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关系对社会的影响篇1
关键词：网络;人际交往;人际关系;心理学
中图分类号：B84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8-0107-02
随着社会的进步，网络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它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便利，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而且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特点，将人际关系引入一种新的结构中。
一、网络中人际交往概况
（一）网络中人际交往的特点
不同于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网络人际交往是基于虚拟空间发展起来的。与传统“面对面”模式的人际关系不同，网络人际交往具有一些独有的特征：（1）匿名性。在网络中，交往主体往往以匿名的形式出现，每个人都不需要告知别人自己的真实姓名、性别、形象等。（2）低限制性。网络交往的约束极低，个体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选择交往对象，突破了现实中身份、地位不平等的局限性，实现了精神上的平等和无利益冲突。（3）互动中的人格多重化。随着交往过程中真实情境与虚拟情境的切换，个体的人格也会表现出多重化的特征。个体在虚拟情境中表现出来的人格特征往往与现实生活中的人格特征存在着很大的差异。（4）弱联系性。网络中交流双方的沟通联系较弱。网络在打破时空限制的同时也削弱了感情等的交流。交往主体可以随时更换交往对象，可以进行非即时往，个人之间隐蔽性强，这些都体现了网络人际关系的弱联系性，是与传统人际关系明显不同之处。（5）平等性。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人际交往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交换，只不过这种交换不是简单的物物交换，而是一种情感的交换。情感交换永远是一种“增值交换”，它可以使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更加紧密。现实的人际交往由于存在上下级、长晚辈关系，可分为水平交往和垂直交往两大类型。不论是水平交往还是垂直交往，由于交往主体之间的相互知晓性，这使现实世界中的人际交往受道德约束比较大。但在虚拟的网络交往中，情形就不同了，交往主体在心态上都是平等的，且相互间无须承担任何道德责任。
（二）网络中人际交往的信任机制
在现实社会中，人际关系是以血缘、地缘等为依托建立起来的，关系的紧密性是产生信任的基础。但是，网络匿名性的特征，使网上人际信任的建立机制区别于现实生活。社会学家祖克尔于1986年提出了信任产生的三种机制：首先，是由声誉产生信任。即根据对他人过去的行为和声誉的了解而决定是否给予信任。声誉好的人能够得到信任。其次，是由社会相似性产生信任。即根据他人与自己在种族、家庭背景、价值观等方面的相似性程度来决定是否给予信任。一般情况下，相似性越多，信任度越高。之所以如此，是基于以下的信念：相似的社会背景往往意味着有相近的行为规范，容易相互理解，在交往或经济交换中容易达成共识。最后，是由法制产生信任。即基于非个人性的社会规章制度，如专业资格、科层组织、中介机构及各种法规等的保证而给予信任。
根据这两种信任机制理论结合网络的特征，有人提出网上信任的产生机制：第一，预设性信任。网上互动的双方彼此相信网络中的秩序规则能够被履行，且对方能承担他所托付的责任及义务，即双方先验地认为他人是可以信任的。这是在网上能够进行交往的前提。第二，由网上声誉产生信任。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决定信任的关键变量是能否获得有关对方动机和能力的充分信息。毋庸置疑，这个变量十分重要，它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信任家人胜过朋友，信任朋友胜过熟人，信任陌生人胜过熟人。第三，在给予信任过程中进行主观判断。这是信任机制建立的决策性环节。网络交往者根据自己的交往经验和主观判断，对他人的网上交往行为进行主观认定，最终决定是否给予对方信任，并决定是否继续保持同其的交往关系。
（三）网络人际交往动机
网络人际交往过程中“动机”的研究一般从人本主义马斯洛的“需要理论”出发，主要体现在“摆脱孤独”和“得到社会支持”两方面。首先，“摆脱孤独”是指个体由于在现实生活中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需要不能够满足，为摆脱孤独感从而在网络上进行虚拟交往的动机。其次，“得到社会支持”是指通过虚拟交往获得他人理解和支持的需要，特别是精神上需要的满足。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关于这两个动机的例子。一些青少年的父母由于工作繁忙，忽视了跟孩子的交流，而这些人本身在学校的人际关系也不好，因此他们更多的是通过网络结交一些网友，解除自己的孤独感。
二、网络对人际关系的双重影响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网络，很多研究者展开了网络对使用者人际关系影响的调查。1998年国外学者Kraut和其同事的研究表明，网络的使用与抑郁、孤独和压力成正相关，即网络的使用会导致人们的人际关系产生隔阂。但是，近期的一些研究却表明，网络的使用可以明显地降低孤独和抑郁，增加使用者社会支持感和自尊水平，从而使这种良好的交往模式成功迁移到现实生活中。
（一）网络使人际关系更加亲密
1.网络交往中自我表露加深。自我表露最早是由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西尼・朱拉德（SidneyJourard）在1958年提出来的。通俗地讲，自我表露就是对别人敞开心扉。在与他人交往时自愿地在他人面前真实地展示自己的行为、倾诉自己的思想。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在交往双方的自我表露逐渐增加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自我表露可以增加个体与他人的亲密性。自我表露这一行为具备强烈的象征意义，它会给交往的他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你对他（她）相当信任，愿意有进一步的交往。同时，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的自我表露可以激发他人进行自我表露，因此可以增进双方的理解与信任，使得人际关系更加亲密。网络的出现扩大了人们之间的交往范围，由于网络中人际交往特点中的匿名性、低限制性、交往心态的平等性，在网络中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自己的姓名、年龄、形象，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与特定的人交往，网络中不会出现实际生活中的身份和地位的不平等，因此自我表露会更深，人们相互之间的交流也会变得更加亲密和顺畅。
2.网络交往中不存在“门槛特征”。现实交往障碍中的“门槛特征”，即外貌没有吸引力、容易害羞焦虑等生理个性特点在网络交往中不会出现，交流也因此会变得顺畅。网络有利于消除人际交往隔阂，这里的“隔阂”可能是由现实社会中的一些因素引起的，比如家庭环境的影响、文化水平的差异、风俗习惯的不同以及价值观不一致造成的交往不适等等。网络中巨大的信息量可以使人们兼容并蓄，对一些不同于自己的价值观有所了解，人际关系也能够得到促进。
3.网络交往的预设性信任。网络中的人际信任机制较现实中有所不同，网络中的“预设性信任”先验地认为对方是可信任的，先进行交往。这就使得人们交往的范围扩大，也使得人际交往更加容易。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可能对某一个人并不是很了解，却因为少数人对他不好的评价而对其望而却步，不与其交往，其实如果通过亲自的接触会发现那个人不是传闻中的样子。但是在网络中却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因为人们一开始对对方都是假定的信任，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对对方进一步的了解而渐渐亲密。这种人际交往的信任机制也会影响到现实生活，使得人际关系亲密。信任对象具有广泛性，与传统意义上面对面人际交往的模式进行比较，网络人际交往是通过以虚拟网络为媒介的人际交往模式。这种模式突破了传统的点对点的局限性，实现了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的多样交往模式。因此，具有相同兴趣、爱好的人会组成一个群体，群体间的交流促进了人际关系。
（二）网络造成人际关系的隔阂
1.网络导致沟通能力受阻。网络会导致沟通能力受阻，理由是在虚拟网络中使用者不受现实社会中法律以及道德规范的约束，根据自我意愿使用现代技术实现着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目标，这种自由随意性契合人们的心理特点，但过于频繁的网络交往易引起内心的孤独和压抑，会表现为兴趣减退、情绪低落、精力不足、思维迟钝，有的甚至会造成心理障碍，从而降低人际沟通能力。另外，人际互动中的人格多元化是网络中的人际关系特点之一，在网上与他人进行互动的时候，个体的真实身体待在一个私密的空间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塑造自身角色，而角色的改变伴随着人格的调整。在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之间，个体两种或多种角色的交替出现，可能会形成双重或多重人格。心理学研究表明，当多重角色之间的差异和冲突达到一定程度或转换过频时，容易出现心理危机，导致双重或多重人格障碍。
2.网络中存在欺骗。虚拟世界一些新的欺诈与其他犯罪行为，抹杀了人的正常感情，让人们的心理出现新的负担，对个体交往过程中相互之间的信任、互助的美德持迟疑态度，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带着戒备心理。在网络人际交往的信任机制中，信任是先建立的，如果在网络上被骗，就会导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敢轻易地建立信任，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际关系阻隔。
3.网络会导致心理问题。现代人对网络的沉迷，过分地依赖网络，选择网上与人交往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网络孤独症和网络抑郁症。“人-机”关系对人们现实的人际关系会造成一定的冲击。这种“人-机”交往模式淡化了现实中个人与社会及他人的交往，远离周围伙伴，变得越来越孤僻，社交功能和交流技巧出现障碍、异常动作以及复杂多样化的行为。网络抑郁症状态下的人们常常情绪低落、无愉或兴趣丧失，出现睡眠障碍、生物钟紊乱、食欲下降和体重减轻的症状，精力不足、精神运动性迟缓和激动、自我评价降低和能力下降、思维迟缓、出现自杀意念和行为、社会活动减少，从而对现实人际交往产生负面影响，使人际关系隔阂。
三、总结
日益频繁的网络连接，一方面易于使人形成共同的经验、话题和感受，相互吸引力增加，人际关系也随之趋于亲密。同时，这种由网络引起的人与人之间感情沟通的不断强化也促使人们逐步由虚拟世界中的交流向现实生活中面对面的交流转化。另一方面，也有人因为这些特有的特点而沉迷网络，或在网络中被人欺骗，导致对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对于网络对人际关系产生的负面影响，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提高网络人际关系的健康性。如倡导正确地运用网络，积极地引导帮助网民，让其正确地使用网络。另外，可以通过技术、法律等途径保证网络空间的健康与安全，使网络给人带来平等、友好、合作的人际关系。
参考文献：
[1]王德芳，余林.虚拟社会关系的心理学研究及展望[J].心理科学进展，2006（3）.
人际关系对社会的影响篇2
关键词：反向代际；品牌关系质量；消费沟通；实证研究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关于代际现象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得出了很多结论，大多是从代际问题内部的角度探讨，或者着重分析正向代际对消费者的各方面影响，也就是家庭中的长辈对子女购买行为的影响，而在反向代际这一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充分。探讨反向代际的影响，对研究在目前时期中国家庭中年长一代消费行为有着指导性的意义。
1、反向代际影响研究现状
王胜今（2003）指出，代是一定社会中具有大致相同的年龄和类似社会物质的人群。对于一代人来说，实际上没有“年轻”、“年老”的说法，一般描述为经历青年时期、中年时期和老年时期。而通常意义上的“青年一代”、“老年一代”的定义对象是同一时期处于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姚新武（1994）认为“代际”一词可以从历史角度、家庭角度和个人角度等不同方面来理解，而本文中的“代际”是考虑家庭内部的方面，即个人在家庭中所处的“代际”位置。代与代之间通过资源的分配与共享，情感的交流与沟通和道德义务的意识与承担等媒介相互联系，呈现出不同状态，这就是“代际关系”。
周怡（1994）在《代沟现象的社会学研究》中经过对老年人、中年人和青年人在生活方式、价值观方面的调查分析，指出尽管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们在这些方面存在差异，而且人们也意识到了差异的存在，但是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内部，这些差异并不会造成代际之间的隔阂和对立，相反，代际之间的关系呈现着良好发展的状态。80%的调查对象持有的观点是：理性看待代际现象，不排斥差异的存在，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不同的思想。超过50%的调查对象认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产生代际现象的一大因素，经济发展拉大了代际之间的差距，在这一方面的调查中发现，持有这一看法的青年人的比例明显低于中老年人。而且在青年人中，在25岁以下的青年人的赞同倾向要明显弱于25-35岁的青年人，年龄较小者缺乏年长者代际距离远近的历史对比的强烈看法，因此对代际现象并不敏感。
沈汝发（2002）在《我国“代际关系”研究述评》中指出，代际更替是社会与文化变迁的结果，文化变迁越彻底，这种更替就随之越迅速。当代社会文化由于受到经济迅猛发展和网络对传统文化冲击的多方面影响，形成了不同的代际文化。
徐安琪（2001）在《江苏社会科学》中的《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研究》中认为，高科技的迅速发展使子代借以其拥有着的优势对父母进行“文化反哺”，继而深刻改变了父辈与字辈之间的关系。中国代际关系课题组在1999年进行《中国人的代际关系》的实证研究中，深入分析了中国现代社会的老年人、中年人和青年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形成、发展和变化。
龚界文和胡静（2004）在《青少年研究》的《“反向社会化”与“文化反哺”现象研究述要》中指出，“反向社会化”是传统受教育者对教育者反过来施加影响，向他们传授社会知识、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化过程，在网络信息时代，子辈向长辈的反向影响尤为明显。反向社会化的成因大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解释：第一，由于全球化进程和社会化变迁的加快，青少年对新事物、新技术较快的接受能力；第二，同辈群体之间的互相交流、互相沟通有利于快速获取新知识、新技能；第三，现在呼吁平等、尊重青少年思想的大环境的形成；第四，网络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为青少年提供了重要途径。
2、品牌质量关系研究现状
品牌关系理论最初是在人际关系领域的研究，Blackson（1992）将消费者与品牌之间关系的过程同人际关系的沟通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提出了品牌关系的构念，即消费者和品牌之间的认知、情感、行为的复杂过程。Fournier（1994）将品牌关系质量描述为：作为一种基于顾客的品牌资产测量，它反应了消费者与品牌之间持续联系的强度和发展能力。品牌关系质量直接描述了品牌与消费者关系的状态，包括关系强度和关系时间的长度两部分。品牌关系强度侧重于关系的深度，包括亲密性、排他性、信任度等几方面；品牌关系时间的长度侧重于承诺和忠诚等方面。
中国消费者――品牌关系质量（CBRQ）量表是由何佳讯（2006）提出，作为一项基于消费者关系视角的品牌资产来源测量工具，CBRQ量表由“社会价值表达”、“信任”、“相互依赖”、“真有与应有之情”、“承诺”、“自我概念联结”这六个构面组成。其中“社会价值表达”和“真有与应有之情”这两个独特的构面则侧重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文化背景，反映了消费者和品牌关系的特别之处。在现在的研究情境中，得到众多学者认可的是“满意”、“承诺”和“信任”三个维度。
（1）满意
Cardozo（1965）将顾客满意应用在营销学的领域，Howard和Sheth（1969）将顾客满意引入到消费者行为学方面，认为“顾客满意”是一种消费者的心理状态用以衡量付出与获得是否平衡。
（2）信任
在消费者行为学中信任是比较重要的因素，mayer（1995）认为信任是无论一方是否能够控制另一方的行为，都依旧相信另一方履行承诺。在品牌领域中，信任是指消费者依赖品牌达到期望目的的意愿，Blackston（1993）认为成功的品牌关系都具备两方面：对品牌的信任和品牌的顾客满意度。
（3）承诺
mourgan（1994）将承诺定义为人们非常看重与某个对象保持良好的关系，并乐于做出努力去维持这种关系。承诺体现出人们要持续维持关系，代表着消费者的态度。品牌关系领域中的承诺是指消费者与品牌保持关系并继续维持的状态。
3、反向代际影响与品牌质量关系研究现状
woodson，Childer和winn（1976）把代际影响这一概念从消费者行为学领域延伸到品牌领域，已说明代际影响在品牌偏好、品牌忠诚等方面的作用。Heckler，Childers和arunachalam（1989）指出了品牌偏好传承性的存在，moore-Shay和Lutz（1988）指出，在品牌可见性相对高的产品上，母女均倾向于信任知名度高的品牌，双方在品牌偏好和品牌忠诚方面有显著一致性。
何佳讯（2007）在《营销科学学报》的《传承与隔断：基于代际影响的老字号品牌关系质量――一项来自上海的探索性研究》中指出，学者将代际影响研究引入到消费者行为学的领域中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早期，Heckler，Childers和arunachalam（1989）；Childer和Rao（1992）；Shah和mittal（1997）在该领域将代际影响定义为：家庭内部的一代向另一代传递与市场有关的技巧、态度、偏好、价值观和行为。代际间的影响是双向的，既有长辈对子辈的正向影响，也有子辈对长辈在新的消费观念、消费技巧方面的反向影响。
Childers与Rao（1992）认为，不同的参照群体对不同属性产品的影响不同，私下使用的（private）产品与展示于公众面前的（public）产品的主要参照群体分别为家庭成员和同龄人。
在家庭生活中，成员的交流沟通是在长辈和下辈之间最直接和常见的代际影响方式。日常生活中的每个环节都离不开家庭沟通，沟通频率越高，长辈与下辈之间越了解，子女在很多时候就延续了父母的生活习惯，所购买产品品牌也会互相交流，父母在很多决策时也会寻求子女的意见、看法，沟通的强度有助于提高家庭成员的关系质量、亲密度，现在的70后、80后是生活在网络时代的新群体，如果能够深入人心和长辈沟通，长辈可以了解目前的生活环境的改变、子女们的真实想法，借以改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在日常生活中，子女对父母的影响通常体现在：子女会通过直接的口头推荐或产品使用示范的形式影响父母所做决策，在长期的潜移默化过程中，长辈的购买行为会受到影响；父母作为被影响者也会主动观察子女的消费习惯、产品选择的方式等方面，当子女买到产品时，父母也会选择试用等多种方式来了解产品。
二、文献述评
由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学者们对代际影响有了深入探讨，证明了代际影响的存在、作用方式等，目前研究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在代际影响领域中，从年长一代到年轻一代的正向代际影响的研究较多，从年轻一代到年长一代的反向代际影响的内容不多。
第二，有关代际影响的研究大部分立足于西方发达国家，国内的研究不多，由于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代际影响的作用机制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第三，国内的研究对象多选择一线城市或者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很少涉及到在人口中占据比重较大的二三线城市、城镇移民家庭及农村地区。（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商务策划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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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怡.代沟现象的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1994，（4）：67-79
[5]沈汝发.我国代际关系研究述评.青年研究，2002，（2）：42-49
[6]雷淑芳，任新亭.消费者行为的代际差异述评.经营与管理，2013，（1）：112-113
[7]龚界文，胡静.“反向社会化”与“文化反哺”现象研究述要.青少年研究，2004（3）：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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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姚新武，尹华.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4
人际关系对社会的影响篇3
目前我国出现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的经济利益格局，贫富差距也在加大，使我国人们的人际关系和谐受到影响，也影响了我国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为此需要进行利益方面的一系列调整，促进社会能够和谐发展。
一、人际关系和谐受到不同利益格局影响
1.利益团体差异方面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市场上出现本文由收集整理了不同的经济利益团体。这些团体为了争取自身经济利益，会出现不同的冲突和矛盾。利益格局能否做到平衡，影响到人际关系能否和谐以及社会能否和谐。每个利益团体的社会地位以及经济实力不同，在进行自身利益追求过程中会同其他利益团体产生冲突、甚至斗争。弱势团体能力不强，不能表达清楚利益，也不会使政府方面作出利于自己利益的决定。而强势团体却能够影响政策。仇富问题已变成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问题之一。近年发生的农民工讨薪、军转干部上访、出租车停运罢工，这些群体性的、突发性的事件，都是基于利益冲突。
2.贫富差距方面
人们的收入水平决定了自己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以及心理感受，也使同他人关系受到影响同他人的交往关系。收入水平高，经济地位也会高，同人们交往中就会有充足的底气、也能够产生很强的自信心，别人也喜欢同其交往；当收入水平低时，经济地位也不会很高，同他人交往会有自卑心理产生，其也不愿意或者不敢同别人交际，或者说没有心情、没有时间、没有财力同别人交际。由此可见经济拮据者不能充分参与社会交际，使自己同他人的关系受到影响。贫富差距的加大让人们交际关系变的不安，社会转型时期必然会出现贫富差距，同时也由不合规收入、不合理收入存在导致。让人们群众出现心理上的不平衡，人际关系方面尤其对于富人和穷人方面特别紧张，有仇富现象产生。因为仇恨而造成的富人犯罪案件时有发生，为此，需要通过很多方面，稳定社会的基本秩序，控制好我国贫富差距的程度。
二、解决经济利益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1.完善经济利益方面的协调机制
要想做到经济利益的协调，还需要建立起合理公正的经济利益协调机制，完善利益保障，让社会人员正常的经济利益受到保障，防止社会成员面临不适当的利益侵害。完善利益表达，让社会成员有途径来表达自身经济利益上的诉求。这样一来，社会成员就有了经济利益方面的共同性以及差异性。注重社会成员要有诉求自己经济利益的机会，特别要关注弱势群体。让经济利益表达变的制度化、理性化。改变城乡间的差距，城乡二元结构也是社会进行转型阶段最突出、最典型的问题。在农村的人们经济利益不能得到充分重视改善，影响了城乡间的关系和谐，也制约了农村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二元结构让农村与城市之间人们的人均关系变的不融洽，对于长期在外地打工的农村人们，不能在城市找到归属感，不能很好地融入到城市里，只能处在城市的地层阶段以及边缘地带。城市居民在经济利益分配方面、资源占有方面不同于农村居民，城市居民享有更多的、更完善的社会福利、住房福利、医疗福利、就业福利。改变二元城乡结构，让城乡差距缩短，完成城乡的一体化，这样才能构成和谐的城乡居民关系。
2.缩小经济利益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富裕了起来，但没有共同富裕，是出现贫富差距以及城乡差距。富裕起来的部分人员导致了别人不平衡的心理，使社会阶层出现关系紧张，为此需要减小贫富之间的差距，改变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的局面；还要缩短不同地域之间的差异。受到改革开放优惠政策，很多东部地区得到迅猛发展，而中部、西部地区发展速度还比较缓慢，出现了不断增大的地区差异，国家发展面临严重的不平衡。西部地区贫困人员相对集中、经济发展也比较落后，少数民族比较聚集，在社会问题方面比较复杂。为此，需要进行区域经济的统筹发展，借助于科学可行的方法措施，减小地区间的经济差距。这样才能让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西部、中部人们的生活水平才能不断得到提高，西部、中部人们的人均关系才能得到改善，也利于民族的团结，国家的和谐安定。
3.协调存在的利益矛盾
一个社会能够稳定的基础是正义与公平，这也是人们人际关系能够和谐，社会能够和谐的重要因素。减小差距，让社会公平发展，在起点上要做到公平、公正，保障人们的基本权利能够平等，经济利益能够公平分配，让所有人们都可以享受社会主义的建设成果，避免贫富差距形成的社会危害。把公平的维护放在重要位置上，对那些高收入、高阶层人员进行限制，培养中间阶层的人员收入能力，对低等收入水平人员进行大力扶持，让他们有能够致富的渠道路径。
人际关系对社会的影响篇4
关键词：社交网络；人际传播；影响；应对策略
引言
随着电话、电脑、手机、网络等新媒体的发展与普及，QQ、人人网、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正日益成为大众交往的聚集地，社交网络媒介传播的方式应运而生。这种新型的传播方式扩大了人际交流范围，便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丰富了人际交往方式和渠道，也恰如其分地迎合了当今信息时代高速的生活和工作节奏，但其对传统的人际传播依然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本文主要研究社交网络传播的方式对人际传播的影响，包括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并试图结合实际，提出几点针对性的应对消极影响的对策，促进社交有效性的提高。
一、社交网络传播与人际传播的概念
传播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内、在特定的场所内进行的一项系统工程。其中，社交网络传播是在社交网络上进行的信息交流。在社交网络中，传播者通过非线性的形式广发信息以吸引其他用户的关注，而其他用户则是有选择性地传阅、反馈传播者所的信息。社交网络的传播者具有个性化、平民性和追求自我认同的特点，而受传者可以与传播者进行角色转化，传播的信息具有分散性、多元化和共享性强的特点。而人际传播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交流，这种传播方式不需要任何非自然的媒介，信息交流的双方互为传播者和受传者，并且反馈较为及时，双方之间的交流更加充分，但相对大众传播，这种传播的信息量较少，覆盖面也较小，尤其是在多级的人际传播中，信息容易走样。
二、社交网络传播对人际传播的影响
（一）社交网络传播对人际传播的积极影响
1、丰富了人际传播的方式，扩大了人际传播的范围
以网络为渠道的沟通，没有地域的限制，也没有种族的限制。只要沟通双方不存在语言交流障碍，并且各有一台电脑终端与数据端口，就可以通过键盘进行交流互动。在互联网上，足不出户即可通达天下，大大地扩大了沟通的范围。网络交际使得人们无论身处世界何处，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实时通讯和交流，即使去国外出差或旅游，依然可以透过网络视频与亲朋好友进行交流，这种社交网络的交流形式极大地扩展了人际交流的范围，丰富了人际交流的方式和渠道，人们不再局限于面对面交流或用书信邮件交流。
2、增强了人际传播的时效性
网络的即时性、便捷性有助于群体沟通中的协调效率。网络社区将有共同兴趣爱好或技术专长的人集合在一个无实体的交流平台中，社区的成员无需面对面就可以匿名通信，iD号不受真实姓名的约束可以自行设定和更改，人们不再束缚于身份、性别、年龄等从而能够畅所欲言。这种传播方式相比书信、文字阅读和电话交流等非对面进行的沟通少了沟通的反应时间差，时效性更强。在沟通中，得到的回应越快，沟通的效果越好。尤其在群体沟通方面，社交网络传播对人际传播时效性的增强更为明显。
3、社交网络传播丰富了人际传播的内容
网络交际形成一种特殊文化形态，丰富了人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有效弥补了传统文化空缺，从而促进了文化的多元化发展。网民通过社交平台建立和巩固人际关系，形成专属网络群体或社区文化氛围，很多线下不好意思交流的内容都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传播，社交网络传播避免了人际传播的尴尬情况。社交网络传播虽然属于非面对面的虚拟交流，但可以实现多元化价值观和理念的碰撞，这种文化形态不受现实人际传播中财富、地位高低的影响，相对来说更为自由、多元化，且互动性更强。
（二）社交网络传播对人际传播的消极影响
1、加剧了人际传播的信任危机，使其冷漠化
随着社交网络的流行，人们越来越依赖于线上交流，线下的人际关系日渐疏远和冷漠化。虚拟社交网络对传播者的言行没有规范和约束，部分传播者可能会传播不实的信息，但如果受传者不加选择地相信，就会被误导，进而不再相信社交网络，社交网络传播就会出现信任危机，一旦这种不信任和失落感被带到现实中的人际传播中，就会影响加剧人际传播的信任危机。现实中的人际传播因为社交网络传播的不真实性而受到影响，人际关系也会被淡化，传播双方的关系也会出现疏远的现象。
2、网络中的不良信息侵害了受传者的身心健康
社交网络几乎不存在言论限制，传播双方都可以进行无约束的信息，正因为这一点，大量不健康的文本、图片、音视频等存在于社交网络中，这给很多未成年受传者的身心健康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甚至还有可能诱发其犯罪。青少年道德意识弱化，对暴力、色情、偷抢、欺诈等不健康的信息缺少免疫力，很容易受到不良诱惑。由于很多社交网络传播者和受传者也是人际传播中的传播者和受传者，社交网络中的不良信息势必会影响人际传播主体和客体的身心健康，使其出现情绪失控、失眠、易怒、神经衰弱等不良情绪，诱发各种心理疾病。
3、不利于人际传播中交流双方的隐私保护
大量社交网络的传播者同时也是人际传播的主体，因此，社交网络传播对传播者的影响也会波及人际传播的传播者。由于社交网络中，网民在交流过程中会获取到他人的一些私人化的生活细节，在当事人并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网络平台或开玩笑或恶意曝光，导致事件主角的形象、名誉、财产等受到极大损伤，还会侵犯人们的隐私。一旦这种线上的消极影响波及线下，就会影响线下人际交往的正常进行，极大地破坏交流双方的关系和亲密度。
三、应对社交网络传播对人际传播消极影响的对策
通过比较社交网络传播对人际传播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本文结合实际，提出了几点应对消极影响的对策，具体如下：首先，传播双方需要自我发展，通过自身的一些活动参与能力展现来压缩看手机与电脑的时间，并把真正的人际交流放到面对面交流上来，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亲密关系，发挥人际沟通的最大优势，实现社交网络人际传播与人际传播的有机结合。其次，缩短上网的次数和时间，可以采取限制流量的使用方式，在需要进行心理交流时，如果时间充裕，尽可能采取线下交流的方式，这会提高沟通的有效性。对于面对面交流出现尴尬的内容，可以采取线上交流的方式。最后，加强对传播双方的心理健康教育。可以在社交网络或线下设立心理咨询室，为有心理障碍的人提供心理辅导，此外，传播交流的双方都应加强自身的心理防御能力，在使用社交网络时，灵活过滤掉不良的信息，为自己打造一个相对健康、安全且舒适的人际环境。
四、结论
总之，网络具有复杂性，社交网络鱼龙混杂，其在交际方面虽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消极的一面。社交网络传播虽然丰富了人际传播的内容和方式、扩大了人际传播的范围，但同时也加剧了人际传播的信任危机，淡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此外社交网络上的不良信息还会侵害人们的身心健康，因此，人们在利用这两种方式进行社交时，应扬长避短，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应对网络世界中夹杂的负面影响，从而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网，促进自身的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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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对社会的影响篇5
关键词社会阻抑；消极的人际行为；心理健康；组织绩效
分类号B849：C91
1引言
在社会环境中，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影响个体和组织的发展。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保障组织运作、有效完成核心任务和应对外界环境的决定性因素之一（Duffy，Scoa，&pagon，2002）。Bamn（1996）指出，较之于组织行为研究者常关注的员工工作态度、奖励、评估系统和员工行为等方面，研究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也同样重要。人们之间相互作用关系根据功能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类：社会支持（socialsupport）和社会阻抑（socialundermining）。目前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社会相互关系的积极方面——社会支持给组织和个人带来的助益，却忽视了社会交往中的消极方面——社会阻抑的不良影响。而社会阻抑往往比社会支持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影响更加显著（Rook，1984），同时也有证据表明人际间消极相互作用的发生频率虽然低于积极的相互作用，但是当它们发生时却表现出比社会支持更大的影响（Gantetal.，1993）。总的来讲，社会阻抑不仅会对个体的身体/心理健康、情绪、幸福感、自我效能和人际关系造成不良影响，同时还会降低员工的工作绩效、组织承诺、工作满意度等，也对组织层面具有消极影响。
对社会阻抑的关注最早起源于Rook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对问题性社会交往数量的研究。Rook（1984）认为，存在问题的交流是使交流对象体验到压力且对彼此之间的关系抱有怀疑态度的行为。他把这种行为称为消极的社会交流、有问题的社会连结、消极的社会互动。Vinokur和vanRyn（1993）等首次提出了社会阻抑的概念，并且从与社会支持对立的视角对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在理论上指出社会阻抑是直接指向个体的行为并呈现出如下特征：1）消极影响（愤怒、厌恶）。2）对于个体的特质、行为和努力的消极评价（批评）。3）阻碍个体目标达成的行为（vinokur&vanRyn，1993；Vinokuaprice，&Caplan，1996）。Duffy等（2002）在他们的研究中将这一概念引入到工作领域，并且进一步提出了工作场所中的社会阻抑行为。他们较为系统地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工作场所中社会阻抑的内涵，随后的研究大多沿用Duffy等人对社会阻抑的定义。
社会阻抑作为员工间的一种消极的人际行为（Duffyetal.，2002），它会给个人和组织带来巨大的损失和伤害，然而对于社会阻抑的研究远没有对组织公民行为等正面组织行为研究普及。如何控制、减少员工在组织中的消极行为，引导其从事亲社会行为（prosocialbehavior）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重大课题（段锦云，詹玉云，唐琳琳，钟建安，2008）。本文试图对社会阻抑的概念、影响结果和形成机制等进行梳理和介绍，并对现有研究进行讨论与展望，以期为国内社会阻抑行为的研究、发展提供有意义的启示。
2社会阻抑行为的概念界定
2.1社会阻抑的概念
早期对“阻抑”（undermining）这一构念的诠释和发展主要是在非工作领域。Dufly等（2002）提出研究工作场所中的社会阻抑行为。作者沿用美国传统词典（1993）对阻抑行为的解释，即“常常是以逐渐的或极微小的方式伤害或削弱”的行为，并将其应用到工作背景中，指出社会阻抑（socialundermining）是长期的、蓄意地妨碍个体积极人际关系的建立和维持、影响工作上的成功以及良好名誉的行为。在工作场所中典型的社会阻抑行为如：有意的使某人感到力所不及，扣留重要的或必需的信息，对某人沉默，背后谈论他人，针对某个人散播谣言等。区别于其它的工作行为，社会阻抑包括两个特殊的维度：外显行为（以作为的方式实施阻抑，如说坏话）和内隐行为（以不作为的方式实施阻抑，如扣留重要信息）。这一构念有别于其它构念，并且应用到工作领域的原因在于，我们关注社会阻抑的两个不同来源——同事和上级。Dufly等（2002）以特定的工作场所中的例子来阐释社会阻抑的三个关键特征：
第一，社会阻抑行为的表现形式多样，典型的方式有破坏人际关系和名誉。对人际关系和名誉的破坏有直接和间接的方式。阻抑行为可能采取直接作为的方式，如故意谈论一个人的贬损性的事件（说坏话）、完全地排斥某人或者贬低某人的观点。这些阻抑行为的直接方式是通过表现出某种行为而妨碍人际关系和名誉。另外阻抑行为也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完成，例如隐瞒必要的信息或未能保护某人。后一种形式，由于攻击者可以辩驳自己是由于疏忽来试图隐藏行为的本性，就更加难以辨别。
上级和同事的阻抑行为又可以分为言语阻抑和行为阻抑。言语阻抑包括对个体进行贬损性的评论、对个体沉默以待或者不传递重要的信息。前者是言语阻抑的一种积极形式，后者是消极言语阻抑的代表。行为阻抑包括拒绝提供承诺的工作资源或拖延工作进程来故意阻抑他人（Duffyetal.，2002）。
第二，社会阻抑行为对他人产生影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该行为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是隐伏的。社会阻抑具有时间和事件的叠加性，如果行为只发生一两次，并不会必然的破坏人际关系、损毁个人的良好声誉、或者对达到工作上的成功造成不可挽回的损伤；如果并非多次发生或者出于友情，也许会持续很长时间；如果不频繁发生且短期内不会对相关联的事件造成伤害，也可能被适当的原谅。然而，它们如果长期持续就称之为社会阻抑并会很大程度上削弱生产绩效。阻抑行为如果很少出现，并不一定会带来永久的或重大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会随时间而累积。同时，阻抑行为又是隐伏的。有些外在的行为可能是蓄意的（如杀人、身体攻击或损坏财产），但是并不在社会阻抑的范围之内。例如，尽管攻击行为导致很严重的身体伤害也许会妨碍个体的人际关系，但是它是一种会立刻产生重大影响的显而易见的行为，因此不是阻抑行为。
第三，只有被个体认定为蓄意妨碍的行为才属于社会阻抑行为。社会阻抑是个体的一种主观知觉和判断，个体在工作场所中是否感到阻抑以及遭受阻抑的程度往往受其主观归因和评价的影响。因此，如果个体相信其同事没有履行承诺过的工作或提供需要的信息是由于他，她被迫在家或身体状况不佳，个体就不会认定这是阻抑行为。同样的，如果把他人的行为归因于他/她最近经历的压力性事件（如离婚），就会使个体认为这是由不够成熟或压力导致的而不是社会阻抑引起的。尽管这些行为都是消极的社会行为，但是它们超出了社会阻抑涵义的基本范围。
2.2社会阻抑与相关概念的鉴别
社会阻抑并非等同于低水平的社会支持，Vinokur和vanRyn（1993）指出社会支持和社会阻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两个变量而不是同一变量的两极，社会支持提供了压力环境中减少威胁的能力，但社会阻抑不仅仅是环境中社会支持的缺失，而是直接会威胁到个体的心理健康、情绪和幸福感；相比于反生产行为，阻抑行为的对象单指组织中的个体，更强调的是潜在的行为和言语伤害而不包括身体攻击，主要的消极结果是给个体带来的人际伤害以及工作上名誉的损毁；社会阻抑与越轨行为相比，社会阻抑行为从来不直接指向组织整体，例如延迟或偷窃，而是有意的伤害某个个体，它还包括不在越轨行为分类范围内的拒绝、冷漠或其他的妨碍行为，当有些行为不属于蓄意的，可能是越轨行为而不会是阻抑行为，无心的浪费资源就是一个例子；社会阻抑与职场排斥两者的区别在于，职场排斥通常是作为其他职场负，例如人际异常行为、工作场所欺负、敌对行为、社会阻抑等研究的一部分，社会阻抑除了包括职场排斥中不作为的形式，还包括个体主动施为的形式如说坏话、批评指责、故意拖延工作以影响个体的进度，在人际异常的测量方面，社会阻抑评价的是异常行为的程度，而职场排斥行为是从员工的视角来测量并检验被排斥所带来的影响（Ferrisetal.，2008）。本文试图在行为主体、行为客体、行为性质以及主要消极行为结果方面对社会阻抑、反生产行为、越轨行为和职场排斥进行了比较区分（见表1）。
2.3社会阻抑的测量
对于社会阻抑的测量主要采取自陈问卷，目前还没有统一的量表，主要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和改编。应用普遍的是Vinokur等（1996）编制的7个项目的社会阻抑量表和Duffy等（2002）编制的26个项目的社会阻抑量表。
Vinokur等（1996）以求职者与配偶（或重要关系的他人）为被试样本，分别从受到的社会阻抑和实施社会阻抑两个方面进行配对测量。项目来源于Vinokur和vanRyn（1993）所提出的社会阻抑的三个表现方面，即消极影响、消极评价和消极行为。采用五点评分（1=从不，5=很多），要求被试回答直接指向个体行为的频率，问题包括你的配偶或同伴以不愉快或愤怒的方式对待你，使你的生活感到不自在，行事中表现出他（她）对你的厌恶，让你不情愿，使你感到心烦，批评你，指责你的无意行为。对阻抑行为的实施者的测量是通过对个体社会阻抑的施为进行评定，如“你经常以不愉快或愤怒的方式对待你的配偶或同伴吗？”二者的克伦巴赫系数α分别为0.98和0.84。
Dufly等（2002）最早采用因素分析法编制量表对工作领域的阻抑行为进行测量，题目来源于对非工作场所中的社会阻抑以及与阻抑行为定义相符的消极社会互动的项目的调整和改编；行为和越轨行为中与社会阻抑内涵一致的题目；在被试样本中征集关于消极社会行为的例子。接下来对收集到的72个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26个项目再进一步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进而得到了社会阻抑的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与工作中的社会阻抑内涵的维度相一致，分别是妨碍积极人际关系的建立和维持、影响工作上的成功和个人的良好名誉。测试中要求被试回答在最近一个月中他们受到来自上级和同事的社会阻抑行为的次数，1（从不），2（一次或两次），3（每周一次），4（一周几次），5（几乎每天），6（每天）。此量表分为上级和同事两个分量表各13个题目，上级和同事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92和0.90，最后对各项目的平均分相加得到总分。
3社会阻抑行为的影响结果
社会阻抑行为不仅会影响个体的健康、情绪、幸福感等，同时也会对组织氛围带来负面影响。
3.1对个体层面的影响
3.1.1心理健康
社会阻抑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强烈的负面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比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更加显著（Rook，1984）。Vinokur和vanRyn（1993）的研究表明在控制了先前和当下的社会支持水平和财政压力的前提下，社会阻抑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影响。oetzel，Duran，Jiang和Lucero（2007）的研究同样证实了社会阻抑与心理健康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另外，社会阻抑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具有变动性，一方面，当前高水平的社会阻抑对低水平的心理健康有强烈的影响；另一方面，当高强度的社会阻抑减弱时，能够预测随后一段时间心理健康水平的增加。在特殊群体中，对失业人员的研究表明在不同的时期内社会阻抑对心理健康都有强烈的影响；对于亲密的人际关系，例如婚姻，人际冲突对心理健康比支持产生更加强烈的影响（Vinokur&vanRyn，1993）。
3.1.2负性情绪体验
社会阻抑还会带来与心理健康有关的焦虑、抑郁、压力等一系列负性情绪体验。当社会阻抑作为预测变量时，多重回归分析表明员工的急躁、焦虑、去个性化显著增加（Gantetal.，1993）。Lakey，tardiff和Drew（1994）在控制了压力性生活事件等变量后发现，社会阻抑能够显著预测抑郁和焦虑情绪。Vinokur等（1996）的研究表明来自配偶的阻抑能够预测抑郁症状并降低婚姻满意度，来自于家庭、同伴和朋友的社会冲突会导致个体压力的增加以及对未来压力性生活事件适应水平的降低。Finch（1998）证明社会阻抑与消极情感相关。另外社会阻抑也是员工压力反应的一个因素，上下级和同事间的阻抑更多的与情绪疲劳有关（Gantetal.，1993）。
3.1.3幸福感
社会阻抑对人际关系、工作绩效、个人名誉的消极影响会降低个体的幸福感。Rook（1984）指出消极的社会相互作用比积极相互作用对幸福感有着更大的影响，并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由社会冲突的范围和数量能预测低水平的心理幸福感，但他人的支持的范围和数量与幸福感无关。他对年轻寡妇的人际关系的研究发现社会关系中相互冲突的数量对幸福感有显著的消极影响。此外，研究发现对阻抑的感知和个人幸福感两者之间存在负相关（vinokuretal.，1990；Bowling&Beehr，2006）。
3.1.4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是指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某一行为所进行的推测与判断（Bandura，1989，），个人的自我效能感与社会评价有很大的关系，评价反馈可以破坏或提升自我效能感（Bandura，1997），即自我效能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他人的评价。来自社会阻抑的负面的、拒绝的、贬低的评价常常会导致社会疏远和自信的降低。Duffy等（2002）指出以一种负面评价方式（贬损、不友好的、起外号）的社会阻抑与低水平的自我效能有关。他们的研究表明，来自上级的社会阻抑与员工自我效能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同时Rook（1984）也发现社会阻抑对自我感知的影响比社会支持更加显著。
3.1.5组织承诺和绩效
来自上级和同事的社会阻抑会降低员工的组织承诺并增加反生产行为，使受到阻抑的员工同样以社会阻抑进行回击、降低工作满意度和供职时间。组织承诺，尤指情感承诺，涉及个人对于其所受雇组织的潜在目标及价值观的认同和依恋（meyer&allen，1997）。组织的价值观由其员工的行为和反应集合而成，员工会以他人为参照来评价组织的价值观，当他人的社会阻抑有意地妨碍员工个人和工作时，就会降低员工对于组织的认同。Dufly等（2002）的研究表明，来自上级的社会阻抑与员工的组织承诺显著负相关。另外，社会阻抑还与员工绩效存在显著负相关（Duffyetal.，2002）。根据消极互惠观点，社会阻抑对人际关系、员工绩效和个人名誉具有消极影响，会减少员工的角色外行为，进而会降低组织绩效（Duflyetal.，2002）。
3.2对组织氛围的影响
社会阻抑会损及组织建言氛围、组织公正氛围和组织安全氛围。Frazier和Bowler（2012）的研究证实对环境中上级阻抑的感知影响员工对团队建言氛围的感知。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指出员工的感知和随后的行为受到工作环境中可利用的信息的影响，上级是员工最重要的社会信息来源，当员工受到上级的社会阻抑时，会感知到来自于外界的公然敌意。而建言行为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际关系，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个体在权衡利弊的时候就会意识到建言行为的危险，就会使员工感知到较低的建言氛围。mayeLnishii，Schneeider和Goldstein（2007）的研究表明，领导者的人格特征与程序公正氛围、人际公正氛围和信息公正氛围正相关，员工受到来自于上级的社会阻抑，知觉到上级的不公正待遇，势必会降低组织公正氛围。此外，由于管理者和员工之间的关系以及组织支持感影响安全氛围（wallace，&Chen，2006，），工作场所中的社会阻抑也会降低组织安全氛围的程度。4影响社会阻抑行为的因素
由于个体差异，个体实施阻抑行为和对社会阻抑的反应也会有所不同，一方面受到诸如个体的人格特质、认知风格等内在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外在的社会环境因素也同样会影响个体的行为和反应。
4.1内在因素
4.1.1人格特质
由于社会阻抑是一种长期的、隐伏的行为，没有明显的可视范围，这使得员工难以在短期内察觉。同时，对其性质和程度的判定会受到人格特质的影响，不同的个体会出现不同的情绪行为反应。Duffy等（2006b）指出，个体的高自尊和高神经质调节团体阻抑和个体阻抑之间的关系。高自尊的个体面临各种威胁自尊的情景时，相比于低自尊的个体更倾向于以社会阻抑行为来维持自身地位（salmivalli，2001）。高神经质的个体对环境中的惩罚信号更加敏感，倾向于表现出不良的适应能力和消极的情绪状态，包括紧张不安、焦虑、喜怒无常和担忧，这就增强个体了对社会阻抑的感知（Duffyetal.，2006b）。还有研究表明，嫉妒通过道德推脱（moraldisengagement）的中介作用影响社会阻抑，研究者指出通过社会阻抑来阻碍他人成功的这种行为的潜在动机是嫉妒，嫉妒增加了个体的道德推脱，并使个体克服认知障碍和自我制裁从而表现出社会阻抑行为。
4.1.2认知因素
对于社会阻抑的判定和情绪行为反应同时还会受到个体认知因素的影响。Crossley（2009）等证明个体对阻抑动机的判定会对阻抑行为的反应产生影响，并指出个体如果将他人的动机归因为怨恨（敌意），就会表现出愤怒情绪；若将动机归因为贪婪与自我提升（非敌意），则更多地表现出同情的情绪，并且这种不同的归因会影响到个体对社会阻抑行为的判定和随后的情绪行为反应（包括最终采取报复、逃避或和解的方式）。
4.1.3底线心态
底线心态（Bottom-Linementality）是社会阻抑的另一个影响因素，具有底线心态的个体只关注获得底线成果，倾向于以高水平的竞争来守护底线，只有当个人达成目标并且伴随着其他人失败时才视为胜利。Greenbaum，mawritz和eissa（2012）的研究表明，底线心态会通过上级阻抑的中介效应进而影响员工的阻抑行为。底线心态者通常会以社会阻抑的方式蓄意地妨碍他人获取成功，以暗中破坏他人的努力成果、扣留必要的信息、使他人出丑的方式来促使他人失败。
4.2外在因素
4.2.1情境因素
社会阻抑会受到个体所处的社会情境的影响。Duffy，Ganster，Shaw，Johnson和pagon（2006a）的研究表明，当个体处于低水平的阻抑情境下时，社会阻抑对个体的消极影响（例如工作态度、幸福感、越轨行为）更加强烈。根据公平理论，当个体面临消极情境时，他们会进行认知比较即换位思考。当个体受到上级或同事的社会阻抑时，他们常常会选择同事和临近的群体成员作为社会比较的对象，如果周围的人均受到来自上级或同事的社会阻抑，个体就不会期望自己受到差别对待，阻抑行为的影响就会减弱；而当周围环境处于低水平的社会阻抑或没有社会阻抑时，认知比较就会使个体产生不公平感，更容易进行向上的社会比较，从而增强了个体的阻抑体验。
4.2.2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是影响社会阻抑一个重要变量，来源于他人的情感支持、个人肯定、物质支持和信息支持会减轻社会阻抑所带来的各种消极影响。有研究表明来源于亲属的支持减少了亲属阻抑对于心理困扰的影响，配偶阻抑对于心理健康的影响也因配偶提供的支持而降低（maior，Zubek，Cooper，Cozzarelli，&Richards，1997；walen&Lachman，2000）。但是，也有相反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增强了社会阻抑对于个体的消极影响。一些研究发现在报告高支持水平的人中阻抑会带来更大的困扰，maior等（1997）指出来源于母亲和朋友的支持增加母亲和朋友的阻抑对于心理困扰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一贯提供高支持的人群一旦对个体施加社会阻抑会引起个体更大的心理冲击，使个体在心理上难于接受，从而使社会阻抑的消极影响增强。
4.2.3亲密关系
人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影响着社会阻抑的强度。一些研究表明亲密关系的强度和重要性在增加人际影响的积极和有益一面的同时也增加了消极的一面，而与其它关系相比，婚姻关系更加特殊并包含更加频繁和强烈的情感连结（vinokur&Kaplan，1990）。以婚姻关系为特点的高水平的相互依赖使对象的行为更加凸显，因此当配偶从事阻抑行为时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就更加严重（Vinokur&vallRyn，1993）。
5讨论和未来研究展望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对社会阻抑的内涵、影响结果、形成机制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社会阻抑，从而控制和减少工作场所中的社会阻抑，引导员工更多地从事亲社会行为，带来个人的心理健康和组织绩效的提升。但是对于社会阻抑目前国内的研究较少、几近空白，未来研究还存在着许多有待完善和深入探讨的地方。
5.1概念界定
作为一种消极的人际关系形式，Vinokur和vanRyn（1993）指出了社会阻抑的三个结果表现，Duffy等（2002）定义了工作场所中的社会阻抑行为，并从三个方面诠释了这一行为。此后组织中社会阻抑行为的研究多沿用Duffy的定义，但是目前对于社会阻抑还没有确切的操作性定义，不利于测量和更精细的研究。首先，社会阻抑是一种有意的妨碍行为，是个体对于他人行为的主观判定，而对于“有意”阻抑的判定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体的认知和判断，不同的归因方式会影响个体对于阻抑行为的认定。对上级和同事的妨碍行为进行外归因（由于受压力、重大应激事件等的影响而出现的行为异常）使个体倾向于认定为非社会阻抑，而内归因（出于厌恶、敌意、恶性竞争等）则使个体更容易判定为社会阻抑行为。其次，社会阻抑行为与工作场所中的其他消极行为如职场排斥、越轨行为、反生产行为、人际伤害等在概念和行为表现上尚有重叠且有待于进一步的区分。
5.2测量工具和方法
Vinokur（1996）和Duffy等人（2002）分别定义了社会阻抑的内涵，并根据各自定义的三个维度编制了社会阻抑的问卷，其中Duffy的社会阻抑量表经因素分析后得到的三个因素与定义的三个维度相一致，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后续的研究多采用这两个问卷来测量社会阻抑。但是，对于社会阻抑的测量仍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首先，社会阻抑是一个主观的构念，其判定受到个体认知和外界环境的多重影响，而目前在对社会阻抑的测量时要求被试对阻抑项目的频率进行选择，这完全取决于个人对阻抑的主观认定程度，进而忽略了阻抑给个体带来的真正客观影响。Duffy（2006a）指出将来的研究可以从多个角度来测量社会阻抑（如实施者，目标对象、观察者等），这也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可选的方法，然而如何平衡测量中的主观因素仍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究。其次，关于社会阻抑的测量指标，目前的量表只测定阻抑的频率而忽视了阻抑行为的强度的测量，同样频率但不同强度的阻抑对个人和组织的影响截然不同，以后的研究还应考虑对阻抑强度的测量。另外，根据阻抑行为的定义维度来看，发生一两次的妨碍尚不能称之为社会阻抑，这样根据频率来测定社会阻抑的方法就有待商榷。最后，对社会阻抑的测量还要考虑不同的情境因素。社会阻抑受到组织背景的影响，竞争型团队要比合作型团队的阻抑更加强烈，面临的任务类型、不同的领导风格、工作性质、公司所提倡的企业文化等情境因素同样会给社会阻抑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此外，社会阻抑还会受到大的背景文化的影响，我国文化提倡“以和为贵”、少数服从多数、“中庸”的处事方式，这是否会使得社会阻抑更加难以测量呢？未来的本土化研究需要根据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社会阻抑特点，编制中国本土化的问卷。
5.3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目前多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社会阻抑进行横向研究，这样的方法虽然能够测量个体当前的社会阻抑水平，但是在揭示社会阻抑的形成机制、阻抑行为的时间变化曲线、社会阻抑的影响机制方面就凸显出不足。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应考虑多种方法的运用，以期能够更加深入的理解社会阻抑。由于社会阻抑是一种长期的、隐伏的行为，并且还会受到个体、环境因素的影响，短期的测量并不足以形成对社会阻抑的完整评估，以后的研究可以采用纵向研究的方法来考察不同时期社会阻抑的变化趋势以弥补横向研究的不足，例如是否在入职阶段、年终、奖金或职称评定的时候社会阻抑更加严重呢；阻抑行为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在阻抑过程中是否还存在其他的影响因素。此外，通过质性研究来探讨社会阻抑的内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深度访谈和情境实验的研究方法也同样值得借鉴。另外，Hershcovis（2010）指出可以采用基于事件的日记研究和考察关键事件的方法来考察个体的归因意图、是否有意阻抑、阻抑实施者的权力对个体感知的影响。Rook在2001年使用日记记录的方式研究了社会阻抑对情绪健康的影响。日记记录在检验社会支持的复杂假设中能发挥重要作用，Bolger，Davis和Rafaeli（2003）等指出它能提供一段时间内关于社会阻抑、社会支持、心理压力的延缓和交互效应的描述性数据，这在研究方法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5.4影响因素研究
虽然目前的研究已经从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探讨了社会阻抑的前因变量，但是社会阻抑的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我们对其影响因素的了解仍然不多。Duffy等（2006b）指出应该检验领导者的行为在阻抑背景中的作用，阻抑行为受到团队成员权力和威望以及团队在更高一级的组织中的地位的影响。当领导者表现出亲社会行为并公平地对待员工，员工就会出现更多的有利于组织的行为（tepper&taylor，2003）。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阻抑是由于个体体验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呢？Duffy等（2002）认为在上级和下属之间存在的权力不对称是影响个体对上级阻抑态度的重要因素，在权力不对称的情况下，员工对于社会阻抑可能有更强烈的心理感知，在以军队和政府机关为样本的研究中这种上下级之间的权力不平衡尤为突出。社会阻抑还有许多的前因变量有待于发掘，对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利于了解阻抑行为的作用机制，对于减少和避免组织中阻抑行为的发生有重大意义，因此将来的研究应从多角度来探索社会阻抑的影响因素，构建社会阻抑的影响因素模型。
5.5社会阻抑的作用机制探究
目前对于社会阻抑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影响因素和后果变量的探究上，但我们对社会阻抑的形成和作用机制却不甚了解。社会学习理论指出，工作场所中的攻击行为是个人通过观察他人的攻击行为习得的，那么社会阻抑是否源于对上级和同事阻抑行为的观察学习而使得个体也同样实施阻抑呢，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Bandura（1989）指出在观察行为中高权力的人相比于其他人会带来更强的模仿效果，那么这样的观察学习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再者，Duffy等（2006b）指出团队的结构（如：团队如何形成，相互作用的频率，完成何种任务）也许会在团队和个人阻抑的关系中起重要作用，并指出将来的研究可以关注团队结构在增强或减少阻抑行为中的作用。对社会阻抑的解释、作用机制还需要将来进一步的探究。
人际关系对社会的影响篇6
论文摘要：成人学习动力不足是成人教育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从人类发展生态学的外系统视角出发，审视成人学习动力问题，剖析导致成人学习动力不足的外系统原因，进而提出相应对策。
论文关键词：成人学习动力；人类发展生态学；外系统
布朗芬布伦纳（UrieBronfenbrenner）认为，发展中的个体总是在复杂的生态系统中发展，由内而外主要有四个系统——小系统（microsystem）、中间系统（mesosystem）、外系统（exosystem）和大系统（macrosystem）。小系统和中间系统等微观系统都依托于其所处的更大的环境，对发展主体施加影响，这种影响都需要在外系统、大系统等更广阔情景中才能得以实现。“外系统就是指发展的人虽然并没有参与，但却影响或受其中所发生的一切所影响的一个或多个环境。”我们主要立足于家庭、单位、学校等与成人学习个体紧密相连的环境去探讨成人学习动力问题。外系统除上述对成人学员影响较大的环境因子外，还包括邻居、家庭友人、大众媒介以及一些机构等。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成人学员没有具体加入这些外系统，但是它们却时时刻刻影响着成人学员的学习及发展。当然，这些间接影响只具体体现在较微观的环境系统中，尤其是体现在小系统的三个基本特征（即活动、角色、人际关系）之上。也就是说，外系统对成人学员所施加的间接影响最终以小系统为中介发生作用。
一、基于人类发展生态学外系统视角的成人学习动力分析
1.家庭方面
从家庭方面来说，已婚的成人学员，其伴侣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职业状况、身体条件和文化水平，决定了其所承担的角色、所从事的活动和所建立的人际关系，从而间接地影响到对学习的态度和方式。一般而言，成人学员学历基础、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其伴侣往往也不够高，这些都或多或少会影响到他们的职业及收入。一般而言，他们所处的职业环境较差，这会间接影响到其家庭角色的分担、家庭事务活动参与的积极性。同样，囿于收入、地位不高的影响，他们的人际网络往往比较窄，朋友所能提供的友情支持及经济资助有限，这些都会对成人学员产生间接的负面影响，从而挫伤成人学习的积极性。未婚的成人学员，其家庭成员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也会影响其角色、活动、人际关系等小系统特征，从而间接影响其对待学习的态度与方式。其他情况也是如此，或多或少都会对成人学员的学习产生间接影响。外系统活动受到损害时产生的负面影响将会更大，如收入剧降或失业导致家庭人际网络大幅缩减，这些必然会对成人学习动力产生消解作用。
2.学校方面
从学校方面来说，师资水平、教师工作状态等都会影响教师的活动范围、承担的社会角色以及所建立的人际关系，从而影响教师的教育观、学生观及事业心等。成人高校教师相对于普通高校教师，职业地位、整体水平相对较低。一直以来，成人高校主要依托外聘教师，近些年才大力引进人才，加强自身师资建设。但在学校人事构成中，教师占比并不高，学校行政化倾向严重，导致的恶果就是教师的职业生活状态不如人意。在实际调查中也发现，成人高校教师相较于其他普通高校教师有更大的职业压力，更早进入职业倦怠期。这样的工作状态必然会影响教师的活动范围、处事方式、承担的社会角色及人际关系网络，最终对成人学习产生间接的负面影响，损伤其学习动力。与普通高校相比，成人高校的资质、品牌形象不佳，这些不利因素都会间接影响到教师的职业态度，最终损及成人学习动力。
3.社区方面
成人高校所在社区的文化水平、经济状况及社区中人们的交往方式、习惯等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成人学员的知识范围和交往水平等。一般而言，相较于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校园面积不大，多数处于闹市区，周边文化设施及机构不多，这些都会影响学校办学，对学校营造良好学习氛围产生阻滞影响，从而间接地影响到成人学习动力，阻碍其激发与增强。
4.工作单位方面
从成人学员所在的工作单位方面来说，单位在社区中的地位、口牌、形象，以及单位整体经济收入、员工整体受教育程度、氛围等因素会间接影响成人学习积极性。囿于比较低的学历及文化水平，成人学员所就职的单位在社区中的地位、口牌、形象、收入等方面普遍不够好。在这个“学历至上、唯文凭是举”的社会，低学历人员普遍受到歧视，其所从事的工作、就职的单位口牌和形象不佳、地位不高，这些因素肯定会影响与成人学员相关联的单位的其他人的活动范围、角色及人际关系，进而影响到他们对待成人学员的态度、情感和方式。一般而言，对成人学习动力的消极影响偏多。
5.其他高校
参与成人教育市场竞争的主体较多，远的有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开设网络教育学院的大学，近的有当地各普通高校及各种民营培训机构。除此之外，还包括一些成教机构，如自考办等。多元主体的逐利式瓜分必然导致恶性竞争，最终影响整个教育质量。无序的恶性竞争，导致各办学方竞相压价，降低条件，最终“劣币驱逐良币”效应致使整个成人教育质量大幅度滑坡，并形成比较固化的不良口碑、形象，如成人教育就是混文凭。恶性竞争的结果牺牲了教育质量，严重损毁了成人教育的办学声誉，这无异于竭泽而渔，为了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最终自己砸自己的饭碗。教育主管部门监管的乏力乃至缺位，更是加剧了这种恶性竞争。在这样的氛围中，期望成人学员认真求学，葆有旺盛的学习动力显然是一种奢望。
二、基于人类发展生态学外系统视角的对策思考
1.家庭方面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家庭外系统对成人学习所产生的不利间接影响居多。要大幅改善家庭成员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人际网络等不太现实，但可以通过提高办学质量，实实在在地增强成人学员实际工作能力，改善其在单位的人际生态，获得职位晋升或薪酬奖励等，这样可以间接诱导其家庭成员对其学习持支持态度，从而让他们自觉负担起更多地家庭角色职责。这既可以使其家庭成员因替代强化而萌发起强烈的学习动机、成就动机，也可以促进家庭生态向良性转化。这样，家庭成员积极参与学习，努力工作，随着其收入、地位的改善，其角色、活动、人际关系等小系统特征也会向良性方向发展，从而间接促进成人学员学习。
2.学校方面
从学校方面来说，改进学校生态环境，扭转行政化倾向，提高教师待遇，尊重教师，弘扬民主精神，激发教师的主体参与热情，转变管理风格，以人为本，这一系列措施都有利于教师工作状态的改善，有助于教师本身的活动、角色及人际关系的全面改观，从而间接影响成人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同时，成人高校要大力引进“双师型”人才、教育技术人才、市场营销人才等，使师资队伍多元化，改变过去那种经院特色明显的师资构成状况。教师外聘也应该拓宽渠道，不能仅局限于高校，应该从高校外其他行业单位中选拔一些有意兼职并具备一定素养的资深人士，这有利于冲破“普教化”束缚，也更能满足成人学员实际需要。只有这样，才能凸显成人教育、远程教育特色，祛除“普教”烙印，在整个教育系统中获致与普通高校同等的地位，而不像现在这样自我矮化。教师生存境遇、工作状态的改善必然会影响教师的活动范围、处事方式、承担的社会角色及人际关系网络，最终对成人学习产生间接的正向影响力，从而增强学习动力。
3.社区方面
优化学校所处社区环境，合理开发、利用社区资源是实现学校与社区良性互动的积极措施。一方面，要消除社区环境的不利影响，在发展中不断改善、优化社区环境，另一方面，要根据教育需要，合理利用社区资源。在一些教学活动中，可以根据教学内容，引入相关的社区资源以加强教学的实践旨趣。当然社区作为外系统，主要是通过文化水平、经济状况及社区中人们的交往方式、习惯等来潜移默化地影响成人学员的知识范围和交往水平。这就意味着，社区环境的优化需要多方努力、整体推进。
4.工作单位方面
正如前文所述，成人学员所在单位生态良好的不多，这和其低学历有莫大关系。因为在学历社会，教育通过学历进行社会分层。对此，可以从抵消单位不良生态影响入手，来激发和维持成人学员的学习动力。首先，在学校教育中，要激发成人学员的成就动机，进行适当的励志教育，增强其改变环境的欲望，激发起自我实现的需要。其次，在课程设置方面，应该增加一些学科专业之外的生活、职业课程，如职业、人生规划、生活建议、心理咨询等非常规内容。这些有助于消解其人生困惑，缓解不良情绪，廓清人生、职业迷雾，摆正态度，抵消不良环境的干扰。最后，创设吸引成人学员且能满足其多方面需求的网络平台，这样可以延长学习时间，扩展学习空间，从而相对减少在单位不良生态环境中所驻留的时间。当然，网络平台仅限于知识空间的构建对成人学员是不可能产生多少吸引力的。
人际关系对社会的影响篇7
关键字：社会智力儿童社会智力儿童社会智力差异性
1社会智力的定义
1920年，桑代克首次提出了社会智力的概念。虽然社会智力概念的提出距今已经有90多年的历史，但是由于界定的视角不同，研究者对社会智力的定义也众说纷纭。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取向的定义：（1）基于行为表现的定义：该观点根据行为的后果进行界定，认为社会智力是个体社会能力的有效性或适宜性，即认为社会智力是在人际关系中采取明智行为的能力或与人融洽相处的能力等。（2）基于社会认知的定义：此类概念内涵比较狭窄，仅仅从对社会信息加以解释的角度定义，将社会智力看作是译解社会信息的能力。（3）社会认知与行为表现整合的定义：此类概念纠正了以往偏重于认知或行为的一个方面的倾向，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认为社会智力是一种理解人际情境中人们包括自己的感受、思想和行为，以及据此做出恰当反应的能力。总之，虽然研究者们对社会智力的定义仍难以达成共识，但他们基本上都认为社会智力是一种正确认识自我与他人，与他人和谐相处的能力。
2儿童社会智力的特点
2.1儿童的社会智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
叶斌（2003）认为，抽象智力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走下坡路，而社会智力、情感智力则有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持续增长。这比较符合人的心理成长和发展的现实情况。社会智力发展并不是一个直线上升的过程，期间既有平稳发展的时期，也可能会出现发展延迟或停滞的时期。
2.2儿童社会智力的发展存在性别差异
福曼（1999）对260名学生的研究表明，男生言语智力、实践智力的自我评定高于女生，而社会智力的自我评定却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儿童社会智力的自我评定存在显著性别差异，除社会焦虑外，女生在社会智力其余4个维度及总体水平上的得分明显高于男生。具体原因可能是由以下三个因素造成的：首先，女生社会敏感性比较高；其次，女生言语表达能力比较强；最后，女生身心成熟比较早。
3儿童社会智力的影响因素
3.1师生关系影响儿童社会智力的发展
从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来说，教师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学生常常以教师的行为、品质作为衡量自己的标准。尤其是低年级学生，他们倾向于把老师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待人接物的态度理想化，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行为典范（高玉祥，1989）。因此，教师的言行举止和师生关系会影响儿童社会智力的发展。
3.2同伴关系影响儿童社会智力的发展
同伴关系在儿童、青少年发展中具有成人无法取代的独特作用和重要的适应价值。同伴关系是发展社会能力的重要背景；同伴关系是满足社交需要、获得社会支持和安全感的重要源泉；同伴交往经验有利于自我概念和人格的发展（邹泓，1998）。简言之，同伴社会支持能够发展儿童的社会认知和社会技能，提高儿童理解和运用语言和非语言交流的能力，缓解和克服与人交往的紧张心理，有利于儿童正确认识和评价自我，进而能够促进和提高儿童的社会智力水平。
3.3家庭因素影响儿童社会智力的发展
家庭中影响儿童社会智力的因素非常多，在这里主要说一下亲子关系。亲子关系是家长与孩子间的代际血缘关系，它既是儿童最早的人际关系，也是交往时间最长、最频繁、最为稳定的一种关系。积极的亲子关系，会使儿童感到被爱与被尊重，使他们对自己、他人和周围环境有积极、乐观的认知和期望。不良的亲子关系，则容易使儿童对自己、他人和周围环境产生不良认知和消极体验，并影响他们与同伴或教师的交往，致使他们的同伴关系和师生关系也较为消极（叶子等，1999）。由于亲子关系的好坏会影响儿童对人际交往的认识、情绪、体验和期望，所以它必然会对儿童社会智力的发展产生影响。
3.4儿童个体因素影响社会智力的发展
3.4.1社会观点采择影响儿童社会智力的发展
通俗地讲，观点采择就是“站在他人的角度看问题”或“从他人的眼中看世界”。社会观点采择在儿童社会认知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能够促进儿童社会性的发展，具体表现在：观点采择有利于儿童社会信息的沟通，有助于调整儿童对自身的评价与反应，便于儿童理解人际关系，影响儿童的社会行为，推动儿童的道德发展，促进儿童自我意识的发展等。
3.4.2一般自我效能感影响儿童社会智力的发展
自我效能感是儿童自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个体对所面临的环境中的挑战能否采取适应的知觉或信念，反映的是个体对环境的控制感。经研究发现，一般自我效能感能够显著地预测儿童的社会智力水平。一般自我效能感作为一种总体性的自信心，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儿童对自我以及自己与人交往能力的看法，从而促使个体在人际交往情境中能主动与他人交往，关且在发生人际交往冲突时，个体也能积极寻求有效的解决办法，进而采取恰当的行为。
4结语
社会智力培养应具有全员性，而不是专为少数社会智力低下者设计的补救措施。教育工作者应该充分认识到提高儿童社会智力水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自觉将社会智力培养看作是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和学校教育必不可少的一项基本内容和考核指标。进行素质教育，应在课程设置、制度保障、校风建设等方面，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社会智力培养工作。教师在培养儿童社会智力方面，应该注意充分发挥教师的榜样示范作用，应该关爱学生，并及时与家长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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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对社会的影响篇8
关键词：情感agent；人工心理；人格社会性发展
中图分类号：tp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44(2009)04-936-03
"interpersonalJigsaw"―ResearchoftheSocialDevelopmentmechanisminemotionalagents
YaoZhi-peng1,ZHanGXiao-dong2
(1.ResearchCenterforLearningScience,KeyLaboratoryofChildDevelopmentandLearningScienceofministryofeducation,nanjing210096,China;2.SoftwareCollegeofSoutheastUniversity,nanjing210096,China)
abstract:inordertodepictthepersonalitysystemmorevividly,soastocreatemorehumanisticemotionalagents,theideaofadddevelopingmechanismintotheemotionalagentsisadvanced.theprimarysimulationofthesocialdevelopmentofpersonalityisdonethroughconstructingandprogrammingthe"interpersonaljigsaw"taskmodel.theexperimentsdonewiththesoftwarerevealssomecharactersbetweenpersonality,relationandinteractionamongpeople.theoutcomeprovesthatthedevelopingmechanismhelpstoachieveamorehumanisticbehaviorforemotionalagents.
Keywords:emotionalagent;artificialpsychology;socialdevelopmentofpersonality
1引言
通过构建基于人格理论的情感agent模型，研究者通过整理和结构化人格对情绪、认知、行为模式的作用，以及对情绪作用的重新分类和定位，使得将情感纳入一个更完整的心理学体系，使其在产生和作用方面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论基础，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人工智能与心理学的衔接。为了对人格作出更加贴近于符合实际的模拟，本文进一步对情感agent中人格的社会性发展机制进行了探讨。
在较长的一个时间背景下，人格处于一种缓慢而有规律的变动中。人格发展被定义为“在从出生至死亡的整个生命历程中,个体的人格特征,随着年龄增长和习得经验的积累而逐渐改变的过程”[1]。
研究人格与社会的关系实质上就是讨论人格与情境的关系[2]。情境对个体的意义不在于其客观属性，而在于个体对情境刺激的主观解释。人格特点会使人更倾向于选择特定的人际情境和交往对象，更易于得到他人的特定反应，对情境作出某种行为反应，进而对个体所处的社会情境产生影响。在研究中，笔者分析了人际交往的主要事件，通过分类和简化，选择并构建了这样一种情境，在这样一种情境中，个体会因任务的需要而向其他个体作出请求帮助或回避的行为，而另一方则相应地作出同意或拒绝的人际反应。通过这样一种最简单的人际交往模式，模拟人格特质社会性的动态发展趋向，进而对人格的社会性发展作一定的描述和讨论。
2人际拼图任务模型
2.1人际拼图模型设计
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人格特征是习得的，特别是通过社会学习而获得的。沙利文关注于人际关系对人格的影响，他将人格放在人际关系中加以研究。他强调，人格永远无法与个人生活于其中并因此具有其本质人际关系的背景相脱离。他对人格的定义是：人格是人际关系相对持久的模式[3]。
笔者试图通过模拟人际交往行为以及在这些交往中人格的相应变化。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设计了“人际拼图”这样一个任务模式。人际交往，是人与人之间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接触，从而在心理和行为方面发生相互影响。在交往的基础上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心理关系称为人际关系[4]。人格是在实践特别是交往行为中形成的，反过来又影响和制约着人的交往行为。
图1是设计的该实验的软件流程。该任务模式的大致情况如下：在实验开始时，每个个体会被随机分到一些任务碎片和任务目标，任务目标指示其完成目标所需的特定的任务碎片。随后，个体根据需要和实际情况（人际关系、个体的人格特点），向其他个体寻求帮助来得到其所缺少的任务碎片，通过这样的任务碎片搜寻过程，不同的个体之间产生了人际交往，这些不同类别的交往及其结果会对交往双方的关系产生影响，也会对个体的人格特质产生影响，把这部分对人格的作用机制定义为该模型的第一动力系统。
另外，在大五人格模型内部，由于各特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因而这些特质相互之间也形成了一定的动力结构，在发展变化时存在着一定的制约和影响，这个因素也是人格变化的一部分。在关于大五人格模型内部各特质之间相互关系上，研究者得出的比较一致的观点是神经质同外倾性、宜人性和认真性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外倾性同宜人性存在正相关，宜人性同认真性存在显著正相关[5-7]，把人格特质间的这种相关性作为第二动力系统。
1）第一动力系统
在个体开始自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首先，个体会根据所缺少的碎片来确定其寻求帮助人员名单，根据名单中这些个体与其不同的关系，个体会按照亲密度由高到低的顺序开始去寻求帮助。在寻求帮助时，个体会综合包括情绪、人格特质、关系这些信息来确定是否向对方提出请求，如不发出请求则归为“放弃”，否则归为“请求”；在向对方提出请求后，对方也会综合相关信息确定是否提供帮助，由此产生“同意帮助”和“拒绝帮助”两种情况，双方不同的行为决定都会对双方的人格特质和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个体获得了其他个体的帮助，则表示获得了该任务碎片；如果没有个体愿意提供帮助，则对于该任务碎片的寻求工作被归为“失败”。如果所有个体中都没有该个体所缺少的任务碎片，该情况将被归为“无解”。如果个体获得了所有的任务碎片，则此次人际拼图任务归为“完成”，其余情况归为“失败”。不同的归类情况中，个体相应的属性会发生变化，这就是本模拟系统人格变化的最主要动力体系，其对人格特质变化起主要作用。具体归类变化情况见表1（其中H代表发出请求的个体，G代表被请求的个体，o代表经验开放性，C代表认真性，e代表外倾性，a代表宜人性，n代表神经质，SFt_X代表个体特质X的反身因子，SFr代表关系relation的反身因子，pFH为请求者的亲社会因子，pFG为被请求者的亲社会因子）。
在模型中情绪的模拟上，笔者仅仅涉及到了情绪的正负性。个体情绪由情绪参量emotion来表征，emotion数值范围为(0,1)，其中0代表负性情绪极，1代表正性情绪极。每回合任务中个体情绪的获得是半随机的，具体情况如下。对于不同的个体，首先根据该个体的外倾性和神经质特质来获得情绪基值，根据该个体的神经质特质来获得随机幅度，随后在情绪基值和随机幅度的约束范围内，随机产生情绪值。这样的效果是，外倾性越突出而神经质得分越低的个体，其情绪的平均分布值越高；神经质越突出的个体，其情绪的变化幅度越大，也就是越不稳定。
为了更好地模拟现实中相应的情景和变化规律，在模型中，加入了一些有特定含义的计算因子。以下就是这些因子的介绍。
亲社会因子（pro-socialFactor,pF）,亲社会因子表征的是个体融入社会的程度，代表个体与其他个体关系发展能力的高低。
反身因子（SelfFactor,SF），反身因子的设置，是为了体现人格特质和人际关系在中性时最易发生变动，而越接近两极越难转变的规律。
关系因子（RelationshipFactor,RF）,关系因子的设置，使得相同的行为在不同关系的个体之间发生时对人格特质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个体a与个体b关系较密切，而个体a与个体c关系较疏远，当与个体a关系较密切的个体b拒绝帮助个体a时，对a造成的消极影响会大于个体c拒绝帮助个体a时的情况。
经验开放性因子（oFactor,oF），经验开放性因子使得个体对于人际交往本身产生不同的关注程度，进而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交往中产生的负面影响的作用程度。
下面是以上部分内容涉及到的算法。
情绪的具体产生算法：
基准情绪值ReF=0.3*e+0.5C0.2*n
情绪变化幅度RanGe=（1+n）*0.5
情绪值emotion=ReF+(rand-50)*RanGe/100，其中rand是介于0-100之间的随机数。
亲社会因子（pF）,pF=[(1+e)(1+a)(1-n)]1/3。
反身因子（SF），SFt_x=1-abs（trait_x）,SFr=0.5-abs(0.5-relationship)。
关系因子（RF）,RF=(0.5+relationship)1/2。
经验开放性因子（oF），oF=1+0.5*(1+o)。
2）第二动力系统
通过对大五人格模型内部特质间的相关性的研究，选用了其中得到广泛认同的两组相关性（神经质与外倾性的负相关关系、外倾性和宜人性的正相关关系）作为本模型人格特质变化的第二动力系统，辅助作为第一动力系统的社交人格变化的动力系统。人格特质相关性作用模拟动力系统构造如下：
特质X对特质Y的作用通过能力因子（eF）和距离因子（DF）来实现,其中，能力因子代表了该特质对其他特质的影响力，其越接近于两极，影响力越大；距离因子代表相互作用的两个特质间的关系，在正相关的情况下，两特质相差越小，其互相间的作用力越小，相差越大，其相互间作用力越大。在负相关的情况下，两特质相差越小，则其互相间的作用力越大，相差越大，其相互间作用力反而越小。下面是这两个因子的计算公式。
能力因子eF=abs(X)
距离因子
正相关：DF=abs(X-Y)
负相关：DF=abs(X+Y)
模型中，选用了ne、en、ea这三个作用过程来作为该动力系统的实体部分，根据上面的公式，人格的变化情况为：
ne：Δe=0.005*eF*DF
en：Δn=0.01*eF*DF
ea：Δa=0.01*eF*DF
3）行为决策
在行为决策的条件判断时，采用了模糊逻辑的思想，首先，将条件判断所需的浮点型参量x通过分级划分转化为整型参量rank_x。随后，通过将rank_x代入行为可能性函数求得个体行为的可能性，其值为0-100范围内的整数。最后，随机产生一个0-100范围内的整数，通过比较可能性与该随机数的大小，来决定个体的行为选择。
行为可能性函数如下：
1）请求帮助可能性：
possible_ask=(2*rank_relation+rank_e+rank_C+rank_emotion)*7
2）同意帮助可能性：
possible_help=(2*rank_relation+rank_a+rank_aG+rank_emotionG)*5
其中rank_aG和rank_emotionG是GUeSt的参量，其它的是HoSt的参量。
最后，使用microsoftVisualC++来编程实现该模型。
2.2“人际拼图”软件模拟实验
实验1：人际关系对人格特质发展的影响
在实验1中，从整体上来看人际关系对个体人格发展的影响。通过两个子实验1_a和1_b来分析人际关系的作用。
参数设置：
在两个子实验中，个体a、b、c、d的人格特质都设定为中性值0；
实验1_a中，两两人际关系均设定为0.5；
实验1_b中，两两人际关系均设定为0.6；
在两个子实验中，碎片全集数、自有碎片数、任务碎片数的组合均为4-2-2；
如此条件下执行99次任务。
实验结果与讨论：
为了便于分析，将实验1_a中行为数据与实验1_b中的对应数据相减，结果见表3。可以明显看出来，个体在实验1_a中比1_b中表现要差很多，放弃次数、拒绝次数这些消极行为的次数1_a都要比1_b多，而帮助次数、被帮助次数以及最后的任务完成数则相反，1_a比1_b要少很多。
实验1_a、1_b的个体平均人格见图2，观察这两次实验中个体人格变化情况，可以看到，其变化特点与个体的行为表现是相符合的，1_b中人格的发展明显比1_a中更符合亲社会的标准。
由实验1知，在平均关系上一个不是很显著的变化会对个体的行为以及相应的人格发展带来比较大的影响。可以认识到人际氛围在人格形成中的所起到的重要影响。良好的人际氛围引导人格向良性方向发展，而这种人格的良性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人际关系的提升，如此互为因果形成良性循环。
■
图2实验1_a、1_b平均人格特质对比图3实验2_a、2_b平均人格特质对比
实验2：人格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在实验2中，通过两个子实验的对比来探讨人格对人际环境的影响。
参数设置：
实验2_a中，a的人格特质为具有一定的亲社会倾向（o：0.2，C：0.2，e：0.2，a：0.2，n：-0.2）；实验2_b中，a的特质为了中性值。其他个体的特质在两个实验中都是中性值；
两个子实验中，人际关系均为a-b（0.5），b-c（0.5），c-a（0.5）；
碎片全集数、自有碎片数、任务碎片数的组合均为3-2-2；
如此条件下执行99次任务。
实验结果与讨论：
通过表4，对比这两个实验的行为数据，可以看到，实验2_a比实验2_b的人际氛围更好，具体表现为，前者个体放弃请求的平均次数明显少于后者，而帮助次数则多于后者，拒绝次数也少于后者，最后的任务完成情况前者也是优于后者。将2_a中的个体b、c的变化后的平均特质和2_b中个体a、b、c变化后的平均特质作对比（这样也就排除了在实验2_a中个体a初始值设置的影响），如图3，可以看到，实验2_a中的个体平均特质在宜人性、外倾性和认真性上都要比2_b高，而在神经质上则小于2_b中的个体平均值，综合这些对比结果，可以判定在实验2_a中个体的亲社会型人格发展要好于实验2_b中的情况。
通过以上2大类实验结果分析和讨论，模拟了个体之间一些简单的人际交往行为，以及伴随着这些社会行为的人格的社会性变化，详细分析了其中的一些情况，讨论了人际关系、社会交往行为以及人格发展这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情况，最后，笔者的结论是人际关系和人格特质共同作用产生了社会交往行为，而社会交往行为反过来又对人际关系和人格特质的变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可以说，通过社会交往行为，人际关系和个体的人格特质实现了互相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
3总结
通过构建“人际拼图”软件，初步模拟并探讨了人际交往中的人格特质发展机制，笔者认为人格特质发展机制对情感agent领域的研究意义和作用体现在下面三点：1）情感agent中人格发展机制的加入体现了个体与外界环境和其他个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加强了个体与外界的联系；2）人格发展机制的存在为个体行为模式的变化提供了依据，从而将情感agent模型单纯由情感决定行为的旧有体系发展为立体的人格-情感二层体系，人格的改变对总体的行为模式负责，而情感的改变对行为进行进一步的细化修饰和诱导；3）人格发展机制的加入使得情感agent在对人类个体的模拟更为全面和接近实际，是agent个体实现人性化自我发展的基础。
今后需要做的工作，一是需要在情景模式和行为模式方面的细化，另一个是大量相关的经验实验数据的采集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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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对社会的影响篇9
一、经济因素
影响大国关系的首要因素我们认为首推经济因素，纵观人类的两次世界大战我们不难发现，战争的根本起因都是大国为自身经济利益而挑起世界大战。就一战而言，其起因无非是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性的加剧，导致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强烈要求重新瓜分世界，战争结束，分出胜败，自然也产生了新的利益格局，但是这种将战败国德国掏空榨干的新体系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祸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严重经济危机。各国纷纷采取措施转嫁危机，而德意日三国更是为了摆脱经济、社会危机，走上了法西斯道路，导致了二战的发生。战后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主要也是因为其经济地位增强。而冷战的发生也不仅仅是饮食形态和社会制度的较量，更重要的是两大阵营经济实力方面的比拼，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也是经济体制长期僵化，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从而导致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的灾难性后果。冷战结束后，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各大国之间共同语言最多的地方还是在于经济合作领域，当然，摩擦冲突频频出现背后的推手也无不是经济利益的争夺。美国插手中东事务，日本与多国的岛争，无不与能源资源利益有关: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欧元区建立，各种贸易壁垒层出不穷，无不与各大国货币金融利益有关。放眼当今世界，各大国在各种场合磋商最多的无非是如何走出次贷危机阴影，如何恢复经济增长，如何摆脱欧债危机。综上所述，经济因素在过去现在将来都将是各大国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正如世纪英国首相帕麦斯顿所齐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二、制度因素
除经济因素外，影响大国关系的当属制度因素，十月革命之后，世界上出现了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两者的所有制基础，社会形态，思想观念殊异，导致两种制度的国家长期对立，在共同打败法西斯之后，雅尔塔体系建立，不久，冷战爆发，东西方开始了四十多年的对峙，全世界几乎所有事务都要置于美苏争霸的大背景下，新的世界大战，核战争，时时威胁着世界。冷战结束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斗争退居次席，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世界的主题。但是，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依然存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吞并社会主义之心不死，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其理论和实践都发生了深刻变革，并日益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国也日益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在制度方面，除了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之外。民主发达的国家和民主欠发达的国家，由于其社会基础的不同，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也是千差万别，民主的完善是历史的大趋势，民主制高度发达的国家在相互关系上势必更具有亲近感，也更容易沟通。而专制国家在国际舞台上遭到排挤和误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三、人权因素
人权因素与上述的制度因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上所述，人民主权，尊重人权己经日益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广泛共识。人权有赖于制度的保障，人权高度发达的国家也必然是民主高度发达的国家，而国家说到底是由人构成的，在这样的国家，对外决策的制定必然更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人民必然是追求和平与发展的最大力量，在此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交织，那么各大国在民主制的作用下在更多问题上就更能找到共同利益，更能达成共识，从而是国际关系的发展趋于稳定与和谐。相反，某些极端独裁和专制的国家也在国际社会上被认为是影响稳定的邪恶力量存在。
四、文化因素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文化传统。文化因素导致了个民族民族性格，行为模式的差异，进而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中预言未来世界将是基督教世界，伊斯兰世界和儒家世界三足鼎立，产生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虽然未来世界人类文明之间未必会冲突不会融合，但这种说法也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民族文化对于世界形势影响。乔治凯南的八千字电报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苏联具有对外扩张的民族传统，而后来苏联不断入侵别国，挑起事端的事实也证明其所言非虚。中华民族自占热爱和平，在新世纪提出永远不称霸的口号也自然为世界所认可。当今世界某些政教合一的国家鼓吹所谓圣战，与恐怖势力相勾结，不断制造事端，威胁世界和平。但是，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及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人类理性程度正不断提高，世界人民的共同之处越来越多于其差异之处，普世价值观正在形成。所以文化传统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也将变的有限。
五、信用因素
排在文化因素之后的，笔者认为是信用因素。纵观历史，很多国家阳奉阴违，单方面撕毁协议发动战争，给当事国带来了深重灾难。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有赖于有关各国同心协力，格守承诺，认真履行联合国宪章和各国际条约的有关义务。只有如此，才能使国际关系的发展具有可预测性。举例而言，当前环境问题是全世界关注的问题《京都议定书》问世十多年来，部分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或不遵守规则，或在签订后退出，不仅对于环境问题的解决带来了障碍，而且也损害了当事国之间的关系发展。
六、突发事件
所谓突发事件，顾名思义，指的是国际关系中相对不可控的事件，例如自然灾害，恐怖袭击，或者某些独裁国家及受宗教控制的国家采取的极端政策。这些事件不在人们的意料之内，但却会给大国关系带来影响，例如911事件，使美国连续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从而使欧洲，俄罗斯等多种国际力量卷入中东。在未来，突发事件仍然可能造成国际形势出现不可控制的局面，例如日本与邻近各国的岛屿争端，一旦相关方擦枪走火，做出冲动举措，势必带来严重的难以预料的后果。所以突发事件仍然是影响大国关系的一种潜在因素。
人际关系对社会的影响篇10
[关键词]全球公民社会 非政府组织 国际体系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lo)04－0129－04
公民社会是指公民通过结社或者其他方式组织起来的相对独立于国家或政府的社会生活领域，是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关系和民间组织的总和。全球公民社会是公民社会在全球层面的扩展，是国际性的民间关系和民间组织的总和，大多数学者将国际非政府组织作为全球公民社会发展的主要表现形式和核心内容。但是，不应简单地用公民社会的概念来比附全球公民社会这一概念。美国学者克里尚・库马尔认为：“全球公民社会可能表现出与其母概念公民社会相同的长处和弱点，但是，由于增加了一些特性，可能有点惊奇，这一概念比先前派生它的概念更丰富。”全球公民社会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逐步广泛使用的一个较新的概念，它将20世纪70年代以来炽热的“全球化”论题和“公民社会”话语相结合，不仅努力描述现实政治，而且试图通过对全球秩序的重新定义和再阐释，以勾勒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 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无疑也对当代国际体系的变革产生着较大的影响。李少军认为，国际体系是单元经由互动而形成的整体。体系构成的标准是单元的互动要达到影响彼此之间政策的程度。秦亚青将国际体系的转型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体系本体转型，这可以通过观察体系单位的性质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来作出判断；二是体系内部要素的转型，包括体系的实力结构、国际体系制度、国际规范结构。任何体系都是由体系中的行为主体和结构形态构成的，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体系，体系的构成要素还应包括体系的互动关系和制度规范。国际体系的构成要素包括国际体系中的国家行为主体和非国家行为主体，这些行为主体通过互动关系结成一定的结构形态，在体系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还会形成一定的观念制度。这样，可以把国际体系的构成要素分成四个部分，即行为主体、互动关系、结构形态和观念制度。可以说，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对国际体系的四个构成要素都会产生影响。
一、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使国际体系的行为主体呈现出多样化趋势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主体主要是国家行为主体，国际关系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随着国际组织的大量建立，特别是二战以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纷纷建立，各种国际组织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和作用不断增强，诸如联合国一类的国际组织实际上被赋予了国际体系行为主体的地位。一些国际组织有权与国家或其他国际组织签订条约和协定，其官员享有与国家外交代表相同的特权和豁免权。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家通过建立各种国际组织以加强协调与合作的趋势愈加明显，非国家行为主体不断发展壮大，各国间的相互依赖与相互联系不断加深；同时，全球化的发展也促使各国在诸多领域与其他国家加强联系与合作，建立各种国际组织。这样，国际体系中非国家行为主体的活动越来越丰富，作用也越来越大。 不仅如此，近20年来，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十分迅速，它们也逐步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重要行为主体，从而更进一步增强了国际体系中行为主体的多样化趋势。具体地说，全球公民社会是由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工会组织、土著民族组织、慈善机构、社区组织和私人基金会构成的。美国学者约翰-基恩认为：“谈及全球公民社会，一种共识就是，它是在全球层面对需要处理的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日益关注的反应。”同时，当前民主治理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全球公民社会规模、范围和活动能力的扩大提供了社会基础和活动平台，全球公民社会组织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当前，全球公民社会组织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和国际公共事务的重要力量，并已经具有影响和形成全球公共政策的能力。例如，与联合国召开的国际会议同时召开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平行峰会”与联合国的国际会议同步探讨一些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话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显示了全球公民社会的力量和能力；近二三十年来，国际层面关注人权问题的非政府组织迅速发展，它们积极改善国际人权状况和进行人权问题监督，在人权教育和宣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推动和促进了国际人权公约的制定；世界自然保护同盟、绿色和平组织等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环境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的活动赢得了全世界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在关于禁用地雷、免除债务和保护环境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倡议，有十分广泛的影响；一些国际经济领域活动的国际商会、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iSo9000／14000等系列标准对于经济活动也起到了指导性和规范性作用。
二、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使国际体系的互动关系呈现网络化和低政治化
随着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体系中行为主体地位的确立，它们不断参与到国际公共事务各个不同层次的活动与管理过程中，从而不断加强与国家、国际政府间组织和其他国际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联系和交往，并增强了与其他各种类型的国际行为主体进行交往的意愿与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体系中各类行为主体之间的交往不再仅仅局限于国家之间以及国家与国际政府间组织之间，而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国家之间的跨国关系、非政府组织与国际政府间组织之间的多边关系，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其他国际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多边关系，由此导致国际体系中行为主体互动关系的网络化趋势不断加深。 全球公民社会发展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国际关系网络化加深的过程。在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国家之间，国际非政府组织为了动员国家对其所从事的公益事业在财力和道义上的支持，往往通过各种途径影响政府公职人员的决策意向和社会舆论，包括信息咨询、媒体宣传、组织集会、罢工游行等，或者通过一定的方式对国家施加压力从而影响其决策过程。在国际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间组织之间，它们可以相互提供信息与咨询，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举办会议或者论坛进行讨论，游说国际组织领导者，或者向某些国际组织的高层领导者施加压力，或者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影响公共舆论，以期达到它们的目的。同时，在国际公民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国际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加强，它们之间各种目标不同或相同的组织相互作用而形成活动网络。赵可金认为，全球化发展和全球公民社会兴起对以旧多边主义为主导的国际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表明国际制度存在严重的“民主赤字”，并且必须面对日益严重的“正义赤字”的指责，同时
由于缺乏责任感导致其缺乏强制力。这种冲击推动了新多边主义的产生，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也为新多边主义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使国际体系的互动关系呈现出低政治化的态势。国际非政府组织大都具有非赢利性和公益性的特点，它们致力于提供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和发挥人道主义作用，与专门从事政治活动的组织和团体有很大的差异。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虽然不能完全摆脱政治性或者不具有政治性，但是，它们的活动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大多数国际非政府组织不以政治活动作为其首要目标，它们要么在国家拥有行为意愿的领域里致力于与国家行为不完全相同的活动，要么在国家行为缺失的领域表达民众的意愿，要么在国家缺乏意愿的目标中弥补国家能力的不足。这样，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可以推进国际体系行为主体在互动过程中由高政治向低政治转化，促进国际合作的深入与发展。 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呈现出的低政治化态势也契合了当前全球化发展导致国际关系低政治化的特点。全球化加深了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程度，整个世界日益形成为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所有国家都被吸纳到一个统一的世界体系中来，它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外交、军事等方面的合作大大加强。同时，国家的角色也在发生变化，国家具有双重责任：一要对本国人民负责；二要对国际社会负责。国家不能再以的名义为所欲为，而要接受本国人民、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多种形式的交叉监督。在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性问题不断增多，例如，环境污染、恐怖活动、走私贩毒和跨国犯罪等，这些问题都不是一个国家可以解决的，而需要国际体系中各个成员之间的协调以便采取一致的措施。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体系的属性呈现低政治化势属必然，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更增强了这一态势。
三、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国际体系的结构形态
国际体系的结构形态主要是由国际体系中行为主体的实力结构决定的，这种结构形态具有相对稳定性，但是，国际体系中行为主体的实力结构又是不断变化的，这样，国际体系也处于不断变革的过程中。从国际体系变革的历史来看，决定国际体系结构形态发生变革的重要因素在于国际力量结构的变化，国际体系结构形态的重大变革一般都是随着大国力量的彼此消长而发生演变的。例如，苏联解体使全球权力结构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此导致国际体系发生了重大变革。但是，也应当注意到，影响国际体系结构形态发生变革的因素并非只有大国实力的消长，因为国际体系中的力量构成并非只有大国，其他国际行为主体力量的变化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体系的结构形态，这一点在当代国际体系结构变革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从力量结构来看，当前国际体系的结构形态十分复杂。美国学者约瑟夫・S.奈认为，在当前全球信息化时代，力量在国家间的分配类似一盘复杂的三维空间的国际象棋。在棋局的上层，军事力量是明显的单极。美国是拥有洲际核武器和强大的空军、海军和地面部队全球投送能力的唯一国家。但在棋局中间，经济力量是多极的。除美国、欧洲和日本以外，中国可能成为第四大经济实体。棋局的底层是不受各国政府控制的跨出国境的跨国关系的世界。力量是广为分散的，并且决不能说是单极体系、多极体系和霸权体系。。塞缪尔・p.亨廷顿也认为，“当代世界体系并不适合于单极体系、多极体系、无极体系三种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复合式的单极一多极体系，其中存在一个超级大国和多个重要力量。重大国际问题的解决需要超级大国的行动，也需要其他重要力量的联合性行动；但超级大国可以否决其他国家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联合性行动。”尽管国际体系中的力量构成十分复杂，一定层次和领域出现了分散，并且这种分散化的趋势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可能会进一步增强，但是，也应该看到，当前国际体系中力量的强弱对比仍然比较明显，力量强大的行为主体在国际体系中往往能够发挥比较明显的控制和影响作用。 国际非政府组织是区别于国家和其他国际行为主体的一支力量，在其发展过程中，它增强了与其他行为主体抗衡的力量，从而对国际体系的结构形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本身就是对国家这一组织形式的一种限制和约束，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活动也有一定的制约作用。美国学者t.奥拉夫・科立认为：“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推动了一种新的解释框架的形成，它并没有把国家作为理论支点，也没有将国家作为其他概念的界定基准，从而削弱了国家主义的论断――国家作为集体利益无可争议的载体在历史上享有优势地位。”同时，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世界强权，起到平抑强权国家力量的作用。国际非政府组织往往有较强的意愿参与到国家或国际政府间组织不能或不愿涉足的国际事务领域，例如，它们往往在拟定议题、宣传倡议、协调立场、动员签约、影响舆论等活动方面表现非常活跃，并通过对签约国行为的监督来保证条约的贯彻执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这些活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际制度的权威性和约束力，对推动国际关系的法治化和民主化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同时，全球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成为现代国家体系中一种完全有别于其他时代国际体系中行为主体的新兴力量，促使其他国际体系行为主体的行为方式发生变化，并构成现代国际体系的一个鲜明特征。周俊认为，当前，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社会运动和全球交往网络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全球公民社会已经形成的证据；这样，国家越来越处于与全球公民社会、全球资本以及由三者共同结合而成的全球治理结构的复杂关系之中，即使最保守的观点也倾向于承认，在全球治理中，全球公民社会已经占据一席地位，这对国家行为形成了约束。在国际体系中，作为一种新型的行为主体，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组织、协调和参与国际事务方面都有不同于民族国家和国际政府间组织的特征，但是，它们可以对国家和其他国际行为主体的行为方式形成一定的约束，特别是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和壮大可以对国家和跨国公司的行为和政策实施一定程度的制约和控制，这已经构成了现代国际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正是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积极活动为全球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成为全球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
四、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使国际体系的观念制度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