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区划改革最新方案篇1
关键词：大部制改革；广东；先行先试；行政三分；党政联动；广州模式；扩权强镇：政制统一
中图分类号：D6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2―0058―05
2009年初，广东省在为落实中央关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指示进行工作布置时，将深圳、佛山顺德区、广州和珠海等地列入“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先行先试”地区，并颁发了《关于深圳等地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先行先试的意见》。按照中央要求，广东省政府机构改革在2009年6月底前基本完成，市县政府机构改革在12月底前基本完成。2009年7月底、9月中旬，深圳和顺德率先公布了大部制改革方案，随后，广州、佛山、珠海、江门、东莞等地的大部制方案也陆续公布。通过比较广东各地大部制改革方案，对今后行政改革的方向和路径并应有所启示。
一、城市特性对改革路径的限定
从广东各地公布的大部制方案来看，大多与各自城市特性有密切关系。
1．关于精简幅度
精简幅度最大的是顺德。顺德大部制改革后，41个部门精简至16个大部，顺德区的党政机构分为政务管理、经济调节与市场监管、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三类，精简幅度接近2／3，行政层级减少两个，即取消副秘书长、大部门正职由区委区政府副职担任。
精简幅度较大的有深圳、珠海。深圳市大部制改革后，市政府部门由46个精简至31个，精简幅度近1／3。珠海市是广东省首个开展大部制改革的地级市，市政府部门精简至27个，精简幅度约1／3。
精简幅度较小的有广州、佛山、江门等。广州市大部制改革后，市政府部门和办事机构从49个精简到42个。江门市政府工作部门将从36个精简为32个，新组建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等6大部门。
在“先行先试”的四个市、区中，顺德作为区县级单位(享受地级权限)，精简幅度最大，主要是进行了“党政联动、同类项合并”；珠海是试点中的地级市，也进行了“党政联动”，但调整多过精简；深圳是副省级特区城市，在整合中着力于决策、执行、监督“行政三分”；广州作为副省级省会城市和传统大城市，精简幅度较小，对其他地级市的参考意义似乎更大；佛山、江门等市效法广州改革较多一些。
2．关于“巨无霸”大部门
广州市大部制改革的重点领域是在城市管理方面建立“大城管”体制，为此组建了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将市市容环境卫生局的职责，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的城市管理的职责，市市政园林局有关市政管理、燃气行业管理的职责，以及市建设委员会有关城市管理、市容环境卫生的职责整合在一起。同时，将市政园林局的城市绿化、公园管理的职责整体划入市林业和园林局，从而实现城市郊区绿地一体化建设，改变了以前郊区林地归林业局、城市绿地归园林局所带来的矛盾。很久以来，市政园林局的职能和它的资源本身并不对称、不匹配，可做的它做不了，市民期望它做的也做不了。理论上它管全市，可没资金控制权，也没执法权，市建委是管钱的，市政是干活的。它做什么都要打报告，工作上就是二传手角色，决策能力和执行能力都比较弱，尤其是应对突发事件时，反应迟缓。广州市建立“大城管”体制，就是要减少扯皮，消除体制弊端，扫清体制，提高政府的效能。
在珠海市新的机构中，有不少先前所谓的“大局”被集体打包在一起。如新组建的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局就堪称“巨无霸”，整合了原市经济贸易局、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市科学技术局(市信息产业局、市知识产权局)的职责，珠海市新经济组织工作委员会与其合署办公。而原本已被民间视为已经实施大部制的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市版权局)又与市体育局、市旅游局的职责整合，划入市文体旅游局。
纵观广东各地大部制方案，出现“巨无霸”部门的主要是城市管理、经济发展和大文化事业几类，操作上着眼于“同类项合并”，与以往行政体制过于细分的部门设置相比，是一种全然不同的改革思路。
3．关于人员精简
广州市编办负责人表示：“本轮机构改革核心问题是转变职能，没有人员精简任务”。顺德除一般副职外，各部门还将统一设置“局务委员”，以副职人数为基数，按l：1.5的比例设定，每名局务委员分管2～4个科室。
在深圳新任命的干部中，陌生面孔所占比重并不多，大部分是原有政府机构的领导。市委书记刘玉浦强调，对新组建调整的部门一把手，市委在人事安排时，立足于考虑保持工作的延续性，因此，主要从机构调整涉及的部门领导中确定人选，力争做到优化组合，人岗适配。部分局领导中，出现了局长和党组书记由两人分别担任的情况，此前党组书记和局长的职位一般由同一人担任。另外，一些原部门的领导履新担任新组建的机构的领导或者交流到其他部门任职，其领导级别并未变化，有不少都出现了正局级的副职安排。
珠海也实行“合署办公但不分流人员”。目前广东各地出台的大部制改革都没有牵涉人员分流，主要是整合职能相同、相近或者交叉的机构，实行合署办公，以达到政令畅通，提高行政效率。不进行编内人员的精简，一是出于“保持工作延续性”的考虑；二是减少震荡和阻力；三是优化组合，甚至设立“政务委员”、“局务委员”之类的新型职位来安置干部。
4．关于城市特色定位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在向境外媒体介绍深圳的大部制改革时表示，深圳此轮改革将在中国地方区域行政体制改革上具有标志性意义。深圳代市长王荣认为，这一次政府机构改革，注重特区之“特”的要求，涉及面之广，目前在全国还不多见。这种“特”主要在于“行政三分”贯彻改革主线，如“委”是决策机构，“局”是执行机构，“办”是办事机构，并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分开，使权力相互制约，相互协调，从而达到防止公职人员滥用权力的目的，提高行政效率。
顺德这次是在新近赋予地级市管理权限的基础上开展改革的。顺德在“大佛山”整合中一直被认为是“人大衣小”，发展受到约束。因此，顺德区大部制改革，是要在新的形势下继续承担起为全省深化县(市、区)体制改革、推进科学发展提供示范的重任。按照省里的要求，顺德要“努力争当科学发展的示范区、体制改革的试验区、自主创新的领先区、新型区域合作的模范区、城乡发展一体的先行区”。这样，顺德大部制改革可以说是“适度超前”，在全省各地的方案中是最为激进的。
广州市作为全国主要大城市之一，在《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中被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因而，大部门体制主要围绕“大城管、大文化、大交通、大建设、大水务、大林业”以及“统一城乡规划、统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以及统一科技与信息化”来优化组织结构。与深圳、顺德方案相比，广州的大部制改革根据本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特大城市、国家中心城市功能特点，采取的是渐进型的改革路径，没有大换天地，而是因地制宜、稳扎稳打。
对于珠海大部制改革，珠海市委书记甘霖表示，改革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目标定位高。通过5年改革打造“三区”模式，即努力将珠海打造成为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试验区、行政管理机制顺畅的示范区和行政管理层级优化的先行区，最终建立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特区行政管理体制。二是涉及面广。不仅涉及政府的工作部门，还把一些党委部门和群团机构纳入调整的范围。三是整合力度大。着重打破行业分割和系统分割，努力在优化结构方面迈出新步伐，在宏观调控、人力资源、产业发展、城市建设、城市管理、交通运输、文体旅游、海洋渔业等领域实行职能有机统一、功能定位准确、部门数量精干的大部门体制。根据珠海市编办的说法，改革最突出的三大特点是“一体两翼、先行先试、党政联动”。“一体两翼”：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个主体，带动国有企业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先行先试”：广东省委、省政府将珠海作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先行先试的地区，珠海必须有所创新，为此，设立了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和市社会工作促进局，并将它们与市民政局合署办公，理顺社会管理的各项职责，整合社会管理资源，衔接和推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先行先试工作。“党政联动”：作为一项全面的系统工程，通过统筹考虑党政机构改革，理顺党政部门之间的权责关系，最终实现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减少摩擦、提高行政效率的改革目的。
二、改革侧重点的选择与规避
广东各地改革方案都规避了人员分流这一大难题。其实，如果政府职能不转变，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项，人员是没法精简的。不分流是这次改革的一个共同点，但各地改革的侧重点却有各自的特色。
1．深圳重点在“行政三分”
深圳政府部门设置打破现有的局、办模式，按照“行政三分”即政府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完善行政运行机制。市政府实行委、局、办并行，各机构统称工作部门，根据职能定位区分：主要承担制定政策、规划、标准等职能，并监督执行的大部门称为“委”；主要承担执行和监管职能的机构称为“局”；主要协助市长办理专门事项，不具有独立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称为“办”。一部分主要承担执行和监管职能的局，由主要承担制定政策、规划、标准等职能的委归口联系。
深圳改革最大的看点之一，是首次出现了承担决策权的“委员会”这一政府部门架构，对不同职能部门领域进行了分拆合并。设立的7个委员会包括：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财政委员会、规划与国土资源委员会、交通运输管理委员会、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居环境委员会。
2．顺德、珠海重点在“党政联动”
顺德、珠海改革最为突出的是实行“党政联动”，即打破党政界限，只要党委部门设置有管理机构，政府部门就不再设立同类项管理机构。于是，不仅区委、区政府办公室合二为一，而且，审计局合并到纪委，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及旅游局合并到宣传部，司法局合并到政法委，民政局合并到社工部。这样，多少有了实质上的合署办公的意味，党委书记与区长分工，书记管得更加具体了。
除了深圳设立委员会来对不同职能部门领域进行分拆合并之外，其他城市大多进行了“同类项合并”。在顺德和珠海，“同类项合并”多少也是“党政联动”的配套工程，着力于理顺职责关系，避免多头管理，坚持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确需多个部门管理的事项，分清主办和协办关系。
3．顺德的扁平化管理探索顺德改革后重大决策集中由区联席会议行使，各大部门首长由区委区政府副职担任，人数不够时，由创新设立的副处级政务委员担任。首设政务委员主持部门工作，是借鉴了国务院设置国务委员一职的做法。
顺德方案的扁平化主要是减少了副区长(区委常委)分管、秘书长协调两环节。实行部门首长负责制后，创新了干部管理制度，切实精简了行政层级，新增设的区政府政务委员，与区委常委、副区长一起兼任16个大部门的首长，并参加区联席会议决策。联席会议的决策直接由16个大部门落实执行，形成“联席会议一部门一业务科室”的决策、执行机制。这样，大部门内部只设置一个层次的内设机构，避免了叠床架屋式的机构重复。
顺德按照“决策民主化和扁平化、执行集中化和统一化、监督外部化和独立化”的原则，建立党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分工清晰又统一协调的高效运行新机制。全局性重大决策集中由区联席会议行使。联席会议成员由区委常委、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区政府正副区长、区政协主席、政务委员组成。区联席会议的决策由党政大部门集中统一执行。
4．建立廉洁高效模式的尝试
顺德方案在扁平化的同时，也对实现廉洁、高效进行了新的尝试。区纪委(政务监察和审计局)向各局派驻纪检(政务监察)机构或专职人员，负责对所驻机关进行纪律和政务绩效监督。另一方面，按照政务、经济和社会管理等范畴来划分政府职能，将政府组织的内部事务管理与社会服务、市场监管等职能从机构设置上区分开来，避免政府内部组织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过多干预。
通过由区委常委、副区长和政务委员兼任大部门首长，使每个部门在区联席会议上都占有席位，拥有发言权，最大限度地实现决策民主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行政效率。顺德还将继续推进配套的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动事业单位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改革事业单位的投入机制和财政供给方式，条件成熟的事业单位可以与主管部门脱钩转制走向市场，由政府向其购买服务。
5．“扩权强镇”的试点稳步推进
顺德以及东莞大部制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配套改革是深化镇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行“扩权强镇”，调整区、镇(街道)税收分配机制。
按东莞“扩权强镇”试点内容，石龙、塘厦两镇主要领导按县处级配备，实现镇长管理(分)局长。东莞市直、省属27个部门将向两个试点镇下放248项事权，扩权方式有直接放权、委托放权、调整派驻机构管理体制、内部调整放权等4种。扩权内容有下放事权、扩大财权、改革人事权等三方面。其中，改革人事权后，试点镇主要领导将按县处级配备，同时充分体现“让镇长管理(分)局长”，市职能部门驻试点镇的派出机构下放镇政府管理后，其主要领导由镇征求上级部门意见后任免，省垂直部门派驻机构主要领导征求党委意见后任免。按照广东省委书记的说法，近年内将在珠三角地区推广东莞经验。
实际上，多年来东莞的镇街已基本承担了县一级的职能，但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只能按镇一级的管理权限开展工作。特别是由于承担公共管理职能的工商、税务等部门，大部分是省、市的派出机构或直属机构，使镇街一级面临着严重的权力分割、有责无权、权责不对称等问题，原有镇级行政层级设置已严重束缚了镇域经济社会的发展。珠三角的一些镇经济总量达100亿元以上，常住人口规模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管理难度丝毫不亚于内地的一些大城市。“扩权强镇”试点后，珠三角的中心镇将具备县级管理功能。
三、三种模式的广义启示
通过对广东省各地大部制改革方案的归纳比较，基本上可以深圳、顺德(及珠海)、广州三种模式来概括。深圳模式以“行政三分”为重头戏，改革程度在广东算是中等，但对全国来讲已经是较为激进的了；顺德(及珠海)模式以“党政联动”之举让人眼前一亮，但也争议较多，而扁平化、“同类项合并”、高效廉洁等多方面都有所创举，在广东也都属激进，不少县级单位都表示难以模仿学习；广州模式虽然被一些改革学者指责为太过保守，但却成为其他地级市效法的榜样，其中也不乏自身特色。
1．从“行政三分”出发加大对行政运行机制改革的探索
对于广东省大部制改革，有学者认为，_些地方的改革仅仅在机构撤并增减上做文章，侧重点只放在一些部门的合并和原有政府行政权力的重新分配上。这样做，虽然也解决了一些部门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的问题，但是，并没有真正触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转变政府职能。建设以公共服务为使命的服务型政府的任务还很艰巨。还有学者认为，现在的改革主要是体制上的，但机制上没有太大变化，公权力如何受到限制和约束，切割其与私利益的联系仍然不到位。
应该说，深圳方案是有机制改革的意味的。“行政三分”、设立委员会都体现了对行政运行机制进行调整的思路。深圳市机构改革凸现了大部制和“行政三分”相结合的原则，有学者认为，其整体架构正在与香港接近。而更为激进的学者认为，深圳可以大胆将香港的体制照搬过来，除了共产党执政之外，很多行政管理体制在香港都经过了多年探索，成效巨大，不必过多地自行走弯路去摸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深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实验区，应该为全国多做一些探路的工作。
2．对“党政联动”要从理论上深刻分析
顺德改革方案的最大特色是打通了党政机构分设的界限，通过由副职担任大部门的首长，减少了沟通协调环节，节约了行政成本。其次，顺德方案突破了很多思想束缚，完全从实际工作需要出发，实施综合配套改革，改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单一改革模式，并同步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深化镇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行“扩权强镇”等。
顺德改革方案最独特之处是“党政联动”。这是深圳改革方案没能突破的，相对来说，也是顺德这种层级进行这种试探所拥有的特殊优势。这种试探性改革突破了原来“党政分开”的认识水平。在改革开放30年的改革路径中，党政分开是相对于改革开放前党政不分的弊端进行的改革。但其实际效果却是党一套机构、政一套机构，经常相互重叠交叉，导致重复行政、人员庞杂、责任不清。对于执政党如何变“执政”为“行政”：中国共产党是不断地进行探索的。因此，顺德改革方案中的“党政联动”，其结果是，原来的一些政府机构归并到党委机构去了，也就是说，党委管的东西更实了，只要是党政有交叉的，一般都划归党委。
同时，有一个值得顺德“党政联动”改革注意的问题是，很多地方原来党政在一个大院办公，后来都分开办公，形式上的分开并没有把职能分开得很清楚；现在职能分清了，但又可能产生“两个政府”的误导。
3．“同类项合并”应该是大部制改革的重要方向通过这次改革，党政机构在深圳由46个减少为31个，在顺德由41个减少到16个。“党政联动”的指导原则是根据社会需求，凡党政机构有同类项的职能进行合并，避免机构的重复设置和职能的交叉。应该说，这是顺德改革幅度比深圳大的关键之一。“党政联动”、“同类项合并”是顺德机构大幅度减少近2／3的主要因素。这种精简幅度可能是空前的，决心很大，探索的力度也很大，对各地的机构改革是一个巨大震动，真正体现了大部制改革的真谛。建国以来的历次行政改革，很少有如此大的精简幅度。当然不是机构越少越好，但肯定不是越大越好。“大部制”不配之以“少机构”，其“大”就没理由。
顺德改革在上述两大突破之外，也有很保守之处，这就是“人员一个不减”。精简机构、人员分流，历来是行政改革的基本招式。顺德改革与深圳改革最大一个共同点就是不进行人员分流，这就使机构改革可以减少摩擦，得以顺利进行。但是，顺德改革与深圳改革在人员安排上也有不同之处，与深圳设置大量副职不同，顺德副职不多，却创设了“政务委员”、“局务委员”这种新型职位，据说创意来自国务院设置国务委员一职。这种创设保证了“人员不减、待遇不降”，是一大创举。但是，从长远来讲，应该考虑相关岗位的“只减不增”、自然淘汰。
4．在各自探索改革路径中如何保持政制统一值得关注
广州市的政府机构改革方案，非常明显地体现了因地制宜和统筹协调的特色和主题，但另一方面，许多学者认为，广州方案让人感觉“无惊喜”、“较稳健”。总体上，广州方案突出了“大建设、大交通、大文化、大城管、大林业、大水务”的六“大部”特色，其稳健性在现实中对广东全省大部制改革可能更具范本意义。
首先，广州是老城市、省会城市，大部制改革遇到的困难和阻碍肯定较深圳、顺德等地更多。广州相对温和的方案，可能对省内其他地区来说，普遍性借鉴意义更大一些。也就是说，可以让深圳、顺德甚至珠海的步子迈得快一点，并作出有自己特色的探索，广州则拿出一个更具广泛操作性的方案，这样，既确保了大部制的推广，也鼓励了部分城市的先行先试、大胆探索。
其次，广州大部制改革的最大亮点在于重新划分、合并各种政府职能，而不是一味地减少机构数量。这样就给其他城市一个重要信号，不要在减少机构数量上进行攀比，而是要在转变政府职能、理顺内部关系上下功夫。
行政区划改革最新方案篇2
时间节点选得非常微妙。9月17日,央行公布了酝酿两年之久的金融改革“十二五”规划—中国将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并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
“中国金融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必须坚持市场化和商业化路径。”央行副行长潘功胜9月16日在“国际金融论坛2012年学术报告会”上强调。
不少外媒评论称,中国“十二五”金融规划为改革定调,应让民间尽可能多地分享金融业改革红利—这和周小川此前反复强调的“温州金改要减少管制鼓励民营”不谋而合。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权威财经杂志《彭博市场》日前推出了其全球金融50大最具影响力人物,周小川二度跻身榜单,被评为政策制定领域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
与此同时,地方金改竞赛趋于白热化。今年以来,温州首发民间金融改革,深圳前海随后打造“特”概念。从多领域先试先行的广东,再到近日传言或将成为第三个部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福建泉州,包括湖南、海南、天津和武汉等,各地都在积极探路金融改革。
地方政府的中国式金改,究竟该何去何从?从大致方案来看,促进民间资本寻找出路、发展新型金融机构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各地一致的思路。逆向来看,如此大规模的改革,对民间资本意味着什么?利好还是利空?
安邦咨询最新的研究报告称,中国的金融改革应以制度改革和市场开放为重点,在方式上应选择自上而下的路径。当前这种由地方政府推动的自下而上、局部改革的金改模式,恐怕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经济学家吴敬琏亦不看好地方金改,他认为,金融市场是统一的全国性的市场,地方不好做太大的改变,因此地方金融创新是有限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各地政府稳增长的投资规划已达到17万亿元,但这种靠投资拉动的发展方式不可持续。
广东金融学院院长陆磊则表示,目前的金融改革,既然是顶层设计,则最终责任人更多地演变为改革设计者。在地方金改目前落地尚悬空的当下,不少金融专家一致表示,地方金改的务实选择,应该错位发展多点突破。
各地金改政策密集出台
一场由各地政府发起的金改争夺战进行得如火如荼。
武汉市政府9月10日举行会议,原则上通过《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金融改革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提出在武汉探索建立民间金融街、民间资本服务中心等一系列金融改革措施。
不过,《意见》并未提及要建设金融综合试验区的概念,只是表示拟出台30条金融支持政策进一步服务夯实全市经济。
随着金改概念的持续发酵,已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加入到金改竞赛中。此前,福建泉州、湖南等地已先后向国务院上报金改方案。但截至目前,湖南、泉州的金改方案均未获批,使得这场争夺前景仍不明朗。
让泉州对金改方案低调的一个原因是,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此举诱发了很多地方政府的申请冲动,例如鄂尔多斯、长沙等地都准备申请国家的金改试验区,并且纷纷向国家递交了金改方案,热情很高。为此国家相关部委很审慎,不希望对此进行炒作。
然而,各地的金改热情仍在持续发酵。湖南省金融办在8月底宣布,湖南省金融改革发展专项方案上报国务院。
地方政府对金改试验区的争夺大战趋于白热化。陕西省日前也消息称,为了更好地发挥民间资本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陕西省将在“十二五”期间建立民间资本引导运用服务体系,通过进行金融综合改革试点、支持组建大型民营投资公司等方式,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
此前的8月16日,《天津金融改革创新“十二五”规划》(下称《规划》)正式出台,天津到2015年金融业增加值将达1800亿元。《规划》显示,金融业将成为天津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支柱产业。
今年以来,中国在金融领域的改革政策密集出台。汇率波动幅度的扩大、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利率市场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及资本账户开放提上议事日程,预示着我国的金融改革已经吹响了“集结号”。
不过与初期的大张旗鼓相比,温州金改目前似乎进入了一个瓶颈期。5个月过去了,温州金改却没能摆脱当地的“对接魔障”。在政府层面“自上而下”的谨慎与民间诉求“自下而上”的冲动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达成的共识和难以逾越的障碍。
南京证券宏观经济研究员张文刚表示,从温州以来的国家层面金改思路和方向来看,金改试点最核心目的是探索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的方式,其次是激活沉淀在民间的资金,而解决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难则只是解决燃眉之急。
日前僵局终于有了突破,浙江省发改委印发了《丽水山区科学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标志着浙江丽水农村金改方案的出炉。
丽水是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国首个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地区。为此专家评论说,丽水农村金改方案的出炉,显示了区域性金融改革已经开始了错位发展、多点突破的金改试验新阶段。
这和同为样本之一的广东金改之路殊途同归。按照陆磊的解读,本次广东金改的重中之重,是农村金融改革及城乡统筹,以实现拉低和缩小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和差距。
梅州的金改试验,在于建立一个综合化的金融交易平台,统一进行农业信贷、保险、农户产权等各类交易,还可以考虑进行农产品期货交易等,“珠三角金改中所谓的综合经营,不要理解成大型的金融控股公司”。
行政区划改革最新方案篇3
报道说，中国行政区划改革规划今年将正式激活，未来两年，民政部等有关部委将对此进行专题调研，改革方案料于2005年完成。此项改革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无异于对中国现行行政区划体制动一场大手术。新规划将决定中国未来数十年的行政区域布局，是关乎中国政治、经济全局的重大战略。
戴均良指出，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总体要求，应该是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与整个国家发展战略相配套，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逐步进行。总体思路可能是：缩省并县，省县直辖，创新市制，乡镇自治。
其中，创新市制是重点，主要内容应包括：通过增设直辖市逐步划小省份；通过市县脱钩、改革市管县体制，减少行政管理层次；通过增设县级市适应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需要，承接大部分农村向城市转移人口，并调动地方发展和竞争的积极性，激发县域经济发展活力。
撤并乡镇是行政区划改革重要举措之一。民政部自1999年起推动撤并乡镇工作，目前已有25个省完成，共撤并乡镇7196个。今年还有6个省、自治区实施这项改革，撤并比例在15%左右。另外，另有部分省市小规模撤并工作今年也将进行，全国撤并乡镇工作预计今年基本完成。接下来，中国还将对规模过小的市、市辖区、县进行适当调整。目前全国20万人口以下的县、市辖区有720个，其中10万人以下的有314个，除少数边疆地区的市、市辖区、县不做变动外，其它地区符合撤并要求的行政区域都应推进这项改革。
中国现行行政区划建制一般有四个层级，即省市地州县乡镇，而西部少数边远山区在县与乡镇之间还设有县的派出机构———区公所，东中部地区的一些乡镇则在乡镇与村之间设管理区或办事处，形成了五级管理层。管理层次之多，居世界之首。戴均良指出，有些省已经具备了直接领导县的条件，地级管理层可以逐步撤销。目前福建、江苏、浙江以及湖北等省已经激活了试点改革，探索性地赋予县以地级市的管理职能，收到良好效果。
分省、缩省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问题。戴均良认为，省的规模过大，既不利管理，对国家长治久安也没好处。从中国国土面积和人口考虑，中国设50个左右省级政区比较合理。戴均良同时强调，缩省虽然有必要，但一定要等政治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等各方面条件成熟时才可以进行。从中国目前国情出发，重新进行大规模分省不现实，既会影响社会稳定的大局，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行政管理成本。
另外，面对升格直辖市的诱惑，内地很多经济发达城市均跃跃欲试。深圳、大连、青岛等市将被升格为直辖市的说法在坊间流传已久，近来呼声渐高。戴均良指出，经济指针并非唯一条件，增设直辖市应考虑三方面因素。
一是区域布局要合理，新直辖市应该是大的区域里的首位中心城市，有足够发展空间。应与原有直辖市有一定距离，否则浪费资源、增加内耗，抵消和减弱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
二是人口不宜少于200万人，否则难以形成区域政治中心的地位，这是一个城市经济社会效益的基础。
三是应有较强的经济实力，经济总量应高于全国大城市平均值，财政至少能够自给自足，这也是保障中央财政调控能力的要求。
一般情况下，这三个条件全部具备才能设立直辖市。此外，如因政治、经济或军事的某种特殊需要，具备其中一项条件的城市也有可能升为直辖市。
戴均良指出，中国现行行政区划改革和完善的方向是调整幅度、减少层次、增强活力。而增设直辖市无疑是划小省份、减少层次的最佳模式。据有关统计，从总体上看直辖市的发展速度不仅快于省辖市，而且也大大快于省。如直辖市的GDp是省的平均数的3倍以上。
然而，中国作为全球人口最多，面积第三的大国，一级政区的数量与其它国家相比明显偏少。如果中国一级政区目标定位在50个左右，那么在现有基础上就可再设16个省级政区。从区域经济中心布局考虑，最少的方案也要增加4个直辖市，即在东北地区、华中地区、华南地区和西北地区各设一个直辖市。
行政区划改革最新方案篇4
例1
加快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建设服务型、效能型、廉洁型政府的必由之路。党的xx大明确要求，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作为一名来自区县政府的人大代表，结合多年的工作实践和体会，通过与部分省人大代表、相关专家进行交流，广泛借鉴省外成功经验，形成该调研报告。
一、加快推进四川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迫在眉睫
(一)新形势迫切需要加快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当前，四川同全国各地一样，改革步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就政府自身建设而言，改革必须破除部门既得权力和利益格局形成的阻力，必须改变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的现象。政府部门的权力集中在行政审批领域。顺应群众的期盼和要求，必须加快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从而不断提高广大公民和法人的满意度。
(二)新目标迫切需要加快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四川省第十次党代会明确提出，今后五年要努力实现三个翻番、五个提升的奋斗目标。目标催人奋进，关键在于加快发展。四川要加快发展，重点是抓招商、增投资、上项目。只有栽下梧桐树，才能引来金凤凰只有优化服务，打造一流的政务环境，才能实现四川的快速发展。在制度上，就需要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通过简化审批流程、建立健全监督机制，进一步规范行政许可、审批权限，改进工作作风，提升工作效率。
(三)新成果迫切需要加快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来，四川虽偏居西部，但通过各级各部门的齐心协力，取得较为可喜的成果。2016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调研报告2016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调研报告。2016年以来，全省先后10次对行政审批项目进行清理，取消和调整了一大批行政审批项目，省级行政审批项目由2906项减少到478项。同时，规范了审批行为,优化了审批程序，行政效率有所提高。但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当前我们既要巩固来之不易的成果，更要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因此不能须臾懈怠，不能半点停顿，否则可能前功尽弃。
二、四川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一)行政审批的项目有待进一步减少。调查发现，不少企业认为：相关政府部门虽然大幅削减了审批项目的数量，但多数是监管风险高或不收费的项目;对于涉及经济事务的可收费项目，却采取化零为整的方式加以保留。因此，减少行政审批的数量与政务服务水平的提升程度不成正比，审批项目仍有进一步缩减的空间。
(二)行政审批的流程有待进一步优化。一些政府部门对审批流程的改进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缺乏与相关平级部门的沟通和协调，只是对本部门的行政审批制度作一些局部的改良。由于缺乏完善的制度设计，一些部门仍然存在审批的前置条件过多过细;审批流程重复、阻塞。以市政项目为例，在各项工作顺利的情况下，从立项、用地预审、选址、环评、节能、可研、规划许可、土地、消防、设计审批、概预算审批等需16个环节219个工作日，还未计入项目本身需要的勘察、规划、设计、其它资料准备、方案图纸修改和专题论证研究的时间。由于项目审批一环扣一环，若某一阶段不批，则下一阶段就无法实施，项目单位开展工作相当被动。更严重的是，部分审批甚至相互前置。例如：新上企业在生产经营前，应在发改部门进行备案登记，根据规定，办理备案登记证时需要提供工商营业执照，而办理工商营业执照需要环评批复意见，办理环评批复又需要提供备案登记证，发改、工商、环保三个部门的审批事项互为前置，又都有相关政策依据，因此无法办理相关证照，更无法投产运行。据了解，某地来川的客商投资一个项目，相关部门的公章盖了80多个。最后，该客商感慨四川是一个休闲的天府，却不是一个干事创业的好地方。此例子虽不一定具有代表性，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审批流程的繁杂以及效能的低下。
(三)行政审批的授权有待进一步到位。一些地方的政务服务中心存在定位不明确，管理权限和职责不到位，对审批窗口授权不充分，不能实现窗口接件与部门审批的前后动，当场办结率低，甚至变成单纯的接件窗口。
(四)行政审批的监管有待进一步加强。目前一些政府部门只审批不监管，或重审批轻监管;有的监管手段单一，监管不到位;甚至有个别人受利益驱动滥用监管权。同时，虽然有些政府部门出台了行政审批的责任追究制度，但缺乏落实审批责任制度的可操作的程序和具体行动。公众反映最强烈、最难解决的3个难题拖、卡、推现象便屡禁不绝。
三、省外成功经验
(一)浙江省行政审批向下放权。20xx年6月27日，浙江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加强服务保障改善发展环境，大力推进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建设和XX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的实施意见》。意见要求，进一步简化和规范审批程序，压缩办事时限，做到能放就放、能减则减、能快则快。20xx年9月24日，浙江省政府出台《关于下放部分省级行政审批和管理事项的通知》，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根据各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依法交办、委托等方式，向各设区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或县(市、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下放406项省级行政审批和管理权限。
(二)海南省行政审批实行三集中。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实行审批事项、审批权力、审批人员三集中，其核心是审批权的集中。通过集中审批权，并配合监督制衡机制，海南实现了对行政审批事项和审批权的有序管理，提高了依法行政和政务服务水平。以海南省住建厅为例，该厅有48项审批事项，以前分散在7个内设处室，由3位领导分管，涉及53位审批工作人员，使用7枚行政审批专用章进行审批。进入省政务服务中心后，改为11人一个窗口对外，首席代表全权审批，只需1枚审批专用章。
(三)广东省行政审批先行先试。国务院批准广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先行先试，其主要思路是以取消为主、转移下放为辅，宽准入、严监管，其独特处在于部分中央设定的审批事项经向上汇报争取后也被改革掉。20xx年7月17日，广东省公布了省政府20xx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第一批目录，全部调整事项达到354项，占省级政府现有实际审批项目的1/3以上。其中，明确取消的有179项、转移的有55项、下放的有115项、委托管理的有5项。20xx年11月23日，印发《广东省十二五时期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先行先试方案》，提出到20xx年，省内各级行政审批事项压减40%以上，办结时限总体缩短50%左右，网上审批办理率90%。
四、加快推进四川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具体建议
(一)科学确定目标。力争通过4-5年努力，实现西部地区透明度最高、效率最高和收费最少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省级相关部门有必要明确责任领导、责任处室，在制定本单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路线图的基础上，科学确定年度工作目标。
(二)设定基本原则。一是效率优先原则。要按照规矩服从效率、权限服从效果的要求，加大行政审批改革力度，下大力气削减审批事项，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加快推进全省在科学发展的轨道上实现跨越提升。二是注意中立原则。建议由省编办这个相对超脱的部门牵头审批改革，其他同属相对超脱的省委政研室、省政府研究室、省社科院协助，从而破除核心权力部门自我改革难题。三是社会协同原则。建议广泛召开企业、社会组织、行业专家座谈会，广泛发放调查问卷表，详细听取审批行为相对人的意见，打好一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人民战争。
(三)选择合适路径。
1.做好省级层面的顶层设计。对于依据省人大制定的有关法规而设立的相关审批，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经论证不合理的，建议省人大修订有关法规，从而取消相关行政审批，为加快发展清除障碍。同时，建议省政府在加强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按照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原则，尽快出台简化审批程序、提高行政审批效率的文件体系，如：《关于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简化建设项目审批程序提高行政效能的意见》、《关于优化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工业项目、旅游项目、房地产项目等四类建设项目联合审批流程实施方案》、《关于简化建设项目立项规划环评审批程序的实施方案》、《关于下放或委托市(州)审批投资建设项目有关审批事项的实施意见》、《关于重点建设项目用地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等。
2.突出重点深化改革。根据中央部署，结合四川实际，着力在三大领域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一是投资领域。与投资审批相关的企业登记注册，目前前置审批项目多、环节多。因此，建议改革企业登记审批制度，最大限度地激发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二是社会事业领域。现在以审批代替服务的现象、政府大包大揽的现象仍普遍存在。对此，一方面要下决心减少或下放审批权限;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逐步把部分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转移给成熟的社会组织。三是非行政许可审批领域。按照《行政许可法》规定，临时性行政许可有效期只有1年，超过1年仍需实施的，必须上升到法规，如果1年之内没有上升到法规，就自动取消。
3.再造审批办理流程。一是突出高效化，全面优化审批流程，做到减事项、减流程，特别是着力消除部分审批事项相互前置的羁绊。二是突出便民化，分领域编制业务手册和办事指南，内容涉及办理依据、办理机构、审批条件、审批数量、申请材料等，切实方便企业办事。三是突出集中化，建议借鉴海南模式优化省级部门机构设置，实行三集中。四是突出标准化，全面实行阳光审批，凡工作流程中不涉及的事项和材料，不得要求企业或相关组织提供。
4.强化审批监管。加快创新和强化政府监管机制，建议省级各部门针对每一项取消、下放、转移的事项，紧密结合社会信用体系和市场监管体系建设，逐一制定相应的具体监管办法，充分发挥各类社会主体的作用，着力构建行政管理、社会自治和公众参与相结合的综合监管体系，防止出现管理真空。
(四)强化保障措施。
1.强化组织领导。建议省政府成立高规格的领导小组，建立工作例会制度，及时研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有审批权的省级部门主要领导要带头抓，带头深入基层、深入企业、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切实摆脱固有利益的束缚，还权于社会、还权于市场，换来四川加快发展的无限生机。
2.强化工作监督。省人大每年组织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视察活动，听取省政府的工作报告，切实加强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不断把改革推向深入。
3.强化技术保障。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作用，加强电子政务建设，着力建设全川统一使用的通用审批系统，建立省、市、县三级联网审批服务平台，拓展完善网上审批服务大厅的功能，抓好人员培训，全面推行网上审批，促进审批提速提效。
4.强化社会评价。坚持开门搞改革，建议由省统计局、省监察局牵头，在广泛征求民意的基础上建立四川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公众评价体系，完善行政审批绩效考核制度，强化效能问责，做到审批提速不越轨、加快不违规，确保人民群众放心满意。
例2
为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创新大河西先导区行政审批管理及运行机制，提高政府工作的服务质量，根据市委、市政府对大河西先导区行政审批试点改革的总体要求，现就行政审批流程改革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方案。
一、改革目标
通过行政审批流程再造，力争审批环节明显减少、审批行为得到规范、审批效率显著提高、审批监督机制进一步强化，构建科学、规范、透明、高效的行政审批快速通道。
二、审批原则
(一)集中原则。一是集中受理行政许可申报，先导区管委会设置一个专门的政务窗口，统一受理44项行政许可事项的报批卷宗，统一对外发卷。二是集中统征土地，先导区范围内征用土地，由先导区土地储备(交易)中心统一进行。三是涉及项目建设的行政事业性税费集中在三个环节收取，即所有土地税费统一在土地呈报批准后、用地审批发证之前收取，商品房项目报建费统一在商品房预售许可前收取(非商品房则仍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前收取)，房产契税统一在产权证发放前收取。
(二)公开原则。先导区所有行政许可事项的工作流程、项目申报条件、行政许可时限、办理责任人等内容将全部向社会公布，为办事人创造一个公开透明的办事环境。
(三)精减原则。先导区管委会将履行11个市级行政审批部门44项行政许可或审批工作职能。先导区建设项目审批以规划审批为主线，国土、建设、环保、房产等审批为辅线，其报建总时限利用大部委办公的平台，通过各审批环节的整合、并联，原体外环节的纳入、简化，统筹利用各部门资源来予以压缩，而并非简单的压缩某个办事环节时限，并力争单个审批项目报建总时限在原各部门承诺的总审批时限基础上再缩短50%。
(四)便民原则。为减少当事人往返行政审批机关的次数，降低项目报批成本，对当事人申报的行政许可事项所必需的资料，窗口工作人员须一次性告知。根据当事人的自主选择，对所有行政报批事项均可由先导区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实行全程，跟踪服务。
(五)廉洁原则。在行政许可过程中，明确界定各级行政审批人员的职能职责，保持政策的刚性与连续性，实行电子化办公，建立部门之间、处室之间相互监督办事机制，健全社会监督机制和效能考核机制，真正做到精减廉洁，公开便民。
三、土地征用、转用、供应基本流程
(一)土地征用、转用、供地分三个阶段进行，即用地预审，土地征用、转用报批，土地供应。先导区所有用地均由先导区管委会土地储备(交易)中心【下称储备(交易)中心】统一征、转，统一储备，统一安置补偿，统一供地。
1、用地预审。由储备(交易)中心准备下列资料：
(1)用地、规划申请表
(2)选址意见书(由国土规划部规划处提供)、立项文件(由项目建设部提供)或土地开发利用方案【省级审批部门有要求的即需要该项资料】
(3)1：500至1：2016地形图
(4)土地规划调整批文(若需调整规划的)
(5)其他相关资料
报国土规划部国土处审查，由国土处组织本部规划处、环境资源处进行用地预审，主要审查是否符合土地利用规划、是否有农用地转用计划、是否符合环保的要求、是否属禁止、限制供地范围(项目用地)等，审查通过出具预审报告，规划条件，划定规划定点蓝线。
2、土地征用、转用报批。由储备(交易)中心准备下列资料：
(1)用地预审阶段的所有资料及预审报告
(2)地籍调查表、土地权属汇总表及拟占土地权属证明(国土分局承担)
(3)勘测定界技术报告和勘测定界图、土地利用现状图
(4)预征土地公告(国土分局承担)
(5)听证笔录(有听证要求的、国土分局承担)
(6)补充耕地验收文件(占用耕地的)
(7)相关部门意见
(8)其他相关资料
报国土规划部审查，规划处审查合格发《规划用地许可证》，国土处审查合格划调查红线，编制一书四方案，环境资源处审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情况及压覆矿产、地质灾害等情况，各处审查合格签署意见后上报先导区管委会、省、国务院审批。
3、土地供应。上述地块经省、国务院审查批准后，交土地储备(交易)中心统一储备。根据土地开发进度，由储备(交易)中心协调区级政府搞好土地安置补偿工作。
4、土地划拨。地块符合划拨条件的，由项目申请人准备下列资料：
(1)用地申请表
(2)选址意见书(由国土规划部规划处提供)、立项文件(由项目建设部提供)
(3)1：500至1：2016(下基层调研报告)地形图、红线图
(4)测量测绘成果表
(5)单位资质证书、工商营业执照
(6)法人委托书原件
(7)法定代表人及人身份证复印件
(8)先导区管委会同意土地划拨批文
(9)其他相关资料
报国土规划部国土处审查并上报先导区管委会审批后发划拨决定书及划拨土地红线图。
5、土地出让。地块进行招、拍、挂出让，由项目建设部就项目准入、投资强度等问题提出审核意见，由国土规划部规划处尽可能做好该地块的规划要点及控制性详规。规划一旦确定即不再变更，土地招、拍、挂出让后，不得改变土地性质，不得修改容积率，不得减少公共绿地，不得占用公共配套设施用地。特殊情况确需变更的，由用地人将土地交回管委会重新招、拍、挂。储备(交易)中心根据规划编制土地出让方案，测算土地出让金，测算土地供应后项目建设过程中所有税费，一并列入土地成本，报国土规划部国土处审批后，上报先导区管委会批准，由储备(交易)中心组织招、拍、挂出让，项目用地单位取得出让土地后在建设过程中不再向行政管理部门缴纳任何税费。
项目用地单位通过划拨、出让途径取得土地使用权，交清所有税费后，准备相关资料报国土处审查，核发《土地使用证》。
四、项目建设报批、预售、竣工验收
(一)项目建设报批分五个阶段，即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竣工验收。
1、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由项目建设人准备下列资料：
(1)建设用地规划申请表
(2)土地权属资料(红线图、土地使用证、土地出让合同等)
(3)总平面图
(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经国土规划部规划处审查总平面图，环境资源处审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后，规划处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2、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由项目建设人准备下列资料：
(1)上一步骤中所有资料
(2)相关设计文件和图纸
由建筑房产处牵头，规划处、环境资源处参与，审查合格后签发批复文件。
3、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两证分别由规划处、建筑房产处牵头，环境资源处参与，同步进行。
4、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由项目建设人准备各类设计图件报规划处审查，规划处审查上述资料，并组织相关部门进行联合审查，各部门同意，签署意见后，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5、核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国家投资项目及国有(控股)企业先由项目建设部按照公开、公平、透明的原则，社会化运作模式组织工程招投标，工程监理招投标。再由项目建设人准备下列资料：
(1)施工项目报批表
(2)中标通知书(非公有制企业不须提供)
(3)施工合同、监理合同
(4)农民工工资保障金核实表及建筑工地计划生育管理登记表
(5)建设工程施工图技术审查报告
由国土规划部建筑房产处审查上述资料，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6、商品房预售。由项目建设人准备以下资料：
(1)房地产企业《营业执照》和《资质证书》
(2)土地使用权证
(3)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4)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5)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6)审查批准的报建图
(7)工程进度证明材料
(8)商业房预售及物业管理方案
行政区划改革最新方案篇5
为全面落实中央和上海市关于营商环境改革的重要指示和工作部署，贯彻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总体要求，区**坚持优化审批、改革创新，以企业满意度为评判标准，不断推进建设领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面提升企业获得感，积极优化工程建设领域营商环境。
一、主要工作情况
（一）完善工作体制机制建设。一是成立了**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二是成立了**区社会投资项目**中心，10个单位常驻区行政服务中心“一个窗口”，提供全流程审批服务。三是形成了“1个协调小组+11个工业区项目联络员”的联络机制，组建审改服务微信群，完善沟通交流机制。
（二）全面落实“双减半”工作要求。我委13个审批事项全部完成办事指南标准化的工作。在减时间方面，所有事项较法定时限压缩平均达70%以上，施工许可证办结时限压缩至3个工作日，较法定时限压缩80%。在减环节方面，通过大力推进网上办理、网上发证，全面减少审批事项现场办理环节。其中建筑企业资质许可以及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2个事项推行告知承诺办理。
（三）全面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改革。严格按照“一表申请、一口受理、一网通办、一次发证、限时完成”的要求，通过区领导小组、区**中心等机制协调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一网通办”审批改革工作，所有项目均通过“联审平台”完成全程网上无纸化办理。2018年3月审改以来至2019年底，共办结审批事项139件，其中区规划资源局牵头组织办结设计方案审批38件，区**牵头组织办结施工许可53件、竣工验收48件，水电气接入服务单位共受理接入申请77件。
（四）稳步承接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验收工作。2019年中旬，区**正式承接本区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和装饰装修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备案相关工作，在区消防救援支队协助人员大力支持和配合下，已基本厘清消防工作脉络并完善了工作流程。2019年共办结消防设计审核申请4件，设计备案27件；办结消防竣工验收申请12件，验收备案14件。
（五）加强审改政策培训宣传。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改革方面，组织各部门参加市级培训17次、召开区内各部门培训11次，组织窗口全体工作人员进行专题学习5次。对企业开展了多次政策宣贯培训，组织培训10次，参与人次逾700人。召开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改革专题协调会议9次。加强了企业对新政策、新流程的学习，企业对改革的了解广度、深度有明显提高。
二、下阶段工作计划和思考
（一）完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综合窗口建设
根据区政务服务办的区行政服务中心“综合窗口”改革方案中，将建设工程综合窗口作为推进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设计方案、施工许可、竣工验收、市政接入四阶段工作要求，建议按照设计方案由规划资源局牵头、施工许可和竣工验收由**牵头、供排水接入由水务局牵头的业务操作划分，分别制定相应的工作流程体系，明确各阶段牵头部门和收件标准，形成前台统一收件，后台集中会办审批的工作机制。建议除区**和区规划资源局的审批事项纳入以外，将重点参与部门的相关事项也纳入建设工程领域综合窗口。统一与企业发生互动，各审批部门入驻人员依各自职能进行审批和监管，加强协同联动。
（二）低风险项目全过程流程再造
在2020年的市级新一轮改革方案中，根据工程风险等级分类，实施差别化管理。其中，被评估为低风险等级（粗略判别标准：建筑面积小于1万平方米，高度低于24米，功能单一，技术简单）的社会投资工业项目可以享受免方案审批、免勘察费用、承诺后免审图，一次性获取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一站式竣工验收和不动产登记等最为简化优化的审批政策，可以促进扩建增容的产业项目快速交付投产，提升企业和社会对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获得感。区**在2020年的工作中也将聚焦低风险项目开展审批改革工作，着重根据我区工业项目数量多、占比大的特点，对社会投资低风险工业项目落实有针对性的重点改革举措，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推进政府补贴和简化政策落地，指导社会投资低风险工业项目的相关企业开展勘察费用减免申请，对免于施工图审查的项目开展事后监督检查。二是依托区社会投资项目**中心机制和“一网通办”系统，实现一站式受理施工许可，合并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三是进一步简化竣工验收环节，由区**和区规划资源局牵头开展综合验收，一站式核发规划资源验收合格证、质量监督报告、综合验收合格通知书和不动产权证。
（三）探索长三角评标专家资源共享、开展远程异地评标
自2020年4月1日起，上海市施工招投标将实施电子招投标，在此基础上，探索建立一套科学完善的远程异地评标系统，充分利用人脸识别技术，与已建成的专家库中专家的人脸特征进行比对，将远程异地评标系统与各地门禁系统无缝对接。探索建立共享长三角评标专家库，跨区域远程异地电子评标，整个评标过程都有视频监控，全程有迹可循、有据可考，进一步加强了事中事后监管力度。通过上述措施可以将招标人、招标、投标人与评标专家从地域上最大限度地隔离，不仅可以减少人为因素干扰评标，有效减少和限制围标、串标情形，实现评标“智能化”，还有利于克服远郊评标专家资源不足，有利于进一步提高评标工作效率，降低招投标成本，充分体现建设工程招投标的公平、公正的原则。
（四）建议通过行业自律规范招标行为
自2017年取消了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机构资质，只要企业经营范围中有招标事项就可以承办招标业务。随之出现招标机构和从业人员数量激增，良莠不齐，存在不专业、不敬业、不规范现场。有的招标机构为了取得业务，一味迎合招标人，不中立、不公正。由于部分招标机构不专业，在项目实施招投标过程中出现反复，造成延长招标时间，影响工程建设进度。建议市级主管部门和相关行业协会进行沟通、协调，督促行业协会建立健全招投标行业自律规范，加强对招标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专业知识和行业自律的教育、培训和考核，引导招标企业转型升级和持续健康发展。
行政区划改革最新方案篇6
一、美国执政党派教育主张的“趋中间化”
政治景气循环由政权交替来推动，它具体体现为政党循环。美国最新一次的政治景气循环是由第42任共和党派代表布什总统和刚获连任的第43任派代表奥巴马总统完成的。就他们实行的教育改革来看，作为共和党代表的布什总统实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法案灵魂是关注落后学生，强调教育公平。而作为代表的奥巴马总统颁布的《力争上游计划》主旨则是更加激励优质学校的教育创新和追求学生的个人发展和成功，力争做到个人乃至国家上游。两个不同党派的教育改革计划分别走向了对方所秉持的价值理念，倡导教育竞争的共和党喊出了“教育公平”的口号，而主张教育公平的也打出了“教育竞争”的旗帜。客观上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教育改革从“钟摆效应”走向“趋中间化”的相对稳定性改革道路。
（一）既强调教育公平又注重教育质量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着重强调教育公平，为了真正实现“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目标，从事实上消除各类学生间的学业成绩差异，重点关注那些学业成绩低下的学生，包括少数族裔、低收入家庭、英语学习障碍和残疾的儿童。[4]法案承诺到2013-2014年，所有学生都在数学和阅读方面达到学业“精通”。法案还指出必须实行年度测试，全美所有公立学校都要达到aYp（学业年度进步），没有达到的学校则会面临警告。那些被认定长期会失败的学校则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法案还规定逐步在各州推进统一的教学标准、建立全州的统考制度，并力图建立全国统一的教育评价标准。《力争上游计划》强调通过竞争的方式提高教育质量，通过提供竞争性拨款资金来支持教育创新和学生学业成就的改善。在2011年联邦预算中，奥巴马政府拿出13亿美金用来推行教育改革计划，并拿出6.5亿美元作为创新基金，以提高各州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5]同时，支持实施高标准与高质量的评估，规定州与地方教育当局需要为此制定周密的计划去实施国际公认的K-12标准以及与这些标准相关的高质量评估，并须建立测量学生成长和成功的数据系统。
（二）支持增加联邦政府的教育投入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从四个方面进行联邦教育投入：向家长提供教育券、向机构提供专项计划拨款、减税和贷款。[6]为兑现承诺，《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签署后，布什发表财政计划，提出向教育部增加14亿美元的投入，并规定专款专用。据统计，法案实施7年中，美国国会对教育的资助由422亿美元增长到544亿美元。法案受到的资助增加了40.4%，即由2001年的174亿美元增加到244亿美元。[7]2009年，奥巴马总统签署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其中，在教育上投资1,150亿美金，使教育投资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仅《力争上游计划》拨款就达到43.5亿，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联邦教育投资计划。美国联邦教育部还制定了教育稳定基金计划。由此，联邦教育预算从2000年的462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497亿美元，创下了自1965年以来对《中小学教育法》（eSea）增加拨款的新纪录。2012年教育部的预算为680亿美元，比2011年增加了38.5%，是联邦各部门增加预算比例第二高的部门。[8]
（三）给予州和地方学区教育权的自主性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增加教育行政的弹性和地方自主性，赋予各州、地方学区及学校在执行法案时拥有灵活权。[9]其主要集中在三点：一是在联邦教育经费使用上，允许将用于某一目的的资金转移到州认为更需要资金支持的项目上。法案也允许教育部直接拨款给农村学区供他们灵活使用。二是对实施绩效条款中关于aYp增长模式的重新设立，各州只要能够显示本州在学生学业成就方面正在取得进步，并遵守法案的原则，则获有资格使用aYp增长模式。三是各州可以申请更改绩效考核标准，同时允许州政府改变对高质量教师的定义。派代表———奥巴马总统实施的《力争上游计划》也空前强调教育分权。它是从下到上的教育改革方案，规定各州政府有权自主决定是否参与本项计划。自愿参加竞获联邦教育资金的各州根据联邦教育改革标准提交本州的教育改革方案，胜出的州即可获得联邦政府提供的教育改革经费。另外，在《力争上游计划》中，联邦政府仅列出竞选标准的五项参考因素，各州则根据实际提交符合本州教育改革愿景，尊重各州在教育上的权力。2012年更是将教育改革自主性推向了新的高度，美国联邦教育部推出“力争上游———学区竞争”计划，将改革支持重点从州一级下移到学区一级，鼓励学区自我创新，完成教育卓越计划。
（四）均鼓励教育选择和教育市场化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大力推行教育券计划，呼吁给予家长更多的教育选择权。法案规定，如果自己的孩子在一所长期处于尚待改进的学校学习，家长可将为孩子转入到本学区绩效更好的公立学校或者特许学校就读。学区必须为转学孩子提供必要的交通服务。三年未能达到州学业标准的儿童可以接受包括课后服务、导师指导和暑期学校等补偿性教育服务。奥巴马政府将特许学校作为撬动公立学校改革的支点，对特许学校的支持力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力争上游计划》解除了对特许学校数量限制，要求大力兴建特许学校。“特许学校的灵活性使其始终处于创新创效的时代前沿，它迫使所有公立学校进行教学和课程改革。我和其他政府成员将致力于支持特许学校发展和奖励教育创新。”同时，奥巴马在其教育施政纲领《改革蓝图》中强调要不断扩大公立学校选择范围，支持优质的磁石学校计划和特许学校项目，为学生提供优质教育选择机会。另外，奥巴马强调问责制，在《力争上游计划》中，将学生的学业成果与教师、校长的评估挂钩，以绩效为依据评判教师和校长的工作成效，并作出奖励或惩罚。
二、当前美国政治党派教育主张“趋中间化”的成因分析
（一）党派谋求政治优势最大化：党派的“理性”选择
公共选择理论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非市场决策，尤其是把经济分析方法应有于公共政策制定。[10]经济学一般假定，在私人部门或经济市场，人们通过对产品进行“货币投票”来表达他的偏好；而在公共部门领域或政治领域，人们用“民主投票”选举民意代表和公职人员来表达其对公共物品或公共政策的偏好。这就是说，只有能满足一定选民偏好的政党才有可能在体系中存活下来。按照唐斯的公共选择定点理论（见图1），[11]K（X,G）是选民偏好与政党政策的最佳结合点。a政党（共和党）的政策点L向X方向移动，并锁定在中位点X。根据投票者偏好以及两党竞争的结果，B政党（）为了获得a政党支持层选民的选票，的政策点m也向X方向移动，最终把自己的政策也调整到中位点X，因为这一政策定位可以使的得票率最大化。也就是说，政党追求政权时多会选择投票者偏好的政策立场。结果，导致两党的政策选择向中位点靠拢，即采取“中间投票者”偏好的位置，争取选民支持最大化。在两党竞争模型下，共和、民主两党为了选票的最优化，会投中间投票人所好，提出趋中间化的政策。同时，根据理性投票人的假设，投票者会对两党的与自己的效用偏好进行比较，然后进行投票。在“中间投票者”偏好的驱使下，两党的教育政策逐渐趋同。
（二）教育议题自身的特性使其成为“趋中间化”的典型之一
为何教育议题“趋中化”表现更加明显？为何两党都企图通过教育议题来争取更多的中间选民？相比经济和国际关系议题，教育具有自身温和的特性。首先，在教育问题上，争议性相对较小，更容易达成一致。目前教育改革主要围绕着教育质量和教育公平如何倾斜的问题。其次，教育成效周期长、见效慢，教育改革循环周期往往长于政党执政循环周期，政党更容易扮演“好心人”的角色，从而有助于缓解在其他问题纷争上的激烈程度。再次，教育问题属于公共问题。没有人再对联邦政府干预教育提出异议，而转向集中在联邦的干预程度和具体的做法上。在教育问题上，民众的态度分布属于公共选择理论意义上典型的“双峰偏好”（见图2），即全体选民形成了两个偏好集团或团体，一部分选民拥护“教育竞争”，另一部分选民更加拥护“教育公平”。公共选择理论认为，这就为两党制的产生提供了选民基础。然而，双方争执势力处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量，除了会尽力集合在两大偏好的周围，以回应和吸引更多的选票，稳固本方选民，在选民偏好不易改变的前提下，还会试图尽力争取另一方选民的支持。因此，从两党竞争模型和空间定点理论来看，教育议题呈现“中间化”态势明显，“中间投票者”偏好使共和、民主两党的教育改革计划趋于一种竞争均衡态势。
（三）两党“温和派”势力扩张与教育主张“趋中间化”
1.温和的右翼势力
温和的右翼成员是指在社会问题上持温和立场的共和党人。布什在2000年总统大选中提出了“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即是争取和扩充这部分的共和党人，由于他们还需要保持与右翼势力联盟的政治立场，所以只是修正和调和了部分教育主张和观点，主要有：（1）承认联邦政府需要干预教育。他们并未要求联邦政府完全放手教育事务，但也反对增强联邦政府过度限制地方的教育权力。（2）认为应当帮助公立教育进行改革。布什总统实施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规定了表现不良的公立学校要给予警告或关闭，并通过“教育券”制度和特许学校对现有公立学校施加竞争压力，迫使其提高教育质量。（3）强调学校责任制和教师责任制的关键是建立有效的评价制度。呼吁教师需要更加努力的工作，认为教师可以在这种责任制的激励下变得更好。（4）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教师工会维护教师权利的做法，但也仍旧不希望它发展壮大。[12]
2.温和的保守派人
保守派人又可称为中间派人或者温和的左翼势力，强调妥协和两党合作。曾任总统比尔•克林顿提出“第三条道路”为当年获得大选奠定了决定性意义的胜利。代表性教育主张有：（1）坚持联邦政府在教育中发挥作用，同时更加强调增加教育投入，认为从当前的教育现实来看，绝大多数的公立学校是需要政府资金支持的。（2）不排斥引入“市场”和“竞争”优势。州与州之间、地方之间、学校之间及教师之间在竞争机制下应该变得更好，但这个必须是建立在可以获得更多教育资源的基础上。（3）不反对“教育券”和学校选择，主张发展特许学校。认同以“教育券”的形式帮助学生离开一直运作不善的学校。同时鼓励发展部分特许学校作为公立学校的补充，以扩充公立学校的力量。（4）不抵触实行教师绩效工资制度。认为对教师实行绩效制度应该建立在促进教师良性竞争的基础上，因此建立并完善竞争机制是最重要的。主张联邦政府应在评定教师方面掌握较大的权限。
三、对我国推进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教育议题具有重要的政治战略地位，重视政府在教育改革中的作用
当今，教育越来越被看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成为各国政府议程中一项关键的政治议题，具有举足轻重的政治战略地位。近二十年来的美国教育改革实践表明，联邦政府在促进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方面发挥了愈加积极的作用。从老布什到奥巴马，虽历经多次两党轮流执政，但都主张增加联邦政府的教育投入，促进联邦政府在教育发展上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是通过制定联邦教育法案即运用联邦权力来保证教育公平的实施，《力争上游计划》则是联邦政府通过竞争性拨款引导和鼓励州及地方进行教育改革。
（二）教育改革要重视民意，着力解决民众最关心的教育难题
教育是美国民众普遍关注的话题，民众高度重视教育问题。目前在我国，异地高考问题、择校问题、随迁子女受教育问题等许多关系百姓切身利益的教育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学生、家长参与教育改革的制度保障机制也尚未建立起来。如何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成为一项重要课题摆在教育工作者面前。因此，教育改革需要重视民意，着力解决那些民众最关心的、最棘手的教育难题。
（三）处理好教育、国家与市场及教育公平与质量的关系，力求达成动态平衡
行政区划改革最新方案篇7
（一）监利县食药体制改革的“三步曲”
1、大力宣传改革，明确改革目标，营造改革的有利氛围。在食药体制改革中，新闻单位和涉及改革的各部门在县委、县政府的引导下，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大力宣传食品药品安全形势和政策，让广大干部群众充分了解改革的目的和意义、明确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全县上下统一了思想、凝聚了共识，形成了干部群众支持改革、参与改革的良好氛围。
2、反复深入调研，制定合理方案。2013年11月29日，监利县收到省编办关于县级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通知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在2013年12月初，成立了县食品药品监管机构改革领导小组，由编办牵头，联合工商、质监、药监、卫计、人社、组织、财政等部门组成工作专班，开始对食药体制改革中涉及的机构设置、职能调整、人员编制划转等进行调研。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按照鄂编办[2013]133号文件精神，制定了改革初步方案，其中乡镇监管所的人员主要从乡镇卫生院和乡镇政府中进行划转调配。初步方案在提交县委常委讨论后，当场予以了否决，常委们明确指出乡镇卫生院和乡镇机关本就人手不足，再从中划出人员不妥。之后，工作专班和省、市编办联系，了解到质监和工商即将下放，于是工作专班和质监局、工商局的领导班子反复商讨，在明确改革走向后，质监局同意在省里规定名额的基础上多划32人，同时把检测人员也划过来。这样我们又重新制定了人员划转方案，并得到了县常委会和市编办的一致认可。至此，改革方案最终得以形成。
3、积极稳妥部署，仔细做好职能交接、人员安置、资产移交等方面工作。在大会召开之前，监利县编办把各单位的职能、职责划转情况制成表格，并得到各单位认可。4月29日，监利县召开了食药体制改革及人员调整大会，当场宣读职能调整、人员划转文件，当场办理职能交接仪式。在人员划转安置上，先期制定了细化到每个人每个岗位的征求意见表，让每个人填写自己的意愿，了解每个人的心理期望，同时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先期确定了内设机构和乡镇监管所临时负责人，并在大会开始前1个小时内与他们分别交心谈心。在大会上，当场公布了每个人的具体岗位和工作地点，当场办理了人员交接手续。对固定资产、办公用品和公务车辆，也进行了均衡分配。由于前期工作细致、周密，在所有涉及到的改革部门和划转的114人参加的大会上，各项交接手续顺利完成。
（二）改革后的运行情况
新组建的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设置了9个内设科室和13个乡镇监管所。2014年5月4日，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尺八监管所率先挂牌，随后2天所有乡镇食药监管所全部挂牌运行;县公共检验检测中心也在5月底顺利组建，质监、畜牧、农业、粮食、水产人员陆续划入，初步构建起覆盖全县的食品药品监管网络。
二、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一）派出机构的混编问题。在此次改革中，结合监利县实际情况，按照乡镇工商所的设立方法，分区域在乡镇（管理区）设立了13个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作为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派出机构，承担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委托的对本区域内食品药品安全进行执法监管的职能。按理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作为县政府工作部门，其派出机构也应是行政机构性质，人员应使用行政编制。但实际上，由于工商、质监下划的行政人员有限，还划了很多事业编制人员，导致各派出机构中既有使用行政编制的人员也有使用事业编制的人员，虽然在“三定”方案中对人员编制的置换有所规定，强调过渡性事业编制随自然减员逐步消化，但是由于事业编制人数较多，在县级范围内短期消化基本不太可能，如不能迅速解决的话，这种混编现象将长期存在。
（二）城区监管机构的设置问题。根据荆编[2014]4号文件有关机构设置的规定：县市区所在城区乡镇和街道办事处不再设立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其职责直接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承担。但是监利县作为一个人口大县，城区人口超过30万，同时还是全县最大的中小企业集中地，监管工作量占全县的60%以上，如果由县局直接对中心城区进行监管，仅靠局机关20多人根本无法监管到位，还会影响监管工作的效率和质量。监利县为不与上级政策冲突，在设置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内设机构――稽查科时，同时加挂了城区监管所的牌子，单独定事业编制23名，专门负责城区监管工作。
（三）人员工资差距问题。此次改革涉及人员数量多、来源复杂，工资也高低不一。同时由于质监局、工商局是属于省直管的部门，工资待遇相对于县级公务员要高一些，这样从质监局、工商局划出去的人员在划拨前后的工资也会存在一定差距，出现改革前后同一人员的工资不升反降问题，会导致工作人员产生不满情绪，挫伤其工作积极性，进而影响整个改革的平稳发展，甚至改革有可能出现反复。
三、有关建议
（一）合理置换事业编制，解决混编问题。派出机构作为政府工作部门所设立的专门从事某项工作的部门，从本质上来说，仍是行政机关，其人员的编制性质应与设立它的政府工作部门一样。在食药体制改革中，针对省工商局和省质监局划转到地方的事业编制，应由省编办增加相应的行政编制予以置换;对改革过程中产生的过渡性事业编制，也应设置时间段，由省编办按一定比例逐步予以置换。
（二）科学设置城区监管机构。省市相关文件要求在县市区所在城区乡镇和街道办事处不再设立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其职责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承担，其本意是为了精简机构，提高办事效率，但各地在进行具体的机构设立时也应考虑本地实际情况，尤其是监利县作为人口大县，城区人口所占比例大，监管难度高，针对这样的实际，笔者认为还是应该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对城区的食品药品安全进行监管。
行政区划改革最新方案篇8
——解读《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
2012年9月，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共同编制的《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经由国务院批准，正式。
《规划》是部级专项规划，是整个“十二五”时期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和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中国金融业的行动纲领，是中国金融业健康发展、服务经济的有力保障。《规划》诞生于当前复杂严峻的经济金融环境中，它汇集了各方面的思想智慧和业界的实践经验，值得我们从多角度加以解读和思考。
危机倒逼金融改革提速
当全世界因为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而声讨西方金融过度创新时，中国却面临金融创新明显不足的问题，亟需从顶层设计角度整体推进金融改革。
9月17日，“一行三会”和国家外汇局联合《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下称《规划》），显示出新一轮金融改革的顶层设计框架已启动。实际上，早在《规划》出台之前，金融改革早已吹响“集结号”，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汇率波动幅度扩大、利率市场化进入新阶段以及资本账户开放纷纷提上议事日程，金融领域的渐进式改革和局部试点不断推进，全球金融危机倒逼中国金融改革提速已是不争的事实。
金融改革的前奏
《规划》正式出台前，金融改革已沿着横纵两条主线在推进：横向的行业改革（如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包括汇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放开、资产证券化重启等）和纵向的地方性的改革尝试（如温州、广东等地的金融改革试验区）。
从横向看，今年汇率、利率、资本项目改革等系列举措紧凑出台，表明金融改革步伐明显加快。例如证监会通过扩大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投资额度、新增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额度等措施推进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央行汇改也有新动作，扩大了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也在加快：英国汇丰银行在伦敦发行了第一支人民币债券、人民币开展与日元直接交易、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内地域范围扩大至全国、发生人民币实际收付业务的境外国家和地区扩大到了148个，等等。
在利率市场化方面，商业银行存款利率上限放宽至基准利率1.1倍，贷款利率下限放宽至0.8倍，这是利率在市场化方向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试水。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催化，使商业银行年中揽储大战再度上演。此外，就在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还不明朗之际，自金融危机以来陷入停滞的资产证券化重新开闸。随着央行、银监会、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信贷资产证券化正式重启。与四年前相比，多元化成为新一轮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的主要亮点，国家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贷款、涉农贷款、中小企业贷款、经清理合规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贷款等均被纳入基础资产池。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资产证券化无疑为其融资平台债务“拆弹”提供了一种出路。
从纵向看，作为全国首个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的浙江温州，无疑开启了国内“自下而上”式金融创新改革的大幕。今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正式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温州金融改革“扬帆起航”。其中，允许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组织，以及研究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这两项政策成为温州金融改革的最大亮点。在此背后，是民间高利贷引发资金链断裂的信贷危局。温州金改试点方案从酝酿到出台再经国务院批准，前后仅不到5个月的时间，堪称中国金融改革历史上少有的高速。
继温州金融改革试点之后，4月12日深圳市通过了《关于加强改善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前海成为国家金融创新的第二站。而根据中国政府网网站7月3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开发开放有关政策的批复》，关于金融改革创新的部分被放在了六大领域的首位，前海被允许探索拓宽境外人民币资金回流渠道、探索人民币跨境贷款、支持前海企业赴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等。在这些探索中，允许在前海和香港之间开展双向人民币贷款，将会是中国内地首次实行资本项下的人民币流出和流入，被认为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又一标志。此后不久，由央行、发展改革委等八部委联合印发的《广东省建设珠三角金融改革创新综合实验区总体方案》在广州，这是目前国内金融改革中覆盖内容广泛、涉及范围大的金融改革方案，广东将在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改革、粤港澳金融合作等多领域先行先试。
事实上，地方性金融改革也体现在“区域金融中心”的争夺大战上。在过去的十年，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已有超过20个大中型城市提出了发展成为国际、国家或区域金融中心的目标与具体措施，而有金融中心功能规划或设想的各类城市更在200个左右，国内“区域金融中心”之争进入战国时代。而在温州、珠三角两个金改试验区获批之后，各地的金改热情也持续发酵。8月初，福建泉州宣布报批部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随后，湖南省金融办在8月底宣布，湖南省金融改革发展专项方案上报国务院。在此期间，天津滨海新区、上海浦东新区等地“先行先试”的金融创新改革浪潮也是风起云涌。可见，“区域金融中心”的竞赛热情尚未消退，地方政府抢滩金改的热情又井喷而出。
金融垄断待破除
行政区划改革最新方案篇9
新时期，为进一步加快国家自主创新战略实施和创新型国家建设，国务院做出了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重大决策，批复同意《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了“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目标。积极承担新使命，探索构建适应新形势需要的管理体制，2011年1月，北京市委市政府了《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体制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进一步明确了管理导向、机构设置、职能划分等层面的重要内容。
重点一：注重央地合作，加强各类资源统筹与协调服务
中关村是我国乃至全球创新资源最密集的区域，包括30多所国家高等院校。200多个科研院所、60多家国家重点实验室、60多家国家工程中心、踟多家跨国公司研发机构以及近20000家高科技企业。其中，部级的创新资源是中关村区别于其他地区的重要特点和最大优势，如何充分释放部级创新资源效能，实现各类创新资源的有效对接、高效配置，是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的重中之重。将中关村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体现了国家层面对中关村的高度关注，就要求不仅要举全北京之力，更需要国家各部委、各高层机构给予更大的关注和支持。《纲要》中明确了“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部际协调小组、国务院有关部门”在规划纲要的实施、指导、支持等方面的内容。
按照国务院总体要求，《方案》在改革机构中明确了示范区领导小组，并明确其“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指示，提出需要示范区部际协调小组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等职能，加强与部际协调小组的对接。在《方案》的具体落实中，北京市政府会同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部际协调小组相关部门，共同组建中关村科技创新和产业化促进中心(简称首都创新资源平台)，在市政府和中央相关部门共同领导下，负责落实示范区建设的各项重大决策，整合资源、提高效率，构建有利于政策先行先试、中央与地方创新资源联动的工作机制。目前，首都创新资源平台下设的“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审批联席会议办公室、科技金融工作组、人才工作组、新技术新产品政府采购和应用推广工作组、政策先行先试工作组、规划建设工作组”等已正常运转，对落实示范区部署、推进规划实施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重点二：理顺市区两级机构职能，充分调动区县发展积极性
随着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演进和发展，由最初的“一区三园”到“一区五园”再到今天的“一区十园”，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的市级管理与“子园区”所在区县之间的管理对接、统筹协调一直是中关村管理体制面临的重大问题。市政府2003年11月《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体制改革方案》中提出“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和管理的重心下移”，将中关村管委会部分职能下放至各子园区管理机构，由所在区县进行集中管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关村管委会与各区县政府之间管理职能交叉带来的管理协调问题。
为进一步理顺市区两级管理体制，《方案》明确了“双重领导、以区(县)为主”的领导体制，一方面加强市级统筹和决策，由中关村管委会对各分园的整体发展规划、空间规划、产业布局、项目准入标准等进行统一领导；同时，各分园管委会主任在组织领导任命时，须征得中关村管委会同意。另一方面实行区县政府对所属分园管委会全面领导。在职能划分上，明确了中关村管委会“调研、规划、协调、督办、服务”职能，主要负责宏观管理，侧重于督办重大决策事项和重点工作、优化软环境及统筹重大项目；赋予分园管委会在推动本园产业化、招商引资、社会服务体系建设、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市场监管、企业服务等方面的更大的自，以充分调动区县在园区发展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市区两级统筹、管理的合力效应。
重点三：建立协调联动的工作机制。强化决策统一与工作落实
除了在体制和架构方面有明确安排之外，为进一步加强部市各级部门、市区各级机构、政产学研用相关主体在工作层面的对接与协调，《方案》重点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机制安排，一是明确将“中关村管委会实行定期会议制度”作为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建立统筹协调、联动推进的工作机制，重点加强贯彻落实决策部署、明确各阶段中关村科技园区和各分园区重点工作等部署，突出市级统筹、强化重大决策、督办落实等方面的职能。
二是依托中关村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一平台，聚集整合市区两级资源，建立园区产业基础设施建设与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相结合的融资平台，推进重大项目落地与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着力提升示范区整体规划建设与创新发展水平。截止2011年3月份，中关村发展集团已经与11家大股权投资协议学院所、52家高成长企业、6家金融机构达成战略合作和投资意向。仅第三批12家高成长企业就签订了总计1.2亿元的股权投资协议，拉动社会投资近10.5亿元，形成年产值约90亿元。
重点四：推动开放式管理，吸纳社会资源介入园区管理与发展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最终要落脚到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上，中关村示范区的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外资、民营资本和社会各界力量，实现最大程度地整合、集成。中关村示范区聚集了近20000家科技企业，如何发挥好这一群体的积极作用，事关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长远创新发展。
行政区划改革最新方案篇10
吉林省共有国有林场340个，国有林场职工70936人，经营总面积5832万亩。据了解，吉林省国有林场改革采取试点先行的办法，首批将有13个试点县市正式启动改革;2017年第四季度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除四个森林经营局外，林场改革在全省全面推开;2017年初启动四个森林经营局改革，同时完成其他林场改革收尾工作，确保到2017年年底全省国有林场改革主要任务全面完成。
根据《方案》，计划到2020年全省国有林场森林面积增加200万亩以上，森林蓄积量增长5000万立方米以上，森林(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显著提升，富余人员基本安置，国有林场数量整合40%以上。
据财新记者了解，此《方案》是吉林省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国有林场改革方案》和《国有林区改革指导意见》(中发〔2017〕6号，下称中央6号文件)的具体举措。2017年3月，国家林业局曾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贯彻中央6号文件。
全国现有国有林场4855个，分布在31个省份的1600多个县(市、区)，大多地处江河两岸、水库周边、风沙前线、黄土丘陵、硬质山区等区域。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生产木材和管理森林，分别在东北、内蒙古、西南、西北等森林资源丰富的地区建立起了国有林区。但长期以来，国有林场在满足生产生活需要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日益严重。国家林业局局长赵树丛在解读中央6号文件出台背景时坦言，长期以来，国有林场和国有林区普遍面临着资源管理弱化、基础设施落后、债务负担沉重、职工生活困难等问题，推进国有林场和国有林区改革势在必行。
赵树丛指出，国有林场主要承担保护培育森林资源任务，虽为事业单位却实行企业化管理，经费自收自支，没有明确的支持政策和稳定的公共财政投资渠道;国有林区产权虚置，政事企不分，林区经济发展长期过度依赖森林资源消耗，导致可采资源枯竭、森林和湿地面积减少、自然生态系统严重退化、产业结构单一、经济转型困难，陷入资源危机、经济危困窘境。
中央6号文件出台后，2017年4月，广东省委、省政府率先印发《国有林场改革实施方案》。今年以来，青海、辽宁、海南、黑龙江、河南、内蒙古、广西、陕西等多个省区的改革方案也相继出炉。
阅读延伸：国有林场改革方案
一、国有林场改革的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实施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按照分类推进改革的要求，围绕保护生态、保障职工生活两大目标，推动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实现管护方式创新和监管体制创新，推动林业发展模式由木材生产为主转变为生态修复和建设为主、由利用森林获取经济利益为主转变为保护森林提供生态服务为主，建立有利于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有利于改善生态和民生、有利于增强林业发展活力的国有林场新体制，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保护生物多样性、建设生态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二)基本原则
坚持生态导向、保护优先。森林是陆地生态的主体，是国家、民族生存的资本和根基，关系生态安全、淡水安全、国土安全、物种安全、气候安全和国家生态外交大局。要以维护和提高森林资源生态功能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行最严格的国有林场林地和林木资源管理制度，确保国有森林资源不破坏、国有资产不流失，为坚守生态红线发挥骨干作用。
坚持改善民生、保持稳定。立足林场实际稳步推进改革，切实解决好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确保林场稳定。
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以因养林而养人为方向，根据各地林业和生态建设实际，探索不同类型的国有林场改革模式，不强求一律，不搞一刀切。
坚持分类指导、省级负责。中央对各地国有林场改革工作实行分类指导，在政策和资金上予以适当支持。省级政府对国有林场改革负总责，根据本地实际制定具体改革措施。
(三)总体目标。到2020年，实现以下目标：
生态功能显著提升。通过大力造林、科学营林、严格保护等多措并举，森林面积增加1亿亩以上，森林蓄积量增长6亿立方米以上，商业性采伐减少20%左右，森林碳汇和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有效增强，森林质量显著提升。
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通过创新国有林场管理体制、多渠道加大对林场基础设施的投入，切实改善职工的生产生活条件。拓宽职工就业渠道，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使职工就业有着落、基本生活有保障。
管理体制全面创新。基本形成功能定位明确、人员精简高效、森林管护购买服务、资源监管分级实施的林场管理新体制，确保政府投入可持续、资源监管高效率、林场发展有后劲。
二、国有林场改革的主要内容
(一)明确界定国有林场生态责任和保护方式。将国有林场主要功能明确定位于保护培育森林资源、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与功能定位相适应，明确森林资源保护的组织方式，合理界定国有林场属性。原为事业单位的国有林场，主要承担保护和培育森林资源等生态公益服务职责的，继续按从事公益服务事业单位管理，从严控制事业编制;基本不承担保护和培育森林资源、主要从事市场化经营的，要推进转企改制，暂不具备转企改制条件的，要剥离企业经营性业务。目前已经转制为企业性质的国有林场，原则上保持企业性质不变，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实现公益林管护，或者结合国有企业改革探索转型为公益性企业，确有特殊情况的，可以由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实际合理确定其属性。
(二)推进国有林场政事分开。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快职能转变，创新管理方式，减少对国有林场的微观管理和直接管理，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落实国有林场法人自主权。在稳定现行隶属关系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区位、规模和生态建设需要等因素，合理优化国有林场管理层级。对同一行政区域内规模过小、分布零散的林场，根据机构精简和规模经营原则整合为较大林场。科学核定事业编制，用于聘用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骨干林业技能人员，经费纳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强化对编制使用的监管，事业单位新进人员除国家政策性安置、按干部人事权限由上级任命及涉密岗位等确需使用其他方法选拔任用人员外，都要实行公开招聘。
(三)推进国有林场事企分开。国有林场从事的经营活动要实行市场化运作，对商品林采伐、林业特色产业和森林旅游等暂不能分开的经营活动，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鼓励优强林业企业参与兼并重组，通过规模化经营、市场化运作，切实提高企业性质国有林场的运营效率。加强资产负债的清理认定和核查工作，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要加快分离各类国有林场的办社会职能，逐步将林场所办学校、医疗机构等移交属地管理。积极探索林场所办医疗机构的转型或改制。根据当地实际，逐步理顺国有林场与代管乡镇、村的关系。
(四)完善以购买服务为主的公益林管护机制。国有林场公益林日常管护要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面向社会购买服务。在保持林场生态系统完整性和稳定性的前提下，按照科学规划原则，鼓励社会资本、林场职工发展森林旅游等特色产业，有效盘活森林资源。企业性质国有林场经营范围内划分为公益林的部分，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照公益林核定等级分别安排管护资金。鼓励社会公益组织和志愿者参与公益林管护，提高全社会生态保护意识。
(五)健全责任明确、分级管理的森林资源监管体制。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建立健全林地保护制度、森林保护制度、森林经营制度、湿地保护制度、自然保护区制度、监督制度和考核制度。按照林地性质、生态区位、面积大小、监管事项、对社会全局利益影响的程度等因素由国家、省、市三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分级监管，对林地性质变更、采伐限额等强化多级联动监管，充分调动各级监管机构的积极性。保持国有林场林地范围和用途的长期稳定，严禁林地转为非林地。建立制度化的监测考核体制，加强对国有林场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情况的考核，将考核结果作为综合考核评价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主要领导政绩的重要依据。加强国家和地方国有林场森林资源监测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国有林场森林资源管理档案，定期向社会公布国有林场森林资源状况，接受社会监督，对国有林场场长实行国有林场森林资源离任审计。实施以提高森林资源质量和严格控制采伐量为核心的国有林场森林资源经营管理制度，按森林经营方案编制采伐限额、制定年度生产计划和开展森林经营活动，各级政府对所管理国有林场的森林经营方案编制和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探索建立国有林场森林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利用国有林场森林资源开展森林旅游等，应当与国有林场明确收益分配方式;经批准占用国有林场林地的，应当按规定足额支付林地林木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植被恢复费和职工社会保障费用。启动国有林场森林资源保护和培育工程，合理确定国有林场森林商业性采伐量。加快研究制定国有林场管理法律制度措施和国有林场中长期发展规划等。探索建立国家公园。
(六)健全职工转移就业机制和社会保障体制。按照内部消化为主，多渠道解决就业和以人为本，确保稳定的原则妥善安置国有林场富余职工，不采取强制性买断方式，不搞一次性下岗分流，确保职工基本生活有保障。主要通过以下途径进行安置：一是通过购买服务方式从事森林管护抚育;二是由林场提供林业特色产业等工作岗位逐步过渡到退休;三是加强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鼓励和引导部分职工转岗就业。将全部富余职工按照规定纳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范畴，平稳过渡、合理衔接，确保职工退休后生活有保障。将符合低保条件的林场职工及其家庭成员纳入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切实做到应保尽保。
三、完善国有林场改革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
(一)加强国有林场基础设施建设。国有林场基础设施建设要体现生态建设需要，不能简单照搬城市建设。各级政府将国有林场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同级政府建设计划，按照支出责任和财务隶属关系，在现有专项资金渠道内，加大对林场供电、饮水安全、森林防火、管护站点用房、有害生物防治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将国有林场道路按属性纳入相关公路网规划。加快国有林场电网改造升级。积极推进国有林场生态移民，将位于生态环境极为脆弱、不宜人居地区的场部逐步就近搬迁到小城镇，提高与城镇发展的融合度。落实国有林场职工住房公积金和住房补贴政策。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前提下，按照行政隶属关系，经城市政府批准，依据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标准和要求，允许国有林场利用自有土地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并依法依规办理土地供应和登记手续。
(二)加强对国有林场的财政支持。中央财政安排国有林场改革补助资金，主要用于解决国有林场职工参加社会保险和分离林场办社会职能问题。省级财政要安排资金，统筹解决国有林场改革成本问题。具备条件的支农惠农政策可适用于国有林场。将国有贫困林场扶贫工作纳入各级政府扶贫工作计划，加大扶持力度。加大对林场基本公共服务的政策支持力度，促进林场与周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三)加强对国有林场的金融支持。对国有林场所欠金融债务情况进行调查摸底，按照平等协商和商业化原则积极进行化解。对于正常类金融债务，到期后依法予以偿还;对于国有或国有控股金融机构发放的、国有林场因营造公益林产生的不良债务，由中国银监会、财政部、国家林业局等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化解政策;其他不良金融债务，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偿还的，经审核后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贷款展期等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符合呆账核销条件的，按照相关规定予以核销。严格审核不良债务，防止借改革逃废金融机构债务。开发适合国有林场特点的信贷产品，充分利用林业贷款中央财政贴息政策，拓宽国有林场融资渠道。
(四)加强国有林场人才队伍建设。参照支持西部和艰苦边远地区发展相关政策，引进国有林场发展急需的管理和技术人才。建立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用人机制，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适当放宽艰苦地区国有林场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条件，适当提高国有林场林业技能岗位结构比例，改善人员结构。加强国有林场领导班子建设，加大林场职工培训力度，提高国有林场人员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
四、加强组织领导，全面落实各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