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土地征收赔偿条例篇1
一、征地程序违法释义
土地征收程序是征地机关在行使土地征收权过程中必须遵守的步骤、顺序以及时限的总和。在征收过程中，征地机关既是决定者又是执行者，很容易从自身利益出发，滥用行政权力，任意征收土地，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为防止其滥用土地征收权，构成对他人利益的不适当干预和损害，严格遵守征地程序就显得十分必要。征地程序违法的界定不仅是准确分析程序违法的后果和责任的理论需要，更是判断和确定程序违法的标准和责任追究的现实需要。
1、征地程序违法的主体具有复合性
没有实施行政行为的权利，就不具备实施行政程序行为的前提条件，所以，实施行政行为的主体必须是有具体行政权的国家行政机关或被授权的组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我国各级人民政府及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为征地程序违法行为的主体，政府和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土地征收职权行为，也不能对其职权行为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其行为的后果归属于其所在的机关，因此就不能成为土地征收程序违法行为的外部主体。各级人民政府和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与其所属工作人员的程序违法责任虽然都是因征地违反程序产生的，但两者的性质和归责原则不同，前者属行政外部责任，适用违法归责原则，后者属行政内部责任，以过错为追究原则。
2、征地程序违法违反的对象是程序法
我国至今尚未出台关于土地征收或征用的单性法律法规，关于征地程序的规定散见于《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实施条例》、《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征用地公告办法》和《国土资源听证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中。土地征收所涉及的程序不是孤立的，单项的程序，而是表现为一个程序集合。典型的程序内容包括行政许可程序，裁决程序，定价程序。其中，国家对行政许可程序与定价程序进行了专门立法，分别是《行政许可法》》和《价格法》，裁决程序，除了《行政复议法》之外，还有一系列单行的行政规章，主要包括《土地权属争议暂行办法》、《国土资源行政复议决定》、《土地违法案件查处办法》等规范。
二、征地程序违法的主要类型
行政法治原则要求具体行政行为要符合法定程序，否则就是行政程序违法，我国无论立法还是实务，一直存在轻程序的错误倾向，在土地征收中也不例外，在征地中，违反程序的表现多种多样。主要集中在如下两方面：
1、违反征地流程顺序
根据前述法律法规，完整的征地顺序包括：建设项目许可-告知征地-征地调查-征地听证-征地安置和补偿。其中《征用地公告办法》和《国土资源听证办法》对公告程序和听证程序作了专门规定。此外，《土地管理法》45条规定，征用农用地先办农用地转用审批，经国务院批准农地转用时，同时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不再另行办理征地审批；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征地批准权限内批准农用地转用的，同时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不再另行办理征地审批，超过征地批准权限的，应当另行办理征地审批。《土地管理法》第46条规定,国家征用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第48条规定，征地补偿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在2006年9月国务院的《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国家重新调整了建设用地的审批方式，今后国务院不再分批次审批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而是由省级人民政府汇总后一次申报。在实践中，未批先征，未批先用，未经听证程序而批准补偿安置方案，不按照法定程序公告补偿协议，征地后不办理所有权与使用权变更手续等现象较为普遍，其中国家和省政府重点建设项目的这类问题最为突出。
2、违反时间与空间限定
时间和空间对任何程序规定来说，可起到将实体目标与实体权利明确化、具体化的效果。例如，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土地补偿费按照被征用前三年的平均年产值的6到10倍补偿。”目的是使被征地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这里，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定位为前三年平均值，就是将“保持原有生活水平”这一较为主观的目标原则具体化；征地程序的空间设定，主要体现为辖区的设定与决定过程的公开范围两个方面。在辖区方面，对土地征收的审批，我国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了地类和数量与机关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地块的重要性越高，数量越大，审批机关的级别越高。我国土地管理法第45条规定，征用土地实行国务院和省级政府两级审批，国务院批准征用土地的权限是征用基本农田、征用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35公顷和征用其它土地超过70公顷以上的情形；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权限是征用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低于35公顷和征用其它土地低于70公顷的情形。然而，目前土地征收中，“化整为零”、“下放审批权”、“分级限额审批”、“特事特办”、“一事一议”、“越权审批”等现象普遍存在。这就造成了较低级别的土地行政部门可以绕开上级机关的监督而径行自批自用现象。这种规避审批辖区的做法，实际导致权限较低的征地机关处分了价值较高或数量较大的土地；而在决定过程的公开范围方面，征地机关的遮掩和回避往往使被征收人在不知不觉中失去权利,并成为一些个案中被征收人无法及时主张权利的主要原因，为“非法圈地”打开了方便之门。
3、违反法定方式
作为程序构成要素的方式是指行为的表现形式，行政行为必须以一定的方式为载体，法定的方式对认定征收行为性质，确定征收行为效力和责任归属有重大意义。比如单独选址项目需要提供的材料有31种之多，所有材料必须是书面形式。并且在经历县国土资源局县政府办县长签字市国土资源局市政府办市政府秘书长市长签字省厅省政府办省政府秘书长省长签字等环节过程种，也必须是直接书面的形式。我国实行世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征地程序流程较长，经历的审批环节较多，实践中，一些用地单位急于用地，某些审批部门主管领导以口头或电话这种短、平、快形式批准开始征地的情形屡见不鲜。
三、征地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
现代法治要求违法必究，土地征收程序是一种法律程序。为了保证征地权的有序运行，征地主体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履行义务，如果征地主体违背法定的程序，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违反征地程序事件发生后，征地主体有义务自我纠正，征地主体不自我校正的，根据我国《行政复议法》第28条、《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2款、第67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59条的规定，被征地人可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如果征地主体违反征地程行为同时构成对被征地人合法权益侵害的，还必须依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1、行为被确认违法、撤销、变更及被要求重新做出的责任
我国《行政复议法》第28条规定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复议机关按照下列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决定撤销、变更或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决定撤销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2项规定：“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
考虑行政程序本身的特点，我国行政诉讼法一方面规定违反程序可以导致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以至被撤销，宣告无效，同时，又补充规定，违反程序在某些情况下即使被宣告违法，也未必会导致行政行为被撤销的结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规定：“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将给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利益造成巨大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判决，并责令被诉行政机关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从实践来看，我国对违反程序的行为区分如下情况：第一，以程序瑕疵不影响权利义务为由，不认定行政行为违法；第二，严重违反程序，确认违法；第三，确认违法，并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在我国土地征收中，因程序违法而导致行政行为被认定违法并撤销的情况并不多见。如广州大学城这一占地43.3平方公里，其中有2万多亩耕地，1万5千亩基本农田的大规模拆迁案，法院最终仍然是在认定程序违法的前提下，支持了政府的征地和拆迁决定。
对程序违法行为在某些情况下不撤销或宣告无效，行为效力未受影响，但这并非意味着这种行为可不受追究，政府及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仍应承担其相应的程序违法后果。如我国行政处罚法第55条、行政复议法第34条均规定，违反程序规定的，由上级机关或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人民法院也可以据此发出司法建议。
2、行政赔偿责任
我国《土地管理法》第78条第2款规定：“非法批准征用、使用土地，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我国《国家赔偿法》第4条第3款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征收财物的，受害人有请求赔偿的权利。”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7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造成损失的，有权请求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9条2款规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造成损害的依法判决承担赔偿责任。”从上述法律规定来看，我国确定了土地征收侵权的行政赔偿制度。政府及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在征收的过程中违反了《宪法》、《土地管理实施条例》等法律和法规，并造成了被征收人土地权益受损的后果的，符合国家赔偿要件。所以，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行政诉讼的途径对自己的权益进行救济。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可适用国家赔偿法、行政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在赔偿的范围计算上，依《国家赔偿法》第28条规定，“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害的，按直接损失给予赔偿，不赔偿间接损失”。
集体土地征收赔偿条例篇2
华美集团董事长张克强案发
【本刊讯】（记者胡剑龙）1月13日，广东省人大审议通过《关于罢免张克强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的议案》，广东华美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华美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张克强的全国人大代表职务被罢免，但相关原因并未公布。
现年51岁的张克强籍贯湖南，曾任联勤部军官，后留学澳大利亚。1993年，张克强以留学生身份回国，和四名海外留学生一同投资创办了广州华美英语实验学校，这是当时广州市第一所全寄宿制民办学校。
2001年8月，张克强正式组建了广东华美教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广东华美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产业链逐渐延伸至房地产、汽配等，事业版图也随之扩张到全国。
除经营企业，张克强亦热衷社会活动，名下担任多项社会职务。2006年其当选广州市第十一届政协常委，又于2008年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其另一重身份――保利地产发起人则在资本市场光环十足。
2002年，保利地产进行股份化改造过程中，张克强及其控制的华美集团以总计4900万元的资金成功入股，成为发起人，华美集团和张克强分别为保利地产的第二和第三大股东。此笔投资给张克强带来丰厚回报。2010年，他以62.5亿元人民币的总资产位列福布斯排行榜的第140位。
据警方透露，张克强此次涉嫌卷入云南一宗诈骗案，该案涉及人员甚众，已引起高层的关注。
张克强被查或与St盐湖(000578.SZ)原始股转让有关。
这笔交易出让方为云南烟草兴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烟草集团兴云卷烟展销部，后者为前者全资子公司，均为国企；受让方为广州市华美丰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华美集团，最终控制人为张克强。该产权交割日期为2008年1月18日，评估资产总额为7021.36万元，转让成交价格为6390万元。
但昆明产权交易中心表示，“编号为KG0826的《昆明产权交易中心产权交易(交割)单》”系有关当事人的伪造，“经我中心认真检查核实，我中心从未做过此项业务。”深圳市检察院、国家审计署驻昆明特派员办事处曾先后派人到昆明产权交易中心核查上述转让事宜。
案讯
国家药监局原副局长张敬礼被批捕
【本刊讯】国家药监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敬礼目前已被批准逮捕。此前1月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公布张敬礼“四大罪状”：收受巨额钱款；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并获得巨额利益；捏造受贿事实诬告陷害他人；生活腐化。
张敬礼落马也牵出串案，北京顺义区李桥镇原书记李丙春、顺义国土局原副局长张宝、北京北方印刷产业基地管理委员会原主任张波等三人因涉嫌受贿，目前均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案一审开庭
【本刊讯】1月14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一审开庭审理了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受贿案，法庭宣布将择期宣判。
据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2000年至2009年，担任中共辽宁省盘锦市委副书记、辽宁省朝阳市人民政府市长、中共朝阳市委书记、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或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盘锦立信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宋久林等23个单位或个人在承揽工程、解决贷款、职务晋升等事项上谋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相关人员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1022万余元。
法制
《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施行
【本刊讯】1月21日，国务院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并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条例共五章三十五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公平补偿。新条例取消了行政强拆，规定征收房屋应先补偿后搬迁。而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征收补偿费用应当足额到位、专户存储、专款专用。
按规定，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的补偿包括：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
该条例施行前已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项目，可继续沿用原有的规定办理，但政府不得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
《国家赔偿费用管理条例》公布
集体土地征收赔偿条例篇3
第一条为加速城市化历程，出力改善农人寓居情况，进步地盘运用效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治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治理法〉施行方法》和《市征地赔偿安顿方法》以及府发〔〕75号文件的规则，连系我区城市开展和乡村建房实践，制订本暂行方法。
第二条全区一致建房任务在区人民当局指导下，由区统建办担任施行，区规划、国土、建立、劳动、民政、方案、房管、公安、工业区管委会、新城区批示部等部分和单元，依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做好任务，地点镇人民当局（街道做事处）协助做好相关任务。
第二章一致建立方案
第三条在区城市（镇）规划区局限内，一概中止村民划地自建住房，执行一致规划、一致建立多、高层房屋小区。
第四条一致建房必需契合地盘应用规划和乡村“三个集中”规划，对峙\"一致规划、合理结构、集中建立、设备配套\"的准则。一致建房必需在规定区域局限内，依照规则顺序处理审批手续。建立方案由区当局依据实践需求下达，项目施行前，由区开展方案局立项。凡未列入建立方案和未立项审批的，一概不得开工建立。
第五条统建小区的建立用田主要经过地盘整顿、宅基地置换的方法运用集体地盘。统建房房子产权执行一致治理，无论其地盘性质是集体照样国有，均由区房管部分受理产权注销。在国有地盘上建筑的统建房，依照城市房子权属注销；在集体地盘上建筑的统建房，在其房子一切权证中批注明白地盘性质为集体，待地盘转为国有性质后，再完美产权手续，改换房子一切权证，处理国有地盘运用证。
第三章安顿方法
第六条安顿方法采用统建安顿方法或钱币安顿方法，被安顿对象可自立选择安顿方法，并签署《乡村征地房子拆迁安顿赔偿和谈》。
第七条依法同意的征地被拆迁的集体经济组织的农业生齿和该集体经济组织因征地未进行住房安顿，现住房仍在征地拆迁局限内的已农转非人员自己，按每人35平方米修建面积（含楼梯间，下同）进行统建安顿。
第八条安顿生齿必需是在册的被拆迁集体经济组织的农业生齿和该集体经济组织因征地未进行住房安顿，现住房仍在征地局限内的已农转非人员自己。
有下列状况之一的，可计入安顿生齿：
1.原户口在征地局限内的现役兵士；
2.原户口在征地局限内正在服刑或劳动教化的人员；
3.原户口在征地局限内的在校大、中专学生及回社安顿的(以户口迁入原村社为准)大、中专卒业生自己；
4.区（县）级以上人民当局规则应予计入安顿人员的其它状况。第九条将原房屋改为运营用房的，拆迁安顿时仍按住房拆迁安顿。
第四章结算方法
第十条在册的被拆迁集体经济组织农业生齿和该集体经济组织因征地未进行住房安顿，现住房仍在征地拆迁局限内的已农转非人员自己，按下列方法结算：
（一）采用钱币安顿的，视其住房类别赐与赔偿：全框架楼房为360元/平方米，砖混楼房为320元/平方米，砖墙瓦房为250元/平方米，砖墙草房为180元/平方米，砖墙石棉瓦房为190元/平方米，土墙瓦房为180元/平方米，土墙石棉瓦房为170元/平方米，土墙草房为160元/平方米。其他建（构）筑物按府发〔2001〕75号文件规则进行赔偿。
（二）采用统建安顿的，以被拆迁户最高价值的房子的修建面积为根据，连系安顿住房的修建面积进行结算：
1.安顿住房按人均35平方米规范修建面积进行安顿，正负误差不超越5%。在答应正负误差局限内，按房子修建本钱价结算；超出5%之外的，按全额本钱价（地盘价+修建本钱价+税费）结算，超出头积不得超越规范面积的30%。
2.原有房屋人均超越35平方米的面积按府发〔2001〕75号文件赔偿。
第十一条夫妻两边有一方不属于征地拆迁局限内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在该集体经济组织长时间寓居(五年以上)者，按下列方法互相结算：
（一）采用钱币安顿方法的，按第十条第一款赔偿规范进行结算。
（二）采用统建安顿方法的：
1.安顿住房人均按20平方米规范修建面积进行安顿，正负误差不超越5%，在答应正负误差局限内，按修建本钱价结算；超出5%之外的，按全额本钱价（地盘价+修建本钱价+税费）结算，超出头积不得超越规范面积的30%。
2.原有房屋人均超越20平方米的面积按府发〔2001〕75号文件赔偿。
第十二条房屋一切权人中有局部人员不属于被拆迁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不含第十一条规则景遇），扣除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置换的规范面积外，其他住房面积按第十一条第一款赔偿规范进行钱币结算。
第十三条房屋一切权人均不属于被拆迁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非农业人员，在拆迁局限内有住房的，按第十条第一款赔偿规范进行钱币结算。
第十四条新旧房子置换按砖混构造楼房规范进行结算，如被拆迁户的最高价值的房子为砖混构造楼房层次以下的修建，则按府发〔2001〕75号文件的赔偿规则，补齐差价后再进行结算。
第十五条因项目建立的需求，统建房尚未竣工，而农人住房又需提早撤除的，由房子拆迁施行单元与被拆迁户签署和谈，按每人150元一次性付给迁居费，每人每月付给150元过渡费，过渡费核算工夫从拆迁之日起到接到统建房安顿告诉的次月止。
第十六条有下列景遇之一的不予赔偿：
（一）不具有地盘权属证书和其他正当权证的建(构)筑物；
（二）地盘征收方案布告之后抢栽、抢插的农作物、经济林木和抢建的建（构）筑物；
（三）超越同意运用刻日或虽未确定运用刻日但已运用两年以上的暂时用地（含占地）上的建（构）筑物；
（四）不合法占用集体地盘建筑的建(构)筑物。
第五章罚则
第十七条征收地盘，依法赔偿安顿后，当事人拒不搬家的，由区地盘行政主管部分责令限日搬家；过期不搬家的，经区人民当局同意，执行强迫搬家或依法请求人民法院强迫执行；对过期不领取安顿赔偿费的，由地盘行政主管部分将其安顿赔偿费用交本地镇人民当局（街道做事处）专户贮存。
第十八条严禁在征地统建安顿进程中故弄玄虚、违规操作。对不契合安顿前提的人员以不合理伎俩套取或骗取安顿的，一经发现立刻予以回收，并追查相关责任人的司法责任。各级治理人员若有、滥用权柄、以机谋私等行为，由地点单元或上级主管部分赐与行政规律处置，组成犯罪的，依法追查刑事责任。
第六章附则
第十九条本暂行方法若遇国度司法、律例及相关政策调整，按调整后的有关规则执行。
集体土地征收赔偿条例篇4
由于我国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在城市规划建设中越来越倾向于采用高层建筑，即提高容积率来缓解土地资源的不足。与此同时，为了更加充分地利用土地，建筑物密度逐渐加大。于是在这过程中，一个新的环境问题浮现了―日照环境的损害。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生活的环境与居住质量，采光权是人们日益关注的重点之一。适宜的住宅建筑日照是检验室内卫生条件的重要指标。但是为了节约用地，不断提高楼群密度，缩短楼房间距，节约土地与保证日照环境质量的矛盾日益尖锐，从而引发日照纠纷。随着公民法制意识的提高，对侵犯采光权而提起的诉讼案件也逐渐增多。为有效处理相邻不动产之间的日照、采光和通风等问题，我国物权法等相关法律做出了规定。但是，现行法律对妨害采光权没有确定统一的判断标准，对于赔偿数额的确定问题也亟待解决。在实务中，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评估机构对日照环境损害的评价均不同，其方法的有效性及科学性也有待商榷。伴随着采光权纠纷事件的增多，我们迫切需要一套科学的建筑日照环境损害的赔偿估价方法。
本文先对房地产日照环境损害的现状、赔偿情况及目前赔偿估价方法进行分析与说明，再提出自己认为可行的赔偿估价方法，并对它们的思路、适用条件、存在的缺陷进行说明。这些探索对于评估机构的实际操作有借鉴意义，对于住宅开发商制定售价标准、客户购房时的日照环境知情权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法院处理民事纠纷案件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对于政府制定法律法规、布局城市规划也有积极的意义。
二、房地产日照环境损害的现状
（一）现行日照环境损害赔偿情况
随着日照环境损害问题的频繁出现，采光权纠纷在司法审判机关中已经不是特例。由于现行法律对妨害采光权还未确定统一的判断标准，对于赔偿数额的确定问题也亟待解决，所以各个地区对日照环境损害赔偿情况是不同的。
目前，日照环境损害案件的赔偿没有可以直接适用的法律、法规。在司法实践中，可以将国家有关的建筑标准作为是否构成采光妨害的标准。在相邻关系法中有“忍受限度”这一说，运用到采光妨害问题上就可以理解为，如果妨害超过了社会一般人的忍受限度，即认为构成采光妨害；而如果没有超过社会一般人的忍受限度，则受害人负有忍受义务，不能阻止这种“妨害行为”，即认为不构成采光妨害，至于这一“忍受限度”如何成为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标准，物权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妨碍相邻建筑物的天光和日照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
实务中，人们通常依据物权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参照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来确定赔偿或补偿的标准。依前所述，依照《住宅建筑规范》的标准，被遮挡后的日照时间低于规范标准的，由侵权人对被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虽被遮挡，但被遮挡后的日照时间高于规范标准的，可以考虑由侵权方对被侵权方进行适当经济补偿。由于对采光权的侵害不仅体现在对物权的侵害上，还可能导致健康权、隐私权、人格权以及其他权利被侵害，因此，采光权侵权实际上是多重侵权的综合，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综合考虑采光时间、居室（客厅）受光面积，对于阳台、厨房、厕所等则可以不计算在采光面积内。
（二）目前确定赔偿价值的思路与方法
目前确定房地产日照环境损害的赔偿估价方法可以在司法实践中找到参考答案。在司法实践中，赔偿数额的计算主要有以下两种模式：
1.以《住宅建筑规范》规定的标准，即大城市住宅日照标准为大寒日大于或等于2小时、冬至日大于等于1小时为基点，确定一个数额较大的赔偿单位（元/分钟/平方米）和一个数额较低补偿单位（元/分钟/平方米）。赔偿和补偿数额相加为赔偿总额。
2.按时间段确定赔偿单位，以《住宅建筑规范》规定的标准，即大城市住宅日照标准为大寒日大于等于2个小时、冬至日大于等于1个小时为基点，将低于国家标准的两小时划分不同时间段，确定不同时间段的赔偿单位（元/平方米），低于国家标准时间段的赔偿单位大于高于国家标准时间段的赔偿单位。高于国家标准的可作一次性等额补偿。
但是，赔偿金额的确定方法远远不止于此。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所处的纬度不同，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各地计算日照时间的标准各不相同。各个地方应该依照本地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地区气候情况，结合本地实情制定符合本地要求，但不得低于国家标准的地方性技术标准。在对侵害采光权的赔偿方面，各地参照的标准也是各不相同，有按照电费支出为标准，有按照房屋面积折算赔偿标准，还有则是按照公平原则以及受影响的空间进行赔偿，以至于赔偿的数额相差较大。
由于我国当前没有一个统一的采光权侵害赔偿标准，各地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基于公平原则作出适当的补偿的判决。这种局面实际上是不利于采光权的维护的。各地应该在制定采光技术标准的同时，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情况，制定符合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的补偿标准。
三、房地产日照环境损害赔偿估价方法的探讨
（一）市场法的改进
对传统的市场法进行改进，可以运用于赔偿金额的确定。它也是以替代原理为基础，评估的基本思路与传统的市场比较法类似，需要寻找市场上已有的房地产日照环境损害赔偿案例，再结合房地产自身的情况，对案例的赔偿价值进行修正。这些需要修正的因素会因房地产的不同特征而不同，例如，对房地产日照环境损害情况进行修正，对房子本身的条件进行修正，对赔偿时间不同进行修正等等。具体修正因素需结合具体情况而定。案例的个数不用太多，因为市场中已经存在的案例是经得住各方面的考验的，它是受损方与受益方之间已经达成的协议，是得到了双方认可并接受的较为合理的价值，所以只要评估对象的条件与市场上某种案例的条件非常相似，就可以以这个案例的赔偿价为基准，再对其进行修正，可信度比较高。
这种方法适用于存在公平公开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信息流动自由，存在类似于被估价房地产日照环境情况的参照物，并且在该参照物身上已经发生过日照环境损害赔偿案例，且其赔偿价值是公平公正的。
这个方法的好处是容易被当事人双方所接受，但是也存在缺陷。比如，是否存在可比案例；可比案例的选择存在难度；修正因素的具体评判标准没有统一等等。所以应结合具体情况，考虑该方法的适用性。
（二）成本法的改进
这种方法的基本思路是基于成本法的思想，即将住宅由于日照环境损害而增加的各种直接相关费用相加来作为赔偿的基准，再根据实际情况，给费用总额打个合理的折扣作为赔偿的参考价值。这种直接相关的费用视不同情况而异，可以包括由于阳光遮挡而导致的电费、取暖设施增加的费用等。若有明确的证据证明由于日照环境受损而导致自身的健康状况受影响，或有证据证明其他方面的受损是由于日照环境损害而导致的，且其损害状况可以用货币来计量的，那么也要适当考虑健康补偿费或其他赔偿费。
这种方法只能作为一种辅助的，为价值赔偿提供参考的方法。因为费用项目是不确定的，因时因地而异，且有的损害项目难以用货币来量化。另外，在很多时候，受害者总会夸大自己的损害程度，提出各种自认为需要补偿的费用，当然这些项目都是需要经过双方或评估机构商榷的。只有在损失项目、损害程度比较明确的情况下，在损失价值可以用货币量化的情况下，用此方法才比较恰当。
就如前面的分析，此种方法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费用项目具有不确定性，有的损害状况不能用货币量化，费用水平高低的判定等等都决定了它只能作为一种辅助的方法，起参考作用。
（三）收益法的改进
这种改进的收益法也可以叫做收益损失资本化法。它的基本思路是：首先预计房屋的预期收益年限，再估计日照环境损害后房屋的租金收入，并算出当年其与日照环境损害前的房屋基本租金收入的差额即为租金损失，取适当的折现率，将租金损失折现到评价时点即可视为是日照环境损害赔偿价值。
这种方法适用于房地产交易市场比较稳定，租金收入容易预测，收益年限及风险水平可以合理判断的情形。
这种方法的缺陷是，由于受政策的影响，我国房地产市场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预期租金收入及风险水平状况较难确定。我们知道收益额和折现率对收益法模型的应用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市场变化很大的情况下，有时需要对先前预期的数据进行修正，以保持相适应的收益水平与风险水平。
（四）损失前后差价法
该方法的基本思路比较简单，即评估师需要评价受日照环境损害后房地产的价值以及没有日照环境损害时的房地产价值，它们的差额作为赔偿日照环境损害的价值。其中，日照环境损害前的房地产价值可以参考同一地段、同建造标准、同层同类型房屋每平方米的单价来确定。
这种方法适用于房屋价值减损在日照环境损害中所占比例较大，且其他因素的损害可以忽略不计的情况。显然这很难得到受影响的当事人的认同。
这种方法的缺陷是只考虑了房屋价值贬值对日照环境损害的影响，相应的，它所评估出来的赔偿价值只是理应赔偿价值的一部分，肯定会小于日照环境损害价值。所以，实际操作中可以在这个方法的基础上，再乘以一个综合修正系数，或者是加上一个数值，使评估结果更加可靠。当然这个综合系数或特定数值确定本身也带有许多的主观成分和不确定性，有待进一步讨论。
（五）主观调查法
主观调查法也称为意愿调查法，它是以问卷或走访的形式进行的一种调查。具体思路是：首先，相关人员需要仔细商定问卷的内容，它的有效性关系到评估的结果，问题的形式可以是客观和主观相结合。在设置问题时，应注意问题本身表述是否恰当、清晰，问题前后是否具备连贯性等。接着，相关人员需要确定被调查范围，考虑的范围需尽可能到位与全面，如政府、被损害者、周边未损害者、相应房地产开发商、其他房地产开发商等。最后，相关人员需要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并据以提出合理的赔偿价值范围。
这种方法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问卷的设计、被调查者的广度、客观性及其见识水平。所以此种方法的应用前提是，能设计出一套合理、完善的问卷，能保证被调查者以客观真实的态度对待并具有一定的见识水平，被调查者应具有代表性。
这种方法的缺陷是主观性太强，不能保证各个被调查群体的客观性，问卷结果难以转化为可以量化的指标。所以，一般这种方法只能提供一种赔偿价值范围的参考，需要结合其他方法共同使用。
（六）德尔菲法
这是一种管理学中经常提到的方法，也称为专家评分法。笔者认为，在日照环境损害赔偿估价中，如果客观证据不足以证明赔偿的价值，则再结合主观证明也是十分有必要的。该方法主要是由调查者拟定调查表，按照既定程序，以函件的方式分别向专家组成员进行征询；而专家组成员又以匿名函件的方式提交意见。经过几次反复征询和反馈，专家组成员的意见逐步趋于集中，最后获得具有很高准确率的集体判断结果。德尔菲法本质上是一种反馈匿名函询法，是一种利用函询形式进行的集体匿名思想交流的过程。
具体应用到日照环境损害赔偿估价中，其大致流程是：首先，调查者需拟定调查表，调查内容的设定与主观调查法雷同；再以函件的方式分别向专家组成员进行征询；在对所要预测的问题征得专家的意见之后，进行整理、归纳、统计，再匿名反馈给各专家，再次征求意见，再集中，再反馈，直至得到一致的意见。
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主观调查法的一个不足，即调查对象是专家而不是广大社会群体，专家的专业判断能力较强，可信度较高，这使得评估的结果更具准确性。并且，专家之间没有当面交流，而是以匿名形式进行思想的交换，这样可以避免权威效应，使各种思想得以释放。当然，在确定专家组成员时，也需要考虑各专家的专长，比如，有的专家是擅长房地产评估的，有的专家对日照环境影响有较深入的研究，有的专家是来自经常从事日照纠纷审判的司法部门等。
这是一种较为主观的估价方法，它的缺陷同主观调查法类似，即如何使主观指标量化是一个关键问题，毕竟，我们最后需要的是一个赔偿价值。另外，这种方法比较费时费力，对急需判定的案子并不适用。
（七）价格分离修正法
这种方法的思想是基于特征价值的理论，基本思路是：我们可以把决定房地产价格的因素分成各种特征形式，如日照环境，楼层，面积等。如果我们已知了日照环境即朝向对总体住宅价值影响的比重，就可以用房地产每平方米价格乘以这个系数再乘以面积得到日照环境的价格，如果再除以日照小时数，就可以得到单位小时日照环境的价格。最后，根据受损日照小时数，乘以单位日照价格，即可大致推算出赔偿价值。
价格分离修正的方法适合于各个特征指数明显的房地产，即能合理确定房地产的价格构成，且不同的特征对房地产价值的贡献程度能可靠计量。
此种方法的不足是，有时不同的特征对房地产价值有协同效应，这对房地产价值构成的区分有一定的影响，且对特征系数的确定方法有待近一步讨论。
（八）日照损失分解法
日照损失分解法类似于上文方法2中的成本法的改进，只不过这里根据日照损失可能出现的形态，把其分成四部分，即土地实效可照率的损失，减少建筑物耐用年限的损失，造成生活上的损失，造成肉体、精神上的损失。
土地实效可照率损失，可以依照《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中标准日照的要求确定。考虑建筑物残存的耐用年限，并合理估价日照不足导致的耐用年限缩短时间，据此计算出建筑物耐用年限缩短的损失费。因生活不便遭受的损失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因日照不足而增加的电费、燃料费，另一部分是动产的损失费。精神上的损失包括私生活秘密的损失等，这部分需要根据经验数据加以估计。最后还应该规定一个能够承受的限度，将四部分损失相加后的总损失额乘以该限度即为实际应承担的赔偿额。
这个方法适用于各种评估技术比较成熟，已积累了足够的处理日照环境损害案例的经验的市场。
集体土地征收赔偿条例篇5
［关键词］土地征收；社会公正；保障；社会补偿；保护；社会赔偿
［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2）05－0082－05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政策的正面绩效已经完全发挥出来了，但是政策的负面效应也日益暴露，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按劳分配远远少于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获得的收益。在社会马太效应凸显的同时，社会稳定的问题则被列入了政治议程，“稳定压倒一切”成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则成为一项重要的理论任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社会的稳定，而当前中国最大的社会稳定隐患之一就是不公正的“土地征收”引发的。研究土地征收的社会公正问题，由“社会公正理论指导土地征收实践”，促进城市化中土地征收的社会公正化、和谐化，有助于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和谐。
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公正观是批判、创新、发展的理论体系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认为，人们在“无知之幕”下对社会资源的选择与分配，会受到一种类似“词典式序列”一样的两个正义原则支配：（1）平等自由的原则；（2）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的结合。其中，第一个“平等自由的原则”要优先于第二个原则，而第二个原则中的“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又要优先于“差别原则”。罗尔斯设定这两个“正义”原则的重要意义在于“社会的政治制度要完全平等地分配社会各种基本的权利和义务，特别是尽量平等地分配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和负担”。罗尔斯坚持“各种社会职务和社会地位平等地向社会所有人开放，如果非要有一个‘差别’，那就只允许那种能给最少受惠者带来补偿利益的不平等分配的‘差别’，而且任何人或团体除非以一种最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方式谋利”［1］，才能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实现社会资源“分配的正义”。
诺齐克在其名著《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中认为，社会资源应实现“持有的正义”，需坚持三个原则，主要概况为：（1）“获取的正义原则”主要解决对无主物占有的合法性问题，诺齐克同意洛克的“获取理论”，认为要占有“无主物”必须是经过自己的合法劳动才能具有占有“无主物”的权利，即只有在不致使社会其他人生活条件变坏或“足够的和同样好的东西留给其他人共有”的前提下，通过自己劳动对“无主物”的占有，便是“正义的获取”；（2）“转让的正义原则”主要解决的是“合法拥有的社会财产如何可以转让或授予社会其他的人”的问题，诺齐克认为“只要财产拥有人表示自愿转让，那么转让就是合理的、合法的”；（3）“矫正不正义的原则”主要解决的是社会资源“持有的不正义”如何进行“矫正”的问题，即社会实际状态并不全是由前两个原则“获取的正义原则”和“转让的正义原则”产生的或形成的，如抢劫、剥削他人等获得的社会资源持有，这就必须要有对社会资源“持有的不正义”进行矫正［2］，进而实现社会资源“持有的正义”。
社会公正，不论是作为价值、原则，还是作为制度、规则，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的本质的要求。早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旗帜鲜明地指出：“共产党人要通过阶级斗争和革命的途径，来消灭剥削人的资本主义政权，进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3］。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公正观，既是一个宏大的目标价值体系，也是批判、创新、发展的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的政权，在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一直践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公正观。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土地革命”运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平均主义”思想，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再到今天对“改革成果逐步由人民共享”的发展反思，都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上，鲜明地写着“发展与公正”，发展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公正理念下，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正的制度体系，人民群众才能更好的去搞社会主义建设。
西方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分配的正义”和诺奇克的“持有的正义”理论，都是一种基于社会资源短缺性与人们欲求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而提出的一种“分配方法”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公正理论则提出了“社会公正所应达到的价值目标”，即“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4］。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公正观具有“目标价值”，而罗尔斯的“分配的正义”和诺奇克的“持有的正义”理论具有“工具价值”，“工具价值”可以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公正观的“目标价值”所用。当前，我国推进城市化建设，一方面，取得了城市化建设成果；另一方面，城市化建设中的土地征收、特别是强制“征地拆迁”，引发了征地冲突、征地等一系列不符合社会公正的社会问题，既破坏了地方政府的“行政为民”形象，又不利于进一步推进城市化建设。因此，从社会公正的视阈来研究我国土地征收的社会公正问题，提出土地征收的社会公正原则，对于研究土地征收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城市化中土地征收的社会补偿原则：“保障”
目前，我国城市化中土地征收的社会公正问题，集中表现在地方政府土地征收中的“强制征地”问题上。一是“乱”设土地征收的行政强制门槛与门类，依据现行《行政强制法》第九条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一）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二）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三）扣押财物；（四）冻结存款、汇款；（五）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并在第十一条补充规定“法律对行政强制措施的对象、条件、种类作了规定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不得作出扩大规定”，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规划中则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乱设土地征收行政强制，如“宜黄拆迁征地事件”等；二是“滥”用土地征收的行政强制权，侵害了被征地群众的合法权益，《土地管理法》中第二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即只有在因“公共利益”进行土地征收时，并在合理补偿情况下，可使用土地征收“行政强制权”，且《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三条“行政机关不得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实施行政强制执行”，“行政机关不得对居民生活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相关行政决定”限制了行政强制的时间与方式，而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中则“滥”用了土地征收的行政强制权，如2011年云南绥江强制征地安置动用武警、重庆对“钉子户杨武的正当维权”采取断水断电措施等［5］。
以社会公正为视阈，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中“乱”设行政强制权与“滥”用行政强制权，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原因：（1）高额的土地出让金是地方政府土地征收中“乱”设行政强制权与“滥”用行政强制权的利益动因。土地所有权归国家和集体，无论是搞国家工程建设用地，还是搞城市商业开发建设，都必须由政府出面征地，《土地管理法》未规定依“商业利益”进行土地征收补偿的情况，地方政府出于“土地财政”需要，就以城市建设“公共利益”为名低价“滥用行政强制”征地，而以“商业利益”开发建设为名出售土地，地方政府就可从土地征收依“公共利益”和依“商业利益”上征地补偿款差额中获取更多“土地出让金”；（2）土地征收补偿款过低引发“土地征收难执行”是造成“滥用行政强制”的直接原因。依照《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土地征收补偿款过低，难以保证被征地群众原有的生活水平，更无法实现马克思主义社会公正观所提出的“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理念；（3）土地征收缺乏制度内的、社会公正性的征地程序是导致“滥用行政强制”的法律因素。《土地管理法》仅在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缺乏土地征收前关于补偿款核定、如何征收等相关方面的民主听证，也缺乏政府“侵权征地”制度内利益诉求的法律渠道规定，这就造成了地方政府土地征收过程中惯性使用简单、粗暴的“行政强制”［6］。
当前，土地征收的“行政强制”也遇到了被征地群众的抵制，有些甚至引发了土地征收的“”和突发危机性事件，既破坏了政府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也不利于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从政府对公共危机事件管理的“政策目标――政策工具”系统来看，依照突发性事件、政府治理、民众支持程度、媒体宣传等要素［7］，可以选取2007～2011年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征收引发的典型案例，制作统计表1，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公正理论进行规范分析，具体如下：
从表1可知，2007～2011年，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征收引发的典型案例，其共同点在于：（1）城市化中土地征收补偿款过低，土地使用权持有人的权益没有得到合法、有效的保护，如2008年震惊中央的甘肃“陇南征地事件”等；（2）负责土地征收工作的政府部门，在土地征收过程中获利较大，对被征收土地的人民群众采取简单、粗暴的“强征”方式，群众由心理抵触转向维权抗争，如2011年云南绥江村民不满征地安置的堵路事件等；（3）社会公众与媒体对于土地征收引发的事件持批评的态度，地方政府的“行政为民”形象受损，如2010年江西“宜黄强制征地拆迁自焚事件”等。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8］。在城市化土地征收中，被征地群体的正当利益受损，而地方政府获得高额的“土地财政”收入、开发商获取土地增值收入，这种不符合社会公正的利益分配，势必导致社会资源“持有的不公正”，进而引发城市化中土地征收的危机与责难。
近年来，城市化中土地征收引发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土地征收实行社会补偿原则，即“保障”。“保障”一词，语义上，是指“作为社会成员之间的某种意义上的交互动态的有限支撑和支持”，“保障”的内容，比如：基本生存、基本生活、基本医疗、就业、失业、阶段性的免费义务教育、基本养老、居住条件、基本的言论自由等，也就是说，“保障”是给予“最低的标准”。地方政府在城市化土地征收中，给予被征地群众的土地征收补偿款，又依照当地的“实际情况”给“最低的标准”降级，使得农民的“土地”换不到合理的“保障”。由于目前我国执行土地征收“保障”式的社会补偿政策，从公共政策学上讲，“保障”式的土地征收社会补偿政策是一种宽泛的模糊性政策，政策执行主体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对于“低补偿款可能造成征地后失地农民生活水平降低”这一做法，采取“不足取”的态度，即言外之意“有一定可取处，只是可取处不足”，这就造成了政策执行主体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容易打政策球。土地征收社会补偿以“保障”一词作为政策基调，使得土地征收过程与结果不符合社会公正，也就难以维护被征地群众正当、合理、合法的利益需求，为“维权”而发生的征地冲突或悲剧也就不断上演，进而影响城市化建设和城市形象。
三、城市化中土地征收的社会公正原则：“保护”
以传统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是高于地方区域利益的，但让“较小的利益需求”服从“较大的利益需求”，并不是罗尔斯《正义论》中正义原则的要求，甚至还会违背基本的正义原则，而且根据这种理由去制定的法律本身也是不合法的。这是因为在罗尔斯看来，“社会上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就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所以，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绝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9］，真理是绝对不会像不平等、不公平的法治妥协的，正义是一切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凡是违背社会正义的法律和制度，无论它们如何有效率、有条理、有逻辑，都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整个社会的“公正”和“善治”。
马克思主义社会公正观，以“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终极目标”，罗尔斯“分配的正义”理论有其合理的“工具性”价值，“分配的正义”有助于实现诺齐克“持有的正义”，社会资源与社会机会平等、公平的分配给社会成员，才有助于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城市化土地征收过程中，以“保障”为基点的社会补偿，不能切实保障被征收土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为在土地征收中的社会补偿过低，只是给予被征地人民群众基本的生存权利的“保障”，而不是对被征地人民群众逐步提高的生活水平的“保护”，从而构成了城市化建设的政策目标与政策手段的悖论，即一方面，城市化建设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为目标；另一方面，城市化建设却以《土地管理法》中相关规定给予被征地人民群众“近三年的产值作为土地征收补偿款计算的基点”为政策手段，牵制被征地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形成了政策目标的“前瞻性”与政策手段“滞后性”的矛盾，使得城市化建设中的土地征收显得极不符合社会公正。
以我国2001年开始编制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为例，Cpi是衡量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一种权威性统计数据，根据Cpi数据，可以说明我国居民维持稳定的生活水平和提高新的生活水平所需要的成本。根据我国统计局的城市、农村Cpi指数2002～2011年的数据，整理后，制作表2如下：
从表2中2002～2011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分类指数统计的情况来看，在近十年中，由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居民消费品的物价也是逐年上涨的，除2002、2009个别年份的Cpi指数有所回落，总体上仍处于上涨的趋势，特别是2007、2008、2010、2011这四年Cpi指数的涨幅均约在4％～5％左右，这也同当时房地产业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密切的。从稳定居民生活水平的目标来看，实现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稳定与提高，主要有两个手段，一是降低居民消费品的物价水平；二是逐步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显然，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打压物价，又会引发新的经济问题，诸如生产积极性下降、造成失业、经济凋敝等问题，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则成为我党和政府稳定与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手段。城市化建设中的土地征收，将社会补偿政策基点定位为“保障”，以过去三年土地上的平均收入来计算土地征收补偿，实际上就是把被征地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与生活水平限制在“未发展的过去状态”，而不是在城市化建设土地增值后的生活水平“提高后的状态”，使得我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后，被征地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所降低，从而使得城市化建设中的土地征收政策丧失社会公正，不利于社会稳定。
诺齐克“持有的正义”理论具有“工具性”价值，可以为马克思主义“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公正观的“目标价值”服务。诺齐克“持有的正义”的第三条原则，即“矫正的正义原则”，它在目前土地征收中有借鉴价值。当前，我国土地征收中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实际上占有了土地增值额，对于被征地群众而言是不公正的，事实上也就是诺齐克所说的“不正义占有”，应该通过“矫正的正义”原则来实现对中国一些富人阶层，特别是开发商在新一轮城市建设中对土地增值“原初占有”的不合理性、不合法性，进行修正，以维护土地征收中土地增值额“持有的正义”。实现城市化建设中土地征收的社会公正，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不仅需要城市化建设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而且还要逐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极大地激发城市化建设的创造活力和促进土地征收过程中的社会和谐［10］。为此，需要处理好四层关系：一是必须处理好城市建设中公共利益与农民私人利益之间的关系，被征地农民也是一个大的社会群体，他们的合法利益不容忽视；二是必须正确处理好城市化建设中土地征收的静态土地补偿与动态土地收益之间的关系；三是必须处理好被征地人民群众失地前的“土地保障”与失地后“社会保障”的关系，被征地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能保证与失地前一样，则会引发社会稳定与政治稳定问题。
由“Cpi指数会在经济发展中上涨”可知，在土地征收中对被征地人民群众实施“保障”式的土地征收社会补偿的做法，无法保证被征地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被降低，主要是因为“保障”一词的“社会补偿”定调过低，使得“被征地人民群众”处于“弱势”地位，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则处于“强势”地位，征地方与被征地方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在土地增值利益分配中缺乏平等对话权，从而使得城市化建设中的土地征收政策执行不符合社会公正。从社会公正的角度来看，适宜对被征地人民群众实施“保护”式的“社会赔偿”，在土地征收中给予被征地人民群众合法利益以正当的“保护权”，以土地征收前三年土地平均收入作为基数，并考虑Cpi指数上涨对被征地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影响，提高5％的增幅，以保证Cpi上涨后不致对被征地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产生较大的影响。“保护”一词，有“尽力照顾，使自身（或他人、或其他事物）的权益不受损害”的意思。土地征收中实施对被征地人民群众合法利益“保护”的原则，给予被征地人民群众的是相对平等的“社会赔偿”，而不是定调相对较低的“社会补偿”。
社会赔偿与国家赔偿、民事赔偿的区别：（一）区别于国家赔偿。社会赔偿是基于社会发展需要而对承担社会发展代价一方给予的赔偿，赔偿应基于社会公正与承当的社会发展代价相当。而我国的国家赔偿采用的是违法归责原则，这意味着国家是否承担赔偿责任是以侵权机关的行为是否违法为衡量标准的。《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享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可见，国家赔偿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违法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制度，国家赔偿分为行政赔偿和司法赔偿，其中，国家机关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监狱管理机关；（二）区别于民事赔偿。民事赔偿是我国《民法通则》中确定的民事主体之间有责任与权利关系时，发生侵权行为后，民事主体之间由侵权方进行赔偿的行为。一般而言，民事主体较容易确定，而社会赔偿，依据的是政府主导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因社会发展需要而对部分社会主体（包括居民、集体、社会单位等）的原有合法权益造成了破坏，而又必须作出符合社会公正赔偿的一种行为，社会赔偿的主体是政府和开发商等城市建设相关方，比如城市化中的土地征收，其社会赔偿主体应该是地方政府和城市建设开发商。
城市化中的土地征收，应该实施符合社会公正的土地征收“社会赔偿”，而不应该是给予最低标准的土地征收“社会补偿”。城市化建设中实施符合社会公正的土地征收“保护”式的社会赔偿政策，有利于防止政策执行主体滥用土地征收自由裁量权，从而对于“低补偿款可能造成征地后失地农民生活水平降低”这一做法，采取“不可取”的态度，进而对土地征收政策执行主体的行为起到一定的法律约束作用。从社会公正的角度来看，实现我国城市化中土地征收对农民合法权益，由不公平的“保障”式社会补偿向符合社会公正的“保护”式社会赔偿转变，有利于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减少土地征收突发事件、悲剧事件的发生，从而维护城市化建设中的社会公正、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从社会公正的视阈来看，城市化建设中的土地征收，不能只“化地”，简单的利用“保障”式的社会补偿把土地从农民手中征收了，就不管农民失地后能否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而是也要“化人”，通过建立符合社会公正的“保护”式社会赔偿政策体系，让农民让出土地能够得到一个合理的“价位”，以保证农民具有参加职业转型培训、提高生活水平、实现失地农民身份转型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政策优惠条件。
土地征收实施“保护”式的社会赔偿政策，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1）土地征收社会赔偿应该在近三年平均收入水平基础上采取Cpi指数预涨5％的方式计算后进行赔偿，以保证失地后农民生活水平不至降低，并且细化土地征收赔偿，包括土地赔偿费、青苗赔偿费、土地增值额分享等；（2）土地征收赔偿款必须按照土地征收程序先发放到农民手中，确认无异议再进行工程建设，这一系列活动必须得到有效的监督，防止土地征收赔偿款被挪用或腐败掉；（3）必须建立土地征收后农民的生活保障机制，包括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机制、失地农民医疗保险机制、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4）建立失地农民的再就业培训机制，实现农民的社会角色转化，由农民转化为职工、社会主义非农劳动者等；（5）完善土地征收的民意诉求机制，合理解决土地征收过程中的利益纠纷问题，包括土地征收争端仲裁机构、民意听证制度等。
参考文献：
［1］［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修订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48．
［2］［美］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69．
［3］王华华，刘朝峰，邱厅芳．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思考［J］．武汉学刊，2011，（2）．
［4］李景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上鲜明地写着发展与公正［J］．求是，2011，（13）．
［5］王学东．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公正观的运用和发展［J］．科学社会主义，2007，（6）．
［6］王华华，尚星．论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与法治变革的环境［J］．党政干部论坛，2011，（12）．
［7］周觅．土地征收对农民生计影响的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11，（6）．
［8］田开友，张世敏．土地征收中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制度设计［J］．法治研究，2011，（9）．
集体土地征收赔偿条例篇6
一、大陆行政补偿制度的历史发展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封建统治时间之长，君权本位思想根源之深，极为典型。“国家责任”直到民主革命之后才出现。大陆人民司法制度中有关行政补偿的条款最早出现在1944年1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地权条例》：“由于建筑国防工事，兴修交通道路，进行改良市政工作以及举办其他公共利益为目的而经边区政府批准的事业，政府得租用、征用或以其他土地交换任何人民或团体所有的土地”。其中租用、征用或者以其他土地为交换，就是行政补偿的初期形式。②建国以后，行政补偿制度得到了初步的发展。1950年11月政务院公布的《城市郊区条例》第14条明确规定：“国家为市政建设和其他需要征用私人所有的农业土地时，须给予适当代价，或以相等之国有土地调换之。对耕种该项土地的农民亦给以适当的安置，并对其他该项土地上的生产、投资（如凿井、植树等）及其他损失，予以公平合理的补偿。”该条例确立了公平合理的补偿原则，并对补偿的方式、弥补损失的范围作了初步规定，体现了刚刚成立的人民政权对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1953年11月政务院颁布的《关于国家征用土地办法》又对补偿的标准和程序作了具体规定，与此同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有关土地管理的办法中，就营建铁路、矿山、荒山造林、垦殖、兴建水利工程等建设中征用农业用地，将荒山、林地收归国有，以及房屋拆迁的补偿和生产、生活的安置办法等作了规定。1954年宪法中规定了“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而受到的损失，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从而奠定了国家补偿责任的基础。1962年9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进一步强调必须严格执行征调劳动力、生产资料和其他物资以及征用民用房屋的补偿制度。期间，大陆法制建设遭到破环，行政补偿制度的发展搁浅。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陆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实现了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法治建设也提上了日程，行政补偿制度得以快速发展。1982年《海洋环境保护法》、1984年《水污染防治法》、1987年《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对因水、气环受到损害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要求造成污染损害的一方赔偿损失，并规定了纠纷解决途径。1984年《森林法》、1985年《草原法》、1986年《渔业法》、《土地管理法》确定了土地、林地、草原、水面、滩涂的使用权及在各自领域的补偿问题，1986年《矿产资源法》规定了关于关闭和迁移集体矿山企业的补偿问题，《外资企业法》对国有化和征收的补偿作了规定。1988年《水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1989年《法》等都对有关范围的行政补偿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在这一阶段，立法速度比较快，行政补偿制度迅速恢复并有所发展；补偿的范围有所拓展，除土地、房屋的征收征用补偿外，还涉及到环境污染、资源管理、许可撤回、执行治安职务等方面。但是由于受经济发展和思想认识的限制，补偿的范围还不够广。如1983年《海上交通安全法》、1984年《消防条例》。1989年《城市规划法》、《传染病防治法》和《行政诉讼法》等都没有相应的行政补偿条款。
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大陆进入了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法治建设也跃上了新的台阶。法律意识、权利意识日益增强，立法速度不断加快，立法者的观念不断更新，关于行政补偿制度的法律规范每年都有颁布，而且条款规定越来越详细。这时期的主要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依照职权作出的强制性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这是对行政补偿的救济性规定，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1992年《矿山安全法》，1993年《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都提到了行政补偿制度，1994年颁布的《国家赔偿法》确立了国家对违法行政行为的赔偿制度，但未提及行政补偿制度。1994年《城市房地产开发法》，1994年大陆颁布1995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修正案）、1996年《煤炭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7年《公路法》、《防洪法》、《国防法》，1998年《消防法》、《森林法》、《土地管理法》。2000年的《种子法》、《外资企业法》；2001年的《海域使用管理法》、《防沙治沙法》；2002年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水法》、《文物保护法》、《草原法》、《农业法》等。同时，一些地方性法规也对行政补偿作了更具体的规定，如1993年《黑龙江省城市建设动迁管理条例》、《陕西省城市房屋迁管理办法》、《洛阳市城市建设拆迁管理办法》等。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第一，立法速度明显加快，补偿制度内容日益丰富，如1998年《土地管理法》共有9个条款涉及土地征用补偿问题，对土地征收征用的审批程序和补偿标准作了较详细的规定。第二，补偿范围更加广泛，新颁布的法律凡是其调整领域中会涉及补偿情况的，都对补偿问题作了规定，补偿范围扩展到消防、国防、防洪、房地产开发等领域。大陆行政补偿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表明，行政补偿的范围日益扩展，补偿观念日益强化。1984年《消防条例》中只有“征用”、“协助消防”等语，却无补偿之规定，1998年《消防法》中作出了规定。1990年的《铁路法》只在36条第六款中隐含补偿规定，而1997年《公路法》中第31、40、45、48、67条等5个条款中涉及补偿规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行政许可法》的颁布确立了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其第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2004年修正的《宪法〔修正本〕》）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两部法律的颁布对大陆健全和完善行政补偿制度具有里程碑似的时代意义。
总之，从这些法律、法规看，大陆已在较为广泛的领域建立了行政补偿制度。
二、大陆行政补偿制度的现状与问题
（一）大陆行政补偿制度的现状
1.大陆行政补偿制度的规定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4年7月31日止，大陆已经制定了59部法律，982多部行政法规，32761部规章，其中涉及行政补偿至今仍有效的法律规定就有40多部，行政法规150多部，地方性法规160多部，规章140多部。
2.大陆行政补偿制度的内容
从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行政补偿的具体规定来看，关于行政补偿的主体，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法律并不明确规定补偿主体。如《草原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因建设使用国家所有的草原的，应当依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对草原承包经营者给予补偿。二是有的法律规定国家为补偿的主体。如农业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国家依法征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保护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依法给予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征地补偿。三是有的法律规定具体单位（包括行政机关和企事业组织）是补偿主体，由谁补偿比较明确。如人民防空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擅自拆除本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人民防空工程；确需拆除的，必须报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并由拆除单位负责补建或者补偿。又如，文物保护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依法调拨、交换、借用国有馆藏文物，取得文物的文物收藏单位可以对提供文物的文物收藏单位给予合理补偿。再如，《土地管理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使用其他单位使用的国有土地，原使用单位受到损失的，建设单位应当给予适当补偿。《防沙治沙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因保护生态的特殊要求，将治理后的土地批准划为自然保护区或者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的，批准机关应当给予治理者合理的经济补偿。
关于行政补偿的范围和标准，有的规定包括人身损害补偿，有的不包括，如《国防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公民和组织因国防建设和军事活动在经济上受到直接损失的，可以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补偿。而《人民警察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公民和组织因协助人民警察执行职务，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抚恤或者补偿。有的规定只补偿直接经济损失，有的没有明确规定，如《水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从事工程建设，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或者对原有灌溉用水、供水水源有不利影响的，建设单位应当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造成损失的，依法给予补偿。《国防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被征用者因征用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适当补偿。
关于行政补偿的原则，也有多种规定。一是规定适当补偿原则。①如《防洪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调用的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具等，在汛期结束后应当及时归还；造成损坏或者无法归还的，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给予适当补偿或者作其他处理。”二是规定合理补偿原则。如《矿产资源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国务院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开办的矿山企业矿区范围内已有的集体矿山企业，应当关闭或者到指定的其他地点开采，由矿山建设单位给予合理的补偿。”三是相应补偿原则。如《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三十条规定：“因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安全的需要，原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可以依法收回海域使用权。依照前款规定在海域使用权期满前提前收回海域使用权的，对海域使用权人应当给予相应的补偿。”四是一定补偿原则。如《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资源、进行建设的时候，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作出有利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建设的安排，照顾当地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国家采取措施，对输出自然资源的民族自治地方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
关于行政补偿的具体程序，主要有如下情况：一是规定由补偿单位主动给予补偿。如《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依法征用、拆迁归侨、侨眷私有房屋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合理补偿和妥善安置。”二是规定依申请补偿。如《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十条规定：“因保护国家重点保护的和地方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受到损失的，可以向当地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补偿要求。经调查属实并确实需要补偿的，由当地人民政府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给予补偿。”三是规定了较为细致的协商补偿程序。如《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8）》第二十五条规定：“征用土地方案经依法批准后，由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将批准征地机关、批准文号、征用土地的用途、范围、面积以及征地补偿标准、农业人员安置办法和办理征地补偿的期限等，在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被征用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公告指定的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征地补偿登记。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经批准的征用土地方案，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在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听取被征用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关于行政补偿的监督（主要是对行政补偿资金的管理和监督）程序，大多是概括规定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如《水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侵占、盗窃或者抢夺防汛物资，防洪排涝、农田水利、水文监测和测量以及其他水工程设备和器材，贪污或者挪用国家救灾、抢险、防汛、移民安置和补偿及其他水利建设款物，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九条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征用、占用土地或者贪污、挪用土地征用补偿费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责任。《石油地震勘探损害补偿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违反第四条规定，截留、回扣补偿费用的单位和个人，由监察部门责令其退回被截留、回扣的补偿费用，并可予以行政处罚。《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拆迁人实施房屋拆迁的补偿安置资金应当全部用于房屋拆迁的补偿安置，不得挪作他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拆迁补偿安置资金使用的监督。
关于行政补偿的救济程序（包括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有些法规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比如，《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8）》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征用土地的各项费用应当自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批准之日起3个月内全额支付。《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订立后，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搬迁期限内拒绝搬迁的，拆迁人可以依法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诉讼期间，拆迁人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先予执行。第十六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裁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拆迁人依照本条例规定已对被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或者提供拆迁安置用房、周转用房的，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土地复垦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地损失补偿费的具体金额，由破坏土地的企业和个人与遭受损失的单位根据第十四条确定的原则商定；达不成协议的，由当地土地管理部门会同有关行业管理部门作出处理决定。当事人对土地损失补偿费金额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理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此外，对行政补偿的救济，行政调解、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也是重要的救济渠道。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案件问题的批复》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人民政府或者城市房屋主管行政机关依职权作出的有关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问题的裁决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行政案件受理。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因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发生争议，或者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后，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反悔，未经行政机关裁决，仅就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
3.大陆行政补偿制度的个特点
（1）现行行政补偿规定涉及面广、数量多，比较具体。
这是主要特征。现有的行政补偿制度已涉及众多领域，如国防，公共安全，环境资源保护，协助公务，征地，拆迁等方方面面。制度性规定比较具体，面也广，分布于490多部法律法规和规章中。此外，还有大量文件也涉及行政补偿的问题。
（2）发展变化快，反映鲜明的时代特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行政补偿制度的发展变化很快，反映着鲜明的时代特征。1984年《消防条例》中只有“征用”、“协助消防”等语，却无行政补偿之规定，1998年《消防法》中作出了规定。1990年的《铁路法》只在36条第六款中隐含行政补偿规定，而1997年《公路法》中第31、40、45、48、67条等5个条款中涉及行政补偿规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行政许可法》的颁布确立了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其第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2004年修正的《宪法〔修正本〕》）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两部法律的颁布对大陆健全和完善行政补偿制度具有里程碑似的时代意义。
（3）已纳入法治政府框架
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国务院制定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纲要》明确提出了依法行政要诚实守信的基本要求即：行政机关公布的信息应当全面、准确、真实。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行政机关不得撤销、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撤回或者变更行政决定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并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因此而受到的财产损失依法予以补偿。同时还强调：“完善并严格执行行政赔偿和补偿制度”，“要建立健全行政补偿制度”。这充分说明，行政补偿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已经纳入了建设法治政府的框架内，建立健全行政补偿制度将是政府未来十年内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大陆行政补偿制度存在的问题大陆行政补偿制度已有多年的法律实践，并且取得了很大进步。对存在的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解决。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行政补偿制度的各种具体规定相互之间的统一性不够。统一性不够就可能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不够协调和平衡的问题。二是有些地方对行政补偿的财力保障还不够，使有的的补偿难以到位。三是与国家赔偿制度相比，在健全制度上还有一定差距。此外，行政补偿方面的理论研究也还不够，难以适应健全和完善行政补偿制度的需要。
三、大陆行政补偿制度的发展趋势
（一）加快建立健全统一的行政补偿制度是总的必然发展趋势
加快建立健全行政补偿制度是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需要，法制统一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利益平衡的需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需要。我们应该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完善大陆的行政补偿制度，切实解决实践中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建设统一的中国特色的行政补偿制度。这就是大陆行政补偿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
1.加快健全统一的行政补偿制度是保障合法权益的迫切需要
行政补偿制度缘于公用征收，它是在人权观念日渐彰显下的民主立宪国家产生的，其最初起源于自由法治国家宪法保障财产权的规定。根据法治理论，国家公权力与公民权是手段与目的之关系，国家公权力存在的目的就是护卫和保证国民的各种自由与权利。因此，近代和现代法治国家都在宪法中规定了行政补偿制度。例如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就宣布：“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各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显系必要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补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剥夺。”美国1791年《权利法案》第5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非经由法律正当程序，即被剥夺生命、自由与财产；私有财产不得未获公正补偿即遭占取。”继1919年威玛宪法之后，西德1949年的基本法第14条第3项规定：财产之征收，必须为公共福利始得为之。征收之执行，须由立法规定或根据法律始得为之。此项法律须同时规定补偿之种类与范围。征收补偿之确定，应就公共利益与当事人利益为合理之衡量。关于征收补偿数额的争议，由普通法院管辖之。基本法该项规定允许直接以法律为公益征收，但同时规定关于征收的法律本身必须包含补偿的规定，学者称之为“联结条款”、“一揽子条款”。德国学者认为此条款具有三项功能：（1）保护功能。意指联结条款具有保护人民权利之功能，使人民财产权在被征收时，因此规定而获得补偿。从而使财产权存续性之保障转化为财产权价值之保障。如果法律仅规定征收而未有补偿的内容将会因为违宪而无效。（2）警示功能。意指联结条款具有警示立法者之功能，使其在制订有征收属性的侵犯人民财产权的法律时，明白认知，有由国库补偿义务之存在。（3）权限功能。意指该条款有权限划分之功能。用以确保国会之立法权和预算权，使立法者得以排除行政机关特别是法院的独立补偿决定权。①其中，保护功能是该条款的首要功能。在日本，学者认为行政补偿的宪法依据主要有：1946年《日本国宪法》第29条第3款：私有财产在正当补偿下得收为公用；第14条平等原则的规定：一切国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关系中，不得因人种、信仰、性别、社会身份及门第不同而有所差别；第25条生存权的规定：一切国民都享有维持最低限度的健康的和有文化的生活权利。国家必须在生活的一切方面努力于提高和增进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以及公共卫生事业。①在大陆，宪法（2004年修正本）第十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三十三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这就从宪法上确立了国家保障人权，保障公民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的制度。基于人权保障的原则对私有财产征用并补偿在大陆宪法上有了依据，加快建立健全行政补偿制度将有利于保障这一原则得以进一步的落实。
2.加快建立健全行政补偿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利益平衡的需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为着公共利益的目的而对特定人权益予以剥夺或限制，基于现代法治精神，无可否认具有相当的合法性。但需要明确的是，谁应当为这一利益的获得负担其成本。由于利益的公共特点，这里存在一个市场经济基本规则的运作问题，即成本共担机制。在为公共利益而实施特定行政行为时，不论是所谓抽象还是具体的行政行为，如果完全以一部分人的牺牲为代价，即会发生投入—产出的错位，一方面影响投入者的投入积极性，另一方面使另一部分人享有纯粹的“外部性”效益，使其成为纯粹的“搭乘便车者”，增加其投机收益。②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据法理，宪法上这种平等，不仅体现为在权益享有上抽象的平等，更在于权益受到损害时法律保护上具体的平等。由此，不能以特定人利益的保障为由不予补偿。合法权益受平等保护的宪法规定，要求为获得公共利益的投入由受益者公平负担，从而体现了公共利益与个别利益的较量和调和，调和的机制就是行政补偿制度。加快建立健全行政补偿制度，将有助于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主体利益的平衡，化解利益冲突的矛盾，有助于社会的稳定。
3.加快建立健全行政补偿制度是保障大陆法制统一，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需要
上述人权保障和利益平衡都是从私人角度说的，如果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行政补偿制度的建立还应是保障大陆法制统一，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需要。
首先加快建立健全行政补偿制度是维护法制统一的需要。大陆的行政补偿制度的特点是面广、量多，比较具体，相应的，其统一性也就不够，因此，要推进法制的统一需要进一步建立统一的制度。
其次，行政补偿制度的统一性不够，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依法行政的发展。因为有法可依是依法行政的前提，这个前提健全完善不够，就不利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最后，建设法治政府是大陆未来十年的宏伟目标。建设法治政府，要求政府及政府各部门合法行政，合理行政，权责一致、诚实守信等，要符合这些要求以及建设法治政府的内容，必须建立健全行政补偿制度。
（二）健全和完善行政补偿制度需要进一步明确的几个问题
1.关于行政补偿的概念
健全和完善行政补偿制度首先就应弄清行政补偿制度是什么的问题。③在世界范围内，就历史渊源而言，国家补偿行为存在的历史渊源流长。①早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国家征用个人的土地等财产，法国就开始支付补偿金了。这一思想后来为《人权宣言》所肯定：“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剥夺。”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第545条重申了《人权宣言》的这一精神：“任何人不得被强制出让其所有权。但因公用，且受公正并事前补偿时不在此限。”在德国，1794年《普鲁士一般邦法》序章第74条、第75条规定，“国家成员之个别权利及利益与公共福祉相矛盾时，国家成员之个别权利及利益应予让步”，“对于因公共福祉而牺牲权利及利益之人，国家应予补偿。”②但是，作为一项完整的法律制度，行政补偿制度却是国家赔偿制度发展的结果，③因而在历史上的一个较长时期里存在的情形是：将国家补偿做为国家赔偿的一部分混合运用。直到20世纪以来，各国才逐渐倾向于将两者分离别立，即在国家赔偿之外单独确立有关行政补偿的概念、理论依据、基本原则、责任性质等，并专门立法，于是行政补偿制度也就应运而生了。
总体说来，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补偿制度较为完善，概念也较为丰富。在法国，行政补偿包括公用征收补偿和公用征调补偿两种，前者是指行政主体为了公共利益目的以法定的强制方式取得私人不动产的所有权或其它物权时所给予的事先公平的补偿，其标的仅限于不动产；后者是指行政机关为了公共利益，在公用征收外，依照法定程序强制取得财产权和劳务时而给予的补偿，其适用的范围除了不动产外，还可为动产或劳务。但它对不动产只能取得使用权，不能取得所有权。对于动产，则可以取得所有权或使用权。④在德国，行政补偿则细分为征收补偿、准征收补偿、特别负担补偿和征收害补偿等。⑤征收补偿是指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对权利人的财产或具有财产价值的权利所为的部分或全部之剥夺而给予的补偿；准征收补偿又称为类似征收之补偿，指国家“违法无责”的行为一旦在实际效果上对当事人构成特别牺牲时而进行的补偿；特别负担补偿是指国家对权利人的财产权的限制违反了平等原则或比例原则时而给予的补偿；征收害补偿指财产权受合法行政行为附随效果的侵害达到征收程度时而为的补偿。⑥在日本，行政补偿称为损失补偿，“是指对因合法的公权力的行使而蒙受的财产上的特别牺牲，从全体公平负担的角度予以调节的财产性补偿。”⑦一般包括公用收用补偿和公用限制补偿。我国台湾和大陆学者对行政补偿的内涵也有较多阐述。台湾学者李建良称行政补偿为行政法上之损害补偿，“是指行政机关基于公益目的，合法实施公权力，致人民之生命、身体或财产遭受损失，而由国家予以适当补偿的制度，又可称之为行政法上之损失补偿。”⑧林胜鹞认为，“国家补偿是指国家合法行使公权力之职务行为损害人民权益或肇致人民利益重大牺牲者，基于法律规定，对受害人民所应负的补偿义务。”⑨张载宇认为，“国家补偿是指国家或公共团体，因公权适法之行使，使人民发生财产上的损失，由国家以补偿为目的，所负担的公法上的金钱给付之义务。”⑩大陆学者肖峋认为，行政补偿“是因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适法行为损害了人民的合法权益，国家依照法律、法规、决定或遵照传统而承担的特殊责任。”杨海坤给出了这样的定义：“行政补偿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活动中因正当原因和合法行为致使特定的相对人在经济上承受特殊损失或将遭到损失而进行财产上弥补的补救制度，又称行政损失补偿。”还有学者认为，“行政补偿是指行政主体（主要是国家行政机关）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过程中的合法行为，使本不承担法律责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特别损失，国家基于当事人事前的协商一致，以公平合理为原则，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从经济上、生活上、或者工作安置上等诸方面对其所受损失予以适当补偿的过程或者制度。”由上可见，对于行政补偿的内涵，学者的表述虽有差异，但并无大的分歧，即都认为行政补偿制度产生的前提是基于社会公益，是合法行使公权力造成相对人特别损害而引起的。其不同的地方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学者们对导致行政补偿的原因行为虽然都肯定为合法行为，但对该合法行为的主体认识颇不一致。有学者将其局限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的则泛指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甚至还包括公共团体。由此也引发了学者在概念用语上的差异：前者通常用“行政补偿”来指称，后者一般用“国家补偿”来表示。
二是在使用行政补偿概念的学者那里，对原因行为的外延大小也有分歧。虽然他们都强调，这种原因行为肯定不包括抽象行政行为，但是否包括具体行政行为以外的非行政行为，认识并不统一。多数学者认为这里的合法行为只能是具体行政行为，即行政主体行使公权力的行为，也有学者认为，这种行为不应局限于行政行为，只要是行政主体为了公共利益而实施的一切合法行为，都可能引起行政补偿的发生。
三是对补偿范围的大小认识不完全相同。有学者着眼于合法权利（益）受到的损害及不利影响，另有学者则强调有形的财产方面的损失。
四是所主张的补偿方式（补偿手段）的多寡不一。有学者认为行政补偿的手段是单一的，只能是在财产上进行弥补即金钱给付，还有的学者认为，除了经济上补偿外，还可以从经济上、生活上、或者工作安置上，乃至于税收、产业政策等诸方面对其所受损失予以补偿。
针对上述关于行政补偿概念的分歧，我们认为应当强调以下几点：第一，既然“行政补偿和行政赔偿是两种相互对应的行政法上的制度”，那么大陆行政法学界已有的对国家赔偿和行政赔偿两者关系较为成熟的理论无疑有助于我们去科学界定国家补偿和行政补偿的关系。在大陆，国家赔偿这一概念的外延要远远大于行政赔偿，它“包括行政赔偿、刑事赔偿与部分民事、行政审判赔偿，而不仅指行政赔偿，”相应地，行政补偿也只能是国家补偿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两者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第二，行政法同其他任何一门学科一样不可能是僵死的，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行政法的价值理念将围绕着公民权利这个轴心而不断提升，行政法研究的内容也会不断拓展，呈现出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在服务行政的时代，行政主体作为公权力的享有者、行使者，其对相对人权益的影响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像行政契约中行政主体承担的补偿责任，行政主体合法变更行政计划导致相对人信赖利益损失的补偿等，都可予以考虑将其含在在行政补偿的范围之内。行政补偿的原因行为仅仅是具体行政行为的观点还需进一步研究。第三，随着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公民对自己合法权益的自我保护意识越来越强，若将行政补偿的范围仅仅限于有形的财产损失，将不利于保护公民财产权以外的其他合法权益。
基于此，我们可以考虑将行政补偿明确表述为：行政补偿是指行政主体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在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合法行使公权力的行为以及该行为附随效果，致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特别损害，依保障人权、利益平衡（公平负担）及法治政府之原则，对遭此损害的相对人给予补偿的法律制度。
2.行政补偿的性质
研究行政补偿的性质，是要进一步明确为什么要予以行政补偿的问题。大陆行政法学界对行政补偿的性质看法不一，①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1）行政责任说。该观点认为，行政补偿是因为行政主体的合法行政行为造成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损害，依法由行政主体对相对人所遭受损害以弥补的责任。（2）特殊行政责任说。该说认为行政补偿是一种特殊的行政责任，其特殊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该责任不以违法为构成要件，行政机关对其合法行为给相对人造成的损害依法负损害补偿责任；二是该责任不以过错为构成要件，行政机关对其无过错行为造成相对人损害依法负“无过错责任”；三是该责任不以因果关系为构成要件（并非否认因果关系的存在，只是强调在进行补偿时不深究因果关系），对于法律规定的情形，行政机关对损害负“结果责任”；四是该责任不以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的侵权行为为构成要件，行政机关对特定相对人因公共设施或为社会公共事业而蒙受的损害要依法负“公平责任”。
（3）法律责任说。此观点认为行政补偿是国家行使公权力非过失责任中的中断“社会义务面前平等原则”的责任。
（4）行政行为说。该说认为行政补偿是法律为行政主体设定的一种义务，因而行政补偿是基于行政主体的一种“积极义务”而实施的补救性行政行为。
（5）法定义务说。认为行政补偿是对行政主体为实现公共利益而实施的一切行为所赋课的一种现代国家的法定义务。
上述诸种观点虽然都或多或少地触及了行政补偿的实质，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其性质提供了较好的思路和启发。但是这些观点，尤其是前面的四种观点并没有完整准确地反映出行政补偿的概念、范围和特征，因而他们对行政补偿性质的表述是片面的不准确的。
第一，行政责任说虽然认识到了行政补偿与行政赔偿在起因上的差异，但除了这种原因行为的不同之外并不能说明两者在性质上有何区别。并且该说将引起行政补偿的原因行为限定为“合法行政行为”，显然无法正确反映现代国家行政补偿的范围。随着现代法治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不仅合法行政行为、而且行政行为以外的其他合法行为造成相对人合法权益损害时，相对人也可以依法获得行政补偿。
第二，根据“责任”一词的涵义，行政责任说和特殊行政责任说将行政补偿界定为“责任”也都有一定可取之处。在现代汉语中，“责任”一词有三种不同的含义，一是份内应做的事，或者说是一种角色义务，如岗位职责；二是特定的人对特定的事项的发生、发展、变化及其成果负有积极的助长义务，如担保责任等；三是因没有做好份内的事或没有履行助长义务而应承担的不利后果或强制性义务，如违约责任等。很显然，在“责任”的前两种意义把行政补偿看成是一种责任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是将行政补偿性质看成是“行政责任”的观点，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容易与第三种观点即“法律责任说”相混淆，因为在学理上行政法律责任通常就简称为行政责任。并且特殊行政责任说，所主张的四个特殊性，除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有一定的合理性外，另外两个“实质上是行政赔偿领域的结果责任论或危险责任论不加分析地援用于行政补偿领域，混淆了‘损失’与‘损害’的区别。”第三，法律责任说将行政补偿看成是一种“中断‘社会义务面前平等原则’的责任”，由于该说较充分地体现了“公平负担”的原理，因而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将行政补偿视为一种行政法律责任却违背了法律责任的一般原理。因为法律责任是“一切违法者，因其违法行为，必须对国家和其他受到危害者承担相应的后果”，因而“行政法律责任就是违法、不当行政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而行政补偿却是以合法行为为前提的。可见将行政补偿看成是一种法律责任在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的。此外，此观点的局限性还表现为不能适应现代国家行政补偿领域不断扩大的趋势，在现代国家，行政补偿的起因既不限于“特定相对人因公共设施或为社会公共事业而蒙受的损失”，也不限于“国家行使公权力”，还包括公权力行为附随效果所生之特别损害。
第四，行政行为说认为行政补偿是法律为行政主体设定的一种义务，这是可取的。该说的缺陷在于未能清楚地说明法律在何种情况下才能为行政主体设定这种义务。由于在司法实践中，行政补偿总是有原因行为，这种原因行为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并且行政补偿通常要在作为原因行为那个行政行为之前作出。而行政行为说恰恰忽略了这一点，这就容易给人造成因果关系颠倒的错觉，甚至行政补偿没有原因行为就能独立存在了。
第五，法定义务说同行政行为说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行政补偿的特殊本质，并且克服了行政行为说没有指明行政补偿原因行为的缺点，从而为我们构建行政补偿制度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但是，该说将行政补偿的原因行为界定为“行政主体为实现公共利益而实施的一切行为”，即不论行政主体的合法行为还是违法行为都可以成为引发行政补偿的原因行为，显然混淆了行政补偿和行政赔偿的界限，因而也是不足取的。
基于以上分析，为克服“法律责任说”的逻辑矛盾，避免“行政责任说”、“特殊行政责任说”、“行政行为说”和“法定义务说”可能引起的歧义，我们尝试着在第五种观点的基础上作出如下的归纳：行政补偿的性质是指根据人权保障、利益平衡（公平负担）和法治政府的原理，对行政主体的合法行为及其附随效果造成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特别损害进行补偿的一种现代国家的法定义务。
3.关于行政补偿的原则
行政补偿的原则对完善行政补偿制度，指导行政补偿的实践，意义重大。它既是行政补偿的指导思想和目标的体现，又是健全完善行政补偿制度必须明确和遵循的基本准则。
目前大陆各单行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补偿原则的规定各不相同。①大陆行政法学界目前对于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也还没有形成共识，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公平合理、妥善安置、扶持发展的原则；补偿直接损失原则；补偿物质损失原则；及时补偿原则等等。借鉴国外行政补偿原则的规定，结合大陆的立法现状及理论界对行政补偿原则的研究，我们认为，大陆行政补偿的基本原则可以确定为人权保障、利益平衡（公平负担）、依法补偿等几个原则。
（1）人权保障原则
根据法治理论，国家公权力与公民权是手段与目的之关系，国家公权力存在的目的就是护卫和保证国民的各种自由与权利。大陆宪法（2004年修正本）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行政补偿制度必须服从人权保障原则，以人为本，建立科学、合理、充满人性化的补偿保障机制，以充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
（2）利益平衡（公平负担）原则①
大陆在传统上重视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强调社会公共利益的优先性。如果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矛盾，个人利益要服从于社会公共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发展社会经济文化事业一定要牺牲公民的个人权利，以损害公民的合法权利为代价。国家发展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每一个公民都应从中受益。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开始重视对公民个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注重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协调发展。行政主体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在依法行政过程中其某些行为可能会造成公民的人身损害，对这些因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而导致的损害，由受害人自己承担是不公平的，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国家要对此承担补偿责任，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受害人尽快地恢复身体健康，维持正常的生活；另一方面可以督促行政主体更加谨慎地行使自己手中的权力，一旦对公民造成人身损害，要将其控制在最低程度，避免给受害人造成更大的痛苦。由于国家承担行政补偿责任的行为多属于合法行为或无过错行为，对社会多数公众来说，这些作为非但不能给公众造成损害，反而有益于社会公众。利益平衡原则相对圆满地解决了国家补偿责任的本质属性问题，不但适于解释合法行为的行政补偿，而且也适于解释其他危险行为及特别损害行为的行政补偿。此外，合法权益受平等保护的宪法规定，要求为获得公共利益的投入由受益者公平负担，从而体现了公共利益与个别利益的较量和调和，调和的机制就是行政补偿制度。利益平衡（公平负担）原则正是行政补偿制度对宪法上平等原则的具体落实。
（3）依法补偿原则
合法性原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补偿制度也应服从这一原则。当前，国务院制定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纲要》明确提出了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今后，大陆应在法治政府的框架内，建立健全行政补偿制度，加强法制的统一性。同时，应该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主体，对象，条件，程序，监督与救济等来进行行政补偿，切实做到依法行政。
4.关于行政补偿的范围②
行政补偿范围是行政补偿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对明确哪些予以补偿，那些不予以补偿，十分重要。它可以分为三种范围：一是行为范围，主要从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的分类角度来阐述；二是事项范围，主要是从行政补偿发生的领域来界定；三是权益范围。
（1）行为范围
行政补偿的行为范围，是指行政主体对什么性质的行为造成行政相对人损失而承担补偿责任。从引起行政补偿的行为性质来看，它包括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即包括合法行政行为和行政事实行为，故而行政补偿包括对合法行政行为造成损失的补偿和对出于公共利益目的的行政事实行为造成损失的补偿。对合法行政行为造成损失的补偿主要是从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分类角度来探讨。
抽象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依法定职权和程序制定带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的行为。抽象行政行为能否引起公民的损失？引起损失是否应补偿？这是一个容易产生争议的问题。合法抽象行政行为是完全可能造成相对人损失的，这一点上与具体行政行为并无多大区别。当然，也并非所有抽象行政行为都必然会造成相对人的损失。在实践中不排除抽象行政行政行为造成相对人的损失而不予以补偿的情况。但也存在予以补偿的情况。比如出台某种预防性措施造成相对人一定损失，同时也规定给与一定的补偿。在去年抗击非典过程中，似乎就有这样的例证。但是这个问题太复杂，还有待深入进一步研究。
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针对特定的对象，就特定的事项依法实施的直接影响相对方权利义务的行为、或者对个人组织的权利义务的行使和履行进行监督检查的行为，具有现实、具体和个别性，同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形成了广泛、特定的直接关系，因而凡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造成相对人合法权益损失的，都应当实行行政补偿。对出于公共利益目的的行政事实行为造成损失的补偿，是指行政主体对其在行政管理和服务过程中，对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特定行为或特定事实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如就公益机构和公共设施方面的非权力职能活动等承担补偿责任；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者其他损失给予的补偿；核设施等国家危险责任的补偿；行政机关纯指导性行政指导引起的补偿等。①（2）事项范围
行政补偿的事项范围是指行政主体对哪些具体事项承担补偿责任。目前，在大陆有关行政补偿范围的观点大多是从事项范围探讨的。如有人认为行政补偿范围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要明确行政补偿的界限，即哪些领域可能会发生行政补偿，其中包括公用征收或征用、限制变更使用财物、国家危险责任以及变更行政活动、行政计划、行政合同等的行政补偿；二是要明确行政补偿中补偿损失的大小，即哪些损失应当补偿，哪些损失不予补偿。②而有人认为包括公用征收的补偿、公用征用的补偿、危险责任的补偿、破坏财产的补偿及国家变更指令性计划、变更行政合同的补偿等。③结合大陆目前行政补偿制度立法和实践看，行政补偿主要发生在以下一些领域：一是行政征收或行政征用的补偿。包括征收土地的补偿；征收其他财物的补偿（包括无形财产，如技术发明、专利等）；征收合营企业的补偿；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补偿；征用集体所有土地的补偿；征用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财物的补偿；征用人力劳务的补偿；在紧急情况下征用车辆、房屋等的补偿，等等。二是行政主体变更行政活动、行政计划、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政策和行为的补偿。三是国家危险责任的补偿。主要有危险物和危险人，如核电站发生核遗漏事故，军火库爆炸，枪支走火，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伤人，在押罪犯越狱后造成的损害等。四是公民因保护国家财产或协助执行公务受到的损失的补偿。如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者其他损失给予的补偿；行政相对方在协助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中导致人身或财产损害的补偿。五是行政主体限制相对人某些合法权益的补偿。如限制公民自由处置私人大量拥有文物的补偿；限制专利实施的补偿等。六是部队军事训练、演习、巡逻、执勤等或、制止骚乱、对付内乱、追捕逃犯等采取其他紧急措施造成部分个人、组织不应有财产损失的，甚至个别人身伤害的补偿。但行政主体对下列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一般不应予以行政补偿：国家实行宏观调控政策所造成的损失；个人、组织的自我损害行为虽然客观上使行政主体成为受益人，但受损人主观上并无为国家和社会利益自我牺牲其合法权益目的的；属于社会成员平等地对国家和社会承担责任的损失（如依法纳税、依法服兵役等）；其他国家认为不宜给予行政补偿的行为。④（3）权益范围
行政补偿的权益范围，是指行政主体对哪些权益承担补偿责任，它包含着两方面内容：权益内容范围和权益损失范围。1.权益内容范围。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所享有的法律权利可分为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而实体权利又包括了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政治权利及劳动权利等其他权利。在行政活动中，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合法行政行为以及出于公共利益目的的行政事实行为，对上述权利都有可能造成损失。比较大陆行政赔偿，行政主体只对在行政活动中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行为予以赔偿，而对公民除了人身权、财产权以外的政治权、受教育权、劳动权、行政程序权利等不予赔偿。因此，行政补偿同行政赔偿一样，也只能以实体权益为限，不存在程序补偿，以人身权和财产权为限，对公民政治权、劳动权、行政程序权利等不予补偿。第一，对财产权的补偿。财产权，是指以财产为客体的权利，它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之一，是人们在任何社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它范围很广，包括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①补偿，按其本意就是补偿受害人的财产损失，包括金钱损失和其他财产的损失。因此，在财产权方面，行政补偿范围应是全面的。特别是对于法人和其他组织来说，由于行政补偿实质上只补偿其财产权而不补偿其人身权，使得财产权的补偿责任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第二，对人身权的补偿。人身权，是指与那些与公民的人身不可分的权利，它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是其他权利的基础，因而对人身权予以法律保护十分重要。人身权内容极为广泛，通常分为人格权和身份权。人格权包括人身自由权、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等；身份权包括配偶权、亲权及亲属权等。②比照大陆行政赔偿，在这些权利中，侵犯人身自由权、生命权和健康权的，行政主体应予以行政补偿。需要应注意的是，因为人身权而直接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主体应当负补偿责任，但那是直接对财产损害结果的补偿，属于财产权范围，不是对人身权本身的补偿。2.权益损失范围。包括权益损失性质范围和权益损失程度范围。损失性质可分为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两部分。物质损失又称财产损失，是指因侵权行为所导致的具有财产形态的价值或利益的丧失。③精神损害是指侵权行为所导致的致使受害人心理和感情遭受创伤和痛苦，无法正常进行日常生活的非财产上的损害。④比较行政赔偿制度，精神损害赔偿虽在各国行政赔偿制度中出现较晚，但现在已被许多国家所接受。在大陆，尽管目前尚未将精神损害纳入行政赔偿范围，但要求肯定精神赔偿的呼声愈来愈高。所以，在当前大陆行政补偿实践中，宜采取对人身伤害只补偿由此造成财产损失的原则，即仅对物质损失进行补偿，而对精神损害补偿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应当指出的是，在行政补偿中确定精神补偿有利于对受害人的救济，有利于公民和政府之间新型平等关系的形成，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确定精神补偿是必然趋势。损失程度可分为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直接损失是指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现存财产上权利和利益的数量减少和质量降低。而间接损失是指侵权行为阻却了财产上的在正常情况下应当得到的利益（即可得利益），如利息、租金、利润、劳动报酬等。⑤比较大陆行政赔偿制度，它以赔偿直接损失为主，原则上不赔偿间接损失。但在现代行政管理中，相对人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往往相伴随，如果仅赔偿直接损失，而不赔偿间接损失，则难以达到赔偿目的和实现公正，因而从现代社会侵权损害救济的发展趋势来看，间接损失将越来越多地被纳入赔偿范围。所以，就目前而言，行政补偿也应以补偿直接损失为主，原则上不补偿间接损失。但是应当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补偿范围也要不断扩大，既要对直接损失补偿，也要对必要的间接损失实行补偿。
5.关于行政补偿的程序
行政补偿和行政赔偿一样既是一种实体制度，也是一种程序制度，实体制度主要是关于权利内容的规定，程序制度是实体制度的延续，是维护权利的操作过程，仅有实体没有程序是不健全的制度状态。行政补偿制度应该健全完善补偿程序、监督程序和救济程序。对补偿行政程序，比如公开，告知，回避，听证，时效等制度都应得到重视。从目前情况看，应是根据具体行政需要，灵活规定，但不能违背基本的行政程序法理和制度。
①作者简介：青锋：法学博士，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协调司司长；张水海：法学硕士，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协调司干部。
②参见彭诵：《论建立行政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载《中国煤炭经济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①参见张梓太，吴卫星：《行政补偿理论分析》，载《法学》2003年第8期。
②有关成本共担机制的论述请见：张家勇：《建立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的行政补偿法律制度研究（上）》，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③对行政补偿的概念大陆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着多种说法，可参见：王太高：《行政补偿初论》载《学海》2002年第4期。
①请参见王太高：《行政补偿初论》载《学海》2002年第4期。
①请参见本文前段有关行政补偿原则的论述。
①有关利益平衡（公平负担）原则有许多学者撰文研究，见高景芳，章琴，张红曼：《论行政补偿的宪法基础》载《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②祁小敏：《试论我国行政补偿范围》，载《理论探索》2003年第3期。
①林良灌：《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指导若干问题探讨》，《中国行政法学新理念》，第304页。
②郑全新：《我国行政补偿制度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1993年第3期，第34页。
③肖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理论与实用指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4年版，第264-265页。
④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78页。
①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6页。
②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6页。
②马怀德：《国家赔偿法的理论与实务》，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页。
集体土地征收赔偿条例篇7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自治县行政区域内的全部土地。
第三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土地的统一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的土地管理工作。
自治县人民政府派出土地管理机构或者土地助理员负责乡（镇）、国有农、林、牧、渔场和工矿区的日常土地管理工作。
自治县人民法院设立土地法庭。
第四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具体确认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并登记造册，核发土地证书，建立土地档案，实施监督检查。具体工作由土地管理部门承办。
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发生变更时，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应到自治县土地管理部门依法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更换土地证书。
土地证书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唯一合法凭证。未取得土地证书的，其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受法律保护，动迁或者征地时不予补偿，兴办企业的，工商部门不予办理企业执照。
使用国有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收回用地单位或者个人的土地使用权，注销土地使用证。
（一）用地单位和个人已经撤销、破产、迁移或其它原因非法转移土地使用权的；
（二）未经原批准机关同意，连续二年未使用的；
（三）不按批准的用途使用的；
（四）公路、铁路、机场、矿场等经核准报废的。
第五条 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六条 土地权属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先维持土地和地上附着物现状，然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三条有关规定，由土地管理部门提出处理意见，报县人民政府下达处理决定，或者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土地管理部门负责实施。
土地所有权争议，不能依法证明争议土地属于集体所有的，应属于国家所有。
第七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要认真贯彻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的方针，根据自治县实际情况编制全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报上级人民政府批准执行。
乡（镇）和国有农、林、牧、渔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由乡（镇）人民政府和国有农、林、牧、渔场负责编制，报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
各用地单位的土地利用规划，应符合全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严禁不按土地利用规划使用土地。
修改经批准的土地利用规划，应经原批准机关审批。
第八条 自治县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允许土地使用权依法进入市场流转。
县城、建制镇规划区内建设用地，除法律规定可以批准划拨使用的以外，均实行有偿使用。
国有农用土地使用权出让，应安置好原使用单位和个人的生产和生活；集体农用土地使用权出让，应先征为国有；国有和集体农用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出租、抵押，必须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超过其批准权限的，报上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九条 县城、建制镇原划拨土地使用权不得擅自转让、出租、抵押和改变土地使用用途；需要转让、出租、改变土地使用用途和处分抵押转移地权的，必须办理出让手续，补交出让金，并可以按一定比例返还出让金；未办理出让手续的生产、经营性用地，应缴纳土地使用费。
凡在原划拨土地上新建、翻建、改建、扩建建筑物和其它设施的，应到自治县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审批手续，依法要上调地价的，由用地者补交地价款。
第十条 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允许依法转让、出租、抵押和继承，转让的应按规定缴纳土地增值税，办理土地登记。
第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负责全县地价统一管理工作。土地基准地价、标定地价、宗地地价经土地管理部门核准后，报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
自治县人民政府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自治县实际情况确定土地出让年限和制定土地有偿使用的具体办法。
第十二条 地上建筑物、其它附着物所有权和使用权转移时，使用范围内的土地应依法随之转移，并自权属变更之日起30日内到自治县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第十三条 用地单位和个人在生产建设中造成土地破坏的，应由责任者赔偿经济损失并进行复垦或缴纳复垦费。具体办法由自治县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四条 国家建设需要占用自治县土地，由自治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依法办理划拨或者出让手续，核发土地证书后，方可使用土地。
禁止用地单位和被占地单位私自协商占地。
建设用地经批准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或者妨碍建设单位依法使用土地。
建设项目竣工，由土地管理部门核查实际用地，超过审批面积用地的，按违法占地处罚。
第十五条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由用地单位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土地补偿费标准：
（一）征用耕地、牧草地、园地，为其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6倍；
（二）征用苇塘、养殖水域，为其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4倍。征用半精养鱼池，为其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5倍。征用精养鱼池，为其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6倍；
（三）征用林地，为其邻近耕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倍；
（四）征用宅基地，为其邻近耕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2倍；
（五）对被征用土地上的建筑物、附着物和青苗，根据实际价值给予补偿。
安置补助费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的标准收取；征用自治县牧草地的安置补助费补助倍数按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补助倍数计算。
各类土地年产值的标准，由自治县人民政府确定。
第十六条 征用县城城郊菜田和基本农田保护区的耕地，除按本条例规定交纳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外，还应当向自治县人民政府交纳新菜田开发建设基金和基本农田保护区耕地造地费。
第十七条 国家建设占用自治县土地资源应当照顾自治县利益，作出有利于自治县经济建设的安排，照顾当地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
在自治县境内兴建企业和进行基本建设时，应在自治县注册登记，并依法向当地税务机关纳税；开采地下矿产，应与自治县协商确定合理的产品分成、产品扩散、利税分成比例或者其它互惠措施。
第十八条 鼓励县外、省外、国外各种经济组织和个人依法在自治县投资兴办企业，共同开发土地资源，自治县为其提供方便，给予优惠。具体办法由自治县人民政府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制定。
第十九条 乡（镇）、村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建设用地，用地单位和个人应持其上级主管部门批件和其它有关文件，经乡（镇）人民政府同意，向自治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按本条例规定办理用地手续。
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用地，应由主办单位提出申请，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报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条 使用国有土地和耕地兴建住宅的，经原使用单位同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报自治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批准；使用集体所有的非耕地兴建住宅的，经村民委员会审核，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一条 宅基地的使用标准：
农村居民的宅基地，每户不得超过400平方米；国有农、林、牧、渔场居民的宅基地，每户不得超过350平方米；县城居民的宅基地，农业户每户不得超过250平方米，非农业户每户不得超过200平方米。
原有宅基地超过以上标准的，超过部分应办理临时用地手续。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的，由土地管理部门给予处罚。
（一）违反第四、七、八、九、十条的有关规定，未经批准或者不按程序审批和不按规定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以及未取得土地证书，擅自出让、转让、出租、抵押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土地的，其出让、转让、出租、抵押以及以其它方式转移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收回土地使用权，并没收非法所得；未经批准擅自新建、翻建、改进、扩建建筑物和其它设施以及以其它方式改变土地使用用途，按非法占地处罚。
（二）违反第五条规定，侵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责令停止侵犯，造成损失的，应予以赔偿。
（三）违反第六条规定，在土地权属争议解决之前，改变土地现状，破坏地上附着物的，责令限期恢复土地原状；造成损失的，应予赔偿，并对当事人或者责任人处以200元至2000元的罚款。
（四）违反第十四条规定，私自协商占用土地的，按非法占地处罚；阻挠或者妨碍建设单位依法使用土地的，责令停止其行为，造成损失的，责任人和当事人应按实际损失予以赔偿。
（五）违反第十七条规定，自治县人民政府不予批准用地，或者收回土地使用权。
（六）违反第十九、二十条规定，越权批准或者不按程序审批土地的，其批准文件无效，并按非法占地处罚，由此造成的损失，由责任人给予赔偿。
（七）违反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不按期缴纳出让金、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土地增值税、新菜田开发建设基金、基本农田保护耕地造地费和其它税费的，按应缴纳金额每日加收2‰滞纳金。对拒不缴纳的，依法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或不予提供土地。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的责任人，应给予行政处分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予以处分；应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予以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或向自治县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集体土地征收赔偿条例篇8
请问，为什么让我承担部分损失?
江西省兴国县人民法院朱炳辉答：《殡葬管理条例》第10条、《江西省殡葬管理办法》第11条均规定：“禁止在下列地区建造坟墓：耕地、林地……”因此，未经批准在林地建造的坟墓属于非法建筑，对于非法建筑应由人民政府相关部门予以处理，但并不因此影响你要求刘某赔偿必要的材料损失、人工损失。《民法通则》第117条第2款明确规定：“损坏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因此，你要求刘某赔偿损失的主张，应予支持。同时，在国家明令禁止在林地建造坟墓的情况下，你迷信“风水宝地”，将你父亲的坟墓迁葬在与刘某祖坟相邻的林地，从而引发同样迷信风水的刘某挖毁你父亲的坟墓。所以，对于纠纷的发生，作为受害一方的你也存在一定的过错，法院依照《民法通则》第131条“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的规定，判决你自行承担部分损失，是正确的。
出卖房屋后，可否再申请宅基地?
江苏省盐城市某村村民万某来信咨询：2009年，有人提议出高价购买我现有的房屋。我心想卖了房子之后再建一栋就是了，便欣然答应。我卖掉房子后，立即向相关部门申请宅基地，相关部门却拒绝为我办理。
请问，我可否再申请宅基地?
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浦区岗埠农场46号律师所李德勇答：《土地管理法》第62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农村村民出卖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同时，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第二部分第(五)项第二款也规定：“农村村民将原有住房出卖、出租或赠与他人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得批准。”因此，你出卖房屋后，就不能再申请宅基地了。
责任山上树木因灾害而倒伏，私自砍伐为何构成巳罪?
读者汪娟来信咨询：1个月前，由于下雪，导致我弟弟责任山上的树木大量倒伏。我弟弟见状，雇人共采伐了31.5立方米。不料，近日我弟弟被森林警察以涉嫌盗伐林本罪逮捕。树木是自己责任山上的，况且因灾害而倒伏，砍伐了为何会构成犯罪?
江西省兴国县人民法院袁梅答：首先，树木虽因下雪已经倒伏，但砍伐也必须办理审批手续。因为林业部《关于未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火烧枯死木”行为定性的复函》(林函策字[2003]15号)规定：“除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树木外，凡采伐林木，包括‘火烧枯死木’等自然灾害毁损的林木，都必须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并按照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未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而擅自采伐的，应当根据《森林法》、《森林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分别定性为盗伐或者滥伐林木行为。”其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伐、滥伐林木案件应用法律的几个问题的解释》中明确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擅自砍伐本人承包经营管理的国家或集体所有的森林或其他林木，情节严重的，也构成盗伐林木罪。”再次，《刑法》第345条规定：“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量巨大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量特别巨大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量较大的起点，在林区为2～5立方米或幼树100～250株，在非林区为1～2.5立方米或幼树50～125株；数额巨大的起点，在林区为20～30立方米或幼树1000～1500株，在非林区为10-20立方米或幼树500～1000株；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在林区为100立方米以上或幼树5000株以上；在非林区为50立方米以上或幼树2500株以上，或者相当于对应的损失。你弟弟所伐数额达31.5立方米，明显属于“数额巨大”。你弟弟的行为确已构成盗伐林木罪。
雇员受伤，村委会为何要赔偿损失?
辽宁省某市孙家湾村委主任来信咨询：2009年4月初，我村村委会聘请胡玉兴作我村的水稻技术员，月薪1500元。2009年4月29日中午，我们几名村干部请胡玉兴吃饭。饭后，有些醉意的胡玉兴骑着摩托车在前往进行技术指导的路上，因道路狭窄不平，摔入水沟中，当即摔成重伤，后被鉴定为九级伤残。事后，胡玉兴到法院，要求我村村委会赔偿他医疗费、误工费等损失4万元。法院最终判决村委会赔偿胡玉兴损失2.5万元。
请问，村委会为何要赔偿他损失?
辽宁省锦州市人民检察院高级检察官杨学友答：村委会与胡玉兴之间属于法律上的雇佣关系。胡玉兴应村委会之约前来技术指导，属于从事雇佣劳动，其途中摔伤应视为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受伤。依照《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对于酒后驾驶摩托车属违反交通法规行为，作为雇员的胡玉兴是明知的，所以，造成自己摔伤的后果，其过错是明显的，也应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依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有故意、过失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因此，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征地补偿款是否应全额发放给村民?
湖南读者苏铭来信咨询：不久前，我们村有些村民的部分承包地被征用，征地单位除按每亩耕地9万元的标准支付土地补偿费外，还支付了其他补偿费。我们原以为每户能拿到十几万元，但最终拿到手的只有一两万元，大部分补偿费被村委会扣下了。
请问，征地的补偿费应如何发放和使用?
安徽省替官职业学院律师潘家永答：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征收土地的安置补助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用；由其他单位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安置单位；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
人员的保险费用。”
因此，被征用土地的各种补偿费并非都是给村民个人的，村民个人有权拿到的只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青苗补偿费以及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而这几笔补偿费的数额是有限的。至于土地补偿费归村委会所有的那部分，村委会应当依法进行合理支配和使用。你们若怀疑补偿有问题，可依法要求村委会公布收支情况，看村委会是否将村民有权拿到的上述补偿费足额发放了。
林地权属发生争议怎么办?
读者方华来信咨询：根据林业三定(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确立林业生产责任制――编者注)精神，我于1984年划分到一处自留山，县政府核发了《社员自留山使用证》。2009年全国林业改革时，我又领到了《林权证》。
请问我若因这块林地与他人发生争议，该以哪个证为准，应找哪个机关处理?
安徽省警官职业学院律师潘家永答：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6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第7条规定：“尚未取得林权证的，下列证据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时期，人民政府依法颁发的土地证；时期，《法》规定不发证的林木、林地的土地清册；当事人之间依法达成的林权争议处理协议、赠送凭证及附图；人民政府作出的林权争议处理决定；对同一起林权争议有数次处理协议或者决定的，以上一级人民政府作出的最终决定或者所在地人民政府作出的最后一次决定为依据；法院作出的裁定、判决。”你已经取得了《林权证》，在处理林地争议时应以《林权证》为依据。因林权发生争议的，应当由各级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处理决定。当事人对林权争议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出申诉或者提讼。
私自放跑他人耕牛，能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
读者王某来信咨询：我儿子今年28岁，与同村村民李某素有积怨。2009年11月20日中午，儿子将李某拴在村口的大树下的两头耕牛偷偷放跑。2010年1月15日，法院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我儿子有期徒刑2年零6个月。
集体土地征收赔偿条例篇9
拥有1000多口人的云南省大理市下关镇文献自然村位于城郊结合处。除了大理市区的不断扩大逼近，2006年以来比邻而居的云南红塔集团大理卷烟厂更是把厂房建设的触角伸入他们的土地。
由此，这些年遍及神州大地的征地拆迁“故事”再次在云南上演。
三块土地三种价
2007年3月，已经有两处大理卷烟厂厂房正在以前文献村的土地上紧张建设中。而相关资料显示，大理卷烟厂每年提供的财税占整个大理州的30%，属当地纳税户之首。
“我知道村里有些人对征地是不发表意见的，但是我有话要说。”文献村老年协会委员孙光华说，“这些土地被征走可以说是政府强迫的，我们根本不能抗拒，原来我们村里也希望自己在这些土地上建盖农贸市场赚钱，但是政府不批准，最后把土地征给了烟厂使用。”
孙光华表示：“我是产党员，尽管有不同意见，但还是要支持政府为发展地方经济所做的工作，问题是最后我们发现政府在土地赔偿资金上做了手脚，这样情况就完全变了。”
村小组长李子贵则说：“文献村此次被烟厂征用的3块土地共计234亩（不含道路用地），据我们了解，大理卷烟厂按照每亩35万的价格拨了赔偿款到下关镇政府，但是镇政府却没有把所有的钱赔给村里，中间差不多有4000万元不见了。”
相关资料显示：第一块土地110亩早在2002年就以每亩10.5万元的价格出让给下关镇政府，2006年又由烟厂以每亩35万元征用；第二块50亩土地2006年以每亩35万元被烟厂征用；第三块97亩土地价格仅则为每亩13万元。
由于烟厂和地方政府并没有就详细的财务收支报告进行公示，许多村民一直抱着“其中肯定有猫腻”的想法。事实上，对政府利用征地机会牟利，文献村村民中有着广泛的共识。
但下关镇政府有关官员说：“234亩征地，大理卷烟厂的确全部是以每亩35万元的价格拨付政府的，然后我们针对不同的情况进行了赔偿，之所以会出现第一块和第三块土地价格低于35万，是因为扣除了我们在当中的各种基础建设、拆迁费用，以及各种必需的规费和手续费等。”他表示，下关镇政府在此次工作中，不但没有“赚钱”，相反“亏”了1000多万元，平均每亩8至10万元，“但是为了纳税大户大理卷烟厂的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在大局为重的前提下政府愿意承担这样的亏损”。
“政府不可能亏，只可能在当中赚了钱，现在还有谁会做亏本的事情？”李子贵坚持认为，“政府必须把钱的去向说清楚，把其余的钱还给村里，既然他们做事情不透明，就无法让我们相信。”
分析目前的征地拆迁为何会引发如此大的矛盾时，其实几乎都可以将落脚点放在补偿标准上，“农民只能将土地卖给国家，没有别的选择，但是补偿标准又非常低”。中国各地以往大量征地事例表明：所得征地拆迁款，常常是地方财政分得一部分，政府官员从中掠走一部分，实际分到农民手中的钱非常少，这种土地征用、拆迁体制实际上为贪污等腐败行为的滋生提供了空间。
针对这种情况，有村民说：“如果政策允许烟厂直接和我们谈价，而不要政府参与，很多事情就会简单明白多了，但是现在的情况是用地的人不能和卖地的人联系，中间还隔着政府。”
政府的角色
文献村委会主任苏正云说：“此次征地事先已经征得村里95%以上的村民同意才进行的，可以说并没有违反国家的政策，现在不断向外反映的毕竟是村里少部分的人。在政府和企业需要用地，政策批准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考虑大多数人的意见，如果要等人人都同意，那基本什么工作都无法进行了。”
至于在此次征地中出现的一些矛盾，苏正云认为政府有自己的难处，同时政府并非没有为村里做事，比如在村里重新建盖的“文献完小”就几乎投入了200万元。他说：“征地既是企业的需要，也是地方发展经济的需要，我们老百姓有时候是必须做出点牺牲的，否则大理就无法发展了。”
据了解，烟厂征用了文献村的土地后，村民曾经要求把本村村民安排作为烟厂的临时工或合同工，改善水利道路建设、资金补助等要求，但是现在也没有落实。村民所提出的完善村民的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险的条件，镇政府和烟厂也没有肯定答复。
下关镇政府有关官员说：“老百姓总是有机会抱怨政府的工作做得不够好，赔偿不够多，我觉得除了对相关工作意义认识不足外，国务院施行的《拆迁条例》也有明显瑕疵。比如对拆迁人义务规定了许多条，而对被拆迁人的义务仅有‘被拆迁人应当在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半条，明显不对称。这样的情况足以让拆迁工作难以圆满完成，而且经常发生纠纷，作为政府具体工作人员，我们也经常感到为难和困惑。”
目前，大理官民双方明显已经进入一种“相互不理解，互相不信任”的胶着状态：民指责官克扣、霸占群众利益；而官也抱怨民没有大局和公共利益意识，甚至出现大量“依靠拆迁发财”的“刁民”。现在，大理甚至还流行着“要想富，做拆迁户”的说法。
有意思的是，尽管是土地的最终使用者，但是几乎没有哪家企业愿意直接面对媒体对征地纠纷的相关询问。例如大理卷烟厂有关人员就表示，征地工作是政府做的，他们已经按照规定支付了所有费用，产生的纠纷他们既不知道也没有责任，那是政府与农民之间的问题。
事实上，征地、拆迁及赔偿工作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一个难题，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完全处理好相关的利益关系，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似乎也难以摆脱宿命。
“放鱼”事件
2002年2月，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对大理市包括文献村在内的相关征地、用地作出了“同意”的批复，2004年大理州委和州政府正式批准大理卷烟厂在文献村的扩建工程，具体工作则由大理市下关镇政府负责。
文献村第三块被征土地上还包括一个水面积约36亩的鱼塘，这里原为村里用来蓄水灌溉田地的池塘，后被外来承包户张云峰和村民孙继忠于2002年以每年1万元的承包价从事渔业养殖和娱乐业服务，合同期限为9年。2006年6月，为了鼓励农民发展养殖业，下关镇政府还给张云峰和孙继忠的“碧波养殖园”发放了305元“燃油补贴”，并表示这样的补贴每年都会发放。
张云峰表示，36亩的鱼塘水深2.5米，共计储水约5万立方米，早在2002年承包以后就投放鱼苗100万尾，到2006年成品鱼已经长至每条1.5~2公斤。他说：“2005年6月18日下关镇政府就对养殖园口头发出了停业整顿的通知，2006年9月28日又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对养殖园内21.7平方米的建筑进行了拆迁。”
孙继忠表示，2006年12月22日他们收到一份由“大理卷烟厂改扩建工作组”发来的《大理卷烟厂用地的拆迁通知》，次日上午下关镇数十名工作人员和几台挖掘机开到碧波养殖园开始拆迁工作，全部工作从上午持续到中午才完成，除相关私人物品被用卡车拉到村委会存放外，养殖园内400平方米的建筑均被夷为平地。他还说：“大理卷烟厂有专人到场负责给拆迁人员送盒饭。”
当中，拆迁人员用挖掘机在鱼塘边上挖出一条大水沟，用了两天一夜才基本放走鱼塘的水。张云峰说：“鱼塘里90%的鱼都顺水沟冲入了下水道中，最后流入洱海，剩下的鱼被围观的村民哄抢，现在的损失无法计算。”但当时在现场的文献村村委会主任苏正云说：“事实上被放走的鱼很少，而被村民抓走的鱼不过两三千市斤。”
下关镇政府有关官员则表示：“之前我们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无数次和张云峰商量拆迁、赔偿的事宜，但是双方无法达成共识，他坚持认为自己的损失为400万元以上，而我们经过专业评估后认为只是100多万元。”
此中争议细节不少：由于拆迁致使张云峰和孙继忠与文献村的承包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张孙二人认为属于文献村“合同违约”，必须按照合同约定的“损失总计两倍的赔偿”。而下关镇政府有关官员表示只能算“合同终止”，因为此次征地是政策性的行为，所以不可能进行合同约定惩罚性赔偿。另外，张孙二人曾经将养殖园当中的一部分土地出租给别人建盖仓库，政府拆了仓库以后，按照相关规定把70余万元直接赔偿给后者，张孙二人认为“应该赔给自己”，而政府方面则坚持“没有错”。
针对此次征地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情况，下关镇政府有关官员解释：“政府并不是拆迁的主体，而是受大理卷烟厂的委托进行工作。大理的征地价格在全国也要算最高的，政府对老百姓已经很宽容了。”他表示，现在的行政规章制度很复杂，如果走正规渠道，起码要耽误半年时间，“由于企业生产需要，以及上级的工作压力太大，我们的确少走了一些程序，比如通过法院发出‘强制拆迁令’等”。
而张云峰强调：“我就是对政府这样不遵守相关法律程序而生气，特别他们私自把我们养的鱼放走，这是一种犯罪行为！”
如出一辙的小龙潭事件
类似文献村的情况和故事几乎随时都在中国大地上上演。
就在大理文献村的征地工作轰轰烈烈进行之时，云南省红河州开远市小龙潭办事处的一些村庄里也上演了“征地冲突事件”，地处开远市的小龙潭矿务局隶属云南省监狱管理局，是中国第二大、云南省最大的露天煤矿，一直保障着附近发电和水泥等多家大型企业用煤。资料显示其年产煤800多万吨，2005年底已拥有资产总额20.94亿元，累计生产褐煤1.4亿吨，实现工业总产值45.46亿元，而未来规划其产煤能力将达年1400万吨。
尤其2001年5月，由中国大唐电力集团控股（70%）、云南省投资公司（15%）、小龙潭矿务局（10%）和红河卷烟厂（5%）投资建设了云南大唐红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该项目动态总投资为28.5亿元，项目资本金为5.7亿元，是云南大型独立火力发电公司之一，并被列为“西电东送”云南省重点项目之一。“大唐红河”的开远电厂生产区建设在距离小龙潭矿务局16.5公里处，由后者全部供煤，其一、二期已建成投入正常发电。
然而企业风光的背后，在当地警方以“聚众闹事”、“诈骗”和“阻碍交通”等罪名对小龙潭办事处3名拒绝配合政府征地的农民代表进行了抓捕，另外一名代表闻讯“逃走”至今都不敢回家后，红河州政府、开远市政府于2006年9月19日冒雨派出上千名工作人员和全副武装的警察，强行驱逐把守在田地里的数千村民，发生了双方均有人受伤的肢体冲突，最后政府方面大获全胜，使小龙潭矿务局五期扩建搬迁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各种施工机械也随即进入推田挖坑，为下一步剥离土层采煤作准备。随后开远警方又将“逃”回昆明市躲避的又一名女村民抓回，征地工作有惊无险地进行着。
小龙潭矿务局五期扩建搬迁工程将根据电厂用煤需要推进，到2008年全部完成，届时将有6000多村民搬离，住进政府新建的搬迁房。红河州常务副州长苏维凡表示：“抓经济就是要抓工业，抓工业就是要抓项目，没有项目就没有发展。”他在一次会议上强调红河州政府要重点抓好、协调好小龙潭煤矿五期技术改造扩建项目。
土地财政与民争利
2007年3月，随着《物权法》的最终通过，小龙潭一些村民表示乐观：“那些当官的一怒之下就可以把我们关进监狱的情况也许将成为过去；以后，政府在采取任何征地行动前，可能会考虑一下后果了。”
事实上，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李元早在2006年1月就曾表示，对征地中补偿安置争议进行裁决，是中国的一项法律制度。近年来土地数量居高不下，且大多与征地补偿安置有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规规定的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制度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没有建立起来。到目前为止，全国只有湖南、安徽和重庆三省市建立了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制度。
而早在2004年11月，国土资源部就《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确定了征地补偿标准。指导意见明确，省级国土资源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省域内各县（市）耕地的最低统一年产值标准，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制定统一年产值标准时，综合考虑被征收耕地的类型、质量和农民对土地的投入、农产品价格及农用地等级等因素。
目前，中国各地给予被征地农民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合计均按耕地最低统一年产值标准的30倍计算。国土资源部指出：“（如此赔偿）不足以使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话，当地政府将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益中划出一定比例给予补贴。”
但是，无论在云南省大理市还是开远市，被征地农民都向记者表示“对这些规定闻所未闻，同时也怀疑其有效性”。有村民表示：“很多事情中央政府和领导是好的，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但是这些规定来到地方就完全变样了，或者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有些什么规定。”
有学者指出，在征地拆迁和失地农民安置的实施过程中，农民始终处于被动和弱势状态。首先农民对征地的前期工作参与不够，对征地、工程建设没有发言权和知情权，被征地农民对不合理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缺乏抵抗能力，由于“信息不对称”，缺少民主程序、缺乏透明度，也是失地农民、被拆迁人有抱怨和不满情绪的重要原因；其次申请征地补偿安置标准裁决的成本太高而往往难以实行；最后在补偿费用的分配机制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甚至乡村干部起着决定性作用，被安置的农户的个人利益往往得不到保证。
但是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倾向依然明显。关于出让土地带来的经济分配不均，大理市下关镇有关官员表示“是政策制定上的问题，而不完全是个别官员或个别政府的原因，要知道在中国土地都是国有的”，“要彻底消除这些矛盾只有从政策根源上做起”。
集体土地征收赔偿条例篇10
关键词环境；资源；价值评估；社会学；范式；wta；wtp
中图分类号C91；X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08）05-0144-04
在环境资源价值评估与赔偿中，支付意愿（willingnesstopay,wtp）和接受补偿意愿（willingnesstoaccept,wta）是两个重要参数。支付意愿是指人们为了得到资源或环境舒适性而愿意支付的最大货币量。接受补偿意愿是指人们要求自愿放弃本可体验到的改进时获得的最小货币量［1］。wtp和wta在环境资源价值评估与赔偿的理论和实践中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可以通过不同技术路径获得wtp和wta数值。但是即使评估同一对象，wta值通常较大幅度地高于wtp值。30多年来的研究认为：越是不容易被替代的物品，wta值与wtp值的比值越大［2～5］。Horoeitz和mcConnell的研究指出，wta与wtp的比值大于7［6］。影响wtp和wta的比值的因素很多，包括收入效应、替换效应、交易费用、不确定性、要素禀赋等［5］。获取wtp与wta的过程不仅涉及技术手段，还涉及社会的群体或个体之间的利益调整，因此具有社会性。由于wtp和wta存在可能比较大的差异，又涉及到不同利益者之间的关系调整，在实际工作中，如果处置不当，就可能引发社会问题。本文主要从社会学的视角，探讨了环境资源价值评估与赔偿的若干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并做了案例分析。此研究对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都有积极的意义。
1环境资源价值评估与赔偿的社会学范式
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环境资源评估与赔偿，可以发现以下四个相关命题：第一，为什么要为发展某类产业而开展有关环境资源价值评估与赔偿？例如，某区域为了发展工业或房地产业，从而必然导致在该区域的某一或某些地块开展相关评估。该命题的答案除了国家或区域的发展战略需求以外，也可能涉及到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第二，为什么要选择某一（区域的）人群而不是另一（区域的）人群展开赔偿工作？其中除了技术的原因以外，还可能涉及社会公平问题。第三，确定wtp和wta的涉及社会多主体的过程中，采用不同的技术路线可能导致差异悬殊的结果，其中涉及到社会公平、社会冲突、社会控制等内容。如果本命题解决不当，则易与第一个命题和第二个命题引发的矛盾叠加，并冲突性地爆发，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第四，确定环境资源赔偿数额以后，实际支付的过程也可能涉及到参与各方的利益关系。其中，第三个命题是本文的核心问题。
图1是整个支付（赔偿）过程的社会学范式。如图所示，提供赔偿者和接受赔偿者之间可能直接联系，也可能通过中间人联系。由于在复杂赔偿与接受赔偿过程中，一般都有中间人存在，因此本文只讨论有中间人存在的过程，没有中间人存在的过程可参考有中间人存在的过程。
无论是提供赔偿者、接受赔偿者、还是中间人，都与作为背景的社会发生联系。因此，赔偿数值的确定以及实施实际上受社会因素的影响。
2环境资源价值评估与赔偿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在上述范式中，三者的行为主体可能是个人、企业和政府。在环境与资源评估与赔偿领域，比较普遍的情况是：提供赔偿者为政府或企业，中间人是政府或企业，接受赔偿者为个人。这样，在管理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容易产生的问题有：
(1)由于赔偿接受者可能存在自身的限制因素，赔偿提供者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或借助中间人的寻租行为，提出低于甚至远低于wta的wtp数额。接受者因为信息不完全，可能做出错误的判断，接受了赔偿者提出的数额，但会留下隐患；也可能直接产生冲突。在接受者是个体或无组织的群体时，这样的行为可能引发小范围的，相对容易控制的社会矛盾。一旦接受者群体是他组织或自组织化的，那么，就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产生社会冲突。
赔偿接受者也有可能利用所拥有或使用的环境资源的特殊性、信息不对称、或中间人的寻租行为，提出高于wtp的wta数额，从而引发矛盾。
这种情况增加了社会控制的难度。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最为敏感的一种关系。在社会快速转型期，利益分化及其利益重组，冲击着各阶层的价值观念，改变着传统的社会秩序，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会稳定［7］，加大了社会控制的复杂性。个人、政府或企业在确定wtp的数值时，受利益动机的驱使。由于政府在社会控制中具有引导和调控作用，在对环境资源与环境服务的支付意愿中，政府如果作为利益主体一方，在社会控制的引导和协调中就可能受自身利益影响，经济理性优先于政治理性；接受赔偿者作为另一利益主体，同样是经济理性的。这样，双方很可能无法达成纳什均衡，两者的关系难以用良性的社会控制来协调。
(2)可能导致行为变迁。中央政府或较高级别的地方政府可能承担着赔偿者的职责，他们通过下级行政部门的作用，和接受赔偿者之间建立间接的联系。在赔偿过程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同时起作用，两者相互渗透和补充，也可能产生摩擦［8］。
(3)政府在制定赔偿政策时，未进行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导致行为的结果和期望不符合。Knetsch指出，wta和wtp相差太大将会影响环境政策，一般情况下，人们用wta来衡量特定的福利，但政策分析者却以wtp作为衡量利益的工具，如果他们没有认识到wta和wtp经常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对交易中的数量或利润的预测将存在严重的失误［3］。例如，在实施“退耕还林“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的主要困难是由于政策持续时效不确定性带来的农民的不安心理［9，10］。
(4)个人缺乏公共需求信息或物质和符号激励。由于个人信息局限，往往没有认识到环境服务提供的利益，或者缺乏激励，导致具有环境正外部性的产品供给不足［11］。
3相关案例分析
(1)C镇征地案［12］：1997年初，C镇政府向县市申请征用土地，兴建C镇东区果菜市场，但是，本来批准的2.83hm2土地，镇政府却增加到6hm2。在拆迁过程中，政府甚至殴打拘留拒绝拆迁的居民。2002年记者再次来到C镇，在这片土地上除了不少新楼房外，仍大部分闲置未用，没有市场的影子。调查了解到，政府根本无力建设果菜市场。当时决定的开发办法是：由镇政府招商引资，等地皮卖出和市场盈利后，政府与开发商三七分成。当时决定的征地补偿是每亩4万元，平均售价每亩88万元。从盈亏平衡分析，镇政府和开发商卖地0.27hm2，就可得392万元。所以，哪怕全部征地闲置掉90%，镇政府和开发商也可得到数百万元的毛利。况且，闲置土地将来还可以再卖。
周其仁教授从产权的角度研究了现行征地补偿制度存在的问题，他认为：这一案例要害不在于人们赢利动机或“贪婪”，而在于显示了由于产权界定缺损和市场机制缺位，现有征地制度与其预设的保护耕地资源目标并不一致。
从本文前及的范式来看，政府是提供赔偿者，也是中间人。可见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机构缺位了，政府原本作为中间人，应该行使一定的权力，保障人们的公平利益，但中间人却以收取额外利润为目的之一。如何监督？该由谁来监督？就成为相当紧迫的问题。这时就应该考虑加强公众参与。要做到这一点，政府行为就要有公开性，让公众明了政府所制定的政策，通过公众的反馈、完善，达到和谐，避免缺位、越位的现象。同时，可以由独立的第三方承担中间人的责任，避免中间人不作为或寻租。现在已经有一些地方开始从这方面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江安“小康街“安置探索：从2001年10月开始，江安县由过去对征地农民实行倒迁和货币安置改为实行“小康街”用地安置。由政府将“小康街”的街面用地和安置房用地收购过来，与需要安置的农户的宅基地置换，从而保障每户被安置的农民在有法定宅基地的同时，有一间面积为47m2的铺面用地。而“小康街”的用地不实行征用，仍保留集体土地性质，对安置建房户的用地仍然颁发集体土地使用证和村镇房屋所有权证。这样，政府或安置建房户不支付土地征用的相关费用，减轻了农民负担，也节省了政府的开支，有利于农民再生产、再就业，使被征地拆迁农民的生活水平不致降低。
2003年，江安县已新建“小康街”3条，安置农民50户、200多人，受到农民普遍欢迎。开展这项工作以来，没有一户上访，也没有一户强制拆迁［13］。
这里，政府作为中间人，认真行使了责任和义务，让农户参与到赔偿/支付工作中，找到“双赢”的途径，保障了农民的生活，节省了政府的支出，促进了经济发展，同时，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政府和农民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互相配合，为其他地区的征地政策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4解决环境资源价值评估与赔偿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建议
(1)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监督机制。适合一定社会、经济、环境条件的制度可以维持社会的稳定，推动社会发展；反之亦然。当今社会，资源的相对稀缺与人的欲望之间的矛盾，导致各种利益体之间为争夺有限资源而发生不断的冲突，若处理不当，则使社会失调。通过各种社会设置，如道德、法律、政治权力、风俗习惯等来维持秩序，实现良性的社会变迁，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其中，政府起了重要的作用。建立长效监督机制，依法行政、依法监督行政，可以降低社会变迁的成本。
(2)由独立的第三方开展赔偿政策、措施或方案的经济影响评价分析。中间人作为提供赔偿者和接受赔偿者之间的媒介，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如果中间人寻租，赔偿者或接受赔偿者中必有一方受损。
在环境资源价值评估与赔偿中，可能涉及到非使用价值的问题。虽然，一般认为在决策时，应该考虑非使用价值。但是就两个问题还存在分歧，一是是否能准确地计量非使用价值，二是以谁――公众还是政府或专家――为主来决定非使用价值［14］。但是不管何种情况，都可能涉及到中间人问题，比较典型的情景是，政府既作为赔偿者，又是中间人，此时，政府就有可能缺位或通过寻租获得非使用价值，对wta或wtp数值产生影响。
可以以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s,nGo）作为接受赔偿者的代言人，鼓励nGo的发展。nGo可以在政府管理缺失、不到位或者存在寻租行为时，起到补充和监督的作用。此外，nGo具有快速反应、可以满足各类群体的特殊需要、适度动员社会资源等优势［15］，在参与环境事务中具有合法性［16］。
(3)接受赔偿者在一定社会控制条件下的公众参与。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是必然趋势。公众参与不但可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还可以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委托关系的帕累托优化起到积极作用［17］。公众参与策略也是解决环境冲突的主要途径［18］。当前，在实现公平合理的公众参与过程中，尚存在着如经济、传统文化、公众素质等方面的负面影响，有效制度的供给不足。只有加强引导，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制度建设的步伐，积极培育非政府公共组织，才能有效实现公众参与，使社会管理走向成熟与完善［19］。
(4)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资源的优化，使买卖双方能在公平自愿的前提下进行社会活动。在环境与资源价值评估中，通过评价机构的市场化，降低和避免中间人的利益倾向。同时，买家和买家也需要市场化，只由足够多的买家和卖家，才能真正实现市场竞争，更好地体现资源的真实价值。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弗里曼著.曾贤刚译.环境与资源价值评估――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8.［Freemanam.themeasurementofenvironmentalandResourceValuestheoryandmethods［m］.Beijing:pressofRenminUniversityofChina,2002：8.］
［2］李金平，王志石.空气污染损害价值的wtp、wta对比研究［J］.地球科学进展，2006,21(3):251.［LiJinping,wangZhishi.ComparativewtpandwtaResearchofairpollutionLoses［J］.advanceinearthScience,2006,21(3):251.］
［3］HorowitzJK,mcConnellKe.aReviewofwta/wtpStudies［J］.Jofenvironmentaleconomicsandmanagement,2002,44:426～447.
［4］GuriaJ,LeungJ,Jonesleem,etal.thewillingnesstoacceptValueofStatisticalLifeRelativetothewillingnesstopayValue:evidenceandpolicyimplications［J］.environmental&Resourceeconomics,2005,32:113.
［5］BrowntC.Lossaversionwithouttheendowmenteffect,andotherexplanationsforwtawtpDisparity［J］.JofeconomicBehavior&organization,2005,57:369～370.
［6］KnetschJL.Gains,Losses,andtheUSepaeconomicanalysesGuidelines:aHazardousproduct?[KG-*4]［J］.environmental&Resourceeconomics,2005,32:96～97.
［7］张薇.论利益分化及其社会控制［J］.社会科学，2001，(4)：60.［Zhangwei.interestDifferentiationandSocialControl［J］.SocialSciences,2001，(4):60.］
［8］林梅.社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行为变迁［J］.学海，2002，(4)：52～57.［Linmei.BehavioraltransformationinimplementationofSocialpolicies［J］.JofXueHai,2002，(4):52～57.］
［9］梁益福，钱运祥.影响川西北高原地区退耕还林造林成活率和保存率的主要因素及相关措施［J］.四川林勘设计，2005，(2)：34～36.［LiangYifu,QianYunxiang.mainFactorsandmethodseffectingSurvivalRateandpreservingRateinthenorthwestplateauofSichuanprovince［J］.SichuanForestryexplorationandDesign,2005，(2)：34～36.］
［10］吴玲，李翠霞.环境资源配置的制度分析［J］.中国农业科技导报，2005，7(2)：48～53.［wuLing,LiCuixia.SystematicanalysisofenvironmentalResourcesDistribution［J］.ReviewofChinaagriculturalScienceandtechnology,2005，7(2)：48～53.］
［11］alavapatiJRR,ShresthaRK,StainbackGa,etal.agroforestryDevelopment:anenvironmentaleconomicperspective［J］.agroforestrySystems,2004,61:300.
［12］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99～101.［ZhouQiren.propertyRightsandinstitutionaltransformation:theChineseexperiences［m］.Beijing:pressofBeijingUniversity,2004：99～101.］
［13］戴世荣.江安进行征地补偿安置新探索［J］.国土资源，2003,(2)：38.［DaiShirong.newCompensationmethodforLandRequisitionatJianganCounty［J］.LandandResources,2003,(2)：38.］
［14］张茵，蔡运龙.条件估值法评估环境资源价值的研究进展［J］.北京大学学报，2005，41(2)：320.［ZhangYan,CaiYunlong.UsingContingentValuationmethodtoValueenvironmentalResources:aReview［J］.JofBeijingUniversity,2005，41(2)：320.］
［15］贾西津.nGo：挡风高墙中的水泥［J］.决策，2005,(8)：23～24.［JiaXijin.nGo:CementinHighwall［J］.Decisionmaking,2005,(8)：23～24.］
［16］王蕴波.环境非政府组织参与环境治理的合法性分析［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118～120.［wangYunbo.analysisonLegalityofenGo'sparticipatingenvironmentalHarness［J］.JofHarbinUniversityofCommerce:SocialScienceedition,2005,(3)：118～120.］
［17］岳书敬，杨玉明.公众参与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委托关系的影响［J］.软科学，2005，19(4)：45～47.［YueShujing,YangYuming.analysisofinfluenceofpublicparticipationinprincipalagentmodelbetweenCentralGovernmentandLocalGovernment［J］.SoftScience,2005，19(4)：4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