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经济理论篇1
关键词：消费；需求；可持续；生态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1-0067-07
近年来关于消费的研究充满着活力。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有关消费研究的论文著作体现在不同的学科与方法中，并不断地广泛涵盖各种专题。经济领域把经济消费作为福利的提高，加剧全球生态环境危机。生态经济考虑到人类与环境交互作用的各个方面，从此角度研究发现人类福利与经济消费并不是相关的，经济消费有可能降低生活满意程度。因此生态经济在指出常规消费理论缺陷的基础上，从需求理论和环境保护的角度重新解释了消费，并提出要实现可持续消费必须改变消费模式。这些理论旨在说明关于消费与环境研究中的规律性和方法的深度与广度，并对生态经济远期发展打基础。
1.常规消费理论的缺陷
消费研究有很长的历史，消费理论发展到今天出现了很多缺陷。首先，常规消费理论不但忽略了消费的规模问题即可持续性，而且没有认识到消费在环境中的角色。常规消费理论强调需求拉动消费，认为消费数量标志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消费数量增长使生产扩大，最后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其次，对工作相关的消费不够重视，同时区分生产与消费时也存在缺陷。传统消费更多关注生活消费，对工作相关的消费动力研究不够。现在消费包含了复杂的隐喻和内涵，当前消费理论很难解释看似属于消费范畴的活动，尤其当消费本身就是工作的一种形式时，如购买股票和债券、借贷甚至回收。生态经济学认识到消费理论的缺陷，认为对可持续性的未来而言，现在消费模式是不好的；同时认识到消费者是环境保护支持者的一部分，他们的消费选择决定消费模式，最终影响可持续消费的发展，并认为随着消费者的觉悟提高，消费文化的发展历程可能被逆转［2］。
1.1可持续性消费
1994年联合国环境署正式提出了“可持续性消费”的定义：提供服务以及相关的产品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使自然资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最少，使服务或产品的生命周期中所产生的废物和污染物最少，从而不危及后代的需求［1］。其实质是如何在为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和提高生活质量而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的同时，持续减少该产品或服务对环境的影响和对人体的危害。而常规消费理论只考虑到前者，没有注意到产品或服务对环境的影响，更没有注意到资源是有限的、消费规模也是有限。同时可持续性消费的观点认为：必须通过改变消费方式（替代产品）而不是消费水平（减少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来改善环境。
1.2消费的环境角色
消费产品和服务不仅是赋予社会意义的经济产品，同时也是实际存在的物质产品。没有任何一种经济产品不具有自然足迹。每一个生产过程都是以智能活动作为开始：认识到在自然景观部分之中的潜在使用性，就像土地用于放牧，木材用于建筑，矿石用于冶炼。此时价值已不再视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而是一种资源。如果潜在的资源市场价值高于探究和利用资源的价值，那么资源就被开采，而高于的那部分价值就是废物花费。但过度负荷、水资源的干涸以及废物堆都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从而产生了环境问题。显然，常规消费理论并没有注意到这些。
1.3生产与消费
生产与消费是相互交织的，传统的区分生产和消费的概念是有缺陷的，并且对于更可持续的生活模式的发展是一种障碍。因此认清工作中消费动力以及正确区分消费和生产的关系，对于可持续消费模式的研究是很关键的。
1.3.1工作相关的消费动力
第一、工作环境和条件可能引起个人（家庭）消费的改变（家庭环境的改变）。第二、家庭消费（环境）的改变又促使工作模式发生变化。第三，有时与工作相关的馈赠也使得家庭消费成为可能。雇主很愿意为其员工提供设备，这就使家庭办公成为可能。显然，以上所述的消费动力都是具体的，并且是与日常生活经验息息相关的。
1.3.2消费和生产的关系
与国民收入核算相比，对生产和消费的差异性的传统分析已经受到人们的质疑。在国民收入核算中展示了生产活动和非生产活动之间的差异。其中的部分基本原理是为了说明推动国家生产力的活动，然而哪些活动属于这一范畴呢。miller提出：在基本的国民核算中有关生产活动和其他交易活动之间的差异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由于它的任意性，哪些是生产活动哪些不是的界限还不是很清楚［3］。这种任意性强调了区分生产和消费概念时，必须与将要采取的具体分析目的结合在一起。
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中也有关于消费和生产的差异分析。以效益作为理论的核心，生产应该解释为有效用的生产，而消费应该具有享受的效益。在对家庭行为的分析中，认为应该在效用源中辨别差异：过程效益是在因为完成一项事情而产生的，而目标效益则是在已经做完某件事情而产生的。家庭活动或消费活动能够提供过程和目标积极的或是消极的效用。在winston的具体时间模式中，家庭应该选择消费活动的结合点，因为它能够最大化于被测时间的效益价值；同样，工作也能够提供过程和目标效用，但唯一关于工作和消费的基本差异在于工作因支付货币工资而产生了直接效用［1］。因此，家庭将在工作和消费中进行再次选择从而使时间价值最大化。这种框架暗含着供应和享用的效用不能被用来区分生产和消费。这种区分只是在完全不同的市场模式中的差异：在公司所发生的一切活动都归结为生产活动，而在家庭中所发生的活动则归类为消费活动。
2.生态经济学中消费理论
生态经济学对于消费的研究兴趣是根据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的子系统这一基本思路而产生的。其基本观点是人类经济植根于自然之中，并占据着地球生物圈的一定空间。相对于自然体系来说，现有人类经济的规模过大以至于威胁到人类生命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支撑系统［4］。在此背景下，人类必须重新审视消费问题：如何在不增加经济规模情况下，解决全球贫困问题，提高人类福利。为此我们必须改变现有的消费观点和理论，重新解释消费问题。
2.1远离无限欲望走向可持续消费
2.1.1需求理论
“需求”概念在理解消费行为中担任重要角色，并且是经济心理学、消费者研究和市场研究的关键；但关于人类需求的讨论一直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一些人认为人类需求可以提供一个组织性框架，清楚地阐述关于发展、进步、生活质量和人类幸福的主题；另外一些人则指出了基于“基本需求”思想的发展策略的失败，认为人类福利与消费没有必然联系；还有一些人认为需求是一种与发展目标不相关的事物，认为揭示偏好的传统经济学概念和国家选择是理解消费和实现可持续性的更可靠工具。本文总结了三种与人类需求理论相关的思考方法。
第一种思考方法是出于经济学科，它往往把需求等同于欲望或偏好，并对他们不进行合理区分，或忽视需求理论的存在。古典经济学一般公开承认需求的正式角色，把个体效用作为“需求满意”的一种测量［1］。但后来经济学中的发展则不断把人类需求概念的角色边缘化。现代新古典经济学一般都避开这个问题，认为经济学可以说出欲望、偏好和需求各自的有用之处，但是区分它们本身是没有意义的。经济学主要对资源分配问题感兴趣，一般拒绝区分不同类型的偏好或者资源利用的动机。经济学中消费者选择理论本质上源自市场中基于“揭示偏好”的消费物品需求理论；并努力去区分不同类型或水平的消费者偏好，或者揭示消费者对特殊物品需求的动机。因此不同类型的消费者需求被经济学折叠到“欲望的平坦草原”［5］。从而无限欲望的概念成为了消费者社会整个大厦的基础。
第二种思考方法主要讨论在人类福利观念中赋予需求概念一个关键结构性角色。从mcDougall所列的18种人类需求和著名的maslow等级需求理论到max－neef需求理论，都表明需求概念在人类获取福利中占据重要角色。mcDougall认为人类需求是天生倾向或本能特征；maslow则采用金字塔形式设计出了需求等级顺序，认为人类需求满足顺序是从低到高的［1］。但是作为人类我们不仅受到生理学的生存物质需要的驱动，还存在着人类灵魂部分，即使人在不满足基本需求的情况下仍追求尊重和卓越；同时它过分强调需求满足的个体特征，而轻视了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的重要作用。为弥补maslow需求理论的这些缺陷，mallmann提出另外一种二维分类方法，并列出十种需求和对应的三种满足类型：个人、社会和生态；而max－neef进一步发展了这个分类方法，设置了九种“价值论”需求――生存、保护、情感、理解、参与、身份、休闲、创造和自由――相对四种“存在论”需求：存在、行为、拥有和互动［5］。max-neef框架区分了剥夺和潜力，认为在事物缺乏的意义上需求就是剥夺；但当需求扩展到适合激发或动员目标时它就是潜力。而贫困看做是满足需求的失败，不再仅根据低水平人均收入简单定义；因此我们不再期望经济增长一定可以缓解贫困。
这些需求理论认为福利提供是满足基本需求的过程，但不能正确区分经济消费和人类福利，从而导致过度消费的病态。人们认为任何商品的消费都会增加个人（集体）效用，并把各种增加福利的不同消费行为普遍等同。现代社会中消费行为成为一种嗜好特征，‘地位消费’――消费者之间相互比较产生的消费――占相当大的比例，因此带来Hirsch所谓的“社会增长限制”问题。他这样描述：“在拥挤的人群当每个人都踮起脚尖时，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一样的，没有人会看到更好的风景。但是过程的一开始一些踮起脚尖的人会看到更好的风景，而其他人为了保持他们的地位会被迫跟随。如果所有人都跟随……每个人消耗更多资源并以相同的地位结束”［6］。事实上人类福利与消费并没必然联系，而且又可能是两个相反的方向［7］。研究证明经济和人类生活满意之间并没有强烈的直接关系。从1981到1991十年间尽管个人收入水平增加了，但1991年人们不如在1981年幸福［5］。传统发展的生态批评更加责备现代社会消费模式，认为高水平物质生活方式不但是心理和社会失败，而且也正在破坏着环境；精确地讲，消费社会正遭受着一种“病态”。由此看来现代需求理论在可持续消费上可能不会成功。
第三种思考方法是从各种更现代、更哲学的观点中产生出来的，包括社会学、人类文化学和社会哲学，他们都认为整个基本需求讨论是浮夸的、天真的和说教的。
无论是需求理论的支持者和还是批评者，他们都把特殊选择定义为“需求”，并强调其重要性和道德合法形式。在消费者选择讨论中基本需求和欲望不过是两种不同哲学传统；前者通过“必要、缺乏”来表达，归功于受清教徒启发的功利主义传统；后者体现在“高兴和喜爱”存在于浪漫主义传统。基本需求讨论不但忽略了其哲学来源而且忽略了它是心理学的组成部分［8］；因为欲望动力是人类精神的基本方面，这种动力对纯粹基本需求特征是没有责任的。剥夺和满足可能是需求来源动力的典型，但愉快的追求不是由剥夺激发的而往往是由保证满足引起的。如果根据“我需求这个或那个消费品”的陈述，来提供我获取这种物品比其他人的优越途径，或我获取其他物品的优越性，这并不是满足我的基本需求，其实那仅是我喜爱或偏好它。Heller认为真伪需求之间所有区分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人类认识到的所有需求也都应是真实的”［8］，由此看来需求讨论不过是天真的说教。
2.1.2从需求到功能
需求理论不能清楚表达人类需求的基本驱动力或动机。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amartyaSen提出这样的思想：个人福利不单独与收入水平有关，也与个人拥有的自由或“能力”有关，而能力是人们潜在的功能。功能是存在和行为。参与社区、与其他人联系、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关心他人、健康并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些都是功能的例子。当功能是结果时，能力是实现这些结果的自由或机会［5］。能力而不是商品阻止了需求满足语言的缺乏。能力方法允许我们区分饿死的人们与饥饿的人们，前者可能是他们选择了禁食而不是没有吃的能力。相似地，可以区分步行的人，有一些是没有其他机会手段，而有些人是由于环境原因而选择了步行。同时为实现相同能力范围的社会功能，一些人比其他人要求更多商品（比如残疾人灵活性能力，怀孕妇女需求营养的能力）。能力方法强调的重点从愉快或满意者的主观感受转向客观标准如健康和参与的机会，它唤醒对贫困和剥夺的关注。另一方面，它强调机会而不是结果保护了个人选择的一些尊重，这是对于基本需求方法批评的关键顾虑之一。能力方法指引我们调查社会和社会消费模式是否有利于人们健康生活，是否与自然和谐相处。
2.1.3走向可持续消费的生态社会理论
需求理论框架引起了需求满足过程中消费行为的角色和功能问题。人类客观有限需求和通过市场表达的个人潜在无限欲望和偏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经济物品和服务和“满足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什么类型的经济物品实际上对满足人类需求有贡献并促进人类福利？哪些仅是服务于地位消费？在这个经济消费正腐蚀着全球生态系统的世界里，能够识别哪些消费贡献人类需求满足，哪些消费仅是足者和环境破坏者是非常关键的。但是，事实上很少有人去研究这些问题的具体答案。走向可持续消费是生态经济学解释消费的目的，希望通过这些问题的讨论寻找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福利生态社会理论的道路。
2.2可持续消费挑战：转变人类的行为与生活方式
可持续消费是减缓环境影响的消费方式，并使整个社会走向可持续发展。而消费者作为购买者，其消费选择和生活方式将对环境有很大影响。现今关于当前消费的环境影响世界已形成了一些共识：如果要阻止资源枯竭、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废物与污染的生产以及宝贵的“自然”环境的破毁所带来的长期影响的话，人类生活方式，特别是西方的生活方式必须要发生转变。转变人类行为和生活方式成为可持续消费的挑战。
要转变消费者行为和生活方式，必须首先认清消费者的地位。现阶段消费者分为三种地位：行使环境选择的决策者；影响提议环境选择范围的市民；有关再制造不同资源强度的生活方式的参与者。不同地位的消费者对环境影响不同，转变其选择行为和生活方式途径也不同。
消费者作为决策者时，他们有行使环境选择的能力。首先消费者是独立的“购物者”，他们的选择决定着地球的命运和未来。他们可以选择进行“绿色”消费，也可以选择奢侈消费。如果消费者做出“绿色”选择：选用更可能有效的洗衣机、当地生产的食品或公共交通工具，那么很多环境破坏是可以避免的。比如powergen典型的BrightSparks项目，利用消费者不同选择，节省了能源并减少了3百万的能源账单［9］。消费者就像环境系统中关键“开关”；一个方向开向破坏环境的“新陈代谢”，另一个方向开向保护生态环境。因此告知消费者他们行为的结果和劝告他们进行不同行为即转变生活方式是走向可持续消费的有效途径。
消费者作为影响环境选择提议市民时，他们不仅是购物者，而且是积极保护环境的“市民”。保护环境的动机促使消费者寻求如何减少产品资源强度的方法，努力发展和创造能减少环境退化的技术和生活结构，同时影响发展供应的选择（低影响）模式并重新制定其相关的新规则。长期看来，作为市民的消费者参与了生产-消费循环组织，把期望的环境标准不断渗入日常生活结构，让更多人接触“游戏标准”规则，即生态理的一系列标准。比如通过宣传让市民们意识到冬天穿厚衣服比暖气更适合人类。这种观点承认环境结果是价值观驱动行为和行为路线造成，但它期望环境动机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认为可持续消费政策挑战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劝说而是帮助消费者发现实现日常生活必要目标的生态理性方式。
消费者作为制造不同资源强度的生活方式的参与者时，其消费模式与采取的正规生活方式有关。消费渗透了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而永不停止的社会促使消费者采取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当人类发现现有消费和环境政策会走向不可持续时，引入了提高效率（效率就是可以利用较少资源实现相同的服务标准）的新技术。新技术可能增加资源的效率致使现有消费模式变得可持续，但这种思想要求目的和手段之间概念性分离。消费模式和其依赖的社会-技术政体同时可持续发展时，就可以解决目的和手段分离的问题。实践中，这意味着社会发展要转到社会技术轨道上，否则“船舵”会驶向不同方向。因此可持续消费成为一种使“正常”实践环境负担减少的社会技术系统的事情。
三种地位虽有区别，但在强调日常生活的社会技术、政治和历史的结构上是相似的，他们都需要消费模式，并希望通过改变由个体决定的消费选择模式即转变人类生活方式走向可持续消费。
2.3可持续消费研究方法：时间利用调查
2.3.1时间利用调查
系统尝试记录个体利用时间数据的方法可以追溯到20世纪早期，1965-1967年Szalai主持的多个国家时间利用项目树立了时间利用研究的历史里程碑，从此时间利用调查在国际统计办公室占据了一个位置。现在时间纪录已被作为纪录时间利用数据的主要方法。他们通常是在某个时间段内进行活动的封闭纪录比如以24小时为一个时间段，活动是根据标准活动代码进行编译的；调查一般也记录每个时间利用间距的次要活动、位置和社会联系。早期时间利用研究基本上是对生活状况和闲暇实践的描述，现在不但可以应用到宏观水平上的社会和经济账户系统，包括非市场行为；还可用于微观水平社会经济描述和家庭行为模拟、家庭内部劳动分工和劳动力供应；此外还用于不公开职业和第二职业的典型问题研究［10］。
2.3.2生活方式和时间利用模式
可持续消费是为解决西方生活方式中的过度消费而出现的，是一个很难达到的概念［11］，它的讨论预示着个体活动或行为和时间利用模式的改变。人类生活方式暗示着时间利用模式，即人们为什么以自己的方式花费时间，这是可持续消费研究的重要内容。根据家庭经济传统，家庭作为小型单位运行；时间是抽象商品；活动是生产并贡献于生活更高级目标；时间分配决策依赖时间机会成本和生产技术。这样简化以后，时间分配理论就可以帮助理解个体为什么以某种方式花费时间。时间利用部分上是个体理性决策的问题，但不是所有选择都是理性的；时间利用决策还受到各种政策、制度安排和技术改革以及文化形式等因素的影响。时间利用模式不会直接导致个体理性决策和技术改革，但时间相关的政策和制度是以活动模式改变为条件的，并可以提高或破坏可持续消费的进程。
时间调查数据可以区分生产方式和时间利用模式，追踪可持续消费概念中时间财富和减速消费；帮助更好的理解不同产品和服务之间的潜在替代性，更好理解时间节约技术的影响、时间压榨的原因和工作―花费生活方式。因此可以通过时间调查数据来耦合时间利用和消费。
2.3.3耦合时间利用和消费
从时间利用的角度来分析消费，支出数据和时间利用数据间的连接是基本的一步；因此很多研究都尝试性耦合时间数据和支出数据。已有人证明结合投入产出表，时间数据可以被用来模拟整个社会［1］。时间利用与日常生活活动有关，学者把这些活动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研究时间利用和宏观水平支出的耦合。发现时间利用改变影响经济活动和之后的就业；时间利用模式的改变会引起经济活动和国家账户效益投入产出表的变化［10］。欧洲正在努力利用时间利用数据建立家庭卫星账户，mogensen等则追踪了丹麦人日常生活改变对经济的潜在影响［1］。家庭经济领域的宏观水平研究已经非常类似家庭生产功能和市场物品和服务的投入，然而微观水平社会经济账户的理想目标要求考虑经济生产的物品和服务的全部范畴。因此时间利用数据虽然可以解释部分宏观水平经济活动，但在微观领域却不尽如人意，因为还无法详细描述休闲消费活动以及非活动支出项目。
可持续消费的观点来看，时间利用数据可以让物质清算账目延展到非市场性活动，并会提供一个更全面的视角去理解自然资源最终怎么样对人类福利作出贡献，并以一种新的见解去观察生活方式和消费的变化；时间利用数据有助于理解较少物质强度类型经济行为；有利于设计合理的消费政策。
3.走向可持续消费的途径――改变现有消费模式
生态经济学者认为现有消费模式阻碍了可持续发展进程，因此必须改变现有消费模式，从而形成一种减缓（或没有）环境破坏的新消费模式。新消费模式往往是由国家可持续性和消费者的政策措施或是在社会、集体和个体的行动中所产生的。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可持续性发展条件下改变消费模式有不同的方法。
3.1可持续消费政策
授权消费观点的核心建立于20世纪60年代，“消费权利法案”推动和保护了一套有效竞争制度和独立的消费政策。其基本思想是作为自由市场的参与者，消费者能够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因而，如果他们被赋予权力来平衡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那么他们将对职能市场作出贡献。在本法案中建立了消费者的四个基本权力：安全的权力，即杜绝危害生命健康的商品出售的权利；知情权，即防止被欺诈或者错误信息的误导，并做出合适选择的权利；选择权，即确保以竞争的价格获取不同的商品和服务，以及在非竞争产业中以公平的价格获取满意的质量和服务的权利；发表意见的权利，即在政府政策中明确对消费者利益做全面和合理考虑［1］。
德国经济学家和消费政策专家Resich推动了“可持续性消费政策”的新发展。首先她认为“可持续消费政策”是战后欧洲消费政策的转折点，是一个远远超越了传统的个人消费者直接利益的规范性概念［12］。她解释了消费政策对象，认为作为新古典消费经济中利用最大化的个体，消费者具有社会复杂性，并在理性竞争和多重优先性的基础上做出消费选择［13］；作为家庭成员，消费者拥有家庭，并在家庭生产过程中生产他们的最终产品。此时不再把消费者仅看作为自由市场的参与者，而是具有三种不同却又相互联系的角色：市场主体，消费公民以及作为社区和家庭成员而参与到日常生活与家庭生产中的参与者。作为市场主体，消费者与商品和服务生产者是信息不对称的。作为消费公民，消费者选择不仅是基于自身与市场有关利益，还基于共同的福利和社会价值。作为日常生活的参与者，消费者行为渗透私人和公共领域内。消费者选择与所谓的“非正式”（即免费的、自愿的，不在Gnp核算范围内）工作交织在一起，这些工作是消费者为他们的家庭、家族、邻居和社区提供服务的。同时作为家庭生产的参与者，消费者不只是个体行为，而且还是私人家庭的成员，也就是说他们是分享收入和消费的亲戚群体或个人网络［14］。
作为可持续战略政治需要的一部分，“可持续消费政策”不仅关注包含消费者保护的个人短期利益上，而且关注集体长期的经济、社会、文化需要以及一个支撑生命和促进健康的环境上。这类政策有三个主要任务：首先设计市场条件，即制度和基础设施，范围从税收系统到饮料瓶的存放和处理等等，因此这类政策不但需要满足消费者利益而且需要考虑社会经济利益。第二，建议、告知和激励消费者做出更持续的消费选择。第三，为走向趋于自足行为的战略消费观点的结构改变做好准备。
3.2社会生态型生活方式
可持续性消费的概念同样被关注，生活方式研究是一种提升可持续消费模式的重要方法。可持续消费讨论中，不但要考虑描述社会变化和出售商品和服务的一般目标，而且还要注意可持续性消费领域的特点。根据可持续消费这个目标特点，全社会迫切需要一种社会生态型的生活方式。
社会生态研究协会（iSoe）发展了一种生活方式的社会-生态型方法，并从三个纬度分析生活方式：家庭社会背景（社会位置和家庭背景）；与生活方式有关的价值观，关于工作、休闲、消费、环境、健康等的方向，以及态度、情感、偏好、嫌恶等相关领域的需求；作为日常生活的实际消费行为的指标。特定的生活方式考虑从上面三个纬度来分析，也是为了社会差异信息、市场和消费者建议提供者等目标群体的发展［15］。
这个模型在可持续应用领域具有一些重要的优点。首先，考虑了家庭背景，承认在家庭这个具体的社会背景中对个体的隐藏。传统生活方式研究认为个体是生活方式群体中嵌入体，并从个体的直接社会环境中抽象出来。但是这些环境对个体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由于在不同的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着妥协和交易，这暗示着一个趋向于更可持续行为方式变化同样依靠其他家庭成员。第二，包含了行为的方向性。这允许有关影响行为的方向和动机要素范围的假设检验。而且能够考虑物质消费的纬度，从而与自然新陈代谢过程的研究方法联系起来。因此可以分析不同生活方式的环境影响和评估其减少的潜在环境影响。最后，如果消费习惯的环境影响和不同目标群体与商品之间配置的范围已知，那么战略目标的确定将更有效。
社会生态生活方式作为促进可持续性消费的方法，其的作用在于根据不同的态度、社会地位与实际行动区分不同人群，从而规划出一张包含各个群体的蓝图，他们明确的合理性变得很容易理解，这种改变行为的潜能也逐渐被认识到，因此，这种面对不同群体的具有创新性的方法也逐渐得以显现。
3.3社区、自反性和可持续消费
来自牛津大学环境变化研究所的michelis提出了一个以社区为基础的方法来改变消费。他声称政府已经意识到可持续性消费的必要性，并施加一些措施来改变生活方式。政府将消费模式视为迎合人类需求的核心，但是用来满足人类需求的很多方法都是受客观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包括市场、基础设施、技术、社会结构以及文化规范等［16］。我们的社会环境倾向于不可持续的消费，而一些亚文化改变了这一倾向。社会中不断增长的自反性使可持续文化出现成为可能。一些组织在反思中发展了更加可持续性的生活方式，如全球行动计划、生态小组、英国公益会。
研究者主要聚集下面三种包含重新唤醒和新意识的组织，并寻求以一种或几种方式解决可持续生活和应对作用于自反过程的挑战。
（1）全球行动计划（Gap）
Gap通过认识的提高和对话鼓励改变生活方式［17］。当Gpa开始在英国应用时，初衷在于为家庭提供信息，使得他们能够解决自己的环境影响和确定改变生活习惯的优先顺序。调查和访问显示参与者评价信息，但是没有改变他们行为的强烈动机［18］。整体上，对选择的反省有助于他们认清保持当前消费方式和拒绝改变的合理理由。Gap更关心与消费有关的环境影响和社会公平问题。
最近Gap在英国已经开始采纳生态团队的方法。它是一个6到10人的群体,他们可能是邻居、同一成员、某一利益群体或俱乐部成员。他们一个月聚集一次，交流思想和经历以及分享有关生态团队项目取得的成果。生态团队成员通过改变家庭行为努力变为“全球公民”，比如废弃物分离和回收、水的利用、能源使用和旅游方面。Gap的出发点是假设大部分人都持有与趋向环境上可持续的消费行为一致的态度，但他们没有足够的信息做到可持续，也不相信人们能单独制造出差异。因此要人们都转向可持续性消费模式，以集体、社区为基础的方法是关键的。
（2）英国公益会
英国公益会提供了一个社区自我反省的例子，他们的价值观、实践和集体身份通过所有成员不断公开反省和讨论。英国公益会（或者教友派）强调基于平等、朴素和反对暴力和战争的价值观，并且保持了350年的历史。他们强调一种宗教方法是基于个人经验，并在会议中检验，而不是信仰和圣经的方法。教友派在商业会议中选择静坐、等待和聆听等方式来模拟他们正式的精神实践。即使教友将考虑的议题宣讲在会议上，通常也存在短暂的沉默。贯穿始终强调的重点是静听，和个体自身兴趣的释放。会议秘书负责详细记录会议过程，然后教友们评论，建议改变，或者建议接受这些备忘录。商业会议寻求一种集体感，个人寻求一种与集体或先验意识的识别。
“英国公益会方法”应用于所有类型的决策中。范围从本地小的公益会议决定会议室窗帘的颜色，到考虑有关价值、伦理、教友社会规则和行为的基本问题的年会（在英国超过1000个教友的年会）。英国公益会的备忘录决定公共政策、或鼓励个体教友采取特定的道德态度－比如，反对战争、不平等或不公正。一些英国公益会通过生活见证计划来探索可持续消费的下一步。计划包含了英国17个公益会的“学习网络”［16］，来研究可持续生活的合作方法。研究范围从会议室环境改善到本地社区的规划，包括对教友绿色生活方式的实际建议，研究本地或国家水平上的环境问题。最后，希望他们的经验能够反馈并收集到英国公益会的议题中，对可持续生活的挑战产生反映。
（3）永续农业协会
永续农业协会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继永续农业哲学之后，由澳大利亚生态学家mollison和Holmgren发展和推动的第三个团体。其中心原则是保护地球，保护人类和确保资源的公平分配［16］。它强调生态原则在土地使用系统和社区中的使用，并采纳了一系列工具和过程支撑战略和自反性方法的设计。永续农业最公开的一面，主要来自于一套实际的、具体的原则―或者甚至是一个意识形态―对生态系统管理。
永续农业原则由社区或组织应用在一个增长的范围中，例如，在食物的生产，退化土地的恢复，维持周围生态系统功能解决方法的设计上。在更可持续生活方式研究中，这个原则同样应用于社会系统，讨论知识、价值和文化，作为生物多样性方面被培育。行为学习作为永续农业协会的实践，主要是一个由群体支撑的个体相互学习的过程。永续农业从业者通过网络与本地、地区和国际“参考人”联系，个人学习反馈到作为一个整体的组织中。从业者被鼓励发展行为学习协会，这些协会包括介入所有社会和政治行为和活动类型的人们，只要他们是为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奋斗。从业者在协会中同样鼓励与新的群体一起工作，目的是发展一个行动主义者和从业者的更广泛的网络。
3.4宏观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和完全就业
历史上，GDp在提高福利增长的同时必须阻止失业率增长是政治问题所考虑的。现在福利目标已经满足，但却是以不可持续发展为代价的。因此仅是为了保持就业人口数量不变，增长的劳动生产率必须使得GDp以每年2%～3％的速度增长。只要GDp的增长率下降2%～3％，失业率增长似乎不可避免。
丹麦经济学家Jespersen关注到可持续性发展的宏观影响。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应用私有财产权，通过减少物质生产来减轻环境压力，会不会导致失业呢？对这个问题最为明显的解决办法就是由贸易推动零增长政策与劳动力共享机制的结合［19］。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率是由有效需求决定的；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劳动生产率，失业的人数将增加。而每个劳动者平均劳动时间的减少阻止了这样一个发展趋势。宏观经济中确实需要一个制度上的改变来要求减少工作时间。有劳动能力的每个公民都应该给予工作许可，从而与总工时中按比例分配的份额相匹配。在这种工作许可下的交易活动往往被组织成为有规律的市场。
为确保劳动力市场上的经济平衡，政府通过一个积极的需求管理政策对商品和服务的有效需求增长拉闸是非常重要的。
4.结语
常规消费理论把经济消费与福利等同，而事实上人类福利与消费并不是必然相关的，经济消费可能降低生活满足程度。而同时经济消费使全球环境陷入困境，为了全球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从新的角度看消费问题。生态经济学在指出常规消费理论缺陷的基础上，重新解释了消费并提出改变消费模式，从而走向可持续消费。
（1）从解释消费在环境中的角色出发，在研究消费与工作、生产之间关系的基础上，生态经济学指出了现在的消费理论的缺陷。
（2）从需求理论出发，探讨消费者行为、生活方式与环境影响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生态经济学重新解释了消费理论。同时提出研究可持续消费的方法――时间利用调查。
（3）从可持续消费政策出发，探索了改变消费模式的方法――社会生态型生活方式方法，在此基础上生态经济学提出如何改变消费模式。同时提出以社区为基础的方法在改变消费模式中是很关键的，并列举了现存三种社区组织：全球行动计划（Gap），英国公益会和永续农业协会。最后指出政府如何应对因减缓环境影响带来的宏观经济稳定和就业问题。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40671076），中科院西部行动计划项目（KZCX2-XB2-04-04）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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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经济理论篇2
关键词：生态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科学发展
生态社会主义试图把生态学同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当代环境危机，从而为克服人类生存困境寻找一条既能消除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希望找寻一条既能满足当代人的必要需求，又能保护生态环境的经济发展道路，因此在关于经济增长理论方面，经历了由实现经济的零增长到经济适度、理性增长的过程。
一、主张建立“稳态经济”实现经济的“零增长”：20世纪70、80年代
所谓“稳态”指的是，“创造一种使各个个人都在其中既可满足自己的需要，又不损害生态系统；既可同自然和谐一致而又彼此平等交往”的经济模式。”而“稳态经济”（即生态经济）就是指实现经济的“零增长”。这种经济制度把符合生态原则而不是把利润的大小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20世纪70、8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就是支持这一个观点，力求打破经济不断增长的迷梦，追求经济发展。他们认为这一时期中的人们都是在盲目的追求利润、追求经济的发展，疯狂的开发和摄取自然资源，西德绿党主张——我们根本反对一切数量的增长，特别是当它由于追求利润而受到刺激之时。这种盲目以至于已经超过了自然环境可以承受的范围，最终导致了全球的生态危机，所以他们希望人们能够在这种盲目当中冷静下来，将生产规模和经济发展速度稳定下来，主张建立一种以保护自然和理智地使用自然资源并为后代着想为特征的“稳态经济”，实现经济的零增长。这一主张虽有它的可取性，但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南北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由于整个世界的经济已经成为了一个整体，一味的追求经济的“零增长”只会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根本就不可能解决生态危机。而且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生存权和发展权是它们最根本最基本的权利。而经济的增长是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的唯一途径，一个国家要发展也要依靠经济的增长，所以如果还妄想着在这样贫困的，甚至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的国家企图建立零增长的稳态经济，这无异于就是叫他们自杀。实行这种经济政策的后果也只能是两极分化的日益扩大。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现在资源的短缺，生态的失衡，如果我们要解决这种现状，就需要依靠科技的进步，对现有的企业进行技术上的改造，而要实现技术的进步，就需要经济的增长，然而在这种零增长的经济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主张经济的适度增长：20世纪90年代
高兹明确提出：“零增长或者负增长只能意味着停滞、失业和贫富之间的差距的扩大。”九十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者也逐渐意识到“零增长”几乎是难以实现，他们转而开始反对“稳态经济”，主张经济的适度和理性增长。这种经济增长是随着人们的需求的增长而增长，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为目的，而不是利润，这种增长必须是适度的、合理的。这种经济增长的关键不在于增长速度的快慢，而在于它是否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否能够满足人们的理性需求，是否在生态环境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因此当经济增长慢的时候，并不一定意味着不好；当经济增长过快时，也不一定意味着危险，不正常。也即是说，生态社会主义的增长必须是理性的，为了每个人平等的需求有计划地发展，因此，它与生态环境的要求是相容的。采用这种生态经济模式正是由于生态社会主义者明白是什么造成了全球的生态危机，它的根源是什么，这样有利于社会的更快发展。因此生态社会主义的经济增长必须是适度的、理性的，它所追求的经济增长是为了能够达到每一个人的共同利益，为了每一个的均衡发展，同时也是有利于生态环境的。生态社会主义这一经济增长模式选择的转变，正是生态社会主义理论逐渐趋于成熟的最好验证，同时实行经济的适度增长不仅是人类的合理选择，同时也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
三、结论
我国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为了获得经济的增长是通过大量的投入生产要素来扩大生产规模这种方式实现的。而这种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也决定了它必要要依靠较高的成本、消耗大量的生产要素来实现自身的经济增长，同时无法保证生产出来的产品的质量，经济效益也低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就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思想。这一思想的转变由最初的“九五”计划到“十五”计划，在十六大以后逐步地完善和丰富。接着十七大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正式写入了党的报告。可以说十七大提出的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思想的飞跃。十报告再次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难看出，十对此转变方式的重视，并且明确在报告里指出，“发展是关键，经济建设是中心。”在这里我们就需要搞清楚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我们不能盲目的把经济增长看成是经济发展，增长看中的是量上的增加，而发展不仅要求量，更要求的是质，而且应该要把质摆在首位，把握各种关系的协调。所以说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成效是我们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一个重要前提，同时也是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总的看来，尽管其理论尚有诸多问题，但生态社会主义的经济增长理论与我们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转变发展方式的方针有许多共通之处，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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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经济理论篇3
关键词：生态文明；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657（2016）01-0007-02
一、生态文明与循环经济的联系
生态文明是全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即工业文明之后形成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自然与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结；生态文明是以自然与人、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发展、良性循环、全面建设、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宗旨的社会形态。循环经济是物质循环流动型经济，是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中，在资源投入方面、企业生产方面以及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原始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的经济模式，转变成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模式。
（一）循环经济的生态学基准
生态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循环再生理论、共生共存理论和生态阈限理论等。在生态学领域中，自然生态系统被认为是一个稳定、髙效的共生系统。经济系统作为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要想达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使经济系统和环境系统之间的物质转换以及能量转化保持在生态环境系统可承受的范围之内，这也就是经济系统活动发展必须遵循的“生态基准”。循环经济遵循着生态经济系统中的“生态基准”原则，模仿生态系统中的物质闭合循环模式，建立物质输出的动态平衡，保持经济系统中的结构和功能的稳定，达到生态、经济以及社会三者的和谐统一。循环经济以生态文明理念来指导人类的经济建设活动,以生态学所揭示的生态规律为根据，依照资源的循环利用为基本特点，要求经济资源与生态环境平衡协调发展，需要人们在生产建设中尊重自然规律，逐渐认识到人、自然与社会的有机整合的规律，通过各种要素的制约、转换、反馈等作用实现动态平衡，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二）循环经济的生态特征
1.实现资源循环流动。物质循环流动是传统经济模式和循环经济模式区别的主要依据。传统经济模式是以满足人类的物质需要为基础,以“高消耗、高排放”的模式开展经济活动,具有“高生产、高消费、高废弃”的特点。这种经济方式能够大量消耗有限的自然资源，长期活动可造成环境的不稳定运转以及资源的枯竭或者短缺。循环经济模式是一种小物质消耗模式，在最适宜的物质转换条件下以物质循环活动达到最初的生产目的的经济活动新模式。它要求经济流动的组织以及运行遵循生态学基准，建立高效率的资源代谢循环过程以及实现人与自然物质交换动态平衡的复合生态经济系统。2.废弃物排放依次减少。循环经济需要遵循生态规律,利用有限自然资源以及环境容量，尽可能地减小人类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循环经济实现废弃物依次减少的路径是：避免废物——回收废物以及利用——处置废物。在生产中要求尽可能的多使用例如潮汐能、太阳能、农家肥等新型可循环、可再生资源替代原始传统经济生产建设中的不可再生资源，力争做到零排放废弃物或排放的无害化。而对于生产活动中无法避免的废弃物则进行回收、分类、拆解和再利用,最后对不可利用的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理，这样就达到了废弃物依次减少的目的,使整个社会生产活动和再生产活动都合理地处于自然生态循环中。3.保持环境的自我调节机制以及再生能力。生态平衡是循环经济的前提，经济生产活动对自然资源的索取量应该控制在自然资源的生产能力之内，将排放到环境中的废物量减小到自然环境的消化能力之内,使自然环境拥有良好的自我调节机制以及再生能力。循环经济通过对自然资源的低投入、高利用以及废弃物的低排放,将所有经济生产活动都控制在合理生态阈值之内，优化资源消耗配置，使经济系统中的物质循环以及能量流动能够平衡地加入到自然生态系统内，保持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稳定与平衡发展。
二、我国对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视
自从循环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一种有效手段，从它开始进入我国政策制定者以及社会公众的眼前以来,我国为循环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努力。国务院在2005年下发了我国循环经济发展中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22号)。2010年10月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中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也明确提出应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以提高资源有效率，完善法律条文，加强规划指导、财税金融等政策制度的支持。
三、循环经济模式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循环经济立法有待完善
我国有关循环经济制度的现状并不太令人满意，主要问题表现为没有专门立法以及现有立法零散不完整、不彻底等。即使现在我国已经出台了很多体现循环经济发展思想的法律法规条文，但这些法规条文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配套的法规以及实施细节相对较落后，法律条文的逻辑性以及合理性存在不足，很难从根本制度上约束其对发展循环经济不利的行为。
（二）没有形成循环经济发展规模
循环经济在短期内见效比较慢、成本较高、风险较大，并且只有在达到了生产体系规模化的前提下才能呈现经济成本最小化的特点。目前，我国生产还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期，支撑我国的工业发展企业也较为分散，受到的制约因素较多，不能实现清洁化生产。
四、循环经济发展的建议
（一）加快建立循环经济发展的相关制度
循环经济不仅是一种新的经济生产模式，更重要的它是能够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全新社会经济生产运行机制，它能够有效协调微观个体利益以及宏观群体利益之间的利益关系,促使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作为重要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流通。因此，建立相应的制度体系能够为循环经济的高效发展提供可靠保障。
（二）加强生态环保意识
养成良好的循环经济意识，需要国家以及政府对循环经济生产理念的大力宣传以及倡导，逐步使全社会公众共同参与到循环经济发展的良好氛围中。尽早编制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提高企事业单位管理者对循环经济生产模式的认可程度。与此同时,要对全社会开展循环经济生产的宣传教育活动，使用多种手段大力宣传强化循环经济理念。各地区要把循环经济生产技术知识的普及和宣传当做地区经济生产工作的重点，促进循环经济理念深入和普及，提高社会公众对发展循环经济生产重大意义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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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经济理论篇4
abstract:thispaperdiscusseshowtousethecirculareconomytodeveloptheindustrycity.thoughtheproblemsofcity'sdevelopment,wefoundthatcirculareconomyisakindofbalanceofeconomyandenvironment.
关键词:循环经济;生态环境;建设;运用
Keywords:circulareconomy;ecologicalenvironment;construct;use
中图分类号:X1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12-0137-01
0引言
随着近几年我国GDp逐年递增,经济增长势头强劲与生态环境保护共同被放在桌面上探讨,在保经济增长和保护生态环境中我们需要一个平衡点。另一方面我们能推断到经济增长并不代表一定要牺牲生态环境的和谐,为了生态环境的和谐我们就一定要抑制经济的发展。于是,我们发现循环,可持续发展便是我们平衡两方面的支点。如何利用好这个平衡支点关系到我们经济建设和生态城市建设的共同发展。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阐明如何将循环经济理论运用到生态城市建设中,旨在通过以下几方面的说明促使我国生态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更快更好地发展。
1我国建设生态城市面临的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市工业化加剧,伴随工厂集聚城市而来的是大量务工人员的拥入,导致人均城市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天空受废气排放和人口膨胀的双重影响呈现出灰白色;水质也因为生活污水增加和工厂不处理性污水排放的原因对人体的危害越来越大;土地也因酸碱平衡被破坏而影响作物产量;城市人口的膨胀也加剧了城市生活垃圾的增加,而垃圾处理也成了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难题……事实表明,工业化的城市环境给人们带来了就业的同时也带来了生存环境的毁来,人们一边在创造社会财富一边在承担生态环境破坏带来的生存条件的恶化。另外,我们在建设生态城市的过程中,也面临旧产业经济与新型生态建设不协调的问题,毕竟旧产业经济在我国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积淀了很深的历史文化,建设生态城市,发展循环经济,是一种新思维,新突破,要求我们在旧的生产模式和旧的发展思维上进行革新。一方面我们要发展城市经济,拉升GDp,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构造我们的生存空间是建设生态城市面临的主要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兼顾生态环境的保护,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建设生态城市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2循环经济理论在建设生态城市中的运用
在生态城市建设中循环经济主要体现在可持续发展上,表现在再生资源的利用上。因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源的能耗和废弃物的排放处理,经济发展城市又少不了务工人员的聚集,人口膨胀免不了消费和生活垃圾的增加,种种生态环境的不和谐便在经济快速发展中自然而然地产生。那么当我们要保经济增长的时候,要兼顾生态环境的保护只有从节约能耗,增加资源利用效率,加大废弃物的回收循环利用几个方面着手:从表象上来看,节约使用资源,增加资源利用效率解决因工业发展导致我们对大自然的穷尽性发掘,遵守自然规律,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环境。大自然给予我们人类的资源是丰富的,但是也是有限的,如何高效利用不可再生性资源关系到我们人类的持续发展。我们除了从节约这方面着手外还可以研发相关科学设备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使用率;使用能源替代品如:太阳能,风能,水能,核能等发电代替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降低废弃物排放的处理设备成本和增加废弃物排放的渠道。从能源的使用和排放两方面切断因资源使用而代来的生态环境破坏。
从实质层面上来讲,促使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实现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双向保护。最直接的是对我们日常生活垃圾的回收处理。我们知道日常生活垃圾概括起来实际上就是可用作有机肥料的垃圾和难处理的石油产品,而后者对环境的破坏是具大,不可挽回的。那么,我们可以将前者聚集起来用作形成沼气,天然气资源,而的后者我们一边增加媒体宣传力度号召节约循环利用同时,努力开发相关处理设备和降解技术,在有关技术未形成前尽量减少对生态环境建设有具大隐患资源的利用,从替代物的研发上解决我们日常对难处理石油产品的依赖。
3相关法律对循环经济理论在建设生态城市中的支撑
循环经济理论在建设生态城市中的运用,解决了我们资源高效利用,人、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和谐共存也带来了循环消费的生活模式。但是,这些仅仅停留在了理论层面上。也就是说理论与现实之间我们还是感到有所差距。只有通过立法保障我们才能将所设想的理论转变为我们希望看到的现实。首先是道德宣传,我们应该加大生态资源节约保护,高效使用,循环利用,以达到可持续发展道德宣传的目的,在全社会范围内提高居民意识,共建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存环境,即保护了环境也促进经济良性发展。其次再是从法律层面上保障循环经济理论在建设生态城市运用。道德宣传能够起到提高人们思想意识的作用,但是仍然不排除有少数人为了一己私利,置道德规范于不顾,我行我素,给我们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带来隐患,因此我们需要有法律的震慑和强制来保障。我们可以一面总结国外发达国家有关环保与经济双向共同发展的成功事例做参考一面结合我国生态破坏的经验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制约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自然的穷尽性发掘。再就是通过政府制定资源开发与利用方案,达到开发的不浪费,保证高效,可持续发展。
4小结
本文从建设生态城市出发,运用循环经济理论系统阐明了建设生态城市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在建设生态城市中我们在面对资源丰富却有限,资源使用效率低,工业经济发展、人口膨胀带来的一系列生活废弃物处理的难题,在保经济增长和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两者之间,我们艰难地寻找着平衡支撑点。其次,在探索经济和环境双向发展中我们发现了循环经济这个平衡支撑点,引入循环经济理论在生态城市建设中,我们提出了产业升级,技术革新促使资源的节约、高效使用,并对工业,生活废弃物进行循环利用和回收再造来达到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建设共同发展的目的。最后,从道德和法律两个方面,提出了征对发展经济的同时建设生态城市的道德宣传,在起到革新人们旧思维的基础上约束人们的日常行为,道德力量和法律强制力相互协调补充共同为建设和谐生态城市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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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经济理论篇5
关键词：鄱阳湖；生态经济；经济区；发展战略；理论准备
中图分类号：F124.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1－0040－02
任何一个经济发展战略，都是在一定思想理论指导下的选择。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是一个包含生态战略、经济战略、区域战略、流域战略等在内的复合战略，它的产生具有广泛的理论准备。
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形成以可持续发展观为理论基础
可持续发展是20世纪80年代针对资源削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提出的，即指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之能力的发展。它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对自然、社会和子孙后代应负责任，并有相应的道德水准。其理论特征表现为生态、经济和社会可持续，而且它们之间是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为生态经济的发展指出了一条环境与发展相结合的道路，为环境保护与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了一个创新的思想模式，使传统发展观从以单纯经济增长转向经济、社会、生态的综合发展，从以物为中心转向以人为本，从注重眼前利益、局部利益转向长期利益、整体利益的发展，从物质资源推动型转向科技与知识推动型的发展。
“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其实质就是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运用生态经济学和系统工程的原理与方法，对全区域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复合系统进行结构改善和功能强化；遵循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在恢复和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合理利用各类自然资源的前提下，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健康、持续、稳定与协调发展。”[1]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发展目标、手段、任务、意义等方面考察，可持续发展观是贯穿整个战略的一条主线，两者要求是一致的。如从战略意义看“努力探索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路子，遵循产业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产业化的理念，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合理利用资源，发展生态经济，这有助于推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迈进，为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提供示范。”“加强生态建设，强化环境保护，推广生态文化，为世界生态环境保护作出应有贡献，这有助于消除国际社会上的一些忧虑、怀疑和误解，有助于为我国开展国际生态经济合作交流提供重要平台，展示作为大国负责任”，树立了我国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新形象。仅此即可以看出，它与可持续发展观意义是相同的，都有利于促进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是以可持续发展观为理论基础的。
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形成以生态经济复合系统论为理论依据
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作用、相互交织、相互渗透而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复合系统。从系统的整体性原则来看，生态和经济两个子系统是对立统一、彼此依存、不能分割的。因此，既要尊重生态原理，又要尊重经济规律，保持两者协调发展。生态子系统是经济子系统发展的物质基础；经济子系统是生态子系统发展的转化器，可以使生态子系统产生巨大的效益。生态经济系统论认为，“自然生态系统，它的承载力具有一定的再生性、修复性和递增性，是一种有生命力的、富有弹性和代谢功能的有机整体。生态系统可以在压力不超过生态阈限的情况下，不断提高自身功能和负载能力，不断增加产量，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和更优化的生态效益，但当人类为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而使经济发展超越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时，便打破了系统内部的平衡机制，即外界干扰一旦超过生态阈限，生态系统就会被破坏，甚至瓦解。”所以，经济的发展必须与资源的承载能力和环境容量相匹配，通过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各自的运动及循环渠道进行耦合，达到维持平衡状态，实现经济与生态双重有序性，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相互转化。随着科技发展，人类可以通过技术中介，使传统经济向生态经济转化成为可能。
正是依据以上原理，江西省委书记苏荣指出，“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一方面，生态系统具有可开发、可利用的价值，可转化为经济价值；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有利于用更多的财力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利于招商引资、招商选资，有利于旅游业的发展，有利于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两者互相产生正向乘数效应。”
由此可见，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就是要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效益，实现两者平衡和良性循环，其理论依据就是生态经济复合系统论。
三、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形成以和谐社会理念为价值目标
和谐社会作为一种执政理念，体现了我党的政治智慧和传统的人文思想。它的内容博大精深，从开放的视角看，既包括单纯社会领域内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平公正和谐，又包括社会与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协调及各自内部协调，还包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及人自身和谐等。作为一种美好的生活理想和价值追求，和谐社会一直是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一个永恒的期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形成以和谐社会理念为价值目标。从经济角度看，和谐社会价值目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经济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坚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奠定物质基础，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共享。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体现了和谐社会对经济发展的价值目标，就是坚持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统一，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一代地永续发展。
2.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区域发展的不协调，影响生产力的整体布局和发展。目前，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发展差距过大，已制约和谐社会构建。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中体现和谐社会的区域价值目标，就是实施中部崛起，使鄱阳湖区成为承东启西的枢纽、东西互动和南北合作的支撑点，对促进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起重要作用。
3.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传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的，自然成为人们征服的对象。和谐社会理念人既是社会人，又是自然的组成部分，应该把人还原到自然中去，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休戚与共家园的价值目标。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把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作了诠释，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生态文明之路。
由此得之，和谐社会理念的目标，从经济角度看，就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的价值目标。
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形成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
1.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生动实践。科学发展观是我党统领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当然成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江西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最生动的实践，是要遵循建设生态文明的总体方向，把科学发展观的四大要求有机统一起来，把生态和经济两大命题有机统一起来，把开发和保护两大主要任务有机统一起来。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就是要从全局着眼、从长远出发，下决心保护好鄱阳湖的生态环境，使江西在科学发展的同时，环境更优美。
2.科学发展观决定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本质内涵。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特色是生态，核心是发展，关键是转变发展方式，目标是走出一条科学发展、绿色崛起之路。这一本质内涵从内容到形式都受科学发展观所决定、所影响。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是第一要务”，决定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必须把发展作为核心。江西作为经济欠发达省份，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必须坚持发展不动摇，不能只讲保护，不讲发展，不能守着青山绿水受穷、抱着“金饭碗”讨饭，要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更好地为全省人民和子孙后代造福。特色是生态，突出生态就是为了更好节约和有效利用。要加快发展绿色经济，加强生态文化建设，注重保护生态环境，绝不能为了眼前的发展而破坏生态环境，干“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蠢事。科学发展观要求发展的科学性，决定了必须转变传统发展不科学的方式，使发展有新思路新举措。江西还没有完全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因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就在能不能很好地转变发展方式。当今世界，环境和资源问题日益严峻。如何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国际性的重大课题。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最终目标就是要通过不断探索，积极实践，走出一条科学发展、绿色崛起的路子，破解经济发展必然以牺牲生态为代价的世界难题，使江西人民既能过上现代化生活，又切实保护好、建设好、发展好江西的青山绿水。
从上述两方面可以看出，科学发展观处于指导思想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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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经济理论篇6
[关键词]农村发展生态伦理
2008年10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进一步加快农村经济改革的步伐，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等重大发展战略。这必将掀起我国农村新的一轮经济改革大潮。农村是我国的资源宝库，农村又是我国生态伦理建设的薄弱环节，是我国生态伦理建设的关键，能否搞好农村的生态伦理建设不仅关系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抓好农村的生态伦理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中之重。
一、当前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状况
农村生态环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农村工业的兴起，农村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表现在：
1.大片良田被污染
据资料显示，当前被企业“三废”污染的农田，已超过6000万亩，每年直接损失粮食达50亿公斤以上。
2.森林过伐和湖泊干涸，农业生态功能遭到严重破坏
当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从建国初的116万平方公里增加到152万平方公里，有三分之一的耕地受水土流失之害。草原退化面积己达7.7亿亩，占可利用面积的三分之一。
3.全国耕地急剧减少
因工厂、城镇建设和土壤流失、沙化、盐碱化、污染等原因,全国耕地急剧减少。建国以来，我国己减少了相当于三个日本的全部耕地。近10年来,全国耕地减少了5000多万亩,等于一个湖北省的耕地。这样下去,预计到2025年将接近土地承载能力临界线。
4.肥料投入结构失衡
规模化的耕作使无机肥投入过多，忽视甚至放弃了有机肥投入；化肥投入中重氮肥，轻磷、钾肥；绿肥播种面积减少。据资料表明，目前我国绿肥播种面积仅占耕地面积的4%。肥料投入结构的失衡，直接导致土壤营养组合失调和有机质含量降低，土壤板结、碱化导致化肥生产效率大幅下降。
二、农村生态伦理建设是可持续发展关键
当前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农村的生态伦理建设刻不容缓。新一轮的农村经济改革一定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必须保护好农村的生态资源和环境。
1.生态伦理建设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传统伦理道德注重人与人之间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应遵守的道德和规范，而没有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调整对象。传统发展观在生态伦理上的表现就是重人伦而轻物质，片面强调“尊重人、发展人”，为了满足私欲而对自然资源进行无止境的攫取，导致生态系统的空前破坏。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环境日益递增的恶化趋势使人们感受到了威胁。人与自然环境的对抗，最终损害的是人类自身。历史表明，持续性发展在很大程度是一种自然发展的状态和过程，而不可持续性却往往是社会行为的结果。生态伦理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具有内在的控制功能。这种功能最终要在实践中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以控制人类对地球家园的破坏，调节人与自然的矛盾，帮助人类摆脱生态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
2.生态伦理建设是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要求
自然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再生产的能力，决定着农业以至人类的兴衰。人类历史上发生的民族大迁移和整个文明消失的事情，就是自然环境恶化的结果。我国黄河流域自然环境被破坏带来的结果历历在目。这些事件告诉我们为了生存与发展必须认真保护自然环境，破坏自然环境就是人类的慢性自杀行为。生态环境的恶化必然会影响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农业环境保护看成是环保部门的事，把农业环境视作容量无限大的“废物”排泄场所，只顾生产，不思预防与治理，导致农业环境的严重污染和农业生态的严重破坏。更令人担忧的是人们至今仍然没有充分认识到农业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没有认识到农业环境受污染就等于整个人类生存环境受到污染，没有认识到这是关系到农村、全国乃至整个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应把普及和提高全民的生态伦理意识作为根本问题来抓，要求每个公民从保护和维护人类的整体和长远利益的高度，来思考和对待自然生态环境问题，把生态意识内化为自己的良心，把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道德责任，自觉地规范自己对待自然生态环境的行为。
三、农村生态伦理建设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
搞好农村的环保工作，提高农民的生态意识，不仅具有近期效益和经济效益，更具有远期效益和社会效益，意义重大而深远。
1.生态伦理建设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
由于受现实的经济利益驱动，当前的经济主体没有从宏观和长远的角度来建立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自我约束机制。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法制经济和道德经济，更是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游离于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之外的市场经济决不可能实现真正长久有效的资源配置，决不可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使资源真正做到合理配置，就必须要加强农村的生态伦理建设，把它纳入国家宏观调控的轨道。要大力提高农民的生态意识，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促使人们在道义上规范自己的行为，在市场交易、竞争获利的同时要考虑自己对生态环境所负的责任和道义。
2.生态伦理建设是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城市化的进程和乡镇企业迅速发展造成的污染蔓延和资源的浪费首当其冲。据资料显示，我国农村环境污染有50%以上是由乡镇企业造成的，有10%以上的乡镇企业是属于污染行业的工业。造成污染严重的原因很多，但与农民的生态意识淡薄是分不开的。由于环境意识与生态观念淡薄，在农村商品经济和致富心理的直接驱动下，不少乡镇企业为了追求生产利润，往往选择那些急功近利的经济开发活动，形成一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掠夺式的开发形式，结果使得乡镇企业越发达的地区，农村生态系统的破坏与污染越严重。因此，要使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就必须管好乡镇企业，提高农民的生态意识。
当前，一些人只重视短期的最大的经济效益，破坏生态环境、耗尽再生资源。用拼环境、拼资源创造的所谓“经济效益”，远远比不上他们所糟蹋环境和资源的代价。在新一轮的发展中，一定要积极推进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减轻农业资源污染，切实加强生产环境保护，实现脱贫与农村环保“双赢”的战略。
3.生态伦理建设是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我国在传统的小农经济下，无法摆脱“人增――地减――粮紧”的恶性循环和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的结构性问题，从而又将会出现阻碍农业现代化进程、破坏生态系统平衡和加速人口增长并降低人口质量等问题。农村经济改革中，注重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把生态伦理建设放在一个更高的平台，才能把经济的运行建立在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基础上。因此，大力加强农村的生态伦理建设对于提高综合国力，推进农村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搞好农业生态伦理建设,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伦理范畴,对规范人们的行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正如所说:“资源环境工作,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关系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切实做好资源环境工作,不仅关系我们能否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关系我们能否更好地实现、发展、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四、农村生态伦理建设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
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充分认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自觉地参与和支持环境保护工作，把它看成是一种道义，即心中的道德律，从内心、良心上承认它的价值并支配自己的行为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1.生态伦理建设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态伦理道德观的核心是尊重自然，内容就是重新建构公平观。公平的基本就是在人与人之间分配利益问题上坚持一种无偏无私的原则。社会公平的问题绝非一个崭新的道德命题，但生态伦理所提出的社会公平并不是对人类己有伦理思想简单重复，而是在新的理论视角中做出了新的阐释。一是人地公平，就是人类和大自然应保持一种公正关系，要求人类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行为，合理地控制利用改造自然界的程度，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保持生物的多样性。二是代际公平，即当代人与后代人公平地享有地球资源与生态环境，使地球的有限资源在不同代际合理分配与补偿问题。三是代内公平，就是当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身利益上要达到机会平等，即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公平分配社会利益。
2.生态意识是衡量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人类的发展既是对自然环境的认识过程，也是对自然环境的作用过程。一方面在不断地认识自然环境，另一方面又在不断地破坏自然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也是人类野蛮地破坏自然环境的历史。特别是进入工业化时期，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对环境的破坏也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20世纪中叶，随着许多环境问题的出现，人类开始重新认识自身与环境的关系，保护环境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大主题。环境意识和环境质量如何，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环境质量既是物质生活的一个方面，也是各种精神生活的载体，人类所有的精神生活都离不开特定的环境。环境状况如何，直接影响到人们生活质量、身体健康和精神状态。环境意识是提高国民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现代文明的综合体。
3.增强农民的生态伦理意识，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增强农民的生态意识，将会有力地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生态意识的内涵主要有环境公德意识、环境道德规范和环境美学观念等。环境公德意识，其核心是“为公”。保护环境是一项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保护的目的不仅仅是为自己，更主要的是为人类整体，为子孙后代。环境保护是一项崇高的事业，是‘积德’的事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环境道德规范，是对人类的环境行为进行道德上的约束。保护环境是也人类的共同义务，仅靠每个人的自觉行动是不够的，还要有法律约束和环境道德规范机制。当前出现的以破坏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换取企业的效益的行为不但要受到道德的谴责，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环境审美观念，是人类对于环境美与不美的感受。环境美学最主要的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和谐，这种和谐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人类生存和发展能够有更美、更好的空间。增强生态伦理意识，激发人们对社会、人类环境、自身健康和协调发展的向往和信念。
因此，笔者认为生态伦理建设的基本内容应包括：一是每一个人都具有平等的权利，每一个人的权利都应受到尊重；二是其他所有生命形式都具有同样平等的权利，生命和自然界的生存也应受到尊重；三是人和其他生命形式构成全部活着的世界，包括文化多样性和自然多样性，人类发展要保护这种多样性；四是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现代和将来之间、人类和其他生命形式之间，应公平分享地球生态资源，保护丰富多彩和富有生命力的世界。总之，在农村新一轮的经济改革中，应严格按照生态伦理建设的要求，理性地控制各种欲望和行为，有节制地开发和消费自然资源，一定要把农村的生态伦理建设放在重要的位置，千方百计增强全民的环境意识，特别是农民的环保意识，组织全社会的力量来关心支持和参与环境保护，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碧水蓝天，留下绿色的希望。
参考文献:
[1]卢风肖巍:应用伦理学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宋惠昌:应用伦理学[m].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3]侯锐:中国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内因及对策.新观察，2000
生态经济理论篇7
关键词：总部经济；生态位；生态位态势；生态位重叠
一、引言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城市建设突飞猛进的大潮中，吸引世界上一大批知名的企业到我国来投资，国内也诞生了许多有竞争力的企业，而这些企业的总部也成为了我国各大城市积极争夺的资源。总部经济的概念最早由我国的赵弘在其《总部经济》中提出理论，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启迪作用。总部经济是指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对战略性资源(如人才、资金、信息等)的需求增加，因此将其总部设在战略性资源丰富的中心城市，将生产基地布局在常规性资源丰富的地区，从而实现企业价值链与区域资源实现最优空间融合，以及由此对该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经济形态。企业总部的聚集能给城市带来税收效应、产业乘数效应、消费带动效应、就业效应和社会资源效应。因此，近年来我国中心城市都纷纷提出发展总部经济来提升城市的形象和综合竞争力。
二、我国中心城市总部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及生态位理论
不仅我国的中心城市，许多中小城市也纷纷提出发展总部经济。万容在其《论我国总部经济的发展》中提出了发展总部经济的三个条件，分别是：1、信息经济充分发展，企业能够将总部及生产基地分离。2、企业达到对战略性资源(人才、信息、资金)需求上升阶段。3、在不同的区域内，两类资源存在差异，中心城市战略性资源丰富，不发达地区常规性资源丰富。虽然我国总部经济发展已经有多年历史。以北京上海为首的中心城市纷纷提出了发展总部经济战略。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适合发展总部经济，有些城市并不符合上述第三个条件假设。个别经济发展不够充分，城市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够完善的城市也提出了发展总部经济的口号，如南宁、秀山等城市。-以重庆市为例，其总部经济发展缺乏统一规划，仅重庆市内就有多个区。但各个区各自为政，没有形成统一的总部经济。各个区域仅仅以吸引总部进驻为发展目标，导致了同质化竞争，使得产业结构失调，发展路线雷同。各自为战也难以实现区域之间优势资源整合，不利于重庆市长期可持续发展。即使是我国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其发展总部经济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南京，武汉，天津等城市，其发展总部经济缺乏定位，同质化竞争十分严重。这些城市带都期望通过发展总部经济，来达到产业乘数效应、消费带动效应、就业效应等。但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南京靠近上海，天津靠近北京，分别受到北京、上海的制约，发展总部经济这两座城市并没有很大的优势。此时，光靠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给予跨国企业各种优惠政策来吸引企业总部进驻是不够的。即便增长了企业总部的数量，把也仅仅是增加了执政者的政绩，相反，其对外的优惠政策还将当地的企业置于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中，不利于当地企业的发展。从国际上来看，即便是在中心城市，我国发展总部经济也不具有很大的优势，以北京市为例：
从表中可见北京与国际化大都市的总部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有较大差距。总体来看目前我国总部经济发展已初见成效，尤其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特大城市，现阶段我国的总部经济发展主要呈现四大特点：
1、总部经济取得的成效主要集中北京上海等经济较为发达的中心城市。
2、吸引跨国公司的进驻成为各城市发展总部经济的主要动力。
3、呈现小城市的总部向大城市转移，大城市的生产基地向小城市转移的趋势。
4、朝着大城市与周边城市的“总部——生产基地”协调发展模式前进。
目前我国总部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可总结为：
1、由于总部经济主要聚集在我国的中心城市，对中心城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于是一些不适合发展总部中小城市竞相模仿，导致资源的浪费，抑制本土企业的发是。
2、我国总部经济发展主要动力靠跨国企业的入驻，本土企业发展动力不足。
3、总体层次不高，区域影响力及辐射力较低。
4、战略定位不明确，缺乏区域性特色，同质性竞争严重，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模式尚不成熟。目前国内有许多城市提出了发展总部经济的发展战略，但是其发展战略停留在给予大公司总部优惠的税收政策、土地政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高层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完善制度法规、提升政府服务意识等口号上面。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引入了生态位的概念。Grinnell(1917)首先提出生态位一词来表示物种的生存空间单位，他对生态位的定义为：“恰好被一种或一个亚种所占据的最后单位”。随着生态位理论的传播与发展，人们对生态位的定义也更加准确与完善。elton(1927)强调生物与环境之间以及生物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他把生态位定义为“物种在生物群落中的地位和角色”。odum(1952)认为，生态位不仅仅应该包括生物群及其生存的环境，还包括了群落中其它的有关的要素，生物在群落和环境中所起的作用。
生态位理论不仅适用于自然生态系统，在社会、城市生态系统中也具有重要意义，在本文中，笔者将城市生态位定义为企业发展所需要的经济、政策、基础设施建设、区位优势、服务业发展水平、人力资源等多方面城市生态环境空间的总和。
利用生态位理论分析总部经济发展战略，可以避免之前研究中对于城市定位不明确，发展模式雷同，一味使用政策倾斜方式吸引企业总部进驻的不足。
三、基于生态位态势理论的总部经济发展战略定位
基于生态位理论，笔者建立了中心城市总部经济发展战略定位的框架。根据生态位态、生态位势、生态位宽度、生态位重叠四个方面分析企业所处的城市生态环境，从而制定相应生态位的总部经济发展战略。，
该框架中分别从生态位宽度、生态位重叠两个对本城市资源的利用率以及与周边城市资源的重叠度进行分析，生态位态和生态位势分别从城市现有资源及资源进一步丰富的潜力进行分析。内部环境上，该框架从城市各区域合作的角度进行分析，在总部经济发展战略上实现区域交错发展，达到城市资源的优化配置。
1、生态位宽度
1965年，VanValen给生态位下的定义是在一定的空间内，某五种利用此空间内的资源占此空间所有资源的比例。应用在城市生态位理论中，即指城市利用一定区域内的人力、政府、社会资源的所占的比例。在总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政府、社会资源的要求比较高，因此，在制定总部经济发展战略中要更加注重基础设施、城市环境、优良的政策环境的建设。以吸引跨国公司和国内大公司总部的入驻。
2、生态位重叠
Hurlbert(1978)定义生态位重叠为两种生物在同一生态位上对消耗同种资源的概率。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一定区域内的两座城市在同一资源位上的相遇频率很高，不论两座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程度的差距。如人力资源位，在以省级为单位的区域内，就业者并不介意城市所处的位置，其选择更看重的是城市的薪酬水平、生活环境等。而人力资源是影响总部经济发展的十分重要的因素，没有充足优秀的人力资源保证，很难说服大公司将其总部设立在此城市。除了人力资源，其他的因素在生态位上也易形成生态位重叠。在此种情况下，中心城市在发展总部经济时要清楚认识到自己城市与一定区域内其他城市所重叠的资源，扬长避短，或者根据自己的生态位态势的优势制定合适的总部经济发展战略。
3、态和势两种属性在生物界和社会组织结构中普遍存在
生物界中的态即指特定物种在特定时刻的状态。而生物界的势指的是此生物在一段时间内对其生态位空间内的资源运用能力及对环境的影响力。衡量一个城市的生态位态的标准有城市面积、人口数量、国民生产总值、科技发展水平、环境状况以及在一定区域内的影响力及知名度等。衡量一个城市势的标准有人口增长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科技增长率等指标。一个城市的发展潜力是其态和势综合作用的结果。公司在考虑总部的选址上，势必也会考虑基础设施、通信、人力资源、政策的现有水平及其发展的潜力。在生态位势层面有优势的城市对企业总部更有吸引力，也更能吸引高层次人才的流入。
基于以上理论，笔者建立的中心城市总部经济发展战略定位的框架如下：
四、案例研究：南京市总部经济发展战略定位
南京作为江苏省的省会，已经具有发展总部经济的基本条件。从生态位的态来分析，到2008年上半年，在南京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有37家，跨国公司在南京设立的具有总部功能的子公司超过了350家。这些总部产生的产业乘数效应、消费带动效应、就业带动效应、税收效应、社会资源效应已经对南京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跨国公司总部的聚集，也进一步吸引着其他世界性大公司总部的进驻。
从生态位势层面来分析，南京是江苏省的政治文化中心，作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具有深刻的人文底蕴，在全国范围内都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在教育方面，南京拥有各类高等院校61所，在校大学生50万人，人口结构中大学生比例位列全国所有城市第一。南京还有众多各类研究机构、国家重点实验室等。这些资源为南京的经济发展及科研提供了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和支持。从地理上来看，南京市具有比较显著的区位优势，南京是江苏省的政治文化中心，是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沪宁高铁开通后，南京到上海最快只要73分钟，南京到杭州只需要30多分钟，便利的交通增加了长江三角洲的“同城效应”。因此，从生态位势方面分析，南京发展总部经济还有很大的潜力。
从生态位重叠角度分析，南京在吸引人力资源方面与上海、杭州有着不可避免的冲突。在吸引跨国公司总部方面，杭州有更强的竞争力。在《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2：让中国城市共赢》对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宁波、温州六个城市区域总部竞争力的综合排名中南京居于杭州之后位列第二。该分析中南京与杭州最大的差距在区位及当地需求指数。在区位上，吸引跨国企业南京并不及杭州占有优势，但是南京也可以避开杭州吸引跨国企业的锋芒，转而发展吸引其它类型的总部。㈣通过以上分析，作者得出南京总部经济发展的战略定位：
1、吸引国内大中型企业的总部
南京作为长三角三大中心城市之一，在全国范围内对于国内大中型企业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企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规模的扩大，其对人才、信息、资本等战略性资源的需求越来越高。而由于通信、交通日益发达，总部与生产部门的距离产生的管理费用也随之降低。因此，很多企业都倾向于把总部设立于战略性资源丰富的地区。虽然和北京上海相比，南京在战略性资源方面不具有绝对优势，但是在南京获得战略性资源的成本相对低廉。所以，对于国内大中型企业来说，把总部设在南京的成本优势无疑会有利于企业的成长。
2、吸引国外非生产型企业总部或者职能型总部、区域总部
跨国企业总部的进驻不仅能给城市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带动作用，也能提升城市的整体形象。南京在吸引跨国企业时有着区位、人才的多重优势，但是与生海、北京等国际化大都市相比，其城市功能、相关服务产业则显得略为不足。尤其是在吸引生产型企业总部时动力不足，但是总部的定义是广泛的，可以划分为一级总部、二级总部、三级总部等，也可以划分为销售总部、投资总部、采购中心、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等。因此，南京可以将政策倾斜导向吸引国外非生产型企业总部或者跨国企业的职能型总部、区域总部等。
3、交错整合，进行差异化总部经济发展
在发展总部经济的过程中，在南京市层面上要由南京政府统筹规划，南京各区之间实行差异化发展战略，避免生态位重叠现象的发生，以减少同质化竞争导致的资源浪费。在城市之间，要建立各城市横向联合战略，避免和上海、杭州等长三角中心城市的重叠。
生态经济理论篇8
1、当前鄱阳湖生态经济建设的现状
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交织、相互作用而成的复合系统，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形态。遵循着自然生态规律，建立与自然生态链相配的产业生态链，从而达到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利环保的利用，最终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同发展。在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这个大的框架下，2008年6月江西省委省政府提出建立“环鄱阳湖生态经济试验区”的宏大构想：在江西省的规划中，“环鄱阳湖生态经济试验区”将以鄱阳湖为核心，以环鄱阳湖城市圈为依托，强化生态保护带、生态恢复带和生态控制带，并划分禁止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构筑高层次的生态经济区。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定位为：建设成为全国粮食安全的战略核心区、畜禽水产健康养殖和高效经济作物的主产区、生态高效及循环农业的示范区和生态旅游精品区。如今，环鄱阳湖生态经济试验区已经进入了实施阶段，一切都在稳步有序地进行中。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环湖区域利用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的知名度及其在环境资源上的不可替性，建设以湖为纽带、以生态经济为特色的区域品牌，协调好区域发展和保护的关系，使区域在良性的轨道上持续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
2、当前鄱阳湖生态经济建设存在的问题
当前鄱阳湖的生态建设还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2.1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的经济发展还主要是粗放型增长模式
出口产品主要是以低附加值、高污染、高消耗产品为主，给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负担，成为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建设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2.2鄱阳湖区域内发展生态农业经济及生态旅游产业还处于比较低端的阶段
江西的生态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实现生态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步伐还比较缓慢。同时，发展生态旅游业需要的人才、技术、信息、资金等方面还比较欠缺，发展的后劲不足。
2.3立法不够重视。
国家和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立法对贸易与生态经济的协同发展重视不够。贸易方面的法律法规及政府管理引导对环境的保护不够重视，都有待完善。
2.4生态经济发展滞后
生态经济发展滞后是该地区出口的产品经常遭遇国外绿色壁垒限制的主要原因。
2.5国内环保标准较低。
较低的环保标准无法阻止西方国家用贸易的方式将环境污染向我国转移，这在一定程度上转向了环鄱阳湖经济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环保建设的力度还贸易普遍得到共识，对以生态经济建设为主题的鄱阳湖来说，环保标准的降低将不仅仅有利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将污染的转移，同时，另一方面对鄱阳湖区域内的工业企业来说，也提供了一个很好污染物排放的出口。
二、进一步发展鄱阳湖生态建设的策略及对策
1、搭建绿色生态平台构建鄱阳湖生态区域品牌
江西省共有大小河流2400余条，全省有94％的面积属于鄱阳湖水系，整个的水陆相生态系统是我国少见的省级封闭式自然地理单元。江西省打造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也正是要突出生态这一特点。“鄱阳湖”区域品牌具备“绿色、生态”的显著特征，维持良好的生态环境逐渐演变成为了该区域品牌的竞争优势。落实区域品牌建设科学发展观，搭建绿色生态平台，保持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良好生态环境不被破坏，区域内的各工业园区和生产基地的污染控制对“鄱阳湖”区域品牌的可持续发展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实现绿色GDp，必须清醒面对当前资源环境保护压力增大的严峻形势，使区域内企业树立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为有效控制和克服污染，应由政府相关部门制定并逐项落实企业经常性的环保教育计划，并增设专门的环保预测、监督、处理机构，加强环保技术研究，指导企业积极推广清洁生产技术，安装环保设备，开展企业控污、治污的经常性监管，建立符合循环经济要求的生态工业园区和示范基地。对违反者按照国家法律和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要求进行严厉处罚，直至关闭企业，形成政府、企业、公众等多层面共同参与和协力推进的环境监管体系，逐步实现持续清洁生产的环境保护一体化目标。借助绿色平台，环湖区域各相关产业可凭借区域的生态环境优势，将“鄱阳湖”牌产品定位于“绿色、生态”。构建鄱阳湖生态区域品牌的同时，还要实施东部地区与江西在资本、科技、人才一、信息、物流、经营管理等诸方面的合作。特别要注重联合长三角实力派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积极主动参与鄱阳湖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和生态旅游资源的保护开发。
2、发展生态旅游，构建环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
鄱阳湖流域资源丰富，环湖城市合力打造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使特色产业在集聚的同时，发展成支柱产业，形成鄱阳湖经济圈产业的亮点。可以通过统筹环湖城市的发展与湖区保护，争取国家有关政策支持。同时江西鄱阳湖区域范围还要走“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发展模式，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借鉴“山江湖工程”创造的有益经验，将生态和经济融为一体。大力发展旅游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乐平市有部级水利风景区“翠平湖”、省级重点风景名胜区“洪岩仙境”、稀世奇幻绝景“泪滩双月”、巧夺天工的“文山石林”、避暑胜地“历居寺”以及饶派风格古民居建筑群等一批特色自然人文景观，都可以整合的态势构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鄱阳湖湖泊碧波荡漾，生态环境优美，客气质量上乘。而且鄱阳湖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同时也是最具有世界影响的重要湿地。依托鄱阳湖、利用鄱阳湖的资源优势构建生态示范基地将会有助于提高鄱阳湖旅游经济的腾飞。依托鄱阳湖优越的自然山水资源，挖掘历史文化资源，积极探索当前鄱阳湖建设生态旅游发展的体制机制、建设标准、区域合作、产品开发、品牌塑造等问题，倡导生态旅游，打造生态旅游精品，形成良好的生态旅游发展模式。抢占中国生态旅游的先机，把示范区建设成为国内外生态旅游发展的重要典范。鄱阳湖生态旅游示范基地，笔者认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布局：建设鄱阳湖一个核心生态旅游区，南昌都市生态、瓷都仙山文化、大庐山“山江湖”三大旅游板块，一个大环湖国际文化生态旅游圈。紧紧围绕生态旅游发展具有的经济、社会、环境三大效益，系统构建生态旅游产品体系、旅游发展交通体系、旅游节点城镇体系、旅游多维开发体系、旅游空间布局体系和旅游政策支持体系等鄱阳湖生态旅游发展的六大体系，重点实施“鄱湖游轮观光休闲线”、“环鄱国际极品旅游圈”、“环鄱湿地候鸟观光科考点”、“赣西山水生态旅游走廊”、“抚州自然生态体验休闲地”、“赣鄱风情大型文娱节目”等十大项目开发工程。此外，设立鄱阳湖生态旅游示范区，推动了周边城镇的建设，推动了周边农村往生态旅游的建设力度，能够完善湖区的基础设施配套，提高区内物质、精神、生态文明的建设，能使得示范区内民众的生活环境更美好、物质得到更大的改善。
3、发展特色农业生态经济。
鄱阳湖是国家首批十大生态功能保护区之一，“保护与发展”的主题已经与鄱阳湖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对鄱阳湖发展特色农业生态经济，对其进行传统农业的生态改造，使得农业生产能实现标准化进行。同时，加快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用高新技术提高其专业化程度，发展生态工业，开发符合现代人“回归自然、返朴归真”愿望的系列“湖、鸟、渔”生态旅游产品。当然，鄱阳湖环围大展的特色农业生态经济并不仅仅局限于江西这个区域空间，还需要密切注意生产生态农产品、绿色食品，发展生态旅游业要与长三角等市场的需求紧跟。生态农业产业化应从产前、产中、产后及消费环节着眼构建质量无公害、绿色、安全、健康的生态农业产业链。比如，可以发展冬季种植我国南方一项传统的“养地”经验的绿肥紫云英，这是新形势下稻田节能减排的重要技术途径。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冬季绿肥，对于降低化肥使用量、减少Co2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除了种植冬季绿肥之外，还可种植夏、秋季绿肥，其对农田节能减排同样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还要以出众的绿色农业产品及特色农业品种、高质量的农业产品品质吸引长三角市场的消费市场，并逐渐站稳脚跟。大力发展鄱阳湖及周边地区的农业，对于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
4、利用渔业排污减排为生态经济建设保驾护航
生态经济建设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环保、绿色、可持续发展。对鄱阳湖来说，鄱阳湖区域范围内的水系要保持环保、绿色、健康的生存状态，才可以谈生态经济建设。只有生态环境良好、水质优良、空气优质才能为进一步推进生态经济建设发展服务，才能为生态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可以采用渔业进行排污减排的方式来达到生态建设、经济建设的同时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气候条件优越，自然资源丰富，适宜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全国重要农产品产区和有重要影响的“鱼米之乡”。因此，可以利用副业——养殖渔业发展，同时结合本土化的农产品建设，构建农副产品一体化产业链的整合优势。对鄱阳湖来说，养殖渔业在水体生态系统中的减排作用（消耗氮和磷）是重要的一环，也是调节水体营养、能量代谢的重要技术手段。发展鄱阳湖渔业及水产业是解决人类食物来源、满足人们不同的食品结构的需要；同时也是调节鄱阳湖水体生态平衡的重要一环。通过这种放牧式的渔业，投资少，成本低，不需要消耗能源物质。周围群山环绕且植被丰富的鄱阳湖未出现“水华”现象，保持着山清水秀，保护了水环境，发展了渔业，为旅游业创造了条件，当地人民创造了财富。低成本，高收益，养殖产品安全，质量高，为库区人民提供了一条致富之路。养殖渔业能通过滤食水体中的浮游生物，起到净化水质的作用，是一个绿色、环保、生态、可持续发展的优势产业，值得深入推广。
生态经济理论篇9
关键词：主体功能区；区划；生态经济
国家主体功能区划对我国生态经济学科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将国家主体功能区划的思想应用到生态经济发展实践中，是一门重要的研究课题。
一、主体功能区划是塑造我国区域发展格局的新举措
(一)对主体功能区的基本认识
主体功能区的核心思想是根据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现有国土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确定哪些区域适宜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哪些区域应当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确定各自的主体功能定位，并按照功能定位调整和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
功能区划是引导和约束我国未来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的总体方案，将对我国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结构产生深远和实质性的影响。各级政府应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这是主体功能区形成长效保障机制的关键。
(二)主体功能区的类型
“十一五”规划纲要指出，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
优化开发区域是指国土开发密度已经较高、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始减弱的区域。这类地区要改变依靠大量占用土地、大量消耗资源和大量排放污染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模式，把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放在首位，提升参与全球分工与竞争的层次，继续成为带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和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区域。具体包括三类地区：第一是以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为代表的沿海经济核心区，如广州、深圳、上海、北京、天津等沿海城市地区；第二是中西部及东北开发密度较大的超大城市中心区；第三是亟待产业转型的资源型城市。
重点开发区域是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经济和人口集聚条件较好的区域。这类地区要充实基础设施，改善投资创业环境，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壮大经济规模，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承接优化开发区域的产业转移，承接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域的人口转移，逐步成为支撑全国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的重要载体。具体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中西部及东北的中心城市及交通干道沿线地区；二是中西部具备大规模开发条件的资源聚集地区；三是东部沿海发展潜力较大的地区。
限制开发区域是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弱、大规模集聚经济和人口条件不够好并关系到全国或较大区域范围生态安全的区域。这类地区要坚持保护优先、适度开发、点状发展，因地制宜发展资源环境可承载的特色产业，加强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引导超载人口逐步有序转移，逐步成为全国或区域性的重要生态功能区。如大小兴安岭森林生态功能区、东北三江平原湿地生态功能区、川滇干热河谷生态功能区等。
禁止开发区域是指依法设立的各类自然保护区域。这类地区要依据法律法规规定和相关规划实行强制性保护，控制人为因素对自然生态的干扰，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开发活动。具体包括部级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等。
二、生态经济学科的发展演变综述
(一)生态经济理论产生的背景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人类对自然改造强度的日益加大，人类面临着一系列最紧张的问题，如可持续发展、酸雨、全球变暖、物种灭绝和财富分配不均等，正是在工业文明所造成的这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的背景下，开始了对不同空间尺度、不同类型区域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与实践。
国外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生态经济研究，至今还不足40年的历史。最早是以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为代表，引起了人们对新古典经济理论在解决人口和污染问题能力上的怀疑，以此为开端引发了更多的关于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问题的思考，产生了“悲观派”、“乐观派”和“协调派”三种生态经济观点，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开始沟通。但将其真正作为一门学科提出来却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事情，当时有50多位科学家组织在一起成立了国际生态经济学会(1see)，创立了生态经济学，并在1989年开始编辑出版e-cologicaleconomics杂志。从此国际上针对不同空问尺度、不同类型的生态经济研究方兴未艾。
国内对生态经济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最早在1973年中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确定将环境纳入国民经济计划的发展战略，这一时期政府虽然显示了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但行动仅限于治标措施。同时，自然科学家开始接触生态经济问题，发表了一些描述和揭露生态经济问题的文章。但对生态系统和人类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缺乏清晰的概念，尚未深化到理论阶段。此时，国外著名的生态经济理论也开始传播到中国，并于1980年8月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许涤新发起召开了首次生态经济座谈会，揭开了中国创建生态经济学的序幕。
20世纪90年代以后，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生态经济价值理论受到各国学者密切关注和重视。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大会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肓》、《21世纪议程》等重要文件。这次会议揭开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序幕，此后世界各国对可持续发展理论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2001年，美国布朗教授在《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一书中提出，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的观点，这一思想在生态经济学界掀起轩然大波，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生态经济学理论演进的清晰路径：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生态经济学理论强调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矛盾运动，关注的焦点是生态平衡以及如何解决“人类困境”；20世纪80～90年代生态经济学研究强调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关注的焦点转向环境容量与资源承载力；20世纪90年代至今，生态经济学研究则强调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模式，关注的焦点扩展到生态经济价值理论，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经济分析的开始。而回顾国内外比较生态经济研究的历史，可以发现二者的共同点都是在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关系进行反思基础上，才开始对特定生态经济问题的讨论、研究与实践的。
(二)生态经济理论
1 生态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
(1)系统论
系统论强调系统之间的正向反馈与负向反馈双重作用机制的影响，对于生态系统而言，前者可导致系统的无止境增长或衰退，后者则促使系统在稳态附近维持稳定，这是由于生态经济系统中各要素均相互衔接、相互促进造成的。廖尚华、胡宝清(2007)认为，系统论是在强调整体有机性的基础上，直接针对机械论的单一化倾向建立起来的。由于区域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内的各要素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系统论的观点。
(2)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该理论从区域与区域之间不同时空尺度的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制约关系出发，分析了人地系统的特点、结构和功能。申玉铭等(1998)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人地关系的协调，人地关系系统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人地关系系统的优化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建立了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模式，从理论上把人口增长、经济增长、资源消耗、技术进步、环境变化之间的综合作用过程简化为四个阶段，认为要使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演化，人类就必须自觉地调控自身及系统各要素的发展，使系统总体发展轨迹与资源环境容量的限制作用相适应，最终实现持续发展的目标。
(3)协调发展理论
环境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理论要求在发展经济子系统的同时必须兼顾到环境子系统承载力，发展既要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更要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绝不能以浪费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高增长(taylor。1986；sureshchandrababu，2000)，两者之间要有一个协调关系。它要求环境和经济之间要相互适应、相互满足的发展(李文彦，1994；李善同，2002)，使两个子系统的协调发展既表现为质上的协调，又表现为量上的协调。从环境子系统对经济子系统发展的影响和制约来看，环境子系统是经济子系统发展的物质基础、物质手段。环境子系统的承载力容量决定着、制约着经济子系统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就经济子系统对环境子系统的影响和制约来说，经济子系统是环境子系统发展的大脑中枢和催化剂。环境子系统通过经济子系统的化学反应可以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和发挥出其应有的物质流本质。
2 生态经济的定义及内涵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在他的《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的论文中首先提出的生态经济学的概念，针对世界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宇宙飞船经济”理论，主张对自然资源循环利用，节约资源，提高效率，减轻对生态环境的污染。
在国内以马世骏先生提出的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为先导。我国的科技工作者开始对生态经济研究的基本范畴和理论体系做了大量的探索。先后针对人口、资源、环境、社会和经济复杂巨系统提出了诸如可更新资源管理理论、生态承载力理论、plied协调理论、区域承载力理论、生态经济协调理论，并对系统中生态与经济的相互关系、生态经济区划以及生态经济区模式的效益评价等进行了广泛探索。
王松霈(1992)认为：“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作用、相互交织、相互渗透而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复合系统；王东杰等人(1999)将生态经济定义为：“它是研究生态经济系统中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关系及其规律的科学”，重点在于探讨人类社会的经济行为与其所引起的资源与环境嬗变之间的关系。此外，季昆森(2001)提出：“生态经济学是一门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由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社会系统运动规律的科学”。
总之，现今基本达成一致的观点都认为：生态经济主要是研究经济和生态协调一致的共同作用和发展等规律，将经济和生态当作完整的、经济生态系统中的两个子系统，并具有不同的结合程度和不同的作用范围。
3 应用基础研究
在生态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在解决不同类型区生态经济问题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的应用基础理论，如恢复生态学理论、生态经济区划理论、生态产业理论、生态经济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经济效益评价和管理理论等。
最早从生态环境和资源利用的角度，巴巴拉沃(1972)出版了《只有一个地球》的报告，第一次从社会、政治和经济角度分析当今环境问题，是现今系统研究生态系统对人类制约的起源；随后如clark(1973)的资源保护理论，以及1975年3月在美国佛吉尼亚工业研究所和州立大学(ykginiapolytech-nicinstibteandstateunivsity)召开的题为“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国际会议为起端的恢复生态学理论以及vhousek(1986)为代表的生态承载力理论等。到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国际生态经济学的创立，一系列从生态与经济系统协调的角度进行探讨的理论又相继出现，如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经济区划理论、生态环境价值理论和生态经济效益评价理论等。对中国农业生态区划中就曾将中国划分为三大生态农业区，即东部农业区、蒙新农业区和青藏农业区等。我国生态经济学理论的精华主要是生态经济协调理论和持续发展理论，其中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主要是以前一个理论为代表，80年代后期，中国学者逐渐提出了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并将这些理论应用到生态农业、生态工业、人居环境建设、生态旅游等的实践中去，产生了明显的生态经济效益。
(三)生态经济理论的方法研究
1 资源环境价值核算方法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有了新的发展，主要是突破以往以gdp为主的方法，提出了资源—环境一经济核算框架。绿色cdp的研究很多，有研究者认为，绿色gdp是从现行统计下的gdp中扣除自然部分和社会部分的虚假进步和外部化成本。有研究者提出了绿色gdp测算模式构架。实际上，这些表示方法只是扣除了环境成本，即在经济发展总量中除去了对环境有负面影响的部分。
2 生态经济的整合模型
模型是解释现实世界的形势和发展趋势的一种研究工具。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致力于生态经济整合模型的研究，并在诸如生态经济规划模型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如系统动力模型、多目标灰色规划模型、人工神经网络模型等。这些模型通常都有比较完善的经济、生态系统子模型，并对生态问题和经济问题耦合关系做了适当的处理。
3 能值分析法
能值概念的引入，使得生态经济系统中流动的和储存的各种能量和物质有了统一的核算单位。odum给出的能值定义是：一个流动或储存的能量所包含另一类别能量的数量，称为该能量的能值。太阳能是地球一切生命的能量来源，在实际研究中，通常用太阳能来作为衡量其他能量能值的标准。能值分析也使得自然生态系统及资源环境的经济学分析成为可能，在经济价值分析和自然能量分析之间架起了桥梁。用能值指标体系可以全面地衡量区域生态经济发展水平。能值指标体系的主要指标有能值，货币比率、能值—货币价值、能值投资率、净能值产出率、能值交换率、能值扩大率、能值自给率、能值密度、人均能值用量等。我国有研究者根据能值分析理论对区域生态经济系统进行了分析。
4 生态足迹分析法
生态足迹最早由wackemagel等(1996)提出并完善。生态足迹是指任何已知人口(某个人、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的生态足迹是生产这些人口所消费的所有资源和吸纳这些人口所生产的所有废弃物所需要的生物生产性土地(包括陆地和水域)面积。也就是说，生态足迹是指能够持续地提供资源和消纳废物的具有生物生产力的地域空间，是区域内所有消费商品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之和。
三、新时期主体功能区划对我国生态经济学科的发展要求
(一)主体功能区划要求生态经济学研究有新思路
根据区域的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不同，但区域内的人们却是既需要经济的发展，也需要社会的进步，还需要生态环境的改善。而一个区域的主体功能只有一种，不能同时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求。因此，要想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整体提高，就必须加强不同主体功能区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实现区域间的互惠共赢。
主体功能区给各个区域提出了分工：优化开发区域应该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放在首位，着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参与国际竞争的层次，成为带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和参与全球竞争的主体；重点开发区域应该增强吸纳资金、技术、产业转移和人口集聚的能力，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逐步成为支撑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和聚集人口的空间载体；限制开发区域应该重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因地制宜发展可承载的特色产业，引导人口自愿平稳有序转移，不断强化区域的生态功能；禁止开发区域应该依据法律法规规定，实行强制性保护，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任何开发和建设活动。
生态经济学在继续偏重理论探讨的同时，要借鉴主体功能区规划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的创新，积极探索区域生态经济发展的新思路，用生态经济的基本理论方法指导主体功能区的实践。
(二)主体功能区划要求生态经济研究明确区域指向性
我国传统的区域发展理念基本都是以行政区或东中西等空间区为地域单元定位和谋发展的，这样做虽然有利于行政政策的传递和区域积极性的调动，但是对区域的定位不够客观，也容易引起区域间的盲目攀比。同一行政区或空间区内的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可能并不相同，而对它们的定位却相同，为其制定的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也相同，这样显然就不利于各区域的发展。
主体功能区的提出使对区域的定位更加明确、客观。它是根据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划定的，分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针对不同的区域给以不同的定位，在不同的区域实施不同的环境保护政策和经济发展政策，各区域的发展不用再遵循笼统地行政政策和措施。突破了传统的以行政区或空间区位为地域单元谋发展的理念，确定了区域的主体功能是社会的、经济的、还是生态的，从而有利于区域因地制宜的发展。在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要求生态经济重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实现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在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区域，生态环境恢复和循环经济发展研究重点。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在微观层面上应更加具有区域指向性。
(三)主体功能区绩效评价研究要求生态经济学提供科学合理的评价依据
生态经济理论篇10
关键词：中原经济区；产业生态化；有限性
中图分类号：F2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7）06-0102-03
自2012年11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中原经济区规划》（2012―2020年）至今，中原经济区充分利用天时地利的优势，发展迅速。特别是国家支持中原经济区探索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三化”和谐发展之路，让人对中原经济区未来的发展前景充满了期待。与此相关，在规划的第五章中提出，要“按照企业集中布局、产业集群发展、资源集约利用、功能集合构建、人口有序转移的要求，提升产业集聚区建设水平，突出主导产业，完善服务配套，严格准入门槛，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形成一批规模优势突出的产业集群和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坚持做大总量和优化结构并重，发展壮大优势主导产业，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有序承接产业转移，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现代科技与新兴产业融合，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构建结构合理、特色鲜明、节能环保、竞争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发挥新型工业化在“三化”协调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为产业发展定下了基调。
不难看出，在中原经济区发展中，关于产业发展的要求主要体现在形成一批规模优势突出的产业集群和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构建结构合理、特色鲜明、节能环保、竞争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上。这里强调的规模优势、示范基地、优化升级、结构合理、节能环保、竞争能力等字眼儿里，都在说明中原经济区的产业发展有新的内涵要求。中原经济区正在建设之中，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中原经济区的发展，不仅是在实现经济腾飞目标，还有在中原经济区发展的这个机遇和挑战面前，做出理性的合理的长远战略选择，走出一条属于中原经济区自己的持久发展之路。
对如何为实现中原经济区规划的目标而选择一条适合中原经济发展的产业发展之路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摸索始终在进行着，但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对其反思的必要。其中，关于中原经济区发展中的产业发展，应该走产业生态化的道路最为人们所关注。因为这条路有着美好的前景，它符合中原经济区发展目标要求，“产业集群发展，资源集约利用”“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产业生态化的确给了人们描绘了一个无限乐观的产业发展空间和希望。问题在于，产业生态化理论还不成熟，实践还在实验阶段，人们说的和做的还有很大差距，对为一个刚刚起飞的中原经济区的发展而言，有加快完善产业生态化理论的必要，这样，才能少走弯路，这是抓住中原经济区经济腾飞机遇的真意。
人们是如何认识产业生态化的呢？从目前的国内外理论看，对产业生态化的研究虽然很多，但理论研究的总体情况还是处在初期阶段，缺乏理论的系统性、完整性，研究方法上还比较单一，多数理论还停留在低水平层次，应有的理论基础还略显薄弱。
首先，对产业生态化思想形成的认识论基础进行反思。尽管有各种各样的产业生态化理论，但在关于产业生态化的认识基础上还缺乏存在论的深思。因为这种深思的缺乏而没有触及到产业发展，乃至经济发展的认识根本，不免使得现有的产业生态化理论有去本逐末之嫌。
产业生态化理论也有自己的历史传统轨迹。在经济发展到底怎样进行，什么样的产业发展道路是人类应该走的问题上，那些从人类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体悟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思想家，早已努力敲响了发展的警钟。实际上，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中，始终有个难解的关系症结，即人类与自然总是难以保持和谐的关系，在前工业社会就出现过生态因为人类行为而出现的危机现象，直到工业社会到来时，这一关系的症结才越来越严重，出现了人炸、资源枯竭和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为特征的全球生态危机。西方的思想家们从十九世纪就开始进行了反思，如恩格斯曾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的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马尔萨斯也曾从人口增长的角度提出过对生态危机的预言。当人类社会跨进20世纪后，工业化带来的生态思考就更多了，从著名的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揭示的全球生态危机根源在于人类长期奉行的经济增长模式，到环境库兹涅斯曲线对传统工业化“先污染，后治理”的辩护，再到米都斯的“零增长”启发下的“先治理，后增长”的工业化发展模式留下的美好希望，还有思想家们提出的“边发展，边治理”工业发展道路，一直到提出充满智慧的生态化经济、产业生态化思想。
从产业生态化思想和理论生成的过程看，产业生态化理论的出现，应该是学者们对人类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发展模式的反思和醒悟结果。虽然产业生态化思想在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但多数观点都强调已经到了必须放弃传统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模式的时候了。
但这一理论到目前为止，还是缺乏在存在论意义上的反思，停留在不愿正视产业生态化理论根本上是建立在关于发展本质和意义的前提之上。实际上，人类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所有活动，无论是经济发展或是产业发展，都绕不开这些实际的行为背后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即都必然发生在作为存在的有限性基础上。存在的有限性是对存在的否定性解释，即所有的存在都以它的反面存在为依据，如同发展本身已经意味著发展的否定，发展与不发展是并存的，这种存在的有限性构成了所有存在的根据。所以，在经济发展或产业发展理论中，不能丢掉这个根据。要超越存在的有限性规定，只追求发展，超越不发展，是不可能的。因为自然生态系统预设了人类发展无法超越的界限，如果没有对发展这一人类活动存在的有限性确认，发展就会像一匹临近深渊的脱缰野马，最后只能如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所言，“可耻啊，我说！凡人责怪我等众神，说我们给了他们困难，然而事实却非这样：他们以自己的粗莽，逾越既定的规限，替自己招致悲伤。”所以，对产业生态化的认识，应该站在发展的存在边缘，把经济发展、产业生态化发展的理论思考置于存在有限性的前提之上，也可以说，产业生态化思想只有发自于存在有限性的根基上才可以枝叶繁茂，生机无限，并在实践中结出产业生态化之果。对于人类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而言，这种有限性的认识，不是去掉发展，而是强调在发展意义约束下的发展，不是去掉工业化，而是去掉那些肆意冲破生态约束界限的工业化。没有存在论的有限性思考，产业生态化思想也只能是无根之木、无水之源，产业生态化之路也只能是应景之说。
其次，关于产业生态化概念的反思。从多数学者主张的观点看，产业生态化的内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对传统工业化的反思出发，主张要模仿自然生态系统，构造出产业发展自己的循环系统，完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二是以生态学、产业生态学的原理指导，使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能够在相互耦合的过程中实现生态化发展，建立高效、低耗、低污染、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和谐的全新生产生态系统。[1]
尽管人们的愿望是好的，但毕竟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行为系统不一样，从根本上看，所有的人类行为系统，都是在自然生态系统之中的子系统，只有适应整体系统的自我调节，人类行为系统才可能长久存在。如果把产业生态化看作是一个外在于自然生态大系统的人的模仿，还是无法真正摆脱自身发展的约束，因为这种模仿是在自然与人为联系断开的链条中展开的，缺乏像自然生态系统那样的自我调节机制。自然生态系统的生命力主要来自于一种保持自身平衡状态的机制，这种平衡状态是依靠自然生态系统中自身反馈机制来实现的。反馈机制反映了系统内所有要素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及适应过程，所有要素存在的可能性均来自于自身对其他要素的有限性，这一点与人工的模仿系统大不相同。产业生态化中应有的反馈机制，并不包含人类经济行为的要素会因为自然生态系统中某个要素的变化而主动适应其变化反过来产生影响，最终趋于系统的平衡必然性。因为，人类行为除了有自然的生存渴望，还有着非自然的贪婪动机，甚至是强烈的主体性的自以为是、超越自然甚至是反自然的动机。
显然，产业生态化系统的存在意义，不简单地是产业发展模式能否成功模仿自然生态系统的问题，而是如何把产业发展看作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并且，能否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参与自然生态的自我调节和发展自己的问题。产业生态化的涵义，首先强调的是产业发展应与发展背景下的自然环境、社会如何耦合实现有限发展的问题。产业生态化不纯粹是个经济问题，重点也不是个技术问题，是人类的发展理念改变和自然与社会的综合性问题。改变人类的行为方式，改变人类的发展理念，改变人类的生产发展模式，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这一切改变是产业生态化的出发点，也是产业生态化发展模式得以实现的基础。如果说，产业生态化是一个可持续的循环发展过程，那么在它的起点上，即资源上就有个有限的、减量的开始，在利用和消费上就有个节约和生态环保的过程，在废物上就有个再利用和循环的结果。这样，产业生态化才能把产业发展置身于自然生态系统之中，完成产业的发展如同在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状态一样，物质和能量在其中循环、流动，被多层次、反复地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又通过产业链互相依存、互相制约，实现一个高效的产业生态系统。
再次，对于借助多学科理论，如生态学和产业生态、仿生学，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理论等等，来构建产业生态化发展模式的认识，还是没有触及到根本问题。
如果把产业生态化看作是一种新型的产业发展模式，那么，它需要的理论支撑首先应该是关于对产业生态化的存在论解释。为此，就需要在哲学层次上寻求坚定的理论基础，如存在的有限性理论，否则，产业生态化模式就变成了缘木求鱼，失去了正确的方向。
如果把产业生态化看作是协调经济与环境发展的一种方法或视角，那么，它需要的是从整体上的系统论解释和论证。产业发展生态化的选择，是人们对以往传统产业发展模式的反思，是开始对人类经济发展只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的意识醒悟，产业发展活动与其他的人类社会活动一样，是整个地球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它不仅依赖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而且，如果它出了问题，必须把它放在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中去思考并寻求解决的办法，没有系统论的理论和支持，产业生态化的研究就会失去长远的意义。
如果把产业生态化看作是基于生态经济学原理，经营和管理传统产业，那么，它需要的是以生态学研究的方法和原理对经济的生态发展做出解释，并能够对产业发展进行指导和管理。生态学本身的研究方法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概念和方法的应用，把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归纳为物质流动及能量交换，20世纪70年代以来则进一步概括为物质流、能量流及信息流。可以通过生态学和经济学的结合理论，为产业生态化提供实践的理论支持，但无论如何，产业生态化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将是既要满足经济发展对于生态的依赖和不能逾越的界限要求，又要满足经济运行自身规律下的目标实现过程。是按照经济规律和资本逻辑发展经济，还是适应生态系统的要求去发展，实际上，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结局。在现实中我们很容易理解经济发展的过程，增长、发展、收入、利润等等经济目标是保障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也很容易理解，在人们争取生存或发展的路上，宁可舍弃经济发展的生态要求也要达到经济目标的种种行为。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去管理和经营传统产业，是个充满艰难选择的事情。
如上的反思虽然不全面，但对我们理解中原经济区产业生态化问题或许有些启发。
第一，需要继续提高对中原经济区产业生态化的理论认识，为实践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虽然中原经济区建设和产业生态化的实施已经几年了，但还是需要在相应的认识上提高一个台阶。看起来中原经济区和产业生态化是一个关于中原经济腾飞的契机，但它不简单是一个当务之急的发展战略，更是一个长远的，甚至应该是永远的发展战略。有了这样的认识，才可能在产业生态化的进程中，全面转变关于发展的理念，不仅是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它还是一个被纳入在自然生态系统之中有约束的可持续的发展经济。
第二，与此同时，作为能够在实践中对中原经济区和产业生态化产生影响的主要活动主体，从政府，到个人，到企业，都应该真正从自己做起，提高认识，并落实在自己的行为上。比如，个人在生活方式的转变上就要从消费的生态观念入手，生态消费，节约消费，绿色消费，有约束的消费，加强个人的生态观念修养；在政府行为上，不仅要创造一切条件鼓励生态思想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影响，还有以身作则，首当其冲地把生态观念置于一切政府行为之中；在企业行为上，尽快改变传统的产业发展模式，通过制度和技术创新，实现企业经济行为的生态化。
第三，在影响中原经济区和产业生态化发展的进程中，最关键的因素是政府行为。这是由制度和体制双重背景决定的，政府既要制定中原济的发展战略，又要领导中原经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的腾飞，不仅必须转变发展模式，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还要通过政府的干预来尽快实现发展目标。但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的产业生态化进程中，因为并不存在一个产业生态化自发实现的机制，产业的发展不会单凭市场经济规律和循环经济、生态思想的影响下自动实现经济生态化和产业生态化，市场自己是不会说出生态真理的。[2]所以，政府行为至关重要。虽然现在对于产业生态化的普遍做法是，在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支持下，已经建立了一些产业生态园区，的确能够起到样板的作用，但远远不够。政府要下大力气消除传统产业发展模式的生态影响，尽快总结产业生态园区的经验和教训，在整个中原经济区的发展建设中，更加广泛推行经济生态化和产业生态化，而不是建几个产业生态园区就可了事的，这样才能把中原经济推向健康的生态化道路上去，与自然共生。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