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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6 05:05:28

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篇1

【关键词】数字经济信息经济知识经济

一、信息经济的内涵

“信息经济”的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马克卢普和波拉特对于知识生产的有关研究。马克卢普1962年在《美国知识的生产和分配》中建立了一套关于信息产业的核算体系,奠定了研究“信息经济”概念的基础。1977年,波拉特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按照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业分类的四次产业划分方法,获得广泛认可。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保尔・霍肯在《未来的经济》中明确提出信息经济概念,并描述信息经济是一种以新技术、新知识和新技能贯穿于整个社会活动的新型经济形式,其根本特征是经济运行过程中信息成分大于物质成分占主导地位,以及信息要素对经济的贡献。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范围内拉开了讨论“信息经济”概念及理论体系的序幕。目前,比较成熟的研究观点认为信息经济可以从微观和宏观角度理解。从宏观经济角度看,主要研究信息作为生产要素在经济系统中的运作规律。这种观点同知识经济相通,属于同一个范畴;而从微观经济角度看,信息经济所涉及到的重点研究内容是分析信息产业和信息产品的特征、以及信息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力度。这种观点强调信息经济是信息产业部门经济。由于信息技术对经济社会的微观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因而相当多的专家学者更倾向认为信息经济一定程度上主要是指信息产业经济。

二、网络经济的内涵

“网络经济”概念的提出同上个世纪90年代全球范围内因特网的兴起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网络经济又被称为因特网经济,是指基于因特网进行资源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为主的新形式的经济活动。在网络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及电子商务的蓬勃兴起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伴随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大量新兴行业不断涌现,资源配置得以进一步优化,构成网络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电子商务带来虚拟网络交易模式,传统交易活动演变成通过国际互联网进行的网络交易活动,构成网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和数字经济相比,网络经济这一术语的区别在于它突出了因特网,并将基于国际互联网进行的电子商务看视作网络经济的核心内容。

三、知识经济的内涵

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科技进步,全球知识生产、流通速度不断提高,分配范围不断扩大,社会经济面貌焕然一新。在此背景之下,相当多的学者也开始关注知识与经济社会之间的联系,知识经济的概念逐渐形成。例如,美国丹尼尔・贝尔和日本屋太一等学者分别从“后工业社会”、“知识价值社会”的角度论述了知识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这些论述虽然还没有提出知识经济的基本概念,但却已经涉及到了知识经济的基本内容。

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年度报告《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认为,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直接依赖于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传播和应用。从生产要素的角度看,知识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于土地、劳动力、资本等,因而“知识经济”是一种知识为基础要素和增长驱动器的经济模式。特别是随着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和应用达到了空前的规模,知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明显,已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的引擎。正如美国学者美唐・泰普斯科特(Dontapscott)所言:信息科技强化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换言之,知识经济最重要的特征是知识的创造以及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比重大幅度地增加了。

四、比较及总结

通过上述各概念分析,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和数字经济之间的确存在差异。知识经济强调知识作为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信息经济强调信息技术相关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网络经济强调因特网进行资源分配、生产、交换和消费为主的经济活动;数字经济则突出表现在整个经济领域的数字化。但正是存在差异,才产生必然联系性。虽然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早已提出,但是“知识经济”概念的提出并受到重视却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知识经济的产生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并最终孕育了信息技术和因特网的诞生。同时,信息技术和因特网的广泛应用更加促进人类知识的积累,并加速人类向数字时代的过渡。知识经济、信息(产业)经济、网络(因特网)经济这些概念在同一个时代提出并不是相互矛盾或重复,而是从不同方面描述当前正处于变化中的世界。“知识经济――信息(产业)经济、网络(因特网)经济――数字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基础内容――催化中介――结果形式”。知识的不断积累是当今世界变化的基础;信息产业、网络经济的蓬勃发展是当代社会发生根本变化的催化剂;数字经济是发展的必然结果和表现形式。因而这几个概念相辅相成,一脉相传。

图1数字经济等相关概念的区别与联系

参考文献

[1]乌家培,肖静华.信息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吴季松.知识经济学[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

[3]乌家培.信息社会与网络经济[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2.

[4]纪玉山.网络经济学引论[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

[5]刘列励.信息网络经济与电子商务[m].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1.

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篇2

[关键词]经济学数学化经济英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深入,我们已步入一个经济化的时代。其实,埃德蒙・伯克早就说过,骑士制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随之而来的是诡辩者、经济学家和计算机的时代。在这个经济化的时代,每个人都应具备一定的经济学知识。正如保罗・a・萨缪尔森所言,“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从摇篮到坟墓,都会遇到经济学的真理……,经济学不会使你成为一个天才,但是,没有经济学,你简直非吃亏不可。”现在,大量的英文经济学原版著作引入到中国,进入到大学课堂;英文报刊、广播、电视英语节目,大量涉及国际、国内财经报道,广大的英语学习者和英语爱好者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大量的经济英语文献。经济英语是英语语言知识技能和经贸知识的结合。由于经济领域的浩瀚,以及经济学的不断发展,使经济学和数学结下不解之缘,出现经济学的数学化倾向。“特别是西方经济学家惯常运用晦涩费解的语言和复杂难懂的数学公式,其结果往往使读者难于理解他们所要表达的内容。”

一、经济学和数学

经济学是研究客观的经济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被称为社会科学之王-是最古老的艺术、最新颖的科学。经济学研究的经济现象,虽然不可以象自然现象那样进行精确地计量,但还是可以部分计量的。事实上,可以用数学方法来考察经济现象的数量关系,用数学语言来表述经济模型和经济理论,也可以用经验的统计资料对经济理论进行验证。科学的分析方法,必须在定性研究的同时,运用数学方法进行量的分析,才能完善地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正如马克思所言,“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达到了完善的地步。”

数学方法正是对客观事物进行量的分析。在经济分析中,运用数学方法的优点在于:(1)所应用的语言是更严密和更准确的;(2)有大量的数学定理为经济分析服务;(3)由于它使我们明确地表达一些假定条件,可以使我们避免采用一些不理想的含义模糊的假定;(4)它使我们能够处理有几个变量的情形。所以,数学方法被广泛地用于经济分析。

1.经济数学化

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加强了数学分析,甚至出现了经济学的“数学化倾向”。在西方经济学著作中,除了对经济理论进行必要的文字说明外,还广泛地运用几何、矩阵代数、微积分、概率论、差分方程和序列论等对经济现象进行数量分析。

2.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

数理经济学(mathematicaleconomics)是一种经济分析的方法。在这种分析中,经济学家使用数学符号以表述经济问题,凭借自己已知的数学定理来帮助其推理。数理经济学和所谓“文字经济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在数理经济学中,假设和结论是以数学符号表述的。另外,代替文字逻辑的是应用数学定理来进行推理过程,使表述更为严密和准确。

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则是在本世纪西方经济学“数学化”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具有把数理经济学和数理统计学兼容并蓄的特点。简言之,计量经济学是对已形成的经济理论所进行的实证统计考核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是数学分析方法在经济分析中应用的集中代表,充分体现了数学与经济学的关系。

二、经济英语与数学

经济英语主要指与经济有关,或涉及到经济的英语。经济英文语篇涵盖范围非常广泛。包括:英语经济学文献,即英文版经济学原著和英文经济学论文等。应用经济英语文体,如商务沟通(businesscommunication)等;报刊英语经贸文章、报道(财经报道financialreport)。国际经济组织文献。由于数学方法在经济分析中的广泛运用,使得在经济学文献中,随处可见大量的数学词汇。如curve曲线,variable变量,coefficient系数,index指数,function函数,multiplier乘数等等,以及与之相应的经济学术语,如endogenous/exogenousvariable内/外生变量;coefficientofprice/incomecrosselasticityofdemand需求价格/收入/交叉弹性系数,Ginicoefficient基尼系数;Consumer’spriceindex,Cpi消费品价格指数,Lernerindex勒拿指数;socialwelfarefunction社会福利函数,consumptionfunction消费函数;depositmultiplier储蓄乘数,foreigntrademultiplier对外贸易乘数等等,以及其他数学内容如:

1.图表

图形是说明两组或两组以上的资料或变量如何相互联系的图示。它的优点在于,在很小的空间里汇集了大量的资料并易于理解。图形对于经济学者如同榔头对于工匠一样必不可少。你必须具备足够的图形的知识才能够掌握经济学。(保罗・a・萨缪尔森,1991:25)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中,附录1就是“如何阅读图形?”。所以,在西方经济学英文文献、英文财经报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大量的图表,如graph图表、图解,diagram简图,示图,curve曲线图,piechart扇形图,barchart条线图,blockchart直方图等。其中,曲线图使用最多,如supplycurve供给曲线,demandcurve需求曲线等。

2.数字

英文经济文献,特别是财经报道,总会涉及大量的数字(figure)。用数字来反映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情况,以数字说话。经济英文中的数字包括阿拉伯数字和其他英文数字。英文数字有表示准确数的,如dozen十二,double二、二倍,decade十年,century百年,hundred百,thousand千,million百万,billion十亿,couple两个、一对,duplicate二份、二倍,triplicate三份、三倍,quintuplicate五份、五倍,sextuplicate六份、六倍(多用于文件、合同中);也有一些表示模糊数的,如few,afew;little,alittle,many,much等。

3.模型

这里的模型当然是经济模型(economicmodel),即经济实际的一个简化的解释,它可能是一个图形、统计表或方程组。总之,经济模型是各种经济变量间的数量关系的反映(杨玉生,1995:449)。经济学家在经济研究中,特别注意建立各种经济模型。雷诺滋就认为,“理论研究,简单说来,就是形成模型,并从中得出逻辑预测。”(牢埃得・雷诺滋,1983:11)。在经济英文文献中,常见的经济模型有work-leisuremodel工作-闲暇模型,income-expendituremodel收入-支出模型,growthmodel增长模型等等。

综上所述,经济学数学化使经济英语与数学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其明显的标志就是众多数学词汇的使用,大量的数字、图表,以及各种各样的模型等。要真正完整、准确地理解经济英文语篇,除了要具备基本的英语语言知识、技能外,还应结合具体的语境、语篇,特别是注意经济学和数学等背景理论知识的理解,才能准确地把握经济学理论,了解国际国内经济信息,成功地进行商务沟通,使英语语言学习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篇3

书名:极限金钱:世界的掌控者和风险的膜拜者作者:【英】萨特雅吉特·达斯

定价:69.00元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摆在读者面前的是萨特雅吉特·达斯的又一部力作,其著作《交易员、枪和钞票》重在阐述衍生品是如何交易的,本书则是从不同的角度,用大量的实例告诉读者信用是如何膨胀的,“数字财富”是如何创造的。在作者眼里,杰克·韦尔奇并不是伟大的Ceo,而只是一位传奇的金融作手;杠杆收购也不是在并购浪潮中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的工具,而仅仅是金融家获取更高利益的手段;私募基金也被打上了罪恶的标签。这些在本书中都被归为金融炼金术的范畴。

 

“世界是个万花筒”,作者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有其独特的视角,我们无须过多评论。但需要强调的是,信用膨胀之后我们该如何应对。根据经典的周期理论,“繁荣——衰退——萧条——复苏”是经济运行必经的四个过程。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名著《经济发展理论》的第六章中专门论述了萧条的必然性。萧条其实是经济进行自我疗伤的一个过程。有了萧条,未来的繁荣才会更健康。我们并不确定“熨平波动”这个说法是否能够证实,至少我们看到政策刺激的结果是——衰退尽管结束得更快,但复苏却迟迟不能实现。在本书中,作者将各国央行的救助行动描述为“军事演习”,所用工具则是“流动性工厂”,可谓形象生动。而恰恰正是这些行为和工具造就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资产泡沫。

 

本书除了阐述以上金融炼金术和政策放任导致了“数字财富神话”外,还从经济视角之外探讨了“数字财富”得以发展和膨胀的根源,充分体现了人文主义的视角。书中总结道:“消费主义利用了深埋于人们内心的焦虑和社会的变革。”这正是债务得以膨胀的人的因素。另外,书中对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引用可谓贴切而深刻:“消费就是‘追求永远都抓不住的幸福’……人们通过不断地消费拼命重新定义自己。”

 

综上所述,这是一本易懂但不浅显的金融科普读物。它具有如下特色:

第一,语言深刻,直指问题实质。例如,书中关于金融的论述,“金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把现在和将来联系在一起”,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指明了金融在跨期资源配置上的重要性。另外,作者在书中还这样写道:“钱是一个关于信任的问题,有信任就有背叛。”通常当我们谈及货币时,会想到它是基于信用的交易媒介,如果将信用转换成信任并得出那更为重要的后半句结论,我们就可以理解危机这种背叛方式是伴随着货币体系所产生的必然现象。本书文字的精彩除了归功于作者的深厚功底,也离不开译者的出色工作,这也是本书的亮点之一。

 

第二,案例丰富而生动。例如,通过描述银行的起源娓娓道出部分准备金是现代金融的核心;通过介绍以房屋净值为基础发放信用卡,让我们了解到金融创新的力量。在金融学越来越数学化和工程化的今天,我们多读一读故事和案例,从中理出一些大的思路,对防止迷失在数字化金融的丛林是有所帮助的。

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篇4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湖北十堰442002)

摘要:随着信息产业的不断发展,日常的生活产品逐渐数字化,国内居民的生活方式逐渐发生变化,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数字化的生活模式。但是由于各种原因,部分居民逐渐被排除在新的社会生活模式之外,出现了“数字歧视”现象,并逐渐形成新的“数字弱势群体”。文章结合多种研究方法,综合运用行为学、统计学和相关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工具对数字弱势现象进行研究,并提出解决策略和建议。

关键词:数字化;数字歧视;弱势群体;社会公平

中图分类号:C914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11.004

*基金项目:湖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项目编号:201410525024);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项目编号:SJ201479)

作者简介:张贝贝(1995-),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2012级本科生;周林(1993-),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2012级本科生;严龙茂(1965-),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汽车经济和企业金融方向的研究。

收稿日期:2015-04-16

信息化产品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在拥有和使用现代信息技术方面存在差距。为了缩小这种差距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有必要加强在该领域的研究。

1相关概念界定

数字歧视,指的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在信息产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在铺天盖地的信息产品的席卷之下,数字化逐渐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显著特征,我国居民的生活方式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人们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信息产品的参与,从而慢慢形成了一种数字化的生活模式。但实际上,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科技进步给人类带来的便利,有很多人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无法使用甚至是接触到新型的数字化产品,便被排除在新的生活模式之外,也慢慢的与大众脱离。久而久之,适应信息化生活的人和那些排除在新生活模式之外的人之间就形成了巨大的差距,直观上看来也是一种不公平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就叫做数字歧视。

数字弱势群体,指的就是在上述数字歧视现象中处于劣势地位的那一群人。他们在生活中接触不到有形的电子化产品,更享受不到各种无形的信息产品给生活带来的便利。所以,在享受信息产业快速发展的成果,和体验新的生活模式方便,他们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我们把处于这样的不平等地位的人,统称为数字弱势群体。

“数字歧视”和“数字弱势群体”是两个比较新颖的词汇,也是笔者文章的创新之处,希望以上解释能给读者在阅读中带来便利。

2湖北省弱势群体的“数字歧视”现象研究设计

2.1研究方法

此次调查分析基于被调查者已经遭受到了数字歧视,并由此设计问卷进行研究调查出现国民数字化歧视的原因,通过对影响因素的分析,增进国民对此种现象的认识,引起广大的居民的重视,更好地享受现在的数字化生活。

本章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问卷调查法、数据分析法和理论分析法,并使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可信度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找出影响数字歧视的关键因素。

(1)问卷调查法。笔者为了研究这一现象,笔者在十堰、黄石、随州、襄阳、宜昌、武汉等13个县市发放《数字化歧视现状调查》问卷资料共计1500份,回收后有效问卷为1379,通过各地区对问卷的作答来了解“数字歧视人群”在普通人群中的比例,并了解数字化在居民中的应用深度及服务深度。

(2)数据分析法。使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实地调研得出的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信度分析、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等方面的处理,从实证的角度研究各变量的关系,构建分析模型。

(3)理论分析法。以调研的结果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从整体上综合研究以得出导致“数字歧视”的关键因素,并进行经济解释。

(4)文献研究法。通过对文献资料进行研究,了解国内外有关数字化歧视的有关描述及观点,然后对湖北省的“数字歧视”现象进行分析比较,从而获得更可靠的文字信息。

2.2研究设计

2.2.1问卷设计

此次调查分析,笔者选定的主题是数字化歧视,首先假定在现行社会中确实存在数字歧视现象,有部分人群遭受到了数字歧视,通过搜索各种相关资料区别出“数字化弱势人群”并研究影响数字化歧视的各项因素,设计调查问卷。

问卷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数字化歧视的判定问题,通过对题目的回答来判断调查对象是否为受数字歧视者,并以此为标准来筛选有效问卷,保证问卷的可靠性和调查数据的可信度;第二部分为数字化歧视影响因素重要性评价,利用李克特量表,将每项因素按照完全不重要、不重要、一般、重要和非常重要五种程度来判定每项因素对于该问题的重要性。第三部分是个人信息,反映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情况。

2.2.2数据收集与分析思路

调查分析是基于对湖北省十堰市、武汉市、襄阳市、随州市、黄石市和宜昌市共13个县市进行抽样调查,其中农村和市(县)调查者居多。抽样调查的对象涉及到了各个年龄段和各种不同职业的普通人群,主要针对18岁以上的成年人,职业多为农民、工人和企事业单位人员。一共发放了15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379份,有效率高达92%,通过SpSS软件分析可信度达到了98.5%。

3数据分析

3.1信度分析

使用SpSS软件对所有根据问卷得出的数据进行可靠性检验,Cronbach'salpha的信度系数为0.986,大于0.9,问卷的可信度很高,即这批问卷和基于这份问卷得出的数据是可靠的,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次数据的处理结果是比较可信的。

3.2描述性分析

表1反映了在1379个被调查者中,有49.7%的人使用传统渠道,如电视、报纸、收音机、人口相传等形式获取信息,有50.3%通过新型的网络媒体获取信息。由于此次问卷调查的目的在于找出产生数字歧视的原因,而衡量这些潜在影响因素的指标由完全不重要、不重要、一般、重要、非常重要五个构成一个完整的衡量体系,所以,在这里把前面的这两个衡量指标去掉,因为它们表示被它们表示的变量不是影响因素。此处只统计后三个衡量指标,统计结果如下:

基于五个衡量程度分析得出结果,并截取了上面一部分的代表性数据,在问卷设计中的说明,衡量程度中“一般”的代码为2,“重要”的代码为3,“完全不重要”的代码为4。而表2是经过处理的结果,以性别为例,我们把认为性别完全不重要、不重要、一般、重要、完全重要的所有选项加权平均,根据后面的结果可以回归到之前的假设定义。靠近3和4表示是重要或完全重要的,被它们所描述的变量对数字歧视很可能存在影响或影响很大,具体到这张表,“个人观念”和“经济发展程度”很接近3,而“网络普及程度”接近4,表明了这三个因子是造成数字歧视的重要原因,并且,人们对某一因素的选的越多,表明人们认为这一因素的确产生了数字歧视,其相应的高频率和百分比也进一步佐证了笔者的这一判断。

3.3因子分析

Kmo值介于0和1之间,它的测度值越大(即接近0.1),表明变量间的共同因子越多,研究数据越适合用因子分析。由表3可知,Kmo值为0.938,表示非常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Bartlett的球形检验的目的是检验相关矩阵是否为单位矩阵,如果是单位矩阵,则认为因子模型不合适。由上表可知,Bartlett的球形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37529.654,自由度为78,同时,概率值sig.为0.000<0.01,达到了显著水平,说明其适合做因子分析。

由表4可得,第一大栏为各成份的序号,共有13个变量。

第二大栏为初始特征值,共由三栏构成:特征值、解释方差和累计解释方差。合计栏为各成份的特征值,此处固定提取3个因子,因此软件提取了3个因子。累计解释方差栏为各因子方差占总方差百分比的累计百分比。如在解释方差栏中,第一和第二成份的方差百分比分别为87.429%、3.961%,累计百分比这栏中,第一成分的累计百分比仍然为87.429%,第二成份的累计百分比为91.390%,即为87.429%、3.961%的和。

第三大栏为因子提取的结果,未旋转解释的方差。第二大栏里固定提取的因子的特征值提出来,单独列在第三大栏,并且按照特征值由大到小的顺序进行排列,所以第一个公因子的解释方差最大。

第四大栏为旋转后解释的方差。与第三大栏相比有所改变,旋转前的特征值从11.366到0.315,从旋转前最大特征值与最小特征值之间的差距比较大到相对集中,特征值从4.197到3.914。

由表5可得,提取的三个因子中,在第一因子中,排在前3位的因素是性别、收入、数字化产品更新速度,从均值来看,收入是影响数字歧视的重要因素,因此将第一因子命名为“收入因子”。

在第二因子中,排在前4位的是经济发展程度、个人观念、学历、政府重视程度,从均值来看,经济发展程度是影响数字歧视的重要因素,因此将第二因子命名为“经济发展因子”。

在第三因子中,排在前3位的是网络普及程度、年龄、家庭环境,从均值来看,网络普及程度是影响数字歧视的重要因素,因此将第三因子命名为“网络普及因子”。

由此可见,影响数字歧视的的主要因素有:网络普及程度、经济发展程度、收入状况。

4分析结论与建议

4.1研究的主要结论

本报告从数字化产品及服务的应用情况出发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得出造成数字歧视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依此为基础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和建议。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造成数字歧视影响因素有很多,通过利用SpSS统计应用软件对调查结果进行数据分析,最后得出造成数字歧视的关键性因素主要有网络普及程度、经济发展程度、收入状况。

第二,对于数字歧视问题的解决,应该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主要从政府、企业、社区组织和个人四个角度进行改革和深思。

4.2数字歧视的主要应对措施

4.2.1政府层面的应对措施

(1)政府应加强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村网络信息普及程度的发展。通过研究国内东西部地区和城乡信息发展不均衡,发现关键在于信息技术应用所依托的信息基础设施的差距。因此,首先要解决农村由于资金不足而缺乏信息化发展设备的问题。要想提高农民的信息工具普及率,就要提高计算机的普及率,加强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居民的硬、软件设备。

(2)要缩小及跨越数字歧视,必须坚持教育先行基本国策。国家应持续加大在基础教育方面的投入,同时也应加大对于普及信息化知识和技能教育的投入,对社会公众进行全面的信息面向社会公众大力进化教育。为弱势群体阶层提供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提高全民的信息技术水平和素养,使其掌握信息技术使用的基本技能,从而为缩小以至跨越数字歧视提供智力支持。

(3)政府应加强信息化和数字化社会的宣传,提高群众的数字化信息意识。国大多数人的信息意识普遍比较淡薄,对信息和现代信息技术知识了解得较少,捕捉信息的能力较差,因此要努力提高他们的信息意识,促使他们了解信息的重要性,掌握一定的信息技术。可采取各种大众传媒、各类信息机构和其它多样化的方式和手段,进行广泛持久的宣传。

(4)采用“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企业运作”的运作模式。我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企业规模小无力独立承担普遍服务义务,可以采取国家设立普遍接入基金和国家财政的两种形式。

4.2.2企业层面的应对措施

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组织,要求企业采取措施,在减轻“数字歧视”的过程中发挥长效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寻找到迎合企业自身利益的出发点。消减“数字歧视”有利于新型数字化产品的推广和普及,从而扩大企业的盈利。因此,企业应在控制成本的前提下采取适当措。

(1)在产品推广过程中,采取适当刺激措施。很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对数字化产品并不敏感,这些数字产品在他们的生活中并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人们对产品没有了解的欲望,就会缺乏购买的欲望。因此商家为使这类人群成为消费群体,可以采取一些刺激措施,调动此类人群对于产品的积极性。

(2)加强产品安全性宣传,建立安全保障、赔付体系。对于未使用过或很少使用数字化产品的人来说,不愿使用它们的原因可能集中于以下几点:一是不会操作;二是操作程序复杂;三是对产品的安全性保持怀疑。其中,消费者对于数字产品安全性的怀疑应引起开发商、商家重视。因此运营商应加强产品安全性得宣传,建立安全保障、赔付体系,可以以实际赔付事例赢得消费者信任,树立消费者对产品安全性的信心。

4.2.3社区层面的应对措施

社区可以组建“数字产品科普室”,“老年人专用电脑室”等社区信息中心。征集义工、提供场所,在征得社区住户支持的前提下可筹集一定资金,为老年人组建“数字产品科普室”,“老年人专用电脑室”等,并安排时间为社区中的老年人们普及数字产品的使用方法,组织老年人进行学习,另可组织相关比赛活动以调动老年人积极性。而对于义工,社区也可采取适当鼓励政策,如与附近学校联合,让学生为老年人普及知识,学校和社区对参与活动的学生给予奖励等。

4.2.4个人层面的应对措施

就个人层面而言,数字歧视者更重要的是转变自己对数字化的观念,了解数字时代的特征,努力去接受新型数字产品和软件;另一方面,未受数字歧视的个人可能更有优势、更有意愿去尝试和接受新型产品,他们在享受数字化带来的便利时,也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帮助身边的数字歧视者更好地融入数字化生活中,脱离出数字歧视群体,从而促进信息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沐贤斌.数字鸿沟的现状、成因及对策研究.硕士论文[D].合肥:安徽大学,2010.

2西桂权.我国数字鸿沟与经济鸿沟之间的关系.博士论文[D].北京:北京邮电大学,2013.

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篇5

本刊讯 (记者 缪立平)8月30日,2012数字出版与文化传播国际学术论坛暨第八届全国电子网络编辑年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召开。本次会议由北京印刷学院、中国编辑学会、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联合主办,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承办。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出席了本次会议的开幕式并发表讲话。新闻出版总署对外交流与合作司司长张福海、副司长赵秀玲,北京印刷学院校长王永生、副校长蒲嘉陵等参加了论坛。

邬书林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无论是传统出版,还是数字出版都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政府对出版、文化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投入不断加大,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文化体制改革的成果显著,许多远景都写进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之中,大家对文化发展,对未来的出版业,特别是数字出版充满信心,相信未来会更美好。

论坛分两部分进行,在实践者的声音部分,剑桥大学出版社全球首席执行官彼得·菲利浦斯以“数字出版与文化产业的发展”为题,从英国及剑桥大学出版社建设与发展的角度阐述了数字出版与文化产业互相促进的关系。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销售执行副总裁茱丽安·瑞特以“数字出版的发展——施普林格变身为电子出版商”为题,向大家全面展示和介绍了施普林格在数字化时代的华丽转身。在理论者的思考部分,韬奋基金会理事长、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院长聂震宁以“数字化转型与阅读文化重建”为题,生动论述了阅读与文化在数字化转型中重建的重要性。英国出版商协会Ceo理查德-莫里特以“版权贸易及其在数字时代的发展”介绍了版权贸易的历史演变与今日现状。北京大学现代出版研究所所长肖东发教授详细论述了“传统出版的数字转型之路”,认为未来的数字出版将呈现大投入、大整合、大平台的态势,而“云出版”将成为数字出版变革的加速器。

中国作家馆首设主宾省河南作家整体亮相国际舞台

本刊讯 (记者 韩阳)8月29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中国作家出版社集团、河南省作家协会协办的“中国作家馆”开馆仪式暨“文学中原崛起”的新闻会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举行。本届中国作家馆的主题是“文学中原崛起”,由中国作协、河南省委宣传部共同举办,旨在通过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展示我国文学事业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崛起的中原作家群体取得的创作成就。河南省委省政府、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省作协领导及一批作家受邀来京参加此次文学盛宴。

围绕着“文学中原崛起”这一主题,在图博会短暂的五天时间里,好戏连台,精彩不断,“中原崛起——中原作家群论坛”、中原作家之夜、周大新《安魂》新书会、京豫作家创作交流座谈会、中原崛起——中原作家群读者见面会、大气人生——文学豫军北京读者见面会等系列活动相继举行。

作家社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作家社充分利用“中国作家馆”已有品牌影响力,在展示中国作家整体风貌、宣传中国文学整体成就的基础上,将目光投向能够代表中国文学创作水平的某一地域或某一群体,让更多的人了解不同地域的作家群体及特有的文化特征,首次设立主宾省——河南省,提出了“文学中原崛起”的概念,这既繁荣了中原文学,也为“中国作家馆”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据悉,从本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始,中国作家馆将每次推出一个主宾省,深入介绍一个地域的作家群,使参观者能够更深入、更具体地了解中国文学,推动中国文学更加繁荣发展!

“中国经验”丛书(第二辑)英文版签约仪式举行

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篇6

关键词:数字音乐;产业价值链;数字音乐传播

引言:随着互联网技术、通信技术、多媒体技术以及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数字音乐的产生与普及,使其成为了我国音乐产业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及全新的发展起点。数字音乐以其特有的传播形式,打破了传统音乐传播的实体化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音乐传播范围的拓展、传播效率与传播质量的提升,传播速度的强化,从而导致数字音乐产业价值链的形成。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我国数字音乐产业链仍存在一定的不足,这就需要对数字音乐产业价值链进行一定的了解,明确其发展原理c形成原因,从而强化我国音乐产业的优化发展。

一、产业价值链理论概述

价值链最初是由迈克尔?波特在《竞争优势》中得以提出并发展的。迈克尔?波特认为,企业是一种不断进行着“设计、生产、销售、运输”等活动的整合系统,而其中的活动都具有一定的价值体现实现了创造价值的动态体系,该系统可用价值链表述[1]。而产业价值链是基于产业链的基础上,实现产品以及服务更高价值的体现,并从产业链所具有的价值角度对产业进行分析与研究的系列活动。而传统的音乐产业价值链主要体现为歌词的使用(音乐创造)价值链、唱片生产价值链以及歌曲现场演出价值链,这三种产业价值链又构成了传统音乐传播的整体产业价值链。

二、基于数字音乐传播的价值链概述

相对于传统音乐传播的产业价值链而言,数字音乐由于其传播形式的变革其产业价值链也发展了相应的变革,且产业价值链更为复杂。

(一)数字音乐产业价值链的组织结构

数字音乐由于传播形式的不同,可分为有线互联网传播音乐(在线音乐)和无线移动通信网络传播音乐(移动音乐)[2]。这两种音乐传播形式为音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促进了产业价值的进一步发展。然而无论是在线音乐还是移动音乐其产业价值链都是由唱片公司、服务平台提供商、电信运营商、终端设备与软件供应商以及音乐体验用户共同组成,进一步细化可分为上、中、下三个环节,即上游的音乐传播工作环节、中游的具体传播环节以及下游的用户消费环节。

(二)基于数字音乐传播的价值链的经济特性

相对于传统音乐单向性、层次性等营销模式和传播特点而言,由于数字音乐信息化的发展,时期具有音乐欣赏与传播的便捷性、快速性、多层次转换性等营销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用户的消费行为,形成了不同的产业价值链[3]。进而使其具有以下经济特性:首先,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音乐产品形成了独特性的成本结构,即成本投入集中在中上游环节中,产品复制成本极低,从而形成了巨大的规模经济;其次,数字音乐产品传播与存储形式的改变,改变了传统音乐产品的边际效益,与此同时,数字音乐产品不存在物质的损耗与磨损,其音乐创作成为提升经济发展主流。

三、基于数字音乐传播的价值链形成原因

由于数字音乐是基于互联网技术、通信技术、多媒体技术以及人文变化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所以,数字音乐产业价值链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包括人文理念、科学技术、市场经济、相关政策条例等的大环境,以及数字音乐内容生产商、服务提供商、终端设备与软件供应商、竞争企业以及各层次的数字音乐用户等的微环境[4]。因此,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提升数字音乐产业有效发展已成为音乐产业现代化建设的重点。而了解变化环境中数字音乐产业价值链的形成原因,对实现音乐产业优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在价值体系下数字音乐产业价值链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数字技术的深化改革,使音乐产业与电子产业、多媒体产业、通信产业、互联网产业实现了融合发展,从而使音乐产业边界消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形态,进而促使数字音乐产业价值链的形成;第二,数字音乐的产生与传播,尤其是移动音乐的形成其自动化与数字化的发展特点,改变了传统音乐作品的单一性的获取形式,实现了用户获取音乐作品的便利性、实效性。而这种音乐获取的便利性,改变了成本模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济特性,从而强化了数字音乐产业价值链的形成;第三,用户的个性发展决定了用户消费行为的改变,现对于传统音乐作品固定定价产品而言,数字音乐边缘化的消失改变了消费者以价格为限制的购买行为,而趋向于自身个性发展中对音乐种类、内容的选择和高追求,从而促进了数字音乐产业价值链的形成。

四、基于数字音乐传播的价值链发展建议

由上述分析可知,数字音乐受环境变化的影响巨大,而社会环境又是不断变化的,这就需要我国音乐产业在发展数字音乐过程中,结合我国社会需求,制定完善的数字音乐产业法律法规,从而强化对数字音乐侵权行为的处罚,进而实现数字音乐市场稳定、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音乐产业也应建立更为完善的版权管理制度,从而改善现今版权保护制度存在的缺陷,实现数字音乐传播经济效益的优化发展。此外,实现音乐内容的创业发展以及强化数字音乐专业人员的专业技能也已成为数字音乐产业价值链优化发展的重要举措和基础保障。

结论:总而言之,数字音乐以其特有的传播形式和优势,使其成为音乐产业发展的新起点。在现今数字音乐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要实现音乐产业的优化发展,只有准确认知数字音乐传播下数字音乐产业价值链内涵与形成原因,才能准确掌握其发展趋势,探索存在的弊端,进而实现数字音乐产业价值链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田蕾.价值链视角下的文化产业与科技创新融合分析[J].新闻界,2013,13:61-65.

[2]范宇鹏.粤港澳文化创意产业协调发展研究――基于价值链系统视角[J].科技管理研究,2016,05:137-142+154.

[3]王会欣,马志峰,赵岩红.新媒体对民间艺术产业价值链的影响分析[J].新闻战线,2014,11:133-134.

[4]何宇宏.基于数字新媒体的风险投资评价体系研究――以优酷网为例[J].财会通讯,2014,12:109-114.

作者简介:

钟咏(1974.07-),女,汉族,四川人,硕士.

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篇7

研究方法

1生态适宜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马世骏提出的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及城市规划理论,首先确定城市生态适宜度指标体系的系统结构,将其分解为社会经济子系统、资源子系统、自然环境子系统、空间规划子系统等4项一级指标。然后,考虑城市的综合管理、人居功能、生态环境、能源利用、固废处理、水资源管理、绿色交通等功能,形成24项二级指标:自然环境系统6项,资源系统5项,空间规划系统6项,社会经济系统7项,具体指标体系见表1。

2生态指标权重的确定

确定生态指标权重是构建指标体系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步骤。确定权重的方法很多,常见的有专家调查法、层次分析法、模糊评价法等,本文采用“排列成对比较”技术[9]。具体做法是:①指标按重要程度从小到大排列,设指标为Vi(i=1,2,…,n);②排列顺序后,确定下一个指标对上一个指标的重要程度,用倍数表示,并令第一个因子的重要程度为1,每个指标只与其前面的一个指标比较,得到排列成对比较表2。表2中Vi+1,i表示指标Vi+1与指标Vi重要程度之比,通过调研和专家评定后进行排序比较得出的。③在得到排列成对比较表后,经适当处理可得到各指标权重值为:式中,wi表示因子i的权重,Ri表示第i个因子相对于第一个因子的重要程度,其值可按下式进行计算:

3单个指标的生态适宜度

Si及评价指标的量化分级各评价指标的分级见表1。指标体系中各单个指标的分级标准,应遵循以下原则:凡已经有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的指标,尽量引用标准,标准数值参照相关的标准确定,对某些指标做适当的调整;将指标定量化,减少定性化方式造成的人为因素影响。每个二级生态指标被划分为四类状态(a、B、C、D),每一类状态分别对应不同的生态适宜度Si值;各类状态的生态适宜度Si值,凡属等级或文字描述类的,分别以该类指标权重值的100%、75%、50%、25%计,凡属数值类的,按内插法计算。

4生态适宜度评价模型的建立

根据上述确定的单个指标的Si值和权重wi,即可以建立生态适宜度评价的数学模型,见式(3)。式中,S总为评价区域的生态适宜度值,即反映规划区域的生态适宜程度,其取值范围为[0,1],其他各个参数的定义同上描述。

5生态适宜度评价分级标准

在对评价结果进行分析和核定的基础上,依据通用的评价标准,确定了以下生态适宜度评价分级标准,见表3。

共青数字生态城生态适宜度分析

1生态指标权重的确定

通过调研和专家评定,采用排列成对比较技术对共青数字生态城各指标按重要程度从小到大排列,由式(1)、(2)计算出各个指标的权重,见表4~表8。

2共青数字生态城生态适宜度综合评价

根据上述建立的生态适宜度评价数学模型式(3),可以计算出共青数字生态城生态适宜度值S总=0.884(见表9),由生态适宜度评价分级标准可知,共青数字生态城生态适宜度等级为非常适宜,很适合居住。共青数字生态城由景观中心、社区中心、产业片区、绿地,其间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以及垃圾站、道路交通等构成,其布局的合理性将直接影响到城区的生态适宜度和居民的生活环境质量,共青数字生态城生态适宜度评价指标体系充分体现了其数字和生态的内涵特征。通过选取评价指标及其量化处理、确定指标权重、构建评价模型,对共青数字生态城生态适宜度进行了评价,评价结果反映了生态城的土地利用和城市居住的适宜程度。同时,注意到两个非常重要的生态指标“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和“人均水资源量”的适宜度值只有0.25和0.5,将成为共青数字生态城建设的限制因子。

对共青数字生态城规划调整的建议

生态适宜度分析是土地开发利用环境影响评价和城市规划建设的重要环节。通过共青数字生态城生态适宜度分析,可以找出区域发展的特点和限制因子,为共青数字生态城规划建设提出合理的建议。

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篇8

关键词:《澳门教育史研究丛书》显著特点澳门教育

澳门这个面积仅为二十多平方公里的狭小半岛从16世纪中叶起,便扮演着深深影响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重要角色,成为中国与欧洲列强交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国际舞台。澳门的高等教育历史悠久,早在1594年,耶稣会传教士就在澳门创办了亚洲第一所欧式大学——圣保罗学院,当时被誉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摇篮。可惜到1835年1月,圣保罗学院因雷击起火付之一炬而停办,在此后的146年间,由于澳门经济的长期滞后及政府对教育的不重视,澳门的教育发展非常缓慢,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内地改革开放,一国两制构想逐渐在港澳实施,带动了澳门经济的发展,葡澳政府才加强了对教育的管理,澳门的教育事业逐渐发展起来。1981年,香港华商在澳门创办了近代澳门第一所大学——东亚大学,至此澳门有了自己的高等教育。

一百多年间,澳门教育经历了无数的波澜曲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澳门教育史并没有引起国内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一般学者关于澳门史的研究,多以政治史作为研究方向,专门研究澳门教育通史的学者不多,多是在一些较为重要的澳门史著作中收录澳门教育的发展历程。如[瑞典]龙思泰《早期澳门史》(吴义雄等译,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在第四章“人口”内提及澳门公共教育。黄启臣的《澳门通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其中第十九章“近现代澳门的教育文化事业”论及澳门近现代教育的特点。邓开颂、谢后和的《澳门历史与社会发展》(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只在第九章内第二节“文化教育的发展”提及教育,内容主要简述1995—1997年澳门教育的概括,中小学方面只提供一些数字,包括学校数目和学生人数等,高等教育也只简单列出澳门大学、理工学院、澳门旅游学院的学生数字和课程名称。冯邦彦的《葡国撤退前的澳门》(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书中只是简单集中地描述了澳门教育的特点,简单归纳为多元办学和多种学制并存、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起步迟等几项,结论也只是简单地归结为澳门人口素质偏低、教育发展落后。

澳门大学教育学院的这部《澳门教育史研究丛书》,可谓是关于澳门教育史的最新研究成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创新,弥补了澳门教育史综述专门研究的空白。这部丛书不论以史料选集、论文选集、校史选集、人物专书、研讨实录等形式出版,也不论以中文、外文等文字呈现,都经过了认真的撰稿或选稿、公开的发表与研讨、严谨的审查和修改、仔细的编辑与校雠等程序,方才付梓,是一部值得收藏品读的丛书。纵观之,该丛书有如下几个显著特点。

首先,这部丛书的立意选题非常新颖,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正如前文所述,之前对澳门教育通史所做的研究远远不够。随着澳门政治经济的发展,科教文卫事业对于一个稳定社会的支撑作用及经济腾飞的助推作用变得越来越不可小觑。而这部丛书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无疑是开了对澳门教育史综述专门研究的先河。以张伟保先生主编的《澳门教育史论文集(第一辑)》为例,该书由两大部分、十二篇文章组成。第一部分是对澳门教育史的研究综述,包括对外文著作与资料及外文历史文献档案(澳门政府和澳门天主教的)的汇总、教育通史和澳门教育专题方面的研究综述、澳门教育史的研究情况及澳门保存的教育档案,并对其进行梳理为将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第二部分是关于澳门教育史上的具有代表性的特殊人物和学校进行的具体介绍和论著,包括对过去的范礼安、马礼逊,现在的陈道根先生、梁披云先生、邝秉仁先生、杜岚先生、陈既诒先生及他们创办的学校的详细介绍。事实上,众作者的文章也不仅在做历史叙述,而且肯定了彼时开展的那些基础性工作对于将来研究工作所作的积极贡献。书中通过对澳门教育史上的具有代表性的特殊人物及他们创办的学校的研究,向读者介绍了大陆澳门两岸更广泛的宗教、教会、社会、政治的历史。因而这本书提供的信息远远不止目录中涉及的那些人物和教会学校,也关联到当时主要的社会和政治事件。为有兴趣考查近现代澳门史的读者提供了很多资料,也揭示出教会学校对于大陆澳门两岸近代教育及东西方文化交流所起到的重要的传承作用。

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篇9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探讨

一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

,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目前学术论文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企业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

(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

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三总结

本文在对财政与财政政策进行概念阐述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在对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进行研究时,分别运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从分析可以看到,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各有所侧重,且影响程度和范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因此,必须合理运用好各种政策工具,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美〕坎贝尔等著,朱平芳,刘宏等译.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林毅夫.现代增长理论与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篇10

任何一门学问要发展成为一门科学,最起码地要有两个基本前提:有专门的研究对象;具有特色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据此,统计学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7世纪。而现代统计学起源于19世纪后期,即以生物和遗传统计学形成为标志,以高尔顿为代表的描述统计的基本体系。在整个统计学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的四次重大争论,这些对统计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极大的完善了统计学的思想方法体系。通过对不同学派这四次重要争论的概括,明确争论的实质、重要作用以及对统计学发展的影响,展现统计学统计学不断发展完善的阶段性历程。

一、“政治算术”与“国势学”的争论——统计学的起源问题,明确了统计学的学科性质

17世纪中叶,以威廉配第(w.petty)和为代表创立的“政治算术”,标志着统计学的诞生。早在1661年,格朗特在《对死亡表的自然观察和政治观察》一书中对当时英国情况的分析,揭示出一系列的数量关系。如男婴出生多于女婴(14:13),男性死亡多于女性,一切疾病和事故在全部死亡原因中占有稳定的百分比等等。他在该书中指出为了提出一个要在多年内形成的规律,需要进行多次观察。因此格朗特虽然本文由收集整理没有提到统计学这一名词,方法也不完善,但是他在实践中却已应用了现代统计中的大量观察方法去发现规律性的思想。其独特和新颖的方法给人以启示,接着英国的威廉?配第撰写了著名的《政治算术》一书。该书揭示了一些经济学的科学原理,研究了许多经济学范畴和经济关系,所以它是一本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但同时它又是一部很有价值的统计学著作。在这本书以及其他相关的著作中,采用了不同于前人的研究方法,明确地用大量的数据资料分析问题,试图把研究结论建立在可靠的事实根据上。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说:“配第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某种意义上他也是统计学的创始人。”“国势学派”产生于17世纪的德国。由于该学派主要以文字记述国家的显著事项,故也称记述学派。随着知识交流的扩大“政治算术”引进了“国势学”的一些长处“国势学”也吸了“政治算术”的某些做法,从而引起了人们对“政治算术”和“国势学”到底哪一个才是统计学真正起源的关注,最终爆发了长达一百多年的争论。直到1850年,德国人克尼斯(g.knies)根据当时统计学发展的实践,概括大多数人的意见,认为“国势学”尽管有统计学之名但没有统计学之实,应该仍叫“国势学”,而“政治算术”虽然没有统计学之名但有统计学之实,所以“政治算术”才称得上是统计学的真正起源。一般把克尼斯《独立科学之统计学》一文的发表,作为“政治算术”和“国势学”争论的结束。在统计学发展之初,人们对这门学科的意义、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不甚清楚,通过这次争论,使人们明确地意识到,统计研究方法是数量性质的,主要以数字资料为材料,通过对数字资料的分析探讨客观现象发展变化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