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的含义篇1
近十年西方许多企业在组织设计、复杂环境、信息技术方面面临着比较广泛的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引起了对管理会计变化的需求，许多经验研究的证据表明了这种变化。如传统的管理会计技术（如预算）尽管仍很普遍但通常与新的会计技术一同使用；新信息技术在许多组织中使常规的会计任务中心化（或从外面取得），管理会计由原来在组织内部由一小部分专家所拥有变成组织内部分散化的知识；管理会计师转向为企业持续经营提供直接的支持或内部经营咨询。管理会计的变化当然通常被推断为好的现象-将现实变得更好，但是人们发现，变化也可能与负面的发展相联系。如带来大量的问题、引起倒退、甚至迅疾的大破坏。而且，尽管经营环境的重大变化对管理会计系统的变化施加了强大的压力，管理会计系统的变化还是比较困难和缓慢（Granlund，2001）。
管理会计变化的这些特点，引起一些西方学者的关注，管理会计变化研究因此成为管理会计研究的一个重点。
根据macintosh和Scapens（1991）的观点，现代管理会计变化研究的三个主要方向是经验案例研究、基于经济学理论的实地研究和专注于社会制度的研究。专注于社会制度的研究认为，管理会计变化与环境和围绕它的更加广阔的社会和制度力量有关，管理会计可以视为个别组织中的制度，在特定的组织中管理会计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巩固思维和行动中的理所当然的方式。专注于社会制度的研究关注概念体系、转变条件和原因，涉及制度和行为方式、制度行为如何在不同时期持续等问题。macintosh和Scapens（2000）认为，会计文献所使用的社会学制度理论有三种：新制度经济学（或交易成本经济学）、旧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社会学（newinstitutionalsociology）。新制度经济学对于会计的研究，基本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基于合理性和均衡的核心经济学假设，因而更为关心预测合理的或“最优的”结果，而不是解释从一种均衡走向另一种均衡所呈现的过程也即变化过程。新制度社会学对会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会计实践的外部组织制度（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一般影响。旧制度经济学则将视角集中在组织的常规和常规的制度化，认为管理会计系统和实践能够产生组织的规则和常规，因而研究管理会计的变化同时也是研究组织常规的变化。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将重点介绍和研究macintosh和Scapens（1991）的管理会计变化的结构理论和Burns和Scapens（2000）的基于旧制度经济学的管理会计变化制度理论。
二、管理会计变化的结构理论
macintosh和Scapens1991年在《管理会计研究杂志》上发表“管理会计与控制系统：结构化理论的分析”一文，提出将：Roberts和Scapens（1985）、macintosh和Scapens（1990）以及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theory）运用到管理会计系统的研究中。认为结构理论包容了adamSmith的古典经济学和Karlmarx的经济决定论（macintosh和Scapens，1991），对理解管理会计的性质很重要，是解释管理会计系统在组织社会秩序的产生、调节和转变中的作用，理解推动该系统的不太明显的动力的有价值的手段；管理会计系统在组织中可以形成和复制含义、权力和道义。
（一）结构性及其三个方面
结构性理论由英美传统的领先社会理论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1938）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发。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既能解释社会制度又能包含理解其转变条件的概念体系。
其最终的目的是一种Spencer，weber，parsons和marx传统下的一般社会理论（grandsocialtheory）。
其基本假设是任何完整的社会理论，必须包括行为（agency，有自我意识的人的主观行动）和结构（来自行为和相互作用个人和团体的社会结构的结构资产）两部分。结构是在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形成和安排社会行为和为社会活动提供约束的规范、样板、蓝图、准则和规则，是社会相互作用和活动的“Dna”。行为将社会生活描述成由主动的个人所组成。这些个人在社会环境中主观地产生引导他们的共同理解。行为是个人在社会环境中一种有目的性的、自我监督和相互监督的能力。吉登斯认为，结构和行为间存在递归的关系，它称其为结构性（structuration）。其基本假设是任何完整的社会理论必须既包括个人在其中相互作用（结构）的社会结构，又包括有自主意识的人的行为。结构性表达了个人和社会结构间的双重或相互依存。
结构性和结构的双重性是行为过程所形成的行为方式的社会模式常规的持续复制，是理解社会繁衍和持续性的一个关键概念。结构性同时发生在三个方面：含义（signification）、支配（domination）和合法化（legitimation），有时也被称作含义、权力和道义。含义结构是用作产生意思的语义规则；支配结构是用作产生权力的资源；合法化结构是产生道德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社会系统的这三方面紧密交织难以拆分，它们一起在组织与制度中影响社会活动和行为人间的相互作用，它们限制和强制行为人获得为维护社会秩序所需的合作。下面对结构性的这三个方面作进一步描述。
社会管理的含义篇2
考试卷一
单位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职务________分数________
填空题（每空1分，共30分）
1、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_____________，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____________。
2、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_______次代表大会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在________年3月召开的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被写入了宪法修正案。
3、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是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实行依法治国，就是把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
_______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民主的法制化，制度化，从而保证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真正当家作主。
5、依法治国是我们党__________观念的重大转变，是实现国家_________的重要保障，是发展社会主义___________
的必然要求。
6、依法治国理念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其基本含义是依据_______而不是个人意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实行的是_______而不是人治。其核心是确立和实现以______和_______为治国的最权威标准。
7、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具有最大的_________和最高的____________。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____________，并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障宪法实施的职责。
8、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任何法律法规、规章都不得同_______相抵触。____________________是法律权威的重要标志。
9、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基本任务是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执法行为的合法性包括_______合法和______合法。
简答题（每题10分，共40分）
依法治国的含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含义
怎样树立和维护法律的权威
依法办事的含义
论述题（30分）
作为司法行政干警，在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
应该怎样努力实践依法治国理念的基本要求。
参考答案：
一、1、核心内容基本方略
2、十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999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3、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4、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济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
5、治国理政长治久安民主政治
6、法律法治宪法法律
7、权威性法律效力活动准则
8、宪法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
9、提高政法队伍的法律素养
10、实体程序
社会管理的含义篇3
概念篇
一、“行政”
“行政”是一个在行政学、政治学、行政法学等领域被广泛使用的术语，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赋予其不同的涵义。英文是administration，源于拉丁文administrare，原意是“执行事务”。据美国《文字与科学》一书统计，“行政”一词有多达12种含义。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行政”的基本词义是“行使国家权力的；指机关、企业、团体等内部管理工作”，包含了公共行政和私人行政两方面的内涵。
在公共行政方面，国内外学者亦无统一的解释，学说纷纭，如“三权分立说”、“相对功能说”、“行政管理说”等等。马克思在《评“普鲁士人”和“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书中给“行政”所下的定义是“行政是国家的组织活动”。这一定义有三层意思：行政是一种国家活动，不是一般的社会活动。只有国家出现以后才有行政。行政也会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行政不是国家的所有活动，只是它的组织活动。例如：对国家事务进行组织、领导、管理等。3.只有国家或者负责代表国家的国家机关才有权进行行政活动。在我国，大多数学者引用了该定义，并以此为基点进行引伸和发挥。如：
“行政是国家的基本职能之一，指国家行政主体为实现国家职能，依法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组织和管理的活动”。
“行政是国家行政主体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以决策、组织、管理和调控等特定手段发生作用的活动”。
“行政是国家行政机关等行政主体为执行国家意志，实现国家与社会公共利益、组织管理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活动”。
“行政是特定的行政主体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而对公共事务进行必要的管理、服务以及制裁的行为”。
二、“依法行政”
1993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各级政府都要依法行政，严格依法办事”。同年11月，党的第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各级政府都要依法行政、依法办事”，是我国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确立依法行政的原则。
国务院法制办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专题问答中明确了依法行政的含义，即依法行政是指行政机关必须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取得、行使行政权力，并对行政行为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基本内容包括：行政主体合法；行政权的取得和行使合法；行使行政权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权责统一。同时指出，依法行政要解决的是行政机关活动的合法性问题，规范的是行政权力而不是老百姓。其含义是指国家的公共管理活动必须依法进行，符合法律的规定，依法去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而不是用法去治行政相对人。
三、“行政违法”
关于“行政违法”有三种代表性观点：
行政违法是指行政法主体（即行政法律关系的当事人）违反行政法律规范，侵害受法律保护的行政关系而尚未构成犯罪的有过错行为。由于行政法主体包括行政人和相对人，因此，行政违法自然包括行政人的违法和相对人的违法，是与民事违法、刑事违法并列的违法行为。
行政违法行为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故意或过失实施的违反行政法规范、侵犯国家安全、社会公益或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秩序，但尚不构成犯罪的行为。
行政违法是指行政主体所实施的，违反行政法律规范，侵害受法律保护的行政关系而尚未构成犯罪的有过错的行政行为。
四、“违法行政”
有的学者将其定义为，违法行政是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进行行政管理过程中实施的违反法律规范，依法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各种违法行为的总称。
胡建淼主编的《行政行为基本范畴研究》一书中，将违法行政行为定义为，行政主体违反合法行政行为法律要件的违背行政公共性（或行政目的）的行政行为。并且认为，合法行政行为与违法行政行为完全是对应关系的一对范畴。
观点篇
我们认为，将“违法行政”界定为行政主体方违法；将“行政违法”界定为行政相对方违法比较适宜。
一、国务院法制办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专题问答中已经对“依法行政”的含义作了明确界定（详见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从该含义可以看出，“依法行政”是行政主体方的事情，不包括行政相对方。《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是国务院的重要纲领性文件，文件中所使用的概念以及对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界定具有“规矩”作用，在立法中，这种做法也很多，不得随意作出其他解释。
二、从形式逻辑角度分析，“依法行政”是正概念，“违法行政”是负概念，它们之间是矛盾关系，均是“行政”的种概念。也许有人认为，它们之间是反对关系，还有一个“不当行政”夹在其中。我们认为，“不当行政”是“违法行政”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其前提是具有违法性，可以包含于“违法行政”外延中来。
三、在一些地方立法中，“违法行政”与“行政违法”的概念使用也是与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如：
《乌鲁木齐市城市节约用水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节约用水管理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违法行政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银川市行政执法责任制条例》第十六条第四项规定：“行政执法主体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应当做好下列工作：查处行政违法案件时，发现有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参考书籍：
1.《行政法学》，崔卓兰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2.《行政法学》，陈恺玲编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
3.《行政法论》，杨平编著，甘肃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
4.《行政法学》（第二版），张世信、周帆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
5.《行政法基本问题研究》，孙振雷、张超、孙卫华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
社会管理的含义篇4
报告摘要：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加强社会建设，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
当今社会建设的影响力是过去所不可比拟的。正是在应对现今众多的实际挑战中，曾经作为历史概念的社会建设，又焕发了时代的青春，成为一个生气勃勃、与十三亿人命运息息相关的现实概念
加强社会建设三个“必须”昭示什么
十报告提出，加强社会建设要坚持三个“必须”。这三个“必须”指明了加强社会建设的重大作用、根本目的和基本途径。
关于重大作用，报告言简意赅地指出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关于根本目的，报告强调：“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接着，报告系统地指出了加强社会建设的三条基本途径：一是“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二是“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三是“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这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所包含的社会管理体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社会管理机制等四个组成部分，说得十分明确。
上述有新意和深意的论述，特别是关于社会建设重大作用、根本目标和基本途径的分析，究竟昭示着什么？从社会学的视角，在笔者看来，它们至少昭示着这样三点，即要抓住社会建设的内涵和本质、调整社会三大部门的关系、推进公平正义。
首先，社会建设的内涵和本质是更加公平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从上述内容可以明显地看到，无论是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无论是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也无论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所包含的四个组成部分，没有一个不涉及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更加公平合理地配置的问题。因此，从学理上说，要真正从深层次上理解何谓“社会建设”离不开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更加公平合理地配置这个核心。正如笔者从社会学视角所多次论证的，所谓“社会建设”，从正向看，就是要在社会领域不断建立和完善各种能够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并相应地形成各种能够良性调节社会关系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从逆向说，社会建设就是根据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新表现、新特点和新趋势，不断创造和完善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新机制、新实体和新主体。这就是说，离开更加公平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社会建设的本质。
社会管理的含义篇5
双方当事人赋予合同用语的含义，时常与合同用语的通常含义一致。在此场合，按照该用语本身的含义解释合同用语，就是揭示了双方当事人的真意，不发生复杂的问题。但双方当事人赋予合同用语的含义，有时与合同用语的通常含义不一致，此时解释合同用语，就不能单纯地着眼于合同用语本身的含义，以免违反双方当事人的真意，使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落空。
为清楚起见，我们借助著名的Raffles v.wichelhaus判例加以说明。Raffls v.wichelhaus的案情概况为：双方当事人签订一棉花买卖合同，一致同意由peerles号船将棉花从Bombay运至买方所在地。事情巧在两艘船均叫peerles号，一艘于10月份驶离Bombay，另一艘在12月份驶离Bombay.后因合同所称peerles究指何艘货船面发生争执。买方认为，peerles应被解释为系指10月份启航的那艘船，而卖方则坚持应解释为系指12月份离港的那艘船。假定在缔约时双方当事人的本意均指同一艘船，例如12月份离港的peerles号，如果一方当事人能证明这一点，那么对方当事人就丧失了优势地位。只要一方当事人能证明他对合同用语的理解就是对方当事人的本意，那么该对方当事人就不能通过证明一个理性人会有另外的理解来否定这种理解。诚如美国著名合同法学家科宾（Corbin）所言：“有一点是确定的，即如果当事人的意思一致，在所有案件中，法院的目的就是获得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1］
在这一领域，英美法系存在着客观主义（objective theory）与主观主义（Subjective theory）的激烈争论。主观主义坚持把探寻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的意思放在首位。客观主义则拒绝这样做，而是以一个理性人在此情况下所用语言文字的含义为标准，即所谓合理的客观标准（objective standard of reasonableness）。假如据此标准，认为合同所言peerles系指10月份离港的peerles号，那么，即使双方当事人都承认合同所言peerles号为12月份离港的peerles号，法院也应支持前者。作为一名坚定的客观主义者，Learned Hand法官将其观点概括为：“允诺人实际的意图与法律赋予其用语的含义不存在任何差异。……如果双方当事人都声明他们的本意不是合同用语的自然意义，并且每一声明都是相同的，除了他们之间的一些双边合同产生那种效果外，这种声明与合同的效力毫不相干。当法院赋予合同用语以法律意义时，它将漠视这类声明，因为它们仅与当事人缔约时的意图有关，而和当事人的义务无关”。［2］
我国现行合同法以自愿为基本原则，正在草拟的统一合同法拟以意思自治为基本原则。据此原则，应尽可能地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而不宜不分清红皂白，一味采取合理的客观标准，将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丢弃一旁。在这点上，美国《法律重述合同》（第2版）第201条做了较好的规定：在双方当事人所用的允诺或合意或术语可获得同一种含义时，应根据该含义作出解释。我国统一合同法亦应如此规定。
在一些案件中，对某特定的合同用语，一方当事人实际上知道对方当事人对该合同用语有另外的理解，并且知道理解的是什么含义，法院便会支持该对方当事人赋予合同用语的含义。例如，假定在Raffles v.wichelhaus案中买方内心对合同所言peerles号理解为10月份离港的peerles号，而卖方内心想的却是12月份离港的peerles号，买方也许从卖方所谈的一些情况中知悉卖方指的是12月份离港的peerles号，于此场合，法院便会支持卖方理解的合同用语的含义-peerles号为12月份离港的那艘船。从美国《法律重述。合同》（第2版）第201条第2款的规定可导出同样的结论。我国统一合同法亦应采取这种态度，理由有二：第一，合同系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在一方当事人实际上知道对方当事人对合同用语的含义有另外的理解场合，所谓当事人双方的意思表示一致，并非一致在明知者（明知对方当事人对合同用语的含义有另外的理解者）对合同用语的含义的理解上，而是一致在误解者（对合同用语有另外的理解者）对合同用语的含义的理解上。既然如此，只有按误解者对合同用语的理解来选定合同用语的含义，才符合合同的本质要求。第二，在一方当事人明知对方当事人对合同用语的含义有另外的理解场合，对明知者没有优惠保护的必要，法律不保护恶意之人，故应使明知者对合同用语的含义的理解服从于误解者对合同用语的含义的理解。
如果双方当事人都确实不知道对合同用语的含义的理解存有错误，其中一方当事人应当知晓对方当事人对合同用语的含义有另外的理解，即具有过失，那么，通常以该对方当事人对合同用语的理解来选定合同用语的含义，即作不利于过失之人的解释。我国合同法一直奉行过错归责的原则，故应如此选定合同用语的含义。
美国Frigaliment importing Co. v. B. n. S. inter-national SalesCorp判例即采上述观点。在此案中，美国出口商将炖熟的鸡肉运至瑞士，瑞士进口商接收后，以合同规定的鸡肉（Chicken ）应指稚嫩的、适于烤、炸的鸡肉而美国出口商交付的却是炖熟的鸡肉为由提起诉讼。美国出口商认为，鸡肉（Chicken ）有一系列含义，包括炖鸡，合同所用鸡肉应在广义上理解。法院认为，在订立合同时，每一方当事人都有自己理解的词语含义，于是误解便产生了。尽管买方可从狭义上理解鸡肉一词，但并不意味着卖方也有理由知道这一点。因而，买方有责任证明鸡肉一词是在狭义上而非在广义上使用的。实际上这是难以证明的。故而应按卖方对鸡肉一词的广义理解作为合同所言鸡肉的含义。［3］该案的判决与我国合同法一贯精神相一致，可作一例证。
上述解释合同，选定合同用语的含义的规则，均属探寻当事人的真意的规则。它们仅仅适用于当事人对存在问题的合同用语有同一理解的场合。如果双方当事人对合同用语有不同的理解，法院的任务就更为复杂，必须运用合理的客观标准（objective standard of reasonablencss）去判定选取哪一方当事人理解合同用语的含义，而漠视对方当事人对合同用语的含义的理解。如果双方当事人对某合同用语并未赋予特定含义，例如，合同不是由任何一方当事人起草的，是抄录标准范本而成的，法院的任务就是通过一合理的客观标准而根本不基于双方当事人的任何意图来寻求合同用语的含义。［4］
所谓运用合理的客观标准，确定选取一方当事人理解的合同用语的含义，发生于有一方当事人对合同用语的含义的理解可达到合同目的，实现正当的交易利益，不违反交易安全场合。例如，在一冰糕模订购合同中，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按样品交货”，但所谓“样品”既未在合同中标明，又未为实物封存，结果酿成双方当事人对合同所言样品的解释不同，发生纠纷。解决本案纠纷，确定合同所言样品究竟指称何种冰糕模，就需要根据定购方已有何种模具、需要何种模具、何种模具生产的冰糕最受消费者欢迎、何种模具节约费用降低成本、供货方的库存情况、各种模具的畅销状况等因素，全面考虑，综合分析，按照一个理性人处于此种环境中应选定何种型号的冰糕模样品，来解释本案中“样品”这一合同用语的含义。因一理性人选定的样品型号与定购方主张的样品型号一样，故法官认定了定购方所理解的合同所言冰糕模样品的含义。
在双方当事人对某合同用语并未赋予特定含义，例如，合同不是由任何一方当事人起草的，而是抄录标准范本而成的情况下，所谓法院通过合理的客观标准而根本不基于双方当事人的任何意图来探寻合同用语的含义，在我国应按如下规程运作：直接以法律的明文规定取代双方当事人未赋予特定含义的合同用语乃至合同条款；如果无此类法律规定或者适用法律规定违反立法目的及合同目的，就应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并斟酌交易惯例，选定能实现平均合同正义和社会的公平正义的合同用语乃至合同条款。
在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合同条款及赋予合同用语的含义违反强行性规范、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而无效的情况下，在当事人双方根本未约定某合同条款的情况下，出现合同漏洞（Gaps in the Contract）。补充该漏洞，选定补充的合同用语及其含义，成为合同解释的重要任务。
对合同漏洞的补充，英美法系是通过在合同中加插默示条款的方式完成。但在如何确定及确定何种默示条款方面却存在不小的分歧。事实上的默示条款（terms implied in fact）论主张，默示条款必须是双方当事人自己已经默认了的，事实上他们是同意的，只是没有明确表示出来的条款。［5］在加插默示条款的具体运作上，moorcock案确立了商业效用检验标准，即从当事人明显的意图推断出某条款，作如此推断的目的是给予有关交易的商业效用，阻止该交易因欠缺该条款而告吹，该交易告吹是任何一方当事人肯定不希望发生的。［6］与此检验标准不同，麦克金农（mackinnon）法官在Shirlaw V. Southern Foundries案中提出了所谓“好管闲事的旁观者”（the officious bystander）的检验标准：“初步的结论是，在任何合同中被遗留下来的可以默示的和用不着表达的，是不言自明的条款；明显程度要达到：如果在当事人讨价还价时，一个好管闲事的旁观者向他们建议在其合同中明确规定某些条款，他们会不耐烦地说，闭上尊嘴，当然毋须说明”。［7］有的法官将上述二个检验标准选择其一而运用，有的法官则把二者视为一个检验标准。枢密院宣布了纳入好管闲事的旁观者兼商业效用的检验标准：“必须满足下述条件（有重迭之处）方可加插默示条款：（1）条款必须是合理的和公平的；（2）条款是给予合同商业效用所必需的，如果合同没有这样的条款仍然有效，就不可加插默示条款；（3）条款必须是如此明显以致于毋须说明；（4）条款必须是可清晰地表达的；（5）条款不得与合同的任何明示条款有抵触”。［8］
英国著名的法官丹宁（Denning）勋爵认为，好管闲事的旁观者应该下场，因他坚持要法院找出一种-在事实基础上的-双方当事人头脑中的共同的意图，换言之，找出一种事实上的默示条款，这就过分地限制了法院的作用。只要是为了做到合理，为了在双方之间维持公平和正义，法院就可以加插上默示条款。这就是法律上的默示条款（terms implied in Law）。［9］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事人并不知道有这些默示条款，不明白这些条款，也没有意图把这些条款包括在合同内。法院故意加插入合同内某些默示条款，完全不顾及当事人的意图。［10］用英国著名法官赖特（wright）勋爵的话说就是：“实际情况是，法院是根据在他们看来是公正的和合理的做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法官根据他自己认为适当的标准进行判决。在此意义上说，法院是我为双方制定一项合同，尽管这样说几乎是亵渎神明的。”［11］
事实上的默示条款，尤其是以好管闲事的旁观者的检验标准而加插入合同中的默示条款，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的精神，符合“法院不替当事人订立合同。法院连改良双方当事人为本身成立的合同的工作也不做，无论改良工作是怎么有利。……默示条款必须是一条毋须说的，为合同的商业效用所必需的条款。这样的条款，虽然秘而不宣，但构成当事人为本身成立的合同的一部分”［12］的传统思想。但它难以适用于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合同条款及赋予合同用语的含义违反强行性规范、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场合，过分限制法院的作用，有时不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或距此要求尚有一段距离。
法律上的默示条款，即以法院认定的公平正义标准加插入合同中的默示条款，既能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实现平均合同正义，又符合社会的公平正义；既能适用于双方当事人未约定本应约定的合同条款场合，又能适用于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合同条款及赋予合同用语的含义违反强行性规范、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场合。这些都是它的优点。但这是以法官确实是“公正而理性的人”为前提的。如果在个案中法官因主客观的原因丧失公正与理性时，反倒不如以商业效用为检验标准而加插入合同中的事实上的默示条款，以及以好管闲事的旁观者为检验标准而加插入合同中的默示条款。看来，使法官在一切案件中均为公正而理性的人便成为关键之点，是我国合同立法规范合同解释问题必须注意的。
德国法系以任意性规范及补充的合同解释填补合同漏洞的理论及方法，似乎能兼顾上述几个方面。首先，法律设任意性规范的目的，实际上亦着眼于漏洞之补充，而当事人对于合同上非必要之点，所以未为约定，亦多由于相信法律会设有适当合理的规定。［13］优先按照任意性规范补充合同漏洞，加入默示条款，一般都能符合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衡量。其次，任意性规范系立法者斟酌某类型合同的典型利益状态而设，一般说来，既符合当事人的利益衡平关系，又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违反社会公德。要求法官以此加入默示条款，补充合同漏洞，防止其偏私徇情，是有效的途径。
在无任意性规范可依据，或者适用任意性规范未尽符合当事人的利益，或者在无名合同场合适用或类推适用任意性规范违反合同目的场合，需采用补充的合同解释方法填补合同漏洞，加入默示条款。这种解释所探求的不是当事人的真意（事实上的意思），而是所谓“假设的当事人意思”（the presumed intentions of the parties）“即双方当事人在通常交易上合理所意欲或接受的契约条款。假设的当事人意思，系属于一种规范的判断标准，以当事人于契约上所作之价值判断及利益衡量为出发点，依诚实信用原则并斟酌交易惯例而认定之，以实现平均契约正义为依归。”［14］以当事人在合同上所作的价值判断为出发点，以实现平均合同正义为依归，能确保当事人双方的利益衡平。依诚实信用原则并斟酌交易惯例而认定，可限制个别法官的偏私徇情，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违反社会公德。探求当事人的假设意思，未变更合同内容，非为当事人创造合同，未侵害意思自治原则。表明兼有了英美法系上事实上的默示条款、法律上的默示条款、假设的当事人意思的优点。
综上所述，采用任意性规范及补充的合同解释补充合同漏洞，或者说吸收事实上的默示条款、法律上的默示条款、假设的当事人意图的优点补充合同漏洞，兼顾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协调了法官补充合同漏洞的权限与意思自治原则，是适宜的漏洞补充方法，值得我国合同立法及理论、实务借鉴。
仍需指出，因公平的判断因人而异，使得法官在个案中的公平判断未必与双方当事人的公平判断相一致，按照法官的公平观加入合同中的条款很可能没有基于双方当事人的公平观补充的合同条款更有效益。因为一般说来，当事人已是或正是经济人（economic man），趋利避害，精于计算，追求效益最大化，为其天生本性。如果他们双方又按照公平理念进行交易，就是兼顾了公平与效率两项价值。而法官是法律人（Law man），未必是经济人，于是便可能出现依其公平观补充的合同条款不能带来最佳经济效益。这是在以补充的合同解释填补漏洞的具体运作中应认真对待的。
注释：
[1] ia.Corbin. Contracts$ 106（1963）。
[2] eustis ming Co. V. Beer. Sondheimer & Co. 239F. 976，984-985（S.D.n.Y.1917）。
[3] 190F.Supp.116.121（S.D.n.Y.1960）。
[4] e.allen Farnsworth.Farnsworth on Contracts， Little，Brown & Company Limited 1990.p.255.
[5] ［英］丹宁：《法律的训诫》，群众出版社，第34页。
[6] the moorcock（1889）60 Lt 654 at 656， per Brown LJ.
[7] Shirlaw v. Southern Foundries （1926）2 KB 206 at 227.
[8] Bp Refinery（westernport）pty Ltd v. president， Councillors & Ratepayers of Shire of Hastings（1978）52 aJLR 20 at 26.
[9] ［英］丹宁：《法律的训诫》，群众出版社，第35页。
[10] Betty u Ho. Hong Kong Contract Law， Butterworths， 1994.p.111.
[11] ［英］赖特：《法律的文章和讲演》，1939年英文版，第259页，转引自丹宁：《法律的训诫》，群众出版社，第37页。
[12] trollope v. north west metropolitan Regional Hospital Board（1973）1 wLR601at 609. per Lord pearson（HL）。
社会管理的含义篇6
[关键词]转型目标 横向的制度安排 纵向的制度安排 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4―0066―06
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在逻辑上应该包括转型路径研究和转型目标研究两部分。但是，长期以来研究的主体集中于前者而忽视了后者。这一倾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明显而巨大的：一方面，学术界在某种意义上放弃了探索可以与世界主要市场经济类型并列的中国型市场经济的可能性，其结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没有得到全面的论证，中国实践的理论意义被矮化；另一方面，忽视对转型目标的具体内容的研究，屏蔽了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难题的潜在方案。
一、转型目标：被忽视的研究方向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热烈关注，而近年的金融危机让这一热潮继续升温。在这些研究之中，外国观察家关于“北京共识”的研究由于将中国的经验赋予与“华盛顿共识”对立的地位而备受重视。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关于中国改革的新一轮研究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我国经济改革的主流论述在实际内容上并没有本质差别。首先，两者都将渐进主义和试验主义视为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两者都将转型路径而不是转型目标作为研究的重点。所谓转型路径指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途径和方法，而转型目标则指过渡完成之后出现的经济模式的形态和性质。很明显，转型路径和转型目标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两者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一方面，路径依赖导致转型路径影响转型经济的形态和性质；另一方面，对转型目标的设计也必然影响对转型路径的选择。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尽管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明显存在不同的模式，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文献之中却基本不存在对转型目标问题的深入讨论。
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学术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把握有关。第一，传统的表述主要从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国有经济的地位和宏观调控的作用等方面来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这样的界定是从市场机制的地位和企业制度的形态；以及国有经济的强弱和宏观调控的有无等两组因素来突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内涵。从市场机制和企业制度来看，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的主流，有意或无意地将美国型市场经济和美国型企业制度等同于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唯一形式。因此，我们对市场经济本质的认识基本是在以美国型市场经济为唯一参照物的基础上展开的。在这样的认识之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市场经济的部分基本没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研究价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只能体现在国有经济和宏观调控之中。但是，宏观调控和国有经济广泛地存在于先进工业国，其地位和强弱也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进一步地，在我国经济的现实运行中，国有经济更多地作为政府引导经济发展的基础而存在，并没有明显地对国民经济的其他所有制成分的制度建设发挥示范作用，这些因素能在多大程度上从“量”和“质”两个方面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的特色也仍有疑问。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社会主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有下降的危险。第二，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在相当程度上是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角度进行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混合经济体制论的痕迹。但是，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表明，与生产过程相关的微观层面的制度安排和创新活动才是区分主要市场经济类型的基础。第三，这样的界定在破除计划和市场不能共存的认识的同时，也间接地否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经济计划和国有经济之外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以及这种因素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中体现“市场经济”因素的性质和形态的可能性。
以上原因导致我国的学术界无意亦无力分析转型目标问题而将注意力集中于转型路径研究。客观地说，在经济转型的初期，与走向何种市场经济即本文所说的转型目标问题相比，选择何种转型路径以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更为紧迫的课题。但是在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地位已经确立、调整经济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的重要性上升、制度经济学的进展和世界经济的演变表明，美国型市场经济并非唯一有效且完美无缺的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对转型目标，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进行研究的必要性正在上升。长期忽视对转型目标的研究，这不但有使中国的实践成为对美国型市场经济的无声复制的危险，而且限制了我们解决改革中出现的具体问题的思路。
本文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存在显在的和潜在的两个侧面。在现阶段，宏观调控和国有经济无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的主要载体。但是，这样的含义更多的是显在的，并没有涵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的全部内容。
二、交易形态与创新活动：市场经济的类型学分析基础
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取得的进展，集中地体现在比较制度分析学派关于美日经济体系和美日企业行为的比较研究之中。相对而言，典型的美国企业(a企业)在劳动市场、制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中的交易行为更多的是短期的、交易对象往往是流动的；而典型的日本企业(J企业)在上述市场中的交易行为更多的是长期的、交易对象往往是相对固定的。青木昌彦指出企业在上述三种市场中形成的交易惯例之间具有互补性，并从信息流动的角度对这些“风格化事实”进行整理。他认为a企业的信息结构更多的是垂直型的，而J企业的信息结构更多的是水平型的。青木昌彦证明两种信息结构都可能达到最优。图1所示的这一分析视角为市场经济的类型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20世纪90年代之后，管理学家持续地对典型的美国和日本的企业行为进行比较。以基于产品建构的企业竞争力理论为依据，通过将产品建构的概念一产品结构(或工序)与产品功能之间的对应关系一引入组织理论，这些学者认为，在产品建构具有模块型特征的产业(it、软件、生物制药、金融等)之中，模块型的组织原则更易于促进竞争力的形成，而在产品建构具有集成型特征的产业(汽车、摩托、高级家电等)之中，集成型的组织原则有助于竞争力的形成。换言之，如表1所示，产品建构和组织建构之间的匹配关系是企业竞争力和创新活动的源泉。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集成型和模块型的组织原则高度接近比较制度分析学派所说的理念型意义上的美国企业和日本企业的组织形态。至此，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分析获得了具有实证基础的支持。必须提及的是，尽管理念型意义上的美日企业的实践更接近模块型和集成型的组织原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日企业所形成的组织形态已经达到极致而无法赶超。
欧美学者从制度互补性角度所进行的分析也值得关注。豪尔和索斯吉斯认为，市场经济可以分为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型市场经济两种，英美是前者的代表，而德日是后者的典型。习前者的特点是由市场机制对经济进行协调，而后者的特点是由制度对经济进行协调。类似地，阿玛布从产品市场的竞争形态、劳资关系、金融体系、社会保障和教育等五个制度领域出发，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将市场经济区分为市场基础型、亚洲型、欧陆型、社会民主主义型和地中海型五类，其中的市场基础型和亚洲型的代表分别是美国和日本。在研究方法方面，豪尔和索斯吉斯的研究尽管属于政治学领域，但是其研究团队将企业作为分析的焦点。他们在其著作的日文版序言中指出，德日的区别在于德国经济中的协调机制主要以产业为中心而存在，而日本经济中的协调机制主要以企业为中心而存在。如果用更为通用的术语来表述，那么可以认为德国是法团主义，而日本则是企业层面的法团主义。类似地，阿玛布在其著作的日文版序言中不但直接承认青木昌彦的研究对其有重要影响而且将科技与产业特征这一与企业行为密切相关的变量作为分析的主要因变量。因此，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领域的这两项最新的重要研究不但在主要研究工具(制度互补性)和主要分析方向(企业)方面与比较制度分析学派具有明显的共同点，而且其对市场经济所进行的类型化也基本上是对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美日比较的扩充和细化，没有明显超出前者的范围。在这个意义上说，在现阶段，以比较制度分析和基于产品建构的企业竞争力理论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类型学仍然是我们思考我国市场经济的特征及其发展方向时最有理论价值的参考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市场经济的类型学最终指向是企业层面的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也就是说，创新的形态和性质正在成为区分市场经济类型的核心变量。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可以表述如下：从制度经济学的传统出发，以创新活动为中心，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进行体系化的整理。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和现实选择
在第二节的语境之下，分析作为转型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时，我们将遇到以下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市场经济的部分是否可能在逻辑上不同于美国型和日本型市场经济；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社会主义的部分，是否可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市场经济的部分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发展出一种和第二节所讨论的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的主流研究所使用的分析方法相容的分析框架，并以此为基础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
第二节提及的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的主流研究在方法论方面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没有将所有的交易形式统一到一个分析框架之内。近年来获得迅速发展的包括比较制度分析在内的广义的制度经济学均将交易视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这一思路明显来自旧制度经济学。但这些研究涉及的金融、制品和劳动力市场中的交易不是旧制度经济学家所列举的交易形态的全部。如表2所示，康芒斯认为交易可以分为交涉型交易、管理型交易和配给型交易。交涉型交易的典型是产品市场中的买卖行为，管理型交易的典型是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而配给型交易的典型则是判决和政策。另外，新旧制度派学都没有把自然资源和土地市场纳入分析框架。第二，与上一个问题相关，这些研究者将交易形态的形成视为自发的，忽视了政策和法律因素的影响。实际上，从康芒斯对交易的定义出发，如图2所示，我们可以发现配给型交易必然对企业内部的管理型交易和企业之间的交涉型交易的形态和性质产生影响。
将康芒斯提示的交易类型和资源、土地市场中的交易统合进第二讨论的主流分析框架之后，我们可以获得如图3所示的新的分析框架。
从图3所示的分析框架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作为转型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在以下方面获得清晰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第一，在资本主义国家之中，交易形态主要是市场进化的结果。而在我国，交易形态的形成可能是市场进化和政府介入双重影响的结果。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可能存在于资源和土地市场的交易之中。在我国，由于资源和土地为国家所有，所以政府可以主导这一市场之中的交易形态并影响交易所产生的收益分配。第三，政府可以通过对金融、制品和劳动力市场中的交易施加影响来获得对宏观经济的控制或实现对所得分配的调整。第四，依据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在具有不同技术特征的产业群之中，更有助于竞争优势的形成的组织原则和交易形态各有不同。不同的先进工业国中往往存在处于主导地位的组织原则和交易形态，其结果是这些国家往往只在同一类产业中发展出明显的竞争优势。由于我国地域之间存在文化上的差异，所以有可能分别在集成型产业和模块型产业中都发展出与之匹配的组织惯例和交易形态并在这两类产业中都形成竞争力。第五，不同的产业群要求不同的组织原则和交易形态与该产业的技术特征相匹配，而我国有可能形成国有经济致力于发展更需要长期稳定的交易环境的集成型产业，而民营经济在模块型产业占据优势的格局。随着民营经济向集成型产业扩展，有可能出现民营企业在研发人员的雇佣形态和某些关键性企业间关系方面引进国有企业的比较长期而稳定的组织形态和制度安排的可能。换言之，在长期内有可能出现国有企业在特定领域向民营经济输出组织原则和制度安排的可能。
以上述分析为基础，我们可以从生产和分配、横向制度安排和纵向制度安排的角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进行分类。本文对横向的和纵向的制度安排的定义借鉴了康芒斯对交易形态的区分。所谓纵向制度安排指与配给型交易有关的制度安排，其典型是政府通过法律或政策自上而下的主导的制度安排，而横向制度安排指与交涉型交易和管理型交易有关的制度安排。
社会管理的含义篇7
摘要：本文针对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中人与管理环境的不适应现象，提出人力资源管理生态问题，从三个层面剖析了影响人力资源管理生态问题形成的因素。关键词：人力资源生态；形成；影响因素“生态”这个概念首先应用在生物学上，“生态”的主要含义就是“生物体对环境的适应”。环境被看作是一定地域范围内所有生物体，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彼此互动，并与自然界非生命物质互动所构成的生命网络。所以生物学上“生态”的意义就是指有机体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英国《韦氏辞典》把“生态”解释为：“生物体与环境的适应性互动”。生态包含着递进的三层意思：关系，适应，导向。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体与生成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是关于生物生存条件的关系学。在生态的种种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就是适应，生物体正是对环境从平衡到不平衡、适应到不适应的动态发展中进化。既然生态是生物对环境的一种适应性互动，那么这种适应本身就含有一种导向的意思，不论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或者是人工选育良种、人工驯化，无不体现为一种导向。生态学中的生态指生物体与环境的适应性互动，管理领域同样会产生生态问题，而产生这个生态问题的主要是人力资源管理的范畴。人们生活在自然界、人工自然与社会环境中，人的生态问题表现为人和天然自然、人工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与人力资源管理密切相关的是社会环境中的组织环境，人生活在组织环境中，就存在人与环境的适应性互动，这种环境对人的影响不亚于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本文在人力资源管理环境中赋予生态以新的含义，即管理中人与管理环境的适应性互动。当管理体制与人性分离，人与管理环境不能适应性互动时，管理的生态问题就产生了。我们知道，寻求普遍的尊重并公正地对待一切人和物，是当今生态运动蕴含的根本伦理精神和核心伦理观念。那么，在管理中，究竟什么样的管理体制、方式，理念才是符合人性的，怎样的管理才是尊重并公正地对待一切人和物的。于是，人力资源管理的生态问题也就表现为人力资源管理体制与人性分离。一、人力资源管理生态问题的形成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中，人与管理环境的不协调表现为管理体制与人性的分离，可从以下两方面阐述。(一)人的动态发展与管理模式的多样性。人的发展和管理发展是相互作用、对立统一的。人作为自然界长期进化和社会进化的产物，是一种未完善的存在物，蓝德曼说：“自然没有把人制造完整便把人放在世界上了。自然没有最终决定人，而是让人在一定程度上尚未决定。”人是动态发展的，人性的发展首先是由社会关系发展决定的，人性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因此，不能简单的规定人性，而要根据社会历史的发展来分析人性的发展状况。管理模式的也具有差异。管理是以文化为转移的，并且受其社会的价值观、传统与习俗的支配。管理与人性不断地在平衡与不平衡之间，适应与不适应之间进行动态地转换，当管理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步调不一致时，二者就会失衡。(二)管理体制与人性的分离。管理活动本来是为人的，但它又具有“非人性”的因素，会自然产生一种导致人性扭曲的趋势。功利原则和效率原则是经济管理活动的两条基本原则，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两条原则的结合表现为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又会自发产生各种形式的物本主义(如纵欲主义、拜物教、拜金主义等)，容易使人变得自私和贪婪，既然管理对人性的扭曲是极为可能的，那么管理体制与人性分离也就不可避免会出现。当管理体制与人性分离时，人力资源管理生态问题便形成了。二、人力资源管理生态问题形成的影响因素影响人力资源管理生态问题形成的因，素有以下几方面：(一)科技对人的物化。科学技术的应用有时非但没有使人获得自由，反而束缚了人，困扰了人
社会管理的含义篇8
关键词：文化规制；文化控制；概念结构
中图分类号：G11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6）31-0179-05
从古至今，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人类社会几乎都会对文化进行所谓的“建章立制”，但文化规制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假如缺失文化规制的话，可能导致严重的文化污染，以及文化暴力的盛行；另一方面，过于严苛的文化规制，则可能导致人们的文化生活单调，降低人们的文化免疫力，拉大国（地区）与国（地区）之间的文化鸿沟，并因此而加剧由文化冲击所导致的文化危机。从一个比较长期的历史维度来看，一个国家的文化规制水平高低，往往影响甚至最终决定着该国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虽然文化规制可以说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至关重要的文化战略问题，但遗憾的是，关于文化规制的现有理论研究却依然非常薄弱，并不能全面、深刻和系统地解答诸如为何实施文化规制，规制什么文化内容，以及如何实施文化规制等一系列重要而基本的问题，甚至对文化规制这一重要概念也还没有清楚并达成共识的定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对文化规制概念的回溯与解读，不仅可以丰富主流的规制理论，而且有助于构建文化规制理论，是开展文化规制研究的理论起点。
一、规制、管制与监管
中国学者在翻译“regulation”的时候，结合了中国文字的语境与不同学科的背景。因此，外国学者眼中的“regulation”一词到了中国以后却“一变为三”：成为了内涵不同、各有侧重的“管制”“规制”和“监管”三词（植草益，1992）。那么，三者的主要差别又是什么呢？根据三词的使用情况，主要是侧重点的差异：“管制”强调的是强制式控制，即“统制”和“强制”；“规制”强调的是规范化治理，即以法规为依据；“监管”强调的则是监督式控制，即参与者需要符合规范。如果从词源来看的话，“regulation”包含了两个层面含义：第一个层面的含义是指官方的规则或者命令；第二个层面的含义是指基于某种规则对某事实施的控制。这些控制包括了对某种活动或某种程序所实施的控制（朗文当代英语辞典，1997）。
同“规制”和“监管”相比，“管制”的内涵最为丰富。而且，在不同领域的领域里，“管制”一词的含义各异。在经济领域，管制指的是针对产品价格、市场准入、服务标准等内容所实施的控制。在司法领域，管制指的是虽然不关押罪犯，但限制其某些自由的刑罚方法。这种管制由公安机关来具体实施，由群众来监督罪犯的改造。在交通领域，管制指的是出于某种安全原因的考虑，对全部或者部分路段的车辆和行人实施的控制。在军事领域，管制指的是由军队对政府的权力进行接管。军事管制会对所有（或者部分）地区、某些行业或者某些部门实施具有特殊性和强制性的控制（“百度百科・管制”，2013）。但很清楚的是，无论哪种含义，同“规制”和“监管”相比，“管制”给人的感觉都是强制性最大的控制方式。不仅如此，由于“管制”的内涵过于丰富，也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某事的控制”其实并不单单局限于所谓的惩罚性手段，而且还包括了诸多具有激励性特征的手段。显而易见，“管制”一词其实并不容易准确地表达出“激励”方面的含义。相比而言，“监管”一词的“强制性”意味要弱得多，而且还含有“保持一臂之距”（arm’slengthrelationship）的内涵，因此似乎更为贴合“regulation”之原意（马英娟，2005），接受度也越来越广泛。近年来，中国政府的官方文件和工作报告往往使用“监管”的提法，政府机构的名称也都采用“监督管理”或者“监管”的称谓，例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同“管制”一词相比，“规制”似乎更能准确和传神地表达出“regulation”一词中所暗含的“以法规为依据”的内蕴。总的来看，在学术研究中，人们往往使用“管制”抑或“规制”的提法。在实际工作中，人们则常常使用“监管”的用法。
二、规制概念的多学科透视
既然规制问题是经济学、法学和政治学等诸多学科领域都有所涉及并且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那么，规制的含义显然没有那么简单。许多学者都曾经指出学术界对“规制”概念的分歧所在，并且在试图准确定义这一概念之后也发现并指出了这种努力所面临的诸多困难。例如，法律学者安东尼・奥格斯（anthonyogus，2008）就认为，虽然“规制”一词频繁地出现在各类法学以及其他学科的文献上，但“规制”并不是一个专业的学术术语，而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词汇。有时候，“规制”甚至被用于表示任何形式的行为控制。经济学者丹尼尔・史普博（DanielSpulber，2008）则表示，随着研究进展的不断深入和学术文献的日益增多，一个公认并好用的“规制”定义却仍未出现。曾经担任过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associateJusticeoftheSupremeCourtoftheUnitedStates）的史蒂芬・布雷耶（StephenBreyer，2008）在其规制领域的经典名著《规制及其改革》一书中甚至根本就放弃了界定“规制”概念的努力。在他看来，试图将并不明显具有“规制性”特征的领域同那些涉及到“规制性”的领域清清楚楚地加以区分，就好比试图在政府的整个活动范围中清清楚楚地区分出那些属于“规制”行动一样困难重重，而且还会引发诸多的争议。
在经济学领域，即使是同一本经济学权威辞典《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thenewpalgraveDictionaryofeconomics）的不同辞条对“规制”的解释居然也大不相同。罗伯特・博耶（RobertBoyer）为“Regulation”撰写的词条写道：在20世纪80年代，“规制”一词是指政府以经济管理的名义所实施的经济干预。在当年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大讨论中，与“规制”一词相比，其反义词――“放松规制”一词的使用频率要高得多。在经济政策领域，按照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的主流观念，规制指的是政府通过某些逆经济周期的政预算手段或者货币干预手段对宏观经济活动所实施的调控行为（伊特韦尔等，1996）。史蒂芬・布雷耶（StephenBreyer）等人为“RegulationandDeregulation”撰写的词条则将规制定义为政府为了控制企业的生产决策、产品价格和销售行为所采取的各种行动。政府宣称，其行动是为了约束不充分重视“公共利益”的那些私人决策（伊特韦尔等，1996）。
早在20世纪50年代，阿尔弗烈德・克罗伯（alfredKroeber，1952）等人就曾经系统地梳理过关于文化的定义。他们全面整理并总结了1871―1951年这八十年间大约300种关于文化的定义，并且详细列举了最具代表性的164种定义。他们的梳理发现，关于文化的定义主要可分为六大类：第一类是历史性定义。这类定义将文化理解为人类社会创造和传承下来的各种物质和精神要素的总和（edwardSapir，1921）。第二类是规范性定义。这类定义将文化理解为人类社会的诸如传统、风俗和信仰之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总和（emoryBogardus，1930）。第三类是描述性定义。这类定义将文化理解为诸如道德、习俗、法律、知识、艺术、信仰，以及人类社会成员所习得的各种能力和生活习惯（edwardtylor，1871）。第四类是结构性定义。这类定义将文化理解为一个具有相互联系，并且相互依存的习惯性模式系统（malcolmwilley，1929）。第五类是心理性定义。这类定义将文化理解为人类后天习得的行为。这些行为并非由基因决定的，也不像动物的本能。换句话说，文化不是人们生而有之的，而必须从小向成年人学习（RuthBenedict，1947）。第六类是遗传性定义。这类定义将文化理解为人类通过后天的学习所习得，并且传承给下一代的行为系统（Georgemurdock，1949）。
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关于文化的概念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关于文化概念的争议更是难以终结。在诸多文化研究学者中，文化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2000）将文化的定义分为三类，他对文化概念的这种分类就很有代表性。第一类是关于文化的“理想”定义。关于文化的“理想”定义把文化理解成人类不断完善的过程或者状态。这类定义强调的是那些作为“伟大传统”的思想精髓和经典艺术。第二类是关于文化的“文献式”定义。关于文化的“文献式”定义把文化视为知性作品和感性作品的总和。这些作品以不同的形式录下了人类的知识、经验和思想。第三类是关于文化的“社会”定义。关于文化的“社会”定义把文化视作对某种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可以表现日常生活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可以表现艺术的某些价值和意义。相比之下，文化的“社会”定义的涵盖面最广，内涵最丰富。这类定义广泛地接纳了长期以来一直不被“理想”定义和“文献式”定义所接受的诸多文化内容，例如家庭结构、制度结构、交流方式等等。关于文化概念的上述回顾性梳理和比较式研究表明，几乎所有试图对文化概念的进行界定的尝试都难免失之片面。退而求其次的做法是将文化理解为从狭义的“文化的观念性概念”到广义的“文化的社会性概念”所组成的一个“概念域”。根据韦森（2003）的理解，“文化的观念性概念”是由人们的观念或精神中存在的某种知识、规范、价值观或者行为准则所构成的。“文化的社会性概念”指的则是某一时期的特殊社会生活方式的整体称谓。
总的来看，国内外专门针对“文化规制”问题的学术研究依然非常薄弱，而且大都是在并未界定“文化规制”含义的前提下直接“拿来就用”。即便偶有涉及，也谈不上准确。举例来说，叶金宝（2008）从文化安全的视角将文化规制理解为通过某些必要的行政手段，针对制度、规范和思想方面的文化活动所实施的调控。有意思的是，一方面，他将文化规制视同于文化保护，并认为文化规制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文化规制是针对文化活动所实施的调控。就前者来说，文化规制与文化保护的差别显然十分明显；就后者来说，属于间接参数干预的宏观调控与属于直接行政干预的文化规制也很不相同。即使如此，针对文化规制的专题研究也并不多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不妨退而求其次，从与文化规制的关系密切，但在使用上要更为广泛的文化控制概念入手进行相应的梳理。胡惠林（1998）指出，作为社会控制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文化控制是社会控制在社会文化运动和国家文化管理中的反映和运用。他的定义强调的是文化控制作为社会控制的组成部分所具有的共性。罗孝高和罗超（2009）则从社会管理的视角将文化控制理解为通过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人的思想、观念、情感以及价值观，从而约束个人的行为，以便最终实现统治者意志的一种社会管理模式。相比之下，李晓明（2002）对文化控制的观察视野更为开阔。在他看来，文化控制既是为了防范越轨和预防犯罪而对文化进行的普遍选择，又是对文化发展与文化变迁过程的自觉管理和有益疏导。江波（1995）则从传播学的角度双向审视了文化控制：从受者的视角来看，文化控制在客观上起到了维护传统文化，反对文化同化的作用。从传者的视角来看，文化控制的客观效果则是拉大文化鸿沟，制造文化矛盾。
四、文化规制及其概念逻辑结构
从不同的维度来看，文化规制含义各异；就历时性的维度而言，侧重的是文化规制的变迁问题；就共时性的维度而言，侧重的是文化规制的结构问题；就静态性的维度而言，侧重的是文化规制的文本内容（文化规则与文化制度）；就动态性的维度而言，侧重的是文化规制者对微观文化主体所实施的文化控制行为（见图2）。具体来说，又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文化规制主要是指文化规制者根据法律的授权，对微观文化主体所实施的直接文化控制。广义的文化规制则包括文化规制者对微观文化主体所实施的各种文化控制――这些控制可能获得了授权，也可能毫无法律依据。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不同于作为间接司法干预的普通法和作为间接参数干预的宏观调控，文化规制的本质是直接的行政干预。
从逻辑结构来看，文化规制概念的逻辑结构主要由六个方面的要素构成：
S1：文化规制的行政主体，即根据法律授权，拥有文化规制权力的行政主体。
S2：文化规制行为所对应的主体。该主体是同文化规制的行政主体（S1）相对应的，处于被规制地位的行政相对人，即文化规制的相对方。
S3：文化规制的利害关系人。该主体是相关利益受到文化规制的行政主体（S1）所影响的权利主体。值得一提的是，对文化规制的利害关系人（S3）所具有的法律主体地位的关注和承认，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防范文化规制的相对方（S2）通过损害利害关系人（S3）的权益而不当获益的状况出现。
o：文化规制的客体。该客体是文化规制主体（S1、S2、S3）之间的各种关系所指向的对象，即文化规制指向的对象。
C：文化规制的内容。这是文化规制的行政主体（S1）可以采取的各种文化规制行为，即文化规制的具体内容。
G：文化规制的依据。这是文化规制的行政主体（S1）何以实施文化规制，文化规制的相对方（S2）及利害关系人（S3）为何应该服从文化规制的原因或者条件，即文化规制行为之所以成立的原因或者条件。
从逻辑结构来讲，文化规制的概念逻辑可以表述为：S1以G为依据对S2关于o的C实施文化规制，这种文化规制行为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S3的权益。这既是文化规制概念的逻辑结构，也是解读文化规制问题的逻辑起点。
参考文献：
[1]安东尼・奥格斯.规制：法律形式与经济学理论[m].骆梅英，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
[2]管制[eB/oL].百度百科，2013-09-27.
[3]丹尼尔・史普博.管制与市场[m].余晖，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27-47.
[4]胡惠林.论文化政策选择的矛盾运动与价值取向[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1998，（2）：103-107.
[5]江波.文化传播的社会价值、目标与效果[J].兰州大学学报，1995，（4）：87-90.
[6]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m].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7]朗文当代英语辞典[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1192.
[8]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m].吴松江，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20-137.
[9]李晓明.文化冲突与青少年犯罪[J].苏州大学学报，2002，（1）：44-48.
[10]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1]罗孝高，罗超.论文化控制的作用机制及实现途径[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9，（1）：107-108.
[12]马英娟.监管的语义辨析[J].法学杂志，2005，（5）：111-114.
[13]史蒂芬・布雷耶.规制及其改革[m].李洪雷，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0-228.
[14]韦森.文化与制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2-15.
[15]席涛.美国管制：从命令―控制到成本―收益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43.
[16]叶金宝.文化安全及其实现途径[J].学术研究，2008，（8）：11-18.
[17]约翰・伊特韦尔，墨里・米尔盖特，彼得・~曼.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4卷[m].陈岱孙，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
社，1996：135-137.
[18]植草益.微观规制经济学[m].朱绍文，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1-304.
[19]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70-271.
[20]alfredKahn.theeconomicsofRegulation：principlesandinstitutions（Volume1）[m].newYork：Johnwiley&Sons，1970：20.
[21]alfredKroeber，ClydeKluckhohn，wayneUntereiner，alfredmeyer.Culture：aCriticalReviewofConceptsandDefinitions[m].
newYork：VintageBooks，1952.
[22]Barrymitnick.thepoliticaleconomyofRegulation：Creating，Designing，andRemovingRegulatoryForms[m].newYork：Columbia
Universitypress，1980：7.
[23]GeorgeStigler.thetheoryofeconomicRegulation[J].BellJourna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Science，1971，（1）：3-21.
[24]Kennethmeier.Regulation：politics，Bureaucracy，andeconomics[m].newYork：St.martin’spress，1985：8.
[25]Lauramacgregor，tonyprosser&CharlotteVilliers.RegulationandmarketsBeyond2000[m].Sudbury：Dartmouthpublishing
社会管理的含义篇9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管理二重性/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共性/个性
【正文】
马克思主义管理二重性理论，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有中国特色企业管理学的理论基础。只有正确理解和运用这一原理，才能真正充分地从西方企业管理中分离出它所蕴含的同社会主义管理具有共同属性、应予吸取的一切有益的内容；才能真正地处理好批判与继承、学习与独创、引进与吸收之间的关系。然而，我国管理学界对马克思管理二重性理论存在一种误解，这种误解成为我们引进先进管理的理论障碍。
在我国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一般把马克思的管理二重性理论概括为“一方面具有与生产力、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自然属性；另一方面又具有与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相联系的社会属性。”［1］即“任何社会的企业管理都具有二重属性：管理的自然属性和管理的社会属性。管理二重性分别表现为合理组织生产力（指挥劳动）以及维护和发展生产关系（监督劳动）两种管理职能。‘指挥劳动’……表现了管理的自然属性。监督劳动’……表现了管理的社会属性。”［2］这种管理理论简单地把自然属性等同于共性、一般属性，是我们可以向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学习和借鉴的部分；把社会属性等同于资本主义管理的特殊性或阶级性，是我们应批判和抛弃的。把管理的二重性理解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以及把管理的共性局限于管理的自然属性的观点，离开了马克思的本意，是对马克思管理二重性理论的误解。它阻碍了我们充分地学习和借鉴西方企业管理中一切有益的东西，尤其是社会属性中的先进经验，从而不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体系。
其实，“管理的自然属性”这一概念在马克思和列宁关于管理二重性的论述中并没有出现过，它只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加进去的。在马克思看来，管理本质上是对共同劳动的指挥和协调，是对人的（不管是被他人所管还是劳动者自己管理自己）管理。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对管理的二重性是这样论述的：“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生产者的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不过它具有二重性。”［3］马克思还指出：不能“把从共同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同从这一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因而从对抗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混为一谈。”他认为，管理既具有一般性质，表现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又具有特殊性，是受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制约的。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的二重性表现为：一方面，它是一般劳动过程本身所必要的条件，是生产活动中不可缺少的条件；另一方面，它又受资本主义攫取剩余价值的生产目的的制约，受资本主义价值增殖过程的性质制约。因此，马克思所说的管理二重性是特指“管理的一般职能”同“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的“特殊性质”之间的关系［3］（23.367～368），也就是共性与个性之间的关系。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列宁认为，无论从国民经济总体来看，还是从企业的局部来看，管理都具有二重性。它是一切较大规模的共同劳动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同时，它又是维护生产资料所有者利益所必需的条件，是一定生产关系的体现。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企业管理，都包含了管理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企业管理与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按其一般性而言，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批判地吸收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最新成就”。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最新成就就是泰罗制，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了一系列的科学成果，它分析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方法等等。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4］
至于指挥劳动和监督劳动，马克思和列宁也有过论述。人所共知，列宁不止一次地论述过社会主义社会劳动监督的重要性。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质量检验、操作程序的控制，都需要监督。这些方面同资本主义管理无疑存在着共性。对于“指挥劳动”在马克思的论述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资本指挥劳动”、经理和监工“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3］（23.367～369）。而且认为，指挥和监督劳动既可以是由“一切结合的社会劳动的性质引起的职能”，也可以是由“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单纯的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对立所引起的职能”［3］（25.433）。由此可见，指挥劳动的职能不是什么“管理的自然属性”，同样可以具有强烈的阶级性；而“监督劳动”即“管理的社会属性”中也有其共性。
因此，本文认为，对马克思的管理二重性理论应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所谓的“自然属性”或叫组织技术属性更为确切，是解决企业经营过程中的组织与分工协作关系，主要是发展生产力。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企业管理在组织技术属性方面没有区别。与生产力相联系的决不限于其自然属性或其技术方面，合理组织生产力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性的职能。
第二，管理的社会属性除了包括有与社会制度、生产资料所有制等相联系的阶级性之外，也包含着共同性。其共同性表现在：（1）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属于市场经济，而且都是现代市场经济，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必然有其共性。（2）企业管理本质上是对人的管理，而人的本质则是社会性的，其社会性包括两部分：一是对抗的阶级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利益关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二是反映着人的一般社会性，如社会交往、友谊、自我价值观、归属感等。这正是近年来西方企业管理的重点，我们应加以借鉴、吸收。如果把管理的共同性仅仅局限于管理的自然属性，认为这才是可以借鉴和吸取的东西，那就会阻碍我们从管理的社会属性中吸取有益的东西。
总之，如果我们把企业管理的共同性等同于管理的自然属性，把生产劳动过程看成是单纯的技术过程而忽略其社会性方面。这样一来，就不仅否认了生产力的组织与调整方面的共性，也同时否定了生产关系与企业文化、上层建筑的调整方面的共性。而正是在这三个方面，现代西方企业界都在不断地进行着重大的调整与改革，甚至从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中吸取许多重要经验而在管理现代化方面走在我们前面。如果我们不能引进现代管理，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我们在彻底抛弃那种认为只有管理的自然属性中才具有共性的观念的时候，更应该在管理的社会属性中去研究管理的共性。现在我们管理落后，主要还表现在管理的社会性方面，而且，只有在管理的社会性方面把握现代先进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才会在管理技术方面达到先进的水平。
【参考文献】
［1］社会科学大词典．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633．马克思主义百科要览上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2．700．
［2］中国企业管理大百科全书，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0．156．
社会管理的含义篇10
论文摘要:马克思价值决定原理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项核心内容，它深刻揭示了两种不同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及它们在价值形成中所起的不同作用，阐明了这两种不同作用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制约的关系。它也是判别不同经济运行模式是否真正高效的一条基本准则，对它的准确理解与运用，能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巨大的制度创新空间。
马克思价值决定原理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项核心内容，它深刻揭示了两种不同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价值决定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并阐明了这两种不同作用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为正确认识这一原理在不同社会经济运行模式中所起的作用提供了一条基本的分析路径，最终使我们真正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巨大优越性。
一、马克思价值决定原理的含义及其科学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品价值的性质—即价值不是由某个生产者个人生产一定量商品或某个商品的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川。马克思的这段话是对商品价值决定原理所作的最全面而又最准确的表述，马克思的这一原理表明，作为决定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生产某个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另一方面是指生产社会必需总量的某类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关于这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进一步作了具体阐述，马克思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这里讲的是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下简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i)，马克思又说:“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的这个数量界限，不过是整个价值规律进一步发展的表现，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只有这样多的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川马克思这里讲的就是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下简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ii)，这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它们在各自的范围内对商品价值起着决定作用。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i是从某一生产部门的角度出发，说明同一部门内多个不同商品生产者生产某种商品的单位使用价值所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ii则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说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为满足社会需要可以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必要比例量的劳动时间。这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于各自的特点决定了它们对商品价值所起的不同决定作用，彼此不能互相代替。单个商品的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i决定，这是很清楚的，但是不能认为社会必需总量的某类商品的价值仍然由必要劳动时间i决定，这是因为在一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每个特殊生产部门制造一定量商品都需要一定量的社会劳动时间，这样一来，不同生产部门所花费的劳动时间也就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形成不同的比例量，至于怎样的比例量来分配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这就要求生产这类商品的社会劳动数量是否同社会用这类商品来满足需要的规模相适应。马克思明确指出:“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川这就是说，劳动时间要根据这种特定数量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而且只有分配这样多，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因为“产品作为价值应该是社会劳动的化身”。只有按照社会需要生产一定量的产品，花费在这类产品中私人劳动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由此可见，就生产一定量的某类商品来说，它的价值不可能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只能由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因为生产任何一定量的某类商品，只有花费必要比例量的劳动时间，才会形成这类商品的价值，否则其超过部分花费的劳动时间，即使从单个商品来看包含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由于总的劳动时间超过了必要的比例量，因而不会被社会所承认，当然也就不会形成价值，正如生产单个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超过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会被社会承认也不会形成商品的价值一样。
所以，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其决定商品价值的前提下，都是商品价值形成的基础。商品生产的运动过程是商品价值创造和形成过程的统一，这两种劳动时间在商品生产运动过程中所起作用之间的关系，就如同整体与个别，虽然不能简单地说个别由整体决定，但也不能说总体是由个别决定的，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依据的条件是一致的，都是根据某一部门在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来确定，只是由于不同的角度和，范围，才分别表现为两种不同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如果人为割裂这两种含义的必要劳动时间对价值决定的共同作用，只片面强调其中的一种，而忽视了另一种，势必会对全面把握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产生误导作用，同时对现实经济生活也将带来消极的影响。
二、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经济运行模式中的作用比较
在历史上，传统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运行模式中是在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之下建立起来的，这种思潮的核心主张是:经济自由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得以健康发展的首要条件，只有获得了经济自由，完全用不着政府的指导或干预，每一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就会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把资本和劳动分配于最有利于全社会的产业或行业。在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中，每个企业获得经济自由，完全自主按照市场的要求安排组织生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作用可以得到充分发挥。因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同一个生产部门内发生作用，它通过价值决定的过程，刺激商品生产者的积极性，促进商品生产者积极追求技术进步和管理高效，节省劳动费用，目的是在同一部门生产竞争中，单位产品中所耗费的必要劳动时间最少，从而获取超额剩余价值。但是由于这种生产活动完全没有政府的指导和干预，从总体上来看，它们的生产是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揭示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的条件是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以及各个生产部门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否则社会再生产不可能顺利进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则可以在整个社会发生作用，通过决定价值的过程，调节商品生产和流通，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社会生产各部门的分配比例关系，实现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相对平衡，因此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自觉发挥作用是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而在传统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运行模式中，生产对社会总劳动时间在各个部门的必要劳动时间按比例量分配，也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价值的决定作用却无能为力，其结果是资本主义企业的产品在某一个生产部门出现大量过剩，从而使它们的个别部门劳动时间大大超过了该部门的必要劳动时间而形成不了价值，导致整个社会生产比例失调和经济危机的出现。经济危机通过对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和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使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平衡关系自发强制贯彻而实现的。可以说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必然对以极端的形式制约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与前者相反，社会主义国家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是在经典社会主义的原则设想影响下形成的，这种原则设想主要来自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在批判资本主义弊端的历史逻辑中，推导出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生产组织上实行计划经济，消除商品和市场，“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这种计划经济模式要求计划有比例的在各个生产部门安排社会总劳动时间的分配，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那种个别企业有组织、有计划同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将被克服，在这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重要作用在生产活动中得到确认。但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强调计划手段在配置资源中基础地位，否定商品生产和市场，在生产过程中更多的是强调指令性计划进行安排生产，国家对企业实行直接的计划管理，向企业下达指令性生产计划指标，生产原料由主管部门供应，产品由商业、物资部门直接收购或调拨，资金由财政部门统收统支。在这里企业成了管理部门的附属物，没有生产自，生产同一产品的不同部门不存在竞争，生产单个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失去了可比的基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作用没有得到发挥。企业因此失去了追求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益的动力，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进取意识受到了严重地影响。虽然没有出现象经济危机那样急剧破坏社会生产力的情况，但社会经济总量增长缓慢，经济效益低下。可以说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比较隐蔽的方式制约着必要劳动时间。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发挥价值决定原理作用的最佳选择
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还是社会主义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由于只是片面强调了价值决定原理中的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决定作用，使价值决定原理的作用出现了畸形或消极的表现形式，给经济的健康运行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导致它们都成了缺乏社会效益的经济。而要使这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都对价值产生决定作用，使价值决定原理的作用得到全面的体现，就必须重视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就是这样一种最佳的选择模式。
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模式高度重视市场对经济资源的基础配置作用，把市场机制引入社会经济生活中，从而使价值决定原理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价值的决定作用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因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价值的决定作用告诉我们，生产同一种商品的各个生产者，无论生产单个商品的劳动消耗量怎样不同，在市场竞争中只能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标准，各个生产者的劳动消耗量，等于或低于这个标准的就会适当盈利或增加盈利，超过这个标准的就要发生亏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模式下，发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价值的决定作用，就会保证各个企业积极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各项费用开支，不断降低单位产品的劳动消耗，从而使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得到不断提高，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能得到最充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