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的起源篇1
——桑玉成
我们之所以经常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文明的时代”类似这样的话语，主要是表明，人类经过千百年来的社会实践，创造并累积了许许多多的能够满足人类社会生活的有形的以及无形的知识成果。正如我们体验到的，那方便快捷的交通通讯，那神奇莫测的生物技术，那精湛高效的生产工具，等等等等，给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如此大的影响。这要归功于人类物质文明的成果。
同样，我们也注意到，在人类的政治生活方面，尽管没有像物质文明那样进展的如此之快、“成果”如此之彰显，但是也不完全是无所作为。正是人类在政治领域里创造的种种文明之成果，使人类解决了许许多多的政治难题，使人类维持了一个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好的政治秩序，从而使人类追求美好政治生活的愿望逐步逐步地成为现实。
人类对美好政治生活的探求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断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意思是说，人是天生离不开政治生活的。就拿我们现在的情况来说，一个人呱呱落地，他就开始了他成为一个社会人的过程：他要去登记户籍，由此他获得了国民的身份，于是他就开始接受政府的管辖，享有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并须履行其作为一个国民的义务。同时，作为社会的一员，他具有了占有社会公共资源的一份权利。
但是，由于社会公共资源稀缺性的特征，也由于人类本性等等方面的原因，社会公共资源的分配中就始终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这是人类政治生活固有的困境之所在。如何解决人类政治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如何使所有的人在社会生活中都能够各得其所，相得益彰，就成了人类美好政治生活的根本要义。
作为对人类美好政治生活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大思想家，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探求过他们的政治理想。柏拉图以其“知识即美德”的命题作为出发点，以正义作为一条基本的主线，描述了他的“理想国”。他希望用正义作为一个理想政治生活的灵魂，通过良好的教育来改造并抑制人的不良本性，以构筑一个以正义为轴心的理想社会。亚里士多德则使用了另一个相似的概念：善。在他看来，国家是由人所组成的，因此，通过个人之善，可以推及国家之善，国家的根本宗旨就是维持社会之善，国家是“最高的善业”。为此，亚里士多德力主通过良好的政治制度，来推进国家的善业。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也可以说是理想主义的思想家，他认为一个理想的政府应该是“能使人民变成最道德的、最明智的、最富有学识的、最好的人民”的政府。这种价值取向代表了很多思想家关于理想政治生活的构想。
我国古代思想家孔子和孟子也有类似的思想主张。孔孟根据他们所谓“作之君、作之师”的政治逻辑，主张推行“仁政”，对统治者提出了道德建设方面的要求，并主张建立一种官民协调的社会关系，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各安本分，“克己复礼”，“安分守己”，从而建立一种和谐稳定的理想社会。
如果撇开其阶级关系不论，譬如，按照我们的说法，统治者有统治者的政治理想，被统治者有被统治者的政治蓝图，等等，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古代思想家们的一条主线，即对于美好政治生活的探求。
其实，从政治文明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实质也就在这里：人类政治文明的进程，其本身就是人类对美好政治生活的构想及其实践的进程。由于人类的政治生活充满着困境，所以所谓政治文明的成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人类为解决政治难题和困境而创造并积累起来的而且为人类的政治实践所证明其确有价值的一系列主张、制度和技术。通过这些主张、制度和技术，人类维持着一种良好的政治秩序。
何为政治文明？
《辞海》关于文明的解释主要有二：一说犹言文化，如古希腊文明、亚细亚文明；一说指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与野蛮相对。将文明的概念用于分析人类社会，较为规范的用法见于摩尔根（1818－1881）的《古代社会》，这是他划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术语。他把社会发展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认为文明时代始于表音文字的发明及文字的使用直至近代。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沿用了摩尔根的概念，认为文明社会始于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在恩格斯看来，文明社会具有如下一些经济与政治的特征：如出现了金属货币从而产生了货币资本、利息和高利贷；出现了商人阶级以及城乡对立；出现了土地私有制和抵押制；出现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的奴隶劳动；出现了以夫权为中心的一夫一妻制。最后恩格斯说，国家的出现是文明社会的总概括。因为国家的出现，解决了人类政治生活的最为根本性的问题，即有效地将基于对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而形成的阶级对立的社会维持在一个秩序的范围内。根据恩格斯的分析，当着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社会便分裂为矛盾和冲突不可调和的阶级。为了使这样的阶级不至于在无谓的矛盾和冲突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这时候就需要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来把这种矛盾和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这个力量就是国家，就是社会的公共权力。
可见，人类能够通过国家公共权力的力量，来维系社会的秩序，使社会以及人类能够在一种秩序的框架内生存下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端的一个重要标志。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的政治困境和政治难题也不断增多，但是人类用于解决这种难题、摆脱这种困境的制度安排和技术安排也日益发展，这就使得人类的政治文明得到了持续的发展和推进。
从现代的意义上理解政治文明，我们可以有以下三个角度：
一是，政治文明意味着一种得以产生并具有持续生命力的政治形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有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也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当然也有人类共同的政治文明。
二是，政治文明意味着社会政治领域的进步，因为所谓文明通常可以与进步同义。在这里，所谓政治进步的问题，主要是指人类用和平协商的办法，解决政治难题以及摆脱政治困境的有效性的程度，包括制度的发明以及技术的设计等等。
三是，政治文明更意味着政治的发展。文明本身也是一个代表着发展的概念。与经济的发展情况一样，政治也有一个发展与不发展的问题，也有一个评价政治发展与不发展的指标问题。研究政治发展的学者一般认为，所谓政治发展，大致上可以有以下一些评价指标：（一），有关民主、自由、法治等现代政治意识和政治观念已经在社会形成广泛的共识，并成为指导人们从事政治活动、参与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二），政府结构及其功能的专门化以及政府治理社会能力的提高；（三），社会政治参与渠道的扩大以及民众政治参与的普遍性和有效性。
现代政治文明的源起
如前所说，由于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所以人类社会几乎一开始就是所谓的政治社会。因此，人类在很早就开始了他们对于美好政治生活的探求以及良好政治制度和政治技术的安排和设计。而且人类政治实践也表明，早期的很多政治主张和政治设计对于人类以
后的政治生活确实也起到了不可忽略的影响。但是，以民主政权为核心的现代政治文明的源起，根据我的理解，是从十三世纪开始的。具体来说，就是英国1215年的“大”。
英国的政治发展史是非常富有特色的。在英国，到目前为止，没有一部成文宪法或者准确地说没有一部被称为“宪法”的宪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英国就没有制度。恰恰相反，英国是现代制度的发源地，也就是说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发源地。现代人类政治生活中的许多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如议会制度、责任内阁制度、政党制度、文官制度、军事制度、警察制度等等，几乎都可以说是在英国首先开始发端的。
构成英国现代制度的，是其长期的政治生活中创造并积累下来的惯例和具有法律意义的文本。“大”就是最早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例，因为它开创了人类政治生活的一个非常实质性的先例。
所谓“大”，是英国贵族代表胁迫英王约翰签署的一个文件的名称。当时的情况是：诺曼王朝的无地王约翰因干涉教会选举、侵占附庸土地、干预领主法庭、滥征苛捐杂税以及对外征战失利等极为糟糕的政治败绩，引起了一些既得利益者的不满。特别是，上述政治败绩直接影响到了贵族的直接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领主、教士、骑士以及城市市民就联合起草了一个“大”，迫使约翰王签字。“大”洋洋63条，主要条款的精神是：教会的自由不受侵犯；保障领主和骑士的采邑继承权，不得征收额外继承税或其他贡金、代役税；尊重领主法庭的管辖权，国王官吏不得任意受理诉讼、不得任意逮捕、监禁自由民，等等。如果进一步高度概括的话，上述精神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国王的财权和人权。由于约翰王当时迫于内政外交特别是财政上的困难，最后不得不在这个文本上签了字。这个“大”后来几经废弃几经颁行，直至到17世纪初，新兴的资产阶级给予其新的解释，以此作为建立资产阶级制度的重要依据。
“大”在现代政治文明进程中的意义在于：它开创了通过立法来限制王权的政治先例，由此拉出了作为现代政治文明进程的关于平衡权力与权利关系的一条主线。在人类的历史上，很多国家经历了一个君主专制主义的时代，但是对绝对君主的权力给予法律上的限制，应该说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成果。正是有了这样的开端，就决定了从此以后的英国的政治发展走向。到了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最后奠定了英国立宪君主制的基础。又通过以后多年的政治实践，议会逐步逐步地将国王的权力限制到了“0”为止，使英国的国王纯粹成了一个象征性的职位，用恩格斯的话说，从此以后的国王就成了一个叫做“统而不治”、“理朝不理政”的政治人物。
由于国王退出了实际的政治舞台，一系列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技术就成了政治实践的需要。于是，选举制度、政党制度、责任内阁制度、文官制度等等的制度安排，就在政治实践中应运而生，现代政治文明就这样逐步地发展起来。
政治文明演进的一般走向
政治文明的概念反映了政治发展的一种走向。总体上来说，政治文明的发展使得人类的政治生活越来越平和、越来越合理、越来越能够有效地解决人类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也越来越有利于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
从政治文明演进的一般走向来看，我们注意到有以下一些主要的特征：
第一，从暴力政治走向协商政治。尽管暴力是政治的最后手段，但是非暴力的政治应该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主要特征。法国思想家卢梭曾说，“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就是说，一种持续稳定的统治秩序一定是基于权利与义务关系上的秩序，而不是基于暴力的政治。因此，现代政治文明注重以协商政治为导向，通过谈判、妥协、让步来获得政治问题上的共识和认同。
第二，从权力政治走向权利政治。传统的政治以权力为导向，政治活动的主要领域几乎都是围绕权力的问题而展开的。随着政治文明的发展，权力政治的倾向逐步为权利政治所取代。我们说政治文明的发展有一条关于平衡权力与权利关系的主线，反映的就是这方面的变迁。现代政治文明往往以权利为政治的核心，权力服从权利，权力保障权利，权利制约权力，权利是权力的目的，如此等等。
第三，从无序政治走向有序政治。政治文明的进程实际上也是一个政治制度化、政治秩序化的进程。现代政治文明结束了过去那种政治生活的变幻无常、随心所欲以及动荡不安、政权不稳的时代，建立了一整套保证政治稳定的制度规则和行为规则，从而使政权的交替、政策的变革等等，都能够在一种既定秩序下进行。
第四，从垂直政治走向平面政治。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垂直的权力关系，而现代政治文明条件下权力的关系实现了分散化、平面化。如地方自治政府的建立，政府、非政府以及公民的“多中心治道”，官民的协同治理等等，都体现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取向。现代政治文明既注重公民的权利，也注重公民的责任，强调政府与公民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共同责任和共同利益。
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结构
就其包含的基本内容来看，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结构应该包括如下内容：
一是价值取向。政治发展中的价值取向问题，反映的是人类对于美好政治生活的期望和向往。确立什么样的政治价值观，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追求政治的价值观，是古希腊思想家的传统。柏拉图的“正义”与亚里士多德的“善”，对人类的政治生活都带来了重要的影响。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关于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等的政治价值观，至今依然影响到人类的政治生活。
二是制度设计。解决人类政治问题的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所谓制度安排。人类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把人类的政治活动规范在制度的框架之内，从而实现了政治的稳定性。应该说，制度文明也是古希腊政治学说的传统，亚里士多德就通过对众多城邦制度的研究，提出了政治学术正是要解决一定的政治制度如何适合一定的人民的问题。这种注重制度的传统随着文明的发展沿袭下来，以至于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是认为，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的核心。
三是观念形态。现代关于政治文化的研究把政治文化视为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的问题，因而非常注重这种政治文化对于政治结构和功能的影响。政治的观念形态对于一国政治的发展确实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现代政治文明的条件下，现代政治观念通过其普识化、世俗化的途径广为流传，直接间接地影响到人们的政治行为。
四是治理技术。有效地治理社会、治理人民，同样需要技术手段。事实上，政治领域的很多问题，既有价值取向的问题，又有政治技术的问题。譬如说，关于治理腐败的问题，无论是防止腐败还是抑制腐败抑或纠正腐败，占主导性的问题当属技术问题。随着政治文明的推进，人类在解决政治问题方面的技术也在不断地得到发展。
现代政治文明演进的启示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想进一步概括一下政治文明所要解决的几个基本问题，即：一是努力将人类对美好政治生活的构想付诸实践；二是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提高非暴力状态下解决政治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性；三是使所有社会成员在一种文明祥和的政治状态下各得其所，互爱互信，共存共荣。
应该说，一种文明的政治是现代社会正常发展的基础，更是社会成员对于美好政治生活的期待。但是，与物质文明的成果一样，一国的政治文明也需要不断地建设和推进。纵观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第一，政治文明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说，政治文明的发展要比物质文明的发展缓慢得多。如果把“大”作为现代英国制度的开端，那么从“大”到英国制度的最后确立，经历了大约500年的时间。再如，作为现代政治文明重要成果的文官制度，在英国是其资产阶级统治一个半世纪、在美国是其独立以后近
100年以后才得以确立的。再譬如，民主是人类最为原始的政治理想，但是人类的历史发展到今天，民主的政治还没有在实际上成为人类普遍的政治形式。这都表明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政治文明的演进本身是需要过程的。第二，政治发展的生态环境在政治文明建设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经典性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中，分析了一国的地理、气候、地形等自然环境以及习俗、惯例、宗教、生活方式等等人文环境对于一国政治和法律的影响机制，在政治思想史上具有很大的影响。的确，政治是由人的活动所构成的，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决定政治模式的最为直接的因素，而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其生活其中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这或许是能够说明不同国家政治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有助于推进政治文明的发展。一定生态环境因素决定制约政治文明发展的命题并不否认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性以及普世性。事实上，由于人在很多方面的共同性以及人类交往方式的改变，人类政治文明成果中带有共同性的因素日益增多。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其发展中对于人类政治文明的作为，指出“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伴随着。”他们曾经还说，无产阶级的政权可以利用资产阶级的现成的政治形式。列宁后来也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的某些政治形式，如代议制度，他说，“如果没有代议机构，那我们就很难想像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
人类政治生活以及关于美好政治生活的理想有共同性，这是借鉴人类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以推进一国政治建设的基础。即使是一些注意到政治文明建设中生态环境因素的思想家，也并没有否认政治借鉴的可能性。英国的思想家密尔，在讨论政治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时指出，一种政治模式需要满足一定的环境条件，这是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但是他用“水往低处流”的规律作喻，说“水车是做成的而不是长成的”，意在说明，人类在借鉴政治文明成果方面，还是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而且人类的政治实践也表明，合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来推进一国的政治建设，是可以有所成就的。
讲演者小传
现代文明的起源篇2
一、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历史过程
在中国学术界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文明的开始，大致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那时，郭沫若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研究方法，来探索中国的古代社会，应是这方面研究的先导，后于1930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而20年代后期开始的安阳殷墟发掘，则是从考古学角度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起点。在50年代，主持安阳殷墟早期发掘工作的李济，依据殷墟的发掘成果，写出了《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而在50年代初，梁思永发表《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一文，则点明了龙山文化时期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阶段。
1959年，在徐旭生倡导下，开始了夏文化的探索，并在豫西发现了二里头文化。在此后的20年里，发表了10多篇文章，或是从二里头遗址探讨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或是探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经济形态、社会形态等问题。
在1978年前后，两个方面的学术探索，对后来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蓬勃开展，有直接的联系。
一是唐兰发表《中国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一文。
另一个是在探索夏文化的过程中，在中原地区发现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址。
这两方面探索的进展，分别引发了学术大讨论。李学勤适时地提出了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的看法。同时，在中原地区发掘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取得重大收获。
1983年，夏鼐在日本作了“中国文明的起源”的学术演讲。后来，日本和中国分别出版了《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明确了二里头文化至殷墟商文化时期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和特点，并根据当时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指明了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范围与大致的地域范围。
至1986年，辽西地区、长江下游地区、江汉地区、海岱地区、中原地区及甘肃东部地区的一系列新发现，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开拓了视野，由此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这些新看法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内涵。同时也引发了一场讨论，观点交锋的或不交锋的学术讨论。后来出版的苏秉琦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是那些新观点的主要代表。
近20年来，从考古学上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大体上是在《中国文明的起源》和《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这两本书的内容基础上深入展开的。同时，还引进了现代西方学者对文明、文明起源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在20世纪里，发表的有关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文章约有1000篇。从各个时间段发表的文章数量的角度，也可以了解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情况。
在1978年以前，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论文仅有一二十篇。
1978年至1983年，这方面的探索开始多一点，约有50篇论文。
1984年至1986年，这方面的探索明显地活跃起来，每年发表的有关论文约有20多篇，一些专著、论文集也先后问世。
1987年以后，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异常活跃，每年发表的相关的论文都在四五十篇以上，并且逐年增加。其中1996年有80多篇，1998年、1999年分别达到了近100篇。
这些数字也表明了中国学术界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活跃情况和中国文明的起源这一课题的学术生命力状况。
总的来看，近20年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新时期。
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几种主要取向
在发表的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近1000篇论文、一二十部著作中，其研究方法有多种多样，提出的学术观点有许许多多，有些则是对有关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其中，数量比较多的、形成主流的研究取向，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对经典著作所确定的“文明”、“国家”等概念的理解，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这种研究取向的论文数量，占有较大的比例。
第二种是与世界上其他几个文明起源中心的比较研究，或是引进现代西方学者对“文明”、“国家”、“酋邦”等概念的研究成果，来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
第三种主要根据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自身特点，来探索中国文明形成的时间、地域、模式等，提出了许多术语。
第四种力图通过文明起源研究，解决夏商周三代之前尤其是解决距今6000年左右至距今4000年左右这一阶段的社会形态与特点等问题。或是通过研究文明的早期发展，解决三代的社会形态与特点等问题。
三、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几种主要途径
在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中，探索的途径有很多，如果要作归纳概括的话，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第一种通过研究文明因素的产生、形成与发展，如文字、城址、宫殿、礼制建筑、青铜器、玉器、礼乐器、埋葬制度，甚至是王权、神权，以及“王室”文化因素，等等，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
第二种着重研究文明的本质特征，如私有制、阶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复杂社会、国家政权机构等，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
第三种着重探索中国文明形成的模式和特点，如原生文明、次生文明、文化交流产生文明，多元一统、神权与王权并重、区域文明化进程的特点，等等。
第四种探索文明形成的动力、机制与背景。如农业发展、环境变化、文化传播、治理洪水、战争、祭祀、对财富的贪欲等对文明形成的作用。
第五种通过对文献的整理，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尤其是探索传说时代的社会状况，力图将文献研究和考古学研究进行整合。
除了这五种探索途径外，其他的还有很多。不一一介绍。
四、中国何时进入文明时代的几种主要看法
近20年来，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形成的中国何时进入文明时代（或初级文明社会）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进入了文明时代。这是因为目前从考古学上能够将中国文明社会形成说得比较清楚的，仍然是二里头文化。
第二种在龙山文化晚期中国进入文明时代，这主要是考古发现表明，许多文明因素在各地的龙山文化晚期已经形成。
第三种在距今四五千年间中国进入了文明时代。这大致是以各个主要区域内龙山文化形成的年代为代表。其中，中原地区的陶寺文化开始出现高层次的文化内涵应是一个重要的界线。
第四种在距今5000年前中国进入文明时代。这主要是以红山文化晚期、良渚文化早期、仰韶文化晚期等发现的高层次的文化遗存为代表。
第五种约距今6000年，中国进入了文明时代。持这种观点的文章，数量很少。
五、通过研究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有哪几个方面的收获
应该说，收获是很多的。不过，对有的收获，目前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而下面的这几项收获似可以肯定的。
首先是开阔了视野。通过比较研究，认识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通过讨论，各研究者之间，互相得到启发，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的形成初步的共识。
第二、对一些概念加深了认识，如对“文明”、“国家”等概念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第三、发现了一大批距今四五千年或五千多年的高层次的文化遗存，丰富了中国远古文化的内涵，这至少是将中国的一些文化成就向前推进了几百年，甚至是上千年。如果说过份一点，那就是将中国文明的形成时间向前推进了几百年。
第四、对几个主要区域，即自然地理环境条件比较优越的区域，其文明起源进程，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其中，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也越来越明显，对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如龙山时代形成的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分布格局，龙山时代中原的陶寺文化及年代晚于它的二里头文化所显示出来的在中国文明进程中的作用等，都是不可能被低估的。
第五、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尤其是公元前1万年以来或者是距今6000年以来至秦统一前的社会特征与特点，发展阶段等问题，加深了认识。
第六、确立了中国文明是土生土长的文明。这在18年前，夏鼐已经指明，并得到举世公认。
现代文明的起源篇3
关键词：20世纪；炎黄文化研究；回顾与思考
一、前言
早在先秦时期，即出现了“百家言黄帝”的局面，自汉代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择其言优雅者”作《史记·五帝本纪》以来，中国上古史研究经历了信古、疑古到考古这样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司马迁建立了“五帝”的上古史体系后，后世多认为信史，把黄帝时代看作中国上古史的开端，并把黄帝或炎黄二帝看作是华夏的人文始祖。一方面，这种民族与文化的认同感形成了极强的凝聚力，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历代添加甚或虚构而“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也使治上古史的学者们产生了许多困惑和怀疑。于是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盛行，认为东周以前无信史，主张“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然而正如中国考古学的创始人李济先生指出的，“这段思想十分混乱的时期也不是没有产生任何社会价值，至少它催生了中国的考古学”。正是考古学的出现开辟了认识上古史的新途径，才为解开中国史前史之谜找到了一把钥匙。中国上古史的研究经历了信古、疑古，最后走向考古。
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的诞生起，经过几代考古学家们数十年的发掘和研究，获得了大量的前所未有的考古资料，中国的史前文化和三代文明，在考古学家的锄头下逐渐显现出来；人类的起源、农业的起源、文明的起源这些重大的学术问题也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就炎黄文化研究而言，“考古发现已日益清晰地揭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为复原传说时代的历史提供了条件”。人们认识到，只有把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乃至其他学科的资料结合起来，相互印证，才是重建中国上古史、研究炎黄文化的正确道路。
然而，“对古史的怀疑与对古史的重建是二十世纪中国古史研究的最主要的两种思潮，这两种思潮不但贯穿于二十世纪的始终而且将波及下个世纪。”因此，对中国上古史和炎黄文化的研究历程的回顾与总结，是十分必要的，但实际上，笔者并没有能力对数十年来炎黄文化的研究做一个全面的总结，只能从考古学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历程做简略的回顾与思考，企望能对今后的研究有所促进。
二、炎黄文化研究的回顾
(一)20世纪50年代以前
20世纪前期，考古发现对中国上古史研究的最大影响，是“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殷墟甲骨卜辞和敦煌汉简等的发现开始，学者们就开始尝试将地下材料与文献材料相结合研究古史。特别是王国维利用甲骨材料撰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证实了《史记·殷本纪》记载殷商世系基本可靠，进而建立了“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的二重证据法。由殷墟甲骨发现而引发的殷墟考古发掘和一系列新发现，则进一步把殷商史建立在无可置疑的实物证据基础之上。
20世纪20年代中国史前考古的一系列新发现，则把中国境内有人类的历史追溯得更为古远。1920年法国学者桑志华在甘肃庆阳首次发现了旧石器；1921年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了猿人牙齿化石，同年在河南渑池发掘了仰韶村遗址进而确立了仰韶文化；1922年在内蒙古河套地区发现了“河套人”化石和石器；1928年在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发现了龙山文化。这些考古新发现、特别是北京猿人化石的发现，使学术界认识到，中国有^、类及其文化的历史已很古远了。
新的发现改变了上古史茫昧无稽的疑古观点，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利用考古资料并结合古代文献来探索中国古史。如徐中舒先生根据当时所发现的仰韶文化的分布地域及其文化特征，结合文献记载的夏部族的活动地域，认为“从许多传说较可靠的方面推测，仰韶似为虞夏民族遗址”。而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东、西对立分布似乎为当时颇为流行的“夷夏东西说”提供了依据。特别是徐旭生先生，20世纪30年代在陕西渭水流域调查时，曾发现了西安米家崖、宝鸡姜城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并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将传说时代的部族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认为“炎帝氏族的发祥地在今陕西境内渭水上游一带”，“黄帝氏族的发祥地大约在今陕西的北部”。
但新的考古发现对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而言，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化石及石器的发现，虽然证明中国在距今数十万年前的远古时期就有人类生活、居住，但这些文化与传说时代或炎黄时期相距太远。新石器时代大约相当于传说时期，“尤其是仰韶、龙山两大系文化同传说时代的古氏族的关系一定很密切。但关系的详细情形如何及如何地变化，我们一直到现在还是几乎毫无所知。我们也不敢捕风捉影地去附会，所以暂时也还不能谈。”当时的考古学家们对炎黄文化的研究大都挣慎重的态度。
(二)20世纪50—80年代
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量的考古发现不断拓展着人们的视野，学者们相信：“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素质，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一些考古学家们开始自觉地将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相结合来研究上古史。随着考古发现确立了夏、商文化，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成为上古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而文明起源的探索又必然涉及到夏以前的“五帝”时期。因此考古学界关于炎黄文化的研究多与文明起源的研究相关联。
20世纪50年代，石兴邦先生主持发掘了著名的西安半坡遗址，使学术界对仰韶文化内涵有了更多的了解。安志敏先生在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的由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中间环节——庙底沟二期文化，初步建立了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时期的史前文化连续发展的体系。这些发现使学者们似乎看到了从仰韶文化经龙山文化到夏商周文化的一元发展轨迹，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原地区是中国文明发生地和演进的中心。这样，一个祖先——黄帝，一条母亲河——黄河，一个中心——中原地区就构成了“中原中心论”的主体认识，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而当时已知最早的仰韶文化自然被看成是中国文明的源头，并与“黄帝文化”相关联。如范文澜先生认为：“仰韶文化所在地，当是黄帝族的文化遗址。”
1959年，徐旭生先生依据文献“伊洛竭而夏亡”(《国语·周语上》)的记载，来到豫西寻找“夏墟”，并在偃师二里头遗址找到了一种晚于龙山时代而早于商代的考古学文化。以后的多次调查、发掘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由大
型宫殿式建筑和围墙、高等级的墓葬、青铜器和玉器构成的复杂社会的遗存，它广泛分布于文献记载的夏人活动范围——豫西和晋西南。大多数考古学家倾向于二里头文化属于文献记载中的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应是夏代的都城。二里头文化的发现，使得从仰韶时期，经龙山时代到夏商，形成了一个文化连续发展的链条，初步显现了由史前文化到夏文明出现的轨迹，从而揭开了考古学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序幕。
20世纪60年代，随着考古资料、特别是史前考古资料的增多，考古学家们已不满足于证史或补史，而是寻求解决如何重建中国的上古史问题。李济先生指出：“现代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找寻证据以重现中国过去的光辉，其更重要的责任，毋宁说是回答那些以前历史家所含混解释的、却在近代科学影响下酝酿出的一些问题。这样产生的问题属于两类，但两者却息息相关。其一是有关中华民族的原始及其形成，其二为有关中国文明的性质及其成长。”之后，如何重建中国的上古史问题，成为史学界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
20世纪70年代，在河南登封王城岗发现了一座距今4000年以前的龙山时期古城址，安金槐先生提出的王城岗城址即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关注和讨论。这一发现为探索夏文化的起源提供了线索，客观上把夏文化与史前文化联系起来。不久，在山西襄汾陶寺找到了比“禹都阳城”更早的陶寺文化，先后发掘清理了上千座墓葬，其中大型墓随葬有石馨、鼍鼓、彩绘龙盘、玉钺、玉琮等分礼乐器，还出土了1件铃形铜器。晋西南向有“夏墟”之称，先秦文献有“封唐叔于夏墟”(《左传·定公四年》)的记载。因此，有学者认为活跃于“夏墟”，以龙为族徽、名号的陶寺类型文化，应是探索夏文化源头的重要线索之一。也有的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当为陶唐氏尧部落中心的所在。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业考古的新进展和新石器时代初期陶器的发现，使得中国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时间推进到距今10000年前后；聚落考古在探索史前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及其演变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环境考古则为探索文明起源的外部条件提供了许多新资料。在这些发现与研究的基础上，文明起源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也不断发展，促使相关学术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首先，考古学和文明起源理论有了较快的发展。1981年，苏秉琦先生提出“区系类型理论”，把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6个区系。而这一文化时空分布格局表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有着多个区域演化中心，于是传统的中国文明起源“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受到了挑战。苏秉琦先生指出：“中国古代文化是多源的，它的发展并不是一条线贯彻始终，而是多条线互有交错的网络系统，但又有主有次。各大文化区系既相对稳定，又不是封闭的。通过区内外诸考古学文化的交汇、撞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通过不断地组合、重组，得到不断更新，萌发出蓬勃生机，并最终殊途同归，趋于融合。”张光直先生也指出：“中原文化只是这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有它自己的历史，也有它作为大系统中一部分的历史，即影响其他文化与接受其他文化的历史。”当然，在强调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性的同时，并不能完全否认中原地区在文明起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严文明先生认为：“由于中原在地理位置上处在各文化中心区的中间，易于接受周围中文化区的先进成分，在相互作用和促进下最先进入文明社会，从而成为这种多元一体结构的核心。”这样，“多元一体”文明起源观点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认识。
其次，文明与社会演进过程的研究受到普遍的重视，提出或借鉴了多种社会发展理论与模式。1983年，张光直先生首次将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塞维斯(elmanSerrice)的人类社会演进由游团一部落一酋邦一国家的4个阶段构成的模式介绍到中国，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龙山时代属由平等社会向国家过渡的酋邦阶段。之后，所谓的“酋邦理论”受到国内一部分学者的重视，并开展了相关的研究。1986年，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古文化一古城一古国”的文明起源过程三阶段模式，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古国则指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严文明先生认为：依据相关文献记述，“五帝时代是一个普遍筑城建国的时代，这恰恰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相合”。中国古代把城叫做国，城外的乡村叫野，包括城乡的政治实体有时也叫邦。如果套用酋邦的说法，龙山时代似乎相当于酋邦阶段，但“我主张先不要硬套，就用中国古代习用的名称叫国。因为这时期的国刚刚从部落社会中脱胎出来，还保留浓厚的部落社会印记。为了跟后来比较成熟形态的国家相区别，可以称为原始国家或古国，代表中国古代文明的黎明时期。”进而提出古国(龙山时代)一王国(夏商周三代)一帝国(秦至清)的文明起源与发展三阶段模式。
再次，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前考古的新发现、特别是龙山时代大量的城址、铜器和陶文等发现，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多元一体”的理论提供了许多新证据。就炎黄文化研究而言，“考古发现已日益清晰地揭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为复原传说时代的历史提供了条件。在黄河上游齐家文化出土了许多铜器，有铜锥、铜刀、铜钻头、铜凿、铜环、空首斧、铜镜等，这些铜器有锻造，也有单范铸造的。有学者认为，中原地区铜器的出现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有一定的关系。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现有许多城址，其中在陶寺遗址新发现了陶寺文化是、中期城址，中期的大城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特别是在一件陶扁壶残片上有朱书似“文”和“易”字的陶文。此外，在山东邹平丁公遗址也发现—块刻有11个字Y的陶片。这些发现为探索文明和文字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在长江下游，发现有瑶山、反山等高规格的祭坛墓地和以莫角山巨型夯土台基为中心的城址，面积达290万平方米。在长江中游，发现面积达120万平方米的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陶塑动物。严文明先生指出：“这个时代确实是处处闪耀着文明的火花，对于后世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这样的时代自然会长期为人们所怀念，宜乎后人把黄帝推崇为人文始祖。”因此“把龙山时代同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相比照，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甚至有学者主张将这一时期称为“五帝时代”，认为“惟有称为五帝时代，才能恰如其分地表现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和这一阶段的时代本质”。
三、炎黄文化研究的思考
20世纪20年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考古学发现与研究的进程，包括炎黄文化研究在内的上古史和文明起源的探索不断取得新的成果，推动这一课题研究不断向更高、更深的层次发展，但我们还应看到，这一领域的研究也还存在着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首先，炎黄文化应属中国上古史(或史前史)和文明起源研究的一部分内容。张岂之先生指出：“我们研究中国文化的源头，研究先秦时期原创性文化，都需要和中国文明起源的大课题相联系。”依据“多元一体”的理论，炎黄文化仅是史前诸多文化中的一支，尽管这一支文化在文明起源过程中可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炎黄文化本身的形成乃至文明的起源，应是多种文化相互碰撞、交流、融合的结果，故探索炎黄文化的同时，也要注意研究其他文化及与炎黄文化的关系研究。因此，研究炎黄文化应将其纳入中国上古史和文明起源研究的体系之中，在“多元一体”的框架内，首先努力从考古学文化的内涵分析来探讨传说时代或“炎黄文化”的历史面貌，探索炎黄文化的形成及基本特征，炎黄文化的发展直至文明的出现等。但目前，史学界仍有部分学者忽视“五帝”时期文化多元不平衡的发展过程，对古代传说和记载又不加检视地应用，热衷用文献附会考古发现或者用考古发现附会文献，甚至直接将考古发现与古史传说中某些人物或事件对号入座。这类研究显然是不可取的。
其次，包括炎黄文化在内的中国上古史(或史前史)重建，应建立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之上，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乃至现代科学技术的参与协作。早在20世纪60年代，李济先生在《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中指出：“我们讲现代人类的上古史，固然大半属于人文科学的范围；同时也是很重要的自然科学研究的题目”，并提出了上古史重建的材料范围包括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和历代传下来的秦朝以前的纪载。苏秉琦先生也指出：“一部史前史，既是人类社会发展史，文化史，又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这种性质决定它必须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成果，不仅需要吸收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成果，还要借助地质学、古生物学以及许多自然科学或新技术手段。”但目前，多学科协作仍不甚理想，各个学科各自为战的现象仍较普遍，特别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合作尚需进一步加强。
四、结语
从上述回顾可以看出，从20世纪考古学产生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中国史前考古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已建立了较为清晰的史前文化时空分布框架。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或探索的问题，文明起源和炎黄文化研究仍任重而道远。
现代文明的起源篇4
关键词：汤因比；历史研究；中国文明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其著作《历史研究》中，除去了国家及社会的概念，以文明为单位，对不同类型的文明进行了比较分析。汤因比将人类历史中所有的文化群体划分为21个成熟的文明，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也被纳入了21个成熟文明之中。本文研究了中国文明的起源及发展特征，在此基础上，文章浅析了中国文明的发展现状及趋势，以期对中国文明未来发展获得有价值的启示。
一、中国文明起源及发展特征
（一）中国文明起源
在《历史研究》中，汤因比认为世界范围内从原始社会里产生的文明母体社会只有6个，即古代埃及、苏末、米诺斯、古代中国、马雅和安第斯等，其余15个文明是他们的子体。在此理论中古代中国作为文明母体社会，其自身的起源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虽然汤因比在此将古代中国列为文明的母体社会，肯定了中国文明的原生型起源特征，但是由于汤因比当时对中国文明了解的局限性及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历史研究》一书中分析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并不准确。当时的汤因比根据比较早的材料得出中国文明起源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结论，距今约3500年，而起源地点推定为黄河流域，并且黄河是中国文明的唯一源头。我们今天重读《历史研究》，可以理解处于40-50年代知识水平的汤因比的结论，但是随着我国考古越来越多的发现及学者对于历史研究的不断进步，我们认识到中国文明的起源时间与古代文献记载的越来越一致，也就是说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夏代甚至更早。而对于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也不能仅仅说是黄河了，因为在我国长江下游的江苏浙江一带发现了良渚文化，长江也孕育了中国文明。[1]
中国文明的起源时间及地点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课题，虽然尚无定论，但《历史研究》中的相关论述就目前历史研究结果来看尚需修正。本文姑且不论其引用的这部分内容，汤因比对于起源的原因还是分析得很好的。站在哲学的视角，汤因比将人类从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比喻成中国的太极阴阳之说，“阴代表静，阳代表动”。他认为从原始到文明，既是从静到动；当少数创造者在一个解体的文明中逐渐退化成少数统治者，而这时候社会也就从活动状态转换为静止状态，于是一个新的文明就诞生了，并且文明从诞生到消失，都是在一动一静交替的节奏中前行。将中国古人的哲学思想运用到文明起源的研究中，无疑是对历史研究方式的深化及突破。汤因比不但提出文明起源的阴阳之道，更站在客观的条件分析了中国文明的起源成因。他通过“挑战和应战”说明中国文明是如何战胜自然和人为压力的，中国文明也确实经历了各种自然灾害，最典型的就是黄河流域的洪水灾害，从各种古代文献中可以证实汤因比的“挑战和应战”之说具有一定道理。
中国文明的起源为其发展奠定了方向基础，汤因比的阴阳更替的文明进化学说具有相当的说服力，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分析方式寻找更多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及发展的答案。
（二）中国文明发展特征
中国文明发展的特征主要是统一和连续。中国文明的统一与连续的本质特征，是辩证联系和相辅相成的。从历史学的角度看，中国文明的这种特征，是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的“统一国家”这一章节中，通过交通、首都、文字、度量衡及货币等方面的分析，阐述了统一国家的特征。一是国家统一是在文明衰落之后，而不是之前产生的，二是国家统一是少数统治者的产物，三是总是以“分散――集合――再分散”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国自秦朝在政治上统一以来，一直延续着这样的发展模式，无论哪个朝代实现再次统一后，总会走向衰落，被另一个朝代取代，周而复始。但是中国文明为何拥有统一和连续两个特征呢？这与中国的地缘要素有关。一方面，中国文明是民族整体的文明。中华民族在原始社会由各族祖先在祖国大地上长期相互融合形成的中华民族统一体，中华民族整体是中国大地的共同主人，中华民族的地理分布呈多元一体化的格局，此类地缘要素使中国无论如何改朝换代，他所统御的人群仍然是在中国大陆上的各个民族组成的人群，各族人会死亡，但是思想及文化会被传承，所以中国文明具有连续性。另一方面，中国文明是政治整体的文明。政治形成统一，会给人民的生活带来稳定，所以中国人民对于政治统一的思想深入民心，再加之统治者的欲望，中国历史总是一代又一代的重复着统一与分散之后再统一的戏码。[2]
中国文明从起源之时的部族存在形式，到后来中国文明的发展方式，都离不开统一和连续，这是中国先人们的智慧，特别是汤因比推崇的儒家智慧，中庸之道，在其中的作用功不可没。中国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儒学，儒学被百姓所接纳，更被统治阶级所利用，统治者们通过儒家思想化解阶级之间的矛盾，通过儒家思想让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儒学是中国文明得以连续及统一发展的保障因素之一。
二、中国文明发展现状及趋势
汤因比在写《历史研究》时，并不看好中国文明的未来，他认为中国文明在当时至少处于文明的衰落阶段。但是在汤因比晚年，却对中国文明寄予厚望，通过各类文章表达了他对中国文明的重视。[3]在笔者品读《历史研究》时，汤因比虽然将中国文明看做正在衰落的文明，但笔者仍可从字里行间感受到汤因比对中国文明的喜爱，因为他的很多历史研究方法借用了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比如阴阳学说，中庸之道，儒家学说等等。个人以为，在撰写《历史研究》时，汤因比已经不经意的写出了中国文明的发展方向。
（一）中国文明发展现状
目前，笔者以为中国文明处于新的生长时期，并且其生长依旧伴随着中国文明连续和统一的特征，继续将中国文明推向新的高度。经过第二次世界战争的侵害，中国文明几乎被外部侵略者解体，按照汤因比的文明发展模式，中国文明的统一就已经暗示了中国文明的衰落，再加之战争的压力，中国文明解体是必然趋势。但是，中国并没有因战争而解体，相反，我们现在可以完全看到中国又再一次统一起来了，并且融入了世界各地更多元化的文明，中国人的自决性得到了进一步提高[4]。所以，基于《历史研究》中的“文明生长”模式，本人以为中国文明是重新生长了。
当今中国文明已经形成了新的秩序。上个世纪40年代左右，中国因为前百年的闭关锁国而故步自封，是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虽然这种方式对中国文明是残忍的，但是正如凤凰涅，战争让中国重新认识了世界。现代的中国文明是构建在五千年的历史之上的，即使作为战争的受害国，我们也从没有对世界报以以牙还牙的想法。中国在二战胜利初期以“富国强兵”作为中国文明得以延续的治国方针，当中国文明在和平中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中国文明便迅速崛起，富国强兵已然不能满足现代世界的立国之本，中国文明又以其包容性吸纳了世界多元化文明，逐渐“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等理念被提出，中国文明逐渐在现代全球化进程中形成了新的文明秩序，既继承了中华民族上千年的博大思想，又融合了西方社会符合人性的文明文化，大大丰富了中国文明的内涵。
中国文明正处于新的生长期，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只是客观的分析了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解体”的过程，但本人认为中国文明是在不断的重复“生长――衰落――生长”的过程，与汤因比在其后期的中国文明研究不谋而合。纵观中国文明历史，无论是哪个朝代衰落，都有新的朝代代替，只是换了个年号，换个统治者而已，其内在精髓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是每次都能得以改善，中国文明越来越适应社会环境的需求。
（二）中国文明发展趋势
从中国的历史及文化特征来看，中国文明的未来是“和平崛起”。《历史研究》并没有特别看重中国的未来，但是汤因比晚年却重新定位了中国文明，他认为中国文明是人类文明最后的希望。中国的统一基于两点因素，一是中国文明形成了多种宗教与思想多元统一的文化，中国文明有能力也有气度接纳其他文明及宗教；二是中国文明的管理层及精英层，深谙国家治理之道，对于如何将国家持续和谐的经营下去十分了解。所以汤因比认为中国有能力让世界和平统一。汤因比在《展望21世纪录》中指出“现在世界各民族中最有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式的中华民族。”
汤因比的结论似乎有些夸大其词，但是中国确实是在走和平崛起路线，尽管国外某些西方媒体喜欢宣传“中国”，那是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他们更加在意他们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的世界地位，所以抛出“中国”以遏制中国的发展。但是中国文明不是那么脆弱的，不会因为某些言论而退缩，中国五千年文明原本就是在不断的“挑战与应战”中发展壮大的，只是现如今的舞台更大了，挑战更难了。
三、《历史研究》对中国文明发展的启示
《历史研究》对中国文明发展有以下几点启示。
一是对于中国文明起源，认可了中国文明的原生型起源特征，否定了中国文明西来说。这点是对于历史研究的尊重，秉持一颗严谨公正之心研究历史课题，是每一位历史学者最基本的素养，中国文明的发展之路需要奠定在了解事实的基础之上，还原历史，借鉴历史，让中国文明走得更久更辉煌。
二是对于中国文明的发展特征，中国文明以连续和统一两个特征区别于其他文明，汤因比通过“统一国家”这一章节，将文明的衰落原因进行剖析，期间关于中国文明的描述笔者并未将其看作是在说中国文明的僵化落寞，相反，这段文字给笔者的启迪是中国文明在进行自我调整。前文说明的地缘要素是借鉴了其他学者的观点，但是将两者有机的结合可以发现中国文明暂时的停滞并不会对中国文明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当调整之后，中国文明会重获新生。
三是对于中国文明发展现状及趋势的启迪。《历史研究》研究了不同文明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只是其中一个。虽然当时的汤因比并未分析出中国文明会有今天的成就，但是其中的分析方法已经揭示了中国文明会有今天的成果，比如中庸学说分析“挑战与应战”，以阴阳学说解释文明的起源等等，这些思想在中国已存在并运用发展上千年，时至今日仍被学者拿来使用，足以说明中国文明虽古老但有强大的生命力，注定了中国文明将要发展下去。
四是《历史研究》对于中国传统思想运用于研究中国文明发展的启迪。汤因比作为外国学者，对于中国经典学说的运用可以让很多中国历史学者自惭形秽了。中国文明发展如何，用中国文明自有的文化可以很好的被解释，传统学说所蕴含的哲理及智慧不要被中国人当做糟粕，所以重新学习中国传统思想，比如儒学、道学、易学等对中国文明的发展不仅是为了进行学术研究，更重要的是将其传承发展。
四、结束语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分析了中国文明的开始，却没有猜中中国文明的未来。中国文明的未来也许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知道，因为我们的文明已经存在了五千多年，其中的文化博大精深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就能理解的。汤因比晚年对自己的学术进行了修正，因为他通过战争重新审视了人类的文明历史，发现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及统一性正是人类所需要的。他的思想再次被人们所学习，有的人接受有的人反对。无论世界如何看待，中国文明现如今确实已经令人刮目相看了，并且我们和平崛起的主张正逐渐被一步步推进，现在正积蓄力量，等待时间的验证。
中国文明是思想的传承也是思想的突破，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谱写了中国文明，其中很多的著作流传至今。如果想要中国文明更长久的发展下去，不是将这些智慧搁置，而是重拾。中国文明是温和的，包容的，和平的，深邃的，长远的，并且是富有极强生命力的，中国文明正和平崛起。
参考文献：
[1]王健.《历史研究》的中国文明观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J].东南文化，2002，（1）：45-47.
[2]胡耀华.对“中国”概念演变及地缘内涵的分析[J].东南学术，2004，（6）：61-69.
[3]邵鹏，黄皖毅.汤因比历史哲学思想的演变[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2（4）：15-17.
现代文明的起源篇5
玉：中华文明的起源
一般来说，文字的出现被各国学者公认为是文明的起源，但红山遗址出土的文物使专家发现，玉器才标志着中华文明的诞生。因为这里出土的玉器比文字出现的时间还早。
人为什么会在距今5000年到6000年的时候突然进入了文明社会，而不是在距今4000年或是更晚?因为玉器在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从1979年在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村发现的一组专门供作大型祭祀活动用的石砌建筑遗址中所出土的玉器，一为双龙首玉璜，另一为绿松石鹗就说明这个问题。
远古的祖先，他们找出了部落中最有智慧的人，任命他为整个部落的巫师。每当需要出征战斗、早天祈雨甚至是每逢大型的祭祖活动，巫师会穿上缝制上玉器的法衣，于是这块玉被称为通神的工具，上天将神的旨意传达给玉，而巫师又通过玉接受到了上天的旨意。他或许是嘴里默默自语，又或是像癫痫病发作一般，最后焕然清醒将神的旨意告诉部落的子民：是否应该出征：是否会有雨等等。
久而久之巫师通过这项活动控制着自己部落的子民，而玉正是起到对内产生凝聚力、对外达到统一的作用。
人们为什么会选择用玉来通神?早期的玉是透闪石，这种石头的物理性质使人们产生了敬畏。
北京大学玉文化研究中心于明认为：早期人们是用石头，石头的选取是因为它既具有一定的生产力，容易开采，经过加工后还能出现一种美感，而最早的玉就是一种透闪石。这种透闪石的硬度很高，不便于加工，而它又长在山顶上，因此人们认为这种石头可以通天。由于硬度高，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加工的，只有专业人士才能打磨出一种动物的雏形，于是部落里就出现了一个制玉部落。玉器的制作工艺就这样和神圣的神权结合了起来，成为了特权阶层的“神器”。因此，被统治阶层作为神器的玉器才被专家认为是中华文明的起源。
红山文化晚期的玉器已非一般性装饰品，也非个别性礼器，而是已经形成了一套标志墓主人级别高低的用玉制度。玉礼制系统形成，这也是目前所能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礼制形态，对夏商周三代用玉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红山文化玉龙的发现表明中华文明的底蕴深厚，存在着共同的信仰基础。红山文化的玉猪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龙的实物形态之一，与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龙遥相呼应。这一南一北相距数千千米之遥的史前文化中，大约同时出现具有龙的形象的玉器。这种体呈卷曲的龙成为了后来中华民族的信仰中地位最高的灵性动物，这一点颇耐人寻味。这种情况可能暗示出当时在相当广阔的地域之中，存在着龙的神话传说和对龙的崇拜，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信仰基础。
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粮食
从2001年至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研究员在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发掘时，提取了1500多个土样，到实验室进行识别、鉴定，发现了1500多粒碳化谷粒，一是糜子，占90％；二是谷子，占10％。经过碳14鉴定，这些谷物距今7700－8000年，这比中欧地区发现的谷子早2000－2700年。根据这一发现，专家提出两个推断：其一，这里很可能是这两种谷物的起源地：其二，西辽河上游很有可能就是中国古代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地。
于是一个消息在2006年被公布：经过精确测定和准确种属鉴定，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糜子、谷子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沟被发现。专家认为，世界上最早的谷子、糜子在赤峰发现，对进一步探讨深层次的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依据，为进一步搞清中国古代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研究信息资料，正像各大农业起源中心孕育了人类文化和文明一样，西辽河上游地区也孕育了中国古代北方农业文明。
金字塔型祭坛的发现
2001年6月，一次重大发现将红山文化起源说的论断又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一座距今5500多年前的“金字塔型建筑”在内蒙古敖汉旗四家子镇东草帽山后的山梁上被发现。这座“金字塔型建筑”远看是一个梯形的小山包，近看是3层石砌的塔形建筑，最底层长约30多米，宽约15米，往上逐渐变小，这是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完整的红山文化“金字塔型建筑”，约比埃及金字塔早500年左右。
如此之大规模的祭坛以及积石冢，在远古极其简陋的生产条件下，冢群是如何挖掘?就在最近一次的牛河梁的挖掘工作结束后，于明再一次来到了实地，他在这个依山而建的积石冢的周围发现有火烤的痕迹。他认为，“很显然他们是利用了热胀冷缩的原理将地表炸开。山是属于火山岩，古老的先人用火烧制这片土地，随后洒入凉水，地表被炸裂，于是他们在炸裂的缝隙中插入木棍，再一次用火烤然后用水浇，直到地被炸开，然后他们用石头与石头的摩擦细细打磨每个墓冢，社会的分工再一次得到论证。”
位于牛河梁第二地点的三号祭坛是一个中间呈圆形的祭坛，部落祖先的冢群分两排整齐地排列在祭坛周围，当巫师进行祭祖时，部落的子民都相拥在祭坛周围，并且等级地位越低的人则站得越低。这种所体现的以一人独尊为主的等级观念，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化并以宗教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且充分反映出当时社会礼制的成熟程度。
红山文化历史年代的判定
现代文明的起源篇6
众所周知，一国的综合国力不仅是经济水平的提升，更需要独特传统文化和文化遗产的有力支撑。中华文化传承和文化遗产的创新发展，成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保障。
从2006年起，我国就设立了中国文化遗产日，旨在保护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化自信，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绩，文化遗产正在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与现代生活相融合。同时，毋庸讳言，这个整合过程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尤其在对文化遗产的资源、方向与维度及其间关系的把握上，出现了一些不够辩证综合的极端观点以及相应的错误做法，亟待澄清。概括起来说，即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的“三来”、“三度”和“三通”问题上尚缺乏深刻的认识和解决的方案。
“三来”主要指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要将“本来”、“外来”和“未来”等三个向度紧密结合起来，处理好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从“本来”的意义上，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到隋唐佛学及儒释道合流……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和治国理政智慧，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从“外来”的意义上说，西方从古代希腊、罗马时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但丁、薄伽丘、达・芬奇、莎士比亚等人，再到后来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一大批资产阶级思想家，都以他们的思想学说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中国当代的文化现实看，“本来”和“外来”之间并不是“对立”的，它们都是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资源宝库，在“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中，它们之间应该是相辅相成、协同发展的关系。
“三度”主要指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开发利用和创新发展三个“维度”及其间关系问题。无论是哪个维度，最终都要通过实践而使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文化遗产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动态的资源体系。坚持把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开发利用和创新发展有机统一起来，这是文化遗产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当下，将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的种种做法，大多未能处理好“三度”之间的动态制衡关系，甚至将传承保护与开发利用对立起来，或将开发利用与创新发展对立起来，或将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对立起来。具体而言，或过“度”保护，使文化遗产与现代生活完全隔绝；或过“度”开发，破坏文化遗产的存续环境；或过“度”包装、追新逐奇，使其时尚化、娱乐化甚至庸俗化、碎片化而丧失了其最有价值的根本内涵。
现代文明的起源篇7
一、现代民主的起源
关于现代民主的起源，学术界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是历史文化的观点，它认为现代民主起源于西方的历史与文化传统。英国剑桥学派政治学家约翰—邓恩认为，民主制度是古希腊人创造的，在中断两千多年之后又第二次来到世界，由美国人率先继承起来。这派观点还强调其他西方因素的作用，比如，中世纪思想、中世纪自治城市的民主、基督教文化等等，从而把现代民主解释为纯粹西方历史与文化传统的产物。第二种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阶级论观点。马克思受到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影响，认为现代民主源于“市民社会”即城市资产阶级社会，是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战后，也有一些西方主流学者持这种观点，比如巴林顿—摩尔就把资产阶级看作是现代民主制度的载体。第三种是冲突论的观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查尔斯—蒂利教授一生研究社会运动，他认为西欧现代的民主国家是国王、贵族以及各社会集团之间的相互斗争运动的产物。
以上第一种是主流观点，后两种观点虽有所不同，但也是从西欧自身历史来揭示现代民主的起源。三种观点都把现代民主解释为西欧从传统到现代的自身演化，是西方的特产。这种认识迄今仍统治着整个世界，从来没有人对此提出过质疑。然而，这却是一个片面的认识。
要搞清现代民主的起源，首先要理解现代化的性质。人类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迈进，从一开始就不是某局部地区单独进行的过程，而是一个世界性的运动。13世纪蒙古人人侵西欧、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一系列的突发事件把当时世界各地的文明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全球各地区的文明在西欧交汇的格局。西欧开始在世界范围里聚集“理性化因素”或日“现代性因素”。这些因素原来分散于世界各地。由于分散而力量微弱，不足以在各自的地区启动现代化，而汇聚一起才能带来人类社会大转型。西方在构建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不仅吸收了来自伊斯兰地区、、印度地区、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等地的物质资源、科学、技术，也包括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中的理性因素。可以说，现代文明是在世界范围内聚集以往各文明所积累的有益因素的基础上孕育而成的。
同样，作为现代文明最高体现的民主制度，也是在世界范围聚集有用因素的基础上而形成的，是西欧本土因素与外来因素相结合的产物。最重要的外来因素恰恰是由中华文明提供的，即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制、科层官僚制和文官考试制（科举考试）。
西欧与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与制度上的交往最早可追溯到拜占庭帝国（公元395—1453年）初期，13世纪蒙古人入侵西欧使双方交流突然扩大。随之，《马可波罗游记》开始在欧洲流传。从此时到18世纪中期的几百年时问，是西方人崇拜中华文明的时期。尤其是在16世纪到18世纪中期的二百多年期问，西欧人对中国的崇尚达到顶峰，甚至可能远远高于我们今天对美国的推崇。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泰斗伏尔泰（1694—1778年）是中国热的后期代表。他在著作中有大量赞扬中华制度文明的言论。这还引起了孟德斯鸠（1689—1755年）对他的不满和批评，孟德斯鸠是第一个严厉批评中国制度的启蒙思想家。但推崇中国的思潮并没到此结束，直到后来的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1856—1950年）还在他的作品中不断赞扬中国的文明。
西方推崇中华文明的时期，正值它的“绝对王权”（或称“绝对主义”）运动时期。所谓“绝对王权运动”也就是为克服原来的封建主义分裂状态而进行的中央集权化运动。这个运动一方面通过战争而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地理雏形，一方面形成以加强王权而削弱贵族为标志的中央集权趋势。这是一个学习和借鉴中国的中央集权制的运动。英国1215年通过的大限制了国王的权力，保障教会、领主、骑士以及市民的权利。这虽然是一次反集权行动，但现实中集权的需要却始终是一个社会驱动力。从亨利七世1485年登基到1603年伊丽莎白一世去世的“都铎王朝”时期，既是英国资本主义转变的重要时期，也是其绝对主义的高峰。这个集权运动直到克伦威尔的“护国公”时期（1653—1658年），尽管克伦威尔代表贵族议会打败了专权的查理一世并把后者送上断头台，但他也是一个搞集权运动的独裁者。法国在黎塞留（1585—1642年）宰相时期是其绝对主义的一个高潮，但此后中央集权运动可以说断断续续搞了至少二百年以上。德国的中央集权化运动开始得较晚，从1660年普鲁士公国开始，一直搞到俾斯麦任宰相时期（1862—1890年）。
现代文明的起源篇8
自陶渊明笔下的和谐自足的桃源世界产生之后,桃源意蕴便以特有的魅力进入了南朝文人的审美领域,桃花源的远离世俗、宁静超逸的自由境界成为追求山水自然的南朝文人向往。在“桃源”那里,波光粼粼,在凌波上泛舟而无所不适,在这里勾勒出了诗人们翘首遥望的乐园。徐陵在《山斋诗》中写出:“桃源惊往客,鹤桥断来宾。复有风云处,萧条无俗人。”则将桃源的脱俗意蕴直接道出。北周庾信在其《徐报使来止得一相见》诗中写道:“一面还千里,相思哪得论,更寻终不见,无异桃花源。”庾信使用这个典故一方面表现了对美好故土的向往,另一方面是说与故人相见就像追寻渺茫的桃花源一样难得,对自己深切的思乡之恋有着独特的领悟,化为了对桃源的情有独钟。南朝文学中桃源意蕴仙境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呈现,如张正见的《神仙篇》对神仙世界作了这样的描述:“玄都府内驾青牛,紫盖山中乘白鹤。浔阳杏花终难朽,武陵桃花未曾落。已见玉女笑投壶,复睹仙童欣六博。同甘玉文枣,俱饮流霞药。”张正见《神仙篇》中的“浔阳杏花”、“白鹤”、“玉文枣”以及“流霞药”与“武陵桃花”等,都是我国古代文学中最常见的仙界意蕴。可见,《神仙篇》中的“武陵桃花”明显是借用了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武陵渔人发现桃花林而入桃源之事。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经过内部的不断改革,通过原始的民间宗教进化和发展,逐渐转变为较为成熟的官方意识和比较完备的正宗宗教,由于对得道成仙的终极目标渲染增饰,这一时期神仙信仰逐渐深入人心。神仙道教说曾经给予中国古代文学深远的影响,如汉代刘向的《列仙传》、东晋葛洪的《神仙传》、唐代杜光庭的《墉城集仙录》等,都以活泼而严谨的散文笔法描述了光怪迷离的神仙世界。张正见的《神仙篇》显然是在这种文学风气影响之下的产物。当然,桃源的这种仙化的现象,可以从陶渊明《桃花源记》本身的构设条件上找到本质上的原因。
二、唐代文学中桃源意蕴个性化的文学表达
盛唐时代,儒、释、道的融合使思想领域极为开放与自由,文人个性特征以及精神气质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因而,桃源意蕴在不同文人笔下的文学意象也呈现出独特的精神内涵。孟浩然作为盛唐文坛早期的诗人,较早地表现出他追寻桃源的思想倾向及对仕途的厌倦,孟浩然在其《南还舟中寄袁太祝》诗中写出:“沿溯非便习,风波厌苦辛。忽闻迁谷鸟,来报五陵春。岭北回征帆,巴东问故人。桃源何处是,游子正迷津。”这种精神疲惫是诗人的仕途的风波所致。因此,其内心深处极其渴望寻得那片能够栖息身心的桃源。显然,此处的桃源意蕴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有着相同的精神内涵,即对现实的否定和超越。浸染道教思想而又深通佛理的王维,将孟浩然诗中桃源意蕴内在超越的精神继续发挥,其《桃源行》向我们诠释着他心目中的桃源世界,“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直视桃源为“仙源”。杜甫诗歌中的桃源意蕴,则是其民胞物与情怀的折射,表达出对万物各遂其性、各得其所的美好希冀,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如《春日江村五首》其一:“农务村村急,春流岸岸深。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茅屋还堪赋,桃源自可寻。艰难贱生理,飘泊到如今。”诗人将春日江村视为“桃源”,一如陶渊明的祥和、闲适、躬耕稼穑的桃花源。杜甫由于生活于战乱时代,更将桃源描写为和平之地,如在其《北征》诗中这样写道:“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北征途经桃源山的诗人,感慨战乱带来的萧条凄惨的现实,不禁深切缅怀陶渊明笔下的避秦之乱的桃花源,表达了诗人对和平生活的真诚向往。中晚唐时期日趋黑暗、大厦将倾的社会现实瓦解了文人的乐观文化心理,这一点也反映在文人的桃源意识上。中晚唐文人渐趋内敛的心态使他们对桃源的认定呈现为将园林或山居视为栖息身心的桃源,悠游而自适。中晚唐时期文人希求隐逸的心理,唐代文人频频造访之处常常是寺观或隐士的山居之所,这就是诗人现实中的“桃源”,其突出体现在钱起、刘长卿的诗歌中。如钱起《中书王舍人辋川旧居》诗中以“几年家绝壑,满径种芳兰。带石买松贵,通溪涨水宽。诵经连谷响,吹律减云寒?谁谓桃源里,天书问考盘。……片云隔苍翠,春雨半林湍。藤长穿松盖,花繁压药栏。”描述王舍人的旧居是梵呗穿云、芳兰苍翠,笔调深微古朴,好一个幽寂的桃源,抒发了诗人寄情山水的隐逸情怀。在唐代精神领域的开放、道教的兴盛、同林艺术的成熟等文化背景下,传统文学中的桃源意蕴在不同文人笔下呈现出彼此有别的思想内涵,但无论各个时期的诗人在作品中如何艺术性地诠释,桃源意蕴都成为遭受现实挫折、心慕林泉烟霞的唐代文人的精神慰藉,体现着他们渴望高蹈世外的主观情怀。
现代文明的起源篇9
自18世纪后期发现印欧语系以来，人们即开始讨论其发源地。当时人们多认为印欧语系最早产生在亚洲，特别是中亚山区。从19世纪中期起，学者们多持欧洲起源论，或说印欧语系发端于斯堪的纳维亚南部，或说在德国北部。进入本世纪，欧洲起源论已成主流，人们所争论的只是它的具体发源地。到目前为止，主要有4种观点：一种是“波罗的海—黑海起源说”，认为早在中石器时代，原始印欧语居民就已生活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北岸的广大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后逐渐扩散；第二种为“中欧—巴尔干起源说”，认为原始印欧语的故乡在欧洲中部，可能还包括巴尔干半岛，自新石器时代起向外迁徙；第三种是“小亚细亚起源说”；最后一种是“黑海—里海起源说”[1]。在此4种观点中，后两种最为主要，并且正在进行热烈的争论。
小亚细亚起源说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著名考古学家伦夫鲁（C.Renfrew），其主要著作是《考古学与语言：印欧语系起源之谜》（archaeologyandLanguage：thepuzzleofindo-europeanorigins）。伦夫鲁认为，印欧语系起源于小亚细亚的中部与东部。印欧语系的扩散，实际上是农业传播的结果。具体地说，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6500年，这些操印欧语的原始农人们从小亚细亚逐渐向欧洲及亚洲迁徙。他们呈波浪式前进，每一代人平均迁徙约18公里。当他们将先进的农业引入到一个新地区后，当地那些原先过着采集狩猎生活的土著居民在学会农业的同时，在语言上也渐渐被外来者同化，于是印欧语得以不断扩散。因此印欧语的传播过程，并非是一个武力征服的过程。从历史学上来讲，伦夫鲁的观点有两点与传统的观点明显不同。1.传统上认为印欧语居民离开故乡向欧亚各地迁徙的时间是在公元前2千年代，也有的说是在公元前4千年代，但伦夫鲁则将此提早到公元前7千年代；2.传统上认为印欧语居民刚刚开始向各地扩散时，过着游牧生活，是游牧者，而伦夫鲁则认为他们是早期的农人。伦夫鲁的观点，实际上涉及到了世界古代史中的许多问题。例如，人们一般认为，欧洲早期农业居民并非说印欧语，而伦夫鲁则将他们看作是印欧语居民。再如，传统上认为，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700年兴起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化是由土著居民创造的；最早的印欧语居民（雅利安人）是在哈拉巴文明灭亡后才出现在印度河流域的（所以有不少人认为哈拉巴文明是被雅利安人灭亡了的）。但是，伦夫鲁却认为，来自小亚细亚的印欧语居民带着农业来到印度河流域后，创造出了哈拉巴文明；哈拉巴文明的创造者本身就是印欧语居民[2]。
伦夫鲁的观点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他们认为，伦夫鲁的观点与历史学、语言学以及比较神话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大相径庭。例如，比较语言学表明，原始印欧语居民非常熟悉车子，在印欧语系诸语言中，保留着表示车子的共同词根。但印欧语系诸语言中却没有表示“车辐”的共同词根，这表明当有辐车轮出现的时候，印欧语居民已经向四处扩散了。考古发现表明，欧洲的车子最早出现在东欧，时间是在公元前3300年左右，这些车子都是实心车轮；有辐车轮出现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这就是说，印欧语系的发源地在东欧（具体地说是在黑海北岸的东欧草原），约公元前3300年至前2300年之间，他们开始离开故乡向其他地区扩散[3]。这些理由，同时也是印欧语系“黑海—里海起源说”的基本依据之一。
“黑海—里海起源说”的一个主要提倡者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考古学研究所的女学者吉布塔（m.Gimbutas）。她提出，印欧语系最初起源于乌拉尔山南部到伏尔加河中下游的草原地带（即里海北岸）。这一点还可以得到语言学与比较神话学的佐证，因为这些学科的研究表明，印欧语在亲缘关系上与乌拉尔语系的芬兰—乌戈尔语族最为接近，而芬兰—乌戈尔语族起源于乌拉尔山的中部地区，该地区与印欧语系的发源地里海北岸草原地区又是相邻的，故印欧语系与乌拉尔语系具有密切的联系。公元前7千年代，西亚的农业通过高加索地区（而不是经由黑海北岸）而影响到了里海北岸草原地区，使这里逐渐进入新石器时代。这一区域本来就是野马活动的地带，因此自然成为人工养马的最初发生地。根据考古材料，伏尔加河流域的养马不会晚于公元前5000年。转贴于
吉布塔认为，生活在里海北岸的原始印欧语居民后来逐渐向外扩展。在其东部，以米奴辛斯克盆地为中心的阿凡纳谢沃文化（afanasevoCulture，约公元前3500年至前2500年）以及后来的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Culture，约公元前2000年至前900年），实际上都是伏尔加河流域原始印欧语文化向东扩张的结果。根据吉布塔的说法，原始印欧语居民向西共有3次大的扩张运动。第一次向西扩张发生在公元前4500年至前4300年前，他们在第聂伯河—顿涅茨河流域的草原地区（即现在的乌克兰南部草原）获得了统治地位，创造出了斯莱德涅·斯多格（SrednyStog）文化；他们还进而向西渗透到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其影响一直波及到巴尔干半岛北部。第二次扩张发生在公元前3500年至前3000年前，原始印欧语文化一直延伸到意大利北部及波罗的海南岸，而多瑙河流域的土著文化则由于与原始印欧语文化相结合，演变成为全新的文化。第三次扩张发生在公元前3100年至前2900年前，印欧语居民来到希腊，同时中欧与北欧也被“印欧语化”。
这样，在吉布塔看来，进入新石器时代（出现农业）后，欧洲实际上就可以分为两大区域，一个是原始印欧语文化区，另一个则由非印欧语居民占据（吉布塔称这些地区为“古欧洲”）。原始印欧语文化的基本特征是：讲原始印欧语，过着游牧或半游牧的生活，实行父系家长制统治，崇拜太阳神，好战，熟练驾驭马及车子，制陶及建筑技术均不发达。与此相反，“古欧洲”的非印欧语居民则是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实行母系统治，崇拜月神及死亡女神，崇尚和平，建筑、制陶及艺术发达。因此，这“两个欧洲”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及宗教信仰上都不相同。发源于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的原始印欧语居民，凭借着技术优势（主要是马），逐步征服了非印欧语居民，使欧洲“印欧语化”。在这个“印欧语化”的过程中，欧洲从母系社会转变为父系社会，从和平的社会转变为尚武的社会，同时，原先非印欧语文化的一些因素也被吸收到印欧语文化中。因此，所谓的西方文明，实际上来源于印欧语文化与非印欧语文化的融合。
吉布塔还认为，在原始印欧语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特征是他们的葬俗。他们将死者埋于地下的墓穴中，一个墓穴可能就是一个家庭，里面所埋的一般为一个妇女加一两个孩子，或一对成年男女加几个孩子；墓室用石头或木头筑成房屋状，可能表示墓穴即为死者之住房，然后再在墓顶上建造一个圆形的小坟丘。由于这种坟丘在俄语中被称作кургáн，所以，吉布塔在1956年出版的《东欧史前史》（theprehistoryofeasteneurope）中将原始印欧语文化称作“KurganCulture”，此词可中译为“古冢文化”。吉布塔所说的古冢文化实际上包括了俄国及东欧学者所说的许多不同文化，如竖穴墓文化（thepitGraveCulture，现在多称之为YamnaCulture），乌萨多伏文化（UsatovoCulture）以及斯莱德涅·斯多格文化等。由于此概念的内涵过于庞杂，所以后来人们渐渐改称其为“古冢传统”（theKurgantradition），这是目前研究东欧史前史以及印欧语系起源问题时经常要遇到的一个概念。无论是“古冢文化”还是“古冢传统”，实际上是原始印欧语文化的同义词。而欧洲的“印欧语化”（indo-europeanization），实际上也就是“古冢化”（Kurganization）[4]。
美国另一位考古学家安东尼（D.w.anthony）与吉布塔一样不同意伦夫鲁的观点，但他与吉布塔也有许多分歧。
安东尼认为，大约公元前5700年，早期农业从多瑙河下游自西向东传入到黑海西北部，使这个地区逐渐进入新石器时代。从公元前4600年开始，在第聂伯河西岸，出现了特里波耶—库库泰尼文化（关于该文化可参阅《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522—523页）。在特里波耶—库库泰尼文化的影响下，第聂伯河东岸也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这样，在黑海北岸，以第聂伯河为界，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文化圈。第聂伯河西岸是比较先进的特里波耶—库库泰尼文化，以农业与畜牧为基础；村落规模宏大，面积大者可达300公顷，有的村落中甚至有上千座两层房子；使用黄铜制造工具及装饰品；有发达的彩陶，女性陶像流行；出现了刻划符号；与周边地区有广泛的贸易交换。第聂伯河东岸则是相对落后的“第聂伯—顿涅茨河文化”（关于该文化可参阅《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90页），这里村落分散，房子很小，缺乏黄铜，没有女性陶像，等等。转贴于
安东尼进一步指出，第聂伯河西岸主要是森林草原地带，这里降雨量多，森林中的动物资源也较丰富，利于农业或者狩猎。而第聂伯河东岸地区则多为无树的开阔草原，降雨少，比较干燥，农业条件较差，动物资源也不多，人们多沿河而居。随着人口的增多，第聂伯河东岸那些沿河而居的人们只得越来越多地去利用草原动物以获取食物，其中最主要的是驯养马。所以在安东尼看来，马的驯养最早发生在第聂伯河东岸，而不是像吉布塔所说的那样在伏尔加河流域。马的驯养，使经济转向以开发草原资源为基础，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巨大变化。公元前4200年左右，在第聂伯河东岸，第聂伯—顿涅茨河文化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即斯莱德涅·斯多格文化。吉布塔认为斯莱德涅·斯多格文化是来自伏尔加河流域的原始印欧语居民创造出来的，而安东尼则认为，此文化是从当地的新石器文化发展而来的，促使这个文化迅速兴盛的原动力，就是马的驯养。后来，斯莱德涅·斯多格文化向周围扩张，并导致了特里波耶—库库泰尼文化等土著文化的衰亡。关于原始印欧语系的起源地，安东尼认为在维斯图拉河（维斯瓦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某个地方，而不是像吉布塔所说的那样在伏尔加河流域。至于哪一种文化属于原始印欧语文化，安东尼没有明说，但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第聂伯河东岸的第聂伯—顿涅茨河文化以及后来的斯莱德涅·斯多格文化与原始印欧语居民有关，因为他说，第聂伯—顿涅茨河文化“至少部分地起源于”维斯图拉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土生中石器时代文化，而在他看来，原始印欧语正是发源于维斯图拉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地区[5]。
从上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虽然国外学者对印欧语系的起源问题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但他们所做的研究工作还是相当深入的。
[1]麦勒里和亚当斯：《印欧语系文化百科全书》（J.p.malloryandD.Q.adams，encyclopediaofindo-europeanCulture），费兹罗伊·第波恩出版家公司1997年版，第297-299页。
[2]《当代人类学》（Currentanthropology）1988年第3期，第437-468页。
[3]《当代人类学》1988年第3期，第437-468页。
现代文明的起源篇10
关键词：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初探
苏秉琦先生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以七个纲领式的标题划分部分，概括地回顾了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在探索中国文明、中华文化起源过程这一重大课题的历程。在这本书中，苏秉琦先生归纳总结出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的模式和规律，即文明起源的“三种形式”和国家形成发展的“三类型”和“三部曲”。可以说，这是一部既对中国各个地区考古分别进行论述，又整合起来总结中国考古学发展的著作。
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苏秉琦先生学术体系的核心内容。约一万年以来中国的六个主要区域大致都经历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发展历程，然后又从古国发展至方国，最后汇入到统一的帝国阶段。燕山南北地区的发展过程最早，约在距今8000年开始了由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至距今5000年前进入了古国阶段，也就是传说时代中的黄帝时期，至距今4000年前进入方国阶段，而到距今2000年前进入帝国阶段。这是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过程中最具典型意义，属于原生型的国家发展模式，又称为北方型。中原地区大约在距今6000年开始了由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至距今四五千年间，不断吸收北方、东方、东南方等多方面的文化因素，在治理洪水过程中，进入古国阶段，其中在晋南形成了传说时代中的尧舜时期，这是第一个“中国”概念的产生。至距今4000年前进入方国阶段，即夏商周三代。距今2000年前秦统一了六国，进入了帝国时代。这是中国国家起源和发展过程中次生型的模式，又称中原型。而在秦汉统一帝国解体后，北方草原民族在经历了古国、方国之后，鲜卑族、契丹族、满族先后入主中原，建立了北朝、辽、清帝国。这是中国国家起源和发展过程中续生型的国家发展模式，又称北方草原型。古国阶段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了基础。方国阶段是夷夏关系互为消长的时期，而最后终于达到了多元一体格局相对稳定的共处关系。最后一个阶段——帝国阶段则把前段格局在政治上巩固下来，并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
在此书中还有一些问题和说法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苏秉琦先生提出中国历史研究的“两个怪圈”概念，第一个“怪圈”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在中国历史上，长久以来存在一种“中原文化中心思想”，意即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一直有“华”、“夷”之分。然而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作“四夷”的各少数民族恰恰是中国文化同外部文化的连接点和桥梁。没有“四夷”的存在，以及“四夷”与“中原”的交流和融合，中国文化很难展现出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异彩纷呈，所以不能把中国与周边世界文化分割开来。从旧石器时代起，中国就不是封闭的，也不是孤立的。虽然在历史上曾有过“闭关锁国”的时代，但那其实是统治者主观上的意愿，实际上中国和各民族的交流几乎从来没有中断过。而考古研究也证明，中国文明是多元一体的。另一个“怪圈”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但是不同地方的历史发展不是只有一条道路可走，中国的历史发展有它自己的特点，也有自己的轨迹，传统历史研究中把历史发展过程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对号入座，就有“牵强附会”之嫌了。苏先生认为，这样的思维模式，是当今历史学界应当反思，并进行改变的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