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的政策篇1
关键词：土地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5-0091-02
在旧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年代，中国革命一个迫切需要得到解决的问题则是土地问题，革命要取得胜利首先就要解决好农民问题，而土地问题又是解决好农民问题的一个关键环节。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从当时基本国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带领农民群众分别进行了土地革命的伟大尝试，并制定出了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土地政策，从而解决了与广大人民群众最为密切相关的土地问题。土地政策的确立，使革命运动不仅获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而且他们参与革命的积极性与自觉性也有所提高，从而为土地革命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石。
1927年由、控制的新相继背叛革命，残暴屠杀中国共产党先进人士以及拥护革命的爱国人士，震惊全国的国民大革命最终以“四一二”反革命而失败告终，中国开始革命进入紧急阶段。但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同胞在革命遭到重创后并没有畏惧敌对势力。为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决定于1927年8月1日在江西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南昌起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起点，至此开始，中国共产党以武装的力量开始与进行正面坚决对抗。当时的中国革命十分危急，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丧失革命勇气与斗志，而是正视敌情，迎面进入了土地革命的崭新时代。同志于八七会议之后发动了著名的秋收起义，建立了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至此开始，以同志为代表的先进中国共产党党员带领起义部队和根据地人民一起开始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斗争活动，走上了以农村为中心进而包围城市的革命武装道路。
但是，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需要紧急解决的问题，而能够顺利解决这一问题的策略只能是我们党带领贫苦根据地人民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从而才能满足农民群众迫切得到土地的愿望。
国民革命的惨败，使中国共产党人更为清楚地意识到土地革命的进行对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们党“八七”会议上清晰明确指出：“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1]69。当时旧中国的农民群众长期以来受地主阶级和反动派的双重压迫，且在中国人口中农民占总数80%以上，因此，要想真正地将贫苦农民从深层压迫中解救出来，我们党就必须要带领贫苦农民群众开展一场彻底的土地革命运动。
自各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以后，土地革命斗争活动不断地在各根据地开展起来。广大农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于斗争中不断摸索前进，起初进行的打土豪工作为之后的分田地顺利进行做足了充分准备，这一过程中，土地革命进程中需要解决的几个重要问题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
第一，土地的没收对象得到清楚定义。1928年12月，在井冈山颁布了历史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这一法律的核心主要强调的是，苏维埃政府对没收的土地具有完全程度的所有权。关于被没收的土地将要使用何种方法进行分配的问题这一土地法也进行了严格强调，分配方法主要包括分配给农民自己进行播种、一个区域内农民一起进行集体耕种以及由苏维埃政府统一组织本区域内农民运行模范农场耕种的模式。但这一法律同时也存在致命弊端与隐患，它规定了分配得到的土地不能私自进行买卖交易。在土地进行分配时，乡必须作为分配单位，单位人口要作为衡量基准，所有人无论性别还是年龄都必须进行平均分配，不得偏袒照顾。但是，广大农民群体对该土地法里面“没收一切土地”的说法表现出的却不是十分满意的赞同。因为这一政策或多或少地都将会伤及富农、中农和拥有少量土地的贫农的切身利益，这样无益于统一各个阶层的人民团结起来与进行对抗，无形中也削弱了各个阶层的经济力量，农民对地主阶级要强烈反抗的意识较之以往也不够强烈。这一现状就要求我们党接下来要制定的土地政策必须更为适应民情并能符合农民群众的心意。
中国共产党在“六大”上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里指出：“中国农民斗争的主要目标，是要地主的封建式的剥削和统治。”[1]83所以，在政治议决案中“没收一切土地”提法的基础上在“土地”二字前面加上了“地主阶级”。1929年4月，在兴国主持并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二个土地法――《兴国土地法》，将上述这一改变以立法的形式规范出来。这是一次具有突破性意义的纠正，保护了中农的利益不受侵犯，也明确了土地革命的没收对象问题。
第二，解决了土地分配所有权问题。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起始阶段，关于土地所有权应该归谁所有的问题我们党态度明确，即为“土地国有”。因此，在中共“八七会议”上指出：“没收土地及土地国有――这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之内容。”[1]69中共“六大”总结和反思了土地革命初期的问题与失误，进而提出：农民代表会议要负责处理被没收的地主阶级土地，之后再把这些被没收的土地分发给农民播种和应用。这表明我们党认为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是土地所有权问题解决的最佳方案，农民享有使用权，而没有买卖与租佃权。在土地的分配所有权问题上，我们党由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受共产国际的政策影响，一直坚持土地国有、禁止自由买卖的土地政策思想。因此制定的土地分配政策并不符合广大农民群众的最热切要求。所以，于1931年2月致信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该信主题内容为省委要公告给下级政府，通告全省在此之前已经分好的土地无须重新分配，允许租借与买卖，要求广大农民群众必须在土地革命中获得应有的土地所有权。至此，土地所有权应该归谁所有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这是从“八七会议”至此时一直着手解决的疑难问题。
第三，土地分配的具体原则以及方法问题得到了进一步规范。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初期阶段，中国共产党确立的土地分配总原则即为：把没收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同时要适当考虑中农的合理利益，对富农只需没收他们除去支撑温饱以外的土地，对地主阶级的态度是在他们改造后要保持其能正常生活的状况。这样的分配原则充分考虑了农民对于得到耕种土地的热切需求，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参与生产和参加革命的热情，这一重要更正体现了我们党将联合中农反帝反封。
各根据地对于土地应如何分配的问题分别经历了一个各具特色的长期斗争与实践的过程，最终确立了以乡为单位，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少平均分配的方法。在分田质量上，各根据地起初确定了“抽多补少”的分配原则。但在实际操作中发现富农投机地上交瘦田，私留肥田，这一做法激起了广大贫雇农对富农的强烈谴责与不满。1930年6月，我们党为解决这一棘手问题，决定各根据地在分配土地时既要遵循“抽多补少”原则，还要考虑“抽肥补瘦”。因此，“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成为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解决土地分配问题的具体原则。
第四，合理的富农政策的最终颁布。我们党具体应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富农阶层是中国革命中一个重要且复杂的题目。因此，解决富农问题将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一项艰巨任务。原因是，在旧时期富农作为封建与半封建剥削的代表阶层，他们不仅有自己足以耕种的土地，而且大都还兼做收地租和放高利贷的营生。但与地主阶级的差异是，富农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属于劳动者，因为他们和贫雇农一样需要参加劳动。在土地革命的初始阶段，各革命根据地对富农都有着不同形式的过重打击排斥的恶劣活动，导致大部分地主富农上山为匪，造成了局势混乱的局面，给土地革命运动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因此，同志于1933年6月指出“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2]114。我们党在土地革命中必须用最为合适的态度对待富农阶层，清晰地将地主阶层与富农阶层分别开来，不可错误地将二者混为一谈。1935年底，日本侵华战争开始，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矛盾，中国共产党依据对这样基本国情和形势的正确判断，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达到一致抵御外国侵略者的目的，中共中央决定只对富农的封建性剥削部分加以取缔。至此，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正确的富农政策。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因为对中国具体国情持有深刻认识，准确把握革命中关键但复杂的土地问题，最终制定出了切实可行的土地政策。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党针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土地没收对象问题、土地的所有权问题、如何分配土地的问题以及对待富农的态度问题都得到了逐步解决。对于这些问题的顺利解决，有利于群众革命热情爆发于我们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为中国共产党最终战胜取得执政地位奠定了群众以及物质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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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土地革命的政策篇2
关键词：1927―1931年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土地政策
千百年来，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是中国农民阶级的最高追求。土地对于封建统治下的农民而言是唯一的生存资本，离开了土地，他们也就无处容身。中国封建王朝的兴起与衰落就是围绕农民的土地问题展开的。在近代民主革命时期，土地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下身背“三座大山”的农民阶级来说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就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城市，主要方式是领导工人阶级开展工人运动，以工人运动与暴动的方式夺取政权是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大政方针。因而，在最初的阶段，对于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问题中共中央并没有加以应有的重视。中共中央对于农村及土地问题的重视肇始于大革命失败后的八七会议。大革命的失败，以及反动派对共产党人的疯狂屠杀与镇压给共产党带来了血淋淋的教训。以为首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革命其时的前途并不在城市而是在农村，并不在工人运动而在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枪杆子里出政权”。中国革命必备的两大因素在以为首的一部分共产党人的头脑中逐渐清晰起来。
一、大革命及八七会议时中共的土地政策
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土地问题。大革命时期，以减租减息为中心内容的农民运动在国共合作的推动下蓬勃发展，但在没收地主土地的土地革命问题上存在分歧。“将土地从不劳而食的人们手中收归”［1］的土地国有化政策是年幼的中国共产党缺乏实践经验，盲目信从共产国际而采取的方针。为加快中国的革命进程，共产国际促成了国共第一次合作，以便通过国民政府执行共产国际有关土地革命的政策。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土地国有的主张与1924年1月《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提出的“虽然目前不能立即实行土地国有化，但也应该把土地直接分给在这块土地上耕作的劳动者，消灭不从事耕作的大土地占有者和许多中小土地占有者制”［2］存在原则性的差异。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地，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广大农民参加革命的目的是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土地。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七次扩大会议，全会的中心议题是中国革命问题，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着重指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重点是土地革命。
1927年4月12日在汉口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士，宣告了国民革命的失败。1927年8月7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中央秘密会议通过了《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既是对大革命失败的总结，又是对新时期中国革命形势的展望，更为接下来的土地革命定下了基调。
在这一时期，中共的主要土地政策是实行土地国有，八七会议指出：“土地革命，其中包含没收土地及土地国有――这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之内容。”［3］同年11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也指出：“一切私有土地完全归组织成苏维埃国家的劳动平民所公有。”［4］
大革命失败之后，革命形势暂时地转入了低潮，各地的工会多被查禁，已拥有近1000万会员的各地农民协会大多被解散，许多地区虽然先后爆发了多次农民武装起义斗争，但终因力量过于薄弱而失败，加之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自己的根据地或者实际控制区，并且自身组织和工作也已转入地下，因此，上述政策并没有能够真正施行，大多只停留在了政策讨论层面。受过国民革命洗礼的广东、湖南、江西等省的个别地区，由于工农武装的到来短暂执行过上述政策，例如彭湃回广东继续领导农民运动和主持下的中共湖南省委领导的农民运动等，但也最终因力量弱小而昙花一现。总的说来，自大革命失败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前的这段时期内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处于低谷，各项土地政策主张无法实施，这些政策最终是在井冈山等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实际实施并逐渐完善的。
二、井冈山时期中共的土地政策
1927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临时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土地问题党纲草案――《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提出了没收一切土地归国家所有，在“左”的政策的指导下开始了“土地国有化”时期。《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明确主张：“一切地主的土地无代价地没收，一切私有土地完全归组织成苏维埃国家的劳动平民所有，一切没收的土地之实际使用权归之农民。”受到这一“左”的政策的影响，各根据地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土地国有政策”。其时这一政策并不符合各个刚建立的根据地的实际，对新生的根据地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使革命进程一度受挫。
1927年9月，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湘赣军阀的重重包围与追击之下，一路向南进入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并同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会合，开创了名噪一时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封建地主和大资本家统治下的旧中国点起了革命的星星之火。在进入井冈山地区初期，面对成倍于己的军阀部队，共产党无暇也无条件实施“分田分地，土地国有的”政策。直到红军占领了宁冈、遂宁等县，开展“分田分地，土地国有”的时机才逐渐成熟。
1928年10月，中共湘赣边界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开，会议总结了一年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建设经验，讨论了土地问题和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在这部土地法中，一改在进驻井冈山之后只针对地主和富农分田的做法，提出“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的口号。在军阀的重重包围之中这一口号不免显得过于激进，大大地打击了该地区最广大民众――贫下中农及小手工业者的生产积极性，为红军兵败赣南埋下了伏笔。
《井冈山土地法》是中国共产党一部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土地政策，该法共9条14款，详细规定了土地的分配标准及土地税之征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没收及分配土地的对象。该《土地法》第一、第二条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以分配给农民个别耕种为主，遇到特殊情况或政府有力时兼用“分配农民共同耕种”和“由苏维埃政府组织模范农场耕种”两种方法；“一切土地，经苏维埃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第八、第九条还规定：“乡村手工业工人，如自己愿意分田者，得分每个农民所得田的数量之一半”；“红军及赤卫队的官兵，在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机关服务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农民所得之数，由苏维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种”。
第二，分配土地的标准和方法。该《土地法》第四条规定:分配土地的数量标准，主要是“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有特殊情形的地方可“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者比不能劳动者多分土地一倍”；第五条规定：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主要“以乡为单位分配”，遇特殊情形时可以几乡或区为单位分配。
第三，土地税的征收法。该《土地法》第七条规定，土地税以征收15%为主，遇特殊情形经高级苏维埃政府批准，可征收10%或5%，如遇天灾，可免纳土地。“土地税由县苏维埃政府征收，交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
由于受中央过“左”政策影响和实践经验的不足，井冈山《土地法》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正如在1941年为它所加的按语中指出的：“这个土地法有几个错误：（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二）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三）禁止土地买卖。这些都是原则错误，后来都改正了。”［5］实行“土地国有”和“禁止土地买卖”，不仅超出了民主革命的范畴，而且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由于中国具有两千多年土地私有制的历史，农民的土地私有观念很强，大多数农民参加革命就是为了分得一小块土地。土地所有权不属于农民，不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求，许多农民认为土地不是自己的，就不予多施肥，或不在土地上下更多的工夫，种一年算一年，这对农业生产和革命的发展是不利的。
就在这部法律颁布一个月后，即1929年1月，红四军便撤出了经营了一年多的井冈山，向赣南进军，导致这一后果的恐怕就是《井冈山土地法》所暴露出的“左”的错误。最终造成红四军向赣南转移这一局面的原因，除了的第三次“围剿”之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期在“立三路线”影响下作出的“没收一切土地”、实行经济封锁等“左”的错误政策难辞其咎。
三、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共的土地政策
1929年1月中旬，在湘赣军阀的“围剿”下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1929年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二十八号中央通告，指出：“土地斗争的主要方式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而不是没收一切土地。”这是对《井冈山土地法》的初步修正。4月，红四军回到赣南，进入兴国县，在此期间等人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制定了《兴国土地法》，这是中共在中央苏区的创建过程中制定的第一部土地法。《兴国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兴国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所有，分给无田地及少地的农民耕种使用。”［6］这部新土地法从法律层面上重新确定了土地革命的没收对象与分配方式，改变了《井冈山土地法》的原则性错误，与“中共六大”和第二十八号通告的精神一脉相承，对中国共产党开创中央苏区实行正确的土地政策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在土地分配政策上，主要是根据人口以若干为单位男女老幼平均分配。虽然也有其他情况，如以劳动力为标准（即能劳动者比不能劳动者多分一倍的土地）、以若干乡为单位或以区为单位等，但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会配合使用的例外情形。
1929年5月红四军第二次攻入闽西，先后攻占永定、龙岩等地，特别是三克闽西重镇龙岩之后，闽西局面基本已定。为总结此段时期的斗争经验，进一步推动赣南闽西土地革命的开展与根据地的扩大，1929年7月20日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该地区的上杭县开幕，这次大会制定了闽西《土地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案的基本精神与政策和《兴国土地法》一致，但在某些方面更为具体。首先是增加了对自耕农的条例：“自耕农土地不没收，但所耕田地除自食外尚有多余，经当地多数农民要求，得县、区政府的批准者，得没收其多余的部分。”［7］其次对地主的家属也有相关规定，即家属不反动且经群众和政府批准可以在原乡居住者，如果没有其他维生手段也酌情分与土地;最后对于《井冈山土地法》与《兴国土地法》均未涉及的债务问题与青苗问题等都有规定。可以说，闽西“一大”《土地决议案》较之前两部土地法更为成功，尤其是在没收对象的政策方面更加有利于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既给了地主以生路，团结了中农和富农，又对他们进行了限制，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各种力量。这一决议案实施后闽西的土地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各级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粮食产量也不断增加，既提高了群众的生活水平，又保证了红军的粮食供给，巩固了革命根据地。
领导的红四军经过一年多的斗争，到1930年春，分别建立了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实际上已初具中央苏区的雏形，中共中央的一些文件中已经开始使用“中央苏区”这一名称。
1930年8月，在《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和《土地问题决议案》等的基础上《苏维埃土地法》形成。这部土地法是以为主席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制定的，这一委员会本是在1930年6月中旬中央苏区成立红一军团时由中共中央决定建立的。《苏维埃土地法》总结了中央苏区的斗争经验，纠正了“立三路线”的某些错误，重申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和按人口平均分配等原则。这部土地法提出了土地私有权这一问题。之前的土地法规实际上实行的都是土地国有政策，而且禁止农民买卖。《苏维埃土地法》虽坚持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即为国有，却没有禁止农民进行买卖，这似乎是默认了土地的农民私有。
1931年11月中共在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央苏区的正式形成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革命路线的实际形成要早于中央苏区的正式建立。《苏维埃土地法》已经相当完备，1931年2月8号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第九号通告则进一步说明：“农民是小私有者，保护私有是他们的天性”，“必须使广大农民在革命中取得了他们唯一热望的土地所有权，才能加强他们对于土地革命和争取全国苏维埃胜利的热烈情绪，才能使土地革命更加深入”。［8］
从以上的决议和土地法中可以看出，1927―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进行土地革命、创建和发展根据地的过程中，土地革命的理论愈加成熟，政策运用愈加合理，虽屡次受到错误路线的干扰，但终能克服，最大限度地争取了群众，最终促成了中央苏区的正式形成和中华苏维埃政权的正式建立，将土地革命战争推向了最高潮，再次证明了农民问题与土地问题在中国的突出重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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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的政策篇3
[关键词]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立法实践
《井冈山土地法》的立法成因，既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又凸显了革命形势发展的逻辑规律。以同志为首的共产党人深入体察民情，广泛调查研究，秉承农民千百年来期盼“耕者有其田”的朴素民生主义思想，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条件下真正依靠群众，为近代土地立法实践进行了伟大探索。
一、《井冈山土地法》立法起源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低潮，反革命的力量大大超过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面临被敌人瓦解和消灭的危险。危机关头，如何继续高举革命大旗?“共产党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取消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反动派的总方针，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作为党的最主要任务，纠正了以前想依赖外援，盲目攻打大城市的错误政策。并先后发动和领导了百余次武装起义，打倒土豪劣绅，分配田地浮财。大多数起义虽然因为敌人的镇压而失败，却宣传了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主张，为以后的土地政策的制定积累了经验。
同志从革命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在秋收起义后无法实现夺取长沙的目标，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在敌人控制薄弱山区保存革命力量的发展，从攻打大城市向农村战略转移。这标志着同志首先把武装斗争的重心转向农村，向反动统治势力薄弱的农村进军，走一条如何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要坚持下来，并不可遏制地发展，只有紧紧依靠全国人民中绝大多数的农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发挥农民革命军的作用。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
1927年5月20日，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讨论并提出了发展党的组织、深入土地革命、巩固与扩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等项任务，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会议成立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会，选举为书记。这次会议有力地促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领导了以打土豪分浮财的游击暴动和组织农民参加赤卫队等一系列群众性政治运动。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2月，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井冈山军民，利用新军阀之间发生战斗，井冈山地区敌人兵力空虚的大好时机，在宁冈：永新、茶陵、遂川四县，进行多次打倒豪绅的群众暴动。据当年参加游击暴动的陈正人回忆说：“为了发动群众，1927年冬就组织了搞年关斗争……强调废债，焚毁契约，还没收土豪财物和粮食，分给贫苦农民。通过这样的斗争，有部分群众先站出来，是勇敢分子”。
1928年2月新城大捷后，在宁冈大陇等地开始发动群众，进行分田。首先进行了分田试点，为全面铺开分天积累经验，大陇是宁冈县第四区，这个区分为8个乡。1928年3月，毛泽覃受组织委托来到大陇区，组织贫雇农会，接受积极分子入党。然后在大陇开始了分田试点。1928年4月底，井冈山的土地革命得以深入开展，并且专门成立了分田领导机构――土地委员会，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红军干部也被抽调下乡帮助分田。6月，龙源口大捷之后，边界出现了全面分田的高潮，宁冈全县，永新、莲花大部分地区，遂川、酃县的部分地区，都普遍分了田。
以打土豪、分田地为核心内容的土地革命是实现工农群众利益的根本途径。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为土地法的颁布实旆提供了实践经验，获得了工农群众的广泛拥护。
二、《井冈山土地法》立法准备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都要要深入社会进行调查，为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获得第一手资料，掌握社会基本问题，探索革命斗争的规律。把调查研究当作制定党的政策和策略的根本方法和基本途径。
1927年冬，率领工农革命军刚到井冈山不久，就深入到宁冈的坝上村、洋桥湖等地开展了以调查土地情况为主题的《宁冈调查》，全面地掌握了湘赣边界的土地情况和阶级状况。在调查中，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采取开座谈会、个别谈话、找各县的中层干部询问等方式，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的人展开讨论。常常是白天指导农民开展革命斗争，晚上进行调查研究。这样获得的材料，贴近实际，对今后制定土地政策有很大帮助。
1928年11月，以前委名义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记载了边界的土地状况：“边界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较的多数，约百分之六十，农民只占百分之四十。湖南方面，茶陵、酃县两县均有约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在地主手中。”后来，经过调查，发现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有原则的错误。
可见，《井冈山土地法》的立法和完善过程是以同志持续而广泛的调查研究为基础的。在向广大群众深入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尊重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了解了土地是群众的根本利益诉求。
三、《井冈山土地法》立法实施
从1927年10月率领工农革命军安家茅坪后，在边界各县开展广泛的打土豪分田地筹款子的游击活动，揭开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序幕，开始了边界土地革命探索，因此制定统一的土地政策摆上了边界特委工作日程。1928年5月20日开始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认真讨论了边界土地革命深入的问题，制定了“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的政策。随后，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设立土地部，边界各县政府都普遍设立了土地委员会，具体负责领导边界土地革命运动。毛泽’东和边界特委还从军队抽调干部深入宁冈、遂川、永新、莲花等县发动群众，掌握政策，指导分田。
如何巩固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如何把井冈山土地革命中的政策用法律固定下来，进行了前人未曾有的尝试，多次参加边界政府组织的座谈会，并与谭振林、袁文才、龙超清等人交谈分田的情况，收集反映的问题，认真总结边界土地革命的经验，亲自起草了《井冈山土地法》。这个土地法否定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一部分分配”，主要以乡为分配单位。
中共湘赣边界于1928年10月4日至6日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讨论了亲自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但是，由于意见不统一，会后并没有正式颁布。11月，井冈山收到了中
共中央6月4日的来信和《没收土地建立苏维埃》、《国际二月决议》等文件。中央来信对土地革命提出了具体的策略，使边界党统一了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他和边界政府党政机关以慎重的态度对待土地法的制订工作，又对照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有关精神进行了斟酌和修改。这年的12月，《井冈山土地法》得以正式颁布。1941年，还专门对这个土地法作了说明。
四、《井冈山土地法》逐步完善
后来在延安曾指出：“这个土地法有几个错误：(1)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2)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3)禁止土地买卖。这些都是原则错误，后来都改正了。”此后，因自耕农对没收一切土地的做法表示不满，而大部分农民希望拥有土地，于是1929年4月制定的《兴国县土地法》中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并成为抗日战争之前中国共产党解决土地问题的主要思路。但是，如何分配土地以及地权归属问题，仍未妥善解决。1930年5月，通过对寻乌农村调查，又提出对土地进行平均分配，在实践中，形成了平分土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原则。1931年2月27日，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写信，在信中明确指出，土地归农民所有，允许自由买卖。这样，就彻底纠正了《井冈山土地法》的不足。
五、《井冈山土地法》立法实践的历史意义
《井冈山土地法》立法实践，巩固了井冈山时期土地革命的斗争成果，进一步为土地革命深入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和政策指导，满足了农民对所得土地的渴望。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大大改变了农村传统的生产关系，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激发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有力地配合根据地的军事斗争。广大农民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巩固和保障了根据地发展。
《井冈山土地法》立法实践，第一次用法律的形式记载了中国土地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在中国土地法制史上具有开创新纪元的划时代意义，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共产党此后的一些土地法，大都是在《井冈山土地法》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而成的。
土地革命的政策篇4
中共对土地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期间充满正确与错误，可贵的是其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立场鲜明、态度坚决，所以在不断修正错误中走向了成功。
中共对土地问题的初步探索
中共一大纲领提出没收资本家的土地归社会公有，这是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尽管超越阶段，但目标明确。中共二大前夕，在列宁和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认清中国革命处于民主革命阶段，提出没收军阀官僚的土地分给贫困农民，制定限制租课率的法律。1923年1月，共产国际又指示中共三大，没收地主、寺庙土地并将其无偿分给农民；建立分配土地的机构；推动支持土地革命，实行有利于贫苦农民的土地政策。但中共三大召开时并没收到指示，而是做出了减租的决定。其实中共早在建党前就开始了自己的探索，比较著名的有沈定一等发动的浙江衙前农民运动，提出土地应该归农民使用，由农民所组织的团体保管分配，并开展了减租斗争。到1927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也主要是减租减息斗争，土地革命因为共产国际指示多变、中共党内认识不一一直没有付诸实践。
解决土地问题、武装斗争、政权建设三位一体，相互影响。1927年7月20日通过的农民运动总策略，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提出武装夺取政权进行土地革命，认为农民不取得政权，单纯解决土地问题是不可能的。八七会议正式确定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的总方针，提出的土地政策合乎当时情况。但直到六届三中全会，农民土地所有权才最终确定下来。土地分配问题上还必须处理好土地在乡村各阶层的分配问题，处理不好也会发生错误。如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土地分配问题上坚持“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造成了根据地的严重困难，成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各根据地结合实际开展土地革命，不断克服“左”倾错误，基本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王明“左”倾错误导致根据地几乎全部失去。
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
抗战时期，中共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适时实行了统一战线性质的减租减息政策。1935年8月，在共产国际七大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导下，土地政策开始转变。1937年8月，中共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正式把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减租减息运动初步发动。1942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做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附件，督促各根据地认真执行，还规定了减租减息的三条基本原则，肯定了农民、开明地主、富农的革命性，减租减息运动进入部分地区普遍深入阶段。1943年10月，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要求各地认真彻底实行减租减息，减租减息运动进入老解放区“查租”，新解放区彻底减租减息的阶段。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减租减息运动降低了封建剥削，促进了乡村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贫雇农生活水平和经济政治地位，巩固了工农联盟，推动了乡村各阶层联合抗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
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上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专门谈了土地问题。指出“耕者有其田”，在中国条件下，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把这项主张看得特别认真，不但口讲，而且实做。还指出减租减息准备在战后继续实行下去，然后采取适当方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党的土地政策开始由减租减息向彻底过渡。主张通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方式获得土地，没收土地者也仅仅是针对大汉奸。与此同时，还设想通过征购的办法获得地主土地。各地根据指示结合本地情况进行了贯彻，其中有些地方也出现过“左”的做法。1947年夏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提出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分配给人民的土地，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出租的权利。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及债约，一律缴销。大纲一公布，各个解放区纷纷制定实施办法，在1947年冬掀起了的高潮。
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是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削弱富农，消灭地主；抗战时期是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解放战争时期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充分说明，土地问题的解决必须有一条正确的阶级路线。
土地革命的政策篇5
[关键词]农村经济政策;倒逼;深化;
1921年至今,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它们“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也是这样。”[1](p144)当然,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经济政策的实际取舍过程中则基本是围绕某一阶段的中心任务展开,并为其服务。这一选择虽然充满了曲折、出现过大的波动,但顺应了中国的国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对党在过去农村经济政策的选择变迁历程做一个总结,是极有必要和重要的。通过回顾,可以察看其得失,为今后的发展提供借鉴。本文尝试就中国共产党对农村经济发展政策的变迁加以考察,揭示其制度选择的路径及其经验,为今后城乡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提供理论和经验借鉴。
一、新中国建立之前党对农村经济政策的取舍
1921年7月到新中国建立期间,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政策的选择上不是一开始就定位在农村,而是以城市为核心展开革命活动。在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共产党人希望通过领导新生的无产阶级,使其势力在中国的大都市中凸显出来。”[2](p230)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党的工作基本没有涉足农村地区,重心在城市,目标还是在经典理论的指导下,力图通过城市工人的联合暴动来获取全国革命的胜利。事实上,通过城市暴动获取政权的模式进行了多次实践,并且在1924年之后也跟中国国民党建立了首次联合,但受到国内工人力量薄弱和国民党背叛革命的影响,最终在1927年陷入了首次合作破裂和革命受挫的困境之中。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才在国民政府“斩尽杀绝”政策的“倒逼”下被动转入了地下和农村。从此,农村经济政策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解放区(包括了苏区、边区和解放区三个时期)的经济政策,基本内容是农村经济政策,是解放农村封建主义问题的政策;解放区的生产,中心是农业生产;农民是解放区发展经济的主力军。”[3](p393)此时,受军阀割据等因素影响,农村地区已经破败不堪,农民生活艰难,稍有资财者又迁移城乡,农村经济陷入到难以持续的困境之中。“农民或以田亩荒芜,或以农产落价,致收入减少,而其日用必需,未能尽减,仍须求之于市。乡间富户,或以匪患迁徙城市;或以农产衰败,不再投资田亩,乡间储蓄,遂逐渐向城市推移。”[4](p37)农村经济的困窘和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却为刚刚转入农村地区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成长、壮大的契机。为此,中共尚未在农村立足,就在1927年汉口会议上确立了土地革命的方针。伴随各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土地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928年12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明确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没收的土地以“(1)分配农民个别耕种;(2)分配农民共同耕种;(3)由苏维埃政府组织模范农场耕种”,但禁止土地买卖。[4](p37)次年4月,毛泽东又在前期土地改革的基础上主持制定了《兴国土地法》,把早期“‘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5](p361-362)之后,又对土地革命中出现的问题及农村的社会各阶层关系进行多次调整,从而使土改活动顺利推进。显然,在这一时期,“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5](p365)由于有了这些政策的保障,使陷入困境的农村地区经济,即使一直处在不断的战火和混乱之中,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如1933年,处在国民党“围剿”之中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粮食生产比前一年增长了15%,而闽浙赣根据地则增长了20%。[6](p130-131)
随着国内外局势的迅速变化,中国共产党对农村经济的政策则不断地深化、调整、完善下来,更加适合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和革命斗争需要,起到了团结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降低了农村内部的摩擦、冲突。具体而言,抗战爆发前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抗击日本侵入者,很快改变和调整了原有的农村经济政策,以减租减息替代没收地主土地的做法;同时,针对封闭的经济区域、敌伪的困扰和各种“经济战”、“货币战”等因素影响,中共适时制定了奖励生产、公私兼顾等制度,特别是在战争困难时期,各根据地还展开了一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内涵的“大生产运动”。在这些政策的激励下,农民的积极性得以全面提升,大量荒地得到了开垦,农业生产获得了巨大提高,如陕甘宁边区的谷物产量由1937年的1,2600,00担增加到了1944年的1,7500,00担,增长了40%;棉花则由零上升到1944年的300万斤。[7](p747)随着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又根据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适时地调整了农村经济政策。1946年5月4日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把减租减息的政策调整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1947年9月13日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彻底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之后,针对土改中存在的乱打乱杀等现象,中国共产党对土改等农村经济政策进行了修补。截至1949年6月,在解放区中已有2/3的人口完成了土改。而更为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凭借农村经济政策,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为革命的最终成功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由此可见,在此期间,党在农村经济政策上的选择明显是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考察、定位、修补和完善的过程。其制度安排与变迁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农村经济政策的认识虽然很大程度上是在政治(革命)目标、内外形势“倒逼”下逐步推进和深化的,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顺应广大农村地区和农民的实际,越来越获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二、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间党对农村经济的政策选择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继续延续了革命战争年代的土地改革政策,还根据新的形势赋予其新的功能,“土地改革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8](p5)这样,土改政策很快推广到新解放的地区,使广大民众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把农业的恢复提高到国民经济复苏的基础位置。一方面,针对获得土地的民众缺乏生产资料等现象,党和政府在农村地区开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又采取增加农业投入、兴修水利、改良农业生产技术、开垦耕地、开展城乡交流等措施,力促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到1952年,农村经济基本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其中全国粮食总产量比1949年增长44.8%,超过历史水平9.3%;主要农业经济作物的产量也增长迅速,棉花总产量比1949年增长了193.7%,超过历史水平53.6%。[9](p158-159)广大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改善和提高。
土地革命的政策篇6
(一)民生思想的形成阶段。大革命失败后，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又蓬勃发展起来，对于农村的社会调查也进一步深入。1927年11月和1928年春，先后做了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1930年5月到寻乌县开展农村社会调查，写下了党的历史上著名的《寻乌调查》，同年10月他还赴兴国、东塘等地进行了调查。1933年11月又分别进行了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的这一系列调查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涵盖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家庭等方方面面，重点是农村土地状况的调查。根据调查研究认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民生之根本，他先后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县《土地法》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党在苏区发动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广大贫苦农民纷纷获得了土地，民生状况大为改善。在开展土地革命的同时，还领导苏区开启了法律制度建设的探索，开始了以建立法律制度来保障民生事业推进的尝试，颁布了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在政治建设方面，领导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基层民主选举活动，鼓励广大农民参政议政，努力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在社会建设方面，领导临时中央政府在苏区整顿社会秩序，维护社会治安，开展妇女解放运动，重视教育卫生事业发展等等。领导革命根据地进行民生建设的尝试和探索，体现了把发展民生与巩固红色政权相结合、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看作改善民生的根本问题、把法制建设作为保障民生的基本建设等几个特点。他创造性地推行的这一系列民生政策和措施，推动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的形成。
(二)民生思想的成熟阶段。抗日战争时期，从战略高度认识到保障民生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必需条件。“大敌当前，不解决民主民生问题，就不能建立抗日根据地抵抗日本的进攻。”因此，共产党领导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生保障运动，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在日军和的双重封锁下，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民生状况极为恶劣。面对这种不利局面，发出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的号召，认为“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在的推动下，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确定了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工作路线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实施了军民兼顾，民营为主、民办公助、公私合作、互助合作政策和军垦屯田的南泥湾政策，动员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和学劳模运动。这些举措有效解决了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民生保障问题，有力支持了抗战的持续。与此同时，还在陕甘宁边区推行“精兵简政”，最大限度地减轻民众的赋税负担，并加强边区民主法制建设。在的积极倡导下，陕甘宁边区实行了三次普遍、平等、直接、自由的选举制度，并按照“三三制”组建政权;从1937年到1945年期间，主持颁布了《民主政府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三部具有宪法性质的施政纲领，为革命胜利后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施政积累了宝贵经验。抗日战争时期是民生思想的成熟时期。解决民生问题的理念，明确表现为一切为了抗战，一切为了抗战到底。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党在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更加具体和行之有效，为发展民生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障;民主政治建设更加符合实际，为发展民生提供了法理依据。同时，这些保障民生的举措也深得民心，巩固并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增进了党的政治认同，为党从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积累了政治资源。
(三)民生思想的发展阶段。解放战争时期，将民生建设与政权建设紧密结合。在继续重视农民土地民生的同时，他把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方面积累的经验实施于解放区，使解放区广大民众的生产生活状况得到明显改善，激发了解放区广大民众投身革命的热情，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的民生思想又增添了新的内容。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由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的态势已趋于明显。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愈加认识到让更广大的人民群众获得民生保障和民生改善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是革命取得胜利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的领导下以更大的政治热情致力于解放区的民生解放。在经济建设方面，在抗战结束初期，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明确指出:“目前的政策只是减租，而不是没收土地。”这样既团结了农民，也安抚了富农和地主，有利于发展生产和经济恢复。随着国共两党走向全面对抗，农民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愈演愈烈，广大农民开始有了强烈的土地要求，中共中央对土地政策做出了及时调整。1946年5月，党中央颁布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提出要把减免租息的政策转变为彻底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将土地分给农民。为加速全国解放进程，中共中央于1947年颁布了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在广大解放区开展了空前规模的运动，广大贫苦农民纷纷获得了土地，更加积极主动地投身于农业生产，为解放战争提供物质保障。在政治建设方面，强调要在不断扩大的解放区继续推行“精兵简政”，要尽快在新解放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权，尽快发挥各解放区尤其是新解放区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作用，并充分保障各解放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在社会建设方面，深刻认识到战争是残酷的，常年的战乱必然会导致大量民众的流离失所。他指示:“各解放区有许多灾民、难民、失业者和半失业者，亟待救济。此问题解决得好坏，对各方面影响甚大。”各解放区在的号召下，积极采取措施如发动群众互助，向社会筹集基金，设立收容机构等，有效地促进了各解放区社会的稳定。在解放战争时期民生思想的新发展，突出表现在顺应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经过，彻底否定地主土地所有制，使广大农民拥有了土地，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解决了中国这个农业大国民生的基础问题，为中国共产党建国后进行大规模的民生建设做了理论和实践准备。在中国共产党民生史上，解放战争时期的民生思想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生思想的整体意蕴
(一)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生思想的首要意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在继承了这一经典论断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强调广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最终决定者，是未来中国的缔造者，共产党人要始终站在人民的一边，始终要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众的生产生活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早在1928年10月，在为湘赣边界党的“二大”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决议案中，就将“有很好的群众”作为小块红色政权存在的客观条件。可见，在革命早期就重视群众的作用。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越加深刻。纵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讲话以及起草的文件，其中频现的词语就是“人民群众”。重视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是其民生思想的核心理念，也是其人生的崇高信仰和不懈追求。
(二)始终重视贴近实际的调查研究。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生解放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他强调要了解社会真实状况，就必须进行大量贴近实际的调查研究。在早期的革命实践中，他的足迹就遍布湖广等地广大农村，就中国革命和农民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研，先后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一系列文章。广泛的调查研究使他准确地把握到了中国革命的命脉，准确地抓住了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1930年，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从认识论高度第一次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著名论断，阐明了社会调查的重要意义。回顾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三三制”政权……这些中国革命的创举无不是重视调查研究结出的硕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这些准确反映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把中国革命最终引向了胜利之路。
(三)始终关注农民的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本保障，是农民的核心利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关注农民的土地问题。认为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就要“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条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正确进行土地分配的方法。1937年8月，主持洛川会议将减租减息作为解决根据地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减轻了农民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物质生活，同时也团结了地主阶级一致抗日。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由于革命形势的要求，中共中央按照的指示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规定: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1948年，在晋绥干部会议上，提出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总路线。各解放区的广大农民纷纷获得了土地，革命热情空前高涨，积极支援解放战争。始终重视农民的土地问题是贯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生思想的一条红线，也是促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
(四)始终重视民生建设与民主发展的良性互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直重视民生建设和民主发展的协调统一，认为发展民主是改善民生的根本保证，改善民生是发展民主的良好契机，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在土地革命时期，就非常重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由于湘赣边界的武装割据和红色政权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这就使党在根据地的干部和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然而，这也导致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偏向，影响了边区政府工作的开展。对此，1928年11月，在其起草的《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了这一问题，并要求党以后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但不是包办政府的行政事务，同时还主张要健全各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民主集中制。根据地民主政治的发展为根据地民众生产生活的有序开展提供了保障。在抗日战争时期，强调只有坚决抗日才有实行民主的可能，抗日与民主又是保障民生的前提条件。抗战初期，他就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一样，享有广泛而真实的民利，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自由权，这就使爱国的地主和资本家能够安心地生产生活，从而团结了一切抗战力量。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生思想的当代启示
(一)继续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着力维护人民切身利益诉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意识到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党的根基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兴衰成败也在人民，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生思想的核心要义。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要着力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治理生态环境恶化等民生热点问题上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努力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
(二)继续用辩证的眼光认识和把握多元化的民生诉求。曾指出:“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的迫切要求。”民生问题是变化的、发展的，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民生内容和民生特点，并会随着时间的演进而变化发展，是具体和历史的统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关切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利益诉求，并从革命实际的具体情况出发适时调整民生主张，制定相应的民生政策，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投身革命的热情，从而加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进程。当今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民生问题的新情况、新问题、新需求不断出现。人民群众的民生诉求早已从最基本的追求温饱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方向发展，既要求公平教育、体面就业，也要求收入提升、社会保障健全，生态环境改善等等，民生诉求正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全面升级。这既是国家日益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需要全面应对的重要挑战。共产党人要始终坚持用辩证的眼光全面认识和把握多元化的民生诉求。
(三)继续惠农，妥善解决好农民的土地问题。在1937年接受斯诺采访时曾说过:“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解决了土地问题也就赢得了农民。”历史证明，对农民土地民生诉求的合理满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制约中国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仍是农民的土地问题。目前，我国正处于加速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我们要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国家在充分保障农民土地利益的同时，应进一步适度扩大农民使用土地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在深化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完善的促进国家、农民、土地三方面协调发展的机制和体制。
土地革命的政策篇7
关键词：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农民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14）08-0365-02
中央苏区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步入成熟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切工作的基本着力点，鼓舞广大农民大众积极投入到反对反动统治的斗争中去，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巩固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实践证明，党在中央苏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重大成效，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对于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农民，确保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方向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p104在中央苏区时期，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懂得依据中国农村的现实状况，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通过阶级斗争路线教育，以达到强化农民阶级意识的效果。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最大程度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关键所在。
近代赣西南、闽西等地区社会结构主要表现为宗法家族观念浓厚，阶级意识淡薄甚至缺失。“社会组织，大多是聚族而居”，“无论哪一县，封建的家族组织分布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2]p69在赣闽地区，地主、乡绅握着大量的族产田地，他们管理着包括教育在内的家族的大小事务。由于受到宗族观念的影响，许多农民与地主富农表示妥协，不愿参加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不敢加入打土豪的队伍，即使加入了，也不是出于阶级意识的自觉。如何使农民从宗族观念中走出来，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阶级意识，从而由自在的阶级转为自为的阶级，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中央苏区时期，红军是完成这一重担的最初、最重要承担者。1929年12月，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指出：“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2]p86每一个红军战士，都承担着向群众宣传革命的主张，他们刷写标语，甚至挨家挨户进行宣传。党的领导干部也经常组织农民召开群众性的大会，他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讲革命的道路，启发群众的阶级意识，并进一步进行阶级动员。此外，为了强化农民的阶级意识，中央根据地还创办了许多学校，并通过印刷教材，增加课程章节，向学生、农民宣传阶级斗争的观念以及革命的道理。例如，赣南某学校《初级课本》第三十六课《觉悟》写到：“富人贵，穷人贱，穷人吃苦几千年。”[3]p355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人的宣传教育取得了重要的成效，农民越来越相信相信党的理论，并主动投身于革命中去。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多次强调了人民群众掌握理论的重要性。[1]p9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教育武装农民，使广大农民深化了对阶级斗争的认识，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和理论基础。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制定各项路线方针的重要基石，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旗帜。在新农村建设中，党要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农民、教育农民、引导农民，只有这样，才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造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重视调查研究，寻找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切入口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对革命的态度直接关系到革命的全局。赢取农民的信任，满足农民的需要，成为中国共产党争取农民支持的根本。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农民都以土地为生。党要保障思想政治工作的顺利开展，动员广大农民参加土地革命斗争，必须制定符合农民利益的土地政策，这就特别需要重视调查研究。
“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2]p791在开展土地革命之前，就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并通过在宁冈、永新一带的社会调查，写了《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为土地政策的制定和土地革命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客观的依据。在中央苏区时期，为了弄清土地分配存在的问题，制定正确的土地政策，对寻乌、兴国、东塘等地区做了调查，并写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等农村社会调查报告。正是本着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在领导土地革命的过程中，逐步制定了许多符合农民利益的政策。如，1930年确立了农民土地私有权和土地买卖两项原则，制定了以“抽多不少，抽肥补缺”代替“抽多补少”，对兼营店铺经商的地主豪绅的店铺加以保护，保留他们的工商部分，只没收其剥削穷人的那一部分等政策。
多次强调调查权对于革命与建设的重要性。[2]事实证明，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政策建立在正确调查的基础上，其方针策略才能为农民所认同和接受，才能真正拥有农村中最广大的群众，才使革命的胜利奠定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重视调查研究，从最广大农民利益要求，制定符合农村现实状况的具体方针和措施，是争取农民群众支持，有效地开展农村革命和建设的关键，是任何时期的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都应该借鉴的经验。
三、注重宣传策略，丰富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形式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在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农村，对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使之投身于反对白色恐怖统治，无疑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因此，必须注重宣传策略，以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思想政治教育同革命的形势以及农民的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教育组织农民，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广大的农民群众，为深化土地革命斗争提供根本保障。
在对农民进行宣传教育的过程中，贴标语是中国共产党人启发农民阶级意识，推动农民投身中国革命的重要宣传形式。中央苏区的这些标语蕴含着鲜明的阶级和革命思想，对于革命的顺利开展和人民革命意识增强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标语有的体现了反动派的罪行。如“屠杀工农的刽子手”、“国民政府是土豪劣绅的政府”等。有的体现了政府、共产党和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如“苏维埃政府是工农自己的”、“红军是人民的先头军”等。有的用来宣传打土豪、分田地。如“打土豪分田地烧契毁约”等。有的则用来宣传扩大红军，动员地方配合红军打仗。如“工农子弟都来当红军”、“断绝敌人交通，保护红军打胜仗”等。[4]p108―112这些标语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热情，对于深化农民的阶级斗争理念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为了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增强其革命意识，中国共产党人还通过创办夜校、半日学校和业余补习学校等方式，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农民的业余学习相融合。苏区时期赣西南、闽西等地区农民文盲占较大比例，政治文化程度较低，增加了共产党人宣传革命思想、提高农民阶级觉悟的难度。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走访农村，深入群众，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和他们进行交流。同时，深入学校进行演讲，把文化教育与政治教育结合起来，用实例向农民宣传革命的道理。在农村教育过程中，教学的内容多与时事、党的政策相结合，阶级立场鲜明，文字多口语化，易于记忆和理解。这种教育方式增强了农民参加革命的热情，争取解放的信念，出现了家家报名闹革命的盛景。此外，共产党人和当地农民群众还创作了许多红色歌谣，它们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革命性、阶级性，对于动员农民参军参战，打击反革命敌人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新的历史阶段，党要深化农村改革，必须深入农村制定政策，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信息传播方式，使农民能够接受、乐于接受。同时，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各种科学文化学习活动和群众娱乐活动之中，促使党的政策深入人心，为广大农民所认同并贯彻执行。
四、加强农村党员和干部教育，培育思想政治教育骨干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党员看支部”，这是流传于苏区革命根据地的民谣，可见，农村党员和干部在革命时期的重要性。在苏区时期，每一个农村党员和干部都是党的一面旗帜，直接关系到党的方针政策在农村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因此，必须加强农村党员和干部的教育，努力提高其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这是党在农村赢得农民支持的重要原因。
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民投入到革命事业中来，许多农民出身的党员和干部也加入到党组织，大量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也被带到党内。尤其是新发展的党员，他们中有不少的人对党的基本问题不了解，入党动机存在偏差。这些都给党在中央苏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提出了挑战。为了提高农村干部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增强党的战斗力和影响力，中央苏区和地方进行了诸多形式的党员干部培训。
1928年，为了提高党员干部的觉悟和积极性，毛泽覃曾经于宁冈的桥林乡创建了专门训练党员的培训班，并采用了多种形式，如讲党课、讨论、回答问题等，对他们进行基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次年4月，在兴国也开展了了近7天的土地革命教育班，培养了40多名党团干部。讲了政治形势、农民问题、《兴国土地法》、武装夺取政权和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等课程。训练班结束后，这些学员回到农村，成为组织广大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的重要骨干。[5]p77此后，苏区各县党组织普遍采用开会、办党员训练班等形式，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党的基础知识，学习怎样巩固发展根据地等内容。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经常到训练班去讲课，使受训的党、团员较快地提高了思想觉悟，使党的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了正确的思想政治保证。除干部训练班外，党还创办了各级干部学校，造就了大批从事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农村土地革命斗争的杰出干部，从而为根据地在土地革命中正确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最有效地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争取群众，最有力地开展武装斗争，巩固红色政权提供了人才保障。此外，各根据地还办了一批党报、杂志、政治简报，出版了各种干部教育的小册子。这些教育载体成为对广大干部和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组织纪律教育的生动教材，对加强农村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增强农村党组织的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农村干部和党员是党的思想政治路线的贯彻着和支撑者，是动员和鼓舞农民参加革命的的战略资源。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的执行者，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他们的思想和精神状态，直接影响着广大农民的思想和行为。因此，必须加强对农村党员和干部的系统培训，全面提高他们素质和工作能力，这对于做好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总之，有关中央苏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是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史上的重要财富。新世纪新阶段，它对于贯彻党的十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对于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具有极大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G].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土地革命的政策篇8
土地革命的基本内容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土地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消灭封建和半封建性的土地占有制度的革命。土地革命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方针政策；
党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形成，为中国土地革命运动的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指明了正确航向，对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文章屋网）
土地革命的政策篇9
关键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经济；研究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在罗霄山脉中段的湘赣边界创建的。在红军到来之前，井冈山地区农业生产极为落后，小手工业及商品经济都不发达，几天一次的圩场集市就是交易的主要途径，呈现为一种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这种经济状态加上四周白色势力的包围，使根据地的经济斗争更加复杂、尖锐化，经济建设更具变革性、艰巨性。当即指出：“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运动，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取得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胜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建设，给敌人的‘围剿’有力的打击，才能使我们有力量扩大红军，……也才能使我们的广大群众得到生活上的相当满足，更加积极地参加革命，去做各项革命工作。”若不及时采取新的政策和举措来盘活革命根据地经济，红军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的红色政权就难以取得物质基础的支撑，难以巩固与发展。在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红军党组织与地方党组织联手工作，互相配合，紧紧依靠广大军民，在井冈山红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和极有活力的多种经济工作。
一、开展土地革命，发展农业生产，为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提供物质基础
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的方针。1928年，党的“六大”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各革命根据地先后开始了土地革命。井冈山根据地的土地斗争主要是在1927年冬至1928年冬期间进行的，它经历了从调查研究入手的试点摸索阶段、与砻市会师后的深入铺开土地革命的高潮阶段、总结土地斗争经验并为一些地方继续完成分田斗争而制定与实施《井冈山土地法》的阶段。
酃县中村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最早分田的地方，是率领工农革命军在边界打游击过程中进行土地斗争的第一个试点。此后，又在别处搞了几个分田试点，宁冈的大陇分田试点是派毛泽覃去领导的。试点工作为铺开边界土地革命积累了宝贵经验。当年边界政府负责土地部的是谭震林，他回忆说：“和在砻市会师，成立红四军，总结以往的经验与教训，制定正确政策，这才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很快就使边界红色区域发展到鼎盛时期。”
《井冈山土地法》是1928年12月颁布的。它是依据井冈山根据地一年来土地革命经验和中央第37号通告《关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及中央六月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经过两个月的酝酿、起草、修改而制定的，是在战争环境条件下产生的。井冈山根据地的土地斗争和土地法从根本上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比较正确地指导了分田工作。
湘赣边界分了田，农村生产换新天，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那时根据地的青壮年男子大都参加红军或赤卫队了，农活主要靠女子顶着，特别是女共产党员更是重任在肩。农业生产红红火火，缺牛力就以人力顶上，采取劳力换工，实行农具耕牛互助，还对军烈属的田地组织包耕或代耕，不打仗时，红军与赤卫队也参加农村劳动。1928～1933年，井冈山根据地农业大丰收，几年不缺粮油。土地革命的成果发展了农业生产，支援了革命战争，改善了人民生活，巩固了革命根据地。
二、盘活经济求繁荣，创业创新以解困，打破白色势力的经济封锁
井冈山根据地的经济斗争与经济建设有了土地革命对封建旧制度、旧势力障碍的铲除；有了狠抓农业基础，发展工业商业的统筹政策；有了艰苦奋斗、敢为人先、勇于创新和求真务实的创业精神；有了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对经济建设大环境的开辟和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坚强支柱。总之，有了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正确领导，井冈山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等各项事业一天天红火起来、壮大起来。
三、井冈山根据地土地革命之外的其他几项重要经济工作
（一）保护中小工业商业，促进集市贸易繁荣
社会经济是有其内在联系的。俗话说，无农不稳、无商不活、无工不富，三者缺一不可，弱一难兴。井冈山时期，毛委员与边界党的负责人明确提出始终坚持“保护手工业”、“保护工商业”、“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毛委员说：“一个红枣也不能动”他们的，筹点款子也要他们自愿；至于工商业兼地主，也只没收其封建地主方面的财产。这种政策既筹了款，解决了部队的部分给养，又不伤害工商业者的根本利益，有利于盘活经济，促进了红区经济的繁荣。
为了加快革命根据地内外的物资交流、繁荣根据地经济、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毛委员同边界党的负责人决定改造与繁荣遂川的草林圩场，筹备开辟宁冈的大陇圩场。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在遂川特别收到了好的效果，县城和市镇上的商人不畏避我们，颇有说红军的好话的。草林圩上逢圩（日中为市，三天一次），到圩两万人，为从来所未有。这件事，证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了。”同年五月，大陇新圩场成立，它连接周边五县边界，圩场内货品齐全，甚至有些白区的群众与商贩偷偷将盐、布匹、西药等红区短缺物资运来圩场卖，促进了红白区商品的双向流通，加快了红区经济的繁荣。
（二）自力更生创办军需工业，艰苦奋斗开办红军医院
为保障军需，红军先后创办起了被服厂、军械厂、印刷厂和制币厂。红军被服厂是1928年年初在宁冈桃寮村创办的。从城里运来了7台缝纫机，请来了师傅指导红军战士操作，吸纳了当地一些妇女做工，主要缝制军衣军帽、绑腿带、子弹带等，解决了红军穿衣问题。
军械处是1928年7月在茨坪创办的。此前在步云山办过修械所，是毛委员抽调了几名工人、工匠出身的战士，修理枪支器械，以装备地方赤卫队。后来红军人多枪多打仗多，急需扩大修械所，于是就办起了红四军军械处（厂）。当时只有一台钻枪筒的机床，主要是修理枪支、制造单响枪，也打梭标、大刀。军械处修理与制造了许多枪支武器，甚至还有迫击炮。的诗句“黄泽界上炮声隆”所指的迫击炮，就来源于此。
1928年5月，在茅坪创办了印刷厂。红军攻打永新县，将缴获的一台石印机抬回了宁冈。根据地的扩大使文件、布告、宣传品等需要印发。宁冈县委宣传部长在当学生时见过石印机印刷，来到了部队，同一些工人出身的战士摸索着干，在没有油墨的情况下也试制成功了，使边界前委、特委、军委的军事、政治、经济、宣传等工作效率大增。
同一时期，红军在上井村创办了造币厂，这是我们党史上最早出现的造币厂。红军的壮大带来了开支的增大，而缴获来的大量银器首饰又无法使用，边界党组织从远地请来了造过银币的两兄弟，带着红军战士试着做。毛委员曾到厂指示：银元要纯，不可掺假，不可少重量。因此，这种拥有极高信誉度的银元铸造不仅缓解了红军现金短缺的燃眉之急，还加快了市场的商品流通。
红军到达井冈山后，先是办起了茅坪后方医院，后于1928年5月创建起规模较大的上井红军医院，多渠道解决医生、药品与医疗器材缺乏问题。他们因陋就简，尽量采取自制或代用品，有些民间药方也显奇效。医院的开办起到了稳定队伍与扩大兵源的作用。红军工厂、医院的创办经历了千辛万苦，有着许多感人的故事，都贯穿了艰苦创业精神、众智创新精神和节约办事业精神。
（三）首创公卖处
公卖处是红区搞活经济的新生事物，是井冈山根据地党政军民的又一项重要创举。井冈山红区首创的公卖处是一种产、供、销三者相联系而以供、销为主的商业单位。公卖处分为两种：一种是工农兵政府办的，本钱多、规模大、功效作用大，赢利上交政府支配；另一种是民众入股筹资办的，本钱与规模大小不等，由股民推举代表经营管理，税后利润采取年终分红。这实际上是在供销方面公有制经济的两种实现形式，即政府办的全民所有和民众办的集体所有。公卖处是红区供销经济的主体与主导，确保了红区经济勃勃生机、活而不乱。
公卖处在红区起着五个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是因它是产、供、销链条上的两大环节，供销两旺与生产互动，直接促进了红区生产发展与经济繁荣；二是主要采取了直购直销，一般不经中间环节，确保了货真而价廉，能更好惠军惠民；三是增加了红区政府的财税收入，有利于政府从事公共服务建设和提供红军给养；四是它货源广、渠道多，能大大调动供货的积极性，较好地解决了红区物资短缺与急需问题，有利于粉碎敌人对红区的经济封锁。其实从历史作用的联系看，当年井冈山红区极具活力的公卖处及与红区内外的经济活动关系，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供销合作社经济、两种公有制经济，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确立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也一定的联系。
（四）群策群力、自力更生解困，打土豪筹款以减轻民众负担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自开创以来就遭到了白色势力的严密封锁，造成了根据地军民经济生活的严重困难。对此，和边界党的领导一是引导军民树立坚定信心、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战胜困难的思想；二是发动群众动手自力更生，填补紧缺的日用必需品；三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在封锁线上进行斗智斗勇。
为了解决白色势力造成的红区经济困难，红区政府一是建立了赤白贸易线，成立了红区竹木委员会，严密地将红区盛产的竹、木、油、茶等运往白区，又巧妙地从白区运回食盐、布匹、药品等；二是开展群众性的熬制硝盐运动，将老土墙的土放在水里泡，再将泡水熬成硝盐代食盐，这种另辟蹊径制造短缺物资的例子很多；三是进入白区武装出击打土豪，筹现金筹物资。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红区洋溢着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情，红军以打土豪筹款，尽量减轻民众经济负担，民众则自觉交纳土地税、工商税，热心支援红军。根据地的红区经济生命线极具活力并牢牢掌握在红区军民手里，它绝不是敌人卡得住、压得垮、封得死的。
引领开创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盘活经济上做出了典范，发挥了红区经济惠军惠民、对革命战争的支撑作用。今天再看这个问题，不仅是对革命史上一个重要史实的研究，还在于通过对这个史实的了解，有助于我们继承与弘扬井冈山精神，坚定信念，攻坚克难，坚持改革与创新，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伟大使命中好好传承，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中国梦”做出应有的担当和贡献。
参考文献：
[1]选集文员会.选集（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土地革命的政策篇10
【关键词】邓演达农民问题历史作用局限性
作为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左派，邓演达[1]对中国农民问题在理论上有重要建树：即较早论证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将农民要求土地的呼声与国民革命的成败联系在一起，提出了土地问题解决的方案；支持建立农民武装。邓演达在大革命时期关于农民问题的一系列论述，代表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进步意义。
一、邓演达关于农民问题认识的历史作用
邓演达能够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农民问题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关系出发，确认农民运动的历史地位，提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根本问题，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否定了反动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对以为代表的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也是一个有力的冲击。推动了农民运动的高涨，客观上也为中国共产党以后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素材。
1.在理论上继承并发展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
农民问题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体系中“民生主义”、“社会革命”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民生问题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解决民生问题就要实行民生主义。那么解决民生问题的具体办法，一是“平均地权”，一是“节制资本”。孙中山晚年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有了初步认识，视农民群众为国民革命的基础，把“耕者有其田”作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终极目标，将农民力量集合于及其政府的旗帜下，农民运动限于和平渐进的轨道，这些思想主张反映改组后的对国民革命兴起阶段农民运动的认识水准，具有合理而现实的实践意义，但也存在某些不可忽视的缺陷。
晚年的孙中山虽然也反对封建所有制，却没有明确地把地主阶级视为民主革命的对象。这里虽然有尽量减少革命对立面阻力的考虑，也不难看出孙中山未能把反封建斗争提到应有的高度，因此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上，依旧沿袭社会改良色彩的方案。邓演达坚持执行孙中山的土地政策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在贯彻孙中山民生主义纲领中，目的更加明确，内容更加丰富。邓演达分清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斗争中的阶级阵线，明确了革命的对象。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把千余来年的官僚政治，把帝国主义与买办豪绅的联合统治……”，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地主以及依附前两者为生的高利盘剥的、反动的资本阶级。”[2]
孙中山认为“耕者有其田”是振兴中国的前提和重要条件。具体方法是由国家按地价收购地主土地，授田或租田给农民，但他主张用改良方式而不是革命的手段进行，可见，他在如何实行“耕者有其田”的问题上，思想是复杂的。这种不从根本上触动地主利益而主张用“和平”的办法解决土地问题的主张，只能是对土地问题上的“改良”，而不是革命。
邓演达主张建立农工平民政权，运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实行“耕者有其田”。号召建立农民武装，同农村中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的土地主张和解决土地问题的行动纲领，第一次把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具体化。这是邓演达土地革命思想的一个质的飞跃，是探索农民革命的一个理论突破，对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真正的耕地农有具有进步的意义。虽然他在土地问题上仍有主张超过最高限额部分采用“和平”收买的办法，但他的认识水平毕竟大大超过了孙中山先生。
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农民革命力量的认识上，邓演达比孙中山更深刻更符合实际。邓演达从分析中国革命基本任务入手，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压迫必须依靠工农的力量，“中国革命必然的要以农工为核心，而其他一切被军阀官僚地主压迫剥削的成分都会围绕在农工的周围，构成广大的革命群众，以履行革命的任务。”[3]
2.在实践上推动了农民运动的高涨
邓演达不但能在理论上阐明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而且在行动上也是努力去实践的。1927年，中国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加剧。在此转折年代，邓演达对农民问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在二届三中全会上，邓演达以中央农民部长身份，特提出组织土地委员会，由此会确定一个实行分给土地与农民的步骤。会议接受了他的意见，确定由他和徐谦、顾孟余、、谭平山组成土地委员会，进行研究讨论。二十几天的大小会议，先后出席的包括了武汉中央和中国共产党几乎所有的领导人、武汉政府所辖几个军的领导人，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岳尔克等。邓演达自始自终参加并主持会议，他的发言和讲话较为系统地表达了他对中国农民和农民土地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并影响着整个会议的进程。虽然许多内容被否决，但邓演达领导和推动的土地委员会会议本身的实践性和历史意义不容抹杀。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案，对当时一些地区的农民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总之，我们从邓演达对农民问题认识的探讨和实践活动来看，他是与农民的疾苦同呼吸、共命运的，他坚决捍卫农民利益的革命立场在当时左派中是不多见的，客观上也为中国共产党以后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素材。
二、邓演达关于农民问题认识的局限性
邓演达关于农民问题的认识，是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理论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体现。作为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邓演达，他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1.指导思想上偏重理论认识，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邓演达关于农民问题认识是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理论依据的，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但这种思想更多地是偏重于理性认识，而不是从农民运动的实践中得出的结论。
理论上，邓演达虽然认识到农工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但在实践中，邓演达把农民这个最大的群体排斥在武装力量之外，造成理论与实践的矛盾。
1930年回国后，邓演达认为，必须建立农工平民政权，然后才能进行土地的没收与分配。因而，他的主要努力就是建立政权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邓演达相信，“他能领导、组织一部分有能力而愿为中国革命献身的黄埔军人，打倒封建统治，清除帝国主义。”[4]在他看来，军队的力量比农民的力量要强大得多，准备策反举事，结果招来杀身之祸。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在武汉政府后期，把持了政府的军政大权，压制农民运动，中共中央也犯了限制农民运动的右倾错误，这就在客观上使得邓演达的农民土地方案很难在实践中付诸实施。
大革命时期，邓演达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与基本一致，都高度重视农民武装的建立。但在大革命失败后，尤其是他从欧洲回国后，在具体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方法的同时，他关于农民武装的思想却发生了变化。邓演达在领导权、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等问题上同共产国际和中共发生分歧。总的说来，邓演达的主张因不实际而只能停留在空想的层面上，并不能真正地让耕者有其田，并不能摧毁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制度，自然也就不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应该指出的是，大革命后期邓演达的土地政策还仅仅限于书面上，没有真正予以实行的客观原因，是革命形势的变化。日渐向右转的对邓演达争取农民获得土地的努力采取了漠视和扼杀的态度。
2.土地方案本身欠缺具体可行的操作性
邓演达认为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在解决土地问题。但除了大革命后期武汉恶劣的政治环境使他无力推行他的土地政策等客观因素外，土地方案本身也存在着弊端。
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就必须有足够的土地分给农民使用，这是首要的前提条件。邓演达主张以“政治没收”来征收土地，就是将大地主的土地及官地公地荒地分配给农民；对于小地主及为革命而努力之军人的土地应有国民政府加以保障。这个办法真正实行起来却是不容易的。
（1）国民革命军军官有很多出身于大地主，国民政府及高级官员中也有很多是大地主，要让他们把自己的土地拿来分给农民，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2）武汉政府辖区内几省中，大多数是中小地主，真正的大地主却是少数，仅征收大地主的土地是无法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渴求的，况且出身大地主家庭的军人土地是受保护的。
（3）大地主的土地是怎样转移到受田者手中呢？是没收还是收买？是无偿分配还是有偿使用？政策本身有漏洞，在执行过程中就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阻力，更何况连这样的方案还被中执委否了呢！
邓演达的土地方案虽然因为主客观因素没有实施，虽然在土地问题的解决方案上带有某种空想的色彩，但在思想上，他把农民问题看作是国民革命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的认识是正确和深刻的，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他的关于农民问题的认识仍是十分深刻的。
邓演达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他坚决捍卫农民利益的革命立场在当时左派中是不多见的。虽然他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在指导思想上偏重理论认识，但纵观邓演达在农民问题上的主张，其革命性远远大于局限性，当我们用历史的眼光评价他时，邓演达的思想仍然是超群的。
注释：
①邓演达（1895―1931），字择生，广东惠阳人。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位杰出的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中国农工的创始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是中国左派的领袖人物。
参考文献：
[1]邓演达.中国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梅日新，邓演超.邓演达文集新编，第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