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的本质篇1
关键词：科学技术；生产力；本质；未来景象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1－0005－07
“现代化”作为一个科学认识和研究的对象，无论其意指一个历史进程，还是指一种目标、愿景，在中国知识界都经历了从褒义到贬义、再到褒义的演变过程。在20世纪30年代《申报月刊》组织的讨论中，不同政治思想倾向的学者异口同声地鼓吹现代化，这已为世人所共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地将现代化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从1954年到1975年，从第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到第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每次《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或重申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并且对具体的实施步骤做了越来越详细的规划。然而与此同时，“现代化”作为一种理论研究的对象却一直被视为禁区。在“文革”极“左”思潮的控制下，报刊杂志大批“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宣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甚至要揪出所谓“四个现代化背后”的“黑手”，吓得人们闻“现代化”而色变，唯恐避之不及，更不要说去研究它了。这种形势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有所改变。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如果宣称国人已经普遍对“现代化”持积极的、赞扬的态度，应当不是妄说。
然而，现代化的本质特征究竟是什么，现代化——或日当今世界发展——可以预见的未来前景如何，却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亟待深入探讨的课题。把两个问题作为一个课题，是因为它们相互关联太密切。简单地说，即前者决定后者，反过来，后者又能折射出前者。
现代化从来不是一个先验的从抽象思维中产生出来的理论概念，我们应当从历史经验的角度，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不同层面来考察其内容，探寻其本质。
一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前人对西欧现代化历史经验的总结。
有些人至今仍然将现代化看作是虚幻的、未曾发生的历史，或者只看到它阳光明媚的一面。事实上，正如伯曼所说：“假如我们向前推进100年左右，试图确定19世纪现代性的主旋律和主音色，那么我们首先会注意到的便是那幅高度发达、明显可辨、生机勃勃、并由此产生出现代体验的新景象。在这幅景象中，出现了蒸汽机、自动化工厂、铁路、巨大的新工业区；出现了雨后春笋般的大批城市，常常伴随着可怕的非人待遇，……出现了日益强大的民族国家和资本的跨民族集聚；出现了各种大众群众运动，……出现了一个不断扩展的包容一切的世界市场，既容许最为壮观的成长，也容许骇人的浪费和破坏，除了不容许坚固不变，它容许任何事物。”伯曼所描绘的“19世纪现代性的主旋律”，反映了西方早期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一方面是工业化、城市化，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另一方面是可怕的非人待遇和骇人的浪费与破坏。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有人引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德文版)里的一句话“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来说明现代化的涵义，其意在于告诉人们：迟发展国家现代化的理想目标就是“西化”，世界现代化的美好前景，就是达到工业发达国家已有的“景象”。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从下面的引文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在这里所“显示”的，正是包括伯曼所说“可怕的非人待遇”在内的“现代灾难”：
……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地对他说，这正是阁下的事情!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撇开这点不
，在资本主义已经在我们那里完全确立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厂里。由于没有起抗衡作用的工厂法，情况比英国要坏得多。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
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
很明显，马克思在这里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即工业较发达国家显示的景象或伯曼所说的“现代体验的新景象”)的鲜明而尖锐的批判态度。
进一步我们还应看到：迄今已经全面展开的世界性现代化进程，在造就空前未有的历史大变革的同时，也带来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的矛盾和冲突。如同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所写的：“……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我们似乎立刻便要上天堂，但也可能很快便入地狱。”光明与阴影同时存在，人们必须居安思危。
现代化与“现代性”紧密相连不可分离，二者之间不存在谁代替谁的问题。现代化可以被简要地定义为“一种创造现代性状况的过程”，翻而构成现代社会本质特征或日“现代化过程中所具有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的特定形态”的“现代性”，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统一体。二战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现代化进一步向全世界扩展，形成全球化的大浪潮。冷战结束之际，福山曾预言世界文明的终结——终结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但更多的人看到的是新的比冷战更严酷的“文明冲突”，而且很快就被一系列全球性的恐怖袭击和战争所验证。这也正像伯曼所说的：“现代的环境和经验直接跨越了地理的和种族的、阶级的和国籍的、宗教的和意识形态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性把全人类都统一到了一起。但这是含有悖论的统一，一个不统一的统一：它将我们所有的人都倒进了一个不断崩溃与更新、斗争与冲突、模棱两可与痛苦的大漩涡。所谓现代性，也就是成为一个世界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中，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充满矛盾和变动不居，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世界现代化的本质性特征。一方面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刚刚摆脱旧的折磨，马上又要体验新的痛苦。整个世界正在面临规模空前的风险和危机，包括各种经济、政治、社会风险与危机，能源危机，生态危机和生化灾难，核战争恐怖和灾难，全球化大趋势下新的失落和认同危机，等等。
正因为现代性充满矛盾，充满变数，人们才会对它众说纷纭，种种理论观念如“单一的现代性”、“欧洲”(euro-modemity)、“殖民现代性”(colonialmodernity)、“晚期现代性”(latemodemity)、“第二次现代性”(thesecondageofmodernity)等等，让人目不暇接。而“多元现代性”(mulfiplemodernities)、“另类现代性”(ahemativemodemity)等等，都指向那个把全人类都统一到了一起的“大旋涡”，说明今日已经将全世界绝大多数人口卷入的现代化进程，只能是一个构建全球“多元现代性”的“不统一的统一”过程。简单地说，我们应该批判地看待“现代性”，认清现代化充满矛盾的本质性特征，如同批判地看待当今的全球化浪潮一样，既要看到其积极的正面的价值，又要认真对待、逐个解决它带来的严重问题。
二
既然现代化不能等同于西欧早期工业化，那么，非“西化”的现代化又有哪些能够反映其本质特征的内容呢?要想说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厘清现代化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
有人认为现代化就是发展生产力，说得比较完整一点也不过是发展经济和改善民众福祉，也被理解为强国富民。下面的说法很有代表性：“现代化是指什么?是指生产力。……生产力不包含生产关系的含意，不包含社会形态的含意。”所以，“就像不能说资本主义现代化一样，也不能说社会主义现代化。……说现代化物质文明，还马马虎虎，说现代化精神文明，就不太合适。……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文明，有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这些文明的内容和本质是不一样的。笼统说现代化精神文明，不知道你是说哪一种精神文明。”现代化的这种认识，与将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一样，是非常片面而且十分有害的。
现代化意味着从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大变革。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变革中，现代大工业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其中，技术革命和
科学革命又起了领头作用。从而，科学技术被称为“第一生产力”。既有的三次世界现代化大浪潮，都是由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所带动的生产力大飞跃所造成的。其中，科学技术进步又是工业革命的动力。
现代科学技术不仅具有“生产力”方面的功能，而且具有“精神文化”方面的功能，包括促进现代人文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代表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两种思维模式，前者从自然的角度出发，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后者则以人为中心，透过人的视角，从人的经验出发了解自身、认识自然。但这并不是说科学与人文互为歧路。科学注重求真，其成果当属“物质文明”；人文则重在求善、求美，当属“精神文明”。两个现代文明合在一起，才能说明现代化的本意。科学的第一个样本是哲学，哲学是“爱智”之学，自由之学。所以说，科学一开始就是关乎自由的学问。现代人文主义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的影响。培根所确立的实验观察和归纳推理法、牛顿提出的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不但奠定了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和理论框架，而且引发了观念形态的革命；宗教神秘主义的面纱被理性之手撩开，人类从对自然的恐惧的阴影下走出来，重新审视自身的价值和能力，奠定了批判理性的人文主义基调。西欧许多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如狄德罗、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其思想的人文主义光辉、对传统的批判锋芒，都直接来源于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信心和乐观态度。
总之，对工业化、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大发展之于现代化的意义和重要性，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从19世纪后期迄于今日，中国人所看到的与西方国家的差距，首先是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首先要着手的也是提高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在今天发达国家主导跨国资本流动和全球自由贸易的背景下，中国要实现可持续性经济发展，只能诉诸不断的科技创新和提高生产力，以科技和工业的现代化带动社会和人的现代化，否则就会空有“高速增长”、“贸易顺差”之名，而实际上是跨国公司的廉价加工基地。
但是，不能把现代化的本质属性简单地规定为发展生产力。正如火车离开火车头无法前行，先进生产力犹如现代化的火车头，但是它不能囊括现代化的道路、目标和现代化的列车所运载的内容。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有着自身的内在逻辑，但离不开其承载者——人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制度体系。没有一个良好的国内制度和国际社会秩序，生产力有可能停滞甚至倒退。这在前现代是如此，例如西欧古代的辉煌被中世纪的“黑暗”所取代，中国历史上一次次改朝换代造成生产力的大破坏；现代依然如此，军国主义的兴起和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最好的例子。因此，即使为了发展生产力，也必须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使之互相适应，而这些都是现代化的内容。
对生产力发展在现代化中地位的认识，涉及对现代化意义的认识。就拿“第一生产力”——科学来说，历史与现实中，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会遇到这样一类尴尬：医学科学可以延长垂死病人的生命，却不能顾及病人的痛苦和愿望，不考虑该生命继续存在的意义；艺术科学探讨艺术品产生的条件，却不追问它是否与人类的博爱精神对立。甚至还有更难堪的局面，例如物理学和化学的发展导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出现；基因技术导致各种危害性转基因食品，甚至出现克隆人怪物的危险；经济发展理论在促进财富增长的同时，也导致巨大的贫富悬殊；人类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征服自然，在带来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同时，也造成对自身生存环境的严重破坏。英国宇宙学家马丁?里在他即将出版的新书《最后的世纪》中预言，地球在未来200年内将面临十大迫在眉睫的灾难。这些灾难多数都与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化有关。所以，很难证明科学所描述、改造或创造的世界是否值得存在。
科学具有“唯一的”、理性的尊严，但人的价值选择却可能是多元的、相对性的。从科学中找不到人“应当如何生活”的答案，科学不提供人生指南。当然，不是说科学家都是没有人文关怀的科学主义者。相反，许多科学家都充满了人文精神。这可以爱因斯坦为代表。这位20世纪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却严厉批评“在战争时期应用科学给了人们相互毒害和相互残杀的手段。在和平时期，科学使我们生活匆忙和不安定。它没有使我们从必须完成的单调的劳动中得到多大程度的解放，反而使人成为机器的奴隶”。他
告诫人们：“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他甚至明确提出，“关于目标和价值的独立的基本定义，仍然是在科学所能及的范围之外。”因此，如果将现代化定义为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就只是手段，它们必须很好地受到控制，才能“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是在现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强大的利润驱动和巨大的竞争压力下产生的。现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趋势决定着科学技术的基本进程。扩张性、掠夺性是现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特性，这一方面为现代科技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源，但另一方面，也将其功用引向一个又一个死胡同。除了不断制造新式武器用于毁灭性战争，环境、能源问题从资本主义早期就开始积累，到20世纪50年代，弊端逐渐显示出来，成为人类所面临的一大公害。从煤烟污染、工业“三废”污染以及石油、化工、毒气污染，到农药污染、核污染和噪声污染，都使人类的生存环境遭到极大破坏，人的生命健康受到严重威胁。正是在此背景下，新一代科学哲学家提出了“进化认识论”、“科学历史主义”和“让科学回归人文”，关心科学产生的社会文化条件，强调科学研究是人的活动，指出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是知识体系分科化、专业化的结果，而知识的分科化、专业化又来自诉求效率与力量的技术理性。所谓“弘扬科学精神”，不应当是特别地张扬科学的优越性，而应当在科学与人文合一的层面上重新审视自由与理性。
因此，将科学与人文结合起来，将由科学技术引导的生产力发展与对人及其生存环境的关怀结合起来，将现代经济发展与现代文化思想建设、制度建设结合起来，才能说明现代化的本质。中国政府反复申明的“三步走”战略，以经济建设即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以不断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思想文化建设为动力，以社会和谐、共同富裕为目标，囊括了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也体现了现代化的本质。
如上所述，现代化大变革绝不仅仅是发展生产力，它还必须包括人的自由、解放和社会的发展，这就要求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对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进行全面的变革，由此而构成现代化的各个有机组成部分或“分进程”。这些分进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因不同的性质、不同的顺序排列而形成了现代化的不同道路、不同模式。所谓“西化”，也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粗略地说，就是在资本主义框架下或者以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现代化。非西方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年掠夺性、扩张性现代化的老路，而需要另辟蹊径。这就要求在社会变革、思想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经济和政治制度创新、科学技术创新等方面做新的探索。所谓“现代精神文明”是针对传统文明而言的。但现代精神文明不等于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应当是一种比资本主义精神文明更高级的现代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正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具体的而非抽象的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的带有本质性的特征。
在中国，这种有自己特色的精神文明的结晶，就是人们正在探讨的、建立在华夏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法治、民主与人权。法治是针对人治而言，民主是针对专制而言，人权是针对特权而言。这些看起来都是具有普遍性价值的观念或制度，全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早发展”、“迟发展”各种现代化模式，概莫能外。然而仔细分辨，就能看出其中的差别。就拿“人权”来说，人权是社会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当然不可能没有人权，争取实现法治化、民主化等现代化目标，不可能不实践人权。现代西方各国的人权观念源于早期启蒙思想家关于人皆生而自由平等的自然权利假设，其人权实践则基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起码需求。这种人权是狭隘的，其实践具有欺骗性，所以马克思批评它是“资产阶级所有权”、“本身就是特权”，㈣“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人权”。中国人的人权观念最早也是从西方舶来的自然权利概念。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猛烈抨击君权、神权、族权、夫权等传统特权，积极倡导个人自由、个性解放，倡导“天赋人权”，为人权在中国扎根也为现代化在中国的扩展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不等于说中国的人权理念和
践就是照搬西方的。事实上，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许多跟现代人权接榫的因素，如人权所包含的人道精神、大同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都能找到而且相当丰富。缺少的主要是民主法治。现在，中国政府已经签署了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有关的国际公约，不仅关注重在保障个人自由的第一代人权，更关注着重于为个人自由与基本生存权利提供社会经济条件的第二代人权和包括发展权、环境权在内的第三代人权。中国学者也正在积极探讨符合最广大民众利益的人权理论和民主与法制体系。有了这些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建构做保障，加上可持续经济发展所造成的高度物质文明，假以时日，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国内社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国际上与所有平等待我之民族和谐共处的高度民主自由平等与法治化的繁荣富强的理想国度。所有这些目标实现之日，也就是中国现代化达成之时。“沿着这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前进，中国必将会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为中国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然而，来自国外和内部的各种困难、挑战也将继续与机遇相伴随。社会主义现代化将给中华民族带来美好前景，中国实现现代化也将预示全世界的美好前景。但前进的道路不会平坦，曲折和反复在所难免，我们必须尽力少走弯路。
三
世界现代化或日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和未来前景，是“世界体系”的扩展或日“全球化”。这个“世界体系”由全球性的资本流动、生产与交换，具体体现于各种各样的跨国金融往来、跨国贸易和跨国生产，以及维护这些活动的国际机构、国际组织所构成。套用沃勒斯坦的概念，这是一个“世界政治经济体”，也是一个充满矛盾斗争的统一体。迄今为止，这个世界政治经济体各个部分的规章制度，基本上是发达的“中心”国家制定的。几百年来，处于体系“边缘”的国家和地区针对“中心”国家的侵略压迫进行了不懈的反抗，以争得体系中平等的一席。他们的经验证明，只有苦苦力争，平等、和谐的世界秩序才有可能实现。居于体系“中心”的少数发达国家凭借其科学技术、工业和军事实力，以不平等交换为手段，力求维护其在世界经济、世界市场的霸主地位；与此同时，“中心”的“国家阶级”(stateclass)也不惜放低身段，以各种“跨国”形式，居高临下地与“边缘”的资本拥有者联合起来。相形之下，下层劳工的世界性流动与国际合作，以及“边缘”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平等合作，则落在了后头。
现代科学的本质篇2
摘要：近些年来，教育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发生了激烈的论争，其根本原因在于混淆了两者的本质属性。教育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并不是一种教育研究范式，它只是关于教育本质问题的不同观点和教育思想。而教育学研究中的反本质主义属于教育学研究的人类学范式，两者不是同一层面的概念。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在教育学的研究中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携手执行”的，共同担负着丰富和完善教育学研究范式和方法的职责，有利于教育学研究的繁荣，同时也有利于我们从不同视角做出对教育价值的正确评判。
关键词：教育学研究；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1）05-0001-07
一、问题提出：教育学研究中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激烈论争
教育学研究很容易受到其他学科的慢慢渗透，不仅中国如此，世界也是这样。我国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发生这种新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的。很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出发，用不同的研究范式及话语来分析教育现象。“教育学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不再追求确定的学科范式，不再主张把学科的方法、知识绝对化，不再把理论看成是人类一切价值生活的决定者，不再以一种先在的、不变的客观规律假说来解释教育的问题，就此而言，教育学可以说是‘法无定法’。”[1]顺应着这种趋势，反本质主义开始在教育学研究领域逐渐活跃起来，学界开始提倡并要求进行反本质主义的教育学研究。这是对我国传统的本质主义教育学研究的大力冲击、反思甚至批判和诘难，必然引起本质主义教育学研究者的质疑、批评甚至反对，两者的争辩也就自然发生。特别是到了21世纪初，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在教育学研究中更是发生了激烈的论争，至今仍未停息且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实际上，这里的争辩很多是缘于概念的混淆。也就是说，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在教育学研究中的争辩是在没有科学界定两者的前提下发生的，或者他们本就不是同一层面的概念。笔者以为，两者发生这种批判性的激烈争辩，其根本原因在于将两者视为两种不同的教育研究范式，而这正印证了“范式不同，不可通约”[2]34的范式规定。既然是两种研究范式，那么就是“不可通约”的，科学规范就存有差异，发生激烈论争也就不足为怪。为找寻和正确破译这一论争症结，就有必要厘清教育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同教育研究范式的关系。
二、内涵界定：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
（一）本质主义
“本质主义”是两千多年来西方哲学中关于事物本质、规律和真理的一种知识观和认识论。它运用“本质范畴”，坚守“本质信仰”，并致力于“本质追求”。亚里士多德往往被认为是本质主义的源头，但其实应该追寻到古希腊时期的理性主义者柏拉图。17世纪后，本质主义在西方逐渐成型。
本质主义有三种典型的表现：绝对主义、基础主义和科学主义。绝对主义认为，世界万物存在着某种惟一、永恒、甚至是超历史的本质。基础主义认为，世界可以被分解，最终是作为基础性的东西而存在，人类的知识和信仰都可以建立在这样一个稳定不变的基础之上。科学主义则强调事物都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认识并进行相应的处理，科学的任务就是要去发现隐藏在事物背后的本质。具体来说，本质主义的主要内涵是[3]：
第一，相信任何事物都存在一个深藏着的惟一本质，相信“本质”与“现象”的区分提供了人类观察万事万物的基本概念图式；第二，把人类认识特别是现代以来所谓科学认识的任务规定为透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惟一本质；第三，把揭示事物的惟一本质视作一切知识分子职业的内在规定和崇高的学术使命；第四，把反映了事物惟一本质的知识概念、命题与理论体系尊崇为“真知识”，即真理,其他都是不反映客观实在因而无足轻重的“伪知识”、“意见”甚至“谬误”；第五，事物的惟一本质不能通过直观或自然观察来把握，只有通过概念的思辨或经验的证实才能把握；第六，一旦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就把握或占有了真理,从而能够更好地认识和控制事物，使之为人类造福,实现人类生存方式由必然状态向自由状态的过渡。
据此可知，本质主义至少有两个基本要义：一是事物存有本质；二是科学研究以发现事物本质和客观规律为基本任务。本质主义的应用范围很宽，在哲学、教育学、以及生理和精神研究领域都被使用。
（二）反本质主义
20世纪以来，尤其是到20世纪中叶，哲学思想家们开始对本质主义进行批判性的反思，主要针对其基本信念、命题及学术和政治后果。他们从各个不同的学科领域提出许多尖锐的和颠覆性的意见。这些批判、质疑和意见汇聚在一起，就形成了对本质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信念的动摇和否定。鉴于他们对本质主义的发难和批判，学术界称这种思潮为“反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集中批判了本质主义的实体信仰、本质信念或假定、符合论的语言观（即人类的语言究竟是否与实体世界有同构关系，能否切中事物的本质）、目的假设及其引起的学术与政治的后果。
周继良:无存“范式”之争
反本质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认为[4]：
如同后现代主义一样，反本质主义也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理论流派，而是将其基本观点散布在不同的知识领域，并通过不同领域学者的研究表达出来。从20世纪西方思想界的情况来看，主张和赞成反本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尼采、维特根斯坦、曼海姆、戴维森、艾耶尔、罗蒂、波普尔、德里达、波兰尼、索绪尔、奥斯汀等人。杜威和海德格尔在某种程度上也算得上是具有反本质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只是观点不那么鲜明，立场不那么坚定。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5]：
反本质主义贯穿于现代到后现代之异质多元哲学文化思潮中，其浅层表现形式为虚无主义、实用主义与犬儒主义，其极端的对立物是科学主义的本质主义以及理性主义、人文主义，带有颠覆性和非理性特点，其反知性也就是反智性。
“作为后现代主义，反本质主义首先在人文学科中产生，也主要在人文学科中发展。”[6］131也就是说，反本质主义主要应用于人文科学。
三、文献综述：“极力推崇”与“毅然坚守”的论争
（一）对教育学研究中反本质主义的极力推崇
2002年，唐莹明确表示，教育学研究在真理观与方法论上既应该超越客观主义，又要超越相对主义，接受一种由哈贝马斯和伯恩斯坦所倡导的“民主的真理观”。[7]这实际上是要超越真理或认识问题上的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一致。王兆也认为，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教育学界对教育本质的探讨始终占据着教育研究的主流。但他认为[8]159：
为什么在历经十余年的探讨之后，仍有学者著言“今后的探讨，恐怕需要努力探索教育的本质属性”这样意味深长的话，这正是需要我们反思的。……当“本质主义”成为教育研究的一种范式时，“本质主义”成为教育研究的惟一的价值取向。由于这种视野的限制，“本质主义”为反本质主义所消解就成为不可避免之事。
2004年，石中英教授认为[3]：
从反本质主义角度看，本质主义在为中国教育学术研究带来表面的生机和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历史性后果。21世纪的中国教育学研究必须深刻地批判和彻底地抛弃本质主义，树立新的反本质主义的知识观，走上新的反本质主义的认识论之路。
2007年，魏宏聚认为[9]：
当前我国教育学界正进行着一场崭新的思维方式讨论：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论争。……反本质主义思维是基于我国反本质主义教育学实践而提出的一种新的“本质主义观”。它的提出是教育研究追求学术自由与反对学术霸权的良好开端。
2009年，郝德永认为[10]：
教育发展无不遵循本质主义的逻辑、立场与方法，呈现出明显的本质主义品质与发展轨迹，造成种种错位诠释现象与发展困境。消解本质主义思维，关键在于对教育的各种规定性品质、逻辑与机制的解构，阐明当代教育的不可“定义性”逻辑与品质。
此外，李燕[11]、张向众[12]、蔡灿新[13]等也持反本质主义的观点，推崇反本质主义教育学研究对教育价值认知的贡献。
（二）对教育学研究中本质主义的毅然坚守
石中英教授2004年的《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与中国教育学研究》一文（以下称石文）引起了教育学界的激烈争论，诸多学者以此为标靶进行批判以表明自己的本质主义教育学研究主张。张荣伟就认为[14]：
所谓的“本质主义”及其“严重的历史性后果”是“反本质主义”所赋予和强加的。21世纪的中国教育学研究必须深刻地批判和彻底地抛弃所谓的“反本质主义知识观和认识论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世界观或本体论的基本观点。
朱成科也与石文提出了相反观点，他认为[15]：
教育本体论问题本身具有不可消解性，即“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内在地反映了人类本性的历史性和永恒性的统一。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追求教育有无“本体”或“本质”，而在于对教育“本体”和“本质”的追问方式。
唐安奎针对石文也指出[6］127：
当前，我国教育学对于确定性的追求既面临着走向僵化的危险，也面临着来自于后现代主义支撑的反本质主义教育学主张的颠覆。教育存在中具有确定性，教育学知识具有客观性且能通过语言加以表达与理解，中国教育学研究需要追求确定性。
教育学界对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讨论，繁荣和丰富了教育学的研究，但主要还是处于一个相互争论、各执己见、互不相让的态势。
四、“面目”再现：教育学研究中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到底是什么？
（一）教育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
“本质”一词，《辞海》的解释是[16]102：
与“现象”相对，构成辩证法的一对范畴。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性质，是事物内部相对稳定的联系，由事物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构成。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是本质的外在表现。本质和现象是对立的统一。……任何事物都是本质与现象的统一，……透过现象把握其本质是科学的基本任务。
从这一解释至少可以看出：其一，“本质”总是和“现象”相对应而存在的；其二，既然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性质，是事物内部相对稳定的联系，那么它就是事物的组成部分，也是该事物区别于它事物而成为它自身的内在依据；其三，科学研究就是要把握事物本质。“主义”一词，《辞海》的解释是：“对客观世界、社会生活以及学术问题等所持有的系统的理论和主张。”[16]2518那么，“本质主义”则可解释为人们对事物根本性质或事物内部稳定联系所持有的系统的理论和主张。据此推理，教育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则是人们对教育的根本性质或教育内部稳定联系所持有的理论和主张，教育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就是把握教育的本质。也就是说，教育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就是要探寻教育的本质。分析至此，恐怕可以认为，教育学研究中本质主义的基本点在于：其一，教育存有本质和客观规律；其二，教育科学研究旨在发现教育本质和客观规律。
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这仅是根据我国《辞海》的有关解释进行概念辨析和逻辑演绎而得出的结论，难以令人信服。本质主义作为西方的一种社会思潮，其来源及内涵不是靠几个词条解释就能道明的。回到前文所述的西方本质主义的主要内涵，它至少也有两个基本要义：一是事物存有本质；二是科学研究以发现事物本质和客观规律为基本任务。如果用到教育学研究中来，则必然和笔者概念演绎的结论一致。
在此，我们还看看基础主义。前面说过，它是本质主义的一种典型表现，首先表现为一种哲学信念，更是一种哲学共设。它确信[17]：
存在着或者必须存在某种我们在确定理性、知识、真理、实在、善和正义的性质时，能够最终诉诸永恒的、非历史的基础或框架，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去发现这种基础，并用强有力的理由去支持这种要求。
“基础主义在教育学和教学论领域表现为坚信教育和教学是有本质的、有规律的。教育学和教学论应当而且必须研究教育、教学的本质和教育、教学的规律。”[18]从基础主义的视角出发，教育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也始终坚信教育存有本质，教育研究者应该去发现教育本质和客观规律。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认为，不管是从概念辨析和西方本质主义的内涵来看，还是从基础主义的哲学信念来看，本质主义的教育学思维都可以得出前述的那两个基本点。
（二）教育学研究中的反本质主义
前文已述，反本质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主要在人文学科中发展。正如波林•罗斯诺（paulinemarieRosenau）所言[19]251：
后现代主义在人文科学、文学和艺术领域的应用或许并没有带来严重的后果，但是它对于社会科学的适当性是另一种类型的问题。在人文科学领域里主体性和思辨也许是好玩的和有趣的。但是社会科学应该是更严谨、更分析性的，它必须把结论建立在理性和此类或彼类证据的基础之上。
以波林•罗斯诺的观点来判断，后现代主义对教育学的影响，包括后来形成的后现代主义教育哲学，都存在一个“适用的有限性”问题，因为教育是社会科学，而不是人文科学。但不管怎样，后现代主义还是引入了教育。其教育哲学也谈教育目的、教育方法与课程、教师角色[20]。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一部分，反本质主义同样也对教育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要义在于：否认教育本质和客观规律的存在，反对研究教育本质和教育规律，把教育本质和教育规律看成假问题；以相对主义代替教育中的基础主义，提倡建构主义；关注学生个体，反对主体性教育观；用不确定性教育研究取向和微观叙事代替教育研究中的宏大叙事。仅仅从教育研究的角度看，反本质主义中的“叙事研究”，借助了文学中的故事研究，还有社会科学中的质性研究，以及人类学中的田野工作、扎根理论、个案研究、行动研究等研究方法。再从其分析资料的方法或手段看，也主要是采取叙事分析、会话分析、话语分析、符号学分析等。这正是教育研究中的人类学方法所关注的。人类学研究方法是以理解研究对象及其文化、寻找社会问题、呼吁社会关注为研究目的，以研究者的参与和共情的态度为工具，灵活采取一切可以深入到研究对象心灵深处的办法，获得对研究对象的鲜为人知的情感和态度及其产生过程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理解[21]367。教育学的实践性很强，决定了其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反本质主义给教育学研究的重大贡献就在于运用多样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及设计探寻教育价值，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研究方法和程序。
五、“范式”释义：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离“范式”到底有多远？
（一）教育学研究与“范式”联姻：何以可能
我们知道，“范式”（paradigm）概念源于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omasKuhn），它将其用于分析自然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及自然科学的发展进程[2]31。库恩认为，自然科学不是以连续性的、积累的方式不断进化，而是通过“科学革命”方式向前发展的。张应强教授认为[22]3：
他提出范式这一概念，目的是要解释科学革命的发生。因此，他把科学发展分为两个相互联系的阶段―常规科学阶段和科学革命阶段。在常规科学阶段，科学家共同体成员遵循着共同的范式开展科学研究，科学在范式的约束下稳态发展；而在科学革命阶段，常规科学时期的范式遭遇到科学中“例外”的挑战，“不可通约”的原有范式为新范式所取代，旧范式的一致性消失了，科学发生了“范式转换”而进入到新范式约束的阶段。
关于“范式”的描述性定义，库恩认为，“范式是一个特定社团的成员共同接受的信仰、公认的价值和技术的总和。”[23]库恩还说：“我是把‘范式’作为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在一段时期中它为科学共同体提出典型的问题和解答。”[24]而《辞海》解释如下：“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研究传统’、‘理论框架’、‘理论上和方法上的信念’、科学的‘模型’和具体运用的‘范例’。”[16]472如果仅仅从描述性定义和内涵来界定“范式”是非常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明晰它的重要特性。按照张应强教授的观点，在库恩的范式理论中，范式还具有如下特性[22]3：
范式在常规科学时期具有公认性，为这一时期科学共同体所共同遵循，常规科学的研究活动是由范式指导的；范式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性，新范式与旧范式不可通约、不可共存；范式在常规科学时期具有“范型”和“典范”意义，对科学研究，特别是新一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进行“规范”和“示范”。
虽然“范式”并没有一个精确的和公认的普适解释和具体要义，但根据有关解释和库恩的观点，笔者以为，一种学科范式至少还应包括如下内涵：第一，共同接受和遵守的学科信念，不管是共同接受的信仰、公认的价值，还是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以及理论上和方法上的信念，都属于这一内涵；第二，公认的研究技术路线，包括公认的研究技术、研究传统、理论框架等；第三，具体模型和范例，正如前文所述的“科学共同体提出典型的问题和解答”、“科学的模型和具体运用的范例”等。实际上，学科信念在范式的内涵中至关重要，是第一位的要素。
范式是一个自然科学的概念，那么在社会科学领域怎么也存在学科范式呢？这得益于社会科学对范式的改造和借用，教育学也因此与范式紧密联姻。
社会科学对范式的改造和借用，其主要贡献为：其一，抽取和发扬“范式”对科学研究的“示范和范例”的规范要义；其二，改造和提升用来描述“科学革命”的“范式转换”的内涵。第一个方面无需细说。关于第二个方面，我们在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发展中可以看到[22]4：
社会学家对范式做了两方面改造。一是将范式的不可通约性、不可共存性改造为不同的社会学理论范式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可以共存的。二是扩大范式的内涵，以增强范式概念在社会学中的灵活性。
在社会科学中，范式既可以用来区分科学共同体，又可以区分不同的学科，甚至可以用来代表学科发展的不同阶段等。如经济学发展中的自由主义范式、政府干预主义范式以及后来的新自由主义范式等。经济学当中的这些“范式革命和范式转换”，并不是库恩所言之“范式转换”的意义，只是说明了这些经济学说基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模式本身的差异，是不同经济学思想的重要区别。同时，这些范式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可以共生共存的。艾尔•巴比甚至认为[25]：
自然科学家相信一个范式取代另一个范式代表了从错误观念到正确观念的转变，而在社会科学中，理论范式只有是否受欢迎的变化，很少被完全抛弃，范式本身并没有对错之分；作为观察的方式，它们只有用处多少的区别。
经过社会科学的改造，借用前文库恩范式的内涵，社会科学的学科“范式”则包括以下内涵：第一，科学共同体共同接受和信仰的学科信念，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已有科学成就等均属此列；第二，共有的研究技术及方法论体系，它规定了该门学科研究的方法和程序；第三，不同时期和阶段解决问题的具体模型和范例，或者是同一时期和阶段对同一问题的具体模型和解答。
虽然有学者认为，范式并不适合于教育学研究，“我们必须将“范式”、“范式转换”等诸类词汇从教育研究领域彻底清除，这应该成为每位教育研究者的理论自觉。”[2]34但是，诸多学者还是认为教育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是存在研究范式的，这确实是得益于社会科学对范式的改造。而且，教育学存在学术共同体，有着众多的研究者。在该学科学术共同体内部，也有共存的学科信念、研究方法和体系、研究规则、解决问题的模型和范例等，同时形成了不同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流派，这些思想和流派也是共生共存的。故而，讨论教育学理论或教育学研究范式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
（二）教育学研究范式：必备要件
学界讨论教育（学）研究范式的颇多，但真正对教育（学）研究范式进行界定的不多，在此仅举一二。如尧新瑜认为，“教育研究范式”是为教育领域中学术共同体对所从事的教育研究活动的基本方法和规范的共同认识[26]。张应强认为，“教育研究范式”是指教育学学术共同体对教育研究活动所持有的共有信念、共同的前提假设，以及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研究规范[22]4。应该说，这些界定还是符合社会科学范式的重要内涵。一种独立的教育学研究范式的成立需要同时具备以下要素：第一，它是教育学学术共同体的共同信仰和教育信念；第二，遵循共同的研究方法和程序；第三，存在解决某种问题的模型和范例，既包括不同时期和阶段，也包括同一时期和阶段，三者缺一不可。学界很多区分教育学研究范式的标准实际上只是研究方法，如王[27]，冯建军等[28]，李雁冰[29]，冯雯[30]，等等，却不是共同信仰和学科信念的区别。而后者，正如前文所言，却是构成一种研究范式的关键因素。
（三）教育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同“范式”的距离
自1978年以来，关于教育本质的研究，我国大致已有30多年的历程。这一研究历程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978―1984年的激烈争鸣阶段、1985―1994年的争论沉寂阶段和1995―2008年的深化探索阶段，其中有生产力与上层建筑说、培养人说与传递说、社会实践活动说、多重本质说、反本质说等五种典型观点[31]。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教育学界对教育本质展开了极为激烈的争论，这与当时哲学界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社会形势有关。新世纪10年来，教育本质研究进一步发展，同时存在多元视域。如舒志定认为，进入新世纪以来，研究者依据不同的理论视角对教育本质问题展开了讨论，提出富有启示的理解教育本质的观点；这其中包括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本质理解思路的更新、后现代教育思潮对教育本质观的消解、人学理论克服教育本质研究人的空场等三方面[32]。这些关于教育本质问题的研究，逐步形成了教育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那它到底是不是一种独立的教育学研究范式呢？这就要看这种本质主义是不是具备教育学研究范式的三个要素。其一，教育本质问题存在学术共同体，要不然不会发生那场教育本质问题的大讨论，同时存在共同的教育信仰和教育理念：教育存在本质和客观规律；教育学研究就是要发现这种本质和规律。也就是说，第一个要素是具备的。其二，这些教育本质问题研究是不是遵循共同的研究方法和程序呢?很显然不是。教育研究实践中共有三类研究方法：实证方法、人类学方法、思辨方法[21]13。上世纪教育本质问题研究大多是采用思辨方法。该种方法实际上是一种哲学方法，即首先提出一个命题，然后运用与此命题相关的一系列系统化的概念，经过逻辑推理得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这些系统化的概念包括前人权威的定义、历史经验或前人的研究成果（包括实证研究成果）。新世纪的教育本质问题研究实际上是三种方法兼用，更多的趋向于人类学和实证方法。既然研究方法不同，就很难说存在共同的研究程序，出现那么多种教育本质说则不足为怪。因此，第二个要素是不具备的。其三，是不是存在解决教育本质问题的模型和范例？这个显然也不是。因为关于教育本质就有多种观点和学说，都有自己的理论主张，不存在回答教育本质的模型和范例。故而，第三个要素也是不具备的。因此，从一种独立的教育学研究范式的必备要件来看，教育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确实不是一种研究范式，与“范式”的距离相去甚远。
根据前文对教育学研究中反本质主义的科学界定，笔者以为：第一，反本质主义教育研究存在学术共同体，也存在共同的信仰和教育信念，包括对教师和学生关系的认识、学生主体地位、研究方法的认识等，基本都是一致的。因此，第一个要件是具备的。第二，存在共同的研究方法和程序，那就是人类学方法及研究程序，且都是比较成熟的分析路径和研究技术体系。第二个要件也是具备的。第三，存在解决具体问题的模型和范例，这就是人类学方法中的具体研究设计，包括田野工作、扎根理论、个案研究、行动研究等设计。这些研究设计也都是成熟的、操作性极强的研究技术体系。如有学者运用个案研究设计来研究大学校园中的贫困文化[33]。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人类学方法。因此，第三个要件也是具备的。根据以上分析，教育学研究中的反本质主义实则为一种教育学的人类学范式。人类学研究范式在教育学研究的运用中可能会给教育研究及发展带来诸多益处，如有助于我们认识教育的“文化品格”，更加注重教育事实及现象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从教育的角度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等。甚至有学者认为[34]：
当前我国教育研究应该更多提倡从书斋到田野、从田野到书斋的人类学研究范式，提倡进行更多理论联系实际的、人类学范式指导下有扎实田野工作基础的个案研究，并以此进行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理论建构。
综合上述分析，教育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不是一种教育学的研究范式，它只是关于教育本质问题的不同观点和教育思想。而教育学研究中的反本质主义是教育研究的人类学范式，具有共同的学科信念和研究方法体系。二者本质上就不是同一层面的概念，发生激烈的争辩难免产生诸多认识误区，反过来又激发了更为激烈的争辩，使得二者的论争愈演愈烈而不得停息。换言之，二者只是从不同的视角共同探寻教育领域的有关问题，本不应该发生如此对立的争辩。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有理由相信，教育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本应而且也会逐渐走向融合，共同促进教育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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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的本质篇3
【作者简介】郑工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正文】
一、学科系统
我不知道现代的学科系统是否也像电脑的界面一样，变幻无穷。有些评论家用“寓言的机器”描述寓言叙述的多向性，把玩着语义。不过，任何一个寓言的界面呈现，极易成为文本的想象游戏。当中世纪但丁的地狱之行进入现代电脑的编码程序中，其途径经过在线数据库，得到的却是一张神秘的魔法般的空间图像。
美术理论，顾名思义，是对美术之理（或曰道）的思考与论述。道，既是规律又是途径，涉及本质问题，是通向形而上的思辨之途——以“道”为题，必然进入哲学的发问与解答。故理论一词，往往追究本质，探讨美术的发生意义以及内容与形式的审美关系，探讨造型艺术自身构成的诸种要素及组合规律。在人文社会学科中，美术理论与美学最易接近，甚至被认为是美学的分支，似乎等同艺术哲学（英文aRt就是指视觉的造型艺术，即我们所谓的“美术”）。当人们企图用“艺术哲学”这一学科概念代替“美术理论”时，是否表明他们就是站在哲学的立场研究造型艺术呢？若回溯中国美术理论的传统，始终未曾进入哲学内部，与其建立系统的联系（哲学或文学理论向美术理论渗透，是单向度的外部关系），更无“科学”一说。古代中国，具备理论形态的造型艺术，主要是画论与书论（雕塑业和建筑业，其理论多在技术规范，尽管亦有审美的文化的诸种意识贯注其中，但未形成自上而下的理论体系）。古代中国的画论与书论自六朝后历代不断，前后相系，是专论，号称“画学”、“书学”，或“画论”、“书论”。以“理论”的性质而言，是密切联系创作实践的一种阐释体系，不是纯粹形而上的思辨体系。因为是阐释，一明源流，二重事理，三言观念，四讲品位，史论评三者共为一个理论整体，且与创作实践形成辩证的互动关系，这是中国古代美术理论的系统定位。不过，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建制的还是美术史学（在中央美术学院设立美术史系），它基本沿用历史学的学科规范。美术理论因无学科建制，相关研究人员分散在普通高校哲学系、艺术系，或美术学院的理论教研室、美术研究所等单位，——作为纯粹思辨形态的造型艺术理论，往往进入哲学或美学系统；而作为一般造型技艺理论或与本体形态相关的阐释理论，往往以课程的方式出现在专门的美术院校。1978年后，在专业美术院校和艺术研究院设立了“美术历史与理论”的学科名称（简称“美术史论”），至此，美术理论才进入学科建设的门槛。如果说，美术理论进入艺术理论系统或美学系统，还有既成的规范（西方的）可以遵循，但到了“美术学”的新建系统，所有的一切必须重新链接，重新规范，重新定位。概论者，一为基本原理的阐述，二是历论的通诠，三是基本范畴的解说，藉此进入历史文本研究。如果我们研究历代的美术理论，关注的不会是概论，而是时论。无论中西，真正能体现彼时彼地他者理论观和价值观的，不在概论而在时论。概论是总结，时论是现状研究，关注时下美术现象，以既定价值标准，审视与评判美术实践之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因此，时论既是批评文本，又是历史文本，在历史片断中直接传达创作观念与审美意识。事实上，在美术理论的发展历史中，概论之寂寂与时论之煌煌，对比极为鲜明。无怪乎，中国文学理论史，常冠名以“中国文学批评中”或“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注：参见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年版；郭绍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1979年12月新版，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5月版。）。批评，是西方的概念，与中国传统的艺术理论（如文论、画论、乐论等）并不相符。理论不等于批评。若论中国的美术批评，与其说它接近理论，毋宁说它接近品鉴。中国古代的品鉴就是一种时论，是理论最直接的应用与表述，其方式可点评可议论，可指正可判断或褒贬、品第。
二、学科概念
常言，美术理论是一门研究与考察美术活动和美术现象，探求其规律的人文学科，是一个关于美术的知识系统。研究者必须将他对美术现象的感受与体察之经验转化成理智的(intellectual)形式，将它整理成首尾一贯的合理体系，它才能成为一种知识。我国美术理论界目前又有多少首尾一贯的知识系统？
我们可以对美术理论进行整体描述，但总是模糊的。一个成熟的学科，必须要有相对明确的研究对象，要有相对固定的学术规范，在高校还要有相应的教学实体，包括教材。中国的美术理论的学科建设问题，长期以来有教学和研究实体，却无教材无规范（技法理论除外），且研究领域涣散，一直无法走上正常的学科建设轨道。如果检测近20年来我国所有美术理论研究方向的硕士或博士论文，你会得出什么结论？你能看到一个学科的外轮廓么？不可能。众多选题中，既有美学问题研究，也有形式本体问题研究、形态研究、批评研究、心理学研究等，还有一些跨学科的边缘性的研究选题。我们什么时候能从边缘地带划出一道清晰的学科界限？或在学科内部建立一道学术底线？解决这个问题，似乎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系统性处理，即将现有的各种知识系统化，寻找各个知识系统（小系统，模式块）间的相互链接。链接的情况还得进一步处理，分析其知识导向与基本局性，才有可能在学科图表上显示其内在的与外在的各种关系。
不可否认，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比历史学复杂，可是否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就造成美术理论研究的不确定性？科学研究的意义就是将复杂的问题有序化。一个系统的学科会建立自身的研究基点，确立基本范畴，建构一系列的学科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一再提倡美术本体研究，可为什么还是一再徘徊在学科边缘而无法进入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似乎学派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每一学科都存在不同学派不同学说，但都不会影响其学科的整体规范，不会淡化以至解构学科特征，至少在某一时期如此。每一学科也都会出现新兴的交叉学科，都会模糊、淡化甚至重复学科的研究对象，同样也不会改变本学科艺术质。美术理论为什么会存在这么一个学科概念，却无明确的学科定位和学科规范呢？因为历来中国美术理论就缺乏一个大的系统建构。
当我对自己所接触的知识进行整理时，发现中国历史上所谓“美术理论”，都只是一个个“知识点”，缺乏系统性，没有自己的学科归宿，或者说缺乏一个系统网络接纳这些知识。追求系统知识，并非就是“唯科学主义”。科学，包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关系到人文学科(humanities)。显然，美术理论属于人文学科，研究重点在于人的情感、人格尊严及其自我实现的内在需要——注重人的精神性、个体性和审美价值观，是关于美术现象的整体价值评述。但是，美术理论也涉及到人与对象物，人或对象物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观察、统计与逻辑推理，这就涉及到“科学”，涉及到观察与理论的关系问题。中国历代的美术理论，几乎都是品评赏鉴，或者说都在某种价值预制的前提下进行的理论评判（即“你能观察到什么，说明你拥有什么样的理论”）。在许多情况下，理论先于观察，有时则交替进行，先发现而后评价（不过是既定理论体系的补充、拓展与完善），一个总结性的评价将现象定性定位，构成知识点，随后便发生转移。以价值观为基点的系统性理论建构，应有一个时间维度。但我们又无法辨别当一个系统理论出现时，是否标志着一个时期的开始抑或完结？譬如，我们该如何评价顾恺之的“形神论”与谢赫的“六法论”？顾恺之是历史的决结，而谢赫是新时期的开端？我以为，无论何者，都只是一个“知识点”的问题，未成体系。理论体系与时期并无绝对的必然的对应关系。一种理论体系可以概括一个时期的实践状况，也可以跨越几个时期，而一个时期也可能出现几个不同的理论体系。我们只能根据理论表述自身的性质决定体系的存在。文化系统比较好确认，它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轴和区域空间的标定。美术也一样，作为人类造型的活动和现象，也从属于各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而研究这些活动和现象的美术理论，也必须成为一个自在的体系，并在不同体系之间建立对话和交流的关系。
在“美术学”、“美术理论”等学科概念上，中国和日本的学术界有着比较接近的看法。
可以对证以下两个文本：(2)日本学者竹内敏雄主编《美学百科辞典》，其“美术学”词条言其概念相当于“艺术学”（德文Kunstwissenschaft，英文Scienceofart，法文Sciencedeart），表示很多含义。德文Kunst指造型艺术，日文无对应词，故以“美术学”相译。——“美术学泛称造型艺术的学问研究”，这是广义，其下属“体系美术学”和“美术史”两种。什么是“体系美术学”？“即研讨一般造型艺术的本质和意义，阐明造型艺术各领域的特征、界限、相互关系等”，且“关于美术史的原理论和方法论及风格论跟体系研究颇有直接联系”（注：［日］竹内敏雄，前引书，第197页。），最后，又特别说明“狭义上则除了美术史，专指美术理论的学科概念和学科建设美术理论的学科概念和学科建设美术理论的学科概念和学科建设体系研究”。什么是体系美术学？竹内敏雄主编的《美学百科辞典》将其分为两大基本问题：一是“美术是什么？”二是“什么是美术？”前者是哲学的发问，涉及美术本质；后者是在形态学意义上发问，涉及美术本体的基本构成要素、种类划分以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形态风格。那么，美术理论的研究领域是否就是本质论和形态学？美术理论就是放大了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知识系统？以逻辑推论至此，竹内敏雄的所谓体系美术学，狭义上就是美术基本理论研究，它的注意力不在于把握单个的美术作品，而是整体的美术现象，它的广义，也等同于《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中“美术理论”概念的广义之解。看来，“美术理论”的概念表明亚洲人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希望能以西方的学术规范（主要是西方的哲学规范）统摄东方的美术经验，从而建立一种跨文化的理论研究体系。
三、学科图表
美术理论的知识系统包括基本理论、应用理论与交叉学科三大板块（见下图：美术理论学科图表）。基本理论研究是学科基点，以原理论为核心。所谓“原理论”，即质性研究，规定美术的本质特征及其相关概念，回答“美术是什么”及“什么是美术”这两个最基本问题，由基本命题扩展出相关的概念群及系列范畴——直接以哲学化的思考确立某种艺术观。由原理论直接导向论方法论研究，其任务一是规定美术理论体系的总体建构方式，二是探讨理论的思维法则、研究路向、系统结构法，三是研究美术理论方法自身的历史现象与规律。此外，基本理论还向“学术阈”和“创作阈”延伸，一方面是实践主体的理论，阐述美术活动过程中主体的性质与作用，在人（创作主体、接受主体或批评主体）和作品（理论文本）之间建立一个阐释体系和评价体系；另一方面是历史客体的理论，阐述人类历史中美术作品的发生原理、形态流变及类型性质，在作品（理论文本）和社会（历史语境）之间确认一个意义系统和文化类型。二者直接体现着理论的双重性——以历史性的眼光确认某种文化观，呈现出某种自在的社会性；以主体性的研究确立某种批评观，呈现出某种自为的实践性。显然，美术理论以原理论、实践主体理论和历史客体理论三者构成一个基本理论系统，其学科性质由原理论部分决定。传统学科就在原理论部分建构一元化的结构体系，其内限性强，相对封闭——如果这一部分遭到否定，便会导致整个系统崩溃（如表现论对反映论的否定，价值赋予理论对本质论的否定等等）；而现代学科建制依然保持这种大结构框架，但基本理论部分却呈现开放的多向包容的态势，尤其是在本体的质问达到十分激烈的时候，原理论基本模块就会开裂，出现各种不同的学说与流派，重新形成多元组构的基础模态——种非本质论的外化倾向。
美术理论系统的开放性真正体现在外部边缘的两大学科系列：进入创作阈的右向系列为应用学科，进入学术阈的左向系列为交叉学科。二者的研究阈场可增可减，完全是动态的开放的，随着对象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随着区域的转换而变化。按常理，进入学术阈的学科模块其学术性较强，有较大的研究空间；进入创作阈的学科模块其实践性较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多受对象制约。应用理论的研究对象也是它的研究目的，即直接针对造型艺术自身的实践，为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支持。说明性、可操作性和序列规范成为应用理论的研究特点，对象成为纯粹的研究客体，可使用科学的实验的手段，以实证或否证的方法进行研究。交叉学科的范围更为广阔，可变性大，性质最活跃。第一，与传统的人文学科或社会学交叉，如美术史学理论、美术社会学、美术心理学、美术人类学、艺术哲学或造型美学等；第二，与新兴学科交叉，如比较美术学、阐释美术学、发展美术学。另有一些两栖类学科，如美术思潮史、美术理论史、美术批评史等，论学科性质应属于史学系列，但研究对象的属性则在美术理论范畴（未列入学科图表）。交叉学科是学科分化的现象，处在学科外沿，也是学科的前沿，不断对外交换，激励学科发展，开拓学科视野，研究传统学科边界上的“遗漏问题”或传统学科无法包容的“新增问题”。
附图
美术理论学科图表
分析上列图表，可见基本学科模块亦可成为课程模块。众所周知，课程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基础，是第一步的工作。目前，应用理论和交叉学科两部分的课程容易切入，易于规范，因为有章可循（参照西方既有的学科课程），且又相对独立，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基本理论部分的情形却不相同，在西方也没有权威的或比较完整的美术原理著作。所有关于“艺术原理”的研究都在美学范畴内，研究对象几乎都是西方的造型艺术，极少涉及西亚或东亚地区。比较美术学的研究刚兴起，远未深入，未能阐释人类造型活动最普遍的规律并提出相关的艺术法则（是否存在普遍规律和通行法则，此处暂不讨论）。理论阐释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即特定的对象、特定的语境和特定的概念术语所形成的一系列规限性的表达。中国现代的美术理论面对的不仅仅是中国传统的书面创作体系（这是最低限度的说法），而是在中国本土由现代的中国人所进行的种种造型实践活动，或曰，与视觉相关的美术活动（暂且使用“美术”概念，既是约定俗成，亦无更加恰当的词可以取代），其中很大部分属于西学体系，或中西结合的现代实验。以怎样的理论话阐释这种美术现象？如何界定又如何评价？理论依据是什么？基本理论的问题最多最复杂，直接诉求个体的感性经验，一时难以澄清，故也无人问津，或无法问津。
四、学科话语
学科建制是对话语的限制。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身的命题，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特殊的概念系统，通过学术体制确立知识－理解模式。它强调在特殊的语境中讨论理论问题，而不是先验地假定问题的答案，推行非语境化的脱离实践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
学科概念系统的话语重构，曾流行的两种说法，一是实现中国古论话语的现代转换，二是实现西方现论话语的中国化。在中国，现代美术理论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外来学科，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传统学科，传统中国或现代西方的学科概念和范畴都同时存在，二者碰撞，自然整合。但是，二者在量上或质上均不对等，交流的势态相差亦大。现在理论学科的系统框架是在西方理论思维模式影响下产生的，话语符号是中国的，言说对象是现代的，文化意识层面还有传统的观念，概念系统的话语方式与系统之间不是绝对的文化对应关系，中国古代的理论话语依然进入。系统是被开发的，话语是灵变的，其准则只在于自身的理论立场和对象的特性表达。
美术的概念与范畴是对美术样式的艺术功能、社会作用及审美规律的一种抽象表达。有关样式的分类、流变及艺术特征的理论，必然形成相应的范畴体系，样式的历史沿革又导致理论范畴的推移变化。在古代中国，就有三次大的变化：一从汉代的“君形”论到六朝的“畅神”论；二从六朝的“形神”论到宋代的“形意”论；三从宋代的“意象”论到明清的“逸兴”论。其中，六朝和宋代是两个转折点，而形神论的核心概念是“畅神”，形意论的核心概念是“意象”主流样式的审美特征转换与概念范畴的推移变化基本一致。问题是到了现代，一方面在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和狭隘的民族意识驱动下，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概念范畴泛滥成灾，失去了对象性；另一方面在文化激进主义思潮和开放的全球意识下，西方现代艺术中流行的概念范畴也泛滥成灾，同样失去了对象性。或许我们不能单纯地责怪现代中国美术理论的失范与混乱，因为创作实践本身都处在探索实验阶段，无所适从。旧范式被批判，旧理论被质疑，旧概念被颠覆，传统的语境丧失了，在“解构”和“多元”的现代世界中，在文化大批判的时代，我们能否期待一个共通的美术样式及其相应的概念系统？显然不能。因此，中国古代的理论话语是否需要实现所谓的“现代转换”？西方现论话语是否需要实现所谓的“本土化”？其实，这个问题可以简化——对古论话语的重新诠释，就是“现代转换”；在自我意识界面上接受西方的理论话语，在汉字符码上实现意义的重新组接，使之成为当下有效的理论工具，就是“本土化”。任何一次历史文化的转型或外来文化的输入，都存在这种现象。若究深意，在“现代转换”和“本土化”口号的背面，则隐藏着一个“新中心”论，或期待着一个新的话语霸权。本文提出的，“话语重构”，不是要建立威权话语模式，而是在清理（让概念系统进入各自的话语模式）之后，以大系统的链接方式建立一个新秩序，即在社会公共的话语空间实现某种理论定位，并以有序的方式进行对话。
五、学科建设
现代科学的本质篇4
哲学是什么的问题，是哲学的首要问题，它涉及到哲学的性质和功能定位，关系到哲学生存的合理性。随着哲学和科学的高度分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就显得尤为迫切。以致有人把它称为“二十世纪哲学的第一问题，而且将继续是第一问题”。
近年来，哲学界在反思“哲学是什么”的认识时，发现以往对哲学性质的认识存在着一种知识论的立场。翻所谓哲学的知识论立场，就是在与科学的对比中去理解、解释和规范哲学。具体地说，就是把哲学作为一种知识，作为“对自然知识、社会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唯一科学的世界观”。与科学知识相比较，哲学知识的获得，主要通过对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知识具有最高的概括性(最大的普遍性)和最高的解释性(最大的普适性)。之所以会有这种对哲学知识化或科学化的理解，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哲学与科学有一个从统一到分化的过程，在二者未分化时，哲学实际上承担了科学研究的任务；二是受到了近代实证科学成功的诱惑，以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绝对真理化、教条化和意识形态化的需要。这种对哲学知识化或科学化的理解存在的问题是：(1)不符合哲学与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因为，“如果说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那么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出现之前就不应该有哲学，可是谁都知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2)抹杀了哲学与科学的根本区别，使哲学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如果把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定位在研究对象的不同，即哲学解决整体的、一般的问题，科学解决局部的、个别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发现，随着科学的发展，整体的问题也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来解决，原来很多属于哲学研究的问题，如心理学、社会学都成了科学研究的对象。如果沿着哲学的知识化或科学化立场走下去，哲学必将失去精神家园。(3)颠倒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使哲学失去了对科学的反思批判功能。强调哲学对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必然使科学知识成为哲学的前提，哲学成为对科学知识合理性进行论证、辩护的注脚，哲学失去了对现存世界进行批判和改造-的任务。(4)限制了哲学研究的范围。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哲学的地盘主要集中在形式逻辑和辩证法，认识论也就成了哲学的中心或唯一问题。
哲学工作者们认为，要走出对哲学知识化或科学化理解的批判，实现哲学自身的发展，需要重新理解哲学，突出哲学的反思、批判性。把哲学理解为对包括“科学”在内的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的批判性反思和理想性引导。即哲学不是知识，而是对知识的反思。哲学研究的目的，不是获得确定无疑的结论，而是对确定无疑的结论进行质疑或批判。
从对教学哲学的性质和功能的认识来看，尽管对这一问题还缺乏讨论和自觉，但是，基于众多的教学论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教学论对教学哲学性质和功能的认识，更多的停留在知识论立场，没有区分教学哲学和教学科学。具体表现在，我们是在教学科学的知识体系中理解教学哲学。如，我们把教学论的任务定位在研究教学的普遍问题和一般规律，把教学论的发展理解为不断追求教学论的科学化的过程。与一般教学论相比较，教学哲学研究更一般的规律，教学哲学知识更具有概括性。
在教学论停留在日常经验和工作总结水平，沦为教学政策的注脚的情况下，强调教学论学科的科学性、理论性，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对教学哲学性质功能的知识论定位和对教学哲学与教学科学不加区分，也会造成二者性质功能的错位。本来是教学科学思考，需用观察、调查、实验等经验实证的科学方法来解决的问题，如有效教学的规律，我们却做了抽象的哲学思考，用本质、本质的联系、外部联系、内部联系、矛盾分析等概念范畴和哲学的玄思，代替了具体的教学规律的实证考察。结果，我们苦苦追求教学规律不能得，以致教学论内外部对教学论知识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而西方的教学论研究却在过程--成果范式下，通过课堂教学观察与实验研究，产生了丰富的教学论研究成果，成了教学政策和教师培训的依据。本来是教学哲学问题，需要立足哲学的反思和批判来寻求新的理解，我们却做了科学思考，企图寻找标准答案。譬如对教学本质的思考，我们不是立足对教学观和教学研究范式的反思和超越，而是寻求对教学的终极解释。又譬如，对教学中主客关系的研究，我们不是把它作为哲学问题，去反思教学过程中的教与学的关系，而是企图对教学关系作出一种新的性质判断，去描述教学关系的规律。等等。
而教学哲学和教学科学性质功能错位的结果，最终又使教学哲学和教学科学都得不到发展。因为，如果把教学哲学定位在对教学科学的认识成果进行概括和总结，忽视教学哲学对教学科学的反思和批判，教学哲学成为对教学科学认识成果辩护的工具，不仅教学科学的认识成果将难以突破，而且教学哲学也会因此失去了概括总结的素材。
显然，教学哲学的发展，有赖于我们重新理解教学哲学的性质，把教学哲学理解为对教学存在、教学发展以及教学科学认识成果的反思，而不是揭示教学活动整体的图景或最根本的规律。
二、教学哲学的主题：教学认识论----学生生存发展论
哲学要解决什么问题，决定了哲学的内容和具体理论形态。因而，哲学的发展也取决于哲学研究主题的转变。
从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近50年中国哲学研究的主题，经历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到价值论，生存发展哲学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认识论问题一度成为哲学的热点问题，并且对教学哲学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到了20世纪90年代，认识论研究进入沉寂状态，认识论问题受到了哲学工作者的冷落。有的哲学工作者在进行认识论研究选题的文献分析时发现，自进入90年代以来，刊物上就几乎没有发表这方面的参考文献。有人统计了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卷2003年全年和2004年前8个月约600篇文章，发现关于认识论的仅有3篇。那么，80年代为什么会出现认识论热?90年代为什么又会出现认识论研究的沉寂?哲学工作者们认为，这并不是出于理论自身话语翻新的需要，其实质，在于社会历史实践在广度与深度上的拓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认识的视野的拓展。80年代，伴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有关认识的可能性和可靠性的认识论研究，成为哲学研究的热点。9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社会发展问题和人的发展问题更加突出，有关人和社会生存发展的问题，就成了哲学关注的焦点。那么，哲学研究主题转换后，哲学认识论的前途命运如何?一种观点认为，哲学认识论问题已经消亡。传统哲学认识论关注的，是认识的来源和发生问题。实际上，是对认识的心理现象和心理过程的描述，而不是对“意义”的认识论分析。因此，应当把它作为心理学而归入经验科学。另一种观点认为，哲学研究主题的转换，并不意味着原来的主题不存在了，哲学认识论应该发展或重建。哲学认识论的重建论，又可以分为几种具体观点：(1)主张哲学认识论从传统认识论走向现代知识论。这种观点认为，古代和近代的认识理论，主要从发生学意义上研究有关认识的“起源、范围及其客观有效性”问题，通常称为“认识论”。在当代知识理论中，它的研究内容从有关认识的发生学的研究，转变为有关知识本身之所以为真的条件的研究，特别是有关知识的确证问题的研究。称之为“知识论”。(2)主张哲学认识论从抽象认识论走向具体认识论。如有的主张，认识论研究必须结合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信息化、网络化的普遍应用带来的认识和实践的新特点。必须研究知识创新这一范畴，探讨知识创新提出的认识论问题。对“知识就是力量”的命题作出认识论诠释；探讨知识在创新活动中的作用及其机制；揭示创新实践与知识进化的相互促进关系；基于知识创新来揭示人的认识与实践能力的最大可能性。有的主张，关注知识社会学对传统认识论的冲击，研究认识的社会性或社会意识形态对认识的影响，并且建构社会认识论的哲学理论体系。(3)主张哲学认识论研究，应该和哲学本体论、价值论研究结合起来。这种观点认为，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研究是脱节的。其中，本体论研究，主要是知识论的本体论，目的在于为世界寻求终极的解释和统一的知识，不关注人的生存发展问题。认识论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框架中进行，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抽象的认识关系，也脱离了人的生存发展的本体论问题。因此，这种观点主张，哲学的发展，应立足人的生存发展，以实践论为基础，实现世界观、认识论、历史观和价值论的统一。
对于教学哲学研究的主题而言，20世纪80年代，为了反映教学改革中加强知识基础、重视能力培养的要求，受哲学认识论研究的影响，一些教学论工作者构建了教学认识论体系，系统地探讨了教学认识的主体、客体、领导、认识方式、检验标准等问题，受到了教学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教学认识论开始受到教学理论界的批判，有的主张突出教学过程中人的因素，把教学活动作为生命活动；有的主张拓展教学论的哲学基础，把实践唯物主义研究与认识论研究有机统一起来；旧有的主张重新理解、定位教学认识论，认为真正的教学认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为一般指导，以教学认识为研究客体的哲学认识论----与教学本体论、教学价值论并列意义上的教学认识论。
对教学哲学主题的讨论或争鸣，反映了教学哲学自身超越、发展的需要，有助于我们发现和找到新的教学哲学问题。我们认为，这些讨论或争鸣，尚需进一步结合问题的性质，充分反映哲学界对认识论问题的新看法和考虑到教学改革实践的需要来进行。
从教学哲学讨论的问题的性质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教学认识论还是教学交往论，都是在教学本质范畴中进行的。而本质范畴，是哲学本体论、存在论或世界观范畴。因此，教学认识论或教学交往论，实际上都是教学本体论；认识或交往的教学本质观背后，都有一种本体论预设。但是，有关认识或交往教学本质观的倡导者，大多没有意识到其所探讨的是教学本体问题，并对其本体论预设作出自觉的反思。分析有关教学本质的争论，我们可以发现，多数研究者所理解的教学本质，实指教学的根本特征、起源或存在的根据。其目的，在于对教学存在的丰富性、多样性作出最深层次的统一解释。这实际上是一种知识论的世界观或本体论。
根据哲学界对认识论哲学的批判来看，当前教学哲学的研究，未能很好地把教学认识论和学生的生存发展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过去我们一直强调，教学论有两大哲学基础----全面发展学说和教学认识论。对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强调它们是有内在联系的，是统一的。但是，具体的联系是什么，我们一直缺乏深入的考察。而从当代社会实践和教育教学改革的发展需要来看，人的生存发展问题越来越来突出。教育哲学研究已把关注学生的发展，特别是学生的主体性发展，作为教育的根本价值取向。培养学生主体性发展的教育实验，已得到广大的教学理论和实践工作者的认同。这就迫切需要教学哲学把教学认识论和关注学生生存发展的教学本体论研究结合起来。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教学哲学主题的转换，可以从以下方面人手：(1)澄清教学哲学问题的性质，区分哲学问题和科学问题。如教学的起源、发生问题，可以通过教学史的分析和教学社会学的分析来回答。教学认识的机制和各种教学认识方式的利弊问题，可以通过具体的教学实验来回答。教学哲学的研究，则应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教学中的认识关系、价值关系进行反思和批判上。(2)把教学认识论的研究和学生生存发展的教学本体论研究结合起来，解决好教学认识与学生生存发展的统一问题。
立足学生生存发展的教学本体论与认识论思考，将会带来的教学哲学研究的新课题：(1)立足学生的本质，反思教学中的各种人性假设；(2)立足学生的发展，反思教学中的价值取向，关注当代学生在生活世界中面临的身心发展的价值冲突，帮助学生进行价值取舍；(3)立足学生发展的方式，反思教学中的价值、伦理和认识关系，关注当代学生的生存或生活环境的具体状况、异化的表现和学生自由全面发展的新途径。
三、教学哲学的思维方式：本质主义思维----现实关系思维
现代哲学的发展，表现在哲学思维方式上，就是从实体思维、本质主义思维向现实关系思维的转变。
所谓实体思维或本质主义思维，其基本信仰和思维路径在于：把世界分为本质界和现象界；人们日常感知到的是经验现象界，它是不可靠的；认识的目的在于，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是一种不变的超时空的实体(或归之于物质本原或归之于精神本原)；实体与属性相对，找到了实体就找到了事物的属性、功能和特征；本质认识的结果，具有终极解释作用，是一切认识和行动的基础。
现代哲学在对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批判中，进行了哲学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型。现代哲学对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批判集中在：第一，本质信仰的不可靠性。现代哲学认为，在现象背后没有一种永恒不变的实体本质，离开了存在的现象就无法把握本质。对本质的追求，实际上是一种“中心”思维和霸权意识的体现。第二，世界的属人性。现代哲学认为，世界不是脱离人的价值意义的客观实在。脱离人的价值意义去追求永恒不变的本质，是无意义的。
不同于实体思维或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现代哲学主张，哲学向现实生活回归，把哲学的关注点从对世界的统一性和知识的统一性的关注，转向对人的现实生活的关注。立足人的存在发展，现代哲学践行现实关系思维。与本质主义思维相对，这种现实关系思维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从实体思维走向关系思维。现代哲学认为，哲学的任务不是去关注世界的本原，而是关注人与世界的关系。要关注人与世界的关系，就需要从人的活动、人的实践，去揭示人与世界发生关系的事实与价值形态。第二，从还原思维走向生成思维。从人的现实生活、实践来把握人的本质、存在与发展，不是把人的本质还原为来自主体和客体的某种抽象的规定性，如理性、感性、生物本能等。而是从人的实践生活的社会历史性来揭示人的本质的动态生成性、多样性和开放性。使人从自在的存在，走向自为的存在；从某种社会规定性意义上的人，成为自由自觉、全面发展的人。第三，从抽象思维走向现实思维。哲学思维的路径不是寻找逻辑起点，建立僵化的体系，而是面向人的生活世界和实践，考察当今社会生活和实践发生了什么变化?提出了什么问题?哲学应以什么方式来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
从教学哲学的思维方式来看，本质主义思维对中国的教学哲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教学活动本质的研究，已成为教学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至今余绪未绝。在教学本质的争鸣中，与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一致，众多的研究者相信，教学存在一种使其特立独行于世的所谓本质的东西；多数研究者赞同，教学存在惟一的本质；不同的研究者，从教学内部的矛盾或教学与外部其他社会现象的区别，来探寻教学的本质，或归之于特殊认识，或归之于实践、交往等；教学本质的争论，围绕何种本质是唯一正确的本质来展开；评价教学本质认识的标准，是主观符合客观，看哪一种本质观最符合教学的本性、有最大的解释力。
本质主义思维为中国教学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话语，促进了教学哲学的繁荣，但是，也带来了不良后果。主要在于：第一，陷入抽象概念之争，忽视了教学哲学要解决的问题。在教学哲学的思考中，人们为教学本质是认识还是交往、认识中有没有交往争论不休，而对哲学认识交往范畴要解决什么教学问题却置之不理。事实上，哲学认识范畴的引入，主要解决的是教学过程中学生与书本世界的关系问题；而哲学交往范畴的引入，主要是解决教学过程中的社会关系的异化和合理性问题。由于问题不明确，结果，本不应该发生争论的问题，却争得不可开交。第二，走向霸权和封闭。众多的教学本质的思考者，都企图寻找教学活动的终极存在，获得唯一的、绝对的解释力。结果，使教学论工作者依据各自的逻辑起点来构建范畴体系，缺乏真正的交流，最终使教学哲学走向封闭和不发展。第三，走向抽象和脱离现实。教学哲学在逻辑起点、范畴体系的不断转换中，体会到理论的繁荣；而脱离现实的理论思辨，却使得教学哲学对教学现实的反思批判能力越来越弱。
那么，教学哲学的发展如何克服本质主义思维的局限，这就需要教学哲学立足哲学的反思性和学生的生存发展，转变教学哲学的思维方式。从教学哲学的意义上讲，教学哲学思维向现实关系思维的转换，有如下新的视点：第一，把教学哲学思考的出发点，从本质追问转向对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方向和可能性的追问。第二，不是在认识论意义上谈人的发展，把人的本质归之于某种抽象的理性能力的发展，而是立足实践、交往，来揭示学生发展的多样性、差异性、动态生成性和开放性。第三，立足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转型带来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和日常生活方式的变化，对教学生活类型、方式、状态进行反思批判，从中寻找学生发展的价值取向和合理的方式。
总上，我们认为，教学哲学的发展，有赖于对教学哲学性质、主题和思维方式的重新认识。这三个方面是统一的。这就是：教学哲学的性质，决定了教学哲学的主题；教学哲学的主题，决定了教学哲学的思维方式。
现代科学的本质篇5
关键词:关学思想;文艺关学;和谐论;审美关系
为了使人们便于理解和掌握“和谐论”的理论体系，我把自己在学术上的一些追求概述一下:
一、我认为文艺美学作为一个学科，既是传统美学发展的必然产物，又是20世纪诞生的一个新兴学科，有的同志说它是中国美学家对世界美学一个独特的创造和贡献，是有道理的。因为时一间短，目前学术界对文艺美学的对象、内容和学科定位，有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有益的。我根据长期反复地思考，试从研究视角、方法、对象、内容和相关学科的关系等五个方面，界定文艺美学的内涵、性质和学科位置。我认为文艺美学既是哲学美学和艺术部门美学的中介环节，又是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的并列学科。但似乎不是美学与文艺学交叉产生的既非美学、又非文艺学的第三种学科，也不是黑格尔式的艺术哲学之一。
因为传统的艺术哲学只有单一的哲学视角和哲学方法，所以文艺社会学主要是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文艺心理学也主要是心理学的视角和方法，它们都着重从一个方面揭示文艺的本质和规律，而文艺美学则将哲学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视角和方法综合起来，力图多视角、全方位地展现艺术的审美本质和美学规律。它是哲学美学、艺术哲学的一个新发展。它是整个美学科学的一个构成部分，在学术范围和学科性质上是属于美学学科的，同时它又吸收和融合了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也可成为彼此互动互补的文艺学的并列学科。
二、在理性的科学认识和感性的伦理实践之间的艺术本质的审美规定上，我也在着力弘扬和发展古今中外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古希腊的摹仿再现美学，在自然和人本、客体与主体的素朴统一中偏重于客观本体的认知;古代中国偏于抒情的表现美学，在自然和人本、客体和主体的素朴和谐中偏重于主体心灵的呈现。西方17世纪理性派和经验派的对立，特别是康德之后，在自然与人本、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基础上，日益转向主体情感的表现。从康德开始客观本体日益转向人类理性主体，以后又擅变为柏格森的生命主体。海德格尔则由康德抽象的主体，走向感性的生存着的“此在”(Dasein)。雅斯贝尔斯则由海德格尔原始的主客体未经分化但又非个体的“此在”，走向“我”这一“非知识性”个体的决定论。如叶秀山同志所分析的:他认为“我”不是由因果律决定的，不是“我”的过去决定了“我”的现在，“我”的现在决定了“我”的未来，而是“我”吸收了过去和将来，我是决定性的，“我”自己决定我是(什么)。这种“我”的存在论意义上的个体决定论，把个体主体突现到首要地位。解构主义的德里达，则在否定客体本体的基础上进一步否定了一切本质、中心，把一切归于个体主体的虚构，它用主观相对主义勾销了客体、绝对和普遍真理。总之他们拒绝传统的客观的理性认识论，拒绝知识哲学，只强调存在、主体、人、生存的个体的本体性，只承认艺术是“存在的本真的”呈现，是人的主体的“呈现”，而否认艺术的客观性、认识性、真理性。这有部分的真理性，但也似更为极端和片面。因而近现代的中国美学，虽然在西方文化、美学的冲击和影响之下，却没有像西方那样极端，而是在曲折中走向更高的和谐。和谐美学的艺术审美本质论综合了古代和近现代的美学并予以辩证的发展，真正突破了西方近代的二儿对立，审美地把理性的科学认识和感性的伦理实践、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客体再现和主体呈现辩证地和谐地统一起来，力图在二者之间巧妙地恰到好处地把握艺术的审美特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艺术是对世界“实践—精神的掌握”方式，也正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1983年我曾写过《论马克思关于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我认为艺术掌握“既不是单纯的物质实践，也不是单纯的精神思维，而是两者的融合”也就是说，“既与感性实践活动的感性、具体、物质性相联系，又与科学认识活动的理性、抽象、精神性相联系，同时在根本上又不同于感性实践和理性认识。它是感性与理性、心理与认识、情感与理智、具体和抽象、物质实践性和精神息识性的和谐统一”
三、我把艺术审美本质界定为审美关系的典型形态，界定为理性科学认识和%少l伦理实践之间的第三种审美意识，界定为以情感为中介的感知、表象、想象、情感、理解有机统一的心理结构整体。这一规定既吸收了康德在智、情、意的三大划分中把审美判断归于情感领域的论述，又超越了康德把美归于形式的倾向。因为美、艺术本身就是真与善和谐统一的产物，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脱离真、抛弃善的唯美主义。同时处于这一之间的审美艺术，也防止了把艺术等同于理性科学认识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也遏制着把艺术等同于感性伦理实践的意志化理想化倾向。前者貌似于再现客观生活的现实主义，后者一冒充为抒发内心情感、追求主体理想的假浪漫主义，它们都超越了这二者之间的界限，而易于滑入纯理智认识或纯意志实践的非艺术领域。
四,与把美和艺术砍成两撅的观点不同，我把美和艺术、美的形态和艺术的形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美和艺术的本质，美的形态和艺术的形态，只有物质存在和精神意识的区别，而在结构上、本质上是一致的。从美的本质到艺术的本质，从美的形态到艺术的形态，是美学理论发展的逻辑必然。美的本质是由审美关系决定的，而艺术正是审美关系的典型形态。同样，古代的美是偏于和谐的，古代艺术也是和谐美的古典主义艺术;近代是偏于对立的崇高，近代艺术也是偏于对立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艺术;现代反和谐的丑，规范了丑的现代主义艺术;在对立中走向极端化和悖论的荒诞，陶铸了荒诞的后现代主义艺术;而新型的辩证和谐美，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艺术有本质上的一致。美和艺术这种本质上的共性又正好说明文艺美学是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美学学科发展的一个理论中介和逻辑环节，而不是脱离美学轨道的第三种学科。<?XmL:nameSpaCepReFiX=o/>
六、我认为重视方法论，是文艺美学作为哲学、美学学科的标志之一。没有深刻的方法论，不能称之为哲学理论，也不能称之为美学理论。我历来主张研究方法是学术科学的生命线。美学要创新美学理论要有原创性，首先方法要创新，要有自己方法论的特点。“和谐论”文艺美学的方法论与其理论体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运用以辩证思维为统帅的多元综合一体化的方法，构筑了一个纵横结合网络式圆圈型的逻辑框架。“和谐论”文艺美学体系以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逻辑思维为根基，以抽象上升到具体、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为主线，展开了一个从艺术的萌芽(亦即其本质的抽象规定)开始，经古代的古典主义、近代对立崇高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丑的现代主义、荒诞的后现代主义、向现代新型辩证和谐美的社会主义艺术发展的历史画卷。“和谐论”文艺美学体系又吸收融合了现代自然科学方法及现代哲学、现代美学的方法。它对美的本质、艺术审美本质的分析，借鉴了系统论的方法，是一种超越对象性思维的关系系统思维。在美的形态和艺术形态的研究上也渗透着现象学的方法、结构主义的精神，它们是在构成美和艺术的各种元素或和谐或对立的矛盾构成上，划分着古典美和艺术、近代崇高和崇高性艺术、现代辩证和谐美与社会主义艺术的根本差异。结构主义与系统论骨子里也是相通的，它们都可以升华到哲学方法论的高度，由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子以整合和融汇，成为丰富、发展、完善辩证思维的一个富于生命力的构成部分。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思维长于纵向动态的历史观照，缺乏横向静态的共时分析。而现代自然科学方法是一种横向、静态、共时的思维模式，20世纪的现代哲学、现代美学也多专注于共时的横向研究。它开始倾向于艺术家研究，后又转向艺术作品论、文本中心论，最后又转向受众中心论。创造美学，特别是文本美学、接受美学，成为20世纪西方美学的主要内容，但它缺失了黑格尔、马克思宏大的高瞻远瞩的历史眼光。“和谐论”文艺美学体系力图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基础上，取二者之长，弃二者之短，把纵与横、动与静、历时与共时高度融合起来，使之既包括美和艺术由古代到现代的历史嬗变的多彩画卷，又包括横向的艺术创造、艺术作品、艺术接受的静态解析，力争成为目前最全面、最丰富、最完整的文艺美学体系。而这种纵横、动静的结合，不仅表现在其内容的组合和构成上，而且渗透于各个范畴、各个观念的分析上，使它纵向中有横向，横向中有纵向;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历时中有共时，共时中有历时。如美和艺术由古代、近代向现代历史的嬗变，是纵向的、历史的、动态的，但对古代、灼_代、现代关和艺术本身的剖析，则是相对静止的、横向的。再如绘画、音乐、舞蹈、文学、戏剧等各种艺术样式，既有自己产生、发展、成熟a变的历史，又都是相互并列的姊妹艺术。特别像视觉艺术给画、听觉艺术音乐，几乎和人类同时诞生，也将永伴着人类生存的历史。只要有人类，恐怕就要有绘画和歌声。同时在横向的研究中，也渗透着纵向的历史感。如内容与形式这对古老的范畴，虽然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但在古代强调二者素朴的和谐，近代则把二者对立起来，现实主义艺术、再现艺术偏重内容，浪漫主义艺术、表现艺术则偏重形式。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开始把形式提到本体的地位，现象学和存在论的美学则致力于消解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现代马克思主义美学则应把内容与形式更高的辩证和谐作为美和艺术的最高理想。人物与情节的关系也如此，一方面要阐明二者一般的美学关系，一方面要揭示其组合的不同的历史原则。古代艺术偏重于情节，古希腊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把情节放在第一位，人物处于第二位。中国古代文学富于故事性，人物在故事的演进中展示出来。近代艺术则把人物提到核心的地位，为了塑造典型人物，打破了故事的完整性和情节的单一性，甚至剪取和集中一些互不相关的细节，多侧面、多层次地刻画典型性格。现代主义淡化人物和情节，后现代主义则把人物作为一种符号，情节可以随意编造。还有艺术是感知表象、情感、想象和理解高度融合的审美心理结构，在历史上也各有偏重，古代艺术倾向于四者平衡协调，近代艺术趋于分裂对立，现实主义更张调感知、表象、理智，浪漫主义更追求情感、想象、理性，表现主义和荒诞艺术则把想象推到幻想、梦想、直觉甚至荒诞离奇的极端，强调本能、无意识和荒诞意识。新型和谐美的社会主义艺术则追求再一次把四者更高更理想地融合起来。这样便形成为一种动静结合、纵横交错、螺旋上升的网络结构，我力图用这种发展着的辩证思维方法和复杂的网络结构，多视角、多层次、动态的、立体的、全方位地完整地揭示文艺的美学原理和历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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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现代科学的本质篇6
关键词：现代素质；农民；农村职业教育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其代表作《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个人的变化》中指出：无论一个国家引入了多么现代的经济制度和管理方法，也无论这个国家如何仿效最现代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如果执行这些制度并使之付诸事实的那些人，没有从心理、思想和行动方式上实现从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真正能适应和推动现代经济制度与政治管理的健全发展，那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只是徒有虚名。这说明，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建立，从根本上取决于公民是否具有现代素质。对于农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80%的中国来说，要实现现代化则更多地有赖于农民现代素质的形成。而根植于农村，以农民为教育对象的农村职业教育，是促进农民现代素质形成的重要途径。
现代素质的主要内容及要求
现代素质是一个综合概念，在现实生活中，主要包括道德素质、智能素质和生理素质。
道德素质是在对待万物千象的社会生活，对待自己、他人、集体、国家的认知准则和行为规范的“内化—外化”与“再内化—再外化”这一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是评价他人和自己的行为与调整他人和自己的关系的尺度。①现代道德素质要求具有科学的世界观、正确人生观和公正的价值观。
智能素质是指现代化建设人才所把握的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以及运用知识的能力，包括知识素质和能力素质。②现代知识素质的具体要求是：较宽广的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较深厚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现代能力素质则对人们提出了两个要求：（1）勤于观察、敏于思考，不断挖掘和发挥自身智力的潜能，使自己具有自我完善智能机构的一般思维品质。（2）敢于设问，勇于探索，能从新的角度抓住问题的症结，并有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方案的创造性思维品质。
生理素质主要指体质，其具体表现是一个人的形态发育水平、生理机能状况、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③现代社会高度紧张的工作和快节奏的生活，要求人们有更强健的体质和更旺盛的精力。同时，激烈竞争的社会要求人们具备健康的心理素质，不仅要有求胜求优的竞争精神，还要有克服困难的积极心态和勇气，以及面对失败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
中国农民素质问题分析
中国农民的现代素质直接关系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然而，目前中国农民的现代素质水平却不容乐观。具体表现为：
道德素质存在欠缺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在广大农村大力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农民的道德素质有了明显提高。但从总体上看，农民的道德素质尚未适应现代化的需要，不讲理想、不讲道德等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思想在一些农民心中还占有很高的地位。有的农民有较强的拜金主义，于是损公肥私、损人利己、亲情淡薄、虐待老人等事情时有发生，陋习死灰复燃。而见义勇为、助人为乐、扶贫济困、与人为善等传统美德，一些农民对此不以为然。
科技文化水平偏低，学习能力不足《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1～2000）显示，2000年乡村劳动力中初中文化以上的人数的比例为59.21%，高中或高中以上比例为11.62%。2001年中国科协对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显示，具备科学素养的农村居民仅为4%，仅是城市居民比例31%的1/7。④目前在中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占0.13%。绝大多数农民对农业科技的接受能力不高，很难看懂农业科技书籍，导致农民不能有效地掌握科学种田的知识和技能。许多农民仍习惯于“承父兄之教，少而习焉”的小农耕作方式。⑤
生理素质令人担忧据有关调查资料，中国农村人口病残率为5.5%，因农民健康状况导致贫困的农户占贫困户的比例较高。许多贫困地区因环境恶劣、缺医少药等原因，地方病和痴呆、病残人口比例都比较高。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男性劳动力离开农业生产，使相当多地区的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群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⑥
心理素质落后农民受传统文化熏陶最多，传统思想仍然深深地支配和束缚着中国农民的心理行为。相当一部分农民在心理素质上与现代人素质差距较大。具体表现在：小富即安、不思进取，有限的志向和人生目标；节奏缓慢、保守散漫的精神生活；平均主义理想等。虽然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农村生产关系变革，以及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变，冲击了农民的传统心理，但由于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许多农民仅仅满足于脱贫后的喜悦和安逸，而封闭了创业潜能。目前中国具有高素质和开拓型的现代农民约占农民总数的10%～15%。
运用农村职业教育提高农民素质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提高人力资本的途径有教育、培训、医疗、保健等方式，其中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最基本、最主要的手段。对于农村人口来说，职业教育是获取人力资本、提高自身能力、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有效途径。职业教育重视实践训练，要求受训者有较强的动手能力，是培养生产、服务、管理第一线实用人才的教育。职业教育兼顾就业功能、发展功能，农村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可以提高其专业技能，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质量。农村职业教育要发挥自身优势，克服不足，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培养高素质的农民，必须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树立现代职业教育人才观和价值观无论是初、中等还是高等农村职业教育，其出发点都是为农村经济建设培养实用型、技艺型人才。但在中国目前农村职业教育中却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误区，即过于狭隘地理解职业教育与教学目的，过多地关注其职业技能而忽略其完整人格的养成与发展。这突出地表现在许多学校从功利主义教育价值观出发，过分强调学习的职业定向性，认为与职业定向性关系不大的文化课、基础课可以少开，甚至不开。这显然不利于培养农民的现代素质。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召开的“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上，提出了现代化的人都应掌握三张“通行证”，即“学术性通行证、职业性通行证、事业心与开拓能力”。对于不同的人才，这三方面虽然应各有侧重，但并不意味着职业技术人才仅仅有一技之长就够了。从这个意义上考虑未来农村职业教育培养的各类人才，则必须既要考虑让他们学会做人，又要考虑让他们学会做事。只有这样，才能使所培养的人才既有顺利进入社会生产领域的技术与能力，又有丰富的情感、责任感、义务感，正确的人生价值追求。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在农村职业教育中实现职业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整合。这不但关系到农民的全面发展，也关系到职业教育自身发展与完善。
改革农村职业教育课程，建立现代人才培养模式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增加了对实用人才和技术的需求，这就要求农村职业教育应该打破以学科为基础的传统，在课程设置上，根据当地需要而开设课程，以增强为当地农业经济发展服务的功能。但是多数农村职业学校课程设置还有许多问题，反映职业学校特色的农、林类专业大面积滑坡，专业设置不合理，课程体系陈旧，盲目追随城市热点专业，片面追求升学教育，培养的人才与当地需要相脱节，对提高当地农民素质作用不大。针对上述问题，必须改革农村职业教育课程设置。农业职业教育的课程结构与教学内容一定要贴近社会、贴近市场、贴近生产、贴近学生。应以当地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需要为出发点，打破以学科为本位的教学模式，逐步树立以能力为本位的教育观念，围绕当地农业主导产业，有选择地开设课程，注重课程与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先进性、针对性、实用性和灵活性。在传授先进的知识和实用的技能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综合适应能力、自我学习能力、自主选择能力，以提高为农业产业化服务的本领。同时，建立旨在提高现代素质的人才培养模式。首先，在教学计划的制定时，要确保实践性教学环节的时间和内容，将实践能力培养贯穿教学全过程，一般来说，理论课与实践课的课时比为1∶1。其次，全面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推行“双证制”。农村职业学校的教学计划要与农村人才的需求和学生的就业岗位接轨，根据不同的就业岗位开展技能培训和相关知识教育，使学生在毕业时具备相应的技能和基础知识。再次，要贯彻产学研结合思想。产学研结合是培养技能型人才的基本途径，学校要充分利用社会的各种资源和农村各种科技示范田进行实践教学，并将科技发展的新成果及时融入课堂。最后要鼓励学生开展科学试验、科技活动和“一帮一”科技示范，既能培养学生的科技知识、科技意识、科技能力，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培养农业科技人才，又能通过帮带活动，促进农民学科学、用科学。
提高教师的现代素质农村职业学校的教师是培养农民现代素质的关键，但现阶段农村职业教育师资水平偏低、专业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的实践动手能力不强已是不争的事实。解决的方法如下：一是聘请有关部门或企业的科研人员为兼职教师；二是出台优惠政策，一方面支持学历进修，另一方面引进高学历的专业人才，充实专业教师队伍；三是改革学校人事制度，强化危机意识，形成竞争氛围；四是要求专业教师在搞好本职教学工作的同时，学习相关教育理论和技术技能，实现“一专多能”，建立一支能适应市场经济体系的专业教师队伍。
注释：
①②③曹福成.大教育与现代人的培养[m].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31、34、35.
现代科学的本质篇7
自本世纪中叶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渐地席卷了整个西方哲学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它以分离、解构、消解和非中心化为特征的“后现代性”，具有着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反表征主义的实质；因此，它冲击了以认识论为核心的现代思想框架，为传统的形式、观念和价值标准的可接受性带来巨大的震撼。无论人们如何去评价或褒贬后现代主义的真正意义，其广泛的效应都是不容忽视的。不言而喻，这种效应也不可避免地在科学哲学领域中泛起它的漪澜。当“后现代性”渗入科学实在论的研究中时，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便孕育而生，并作为整个后现代思潮的组成部分自然而然地打上了这一时代的烙印。
一、后现代性与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现存性
一般地讲，人们用“后现代主义”一词去描述文化领域中的后现代运动及其现象，以区别于现代主义运动、本文和实践；而用“后现代性”一词去描述伴随后现代运动而呈现的一切可标榜的后现代特征。然而，事实上并不存在统一的后现论，或者一致的一组立场。后现论的繁杂性和立场的多元性，是后现代主义运动令人眼花缭乱的一个基本状况。所以，“后现代”概念本身只是表明了一种文化、社会、政治和哲学等等发展的历史趋向性，而不是任何一个确定不变的理论。在这里，历史的趋向性与理论的特殊性决不是等价的。无论如何，当后现代主义在对历史作出嘲弄式的批判或否弃的形式下，试图去重新定位当代文化的走向和基点时，它们也自然地构成了一种影响科学自身发展的特定人文环境或人文途径。从这一相关性上讲，后现代主义运动至少体现了以下几点后现代性特征：
第一，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反科学主义”的理智运动。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它要向所有相互对立的理论、范式和学派都共同遵循的某种元科学纲领挑战。它批判了现代主义认为科学本身是一个具有特权的理由形式或真理媒介的观念；反对唯有科学知识可以被安全地建构的科学主张；驳斥了现代主义坚持科学理论具有保证科学研究概念基础作用的思想，否弃了现代主义以为科学是或者应该是价值中性的立场；强调了科学的实践的和道德的意义；展开了与一致性地建构科学真理的信仰的争端。一句话，“后现代主义的核心就是，它批判了认为科学认识是普遍的，因而它能够通过非语境的方式予以证实的主张。”[1]从而擎着“反对科学主义”的旗帜，在批判现代主义中，重新构置科学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关联，以及科学、本文和叙述之间的联结。
第二，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新的文化经验”。60、70年代以来，高科技的应用、传输媒介的爆炸、政治形式的变换、资本主义经济的动荡、新的时空经验的感受以及社会主体性的突出等等，这一切促使了后现代主义在科学上导向了一种新的文化经验，并以此来对抗那些元理论的理性经验。这种新的文化经验的本质就在于，它把社会看作是由无限多的生成意义的文化载体所构成的，一切都是相对地自主的和自足的，都服从于它们各自的独特轨迹，都有其自身的真理的有效性条件。换句话讲，在这种新的文化经验的框架内，一般的理论标准被消除了，普遍的基本概念的分析和说明被解构了，一切都诉诸于特殊的文化经验的直接意义，其典型的口号就是“真理的标准是依赖于语境的。”［1，p6］
第三，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批判性的解构战略，后现代主义抱着怀疑和疾世如仇的态度去看待世界和本文，其目的并不在于获取最大限度的清晰理解，而在于批判和摧毁；在于有意识地去“错解”或“错读”，而不是理性地建构和逻辑地抽取；并不诉诸于任何权威，而是玩那些当我们烦恼时可以改变其规则的游戏，“其信条就是：别对任何事情太认真，这不值得烦恼。”[2]因而，它试图破除所有已确立的科学学科之间的边界，去讲说超学科的论述，并让表达、真理、理性、体系、基础、确定性、因果性和意义等概念，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嘲讽中消失。而其根本性的战略目的，则蕴存于摧毁、解构、取代、破坏、区别、断裂、消除、分解、不确定、非中心化、非神秘化、非整体化及非正统化等等这一系列批判性的概念之中。[3]后现代主义运动的一切形式和内容、动机和目的、手段和途径，都需要通过这一批判性的解构战略去实施和实现。正是这一战略，构成了后现代主义自身。
不言而喻，从后现代特征中所表现出来的后现代主义的人文精神，把“反科学主义”作为其反传统的一面旗帜，把“新的文化经验”作为反基础主义的一只号角，把“解构战略”作为反本质主义的一场冲锋。在这里面所蕴含着的反理性主义、反权威主义和反教条主义的趋向，不能不作为普遍的后现代性本质影响“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
然而，“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仅仅是“后现代性”在科学哲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时代的映射或影响，它并不等同于后现代文化或艺术中的任何特殊的人文主义流派。同时，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也绝非任何单纯的、抽象的允诺，而是具体地和内在地渗透于科学的理论、历史和社会的研究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对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理解应当是多形态的、多层次的和多视角的。对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后现代性”的理解过于狭窄，将会抹杀当代科学实在论发展的多样的趋向性及其真实的意义，也将失去把握它的“后现代性”跳动的脉搏。在这里，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存在性，并不在于它是否具有某种确定的“组织形态”或贴有标签的“理论模式”；而在于在当代科学实在论的发展中，它是否产生或具有某种渗透着“后现代性”研究视角和方法的转换、趋向的调整或认识论基点的重新定位。从本质上讲，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是一种“无形的”思想倾向或方法论趋向，它的存在性就恰恰在于这些倾向或趋向之中，所以，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仅仅是一种科学哲学的“研究战略”，而不是任何固定不变的教条或模式；提出“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概念，正是为了更准确地去把握当代科学实在论进步的某些时代的特征，而不是其它。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科学实在论就不是什么不可捉摸的“神话”，而是可感知的“现实”了。
但是，与整个后现代主义的人文精神所不同的是，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仍然高举着科学理性的旗帜，把坚持、弘扬和发展科学理性作为其奋斗的宗旨。它的后现代性仅仅在于，弱化规范理性对科学活动的强约束，延展科学理性运动的疆域，开拓实现科学理性的新方法，在科学主义的精神中引入人文主义的精神，把科学的社会化和社会化的科学看作是一致的，从而在科学哲学的研究中，推进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趋势。所以，后现代性在科学实在论中的表现是曲折的、非直观的和深层的。但这正好表明了后现代性在科学实在论研究中的时代性、必然性和深刻性。我们不能用前者来否定后者，也不能用后者来简单地代替前者。事实上，人们否认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存在，是否认了反科学主义在科学哲学中的存在，决不能否认后现代性特征在科学哲学中的展开；后现代科学实在论者们讳言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但却绝消除不了在他们理论中所渗入的后现代性的研究趋向。总之，对于科学实在论的这种时代性的走向，应当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而不能仅仅囿于形式上的言词。
二、后现代主义趋势与科学实在论转向
在后现代主义的运动中，尽管派别林立，观点繁杂，但却存在着两种最基本的、既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与融合的倾向或趋势。一是以莱奥塔德（Lyotard）为代表的局域论的趋势，强调世界已被破碎成了局域的、自主论述的世界，试图发展被称之为后现代条件的“莱奥塔德描述”。二是以德里达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趋势，强调后结构主义的因素贯注于后现代的意义难题。从而导致了一种将意义看作是可逃避的和不可靠的观念立场。这两种趋势均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对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转向产生了潜在的和间接的影响。
首先，消解和摧毁元论述的神圣性及其尊贵地位是局域论趋势的根本宗旨。莱奥塔德对后现代主义趋势的途径做了这样的描述：“对于语言游戏的非同质本质的认可是第一步……，第二步是确定一个游戏规则的任何一致性和在其中可行走的步骤必须是局域的……，因而，这一趋势倾向于有限的无论证的多样性，并且这种论证涉及了其在时空中的限制。”[4]这也就是说，后现代世界被看作是破碎成诸多孤立世界的世界，它是在不能由任何基本的元论述所统一起来的局域论述的多元性中，各种要素的随机组合。
正是从这一基点出发，局域论趋势要表明：
1、科学本身并不是同质的论述，而是多样研究领域和行为的“空洞标签”；事实上，存在着多样的玩其自身游戏和产生其自身局域规则的科学。
2、后现代哲学已中止了对其自身传统特权的欣赏。因为，哲学既不能超越世界的多样性而仅仅提供单一的形而上学洞察，也不应提供对于世界的单一认识论的线索。传统的哲学家们实际上只是生产着标准、规范、规则和陈词滥调等等的集合，而人类理智和文化的物质性和丰富性都被亵渎了。
3、主体总是在特定的概念框架、信仰和语词的集合中去把握对象，因此中性的观察者不存在的。与此相关，理性既非约束于语形，也非仅仅由逻辑来规定，而是依赖于语境并历史地被决定的。
4、人们不可能在一个本文中抽出或证实某一永恒不变的教条或启示，后现代主义追求的是评价的多维空间，而意义恰是在多维空间中传播的。因而，当使用“批评”一词时，并不意味着“说明”而是意味着“刺激”。本文解构的实质就是要从单一的解释走向多维的评价，由教条性的说明走向启迪性的刺激，由守旧走向破除，由一统走向多元。
总之，局域论的趋势反对用元论述去统一局域论述；强调案例分析而不顾基本的理论背景和系统的建构；不注重对一般特征的沉思，而突出对结构和组织形态（科学、文化、社会建制等）之间的相互关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多元的论述以特殊方式存在着与科学的联结，而科学以多重层面与社会相互作用，以致于不存在孤立的科学哲学的领域，人们对于科学哲学之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及心理的分析，不应再受到狭隘科学哲学的歧视。
其次，解构和放弃逻辑及任何本文的规则是后结构主义趋势的核心目的。局域论趋势是要把意义难题由普遍引向局部，是要在一个确定的社会、文化或科学的局域内，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中，去使用局域的语词并求解局域的语言游戏，以达到对意义难题的解决。而后结构主义的趋势则认为，限制意义及其有效性的范围，并不能使对意义的把握更容易或更可能；应当把意义看作是可逃避的、不可及的或不可把握的。
“后结构主义”的意义概念发展了索绪尔（Saussure）的结构主义的观点，即意义从来不在符号中表现，它总是分布于符号总体之中，并且是由未陈述的战略整体性所生成的。结构主义者否认了意义的表征概念，认为意义并非由它们的指称所决定，而是在意义的关联网中被捕捉的。一个符号的意义是由该符号中未出现的不同结构所构成的，正是这结构划定了符号间的界限。一个符号意义的显现，依赖于在一个否定的方式中该符号不是什么的背景。在这一点上，德里达比结构主义更进一步，主张这些不同的结构从来不能被决定，因此，意义也从来不可能是完备的。“一个符号的意义是由永远不出现的其它的踪迹所决定的。”[2，p32]关键的是，后结构主义趋势并不想把握意义所渗透的各种结构，而是试图表明生成意义的结构如何才能被消解。德里达把这种解构行为与西方文化（科学是典型案例）的困扰作了比较，并以此廓清问题，对它们进行分类、整理，把它们包含在一个整体系统内，并形成不同层次的体系，以使意义展示出来。总之，使意义明显地通过结构的消解展示出来，而不是隐含于结构的神秘现象之中，正是后结构主义的途径。
之所以这样认识问题，是因为后结构主义趋势认为“本文是我们能够接触的唯一实在。”我们没有进入世界自身的途径，本文构成了我们的世界的界限。谈论世界就等于谈论本文，因而，理解本文的不可能性恰是不能理解世界的另一种表述。由于本文（世界）决不可能是一致的或符合的，在本文内在的意向性与各种表达形式之间就存在着特有的分离张力，任一本文都背叛其自身而期望使这种分裂潜势获得自由。所以，后结构主义的焦点就聚集到了关于本文的分裂效果上。正是这种分裂效果表明，由于不存在先验的表征，意义永远不能被完全地被把握；这正像模写和延续是无止境的，因而不存在我们能够移动地球的“阿基米德支点”一样。
后现代主义的这两种趋势从不同的侧面对科学哲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历史性的影响。譬如，把科学哲学看作是一种后现代的“本文活动”，一种对不同性问题的解决；消解以现代逻辑主义为中心的权威主义、教条主义和本质主义，反对为科学研究活动的规则和目的“立法”；把研究的焦点集中于科学的语境、修辞以及讲话的方式上等等，就与整个后现代主义的趋势是同性的。历史地讲，在后现代主义的趋势的影响下，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发展与科学哲学整体发展中的“解释学转向”和“修辞学转向”密切相关。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统治”的衰退而开始的科学实在论的复兴运动，恰是与科学实在论由“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换在趋向上是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发展与这两个转向相关，已经历了两个自然而又必然的阶段。
其一，“解释学转向”促进了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孕育和生长。事实上，伴随着20世纪“语言转向”的洪流，逻辑经验主义并没有超脱传统基础主义的巢穴。当它期望将科学理性的重建奠立在“不可置疑的感觉材料”基础上时，只不过是从语言分析的形式上将基础主义极端化了。“解释学转向”作为对“语言学转向”的反叛，是一种基于历史经验主义的分析，反对根据科学主义的教条去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进行绝对划界的“实践活动”。在这一运动中产生的范式转换、新的理解和阅读本文的方式，标志了后现代主义在科学哲学研究领域中的出现。[5]“解释转向”作为一种运动的深入发展，在更广阔的时间序列和社会空间上影响了科学实在论的进步。特别是促进了科学哲学与人文哲学、语言分析与解释实践、科学技术与人类知识的社会化等等之间的结构统一性和意义的一致性。科学实在论导向了整体论和自然主义的认识论取向，并推进了科学实在论与社会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和科学社会学相互融合的研究趋势。这表明了科学实在论作为一种后现代科学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的形式，不断地扩张和渗入了人类知识的广阔领域。[6]
其二，“修辞学转向”推动了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显著发展。“修辞学转向”的实质是要把科学修辞作为一种确定的研究方法，充分地揭示科学论述的修辞学特征，从而更进一步地跳出形式语言的逻辑预设，而从科学论述的境遇、选择、分析、操作、发明和演讲中，给出战略性的心理定向和更广阔的语言创造的可能空间。这一“转向”作为一种运动的兴起，促使了科学实在论更进一步地排除在理性与非理性、语言的形式结构与心理的意向结构、逻辑的证明力与论述的说服力、静态的规范标准与动态的交流评价之间的僵化界限，进一步削弱单纯本体论的独断性，强调心理重建与语言重建的统一。这深刻地表明，科学实在论在已经相当进步了的基底上，正在不断地充实和实现自身的后现代性。
不言而喻，在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生成和发展中，其后现代性趋向表明：在理论上，不断地由单一转向多元，由绝对转向相对，由对应论转向整体论；在实践上，由逻辑转向社会，由概念转向叙述，由语形转向语用；在方法上，由形式分析转向了对语义分析、解释分析、修辞分析、社会分析、案例分析及心理意向分析等等的具体引入。总之，科学实在论的后现代性趋向具有着对象的、层面的、视角的和意义的不同，表现了各种后现代科学实在论观念区别，反映了后现代科学实在论运动所具有的多样性与过程性的统一。
三、解构战略与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特征
从本质上讲，后现代主义并不一般地反对方法论的分析，而是反对将任何一种方法看作是凌架于其它方法之上的具有特权的圣物。后现代主义也不一般地反对整体论的分析运动，而是反对在任一统一的科学纲领下的总体理论的探究。后现代主义之所以是一种解构战略，就在于它是一系列以摧毁和消解为中心的方法和手段的集合；也正是在这些方法和手段的展开中，解构战略才能获得其具体的实现途径。集中地讲，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1、“差异”是后现代主义解构战略的前提。“差异”是一个具有强讽刺性的概念，它是要将元理论的分析还原到最小的或最局域的单元。从而，在非中心化的世界中去寻找“差异”的中心性，在解构了的世界中去寻找解构的实在性，在分裂了的本文中去寻找肢解的实质性。由于只有接触本文才能接触世界与实在，所以，本文的意义不在于它自身内在的本质，而在于外在的功能；不在于它的形式表征，而在于它的信息转换。因而，意义的“认识所予”不是本文，而是“差异”。在分离的变动中所揭示的这种差异，正是在这意义的形成过程中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东西。在这里，分裂本文，抛弃所予，把握动态变换中的差异，恰是解构战略得以不断展开并产生效用的前提。
2、“讽刺”是后现代主义解构战略的基础。由于后现代主义正是通过讽刺的手法达到其解构现代性的方式，被人们称之为“一种讽刺的整体社会论”。“讽刺”手法的原则就在于：①实在是可讨论的；②语言是初始的；③只有在语言的范围内，实在才是可象征的、可达到的；④只有在语言中能够言说任一或每一事物；⑤任何人都不能逃避他自己的语言，包括关于事物的所有其它一般陈述；⑥上述各项均是历史的事件，而非意识形态的立场或逻辑的论证；⑦因此，后现代主义的诞生既是现代性特征的终结，也是现代性语言的终结。[1，pp23—24]。
正是在这些原则的展开中，显示了“讽刺”是构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基础，使得实在和语言之间的一致及其不可言说的游离，成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对象、边界、条件和途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莱奥塔德后来试图用“词组哲学”取代以前的语言游戏的概念，认为游戏者不是唯一的，他是相对于词组而存在的，而词组则先在于任何意向。词组是理论的基元，在一个特定的“词组制度”中，将词组秩序化正是“词组哲学”的任务。而罗蒂则迈向了自然主义的语词实在论，并建构后现代的“拟文学哲学”，以取代传统哲学的地位。可见，讽刺手法所引出的正是后现代主义的语词本体论这一后现代解构战略的基础。
3、“放弃独白、构造对话”是后现代主义解构战略的根本途径。“独白”作为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权威主义的元理论的表现形式，使论述丧失了“实践—道德”的本性，也造成了社会意义的模糊性。只有“构造对话”，才能实现本文的真正语境意义，使论述成为一种平等的社会论述，才能让“社会科学变成公民论述的典范”。这种后现代主义的修辞学或语用学的转向，潜在地蕴含了公民在民主公众生活中的社会参与。同时，作为论述的社会隐喻也可表明，社会结构可以作为语言结构来加以理解，而且这些结构可以通过讲话的修辞行为来发明。讲话行为表示并嵌入了不同的意义世界之中，并且这些意义在社会中是层次地有序的。论述语言的符号化系统不仅仅是讲话行为，而且是社会关联结构的实现和调节。更进一步讲，社会关系本身就是符号系统，而社会则是一个进行对话交流行为的系统。另外，由于论述不可避免地具有它的局域性和语境性，“构造对话”的本质之一便是追求论述的修辞学的批判性和创造性，并以此去彻底地消解元理论的“不道德的霸权地位”。在“语词—世界”的关联中，论述的方式表征了实现特定世界观的方法论途径；所以，突破一种论述方式，就是导向一种新的方法论。一句话，“社会契约就是语言；讲话就是战斗；一个人总是处于特定交流范围中的结点上；一致是压迫的；创造总是论争的诞生。”[7]总之，从元语言走向自然话语，从元理论走向修辞发明，从元逻辑走向社会结构，从元规则走向普遍的价值趋势，就是通过“构建对话”而实现解构战略的具体途径。
后现代主义解构战略的具体实现途径，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上，作为后现代性的视角，渗透或折射进了当代科学实在论的研究之中。这种渗透或折射是以不破坏科学实在论的总体目标、趋向和本质条件，以拓展科学实在论研究的空间、手段和深度为要求，以强化科学实在论自身所特具的学科性、表述性和语词性为特点的。它们不是以囫囵的东西对应地搁置于科学实在论的框架之内，而是作为一种活的人类理智的要素被有机地消化、吸收和溶入了科学实在论独特的有机体之中。在这样一种时代的背景下，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后现代性”的两个最根本的特征，就表现为“整体论的扩张”和“意义理论的深入”。具体地讲：
1、整体论的扩张是对传统实在论过份强调“普遍论”的现代性的反叛或修正，是要把个体的整体性和自主性与整体的个体性和相关性结合起来，去说明科学运动的存在方式和运作方式。所以，整体性的扩张就在于开放性的选择。这主要表现在：①强化科学解释学的实践性，把人类的行为、科学和文化或整个历史时期作为“大”本文来阅读，从而在一切科学理论的“小”本文的社会意义上超越“语言转向”的狭隘性，使负载理论的语言与作为背景的社会更自然地融为一体，实现科学认识论的社会化或社会化的科学认识论，使科学认识论的语言具有整体的丰富性、深邃性和时代性的特征。②引入修辞学的方法，把科学论述看作是符号化的劝导，而不是单纯的形式表征；看作是境遇论述，而不是纯粹的逻辑规则的推演；看作是与特定共同体相关的讲演论述，而不是简单个体经验的实现；看作是有理由的论述，而不是预设先验标准的理性的概念化；看作是创造性的发明论述，而不是证明或说明模式的唯一结构。③通过自然主义的途径去说明科学理论的规范的形式系统与经验的描述系统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从而对理论语言进行泛物理主义的阐释；或者通过科学的进化去说明科学的“内在”与“外在”环境之间的关系，阐释理论、仪器、方法、价值、规范、道德、心理和社会建制等等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从而把科学看作是一种本质上的社会活动。
2、意义理论的深入是对传统实在论机械理解“语词—世界”关系的现代性的否弃和超越，是要把意义的真理性和真理的意义性统一起来，去阐释科学运动的表征方式和解释方式。这主要体现在：①用“意义大于指称”的观念去消解传统的对应论的指称论，认为意义决定了指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意义是约束指称使用的一种功能，同时也是指称定位的立体坐标，从而坚持了“意义”的意义超越了直指的旧观念，实现了由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换。②自觉地借鉴和引入语义和语用分析的方法去消解传统形而上学的断言，从语形、语义和语用的结合上去确定科学理论术语的语义空间和逻辑空间，去描述概念的语义网络，说明它的语义的一致性和语用意义的整体性。对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来说，语义和语用分析已由被迫的论战需求转化为容纳和满足各种实在论的立场、观点和可能趋向的方法论的保证形式。③在测量意义上去确立实在论的经验建构论，以消解传统实在论的本体论的还原论，认为测量结果的表征术语不是作为实在的“模写”，而是作为实在的“映射”被建构的，因为它的意义内含了特定测量主体的价值趋向性和意向选择性。但另一方面，又同时承认表征术语的意义的映射性必然地具有它所映射的特定实在的“模本”。从而，把实体的总体性和它们的关联看作是实在，或者把实在看作是具有潜在性、发展性和本质功能的实体总体，从而把所有实在解释成不仅仅包含存在什么或发生什么的世界，而且解释成必然是或可能是什么的世界。
四、结语
尽管后现代主义如日中天的辉煌时期已经消逝，但后现代主义浪潮并未完全退去，它对人类理智运动所产生的那些时代的影响，将会继续发生它潜在正负方向的效应。在这个过程中，后现代主义与反后现代主义批评之间论争的焦点，就在于当今科学的意义和科学的社会作用问题，即科学是不是唯一的、有特权的知识形式？何种认识模式是科学？应该如何理解科学是社会进步的途径？科学怎样能够成为既是主张客观知识的论述，又是构成社会同一和规范建制秩序的社会力？在对这些问题的论辨和求解中，后现代主义对难题的认定是敏锐的，但却设定了偏激的边界条件并给出了错误的解。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后现代主义导致了这样几种倾向：第一，极端的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以朝向元叙述的怀疑为基底，在多维的和不稳定的空间中，将叙述与科学认识割裂开来，使任何事件都自主地运行着，完全是一局没有规则的游戏。而真理就恰恰是在这种多样形式中非唯一地产生的，从而科学理性成为没有规则的“规则”的游戏及其自然化的体现。第二，具有某种古代诡辩论的特征，溢发着对哲学理性的嘲讽和亵渎。在后现代主义的认识框架中，一方面否认基础论证或证实的存在，另一方面则把非理性的“说服”作为根本的论证以充作理论的基础；在否认哲学除了启发性之外别无任何原则意义的同时，却要把解构的方式作为普遍的规则塞入人类理智的一切领域；既在叙述和说明、修辞和逻辑之间掘出一条不可逾越的沟壑，又试图通过“社会隐喻”去构设可选择的秩序化的理论。第三，反实在论的立场。后现代主义从否定中性存在的视角出发，把一切表征、一致和指称等都看作是依赖于概念框架而生成的，因而本体论的范畴嵌在指称说明中，并且这些说明是历史地和文化地变动着的。而且，这些变动本身也并不是朝向最成功的实在复制品的收敛运动，而是根据文化发展的趋向而社会地发散的。
后现代主义之所以衰落并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除了其理论的歧误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忽视了科学所具有的两个时代特征：其一，无论当代文化的发展多么地斑烂多彩，科学均将处于文化运动的主潮流之中；其二，科学建制的系统化、完备化和开放化，已使它不断地增长了与社会建制之间的联结，并由此产生了更强有力的社会力。而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正是从这两个基点出发，通过整体论的扩张和意义理论的深入，不断地走向了“开放”、“弱化”和“建构”这三个最基本的趋向性上。这既是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所具有的“后现代性”的时代特征，又是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途径。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各种弊病及其有意义的前景，均体现在这些趋向的统一之中。然而，从总体上讲，后现代科学实在论在吸收“后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去消解传统实在论的价值标准时，并没有陷入一般的现代主义的极端的相对主义；在与反实在论的论争中，在借鉴语义和语用分析及意义批判的手段时，也没有导向狭隘的解构主义；在接受解释学、修辞学的方法及与人文主义的相互融合中，在广阔的科学、社会和文化关联中探索科学的进步时，也从未放弃对于科学理性的追求。尽管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各样需要我们加以分析和批评的缺陷，尤其是内在化的和片面自然主义的趋向。不过，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所显示的那些虽然任重而道远，但却富有时代意义的趋向是不言而喻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喻示我们，在当今中国文坛上泛文化主义盛行之时，仍然保持清醒的头脑，继续高举“五四”以来的“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是一项多么必要、必然而又必需的事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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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Zuzanaparusnikova,isapostmodernphilosophyofSciencepossible,StudiesinHistoryandphilosophyofScience,march,1992,p25.
[3]ihabHassan,thepostmodermturn:essaysinpostmoderntheoryandCulture,Columbus,1987,p92.
[4]J·e·Lyotard,thepostmodernCondition:aReportonKnowledge,machesterUniversitypress,1984.p66.
[5]nanceymurphy,ScientificRealismandpostmodernphilosophy,theBritishJournalforthephilosophyofscience,Vol.4,1990,p292.
现代科学的本质篇8
摘要：马克思为我们所提供的不是这样或那样的具体结论，而是一种生成性思维。此种思维的特点是：以人的生成为出发点和最高诉求，以回归现实生活为致思趋向，用生成的眼光来观察世界。它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开辟了更大的可能性空间。
关键词：马克思；生成性思维；特色
马克思的某些具体结论也许会过时，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是科学的。具体而论，马克思为我们提供的不是什么政治学的、经济学的、甚至是哲学的结论，而是经由这些结论所展现出来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真正具有当代性的也正是此种思维方式。马克思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与现代的其他哲学家基本一致的思维，即生成性思维。此种思维有三大特点，也正是在这些方面，马克思哲学显现出与其他现代哲学派别的不同。
一、以人的生成为基础和目标
近代哲学对人的弘扬是以对人的抽象化为前提的，其考察人的思维是本质主义的。此种思维在人的存在、生活过程之前，先在地设定人的本质，认为人的本质早已存在，人的命运已然注定。而既然本质先于存在，命运早于过程，那么存在和过程便无足轻重。人只剩下一个或一些抽象的规定（如感性、欲望或理性），活生生的人反而沦为这些抽象规定的奴隶，人被贬低或异化了，近代人本主义因其本质主义思维走向其反面。
然而，人的自我意识一旦觉醒便不会被泯灭，人在事实上的主体地位也不允许对人的任何贬低，作为一种人本主义的现代哲学由此出现。一般把现代哲学分为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对人的存在和自由问题的关注有目共睹。表面看来，分析哲学所关注的科学或语言问题与人无太大关系，但一方面，与近代的心理主义所研究的内在的意识过程相比，科学、语言问题更为贴近生活；另一方面，分析哲学对科学、语言问题的研究也逐渐转向人的生活；科学分析哲学由逻辑实证主义转向注重科学生长的社会环境的后经验主义，语言分析哲学由语义学转向研究符号与符号使用者即人的关系的语用学。也就是说，现代哲学也是一种人文主义。
虽然同为人文主义，但现代哲学对人的观念与近代哲学却有了根本的不同，近代哲学把人看作本质既定、千人一面的理性实体，而现代哲学却视人为无限生成、一人一面的关系性存在或共在；近代哲学追求的是人的物质欲望的满足或实体性目标，而现代哲学关注的却是人的生成过程。
问题在于，马克思接受的是近代的人文主义还是现代的人文主义？早在撰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就显现出与古典哲学家的差异：他不再把劳动看作外在于人的异己物，而是视为人在外化范围内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我的生成；与此相应，自然也不是外在于人的、始终如一的自在存在物，而是随着人的生成而生成着的、人的对象性存在物。马克思的这样一种观念随着他对费尔巴哈哲学（也是对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超越而得以更为系统、更为准确地表达出来，这就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问世。在这两个文本中，他对人的生成性、关系性的论述随处可见。换言之，马克思是一位现代哲学家。
所以，要讲马克思的人文情怀，单纯指出他的哲学以人为最高宗旨是远远不够的，而应进一步说明马克思所说的人是生成的人或以自由个性为指向的人，是指他人、人的大多数或人类，如此才能把马克思哲学与同样是人文主义的近代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区别开来。
二、生成性的思维方式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曾批判费尔巴哈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批判费尔巴哈虽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但却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或类，而不是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称赞费尔巴哈承认世界的感性存在和人也是感性对象的同时，进一步批判他对人和感性世界的理解仅仅局限于单纯的直观和感觉，而没有将普通直观提升为能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哲学直观，没有把人理解为感性活动，没有把世界看作人的感性活动的产物。马克思的此种批判决非无关紧要，而是他对整个近代思维方式的清算，标志着他自己的思维方式生成性思维的形成和思想的成熟。
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是本质主义，它主要表现为：1.预定主义：先在地设定对象及其发展过程的本质，然后用此种本质来解释对象的存在和发展；2.客观主义：世界是纯客观的、自在存在，人作为旁观者只能以这个自在世界为对象，作为判明对错的标准；3.实体主义：把对象看作自我封闭、自给自足的单子式的存在；4.理性主义：理性不仅是人的本质，而且是那个自在存在的世界的本质，其根本特性是广延性，遵循机械的力学法则。近代哲学，不论是唯理论，还是经验论，不论是唯物论，抑或唯心论，均持此种思维方式。黑格尔哲学虽然具有强烈历史意识，但历史在他的哲学中只是流，而没有变，因为所谓历史不过是绝对理念的固有本质的展开。费尔巴哈虽反对黑格尔的哲学，但他只是不满意于其唯心论性质，而并未触及其思维方式，他自己仍然沉湎于本质主义思维中。
反本质主义和形而上学思维是现代思想界的共同特征，马克思只是此种潮流发展的一个环节或派别。不这样看，马克思就不再是人，而成为了既超越了近代、又超越了现代的神。当然，由于生活在一个唯心主义盛行的时期，由于具有强烈的现实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马克思的哲学直观与他身后哲学家的直观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可以说大异其趣。这主要表现在，前者不仅看到生活世界的过程性、创造性，而且承认其历史性、继承性和客观性；不仅关注精神生活，而且把物质生活作为基础性的生活样式。而后者却由于不程度地否认生活的连续性、客观性和物质生活而堕入相对主义。
这就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主要遗产。当然，存活着的马克思主义、对20世纪发生重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并不限于他的思维方式，还有他的一些具体论断。比如，他的历史唯物论、剩余价值学说等等。但是，一方面，所有这些论断都是他的思维方式的副产品；另一方面，当把马克思的遗产归结为他的思维方式时，我们心里真正想的是如何消除各种条条框框、繁文缛节的限制。对于哲学家来说，回归现实生活并不是沉湎于具体的生活中，也不是直白地讨论具体的生活问题，否则，哲学与日常话语和其他学科便无区别，哲学就有可能沦落为注释。（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参考文献
[1]李文阁.回归现实生活世界：哲学视野的根本置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现代科学的本质篇9
1.关于电化教育的定位
电化教育姓“教”不姓“电”，应定位于教育m，理由主要有四点。一是电化教育的研究对象是教育教学中的问题。二是办电化教育的目的是提高教育教学的效率、效果、效益，高效优质地培养人才。三是电化教育关注的主要不是电光、电声、电控等现代技术本身，而是各种现代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它所追求的不是教育的机械化，而是教育的最优化。四是电化教育作为一种事业，是一种教育事业;作为一门学科，是教育科学的一个分支。电化教育工作者，不论从事教学、研究、软件开发还是硬件建设、资源管理等，都是教育工作者。
2.关于电化教育学的性质
从电化教育学的来源说，它是教育科学的一个分支，是教育科学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从它的本身来说，它属于交叉学科中的综合性学科。它的“家庭出身”是教育科学，它的“本人成分”是综合性学科。它既非纯理论性学科，又非纯技术性学科，而是正在形成和发展中的理论性与应用性紧密结合的综合性学科。这种定位观已成为本阶段的主流观点,很少有争议。
(二)1995-2004年：多种定位观争鸣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aeCt1994定义的引进和学科名称的改变(1998年,教育部的《髙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电化教育学”改为“教育技术学”)，在我国教育技术领域引发了一场广泛的关于学科名称、定义、定位、逻辑起点等问题的争论，出现了多种学科定位观，下面略举数例。
例一，“教育技术是教育科学的一门分支，而它的定位却在于技术，具体地说，就是有关对促进学习的过程和资源进行设计、开发、应用、管理和评价几个环节”。
例二，“教育技术虽说是应用于教育领域的一种技术，仍属于技术的范畴，主要回答‘做什么’和‘如何做’的问题。教育技术学科应定位为技术性质的学科”。
例三，由于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畴和研究领域都与教育教学过程及教育教学资源有关，所以教育技术学自然应定位于“教育”,而非定位于“技术”。
例四，教育技术学研究的问题是教育的问题,研究的目的是解决教育中的问题,研究方法也是教育学中采用的方法，因此，它属于教育学科应当是无可争辩的。
例五，“我国的教育技术(现代教育技术)学科，应定位为现代教育思想理论与现代信息技术的结合。现代教育技术是现代教育思想理论与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完整公式是：现代教育思想理论x现代信息技术=现代教育技术”。
例六，把教育技术学定位在现代信息技术和视听媒体技术在教育教学的应用上的同时，就圈定了它的研究范围……表明我国教育技术学研究的是一种特定的教育教学现象。
例七，教育技术学是教育科学领域中技术学层次的方法论性质的学科。
例八，“教育技术学是教育学门类中技术学范畴的、具有方法论性质的综合应用学科，是教育科学与教育教学实践之间的连接桥梁"。
例九，“教育技术学科具有双重属性，既有教育属性，又有技术属性。因此,它应是‘教育一技术’双重定位”。各家争鸣，定位迷失，这是本发展阶段的基本情况。
(三)2005年至今：三种定位观并立
本发展阶段关于学科定位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对“信息技术”概念内涵的不同理解和界定而展开的。
什么是信息技术?信息技术是对信息的获取、储存、处理、传播等所使用的手段和方法的体系。对信息技术的这个定义，人们的分歧不是很大，只是文字表述上有所不同。较大的分歧在于对信息技术概念内涵的不同理解和界定。对信息技术的内涵，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和界定：
第一，信息技术=全部物化形态技术+全部智能形态技术;
第二，信息技术=当代物化形态技术+现代智能形态技术;
第三，信息技术=现代物化形态技术+现代智能形态技术。
对信息技术概念内涵的三种理解和界定，产生了三种不同的学科定位观:第一，教育技术应定位于教育,教育技术学科是教育学科;
第二，教育技术应定位于技术,教育技术学科是技术学科;
第三，教育技术应是教育一技术双重定位,教育技术学科是综合学科。这三种定位观形成三足鼎立，成为当前发展阶段的基本景况。
笔者翻阅了33年的历史答卷，学科定位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答案。我国的教育技术学科研究应该怎样定位?笔者对教育技术学科定位和发展问题也进行了一些思考。
(―)以定位为“教育一技术”(双重定位)较好
1.双重定位能较好地体现学科的本质，认清自我
教育技术学是现代教育科学和现代信息技术相融合的产物，它由两个基本要素——现代教育科学和现代信息技术构成，两者缺一不可。双重定位能较好地体现这个学科的本质，而单是定位于教育或技术,很难体现这个学科的本质。
在一次研讨会上，谈论“教育技术：他是谁?”。光知道他(教育技术)姓“教”，能从人群中认出谁是他吗?不能，因为姓“教”的学科很多，教育心理学、教育传播学、教育统计学等都是姓“教”。只有知道他(教育技术)是姓“教”名“技”(双重定位)，才可能认出谁是他。
2.双重定位有助于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现代教育科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的融合，是教育技术学的特色和优势，是它和其他教育学科或技术学科不同的地方。有人说，教育技术学的学生，比教育理论，不如教育学专业的学生;比信息技术，不如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是的，单比教育理论，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学生可能不如教育学专业的学生;单比信息技术，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学生可能不如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但是，比教育理论与信息技术的融合，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学生却比他们都强。李龙曾借用相声演员冯巩的一段台词：“我就是和潘长江比身高，和姚明比说相声，和克林顿比说中国话，比的就是综合实力。”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学生跟教育学和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比的就是现代教育理论与现代信息技术相融合的“综合实力”优势。
3.双重定位有助于培养复合型人才
双重定位可使本学科专业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更加切合教育信息化建设人才的需要，培养既懂教育又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当前，我国教育技术领域正在做四件大事：理论方面为学科理论体系的重构;实践方面包括“三通两平台”建设、大规模开放网络课程建设、微课程教学设计培训。这四件大事都是围绕深化教改四大主题(素质教育、教育公平、教育质量、协同创新)进行的，都离不开既慊教育又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的参与，否则是难以做成的。
(二)关键在改名：改教育技术为信息化教育
2011年4月，教育部《普通髙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修订一稿)》，拟将教育技术学”改名为“教育信息技术”(可授教育学、理学、工学学位)并发出征求意见表,征求各方意见，笔者也提出四点意见。
1.改名很有必要
本学科专业原名“电化教育学”，1998年改名为“教育技术学”。“教育技术学”这个名称自美国引进，不适合中国水土，造成许多负面影响，导致了研究领域的泛化、培养目标的模糊、管理机构的混乱，对该学科专业发展很不利，改变“教育技术学”这个名称很有必要。
2.改成“教育信息技术”不合适
改成“教育信息技术”易导致本学科专业的技术定位姓“技”不姓“教”，去培养“匠人”。用4年时间培养“匠人”是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
3.改名为“信息化教育”比较好
“信息化教育”这个名称属于“中国造”，以之概括该学科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最为恰当。这样，既可不定位为技术，又能准确反映学科的本质——现代信息技术与现代教育思想理论的融合;既可保持中国特色，又可凸显时代的特征。新时代的核心特征是信息化，这已是人们的共识。
4.将可授学位改为“可授教育学、工学、艺术学学位”
按照我国30多年的办学经验，本学科专业应重视培养学生的教育电视、教育播音、教育影视摄制等能力，这是当今社会对本学科专业培养人才的需求。现在，笔者坚持认为:改名很关键,不改名，很难解决该学科的定位问题。
(三)以“信息化教育”名义，走向一级学科
现代科学的本质篇10
（一）对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学生现代汉语知识掌握和学习情况调查
由于现代汉语知识在小学语文中应用非常广泛，本课题组还特意对小学语文教师现代汉语知识的掌握情况进行了调查，以便为国培项目的课程设置提供参考依据。课题组成员对现任100名小学语文教师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问卷内容及结果如下：
（1）您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吗？a.不知道B.知道，但没有研读C.知道，并认真研读过有91人选择答案B，只有6人选择答案C。
（2）动词、形容词能够作主语吗？a.不能B.能C.能，但词性变为名词有76人选择答案C,14人选择答案B。
（3）请您根据《汉语拼音方案》中音节的拼写规则给“我们到张家界游玩，那里瑰丽而神奇的景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注音。在做这个题目时，大多数被调查对象均询问了课题组成员《汉语拼音方案》中音节的拼写规则，最后只有16人的答案完全正确。
（1）题主要是了解小学语文教师是否关注国家层面的语言文字政策，
（2）题主要是了解小学语文教师是否经常学习现代汉语知识，及时更新；
（3）题主要了解小学语文教师是否能够规范使用拼音规则。从上面的调查可以看出，部分小学语文教师没有与时俱进，及时更新现代汉语知识，有待于进一步培训，提高语言素养。同时，课题组对高校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学生学习现代汉语情况的调查，学生反映：一是现代汉语学习内容较为抽象，难懂难学；二是现代汉语理论知识与实践相脱节，实用性不强；三是现代汉语理论性强，学习起来比较枯燥。
（二）对部分高校小学教育本科专业使用现代汉语教材的调查
课题组对开设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的10所高校开展现代汉语教材的使用情况调查，10所高校均没有专用教材，使用的是与汉语言文学专业相同的教材。
（三）对部分高校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现代汉语任课教师的调查
课题组对开设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的10所高校开展了现代汉语教师情况的调查，结果如下：一类是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教师兼教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现代汉语课程，这类教师大多是语言学专业研究生毕业，但比例不大；二类是非语言学专业教师教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现代汉语课程，比例较大。高校设置小学教育本科专业，主要任务是培养热爱教育事业、基础知识宽厚、专业知识扎实、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综合素质较高、具有实施素质教育和一定教育教学研究及管理能力的高素质小学教师。但从目前的调查来看，尽管现代汉语课程是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学生必修的基础课程，但现代汉语课程教学还较为薄弱，其应有的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
二、造成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现代汉语课程教学薄弱的原因
（一）高校不够重视现代汉语课程
大多数高校在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的培养方案中，均把现代汉语课程列入了必修的基础课程。但是，进入小学教育本科专业核心课程体系的依然是教育学、教材教法等，课时分配和师资力量优先保证这些核心课程，而现代汉语基本上边缘化了。甚至有管理者认为，现代汉语是我们汉族人的母语，学生能说能写，开不开设关系不很大。这样一种状况必然导致现代汉语课程资源配置较弱，如大多数高校的现代汉语课程是2个学分；只要是学中文的老师，都能教现代汉语。学分少，师资力量配置弱，必然会削弱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学。实际上，现代汉语作为高校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的基础课程，对学生提高语言素养和小学教育教学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学内容大多是拼音、识字、辨析词语、写作等，用到最多的知识依然是现代汉语里的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的知识，作为一名高素质的小学教师，应该拥有扎实的语言学知识，要知道，教给学生一碗水，教师应该先要有一桶水啊，试想想，如果小学语文教师自己都不会按笔顺规则书写汉字、弄不懂主谓宾等，怎么能够来教学生写汉字、压缩或扩展句子呢？所以，高校应该高度重视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学，在培养方案中将之纳入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的核心主干课程，并积极做好相关评价工作，致力于提高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学生的语言素养和语文教师的基本素质。
（二）学生不够重视语言理论知识的学习
中小学一般淡化现代汉语知识教学。高中语文新课标要求：要引导学生认识语言文字在社会沟通、信息交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学习现代汉语和文言文的基础知识，练习对语言材料进行分析和归纳，梳理有关语言文字结构和运用的规则，提高理性认识能力和实际运用能力。尽管新课标语言文字运用要求较为明确，但由于现代汉语知识理论性强，内容多，在教学中不好操作，所以在教学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中小学语文教师更重视人文性熏陶，基本上淡化语言教学，或者说，需要运用语言文字方面的知识来解决问题的，语文教师也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教用来解决问题的语言文字知识，譬如，“通过这次学习，使我在数学方面有了较大提高。”这是一个缺少主语的病句，中小学教师可能联系句子谈一谈主语的特征等内容，但一般不会详细地讲解句法成分系统，学生所获得的语言理论知识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教师觉得教语言知识比较麻烦，中小学对语言知识掌握程度的评价也较为简单，大多数学生也不会很重视，更不会用他们宝贵的学习时间来钻研语言理论知识了。这可能导致一种后果，尽管学生在进入大学前系统学习了语文，但由于没有系统学习现代汉语理论知识，现代汉语基本理论知识比较缺乏，学生一般不能准确地运用现代汉语理论知识来分析语言，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在小学教育本科专业新生的问卷调查中，需要应用理论知识来解决问题时，没有一个学生能准确地回答出来。也就是说，中小学淡化现代汉语理论知识教学，只是注重语言文字的实际运用，学生缺乏语言理论的指导，学习现代汉语的兴趣就大打折扣。进入大学后，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学生虽然觉得现代汉语知识很重要，但因为现代汉语是母语，学生能读能写，凭经验和语感能发现和解决部分语言文字运用问题，觉得完全能够应付小学语文教学，所以没有必要再深入学习现代汉语理论了，加之现代汉语理论比较抽象、枯燥，学校对现代汉语考核评价方式也比较单一，很多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不大。
（三）教材编写相对滞后给现代汉语教学带来消极影响
部分高校小学教育本科专业使用的现代汉语教材与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的教材相同。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和小学教育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不相同，所以在课程设置、专业要求上不尽相同。现代汉语课程虽然是两个专业必修的基础课程，但教学目标、课时分配以及学生对现代汉语知识掌握的要求不一样，如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现代汉语一般是5-8个学分，而小学教育本科专业一般是2个学分，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高素质的中文人才，而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培养高素质的小学教师等，培养目标、要求决定教学内容，小学教育本科专业与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现代汉语课程教学应该不一样。如果两者使用的现代汉语教材相同，就可能会出现“削足适履”的现象，必然给小学教育本科专业教学带来消极的影响。
（四）教学方法单一，教学手段落后
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现代汉语教学主要采用“填鸭式”教学方式，知识传授按照全、满、深、透的标准实施；教学手段通常是“一本教材、一张嘴、一支粉笔，一块黑板”授课，那些生动活泼、充满生活气息的语言很难进入课堂。大学生正处于风华正茂年代，思想非常活跃，求新求异思维占主导地位，呆板、枯燥的课堂肯定对他们没有一点吸引力，如果学生事先没有了解现代汉语作为一门基础课在专业学习中重要性，就不会积极主动地钻研语言学理论知识了。现代汉语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教师应该采取多种教学方法，精选教学内容，积极做好语言文字运用的实践工作，才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现代汉语的兴趣。
三、解决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现代汉语课程教学现状的途径和方法
学好现代汉语，对于提高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的语言素养和语文教学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高校应该充分认识到语言理论对小学教师尤其是小学语文教师的重要作用，全面加强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学。主要措施有：
（一）加强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现代汉语课程的建设
一是高校可将现代汉语课程列入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的核心主干课程，在资源配置中向之倾斜。二是适当提高现代汉语在课程体系中学分比例，可提高到3-4个学分，确保现代汉语课程有较为充足的课时。三是结合小学语文教学实际，增加语言文字运用的实践环节，即组织学生到小学语文课堂中听课，了解小学语文教师如何运用现代汉语中语音、词汇、语法、文字、修辞知识来进行教学的，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有针对性地学习现代汉语知识。四是鼓励现代汉语教师进行教改教研工作，推进精品课程建设，探索出适合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学生的教学模式。
（二）加强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现代汉语师资队伍的建设
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提高课程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要提高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学质量，必须组建一支专业、敬业的现代汉语教学队伍，这样才能提高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的培养水平。所以现代汉语师资队伍建设，首要的任务就是使现代汉语师资队伍专业化，所谓专业化，就是说任教现代汉语的教师最好是从事语言学研究的老师，这样才能保证课堂教学的效果。其次是做好现代汉语教师的培训工作，培训内容包括现代汉语教师到小学课堂跟班听课，参加小学语文教改教研活动，参加相关语言培训班的学习等，加强与小学教育教学的对接。再次，鼓励现代汉语教师更新教学观念，创新教学方法，精选教学内容，把生活中生动活泼的语言例子引进到课堂中来，建设生动有趣的课堂，构建新型教学模式，增强对学生的吸引力。
（三）加强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现代汉语教材的编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