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征用法篇1
（北安市国土资源局，黑龙江北安164000）
【摘 要】随着我国农村土地征用活动的不断开展，农村土地征用活动对我国农村土地征用法制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在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背景下，应着重从制定专门的《土地征用法》、规范政府农地征用权、培育农地使用权流转市场、完善农地补偿制度、健全农地征用程序、构建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来健全农地征用法制。
关键词农村；土地；征用；制度缺陷；法制路径
农地征用制度是调整国家建设单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人之间的土地收益和收益分配关系的法律制度，它是我国农地制度的核心内容。目前，我国城市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正处于加速发展阶段，土地征用活动也越来越频繁。现行农地征用制度与城乡统筹发展的矛盾日益加剧，农地征用制度困境表现为城市土地国有制与农地集体所有制的矛盾和农地集体所有制与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的矛盾探析了我国农地征用制度存在的缺陷，认为，我国农地征用制度存在诸如立法上的矛盾，土地征收程序中对被征收者的保护不足，缺少对征用征收主体——行政机关的监督机制以及政府实施的土地市场垄断政策导致的土地征用非均衡等缺陷。
1 土地征用制度不同于土地征收制度的法制要义
征收与征用原本是行政法学的概念，学界和实际部门很长时间未能明确地加以区分。长期以来，我国立法有意或无意地混淆了土地征收和土地征用。我国的立法基本上只涉及到了土地征用而未涉及土地征收。土地征用和土地征收是近现代世界各国土地法律法规当中两个重要的概念。土地征收主要针对的是土地所有权，而且土地所有权因征收而消失。而土地征用的标的物应是土地的使用权，而不是针对土地的所有权。2 现行农地征用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没有统一的土地征用法，也没有统一的土地征用程序法。虽然我国《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对土地征用做了规定，但同土地征用实践需要相比，其制度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有:
2.1 征用土地的产权缺乏明晰的法律规定
农地制度是农村经济制度的基础和核心，而农地的产权制度又是农地制度的核心。显然建国以来，我国土地制度不断改革，但集体土地的产权至今十分模糊。笔者认为，农地所有权是一种特殊的财产所有权，应该具有财产所有权的基本特征。
2.2 征用土地的范围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而《土地管理法》中又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何谓“国家建设用地”和“公共利益”，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从而导致地方政府往往滥用公共权力，以公共利益和国家建设的名义大量征用土地。但是，应实事求是地承认，公共利益的模糊性导致了部分土地资源的浪费和闲置，这也印证了土地征用制度存在缺陷。
2.3 征用土地的主体缺乏有效的法律制约
2002年中央提出了城乡统筹发展和取消农业税的重大战略决策后，政府获取“农业剩余”的传统手段不复存在，而政府“城市倾向”的发展战略并没有改变，攫取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取代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成为国家获取“农业剩余”的重要途径。因此，进一步规范政府的征地行为，保护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农民地权，已成当务之急。
2.4 被征用土地的农民缺乏足够的法律保障
失地农民是伴随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而出现的特殊群体，处于城市和乡村的边界，有的成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生存状况不容乐观。失地农民文化程度不高，就业培训成本较高，在向非农产业转移过程中，明显处于劣势地位，同时，养老、医疗保障等社会保障也已成为突出问题。
3 健全农地征用法治的路径探析
3.1 制定专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征用法》
世界上很多国家或地区都有专门的土地征用法律法规，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土地征用法律法规。《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涉及征地的内容不多，仅有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可操作的具体标准，法律规范的缺位使土地征用行为无法可依。
3.2 规范政府农地征用权
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很多国家的立法大多有规范征地的规定。实践证明，对公共利益范围的界定就是对政府土地征用权的规范和约束。我国的土地征用制度，应当对土地征用的范围界定采取列举式和概括式规定加以约束。
3.3 完善农地补偿制度
补偿原则是各国土地管理法律的一项重要原则，但各国对补偿原则的掌握不同。有的采用完全补偿原则，有的采用不完全补偿原则，有的采用相当补偿原则。目前，我国采用以土地年产值倍数作为补偿标准的不完全补偿原则，这一补偿原则未将农民的生存权损失纳入补偿范围并且基本未考虑土地发展权价格，具有生活补贴性质。现行《土地管理法》尽管提高了根据土地产值补偿的倍数，但还远未消除低成本征地的不合理状况。
3.4 健全农地征用程序
土地征用程序是国家征地机关在行使土地征用权的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步骤、顺序以及时限的总和，其完善程度直接影响农地征用的实效。结合我国农地制度的实际和农民合法权益保护的需要，农地征用程序可包括申请征地、预公告、协商补偿安置、报批、公益目的审查、批准、公告、实施补偿安置、供地、供地后的监督和征地纠纷的司法仲裁程序，尤其要强化预公告、听证和救济三个程序。
3.5 构建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
农村土地征用法篇2
摘要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的规模不断扩大，同时农村征地补偿费用分配相关问题也随之发生，如何优化农村征地补偿费用分配管理，已经成为相关管理部门的重要工作任务。本文首先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村征地补偿分配问题及其产生原因，进而提出了完善农村征地补偿分配管理的有效措施，可以为农村土地补偿分配管理提供合理的参考。
关键词农村土地征用补偿分配管理
农村土地补偿费的分配直接关系到农民的直接利益，如果处理不当，不仅会导致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坏，甚至有可能导致影响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问题发生。因此，总结我国农村征地补偿费用分配改革过程中的各项问题，并根据国家相关法律以及政策要求，优化农村土地补偿费用分配制度，实现农村土地补偿费用改革，已近成为相关管理部门的重要工作任务，这对于构建和谐稳定的新农村建设环境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农村土地征用补偿分配纠纷问题
（1）地方政府与农村集体组织的纠纷。通常情况下，农村征地补偿费用的分配方式以及分配比例是由上级主管政府制定，因此征地补偿费用经常出现截留的现象，导致征地补偿费用难以全部落入农民群众手中，导致政府与农村集体组织之间出现分配纠纷。
（2）农村集体组织与农民的分配纠纷。村委会或者村民小组在决定土地征用分配对象时，如果随意性较强，就会导致村民与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之间因为土地征用补偿问题出现纠纷，不利于土地征用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农村土地征用补偿分配纠纷原因分析
（1）土地征用补偿分配缺乏相应的法律支持。由于针对农村土地征用补偿分配问题，我国目前还没有出台相应的法律文件，也未能制定的一系列管理文件，在土地征用补偿分配上既不够细致也缺乏针对性，因而导致土地征用补偿工作也缺乏法律的约束与规范，当农村征地补偿的纠纷发生时，难以依照法律规定进行裁定。
（2）补偿标准过低。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中的相关规定，农村征地补偿一般是按照三年之内的量产平均值、劳动力等综合考虑确定的，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区域产业结构不同的影响，仅仅依靠这一依据制定农村征地补偿标准，势必导致以土地作为主业的农业家庭补偿金额难以满足生活所需。
（3）农村征地补偿收益主体不明确。由于国家相关的法律以及政策体系中，对于农村征地补偿分配的主体规定并不明确，而且在费用发放上大多采取中央财政拨款、各级政府主管发放的模式，这就导致了农村征地补偿费用截留克扣的现象时有发生，对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侵害。
（4）农村征地补偿分配程序不完善。虽然国家对于农村征地补偿费用的分配有着严格的要求，要求征地以及补偿流程均需要经过听证以及公示，但是在各级政府的具体实施上，忽视了对于这一程序的重视，部分地区在土地补偿费用的分配管理上，甚至没有经过必要的核实与公示，因而导致农村征地补偿费用的分配不公平，农民在征地补偿活动中的权益遭受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
三、农村征地补偿费用分配制度完善措施研究
（1）为农村征地补偿费用分配制度提供法律依据。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业也是我国重要的基础产业，因此必须完善农村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缺乏法律依据，势必导致土地征用补偿分配纠纷问题在解决处理上处于尴尬境地，因此国家相关管理部门应该针对农村土地征用补偿分配问题，完善相关法律政策体系的建设，为土地征用管理、土地补偿发放以及土地补偿分配提供法律支持，减少土地征用补偿分配纠纷问题的发生。
（2）完善农村征地补偿标准的界定。农民作为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弱势群体，也是国家需要投入资金支持保护的对象。因此，国家应该规范农村征地补偿标准的界定，并尽可能的满足农民群众的利益，通过设定农村征地最低补偿标准以及设立专项资金确保补偿费用的发放，确保农村征地补偿管理的规范合理。
（3）规范农村征地补偿费用分配程序。对于农村征地补偿费用分配管理，首要原则是实现分配补偿机制的公开透明，应该及时的将农村征地补偿分配中的各个细节进行听证与公示，通过提供报表的或者是可查阅文件的方式，对农村征地补偿费用分配进行约束管理。其次，应该采取措施将农村被征地者吸引到农村征地费用补偿分配管理之中，通过他们的参与来实现补偿安置费用的使用、分配以及管理的规范化，在分配管理上充分发表自己意见，并及时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避免土地征用补偿分配管理纠纷的发生。
（4）优化农村征地补偿费用分配方案的制定程序。首先，农村征地费用补偿分配方案的制定主体应该是农村基层组织，通过召开农村基层村民大会初步制定分配方案，并经由村委会进行监督与审查。其次，对于分配方案制定后，应该由村委会进行指导监督，并调查核实后方可实施，对于存在纠纷的，则应该由村委进行调节。第三，在土地补偿款分配方案制定后，应该及时的公示并听取村民的意见，给予村民相应的知情权以及话语权，避免分配方案纠纷的发生。第四，在农村征地费用补偿方案制定以后，应该由上级主管部门组织进行宣讲，特别是涉及到法律原则的问题，避免分配方案在实施过程中出现违反法律的现象。
四、结语
近年来随着农村土地征用规模的不断扩大，由此导致的农村土地征用补偿费用分配问题也不断增加，对于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造成了较多不利的影响。因此，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应该充分认识到完善农村征地补偿费用分配制度的意义，并通过优化土地征用分配方案制定流程，强化过程实施监管等一系列措施，实现农村土地征用补偿费用分配管理的法制化、规范化与标准化。
参考文献：
农村土地征用法篇3
关键词：农村土地制度土地产权农村土地流转征地制度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的重要问题，而与三农问题密切相关的则是土地问题。因为土地是农业的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是农业的基础。土地制度的改革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围绕着土地问题不断地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其中有过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最大的成就莫过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地推进，承包责任制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也日益暴露出来。本文通过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演化，就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出现的问题提出分析，并给出自己的几点思考。
一.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土地制度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一）阶段。这一阶段通过没收，征收地主、富农的土地，无偿分配给少地的农民，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个人土地所有制。（二）农业合作化运动阶段。这一阶段通过建立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逐步把农民个人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所有制。（三）化运动阶段。这一阶段把土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所有制变更为所有制，后来又变更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这一制度欠缺多样性与灵活性，无法满足农村经济的发展要求，无法调动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阶段。这一阶段通过《宪法》（1982）、《土地管理法》（1986），进一步明确了农村土地的农民集体所有制，将集体所有、统一经营使用的土地制度变更为集体所有，农民家庭承包的土地制度。该阶段又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是土地使用权与承包经营权相分离阶段，第二是在此基础上的承包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阶段。
二.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土地产权存在法律规定上的缺陷。
1.集体土地产权主体不明晰。我国《宪法》第10条第2款规定：农村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这一条款尽管规定确认了农村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但是，“集体”究竟是指哪一级，法律又没有给出明确的规定。直到我国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在总结以上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进一步做了详细明确的规定。《物权法》第59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第60条规定：对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山、滩涂等，依照下列规定行使所有权：①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②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③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但是，应该看到这些修改依然没有使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明晰。因为法律规定的“集体”包括村农民集体，村民小组集体和乡镇集体这“三级”。而农地所有权到底属于这三级中的哪一级所有，目前相关的法律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农民集体”这一词既不是传统民法主体概念，也不能够在当前的民法主体制度中找到对照参考，更不是以一种现实的实体状态存在。所以，在对土地行使其权利过程中，无法对其合法权利进行独立的意思形成和意思表达。再加上，目前许多农村地区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不是集体，就是名存实亡，集体土地所有权实际上被村委会所垄断，导致许多村干部借土地集体所有的名义，，谋取非法利益，造成各地农民不断上访，暴力反抗等现象，严重危害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2.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残缺。土地所有权的内容应该包含，占有权能，使用权能，收益权能，处分权能这完整的四项。但是现阶段我国立法上对集体土地所有权过于严格地限制导致其权能残缺。比如，《土地管理法》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一般只能用于农业生产、农民宅基地以及兴办乡镇企业等与集体密切相关的建设，而不得用于能够生产巨大经济利益的房地产开发项等项目。又比如在处分权方面，我国法律规定禁止土地买卖和严格限制农村土地用途转变。所以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处分权就只能表现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等土地权利的流转。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残缺。
（二）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由于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明晰，权能残缺，权属混乱，再加上农村土地产权的用途管制，使其流转受到很大程度上的限制。首先，虽然现行的《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但是，却没有规定流转主体，流转程序，定价方式等等具体内容。并且在《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因此，必须经过国家征用才可以将农地转为非农用地。接着，虽然《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地的转让权仅以“农业用途”为限。该法十七条规定：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第八条规定：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最后，用于农业用途的农地流转权还是受到了严格地限制。《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层层落实责任，坚决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也就是说，只有在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农地才可以允许转让。产权流转是市场交易的基础，也是资源有效配置的保障。因此，土地无法充分流转，市场机制就无法充分发挥作用，资源也就无法应用到最优的配置上。
（三）征地制度不合理。
1.征地目的不明晰。根据我国《宪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规定，我国土地征收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依法给与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土地的地上物补偿权后，强制将农村集体所有土地转变为国家所有。但是，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我国《土地管理法》将“公共利益的需要”从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等扩大到了包括非公共利益建设在内的所有用地项目，其后果就是某些地方政府可以打着发展经济的名义，征收农村土地变为国有土地，然后再以招标、拍卖或挂牌的方式转让给个人单位，进而侵犯了农民的合法利益。2.租地补偿制度不合理。首先，补偿费的计算不合理。当前的土地补偿费是以农产值计算的，标准偏低，抚慰色彩浓厚，没有充分显现出土地的市场价值，难以保证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水平。其次，征地安置保障乏力。由于当前还没有相关统一的法规来解决安置问题，而是采取一次性的货币安置，自谋职业的做法。因此，被征地的农民因为自身的局限性在失去了土地后，也就失去了农民的身份和土地的福利，并没有相应的获得与市民等同的社会保障待遇下，成了三无游民。最后，征地补偿安置费分配和管理不到位、拖欠、挪用、截留等现象严重。由于相关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征地补偿安置费的分配处置混乱，加之账务的不公平，决策的不民主，和监管的缺失，导致了某些村干部挪用、贪污征地款补偿安置费。
3.征地程序不规范。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征收中对被征收人知情权，参与权保护不足，征地双方信息不对称。现行的征地程序往往是在农民不知情的状况下进行的。土地是否被征收以及征收的补偿标准和安置方法是由政府说了算，农民只能被动接受。同时，目前也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分配和监管征地的后期程序，如征地后土地闲置处理程序，往往造成土地征而未用，多征少用等现象。
三.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建议
（一）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1.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明晰土地所有权主体。究竟谁应该是集体土地的产权主体，一些人认为应该是地区性的村合作经济组织；一些人认为应该是村民自治组织，即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还有些同志认为应该是由村民选举的董事会代表村民拥有和管理土地。对于乡镇企业和事业单位占用的集体所有的土地，其所有者是该企业或事业组织，还是乡镇政府部门，也不是很清楚。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将当前不明晰的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产权主体进一步界定为农民，以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收益，让农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权益得到完满的体现，在土地非农使用后收益得到真正地分享。事实上，《确定土地使用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1995）中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主要是指：时分给农民并颁布了土地所有证的土地，应该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涉及的土地制度改革内容也进一步明确强调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民宅基地的物权性，这意味着农民不仅享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还享有集体土地的所有权。2.健全土地权能。扩大农民对农村集体土地的使用权，逐步放宽当前的有限的处分权，并在立法上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和继承权，让农民真真正正享有充分地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这四项权益，尤其是要把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权利赋予农民，包括土地出租、入股、抵押、转让等等权利。这样不但有利于创造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条件，加速产业转移，而且还能为农民提供多项选择，增加收入。
（二）健全土地流转机制。在广大农村地区，许多青年人都到城市里打工，村子里就剩下一些中老年人从事农业。其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土地抛荒严重。同时还存在私底下自发地出租承包地。由此可见，农村土地流转是大有潜力的。因此要在遵循“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下，健全土地流转机制。1.大力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积极发展第二第三产业，拓展就业空间，大量吸收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缓解因为人口增长而产生的对承包权的要求。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规模经营，可以采取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形式组织来进行规模化经营，为土地流转创造条件。同时，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淡化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积极为土地的流转创造条件。2积极构建土地流转交易中介组织，来具体负责土地流转的管理和服务，为土地使用权流转搭建平台。3.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农地使用权证券化，加速土地流转和集中的进程。允许土地使用权证持有者将土地委托、租凭给农户经营，还能进行转让、租凭、抵押、入股及贷款。以实现土地的再次流转，为土地使用权流转提供创新的形式。4.坚持市场化土地流转机制，积极探索土地使用权流转的自主选择机制，价格形成机制，公平竞争机制，利益调节机制，纠纷处理机制等，努力培养农村土地流转市场。5.努力完善地籍管理，建立土地管理档案，严格规范土地使用权的流转。
（三）.完善征地制度。1.严格界定公共利益，切实缩小征地范围。目前，《物权法》第42条第1款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和其他不动产。但对于公共利益的具体内容没有进一步地规定。笔者认为可以这样界定公共利益：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进行下列建设，需要使用集体土地的，依法征收为国有。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国家实施城市规划进行建设。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用地范围外进行基础建设、公共管理和服务设施、军事设施等公共性项目建设；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明确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外，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进行非公益性项目建设需要征收土地的，依法定的程序由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2.努力提高公共利益征地补偿标准，以保障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的稳定。首先，应该取消按照同地同价、公平合理、及时足额的原则给以补偿。其次，根据土地的的优越条件，土地的市场供求关系，土地的产值，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确定征地补偿费，以代替按照被征土地的原用途给以补偿。征收的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被征地的农民所有，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贵归其所有者所有。最后，要加强对征收费收支分配情况的监督。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将征地补偿费的情况，向本集体的成员公布，接受本集体成员的监督。3.建设征地补偿安置协商机制。推进公众参与和公开化。比如，征地前要拟定征收方案并以通知或公告的形式告知被征地的农民，必要时还要组织相关各方对征地的相关事宜举行听证。在征地中努力通过协商程序就征地的补偿安置方案与农民集体或农户举行协商，并签订相关补偿安置协议。在征地后要要将土地补偿费分配落实到位，禁止侵占、挪用被征地农民的相关费用，各项明细收支都要向本集体成员公布，并接受集体成员监督。
参考文献：
【1】金丽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历史与现状、问题与出路》[J].经济体制改革，2001年第2期，65—68.
【2】徐瑞娥.《完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观点综述》[J].经济研究参考，2007年第54期，41—45.
【3】石霞，张燕喜.《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思路的评析与思考》[J].中国中央党校学报，Vol.7，no.1.Feb，2003.
【4】赵贞，赵玉姝.《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思考（Ⅱ）》[J].贵州农业科学，2010，38（3），197—198.
【5】唐礼彬.《统筹城乡发展土地制度改革的思考》[J].特区经济，2008年4月，131—132.
【6】梅祖寿.《城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J].社会主义研究，no.62008，Serialno.182.
【7】王景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30年：回眸与瞻望》[J].现代经济探讨，2008，年第6期，5—11.
【8】沈恒林，季元元.《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J].东北大学学报，Vol.10，no.3，may2008.
【9】杨洁，田甜.《城乡统筹发展视角下的土地制度改革路径》[J].改革与战略，2012年第三期，89—91.
【10】郭春丽，安淑新.《土地制度改革思路与对策》[J].宏观经济管理，2012年第6期，43—44.
【11】张琦.《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模式探索》[J].当代经济科学，Sep，2006.Vol.28，no.3.
【12】阮建青.《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困境、实践与政治改革--------“土地制度与发展”国际研讨会综述》[J].中国农村经济，2011.7，92—96.
【13】朱米均.《试论我国征地制度市场改革的探索》[J].农业经济导刊，2007，4.
【14】陈志刚.《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土地问题：特征诱因与解决路径》[J].经济体制改革，2010，15.
农村土地征用法篇4
关键词：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苏州高新区
土地作为农民财产的一部分，其所得到的财产性收入是指土地被国家征用后或土地经营使用权经流转后而得到的相应补偿和收益。土地被国家征用后，按规定能得到相应的补偿。在国家如此重视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现状之下，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状况如何，怎样有针对性的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思考并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K州高新区FQ街道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实际情况
苏州高新区FQ街道是在苏州城的西部，我们选取了FQ街道的失地农民，共发放问卷260份，回收有效问卷260份，涉及到关于土地征用、土地流转相关问题41题。同时对部分村民进行面对面的访谈，通过整理问卷及访谈结果，我们将调研情况整理如下：
1.关于土地征用
苏州高新区FQ街道康佳社区居民从前大多以种地为主要收入来源，2002年的时候，部分土地被征用，征用的土地被用做公益事业、基础设置、有盈利的公司和企业，在被征收土地用于什么项目的问题调查中，15%选择用于公益事业，23%人选择基础设施建设，62%人选择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在征地的过程中，村民表示政府有将包括征地范围、征地标准等相关信息的文件张贴公布，但他们虽知道政府张贴了这些信息，并没有过多注意。政府征地后，进行了多种方式的安置补偿，我们的问卷调查显示，得到货币安置有46人，得到就业安置有24人，得到农业安置的有20人，得到入股安置的有70人，得到社保安置的有40人，其他安置的为60人。村民对于安置补偿结果并不太满意，对现行国家土地补偿是否满意问题上，30人表示非常满意，30人比较满意，而20人不太满意，在被采访的两位阿姨中，一位称政府赔偿的安置房，11万左右，买两套房不够，装修费难以凑齐；另一位称征地后政府补偿了16万多一点，买房用了十多万，剩下的钱不够装修。因此村民大多并不愿意被征地，260人中，仅1%人认为土地征用后收入增加的机会会更多，愿意被征地；69%人认为补偿过低，不愿被征用；剩下30%人则表示很不满意；对于是否有侵占、挪用土地征地补偿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情况，34%人表示有，42%人表示没有，还有24%人则表示不清楚。
2.关于土地流转
高新区FQ街道居民土地大多有使用权流转的情况，主要以土地转让和土地出租两种形式为主。当时村集体受政府要求，决定实行土地流转，村民被动参与土地流转。村委会对于农民土地流转行为进行登记，所在村也设置专门的土地流转服务机构，大多数居民表示实行土地流转之后，自己的收入稍有增多。对于土地流转补偿费问题，多数人说能够及时发放，但对土地征用后生活满意度问题上，57人表示满意，127人表示不满意，76人则表示说不清。在对有土地出租的村民调查中，统计出租原因，70%居民反映处于农业种植收益低因素考虑。58%家庭参加入股，选择的入股方式多以资金入股为主，少数有资产入股，大多人表示对去年股份分红基本满意。在去年股份分红所占家庭一年收入比例的问题调查中，77%的居民表示所占比例很小，46%居民认为如果没有股份分红或者股份分红金额很小，对他们的家庭影响也不大，但多点经济收入会更好。
二、苏州高新区土地财产性收入存在的问题
1.村民理论知识的缺乏
我们在访谈的过程中发现，村民对土地财产性收入知道的不多，有的甚至完全不了解，调研小组成员给他们解释了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基本概念后，他们才有所知晓。对土地财产性收入知识的缺乏使得村民自身在维护其土地财产性收益的权益上就处于劣势地位，这容易造成失地农民合法权益得不到相应的保护，从而影响农村经济建设，影响农业问题。
2.村组织透明度的缺失
FQ街道康佳社区居民是在2002年被征收的土地，从他们的反映中，我们得知当时虽有对土地征收范围、征收补偿标准的公告，但仍然存在有不透明的现象。部分村民反映他们所在村开会较少，村干部的处事方法也不如现在民主，在补偿过程中，存在补偿不公正的现象，他们将此解释为人情世故不可避免，但多数人表示，近几年这种现象有所好转。
3.征地补偿金额数少
法律虽然规定了维护公共利益需求的情况下可在补偿的前提下征收或征购土地。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政府将土地供应市场实际占有，农民只有少部分补偿金，而大部分的收益却被政府所掌控。事实上，被征地农民失去土地后所获得的补偿金，完全没法与实际拥有土地的收益相媲美，农民的实际收益是有所降低的。FQ街道康佳社区居民中，六成以上居民表示征地补偿金过少，征地过程中的搬迁买房等还需自己贴钱。
4.农民缺少利益表达权
随着农村土地征用范围和数量不断扩大，征地制度也在不断完善。但农民在土地价格中没有主宰权，他们在征地过程中的弱者地位并没有发生逆转，只是垄断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尽管知道土地征用过程中存在不合理现象，但FQ街道康佳社区的很多居民都是敢怒不敢言，同时也缺少组织机构去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农民没有办法保护好土地财产，更谈不上有效利用土地，并从土地上收益。
三、制约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成因分析
1.土地集体所有制虚拟化
农村土地所有权虚拟化，谁拥有权力谁就真正拥有土地所有权，这成为了农民无法完整得到土地所有权的重要原因。在现实中，村民委员会往往充当集体土地的所有者代表，村民集体所有变成了村长和村委会少数人所有。这一问题在苏州高新区FQ镇2002年之前的土地征收过程中明显存在。同时，土地产权的各项权能的边界不清晰。包产到户后，土地的所有权和其他权能发生某种意义上的分离，即所有权属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权能归农户，但对这些权能的边界没有明确规定，对各自的权利、责任、义务和利益等都没有具体规定，从而导致各主体对自己责任权利边界的模糊，引发了一系列土地利用上的问题。
我国农村集体资产数量庞大，但目前集体资产运用效率不高，未能为拓展农民财产性收入发挥应有作用。除部分地区通过股份化等模式建立了有效的管理机制之外，大部分地区的经营管理权都是由集体经济组织行使。而对于代表集体组织的管理者来说，由于没有对土地的所有权，因而对土地的收益往往不负责任，从而缺乏经营的积极性，个别经营管理者甚至与外部主体合谋，在集体土地征用、集体资产运营等过程中以损害农民利益为代价谋取私利。而对大量的个体农户来说，不能对集体资产的经营管理者进行有效监督以保证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凡此种种，必然导致农村集体资产管理长期低效运行，大量的农民集体财产不能为农民获取应有的财产性收入。
2.农民土地承包权的不稳定性
土地承包权是农民获取财产性收入的重要资源，但问题是，由于现阶段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而代表其产权的合法主体是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和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使得农民权益经常受到少数“人”的不法侵犯，或是受到来自公权的不当侵占，使得农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一是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存在偏颇，急功近利，追求局部的、地方的、短期的效益和经济的增长，以经营城市为名，剥夺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不少地方政府以低价征用农民土地搞开发区、工业园区，以非常优惠的条件甚至零地价把土地送给投资者，争相以最低廉的条件获得招商引资的成功；二是一些地方干部法制知识有待提升。粗暴执法，需要增强法律知识，加强依法行政；三是干部政绩考核制度存在问题。以GDp作为考核干部主要标准的制度，导致了一部分人追求短时效益，造成了土地资源的破坏，损失了长久的利益；四是现行《土地管理法》对于征用土地没有把公益性和经营性用地分开，规定所有建设用地均由政府征用，使地方政府征地的权力过大过宽，缺乏限制。
3.农村居民对其所拥有的宅基地不拥有完全的产权功能
农村宅基地是指在村庄范围内，农村村民住房、辅助用房（主要指杂物间、厕所、畜舍等）、院落以及村民日常生活、风俗习惯活动等涉及的用地。我国现行的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集体所有，村民使用”。《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这里的“拥有”，并不意味着农民个人对宅基地具有明确的财产归属权，因为《土地管理法》也规定：“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既然是集体所有，就排除了个人所有，可见，所谓的农民“拥有”宅基地的权利，不是真正法律意义上的财产归属，只是一种“不脱离农民集体”的有条件的使用权，决不具有法律意义的个人财产权。农民住房产权不完整的限制，既不能买卖，也难以从银行获得抵押贷款，偏远农村流动人口少又限制了租金收入。就这样，农民的房屋几乎成了“死产”，既浪费了资源，也切断了农民财产性增收的重要渠道。尤其是苏北地区农民受到区位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土地和房屋带来的财产性收入更加有限。
四、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对策建议
1.明晰农村土地产权并赋予产权主体相应的权能
从农村土地使用权上来分析，要实现农地的顺利流转和实现农民的利益，必须实现农村土地产权的法律化，最重要的是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决策权界定给农民，强化农地承包权。总体思路是建立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农地产权制度，进一步落实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一是建立健全推进机制。要形成各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动机制。以农业主管部门为总体领导，负责产权改革的总体协调，县乡分级配合，各地紧密联系，形成工作整体部署。明确具体的工作机构专门负责此项工作，并落实到人。各部门管理好自己负责的工作内容。同时加强外界监督工作，使工作透明公开。二是制定完善政策措施。结合现有的土地政策及地方实际，出台相关政策配套措施，指导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实测及确权、登记、颁证和建立耕地保护基金制度工作，具体可出台相关确权办法和文件。
2.合理加快农村土地流转进程
土地流转要以市场为基础，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及有偿自愿、效率优先的原则，完善流转机制，实现农村土地的有偿流转。一是要构建农村土地流转市场。通过市场调节机制，鼓励对农村土地进行有偿流转，建立合理高效的土地流转市场，使农村土地流转打破地域限制，向高效益规模化经营转变，建立城乡一元化土地流转市场。二是要完善土地流转中介组织建设。土地流转中介是土地流转市场的媒介和桥梁，建立包括咨询、地价评估、仲裁等机构及相关制度，发展中介服务组织，为供需双方提供流转的平台，提供信息、咨询、预测和管理等服务，提供规范的交易程序，约束交易主体行为，明确流转违法成本，及相关法津责任，降低农村土地流转的成本与风险，保护农村土地流转主体的双方利益，为农村土地流D提供通畅的组织渠道。三是要建立动态的土地流转价格机制。农村土地流转，要充分考虑土地价格的构成因素及土地随时间推移的升值潜力，要对农村土地的自然属性和经济属性进行综合评价、分等定级。构建农村土地估价指标体系，实施农村土地流转后的动态监测，积极探索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户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政策与办法，建立公平、合理的土地流转利益补偿机制。
3.大力发展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
我国农村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应把土地产权分解为包括土地股权、经营权和使用权在内的三种，让农民拥有真正的权利，成为真正的股东，有比较完整的产权；集体经济组织则掌握土地经营权；土地租佃者享有土地使用权。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实现同股同权、同股同利、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同时，基层干部应转变怕失权、失利等思想，严格按股份合作制的程序参与管理，预防出现“内部人”控制的局面。另外股东要加强对董事会的民主管理和监督。只有这样才能增加农民收入，维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进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集约化和规模经营。
4.加强法律制度建设
到目前为止，中国土地征收补偿规定分散在单行的各个法律中，还没有建立较为系统的土地征收补偿法，导致土地征收补偿程序混乱和征地补偿救济手段不完善等问题。我国应加强土地征收法制建设，以完善的法律法规规范土地征收的行为。一是可以参照国外有关土地征收补偿的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宪法》、《土地管理法》等有关规定，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国际通用的惯例，明确规定征收补偿条款，为土地征收补偿确立法律依据。二是完善土地征收补偿配套的法律法规，加强土地征收政策咨询和法律援助机制，严格规范土地征收纠纷的处理程序。在强化对土地利用规划管制的基础上，从法律与法制的角度严格区分公益性、经营性建设用地，着力解决征地范围过宽、规模过大的问题。基于此，建议应按照逐步统一城乡建设用地政策的总体思路，参照城镇国有土地划拨用地目录来逐步确定土地征用使用权限的公共公益性用地范围。
参考文献：
[1]何茂文.农村土地管理与经营[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
[2]张慧芳.土地征用问题研究：基于效率与公平框架下的解释与制度设计[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3]蒋月等.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4]丁关良.土地承包经营权基本问题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5]陈志福.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
[6]汪振江.农村土地产权与征收补偿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农村土地征用法篇5
关键词：土地流转
1明确产权主体积极稳妥推进农村土地流转
我国现行集体土地所有权“一权三体”形式及上下级隶属关系，导致各腐朽思想都有所有权和支配权，产权主体不明确。集体土地使用权个体分散性不能充分调动个体的积极性。要确立乡镇在宏观层面上的集体土地所有权调控地位，村社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地位，形成乡镇村社权属明晰，主体明确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结构体系。在试点基础上，逐步扩大农民土地使用权的范围，赋予农户对土地使用、收益和处分权等部分权利，保证农村土地使用权的长期化市场化，体现出市场对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
2建立完善农村土地流转相关机制，保障农村土地流转有序进行
2.1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法律体系，为农村土地流转提供法律保障。按照规范政策，积极引导，因地制宜，切实可行的原则，自上而下逐步建立健全有关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法规，形成由现行的《宪法》、《土地管理法》、《农业法》等法律为支撑，农村土地流转办法等专项法规为配套的农村土地法律体系。重点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实施主体，流转程序，流转监管等方面加以规范，从法律上逐步实现集体土地国家土地在所有权地位上的平等性。在相关立法中清晰界定农户所具有的承包经营权、使用权、抵押权、股权和转让权等多种权利；同时，立法保障农户的土地使用权不受侵犯，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民使用的土地不得随意收回，为农户对土地的使用权具有长期性提供保障。
2.2完善相关土地管理制度，为农村土地流转提供良好的保障。
一是改革土地征收征用制度，规范土地征收征用行为，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对现行的土地征收征用制度，要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科学界定土地征收征用后的土地使用性质，在土地征收征用中坚决杜绝少征多用，征而不用等行为的发生，保证土地征收征用地规模适度，从根本上杜绝侵犯农民财产权的非公共利益目的的征地行为。
二是贯彻落实好土地用途管制制度，重点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逐步建立健全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保护机制，在保证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保护总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的前提下，对市场条件成熟的区域，贯彻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保护措施，保证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贯彻落实。
三是确保农村建设用地依法审批，完善农村建设用地的审批制度。当前，我国农村集体土地的审批主要在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居民住宅用地等方面。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存在生产管理用房占地审批问题。无论是转包、转让、租赁、入股和互换等方式实行农村土地流转，农村土地规模经营所必须的生产管理用房的审批，可以通过利用现有农村宅基地、废弃地复垦转换来解决，也可以通过申请临时建设用地的方式来解决。但必须建立在不改变集体土地所有权，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按规定缴纳土地复垦保证金的前提下，按农村土地流转管理办法规范确定的权限逐级审核报批，既要实现耕地占补平衡，又要依法审批。
3逐步培育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体系，使得农村土地资源资产双重性得以实现
搞好农村土地流转，要大力培养土地流转市场，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土地流转市场机制。首先，要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充分实现农村土地的资源性。在不改变土地耕作条件和用途的情况下，发展多种经营，探寻多种模式，加在农业结构调整力度，谋划好农村土地流转的整体局面，实现农村土地的资源性。其次，实施农村土地使用权有偿有期限使用机制，确保土地保值增值。在建立完善农村土地使用权有偿有期限使用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在市场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对需流转的合法农村土地实行招、拍、挂，促使农村土地使用的规模化、集约化，体现农村集体土地的资产性。其三，要根据市场运行机制合理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体系，培育发展完善与农村土地流转密切相关的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扩大土地流转市场范畴。
4建立和完善农村土地流转运行机制，保证农村土地流转的规范性和有序性
4.1农村土地流转包括农用地，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两个层面，要区别对待，分类实施，有机结合，共同发展。首先，对农用地流转要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走适度规模经营的路子。在市场操作层面上要体现公平、公正合理的一面，还要体现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其次，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要在保护耕地，基本农田的前提下，通过土地开发整理，农村宅基地，废弃地复垦等方式新增耕地来补充新占用的土地（主要是耕地）；同时对农村土地流转范围内的闲置、空闲地加以利用。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做到“四统一”（统一规划，统一布局，统一实施，统一建设），保障农村土地流转基础设施用地的要求，节约利用。
4.2对农用地、集体建设用地综合流转，既要保障农用地的农业用途不改变来解决吃饭问题，又要保障乡镇企业和农村发展的建设问题，关键还要保障“三农”问题的解决，保障土地可持续发展，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实现规模化经营模式，建立健全产业带动机制，无论哪种模式的土地流转，根本都要实现农村信纸规模化经营，产生规模效益，带动周边区域农村经济发展，既要保持农用地的用途，可探求“城市观光农业”发展模式，也要根据实际需要适度进行城市化发展。
农村土地征用法篇6
一、征收集体土地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目的难以界定
集体土地征收是对原土地所有权人土地所有权的剥夺，因此，必须在符合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才可以实施。《宪法》第十条明确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可见，国家只能为了公共利益需要，才能进行土地征收。但与此同时，《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却又作出如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八条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经依法征收转为国有土地后，该国有土地使用权方可有偿出让”，前两项法律对于土地征收是否符合公共利益需要并未作出明确，与宪法、物权法的有关规定不统一，出现了矛盾。在实践中，个人、私营单位这些非公共利益主体使用集体土地的，也可以通过土地征收，即集体土地的国有化来实现。将集体土地转化为国有土地后，就可以进而获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这种方式显然与土地征收目的必须符合公共利益的法律规定不符。
进行土地征收，应当符合公共利益。但现行的土地征收方面的法律法规却没有对公共利益的定义和确切的范围进行具体界定。修建军事基地、修建高铁、地铁、医院、学校等行为的公益性好判断，但是旧城改造、农村小城镇建设中哪些符合“公共利益”，哪些不符合“公共利益”，却没有具体规定，这为不合法的集体土地征收进入征地机制敞开了方便之门。一些地方政府动则以“公共利益”为名，行土地开发之实，只要在项目上冠上公共利益的名义，就增强了强行进行土地征收的底气，被征地者就必要服从。其后果，集体土地所有权流转及带来的收益被政府（主要是地方政府）所掌握和控制，被征地农民处于相当被动的地位，往往被迫接受不合理的补偿安置方案。即使对补偿标准有异议，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也存在困难。可见，征地必须符合公共利益为目的的规定，立法目的是规范政府征收行为，但在客观上造成被征地农民的土地权益难以市场化，大量集体土地征收后，被征地农民没有通过平等交换的市场经济原则获得充分的补偿和救济。
二、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多类别，造成土地补偿利益分配参与主体多元化，影响了土地的合理化补偿
根据法律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村集体成员共同所有。但“集体”是什么，有关的法律法规并没有作明确规定，更多的表现为政策性的概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农村土地所有权模式是“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础”，即“、管理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生产队是最基层的集体农业生产单位，也是土地的实际占有和管理使用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推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改为行政建制乡（镇），改管理大队为村民自治组织“村”，改生产小队为村民自治基层单位“村民小组”。关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权属，立法也进行了界定。《土地管理法》第十条规定：“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己经属于乡（镇）农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这样的规定只是明确了“集体”是集体土地的权属主体，但是，并没有对于何为“集体”作出明确的解释。根据这条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有多级、多个，村民委员会、集体经济组织、集体内农民都是权属主体，这种不确定规定，反而造成了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存在更多是形式意义上的，而不是实体意义上的，集体土地对于集体内的农民，名义上人人所有，实质上人人无权。现行农村经济制度是在改变原有的农民公社集体所有集体劳动模式上，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实行统分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传统意义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多数消失了，重新建立起来的新的经营模式，其制度基础是土地承包制，将集体土地分给各村民小组的农民以家庭承包的方式经营，加之分配土地的时候没有建立正规、完善的权属登记制度，登记手续大多不健全，大量的土地存在权属不清问题。在土地作为农用地正常使用的时候，权属不清问题产生的矛盾一般不大，乡、村、村民小组作为集体与个体之间矛盾不多，农民个体之间的矛盾，也多表现为地界纠纷，也多数可以通过村干部、农村中长辈调处解决。但是当面临土地征收，计算补偿费用的时候，这种权属不清带来的补偿主体不明问题就经常会出现，乡（镇）、村、村民小组、被征地的农民工等多个主体参与争取土地补偿金。有些地方，集体土地被征收后，乡（镇）、村、村民小组（负责人）截留、想方设法扣减农民补偿金的现象屡见不鲜，补偿金落到农民手中往往所剩无几，甚至造成农民集体上访、闹访、堵路等过激行为发生。农民对于集体土地征收不满意，往往不是对征与不征不满意，绝大多数是对补偿费用标准过低不满意。
三、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原则显失公平性，难以保证合理性
目前，我国并形成一个集国有土地征收和集体土地征收为一体的完善的、法典化的土地征收法。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的标准不统一。政府在对土地进行征收并相应予以补偿和安置时，往往按照土地被征收之前的用途进行补偿。根据《土地管理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国有土地征收补偿和安置属于相当性补偿，土地补偿金是补偿性的。而根据《农业法》等集体土地征收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规定，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属于适当性补偿，土地补偿金是补的，不是市场化的足额补偿，甚至还不如城市国有土地征收上的相当补偿。依据权利和义务对待的法律原则，土地征收补偿和安置是为了补偿被征收人的财产损失，否则就会有失公允。而集体土地被征收后，基本上是转为开发用地，甚至是开发商建成居民小区，高价获利。而作为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农民，只是获得象征性的补助，用低的可怜的补助款去购买在自己土地上建成的商品房是无法想象的，这种补的补偿模式实质上是一种极不公平，也不合法、不合理的补偿模式。
显然，集体土地补偿原则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及物资交换以等价有偿为基本规则，而现行的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实质上并不是一种等价性补偿，而是一种补补偿。在原有的以集体所有、集体劳动为特征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是适用的，农民也认为土地是国家的，为国家建设作贡献是应当的，甚至不需要补偿，无偿使用也不会遭到反对，也为社会广泛接受。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这种以无偿或者象征性的补偿标准为特征的补偿就不能继续沿用了。由于城市国有土地及其它生产要素已引入市场机制实行资源配置，按对等原则进入市场进行交换，而农村集体土地还在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配给制征收和补偿就违背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原则。同时，农民在生产、生活中，是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购买商品房这些物资也不因为其农民身份而获得任何优惠，而其拥有所有权的土地被交换出去却不实行市场价格，也同样不符合市场经济体制原则。
集体土地的价值，特别是增值没有在征收补偿中得到体现。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进行乡村城镇化，扩大城市规模和城市人口，是国家一体化建设的必由之路。但在这一进程中，作为集体土地所有者，农民不应该是牺牲者，而应该是获利者。农民，往往是世世代代居住在所在的农村，土地是他们唯一能够世代相传的财产，也应该是他们摆脱贫困的重要财富。现有的集体土地补偿标准，虽然因为所处的地域、省份及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有地区差异，但以现金形式补偿的，也基本上在每亩土地补偿金标准，少则几千元，多的也就1～2万元。特别是在人均耕地面积少的地区，一户被征地农民，往往只能得到10万元的补偿，并至此永远失去了土地，不要说进入城市生活，就是在原有的乡镇生活，也难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在目前农村社会保障不到位的情况下，这些失地农民的生活处境无疑会十分困难，这甚至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
四、低水平的征收补偿对于失地农民的保障缺乏充分性
除少数经济发达地区外，目前全国各地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普遍偏低，失地农民难以维持长远生计。据中国土地勘测研究院统计，在2002年，使用权出让的收入全国平均即达到12.97万元/亩，使用权转让流转的收入平均为23.47万元/亩，招标拍卖的收入平均为35.67万元/亩。发展到现在，土地出让费成倍上涨。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一亩的“楼王”此起彼复。即使是西部一些二线城市，50万一亩的地价也很常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征地农民通过让出土地获得的经济补偿却低的可怜。根据现行的集体土地补偿标准，对土地的补偿和对农民的安置总计为该耕地征地前三年平均产值的10到16倍，最多不超过30倍。从西部地区一些城市的情况看，根据征地补偿安置办法，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最高标准为1.8万元/人（不含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仅相当于当地城镇居民可支配的一年收入。按目前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一般标准，只能维持五年左右的生活；按目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一般标准，仅能维持二年左右的生活。如果将1.8万元全部作为农民社会保险金交纳，按失地农民平均年龄50岁、预期寿命72.6岁测算，每月只能领到60多元的养老金，远远低于现行各地最低生活保障费180元和城市中档养老金500元的水平。
同时，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的测算方法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根据《土地管理法》，集体土地征地补偿金的计算方法采用“产值倍数法”，土地补偿费的计算，以该土地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至10倍为标准计算；安置补助费，以该土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至6倍计算。这种测算方法没有科学依据，而且也不合理。首先，以土地征收前年平均产值作为征地补偿标准不合理。在集体土地征收中，目前基本上征收部门是套用国家标准进行征地补偿，且大都就低不就高，执行的是较低的标准；同时，一般按传统的粮食作物，如水稻、小麦、棉花等普通农作物为测算对象来测定前3年的产值，而不是按照或者较少考虑到现在具有高附加值的生态农业、精品农业和休闲观光农业等现代农业的产值为测算对象。在现代农业条件下，土地的产出价值根本与普通的粮食或蔬菜产值具有可比性，要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因此，这样形成的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当然不能真实反映被征收土地的产出价值，必定是较低甚至是差距多倍的价格。其次，征地补偿标准目前并不包含土地的增值部分。集体土地经征收后，除了少数是公益用途之外，大多数土地都是用于房产开发或者生产建设使用，所征地地价绝大多数情况下会出现增值甚至大幅度增值。但是，在设定征收补偿标准时，却并没有考虑土地增值这个重要因素。再次，目前的征收补偿标准没有充分考虑地域、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一个地域、一个地区的基础地价，根本上是由区域经济条件决定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基础地价必然高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基础地价，任何土地交易价格的形成均不可避免会受到区域经济条件的影响，甚至决定。由于根据目前以农作物产出为标准来计算农地的产值，而基本的几类粮食、蔬菜等普通农产品价格在全国各地差别并不大，以此为基础测算的征地补偿标准自然就难以反映不同地域、不同地区的地价差异。
五、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缺乏规范，做法不一，比较混乱
目前就征地补偿款的分配问题，法律只是规定可分配的有多少，至于何时分配、怎么分配等问题，尚未规定统一、明确的标准。实践中。被征地的农村往往是根据当地的村规民约、乡规民约来分配。有的是以是否有承包地为标准，有地就能参加分配，无地则无权参加分配；有的以农户的户口为标准，入户口的就参加分配，没有入户口的就不能参加分配。第二、对征收补偿费的发放缺乏明确的分配细则，实际分配中比较混乱。在发放数额上，有的全额发放，有的部分发放，集体组织还提留一部分。在提留中，提留比例各地也不相同、不统一。少的10%，多的达到40～50%。在发放时间上，有的是一次性发放，有的分批发放，长的甚至没有明确期限。在分配对象上，也是做法不一。有的是按照农户家庭中的人口数量发放，有的是部分按人口、部分按被征收的土地面积分配发放。有的地方，征谁家的地，征地补偿费费归谁所有，没征地的不参与分配；而有的地方，不管征谁家的地，征地补偿费归集体所有，所有家庭都有份。在此种分配方式下，有的地方是平均分配，有的地方是被征地家庭适当多分，余下的其他农户平均分配。有的地方，即使按常住人口分配也要考虑有田无户口、有户口无田、无田也无户口、有自留地的迁出人口、农嫁女等诸因素来制订分配方案，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第三、在实际分配中，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分配上矛盾最大。据有关部门统计，在有的地方如果以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后的投标出让成本价为100%，则农民只能获得其中5%～10%，集体经济组织获得其中25%～30%，60%～70%被县、乡（镇）各级地方政府所得。调查发现，征地补偿费在分配中，乡村截留多，农民实得少。征地部门为了方便工作，减少直接矛盾，一般都不把补偿款直接发给农民个人，而是先支付给村、乡两级政府，由乡政府再发放给村委会，最后由村委会分户发给农户。资金拨付一般也是先到乡财政账户，个别的直接到村委会账户。政府、村委会以及集体经济组织处于利益考虑，经常是直接以土地所有权主体身份参与分配，或者通过各种各样的名义截留、提扣甚至挪用征地补偿款，有些地方还发生过村干部，随意分配甚至贪污征地补偿款，导致失地农民作为真正的土地所有权主体没有享受应该享有的利益。其次、在安置补助费的分配上也经常产生矛盾和纠纷。安置补助费，主要是用于安置土地被征收后原土地上的剩余劳动力之用。安置补助费一般由负责安置的单位所有。但在实践中，安置费用往往在农民还没有妥善就业安置的时候，就以货币形式发给了农民个人所有，很快就被农民消费完毕，且消费完毕后农民还是没有找到工作。在一些地方，还出现过征收部门并未按照国家规定足额发放安置费用，同样被层层截留的问题。另外，不少地方村级集体提留土地补偿款的管理和使用上也没有相应的制度规范，有些村没有建立规范的村务公开制度，财务不透明、不公开，村民难知情、难监督。怎么使用、只能用于哪些用途，没有相应制度性规定，也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督，导致一些失地农民利益受到集体经济组织及其负责人的损害。有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用征地补偿款支付日常行政开支、用于村干部工资、福利、奖金的发放，甚至用于接待吃请、旅游等。少数村干部甚至贪污、挪用土地补偿款。实际上，村民对于村留下部分补偿款用于修路建桥、兴修水利或者发展集体经济，投资建厂多数情况下不会有意见。但对于上述这些违规做法肯定会有强烈反映、不满甚至反抗。
六、征地程序缺乏公开性和透明性，失地农民缺乏知情权
现实中，征地往往是政府内部决策，并不事先征求意见。被征地农民，也不能在事前参与征地决策的合法性、合理性论证过程，往往只是征地公告贴到自家墙上，或者被村委会通知参加动员会时，才知道自己的地要被国家征收了，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社会公众与新闻舆论机构也只能从政府信息网站了解到有限的征地信息，即使认为征地不合法、不合理，也难以主动参与，难以行使监督的权利，难以约束政府滥用征地权力。
被征地农民除了获取征地信息被动之外，即使是看到的征地信息，内容也十分有限，往往不会包括有关规划、背景、征收合法性论证、合理性审查、征地的监督和救济方式等方面的信息。这种“信息公开”，实际上无异于行政命令，通知被征地者配合征地，做个顺民、良民。至于土地利用规划的编制、征地项目的审批、征地补偿和安置标准的制定等重要的信息则往往不会出现，作为被征地对象的农民本身维权能力就不强，加上缺乏对这些重要信息的知晓，更加维以有效保护自己权益。作为征地主体的政府，利用其在征地中的主动和主导地位，实施信息垄断，确保征收顺利进行，而被征地农民处于劣势地位，从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也为“”提供了便利，为侵占征地补偿款等违法行为的发生创造了方便。
七、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权利救济机制不健全，失地农民的利益容易受到不法侵害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要建立公开听证等程序，但实践中政府对此规定往往阳奉阴违，有的直接就没有建立公开听证程序，有的即使有这个程序，也是找一些指定的，投赞成票的代表参加，过过形式。被征地的农民、对被征地有利害关系的人、对政府征地行为有监督意识的公众等，都难以实际参与到听证程序。按照目前听证方面的规定，对被征地农民提出的意见，只在确需修改的情况下才改动补偿方案。实际上，是否“确需修改”，仍由原作出征收补偿决策的政府部门判断。同时，征地公告内容，不是就征收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补偿标准是否符合合理性进行征收意见，性质上更多是一种告知、通知，政府的强势地位，决定了这种征收意见多是一种形式，基本上没有改变的可能。失地农民对征地目的的合法性、补偿标准的合理性等涉及自身根本利益的关键事项没有发言权，程序上也没有参与的机会，对行政决策结果也无权提出异议，这就造成很难进行有效的听政申诉，行使异议权的机会。
征地程序中行政救济机制缺失。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对征地范围、补偿安置标准等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地的人民政府裁决。这样就使得政府的角色具有双重性，既是征地争议中的一方当事人，又是争议裁决者，这种“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裁决机制设计，先天存在不公正的因素，难以发挥维权作用。
农村土地征用法篇7
【关键词】农村集体土地反思与重构
由于我国历史原因，成立新中国后的一段时间里，集体与国家可以直接支配或是使用土地，也就否定了我国土地是商品的属性。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之后，政府必须再次面对关于土地权属的关系。按照我国现有法律的规定，虽然城市土地已经明朗化，但是农村集体用地还存在诸多问题，许多法律对农村集体用地没有合理与明确的规定，这就使得农村集体用地存在很多纠纷事件，尤其物权方面更需要引起国家与地方政府的重视。
1把农村集体的土地用作工程建筑用地反思
1.1个人或是其他单位将集体土地用作建筑用地的基本情况
个人、相关企业或者是其他单位把农村集体土地作为建筑用地的情况比较少见，即便存在，也是按照土地法精神，还要经过政府征收集体土地，再转让给相关单位使用。但是农民没有转让土地的权利，只有使用权，因此农民在集体土地上的所有权一直没有落实。
1.2关于农村集体利用自己土地的基本情况
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规定，村民或是乡镇企业建设住宅用地，亦或是公益事业与公共设施建设时，可以使用农民集体土地。如果农用地用作建设用地时，一定要政府批准才可以使用。只是集体的农村经济组织用地基本是农用地，其他用地较少，这也就表明农村集体利用自己土地来建设还要政府批准才可以进行施工，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村集体在土地权属方面有名无实。
1.3国家使用集体土地的情况
在相关法律规范中提出，政府批准建设项目使用农村集体的土地，必须办理农村用地征地的审批手续与转让用地审批的手续。即政府把土地用作建设用地，通常可以用征收途径获取集体土地使用的权利。只是当前国家在土地征收方面比较容易与随意，当国家土地所有权跟集体土地所有权出现对立情况时，国家土地所有权就会显得强大，政府可以随意征收个人或是集体用地，同时将征收的土地转化成国家所有，归入国家的土地权属范畴，并用作商业发展。这就使土地最终的权属是属于国家，集体或是个人没有任何支配能力。
2在农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方面征收的反思
2.1提出问题
当前农民失地主要原因是政府征收农村集体土地，一些政府部门打着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旗号，征收农民用来维持生活的农用地，并高价出售给一些开发商，只是农民得到的补偿金却是少之又少，这就引起农民集体强烈的抗争。而这种抗争参与的人数较多、影响较大与范围广，容易导致社会动荡。不少农民寻找正义过程中，常常会因为有关法律空白与无力，以及许多当地司法机关与政府机构把农民寻找救济的方式堵塞，迫使农民不得不使用极端措施，如：堵塞交通要道、集体跨级上访与对政府进行围攻等，这也就使得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公正合法的问题成为法律界研究焦点与热点。
2.2在农村集体的土地征收与征用方面我国立法存在的缺陷
近几年我国出台了很多农村土地的征收与征用规定。其中《宪法》规定政府为公共利益需要，能根据法律规定征用部分土地。其他相关法律也规定为公共利益需要，根据法律规定程序与权限能够征收个人房屋、集体所有土地等。对集体所有土地进行征收时，必须按照土地价值等价补偿，使被征地的农民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2.3用法理阐释土地的征收征用
土地征收是行政的行为，也就是行政部门为公共利益征收土地，把国家的强制力作为坚实的后盾，对农村集体用地进行征收，或是无偿获得劳务、财务与金钱。根据新时期许多地区与国家对土地进行立法与理论，土地征收事实上就是由于公共亟需，根据相关法律征收个人土地的所有权并给予适当补偿的行为，对象就是他人土地的所有权。而他人土地的所有权由于被征收而不存在，土地所有权同时也就归属征收主体。
而土地的征用是有公共的需求，通过强制使用个人用地同时提供补偿，土地使用完毕之后，把土地所有权归还物主，对象是他人土地的使用权，土地所有者在土地被使用期间没有土地的使用权，但是并不丧失土地的所有权。换句话说，我国当前都是利用国家名义强制征收农村集体用地，征用方式使用得较少。也就是由于政府在土地征收方面的强制性，而无法顾及农民意愿，并使得农民丧失谋生的基本来源，这侵害了农民的财产权。所以，政府一定要谨慎使用征收土地的权利，相关法律也要严格控制土地征收的行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使农民利益不被剥夺，进而促进农民或是农村集体与政府之间的利益达到平衡状态[1]。
3在农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主体反思
3.1土地所有权主体一般不能是农村集体的经济组织
无论是现行法律在农村土地权属乡村两级集体经济的组织规定，还是农村土地属于村内集体的经济组织规定，就民法主体理论看来，关于农村集体的经济组织无法扮演好民事权利的主体角色。而按照民法主体的理论来看，一般民事的主体包含合伙人、自然人与法人。农村集体的经济组织不属于自然人，也不能确定是属于法人还是合伙人。因为农村经济组织的成员不是通过个人身份行使或是享有集体的所有权，同时也不会在集体的财产中有任何固定的份额。也就是说集体所有不是在个人的所有权上共有，更不是在股份制上法人享有，其中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跟传统合伙存在差异，通常是经济组织组成的合伙。
3.2农村的集体所有土地跟国家所有土地权属不够明确
在《宪法》中有规定城市郊区与农村土地，法律规定归属国家的除外，都是集体所有的土地，如：自留山与宅基地等都是集体所有土地。同时《宪法》还对法律规定归属国家所有土地之外的界定权属，如：滩涂、森林与山岭等资源是属于国家，也就是全民集体所有。由此可见，如果土地具备自然资源，其中《宪法》条例会对国家所有进行优先界定，这会致使跟《宪法》中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优先的推定出现矛盾。因此，就农村土地的权属规定看来，根本无法界定滩涂、山岭与荒地等自然资源有多少属于国家又有多少归属农村集体，从而导致法律适用的过程出现混乱[2]。
3.3在农村集体土地的权属间关系混乱且有虚位现象
相关法律中提出相关土地的所有权核心是农民集体，其中民法通则中将农民集体分为乡与村两个级别，而农业法则把农民集体分为乡与村、村内集体的经济组织三个部分。可以看出各种法律对农民集体主体规定存在差异，使得实际操作出现混乱。当下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事实上土地的使用权受到国家控制，关于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处分权方面也就受到限制，且最终的处置权利是国家所有。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土地集体的所有权不可以擅自转让与出卖，只能给分配土地承包的经营权给集体成员。实际实施过程中，因为农民集体的所有权存在虚位现象，关于土地集体的所有权基本权利常常会被土地的使用权替代。权力之间的替代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土地的所有权法律地位受到改变，导致土地的使用权受到分割与所有权遭到弱化。因此，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归根结底还是属于国家，国家才是土地最终的支配者。
综上所述，不管是土地的建设用地使用还是流转情况，农民都没有支配权力，虽然农民身为土地主体，但是却无法享用土地所有权，农民集体在土地处分与支配方面一直都是徒有虚名，根本不能从真正意义上享有土地。因此当下首要任务就是解决农村土地的所有权问题，使得农民可以在真正意义上拥有土地。
参考文献：
农村土地征用法篇8
截止2003年2月底，国土资源部清查各类开发区6015个，这些开发区规划面积达3.54万平方公里，大大超过了现有城镇建设用地总量。据十个省（市区）的统计，在458.1万亩园区实际用地中，未经依法批准的用地占68.7%.即在整顿的开发区的面积大于现有城镇建设用地的总量，在实际园区用地中又有近七成的用地属于违法占地。这一现状一方面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无序利用和土地收益的大量流失，另一方面，失地农民生活无着，引发了很多的社会问题。笔者试图从我国对农村土地征用的现状出发，围绕着农村土地的征用范围、征用程序、征地用途、征地补偿、救济途径等环节入手，反思在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归结原因，对相应的立法略作一下浅显的建议。
一、在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土地的所有形式就是两种，一是土地的国家所有制，二是土地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我国农村土地征用是发生在国家与农村集体之间所有权的转移，它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的规定，在给予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人相应的补偿后，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转变为国家所有。就是这看似简单的所有权的转移，实践中却存在着大量的问题。
（一）“公共利益”概念的界定模糊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但对于“公共利益”的解释模糊不清，大多数学者认为，公共利益是指一定范围内不特定多数人的共同利益。但同时要排除的二种错误倾向：一是公共利益必须是与全体人员都直接相关的，不与全体人员直接有关，就不应允许征地；二是以“不特定多数人”为幌子，将商业目的用地纳入征用范围。实际上，近两年来“大学城”、“高尔夫”等一些大型征地项目风起云涌，带有营利色彩的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等公共事业项目也越来越多。
（二）对非法占地行为的处罚力度过轻
目前已查处的大量违法批地占地案件，往往是未批先征，未批先用，事后再补办手续。即使被查处了，也常以“生米煮成熟饭”为由，再补办手续，做善后工作，最终实现征地占地的“合法化”。今年以来，全国已发现违法占用土地案件4.69万件，结案2.78万件。然而，只有193人受到行政处分，62名违法责任人被移送司法机关，16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受处罚率仅为千分之几。既破坏了司法的权威性，也没有使违法者受到震慑。
（三）征地补偿过低导致失地农民生活毫无保障
浙江省一项调查表明：如果征地成本为100，被征土地收益分配格局大致是-地方政府占二至三成，企业占四至五成，村级组织近三成，农民仅占5%至10%.据经济观察报报道，距湖南省会长沙市仅8公里的长沙县星沙镇，是长沙市经济开发区（部级）所在地，“《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有5家落户在此。“湖南经济看长沙，长沙经济看星沙”，这是湖南省当地现在流行的一种说法。长沙县政府在1992年至2002年期间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违规征用1个乡7个村约84个组的17278.675亩土地（其中5152.693亩为一类稻田），并故意混淆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区别，至今拖欠1633户6244名农民土地征用补偿费约1.4亿元，导致当地农民陷入失地又失业的境地，生活极度困难。
在对农村土地进行征用后，政府通常给予四种补偿费：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前两种费用是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后两种费用则是给地上附着物及青苗所有人的。国家在对农村土地征用后，受偿的主体主要是集体经济组织，而个人承包经营农户不能作为受偿的主体，只能在集体经济组织中受偿，失地农民不仅丧失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且丧失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成了多余的劳动力。加之没有配套措施安排其生产和生活，由此引发纠纷和争端就不可避免了。
二、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导致上述问题的成因
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样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为局部利益故意模糊“公共利益”的概念
我们并不否认为了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需要牺牲部分人或集体的利益，但不得不对征用中“公共利益”的界定、征地适用的范围、征地的程序和损失补偿产生了质疑。国家征用权的滥用和土地所有权的强制转移，产生了明显的不公平：政府以低补偿从农民手中征用土地，又以拍卖、出让等形式高价转移给土地开发商。把这一行为认定为了“公共利益”，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该行为使农民的私权利受到侵害，另一方面，被征土地的利用率也远远不及农民对自己土地的利用率。
（二）农村土地征用权的滥用
农村土地的征用主要针对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其中也涵盖了一部分农民个人承包经营的集体土地。对农村土地的征用也主要涉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和农民个人的利益。有的地方政府打着“公共利益”幌子，以较低的补偿强行征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甚至要求村集体单方解除土地承包
经营合同，强行征用农民承包的土地。当农村土地被肆意的征用，社会上便出现了一种新的群体-“失地农民”，他们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又得不到相应的补偿，寻求不到新的生存出口，于是，他们不断地上访、告状，成为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三）征地程序中欠缺有效的监督机制，致使农村土地流失严重
《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征用农用地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先行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其中，经国务院批准农用地转用的，同时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不再另行办理征地审批；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征地批准权限内批准农用地转用的，同时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不再另行办理征地审批，超过征地批准权限的，应当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另行办理征地审批。”这是征用农业用地的基本程序，但在我国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不按审批程序进行。我国的广大农村中，县、乡、镇政府对农村土地享有着绝对的权力，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属于村集体所有，但县、乡、镇政府部门却是所有者主体的代表，同时又是征用土地的使用者和管理者。在涉及农村土地征用的决策上需要听从于政府，由于在征用程序上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很多时候便会出现政府擅自占用土地、买卖土地等非法转让土地和越权审批，或先征后批，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占地的现象。由于农村土地征用费低，很多土地在被征用后由于种种原因被闲置，造成了大量土地资源的浪费，致使农村土地流失严重.
（四）土地征用补偿制度不健全是成为引发纠纷的争端的主要原因
首先，行政补偿法律体系不健全。我国宪法规定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但未规定应给予响应的补偿。与宪法此规定相配套的法律规范对于补偿制度的规定也不完备。如《环境法》、《水法》、《草原法》中只有各种禁止性、限制性的规定，但却未规定应当给予何种补偿的规定。其次，补偿办法规定不合理、不科学，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较差。《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征用前三年该地前三年的平均产值的六倍至十倍，对安置费的补偿规定为最高不超过十五倍，两者相加不超过三十倍。这样的规定能否合理体现被征用土地的实际价值令人怀疑。据权威部门统计，近三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累计达9100多亿元。这其中又有多少真正补偿到了农民的手中呢？从《审计调查报告》所列数据中可以发现，长沙县政府此次征地总投入的费用为14596.34万元，拆迁征地面积13632.25亩，征地每亩平均只花费1.07万元，而在卖给投资商时即使以每亩8万元的最低价卖出，长沙县政府也可从中至少获利9.44亿元。事实上，1995年以后，政府储备的土地卖出的价格要远远高于每亩8万元。一些了解事情经过的法律专家评价说：“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际成了长沙县政府谋求低成本发展和‘以地生财’的一条捷径。”
（五）欠缺合理的司法救济途径，土地纠纷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和处理
笔者曾看到过一起“自贡土地征用”案件：1997年自贡市政府成立了“自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简称“管委会”），并于1994年下发文件规定自贡市内划出19平方公里的土地，由市管委会实行“统一征地管理”。1998年7月，自贡市政府授权管委会对城市规划区内的居民房屋进行拆迁，但补偿标准却相当低，拆迁户不满遂于2000年4月5日以不满拆迁补偿安置为由向自贡市中院提讼，法院认为该案属抽象具体行政行为，故判决不予受理。原告不服，上诉至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但仍未获受理。2002年，被征地人联名向建设部申请行政复议，但却一直未获答复，2002年6月6日，被征地人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建设部行政不作为为由提讼，建设部6月13日通知复议申请已受理，但此时却已经超过法定期限60天，6月19日，北京市一中院以建设部已经受理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同年9月14日，北京市高院驳回上诉，维持一中院的不予受理决定。
通过该案我们不仅看到了农民对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执着，也看到了司法保障在农村土地征用问题上的无力。近几年，人民法院受理涉及农村土地征用的案件的数量呈递增的趋势，但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法院常常受到来自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压力，加之该类案件缺乏有力的法律依据，特别是农村土地纠纷的侵权责任尚未形成共识，能否适用司法救济的态度不甚明了，使得案件的审理困难重重，农民为了寻求救济的途径，不得不采取上访甚至围攻政府、闹事的非正常途径。可见，如果想要很好地解决和处理纠纷，将司法审查引入农村土地征用纠纷之中，为农民寻求一种合理的司法救济途径，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对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提出的相应对策
直至今日，土地仍然是农民安身立命之所在。因此，必须完善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纠正征地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才能使农村土地征用程序趋于合法化、正规化。
（一）严格界定“公共利益”范围，排除商业性征用，严格限定农村土地征用的范围
对公共利益的范围，我国现行法规采取的均是概括式规定，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笔者认为，虽然在法律上对公共利益的界定并不是很明确，但是有两点应当明确：其一，应当排除为了商业性用地而征用农村土地；其二，应当尽量缩小征用农村土地的范围。我们将土地视为不动产，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因此，当土地与商业性相联系时，我们对土地的利用就不应当通过征用的手段得以实现。调整和实现商业用地应当由市场来实现，而不应该是国家运用的公权力，国家应当尽可能避免介入，而应依据市场公平交易的原则，由用地者与土地所有者直接进行交易。当一方提出的条件足以维护另一方的利益，土地所有者愿意将自己的土地提供给国家用于商业性建设时，征地的目的就达到了。当然，国家应当尽量少征农村集体土地，尤其是农用地、耕地。只有进行合理规划，严格审批，才能有效地保障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民的土地使用权。
（二）完善农村土地征用程序，加强征地的民主性
笔者认为，农村土地征用事关农民的生存，完善农村土地征用程序，在原有的程序上还需要注意完善和增加几个步骤：其一应该加强对农村土地征用的审批程序。其二，应该增加农村土地征用的听证程序。在农村土地被征用时，农民往往是最后一个知道自己的土地被征用了。为了提高征用土地的透明度，防止在征用农村土地过程中的暗箱操作，应当增加听证程序以听取被征土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的意见，满足他们的知情权，提高征地的透明度。其三，加强农村土地征用的民主性。虽然土地的所有者或使用者无权决定土地被征用的用途，但对征地补偿的确定及补偿费用的分配及使用，却有权进行参与，
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果是少数农民的土地被征用，那么更有必要让失去土地的农民参与决策，如此才能更好的监督征地使用单位对土地使用情况，如果被征土地被闲置，农民当然地有权申请恢复土地的耕种，如此不仅达到了提高被征土地的利用率，还更有利于保护国家有限的土地资源。
（三）完善农村土地征用的补偿制度，合理安置失地农民
农村土地征用补偿如何完善是学者们一直关注的问题，《土地管理法》规定的补偿标准中的“土地年产值”是个极不易确定的数值，各地差异也相当大，计算时主观性很强，不仅增大了政府自由补偿的随意性，而且在实践中征地的双方多数时是达不成共识的。因此，笔者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应该从几个方面着手：第一，补偿标准。现在是市场经济的时代，只有以土地的市场价格来确定补偿的标准才较为合理，让土地所有人或使用人切实了解土地征用，参与讨价还价，如此才能满足、保障土地所有人和土地使用人的合法权益，支持土地的征用。第二，合理的给予安置。应该在给予金钱补偿的同时，对他们今后的生活给予安置。如给予换地补偿的安置，就是在征用了这块土地后用另一块适宜耕种的土地进行补偿。有学者还提出“债券或股权补偿”，笔者同意这样的补偿方法，因为这种补偿的方式收益稳定，综合效益周期长，能为失地农民日后的生活提供保证，另外，笔者认为还可以将一部分补偿拿出为失地农民办理保险，这也是维护他们合法利益可行的途径之一。第三，扩大补偿的范围。笔者认为在对农民的实际损失给予了补偿的同时，还应该加入预期的利益。预期的利益当然是很难确定，但是可以从失地农民近五年甚至近十年的平均利润中予以确定，尤其是对于个人承包集体土地的农户，承包期限还未到期，承包的土地就被政府征用了，他们的预期利益更应该给予维护。
（四）健全农村土地征用制度，加强司法审查，排除外界干扰，为被征土地的所有人或使用人提供相应地救济途径
农村土地的征用是个宪法性的问题，同时也是对农村土地征用进行司法审查的内容。现今，人民法院在审理农村土地征用的案件时，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有着不同的结果，在民事诉讼中，诉讼人通常能得到更多的补偿，利益得到更好地维护，但在行政诉讼中，被征用的农民通常不能获得更充分的救济。我国在征地上一直奉行“特别牺牲理论”，这种理论以及外界的压力使得法院在审查征地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上存在很大的困难，其实，这种理论在国家的利益受到紧迫威胁时是当然成立的，但是在平时状态下不应当理所当然的成立，因为即使国家由于公共利益而征用农村土地，但也不能要求被征地人承担无过错责任，自己承担财产的损失。新宪法修订后将财产的征用提高到了较高的位阶。在农村土地征用中涉及到好几种行政合同，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出发，合同的受损方不能因提出不同性质的诉讼而得到不同的判决结果，在宪法的明文支持下，它是法院受理审查这种类型案件的依据和源泉，正是由于农村土地征用涉及各种行政合同的特殊性，人民法院才更应进行合理性、合法性的审查，而且可以兼顾行政法的合理性原则同合同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因此，笔者认为在受理这种类型的案件时，行政与民事应该相结合，为被征土地的使用人和所有人提供更有力的司法保障。
结语
农村土地征用法篇9
一、我国农村土地征收的相关规定及其现状
在我国，土地征收是集体土地的征收，是指国家为了满足社会公共目的的需要，以补偿为条件，把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强制变更为国家所有的土地的行为。基于我国现行土地政策和保护农业经营者尤其是农民利益的考虑，《物权法》对征收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了严格限制，并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然而，我国农村土地征收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使农民利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比如河北省香河“圈地门”事件，香河大规模违规“圈地”行为，据了解河北廊坊香河县从2008年以来，就开始打着“城乡统筹、建设新农村”的旗号，大规模地“圈占”耕地。当地政府占用农民1亩地租金每年一千多，而转手卖给房地产开发商达每亩60多万。从初步调查情况看，香河县个别乡镇存在违规改变土地利用目的、违规占地等问题，严重违反了农村土地流转和利用相关政策法规，扰乱了土地管理秩序，侵害了农民群众利益。
二、我国目前农村集体承包土地征收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征占农地，搞开发”为标志的城镇化扩张渐入高潮，大量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农民基本权益无法得到保障。而河北省香河“圈地门”事件恰恰反映了我国目前在征用农村土地方面主要存在的问题包括：
（一）相关立法中对公共利益界定的缺失河北香河县个别乡镇违规流转、占用土地，并将这些土地用于搞“规模形象”建设、房地产开发等违规改变耕地利用目的而进行所谓的城镇建设。我国《物权法》第132条规定：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征收承包土地，但应当给予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充分的、合理的补偿。[2]可见，我国立法中对什么是公共利益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从而导致现实生活中存在对公共利益扩大解释的倾向，这也成为造成大规模征地失控和耕地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补偿范围小，补偿标准低《土地管理法》及《物权法》第42条第二款确定的农用土地征用补偿范围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劳动力安置补助费和青苗补偿费等。补偿的范围对与土地有间接关联的附带损失并没有予以补偿。此外，立法中对于保证和提高农民以后生活水平也没有做出明确规定。（三）土地征收程序缺乏规范性?以河北香河县为例，从2008年以来，就开始打着“城乡统筹、建设新农村”的旗号，大规模地“圈占”耕地。显然，一些政府在征用农村集体承包土地过程中并没有按照严格的法定程序，同时也表明了我国农村集体承包土地征收程序缺乏规范性。
三、征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
（一）界定“社会公共利益”，切实保护耕地在进行城乡统筹建设规划中，要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尽可能保证农村建设、社会事业发展等规划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如果确因新农村建设试点需要局部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须在不占用基本农田的前提下，经依法核准后再进行调整。
（二）完善农用土地征用审批程序，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在农村规划建设中，一定要严禁像香河县一样的违法征用土地行为。为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还应该依法做好土地征用工作，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监督权和申诉权，并做好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工作。
（三）完善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救济制度首先，应该完善包括制度和行政复议等行政救济制度。其次，还应当赋予农民征地补偿纠纷的诉权，通过公益诉讼等司法救济制度来保障对农民的补偿等。此外，凡是征地未经批准以及征地补偿款没有兑现到农民手中、安置不落实的项目均不得占地开工。
四、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问题的探究思考
（一）在当前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而未能得到真正保护的背景下，不禁会想起一句话“《物权法》是把富人的别墅和穷人的茅屋平等保护的法律。”现实生活中最受伤害的是得不到平等保护的社会弱势群体。希望我国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能够进一步完善，增进社会的民主性。
农村土地征用法篇10
农村征地社会矛盾是新时期农村出现的新的、特有的社会矛盾。征地社会矛盾是指因政府实施征收土地行政行为产生的以土地人身依附关系衍生的征收土地收益分配社会矛盾法律关系的总称。征地社会矛盾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立法不健全、执法不严格、行政法律监管不到位、司法审查薄弱、滥用村民自治权等。为避免因征地导致的农村新的社会矛盾发生，必须大力完善有关征地、土地收益分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管理法律、法规建设；明确各级政府行政监督、管理职责；强化司法审查作用，改变对行政行为、村民自治行为司法审查观念；明确村民自治权范围、村民自治权行政、司法审查途径等。
【关键词】农村征地社会矛盾法律监管解决策略
【正文】80年代前，农村社会矛盾主要是生产队年度结算分配产生的分粮矛盾；80年代至20世纪末农村社会矛盾主要是乡村统筹提留引发的再分配矛盾；进入21世纪以后农村大量土地被征收，2006年全面免除农业税及乡村统筹，国家实行粮食补贴政策，农村社会矛盾演变为征地社会矛盾。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因征收土地引发的大量严重的农村社会矛盾，被胡锦涛总书记认为是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三大热点问题之一。所以，建立以科学发展观为基本指导思想的征收土地、征地收益分配法律制度是解决农村征地社会矛盾、促进农村和谐发展的基本途径。明确各级政府行政监督、管理职责是解决农村征地社会矛盾基本手段。强化司法审查作用，改变对行政行为、村民自治行为司法审查观念是解决农村征地社会矛盾的基本保障；明确村民自治权范围、村民自治权行政、司法审查途径是解决农村征地社会矛盾的基本方法。www.133229.Com
近几年，政府及国土部门比较重视征地补偿足额到位的监督管理，对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收益分配层次的法律监督和管理不太关注。缺少从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政治高度进行监管和研究。本文以笔者承办的大量农村征地社会矛盾实际案例为基础，着重从化解农村征地社会矛盾，创建农村和谐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高度，全面研究并提出解决农村征地社会矛盾问题的对策。
一、土地收益分配矛盾是农村征地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
土地收益分配是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经营管理本集体所有的土地或集体土地被依法征收所获得的收益，经集体成员大会民主决定，依法在本集体成员内部实行分配的行为。当前，土地收益分配矛盾主要表现为以下类型。
（一）截留型土地收益分配矛盾
2009年7月因修建大广高速公路需要征收河北衡水市某村120亩耕地，征地补偿费标准为每亩28000元。村委会决定给被征地户每亩15000元，其余归集体统一使用，村民不同意村委会的分配方案，征地款一直没有落实。就在建设单位即将在该村被征收的土地上施工时，该村很多被征地农民自发的到即将施工的土地上静坐，阻止施工人员施工。农民认为补偿标准低于河北省政府规定的80%比例标准，要求村委会给予增加比例标准，遭到村委会拒绝，随后找到镇政府，当地镇政府答复：村委会每亩给15000元补偿合法，村民又找到市政府，市政府答复这属于村民自治范围，政府无权干预。承建单位向被征地农民说明高速指挥部已全部按河北省政府规定支付了全额征地补偿费时，农民根本不予理睬，一方面继续采取静坐的方式来向地方政府示威，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找律师维权。笔者接受委托后立即赶到现场，经过笔者的法律咨询后村民同意撤出现场恢复施工，经过笔者与政府等有关部门的沟通和建议未能奏效。于是，农民启动了行政监督申请程序，要求所在镇政府作出行政监督决定，责令村委会依据河北省政府2:8比例标准执行，为被征地户每亩增加5200元安置补助费。镇政府在接到申请后明确表示不予监督，随后将镇政府的不作为问题，行政复议至某县政府，该县政府认为不属于复议范围，仍不作为，又将某县政府复议至沧州市政府。在沧州市政府过问下，镇政府才出面监督，村委会同意按河北省政府文件规定执行2:8分成并补发了安置补助费。本案中高速公路建设单位所给予的征地补偿费符合河北省政府的规定，村委会以壮大集体经济为由擅自制定“土政策”截留被征土地农民的安置补助费，引发征地矛盾。该镇共7个村均存在该问题，被征土地农户均表示不同意村委会制定的“土政策”。这是一起典型的截留型征地收益分配矛盾。
（二）克扣型土地收益分配矛盾
在征地补偿款从上级政府经过乡镇政府再到村委会，然后再从村委会发到农户手中，一级一级的转汇。有的被县级部门克扣，有的被乡镇政府克扣、有的被村委会克扣，甚至有的还存在贪污、挪用的违法犯罪现象。实践中主要表现有两种：一种是擅自降低补偿倍数克扣补偿。例如，承德市某县政府就是通过与村委会签订协议方式，擅自将省政府批准的补偿30倍改为20倍。当地政府直接克扣了征地款10倍差额。应补偿15万元的补偿标准改为倍数为20倍后补偿降到10万元，由此引发村民上访长达7年。第二种是擅自降低产值标准克扣征地补偿款。例如：唐山某市征收的耕地属于菜地，但是按水浇地产值上报省政府，省政府按照水浇地1300元/亩产值标准30倍倍数标准批准征收。按照唐山市政府18号令规定的菜地产值标准是2000-2500元/亩，水浇地产值标准是1100-1300元/亩。两者相差元900-1200/亩，此次共征收79.18亩菜地，被克扣补偿2137860-2850480元。
（三）假借“村民自治”型土地收益分配矛盾
邯郸市某村，因城市建设需要被征收土地80亩，土地补偿费每亩2万元，安置补助费每亩8万元，是该村历次被征地补偿最高的一次，在补偿分配问题上农户之间产生意见分歧，没有被征到土地的户认为应按以前补偿标准发放，这些户占全村享有表决权人数的80%；被征到土地的户要求按本次补偿标准执行，占全村享有表决权的20%。于是，村党支部、村委会制定了民主决策方案，让全村有表决权的农民采用“村民自治”的办法，通过“民主”投票表决方式决定给予被征土地户安置费标准。显然，表决的结果是没有被征地户的意见占绝大多数，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被征到土地的户每亩少分安置补助费3万元。被征到土地的户坚决不同意表决结果，引发群体性上访，上访得到的答复结论是：属于“村民自治”问题，政府、法院均无权干涉。
（四）分配权利缺失型征地收益分配矛盾
这类矛盾主要反映在村委会在确定土地补偿费分配对象的标准时随意限制或取消分配成员资格而引发矛盾。农村中有一群特殊身份的人员，如婚嫁女、入赘女婿、离婚或丧偶妇女其所生子女；交纳入户费的迁入人员；户口迁入县城人员；五保户收养的子女；大中专在校学生；服役的义务兵；超生的子女；服刑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村委会在制定土地补偿分配对象时常因这些问题发生矛盾。这些特殊人员情况不尽统一，是否属于村集体组织成员，是否具备土地补偿费分配主体资格没有一个可执行的界定政策或法律规定，村委会在确定分配对象时有的村就属于分配对象，有的村就不属于分配对象。张家口市某村在制定土地补偿分配对象时，将已经嫁出女，不论是否有无承包土地一律不享受土地补偿分配权，由于这个村属于县城，全村有120多姑娘出嫁后没有迁出户口，有的当年嫁给非农业家庭，由于两元户口体制无法迁出户口，有的嫁到县城外的村不愿意到农村生活就在县城租房或购房居住，有的还一直承包着耕地，有的虽然没有承包土地，但是按照家庭户口承担多年的“三提一统”费用，有的还取得了宅基地使用权，长期居住在村内。2008年6月有60多位出嫁女联名向当地乡政府反映该问题，但至今因村委会以其不属于集体成员为由拒绝分配土地补偿费，这些人到底是否属于该村集体组织成员？一是没有集体组织章程来规定成员资格的取得和丧失的规定；二是没有政府主管机关的裁决或确认机制；三是没有该类纠纷的司法救济途径。致使该类纠纷长期得不到有效化解，引发大量社会矛盾。
（五）分配方式不规范型征地收益分配矛盾
冀港律师事务所在2009年和咨询的河北省范围内的土地纠纷案件共计862件。分析结论是：征地补偿标准偏低的占54%，征地收益分配不合理占31%，征地程序不合法占12%，违法征占地占3%。考虑到所谓的补偿标准偏低往往是实际的土地补偿被提取一定比例的结果，广义上的征地收益分配不合理占案件比例肯定要高于31%。
在征地收益分配纠纷案件中归纳一下，基本有四种分配形式：一是按人口分配；二是按承包土地亩数分配；三是按人劳比例分配；四是按人地比例分配。由于众口难调，发放形式的选择不当，引发了不少矛盾，大规模的上访案件也不断增加。
为此，我们制作了“假如您觉得征地收益分配不公平，您选择哪种方式解决？”的调查问卷，参加问卷的有全省11个地市的农民共1893人。其中，选择与集体协商解决占8%，选择上访的比例占33%，超过了选择“与集体协商”这种解决方式25个百分点，选择通过法律途径的占14%，选择拒不交出承包地的45%，超过了选择“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方式29个百分点。我的结论是：征地收益分配形式多样性，容易引发征地社会矛盾。
（六）政策模糊型征地收益分配矛盾
2008年12月31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了《关于实行征地区片价的通知》（冀政〔2008〕132号）。该通知规定：“土地补偿费20％归集体经济组织，80％归被征地的土地使用权人或者按照家庭承包方式承包土地的农户；被征土地没有土地使用权人和集体经济组织未发包以及实行其他方式承包的土地，土地补偿费全部归集体经济组织，由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分配或者使用。”这里提出80%土地补偿费归被征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人的概念就是一种政策模糊型矛盾诱因。大家都知道，国家征收土地补偿项目一共有四项：即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社保金补贴费。实行区片地价的应包括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两项其称谓应为征地区片补偿价，但是该通知引用了“土地补偿费”概念。加之在没有区片地价前的2004年10月国务院解禁土地补偿费使用规定，准许农民对土地补偿费进行分配，分配比例同样是2:8的分配比例。这样，引起很多被征地户向政府讨取安置补助费，地方干部又对土地法律理解不清，简单答复“都有了”导致征地收益分配矛盾的大量不必要的发生。更重要的是将“土地使用权人”列入分配主体更加造成模糊型征地收益分配矛盾，农村以家庭为单位的承包土地体制已经建立30年了，土地承包权人是农村集体成员，依据《土地管理法》规定属于被安置的农业人口才能有权获得安置补助，才是征地收益分配的主体。农村土地使用权人主体不一定是被安置的农业人口、更不一定是征地收益分配的主体。目前，被征土地使用权人有以下几种主体，一是家庭土地承包户，该主体作为分配主体毫无问题，本条中与土地使用权人已经并列规定，显然，不包括家庭承包户主体；二是土地流转后的耕种人是法律意义上的土地使用权人，该类主体显然不能直接确定为征地收益分配的主体。但是现实农村土地承包活动中，这类主体已经存在并随着流转的发展不断增加。在征地收益分配过程中这类主体，依据该规定提出分配要求引发征地收益分配矛盾。三是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一部分是农户宅基地，还有一部分集体建设用地已经租赁给企业或个人使用，这些人或企业显然是法律意义上的土地使用权人，当一家企业占地被征收，如果提出参与该企业被征土地的收益分配，依据该条规定就应支付给区片地价的80%。当然农民肯定不同意于是双方发生分配矛盾在所难免。2009年我所就接受邢台一家企业要求分配地价的民事诉讼，我们村委会，在一审败诉，二审才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了企业诉讼请求。可见，该类主体也是征地收益分配矛盾的主体。四是集体养殖用地、林地的养殖户和种植户，村里将一些鱼塘、沟池、荒坡承包给有特长的农户进行植树、养鱼、养猪等，这些农户同样是土地使用权人，当所使用的土地被征收时，依据该条向村委会主张分配权利必然引发征地收益分配矛盾。
因此，制定政策不能概念模糊，一定要严谨否则就是矛盾的隐患。这里建议河北省政府立即修改一下。
二、农村征地社会矛盾的主要成因
（一）立法不健全造成监管缺位
第一，立法的指导思想存在偏差。其中，主要表现为对农村征地引发矛盾认识上的偏差，片面认为农民不配合政府征收土地就是破坏和谐，农民找律师维权就是不稳定。只重视处置农民阻工、群体性上访的立法，而忽视了如何让农民有畅通的救济途径、各部门职责严谨的接待调解农民的诉求立法；只重视政府及相关部门权力大小的分配，忽视了政府及相关部门如何避免征地矛盾发生问责的分配；只重视村委会配合政府工作政策规定，忽视了政府如配监督村委会落实法律法规的政策规定；只重视补偿款到位，忽视了到位后的分配监管。
第二，法律空白严重影响分配的合理性。例如，对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后，在确定土地补偿费在村集体与承包农民之间分配比例时，我国法律没有规定统一的标准，我省也没有及时制定指导性意见。这就让村集体在提取比例时出现无法可依的现象。又如，在确定分配对象时没有统一的标准，集体经济组织没有统一的章程，如何确定本集体组织成员资格无法可依。这使征地收益分配活动容易出现很大的混乱。
（二）村民自治超越法律范围监管不力
第一，很多农民不能摆脱传统不良观念的束缚，对享有分配权的妇女或其他家庭成员的权利进行剥夺。他们认为“嫁出去的姑娘，就等于泼出去的水”，所以就不能再回家参与分配。以此观念的分配方案不能得到有效的监督和撤销，让其肆意泛滥，已经成为矛盾的主流。
第二，一些村委会法律意识比较淡泊。在遇到分配对象如何确定时，村委会故意制定与法律相悖的村规民约，侵犯部分村民的合法权益，助长了少数村干部独断专行的作风。村民要求政府监督往往被拒绝，法院无法可依进行监督。
第三，部分农民在遇到征地收益分配不公时，喜欢采取堵路、堵工的方式表达不满，还有的进行威胁，甚至实施武斗。
三、完善土地收益分配法制建设是当务之急
为了尽可能减少征地补偿分配引发的矛盾，就必须大力完善征地收益分配法制建设，分别在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等环节做出相应的努力。
（一）健全征地收益分配立法
我国在征地收益分配方面处于立法空状态。因此，省级立法是填补法律法规空白的有效手段，应结合我省省情抓紧制定地方性法规和规章。
第一，制定我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立法。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土地所有权的代表，是物权法中非常重要的法律主体。应尽快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明确规定集体性质、土地所有权范围、承包土地管理、成员资格的取得和丧失、成员的权利和义务。
土地所有权蕴涵的经济利益涉及到国家、集体和个人。对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是“共同共有”还是“按份所有”，应该作明确的规定。因为这关系到农民、村组以及村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和利益分割，这样才可以让村集体在征地收益分配时做到有法可依，减少村民与集体之间的矛盾。
第二，制定我省征地收益分配方式规章。目前法律法规对征地补偿发放方式没有统一的规定，实践中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比较合理，有的就不怎么合理。法律的规定应该让农民能够有充足的资金及时进行再生产或用于其他方面，让农民从生活上得到保障，在心理上得到稳定。明确分配方式、程序、救济途径等是化解征地收益分配矛盾的最有效方法。
第三，对几类特殊分配主体的收益分配权作统一的规章规定。第一类是在校就读的大中专学生。他们在校期间或未就业前应该享有与原户籍所在地村民同等的待遇，参与村里的征地补偿分配。第二类是农业户口的在服役的义务兵。在部队服役的义务兵应享与有村民同等的待遇。要让他们安心为国效力，就一定要严格保护他们的合法分配权利。第三类是服刑人员。他们的合法分配权利不应被剥夺，而应该得到保障。这样就可以使他们在刑满释放后有足够的资金从事生产。第四类是妇女和儿童，这些人均属弱势群体，在征地收益分配中往往被侵害，应立法加以规定。
（四）严格征地收益分配执法是长效之法
第一，各级政府（主要是区县和乡镇两级政府）要严格执法。一要严格履行对村委会的法律监督只能，纠正村委会超越法律的所谓村民自治行为。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各级政府严禁有关部门截留土地补偿费，切实按照标准发放征地补偿费，保证失地农民能够得到足额的补偿。
第二，村委会要严格执法。村委会应该依法制定村规民约。这是妥善解决征地补偿费分配纠纷的一项重要措施。还要禁止村委会实施名为借款、实为分配的行为。为了使村委会人员能够按法律法规执行征地补偿费的分配，还必须加强对分配情况进行监督。此外，他们还应该树立正确的法律价值观念，因为任何法律都可能会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出现不适应，不协调，或出现漏洞。正确的法律价值观念有利于法律的正确执行，确保正当的利益得以实现。
（五）加强征地收益分配司法救济和合法审查
第一，加强司法的独立性。只有司法的独立得到保障，才能更好地让司法机关在处理相关问题时能够以更加公正的态度进行审查。在此基础上，才能以公平的原则去处理村民与政府或村委会在征地补偿分配问题上的纠纷。这样才能让农民都有一种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分配纠纷问题的信心。
第二、加强上级司法机关对下级司法机关的监督。进入法院的土地补偿分配纠纷一般都是相当复杂的纠纷。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基层法院对于纠纷的审判，时常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特别是审判不公的问题。为此，我国的诉讼法设立了上级司法机关对下级司法机关的监督制度，在强大的上级监督下，基层法院对于土地补偿分配纠纷的处理，就有较大的可能避免不公正的判决。
参考文献：
[1]杨仁厚：《完善土地征用法制，保证和谐社会构建》。
[2]《对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补偿费管理使用情况开展专项检查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