制，区域经济发展的直接目标并不在于与其他区域间发展差距或收入差距的大小，而更应该集中精力在区域经济本身的要素适宜度的提高上，至于能否缩小与更发达区域的差距，会受到禀赋结构的提升或某种外在偶然性冲击的影响，并非区域本身应努力追求的。退一步讲，追求差距的缩小是在要素适宜度最大化之后的间接目标。
综上，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应有三个：①实现各区域的要素适宜度的最大化；②改善区域的要素禀赋结构，实现级别式提升；③缩小与外部区域的差距，变差距为差异。这里有必要对区域差距与区域差异进行说明。区域差距常指在我们用于评价区域发展的各种指标上，发达区域往往在大多数指标上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区域间经济发达程度，人民生活水平，社会事业发展程度等在区域间差别较大；而区域差异则指各区域间基本的经济发展程度，
公共服务水平等差距不大，且各有特色，互有长短。区域间的差异化结果才是我们要追求的，我们不能要求所有区域最终达到同质化的均匀发展。
区域协调的基准问题是协调发展理论的难题之一，因为其归根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我们的区域经济协调到什么程度才可达到“接受”的目标?对此，学术界尚未有定论，只以“效率和公平兼顾”来应付。要素适宜度概念引入之后，我们可初步对这样的协调基准进行思考。本文认为，在第一层目标和第二层目标多次融合达到一种相对平衡状态的结果时，便可称为区域间达到了协调发展。这意味着在协调的状态下，各区域的要素适宜度达到最优，并且改变要素禀赋结构变得极为困难。此时，理想的结果是目标③亦相应达到，区域间差距不再明显，而呈现差异化特色发展；而现实中最可能的结果是目标③尚未达成，各区域间仍有相当大差距的可能，但我们亦称此时为可接受的协调状态。这就是本文在引入要素适宜度概念后所提出的区域协调的基准。显然，对此基准的测量依赖于要素适宜度的测量，并且也会涉及对发展阶段和改善要素禀赋结构难度的综合考量，现实的操作性有待进一步探索。
4 新视角下的策略建议
区域战略大致可归结为区域合作、区域竞争和发展赶超三部分，即一个区域通过与外界区域比较，发现自己的优势和不足，从而采取合作和竞争的多种博弈手段，实施差距拉小逐步赶超的战略。这多源于地方政府追求“GDp政绩”而形成的单一目标思维观念和现有的晋升激励体制。而实际上，理论和现实都难以证实这种“赶超战略”的有效性。现阶段，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主要追求为：资源环境的和谐；居民能够享有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和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趋向缩小；主体功能定位清晰和东、中、西部经济良性互动、协调发展。依照这样的追求目标和新的协调发展目标和协调基准，本文提出以下几条协调发展策略：
(1)营造区域协调追求目标的转变氛围。应深化对要素适宜度的认识，切实体会到区域协调发展所应努力的方向。中央和地方政府应不断在理论和实践中加强学习、营造氛围，逐步转变区域发展的追求目标。这当然也包括了学者们对此概念和机制的不断深入探索的努力。
(2)区域政绩评价体制的改进。区域政绩评价体系如不转变，各区域协调发展便不愿按照新目标的思路去做试验――因为短期内的GDp与长期的战略思路常常负相关或关系不大。转变区域政绩评价体制，需要采取新的衡量基准。依照本文的初步探索，这种衡量基准涉及到了要素适宜度的测量，用权威的要素适宜度相关指数来作为区域政绩评价的重要参考。
(3)区域转移支付应用于改变区域要素禀赋结构。国家在扶持落后地区的开发和发展时，“输血”与“造血”论从长远发展视角来看已不再有争议，但“造血”也应有所侧重。区域转移支付的援助式要素则主要应放在改变，提升，优化区域的要素禀赋结构之上，这才是给区域的发展注入了新的“造血细胞”，影响到区域的长远自生能力，进而影响中国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
5 结语
区域协调发展概念篇2
关键词：空港经济；耦合；协调；指标体系
近年来，空港临港经济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国家和地方在推进空港经济发展的进度上呈现差异。空港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应运而生。一些省市在如何解决空港经济与区域经济的相互促进发展方面，尤其是如何促进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问题，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
一、对空港经济内涵的研究
空港经济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空港经济是指布局于机场区内部，与航空运输直接相关的产业经济，而广义空港经济则是依托机场设施资源，区域经济与机场航空运输相互融合形成的新型经济形态。本文所讨论的空港经济为广义层面。国内外的学者将空港经济从产生到发展的原因与形成机理按照理论背景、适用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为主线，对空港经济的内涵进行了解释。Lrwin、Kasarda（1991），testa（1992），o’Connor（1995），Rovertson（1995），Bowen（2000）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空港经济的内涵与相关产业特征进行了研究。我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空港经济的发展在理论上进行了界定，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经济性概念、产业性概念和区域性概念。张雄（1997），曹允春、踪家峰（1999），曹允春、李晓津（2004），刘武君（2005），欧阳杰（2005），李江涛、蒋年云、涂成林以及彭湃（2005）分别进行了相关研究。关于空港经济内涵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国外关于空港经济内涵的界定大多是属于描述性的，我国学者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和概括。
二、对空港经济发展经验、模式、评价方法与模型的研究
在空港经济的发展经验与模式方面，主要是我国专家和学者进行的总结性研究。杨友孝（2008），周少华（2009），王晓明（2009），曹允春（2009），王为人（2001），包世泰等（2009），施蔷生（2010），孙淑美和黄达海（2010）分别进行了相关的研究。目前已有的研究中，对空港经济的评价方法主利用要有投入产出理论、malmquist生产力指数、数据包络分析（Dea）法等。张越（2006），赵海波（2006），董志毅、彭语冰、彭峥（2007），刘雪妮（2008），戢涛（2011）分别运用相关方法进行了研究。数据包络分析（Dea）是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种效率评价方法。该方法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对投入、产出指标数据的分析，确定有效生产前沿面，并根据各决策单元（DmU）在平面上的投影确定与有效生产前沿面的距离。Gillen、Lall（1997），Sarkis（2000），pels（2003），Fernandes（2002）研究了35个巴西机场的运行效率问题，他们对机场的空侧效率和路侧效率分别进行了研究。massoud等（2003）、Joseph（2004）和BarrosC.p.（2008）对国外一些机场的数据，分别从横向和纵向比较了这些机场的运行效率问题。曹允春（2003），都业富（2006），何艳（2011），于剑、黄燕彬（2011）采用组合评价方法对我国机场的运营效率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对于空港经济的评价方法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主要是定性的描述性的方法较多，定量研究较少，方法比较单一匮乏，将其他评价方法和Dea相结合对机场效率进行评价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这是目前研究的严重不足。
三、对空港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关联性研究
欧洲、北美和日本等地的学者对区域经济发展中空港经济的影响进行了较多的研究，malecki（1986），massey（1984），markusen（1986），Huddleston、pangotra和Caves（1990），Doganis（1992），weisbrod（1993），ashford（1994），GhobriaandFleming（1994），KeithG.Debbage（1995），Brueckner（2000）及Keith（2002）通过研究均发现，通过机场产生的客运量和货运量与区域经济以及就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数量关系，得出了航空运输将一直能够作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存在的结论。叶舟（2005），杨松（2006）、曹允春（2001），彭语冰、董振强、彭峥（2007），刘海波、刘明君（2009），崔婷（2011），宋伟（2006），谢菲（2015）分别利用模型对机场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联性进行分析与研究。
四、对空港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作用机制与路径的研究
虽然已有大量文献对空港经济与区域经济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但对空港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机制与机理的研究还比较少。赵文（2011）、刘会（2013）以首都国际机场为例，探讨了空港经济与区域经济互动的耦合作用机理，并分析了北京南部区域的空港经济区与环首都经济圈相互对接的机制，进而诠释了对京冀间实现区域经济合作关系的新理解。早在2008年，刘雪妮便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要想促进空港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发展，就要从政策层面上进行推动。赵文（2011）指出，促进空港经济与首都区域经济的耦合发展必须从三个方面构建其实现路径。
五、研究述评
从目前理论界与实务的研究来看，国内外对空港经济的研究仍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一）概念的模糊性。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空港经济发展、空港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等概念的界定上，学术界还没有达成共识，没有统一的界定。
（二）空港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不明确性。厘清空港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是研究空港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问题的基础，只有空港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着相关关系，才能进一步研究其协调关系。已有文献中国外研究定量较多，国内研究则是定性研究较多；研究空港经济发展中的部分因素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较多；研究结论比较多样。国内评价空港经济的影响则比较偏重机场本省的盈利能力和效率水平，针对区域经济发展中空港经济的影响作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定性研究和描述性研究上，定量研究极少。
（三）分析方法比较单一，组合分析方法极少。从对空港经济效率问题来看主要是围绕着机场效率展开分析，定量分析主要采用malmquist指数法、层次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Dea）等方法进行分析，分析方法比较单一，将分析方法组合应用的研究相对匮乏，加之数据收集困难导致相关的实证研究尤为不足。
区域协调发展概念篇3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在区域公共竹理的研究上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区域行政就是在一个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协调关系,才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而区域公共竹理是区域内的多元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问交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
区域公共管理是现代公共管理学与区域科学在新的时期和新的实践中有机结合的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然而理论的发展始终落后于实践的步伐,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基本概念的界定、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及理论所具有的意义等基本问题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为了更好的反映实践和服务实践,对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正如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来源于积累一样,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也同样经历了一个发展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区域的空间有限性与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趋势之间的矛盾催生了区域经济概念的提出,此后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如地理学家、理论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家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经济这一实践领域进行分析和研究,最终主要发展成为两大不同的学科群:一是区域经济学;一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理论研究的焦点都在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然而由于国家学科设置等历史原因,政治学和行政科学一直没有能在区域发展领域内开辟自己有特色的研究路径。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涉及到“区域行政”,但该领域学者侧重的是从行政区划改革的角度来研究区域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应问题,这里的“区域行政”并不是实际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区域发展进行研究的新的途径,主要是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发展,政治学和行政学在区域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途径:一是区域政治研究;一是从行政科学角度出发的区域行政。区域公共管理正是在区域公共行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区域行政的一种深化。本文试从我国区域行政研究已有理论成果基础上,通过对区域和区域内关系的研究提出区域公共管理的一般概念,并对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一分析。
一、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
理论的发展总是反映现实和服务于现实,而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处于理论滞后现实的阶段。在学界,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锋和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陈瑞莲教授,两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本着不同的目的对区域公共管理有不同的见解。刘锋教授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中山大学的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的典型代表,也是实质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我国区域行政进行研究的开创者。她在对区域行政深厚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些问题作了述评,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和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也不例外,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区域主义与区域竞争的崛起、经济市场化下的区域政区间竞争加剧以及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而国外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间竞争理论、地区竞争力与区域创新研究、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治理研究以及流域治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她也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所具有重要意义做了阐释,仅从理论创新角度看,一方面是推动区域科学研究的创新,另一方面,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也能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现代公共管理学学科创新。这些认识是深刻并富有创新意义的,然而,这些认识是在区域行政研究的基础上对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个简约性的概括并没有对区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内涵以及其实质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有必要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区域与区域行政
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观念上的空间概念,但不纯粹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没有严格的范畴和边界以及确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区域。对区域的含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的;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社会学把区域看作为相同语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区域经济学对区域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要对经济区域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同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内涵:首先,区域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概念;其次,经济区域必须有相应的公共管理层级以提供公共服务;第三,区域在经济上尽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地区;第四,任一区域在全国或更高一级的区域系统中担当某种专业化分工的职能。区域划分,常采取两种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区域分成不同的两种类型,一是同质区域,二是极化区域(也叫集聚区域、结节区域、功能区域)。
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是基于其它学科对区域发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对区域的界定应该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但行政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有自己研究的侧重和偏向,因而我们
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必须界定一个适合行政学科研究的区域概念。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把区域定义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区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载体,体现各种关系和利益。在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中,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从地理学或经济学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认为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连续的有限空间范围,是具有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同质性的地域单元”。本文支持这样的界定,但笔者以为,既然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而这一定的标准可能是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一个或多个方面,那对区域的理解我们必须突破从地理学或行政区划研究出发的关注角度,从对其范围的关注转向对其内部实质内涵的关注。如果我们将区域内的主体按照较普遍的三分法划分为国家、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话,可以发现,区域内各主体在不同的利益领域内形成各种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区域作为区域发展中行政学科研究途径的基础性的概念,它更实质的东西在于它所蕴涵的多元主体和多领域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是由行政学科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基于对区域的认识,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认为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强调的是政府间(同级政府之间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政府的协调来达致区域内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这是区域行政的基本内涵,那么区域行政与区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区域行政为什么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
三、区域公共管理
要界定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国外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着述层出不穷,但什么是公共管理,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国有学者在综合国内外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公共管理即是“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祉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在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的比较分析上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的依据,但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便是在公共管理和传统公共行政比较中,公共管理的行为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其他各种的社会力量,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行政主体;在公共管理的性质方面,公共管理要体现公共性,即指公共管理主体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在行为方式上,公共管理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不可否认,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区域行政走向区域公共管理是有其理论基础的,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还有市民社会理论和治理与善治的理论。我国学者在考察我国现代化进程时认为,“要摆脱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境地,首先必须从认识上实现一种思维的转向,不能像以往的学者那样,把目光的聚焦点只放在政治权威的转型上,因为中国现代化两难的症结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形成适宜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为此,他们引进了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并依据中国现代化的现实进行改造,“中国的市民社会乃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参政议政的非官方公域”。#!&%就西方学者已有的共识的观点来看,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1)私人领域;(2)志愿性社团;(3)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的公共领域,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4)社会运动。市民社会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再度兴起,与当代世界各国所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及对此的理论反思有密切的关系,面对现实,理论家们对国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地位重新思考。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什么是治理?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政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的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的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由于治理本身也只是一种实践的科学,毫无疑问也会存在失效的问题,为了完善治理理论,理论家们提出了善治的概念。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具有五个基本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分析以上的各种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有几个基本的共同点:一是它们都强调管理主体的多元性,不仅包括了政府还包括私人领域和市民领域;二是在管理的目标上,更多的突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协调的达成并达致最佳;三是在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上,注重合作,通过协商和调整,在认同的基础上统一行动。
综合对区域和以上理论的认识,本文认为区域公共管理是与区域行政有本质性区别的概念,可以将其界定为:区域内的多元主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这一概念包含以下几个内涵:(1)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主体,包括政府组织、私域组织和第三部门;(2)目的是解决由经济、政治或社会其它领域构成的复杂的交错性问题,实现最优的共同利益;(3)区域公共管理采用的方式和手段与经济市场领域和政府公共领域的管理不同,不是竞争和压制而是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协商和调解;(4)对象是区域内个体和共体之间相互形成的交叉重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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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协调发展概念篇4
中原经济区是一个区域经济的概念。中原经济区是以河南为主体，延及周边若干区域，具有鲜明特点、独特优势，经济相联、使命相近，相对独立的区域经济综合体，河南处于主体地位、发挥主体作用。中原经济区是一个总体战略的概念。我们提出建设中原经济区，是对中原崛起战略的持续、延伸、拓展、深化，与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一道构成了河南发展的总体战略。中原经济区是一个载体和平台的概念。中原经济区是中原崛起、河南振兴的载体和平台，是河南探索一条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三化”协调科学发展路子的载体和平台，是明晰定位、整合优势、凝聚合力的载体和平台，是河南扩大对外开放、加强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载体和平台。
建设中原经济区，有利于国家区域经济布局的进一步完善，有利于国家统筹协调梯次推进发展重大战略的实施，有利于国家在中部地区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板块，有利于河南在全国发展大局中明晰发展定位、发挥自身优势，有利于河南坚持走一条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路子，有利于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特别是区域经济发展规律更好地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谋划和建设中原经济区，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实践，是贯彻落实中央对河南工作要求的具体行动，是历届省委班子带领全省干部群众不懈探索的重要成果，是我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战略选择，是凸显河南地位、服务全国大局的重大举措，是实现富民强省的宏伟事业。建设中原经济区，有很长很艰难的路要走。今后关键就是做，要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能够做的事做起，推动中原经济区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要准确定位、主动融入。要进一步明晰中原经济区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积极主动地融入全国发展大局。各地、各部门都要自觉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特别是区域经济规律，敢于突破行政区划概念的束缚，认真研究在中原经济区中的地位和作用，找准定位，主动呼应、主动对接、主动融入。要发挥优势、合理布局。各地要注意发掘优势、发现优势、创造优势，既使自身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又与其他地区的优势相互补充、有机整合，产生聚合效应。要依据各地优势，推动中原经济区内产业、城镇等合理布局，推动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使各地的发展良性互动、相互促进。要互动联动、一体运作。各地、各部门要密切配合，创新协作机制，拓展协作领域，加强中原经济区内各地区间的相互配合、相互协作，增强互补性、融合性，推动各地经济相联、优势整合、一体发展。中原经济区与其他地区也要加强互动联动，发挥承东启西、连南贯北的作用，强化“腹地效应”。要统筹协调、全面推进。统筹各项工作，使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各项工作、各项事业、各个环节相互协调、相辅相成，围绕“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统筹各方力量，积极争取国家的支持，统筹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以及各派、工商联、各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各界人士的力量，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建设中原经济区的合力和氛围。
区域协调发展概念篇5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认知误区；规划策略
1新型城镇化的概念
“新型城镇化”一词最早是伴随着党的十六大。新型工业化。战略提出，已有10余年。战略提出，主要是依托产业融合推动城乡一体化[1]。然而，中国百姓熟知新型城镇化是在党的十八大，特别是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正式提出。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及其将之确立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动力和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之后，才越来越受到各行业和学界人士的关注。
新型城镇化是在城镇化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的，其在人口集聚、非农产业扩大、城镇空间扩张和城镇观念意识转化等方面与传统的城镇化概念并无显著差异[2]。但实际上，在实现这种过程的内涵、目标、内容与方式上是有所区别的，因为各行业、领域的针对性和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新型城镇化至今尚无统一和明确的定义。所谓的新型城镇化是以民生、可持续发展和质量为内涵，以追求平等、幸福、转型、绿色、健康和集约为核心目标，以实现区域统筹与协调一体、产业升级与低碳转型、生态文明和集约高效、制度改革和体制创新为重点内容的崭新的城镇化过程。推行新型城镇化是为了：（1）积极应对国内外政治、经济发展的新形势；（2）弥补长期以来高速城镇化带来的弊端和损失；（3）最大限度地将改革开放成果惠及广大人民；（4）促进未来中国城乡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2新型城镇化存在的认知误区分析
新型城镇化作为我国新一轮城乡建设和转型时期的重要指导性战略，对经济、社会、体制制度和城乡建设诸多方面具有深远的意义，其内涵伴随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和实践成果的落实将得到不断丰富[3]。但是，受既有国情和利益分配方式、现状发展模式以及未来众多不确定因素的潜在影响，新型城镇化在城镇实践过程中极有可能出现若干误区，其可预见性误区可概括为以下六点（表1）。
3推行新型城镇化四类规划策略
对于国内城乡规划学界而言，“新型城镇化”虽然广为熟知，但一方面长期在局部范围或地区试行，另一方面常局限在城乡建设环节。随着新型城镇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成为本届政府执政的重要理念，“新型城镇化”的涵盖范围持续扩大，其要求城乡规划学界必须积极探索新时期推行新型城镇化的新策略[4]。规划策略的实施必须以各地阶段性的发展路径为保障。中国幅员辽阔，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域差异显著。在从传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转变的过程中，各地应秉承。评估现实差距-树立可行性目标-确立重点行动计划。的系统化思路，逐步实现基于内涵维度的发展方式转变、基于目标维度的发展方向确立和基于内容维度的实施安排。以发展路径为基础，针对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实际情况，新时期城乡规划领域推行新型城镇化应采取以下四类策略。
3.1“区域协调、城乡统筹与一体化”的统筹协调策略
统筹协调策略涵盖区域与城乡两个层次。从区域上说，大体包含4个空间地域层次的协调与统筹：（1）以大多数现状城镇中心城区为核心的规划区或都市区范围；（2）较为明确的市域范围；（3）跨行政界限的城市圈、城市群范围；（4）更大尺度的都市连绵带和经济区范围，在此区域内统筹更多的针对宏观政策、重大设施、产业布局、生态安全等方面。而对于城乡一体化层面，则较为微观地注重与城乡居民相关的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道路交通与市政基础设施布局、就业水平及环境质量保障等方面。
3.2“三产三低三提升、三业三化三集中”的转型升级策略
所谓转型，一是向低碳绿色转型，二是向规模集中转型。低碳绿色即要求农业、工业和现代服务业实行“低排放、低污染和低能耗”。规模集中即倡导农业向规模经营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现代服务业向城镇各级中心集中。所谓升级，一方面指农业效率提升、工业低碳水平提升和现代服务业服务质量提升；另一方面指农业现代化、工业集群化和现代服务业规模化协同升级。
3.3“资源节约集约、环境友好安全”的生态文明策略
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是国家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5]。其中，资源节约即强化现有资源的节约保护和集约利用，依托新技术大力开发新能源、新材料。积极推进废物回收再利用工程。环境友好即坚持生态保护优先，建立和维护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加强城镇环境质量（包括大气质量和水环境质量）监测，因地制宜、适度提高有污染企业准人门槛和处罚力度。此外，以现代技术为依托，积极推进城镇绿色建筑改造，打造绿色社区、绿色街区和绿色城镇；科学合理布局城镇空间，尽可能多地利用自然资源和能源（如风能、太阳能等）解决城镇采光和通风问题以减少环境干预也是生态文明的重要方面。
3.4“集聚增长、混合利用、紧凑开发”的集聚紧凑策略
集聚紧凑策略包含三层含义，所谓集聚增长即推动产业集群化集聚、空间园区化集聚、重点在各级城镇中心集聚。所谓混合利用即提倡各项功能混合使用，从而降低远距离、钟摆式交通出行。而紧凑开发指依托公共交通导向实现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化土地利用。三者相互作用，互为条件，互为因果。
4结束语
总而言之，“新型城镇化”是以追求民生、可持续发展和质量为内涵，以平等、幸福、转型、绿色、健康和集约为核心目标，以区域统筹与协调一体、产业升级与低碳转型、生态文明和集约高效、制度改革和体制创新为重点内容的崭新城镇化过程。新型城镇化是中国未来较长时期内城乡发展与建设的关键指导战略，理清新型城镇化概念与内涵、树立切实可行的新型城镇化目标、梳理重点内容并结合规划策略统一部署，同时及时纠正认知误区十分必要，也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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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协调发展概念篇6
关键词：区域；协调发展；内涵；机制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1)01-0014-05
一、引言
区域经济差异扩大，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困扰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研究表明，我国的地区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有所下降，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却一直在上升。我国区域经济的差异化格局表现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三大阶梯、三大高地、三驾马车、三大病灶”。著名发展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指出，不平等及其加剧的趋势成为对发展限制及其障碍的复合体。区域经济差异扩大造成了全国经济系统的效率损失，阻碍了区域之间的形成相互促进的经济关系，同时，也损害了区域公平。科学、全面地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引导和推动各区域走协调发展之路。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国学术界就开始探讨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国家更是在“九五”计划中把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一条重要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并在“十五”计划、“十一五”规划中得到继续贯彻和强化。近年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不可否认，由于理论研究的不足，在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时遇到了不少困扰。一是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认识欠深入，因而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难以达成共识；二是对区域经济协调的动因缺乏研究，导致所制定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难以对区域经济发展主体形成有效的激励；三是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尚缺乏系统的探究，较大程度上限制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方式和政策工具的选择。鉴于此，本文拟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动因与机制体系这三个基本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为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建设和国家制定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有所贡献。
二、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辨析
何谓区域协调发展?这是开展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的理论基点。我们发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文献虽多，但直接论及区域协调发展的定义或内涵的文献却很少。目前，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区域之间在经济交往上日益密切、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发展上关联互动，从而达到各区域的经济均持续发展的过程。区域协调发展是在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过程中不断追求区域间的相对平衡和动态协调的发展过程，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区域和谐。
第二种观点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是不同区域基于自身要素禀赋的特点，确定不同要素约束条件下的开发模式，形成合理的分工，同时在政府的调控下，保持区域之间的发展条件、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在合理的范围内，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和谐状态下的发展状态。
第三种观点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是区域之间相互开放、经济交往日益密切、区域分工趋于合理，既保持区域经济整体高效增长，又把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控制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并逐渐收敛，达到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良性互动的状态和过程。
第四种观点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是指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既要保持国民经济的高效运转和适度增长，又要促进各区域的经济发展，使区域间的经济差异稳定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达到各区域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第五种观点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是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既要保持区域经济整体的高效增长，又能促进各区域的经济发展，使地区间的发展差距稳定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并逐渐收敛，达到各区域协调互动、共同发展的一种区域发展战略。
上述定义分别从区际联系、公平和效率的均衡等视角进行了概念界定，虽各有合理的因素，但仍缺乏从系统的角度进行提炼。分歧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本质属性是什么?将其归结为一种“状态”，仅是某个时点对区域协调发展的静态刻画。将其理解为一种“模式”，从根本上违背了区域的空间差异性特征，而且本质上也是对事物的特定时态的描述。若将其视为一种“战略”，则脱离了其作为区域经济发展阶段性“产物”的客观存在性。相较之下，区域协调发展宜理解为区域之间经济关系演进的一种“过程”。其产生于区域经济关系演进的过程中，也在这一动态过程中逐步走向新的发展阶段。二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外在表现是什么?这正是理解这一概念的关键。虽然上述定义从区域关系的相互联系、区域发展的相互促进、区域差距的逐渐缩小、区域利益的共同增进等方面进行了刻画，但在具体表述上仍然有细微差异。仅对区域差距缩小的认识而言，有学者强调发展的前提和发展的结果两个方面，认为应将“区域之间的发展条件、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在合理的范围内”。多数学者强调结果意义上的差距缩小，认为应“将各区域间的经济差异稳定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其中部分学者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区域经济逐渐收敛的要求。诸如上述表达上的微妙差别在其他方面也有体现。正是这些细微的差别导致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外在表现特征不明确，进而造成对区域协调发展内涵认识的不深入。
笔者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概念的提出源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因而，必须始终紧密结合实践层面对区域协调发展概念的认识来剖析其内涵特征。根据国家“九五”计划、“十五”计划、“十一五”规划等有关政府文献中对区域协调发展的表述，同时吸收学术界对这一概念的认识，本文将区域协调发展定义为，各区域之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区域分工更加合理，经济社会发展差距逐渐缩小并趋向收敛，整体经济效率持续增长的过程。这一定义将区域协调发展界定为一种“过程”。具体而言，这一概念包含了一个前提，四个特征与一个目标。
一个前提即区际相互联系的客观存在性。理解区域协调发展概念，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必须从区际相互联系的角度出发并贯穿始终。其一，区域协调发展本身就是描述两个区域系统之间的关系，区际联系是这一概念存在的基石。其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在市场能量极大扩展的今天，每一个区域都被纳入到地区、国家乃至全球格局中，区际联系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紧密。其三，根据区域相互依赖理论，区际联系的客观存在性决定了区域相互之间在发展上的相互依赖，从而形成互动关系。因而，区域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
四个特征分别是：第一，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具体体现为：区域之间的要素流动更加通畅，区域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区域合作与交往的深度与广度不断拓展。第二，区域分工更加
合理。各区域的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均立足自身经济优势和比较利益，实现区域发展与要素禀赋最佳匹配，并在区域联系网络中居于合理的节点。第三，区际经济社会发展差距逐渐缩小并收敛。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相对差距呈现逐渐缩小并稳定于合理的范围内；另一方面，区域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逐渐呈现均等化的态势。第四，整体经济效率的持续增长。就“过程”而言，即区域整体的高效增长贯穿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
一个目标即区域公平与效率的统筹兼顾。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公平与效率之间应是一种既相互区别、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对立统一关系。区域协调发展从根本而言就是协调区际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区域协调发展的第三个特征即体现了区际公平的要求，而其他特征则体现了发展效率的要求。讲求效率的增长是实现区际公平的保障，体现公平的发展更能激发效率的提升。因此，区域协调发展旨在建立一种确保公平与效率正向反馈的机制，促进区域经济乃至全国经济的良性发展。
三、区域协调发展的动因
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何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即区域协调发展的动因采取了“冷处理”的态度。在笔者力所能及的文献检阅中，尚未发现有针对性的论述，似乎这一问题不言自明，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亦是理所当然。对这一问题的忽视不仅导致了对区域协调发展理论认识的偏差，更导致对区域协调发展实践的偏差。一般而言，区域协调发展的动力来源，可以分为四种情况，一是单纯国家层面的需求，二是某一区域单方面的需求，三是区域双方的共同需求，四是国家与区域两个层面的共同需求。每一种来源的动力特征和结果效应是不同的。结合我国实际，区域协调发展主要受到来自区域层面的内在动力与来自国家层面的外在推力的综合影响。
(一)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动力
区域经济是某一特定区域内经济、社会活动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在现实世界中，任何区域都面临资源稀缺性的客观制约。有形资源如土地、矿产等，是附着在一定区域空间上的，缺乏可流动性或者流动性很差；而无形资源如人力资本、地方文化禀赋等，在有确界的区域空间格局中亦表现出贫富不均的空间特征。因而，区域范围内的经济活动或是由于在区域内无法获得特定资源的供给，或是由于在区域内的供给成本过高，难以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完成资源的合理配置。而经济活动的逐利性意味着它不甘受制于区域空间界限的桎梏，而要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克服稀缺性，完成资源的优化配置。经济活动的扩散性与区域边界的收敛性的自然对立，不仅印证了区域经济联系的客观必然性，也揭示了区域利益冲突的客观必然性，更预示着化解区域矛盾的可能性。从区域经济的相互联系来看，任何一个区域都处在不同等级、不同范围的区域网络中。网络式的区域联系一方面保障了特定区域先天优势的发挥和凸显，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缺乏先天优势的区域发现和培育比较优势，有利于区域利益的共同增进。具体而言，一是通过区域网络联系实现要素流动、商品交换、技术溢出等效应，满足各区域多样化的需求；二是通过合理产业分工提高区域网络的竞争力，以彼此交织的原料供应、技术创新、市场拓展等环节保障区域整体经济效率。因而，在稀缺与逐利的冲突下，在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网络中通过要素流动、产业分工等方式有利于实现区域利益的共同增进。从区域经济活动主体而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其理性的主动选择。
从地方政府的角度考察，又是另一番情形。我国地方政府官员具有双重特征：他们一方面是“经济参与人”，即像任何经济主体一样关注经济利益；但另一方面，这些官员同时也是“政治参与人”，他们关注政治晋升与政治收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分税制改革强化了地方政府的经济动机，获得幅度更大、速度更快的经济增长不仅可以为区域截留更多的经济利益，也能够由此带来更好的政治收益。因此地方政府表现出强烈的增长竞争冲动。虽然在短期利益驱使下，地方政府为了在增长竞赛中脱颖而出不惜以邻为壑，但从长远而言，只有置于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区域经济的发展效率才更有保障。因而，理性的地方政府从长远计必然会步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再者，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中央政府的地方官员考核选拔机制无形中成为了地方政府行为的“指挥棒”。地方政府既要“对上负责”，即执行中央政策和直接上级政府的指示，又要“对下负责”，即承担着维护当地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生活等任务。虽然两种选择带来的收益与成本不对等(一般情况下“对上负责”的净收益更显著)，但是在建设和谐社会的阶段，二者是彼此切合的。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既是迎合中央政府政策导向的“对上负责”，也是确保辖区经济社会稳定的“对下负责”。从这一意义而言，区域协调发展是地方政府既“被动”又“主动”的选择。
无论是来自区域经济活动主体的主动选择，还是来自地方政府既“被动”又“主动”的选择，二者在区域层面上交织形成了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动力。
(二)区域协调发展的外在动力
区域协调发展的外在动力主要来自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动。作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规划者，中央政府一方面表现出助推区域协调发展的强烈意愿，另一方面也具备了助推区域协调发展的强大实力。就意愿而言，在历经多年非均衡发展战略指引下，我国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之间显著的区域发展差距从经济、政治诸方面对中央政府造成了压力。首先，由于长期发展重心的东南偏向，一方面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作用下，沿海发达区域经济增长的边际成本逐渐扩大，而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潜力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释放，导致全国整体经济发展效率的损失；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在产业发展、消费水平与层次、基础条件等的空间地域差异扩展，我国需求结构与产业关联濒临断裂的边缘，国民经济面临过高的持续增长风险。其次，对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区域之间发展差距的拉大一方面激化了区域之间、群体之间的矛盾，有悖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另一方面导致处于发展两极的区域产生了离心的趋向，不利于我国的社会政治稳定。因此，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已由改革前一时期经济增长的动力与成果转换为进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和压力。从能力看，快速稳定增长的财政收入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了物质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收入从1978年的1132.3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51321.78亿元，增长将近45倍，年均增长速度为14.05％，在1994―2007年期间，中国财政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18.60％。因此，在兼具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意愿和能力的条件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获得了源自中央政府的稳定的推力。
此外，区域协调发展也受到国际国内先发区域示范效应的积极影响。就国际经验而言，最典型的莫过于欧盟的成功经验。通过多样化的协调发展政策和措施，欧盟在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而在我
国，发达区域如珠三角、长三角等在历经多年经济高速发展后，为了参与更大范围的外部竞争，主动探索区域合作的有效途径，形成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秩序。这些区域的范例和积极探索提供了一种引力，指明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前景与收益，也为其他区域投身实践提供了客观指导。
综上，区域协调发展的外在动力不仅有来自中央政府的稳定推力，也有来自国际国内其他区域成功经验的引力，这两股力量共同拧成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外在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外在动力在实际过程中的作用是相互交织强化的。外部动力需要通过内生动力传导，并可以转化为内生动力；而内生动力只有在外部动力的良好运行保障下才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理解二者之间的互动关联，有助于回答如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
四、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体系
(一)市场机制
区域协调发展的市场机制是指遵循市场规律，推动区域市场开放，形成统一的市场体系，引导要素跨区域流动、企业跨区域发展和产业跨区域转移，从而增强区域之间的联系，促进区域之间的分工，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
市场机制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区域协调发展首先是区际经济关系演进过程中所内生出的一种共同发展需求。市场机制作用下的要素流动、企业扩张和产业转移，既可能扩大区域差异，也可能缩小发展差距。因而，从作用效应来看，单一的市场机制不能确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但是，作为配置资源的有效方式，市场机制能够最大限度地释放经济发展的能量，增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效率。因此，在构建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体系，一方面应该把市场机制放在基础性的位置上，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和其他机制相互联系，克服“市场失灵”导致的“协调失灵”。
(二)空间组织机制
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组织机制是通过“最佳(空间)组织”形成“最佳(空间)结构”并促进区域“最佳(经济)发展”，即运用空间规划、空间开发、空间管制等多种空间组织方式，对全国的区域空间进行全局谋划，对各区域的功能定位、区域空间联系网络建设等进行战略指引，加强区域之间的联系，实现资源结构、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最优配合，提高空间经济配置效率。
发挥空间组织机制的作用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区域发展需要以空间结构为依托。通过一定的空间组织形式形成特定的空间结构，不仅能把分散于地理空间的相关资源和要素连接起来，使经济活动能够正常运转，而且还能产生特有的经济效益，包括节约经济、集聚经济、规模经济等。另一方面，区域空间结构又随着区域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发展和优化，通过最佳的空间配置使个体要素充分发挥作用，获得整体经济效益。“十一五”规划纲要指出，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
(三)合作机制
区域协调发展的合作机制是指相关区域按照自愿参与，平等协商，互惠互利，优势互补的基本原则，在物资供应、设备利用、技术支持、资金融通、信息共享、人才交流、资源开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对外经济联系和贸易等方面，建立全方位的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合作机制是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式，是区域协调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区域合作可以实现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优势互补、优势共享或优势叠加，把分散在不同区域的经济活动有机地组织起来，激发相关区域的潜在经济活力，获得分散条件下难以企及的综合优势和经济效益。同时，区域合作为要素流动、有效分工提供了保障，促进要素向最优区位流动，促进区域经济专业化的深化，保障经济运行效率与效益。“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鼓励和支持各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协作和技术、人才合作，形成以东带西、东中西共同发展的格局。
(四)援助机制
区域协调发展的援助机制就是采取区域互助、国家扶持、生态补偿相结合的方式，对欠发达区域进行持续性的帮助，改善这些区域的经济发展条件，提高自我发展能力，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同时，使这些区域与发达区域建立相对稳定的经济联系，在全国空间经济系统占据合适的位置，摆脱“贫困恶性循环”，在总体上形成全国区域共同发展的格局。
援助机制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我国有大量的欠发达区域，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这类区域的共同特点是，经济发展条件差、基础弱；总体发展水平低；处于经济空间的边缘，难以接受发达区域的经济辐射；贫困和资源枯竭、生态恶化是困扰经济发展的普遍问题。由于自我发展能力弱，缺乏竞争力和参与合作的“对等”能力，单靠市场机制、合作机制等难以解决这些区域在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因此，必须通过外部的援助，改善其发展条件，提高其自我发展能力，为欠发达区域注入发展的原动力，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
(五)治理机制
区域协调发展的治理机制，即通过多个区域主体的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形成稳定的内生秩序，保障区域协调发展的长效运转。具体而言，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体系中，通过不间断的制度改革和创新，为市场机制、空间组织机制、合作机制、援助机制发挥作用提供条件，促进各机制之间相互融合；二是通过设立正式或非正式的区域协调发展治理机构，奠定区域协调发展的制度化运行平台。
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体系中，治理机制具有特殊的作用。其特殊性体现在，治理机制并不完全直接作用于区域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保障市场机制、空间组织机制、合作机制、援助机制发挥作用而间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由以上五个机制构成的机制体系框架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整体。从目标的角度分析，该框架既强调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效率的增进，如对市场机制主导地位的突出；同时也强调了区际公平的改善，如对欠发达区域的扶持机制等；有助于形成经济效率与区际公平兼顾的良性正反馈。从动力的角度而言，上述框架一方面强调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动力效应，另一方面凸显了外在动力的综合影响，有助于由内而外形成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合力。从主体的角度而言，该框架纳入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多个主体，如市场机制以微观主体企业的活动为主，但是也离不开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联动克服市场失灵，保障市场机制的顺利运转。通过各主体在不同机制问的相互作用，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系统整体的协调功能。
五、结语
区域协调发展的需求产生于经济发展的过程，也应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实现。因此，区域协调发展就是各区域之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区域分工更加合理，经济社会发展差距逐渐缩小并趋向收敛，整体经济效率持续增长的过程。这一过程的
产生不仅受到来自区域层面的内力的驱动，也受到来自中央政府层面的外力推动，是多个层面、多个主体、多种经济关系、多目标共同合力交织的必然结果。由市场机制、空间组织机制、合作机制、援助机制、治理机制组成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体系框架正是从系统的角度，利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顺利推进。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构建中国特色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研究”(07aJL009)和暨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引进人才项目(2008JSYJ00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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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协调发展概念篇7
关键词：区域物流；物流产业
物流是社会再生产得以进行的保障。同一经济区域内，物流发展具有一定共性。这是由于相同的法律、制度、文化社会背景，以及相似的科技装备水平条件所导致的。这使得区域内物流发展的模式、阶段等，呈现区别于其他经济区域的特性。这是区域物流概念产生的缘起。经济全球化使每个企业、地区都置身国际市场大循环中，紧密连接，相互依存补充。且不论围际性企业全球配置生产和物流网络，地区之『日J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源和发展空间，竞争从来没有断歇过。现代物流直接影响着地区牛产一销售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技术，决定着商品流通的成本和效益，进而涉及到地区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地区政府日益重视区域物流，力图使其发展符合本地的历史、环境、经济、地理特征，最大程度地实现区域特色经济，使得区域内部物流的合理组织，保证区域物流活动的有效性调性，都已成为振兴区域经济的重要内容。
一、区域物流的概念
同前学术界对于区域物流尚无统一定义，但其“经济区域”属性已被普遍认同，并认为区域物流研究的是在特定经济区域空间范围内物流活动的规律。例如：董千阜（1999）认为区域物流的空间范围是以城市、乡村为基本构成单位的，“城乡之间、城市之间和城市内部、各类开发以及各个企业之间”；王子龙（2004）也肯定了其地域系统范围；苏小军（2004）则将此范同划分为区域经济带内部和外部。
因此区域物流应指在一定的经济区域地理环境条件F所发生的物流活动总和。这些物流活动的总和在一定经济区域范围内呈现出整体共性，与其他经济地区的物流活动相别。概念中存在两大要点。要点1：物流活动具有现代物流的特征，是结合信息技术的物流环节操作层面的一体化，也是以实现商品从生产地到消费地有效时空转移为目的的。要点2：区域物流是在城市、城镇、农村等域空间形态结构巾，通过物流基础设施所实现的物流有机集成，具有经济地理空间的意义。
二、我国区域物流发展的整体状况
值得欣慰的是，现代物流管理在我国已经起步，表现在国家领学人多次针对物流问题发表讲话，各种物流会议不断召开，开始出现以现代物流为主业的物流企业，以及一此省市和发达的经济区已经着手制定自己的物流规划。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比较迅速的地区，政府部门已经认识到发展现代物流对于优化经济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和提高地区经济整体竞争力的战略意义，并已着手研究和制定有关物流规划与政策。
三、区域物流发展的协同化趋势
协同（synergy）本意为“共同工作”，是对系统的各种因素和属性之间的动态良性相瓦作用关系及其程度的一种反映。因此，物流协同可认为是为实现物流系统茁年辅进的目标，各子系统或各元素之间相互协作、配合、促进，并形成的良忡循环态势.供应链协作、物流共同化等物流协同趋势在空间领域的映射，是反映为包括物流环节、企业内部、供应链、产业内部以及各地域在内的区域物流活动的协调。区域物流协则意味着充分利用物流发展的区域特性，使物流活动符合所住经济区域的经济、社会等环境条件，最大程度地实现区域物流的合组织。从而满足统一协同域内物流活动、保障效率的需要.电是区域物流系统构建和研究的目标所在。
四、国内外区域性物流研究现状
1.国际研究状况
从跨国公司角度研究全球性物流资源置和协凋问题。具体包括物流基础设施、市场竞争机制及物流供应链运行等问题。此类研究多利用运筹学等数量化技术工具，为供应链的全球网络设施选址定位、多工厂协凋、战略配送体系设计等问题提供支持。这是企业层面物流优化研究的扩建，常用方法包括数学解析法、系统仿真法和启发式方法等。如位分法和图解法解决一元网点的布局问题；混合整数规划解决物流中心的选址以及物流规划问题等。
2.国内研究状况
内区域物流研究是在引进、吸收周外物流发展经验和趋势指导的基础下进行的。受国内计划经济经历的影响，宏观层面、区域层面的物流研究比较受到重视。从文献检索信息看，研究无论从方向和数量都要多于旧外。但也是南于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国内流通领域存在着行业、部门分割，进而影响区域物流研究角度，更容易关沣公路运输、铁路运输、航空运输、水运和远洋运输以及货运、货代、过关等局部问题。
五、结语
区域物流是经济具有共同属性的地域空问内各物流系统的有机综合。其重要性已被广泛认同，协同化趋势日益明显。在国内经济区域内物流快速发展时期所凸现出来的竞争内耗、物流管理协调和效率等问题，急需区域物流领域的理论研究和指导。目前区域物流研究巾所呈现的缺乏对系统同运作的研究、子系统研究缺乏供需结合、系统机理研究、系统管理研究缺乏微观――宏观衔接等，将是下阶段区域物流研究的关注点。
参考文献：
[1]王莉.物流学导论[m].中国铁道出饭社.1997.
[2]张文杰.安徽省以芜湖市为中心的观代物流规划研究报告.2001.
区域协调发展概念篇8
内容提要:当今中国客观地存在“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现状，因而区际刑事法律冲突不可避免，中国区际刑法应运而生。中国区际刑法主要针对跨境犯罪而展开，研究如何处理不同法域的刑事管辖权冲突，并有效地开展区际刑事司法协助。中国区际刑法在范畴上包括跨境犯罪、基本原则、各法域刑事法主要规定、刑事管辖权冲突、刑事司法协助五个方面的内容，因而具有独立的对象、内容。关于中国区际刑法的研究也具有独立的方法，中国区际刑法具有独立学科的属性。
一、中国区际刑法问题的产生
区际刑法的问题既可以产生于某一个联邦制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又可以产生于分裂的国家，如未统一前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①。这两种情况也是香港、澳门未回归前世界上区际刑法的主要两种模式。当然，这并不是说在香港、澳门两地区未回归祖国大陆之前，不存在两个地区与大陆刑事法律的冲突与协调问题，而是说，这种冲突与协调问题并不是很突出和明显。其实，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陆与台湾在刑事法律方面的冲突在某些时期表现得还是非常激烈的。最为典型的莫过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多起大陆居民劫持航空器到台湾的严重刑事案件，而台湾方面并没有移交犯罪人或给予严厉刑事处罚。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三个法域与大陆地区之间的法律冲突是客观存在的。
随着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之间经济文化交往的加深，特别是在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大陆、建立特别行政区之后，在中国范围内，一个国家、两种(政治)制度、三种法系、四个法域的格局显得尤为明显，解决四个法域之间在各种法律制度方面的冲突也较为迫切。其中，相对而言，解决中国大陆内地与其他三个法域的法律冲突则更为重要。而刑事法律方面则尤为值得关注，因为刑事犯罪对当地的社会秩序有着严重乃至根本性的侵犯，当地司法部门通常都会给予充分的重视和严厉的打击，但对其他司法部门来说就意味着义务和负担，乃至会涉及政治上的责任，不容易解决刑事法律方面的冲突和纠纷。因此，该问题引起了两岸四地诸多刑事法学者的积极关注与认真研究。这也是当前打击刑事犯罪，处理刑事管辖权冲突等司法实务面临的急切任务，中国区际刑法问题由此产生。
二、中国区际刑法研究状况
大陆地区对区际刑法问题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末，而起点就是对海峡两岸法律问题的研究。经济与政治的起因就是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两岸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从无到有，并发展至繁荣。最早研究中国区际法律问题的是韩德培、黄进两位教授，其成果就是《中国区际法律冲突问题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就刑法学而言，最早对台湾与大陆刑法冲突与协调问题作研究的是赵秉志教授。其在博士学位论文《犯罪主体论》中对台湾居民在大陆地区犯罪、港澳居民在大陆地区犯罪的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赵秉志教授还对台湾地区刑法、两岸刑法冲突的解决问题进行研究②;而其对香港、澳门刑法以及与大陆刑法冲突问题的研究则是从1993年才开始的③;其从跨国跨地区犯罪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开始于1997年。④
当时，从各个方面的法律门类对司法协助问题集中进行研究的著作是黄进、黄风两位教授主编的《区际司法协助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而直接研究港澳台与大陆地区跨境犯罪问题的著作主要是郭翔主编的《越境犯罪与控制对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总体上看，在中国范围内，对区际刑法研究的活动与两岸四地本身的政治经济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1)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两岸之间发生多起大陆居民劫持飞机到台湾的严重刑事犯罪案件⑤，尽管大陆地区要求严厉惩治此类犯罪，但台湾国民党当局对此处理的情形有很大差异。在此情况下，两岸刑法学者非常积极地对两岸刑事法律冲突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此方面，代表性的学者有大陆地区的高铭暄教授、赵秉志教授与台湾地区的蔡墩铭教授。(2)随着一国两制方针的确定与逐步实施，建立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政治蓝图在1997年、1999年分别实现。大陆地区与香港、澳门的法律学者就区际刑事法律冲突问题作了较多的探讨，就一国两制下的刑事管辖权冲突、刑事司法协助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⑥究。当跨境犯罪出现后，对香港与内地在刑事管辖权冲突、刑事司法协助方面的争论就更为激烈。最为突出的就是1998年发生张子强世纪大劫案后两地学者所作的深入分析⑦。(3)从2000年张子强案件有了最终判决、全国关注目光逐渐旁移后，随着香港、澳门与内地之间的经济、文化、政治交流活动不断平稳和加深，学者们对区际刑法问题的研究也就表现出持续、平稳的态势。
就区际刑法方面的研究活动来看，主要的特点有:(1)重视和强调对港澳台刑法制度的介述与比较。且不论赵秉志教授早在1985年就撰文介绍台湾刑法典的相关规定，其在此方面所作的最大而最值得称道的成果当推在海峡两岸出版的《海峡两岸刑法总论比较研究》、《海峡两岸刑法各论比较研究》这两部专著⑧。而在介述香港刑法方面，大陆地区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香港刑法罪与案》(杨春洗、刘生荣、王新建编著，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香港刑法》(赵秉志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香港刑法导论》(宣炳昭著，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香港刑法学》(赵秉志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内地、香港法律制度研究与比较》(香港法律教育信托基金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在介述澳门刑法方面，著作主要有《澳门刑法总论》(赵国强主编，澳门基金会1998年版)、《中国内地与澳门刑法分则之比较研究》(赵秉志主编，澳门基金会1999年版)、《中国内地与澳门刑法总则之比较研究》(赵秉志主编，澳门基金会2000年版)、《中国内地与澳门刑法比较研究》(赵秉志主编，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对两岸四地刑法进行比较研究的是谢望原主编的《台港澳刑法与内地刑法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2)一贯重视对两岸四地刑事管辖权冲突与协调的理论研究，对司法实践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最早研究该问题的是柳朝智先生，其著述为《试论台湾的刑法效力及两岸互涉案件的若干问题》(载《台湾法研究》1989年第1期)。前述赵秉志主编的《世纪大劫案:张子强案件及其法律思考》(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对此问题最先开始进行集中分析，而王新清教授的《刑事管辖权研究》对该问题作了一定的专门分析，时延安副教授的《中国区际刑事管辖权冲突及其解决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则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成为此方面有一定代表性的论著。(3)一贯重视对两岸四地刑事司法协助问题的研究，受到国家有关机关的重视和肯定。前述黄进、黄风两位教授主编的《区际司法协助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对区际刑事司法协助有所涉及。而集中研究澳门与内地刑事司法协助问题的是《中国内地与澳门司法协助纵横谈》(单长宗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对区际刑事司法协助进行整体性研究的著作主要是高铭暄、赵秉志主编的《中国区际刑法与刑事司法协助研究》(法律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赵秉志、何超明主编的《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吕岩峰、李海滢的专著《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初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三、中国区际刑法的概念
1．关于中国区际刑法之概念的争议
理论上对区际刑法存在不同的理解，主要如下几种认识:(1)区际刑法，是指在一个多法域的国家内部，为协调不同法域刑事法制体系之间冲突而提出的法律原则及由此建立相应的法律融通机制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区际刑法既包括实体性的法律规则，也包括程序性规范。区际刑法不一定要表现为成文法(有时可能是习惯法)，而主要是一套解决一国之内不同法域之间刑事司法管辖权冲突以及相应的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则⑨。(2)区际刑事法律指的是各法域共同制定和适用的刑事法律⑩。(3)区际刑法，即指在一个多法域的国家内部，为协调不同刑事法制体系之间的冲突而提出的法律原则及由此建立的法律沟通机制11。
从表面来看，上述概念的内涵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别。第一种与第三种区别并不是很大，而第二种概念的范围最为狭窄，没有涉及法律原则等。孰优孰劣，哪一种更为可取，就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对此，应该结合区际刑法的意义与任务来分析。在中国的领域内，客观存在的“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现状迫使我国的四个法域都要解决刑事法律冲突与某些方面的刑事司法协助问题。但是，每一个法域不可能抛开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与利益，超脱地制定凌驾于本地区刑事法律之上的共同刑事法律规定，相反，都是在经过充分考虑本地区实情与利益后，才相互妥协地制定某些共同的规则。由于本地区的实情与利益最充分的体现就是该地区已经制定并处在实施过程中的刑事法律，在解决刑事法律冲突以及刑事司法协助有关规则方面，各个法域势必会考虑自身的刑事法律规定。当然，各个法域基于何种原则或者哪些因素考虑融合各方利益的共同刑事法律规则，乃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需要各自结合不同地域的政治经济政策与利益来综合考量。然后，在确定共同法律原则的情况下，各个法域是共同制定和适用解决刑事法律冲突的规则还是根据共同法律原则来各自制定解决刑事法律冲突的规则，有着很大的区别。相对而言，各个法域似乎更容易接受后者，即在共同法律原则的指导下在自己内部刑事法律中制定解决刑事法律冲突的相关规则。在这个问题上，第一种和第三种概念并没有阐明是制定共同规则还是分别制定体现共同法律原则的规则，因而比第二种概念更为现实。
第一、三种概念的主要区别在于对区际刑法的定位不同。前者将其定位为法律规范;而后者的定位并不明确，仅指出包括了法律原则和法律沟通机制，即认为区际刑法还包括并非法律规范的部分。可以说，第一种概念有将所有解决冲突或协助事宜的方法、手段、机制予以刑事法律规范化的努力，而第三种概念则没有体现出这层意思，当然，可能会显得更为灵活。不过，相对而言，因第一种概念更具备刑事法治的色彩，笔者更倾向于接受这种概念。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区际刑法不管是要解决刑事管辖权冲突问题，还是要解决刑事司法协助有关事宜，其所涉及的都是刑事犯罪。在解决刑事管辖权冲突的情况下，刑事犯罪具有很明显的跨境特征，即犯罪人以及(或者)犯罪活动具有跨境因素;在解决刑事司法协助事宜方面，刑事犯罪的追究或者刑罚的执行也同样具有跨境因素，如调查取证需要在其他法域进行，被判刑人需要在其他法域执行刑罚等。跨境因素的不同，影响乃至决定了如何解决刑事管辖权冲突以及进行刑事司法协助事宜。因而区际刑法的概念还有必要对跨境因素给予必要的阐述。但上述概念对此都没有涉及。
2．确定中国区际刑法之概念的要素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在确定中国区际刑法的概念时，应注意如下问题:
(1)中国区际刑法的对象。中国区际刑法所针对的是发生在两岸四地之中某两地的跨境犯罪，即某个危害行为在某一个地区被视为犯罪，若具有跨境因素，就属于中国区际刑法需要研究和处理的对象。因而中国区际刑法与各个地区内部的刑法相同的都是要处理刑事犯罪，但不同的是所评价的犯罪有无跨境的特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阐明中国区际刑法之对象(跨境犯罪)的跨境因素。
(2)中国区际刑法的基础。中国区际刑法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各种因素之上综合考虑了不同地域刑法典或者刑法条例的实际规定。因而尽管属于刑事法律规范，但对刑法典或者刑法条例中涉及刑法空间效力、时间效力的规范进行更高层次的研究，形成了更高层次的选择性规范。在这样意义上讲，各个地区自身的刑法规定是中国区际刑法的基础，有必要分析和研究各个法域在刑事管辖、刑事司法协助方面的不同法律规定。
(3)中国区际刑法的核心。对于实际发生的跨境犯罪或者其他有跨境因素的犯罪，不管是确定某个法域的实际管辖权，还是有效地展开区际刑事司法管辖，都是中国区际刑法的必要内容。正是为了完成这样的任务，各法域需要在自身刑法规定的基础上参考各种因素，来确定选择刑事管辖与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法律原则与具体规则。其中的逻辑关系表现为:在区际刑事管辖权归属规则确定的情况下，应该解决如何实现实际刑事管辖权的问题，即按照何种手续、程序、方式来落实某个法域司法机关的实际管辖权。这就涉及到犯罪嫌疑人的移交、证据材料的移交、协助调查取证、被判刑人的移管等刑事司法协助的各种问题。若不为上述任务而做出努力，中国区际刑法也就失去了意义。因而区际刑事管辖权冲突的解决是中国区际刑法的核心问题。
(4)确定中国区际刑法之概念的关键。解决刑事管辖权冲突以及开展刑事司法协助事宜，
都需要各个法域做出必要的妥协，积极承担对其他法域追究跨境犯罪应进行的义务。因此，中国区际刑法应该遵循哪些法律原则，就是中国区际刑法中极为重要的问题。该问题充分体现出各个法域在政策、实情、利益方面的冲突、纠合、妥协、融合过程与结果。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多刑法学者在分析研究刑事管辖权、刑事司法协助有关问题都不能绕开对法律原则的分析，甚至有学者首先分析政治原则，然后分析法律原则。
结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中国区际刑法是指在当前中国存在“一国、两制、三法系、四
法域”的情况下，为有效地惩治和预防跨境犯罪，各法域积极合作，在各自刑法规定的基础上，确定解决区际刑事管辖权冲突以及开展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法律原则与规则，而逐步形成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在此需要注意，应当明确地区分区际刑法与区域刑法。区域刑法是局部国际区域内不同国家之间调整有关事项的刑事法律12，因而其在实质上属于国际刑法。而区际刑法主要是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法域针对跨不同法域之犯罪而确定相关刑事法律规范。因此，区际刑法在根本上不同于区域刑法。
四、中国区际刑法的内容与范畴
1．中国区际刑法的基本范畴
按照前述不同的概念界定，中国区际刑法的范畴也有所不同。按照第一种概念，区际刑法在内容上包括:第一，合理划分不同法域的刑事司法权限;第二，建立全面、高效的区际刑事司法互助制度;第三，建立机构稳定、富有效率的刑事司法合作工作机制;第四，继续加深各法域相互之间对其他法域刑事法治的了解13。按照第二种概念，区际刑法仅包括各法域之间进行刑事司法协助的协议14。按照第三种概念，区际刑法包括的内容则有中国区际刑事管辖权冲突问题、中国区际刑事司法互助、中国区际统一刑事法15。
从近二十年来对中国区际刑法的研究来看，中国区际刑事管辖权冲突及其解决、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历来就是中国区际刑法的重要内容，因而这两者属于中国区际刑法的范畴，应该不存在太多的疑问。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应该注意如下内容:
(1)中国区际刑法的调整对象。正如笔者前述分析，在中国范围内的跨区域犯罪，或者那些带有跨境因素的犯罪，属于中国区际刑法的调整对象。所谓的区际刑事管辖权冲突其实是不同法域对同一犯罪或者同一个犯罪人依据其本地刑事法规定都有管辖权而产生冲突;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则表现为不同法域对跨越多个法域的犯罪或者具有跨境因素的犯罪展开侦查、起诉、审判、刑罚执行乃至刑罚消灭等方面的相互协助与合作。因此，跨境犯罪才是中国区际刑法得以存在的根本原因与发挥作用的对象。对中国区际刑法的研究不能忽视跨境犯罪问题，否则，中国区际刑法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2)中国区际刑法的基本原则。对中国区际刑事管辖权冲突及其解决的研究，以及对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探讨，都要对基本指导思想予以必要的阐述16，因而准确地界定相关的原则就成为确定中国区际刑事管辖权冲突解决规则、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程序的基本前提。关于具体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如移交逃犯等)的研究同样也无法绕开相关法律原则这一基本问题17。而关于基本原则的讨论则往往需对一国两制原则、双重犯罪原则、公共秩序保留原则、与军事犯、死刑犯、本地居民犯、政治宗教犯等有关的原则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相应的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上述各种原则进行专门的分析与研究，同样也是中国区际刑法所必须应对的问题。既然如此，在理论上就可将其作为专门的问题来对待，无法不将其视为中国区际刑法的基本内容。
(3)各法域刑事法与区际刑法的关系。在中国范围内，不同法域本身所拥有的司法权，是各个法域之间出现刑事法冲突的根本原因。而不同法域刑事法对具体犯罪的明确规定以及在内容上的区别，则是不同法域刑事法冲突的重要原因。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解决刑事管辖权冲突的方式以及需要开展的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具体形式。基于此，对各法域的刑事法与区际法律冲突直接相关的内容进行深入分析，显然属于中国区际刑法的重要方面。
所以，在笔者看来，中国区际刑法应该包括如下五个方面的内容:(1)各法域刑事法律与区际刑法的关系;(2)区际间的跨境犯罪或者刑事犯罪中的区际跨境因素问题;(3)区际刑法的基本原则;(4)区际刑事管辖权冲突及其解决规则;(5)区际刑事司法协助机制。
2．中国区际统一刑事法之否定
对于有论者上述关于建立中国区际统一刑事法，并将其作为中国区际刑法重要内容的观点，笔者持否定意见，主要理由有:
(1)不易确定中国区际统一刑事法的法律地位。不管是现在的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还是未来统一于祖国的台湾地区，都会有自己的独立的基本法，该基本法具备该法域宪法的地位和功能，对该法域和中国大陆地区都有约束力。国家不可能再去制定凌驾于我国宪法与基本法之上的法律。而区际统一刑事法超越了各法域的刑事法，因而也势必与基本法产生冲突关系，该如何处理此种关系就是更为复杂和疑难的问题。若作为基本法的一部分，则因内容繁多而被迫简化，以至于难以解决本应该在立法上澄清的问题;若不作为基本法的一部分，作为独立的法律，则势必因如何确定其法律地位而导致大量争执，反而导致其不容易问世。
(2)中国区际统一刑事法的制定颁布不易。刑事犯罪往往严重侵犯某各或多个法域的基本社会秩序和法益，因而各个法域对发生在本地的刑事犯罪往往会严厉打击。但对各个法域来说，因在此方面涉及很复杂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问题，且意味着相互之间的法律义务，就需要充分地考虑统一立法对自身方方面面的影响。立法过于抽象则无意义，过于具体则为约束自己的司法权和实际利益留下不利因素。因而各法域势必在此方面瞻前顾后，千思百虑，使得中国区际统一刑事法的颁布制定面临诸多变数，举步维艰。其实，从根本上讲，我国的统一只是在“一个中国”层面上的民族统一，在“一个中国”的政治意义之下各个法域在一定时期内并存，不是某各法域将其他法域统一到自己内部中，各个法域在政治制度、法律机制、社会文化生活方面都有相对的独立性，因而这种统一其实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无论是自觉协调单独立法，还是平等协商制定区际协议，或者借助国际条约推动区际法律冲突的缓和，都要注重法律内容的实质融合，尽量避免中央统一立法。18
(3)各法域难以切实地适用中国区际统一刑事法。区际刑法的精神要旨本身就是为了灵活、机动地处理各法域之间的刑事管辖权冲突和刑事司法协助事宜。在已经制定了区际统一刑事法的情况下，如果内容过于抽象，那么，在实践中出现区际刑法没有涉及到的问题时，各法域还要进行必要的协商，区际统一刑事法其实并无实际作用;如果内容过于具体，那么，如前所述，各法域可能会认为约束了自己的司法权和相关利益要求，甚至认为区际刑法约束和限制了其利益诉求，因而并不认真地施行，反而继续在具体问题上根据自己利益要求进行协商。这同样造成该部法律的虚置。总之，在中国区际统一刑事法很难制定的情况下，如果勉为其难制定颁布，都有可能造成已经制定出来的中国区际统一刑事法被虚置的情形。
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区际统一刑事法成为中国区际刑法之组成部分的看法，理论意义大于实践价值，并不切合实际。既然如此，没有必要将其视为中国区际刑法的基本内容。
五、余论:关于中国区际刑法学的学科性质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认为中国区际刑法具有自己独立的范畴。但能否将中国区际刑法(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则还需要给予必要的分析。科学与学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其内涵而言，科学是指由认识主体、认识活动和认识结果有机组成的统一体。因此，通常所说的一门科学，主要是指对事物规律性认识的科学研究结果的真理性知识体系;所说的科学研究，主要是指科学的认识过程或探究活动;所说的科学领域，则主要是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将科学看作是一项社会事业和组织建制。而学科概念有四个要义:其一，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其二，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其三，学校考试或教学的科目;其四，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①。可见，科学与学科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有着不同的关系。只有比较确定地弄清楚两者所处的语境，才能准确地理解两者的关系。
法学具有科学的特征，但在社会科学的范畴中又可指的是学科。但对于区际刑法来说，其中是否包含规律性认识，是值得思考的。就其基础来说，各个法域关于刑法效力的规定、关于司法协助的规定，与其说是规律性认识，倒不如说是基于本地区特殊利益而做出的特殊安排;而关于解决刑事管辖权冲突、进行刑事司法协助活动的规则，是基于特定法律原则而确定的，作为基础的法律原则同样是各个法域在考虑自身利益与共同利益的情况下经过妥协、让步而确定的，因而其中涉及的同样是复杂的各种政治、经济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确定中国区际刑法本身属于一门科学。
但是，这并不能妨碍区际刑法成为一门学科。理由有三:第一，中国区际刑法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即主要解决中国区际之间的刑事法律冲突问题，为合理地解决刑事管辖权冲突以及顺利开展区际刑事司法协助活动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第二，中国区际刑法具有独立的研究方法。不同于对中国刑法、外国刑法的研究，中国区际刑法研究活动并不具有较强的规范分析特征，相反，其主要是结合实际情况就区际刑事法律冲突进行原则和沟通机制的分析。第三，中国区际刑法具有独立的研究内容。根据前述关于中国区际刑法基本范畴的分析，中国区际刑法主要以区际刑事法律冲突的解决为主要内容，因而在根本上不同于中国刑法、外国刑法。尽管其在某些内容上要借鉴国际刑法的相关原理，但因“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客观情况而区别于国际刑法。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区际刑法具有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的方法和基础也较为独特，能够形成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
注释：
①不过，并非分裂的同一个民族国家都会产生区际刑法，如韩国与朝鲜、印度与巴基斯坦等。
②赵秉志教授最早发表的关于区际刑法的论文是《论现阶段港澳台人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载《法学评论》1989年第2期)。
③赵秉志教授最早发表的关于香港与内地刑法冲突问题的论文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互涉刑事法律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1993年第2期)。
④此方面的论著是赵秉志的《跨国跨地区有组织犯罪及其惩治与防范》(载《政法论坛》1997年第4期)。
⑤在两岸特殊的情势下，台湾当局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拒不遣返劫机者，甚至对一些劫机来台人士给予变相奖励、支持，同时不惜以牺牲两岸同胞的基本权益为代价，利用这个问题来强调其所谓的“司法管辖权”，在事实上形成了对欲铤而走险劫持民航飞机者的纵容和鼓励，以至于台湾成为劫机者不约而同的首选地。从1993到1994年短短两年时间内，海峡上空出现了令整个世界都为之瞠目的劫机潮，仅1993年就发生了10起成功劫机飞往台湾事件。一时间，台湾被外界称为“劫机者天堂”。后来，台湾当局才改变了政策，对劫机去台湾的犯罪分子进行刑事处罚，但客观而言，处罚并不是很重。
⑥此方面最早的论著是张晓明先生的硕士论文《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间的刑事法律关系展望》(载赵秉志等编:《全国刑法硕士论文荟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4页)，而公开发表的论文则是邵沙萍教授的《一国两制下的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初探》(载《法学评论》1990年第5期)。
⑦集中见于赵秉志主编《世纪大劫案:张子强案件及其法律思考———中国内地与香港刑事管辖权冲突问题》(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
⑧赵秉志主编:《海峡两岸刑法总论比较研究》(上、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赵秉志主编:《海峡两岸刑法各论比较研究》(上、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⑨参见赵秉志主编《中国区际刑法问题专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第1页。
⑩参见徐京辉《“一国两制”框架下我国区域刑事法律及刑事司法协助若干问题探讨》，载赵秉志主编《中国区际刑法问题专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该论者还分析了区域刑事法。他指出，在刑事法制领域中，作为国内法意义上的区域刑事法律，指的是一个国家内部彼此独立的法域(即具有独立法律制度、法律适用范围和司法管辖权的地区)间地位和效力对等的刑事法律的总称。
11参见时延安《中国区际刑法概念及基本体系》，《南都学坛》2006年第2期。
12参见赵永琛《区域刑法论———国际刑法地区化的系统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13参见赵秉志、时延安《正确解决中国区际刑事管辖权冲突之制度构想》，载赵秉志主编《中国区际刑法问题专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14参见徐京辉《“一国两制”框架下我国区域刑事法律及刑事司法协助若干问题探讨》，载赵秉志主编《中国区际刑法问题专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
15参见时延安《中国区际刑法概念及基本体系》，《南都学坛》2006年第2期。
16参见马进保《我国内地与港澳的区际司法协助与机制构建》，《河北法学》2008年第3期。
区域协调发展概念篇9
关键词：区域间产业协调发展评价标准分工协作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区域间经济协调发展最核心的内容是区域间产业的协调发展。因为，区域之间的各种经济联系，如投资活动、技术交流、商品（服务）交换、生产过程的分工与协作等，都是以产业联系为载体的，同时也是以产业结构的差异与互补性为基础的。一般而言，如果区域间的产业关系失衡，就容易造成市场上供需结构失衡和过度竞争，从而损害各方利益。所以，实现区域间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是促进区域间产业的协调发展。然而，对区域间产业的协调发展，目前还缺乏科学的界定，多数情况下，对区域间产业协调发展及其评价标准只是一种模糊的理解。显然，这种状况会严重影响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基于此，本文试图建立区域间产业协调发展的概念，探讨区域间产业协调发展的评价标准，以期能对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有所裨益。
区域间产业协调发展的概念及特征
协调就其本义而言，具有“和谐”、“平衡”之意。《辞海》解释为“和谐”、“同心协力，互相配合”。《牛津哲学词典》（oxforddictionaryofphilosophy）认为，协调是“各方利益相一致的状态以及使各方利益都得到满足的手段”。归纳来看，协调应当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协调可以作为一种状态而存在，表明各子系统或各系统因素之间、系统各功能之间、结构或目标之间的融合关系，从而描述系统的整体效应，如“和谐”；其二，协调也可以作为一种调节手段，或一种管理和控制的职能，如“同心协力，互相配合”。
笔者认为，区域间产业的协调发展是指不同区域的产业依据各自的比较优势而建立，通过合理的分工与相互协作，达到区域间产业的相互依存、有序运行、良性循环和共同进步，并能促进区域整体目标实现的状态和过程。这一概念包括了四个基本要素，即协调主体、客体、目标和时空条件。主体是人或人类社会，因为人或人类社会是产业协调发展的服务对象和协调发展手段的制定和实施者；协调发展的客体是产业；协调发展的目标是多重的或复合的，区域间产业的相互依存、有序运行、良性循环和共同进步是产业协调发展的基本目标，促进区域整体目标的实现是产业协调发展的最终追求，前者必须服务于后者。由于整体发展目标因考察区域的不同而不同，且随时间的变换而变化，所以，区域间产业协调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阶段性。
区域间产业协调发展的评价标准
（一）区域间产业的合理分工与协作
产业联系是区域联系的载体。区域间的产业联系会使区域之间产生商品、人口与劳动力、资金、技术、信息等的相互传输过程。根据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区域间的产业联系能够使相关产业互通有余、拓展发展的空间，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与此同时，它也会引起不同区域产业之间对资源、要素、发展机会的竞争，产生矛盾，从而有可能对产业发展造成损害。因此，为了减少或避免区域间产业的相互制约与对抗，在资源和要素不能自由、完全流动的情况下，各个区域就必然要按照比较利益的原则，选择和发展具有优势的产业。
分工必然导致协作。竞争是区域产业分工的内在动力，但分工并不消除产业之间的竞争与矛盾。分工只会使区域间产业的联系更加紧密，换言之，分工会大大增加产业间的相互依存度。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护共同利益，不同区域的产业需要有共同遵守的规则，于是，产业之间的合作产生了。通过区域间产业的合作，在资源和市场有限的情况下，可以把本属于外部性的因素，转化为内部因素，实现区域间产业优势互补，从而巩固市场地位，提高双方的竞争优势。归根到底，区域产业合作的动力基础在于双方可以在协作中获益。
（二）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
国家产业政策是国家从宏观角度调整产业发展的重要措施，它可能因经济、社会、政治、技术、生态环境等因素鼓励或限制某区域、某些产业部门的发展，对于鼓励的部门将会给予优惠政策，以扶持其发展，而对限制的部门将实施限制措施，以抑制或收缩其发展。
区域间的产业分工与发展必须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因为，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一个整体的动态社会发展系统，所以，在空间结构上要求区域的生产力布局必须与全国最大限度地相互适应。区域产业发展在立足本区域的基础上必须与全国或高层次区域相协调，必须从宏观全局高度全面考虑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整体与层次之间的关系，其视野决不能只局限于本区域或几个区域的产业结构与功能的发挥，而必须按照地域分工规律在更高层次上或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比较和思考。此外，市场竞争机制的局限性，也客观要求区域间的产业分工必须与国家的产业政策相一致。在市场条件下，区域分工是按照绝对优势运行而不是按照比较优势运行。市场竞争的结果是：某些产业在发达地区已经丧失比较优势，但仍然具有绝对优势，而欠发达地区中不具有绝对优势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利润下降。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欠发达地区产业的发展，而且在区域之间形成了不合理的产业竞争，影响了区域间产业的协调发展。对产业按比较优势分工，必须依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对区域的产业发展进行干预，从而推进区域之间产业的整合与分工，形成布局合理、协作密切的生产体系。
（三）有利于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愈来愈烈，逐渐成为制约我国区域经济协调的主要问题。地区差距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因此，目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首要任务是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而作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最核心内容的产业协调发展，必须要为这一目标服务。为此，区域间的产业分工需要确保欠发达地区获得高于发达地区的发展速度，只有这样，才能逐步缩小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区域间产业协调发展评价标准的逻辑关系
要实现区域间产业的协调发展，就必须同时满足上述三个条件，缺一不可，且它们之间还存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
第一，区域间产业分工与协作是国家产业制定的基本依据，国家产业政策是在更高层次上统筹产业发展的全局。但市场机制下形成的产业分工与协作往往是按照绝对优势运行而不是按照比较优势运行，这样一来，在局部区域可能比较合理的产业分工却并不一定与国家的产业政策相符合，所以，在充分发挥地域优势上的区域间的产业分工还必须受到国家产业政策的约束。
第二，区域分工格局能否形成以及采取何种形式，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能否增进区域利益与全国利益。全国整体利益与区域利益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可能发生矛盾，也就是说，区域产业分工与协作有时不利于全国整体发展目标的实现。当二者发生矛盾时，需要政府运用一定政策对区域行为，主要是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控。另一方面，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质就是在承认区域之间差异的条件下，在充分发挥各地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相互之间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促进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逐步缩小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
第三，国家产业政策服从和服务于全国整体利益。目前，我国区域发展的主要矛盾是区域差距不断扩大，所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就是国家产业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核心内容，而国家产业政策则是实现全国整体利益的重要保证。但同时也应看到，国家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并不能自动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这除了产业政策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外，在产业政策指导下长期形成的垂直分工体系不利于落后地区的发展也是重要原因。因此，国家产业政策服务于全国整体利益的效果有赖于产业政策的合理化与一系列宏观调控手段的使用。
参考文献：
区域协调发展概念篇10
关键词：区域创新系统 评价内容 评价方法
一、引言
区域创新系统是根植于一定地域空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中的，以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政府和中介与服务机构为主要的创新主体，按照知识生产、孵化技术、技术扩散、技术使用为主线，不同创新主体之间在制度因素和治理安排的作用下，依靠各种创新资源(如资金、人才等)，借助各种创新条件(如基础设施、政策、法律等)，利用各种创新手段(如制度、组织、管理等)，按一定的秩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具有一定的组织和空间结构并有助于推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服务创新的开放的复杂的社会经济网络系统。区域经济发展实绩的差异表明，不同区域的创新系统在绩效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别。造成区域创新系统失效的关键在于创新系统发展的有效性、成熟度和协调性不足，导致知识、技术生产、流动溢出成本加大，影响了资源的配置能力。因此，需要对区域创新系统进行客观评价，为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科学支持。虽然自1992年p．n．Cooke提出区域创新系统这一概念开始，国内外关于该系统评价的研究便受到理论界的关洼，但是由于不同学者关注的重点不同，采用的区域创耨系统评价方法也不同，导致目前还没有形成一致的关于区域创新系统评价的理论体系。本文旨在对区域创新系统的评价理论进行梳理，以期对区域创新系统理论的深化研究与区域创新系统有效性提高提供理论基础。
二、区域创新系统评价的主要内容
国内外对区域创新系统评价的研究比较多，但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对创新系统的绩效评价、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性评价、从系统生命周期的角度对创新系统的发展进行成熟度的评价。
1．区域创新系统创新绩效或创新能力的评价
现有文献中对区域创新系统创新绩效或者创新能力方面的评价最多，主要是从创新系统的绩效或创新能力方面建立相应的评估指标体系，分析创新系统在投入一定的资源要素后(包括有形和无形的)，能否带来生产效率与社会效益的提高，测算系统的投入产出效率。国外的研究多是对系统的某一方面功能进行评价。如世界银行主要针对知识经济的模式对世界各国的总体创新体系进行测度。oeCD从宏观层次研究R&D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如公共R&D投入对企业R&D投入的促进作用，R&D投入对促进生产率及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等闭。
国内关于区域创新系统绩效评价的研究，主要把评价指标的构建和评价方法的选择作为重点。罗守贵等(2ooo)从区域综合实力、教育资源与潜力、科学技术资源与潜力、企业创新实力、信息条件以及区域政策和管理水平六个方面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利用aHp法对江苏省各地区创新系统的创新绩效进行了评价鞠。罗守贵与甄蜂、黄赣承(2ooo)构建了知识创新能力、技术创新能力、管理与制度创新和宏观社会经济环境四层次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取因子分析法对沿海lo省市进行了创新能力的评估棚。刘顺忠、官建成(2002)将R&D支出经费和R&D科学家与工程师数量作为创新投入指标；将发明专利授权量、国外三系统收录科技论文数量、新产品产值率、亿元投资新增GDp和万元GDp综合能耗作为产出指标，运用Dea方法评价了各系统的创新绩效151。方成(2003)建立了系统、量化的区域技术创新系统评估指标体系，包括创新技术基础指标、创新环境基础指标和创新经济基础指标三类一级指标，并建立了相应的子指标体系，提出了决定系统技术创新能力的主要因素，并用topSiS方法对指标的量化进行了尝_斌lq。官建成、何颖(2005)应用两阶段模型，以专利作为中间产品，将区域创新活动分为技术产出阶段和经济产出阶段以及二者的综合阶段，运用Dea方法分别对创新活动的技术有效性、经济有效性以及综合有效性进行评价。
在此基础上，冯显敏(2005)将系统评价发展为三阶段模型，即对创新活动的技术有效性、经济有效性和社会有效性进行评价鳓；此后，很多学者如易伟明(2005)、唐厚兴(2005)、孙凯(2oo8)等先后运用Dea模型，对系统的绩效进行实证研究，在评价指标的构建上，都从创新投入和产出两方面进行选择，投入主要是与创新有关的R&D资金和人员情况，产出包括科技成果和经济效益。
2。区域创新系统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评价
关于区域创新系统与区域经济的协调性评价，目前的研究涉及很少，主要分析两者相互协调的构成要素，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协调度的评价模型。张磊(2006)系统地阐述了两者协调的基本内涵、特征，并用向量距离法和统计趋势预测法对我国31个区域两者之间的静态协调状况进行了测度，然后通过Dea对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从而了解其动态的变化过程。马永红(2008)界了两者协调的内涵，分析了两者协调发展的构成因素，基于此构建了评价模型，以创新主体协调指数、创新资源协调指数、创新能力协调指数和创新环境协调指数作为指标体系进行评价。
3．区域创新系统成熟度评价
关于区域创新系统的成熟度评价更为少见，主要是通过构建评价模型或者判定模型来反映创新系统的发展过程，找出发展中存在的或将要发生的问题，从而制定相应的战略和措施，以保证区域创新系统的持续创新能力。李松辉(2003)认为区域创新系统成熟度包括创新能力成熟度和运行能力成熟度两个方面，提出了区域创新系统成熟度的概念、成熟度曲线与成熟度的计算方法及成熟度测定的思路，并分别进行了评估。杨剑等(2007)采用模糊决策的方法，建立了区域创新系统生命周期的判定模型，分析了系统发展的过程，提取了系统生命周期各阶段的特征，并通过基于模糊贴近度的多目标分类算法对系统所处阶段进行了判定㈣。
三、区域创新系统评价的主要方法
1．传统的评价方法
传统的评价分析方法除了常见的统计分析、多重线性回归、时间序列分析、投入产出模型等方法外，主要有以下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