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历史篇1
农村历史文化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淀下来，扎根在农民这个特定群体中，融入到农民血液中并成为其意识形态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农村的文化意识形态对农村的社会发展具有反作用，优秀的农村文化意识形态对农村的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因此，对农村历史文化的研究对当前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诠释了农村历史文化的内涵和特征，其次剖析了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最后探讨了构建和谐农村的文化措施。
【关键词】
农村历史文化；农村；农民；和谐社会
一、诠释农村历史文化的内涵和特征
农村历史文化是农村这个特定地域在长期的历史中社会发展的产物，是扎根于农耕文明之中，孕育特色乡土之中，凝结在家族之中，沉淀、传承下来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文化综合体。农村历史文化是农民这个群体世代传承下来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思想道德、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一切精神文化相互贯通相互交融意识复合体。在一定意义上，一部农村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农村文化史。2005年，宋方镇在论文《农村历史文化与”三农”关系的研究》指出：农村历史文化观念主要指积淀在农村地区的人们意识、心理、自觉和不自觉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审美情味、宗教感情、民族性格等。中国历史文化悠久、地大物博和地理风貌特征复杂多样，这就导致了中国农村历史文化具有自己的特色：
1、独特性纵观中国的历史文化成果，无不是中国劳动人民在农业社会生活实践中其智慧的结晶，诸如中国的农耕工具、美轮美奂的传统建筑、优美的剪纸工艺等，深刻体现了农村历史文化在文化领域内的独特性。
2、地域性一方水土，一方文化。由于中国农村各地自然环境千差万别，生产力发展水平程度不同。同时，受历史、地理因素的影响，农村各地区的文化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不同的农村地区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等截然不同，无不体现着当地的文化特点。3、民族性中国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中国农民在中华民族遭受外来入侵时期，总是走在时代前列，奋起反抗外敌入侵，保家卫国，无不彰显了扎根于农村历史文化深处的民族凝聚力、生命力、创造力，这种民族性是农村历史文化的支柱，支撑着农村社会的不断地发展。
二、剖析农村历史文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中，农村覆盖率就占了80%以上；在14亿人口中，农村人口就占了8亿多，毋庸置疑，中国的农村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起关键作用。而农村历史文化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体现，对中国的社会发展起着巨大的反作用，优秀的农村历史文化对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起促进作用。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剖析：
1、夯实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历程来看，都离不开人民群众自觉或不自觉的参与，党的事业归根到底就是人民群众的事业，是工农联盟为基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换来的。继承和发展农村优秀的历史文化，在意识形态上能够统一人民群众的思想，团结人民群众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为中华复兴之路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从根本上来说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2、化解各种利益冲突，维护国家长治久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利益冲突。而人口众多的农民问题是否能够有效解决，直接决定着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能否顺利进展。农村优秀历史文化在社会发展不断与时俱进，体现时代性，可以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到人民群众中来，并成为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价值导向，在利益冲突面前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从而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3、培养新时代新型农民，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科学技术和大众传媒突飞猛进的发展，也冲击了农村地区，给农村带来日新月异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人们不再以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开展自己的农业活动，更多的农民把科学技术和土地相结合，改变了传统的农耕方式，成为新型的农民，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使人民的幸福指数不断提升。随着现代化农业进程的拓展，城乡差别越来越小，从而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发展，推动了城镇化建设。
三、探讨构建和谐农村的文化措施
根据我国当前的现实国情，三农问题还是我们国家的主要问题，农村的社会发展程度直接影响着我们所为之奋斗的和谐社会建设，农村的和谐稳定是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和关键。在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下，过多于偏重对城市的发展，而忽略了农村的发展，面对城市的日新月异，农村的发展严重滞后。优秀农村历史文化正失去光彩，乡村的活力也在不断下降，曾经作为无数人生活理想的安乐、和谐的乡村正在逐步地消失。这一现象将从根本上危及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和现代化进程。唯有摒弃传统的对农村发展的工具性思维，从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角度出发，将和谐农村作为中国社会发展新的目标追求，才能构建中国的和谐社会。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大力发展农村的文化事业，从而构建和谐农村，实现中国社会的和谐最终目标。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1、进行文化体制改革要求我们的决策者要打破原有的城乡二元文化发展机制，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统筹城乡文化一体发展。政府做好文化宏观调控作用，发挥文化市场主体地位，以城促乡，以文带农，搞好农村文化事业，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2、发展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农村现状，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呼声，创造出雅俗共赏、风格多样、题材多元化，凸显农民现代生活追求和精神面貌，并能够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文化作品。从而达到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不断满足人们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历史篇2
学史明理：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思想的力量
我们要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感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在中国大地一次次被证实的历史。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无一不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彰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着中国共产党领导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旗帜，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学史增信：从党的历史中汲取信仰的力量
我们要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汲取信仰的力量。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当前，我们正面临着一系列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的艰巨考验，如果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就会在乱云飞渡的复杂环境中迷失方向。指出，我们党的初心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我们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学深悟透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把学习的过程变成提高认识、促进工作、砥砺奋进的过程。
学史崇德：从党的历史中汲取道德的力量
我们要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汲取道德的力量。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应该从英雄人物和时代楷模的身上感受道德风范，从自身内省中提升道德修为，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慎独慎微，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行为、守得住清白，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
学史力行：从党的历史中汲取实践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奋斗史，就是一部实践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
我们要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汲取探索实践的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奋斗取得的，也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我们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除了来源于人民和真理，更来源于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但继续向前推进仍然是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任重而道远。
二、把党史教育与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相结合
悟党史担使命，推动全县农机事业发展
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历史篇3
关键字：社会主义制度；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
中图分类号：G633.5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3）12-0196-01
历史背景：从特定的历史条件看，三大改造运动确实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惟一选择性"，这些"特定的历史条件"就是意识形态的作用，执政党的价值取向，一边倒的立场，帝国主义的威胁，苏联模式的影响，但统而观之，这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严格地说都不是构成历史必然性的充分条件，所以在这些条件下发生的"惟一选择"很难说就是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惟一选择。一种直到现在仍然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虽然三大改造运动存在一定问题，但是三大改造是历史的必然，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惟一选择。
正文
我在教初二《中国历史》下册，三大改造过后的几点个人想法。
第一点想法，我在教完这节课后，当时整个国家农业的状况就是长期的经济低增长，农民过着温饱由天，长期单打独斗的生产经营，农业风调雨顺了农民就增收，反之则歉收，并且当时我国农民才分到土地，并且农业生产力有所恢复，农民分散经营，贫苦农民缺乏生产工具，资金，一家一户难以解决水利问题，难以抵御自然灾害，不能合理地使用耕地，也不能使用先进的机械化工具农产品满足不了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需要。
为了适应国家工业化的需要，所以要进行农业改革，在摸索中找出一套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道路来。
第一：要有统一的思想政治认识，农业是中国之本，搞好农民的工作才能使国家稳定，这一点才是中国发展基础之所在。
第二：改革步骤措施要得当，有其实行的可操作性。
第三：改革中遇到的问题，比如说单干好呢？还是分阶段如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好呢？也存在着争论，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检验的，同时要有改革前，改革后对比，改革后的农业产量对比分析，论证走合作化的道路是成功的。
只有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农业产量增加了，农业现代化了，农民看到了走合作化的希望，适应了生产力发展，促进经济改革，这就是农业改造后引起的巨大变化。
同时，也要看别的国家发展农业的措施，好借签利用，适应国际化发展需求，只有农业进步了，才能保障工业现代化方向发展.
第二点想法，手工业面临的问题是个体私有制和公有有制之间的矛盾问题，私有制如何过渡到公有制。根据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来解决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当时的条件下，人民群众内部的矛盾可以采用矛盾同一性的办法解决掉，不使矛盾激化，矛盾同一性是矛盾双方相互吸收优点向同一的方向发展。
分析当时的手工业，同样是个人经营，自负盈亏，分散经营，产品质量缺乏竟争力，生产活动离不开市场，主要凭手艺吃饭，有行会帮会传统等，这些特点客观上又要求对手工业者采取一些与农业合作社不同的方针政策。
针对这种情况，中央采取了分步骤，来完成手工业的改革。
改革就是扬弃不足，发展优点，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解放生产力。
手工业的改造分为手工业供销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
先前手工业供销生产小组是实行的私有制，其中在没有成立手工业供销生产小组以前，遭到工业资金本家，商业资本和高利贷的剥削和控制。小手工业者经不起折腾。
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实行公有制，手工业供销生产小组是私有制，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是私有制和公有制并存的一种形态。
只有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使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第三点想法，就是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短暂春天，国民政府时期进一步发展，抗战期间官僚资本主义迅速膨胀，解放初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滞缓到解放前民族资本主义陷入绝境。]
我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由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国家其意识形态，多样化，有封建遗毒，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等，怎样消灭封建遗毒，转变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这是国家领导所要考虑的问题。
所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我国所特有的一项独创。
它可以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是民族资本主义，国家针对民族资本主义的状况采取了赎买的方式，所谓赎买就是国家有偿地将私营企业改变为国营企业，将资本主义私有制改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赎买的具体方式不是由国家支付一笔巨额补偿金，而且让资本家在一定年限内从企业经营中获取一部分利润。
二部分是对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采取公私合营的方式来完成的。
[公私合营前企业的利润，按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资方红利四个方面进行分配，即当时所说的"四马分肥"资方红利大体占1/4，资本主义的剥削受到限制，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过后，国家按企业资本的股份额，每年拔付给原工商业者5%的定息，开始决定付息7年，后来又廷长了3年，共计10年。
改革经济体制是一项任务，教育资本家成社会主义的有用人才是另外一项职责。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革经历了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个别企业的私合营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到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其中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和国家公有制之间矛盾的解决，使其思想观念转变过来成为新的公有制经济的促进者，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大发展。]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工作过粗过急过快。偏差就是不能正确区分公有制和私有制，也不能正确看待这两种所有制。
参考文献
[1]2013年考研思想政治理论命题人知识精讲精练肖秀荣主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历史篇4
【关键词】《法德农民问题》；小农；三农
恩格斯在晚年所著的《法德农民问题》中指出“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逐渐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农业中的资本逐渐由分散走向集中，“大土地和大农业，完全排挤了靠自己经营为生的农民，农民日益被“驱逐”，或者至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日益退居次要的地位”。农民处境的每况日下，引起了农民情绪的极大不满。因此如何安抚农民的情绪、团结农民群众、制定切实有利于农民的方针政策就成为无产阶级政党需要迫切解决的任务。法德两国的社会主义政党为了使“农民从工业工人的消极敌人变成工业工人的积极敌人”。制定了一些‘满足小农口味’，但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机会主义土地政策。1894年11月，已经74岁的恩格斯为了批判法德两国在小农问题上的机会主义错误，发表了《法德农民问题》一文，全面、深刻的论述了马恩两人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极大的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唯物史观的思想。
一、小农问题是法德农民问题的中心问题
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恩格斯把农村居民分成小农、较大的农民、大土地占有者的资本主义企业很不相同的几个部分，在所有的农民中，小农是这一类型中最重要的。在合作化推进的过程中，恩格斯指出我们对待小农的基本原则。
1.要坚持自愿原则。恩格斯在文中反复强调，不能用暴力干预小农的生产过程，“违反小农的意志，任何稳固的变革在法国都是不可能的”。社会应通过一定的宣传教育，引导小农逐渐看清楚社会发展趋势，吸引小农逐渐走上合作化道路，使他们明白合作化道路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是他们唯一得救的途径。
2.要坚持典型示范原则。通过国家的某个地区进行合作化生产的示范，如果该地区农民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经济地位有所提升，农民看到了大规模生产的实质性好处，共同分享了社会大规模生产的好处，合作化模式会在农民中间逐步推广，“在这里可以在农民面前展开一幅光辉的远景，就像在工业工人面前所展开的一样”。
3.要坚持国家帮助原则。由市政机构备置农业工具，按最低价格租给农民，建立农业合作社以购买农业生产资料等等。牺牲一些社会资金，因为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使花在整个社会改造上的费用节省十分之九，同时也有利于自食其力的小农补充无产阶级队伍，扩大党的利益。
4.要坚持从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的原则。恩格斯指出：“总的领导机构有必要的威信逐渐把农民合作社转变为更高级的形式，使整个合作社及其个别社员的权利和义务跟整个社会其他部分的权利和义务处于平等的地位。”，至于怎样实施这一过程，恩格斯指出这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的情况，可能那时候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党的逐渐成熟，将有能力给这些合作社提供更多的便利。
二、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的现实启示和时代价值
以上的阐述可以看出，恩格斯关于小农思想是深刻而广泛的。虽然关于《法德农民问题》的阐述是处于法、德两国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但是恩格斯其中的农民思想也适用于当今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通过阅读恩格斯的这篇文献，其中的几点启示依然耐人寻味。
1.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恩格斯当时处于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已成为当时的大势所趋。他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指出，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火车把小农生产的独轮车手推车压碎是毫无问题的。我们并不能保全他们的小块土地所有制，只能按照必然的经济发展趋势行动，而经济发展是会使农民的头脑了解我们的话的。恩格斯指责法德两国的社会主义政党，为了短时间内拉拢农民，不顾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任意许诺给小农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这样一方面会伤害小农的感情，同时也不利于工农联盟的建立。因此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应顺应历史潮流，按照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经济的运行规律来进行，坚决抵制行政命令干预，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各个地区的不同情况，因地制宜，采取多元化的合作组织形式，灵活运用计划和市场调节手段，把市场需求和社会主义发展结合起来。
2.尊重农民意志，落实农民的利益和需求。马克思恩格斯一贯认为，在涉及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时，由于农民的认识与适应需要一个过程，因而一定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和诉求，不能强制小农放弃私有制，更不能暴力剥夺农民。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进一步强调：“小农的灭亡是必然的，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要加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对我们今天看待农民问题具有超越时空的历史价值。在《法德农民问题》的阐述中，恩格斯从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解救农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来让农民有可能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共同利益自己进行大规模经营”。通过合作社的生产经营，挽救和保全他们的房屋和土地。“上下用心，惟农是务”。始终重视三农工作，反复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从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尊重农民群众的想法和需求，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让农业农村成为进一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3.深刻了解农民的特点，完善惠农富农政策。小农经济是落后的生产方式的残余，在私有制还没有完全消灭的时候，它不可避免地仍然保留着小生产者的某些固有的特点。但是小农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同盟军，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强有力的支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根据具体的国情，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把农民这种保守力量转化为革命的积极力量。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理性的分析了小农的保守性和封闭性，以及他们处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压迫下的反抗性，在实践道路上探索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通过领导和依靠农民，取得了反帝反封建的胜利。
三、用恩格斯的农民理论思想指导当代中国的‘三农’建设
1.优化农业经营体系增加农民收入。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指出，根据社会主义政党执政的具体场合，优化合作社经营体系，促使合作社经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2.重视农业科技创新，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3.注重农民教育问题，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
4.推动农村全面小康阔步前进。根据唯物史观的阐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建o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是要顺应现代化建设的规律和发展阶段的变化，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真正把推进城市化与建设新农村作为“两位一体”的任务，统筹考虑，整体推进。
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历史篇5
农业合作化小说是体现各种价值的复杂而又庞大的体系，我们究竟要在其中去发现什么，关注什么，以及为什么要去发现和关注，涉及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乌托邦精神与乡土伦理的诸多关联。必须摒弃历史主义、相对主义的思维方法，以立足现实的历史意识去把握其历史本质，才能揭示其文学想像、农民意识垂范与农村新人塑造，乌托邦精神与乡土伦理的深刻内涵。
【关键词】历史主义农民意识农村新人乌托邦乡土伦理
一、不合时宜的“红色经典”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舞台荧屏悄然兴起了一股红色经典改编或重播、重演的热潮。冷寂多时的李玉和、吴琼花、郭建光、杨子荣、江姐等英雄人物，重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就连当年影响不能与其比肩的《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敌后武工队》、《小城春秋》等等，也拥有了新一代的读者和观众。相比之下，同样是革命历史题材（社会主义革命），同样是红色经典，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题材、反映建国后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的《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艳阳天》等等，却再难起死回生。由于农业合作运动本身的失误，这些当年红极一时的小说，已经变得非常不合时宜。如果说，民主革命时期的压迫、反抗、救亡、战争，给后代留下的是无数足以言说的传奇和悬念；那么，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值得诉说的似乎只有李顺大们的辛酸，陈奂生、冯幺爸们的屈辱了。除了沉重的苦难、荒谬的道德、虚幻的爱情，合作化似乎再没给人们留下别的什么。如果借重现在的大众传播媒介来重新演绎梁生宝、刘雨生们的故事，简直不敢想像会是一种怎样的画面。可见大众传播时代的红色经典，其实也充满太多的玄机。农业合作化小说所宣喻的价值观就显然是窘迫和尴尬的，其中最核心、最敏感、最棘手的，是这类小说的真实性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这个问题就曾被提出来过。1不久，又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评价与审美评价相结合的原则，对农业合作化小说中的价值颠覆进行矫正。280年代末，在“重写文学史”的浪潮中，农业合作化小说的真实性再度被质疑，而且否定的声音更强大、更偏激、更具理论色彩。390年代后，这类小说才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或文学史范畴被理性地描述和争议。比如，对合作化小说，现在有从“民间形态”的发现，有从“细节真实”角度的切入等等。4或者干脆撇开“写什么”、“怎么写”的对应关系，另辟蹊径地以“写得怎样”来谈文学价值的评价体系在重估这类小说时的运用。5但如此一来，又关涉了农业合作化小说的评价标准问题。而说到标准，有两种倾向特别引人注意。一是把农业合作化小说的意义和价值限制在产生它的那个时代。这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依照这样的方法，文学评价的标准似乎就是：作品只要在当时取得成功就可以了，只能以当时的成败来论英雄。还有一种倾向则会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即认为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学观念与批评规范，评价作品不能离开这特定的文学观念与批评规范。这种倾向的危害更大，在它看来，不同时代的文学观念与批评规范是无法打通的，这实际就取消了文学理论与文学史。新中国短短几十年的文学历史将会变成各自独立的断篇残简，各种价值观将会被拉平或者取消。
如此看来，农业合作化小说是体现各种价值的一个复杂而又庞大的体系，它似乎具有某种悲剧性的品格。不能仅仅以作者或同时代人的观点去评价，也不能以一种抽象的、绝对的标准去衡量。对这类文学经典的理解与阐释，既要回到历史，又离不开当前的现实。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现实占有更大的权重。只有从现实出发，并最终回到现实，才能令人信服地对当年的历史文本做出评价。总之，农业合作化小说的各种价值产生于不同时期批评的累积过程，并反过来帮助我们认识、理解这一过程。因此，研究这类作品，就必须指出它在自己那个时代和以后时代的价值。它的悲剧性，在于保有某种永久的品质而又不合时宜。它又是历史的，因为它经过了较长的有迹可寻的发展过程。与对这类小说的解构性批评一样，对它们的后价值批评，或者不切实际的意识形态还原论批评——即把合作化小说看作那个时代政治危机的道德等同物，其实都靠不住。既然它们是各种价值的完整体现，那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莫过于揭示其中各种价值之间的意义关联，只有这样，才可能解决我们究竟要在农业合作化小说中关注什么和发现什么，以及为什么要去关注和发现的问题，才能既回望历史，又回到现实本身。现在以至将来，当我们要寻找能够代表那个时代民族国家形象的文学时，恐怕非包括合作化小说在内的这些红色经典莫属。你可以否定它，忽略它，不欣赏它，甚至可以用鄙夷和厌恶的态度抨击它，但你无法忽视它、逾越它。只要迫近现实，追溯历史，你就必须与其思想和艺术对话。
二、现代民族国家的乡土想象
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合作化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小农经济的土壤，曾经孕育过丰富的乡村合作制度资源，劳动力的变工互助，性畜、工具或生产资料的交换、互补等等，在中国农村有着悠久的历史。过于久远的历史不说了，国民党政府成立前后，华洋义赈会在河北香河、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晏阳初在河北定县，都曾组织过乡村合作社试验。国民党统治时期，出于缓解农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需要，也曾推动过农村合作社运动。6而中国共产党人早在在延安窑洞时代，就已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通过合作社来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借鉴中国农村长期存在的合作化制度资源和前苏联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开始思考如何将亿万中国农民组织起来的问题，并已初步付诸实践。它的性质，与此前国民党推动的合作社运动当然完全不同。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思考的农业合作化，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深度模式，是现代民族国家乡土想象的必然结果。当年，欧阳山的《高干大》，柳青的《种谷记》，以及大批解放区短篇小说，就已经有对合作化的描写。尽管那时的合作化只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并不涉及所有制改造，但合作化给乡村生活带来的变化，已经为解放区民主政府和广大农民所瞩目，并当做一个方向来提倡了。
建国后公有制性质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肇始于1951年12月。当时，东北、山西两个老解放区农村，在土改后出现了包括两极分化在内的一些新问题，中央准备通过合作化运动来解决问题。运动从试办互助组、初级农业社开始，不断加快速度。直至引发了各地农村的种种矛盾，引起了中央和地方的极大争议。最终，在毛泽东和中央决策层的坚持下，农业合作化运动还是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1951到1952年，全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只有300多个，1953年12月即增长为14000多个，两年增长46倍。1954年秋增加到10万个，1955年“农业社会主义高潮”到来时，已为65万个，同年春还计划发展到一百万个。若从1951年算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到来的1955年，每年的增长数为20万。7牵动面如此之广，难怪在十七年的文学创作中，农业合作化题材的小说要占有突出地位了。它们甚至可以构成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的一部编年史。如果以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为线索来排列，就可举出不同发展阶段的许多代表作。如《不能走那条路》、《青枝绿叶》、《桥》、《创业史》（第一部）、《浪头与石头》、《三里湾》、《在田野上，前进！》、《山乡巨变》、《冰化雪消》、《夏天》、《风雪之夜》、《私访记》、《爬在旗杆上的人》、《狠透铁》、《“锻炼锻炼”》、《太阳刚刚出山》、《我的第一个上级》、《李双双小传》、《新结识的伙伴》、《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沙滩上》、《“老坚决”外传》、《赖大嫂》、《卖烟叶》、《风雷》、《艳阳天》等等。农村社会变革的每一个脚印；几乎都可以从小说中找到痕迹。
这是刚刚在战争的硝烟中诞生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乡土想像，是主流意识形态物质性实践所憧憬的乡土未来。今天怎样认识这些想像和憧憬，当然会影响到合作化小说的评价。按照胡锦涛总书记2006年“七一”讲话的概括，中国共产党成立85年来，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夺取了政权；二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合作化运动包括在内）；三是改革开放。现在，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中国共产党并不回避当年在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过程中的诸多失误。这主要是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以及阶级斗争的绝对化和扩大化，于是，才“形成了这一段曲折而又不失悲壮的历史。”8对这一段历史，象过去那样美化它，可能走向历史偶像主义，即崇拜历史起点，崇拜历史过程，进而走向历史泡沫。否定它，则可能走向历史虚无主义，即看不起自己，全盘照搬西方。大众传播时代，如果借助传媒和影视技术对这一段历史做戏拟化处理，象“大话西游”、“戏说乾隆、康熙”、“水煮三国”那样，效法的又将是历史虚构主义。以上，便是理解现代民族国家乡土想像的三大难题。而无论美化、否定、还是戏拟，都将是历史主义的思维方法，都是不可取的。其中，历史偶像主义教训深刻，是不可修复的历史记忆。历史虚构主义至少在现阶段因缺少必要的土壤和条件，暂时也不会波及包括农业合作化小说在内的红色经典。危害最大因而特别值得警惕的，倒是历史虚无主义。因为历史虚无主义缺少历史意识，被它加以虚无化的，包括着历史的本质。
那么，什么是历史本质？我们该用怎样的历史意识去触摸它、把握它呢？我以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中国人民改变自身命运的艰苦卓绝的努力等等，当然是历史本质的主要内容。除此之外，把握历史本质，还要立足于当前的现实。我赞成复旦大学俞吾金先生的观点：历史的本质与当代生活的本质密切相关，“在研究历史之前，先要研究领悟当代生活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当前“市场经济和现代化所蕴含的客观的价值导向——市民社会、民族政治、独立人格、个性自由、基本人权、社会公正等等，正是历史意识首先要加以把握思想内容。”所以，“确定某个历史事件、历史问题和历史经验是否有意义的钥匙隐藏在当代的思想意识和客观的价值观念中。”9
我以为，当前的新农村建设就包含着这样的历史本质。建国后的十七年时期，国家曾提出过新农村建设问题。但当时的新农村建设主要是实施农村生产关系变革，是集体创业，共同富裕。当时发展农业的目的是为了支持国家的工业建设，是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援城市。国家对“三农”的投入并不大，因而是以增大城乡差距为代价的。另外，在当时的新农村建设中，因为涉及的是所有制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因而特别加以强化的是政治意识形态，并把阶级斗争绝对化、扩大化，抹煞了区域差别和自然条件差别。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民族国家的乡土想像对于政治意识形态过度依赖就成了一个难以改变的事实。对农业合作化小说创作来说，由于意识形态是其文学想象的主要资源，所以，在文本中被定形并获得了特殊形式和结构的其实是意识形态幻象，是被文学想象加工过的意识形态经验。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今天我们可以不去关心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的虚幻性或真实性。即是说，我们可以不关心“真”与“伪”，那只是“想象”与现实的接近程度问题。我们要关注的应该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物质性实践；以及这种实践如何通过对认识主体的规定，进而限制农业合作化小说的文学想象。今天，当我们指出农业合作化小说追求的或许是一种“伪意识”时，那也并不是相对于某种确实存在的“真意识”而言的。10虚幻思维也可能是真实思维，尽管它不一定能实现。更何况农业合作化运动所奠定的所有制形式直到今天也并没有根本改变。20世纪末以来，很多西方学者在谈到十七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批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失误，或者在描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已表现出了更多的冷静和理性。费正清认为，把农民的生产组织改为生产队或公社之类，“也不仅仅是毛泽东的独家发明。大跃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并不是没有先例的。北魏时期，宋朝和明朝初年，都有过各种农业改革。”11莫里斯·迈斯纳则说，“我们的时代，是共产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同样经历着可怜的目标贫乏和令人震憾的缺少幻想的时代。”“人民拥有想像一个美好未来的能力，这对于作出有意义的努力去改变今日之现状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人们必须先有希望然后才有行动，如果人们的行动要想不是盲目的，不失其目的，那么其希望就必然寓于对更美好的未来的幻想中。”“人们必须一再为不可能的东西而奋斗，否则他们就不可能达到可能的东西了。”12所以，戈德曼干脆象帕斯卡赌上帝的存在一样，赌共产主义实现的可能性，“假如你赢了，你就赢得了一切，假如你输了，你却一无所失。”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逻辑：输了你什么都没有失去，如果赢了，你就获得了一个光明的人生和对这个世界的改变。有点悲观，但不失为一种不甘于随波逐流的抗争。13
三、农民意识与农村新人问题
今天，中国又开始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但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其内涵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今天的新农村建设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并且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14我认为，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新农村建设其实就是乡村的城市化、现代化建设，它固然需要向世界发达国家学习和借鉴，但未来的中国农村社会绝不应是西方社会的翻版，而是必然会向中国的传统文化开掘。同时，这种开掘又不可能是向农耕文明或传统价值观念的简单回归，而是要发掘被城市化、现代化进程所触动的传统文化的变异、松动与新质。在这一过程中，人的现代化，即农民意识的现代化改造是第一位的。
鸦片战争以前，农民意识的一切变化均与儒家伦理道德有关，代表着精英文化大传统对乡村民间文化小传统的渗透与吸引。鸦片战争以后，农民意识的变化又多了一种历史动因，那就是西方文化的威压，这大体上是一个从保守、敌视到被动迎合与接受的过程。后来，新文化启蒙运动开始为农民意识的愚味和落后痛心疾首，但相对现实的生存危机而言，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更显得紧迫，人的现代化，特别是农民意识的现代改造反而显得任重道远。革命胜利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问题解决了，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表征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乡土想像自然就要具有完全不同的元素：它要让中国农民抛弃世世代代因袭的私有制与私有观念，皈依一种建构历史的总体性力量。正是这一背景，使得农业合作化小说的“农村新人”塑造，作为超越历史条件的理想形象被提上了文学的日程。它必须蕴含农民意识的示范内容，并作为正面价值来垂范和提倡，与那些需要加以改造的农民意识具有完全不同的审美旨归。他们好比被戴上了一幅“人格面具”，其言行举止完全符合意识形态逻辑。我们可以评价他虚假、不真实，但绝对不可以否认他的真诚，这道理跟我们评价某种宗教信仰、宗教感情是一样的。而在当时，这种农民意识的示范内容是用“苦行主义”价值观和“斗争哲学”来实现的。
以梁生宝为例。他不仅生活清贫，能够吃苦受累，而且能耐寂寞，不受爱情的困扰。“梁生宝买稻种”曾经是一个很经典的情节，从中可以看到他很高贵的品质：节俭、自律，时时能够反省自己，随时能够与自己的私心杂念做斗争，生怕因为自己的错误，让互助组里的其他人受到牵累。显然，苦行主义价值观和斗争哲学是梁生宝的人生信条，其目的是要在蛤蟆滩干出一番事业，闯出一片新天地。目标的高远，不仅使梁生宝能够摆脱爱情的困扰，从苦行主义和斗争哲学中产生出生活的乐趣，而且能够为自己的苦行主义与斗争哲学中找到道德的支撑。不仅梁生宝，《山乡巨变》中的邓秀梅、刘雨生，《三里湾》中的王金生、王玉生，《艳阳天》中的萧长春、韩百仲，《风雷》中的祝永康，《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哪一个不是如此呢？
作为正面价值的代表，“农村新人”显然是一个意识形态符号，负有典型示范的使命，不能仅仅从性格真实或性格逻辑去分析。小说赋予他们苦行主义和斗争哲学只能看作是一种艺术手段，其艺术表现的最终目的，是苦行主义和斗争哲学所创造的新的生活秩序。在小说中，这个目的已通过世俗道德的认同与支持得以实现。范灵芝最终选择王玉生，梁三老汉在小说第一部结束时为梁生宝的灯塔农业社骄傲，虚荣心得到高度满足，刘雨生最终获得了爱情等等，就是乡村世俗道德对苦行主义和斗争哲学的认同，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农村新人的塑造才没有完全走向虚幻和空泛。
问题在于，苦行主义本质上是早期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其根本点在于以对个人自由的剥夺为代价，以压抑自我为特征。以这样的伦理想象做铺垫，来换取理想社会和道德前景的实现，无论如何是个悖论。站在历史发展和历史行动者的立场，甚至站在个人道德完善的立场，我们理解梁生宝的未来梦想和他的苦行主义价值观与斗争哲学。但他对个人自由和自我的压抑，又让我们觉得苦涩。这是包含着民粹主义特征，又体现着时代精神的复杂形象。在这类艺术形象的塑造上，周立波、赵树理、柳青等其实并没有多少空间。他们能够做的，只是将自己所熟谙的乡村情趣，嫁接到某种意识形态理念上去，在乡村生活与时代精神之间，建立起某种意义关联。而如此一来，农业合作化小说中的农村新人向建构历史的总体性力量皈依就显得残缺的、不完整的，因为它根本忽略了个人的价值。
这里，需要特别加以区分的是“私人”与“个人”。“私人”是个古老的概念，它与财产，特别是家庭物质财产紧密相联，因而也与私有制紧密相联。15而“个人”则是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崭新概念，它总是与权利联系在一起，离开对个人权利的尊重，现代社会的基础也会随之动摇。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我们去发现并构建的，就是一种体现着个人权利原则的现代农民意识。这里的“个人”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人不为已天诛地灭”的“私人”，而是体现着人性中的诗意、自我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个人。他在启蒙、救亡、革命、翻身的历史语境中曾长期被误读、被淹没，现在，在新农村建设中应该被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上。文学的乡村叙事除了去发现它、表现它，还应该赋予它新的历史逻辑与合理性、合法性。
四、乌托邦精神与乡土伦理的悲剧性
在当前的历史语境中，运用国内外流行的理论，重新发掘和阐释农业合作化小说的文本意义，这种方式，或许可概括为“后价值批评”。后价值批评的研究方法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共同思路：将小说的故事情节、艺术形象与合作化运动剥离开来，在文本的能指与所指；表症与隐含；确定性与非确定性方面大做文章。这是一种规辟真实性从而规避政治、拓展讨论空间的很聪明的方法。在现实生活中早已被解构了的“合作化”的乡土乌托邦，似乎已无需再为它地去耗费笔墨。既然以此为题材的小说无论作为文学史范畴，还是作为纯粹的文本，都还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意义，那在武器的批判与批判的武器之间，就只剩下一个选择的问题了。更何况中国在西方传统之外所提供的另一种乌托邦观念，自有其深广的社会历史背景。即它虽然对理想社会做了热情的憧憬，但并没有完全割断乡土伦理的现实基础。因此，将乡村的“生活故事”与合作化运动剥离开来也不是不可能的。
但剥离也是有条件的。以《三里湾》、《山乡巨变》、《李双双小传》为例，合作化在其中主要是一个自上而下从外部楔入的“事件”，并非乡村社会与生俱来的价值观念。中国理想社会的形态不象西方那样，把个人与集体相对立，而是倾向于把个人融合在集体之中，其核心是整个社会的幸福、财富的平均分配和集体的和谐与平衡。对乡土中国来说，历史悠久的互助合作只是小农经济的权宜之计，私有制与私有观念才是更为根深蒂固的乡村文化传统。直到今天，中国农民留恋私有制与私有观念的生动描写，仍然是农业合作化小说熠熠生辉的主要原因。作为政治理想的乌托邦精神，主要与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发生意义关联，从中国大同社会的理想到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莫不如此。所以，在《三里湾》、《山乡巨变》中，合作化尽管是中心事件、重大事件，但毕竟是从外部楔入而并非从内部生长的，大量的乡村日常生活于是就可以游离于合作化“事件”之外，冲淡着、稀释着严肃的乌托邦叙事。这就是《三里湾》和《山乡巨变》的“细节真实”为什么至今仍为人称道，从《李双双小传》中为什么会发现“二人传”结构模式的重要原因。
然而，农业合作化运动毕竟隐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度模式。通过对小农经济的合作化、集体化改造，引导农民从个体经济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经典表述，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夺得政权以前就早已确定不移的方针。在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历史时刻，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几乎就是不容置疑的，它必然带来新的兴奋点，造成一场文学题材、文学主题的“革命”。正如马尔库塞所说，“让艺术作品借助审美的形式变换，以个体的命运为例示，表现出一种普遍的不自由和反抗的力量，去挣脱神化了的（或僵化了的）社会现实，去打开变革（解放）的广阔视野，那么，这样的艺术作品也可被认为具有革命性。”16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小说，在指向中国革命的这个深度模式时，必然会追求乌托邦精神与乡村日常生活经验的价值同构。于是，合作化小说的悲剧品格便在这种“革命性”的叙事中延展了。它之所以是悲剧性的，是因为“人们必须一再为不可能的东西而奋斗，否则他们就不可能达到可能的东西”。“如果放弃了乌托邦，人类就会失去塑造历史的愿望。”就如同维克多·雨果所论述的：乌托邦也许并不是“明天的真理”，但是人民拥有想象一个美好未来的能力，这对于作出有意义的努力去改变今日之现状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人们必须先有希望然后才去行动，如果人们的行动要想不是盲目的，不失其目的，那么其希望就必然寓于对更美好的未来的幻想中。17而既然是幻想，它就只能是一种可能性，任何失败和挫折都是情理中的事情。从这个意义说，任何历史都具有悲剧的品格。在这一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是：幻想、憧憬、信仰可以失去，追求的精神却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的。
有趣的是，合作化小说在重建一种伦理想象时，总在乌托邦精神与乡土伦理之间左右摇摆和游移。互助组也好，初级社也好，要让农民自愿参加，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共同富裕，让农民拥有财富，过上好日子。然而，小说又总是用“财富恐惧”的道德训诫警告想过上好日子的农民。无论三里湾党支部，还是梁生宝的上级领导，用来警告范登高和梁三老汉不要走个人发家道路的，都是吕二细鬼或杨大脖子这类人物。这类人物在小说中只是一笔带过，连“跑龙套”都算不上，但他们又无处不在。因为地主或富农的身份，他们在土改中刚刚被镇压，被剥夺了财产，因此，这类人物便成了合作化小说用来做“财富恐惧”道德训诫时最好的反面教员，好象共同富裕就必然排斥财富似的。另外，合作化时期的城乡差别，在乌托邦视野中早已大大缩小，至少在意识形态意义上，农民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与城里的工人、市民是平等的。“乡下”、“乡下人”、“乡巴佬”这类带有城市文化优越感的词语几乎已根绝。于是，马多寿、梁大老汉即便有儿子在城里当着干部、拿着工资，也没能引来“乡下人”多少羡慕。但是，当改霞想进城去当工人的时候，梁生宝又觉得这城市和乡村，还是隔着一层鸿沟的，执意要跳出“农门”的女孩子改霞，和他已经不是一条心了。与此相关的，是上过学、读过书的农村青年在选择对象时的“文化势利”眼。本来合作化时期的知识青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甚至不如梁生宝这类没有读过什么书的农家孩子。偏偏在恋爱的时候，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势利”眼又会跳出来作祟。比如范灵芝疏远马有翼，倾心“爱迪生式”的青年王玉生，又嫌他没上过中学的“文化势利”心理，连夏志清也觉得“应该是个很有趣的题目”。18
可见，农业合作化乌托邦精神所造成的乡土伦理的某种决定性的停顿和间断只是暂时的。表面看来，合作化所建立的制度似乎使中国农民再也不能依赖他们以前所深深依赖的某些制度和习俗了。但实际上，乌托邦精神和理想化的道德前景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被中国的农民所接受的。他们对乡村传统价值的依赖从一开始就使得合作化意义秩序的建立危机四伏，只不过在1949年中国革命的巨大胜利面前，这种新的意义秩序带有不容置疑的真理意味，因而传统的习俗和制度便屏住了呼吸而已。冲突早晚是要发生的。这是一场文化冲突。尽管大同社会的理想不完全是泊来品，但大同理想毕竟从来没有融入过中国的乡村社会。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康有为的《大同书》才不肯轻易示人。19现在，合作化制度虽然已经有了新的文化内涵，但要让它一下子变成中国农民自己的思想观念，并从此改变乡村社会运行的惯性轨道，其结果便可想而知。合作化小说忽略了文化冲突的艰巨性，用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描写这样的转变，其悲剧性也就在所难免了。
注释
1《“文学的社会功能”五人谈》，《文艺报》，1980年第1期。《中国当代文学学会1981年庐山年会讨论综述》，《文学评论》，1981年第5期。
2刘思谦：《对建国以来农村题材小说的再认识》，《文学评论》，1982年第2期，张钟，《农村题材小说的再评价问题》，《新文学论丛》，1982年第2期。
3《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开辟“重写文学史”专栏，并在这一期刊发了戴光中的《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宋炳辉的《“柳青现象”的启示—重评长篇小说〈创业史〉》两篇文章。对《创业史》等农业合作化小说提出尖锐批评。
4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32-3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贺仲明：《真实的尺度——重评50年代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
5刘纳：《“写得怎样”：关于作品的文学评价—重读〈创业史〉并以其为例》，《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6梅德平：《国民党政府时期农村合作社组织变迁的制度分析》，《民国档案》2004年第2期。
7罗平汉：《农业合作化运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第261至320页。
8张启华：《如何看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所犯的错误》，原刊《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6期，《新华文摘》2007年第3期转载。
9俞吾金：《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历史主义批判》，原刊《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1期，《新华文摘》2007年第6期转载。
10于文秀：《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与“文化研究”思潮》，原载《哲学研究》2002年第6期，《新华文摘》2002年10期转载。
11[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376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2月。
12[美]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第2页原序，第16页、2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
13张一兵：《在市场王国中我们赌共产主义可能实现—评戈德曼的〈隐藏的上帝〉》，《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5期。
14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第三部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15韩毓海：《“newBeiJinG”小剧场—当代小剧场与公共领域》，《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478页，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1月。
16[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19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
17同12
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历史篇6
一、关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规律与认识1．秦灭六国、统一全国后，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使秦的江山千秋万代地传下去，嬴政建立起一套强有力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汉初，郡县制和封国制并存，诸侯王权大势重，逐渐威胁中央。汉景帝和汉武帝相继采取措施，成功地解决了王国问题。接着，汉武帝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大一统”局面，巩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隋唐实行三省六部制，把秦朝以来的丞相职权一分为三，使之互相牵制；同时又把全国最高行政机构尚书省职权分散给六部。这就限制了割据势力，标志着中央集权制度的完善。北宋建立后，吸取唐朝后期以来藩镇割据导致五代十国局面的历史教训，采取强干弱枝的措施，将地方军权、行政权和财权收归中央，剪除了割据因素，加强了中央集权。元朝建立后，为了巩固蒙古贵族的统治，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施行行省制度。中央设中书省，作为全国最高行政机构；地方设行省，由中央派官管理，这既是古代郡县制的发展，又是后代省级行政机构之始。行省制度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影响至今。明初，废除了秦汉以来实行了一千余年的丞相制度，将其职权分给六部，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实现了皇权和相权的合一；设置由皇帝控制的特务机构，镇压人民，监视官吏；采用八股取士，培养皇帝的忠实奴仆；地方废除元朝以来的行省，改设三司，分掌行政、司法和军权；清前期，增设军机处，屡兴文字狱。这样，明清时期进一步强化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表明我国封建制度的衰落。
2．历朝封建统治者实行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原因是出于地主阶级对农民起义的恐惧，是为了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同时也是要维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皇权。
3．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集中体现。它经历了产生、形成、确立、完备、强化、衰亡的发展过程。这一整个过程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秦汉至隋唐为第一阶段，历史进步性居主流；北宋至明清为第二阶段，其消极影响日趋突出。历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具体措施都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共性和特殊性。
4．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延续了二千多年，其影响十分深远。客观进步作用十分明显，如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使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加快和科技文化进步；保证了中外正常的经济文化交流；在明清时期还为抵御外国侵略提供了保证。消极作用亦很突出，如对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十分残酷；导致了思想禁锢和文化专制主义，使科技的运用和发展受到抑制；为了争夺皇权，父子、兄弟、君臣、大臣之间不惜血刃；宦官专权、外戚干政是君主专制统治的伴生物；在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以后，它还束缚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延缓了封建制度的瓦解。
5．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皇权加强就意味着地方割据势力的削弱，反之地方割据势力就膨胀。
二、关于封建国家的分裂和统一的规律与认识1．春秋战国时期，一些较大的诸侯国不断进行争霸和兼并战争，分裂割据长达560年左右。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统一全国，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东汉末年，历时400多年。东汉末年，出现军阀混战局面。赤壁之战后，形成三国鼎立。280年，西晋灭吴，统一全国。由于西晋的腐朽统治，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迅速激化，西晋短期而亡，封建国家又一次走向分裂，中国处于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对峙状态，历时273年。589年，隋灭陈，重新统一全国。统一局面维持到唐朝末年，时间长达300多年。在唐朝后期藩镇割据的基础上，907年以后的50多年里，形成了五代十国局面。此后，又经历了辽宋夏金的并存时期，分裂局面延续了370多年。1279年，元朝消灭了南宋残余势力，最终统一了全国。这一局面持续到明清（鸦片战争前夕），时间长达560余年。此后，中国历史过渡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史上，出现国家分裂现象是有其内在原因的。如：封建自然经济的分散性，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削弱，地方割据势力的恶性膨胀，各族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民族融合不够稳固，社会经济不够发达，社会不够进步等等。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上层建筑领域的调整以及中华民族内部凝聚力的加强，导致国家分裂的种种因素必然会消失。
3．国家分裂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如：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发展迟滞，人民生活困苦等。但国家分裂过程中历史也在客观地发展着，如各民族不断融合，生活范围扩展，人文地理改变，经济文化交流等。而分裂本身也孕育着诸多统一的因素，如广大人民渴望统一，分裂时期出现许多局部统一，一些统治者着手社会改革以扩充实力实现统一等。我国封建社会长达2300多年，其中分裂时间仅700年左右。总之，分裂只是国家的分裂，而不是民族的分裂。分裂只是历史发展的支流，处于短暂的、次要的地位。
4．国家统一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和必然结果，它使中华民族历史前后相接，绵延至今。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它对政局的稳定，社会的发展，政权的巩固，民族的融合，科技文化的进步，国际地位的提高等等，都发挥着重大历史作用。今天，我国政府和人民收回香港和澳门，和平解决，实现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5．历史发展是螺旋式的上升运动。“离”、“合”、“治”、“乱”虽然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正是在“离”、“合”、“治”、“乱”中，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得到了发展和巩固。
三、关于重要社会改革的规律与认识1．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社会改革，从狭义上讲，主要有姜尚改革、齐桓公改革、晋文公改革、七国变法运动（以商鞅变法比较彻底）、王莽改制、北魏孝文帝改革、后周世宗改革、王安石变法和金世宗改革等；从广义上讲，凡是统治阶级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政策的调整，都称得上改革。
2．改革是历史发展的要求和产物。改革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发展势力、挽救危机、巩固统治、适应形势等；改革内容涉及政治制度、土地分配、赋税征收、荒地开垦、水利兴修、发展军力和废除旧俗等方面；改革的结局是或取得完全成功、或彻底失败、或取得一些成效但最终失败了。
3．革除社会弊政是促进国家强盛的重要手段。革弊标新要有远见卓识，要坚决彻底。措施必须行之有效。改革中还要注要用人。
4．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顺应人民愿望的进步改革，推动着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反之，则阻碍历史前进，加剧社会矛盾。
5．改革必然涉及某些人的特权和私利，因此，改革是会有阻力的，甚至充满了尖锐激烈的斗争。
四、关于历次农民起义的规律与认识1．我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不下千起，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秦末农民战争、绿林赤眉起义、黄巾大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唐末农民战争、元末农民起义和明末农民战争等。
2．农民起义的原因，从宏观上讲，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
是引起农民不断起义的根本原因，而自然灾害则是引起农民起义的客观原因；从具体而言，尽管农民起义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封建暴政、土地兼并、天灾人祸却是引起农民起义的三大因素。3．我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在反封建问题上，较之世界中世纪其他各国的农民革命，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反封建斗争水平高。例如：斗争目标明确，建立起农民革命政权，腐朽衰败的旧王朝，推动新王朝的封建统治者调整统治政策，解放社会生产力，部分调整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等。由此可见，在封建社会，农民革命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
4．农民阶级不是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因此，我国封建社会历次农民起义，其最终结局不外乎三种情况：一是最终被封建地主阶级所镇压，如黄巾大起义、明末农民战争等；二是成为封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改朝换代的工具，如绿林赤眉起义、隋末农民战争等；三是农民起义领袖蜕变为地主阶级代言人，建立起新的封建王朝，如刘邦、朱元璋等。
5．历次农民起义各具特点。秦末农民起义具有突发性。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是一次有组织、有准备的农民起义，同时利用宗教为手段发动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形成几个强大的集团，而以瓦岗军最重要；唐末农民起义采用“避实击虚”方针，开展“流动作战”；元末农民起义，既有反抗阶级压迫的一面，又有反抗民族压迫的一面；明末农民起义，鲜明地提出了“均田免粮”口号，丰富了农民反封建内容，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赋税制度。这些表明，我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反封建斗争水平在逐步提高。
五、关于民族关系的规律与认识1．“野蛮”与“文明”的基本区分点是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与文化。
2．关于民族战争问题。由于剥削阶级思想占统治地位，由于统治阶级的驱使和民族偏见的存在，我国历史上各民族间不仅存在着历史偏见、歧视、隔阂和矛盾，而且经常发生战争。这些战争不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而是我国内部兄弟民族之间的战争。交战双方没有侵略与反侵略之分，但有正义与非正义、进步与反动之分。任何民族的统治者，为维护国家的统一、促进社会发展而进行的战争都是应该肯定的，反之则予以否定。各族人民反对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或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都是正义的。
3．民族融合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我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由50多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大国。中华民族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彼此融合而成的。在历史上，各族人民互通有无，平等互利，这是我国古代民族融合的基本因素。民族融合经历了原始社会末期、西周至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至辽宋夏金元和明清等七个历史阶段，而三国两晋南北朝和五代辽宋夏金元则是两次民族大融合时期。民族融合主要有六大途径：一是生产斗争促进融合，二是阶级斗争促进融合，三是社会改革促进融合，四是“和亲”和册封促进融合，五是战争促进融合，六是国家统一促进融合。民族融合的主要特点是：落后民族在征服先进民族后反被先进民族同化，落后的少数民族吸收汉族先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及文化知识，大都是非强制性的，汉族也是在不断吸收兄弟民族的长处和人口的过程中发展着。
4．各民族都有本身历史发展的轨迹。其中，一类是从古至今存在的民族，如汉、维、彝、白、藏、蒙、满、羌等族；一类是历史上有而后来消失了的民族，如月氏、匈奴、鲜卑、竭、氐等族；一类是古代没有而后来逐渐形成的民族，如回族等。凡历史上存在于我国境内的少数民族，都属于中华民族关系史范畴；他们所建立的政权，都属于中国古代的政治史范畴。
六、关于对外关系的规律与认识1．中国古代史是世界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必然要与亚、非、欧一些国家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直接或间接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政府或民间的人员往来、经济文化的交流、先进生产技术的引进、优良的农作物品种的传播、甚至相互之间发生战争等。
2．对外贸易是在农业、手工业，尤其城市商业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受到交通运输状况的制约，同时与统治阶级的对外政策有关。
3．汉朝至明朝的一些封建统治者实行对外通好政策，促进了我国和亚、非、欧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丰富了各国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加强了我国同世界各国的联系，提高了我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和地位。清前期统治者为了巩固封建专制统治，对外实行“闭关”政策，严格限制对外贸易，阻碍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我国日益落后于世界潮流。历史告诉我们，“开放国兴，闭关国衰。”
4．我国古代的对外交通，可以唐朝为界分为两个阶段。汉朝至唐朝，主要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同西亚、欧洲和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与交流；唐朝至明朝，海路对外交往日益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是因为北方战乱不止、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和造船技术的长足进步所致。
5．我国传往国外的事物品种涉及政治、科技、文化、生产技术和特产，尤其以四大发明和丝织品、瓷器闻名世界。同时吸收世界各国的长处。
七、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与认识1．经济是一切社会存在及历史发展的基矗社会经济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各个经济部门彼此联系、相互影响和推动。首先是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在此基础上手工业发展起来。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城市、商业和对外贸易得到发展，而城市、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在商品经济繁荣的时期和地方，货币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产生并缓慢发展。
2．我国古代经济发展先后形成过两个中心。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我国最早的经济中心。后来，随着历史的变迁，主要是北方战乱和南方相对稳定，经济中心逐渐南移。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六次：一是东汉末至三国时期，南方开始得到开发；二是东晋至南朝，南方得到大规模开发；三是隋唐时期，南方经济迅速发展，南北几无差距；四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进一步发展；五是南宋至元朝，南方经济发展水平完全超过北方；六是明清时期，南方经济中心地位得到巩固和发展。这种南移具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北方人民的大批南迁，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体现了当时生产力的最高水平；二是南移趋势往往在国家分裂或封建割据或战乱时期最突出；三是政治中心的南移对经济中心的南移有一定影响。
3．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影响：①传统的政治性城市逐渐向商业化城市发展，表明商品经济日趋活跃。②农村人口不断走向城市，城市人口增多，城市规模扩大。③商品经济一面刺激了农业、手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一面又对自然经济起了破坏作用，同时也是对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的挑战。④在商品经济繁荣的明朝中后期的江南一些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⑤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的生活和观念逐渐发生变化。4．“农本商末”为历代统治阶级的经济指导思想。“重农抑商”，保证了农业劳动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巩固封建统治。但是，它却阻碍了工商业的正常发展，致使
整个封建经济发展不够充分，自然经济长期延续，这是近代中国落伍于西方的重要经济原因之一。历史表明，农工商都为“本”，国家才会富强。八、关于经济制度演变的规律与认识1．土地是我国古代人民赖以生存的主要生产资料。在原始社会，土地归氏族公社所有，氏族成员共同劳动，共同享用劳动成果。在奴隶社会，实行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井田制，实际是国王所有，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和农民阶级的个体土地私有制，是封建国家上层建筑的基矗随着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地位的确立和巩固，地主阶级的势力也会日渐恶性膨胀，土地兼并就随之加剧。农民失去土地，无以为生，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激化，农民揭竿起义，以求生存。各朝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增加财政收入，又总要采取某些措施遏制土地兼并，保证农民获得少量土地，如北魏、隋唐的均田制和清前期的“更名田”等，这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在封建制度下土地兼并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2．赋税制度的演变呈现出以下几个明显特征：①由按人丁收税逐渐发展为按田亩征税，可以两税法为标志；②由实物地租逐渐向货币地租发展，可以一条鞭法为标志；③征税时间由不定时逐渐发展为基本定时，可以两税法为标志；④农民由必须服一定时间的徭役和兵役发展为可以代役，可以“庸”制为标志；⑤税种由繁多逐渐减少，可以一条鞭法为标志；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税逐渐加重。
3．历史上，一些封建统治者在一定历史时期相对减轻对农民的赋税剥削，完全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同时也是为了将来加重剥削。一般说，一个新的王朝在建立之初，由于刚经过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或长期战乱的破坏，社会比较贫困，统治者总会吸取前朝覆亡的教训，采取一些比较宽舒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以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一当社会经济得到恢复、财富有所增加，统治阶级就会重新加重对人民的盘剥。
九、关于科技文化发展的规律与认识1．经济的发展，为科技文化的进步提供了物质基础；由经济决定的政治状况，为科技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社会环境；统治阶级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从事科技文化事业的人才；统治者实行开明的对外交往政策，有利于我国科技文化的正常发展；统治者对外来宗教采劝兼容并包”，促进了我国文化的丰富多彩；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加强了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交流与发展；前代科技文化成就，为后代科技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矗总之，我国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这是我国古代科技文化领先世界的根本原因。
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历史篇7
【关键词】新农村经济建设生态农业实现途径
引言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意识形态领域重要的思想理论，其在指导革命、批判资本主义思想、理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方面的研究比较多。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研究视角投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指导经济建设方面的作用。笔者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视角解读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对于明确农民群众在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主体性，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关农村经济建设的概述
在马克思主义诸多理论和思想中，关于农村经济建设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在马克思系列理论著作中，无不肯定人的主体性地位，这也是其以“实践”检验真理为基础的具体体现。马克思认为人的主体性是人的自主、选择、自为以及创造性的高度统一，人是参与实践的主体，在对客体进行改造的过程中体现出其所固有的“自觉能动性”。马克思关于人的主体性原则的论述是其在继承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发展、创新形成的，是辩证继承了传统的唯物主义；融入了西方有关主体性的传统学说，又批判了这些学说的唯心主义内容。马克思所倡导的人的主体性理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作为主体性的人具有能动地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意识、倾向”，但是，人的主体性是必然要受到客观世界的制约的。马克思提出的人类的实践活动应该重点着眼于“改变客观世界”，这是其哲学思想与以往的传统的哲学思想、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本质区别所在。马克思对人类的主体性、人是实践的主体进行肯定，但并不意味着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主体就是必然等同的，只有具备自我、对象意识后，并能够积极、主动地进行社会实践活动，才能够成为历史活动的主体，其才具有了真正的“主体性”。①
马克思主义的和谐观。马克思和谐观的主要内容是强调人与社会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以及人类自身与人的统一，这构成了马克思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主张自然界与人之间互相为对象的辩证关系，人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过程中，自然界也同时以人作为对象，对人产生反作用。由于自然界的发展有其固定的规律，必然会对人类的实践活动产生客观的制约性。因此，人类改造世界必须要遵循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人与社会的统一的辩证关系论述了社会与人之间是彼此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人是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具体的人，如果离开了社会具体的人就不存在，而离开了人的社会也是不能存在的。个人的发展、个人价值的实现不能脱离人与自我关系的辩证统一而存在。由此可见，马克思和谐观所蕴含的思想对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是一个整体性范畴，具有四层互相联系的涵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世界历史指的是人类的总体历史。这种历史发展的共同基础和统一性是世界历史观的基本含义，由此可见，世界历史和民族历史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第二，世界近现代历史主要是18、19世纪以来各个国家之间相互制约、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世界历史就是交往和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世界历史和民族历史是整体和局部、系统和要素的关系。第三，世界历史指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特定阶段之后产生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结果，从这个观点出发，共产主义运动所产生的世界历史属于更高阶段，属于彻底解放人类的阶段，是实现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的阶段。第四，世界历史是一个系统的、整体的方法和视野。马克思关于世界观与历史观的论述，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与经济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②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指导价值
从马克思主义和谐观、历史观、世界观以及主体性理论等视角解读当前我国正在实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有助于明确马克思理论对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指导价值，有力地促进新农村经济建设目标的尽快实现。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指导价值。相对于城市的建设、经济发展，广大农村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居住环境、配套设施以及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的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受到了其它国家的巨大冲击，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呈现出进一步拉大的趋势，甚至在部分地区，二元城乡经济结构不仅没有得到改善，还呈现出“两极化”的发展态势。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同步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而且农村居民经济收入的相对减少也导致他们的购买力出现下降，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农村经济乃至于宏观经济的发展。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世界观，人类社会的发展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要实现这一崇高的目标，必须消除城乡二元经济差别。③
当前，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果不能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那么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崇高目标就根本不可能实现。因此，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新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首要任务，也是在实践中履行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要取得成功必须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要发展特色农业、集约型农业。农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是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关键。因此，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要切实抓好农业生产。加强基本农田保护力度，推广种植新型、高产的农产品，提高农村居民农业种植的技术水平，发展集约型农业，以实现全面提升农业产出效益的目标。同时，要重点发展特色农业，挖掘农业的潜力。由于我国土地资源十分匮乏，尤其是耕地资源更是十分有限，通过深度挖掘农村耕地的潜力，可以提高单位面积土地上产物的经济效益，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
另一方面，发展农产品加工产业以及其它工业，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工业在促进城市经济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农村地区，特别是在镇驻地，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工业，可以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将加工这一增值环节所带来的经济收益留在“农村”。而工业的发展又可以积累大量资金，使广大农村地区拥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农业中去，如此，技术型农业、科技型农业以及生态农业的发展就有了充足的资金保障。简言之，农村经济建设就是要注重效益、生态并重，探索发展循环经济的可行性。④
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指导价值。马克思关于人的主体性理论的论述、强调的人的“实践”价值，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农村经济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首先，必须肯定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主体性。农民是新农村经济建设的主体，而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实现、维护以及发展好农村居民的切身利益，这就决定了农民必定是新农村经济建设的直接受益者、最终受益主体。因此，新农村经济建设固然离不开政府的指导、引导，但是绝对不能忽视农民参与新农村经济建设的决定性作用，要从思想上、工作中把农民放在新农村经济建设的主体地位，创造有利的环境，调动农民发展农村经济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以促进新农村经济建设目标的尽快实现。如果广大的农民群众被动地参与到经济建设，农村经济建设的效率就会比较低，新农村经济建设战略目标的实现也会需要更长的时间。
其次，激发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中的能动性与创造性。新农村经济建设中农民主体性作用的发挥，必须激发农民的能动性、创造性。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目标的实现，首先必须要农民了解新农村建设内涵、最终目标以及最终利益获得群体，让农民知晓经济建设是与农民的切实利益密切相关的。只有激发、调动农民群众参与新农村经济建设的热情，我们的新农村经济建设才具有了更可靠的基础性保障。当然，新农村经济建设过程中也不能忽视农民的选择性，只有农民明确了想要什么、如何实现目标，经济建设才具有了必备的“人力资源”。相比能动性、选择性而言，创造性是农民主体性的最高阶段的表现，发挥农民的创造性作用，农民的创造性精神、创业意识能够推动新农村经济建设的进程。新农村经济建设目标能否实现，关键是取决于能否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只有让广大的农民群众称为新农村经济建设的主体，他们才能够更好地享受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成果。⑤
最后，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载体，尊重农民的自利，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农村经济建设过程中，农民主体性的发挥与其全面发展是分不开的。事实上，人的主体性作用的发挥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新农村经济建设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保障，而人的全面发展又为新农村经济建设提供了必要的智力支持，以促进农民全面发展为载体，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自利，使他们能够主动、自主地参与到农村经济发展中去。新农村经济建设中，发挥农村群众的主体性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的体现，只有广大的人民群众真正地意识到自己才是新农村经济建设、实践活动的主体，才能够承担起新农村经济建设的重任，然后通过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去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实践，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劳动技能水平，从而促进农民群众自身实践能力的全面提高。
因此，在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要注重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并将其作为人的全面发展、人性发展的主要标志，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以及政治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
马克思主义和谐观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指导价值。马克思关于和谐观的论述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新农村经济建设目标实现的途径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首先，和谐观明确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的可行性。马克思主义和谐观所提出的人的自然、社会以及精神属性的辩证统一，是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以人为本”的重要的理论来源，能够激发广大的农村居民参与到建设新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的浪潮中去，为农民的主体性作用的发挥提供了理论支撑。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统一的论述，包含了人要尊重自然规律的思想，对当前广大农村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而其关于人与社会辩证的统一关系的阐述对于营造和谐的邻里关系、增强农村居民的凝聚力向心力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离不开农村的参与，建立和谐社会有助于提升农村居民的精神文化水平、思想认识水平以及综合素质，使他们能够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作用，从而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活动的顺利开展。当然，尊重自然规律并不意味着不能改造客观世界，在新农村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广大的农村居民要积极地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通过认识各种自然现象、客观规律，逐渐掌控这些规律的变化，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农村居民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来实现人与客观实践之间“信息”、“能量”以及其它物质的交换，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同进步发展的同时，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稳定以及健康地发展。⑥
其次，和谐观对新农村经济建设、发展的实现途径具有指导价值。从马克思主义和谐观所倡导的内涵来看，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采取措施：一是以农村产业结构优化为根本出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是基础保障，也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不可否认，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升、生活质量得到了质的改善、人均收入大幅增加，但是当前农村经济的发展是以粗放型发展为主的，过度的索取致使农村的生态环境遭到巨大破坏。新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要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引导农村居民发展生态农业、集约型农业，发展农产品加工产业、畜牧养殖业，提高农业的综合经济效益。二是转变基层政府职能，为新农村经济建设提供必要的组织保障，以镇、乡为主的基层政府的决策直接与农户的经济利益相关，决策正确将会有助于发现农村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促进和谐农村建设目标的顺利实施；政府职能的转变要紧紧围绕“服务农民、以农民为本”的理念为核心，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的新思路。三是以塑造新型农民为关键，充分发挥农民在新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新型农民的培育必须要提高农民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技术水平，使农民成为“技术水平较高、经营水平较高”的新型农民，进而为农村经济建设发展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
小结
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世界观，人类社会的发展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要实现这一崇高的目标，必须消除城乡二元经济差别。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是一个长期、复杂、系统的工程。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成败、和谐社会建设能否成功、城乡二元经济差距能否消除、城乡经济一体化战略目标能否实现等都离不开农民的参与。政府必须进行科学的规划，激发农村参与新农村经济建设积极性、主动性，使他们成为新农村经济建设的主体。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注释】
①唐学文：“新农村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人民论坛》，2011年第7期，第46～47页。
②左然：“构建新农村建设的体制保障”，《人民论坛》，2006年第7期，第56～58页。
③付钰：“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发展的思考”，《现代商业》，2011年第24期，第173～174页。
④黄剑：“新农村经济建设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发展探讨”，《商业时代》，2010年第9期，第121～122页。
⑤戚中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新农村建设的实证分析与策略研究”，华东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第9～15页。
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历史篇8
1．秦灭六国、统一全国后，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使秦的江山千秋万代地传下去，嬴政建立起一套强有力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汉初，郡县制和封国制并存，诸侯王权大势重，逐渐威胁中央。汉景帝和汉武帝相继采取措施，成功地解决了王国问题。接着，汉武帝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大一统”局面，巩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隋唐实行三省六部制，把秦朝以来的丞相职权一分为三，使之互相牵制；同时又把全国最高行政机构尚书省职权分散给六部。这就限制了割据势力，标志着中央集权制度的完善。北宋建立后，吸取唐朝后期以来藩镇割据导致五代十国局面的历史教训，采取强干弱枝的措施，将地方军权、行政权和财权收归中央，剪除了割据因素，加强了中央集权。元朝建立后，为了巩固蒙古贵族的统治，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施行行省制度。中央设中书省，作为全国最高行政机构；地方设行省，由中央派官管理，这既是古代郡县制的发展，又是后代省级行政机构之始。行省制度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影响至今。明初，废除了秦汉以来实行了一千余年的丞相制度，将其职权分给六部，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实现了皇权和相权的合一；设置由皇帝控制的特务机构，镇压人民，监视官吏；采用八股取士，培养皇帝的忠实奴仆；地方废除元朝以来的行省，改设三司，分掌行政、司法和军权；清前期，增设军机处，屡兴文字狱。这样，明清时期进一步强化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表明我国封建制度的衰落。
2．历朝封建统治者实行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原因是出于地主阶级对农民起义的恐惧，是为了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同时也是要维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皇权。
3．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集中体现。它经历了产生、形成、确立、完备、强化、衰亡的发展过程。这一整个过程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秦汉至隋唐为第一阶段，历史进步性居主流；北宋至明清为第二阶段，其消极影响日趋突出。历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具体措施都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共性和特殊性。
4．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延续了二千多年，其影响十分深远。客观进步作用十分明显，如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使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加快和科技文化进步；保证了中外正常的经济文化交流；在明清时期还为抵御外国侵略提供了保证。消极作用亦很突出，如对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十分残酷；导致了思想禁锢和文化专制主义，使科技的运用和发展受到抑制；为了争夺皇权，父子、兄弟、君臣、大臣之间不惜血刃；宦官专权、外戚干政是君主专制统治的伴生物；在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以后，它还束缚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延缓了封建制度的瓦解。
5．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皇权加强就意味着地方割据势力的削弱，反之地方割据势力就膨胀。
二、关于封建国家的分裂和统一的规律与认识
1．春秋战国时期，一些较大的诸侯国不断进行争霸和兼并战争，分裂割据长达560年左右。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统一全国，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东汉末年，历时400多年。东汉末年，出现军阀混战局面。赤壁之战后，形成三国鼎立。280年，西晋灭吴，统一全国。由于西晋的腐朽统治，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迅速激化，西晋短期而亡，封建国家又一次走向分裂，中国处于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对峙状态，历时273年。589年，隋灭陈，重新统一全国。统一局面维持到唐朝末年，时间长达300多年。在唐朝后期藩镇割据的基础上，907年以后的50多年里，形成了五代十国局面。此后，又经历了辽宋夏金的并存时期，分裂局面延续了370多年。1279年，元朝消灭了南宋残余势力，最终统一了全国。这一局面持续到明清（鸦片战争前夕），时间长达560余年。此后，中国历史过渡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史上，出现国家分裂现象是有其内在原因的。如：封建自然经济的分散性，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削弱，地方割据势力的恶性膨胀，各族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民族融合不够稳固，社会经济不够发达，社会不够进步等等。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上层建筑领域的调整以及中华民族内部凝聚力的加强，导致国家分裂的种种因素必然会消失。
3．国家分裂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如：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发展迟滞，人民生活困苦等。但国家分裂过程中历史也在客观地发展着，如各民族不断融合，生活范围扩展，人文地理改变，经济文化交流等。而分裂本身也孕育着诸多统一的因素，如广大人民渴望统一，分裂时期出现许多局部统一，一些统治者着手社会改革以扩充实力实现统一等。我国封建社会长达2300多年，其中分裂时间仅700年左右。总之，分裂只是国家的分裂，而不是民族的分裂。分裂只是历史发展的支流，处于短暂的、次要的地位。
4．国家统一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和必然结果，它使中华民族历史前后相接，绵延至今。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它对政局的稳定，社会的发展，政权的巩固，民族的融合，科技文化的进步，国际地位的提高等等，都发挥着重大历史作用。今天，我国政府和人民收回香港和澳门，和平解决，实现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5．历史发展是螺旋式的上升运动。“离”、“合”、“治”、“乱”虽然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正是在“离”、“合”、“治”、“乱”中，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得到了发展和巩固。
三、关于重要社会改革的规律与认识
1．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社会改革，从狭义上讲，主要有姜尚改革、齐桓公改革、晋文公改革、七国变法运动（以商鞅变法比较彻底）、王莽改制、北魏孝文帝改革、后周世宗改革、王安石变法和金世宗改革等；从广义上讲，凡是统治阶级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政策的调整，都称得上改革。
2．改革是历史发展的要求和产物。改革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发展势力、挽救危机、巩固统治、适应形势等；改革内容涉及政治制度、土地分配、赋税征收、荒地开垦、水利兴修、发展军力和废除旧俗等方面；改革的结局是或取得完全成功、或彻底失败、或取得一些成效但最终失败了。
3．革除社会弊政是促进国家强盛的重要手段。革弊标新要有远见卓识，要坚决彻底。措施必须行之有效。改革中还要注要用人。
4．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顺应人民愿望的进步改革，推动着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反之，则阻碍历史前进，加剧社会矛盾。
5．改革必然涉及某些人的特权和私利，因此，改革是会有阻力的，甚至充满了尖锐激烈的斗争。
四、关于历次农民起义的规律与认识
1．我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不下千起，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秦末农民战争、绿林赤眉起义、黄巾大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唐末农民战争、元末农民起义和明末农民战争等。
2．农民起义的原因，从宏观上讲，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是引起农民不断起义的根本原因，而自然灾害则是引起农民起义的客观原因；从具体而言，尽管农民起义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封建暴政、土地兼并、天灾人祸却是引起农民起义的三大因素。
3．我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在反封建问题上，较之世界中世纪其他各国的农民革命，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反封建斗争水平高。例如：斗争目标明确，建立起农民革命政权，腐朽衰败的旧王朝，推动新王朝的封建统治者调整统治政策，解放社会生产力，部分调整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等。由此可见，在封建社会，农民革命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
4．农民阶级不是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因此，我国封建社会历次农民起义，其最终结局不外乎三种情况：一是最终被封建地主阶级所镇压，如黄巾大起义、明末农民战争等；二是成为封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改朝换代的工具，如绿林赤眉起义、隋末农民战争等；三是农民起义领袖蜕变为地主阶级代言人，建立起新的封建王朝，如刘邦、朱元璋等。
5．历次农民起义各具特点。秦末农民起义具有突发性。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是一次有组织、有准备的农民起义，同时利用宗教为手段发动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形成几个强大的集团，而以瓦岗军最重要；唐末农民起义采用“避实击虚”方针，开展“流动作战”；元末农民起义，既有反抗阶级压迫的一面，又有反抗民族压迫的一面；明末农民起义，鲜明地提出了“均田免粮”口号，丰富了农民反封建内容，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赋税制度。这些表明，我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反封建斗争水平在逐步提高。
五、关于民族关系的规律与认识
1．“野蛮”与“文明”的基本区分点是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与文化。
2．关于民族战争问题。由于剥削阶级思想占统治地位，由于统治阶级的驱使和民族偏见的存在，我国历史上各民族间不仅存在着历史偏见、歧视、隔阂和矛盾，而且经常发生战争。这些战争不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而是我国内部兄弟民族之间的战争。交战双方没有侵略与反侵略之分，但有正义与非正义、进步与反动之分。任何民族的统治者，为维护国家的统一、促进社会发展而进行的战争都是应该肯定的，反之则予以否定。各族人民反对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或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都是正义的。
3．民族融合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我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由50多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大国。中华民族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彼此融合而成的。在历史上，各族人民互通有无，平等互利，这是我国古代民族融合的基本因素。民族融合经历了原始社会末期、西周至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至辽宋夏金元和明清等七个历史阶段，而三国两晋南北朝和五代辽宋夏金元则是两次民族大融合时期。民族融合主要有六大途径：一是生产斗争促进融合，二是阶级斗争促进融合，三是社会改革促进融合，四是“和亲”和册封促进融合，五是战争促进融合，六是国家统一促进融合。民族融合的主要特点是：落后民族在征服先进民族后反被先进民族同化，落后的少数民族吸收汉族先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及文化知识，大都是非强制性的，汉族也是在不断吸收兄弟民族的长处和人口的过程中发展着。
4．各民族都有本身历史发展的轨迹。其中，一类是从古至今存在的民族，如汉、维、彝、白、藏、蒙、满、羌等族；一类是历史上有而后来消失了的民族，如月氏、匈奴、鲜卑、竭、氐等族；一类是古代没有而后来逐渐形成的民族，如回族等。凡历史上存在于我国境内的少数民族，都属于中华民族关系史范畴；他们所建立的政权，都属于中国古代的政治史范畴。
六、关于对外关系的规律与认识
1．中国古代史是世界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必然要与亚、非、欧一些国家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直接或间接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政府或民间的人员往来、经济文化的交流、先进生产技术的引进、优良的农作物品种的传播、甚至相互之间发生战争等。
2．对外贸易是在农业、手工业，尤其城市商业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受到交通运输状况的制约，同时与统治阶级的对外政策有关。
3．汉朝至明朝的一些封建统治者实行对外通好政策，促进了我国和亚、非、欧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丰富了各国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加强了我国同世界各国的联系，提高了我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和地位。清前期统治者为了巩固封建专制统治，对外实行“闭关”政策，严格限制对外贸易，阻碍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我国日益落后于世界潮流。历史告诉我们，“开放国兴，闭关国衰。”
4．我国古代的对外交通，可以唐朝为界分为两个阶段。汉朝至唐朝，主要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同西亚、欧洲和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与交流；唐朝至明朝，海路对外交往日益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是因为北方战乱不止、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和造船技术的长足进步所致。
5．我国传往国外的事物品种涉及政治、科技、文化、生产技术和特产，尤其以四大发明和丝织品、瓷器闻名世界。同时吸收世界各国的长处。
七、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与认识
1．经济是一切社会存在及历史发展的基矗社会经济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各个经济部门彼此联系、相互影响和推动。首先是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在此基础上手工业发展起来。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城市、商业和对外贸易得到发展，而城市、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在商品经济繁荣的时期和地方，货币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产生并缓慢发展。
2．我国古代经济发展先后形成过两个中心。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我国最早的经济中心。后来，随着历史的变迁，主要是北方战乱和南方相对稳定，经济中心逐渐南移。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六次：一是东汉末至三国时期，南方开始得到开发；二是东晋至南朝，南方得到大规模开发；三是隋唐时期，南方经济迅速发展，南北几无差距；四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进一步发展；五是南宋至元朝，南方经济发展水平完全超过北方；六是明清时期，南方经济中心地位得到巩固和发展。这种南移具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北方人民的大批南迁，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体现了当时生产力的最高水平；二是南移趋势往往在国家分裂或封建割据或战乱时期最突出；三是政治中心的南移对经济中心的南移有一定影响。
3．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影响：①传统的政治性城市逐渐向商业化城市发展，表明商品经济日趋活跃。②农村人口不断走向城市，城市人口增多，城市规模扩大。③商品经济一面刺激了农业、手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一面又对自然经济起了破坏作用，同时也是对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的挑战。④在商品经济繁荣的明朝中后期的江南一些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⑤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的生活和观念逐渐发生变化。4．“农本商末”为历代统治阶级的经济指导思想。“重农抑商”，保证了农业劳动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巩固封建统治。但是，它却阻碍了工商业的正常发展，致使整个封建经济发展不够充分，自然经济长期延续，这是近代中国落伍于西方的重要经济原因之一。历史表明，农工商都为“本”，国家才会富强。
八、关于经济制度演变的规律与认识
1．土地是我国古代人民赖以生存的主要生产资料。在原始社会，土地归氏族公社所有，氏族成员共同劳动，共同享用劳动成果。在奴隶社会，实行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井田制，实际是国王所有，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和农民阶级的个体土地私有制，是封建国家上层建筑的基矗随着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地位的确立和巩固，地主阶级的势力也会日渐恶性膨胀，土地兼并就随之加剧。农民失去土地，无以为生，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激化，农民揭竿起义，以求生存。各朝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增加财政收入，又总要采取某些措施遏制土地兼并，保证农民获得少量土地，如北魏、隋唐的均田制和清前期的“更名田”等，这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在封建制度下土地兼并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2．赋税制度的演变呈现出以下几个明显特征：①由按人丁收税逐渐发展为按田亩征税，可以两税法为标志；②由实物地租逐渐向货币地租发展，可以一条鞭法为标志；③征税时间由不定时逐渐发展为基本定时，可以两税法为标志；④农民由必须服一定时间的徭役和兵役发展为可以代役，可以“庸”制为标志；⑤税种由繁多逐渐减少，可以一条鞭法为标志；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税逐渐加重。
3．历史上，一些封建统治者在一定历史时期相对减轻对农民的赋税剥削，完全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同时也是为了将来加重剥削。一般说，一个新的王朝在建立之初，由于刚经过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或长期战乱的破坏，社会比较贫困，统治者总会吸取前朝覆亡的教训，采取一些比较宽舒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以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一当社会经济得到恢复、财富有所增加，统治阶级就会重新加重对人民的盘剥。
九、关于科技文化发展的规律与认识
1．经济的发展，为科技文化的进步提供了物质基础；由经济决定的政治状况，为科技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社会环境；统治阶级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从事科技文化事业的人才；统治者实行开明的对外交往政策，有利于我国科技文化的正常发展；统治者对外来宗教采劝兼容并包”，促进了我国文化的丰富多彩；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加强了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交流与发展；前代科技文化成就，为后代科技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矗总之，我国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这是我国古代科技文化领先世界的根本原因。
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历史篇9
一、我国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历史沿革与政府作用演变
我国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发展的历史沿革与政府作用的演变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的历史阶段：
1、抗战时期到农村合作化时期
我国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的萌芽与发展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些解放区就出现过农民集资兴办农村合作医疗的现象。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广大农村在和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由群众自发集资创办了具有公益性质的保健站和医疗站。而正真出现具有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性质的合作医疗保健制度是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1955年，当时的山西、河南、河北等省的农村在乡政府的领导下，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群众和医生共同筹资建立了医疗保健站，采用了所谓的“合医合防不合药”的合作医疗。1956年，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1959年卫生部在山西稷山县召开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以及1965年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党委《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等，极大的推动了农村合作医疗保障事业的发展。到1965年底，全国已有山西、湖北、江苏、广东、新疆等十几个省、自治区的部分县市实行了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并逐步走向普及化。
2、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
1965年6月26日，针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面貌，提出了著名的“六·二六”指示，要求卫生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为广大农民服务，解决长期以来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1966年8月10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合作医疗试点——湖北长阳县乐园公社杜家村卫生室挂名成立，村民每人每年交纳一元合作医疗费，再从农村集体公益金中人均提五毛钱，共同构成合作医疗基金。农民只需要交五分钱挂号费，吃药、看病、打针、治疗不再交钱。为了增强实力、减少开支，村集体划出一块土地，由村卫生室医生种植草药，自制中草药制剂。用所谓的一把草、一根针的原始医疗方式，基本解决了村民缺医少药的状况。1968年底对农村合作医疗经验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肯定，称赞“合作医疗好”，乐园公社的合作医疗经验在全国迅速推广。1978年全国五届人大把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载入了《宪法》，1979年卫生部、农业部和财政部等部委根据《宪法》精神于联合下发了《农村健康保障章程》，到1980年，全国农村约有90％的行政村实行了合作医疗，从而历史性地解决了广大农村群众长期存在的“看病难”问题。
3、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21世纪初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我国开始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也随之发生改变。1979年12月，卫生部、农业部、财政部、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联合了《农村合作医疗章程(试行草案)》，实施坚持农民群众自愿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原则，强调参加自愿，退出自由，适度增加农民群众筹集比例，降低了农村公社对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基金的支持力度。随着80年代农村改革的推广，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来源日益枯竭，农村合作医疗站相继解体、停办或成了乡村医生的私人诊所。据1985年全国十省45县的调查，农村居民参加合作医疗的人口仅占9.6%，自费比例达到81％。一些地方农民看病难，看不起病的问题不时出现，农村卫生条件急遽恶化，60年代已在中国农村灭绝的寄生虫病、传染病又死灰复燃。到了80年代后期，为了应对农村出现的医疗问题，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再次提出了“要稳定推行合作医疗保健制度”。但是各相关部门在合作医疗基金的筹集方式上意见不一。1997年，国家出台了合作医疗政策，仍然坚持“民办公助和自愿相结合”原则，实际上“民办公助”的筹资模式已经演化为由农村居民承担主要的筹资对象。相关数据显示，国家财政在卫生事业费用中补助农村健康保障的费用1979年是1亿元人民币，1992年下降至3500万人民币，农民人均不足4分钱。2002年农业部等五部委颁布了《减轻农民负担条例》，将“农村合作医疗”项目列为“交费”项目，作为增加农民负担的项目不允许征收，由此产生政策的前后矛盾，导致农村合作医疗基金难以继续运转，大多数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已趋于崩溃的境地。
二、不同历史阶段政府作用对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发展路径影响的分析
从抗战时期到农村合作化时期这一阶段我们可以看出，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是自发的，广大农民群众对医疗保健的内在需求成为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的发展的基础；基于这种内在需求，政府适时出台相关政策决议，适度的引导与支持进一步促进了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的发展。这一阶段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从个别试点到逐步推广，直接反映了政府作用为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的重要性，政府的推动作用对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这一阶段让我们看到政府打造的制度基础和酝酿的政治环境对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巨大推动作用。这一时期，我国农村普遍实施的以集体经济体制为主体的农村公社为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发展建立了强有力的筹资、监管、运行等制度保障；同时政府及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与积极推动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影响和行政干预，使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得到迅速推广，繁荣发展。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21世纪初这一阶段我们不难发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从繁荣走向衰落，主要原因有：1、由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致使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组织运行基础农村公社趋向瓦解，大多数农村集体经济日趋没落，其为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主要的输血功能也日益衰竭，而政府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没能建立一套保障农村合作医疗保险顺利发展的替代机制。2、政府实施坚持农民群众自愿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原则，强调参加自愿，退出自由。由于失去了政府对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强制政策，造成了合作医疗保险的覆盖率迅速下降，致使保险基金收不抵支，保障功能下降。3、政府对农村人均医疗保健费用支出自1979年以来实质上处于下降的通道（考虑农村人口增长和通货膨胀因素），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急遽恶化，政府财政对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支持力度更显杯水车薪。4、政策出台多头，政令前后不一，部门间意见不统一，直接导致农村合作医疗管理混乱，农村合作医疗保险难以维持正常运作。
三、政府作用在发展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事业中的启示
通过对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的探讨，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曲折发展历程折射出我国政府作用对农村合作医疗发展的重大影响力。由此，对比分析政府对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发展的正负作用，结合在新时期发展我国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种种客观因素，我们得出如下启示：
1、政府适时制定相关政策以及法律法规，引导和规范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发展
从我国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政府适时出台的政策以及法律法规对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发展壮大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前，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即将出台的重要历史时刻，如何保护参与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各主体的积极性，规范各参与主体的个别行为，明确各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确保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正常、稳定、持久、健康的运行，应对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发展中出现的种种挑战，除了适时出台相关政策，客观上要求我国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来引导和规范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发展。
2、提高政府在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发展过程中重视程度，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我国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从萌芽到发展壮大，从繁荣到逐渐衰落的历史轨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对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重视程度。政府重视不仅仅体现在政府直接对农村合作医疗加大人、财、物的公共财政投入，提升农村医疗卫生设施设备的软硬件水平，也体现在政府引导社会舆论关注农村医疗卫生的现状与急待解决的问题，提高广大农民参与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认知度和积极性，制定相关优惠政策推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共建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此外，有必要把农村医疗保健的改善程度纳入考核各级政府官员政绩评价指标中，加大考核比重，促使各级政府提高对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重视程度，为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顺利发展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3、突出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政策性，建立合理的筹资机制，努力扩大保障覆盖率
如果过分强调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自愿参加、自由退出的保险方式，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将丧失其政策性因素，导致广大农民参与保险的自觉性下降，保险覆盖率随之下滑，为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因此，必须认识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是广大农民享受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项公共产品，强调政府主导和投入是十分正当的；建立合理、持久的筹资机制要综合考虑不同区域农村经济的发展程度、人均收入、人口结构与数量、医疗价格水平以及各级政府财政收入等等因素的现状和未来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建立不同层次保障水平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强调政府投入的主导地位，农民集资为辅，才能提高农民参与的积极性，扩大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覆盖率，达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健康持续发展的目的。
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历史篇10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政治经济学;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C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8-0041-02
近几年,党中央、国务院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笔者认为在目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占据主流地位的时候,“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出既体现了我们党对这些年经济改革的反思,又体现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宗旨和原理的坚持和运用。
1新农村建设实现了我国农村三大战略转型
1.1农业产业的战略转型
脸朝黄土背朝天,一家一户搞单干,自给自足小生产,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农业的基本形象。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农业产业素质虽然提升了许多,但上述形象并未得到根本改造。中国农业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从传统农业产业向现代农业产业转型。这种战略转型的主要内容包括:
(1)技术基础转型。既要发挥传统耕作技术的优势,又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武装农业产业,大大增加农业产业的技术含量,改善农产品品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
(2)加快产业结构转型,低层次的产业结构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封闭狭小的市场需求相适应的。面对市场范围的扩大和竞争的加剧,面对需求层次的提升和需求多样化,农业产业的供给结构必须进行战略性调整,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这种结构调整不是一次性的,不是靠行政命令推动的,而应该成为一种市场导向的、有内在动力的生产者自主行为。实施产业组织转型,农业产业的生产、加工、储运、销售、服务等环节,应通过专业性产业组织分工协作去完成,发挥分工优势,以提高产业的组织化程度和市场竞争能力,形成规模效益。
1.2农村社会的战略转型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农村与城市形成了互相分割的二元结构。农村的社会意识、社会结构、社会运转方式与城市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城市已经不同程度地进入了现代社会行列,而农村大都还停留在落后的传统社会阶段。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关系,以地域为界限的村落群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状态,一家一户的细小规模经营,贫弱的经济和不便的交通,阻碍着农村向现代社会形态的转变。纵观各国社会转型的历史经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路径是城乡互动、良性转换。通过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战略,有序地把一部分农村人口转化成非农产业人口,进而游离土地变为城镇人口,从而融入现代社会生活之中。通过教育、文化、科技、人员交流、产业联系、各种媒体的纽带和中介作用,把城市现代文明输入农村,逐步改造农村的社会意识和社会结构,把农村演变到现代社会形态中来。
1.3农民身份的战略转型
人是万物之灵,人权是各种社会权能中最基本的权能之一,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必须以人为本。离开了对农民作为“人”的终极关怀,不从根本制度和体制上解决农民的身份歧视或社会地位问题,中国的“三农”问题就永远不会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长期以来,中国的农村政策存在着“见物不见人”的情况,反复加以强调和“狠抓”的是“农业”、“粮食”等对象,至于作为其主体的人――农民的状况如何,则漠不关心,甚至屡加伤害。当需要向农民索取的时候,用各种办法把农民管得很严,当社会福利总量增加,“切割蛋糕”向社会成员分配的时候,又通常把农民排除在体制之外,表现得极为吝啬。农民的末等公民地位是农业和农村不景气的深层根源。解放农民,还农民一个平等的社会地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解决农民“国民待遇”问题,不能仅靠道义诉求,需要有实际措施和步骤。在义务教育、户籍管理、迁徙自由、市场准入、劳动就业、公共用品使用、民主参与等诸多领域,完全可以逐步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性限制,在解放农民的道路上迈出实质性步伐。
2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的政治学分析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无论生产力的发展还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其主体都是人民群众。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必须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在今天的中国,工人、农民依然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尤其是占人口总量的64%的农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既强调为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谋发展,又强调依靠最广大人民的力量谋发展。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历程再一次证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性。
首先,中国农民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集体化、户籍制、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扩大了城乡差距,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农民在经济收入、政治地位、受教育机会、卫生保健和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大大落后于城市居民。经济体制改革后,在没有国家任何补偿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温饱问题,这也是农民对中国改革和建设事业的支持。随后,农民工又离乡背井,以大大低于城市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在恶劣的条件下劳动,不但为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积累,而且大大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竞争能力。农民以其吃苦耐劳的精神支持着国家建设,却忍受着不公平的待遇,不断处于被边缘化的过程中,并持续处于弱势地位。
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带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后果便是城乡差距。中国现代化在造就城乡差距的同时,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化观念也日益深入人心,民众的自我利益日益觉醒,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农民在感觉到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又没有制度化的途径可以利用时,许多人忍耐了,一些人则采取了合法、柔性抗争的方式,也有一些人采取了强烈的、甚至是以暴力对抗的方式去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合法利益。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的口号都是“杀富济贫,均贫富”。所以,如果长此以往,改革就会失去其合法性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需求不足、经济危机、两极分化、阶级对立是资本主义的必然规律和必然结果。今天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营造全体人民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不仅成为可能,也成为政治和谐的必要条件。科学发展观强调公平正义,“强调发展的人民性而不是特权的阶层性。”“华盛顿共识的目的是帮助银行家,而北京共识的目的是帮助普通人,强调以人为本。”总书记重申“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深刻意义在于重新构造城市与乡村的有机联系和统一性,将业已分化的居民作为平等的国民对待,由此强化对国家的认同,建构一个有强大内聚力的国家。
其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可以激发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农民问题。他们把农民问题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问题,从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出发研究工农联盟问题,突出强调在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度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他们还从社会主义建设角度考虑如何解决农民、农村、农业问题,并且对未来社会农民、农村和农业发展的前景进行了科学的预测。中国也历来重视农民问题。当年共产国际解散时,说共产党完了,因为它的靠山完了。针锋相对地指出,共产党的靠山不是共产国际,而是民众。他还指出,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为中国改革奠定了合法性基础。可见,中国近代两次重大社会变革都是从农村开始,并依靠农民实现的。这不是历史的偶然。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农民占人口的比重最大,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是农业国。即使现在,农业还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今天,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和谐发展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刻,我们党再一次明确人民群众才是历史发展的主体,搞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为了谁”,“依靠谁”,从而使改革能顺利进行下去。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不仅仅是通过国家整合,将资源尽可能地向乡村配置,更重要的是在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消除压制农民主体性、积极性的体制,激活农村内在的动力,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为农民才是建设新农村的持久动力和不竭源泉。
3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的社会学分析
社会学的目标是追求“社会效益”。社会效益的核心问题是社会公平问题。具体包括收入差距、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就业机会、贫困与犯罪、环境保护等。如果说,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前20年遇到的主要是经济发展问题,那么,后20年遇到的将主要是社会发展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就是要切实解决目前农村社会和谐发展、农村与城市和谐相处的问题。
首先,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化解当前农村社会矛盾、建设农村和谐社会的载体。改革前的中国农村是一个同质均等的社会,虽然穷,但社会矛盾并不是很突出。20多年的农村改革打破了农村原有的社会格局。农民、农村组织、农村基层政权等都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重新组合,农村的人际关系、社会风气、农民的精神风貌等也相应发生了深刻的分化。主要包括:农民群体分化问题、农民贫困和负担过重问题、空巢村落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基础设施问题等。
其次,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化解当前城乡矛盾的手段。建国初期,为了快速推进工业化,我国的城乡分治体制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进而把乡镇的功能定位在为城市服务上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政策如不随着社会发展而调整,就会出现“路径依赖”,反过来固化经济和社会的二元结构,使社会成员渐渐形成了两个不平等的群体,成为社会不和谐的主要根源。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农民、农村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如果把人口负担变成人力资源,就能化被动为主动。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应该把重点放在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的发展上,合理化解当前农村普遍存在的各种矛盾,调整农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广大农民构建安居乐业的生存、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徐勇.国家整合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J].社会主义研究,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