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征收赔偿标准篇1
论文关键词土地征用制度征地补偿公益目的
2000年我国城市化率为36%，到2012年我国城市化率为52.27%，年均增长率为1.36%，快速的城市化必然伴随着大量农业用地转化为非农用地。土地是农民的劳动对象，也是其基本生活保障，保护农民在征地过程中的利益是保障农民权益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我国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依然延续计划经济时期的基本制度框架，但其制度环境早已改变，其不适用性和滞后性日益突出，由此造成了现今土地征用过程中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土地征用问题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内的重大公共问题，其制度改革是深化政治改革的客观要求。日本、韩国两国虽然社会制度和基本土地制度和我国不同，但是三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不足的国情是十分相似的。通过研究日本和韩国的土地征收制度，借鉴外国，有利于健全我国土地征用制度。
一、日韩两国国的土地征用制度
（一）日本的土地征用制度
日本土地征用制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公共事业需要。日本《土地征用法》第3条中确定35种公益事业是属于可征用土地的范围，包括建设公园、修建公路铁路、港湾河道建设、修建学校社会福利设施等。（2）征地程序。日本的征用土地程序包括六个步骤：一是申请征地，二是登记土地以及建筑物，三是达成征购协议，四是由征用委员会进行裁定，五是让地裁定，六是征用终结。（3）土地市场价赔偿以及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赔偿。日本《土地征用法》第69条规定，“赔偿损失时，必须对土地所有人和关系人分别进行赔偿”，第70条规定，“损失要用货币进行赔偿”，“对于提供代替土地等其他的赔偿方法，不在此限”。日本土地征用补偿主要分为五种：一是征用损失补偿，即为按照因公共事业需要而被征用的私有财产的市场价格给予赔偿。二是通损补偿，即为赔偿所有者因为被征地所造成的损失，主要是对土地附属物的赔偿。三是残地补偿，指由于征用或者使用属于同一土地所有人的整片地中的一部分，造成残地的价格下跌，以及其它残地的损失时，必须对其损失进行赔偿。四是离职者赔偿，如果因为土地征用而使土地权力者的雇佣人员失业，因此也应该做出相应的经济补偿；第五，事业损失赔偿。事业损失补偿指的是在建设过程中由于导致噪音、污水等而造成损失，进而进行相应的补偿。同时，日本政府为使失地农民获得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和劳动技能在农村推行了一套职业训练制度，提供学习机会和相关职业技能训练。
（二）韩国土地征收制度
韩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公益事业的范围。韩国《土地征收补偿法》第4条将公益事业分为八类并详细列举了公益事业的范围，主要包括国防事务、学校、道路等。（2）补偿范围。韩国土地征收补偿范围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地价补偿，这是征地时最主要的补偿，按照《土地公概念法案》规定，统一以公示地价为征收补偿标准。二是残余补偿，其包括残余地征收补偿、残余地价格下降补偿和残余地工程费补偿。三是迁移补偿。即为公共需要而收用或使用土地，而又不是进行公益事业所必需的，则令其迁移，迁移所需费用由起业人予以补偿。四是其他补偿，韩国土地收用法规定，对于被收用人因收用或使用其土地，致使土地所有权人或关系人蒙受营业上的损失时，也应予以补偿。（3）补偿标准。对土地的补偿是以协议成立或征收裁决当时的价格为标准，即所谓时价补偿。其标准是以事业认定公告当时的公示地价为基准。对物件征收的补偿应当考虑与同种物件附近的交易价格等的合理的价格。（4）征收程序。韩国征地程序主要包括三个步骤：一是公益事业认定程序，二是协议程序，三是裁决程序，四是异议申请程序和诉讼程序。
（三）日韩两国土地征用制度的特点
第一，公益性。日、韩三国都是私有制国家，土地属于私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土地征用是国家权力的强制手段，私人无权征用土地。只有以公益事业为目的，且必须正当程序和合理赔偿的前提下，国家才能使用征地权。这样才能避免征用权的滥用。第二，法制性。两国法律对于土地征用的程序、补偿、条件和解决纠纷等各个方面做了严格规定。政府使用征地权，必须尊重司法，遵循既定的法律程序，采用法律手段而非行政手段解决征地过程中的纠纷。第三，市场性。征地补偿必须符合市场规律，由市场决定补偿的标准。政府给定的补偿标准需要依据市场价格制定，公民对于政府补偿价格也可提出质疑，并通过法律程序解决争议。第四，广泛性。两国法律均对征地补偿范围作出了明确规定，补偿的内容不只包括土地市场价，还包括附属物损失、所有者和利害关系人损失以及失地人员的就业培训与保障等，充分维护了土地所有者和利害相关人的利益。
二、我国土地征用制度的主要问题
城镇化的高速进展必然涉及到土地征用，土地征用制度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数亿即将“进城”的农民的利益，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目前，我国土地征用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健全的土地产权制度。我国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表面上产权清晰，实际上是一种“所有权缺位”。农民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只有不完整的使用权。征地的过程是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再转变其他用地的过程。农民对于土地没有控制权，同时农民土地集体所有权是不能交易的，在征收过程中其利益容易受到不法侵害。
第二，土地征用制度缺乏规范性。中国现有法律体系中关于征地的相关规定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地方。同时不管是商业用地还是公益用地都需要先将集体土地国有化再使用，这也违背了宪法中有关公益事业为目的征地的精神。政府常常为商业用地滥用征地权。在我国的土地征用过程中，被征地人没有参与权、知情权和质疑权，只能被动地接受征地实施，或者采用上访或者其他非法手段表示抗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参与权也流于形式。同时，政府作为征地过程中的收益者，其对于征地争议的裁决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较差，有失公平和公正。
第三，补偿标准的不公平性。《土地法》第47条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现有法律规定的补偿标准可以说只是对原有土地部分使用权的补偿。对于安置补助费，大多数地方政府在征地时则会选择性的忽略，尽量只征地不拆迁。农民失去土地后也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政府对于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和就业保障方面基本上无所作为。另外，在商业用地征用过程中，政府以较低的赔偿金额获得土地，然后以远远高于赔偿金额的价格出让给开发商。开发商的高回报率和政府的高额土地出让价格让农民感到不公平。
三、日韩两国土地征用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与日韩等发达国家比较完善的土地征用补偿制度相比，我国的土地征用补偿制度存在着许多问题，中国应积极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相关土地征用补偿制度，尽快改进和完善中国的土地征用制度。
第一，明确产权。要保护农民权利，要实现农民土地产权制度的法律化，包括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模糊身份应有明确界定，政府关于承包期延长的政策明确用法律条文规定。只有产权明确，才能确定土地赔偿的标准，确定补偿对象，防止侵权行为的产生。
第二，规范公益事业征地和其他用途征地。应该立法确定公益事业征地的类型，政府只能为公共事业行使土地征用权。对于商业用地征用，由使用者和土地所有者之间依法协商土地使用权转让事宜，政府应该作为监督者维护农民的利益，而不是作为参与者在其中谋利。同时，为公益事业征用土地时，政府不能以大多数的利益为由让被征地人的利益受损，以应独立第三方的资产评估机构对土地价值评估报告为依据制定相关的赔偿标准。
土地征收赔偿标准篇2
内容提要:民事“损害赔偿”与征收“损失补偿”是相通的两个概念和制度，征收补偿应采“完全补偿原则”。基于该原则，对于因征收而造成的非财产损失以及接连地损失等第三人损失亦应纳入补偿的范围。传统的征收补偿是“对物主义”的，只赔偿因征收而导致的财产损失，而征收补偿法理的现展趋势表明，征收补偿应是“对人主义”的，应将生活权补偿、违章建筑补偿等有条件地纳入到征收补偿的范围。
一、“损害赔偿”与“损失补偿”的关系辨析
单就语义而言，在汉语中，“损害赔偿”与“损失补偿”并无区别。根据《辞海》的解释，“损”有“丧失”、“伤害”之义，[1]因而“损害”与“损失”二词语义相通。另根据《辞源》的解释，“赔”有“偿补”之义，[2]因而“赔偿”与“补偿”本质上亦为同义。
在英语中，用“compensationfordamage”一语指称汉语中的“损害赔偿”与“损失补偿”。英语中并未区分“损害”与“损失”，也未区分“赔偿”与“补偿”。如根据《元照英美法词典》的解释：“damage”，在名词意义上，是指“损害；伤害；破坏；损失”，即“因过失（negligence）、故意（design）或意外事故（accident）而非法侵害他人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所形成的损失或伤害”；“compensation”，是指“补偿；赔偿”，即“指对他人的损失给予价值相当的货币，或其他等价物，以使受损一方当事人回复其原有状况”。www..com[3]在汉译本的《牛津法律大辞典》中，虽然“damage”词条被译为“损害”，但其含义却被译为：“一个人所遭受的被认为可提起法律诉讼的损失或伤害。”[4]可见，在词义上，“损害”被界定为一种“损失”或“伤害”，“损失”是可以用来解释“损害”的，二者不存在语义区别。英文版《布莱克法律词典》对“damage”与“compensation”两个词条的解释[5]转译为汉语，同样可以看出，英文中的“damage”包括了“损害”（injury）与“损失”（loss）两种语义；而“compensationfordamage”既可以译为“损害赔偿”，又可以译为“损失补偿”。
综上可见，在语义上，“损害赔偿”与“损失补偿”并非含义截然不同的两个词汇，二者是可以相互定义与解释的。如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损害赔偿”词条的解释：损害赔偿是指“当事人一方因侵权行为或不履行债务而对他方造成损害时应承担补偿对方损失的民事责任”。[6]很显然，该词条是用“损失补偿”来界定“损害赔偿”的，这说明编纂者认为“损害赔偿”与“损失补偿”二个概念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
但大陆法系的通说观点却认为，“损害赔偿”乃私法上的概念与制度，而“损失补偿”乃公法上的概念与制度，二者虽均为填补特定人因某行为之结果所蒙受之经济上不利益的制度，但系属“截然二事”。[7]申言之，通说观点试图用语义相通但词素相异的两个术语分别来指称两种不同的概念和制度，从而将二者截然分别开来。从概念构造的角度讲，通说观点并无可厚非。但概念的构造永远不能偏离术语的核心语义，既然“损害赔偿”与“损失补偿”是语义相通的两个术语，那么认为二者所指称的概念与制度系属“截然二事”，恐怕就未必妥当。
我们认为，主要作为私法制度之一的“民事损害赔偿”与主要作为公法制度之一的“征收损失补偿”，虽然二者不无区别（如前者的赔偿原因是违法行为，而后者的补偿原因是公权力的合法行使），但二者并非截然分立的概念，其不仅在核心语义上相通，而且在核心的制度含义上也是相通的。伴随着私法与公法二分之隔阂与樊篱的日益被打破，上述通说观点的立论基础已发生动摇，从而对其持论就有重新予以检讨的必要。有鉴于此，本文立基于公、私法相互交融的视角，经由论证得出结论认为：民事损害赔偿制度与征收损失补偿制度，并非“牛郎”与“织女”般永远分离与分立的制度，二者在现代法上已经渐趋合流；尤其是征收损失补偿制度，其正渐次趋同于民事损害赔偿制度，后者的一般理念、原理、规则在立法政策上应当可以直接地或者稍加修正地适用于前者。换言之，征收损失补偿可以“准用”民事损害赔偿的原理、原则及规则。上述结论的得出，对于解决我国现行征收补偿制度在补偿原则、标准、范围、方式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不合理问题，具有观念更新与制度构建的现实意义。
二、“完全赔偿”原则与“完全补偿”原则之合流
虽然各个国家和地区损害赔偿制度的设计并不相同，但观察其最高指导原则却是统一的，即“旨在使被害人能够再处于如同损害行为未曾发生然之情况”。[8]如《德国民法典》第249条即明定：“损害赔偿义务人必须恢复假如没有发生引起赔偿义务的情况所会存在的状态。”在英美法上，同样奉行上述原则。详言之，就违约损害赔偿而言，其赔偿的原则旨在使非违约方恢复至假如契约被完全履行时的状况；就侵权损害赔偿而言，其赔偿的原则旨在使受害方恢复至假如侵权行为未曾发生时的状况。[9]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用“回复原状”[10]一词来形容上述状况，其第213条规定：“负损害赔偿责任者，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契约另有订定外，应回复他方损害发生前之原状。”而根据我国台湾地区判例与学说的界定，所谓应恢复之原状，非“原有状况”，而系“应有状况”。[11]由此可见，我国台湾地区同样奉行上述原则。而要实现这一损害赔偿的最高指导原则，在操作的层面上，非实行“完全赔偿”（“全部赔偿”）制度不可，因为只有对损害予以完全赔偿，才可以谓之恢复至损害尚未发生时的应有状况。因此，上述损害赔偿的最高指导原则，毋宁视之为私法上损害赔偿的最高“理念”，而实现该理念的“完全赔偿”制度，则为损害赔偿的最高指导原则。
民事损害赔偿中的“完全赔偿”原则，在征收损失补偿中是否亦有其适用呢?换言之，征收损失补偿是否应实行“完全补偿”原则呢?我们认为，回答应是肯定的。
关于征收补偿的原则，历来存在三种立法例和判例、学说观点，即“完全补偿”（或称“全部补偿”）、“适当补偿”（或称“相当补偿”）和“衡平补偿”。“完全补偿”说认为，应对征收关系人因公益征收所生的损失给予完全的补偿；“适当补偿”说认为，对征收关系人因公益征收所生的损失只要给予相当的或妥当的补偿即可；而“衡平补偿”说（又称折衷说）认为，征收补偿在斟酌公益与关系人利益后，公平决定之则为已足，其利益衡量的结果，可能是完全补偿，亦可能是相当补偿。[12]
应当说，德国的征收补偿制度发展，迭次经历了由“完全补偿”到“适当补偿”再到“衡平补偿”的完整发展，因而对德国征收补偿原则的考察，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意义。19世纪的德国，在“自由法治国家”理念的影响下，对征收实行完全补偿的原则。根据《普鲁士一般邦法》的规定，征收之补偿，不仅及于征收物之“通常价值”，亦应及于该物之“特别价值”。所谓“通常价值”，是指物对任何人皆能使用的价值以及对任何人都能产生及估价计算得出之便利及舒适的价值；所谓“特别价值”，则指除“通常价值”外，基于某种条件及关系才能产生的价值。该法的上述规定显示出，征收补偿和侵权赔偿本身并无差别，因国家之公权力侵害而造成的“任何损失”都应给予补偿，并且其补偿的标准为基于“市场经济”的“交易价值”补偿。[13]普鲁士一般邦法的上述规定，原则上为德国的另一大邦——巴伐利亚邦所采纳。巴伐利亚于1837年11月17日公布的《公益征收法》即规定征收之补偿，除补偿物之“通常价值”外，还须就因征收而引起的“其他不利益”予以补偿。而此种所谓“其他不利益”，实质上即为普鲁士一般邦法意义上的“特别价值”损失。因而19世纪的德国权威学说认为，被征收人财产的所失利益，应完全被补偿，私法的损害赔偿原则有补充适用的余地。[14]实行“完全补偿”原则的结果，使得只要被征收人能够“客观”地提出证据，则“一切损失”皆可获得补偿，即使是“预期利益”之损失亦同。因此，正如有德国学者指出的：“实际上公法的‘损失补偿’与民法的‘损害赔偿’即不易区分矣。”[15]
至魏玛宪法时期，“自由法治国家”理念开始没落，“社会法治国家”理念开始兴起，因而魏玛宪法第153条规定就征收补偿改采“适当补偿”原则。魏玛宪法采用的“适当补偿”原则相较于“全部补偿”原则而言，是一种更具弹性的模式，因为立法者可权衡公益的需求，以参酌当事人间的财产状况，来制定各种补偿程度不同的征收法律，而不必拘泥于以往偏重于被征收人权益保障的全额补偿。但魏玛宪法的立宪者所采行的上述弹性补偿理念，在其后的联邦及邦一级的立法中都并未被贯彻，就何为“适当补偿”没有任何的征收立法予以明确界定；并且由此一时期法院的态度可知，魏玛时代实际上仍沿循以往的完全补偿见解，对于肇致人民财产权的一切损失，仍予以从宽补偿，而因征收所欲实现的公益因素，并未被作为征收补偿的衡量因素考虑。[16]
二战后，1949年的德国基本法于第14条第3款确立了征收的“衡平补偿”原则，亦即征收之补偿应在公平地衡量公共利益及关系人利益后决定之。依该原则，公共利益与关系人利益应被作为平等的衡量因素予以考虑，因而于魏玛宪法时期未被纳入考虑的公益因素开始被正式地提出。但于此时期，学说、判例及立法实际上仍然经由秉持魏玛时代的“适当补偿”原则而曲折地达致“完全补偿”的目的，公益因素之衡量实际上并未被真正地进行。如德国联邦普通法院立基于“平等权保障”的出发点，认为公正的补偿应是“使被征收人能够有能力回复到征收前的财产状态”，从而提出了征收补偿的“重新取得理论”（wiederbeschaffungstheorie）。该理论提出后，即被法院后续的判决奉为圭臬，而奉行不渝。依“重新取得理论”，就土地征收而言，是指被征收人应可以利用征收补偿费从市场上经由市价购买而获得与其被征收之土地同样价值（品质）的土地。其后，作为联邦立法的《德国建设法典》同样采行了与上述判例观点相同的立法模式。因此，不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实务上，战后德国的征收补偿理念，实际上又重返于一战前所盛行的全额、充分补偿理念，其基本法第14条所确立的“衡平补偿”原则，实际上已为“完全补偿”原则取代而名存实亡。[17]
依《日本国宪法》第29条第3款的规定，其征收补偿的要求是“正当补偿”，而依通说观点，所谓的“正当补偿”亦即“完全补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从征收损失公平负担的角度看，应该将征收行为前后该人所拥有的财产性价值没有增减作为正当的补偿，因而正当的补偿与完全的补偿是一致的。在日本，完全补偿是一项补偿的基本原则，只有在极少数的例外情形，才可以只给予“相当补偿”。如关于二战后的农地改革中的补偿，日本最高法院曾经采取了所谓的“相当补偿”说，认为宪法所规定的正当补偿，“是指基于其当时的经济状态中被认为成立的价格，合理地算出的相当的金额，所以，并不是一定要求始终与该价格完全一致的金额”。但例外终归是例外，上述例外情形并不能动摇“完全补偿”的原则地位。[18]
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要求征收私人财产应给予“公正补偿”（justcompensation）。“公正补偿”又被称为“正当补偿”（duecompensation）、“充分补偿”（adequatecompensation）。通常而言，只有给予被征收人以征收财产的公平市场价值（fairmarketvalue），从而使被征收人在财产被征收后的状况不会比征收前变差（worseoff），才算是“公正补偿”。[19]由此可见，美国法上的征收补偿采用的同样是“完全补偿”原则，因为只有给予充分的补偿才算是公正补偿，也只有就因征收而造成的所有损失给予全部补偿才能使被征收人的状况不至于因征收而变差。同属英美法系的澳大利亚，在其1989年的《土地征收法》中，于第55条更是明确规定了“完全补偿”的原则：“依本部分有关土地利益征收的规定而有权获得补偿的人，其补偿额应是在考虑了所有相关因素后做出的恰能补偿该人在征收中遭受的所有损失的数额。”
在20世纪末前苏联解体后的独联体国家中，“完全补偿”原则同样为诸多国家的宪法所确认。如《俄罗斯联邦宪法》第35条规定对财产的征收应当给予“等价补偿”，《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宪法》第32条规定应给予“充分补偿”，《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宪法》第26条规定应给予“照价补偿”。[20]“等价补偿”、“充分补偿”、“照价补偿”都为“完全补偿”的另一种表述而已，其实质即为完全补偿、全部补偿。
综上所述，在域外立法例及判例、学说上，对于征收补偿，无不奉行“完全补偿”原则。[21]但就我国而言，不论是宪法、土地管理法还是物权法，就征收补偿应采取的原则都未做规定，这不能不说是征收立法中的一大缺陷。在近十年的征地制度改革方案设计论证中，实务部门的工作者曾经提出，应将征地在类型上划分为“公益性非经营类征收”和“公益性经营类征购”两类，前者指的是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且属非经营性的用地，如行政机关、军事设施用地等，后者是指所有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经营性用地。在测算土地补偿费时，对于前者，补偿费为农地所有权的转移价格；对于后者，为农地所有权转移价格加上农地按规划用途转为国有建设用地后增值收益的分割值。换言之，对两种不同类型的征收分别实行不同的补偿原则和计算标准。[22]上述分类虽然有利于提高“征购”时的补偿标准，但我们认为，对于不同类型的征收分别实行不同的补偿原则是不妥当的。不论是何种类型的公益征收，应实行统一的补偿原则，厚此薄彼有失公平与公正。此外，在我国学界，还有人主张一种对被征地农民只应给予“不完全补偿”的观点。持此论者认为，土地征收补偿不能按等价交换原则处理，农民获得的土地补偿应是一种“低值补偿”，而非“等值补偿”；主要理由在于：农民是无偿取得土地的，集体土地中没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村村民的劳动凝结，因而不能按等价交换原则给予补偿。[23]对上述观点，我们更是不能苟同。且不论我国农民取得土地是不是“无偿的”，单就国家取得土地而言，难道其是“有偿的”吗?难道国有土地就凝结了国家的劳动吗?因而，从国家所有权与集体所有权平等的角度讲，对农民土地征收的补偿没有理由采取所谓的“不完全补偿”原则。综上，就我国征收损失补偿应采取的原则，我们完全赞同有关学者的下述观点：“从严格法治主义的要求来看，……行政补偿可以而且应当采用完全补偿的原则，以达到填补被征收人因征收所受损害的目的，实现平等保护的法治主义原则和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24]
经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征收损失补偿的“完全补偿”原则，与民事损害赔偿的“完全赔偿”原则，在理念上是完全相通的。“完全补偿”的目的旨在填补被征收人因征收而导致的全部损失，“完全赔偿”的目的旨在填补因私法上之侵害行为而导致的全部损害，二者的旨归皆在于使受害人或受损人回复至损害或损失发生前之应有状况。因此，就民事损害赔偿的“完全赔偿”原则而言，其完全可以准用于征收损失补偿，只不过对于后者我们更习惯于称其为“完全补偿”原则而已。
征收之完全补偿原则一旦确立，那么我国征收法上的损失补偿范围、补偿标准等就有必要重新检讨与修正。以土地征收为例，根据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第47条的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具体到耕地征收，补偿费用只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补偿费。该规定所确立的补偿范围与补偿标准都具有不合理性。就补偿范围而言，其所列举的三类补偿，都属于直接损失补偿，而未包括间接损失补偿。而根据民事损害赔偿的完全赔偿原则，不论是直接损害还是间接损害，只要是可得确定的损害，都可以获得赔偿；同理，根据征收损失补偿的完全补偿原则，除直接损失的补偿外，间接损失亦应纳入补偿范围。如因征收而导致的残余地损失、预期利益损失等，都属于间接损失范畴，域外征收立法往往给予上述间接损失以补偿，而在我国现行征收法上却缺乏应有的补偿依据。即使是因征地而导致的直接损失，《土地管理法》也并没有完全包括，如上述规定中就未包括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丧失的损失补偿。所幸的是，上述缺陷为《物权法》第132条规定所弥补。此外，就《土地管理法》之上述规定所确立的“产值倍数法”补偿标准而言，也是极不科学的。该补偿标准实际上只是一种“收益价值”补偿，而根本未考虑到土地本身的产权价值；而就其以土地的“原用途”作为确立收益价值之基准的做法，也根本未考虑到土地利用方式的动态变化性而可能带来的收益价值变化。而就此缺陷，制定在后的我国《物权法》第42条规定，也未有任何改观。
根据民事损害赔偿的完全赔偿原则，非财产上损害属于应予赔偿的范围。那么根据征收损失补偿的完全补偿原则，非财产上的损失是否亦应纳入补偿的范围呢?亦即因征收而导致的精神损失、情感利益损失等主观利益损失，是否属于应予补偿的范围呢?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各法域有关征收补偿的规定，往往都未提及精神损害的补偿问题，[25]甚至更多的立法例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如法国法上征收补偿的范围仅包括“物质的损失”，不包括精神上的和感情上的损失在内。[26]《日本土地收用法》就此问题未做规定，但在其官方的相关解释性文件中，也做了明确的否定。[27]然而，日本的权威学说却认为，只要认为应从公平负担的观点给予完全补偿，那么就不能将征收补偿仅限于财产性损失；只要给受害者的感情带来特别的侵害，若不予补偿有违公平的话，那么就应将精神损失做为救济的对象。因而权威学说主张：在日本，鉴于对祖先传下来的土地环境存在着特别的主观性感情，属于通常的买卖交易不能成立的情况，就独立的精神性损失设立补偿项目，是完全可能的。[28]韩国的权威学说同样认为，如果由于水坝等建设，一个以上的村落共同体被破坏时，由于这样的生活共同体具有社会保障的意义，并且此种征收侵害超越了所有人在情感上所应容忍的范围（征收侵害的是“祖上传下来的土地”），因此就这种情况下的征收应考虑与之相应的合理补偿，此即精神损失补偿。[29]在我国现行法上，就此问题同样未做明确的肯认性规定，但也未做明确的否认性规定。因此，我国学者更多地主张，对于征收而造成的精神损失，原则上应予以补偿。[30]我们完全赞同上述观点。因为根据征收的“完全补偿”原则，既然精神损失等主观利益损失是确定存在的，那就应该给予补偿，否则就难谓已经贯彻了完全补偿的原则。根据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不仅人格权受侵害人可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对于遗体、遗骨等物从事违反公序良俗的侵害行为，以及对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造成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的，物品所有人同样可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上述司法解释的意义之一在于，它拓宽了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使其不仅适用于人格权侵害领域，而且可以适用于财产权侵害领域。因此，在我国现行法上，将精神损失补偿纳入征收补偿的范围，并不存在实质的观念及制度障碍，并且这也符合完全补偿的原则要求。至于在实践操作中，对于哪些精神性损失应纳入征收补偿的范围，则属立法问题，我国未来的统一征收立法可就此做出例举性的或原则性的规定。
第三人损害属民事损害赔偿的范围，同理，征收损失补偿亦及于第三人损失。如我国台湾地区“土地法”、“土地征收条例”就对“接连地损失补偿”作了规定。其“土地法”第216条规定：“征收之土地，因其使用影响于接连土地，致不能为从来之利用，或减低其从来利用之效能时，该接连土地所有权人，得要求需用土地人为相当补偿。前项补偿金，以不超过接连地因受征收地使用影响而低减之地价额为准。”接连地之所有权人不是征收关系中的被征收人，因为其并未因征收而丧失接连地的所有权，但立法之所以仍赋予其补偿请求权，原因在于其因征收事业之施行而受有损害，而征收事业之施行虽非征收行为本身，但与征收密切相关，因而立法将征收补偿请求权亦同时扩及于征收关系之外的第三人。现行征收立法就此未做规定，诚为缺陷，因此根据“完全补偿”原则，将来的统一征收立法有予以明确规定的必要。
根据民事损害赔偿的完全赔偿原则，不仅应使受害人所受之全部损害得以赔偿，同时其应有之义还包括：受害人不应因获得赔偿而额外得利。因此，在民事损害赔偿原理中，还包括了一项非常重要的规则，即“损益相抵”规则。根据损益相抵规则，受害人基于同一损害原因而受有利益时，赔偿义务人在赔偿损害时，应于赔偿额中扣除受害人所得之利益。那么该项规则在征收补偿中是否亦有其适用呢?我们认为，虽然征收损失补偿在大多情形下可以准用民事损害赔偿的原理与规则，但于某些情形，此种“准用”也并非“完全适用”，而必须有所修正。“损益相抵”规则的适用就是如此。换言之，损益相抵规则在征收补偿中有其适用，但非完全适用。详言之，在残余地的征收补偿中，不适用损益相抵规则；而在接连地的征收补偿中，则应适用之。残余地是因“部分征收”（被征收土地的“一部征收”）而形成的，而在征收之后因公益事业的施行会影响到残余地本身的价值，或因此而上升，或因此而下降。例如，若被征收之土地用于公共道路的开辟，则因为公共交通的便利会使残余地升值；相反地，若被征收之土地用于公共垃圾场的建设，则因其会导致环境的恶化而使残余地贬值。就升值的情形而言，在对残余地为征收补偿时，就会产生一个是否应将升值利益从补偿价额中扣除的问题。就此问题，在域外立法例及学说观点上存在着不同的态度，有主张损益相抵者，亦有主张损益不得相抵者。[31]我们赞同后者观点，认为在残余地征收补偿中无损益相抵规则的适用余地。如此主张，理由有二：其一，残余地之升值与残余地之损失并非因同一损害原因而发生。残余地的升值是因征收后公益事业的施行而导致的结果，其本身并非征收行为直接导致的结果，因而二者的发生并非“同因”，这与损益相抵规则的适用要件不符。其二，从平等原则出发，征收后公益事业的施行不仅会惠及于残余地，同时亦会均等地使其他与之相邻的土地受益，如果说残余地所有人与其他受益土地的所有人应平等地负担相关的工程受益费[32]，那么在此之外就没有理由对残余地所有人与其他受益人施行差别待遇，要求残余地的所有人因损益相抵规则的适用而额外地承担费用。综上两点理由，在残余地征收补偿中适用损益相抵规则，不仅与该规则适用的构成要件不符，而且有违公共负担平等的原则。但就接连地的征收补偿而言，损益相抵规则就有其适用。这是因为接连地之受损与受益都是因为征收后公益事业的施行而导致，其原因同一，与损益相抵规则的适用要件完全相符，当然就有其适用。
综上所述，征收损失补偿的“完全补偿”原则虽然与民事损害赔偿的“完全赔偿”原则，在制度的内容上并不完全相同，但前者在现代法上正日益趋近于后者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两大原则的趋同与合流，不仅体现了公法与私法相互交融和彼此影响的现代法发展趋势，而且还预示了征收补偿理念的现代法转型。
三、从“对物补偿”到“对人补偿”的理念变迁与制度转变
传统的征收补偿以所有权剥夺的补偿及由此而带来的经济损失为基本内容。就此而言，传统的征收补偿范围要远远地小于民事损害赔偿的范围。从本质上说，民事损害赔偿是“对人主义”的，即使是财产损害的赔偿，其着眼点也在于使“受害人”回复至若损害未曾发生时的应有状况，而非使被损害的“财产本身”回复至应有状况。也正是因此，大陆法系的民事损害赔偿观点一直采行“利益说”而非“组织说”。因为“利益说”着眼于被侵害人受损害之前后总财产的变化与差额，其对损害的衡量是对所有不利因素综合考虑的结果，即使是受害人的特殊利益环境同样在被考虑之列，因而其与“完全赔偿”的民事损害赔偿原则相契合。而“组织说”却只着眼于“直接损害”本身，亦即只着眼于受侵害的“物”本身，而未将不利于受害人的所有因素考虑在内，因而其所确定的损害赔偿数额就只能是一种“最低额”，这显然有违损害赔偿的“完全赔偿”原则。[33]传统的征收补偿采行的损害观念实际上就是上述的“组织说”而非“利益说”，因而其所给予的征收补偿数额同样就只能是一个“最低额”，而非完全的补偿。这样的一种补偿理念，是“对物主义”的，而非“对人主义”的。
因此，根据征收补偿的“完全补偿”原则，现收法的补偿理念已经从“对物补偿”演进至“对人补偿”。所谓“对人补偿”，亦即“以人为中心”，对因征收而导致的所有损失予以全部填补。这一理念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就体现为财产补偿范围的扩大和“生活权”补偿的纳入两个方面。就财产补偿范围的扩大而言，主要体现在间接损害补偿、可得利益损害补偿以及其他的附随损失补偿等方面，前文已有所述及。但就生活权补偿而言，这是一个新兴的制度领域，最能代表征收补偿法“对人补偿”的现展趋势，因而有必要予以进一步的说明。
实际上，我国早已有学者提出“以人为本”的生活权补偿理论，[34]但由于其论述更多地还是局限于传统的补偿范围、标准与方式，从而并未产生大的影响和实际效果。“生活权”概念的提出，最早可追溯至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该文件第23条宣布，每一个人都有权享受“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条件”，从而提出了“生活权”的概念。生活权概念的核心在于“生存权”，但又不局限于生存权，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的社会权利。当然，生活权的最主要含义是指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以及享受最低限度的健康而文明的生活水准的权利。正如《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所界定的：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要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35]生活权作为一种基本人权的提出，直接推动了征收补偿理念的演进与制度变迁。
在日本，因征收而导致的生活权侵害补偿被称为“生活再建补偿”或“生业补偿”，日本学者认为，被征收土地的价格计算属于“传统的”损失补偿问题，而生活再建补偿则属于“现代的”损失补偿问题。生活再建补偿不是对个别财产的财产性价值的补偿，而是着眼于作为整体的人的生活本身或者该人的生活设计的补偿。即由于土地的征收，特别是因水库的建设等，村落的大部分被水淹没，所失去的不仅有土地，同时还包括在那里居住的人们的生活本身。进而，以个别的财产补偿所获得的补偿金，无法使被征收人在异地恢复至以前的生活，被征收人从而被迫遭受生活的变更、职业的变更等。对于此种生活权补偿，日本的相关征收立法还只是规定了一种“努力义务”，而并没有将其确立为一项独立的请求权基础。但日本的学说观点却认为，对于生活权补偿的抽象性宪法根据是存在的，因而有必要将其构建为一项独立的请求权。[36]韩国学界同样认为，以往的征收补偿是把对每个财产权的补偿作为内容，但随着水坝建设出现淹没等情况，多数居民的同时迁居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因其失去生活基地而应获得的补偿，就应是在新环境中开始新生活的总体金额，而非仅为所失个别财产的代偿金额。这种对以个人生活再建所需总金额的补偿，是对人主义的（属人主义）补偿，而与以往的对物主义（属物主义）的补偿相对立。[37]
由上述日本与韩国的生活权补偿理论可以看出，其“对人主义”的生活再建补偿主要针对的是大规模征地拆迁而实施的。我国类似的生活再建补偿原则上也同样存在。如根据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第3条、第4条的规定，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应当遵循的原则之一为“以人为本，保障移民的合法权益，满足移民生存与发展的需求”，从而“使移民生活达到或者超过原有水平”；根据2007年《物权法》第42条的规定，征收土地或房屋的补偿应当“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上述规定无疑在原则上确立与宣告了我国法上类似于日本与韩国的生活权补偿制度，这预示着我国的征收补偿理念正在由“对物补偿”向“对人补偿”转变。
但生活权补偿显然不只适用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等大规模的征地拆迁补偿，即使对于个别财产的征收，实际上亦同样有其适用的余地。如单独的一家一户的住宅用房屋征收，就同样存在一个是否给予了生活权补偿意义上的足额补偿问题。如根据我国现行的城市房屋征收补偿制度，“产权调换”和“金钱补偿”是常用的两种补偿方式。但在我国现行法上，这两种补偿方式实际上都不足以构成生活权补偿意义上的“完全补偿”。因为在采用“产权调换”补偿方式时，被征收房屋与调换后房屋之间需找补“差价”，而由于征收补偿金额与调换后新房之市价间存在巨大的“剪刀差”，从而使得穷困的被征收人因找补差价而根本无法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若采用“金钱补偿”方式，同样由于征收补偿金额太低，而不足以在相同区位、相同居住环境的条件下购得与原来居住品质相同的商品房，被征收入的生活水平不得已而被迫降低。此外，就征地补偿而言，我国《物权法》第42条在补偿的方式上还提到了“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的补偿方式。为被征地农民提供社会保障，无疑是保障被征地农民长久生计的一项重要的生活再建措施，但遗憾的是，由于在实践操作中，被征地农民往往获得的只是“最低”的社会保障，因而其生活水平也因不能获得足额补偿而降低。因此，是否在不降低被征收人生产、生活水平意义上给予了足额的生活权补偿，已经成为了现收补偿法上衡量征收补偿是否“完全”的一项重要法则。我国现行征收立法中的许多补偿制度，都有待于依据该规则重新检讨与修正。
与传统的“对物补偿”理念相适应的一项补偿制度是，只有“合法之物”的征收才给予补偿，“违法之物”不具有补偿的资格。但在现代“对人补偿”的理念下，“违法之物”同样存在一个征收补偿的问题，最典型的就是“违章建筑”的征收问题。财产权的法律属性之一即在于“合法性”，无合法权源而拥有之物不可能成为法律上的“财产权”。如我国《宪法》第13条第1款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该规定之所以要加上“合法的”这一限定词，其意即在于此。因此，根据传统的“对物补偿”理念，只有合法的建筑才能成为征收的标的，违章建筑等不合法的建筑不是征收的标的，因而对违章建筑的征收就不给予补偿。如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22条第2款规定：“拆除违章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应当说，对违章建筑不予征收补偿与民事损害赔偿的一般理念和制度是相吻合的。但根据现代法上的“对人补偿”理念，这一补偿制度就有重新检讨的必要。
如我国台湾地区，其虽然在“土地法”和“土地征收条例”中就违章建筑都作了“不予补偿”的明确规定，但在具体的落实中，其做法却并非如此。以1991年台北市颁布的“台北市举办公共工程对合法建筑及农作改良物拆迁补偿及违章建筑处理办法”为例，根据该办法的规定，对于“补偿费”，仅“合法建物”可以领取，“非法建物”不得领取。而对于“违章建筑拆迁处理费”，若是1963年前的违章建筑，可按合法建物重建价格的80％，计算，领取处理费；若是1964年至1988年8月1日的违章建筑，则按合法建物重建价格的50％领取处理费。同样地，对于“拆迁奖励金”，不论是合法还是违法的建物均得领取；若违章建筑限期内自行拆除者，以合法建物重建价格及违章建筑处理费的60％领取奖励金；若逾期自行拆除者，则减半发给奖励金。而对于“人口搬迁补助费”，同样是不论合法还是违法的建物都可领取。[38]由台北市的上述规定可见，对于违章建筑与合法建筑，在作为征收的标的上是一视同仁的，二者的区别只在于相关补偿费用的发给上，对于合法建筑全额发给，对于违章建筑按一定比例发给，而并没有将违章建筑排除于征收标的之外一律不予补偿。台北市的上述做法得到了我国台湾学界的肯定，如有台湾学者指出：“台湾地区违章建筑之存在，部分系出于政府长期未严格执法所致，人民对此违法状态多少产生一定之信赖，若于征收时不予适当之补偿，就信赖保护之观点而言，似乎有欠公允。是以，在征收违章建筑所在之土地时，似可考虑以一定之时间点为基准，对于所谓‘旧有违章建筑’予以适当补偿。”[39]此外如德国，根据《德国建设法典》第95条第3款的规定：“对于基于公共法令规定，不用支付补偿随时得被拆除之建筑设施，对此只得基于公平原因之考虑而给予补偿。”该规定一方面在原则上表明对于违章建筑不予补偿的同时，另一方面又肯定了在例外情形下可基于公平因素的考虑予以一定的补偿。德国立法之所以采此态度，主要缘于二战后初期，国内民生凋敝，国库空虚，政府无力为解决百姓的住宅问题提供帮助，所以为大庇天下寒民，而规定了对违章建筑的衡平补偿。[40]在我国大陆地区的征收实践中，实际上也同样存在如域外法上给予违章建筑以征收补偿的做法。如在沈阳市和平区“罗士圈小区”的征收拆迁中，对违章建筑的拆迁就采取了非常人性化的措施，给予了违建户每户4.5万元的补偿。[41]因此，我们主张，为迎合征收补偿的“对人补偿”理念，我国未来的征收立法应吸取域外法及我国实践做法中的解决方案，综合考虑违章建筑形成的不同原因（如客观的历史原因、为解决住房困难的原因等），酌情对违章建筑的征收予以一定的补偿。
注释:
[1]参见《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1976页。
[2]参见《辞源》，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968页。
[3]薛波主编：《元照英美法词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63，268页。
[4]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李双元，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00页。
[5]seeblack'slawdictionary,7thedition,westgroup1999,p.393,277.
[6]《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第571页。
[7]参见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8页。
[8]参见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第15页。
[9]seealastairmullis&kenoliphant,torts（影印本），2ndedtion,palgravepublishersltd.,1997,p.298.
[10]我国《民法通则》第134条使用了“恢复原状”一词，其与“回复原状”为同义。
[11]参见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第17页。
[12]参见叶百修：《从财产权保障观点论公用征收制度》，台湾：1989年自版，第76－79页。
[13]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86－487页。
[14]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第487页。
[15]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第490页。另请参见叶百修：《从财产权保障观点论公用征收制度》，台湾：1989年自版，第481页。
[16]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第491－492页。
[17]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第494－514页。
[18]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救济法》，杨建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1页。
[19]seeblack'slawdictionary,7thedition,westgroup1999,p.277.
[20]参见［美］路易斯·亨金等编：《宪政与权利》，郑戈，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第158页。
[21]参见史尚宽：《土地法原论》，台湾：正中书局，1964年，第548页。
[22]参见征地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征地工作创新与改革探讨调研报告》，载鹿心社主编：《研究征地问题探索改革之路》（一），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2002年，第40－41页。
[23]参见王兴运、郭琛：《低值与等值：谈不动产征收补偿制度的两种形态》，载房绍坤、王洪平主编：《不动产征收法律制度纵论》，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第358页。持相同观点者，还可参见李集合：《土地征收征用法律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1页。
[24]王太高：《行政补偿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4页。
[25]但据学者考证，澳大利亚对土地权利人的某些精神损失予以慰藉金补偿。参见李集合：《土地征收征用法律制度研究》，第141页。
[26]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93页。
[27]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救济法》，杨建顺，译，第254页。
[28]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救济法》，杨建顺，译，第254页。
[29]参见［韩］金东熙：《行政法i》（第9版），赵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20页。
[30]参见金伟峰、姜裕富：《行政征收征用补偿制度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8页；王太高：《行政补偿制度研究》，第158－159页；司坡森：《论国家补偿》，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第157页。
[31]参见史尚宽：《土地法原论》，第561页。
[32]我国台湾地区“工程受益费征收条例”第2条规定：“各级政府于该管区域内，因推行都市建设，提高土地使用，便利交通或防止天然灾害，而建筑或改善道路、桥梁、沟渠、港口、码头、水库、堤防、疏浚水道及其他水陆等工程。应就直接受益之公私有土地及其改良物，征收工程受益费。”
[33]有关损害的“利益说”与“组织说”，详请参见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第118－131页。
[34]如刘红、周国新：《刍议以生活权补偿理论考量农村征地补偿标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2004年第12期。
[35]以上有关“生活权”的论述详请参见杜钢建：《析生活权与生存权》，《法学探索》1996年第2期。
[36]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救济法》，第255－256页。
[37]参见［韩］金东熙：《行政法i》（第9版），赵峰，译，第417页。
[38]参见陈明燦：《财产权保障、土地使用限制与损失补偿》，台湾：翰蘆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第124页。
[39]李建良：《损失补偿》，载翁岳生主编：《行政法》（下册），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1725页。
土地征收赔偿标准篇3
我国集体土地征用应遵循的原则包括:1、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原则。2、保证国家建设用地的原则。3、妥善安置被征地单位和农民的原则。4、谁使用土地谁补偿的原则。
我国征用集体土地的补偿范围和标准包括:1、土地补偿费。2、安置补偿费3、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助费。
我国土地征用中存在的若干问题：1、相关法律中“公共利益需要”缺乏明确界定。2、对非法占地行为的处罚力度过轻。3、征地补偿过低导致失地农民生活毫无保障。
我国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导致上述问题的成因包括：1、为局部利益故意模糊“公共利益”的概念。2、农村土地征用权的滥用。3、征地程序中欠缺有效的监督机制，致使农村土地流失严重。4、土地征用补偿制度不健全是成为引发纠纷的争端的主要原因。
对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提出的相应对策。1、要确立规范的征地制度标准。2、要科学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3、要规范政府的征地行为。4、完善农村土地征用程序，加强征地的民主性。5、完善农村土地征用的补偿制度，合理安置失地农民。
本文通过对我国农村土地征用制度概念的理解以及阐述了农村土地征用应遵循的原则和在土地征用时应补偿范围和标准。另外，根据我国目前在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其存在的原因，并在“公共利益”范围界定，征用制度完善，补偿制度完善，规范政府征地行为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制度“公共利益”范围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补偿农村集体土地征用程序
我国土地的所有形式包括两种，一是土地的国家所有制，二是土地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我国农村土地征用是发生在国家与农村集体之间所有权的转移，它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的规定，在给予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人相应的补偿后，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转变为国家所有。
一、集体土地征用应遵循的原则。
1、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原则。
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并且在某些地区耕地又浪费严重。随着人口的逐年增长，耕地将继续减少，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土地管理法规定：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全面规划，严格管理，保护开发土地资源，制止非法占用土地的行为。在国家建设征用土地中要做到这一要求，必须坚持：(1)加强规划，严格管理，严格控制各项建设用地(2)要优先利用荒地，非农业用地，尽量不用耕地(3)要优先利用劣地，尽量不用良田(4)加大土地监察和土地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切实制止乱占耕地的滥用土地行为。
2、保证国家建设用地的原则。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被征地单位必须无条件服从，这不但因为征用土地是国家政治权力的行使，而且因为国家权力的行使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是一国的最高利益，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体现，私人行使权利不得违背社会公共利益，而且在与社会公共利益相抵触时就得对私人利益加以限制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建设即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体现，因此应在贯彻节约土地，保护土地的前提下保证国家建设用地。
3、妥善安置被征地单位和农民的原则。
集体土地征用意味着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丧失，意味着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收益利益的丧失，故用地单位应当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妥善安排被征地单位和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一是对被征用土地的生产单位要妥善安排生产，二是对征地范围内的拆迁户要妥善安置，三是征用的耕地要适当补偿，四是征地给农民造成的损失要适当补助。
4、谁使用土地谁补偿的原则。
土地征用的补偿并不是由国家支付，而是由用地单位支付，这是因为，国家并不直接使用所征用的土地，也不是使用该被征用土地建设项目的直接受益者，而用地单位则兼具这两个因素，由其支付征用土地补偿是合理的。用地单位的补偿是一项法定义务，承担此项义务是使用被征土地的必要条件。用地单位必须按法定的标准，向被征用土地的集体组织给予补偿。
二、征用集体土地的补偿范围和标准。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由用地单位支付补偿费用。征用土地的补偿费用包括以下三项内容：
1、土地补偿费，主要是因国家征用土地而对土地所有人和使用人的土地投入和收益损失给予的补偿，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产值的6至10倍。征用其他土地的补偿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用耕地的补偿费标准规定。
2、安置补偿费是为了安置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并取得生活来源的农业人口的生活所给予的补助费用。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4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15倍征用其他土地的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标准规定。
3、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助费，如房屋，水井，林木及正处于生长而未能收获的农作物等，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三、我国土地征用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1、相关法律中“公共利益需要”缺乏明确界定。我国《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这些规定都强调了征用的前提必须是为“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也就是说，只为某个或某些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利益需要，是不能征用集体土地的。但是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界定哪些建设项目用地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或界定哪些项目用地不是为“公共利益需要”。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对征地审批程序的规定，可以间接推断出：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的城市用地范围内，为实施城市规划需要占用土地，以及能源、交通、水利、矿山、军事设施等建设项目确需使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外的土地，应当属于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而事实上，为实施城市规划分批次征用土地后，由哪些具体的建设项目来使用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往往是谁申请使用，就由市、县人民政府按照规定出让或划拨给谁使用。这里面的“公共利益需要”尺度很难把握。
2、对非法占地行为的处罚力度过轻。目前已查处的大量违法批地占地案
件，往往是未批先征，未批先用，事后再补办手续。即使被查处了，也常以“生米煮成熟饭”为由，再补办手续，做善后工作，最终实现征地占地的“合法化”。今年以来，全国已发现违法占用土地案件4.69万件，结案2.78万件。然而，只有193人受到行政处分，62名违法责任人被移送司法机关，16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受处罚率仅为千分之几。既破坏了司法的权威性，也没有使违法者受到震慑。
3、征地补偿过低导致失地农民生活毫无保障。在对农村土地进行征用后，政府通常给予四种补偿费：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前两种费用是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后两种费用则是给地上附着物及青苗所有人的。国家在对农村土地征用后，受偿的主体主要是集体经济组织，而个人承包经营农户不能作为受偿的主体，只能在集体经济组织中受偿，失地农民不仅丧失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且丧失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成了多余的劳动力。加之没有配套措施安排其生产和生活，造成农民失地又失业生活极度困难。
四、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导致上述问题的成因。
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样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为局部利益故意模糊“公共利益”的概念。我们并不否认为了公共设施和公益事
业建设需要牺牲部分人或集体的利益，但不得不对征用中“公共利益”的界定、征地适用的范围、征地的程序和损失补偿产生了质疑。国家征用权的滥用和土地所有权的强制转移，产生了明显的不公平：政府以低补偿从农民手中征用土地，又以拍卖、出让等形式高价转移给土地开发商。把这一行为认定为了“公共利益”，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该行为使农民的私权利受到侵害，另一方面，被征土地的利用率也远远不及农民对自己土地的利用率。2、农村土地征用权的滥用。农村土地的征用主要针对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其中也涵盖了一部分农民个人承包经营的集体土地。对农村土地的征用也主要涉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和农民个人的利益。有的地方政府打着“公共利益”幌子，以较低的补偿强行征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甚至要求村集体单方解除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强行征用农
民承包的土地。当农村土地被肆意的征用，社会上便出现了一种新的群体-“失地农民”，他们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又得不到相应的补偿，寻求不到新的生存出口，于是，他们不断地上访、告状，成为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3、征地程序中欠缺有效的监督机制，致使农村土地流失严重《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征用农用地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先行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其中，经国务院批准农用地转用的，同时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不再另行办理征地审批；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征地批准权限内批准农用地转用的，同时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不再另行办理征地审批，超过征地批准权限的，应当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另行办理征地审批。”这是征用农业用地的基本程序，但在我国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不按审批程序进行。我国的广大农村中，县、乡、镇政府对农村土地享有着绝对的权力，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属于村集体所有，但县、乡、镇政府部门却是所有者主体的代表，同时又是征用土地的使用者和管理者。在涉及农村土地征用的决策上需要听从于政府，由于在征用程序上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很多时候便会出现政府擅自占用土地、买卖土地等非法转让土地和越权审批，或先征后批，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占地的现象。由于农村土地征用费低，很多土地在被征用后由于种种原因被闲置，造成了大量土地资源的浪费，致使农村土地流失严重。
4、土地征用补偿制度不健全是成为引发纠纷的争端的主要原因。
首先，行政补偿法律体系不健全。我国宪法规定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但未规定应给予相应的补偿。与宪法此规定相配套的法律规范对于补偿制度的规定也不完备。如《环境法》、《水法》、《草原法》中只有各种禁止性、限制性的规定，但却未规定应当给予何种补偿的规定。其次，补偿办法规定不合理、不科学，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较差。《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征用前三年该地前三年的平均产值的六倍至十倍，对安置费的补偿规定为最高不超过十五倍，两者相加不超过三十倍。这样的规定能否合理体现被征用土地的实际价值令人怀疑。据权威部门统计，
近三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累计达9100多亿元。这其中又有多少真正补偿到了农民的手中呢？
五、对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提出的相应对策。
1、要确立规范的征地制度标准。
在实际征地过程中，之所以出现损害农民权益和农地非农化失控的现象，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征地的指导思想有偏差，目的动机不纯，往往是出于利用土地做无本买卖，以求尽快实现资本原始积累，加快建设，或者为了体现个人政绩。其实，规范的征地制度应具备两项基本功能，或者说能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具备保障农民权益的功能，以确保农民在失地的同时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居住、就业、医疗和养老的条件；二是具备控制农地非农化趋势的功能，将农地占用纳入合理利用和保护有限土地资源、实现生态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轨道。这是衡量征地制度是否科学、合理、规范的唯一标准。只有以此为出发点，并作为实施征地过程的指导思想，辅以切实措施，才能确保在推进城市化过程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确保农民权益和有效地实现耕地资源的动态平衡。
2、要科学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
由于“公共利益”概念的抽象性，而我国现行法规对“公共利益”的范围未作出明确界定，这为任意解释“公共利益”、扩大征地范围留下了空子，以至于出现“公共利益”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可往里装的情况。为了避免出现这类现象，参照国际上有关国家《征地法》的规定，有必要对“公共利益”的范围作出明确限定，主要包括：(1)、国防、军事需要；(2)、国家和地方政府需要修建的铁路、公路、河川、港湾、供水排水、供电、供气需要；(3)、国家和地方政府需要修建的铁路、公路、河川、港湾、供水排水、供电、供气及环境保护等建设事业；(4)、国家和地方政府需要修建的机关，以及以非营利性为目的的研究机关、医院、学校等事业单位。“公共利益”具有动态性，为如何把握“公共利益”带来了一定难度。所以，应倡导、重视社会民众的参与权、选择权。对于社会普遍承认的、独立于社会和国家现行政策之外的公共利益用地项目，如有关国民健康、市政基础设施等，政府应严格按有关土地征收、征用法规办事，而对那些由社会发展不同阶段所引发的符合社会、国家急需要的相对公共利益项目，尤其是有争议的项目，则应建立特定的制度，即通过采用公开、透明的方式，向社会说明其“公共利益”之所在，提倡由政府和全体民众讨论、认同。
3、要规范政府的征地行为。
在对农民集体土地的征收、征用过程中，政府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它既是征收、征用的主体，又是补偿的主体。虽然，新修改的《宪法》对有关土地征用的条款作了重大修改，突出了对农民利益的保护，但政府在征地过程中的强势地位并未有多大的改变，对“公共利益”的解释权仍在政府，征地的程序仍掌握在政府手中，对征地如何补偿的决定权还是在政府。因此，如何规范政府、主要是地方政府的行为，构成了规范征地制度，保障农民权益的关键。为此，首先要严格控制政府的征地权力，理清征收、征用的界限。其次强化平等协商和监督机制。国家因“公共利益”需要而要征收或征用集体土地时，必须尊重农民集体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主体地位。政府在对集体土地征收、征用的决策作出之前，必须与集体农民进行平等的协商，征得绝大多数农民的认同。再次要弱化乃至剥离政府与征地行为之间的利益关系。在现行征地制度下，在征地和供地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利益空间。它构成了滥用征地权力、任意降低补偿标准的症结。因此，必须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规范、约束政府行为，弱化乃至剥离政府与征地行为之间的直接利益关系。
4、完善农村土地征用程序，加强征地的民主性。
笔者认为，农村土地征用事关农民的生存，完善农村土地征用程序，在原有的程序上还需要注意完善和增加几个步骤：其一应该加强对农村土地征用的审批程序。其二，应该增加农村土地征用的听证程序。在农村土地被征用时，农民往往是最后一个知道自己的土地被征用了。为了提高征用土地的透明度，防止在征用农村土地过程中的暗箱操作，应当增加听证程序以听取被征土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的意见，满足他们的知情权，提高征地的透明度。其三，加强农村土地征用的民主性。虽然土地的所有者或使用者无权决定土地被征用的用途，但对征地补偿的确定及补偿费用的分配及使用，却有权进行参与，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果是少数农民的土地被征用，那么更有必要让失去土地的农民参与决策，如此才能更好的监督征地使用单位对土地使用情况，如果被征土地被闲置，农民当然地有权申请恢复土地的耕种，如此不仅达到了提高被征土地的利用率，还更有利于保护国家有限的土地资源。
5、完善农村土地征用的补偿制度，合理安置失地农民。
农村土地征用补偿如何完善是学者们一直关注的问题，《土地管理法》规定的补偿标准中的“土地年产值”是个极不易确定的数值，各地差异也相当大，计算时主观性很强，不仅增大了政府自由补偿的随意性，而且在实践中征地的双方多数时是达不成共识的。因此，笔者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应该从几个方面着手：第一，补偿标准。现在是市场经济的时代，只有以土地的市场价格来确定补偿的标准才较为合理，让土地所有人或使用人切实了解土地征用，参与讨价还价，如此才能满足、保障土地所有人和土地使用人的合法权益，支持土地的征用。第二，合理的给予安置。应该在给予金钱补偿的同时，对他们今后的生活给予安置。另外，笔者认为还可以将一部分补偿拿出为失地农民办理保险，这也是维护他们合法利益可行的途径之一。第三，扩大补偿的范围。笔者认为在对农民的实际损失给予了补偿的同时，还应该加入预期的利益。预期的利益当然是很难确定，但是可以从失地农民近五年甚至近十年的平均利润中予以确定，尤其是对于个人承包集体土地的农户，承包期限还未到期，承包的土地就被政府征用了，他们的预期利益更应该给予维护。
参考文献资料：
1、《宪法》第10条第三款规定
2、《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
3、《房地产管理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梁书文马建华张卫国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
4、《土地管理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梁书文黄赤东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
5、《土地管理法新释与例解》付强主编同心出版社
［内容摘要］：《婚姻法》第46条确立了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该损害赔偿请求权建立的理论基础是侵权行为抑或契约解除行为，结合《婚姻法》第46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解释（一）》第29条作者认为应是侵权行为。该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除了具备一般侵权行为的四要件外，还需具备一个比较特殊的程序要件即离婚，也就是侵权行为、损害事实、主观过错、因果关系、离婚。该损害赔偿权利主体应是离婚诉讼中的无过错方，责任主体应是有过错方，无过错方只能向有过错方请求赔偿，而不能向第三者要求。该损害赔偿既可适用于诉讼离婚，也可适用于协议离婚。本文就上述问题从法理角度进行分析阐述。
［关键词］：损害赔偿侵权行为离婚
序言
修改后的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46条确立了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该制度体现了对弱者和无过错方的扶助保护，具有填补精神损害、抚慰受害方、制裁过错方的功能，是我国婚姻法修改中的一个突破，然而由于只有一个条文，而该条文又过于简约，以至于对该制度存有较大的争议，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的出台，使得该制度具有了一定的可操作性，但就该制度仍需作理论上的进一步探讨。本文将从找寻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出发来探讨该制度的有关问题。
一、离婚损害赔偿之请求权的基础
损害赔偿系民法之核心，损害赔偿之发生有基于侵权行为的，亦有基于法律行为的。那么，对于离婚损害赔偿，其究竟基于侵权行为拟或法律行为？回答这个问题，实质上是探求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这需要对不同的立法条例进行比较。
就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而言，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是侵权行为。但如果仅根据婚姻法的第46条规定尚难下此定论，因为该条仅规定在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四种情形下，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从文义上看，并不能表明离婚损害赔偿的原因是基于离婚，还是基于四种情形下的侵权行为。根据民法原理，契约的解除和侵权行为均可以发生损害赔偿请求权。何者为请求权基础呢？笔者认为，如果仅依据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只能把婚姻关系解除作为请求权的基础，否则离婚损害赔偿就毫无意义。但是随着《解释》的出台，该《解释》第29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对于当事人基于婚姻法第46条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离婚而单独依据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通过该《解释》，可以得出我国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是侵权行为。因为该《解释》第29条实际上是确立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侵权损害赔偿诉权的限制，从而确立了我国离婚赔偿制度的前提。因此，可以说我国离婚损害赔偿的实质是夫妻之间侵权损害赔偿诉权限制的解除。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在许多外国的民法典中都有规定，如法国民法典第226条规定：“如离婚的过错全在夫或妻一方，则该方得被判赔偿损害，以补他方因解除婚姻而遭受的物质和精神损害。”日本民法典第151条第2项规定：“因离婚而导致无责配偶一方的生活有重大损害时，法官可允其向他方要求一定的抚慰金。”瑞士民法典第151条规定：“因离婚致无过失之配偶，其财产权或期待权受损害者，有过失之配偶应予以相当之赔偿。”纵观上述各国民法典之规定，虽然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是其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都是建立在婚姻契约原理之上的，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均是离婚，而不是特定的几种侵权行为。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离婚损害赔偿，其实质就是侵权损害赔偿，而且是在特定情形下（限于婚姻法第46条列举的四种情形）的损害赔偿，这样就使得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难以充分发挥该制度应有的功能。
二、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由于我国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基础是侵权行为，因此我国离婚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根据民法关于侵权责任的一般原理，应当具备侵权行为、损害事实、过错、因果关系四个构成要件。同时，根据我国新《婚姻法》第46条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9条规定，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只针对四种侵权行为，并且只能在离婚时提出，因此，我国离婚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与一般的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存在一定的不同之处。现对离婚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分析如下：
（一）侵权行为
新《婚姻法》第46条明确规定导致离婚损害赔偿的违法行为限定在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与遗弃家庭成员这四种范围之内，除此之外的其他违法行为，在离婚时概不承担离婚损害赔偿。
1．重婚行为
重婚行为是指有配偶又与他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这里所谓的“有配偶”，是指已经建立婚姻关系而言，简而言之，男人有妻，女人有夫。这种婚姻关系的存在形式，一为法律婚，二为事实婚。法律婚是指办理过结婚登记手续而成立的婚姻关系。根据婚姻法的规定，结婚必须履行法律规定的程序，男女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取得政府机关颁发的结婚证书，夫妻关系才算合法建立。事实婚，大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凡是男女违反结婚程序而以夫妻名义公开同居生活，群众也公认他们是夫妻的，都应认为是事实婚。有配偶而与他人结婚的，是名符其实的重婚。而事实婚能否构成重婚，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12月14日的《关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前发生的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以重婚罪定罪处罚的批复》明确指出：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施行后，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仍应按重婚罪定罪处罚，这一司法解释，肯定了事实重婚仍可构成重婚。而事实重婚罪，既指前婚是法律婚，后婚是事实婚的重婚；也包括前婚是事实婚，后婚是法律婚或事实婚的重婚。①无论是法律上的重婚，还是事实上的重婚，都是违反一夫一妻制的严重违法行为，严重违反了婚姻义务，伤害了对方配偶的感情和身心健康，理所当然要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
2．非法同居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条规定：“有配偶与他人同居”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这一司法解释的含义，一是要求加害人有配偶，否则不构成侵权行为。二是共同居住不以夫妻名义。三是共同居住有一定的期间，即“持续、稳定”的一段时间。必须注意的是，这里的“同居”，与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条件的若干意见》中的“同居”概念是不同的。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同居”概念，是指男女双方均未婚而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生活，根据具体情况，有的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有的按非法同居关系处理。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的“同居”概念，是指有配偶而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关系名义共同居住，主要针对的是“包二奶”现象，两个“同居”规定的内容完全不同。现实生活中，非法同居应作广义的理解，主要包括通奸、姘居。通奸是指与婚外异性，秘密自愿地发生两性关系的违法行为。姘居是指与婚外异性，不以长久共同生活为目的，非法临时公开性同居。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有配偶与他人同居”的规定来看，非法同居似乎不包括通奸行为。通奸行为在我国新《婚姻法》中没有明确列入离婚损害赔偿范畴，确实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在世界许多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葡萄牙、瑞士等国家民法都规定夫妻之间有忠实义务，法国、瑞士、英国、日本、我国台湾、香港等民法，都规定通奸是离婚的法定原因之一。我国台湾、香港地区民法还规定通奸是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理由之一。我国新《婚姻法》在第4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然而在第32条规定的离婚理由及第46条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理由中却不见通奸的字眼，是态度暧昧，还是有意回避？抑或是通奸压根儿就有能成为离婚及离婚损害赔偿的理由？笔者认为，通奸行为应当成为离婚的一个法定理由，情节严重的，还应成为离婚损害赔偿的一个法定理由。
3．家庭暴力行为
家庭暴力不管就世界而言还是就我国而言，都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1992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5条规定：“禁止暴力手段残害妇女。”新《婚姻法》为了制止日益严重的家庭暴力事件，在第3条再一次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何谓家庭暴力，新《婚姻法》没有作出界定。一般而言，家庭暴力是指丈夫对妻子所实施的暴力，这是狭义上的家庭暴力。广义上的家庭暴力泛指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新《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家庭暴力，基本上应理解为狭义上的家庭暴力，即主要是指丈夫对妻子实施的暴力行为，但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妻子对丈夫实施的暴力。国际上通常对家庭暴力的理解也是这样的。关于丈夫对妻子发生的暴力行为，联合国《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第2条界定为：“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据此，丈夫对妻子实施的暴力行为一般被认为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妻子的身体所实施的伤害行为。二是给妻子的精神或心理方面造成的伤害行为。三是性暴力行为，即违反妻子的意愿，强迫妻子发生或有待行为。
对配偶一方实施家庭暴力，可能造成伤害，也可能没有造成伤害。对配偶一方造成伤害的，伤害行为承担赔偿责任的最低程度是什么，是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只要对配偶一方实施殴打、捆绑、拳脚相加等残害行为，次数较多，在客观上给对方造成轻微伤害以上的，都应认定为家庭暴力。夫妻之间的偶尔争吵、打骂，偶尔的轻微殴打行为，则不应认定为家庭暴力，因而不能请求离婚损害赔偿。
4．虐待、遗弃行为
虐待是指配偶一方对另一方，经常以打骂、冻饿、禁闭、有病不给治、强迫过度劳动等方法，从肉体上，精神上和性方面进行摧残迫害的违法行为。虐待具有行为的持续性和手段的多样性特点。作为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虐待行为，不要求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刑法上规定的虐待罪，其构成以情节恶劣为条件。如何认识和理解“情节恶劣”，司法实践中往往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一是虐待行为持续的时间长。二是虐待次数频繁。三是虐待动机卑劣。四是虐待手段凶残。五是虐待特定的对象。六是后果严重。②
遗弃是指配偶一方对另一方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的违法行为。离婚损害赔偿中的遗弃行为，其特点是：一是被遗弃的配偶一方没有独立生活能力。二是加害方负有抚养义务且有履行这种义务的能力。三是加害方出于故意，即明知自己应当履行也能够履行抚养义务而拒绝履行。对于因遗弃致被害人生活无着落，流离失所的；在遗弃中又对被害人施行打骂、虐待的；基于玩弄女性，腐化堕落等卑鄙动机遗弃的；由于遗弃而引起被害人重伤、死亡的；遗弃者经屡教而不改的，③则属于情节恶劣的遗弃行为，构成遗弃罪。构成遗弃罪，司法机关在追究刑事责任后，被害人当然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离婚损害赔偿。不过，离婚损害赔偿的遗弃行为并不要求“情节恶劣”，只要有遗弃行为就可以。
（二）损害事实
损害事实是指配偶一方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以及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而使配偶另一方人身权益遭受损害的事实。损害事实有学者从侵害配偶权的损害事实出发，认为包括心理层次：一是合法的婚姻关系受到破坏。二是配偶身份利益遭受损害。三是对方配偶精神痛苦和精神创伤。四是为恢复损害而损失的财产利益。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8条规定：《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因此，损害事实包括物质的损害事实和精神的损害事实。新《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四种侵权行为，基本上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重婚和有配偶一方与他人同居的，主要是精神损害。这种损害赔偿的特点主要是精神损害赔偿，即赔偿受害配偶身份利益的损害，精神痛苦与精神创伤的损害，以及为恢复损害所造成的财产利益的损失。另一类是实施家庭暴力以及虐待、遗弃的，损害事实包括物质和精神的损害事实。物质损害应当包括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而不只是财产损害。这样，损害事实包括人身损害、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三类。
《解释》第28条明确规定，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因此，损害事实既包括物质损害也包括精神损害。由于我国离婚损害赔偿的基础是侵权行为，因此“损害”仅指由于婚姻法第46条所列举的四种情形导致的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对于其他行为如吸毒、等引起的损害并不是离婚损害赔偿上的“损害”。同时，这种损害仅指直接损失不包括间接损失，如果一方用自己的全部收入和家庭财产供另一方出国深造或攻读研究生，另一方获得知识或技能后与之离婚，由于离婚而导致的一方预期利益的损失就不能通过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获得救济。所以说，在损害的范围上，我国婚姻法规定得极为狭窄。西方国家则不然，如瑞士民法典的损害包括由于离婚所引起的所有财产权或期待权的损害。笔者认为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应加上此项。
（三）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是指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只有夫妻一方的违法行为直接导致另一方受损害事实的发生，才符合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要求。
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有人认为因果关系是“妨害婚姻家庭关系违法行为导致夫妻间的离婚。”⑤有人认为是“违法行为和感情破裂之间有因果关系。”⑥有人甚至认为离婚本身就是一个构成要件，是“构成离婚损害赔偿的程序意义上的要件。”⑦笔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是侵权行为。在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中，因果关系是指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具有必然的联系，而不会是别的构成要件。离婚作为离婚侵害赔偿的一个实体构成要件，显然不符合侵害权行为构成要件的要求。因为如果把因果关系看作是违法行为与离婚之间的因果关系，就等于离婚是损害事实的全部，那么，妨害离婚关系的违法行为所造成的物质上的损害和精神上的损害就没有任何意义，离婚损害赔偿就因为没有物质和精神上的损害事实而无须赔偿，这样理解因果关系显然是错误的。实际上，“离婚既是损害事实的内容，也是因果关系链条中的必要环节”。离婚只是行使离婚损害赔偿的一个程序条件，不是一个实体构成条件。
（四）主观过错
在民法上，侵权行为构成要件之一是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这个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过失包括过于自信的过失和疏忽大意的过失。在离婚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中，行为人主观上的过错，应为故意形式，不包括过失形式。虽然民法中确定行为人民事责任的范围仅以过错之有无和损害之大小而确定，不因行为人的故意或过失而不同。但是，在离婚损害赔偿中，区分故意和过失的意义在于，过失侵权行为不能请求离婚损害赔偿，因为从我国新《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四种损害赔偿的法定情形来看，侵害行为人主观上只能由故意构成，即侵权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产生不良后果，并希望其结果的发生。
违法行为人在主观上违反婚姻法律，破坏合法的婚姻关系，侵犯合法配偶的人身权益和身份利益，其行为在主观上的故意即为确定。
（五）离婚
离婚是适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前提条件，如果不具备该程序要件，例如具有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但没有被判离婚，也就不存在离婚损害赔偿。离婚这一要件还要求离婚的客体是合法有效的婚姻，如果是无效婚姻，如婚前隐瞒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而导致的离婚，并无适用离婚损害赔偿之余地。同样，对于可撤销婚姻被撤销后也不适用该制度。当然，由于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实质是夫妻之间侵权诉权限制的解除，因此可以说，离婚只是构成离婚损害赔偿的程序意义上的要件，而非实体意义上的要件。
三、离婚损害赔偿的其他法律问题
（一）离婚损害赔偿法律关系的主体
《解释》第29条第1款明确规定，承担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赔偿责任的主体是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也就是说，无过错方不能向第三者要求损害赔偿。笔者认为，这一规定是合理的，因为离婚损害赔偿和干扰婚姻关系之侵权责任是两个法律问题。台湾地区的民法典对此也是分别适用不同的规定。王泽鉴先生将后者称为“干扰婚姻关系”，在这种情形下，受害人可否基于干扰婚姻关系向第三人请求非财产上损害赔偿，对此，台湾地区民法典虽没有明确规定，但台湾法判例对此一直持肯定态度，只是对于所侵害的权益的类型上摇摆不定。
（二）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
离婚损害赔偿既可适用于诉讼离婚，也可适用于协议离婚，因为二者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当然，在协议离婚时，是否给予损害赔偿，有当事人双方协议约定。如果协议离婚时，无过错方没有提出损害赔偿，可否在一定期间内再提起损害赔偿之诉？笔者认为应该可以，因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初衷在于对弱者和无过错方的扶助保护，无过错方在协议离婚时，可能不知道其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为此，法律不能推定其放弃了该权利，应该允许其在一定期间内提出损害赔偿之诉。
参考文献：
①何恩光•《也谈事实重婚罪》，载《江西法学》1991年第3期。
②赵秉志•《中国刑法安全与学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94-395页。
③高铭暄•《刑法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732页。
④杨立新•《论侵害配偶权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载《法学》2002年第7期，第58页。
⑤马原•《新婚姻法条文释义》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2月版，第392页。
土地征收赔偿标准篇4
因认为区建设委员会强制收回自己的土地违法,薛先生将区建设委员会告上法庭。今天,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薛先生上诉,维持一审法院作出区建设委员会对其的强制征地行为违法的判决。
某区建设委员会在实施征地过程中,薛先生认为没有得到合理的地上附着物补偿和青苗补偿,因而拒绝腾出承包的土地。2003年8月6日,区建设委员会等四家单位联合向薛先生发出通知,告知其8月7日前协助有关人员对其承包地范围内的地上物、青苗等进行丈量、登记并自行处理地上物,否则将于8月8日做、外观登记作价,收回土地。8月8日,区建设委员会组织相关人员强制拆除、铲除薛先生承包土地上的房屋、温室、大棚和树木、花卉,将土地收回。薛先生不服,于2004年9月向区建设委员会提出赔偿申请,区建设委员会没有答复。
后薛先生诉至一审法院,请求确认区建设委员会的强制征地拆迁行为违法;判令区建设委员会赔偿46万元经济损失;承担案件诉讼费。
一审法院经审理判决后,薛先生不服,上诉到二中院。
二中院经审理认为,薛先生对补偿标准及确认的征地补偿金额有异议,应根据有关规定向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申请裁决。区建设委员会并非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薛先生不交出土地的行为,无权行使责令交出土地的权力,更无权行使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权。因此,其将土地强制收回的行为,违反了行政法定原则,属超越法定职权。薛先生要求行政赔偿而主张的损失数额中,包括应由建设发展公司支付的补偿费用部分,在该部分补偿费用未经依法确认的情况下,其提出的行政赔偿内容和数额,缺乏合法有效的事实依据,法院难以支持。据此,作出上述判决。
土地征收赔偿标准篇5
征地公告迟到三年
丽江村地处举世闻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味江河畔、著名旅游胜地青城山外。此次丽江村、石佛村被征的200亩地，主要集中在十二组。十二组人口250人左右，原本人均占有土地1.35亩，从1995年至今，经过房地产开发、修建人工湖、修建高尔夫球场等历次征地后，就剩下125亩土地了，除去20多亩非耕地，人均仅剩四分地。
村民们称，这次被征用为“小城镇建设用地”圈占的200亩土地，丽江村村干部曾于2001年口头对村民们说过是租用来修建一个生物研究所，当年村民停种了一年并得到了每亩地1000斤大米的市价赔偿。第二年因项目搁浅，土地由农民继续耕种，直到2004年6月21日贴出公告，村民们才知道这块地已于2001年被征占为“国有土地”。
村民们提出疑问：土地开发的是什么项目、有没有审批手续、小城镇建设用地是否可以转为商业用地等等。对此都江堰市统一征地办公室作出的答复是：200亩土地的征用是依据省政府2001年第二批试点小城镇有关政策批准的建设用地，此宗地的征用程序和对村民的补赔偿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
10月29日，村镇组织村民开会，由征地办公室发给村民一份《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都江堰市2001年第二批试点小城镇建设用地的批复》和《科利科制药有限公司征用大观镇瓦窑村四组土地安置人员社保及就业补助方案》。11月2日，几位村民代表前往都江堰市国土局查询，才确知这块地已于2005年7月28日以36万元/亩的价格拍卖给了广州一家投资有限公司，土地用途则是定义不明确的“住宅”，土地使用年限标注为70年。经查询，该公司主营是房地产开发。
村民们说，此宗土地虽然在2001年被省人民政府批准为“试点小城镇建设用地”，但征占的土地距大观镇2.5-3公里，是否确属“试点小城镇建设”范围还存在疑问，而且用地单位也由科利科制药有限公司改为了房地产开发商，土地使用性质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更何况其间还经历了一次《土地管理法》把土地“征用”改为“征收”的变化。
新《土地管理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而丽江村200亩被征地的用途虽然只是含糊地说为“住宅”，但中标的广州某投资公司是用之来进行商品房开发的，这显然不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但原来拟“征用”的土地却变为了长期性“征收”。
都江堰市统一征地办公室反复强调这块地早在2001年已成为“国有土地”，而丽江村民则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总则第2条也规定了土地所有权属“集体所有”，“国有土地”也不能片面理解成地方政府职能部门所有。
征地补偿仅为收益5.5%
2004年11月12日国土资源部出台的《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明文规定：在征地过程中必须严格履行法定程序，特别是要保护被征地者的知情权。
村民们2005年11月2日在都江堰市国土局的查询却查出一张村民们称从来无被征地农民本人签过字的《都江堰市统征办征用200亩储备土地农转非人员自愿放弃参加社会保险登记表》。记者在丽江和临近涉及征地最多的石佛村听农民们抱怨得最多的除了赔偿过低，就是失地后无社保。丽江四组村民称按成都市人民政府[2004]19号文件，2004年1月1日以后成都市行政区域内因土地被征用农转非人员实行社会保险，而丽江十二组符合当地规定“男满60、女满50”以上的人员却由村组干部通过抓阄确定了14个名额，而在这张“保险登记表”上，已通过抓阄买了社保的邓光全、曾玉兰、赵玉良等人仍签字“表示自愿放弃参加社会保险”。
据丽江村民们称，该村十年来很少召开过正式的村民大会，村组合并后的丽江村村支部书记、组长全由原瓦窑村四组组长杨文伏一人担任，他上任后对丽江村的村务多用口头传达，村里虽设有村务公开栏，但只是一个“摆设”；如丽江十二组前三次土地征用，村民们都不知道被征用的具体亩数；这次一次性的“征收”土地，也没有发放过正式的宣传册子，村民甚至没有与村上签订过《土地承包合同》，历次土地征用都是村、组长杨文伏一人签字。
都江堰市丽江村此次被征占的200亩土地，在以土沃田丰闻名天下、享有“天府之国”美誉的成都平原，这可是上等良田。十二组村民每人得到8500元的赔偿安置费，而土地被征用后转让拍卖每亩得36万元，农民获赔为实得收益的5.5%，处于2005年7月新华社研发文章所述“容易引起“的范畴。
征地办公室是依据1998年《中华人民土地管理办法》来赔偿安置的，补偿安置标准是按照2001年的标准来计算。而村民们要求，应依据2004年8月28日颁布的新《土地管理法》制定办法，也应该按照2004年的物价水平来制定标准。但征地办公室负责人解释说“两者是差不多的”。
“我们不眼红土地拍卖了每亩36万元，我们只想依法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补偿！”村民代表吴国辉反复对记者说。
农民生活艰难
经历次征地开发，丽江村及相邻的石佛村已被房地产所包围。“新丽江”、“人工湖”、“高山流水”……，这些诗意盎然、令向往远离喧嚣亲近自然的城市人怦然心动的楼盘名字后面，也潜藏着上千失地农民严峻的生存现实和对未来的沉重忧虑。占地近两千亩的四川青城高尔夫俱乐部就在106国道一面与丽江村遥遥相对。每天，眼见城里人开着豪华高档轿车来俱乐部奢糜消费，一场球下来就是几千、上万元，丽江村人的心情是复杂的。
而就在这时，人工湖要“卖断”、高尔夫球场租用的地也要“卖断”的传言在村里散开。
“如果真是这样，这等于是断了我们的后路！”村民杨坤无奈地对记者说。
因占了一定的地理之利，丽江十二组农民的生活状况在山区农村中还不算太差，村中大部分农家都修了房子。但谈到生活水准和今后的发展，村民们就大摇其头了。57岁的村民杨先有，一家5口人，儿子和父亲都是泥瓦匠，靠着在外承包点小工程每年能有万把元的收入，加上历年征地补的粮食款，10多年间积攒4万多元靠自己出人工修起了一座漂亮的二层楼房，在村中生活条件算好的。但他觉得一次性赔偿一点钱让他心里没底：“有地的时候，随便种点什么，生活也能对付，但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谈到打工，他连称现在的活路越来越不好做，“大型工程要施工证,自己没文化接不下来，小型工程伤亡事故赔不起”。
79岁的村民高顺富没能在抓阄买社保中买上社保，他语带嘲讽地称“不打工喝西北风（哦）”，“（村里）3天工人、5天工人多得很！”他18岁的孙女高华初中毕业后想进高尔夫球场当每月100多元正式工资的“球童”，但跑了三年关系至今没能进成。
68岁的杨保芳一家五口人，是97年征地拆迁后搬到“农民街”上来的。距大观镇政府所在地约1千米的“农民街”是政府为征地拆迁农民修建的集中安置房。杨保芳的儿子患了脑膜炎，她自己在这一次征地安置中抓阄幸运买到了社保。“家里没地了，就在这里开个铺子，可都是生意人对生意人，做的生意呀？想进高尔夫球场每天10元钱打工撬草都要凭关系！以后咋办呀？”她的脸上满是哀愁。
在“农民街”上，村民们纷纷拉着记者诉说修建的房子漏雨，有农民说有的墙壁裂缝曾经手指都能伸进去，“简直就成了危房”，政府去年花钱修补了之后仍然在漏。记者在村民王建英和黄正群等人家里的确看到四处墙壁和天花板上留有漏雨留下的痕迹。
“漏、漏，漏！”，情绪激动的群众拉看记者看完东家走西家，四处都在抱怨修补后的安置房仍在漏雨，记者当晚几乎就无法脱身。
10月29日晚20时30分，记者离开时，偌大的“农民街”上竟没几家点亮电灯。经打听才知是为了节省电费！
后续：
土地征收赔偿标准篇6
一、行政补偿的性质及其理论
（一）行政补偿及其性质
行政补偿是行政主体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在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合法行使公权力的行为以及该行为的附随效果而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财产及合法权益遭受特别损害，以公平原则并通过正当程序对所遭受的损害给予补偿的法律制度。
行政补偿制度的要件是：第一，补偿的主体是国家（通过政府行为实施）。第二，补偿的前提是“公共利益”需要。第三，补偿的原则是公平补偿。第四，补偿的方式多种多样，除了财产补偿外，还可以在生产、生活、就业等方面给予妥善的安置。第五，补偿的程序是正当法律程序。
行政补偿的实质在于，对于因公益需要，在经济上蒙受特别损失的人给予补偿，以调和私有财产权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实现公平正义的理想，保障法律秩序的安定。
对于如何界定行政补偿的性质的问题，目前学界大多从行政责任的角度来论及，将其与行政赔偿一起归入到行政责任的范畴，认为行政补偿是一种特殊的行政法责任。然而，行政补偿是由于行政主体的合法行为造成的相对人权益损失或者因相对人为社会公共利益而受到的损失所给予的补偿，他并不以行政违法或过错为条件。对于相对人因社会公益而受到的损失给予行政赔偿的，并不以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补偿的要件。由此可见，行政补偿的要件与行政责任应具备的违法、过错、侵权损害、因果关系等构成要件尊在明显的不同。因此，笔者认为，行政补偿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将其归入到行政行为的范畴更为合理。行政补偿与行政赔偿都是行政主体对相对人损失、损害给予的救济，但二者的性质明显不同：（1）前提不同。行政补偿是因合法的行政行为或相对认为社会公益而受到损失的补偿，其前提具有合法性、正当性；而行政赔偿是因行政违法或不当，使相对人受到损害所给予的赔偿，其前提具有违法性。（2）目的不同。行政补偿主要是为了保障相对人的合法财产权而对相对人损失的合理补偿；而行政赔偿则主要是为了对行政违法侵权行为进行惩戒。（3）性质不同。行政补偿是交换性的、替代性的，通过合法行政行为来实现，属于行政义务的范畴；而行政赔偿则是惩罚性的，基于违法行政行为这一前提，属于违法责任的范畴。
（二）行政补偿的理论基础
行政补偿制度的建立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理论基础：
1.合法财产不受侵犯的原则。自近代以来，启蒙思想家对财产权的重要性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财产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财产得到了保护，自由、社会秩序以及其他一切基本价值才能得到保障。英国著名法学家布莱克斯顿在《英国法释义》中写道：最重要的事，法律不允许对私有财产进行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侵犯，即使为了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也决不允许。在一个将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视为绝对价值而无视个人财产价值的国家是不可能建立行政补偿制度的。
2.保护个人自由和财产权利是国家的基本职能。国家不是神的造物，国家是一种社会契约。国家的产生是个人利益让渡的结果，国家存在的基本理由就是要保障个人自由和财产权利不受侵害，不论这种侵害是非法的还是合法的。如果公共权力机关在实施其职能的过程中侵害了个人或者组织的合法财产以及合法权益，就违背了国家的宗旨，国家当然应承担补偿和赔偿的责任。
3.社会公共负担平等的原则。公民既然是公共权力的实际享有者，也应当是社会公共负担的承担者。根据平等观念，这种公共负担也应当是平等的。就行政补偿而言，当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损害了公民的合法合法财产和权益，给公民造成了特定的损失的时候，如果国家与政府不予补偿而由受侵害的公民个人负担，这种结果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公平正义的信念是格格不入的。国家既然是公共权力的执行者，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公民共同享有国家活动所带来的优惠和利益，那么，由于公共权力的行使致使某些公民私人财产和权益发生损害时，也应当由国家代表全体公民共同负担补偿和赔偿责任。这就是公共负担平等原则在行政补偿问题上的体现。
（三）行政补偿的宪法依据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大多经历了从绝对保护到相对保护的演变过程，现代国家在肯定公民基本权利的存在及价值的同时，大多同时规定了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征用权作为公权力所具有的内涵为世界各国宪法所认可。虽然现代国家宪法几乎都赋予政府强制征用公民私人合法财产的权力，但政府形式这项权力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第一，征用的目的是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公共利益”是个抽象概念，应当确立一定的判断标准（本文拟专题加以讨论）。第二，征用的主体是“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由此清楚地表明：征用的主体是“国家”，行政主体的征用权来源于法律的授权，代表国家履行行政职能。第三，征用要给予被征用人公平补偿。行政征用是以宪法保障公民私有财产权这种基本权利的存在为前提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一种限制。因此，从法治的要求出发，当国家要求某公民出让某项私有财产和合法权益而使国家和社会受益时，国家（即政府）应当以保障出让人合法权益为前提，对财产的征用给予公平补偿。
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宣布：“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除非法律认定的公共需要显系必要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补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手剥夺。”自法国《人权宣言》以来，世界各国大都在宪法中规定了政府的征用补偿责任。
联邦德国基本法第14条第3项规定：“征收惟有因‘公共福祉’所需方得为之。征收之补偿，以‘公平’的衡量公共及参与人利益后，决定之。关于征收额度制争论，由普通法院审理之”。德国基本法的这项规定允许直接以法律为公益征收，但同时规定关于征收的法律本身必须包含补偿的规定。学者将之称之为“一揽子条款”或者形象地称之为“唇齿条款”。首先，这一条款具有保护公民权利的功能，使公民财产权在被征收时，根据此规定而获得补偿。从而使财产权的存续性之保障转化为财产权价值之保障。其二，这一条款具有警示立法者之功能，使其在指定由征收属性的侵犯公民财产权的法律时，明白认知有由国库补偿义务的存在。其三，这一条款还具有权限划分的功能，用以确定立法机关的立法权和预算权，使立法者得以排除执法机关的独立补偿决定权。
1946年公布并于1947年5月3日起施行的〉《日本国宪法》第29条第3款规定：“因公用征收及公用限制对私人造成财产上的特别损失时，必须予以正当补偿，不允许国家或者公共团体不予补偿而收取私人的财产或者对私人的财产实行限制。”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非经由法律正当程序即被剥夺生命、自由和财产；私有财产不得未获公正补偿即遭占取。”
行政主体（政府）的行政征收或者行政征用的权力来源于宪法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和范围勘定。新近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和范围勘定，开辟了公民私人自治领域，勘定了政府公权力的范围。
二、“公共利益”及其判断标准
概括地讲，公共利益是指超越个人范围，为社会全体成员或多数人所享有的利益。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是相对应的概念，但与私人利益并不截然对立。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既具有共同性又具有独立性。公共利益是由私人利益所组成的全社会利益，代表着共同的、长远的私人利益，公共利益是私人利益的最终价值指向，“公益”本身可能全部或部分与“私益”重叠，这是两者的共同性。但具体的场合下，“公益”与“私益”的区分是显而易见的，“私益”具有相对独立性。
“公共利益”是个抽象概念，是主体对客体所作的价值判断，具有主观性，其概念抽象，内容不明确，表现为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和“受损对象”的不确定性.既然“公共利益”具有如此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所以确立一套判断“公共利益”的标准就显得特别重要。我们不妨运用以下几个标准来判断：
第一，以国家的发展目标为标准。国家在每一个特定的发展时期，都有其相应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目标和政策，围绕着这一发展目标的各项建设事业可以认为其具有公共利益的性质，国家为了促进这些目标的实现而进行的行政征用应该被认为是符合公共利益的。
第二，以是否属于公益事业为标准。因兴办公益事业而征用私人土地用于提供公共服务的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如为国防建设、公共道路建设、兴修水利、抢险救灾、兴办教育、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目的而征用土地。
第三，以受益对象的数量为标准。一般来说，公共利益应当是代表多数人的共同利益。这里的“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并不表明少数人的权益就一定不能成为公共利益，相反的，有些少数人的权益保障却体现了根本的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例如：国家为了保护老年人的利益而进行房屋拆迁，建造社会福利院。虽然从具体人数上看，老年人的数量属于社会的少数，但从整体上看，老年人的利益几乎关系到全社会所有的人。因此此举构成公共利益。
第四，以效益大于损害为标准。以行政征用为例，行政征用的结果是公众所受到的利益必须大于个人因行政征用而受到的损失和原本所能期望的可得利益。因此，实施行政征用时应当权衡利益得失。只有能够产生较大的公共利益且能够合理的补偿个人利益所受到的损害的行政征用才是真正符合公共利益的目的。
第五，以是否合乎公共目的性为标准。一般来说，公共利益的意义是社会价值观的现存体系而定，提供公共交通、公共教育、社会保障、法律援助、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和安全等公共产品的都被视为符合公共利益需要目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公共目的性不能单从公共建设项目的一般意义上获得，而应该从规划和许可建设的目的和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去考察。例如，同是以建设城市高架桥为目的的房屋拆迁，一种是确实为了缓解交通拥挤状况，改善居民生产、生活条件，是促进城市发展所必需的；另一种情况则是某领导参杂由个人意愿制造的“政绩工程”，在实际中并不是必需的或者并不是当时的财力所能承受的，且建设中劳命伤财，民众怨声载道，显然地，后一种被某些领导或者利益集团描绘成是为了“公共利益”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甚至是“腐败工程”，就不合乎公共目的性。
第六，以是否经过正当程序为标准。“公共利益”具有抽象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虽然可以就判断什么是“公共利益”形成一些一般意义的标准，但在人们观念中认为具有公共目的性的公共建设项目，在现实中却并不必然都具备公共目的性。因此，判断某个公共工程是否符合公共利益，除了以上判断标准以外，还应当根据其运作程序来判断。首先，应当审查是否符合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规划。其二，应当进行事前调查和专家论证。其三，应当举行听证会，广泛听取公众的意见。其四，需要经过招标程序的应当举行招标会。其五，应当符合民主决策程序，摒弃个别人的武断专行和盲目决策。其六，依法定标准进行公平补偿。政府应当对财产的征用给予公平的补偿，才能真正使宪法所保障的基本人权得到尊重和维护，才能真正调整好社会整体的利益关系。其七，应当公开公共信息资料，接受审计监督和社会广泛监督。其八，应当保障法律救济途径畅通。一是通过行政裁决方式解决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二是通过行政复议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三是通过行政诉讼程序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的切实实现。等等。经过正当程序，“公共利益”的判断获得了具有操作性的标准，也是“公共利益”真实性才能得到切实的保证。
关于“公共利益”有谁来判断的问题，笔者不一定赞成“必须由人大决定”，而应当明确政府责任，规范政府行为，加强程序控制。行政机关作为公权力机关是公共利益的判断者，是否实行公用征收应由行政机关决定。法国采用的有关专门的行政征用目的的调查及审批程序的做法值得借鉴。我国目前是由政府相关部门决定是否实行公用征收，也就是说，对于是否是“公共利益”的考察也是由政府部门完成的，但主要是由于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程序性规则和相应的救济手段来控制政府权力的任意和滥用所造成的。
三、行政补偿法律关系分析-以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法律关系为例
任何法律关系都是具体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为了便于分析，本文以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法律关系为例展开分析。
（一）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是行政补偿还是民事赔偿？
根据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以及若干城市的实际做法，城市房屋拆迁的过程如下：拆迁申请人意图在城区一块建有房屋的土地上进行项目开发建设，先要得到计划主管部门、城市规划部门、土地管理部门的相关许可（项目立项许可、城市规划许可、建设用地许可）后，持有关许可证书籍文件、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拆迁安置资金证明向城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申请拆迁。经过审查，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向拆迁人颁发拆迁许可，同时拆迁公告。然后由拆迁认识是拆迁行为，并与被拆迁人就补偿的方式、补偿的数额等具体事项进行协商，并按协议给予补偿。
法学界有人认为，“城市房屋拆迁是指拆迁人依法对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予以拆除，对被拆除房屋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与以迁移安置，并对被拆除房屋的所有人予以经济补偿的活动。”很显然，这里将城市房屋拆迁理解为使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行为，从而得出城市房屋拆迁是一种民事行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是民事法律关系的结论。
实务界甚至有人提出：让行政权力尽快退出拆迁领域，让拆迁纠纷在民事范围里自己解决，立即废除和禁止行政拆迁的规定和行为，并认为“这才是治本之举”。
笔者认为，城市房屋拆迁区分为行政拆迁（或称之为政府拆迁）和商业拆迁两类，两者适用的法律规则是不同的，产生两类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其中，行政拆迁实质上是政府对城市土地的征收或者征用，其基本含义就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强制取得私有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等等私有财产权，并给予补偿的政府行为。行政拆迁具有公益性、强制性和补偿性的行政法关系属性。商业拆迁实质上拆迁人是通过自由买卖而收购土地的行为。商业拆迁具有平等性、意思自治性和等价有偿性的民事法律关系属性。现行的某些规范性文件以及现实生活中常常将两者混为一谈，造成了许多“化公为私”的混乱局面。据笔者观察，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实际上主要是通过政府拆迁来实现的，但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实践中，政府都不作为拆迁法律关系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出现，政府部门作出征用房屋和土地的决定，但却不承担因征用而产生的补偿责任。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失衡，造成了拆迁法律关系的混乱，这种拆迁模式之下弊病丛生、漏洞百出。笔者不赞成“让行政权力推出拆迁领域”的提法，呼吁严格区分行政拆迁和商业拆迁，限制政府权力，规范政府行为，明确政府责任。
（二）行政拆迁法律关系的当事人究竟是谁？
如前所析，行政拆迁的实质是对土地的行政征用，而征用的主体是“国家”。土地征用是国家基于公益需要行使公权力强制取得私有土地的政府行为，土地征用权只能由国家（一般由政府代表）所享有。因此，行政拆迁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应当是行政拆迁主体-政府的有关部门和被拆迁人，而不应当是所谓的“拆迁人”（开发商）与“被拆迁人”，2001年11月1日起实施的《城市房屋拆迁条例》将政府拆迁管理部门排除在拆迁法律关系之外的规定，将行政拆迁行为与商业开发行为混为一谈，导致了现实生活中的权责不清。
在商业拆迁中，开发商如果勘选好了一块土地，通过平等协商的、自由买卖的方式取得土地及土地之上的房屋所有权，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规划、土地、建设审批。通过收购取得土地所有权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其主体是土地收购人（通常是开发商）和房屋出让人（通常是被拆迁人），其土地及房屋的价款（而不是补偿费）由双方协商、自由处分，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都不得强买强卖。而规划、土地、建设审批分别形成三个行政许可法律关系，其主体是有关行政许可主体与许可申请人之间的行政法关系。
政府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包括城市旧城改造）征用土地，进行房屋拆迁属于行政征用行为，其主体是政府有关部门（通常是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与房屋所有人（即被拆迁人），政府有责任安置被拆迁人并进行房屋及土地的合理补偿，而房屋所有人没有选择地应当将房屋出让给政府。政府取得了被征用的土地所有权后，基于公益的目的进行公共设施的建设和开发利用，在开发建设中，通常由开发商通过招标程序，支付土地价款，取得土地开发建设许可权。这里发生的是行政契约（行政合同）关系和行政许可关系，其主体是政府和开发商。
土地征收赔偿标准篇7
这是个工程车轰鸣驶向炊烟袅袅的时代。至2005年以来，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8个百分点的速度飞速发展：工业园区纷纷落户于农村地区，失去耕地农田的农民，集中搬迁居住，成为新市民。然而，在此过程中，农民的合法权益确不断受到侵犯，各种农村的爆发，揭示着农村基层矛盾的不断激化。因此，建立全面而有效的农民权益保障机制是不断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必要举措。
城镇化过程中农民权益流失现状
农民的各种合法权益如同他们世代耕种的土地一样，随着城镇化的飞速发展而不断流失。
首先，土地赔偿不公平。主要表现土地赔偿标准不够公正合理，按照目前的规定征地补偿费是按照与市场无关的静态政策性价格来计算的，与土地的市场价值严重偏离；同时，征地补偿费用的分配也很不合理。农民实际上只能拿到青苗费、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和部分安置补助费（此时必须是农民自谋职业），而集体可以获得土地补偿费以及部分安置补助费（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土地的补偿费用已经很低的情况下，再经过地方政府、村一级的层层过滤，最后到达农民手中的补偿金已是所剩无几。
其次，失去他们赖以生存的劳动对象：土地。耕地农田被占，农民收入来源得不到保证；再加上他们通常文化程度不高，也无适应现代工业发展需要的专业技能，想要顺利再就业，扩大家庭收入来源确实十分困难。
再者，土地增值收益权，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生产水平的提高，土地、林地在未来社会中将成为最珍贵的资源，其本身的经济价值和附属物的可能性收益无法计量。而目前，正对耕地的补偿补偿范围只包括了土地的直接损失而未考虑土地的间接使用价值、非生产性收益以及土地对于农民的就业与社会保障价值。
最后，搬迁后的农民的社会基本生活保障仍未得到有效解决。从农村走进城市的农民，处境相对其他城市人来说，处境更加艰难，体现在生活成本的提高、子女入学困难、养老和医疗保险等各个方面。切实为这些新进城的农民解决这些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困难，是摆在城镇化进程面前的又一难题。
引发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权益流失的原因
我们应当看到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我国近年来获得的改革成果中城镇化功不可没；引发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权益的流失不是城镇化本身的过错，而是由以下与城镇化配套的法律法规等制度设计上的不完善而造成：
一是，与土地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设计的不完善。虽然《宪法》修正案确定了土地补偿和保护私有财产，从最高法的角度确定了农民的土地权益，但是其他子法律《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以及地方性相关法规之间却有冲突和遗漏，这就给侵犯失地农民权益的活动带来了可趁之机。同时在具体实施上，存在着征地补偿标准偏离市场价、分配不合理、征地程序不规范等问题。
二是，与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不完善。首先按照目前城镇化的速度，绝大多数地方都已经逐渐打破了长期存在的户籍壁垒，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虽然已涵盖大部分农村，其补偿标准也从200元/人・年提高到240元/人・年，然而面对由于集中居住所上涨的生活成本，也是杯水车薪难以测底解决问题。其次，绝大部分失地农民搬迁到新集中居住区后，手中除了捏着前期的征地赔偿款外，便再无其他可持续的稳定收入，再就业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大难题。最后，成为“新市民”的失地农民们，其子女入学也同样需要当地政府在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加大力度。
构建城镇化过程中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的思考
土地征收赔偿标准篇8
【关键词】失地农民国内外权益保障土地权益
我国失地农民权益受损现状
土地征用制度不明确。首先，我国现行法律对公共利益的界定不甚相同，矛盾重重，导致土地征收范围过于宽泛。《宪法》第十条规定：国家的土地征收行为，必须以公共利益的正当性以及征收行为的公共目的性才能成立。而《土地管理法》并不排除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土地进行征收。其有“任何单位和个人为非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时，必须先依法申请将农村集体土地征为国有”的规定。这些立法上的纰漏无形中为某些利益群体创造了可以施展并且逃避法律责任的空间。此外，当前我国还缺乏界定土地征收公共利益纠纷的专门裁判机构。一般是由政府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为非公共利益进行土地征收，同时，法律又赋予政府对土地征收行为是否合乎公共利益的裁判权。政府身兼二职，先行体制又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对失地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
土地补偿机制不合理。土地征收补偿机制关系到失地农民的切身利益，也是土地征收工作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我国现行的土地征收仍依据2004年国土资源部颁布的《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设定的补偿标准，补偿费用明显偏低。近年来经济发展，物价急剧上涨，土地市场价格也是一翻再翻，况且低标准的补偿费用落实到失地农民的手里也是难之又难，致使失地农民权益受损。此外，土地补偿方式的单一化，某种程度上也威胁到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土地产权制度不健全。我国《宪法》和《土地管理法》中都有“农村土地归农村集体所有”的规定。然而农村集体是个抽象意义的概念，是一个没有法律人格意义的集合群体，是一个虚置的权利主体。①欲对其科学界定绝非易事，其外延非常宽泛，大可以指乡和镇，小亦可以指村和村民小组。由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和产权关系不明确，也影响到法律赋予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
土地征收程序不完善。土地征收程序健全与否直接关系到土地征收工作能否顺利进展及土地征收结果的公正性。我国关于土地征收程序的法律制度并不完备，其亦未对土地征收程序、土地征收涉及主体的权利、义务做出明确规定。这些无疑影响到土地征收程序的规范化和公正性，侵犯了失地农民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的知情权与参与权。此外，我国被征地农民的救济机制不健全，失地农民权益受损。
农民社会保障体系欠缺。受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突显出二元性。我国有关城市社会保障的立法已经出台且相对成熟，农村社会保障却尚未进入立法阶段，法律基础欠缺。
目前，有些地方政府通过出台效力较低的规章、条例对失地农民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方面规定，其并不能全面保障失地农民合法权益，我国也尚未设立有关失地农民的法律援助制度，同时农村社会保障的内容涵盖面也远低于城市。
国外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经验
土地征用制度明确。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有相对明确的土地征用制度。美国规定征用土地必须符合公共利益需要，其所有的公共利益评判都由司法机关根据必须的要价调价进行最终判定，进而确定利益的公、私性质，进而建立土地征用的法律依据。②日本《土地征用法》中有“征用土地必须从公共利益出发，公共利益主要包括依据《城市规划法》、《河川法》、《港湾法》进行的公路、防洪设施和港湾建设等”的规定，其公共利益界定较明确、具体，操作性较强。我国台湾地区突破了为公共目的征收土地的局面，其规定征收土地只要能达到公共利益需要即可。
土地补偿机制合理。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大多建立了合理的征地补偿机制。美国宪法明确规定：“非有合理补偿，不得征用私有财产供公共使用。”美国土地征用补偿的计算标准是土地被征用前的市场价格，它既补偿被征土地的现有价值，也补偿土地可预期的未来价值，而且还补偿因征地导致的相邻土地所有者、经营者的损失等，充分考虑并且保障土地所有者的权益。日本通过制定相当补偿的标准进行土地补偿，其土地补偿费用的确定主要考虑征用损失赔偿、通损赔偿、离职者赔偿和事业损失赔偿和少数残存者赔偿等方面。③我国台湾地区关于土地补偿的相关规定主要散见于《土地法》、《平均地权条例》、《国民住宅条例》、《科学工业园区设置管理条例》、《促进产业升级条例》之中。台湾的征地补偿费主要由地价补偿、土地改良物补偿、营业损失补偿和土地改良费用等组成。此外，台湾的地方自治法规对土地补偿也作出了规定。
土地产权制度明晰。西方发达国家在土地征收方面多数具有比较明晰的产权关系，有比较明确的权利主体和客体。作为被征土地一方的农民享有法律赋予的相关权利，同时也承担法律规定的相关义务。在奉行土地私有制的美国，其《联邦土地管理法》严格规定作为征地双方的法定权利和义务，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有效避免了土地征收过程的部分侵权行为。英国实行土地私有制，作为其土地征用依据的《强制收购土地法》明确规定征地双方的权利、义务，并且尽可能使其在法定的框架范围内实施。
土地征收程序完善。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比较完备的土地征用法律制度，如日本《土地征用法》，韩国《土地征用法》、《土地征用法施行令》和《土地征用法施行规则》等。这些土地征用方面的法律对土地征收程序都作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可操作性强。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土地征收程序既包括征地申请、审查、批准、征地公告，还包括被征地人如何参与征地过程中的程序、发生争议时的申诉和仲裁程序以及最后如何进行征地补偿的程序等。④
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发达。在社会保障方面，不少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建立了比较健全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美国设立了专项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同时对失地农民辅以一定的税收优惠，并且注重对失地农民的教育和培训，提高了失地农民再就业能力。日本政府在已建立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基础上，加大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力度，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失地农民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同时也注重对失地农民的教育和培训。韩国已将失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框架内，通过“基础生活保障制度”帮助达不到国家规定的基本生活水平的失地农民，同时对失地农民普及科学知识和实行金融政策方面的优惠，努力构建失地农民的安置基地。我国台湾地区设有专门针对农民的社会保险，其通过分散化转移的方式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促使失地农民向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分散转移。同时还规定失地农民享有农用地转非的公共用地和由土地交易带来的土地增值的收益。⑤
我国失地农民权益保护策略构想
建立合理土地补偿机制。合理的土地补偿机制关系到征地工作的顺利进行。一方面，我们要科学确定土地补偿标准与计算方法，提高土地补偿费用。现今因土地纠纷引发的上访案件约占全国各类案件的41%，征地补偿问题频频成为焦点。虽然我国《土地管理法》已对征地补偿标准作出了相应提高，但仍不能有效应对日新月异的形势。因此，征地补偿的项目都应当与时俱进，适时调整，整体上提高征地补偿水平。⑥另一方面，土地补偿方式也要实现多元化发展。我们可以结合失地农民的不同需求，采取实物补偿或货币补偿方式。
完善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当今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失，大量失地农民正当的社会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鉴于此，我们可以着重从以下方面考虑：首先，基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尚未立法，我们必须尽快将失地农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失地农民在医疗、养老、住房和生活方面的权益；其次，现行《土地管理法》修订过程中应明确规定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从法律上保障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权益；第三，明确政府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中承担的综合责任，主要包括宏观调控责任、一部分财政责任以及监管和实施责任等；⑦最后，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实践中可由政府、征地主体、农村集体和失地农民个人按比例合理分担，共同出资。
综上所述，当前形势下失地农民权益保障有迫切的需要，我国应立足国情，充分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立法经验，不断明确我国的土地征用制度、明晰土地产权制度、完善土地征用程序、建立合理的土地补偿机制、健全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注释】
①陈垚：“失地农民权益保障问题研究”，《湖北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②⑥李韶杰，钟筱红：“失地农民权益保护对策与构想”，《人民论坛》，2011年第9期。
③赖武梨：《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权益保障问题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④徐素芹：“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权益保护问题研究”，《社科纵横》，2010年第8期。
土地征收赔偿标准篇9
一、合理布置新井井位，虽然开发需要地上服从地下，但是濮城油田做到了兼顾地面生产建设的实际情况，最大限度的减少用地
濮城油田是中原油田分公司最大的油田，地理位置特殊，油区内分布着130多个自然村，村庄密集，人口众多，人均耕地逐年减少。油区生产环境复杂，油田生产施工困难多，难度大，特别是占用土地直接影响油田的生产和发展。所以从布置新井井位着眼，濮城油田各部门就多方结合、合理定位，土地管理办公室在这方面做出巨大的努力，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效，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1、井位要选准，在连同的或相近的区域内钻井，能多钻一口井决不少钻一口井，能一批上钻的决不分两批或多批上钻。比如在原采油一矿辖区濮城镇北街村境内1997年上半年相继上钻了（6-123、6-127、7-43）3口开发井。节约两趟搬家运费就达5万余元，管线、阀组、电缆占用土地统一规划，这样做到了合理利用土地，节约了成本，大约减少工农赔偿、协调费用14万元，并且工作一步到位，即提高效率又节约成本。此外，对基层单位的生产管理（如巡回检查等）也提供了便利，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减少了劳动强度。
2、新区块内或新区域内钻井，坚持能占一个乡镇的土地就不占两个乡镇的土地，能占一个村的土地就不占两个村的土地。为的就是减少土地纠纷，保证土地整块耕作，切实保护土地。
3、老区块内钻井，做到尽量占已征老井场的土地。查清征地档案资料，掌握已征井场、生产路的土地面积、界址，在工程、地质方案的可行下，减少新占土地的面积。目前油田钻井使用土地面积一般约10亩，目前每亩土地年产值是1350多元，由此可见节约用地不仅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而且直接关系着生产成本。
二、强化管理，做好土地复垦退耕工作，既珍惜土地资源，又降低油田赔偿费用
濮城油田在30多年的生产建设中，输油、注水管线不断老化、腐蚀，致使注水管线穿孔频繁，甚至突然破裂；另外不法分子在输油管线打孔窃油，也使管线中的油、水泄漏，造成了污染土地的现象发生；加上油田钻井泥浆池、作业施工污染，联合站、计量站多次拉、排油水污染。就此一项造成濮城油田青苗赔偿每年达数百万元。
由于油和污水污染，采取一般复垦措施，难以恢复到原来的耕种条件，有些污染严重的土地，赔偿已超过10年以上，不仅增加了企业生产成本，浪费了土地资源，同时新的污染土地仍在形成。这与国家及新《土地管理法》要求是格格不入的，结合油田当前生产形势，提高经济效益，开展土地复垦工作是油田责无旁贷的义务。
近年来，在地方政府国土部门、油田土地管理办公室、及有关高等院校的支援下，对钻井泥浆池开展了污染土地复垦工作。根据研究，采取综合治理方案：配置土壤改良化学制剂，进行翻耕、平整、晾晒土地，即采取化学制剂与物理机械翻挖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每口井的泥浆池大约占地1亩，采取复耕治理需3500元；加上三年一次退耕赔偿给农民的赔偿款（1350元/年产值×3年=4050元）；每口井泥浆池退耕复垦共计3500元+4050元=7550元。如果不进行退耕复垦，按目前建设用地征地标准计算每亩土地征地费用约15万元。
除新井泥浆池之外的土地污染，以往沿袭的赔偿制度是按临时占地常年赔青苗处理，当地青苗赔偿年亩产值现为1350元/亩，而农民正常耕种情况下，收获的农产品扣除投工、投料的成本低于赔偿所得数额。因此产生了“种地不如赔产”的思想，对土地复垦持消极态度。主要表现一是不愿耕种经治理后的土地，对复耕后的土地不施肥浇水，粗放管理，甚至放养啃青；二是有意将污水排入地里的现象，形成二次污染；三是不法分子窃孔打眼偷油窃气造成污染；四是污染土地长期闲置，农民坐等赔偿。
以上给复垦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濮城油田对上述问题，反复研究，进行群力群策，制定出有关规定，对污染土地采取“挤出有限的成本”对其进行一次性补偿处理，并做到不种不赔，这样迫使农民种地，正面带动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这一做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三、各生产、技术业务部门在生产计划及实际生产中做到纵横密切联系，统筹安排，深挖潜力，减少用地
随着濮城油田生产建设和发展需要，为全面完成油气生产任务，提高油田经济效益，每年油水井作业检修、检泵和各种大小型措施不断实施，地面配套工程、工艺流程及各种管网随其不断建设。在油田生产建设管理中，各部门技术人员及决策者对论证、筛选、优化措施方案上已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大量工作，为油田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在实际生产建设施工中，所涉及的点多面广，一个设计方案牵涉到许多环节。如果不周密计划，统筹安排，不仅造成误工、窝工，而且还会浪费生产成本，浪费土地资源。比如濮7-37井在1998年躺井时，因地质、工程技术人员提前分析筛选，该井已有射孔方案，故结合此次躺井上了射孔措施，即扶躺井又抢上了措施，既减少了工作量，又节约了成本。其实在油田生产施工中此类现象比比皆是，象地面建设就涉及到方方面面，如新井上电缆、管线等，如规划、协调、结合到位，可以节工省料，还可以减少用地，提高综合经济效益。
为此，建议生产管理单位和地质、工程等科研部门及后线生产服务单位要密切结合、纵横联系、上下沟通，提前计划布置，做到科学管理、统筹安排，最终达到“少投入、多产出”，提高油田综合效益。
四、精细日常生产管理，向管理要效益
濮城油田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管理水平不断创新。在日常生产管理中加强重点油井、输油管线的看护，防止不法分子打孔偷油窃气，挽回油田效益流失，减少污染增加的赔偿，降低负面影响，减小额外的劳动强度。其次对重要地段的已老化腐蚀的管线进行有计划的更换，防止腐蚀破裂、穿孔，造成大面积的污染，破坏土地，增加油田赔偿成本。另外随着油田开发时间的增加，投入使用的管线时间较长，易穿孔腐蚀，我们建议加强夜间生产管理，采油井站夜间值班人员应加强，做到加密巡线检查，防止穿孔大面积污染土地造成高额的青苗赔偿。
以上是我们在多年的对外协调、土地管理工作中的一些经验和做法，不到之处和错误的地方请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倪瑛刘怀琴提高油田建设施工用地管理水平《油气田地面工程》2006第5期
土地征收赔偿标准篇10
【关键词】祖坟；损害；权益；救济
在我国广大地区，祖坟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内涵非常丰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首先，祖坟通常是族墓所在地，是宗族成员敬祖收族和慎终追远的重要场所。其次，祖坟的重要性还体现在风水方面，传统观念认为祖坟是整个家族兴衰的重要保证，其关系着后代子孙的命脉。再次，“事死如事生”的儒家孝道文化不允许忘祖。由此可见，祖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物，其浓缩了地权、风水习俗和儒家伦理等众多因素于一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缩影，祖坟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不言而喻。近年来，祖坟损害纠纷的不断增多，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由于我国尚未对祖坟问题作出专门的立法规定，在发生祖坟损害时，经常在祖坟损害、责任承担等方面发生严重分歧。因此，如何能够在尊重一个民族传承千年的习俗的基础上，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寻求解决祖坟损害的合理法律救济途径已迫在眉睫。
一、祖坟损害现状亟需法律救济
由于人们对祖坟具有特殊敏感性，祖坟极易引起争讼，祖坟争讼不同于一般的民事纠纷，其不仅涉及到物权问题，还会涉及到风水信仰和宗族观念问题，这就决定了祖坟争讼问题是个烫手山芋，司法界往往因畏于无法可依而束手无策。同时，在中国城市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的出现祖坟的搬迁、毁坏等损害问题。在我国目前推进的殡葬改革中，由于重管理轻保护，诸多过于“一刀切”的做法也漠视了祖坟上的相关权益。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应该建立在本国的具体国情上，应该建立在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上，唯有深深植根于社会生活之中，尊重乡村社会中自发形成的良好风俗，才能让法制的目的得以实现。我国目前还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公民传统意识浓厚，作为浓缩了物权、风水习俗和儒家伦理等众多因素于一身的祖坟，在人们心目中更是具有崇高的地位，合理地保护祖坟不受损害是中国人一贯的行为习惯，也是礼法的要求。在对祖坟损害问题上，中国人的普遍观念认为，毁坏祖坟是“不义之举”，必须严惩。那么反过来，合理地保护祖坟不受损害，即是公平正义原则的体现。而公平正义，是千百年来人类不懈追求的一种美好社会理想和愿望，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向往和追求，它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历史任务。
二、祖坟损害的法律救济
在民法学上，不动产是指不能移动或者若移动则损害其价值或用途的物。祖坟是埋葬祖先的坟墓，笔者认为，根据祖坟的自然属性和其自身存在价值，其应归类为不动产，当然在《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的调整范围之内，因此，当祖坟受到损害时，可以适用其中的相关责任条款来救济。以下从祖坟的物质损害赔偿、祖坟的精神损害赔偿以及祖坟的征收征用补偿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祖坟的物质损害赔偿
当祖坟遭到损害时，死者近亲属可以依据《物权法》第三十六条：“造成不动产或者动产毁损的，权利人可以请求修理、重作、更换或者恢复原状。”和第三十七条：“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的规定，责令侵害人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死者近亲属因修复被毁坏坟墓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同时也可以依《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和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损坏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的规定，责令侵害人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死者近亲属因修复被毁坏坟墓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值得注意的是，《物权法》第八十五条规定：“法律、法规对处理相邻关系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可以按照当地习惯。”这是首次把习惯纳入处理相邻关系标准的尝试，更符合实际生活规律，在处理祖坟的相邻关系时更容易得到适用。
（二）祖坟的精神损害赔偿
《物权法》第三十七条：“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的规定，这里的赔偿除了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外，还应当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同时，《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笔者认为，当祖坟遭到损害时，权利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还可以进一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因下列侵权行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1）以侮辱、诽谤、贬损、丑化或者违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2）非法披露、利用死者隐私，或者以违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遗体、遗骨。”第四条规定，“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物品所有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上述法条实质是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并且维护其近亲属保护死者人格利益的需要，笔者祖坟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物，上述法条为祖坟的精神损害赔偿提供了确凿的法律救济依据。
（三）祖坟的征用征收补偿
关于如何对被征收征用祖坟上的合法权益进行救济，《物权法》中有明确的规定。该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因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收、征用致使用益物权消灭或者影响用益物权行使的，用益物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笔者进一步分析如下：
1.祖坟的征用补偿。《物权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因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用单位、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用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使用后，应当返还被征用人。单位、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用或者征用后毁损、灭失的，应当给予补偿。”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只有在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的情况下，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才可以依法征用祖坟，被征用后，应当返还给被征用人，如有毁损、灭失的，应当给予补偿。
2.祖坟的征收补偿。《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贪污、挪用、私分、截留、拖欠征收补偿费等费用。”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祖坟的征收补偿方面，大多人简单地认为是对祖坟所在的集体土地的征收，自然应按照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补偿。此种观点太过于机械，将祖坟简单等同于坟地，其法律适用效果自然大打折扣。笔者认为，必要时祖坟还可认为由坟地和坟产两个部分组成，坟地作为土地资源的一种，国家针对土地的法规同样适用于坟地；坟产是祖坟中除去坟地的部分，它包括坟山、坟地上的“风水树”、坟茔、墓碑等附属物，同时祖坟风水作为一种特殊的隐性财产也应当归于坟产的范畴。
三、结语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祖坟作为联结死人与活人关系的特殊物，历来受到世人的极大重视，保护祖坟不受侵害是维护中国传统习惯、维护中国人普遍认同的公平正义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的需要。由于我国尚未对祖坟问题作出专门的立法规定，一系列社会和法律问题也随之而来，祖坟损害案件不断涌现，如果没有合理的法律救济，势必会影响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当然，笔者只是从现行法律框架中，分析了祖坟侵害的法律救济途径，祖坟的合理保护还有赖于相关法律的不断探索和完善，今后与之配套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仍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杨立新.侵权责任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
[2]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下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王治国.殡葬文化学[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