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合作社制度篇1
第一条为了支持、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经济组织。
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
第三条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成员以农民为主体；
（二）以服务成员为宗旨，谋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
（三）入社自愿、退社自由；
（四）成员地位平等，实行民主管理；
（五）盈余主要按照成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
第四条农民专业合作社依照本法登记，取得法人资格。
农民专业合作社对由成员出资、公积金、国家财政直接补助、他人捐赠以及合法取得的其他资产所形成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并以上述财产对债务承担责任。
第五条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以其账户内记载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为限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承担责任。
第六条国家保护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七条农民专业合作社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
第八条国家通过财政支持、税收优惠和金融、科技、人才的扶持以及产业政策引导等措施，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国家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力量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服务。
第九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及有关组织，依照本法规定，依据各自职责，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设和发展给予指导、扶持和服务。
第二章设立和登记
第十条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五名以上符合本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成员；
（二）有符合本法规定的章程；
（三）有符合本法规定的组织机构；
（四）有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名称和章程确定的住所；
（五）有符合章程规定的成员出资。
第十一条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召开由全体设立人参加的设立大会。设立时自愿成为该社成员的人为设立人。
设立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通过本社章程，章程应当由全体设立人一致通过；
（二）选举产生理事长、理事、执行监事或者监事会成员；
（三）审议其他重大事项。
第十二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名称和住所；
（二）业务范围；
（三）成员资格及入社、退社和除名；
（四）成员的权利和义务；
（五）组织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任期、议事规则；
（六）成员的出资方式、出资额；
（七）财务管理和盈余分配、亏损处理；
（八）章程修改程序；
（九）解散事由和清算办法；
（十）公告事项及方式；
（十一）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三条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下列文件，申请设立登记：
（一）登记申请书；
（二）全体设立人签名、盖章的设立大会纪要；
（三）全体设立人签名、盖章的章程；
（四）法定代表人、理事的任职文件及身份证明；
（五）出资成员签名、盖章的出资清单；
（六）住所使用证明；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文件。
登记机关应当自受理登记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办理完毕，向符合登记条件的申请者颁发营业执照。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定登记事项变更的，应当申请变更登记。
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办理登记不得收取费用。
第三章成员
第十四条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以及从事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业务直接有关的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能够利用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的服务，承认并遵守农民专业合作社章程，履行章程规定的入社手续的，可以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但是，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单位不得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置备成员名册，并报登记机关。
第十五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中，农民至少应当占成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
成员总数二十人以下的，可以有一个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成员；成员总数超过二十人的，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成员不得超过成员总数的百分之五。
第十六条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参加成员大会，并享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按照章程规定对本社实行民主管理；
（二）利用本社提供的服务和生产经营设施；
（三）按照章程规定或者成员大会决议分享盈余；
（四）查阅本社的章程、成员名册、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记录、理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和会计账簿；
（五）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七条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大会选举和表决，实行一人一票制，成员各享有一票的基本表决权。
出资额或者与本社交易量（额）较大的成员按照章程规定，可以享有附加表决权。本社的附加表决权总票数，不得超过本社成员基本表决权总票数的百分之二十。享有附加表决权的成员及其享有的附加表决权数，应当在每次成员大会召开时告知出席会议的成员。
章程可以限制附加表决权行使的范围。
第十八条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承担下列义务：
（一）执行成员大会、成员代表大会和理事会的决议；
（二）按照章程规定向本社出资；
（三）按照章程规定与本社进行交易；
（四）按照章程规定承担亏损；
（五）章程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九条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要求退社的，应当在财务年度终了的三个月前向理事长或者理事会提出；其中，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成员退社，应当在财务年度终了的六个月前提出；章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退社成员的成员资格自财务年度终了时终止。
第二十条成员在其资格终止前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订立的合同，应当继续履行；章程另有规定或者与本社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十一条成员资格终止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按照章程规定的方式和期限，退还记载在该成员账户内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对成员资格终止前的可分配盈余，依照本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向其返还。
资格终止的成员应当按照章程规定分摊资格终止前本社的亏损及债务。
第四章组织机构
第二十二条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大会由全体成员组成，是本社的权力机构，行使下列职权：
（一）修改章程；
（二）选举和罢免理事长、理事、执行监事或者监事会成员；
（三）决定重大财产处置、对外投资、对外担保和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其他重大事项；
（四）批准年度业务报告、盈余分配方案、亏损处理方案；
（五）对合并、分立、解散、清算作出决议；
（六）决定聘用经营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数量、资格和任期；
（七）听取理事长或者理事会关于成员变动情况的报告；
（八）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二十三条农民专业合作社召开成员大会，出席人数应当达到成员总数三分之二以上。
成员大会选举或者作出决议，应当由本社成员表决权总数过半数通过；作出修改章程或者合并、分立、解散的决议应当由本社成员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章程对表决权数有较高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四条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大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的召集由章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二十日内召开临时成员大会：
（一）百分之三十以上的成员提议；
（二）执行监事或者监事会提议；
（三）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五条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超过一百五十人的，可以按照章程规定设立成员代表大会。成员代表大会按照章程规定可以行使成员大会的部分或者全部职权。
第二十六条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理事长一名，可以设理事会。理事长为本社的法定代表人。
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设执行监事或者监事会。理事长、理事、经理和财务会计人员不得兼任监事。
理事长、理事、执行监事或者监事会成员，由成员大会从本社成员中选举产生，依照本法和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对成员大会负责。
理事会会议、监事会会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
第二十七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应当将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成员、理事、监事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第二十八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或者理事会可以按照成员大会的决定聘任经理和财务会计人员，理事长或者理事可以兼任经理。经理按照章程规定或者理事会的决定，可以聘任其他人员。
经理按照章程规定和理事长或者理事会授权，负责具体生产经营活动。
第二十九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理事和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侵占、挪用或者私分本社资产；
（二）违反章程规定或者未经成员大会同意，将本社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本社资产为他人提供担保；
（三）接受他人与本社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
（四）从事损害本社经济利益的其他活动。
理事长、理事和管理人员违反前款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本社所有；给本社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理事、经理不得兼任业务性质相同的其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理事、监事、经理。
第三十一条执行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业务有关公务的人员，不得担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理事、监事、经理或者财务会计人员。
第五章财务管理
第三十二条国务院财政部门依照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按照国务院财政部门制定的财务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
第三十三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或者理事会应当按照章程规定，组织编制年度业务报告、盈余分配方案、亏损处理方案以及财务会计报告，于成员大会召开的十五日前，置备于办公地点，供成员查阅。
第三十四条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其成员的交易、与利用其提供的服务的非成员的交易，应当分别核算。
第三十五条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按照章程规定或者成员大会决议从当年盈余中提取公积金。公积金用于弥补亏损、扩大生产经营或者转为成员出资。
每年提取的公积金按照章程规定量化为每个成员的份额。
第三十六条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为每个成员设立成员账户，主要记载下列内容：
（一）该成员的出资额；
（二）量化为该成员的公积金份额；
（三）该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
第三十七条在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的当年盈余，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可分配盈余。
可分配盈余按照下列规定返还或者分配给成员，具体分配办法按照章程规定或者经成员大会决议确定：
（一）按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返还总额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百分之六十；
（二）按前项规定返还后的剩余部分，以成员账户中记载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以及本社接受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和他人捐赠形成的财产平均量化到成员的份额，按比例分配给本社成员。
第三十八条设立执行监事或者监事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由执行监事或者监事会负责对本社的财务进行内部审计，审计结果应当向成员大会报告。
成员大会也可以委托审计机构对本社的财务进行审计。
第六章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
第三十九条农民专业合作社合并，应当自合并决议作出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应当由合并后存续或者新设的组织承继。
第四十条农民专业合作社分立，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并应当自分立决议作出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分立前的债务由分立后的组织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在分立前与债权人就债务清偿达成的书面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四十一条农民专业合作社因下列原因解散：
（一）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出现；
（二）成员大会决议解散；
（三）因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四）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者被撤销。
因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原因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由成员大会推举成员组成清算组，开始解散清算。逾期不能组成清算组的，成员、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成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该申请，并及时指定成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第四十二条清算组自成立之日起接管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处理与清算有关未了结业务，清理财产和债权、债务，分配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代表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诉讼、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并在清算结束时办理注销登记。
第四十三条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和债权人，并于六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如果在规定期间内全部成员、债权人均已收到通知，免除清算组的公告义务。
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清算组应当对债权进行登记。
在申报债权期间，清算组不得对债权人进行清偿。
第四十四条农民专业合作社因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原因解散，或者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不能办理成员退社手续。
第四十五条清算组负责制定包括清偿农民专业合作社员工的工资及社会保险费用，清偿所欠税款和其他各项债务，以及分配剩余财产在内的清算方案，经成员大会通过或者申请人民法院确认后实施。
清算组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
第四十六条农民专业合作社接受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形成的财产，在解散、破产清算时，不得作为可分配剩余资产分配给成员，处置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四十七条清算组成员应当忠于职守，依法履行清算义务，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及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八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破产适用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但是，破产财产在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应当优先清偿破产前与农民成员已发生交易但尚未结清的款项。
第七章扶持政策
第四十九条国家支持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建设项目，可以委托和安排有条件的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社实施。
第五十条中央和地方财政应当分别安排资金，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息、培训、农产品质量标准与认证、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市场营销和技术推广等服务。对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生产国家与社会急需的重要农产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给予优先扶持。
第五十一条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当采取多种形式，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多渠道的资金支持。具体支持政策由国务院规定。
国家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采取多种形式，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务。
第五十二条农民专业合作社享受国家规定的对农业生产、加工、流通、服务和其他涉农经济活动相应的税收优惠。
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由国务院规定。
第八章法律责任
第五十三条侵占、挪用、截留、私分或者以其他方式侵犯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的合法财产，非法干预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的生产经营活动，向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摊派，强迫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接受有偿服务，造成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损失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五十四条农民专业合作社向登记机关提供虚假登记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取得登记的，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撤销登记。
第五十五条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依法向有关主管部门提供的财务报告等材料中，作虚假记载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农业合作社制度篇2
（一）改善农村贫困状况山西省贫困人口在全国所占比重也是较大的，仅部级贫困县就有35个。尽管自然因素是导致山西农村贫困的重要因素，但是自然条件也是一种无法改变的事实。所以，要想改变山西农村社会的贫困状况，就要重视人文因素的改进，从各级政府合理合法引导和农民本身的组织管理调整两个方面入手，这样才是务实之举。农业保险合作社是一种非盈利的组织。一方面，它有效地调动了政府和农民的积极性，让政府积极担保，让农民积极参保并共负盈亏，有效地为农民抵御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和技术风险，这便变相地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它还克服了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和无组织性，按照自愿原则将农民组织起来，共同承担风险、分享收益，这更加有利于农村的集体生产和生活。基于此，保险合作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改善农村社会的贫困状况，最终实现农村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实现农村社会良性自治山西以山地、丘陵居多，除少量的平原外，农村大多分布在山区、丘陵间的平地上，比如吕梁山区，这更加凸显出了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和自给自足性。除此之外，在中国，村委会属于基层自治组织，在政治地位上较为尴尬：充分的自治权与小农经济下权力的畸变。我们曾对山西某县进行了实地调查，发现因为行政管理监督不力、官本位严重以及交通不便导致文化闭塞。山西个别农村社会不仅出现严重的村委贿选现象，而且在征地拆迁方面，村委会贪污补偿款现象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社会何谈良性自治？农民的自治意识和途径都自觉不自觉的被压制了。而农业保险合作社体现的是经济思想和管理思想的辩证统一，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将农民有序的组织起来，即按照自愿原则，认缴一定的股本，加入合作社，实现技术、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有组织地实现良性的自我管理，简单而灵活。倘若管理和监督有序，农业保险合作社的各类政策真正的可以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共同利益，可以克服当前基层腐败给农民造成的损失，最终实现山西农村社会的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
二、山西省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存在的问题
农业保险合作社的顺利发展是以良好的人文条件、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条件为依托的，换句话说，只有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的现实条件，这项制度才会独立的发展起来。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在山西省农村社会具有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但是，山西省农村社会在自然地理条件、农业种植的客观结构现状、农民文化观念、农业政策、政府财政状况以及政府重视程度等各方面会凸现出较大的地域性、差异性与复杂性，这些都会使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在山西农村社会的建立面临着考验，甚至抵制。基于对山西农村社会的调研和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的历史发展经验，山西省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一）地域、人文的分散性与农业风险的同质性农业保险合作社以自然村、乡、镇为基础单位，以农户为主要的参保主体，对地域、人文的同质性有一定的要求，这有利于克服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和无组织性；同时它对农业风险的异质性也有一定的考量，这可以最大限度地分担农业风险，实现真正的风险分担。但是，以山西贫困地区而言，“山西省贫困人口基本分布在地域偏远、交通闭塞、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恶劣的地方”，［1］这些地方因地域原因较为分散，难以整合；即便聚集在统一地域，而“人文、地域的高度趋同性又会导致合作社成员以及与他们有着密切联系的农业生产所面临的风险的高度同质性，如此，合作社成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当然实现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但是，这也会使得农业保险所具有的‘保险’功能变得毫无意义”。［2］所以，如何面对地域、人文的分散性与农业风险的同质性，从而发挥农业保险的实际效用，是山西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面临的首要问题。
（二）文化观念的限制性正如有学者所言：“由于受经济、文化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中国农户历来被认为具有善分不善合的传统，其深层原因是集体理性和个体理性的冲突以及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3］山西特殊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造就了山西农村社会特殊的传统文化和观念。通过我们对山西农村社会的调研发现，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念。一种是经济发展较好的农村社会的新的“私欲”观，即伴随着市场经济观念的普及和市场经济对农村传统社会结构的侵蚀，农民群体的局限性在新的时代有了新的体现：金钱观念和攀比观念较重，参与村公共事务的积极性较低，缺乏公共道德和公共文化的认识。一种是经济发展落后的农村社会的旧的“封闭”观，分散性和组织性很低，公共意识缺乏。这种氛围或者社会风气，也有可能会为农业保险合作社的存在以及功能的发挥带来阻力：“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优势虽然会降低道德的逆向风险，但是这仅仅是合作社成立后理想的设计而已，至于农民会不会为了‘共同分担农业风险’加入合作社，还是个模棱两可的问题。”
（三）基层腐败的蔓延在山西农村社会，“基层腐败渗透到经济建设、村民自治、社会管理、基本公共服务等各个领域，方法多样，手段高明，神通广大，无所不用其极”。［4］一是农村社会家族势力、权力势力和黑恶势力之间存在着非法利益的绑架关系，导致贿选现象严重，所以村委会成员无法真正代表农民的切身利益；二是高层腐败和基层腐败对农村社会治理的渗透，加剧了农村社会官本位思想，使得攀比之风、为富不仁、金钱观等不良社会风气蔓延，并不断侵蚀着主流农村文化的公共空间。基于此，会给农业保险合作社的管理和组织带来更大的阻力，家族势力、权力势力和黑恶势力的勾结完全会使得“利益共享”的农业保险合作社存在被少数人控制并支配的风险；基层腐败的盛行也会导致个别基层政府在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中的引导误区和腐败潜质以及执行力度不大。政府的积极引导和良性管理是农业保险合作社的典型特征，农业保险合作社的建立本该需要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支持，如果政府支持力度不够，精力投入不够，那么，可以说，农业保险合作社在山西是无法取得实效的。
（四）人力资源与技术问题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的建立不仅需要投入一定的物力和财力，其对不同层次的人力资源的需求更大。对于山西农村社会而言，农业保险本身就是一个专业性较强的术语，在实际操作中，它必须要涉及到如何确定保险范围、险种、保险责任和补偿标准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都需要必备的知识和技术作指导。而且，农业保险合作社还面临管理技术上的难题：一是由农民参保组成的农业保险合作社如何实现良性的自治管理的问题，村委会这一基层自治组织如何定位；二是政府如何以百姓可以接受的方式和语言对这些合作社进行引导的问题；三是如何让政府成为再保险人的问题。这些都需要专业性较强的人力资源和技术的供给。
三、山西省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的政策建议
山西省在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方面面临一些前瞻性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有自然方面的，又有人文方面的。针对这些问题，必须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尊重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的基础上，去发掘符合人民利益、符合老百姓需求的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的实现形式。
（一）完善农业保险合作社立法制度无规矩不成方圆。要想真正地实施一项制度，并且使其发挥应有的现实意义，那么，必须要将其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之内，使其有法可依。1．根据《立法法》63条之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而且，依据此法80条之规定“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所以，山西省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应该充分发挥山西省人大及其常委会这一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的作用，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法规制度，为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的建立、实施奠定立法基础。2．根据《立法法》63条之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不仅拥有制定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的地方性法规的权力，而且这些地方性法规的出台必须是要结合本行政区域内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所以，山西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关于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的法规时，一方面，必须要做到科学合理的论证，必须要结合山西省历史的、现实的地理因素和人文因素，制定相关法规。另一方面，必须要具有前瞻性，能够为山西省人民政府和山西省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的规章制定提供立法指导。所以，立法前必须做好调研工作。3．依据《立法法》73条之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制定规章的事项和管理本行政区域的事项，有权制定规章。山西省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不仅需要山西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与之相关的法规，而且还需要省人民政府和山西省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相应的规章，因为如前所述，农业合作社制度的建立与农村社会的地理因素、观念因素和经济发展因素息息相关，具有很强的地方性，所以必须依靠地方政府规章将农业保险合作制度细则化、可操作化，这样才会真正地得到实施，才会为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进一步讲，为了保证此项制度的有效实施，不仅要放权，赋予地方政府制定相关的政府规章，还要监督权力，要发挥山西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政府规章的监督审核作用，确保法令的统一性和人民性。4．山西省农业保险合作社法规应该包括以下基本内容：（1）农业保险合作社成立的目的和条件。这一项要坚持四个原则：人民利益原则，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原则，农户参与与政府主导辩证统一原则，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原则。在条件设立上严宽相济，但是有一条必须明确，即各地方政府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必须要进行地域、人文和农业风险的实质性评估，并将评估报告提交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报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备案，通过之后方可进行试点。（2）农业保险合作社的组织机构、管理方式、运行过程。这一项目的在于保证农业保险合作社的可操作性，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原则。最大限度的体现农民群体的自治性。（3）合作社成员、合作社组织机构、村委会、乡（镇）以上政府在农业保险合作社运行过程中的权利、义务、职责。这一项内容是对上一项内容的延伸与补充。明确权责，不仅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内在的法律逻辑，而且也有力地确保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的可操作性。否则，形同虚设。（4）农业保险的险种（法定险种和自愿险种）、保险理赔程序、保险责任、保险争议处理。这一项内容是对上两项内容的细化。立法时应当给与原则性的指导，最好以“禁止性条款”的形式存在。各地方、各个农业保险合作社组织可以根据本地区、本乡镇、本自然村的地理、人文和农业风险情况自行拟定具体方案，但是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禁止性规定。（5）农业保险再保险制度。对于这一项内容，应当积极采纳国内外典型案例进行总结归纳。最重要的是明确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责任。（6）法律责任。参与农业保险合作社的各个主体，包括政府、公司、企业、农户、农业保险合作社组织机构等等都要成为法律责任主体。除此之外，还要做好法律宣传和相关政策工作。老百姓最关心的是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事情，这是人之常情。所以在法律政策宣传时，首先，最重要的是让农户明白农业保险合作社到底能否给他们带来合法正当利益，且这个利益是多少；二是要加强对农民群众的法制教育，让他们明白农村“公共文化”的重要性，为避免道德逆向选择奠定法律文化基础。
（二）以乡（镇）为基础单位进行试点，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在一定地域内，山西的农村社会在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方面具有高度的趋同性，这种高度趋同性必然会导致合作社成员以及与他们有着密切联系的农业生产所面临的风险的高度同质性，倘若以村为单位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必然会让此制度失去分担农业风险的效用。所以，山西省应该以乡（镇）为基础单位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1．按照地缘优势和经济优势，将同一乡（镇）的村落进行整合，建立一个统一的农业保险合作总社。而后以村为单位，设立分社，便于内部管理。在推行方面，先进行试点，而后再向其他乡（镇）、县推行。2．在合作社准入条件方面，采取自愿原则。即农户认缴一定的股本，自愿加入合作社，成为合作社成员。股本的缴纳根据乡（镇）经济发展情况、农业收入情况以及农业风险情况自主确定。可以设最低入股数额。3．在组织和管理方面。合作社组织机构应以农业保险公司或其他保险机构为参考，但是切忌完全模仿。组织机构的名称设置要兼顾农户的知识储备、文化观念、乡规民约和日常语言，不能为了赶时髦，过分引进一些专业化很强的名词，使合作社成员和农民群体一时无法理解和把握。总体看来，组织机构必须包括农业保险合作社成员大会、执行机构、监督机构、法律援助机构和理赔机构五个。（1）农业保险合作社成员大会是合作社最高决策机构，由全体合作社成员组成，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和决策，真正反映民情民意，并根据需要，选举产生农业保险合作社成员委员会。农业保险合作社成员大会及其委员会的职责是：选举产生其他各个机构及其管理人员；在遵守山西省法规和规章制度的基础上，在政府的指导和参与下，制定符合本地方农村社会长远发展和合作社成员利益的、保证合作社有效运行的重要细则，即《农业保险合作社实施细则》，比如保险险种的种类、保险理赔程序、保险责任、保险争议处理等；与总合作社和分合作社进行对接，完成政策传达、汇报、交流等工作。（2）执行、监督、理赔机构、争议仲裁机构则由农业保险合作社成员大会产生，并对其负责，每年必须按时向农业保险合作社成员大会做述职报告。执行机构具体执行大会产生的决策；监督机构主要执行监督职能，确保决策有效执行；理赔机构则是在保险行为发生之后，按照法律法规和《实施细则》向被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争议仲裁机构主要处理保险合作社运作过程中，合作社成员之间、合作社成员与执行机构、监督机构和理赔机构之间的争议，原则上以调解为主，调解不成应该纳入司法程序。（3）法律援助机构应该由司法机构指派成立，既要向合作社成员定时宣传法律知识，又要向合作社成员及其机构在保险理赔时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4．合作社组织机构管理人员皆由合作社全体成员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总社合作社的组织机构和管理者则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全体成员直接选举和分社代表成员直接选举产生，确保农业保险合作社实现农户自主管理。5．农业保险合作社是农业保险的实现形式和组织，应当遵循成员自治原则。它与村委会是不同的。不过，伴随着保险合作社的日益成熟，以及农村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日益成熟，可以参考法国农业保险合作社建立的经验，拓展中国农业保险合作社的社会功能，比如“互助救济、金融和生活福利”［5］等。
（三）基层政府的主导作用基层政府必须要在农业合作社的建构方面发挥积极有效的主导作用。一方面，农业保险合作社不以盈利为目的，其目的是实现抗拒农业风险、实现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一公共利益，所以，它能像保险公司那样自负盈亏，必须要受到政府的扶持，另一方面，农业保险合作社是以农民为主要参保主体的自治组织，虽然它在很大程度上允许合作社成员自主管理，但是这种自治性是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府公共政策基础上的自治，所以当然需要政府的指导。基层政府的主导作用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加强农民阶层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更好地实现农村和农民的文化整合，克服传统文化观念对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的阻碍；二是为农业保险合作社组织管理提供可靠的技术资源和人力资源帮助，确保合作社制度的可操作性，克服合作社技术管理匮乏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制度上的宣传。福建西滨乡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之所以能在农村广泛推行，和基层官员的大力宣传有着密切的联系，西滨乡政府专门抽调大批干部集体下乡向农户宣传农业保险知识和农业保险合作社的优越性，［6］此举为西滨乡农业保险合作社的成功奠定了群众基础。所以，山西省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必须也要具备雄厚的群众基础，而要想获得民心，必须加强与老百姓最为贴近的基层人民政府的宣传力度。在宣传方面，一是要讲求宣传方式，用老百姓可以接受的态度、行为和语言来讲解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的优越性；二是要讲求宣传内容，力求务实，能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相关，不仅要让老百姓知道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的优越性，而且还要积极的向老百姓宣传和讲解农业保险法律知识；三是要政策公开，一定要让老百姓清楚的明白政府在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方面的具体政策。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重在科学有效的宣传，宣传到位，政府才能获得民心支持；宣传到位，老百姓才会真正认识和把握合作社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与自身切身利益相关，才会作出选择。2．决策上的指导和监督。包括三点：（1）倘若以乡（镇）为基础单位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那么县级政府必须要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山西省关于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的法规规章规定的基础上，按照经济因素和地缘因素科学合理地负责村落的整合，这种整合切忌强制性的行政干预，要多听民意，多了解村落的地理和人文因素。（2）农业保险合作社成立之后，县级、乡（镇）级政府还必须要对合作社的决策的制定和执行进行必要的引导和监督，确保合作社的决策及其执行符合农业发展战略需求、国家法律法规和山西省关于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的法规规章的规定，并符合公共利益和老百姓的根本利益。（3）决策上的指导不是强制性的行政干预，要做到上通下达，既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农业发展战略要求，又要符合老百姓的意愿，尊重农业保险合作总社和分社的自治。3．技术和人才上的帮扶。农业保险的险种、保险范围、保险责任以及农业风险、市场风险和技术风险的评估等都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和专业性，但是，合作社成员主要以农民为主体，后者在知识结构、技术水平等方面都较为欠缺，所以，基层政府必须要为保险合作社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人才配给。一是指导合作社关于技术上的决策；二是宣传、讲解和传授保险知识，加强对合作社执行机构、监督机构、理赔机构组成人员的培训；三是在保险责任发生期间，加强技术指导和监督。4．必要的法律援助。一是对合作社全体成员宣传保险法律知识；二是加强对合作社各个机构管理人员的法律培训；三是当争议仲裁机构对一些争议进行调解时，要派遣法律援助人员进行现场指导和争议事件跟踪。
（四）农业保险合作社联合会成立农业保险合作社联合会，作为第三方机构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和引导。这就类似于政府绩效管理的“第三方评估”机制。“第三方评估是政府绩效管理的重要形式。这种评估形式不同于传统的政府机关的自我考评，在现实中能够有效克服政府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引发的考评不公，对促进政府部门的作风转变，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7］农业保险合作社的成立主要是为了实现抵御农业风险、推动农业和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一公共利益，它涉及的主体主要包括农民群体、合作社组织、政府机关、市场主体等，在这些主体中，政府机关在信息、技术、权力方面占据优势地位，但是农业保险合作社的建立必须要依靠政府机关进行决策指导和技术帮助，所以，为了更好地监督政府行为，使其能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轨道上正确地履行职责，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成立“第三方机构”，对其行为进行评估，以起到监督的效果。农业保险合作社联合会的地位和职责应该参考以下四个方面：1．农业保险合作社联合会是依照国家法律和法定程序成立的非政府组织，其目的和任务在于代表社会公众和农业保险合作社参保成员（主要是农民群体）监督政府的行为，以保证政府政策的合理合法实施、合作社成员的合法利益以及公共利益。2．农业保险合作社联合会的成员构成应该多样化，按一定的比例吸收合作社成员代表、不同职业的社会公众以及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等群体。合作社联合会成员虽然在学历、社会地位、身份、职业、民族方面等各有不同，但是也要把握住基本的准入资格：一是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是热心社会公益，三是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道德责任感。3．农业保险合作社联合会的主要任务是：（1）定期对政府在建立和实施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方面的行为进行科学和客观评估，出具评估报告，向社会公开；（2）在科学考察和调研的基础上，代表农业保险合作社成员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农业产业发展、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向政府机关和农业保险合作社自治组织建言献策，最大限度的健全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3）代表农业保险合作社及其成员参与诉讼。4．农业保险合作社联合会应该以市为单位成立总会，以县为单位成立分会。当然，在这里，“县”、“市”仅仅是行政区划的划分方便而已，农业保险合作社联合会是非政府组织，不具备行政管理地位。如前所述，山西省应该以乡（镇）为基础单位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那么每一个乡应该可以成立一个保险合作总社。那么，在此基础上，每一个市可以成立一个保险合作社联合会总会，而后以县为单位成立保险合作社联合会分会，分别代表不同乡（镇）农业保险合作社总社全体成员的合法利益。农业保险合作社联合会总会应该对市级以及市级以下政府的相关行为都要进行评估和监督。
（五）建立健全农业保险合作社再保险制度以乡（镇）为基础单位进行试点，按照地缘因素和经济因素将几个村落整合，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还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即，因为地缘因素和种植结构的趋同性，农业风险可能还会存在“一损俱损”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采取各国通例，设立再保险制度。对于山西而言，以乡（镇）为单位的农业保险合作社总社为投保人，以政府或者政府授权的组织为保险人，保险标的应该根据农业保险合作总社成员共同遭受的农业风险确定具体险种，比如因旱涝、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和市场价格波动等市场风险给全体社员造成的风险，都可以参保。需要强调的是，伴随着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的健全与日趋成熟以及合作社成员法律意识的提高，再保险制度中的保险人可以逐步实现多元化，即不仅仅局限于政府以及政府授权的组织，可以拓展到其他市场主体，比如保险公司，以及符合市场准入资格、与保险合作社有利害关系、且能够承担保险责任的其他社会组织等。再者，条件成熟的话，农业保险合作社再保险制度应该纳入国家的社会保障的范畴，统一规划和调整。
（六）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切入点，健全保险合作社制度评估机制在中国，国家的一切权力皆来源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和国家各项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基于此，山西省关于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的各项具体的政策、法规、规章，到底符不符合山西省农民群体的根本利益，是否可以促进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些既不是某个官员或政府部门说了算，也不是某个专家学者说了算，而是应该以与其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人民群众及其代表为主，并在政府、专家学者、社会公众等积极参与下共同进行评估，才能得出相对确切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才具有“人民性”。所以，在议行合一的政治体制下，山西省应该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切入点，通过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健全农业保险合作社的制度评估机制。简而言之，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积极吸纳那些真正能够代表山西省各阶层人民的代表进入权力机关，参与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的立法、政策评估工作，确保人民代表大会的“人民性”，而非“特权性”。二是厘清山西省、各市、各县、各乡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层级关系，健全各级代表大会之间的流通机制，保证农业保险合作社各项法规、政策的上通下达。三是明确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制度方面的职责和权限。如前所述，各地方政府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必须要进行地域、人文和农业风险的实质性评估，并将评估报告提交同级人民大表大会审议，报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备案，通过之后方可进行试点，那么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如何对评估报告进行审议，都需要予以明确，以免相互推诿，导致政令不行。四是人民代表大会对农业保险合作社各项法规、政策进行评估时，必须要依照国家相关法律召开听证会，必须要吸纳公众参与，保证政策、法规的公开、公正以及人民性。
四、结语
农业合作社制度篇3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在迁西境内依法登记注册的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
第三条按照《农专法》和《章程》规定，合作社要履行职责，行使权力。
1、年度初始，要确定本社发展思路，发展目标，保证措施。
2、每年度要与社员签订商品购销合同，保证社员产品销售，使专业社有充足的货源保证。
3、组织社员学习社法，让每位社员真正懂法用法，行使社员的权力，履行义务。
4、定期组织对农民的培训，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让社员学技术、懂技术、用技术。
5、要主动为每位社员提前、产中、产后的各项服务并与供销社联系，为社员提供质优价廉的生产资料。
第四条按照《农专法》和《章程》规定，搞好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
一、合作社必须有专兼职会计和出纳，会计和出纳不能由同一人出任，根据实际需设置保管时，应及时设置并且要设置商品保管账簿。
二、合作社所依托企业要和合作社明晰产权，明晰责任，严禁混合记账。
三、即是依托企业法人又是合作社理事长，工资报酬、费用开支要有明确划分界限。
四、合作社要制定财务管理制度。
五、合作社要按《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设置账簿搞好核算。
1、要按月进行核算，不得半年、一季度核算一次。
2、对需要逐社员记载或核算的，必须进行记载或核算。
3、要建立固定资产，低值易耗品账簿，不得以笔记本、会议记录替代。
4、按季度向县农合联报送会计报表。
第五条按照《农专法》和《章程》规定，做好盈余分配。
每个年度终了，合作社若有盈余按以下顺序进行分配：
1、提取公积金。
2、提取公益金。
3、提取风险金。
4、提取以上三项后的可分配盈余按以下顺序分配：一是60%按照社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给社员。二是前项规定返还后剩余部分，以社员账户中记载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以及本社接受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和他人捐赠形成的财产平均量化到社员的份额，按比例分配给本社社员。
第六条按照《农专法》和《章程》规定，要充分发挥每位社员管理监督合作社的权力。
1、每年要召开一次全体社员或代表大会，报告生产情况、经营情况、管理情况、年终报告真实的财务成果，并要有详实的会议记录。
2、每半年要召开一次理事会议，汇报经营成果，查找存在问题，确定下步工作、任务和应采取的措施，要有详细会议记录。
3、每季度召开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由理事长汇报工作，监事提出建议和质询。
4、理事长必须按《农专法》和《章程》规定，按时向理事会、监事会、社员大会报告工作，应由社员大会表决通过的事项，及时交由社员大会表决通过，不能越权行事，以权代《社法》，以权代《章程》。
第七条合作社要账目公开，每年向社员公布财务状况，社员有权查询合作社财务状况，财会人员必须及时真实提供，并给予详细的说明解释。
第八条合作社要做到三上墙：一是法人营业执照上墙；二是各项规章制度上墙；三是专业合作社组织机构上墙。社址整治、卫生、环境幽雅。
第九条合作社要接受主管部门县农合联的财务审计。
第十条每个年度由所在乡镇对各类专业合作社从设置规范、管理民主、核算真实、服务到位、企业效益等方面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报县农合联。县农合联根据各乡镇考核结果及报送的相关材料及平时掌握的情况，进行复查考核，并评选出十佳农民专业合作社，予以通报表彰颁发奖状和证书。
第十一条凡不按《农专法》规范运作，不按《章程》履行职责，不按《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管理制度》管理核算，且社员有很大意见的，要限期进行整改，到期整改仍不到位的，建议工商行政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收回各级政府扶持奖励资金。
农业合作社制度篇4
一、明确适用范围和对象
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仅适用于依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设立，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取得法人资格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未取得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资格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如各类协会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不适用该制度。
二、明确会计核算体系和方法
第一，在会计核算体系上，会计核算体系包括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支出、损益。针对合作社财产性质和结构、运行特点、分配方式等，会计核算的基本核算体系中新增了一些内容：
一是合作社的资产项目中除流动资产、对外投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还增加了农业资产的设置。农业资产包括牲畜（禽）资产和林木资产等，农业资产按以下原则计价：购入的农业资产按照购买价及相关税费等计价；幼畜及育肥畜的饲养费用、经济林木投产前的培植费用、非经济林木郁闭前的培植费用按实际成本计入相关资产成本；产役畜、经济林木投产后，应将其成本扣除预计残值后的部分在其正常生产周期内按直线法分期摊销，预计净残值率按照产役畜、经济林木成本的5%确定，已提足折耗但未处理仍继续使用的产役畜、经济林木不再摊销；农业资产死亡毁损时，按规定程序批准后，按实际成本扣除应由责任人或者保险公司赔偿的金额后的差额，计入其他收支；合作社其他农业资产，可比照牲畜（禽）资产和林木资产的计价原则处理。
二是合作社的所有者权益包括股金、专项基金、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盈余。其中股金为合作社对成员入社投入的资产，应按双方确认的价值计入相关资产，按享有合作社注册资本的份额计入股金，双方确认的价值与按享有合作社注册资本的份额计算的金额的差额，计入资本公积。合作社接受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形成的固定资产、农业资产和无形资产，以及接受他人捐赠、用途不受限制或已按约定使用的资产计入专项基金。合作社从当年盈余中提取的公积金，计入盈余公积。
第二，会计科目的设置上，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及业务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与其他行业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设置了部分特有的会计科目，如成员往来、牲畜（禽）资产、林业资产、应付盈余返还、应付剩余盈余、专项应付款、股金、专项基金等。
一是成员往来。核算合作社与其成员的经济往来业务。合作社与其成员发生应收款项和偿还应付款项时，借记本科目，贷记“库存现金”、“银行存款”等科目；收回应收款项和发生应付款项时，做相反分录。合作社为其成员提供农业生产资料购买服务，按实际支付或应付的款项，借记本科目，贷记“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应付款”等科目；按为其成员提供农业生产资料购买而应收取的服务费，借记本科目，贷记“经营收入”等科目；收到成员给付的农业生产资料购买款项和服务费时，借记“库存现金”、“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合作社为其成员提供农产品销售服务，收到成员交来的产品时，按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格，借记“受托代销商品”等科目，贷记本科目。本科目应按合作社成员设置明细科目，进行明细核算。本科目下属各明细科目的期末借方余额合计数反映成员欠合作社的款项总额；期末贷方余额合计数反映合作社欠成员的款项总额。各明细科目年末借方余额合计数应在资产负债表“应收款项”反映；年末贷方余额合计数应在资产负债表“应付款项”反映。
二是牲畜（禽）资产。本科目核算合作社购入或培育的牲畜（禽）的成本。核算方法按农业资产计价原则中所述，这里不再重复。本科目应设置“幼畜及育肥畜”和“产役畜”两个二级科目，按牲畜（禽）的种类设置三级明细科目，进行明细核算。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合作社幼畜及育肥畜和产役畜的账面余额。
三是林木资产。本科目核算合作社购入或营造的林木成本。核算方法按农业资产计价原则中所述，这里不再重复。本科目应设置“经济林木”和“非经济林木”两个二级科目，按林木的种类设置三级科目进行明细核算。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合作社购入或营造林木的账面余额。
四是应付盈余返还。本科目核算合作社按成员与本社交易量（额）比例返还给成员的盈余，返还给成员的盈余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60%。合作社根据章程规定的盈余分配方案，按成员与本社交易量（额）提取返还盈余时，借记“盈余分配”科目，贷记本科目。实际支付时，借记本科目，贷记“库存现金”、“银行存款”等科目。本科目应按成员设置明细账，进行明细核算。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合作社尚未支付的盈余返还。
五是应付剩余盈余。本科目核算合作社以成员账户中记载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以及本社接受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和他人捐赠形成的财产平均量化到本社成员的份额，按比例分配给本社成员的剩余可分配盈余。合作社按交易量（额）返还盈余后，根据章程规定或者成员大会决定分配剩余盈余时，借记“盈余分配”科目，贷记本科目。实际支付时，借记本科目，贷记“库存现金”、“银行存款”等科目。本科目应按成员设置明细账，进行明细核算。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合作社尚未支付给成员的剩余盈余。
六是专项应付款。本科目核算合作社接受国家财政直接补助的资金。合作社收到国家财政补助的资金时，借记“库存现金”、“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合作社按照国家财政补助资金的项目用途，取得固定资产、农业资产、无形资产等时，按实际支出，借记“固定资产”、“牲畜（禽）资产”、“林木资产”、“无形资产”等科目，贷记“库存现金”、“银行存款”等科目，同时借记本科目，贷记“专项基金”科目；用于开展信息、培训、农产品质量标准与认证、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市场营销和技术推广等项目支出时，借记本科目，贷记“库存现金”、“银行存款”等科目。本科目应按国家财政补助资金项目设置明细科目，进行明细核算。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合作社尚未使用和结转的国家财政补助资金数额。
七是股金。本科目核算合作社通过成员入社出资、投资入股、公积金转增等所形成的股金。合作社收到成员以货币资金投入的股金，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库存现金”、“银行存款”科目，按成员应享有合作社注册资本的份额计算的金额，贷记本科目，按两者之间的差额，贷记“资本公积”科目。合作社收到成员投资入股的非货币资产，按投资各方确认的价值，借记“产品物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科目，按成员应享有合作社注册资本的份额计算的金额，贷记本科目，按两者之间的差额，贷记或借记“资本公积”科目。合作社按照法定程序减少注册资本或成员退股时，借记本科目，贷记“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固定资产”、“产品物资”等科目，并在有关明细账及备查簿中详细记录股金发生的变动情况。成员按规定转让出资的，应在成员账户和有关明细账及备查簿中记录受让方。本科目应按成员设置明细科目，进行明细核算。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合作社实有的股金数额。
八是专项基金。本科目核算合作社通过国家财政直接补助转入和他人捐赠形成的专项基金。合作社使用国家财政直接补助资金取得固定资产、农业资产和无形资产等时，按实际使用国家财政直接补助资金的数额，借记“专项应付款”科目，贷记本科目。合作社实际收到他人捐赠的货币资金时，借记“库存现金”、“银行存款”科目，贷记本科目。合作社收到他人捐赠的非货币资产时，按照所附发票记载金额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借记“固定资产”、“产品物资”等科目，贷记本科目；无所附发票的，按照经过批准的评估价值，借记“固定资产”、“产品物资”等科目，贷记本科目。本科目应按专项基金的来源设置明细科目，进行明细核算。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合作社实有的专项基金数额。
三、明确会计报表的种类
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除编制资产负债表、盈余及盈余分配表、收支明细表外，还要求编制成员权益变动表、成员账户和财务状况说明书，并应按规定向有关部门及时报送财务报告，各级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应对所辖地区报送的财务报告进行审查，然后逐级汇总上报。
第一，成员权益变动表是反映合作社报告年度成员权益增减变动的情况。各项目应根据“股金”、“专项基金”、“资本公积”、“盈余公积”、“盈余分配”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其中未分配盈余的本年增加数是指本年实现盈余数（净亏损以“-”号填列）。
第二，成员账户反映合作社成员入社的出资额、量化到成员的公积金份额、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以及返还给成员的盈余和剩余盈余金额。年初将上年各项公积金数额转入，本年发生公积金份额变化时，按实际发生变化数填列调整。“形成财产的财政补助资金量化份额”、“捐赠财产量化份额”在年度终了，或合作社进行剩余盈余分配时，根据实际发生情况或变化情况计算填列调整。成员与合作社发生经济业务往来时，“交易量（额）”按实际发生数填列。年度终了，以“成员出资”、“公积金份额”、“形成财产的财政补助资金量化份额”、“捐赠财产量化份额”合计数汇总成员应享有的合作社公积金份额，以“盈余返还金额”和“剩余盈余返还金额”合计数汇总成员全年盈余返还总额。
第三，财务状况说明书是对合作社一定会计期间生产经营、提供劳务服务以及财务、成本情况进行分析说明的书面文字报告，其内容至少应涵盖以下方面：合作社生产经营服务的基本情况，包括合作社的股金总额、成员总数、农民成员数及所占的比例、主要服务对象、主要经营项目等情况。成员权益结构――理事长、理事、执行监事、监事会成员名单及变动情况；各成员的出资额，量化为各成员的公积金份额以及成员入社和退社情况；企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成员个数及所占的比例；成员权益变动情况。除此之外的其他重要事项。
农业合作社制度篇5
[关键词]北部湾经济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探索
[作者简介]滕明兰，广西财经学院经济系讲师，硕士，广西南宁530023
[中图分类号]F3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8－0063－04
2009年底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反复强调了北部湾经济区的集聚辐射带动作用，提出该区要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推进特色农业产业化。而要推进特色农业产业化，必定涉及到农业经营组织形式的变革，因此，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势在必行。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这样的组织可以加强农民在市场中的谈判能力，化解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同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立也有利于通过“企业+协会+农民”的经营模式实现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和产业化，有利于提高农业的品牌效应，发展特色农业，推动北部湾经济区农业的现代化。
一、对北部湾经济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
(一)对南宁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情况的调查
南宁市最早也是最大的一家合作社是昌盛无公害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到2007年8月合作社正式成立止，该社共发展了种植会员1280名，种植无公害蔬菜达到1.7万多亩，年产值收入5000多万元。合作社拥有蔬菜交易场所4500平方米，净菜包装车间450平方米；还有真空预冷设备、保鲜冷库、蔬菜配送车等。截至2009年底，南宁市各类专业合作社已达412户，仅2009年就成立了196户专业合作社。专业合作社的经营范围包括蔬菜、水果、茶叶、家禽、养蜂等20多个领域。
(二)对北海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情况的调查
2008年6月27日，“北海市涠洲金水井农业观光专业合作社”成立，该社由52名涠洲农民自愿组织成立，经营范围包括农业旅游观光、香蕉种植、水产品养殖、为农民代购生产资料等。2009年，北海市蔬菜研究所与孙东村委共同成立了无公害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截至2009年一季度末，北海市拥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已达到165家，实有成员5000多人，其中全市依法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达到68家，各类专业合作社涉及的产业涵盖种植、养殖、流通、农机、土肥等各个领域，业务范围进一步延伸到运输、仓储、初加工、农业投入品供应等各个环节。
(三)对钦州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情况的调查
2007年8月，钦州市钦北区首家农民专业合作社――钦州市钦北区十万大山种养基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在钦州市钦北区工商分局注册成立。此外，钦州市供销社系统新发展的各类专业合作社都是以各基层社所在乡镇的有特色、有市场前景并具备一定规模的农产品或产业为依托的，如灵山县供销社领办的三隆花心番薯专业合作社、丰塘益群肉牛专业合作社、文利兴牧奶水牛专业合作社、平南惠民茶叶专业合作社等都充分挖掘了当地传统产业优势，打造自主品牌；灵山县新圩供销社领办的新丰蔬菜专业合作社，以生产名优冬菜为主，依托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龙三钱食品有限公司，实行“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规范运作。截至2008年6月底，钦州市工商部门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共16户，注册资金44万元，参股人数184人，其中农民168人，非农业人员15人。事业单位成员1人。这些专业合作社主要从事种植业、养殖业。而到2010年1月，钦州市已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45家，行业协会4个，涉及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流通、消费等领域，人社入会农户1050多户，联结农户10012多户。
(四)对防城港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情况的调查
2008年4月7日，防城港市第一家肉桂八角专业合作组织在防城区那良镇成立，入社会员320人，遍及防城区8个乡镇，入股资金38万元。目前，防城港市发展较好的是港锋果蔬专业合作社，该合作社是集生产资料经营、种植、养殖、农副土特产品流通为一体的农业专业合作社。截至2009年12月底，防城港市共登记农民专业合作社58户，出资总额达5929万元，成员总数663个，同比增长478％、211％、298％，经营范围涉及种植、养殖、加工服务等多个行业，大大促进了该市农村经济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二、对北部湾经济区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部分地方领导和农民对发展合作社的思想认识不足，重视不够
从领导干部方面看，仍有部分地方领导对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重要性、必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支持力度不够。少数基层干部甚至认为合作社是对自己的一种潜在威胁，在实际工作中缺乏统一的管理和指导，使合作社的发展完全靠能人带动，有的处于分散、自由发展、各自为阵的状态。由于认识不到位，使得发展合作社的优惠政策没有得到很好地落实。如有的用电优惠政策得不到落实，使成本居高不下；有的保险得不到解决，存在后顾之忧，不敢扩大生产；有的税收优惠政策执行不统一、不明确，造成许多合作社不敢建会计账，担心会被作为征税的依据等。
从农民方面看，有的农户“等、靠、要”思想比较严重，自立能力、自我发展功能不强；有的农民缺乏合作的主体意识，怕自身利益受到损害，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性质、地位、作用等心存疑虑，只能利益共享，不能风险共担，宁愿单枪匹马闯市场，也不愿加入合作社；有的种养殖大户和能人缺乏奉献精神，对领头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有顾虑，怕泄露了自己的专业技术，砸了自己的饭碗。
(二)合作社资金短缺，贷款困难
由于北部湾经济区的专业合作社起步较晚，基础差，底子薄，大部分合作社没有稳定的服务收入渠道和融资手段。合作社入股股金是象征性的，能运作的资金极其有限，维持合作社日常运转都很困难，对成员开展互助服务就更难。就是想向银行信用社贷款，也会因其资质问题无法实现。“贷款难”的问题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约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壮大。如钦州市某县农副产品产销合作社由于资金短缺，不能完全收购农户手中的产品，只得限制社员入社；另一合作社计划开展产品贮藏、加工业务，受资金限制迟迟未能动工。
(三)合作社规模普遍较小，组织化程度较低
由于北部湾经济区合作社规模普遍较小，网络的农户数有限，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专业合作社自身经济实力较弱，对农村经济的带动作用有
限。以南宁市为例，虽然南宁市各类专业合作社已达412户，但普遍规模不大。除了昌盛无公害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有1280名会员外，其他合作社成员较少。以武鸣桂科养猪专业合作社为例，该社共有加盟社员猪场75家，其中示范猪场35家，但带动农村散养户社员仅300户；新科养牛合作社虽发展较快，但直到2008年底，该社的社员也仅为435人。再以钦州市为例，实行“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的灵山县新圩供销社领办的新丰蔬菜专业合作社，最开始农户仅10多户，后来逐渐增加到30多户，连结带动350多户；蔬菜基地最开始仅1000多亩，后来发展到2000亩，年产值由500万元增至1000多万元；菜农人均年收入仅从400元增至600元。而钦北区供销社领办的平吉黄瓜专业合作社，才有6户农户入社，春季共种植黄瓜300亩，总产量120万公斤，总产值36万元。
(四)合作社管理人才缺乏。内部管理不规范
一般说来，合作社成员包括会员代表、监事会、理事会，但由于目前北部湾经济区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大多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他们的专业知识、政策水平、市场竞争能力、管理经验都还比较缺乏。一部分专业合作社目前根本没有完善的管理制度，理事会、监事会名存实亡，没有开展活动；有的专业合作社虽然制定章程和管理办法，但没有按章程和管理办法办事；有的专业合作社与成员的联结过于松散，利益关系不紧密，仅仅形成单纯的劳务和买卖关系。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社员的积极性。
三、对北部湾经济区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探索
(一)加强宣传，提高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认识
首先，北部湾经济区的地方各级领导要深入学习2007年国家出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从而充分认识到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提高农民的市场谈判能力、保护农民利益以及提高农民收入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并重视培育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树立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就是扶持农民促进增收的思想观念。然后，通过发放宣传资料、举办培训班、设立服务台、编写黑板报等形式，使广大农民群众也充分认识国家出台《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及其《登记管理条例》的目的，了解工商登记管理过程中“低门槛、零收费、重扶持”基本原则，消除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顾虑。最后，依托地方特色产品和涉农龙头企业，送法入农户，走访到企业，有针对性地开展指导服务，帮助广大农民群众和涉农企业尽快掌握国家的优惠政策和扶持措施，熟悉合作社的创建流程和运作模式，了解合作社成员的权利和义务；采取重点帮扶、典型示范带动等方式，力争“村村有社、乡乡有品”，努力营造鼓励、支持合作社健康发展的良好氛围。
(二)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力度。增加合作社的融资渠道
目前，北部湾经济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普遍资金缺乏，限制了合作社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地方政府要从各个方面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力度，增加合作社的融资渠道。具体措施包括：
1、加大财政资金的扶持力度
各地要安排一定资金，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技术、信息和项目服务，对已有一定基础、发展较好的专业合作社进行必要的资金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开发农产品加工及相关项目时，发改委、财政部门要在立项、投资方面按照产业化经营项目对待。此外，合作社服务装备由当地地方政府买单，技术上的试验、示范、推广也由政府买单；吸收有能力、有技术、懂管理、善经营的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的能人到综合服务站中来。
2、加大信贷资金的支持力度
以农村信贷体制改革为契机，积极探索农民专业合作社信贷管理办法。金融机构简化贷款手续，加大授信额度和政策贴息力度，将农村小额信贷资金更多地向农民合作社倾斜。银行机构(特别是农村信用社)应该把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作为自身生存、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切实起到“助推器”作用。一是银行机构应采取深挖潜力、压缩成本等措施，在利率等方面对其给予最大程度的优惠。二是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整合信贷风险流程，通过多种手段、多种方式加大对农村经济相关内容的监测分析，在规范操作和风险管理到位的前提下，创新业务流程、缩短管理链条，制定符合合作社特点的信用等级新标准。三是创新贷款管理和服务，提高信贷供给效能，建立新的贷款营销机制，拓展现有信贷种类，在风险可控原则下推出临时性信贷品种。
3、落实对合作社的税收优惠政策
在北部湾地区，除了实行国家要求的合作社税收优惠政策外，还可以对一些专业合作社如经营采摘、观光农业等合作社减免企业所得税，同时各地地税局要大力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一是指定专人及时将农村合作社税收优惠政策通过网站、电子触摸屏和办税服务厅的公告栏等载体进行公开，并向相关部门及时传递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设立专门咨询电话，答难解疑，优化服务。二是组织干部送政策上门，加强优惠政策宣传，及时帮助合作社农民用足用好税收政策，充分享受税收优惠权利，为符合政策的涉农纳税人办理了减免税手续。三是在办税服务厅设立农村合作社绿色申报通道，对优惠政策申请实行“一窗式受理、一站式办结”，对纳税人因特殊情况需在法定节假日办理有关涉税事宜的或需上门服务的，推行预约服务制度。四是加强跟踪问效管理，对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纳税人实行全程跟踪问效管理，确保优惠政策真正落实到位，以保证涉农纳税人享受优惠的真实性、实施减免的合法性、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公正执法的规范性。
(三)逐渐扩大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模，提高其组织化程度
发达国家的合作社为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实行规模化经营，取得非常大的成功。以美国为例，其不少合作社足以与巨型工业公司相媲美。走规模化经营，实现规模经济，是合作社发展壮大的可行之路。农民专业合作社要以资本为纽带，从纵深、横向两个方向实现合作社之间的联合，纵向上要力争将在同一产业链条上的各个专业合作社联合在一起，建立一体化的经营组织，横向上要突破行政区域界限，实现同一类型专业合作社的联合，大力发展跨乡镇、跨县、跨市甚至跨省的区域性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从而达到扩大规模，实现规模效益的目标。北部湾经济区的优势资源之一在于海洋渔业资源，在扩大海产品专业合作社规模的过程中，从纵深来看，可以将海产品产业各链条上的专业合作社加以联合；从横向来看，可以实现南、北、钦、防四市的区域专业合作社联社，从而提高其竞争能力。
农业合作社制度篇6
二、新购农业机械,必须及时到监理部门办理入户手续。
三、未按规定参加检审或检审不合格的农业机械及驾驶操作人员,不准使用或驾驶、操作机械。
四、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前,应进行检查、保养、紧固、调试,达到良好技术状态,不准驾驶、操作安全装置不全或机件失灵的农业机械。
五、不准把农业机械交给无证人员驾驶、操作,严禁年老体弱、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员驾驶、操作农业机械。
六、不准酒后驾驶、操作农业机械。
七、严禁随意改装农业机械或改变农业机械结构。
八、拖拉机通过村镇要低速慢行,要防止行人和儿童追车、扒车。
农业合作社制度篇7
1.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存在的问题
1.1内部运作机制不规范，随意性较大。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重创建、轻规范”的问题，虽有规范的《章程》，但是大多流于形式。一是大部分合作社管理水平不高，民主意识差，理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虽健全，但没有真正发挥作用。二是财务管理等内部制度不健全，利益关系不紧密。大部分合作社对成员不进行利润二次分配，缺乏合作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致使可持续发展能力差。
1.2经营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不健全。存在为数不少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只是注重建立却轻视管理，内部经营管理和运行机制不规范。很多合作社有规章制度，有办公场所，但是只是一种形式，形同虚设；还存在一部分只是为了实现政府的组建指标而仓促建立的。很多地方政府不同部门针对同一个方面的制度存在明显差异，制度混乱，使得农民不知该听从哪个。
1.3专业人员的缺乏。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上存在着人才的"三少"，即合作社中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优秀人才少之又少；政府相关指导部门中懂法律、懂政策、会监管的指导人员少；理论深厚、善于把国际先进经验和我国特殊国情融会贯通、善于理论联系实际的科研人员少。
1.4对农民专业合作社重要性的认识还不足。一些管理部门或领导干部对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把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摆上应有的位置。目前，大部分还是停留在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文件上重要，落实上跑调的状态。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概念和职能运作更是知之甚少；了解合作化运动的农民生怕穿新鞋走过去“归大堆”和“大帮哄”的老路，分不清农民专业合作社与过去那种大而全的统一经营模式的根本区别。
2.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分析
2.1重视合作社人才培养。农民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农业经营主体组织化进程，因此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应开展对农民的培训普及市场经济基本知识，增强农民的市场观念和风险意识，逐步改善农村人力资源状况，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村健康发展；建立业务培训制度，培养一批合作事业的积极分子和带头人，帮助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内部教育和学习机制，引导社员加深对合作制度和组织章程的理解和认识，提高他们的合作意识和对合作社的认同感。
2.2建立健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章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已出台，但这部法律的有关规定是原则性的，与现有的法律也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因此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合作社法律法规，制定地方实施细则，因地制宜地推动合作社的发展。出了国家层面的立法，还要建立健全与合作社有关的组织章程、管理制度、风险调节机制相关的法律法规，将农民合作社的建立、发展和管理纳入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促进合作社的健康发展。
2.3加大财政资金的扶持力度
各地要安排一定资金，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技术、信息和项目服务，对已有一定基础、发展较好的专业合作社进行必要的资金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开发农产品加工及相关项目时，发改委、财政部门要在立项、投资方面按照产业化经营项目对待。此外，合作社服务装备由当地地方政府买单，技术上的试验、示范、推广也由政府买单；吸收有能力、有技术、懂管理、善经营的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的能人到综合服务站中来。
2.4增强服务功能，实施品牌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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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环境；农民；农村合作社
中图分类号：F321.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2-0069-03
一、我国农村合作社的发展历程
（一）农村合作社的定义
目前，我国对农村合作社的定义一般都采用《合作社法》中对农村合作社的叙述，即：农村合作社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参加合作社的社员”，以提供农产品配套服务为主要工作内容。农民合作社与其他合作组织相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农民合作社是农民自治组织。虽然农村成了农民合作社，也会以市场的主体身份参与到市场竞争当中，而且由于是合作组织，因此在抵御市场风险方面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但是，农民合作社与企业不同，它的最大特点是自治组织，而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第二，农民合作社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农民合作社不是由政府主导的也不是依附企业的一个组织，它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虽然会有一些机构对整个农民合作社进行统一管理，但是管理事物的具体决策必须要经过全体社员的共同表决通过，因此，农民合作社遵循的是民主集中制原则。比如，我国出台了鼓励大户土地流转制度，在黑龙江地区就出现了很多农民合作社，名义上的社长在大型机械采购和化肥等大额农业支出项目上必须经过全体社员一致同意才能进行。
（二）农村合作社的类型
目前，我国农村合作社在具体实践中因为地域和风俗习惯不同，各地对农村合作社的称呼不尽相同，但是无论哪种称呼，农村合作社的宗旨和基本原则却大同小异。第一，我国农民合作社的类型。我国农民合作社的宗旨和基本原则大同小异，因此我国农村合作社类型只是从不同的行业角度对合作社类型进行了划分。第二，我国农民合作社的宗旨。我国农民合作社的宗旨是依靠集体力量实现共同获利。首先，在我国当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个人很难抵御目前的市场风险；其次，我国农民合作社以保障共同利益为宗旨，以集体形式参与市场竞争，但是不强调追逐最大利益，因此我国农民合作社与企业有严格区分。
（三）发展我国农村合作社的意义
1.发展我国农村合作社的经济意义
我国农民合作社作为特殊的组织形式，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一，农民合作社是对我国现行农村政策的有益补充。目前，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的土地经营制度，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这种模式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活跃市场、繁荣农村经济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不断加快，这种传统的经济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需要。这主要体现有三方面：首先，家庭分散式土地经营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已经力不从心。比如，前些年，香蕉虫子传言造成我国南方个体蕉农损失惨重，而参加农民合作社的农民由于与企业签订有购买协议，基本没有损失。其次，家庭分散式土地经验在信息上存在不对称。市场经济下，信息往往至关重要。最后，农民作为市场主体之一，势单力薄。市场竞争不断加剧，农民作为个体在市场竞争中势单力薄，经常成为市场的弱势群体。第二，农村合作社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农业现代化的显著特征是：农业生产上的多要素密集型集约经营；渐进式地逐步转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中国特色的农村市场运行机制；多样化的农业现代化模式和实现形式：传统有机农业与可持续生态农业的有机统一。发展现代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但是在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很多难题。目前，我国农村基础科技网络和农业部门建立已经比较完善，但是在实现农业部门专家与农民互动方面还有不足。比如，目前只有河北有农业频道，并有定期的农业讲坛，其他省份与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第三，在家庭联产承包制下，土地使用分散，不利于我国科技成果的应用。虽然，我国在很多地区都建有农田示范基地，并为科技研究提供试验田，但是我国土地分散现状制约了科技研究成果的大规模推广。
2.发展我国农村合作社的的社会意义
我国农村合作社作为农民自治组织，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第一，农民合作社作为集体性组织，为提高农民素质提供了发展平台。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一号文件”的重要内容，而解决好三农问题关键还是要靠农民素质的提高，农村合作社为提高农民素质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平台。首先，农民合作社本身就是自治组织，因此农民要更好地实现自己和集体利益，就要想方设法进行学习，这促进了农民学习的主动性。其次，农民合作社一般都会用公众资源对农民进行现代农业知识培训，进而让农民掌握现代农业技术。第二，农民合作社有利于维护广大农民的利益。农民包括农民工作为我国社会最主要的社会群体，由于知识水平低，一直处于市场竞争的弱势方。农民合作社有利于用集体的力量维护最广大农民的利益。
二、社会环境的变化对农民合作社的影响
（一）从社会经济发展角度看农村合作社
1.我国农村合作社产生的经济背景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农民合作采用的是集体所有制度下的统购统销，剥夺农业剩余产品模式。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为了发展我国工业，尽快完成我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因此采取了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办法，大力发展合作社，这是一种大锅饭的制度模式。的一段话最能说明这点：“现在我们可以产白面，还可以造自行车，但是一辆坦克，一辆汽车也无法造出来。”改革开放以后，为了激发人民生产积极性，我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将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分开，鼓励农民积极生产。在改革开放最初几年，我国逐步改革统购统销模式，“票子”制度逐步淡出流通市场，同时积极开放我国商品市场，农贸市场的自由交易极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近些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传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因此国家鼓励实现土地大户制流转，将农村土地通过流转的方式集中起来，有效盘活土地资源。
2.我国农民合作社经济特点
我国农业合作社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经济特点。农民合作社在改革开放以前，经济上最明显的特点是：自愿和无偿，即，我国农民合作社生产的东西基本全部归集体和国家所有，农民配给是固定的，特别是在大锅饭时期，我国农民合作社资源和无偿体现的最为明显，但是这种自愿和无偿与经济发展规律相背离。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合作社经济特点是分田到户，土地成为了农民私有财产。土地成为了农民私有权不是指农民对土地有所有权，而是指农民对土地具有经营权。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农业生产逐步由统购统销的模式向商品经济转型。目前，我国农民合作社的特点是发展专业大户。土地大户流转已经成为了我国政策法规，也是未来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方向。
（二）从社会政治角度看农村合作社
1.我国农民合作社产生的社会背景
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一直深受政治的影响。第一，我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曾经成立过农村初级合作社。其产生的背景是，我国进行三大改造，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转变。社会生产资料由个体所有变为国家所有，并通过农村初级合作社方式，提高当时农村生产力水平。农村初级合作社的成立在当时是一种农业创新，事实证明，当时这种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第二，时期实行一大二公的制度。是政府人为推行的经济方式，在当时的经济水平和社会条件下，并不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第三，近些年来，受农民工数量增加和城镇化步伐加快等因素影响，我国农村出现“空心村”现象，农村土地资源大量闲置。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加上农民工二代长期生活在城镇，我国农业劳动力面临青黄不接的尴尬局面。因此，我国推出了土地大户制流转制度，通过将搁置土地流转到土地大户手中，盘活土地资源，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步伐。
2.我国农民合作社政治特点
我国农民合作社最大的政治特点是农民户籍问题。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农民合作社政治色彩浓厚。我国农民合作社虽然是经济性组织，但是为支持国家工业的发展，农民的利益被牺牲。当时的人们重工轻农，农民的自主地位得不到重视，这集中反应在对农村户口的歧视上。时至今日，我国虽然对户籍制度进行了改革，但农村户口在医疗，保险、住房等方面与城市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农民合作社
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在改革开放初期，在繁荣市场经济，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市场经济要求生产应该社会化，即：生产关系要由单一个体向行业发展，由单一行业向产业链发展。这种生产关系条件下，生产的产业链应该向上下游延伸，进而实现产业发展。但是，我国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依然是单一生产，生产的目的性不明确，往往是种什么卖什么，依靠国家最低粮食收购价来维持农业收益。推动土地流转，使农业向规模化、产业化方向发展，是生产力发展一定程度后生产关系的必然要求。土地专业大户制可以有效将这些闲置土地利用起来，土地所有者还可以获得部分土地承包费用，因此符合社会分工发展要求。
三、发展农民合作社需要解决的问题
近几年来，中央在解决三农问题，推动农民合作社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是这些努力还稍显不足。我国农民合作社的相关法律法规，为了强化农民的合作，限制了资本的来源范围，这就在制度上限制了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壮大。我国农民合作社最缺乏的除了技术就是资金，只靠农民自有资金进行合作社的建设显然不太现实。地方法作为国家法重要补充，在推进农民合作社本地化方面作用很大，但是，我国各级政府将三农工作的重点放在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和实现农业现代化上，对于农民合作社的重视程度不够，甚至不少地区存在寻租行为，严重影响了农民合作社发展的积极性。
农业合作社制度篇9
论文摘要: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离不开农村经济组织。农民在通过参加各种经济组织融入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更需要社会保障。组织化的农村经济与松散的家庭式的农村经济相比更有利于建立社会养老保障。如果没有建立各种农村经济组织，仅仅依靠政府和农民家庭，支撑不起来稳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各种农民经济组织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中发挥着中坚作用。
解决中国农民养老问题是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及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战略任务。改革开放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家庭成为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同时，家庭也发挥着养老保障功能和作用，但由于工业化、人口老龄化和社会的变革，家庭的养老保障功能大大削弱。通过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来解决农村养老问题一直是我国政府关注和努力的重点。民政部1987年开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20多年来，国家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仍然面临重重困难。
关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构建，学术界主要有以下研究:在采取和实施战略步骤方面，童兆颖等学者认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应实行“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做好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第二步是构建以国家责任为主体的政策性保险的农村社会保险制度;第三步是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工业化进程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影响方面，孙文基等认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要依据不同类型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类设计和分类实施。王舟、方锐帆提出了在区域发展非均衡的条件下采取区域类聚的逐步推进模式。在统筹城乡制度方面，刘玲玲、赵传芳等认为在中国基本养老制度建设中，面对城市与农村分割，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分立，形成多种退休制度并存的碎片化状况，应建立统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赋予城乡居民平等的社会保障权利，在适度差异的情况下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覆盖城乡，并保持衔接，最终实现一体化。在构建的责任问题上，陆解芬认为政府在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中的责任不到位，财政支持不够，政府应起主导作用。
以上研究一般都是宏观的战略步骤上的定性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的责任、配套的法律法规建设以及笼统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基础方面，而对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微观责任主体—农村经济组织的基础作用则缺乏研究考察。本文将从农村经济组织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关系的新角度研究农民经济组织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基础作用，为建立稳固长久的农村社会保险制度找到依据。本文的创新之处还在于首先总结我国20多年来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的失败教训是忽视农民组织化，在农村经济组织不发达、农民分散化经营的情况下，即便政府花大力气推动也很难建立持久的大面积覆盖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然后，再结合国内外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较成功的地区的经验，来研究农村经济组织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仅仅依靠政府和农民个人支撑难以稳固长久，只有政府、个人和农村经济组织三个微观责任主体共同发挥作用，特别是农村经济组织发挥基础作用才能支撑起稳固长久的覆盖面宽广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一、几个相关概念
农民组织化是指农民自愿参加某一个农民经济组织，这种农民经济组织一般是以农户经营为基础，以某一产业或产品为纽带，以增加成员收人为目的，实行资金、技术、生产、购销、加工等互助合作经济组织，有的是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组织。农民组织化程度是指农民加人这些组织的人数多少及合作的紧密程度。农民经济组织的主要特征:一是不改变成员的财产所有权关系;二是退社自由;三是专业性强;四是民办、民营、民受益;五是可以突破社区界限，在更大的范围内实行专业合作。
农民经济组织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多种多样，按照农民合作的紧密程度，可归纳为以下三种主要类型。
(一)专业合作社
专业合作社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典型形式，可以认为是农民联合自助组织的目标模式。其基本特征是从事专业生产的农民自愿人社，退社自由，平等持股，自我服务，民主管理，合作经营。这类合作组织一般是实体性的，内部制度比较健全，管理比较规范，与农民利益联系紧密，由此形成劳动者约定的共营企业和社会利益共同体。农民入股需交纳一定股金，合作社除按股付息外，主要按购销产品数量向社员返还利润。专业合作社也是企业，有的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为企业法人。
(二)股份合作社
股份合作社是在合作制基础上实行股份制的一种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其本质特点是实行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相结合、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与一般专业合作社不同的是，资本在股份合作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和收益分配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这类组织一般也是实体性和紧密型的，全国各地都有，尤其在东部较多，近年发展较快。农民在兴办龙头企业或龙头企业牵头兴办合作组织进行农产品加工、销售、运输、储藏、资源开发和水利建设等方面多采取这种形式。
(三)专业协会
专业协会是一种较为松散的合作形式，包括农业服务协会和专业协会等。农业服务协会为农户提供综合性系列化服务。专业协会主要是从事专项农产品生产、销售、加工的农民，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以产品和技术为纽带，组建的社团性合作经济组织。它着重为会员提供技术和运销服务，并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为社团组织，其前途是向具有实体的合作社方向发展。凡是从事专业生产并达到一定规模的农民都可以加人协会，协会对会员进行无偿和低偿服务，人会农民根据协会的要求进行生产销售。
二、我国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一个深刻教训:忽视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和作用
1991年6月，民政部组织了较大规模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工作，并于1992年制订并颁发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该方案在全国有条件的地区逐步推广。到2000年末，我国约有6172万农民参加了社会养老保险，占整个农村从业人员的11%。2001年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陷人停顿不前的困境(参见表1)，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目前的状况是:(1)业务处于停滞状态，难以扩大;(2)参保比例微乎其微;(3)领保待遇低。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创新意义不言而喻，可以说政府付出了巨大努力，然而现如今却产生了“政策微效”的现象，即政策结果距离政策预期有很大的差距。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最突出的是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农村经济组织覆盖面小。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从2007年才开始重视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目前，95%以上的家庭仍以家庭为经营单位，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分散的自然经济最适合家庭保障，不需要社会养老保险。
在这种分散的家庭经济基础上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很困难。由于养老保险的长期性，即便是政府花大力气推行，勉强有一些成效，一旦政府负担吃力，或有所放松，就会马上倒退回去，很难持久。
三、苏州市的经验:发展农民经济组织发挥其基础作用
江苏苏州市，地处苏南，经济发达。苏州市为了村级经济的持续发展，从2001年开始探索发展村级经济的新路子，大力推进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土地股份合作制、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组织建设。“三大合作”组织近年来发展很快，到2007年底，农村“三大合作”组织累计已达到2089家。其中，社区股份合作社1032家，涉及集体经营性净资产87.1亿元;土地股份合作社258家，人股土地面积13.9万亩;各类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377家，股金总额达2.55亿元;富民合作社286家，社员股金总额13.08亿元。全市加入农村”三大合作”组织的农户100.3万户，其中拥有股份的农户74.4万户，占全市农户总数的72%。农民经济组织的发展和农户的广覆盖为苏州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奠定了基础，目前苏州市在江苏率先实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参见表2)。农民经济组织的发展决定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集体经济状况，是建立农村社会保险制度的经济基础，直接或间接决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发展规模和保障水平。
四、国外的成功经验
国外的成功经验表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发达的国家，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都非常高。(一)日本的农民组织化与其社会养老保险
194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农业合作组织法(农协法)。在这个法规的引导下，日本农村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各种“共济”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
日本的“共济”，实际上是一种互助互济事业，它以农民的相互扶助为指导思想，由一定社区的农民组合成基层共济组织，来共同承担基金筹集的责任。在内部成员年迈、疾病、死亡或遇到灾害时，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共济”事业与商业保险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以实现国家社会政策为宗旨，个人负担不是直接根据将来给付的需要，缴费与给付之间不是直接对等关系，共济单位不是商业性保险公司。
1948年，“北海道共济农业合作组织联合会”开始兴办农协共济事业，后来各地也相继举办此项事业。1951年，日本“全国共济农业合作组织联合会”宣告成立，标志着日本农村民办官助社会养老保险网络的形成。
共济组织在管理上实行的是统一筹划、分级负责的制度。社区基层农协共济组织是最基本的单位，它的主要任务是接受承保、保管契约，然后以全额分保的形式向都道府县共济联合会投保。都道府县共济联合会在接受基层单位的分保以后，将其中一定比例数额向全国共济农业合作组织联合会进行再分保。日本的共济事业普及率相当高，养老保障把全部农民都包括进去了。
(二)法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则是通过“农业社会互助金”的形式来实现的
法国农村已经脱离了自然经济状态，各种农业经济组织发达，雇佣被雇用普遍，农民组织化程度高。法国农业社会互助金的保险对象和发放标准，也分为领薪农业人员和非领薪农业人员两部分。领薪人员包括农业有限公司的经理、雇工和农校的学生、领薪的总经理以及这些成员的家属。非领薪人员包括农业雇主、农业经营者、农业企业主等。
法国农业社会互助金的管理机构为全国性的“农业社会互助金管理处”。参加保险的人占法国总人口的10%，囊括了所有农村人口。
国外成功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有很多方面的经验，诸如宽泛的覆盖面、保险的强制性、制度上的立法性等，但是，最稳固的基础是依赖于农村经济组织化程度高、工业化程度高，这样才能建立起长久稳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五、农村经济组织在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的基础作用分析
(一)工业化是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产生的前提
在工业化以前，基本养老保障问题主要依靠家庭或家族来解决，不需要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传统的家庭的客观环境发生了变化，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解体，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城市人口剧增，农村的农业生产高度组织化，农民加入各种经济组织。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就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为保障农民(或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障所设立的一种经济保障制度。
(二)农村经济组织化集约化程度越高，对社会养老保险的需求越强烈
农业产业化(组织化)经营是农业经营制度的创新，它既能有效地解决分散农户与国内外市场的连接问题，又有利于农业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甚至形成产业集群。这必然大大促进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但同时也带来了种种风险，例如经营过程中的经营风险、农业生产中的自然风险、基本生活保障风险等。这些风险带来的损失或灾难比以前白然经济状态下更多更大，这些风险依靠经济组织更易防范化解或得到补偿。
农民经济组织不论是在应对市场风险、自然风险方面，还是在满足基本养老保障方面，都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三)农村经济组织覆盖面广使社会养老保险更便于经营管理
分散的农民所建立的社会养老保障覆盖面小、共济性差。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一般是一个县的一小部分，这与保险精算的大数法则的数量要求存在差距。此外，当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太小时，不变成本(包括机构设置、管理系统、信息系统装备等)只能在较小的范围内分摊，边际成本在较小的数值上移动，小规模不经济性在此时就非常明显。
组织化较强的农民更容易组织参与，参与的人数众多，各类人员普遍参加，不容易出现逆选择，实际发生的各种风险指标、人口指标与保险精算要求更趋近一致，容易实现规模经济效应。
六、结论
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责任主体有个人、政府、农村经济组织(乡镇村集体组织、各种经济组织)，其中农民组织不可或缺，发挥最基础的作用。
在以家庭为主的分散经济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责任主体实际只有个人和政府，这就难以支撑起长久的覆盖面宽泛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主要原因是:第一，政府的财力有限，如果主要依靠政府，养老保险的长期性易造成严重政府财务危机。第二，如果由个人为主或个人全部缴纳费用，参加社会保障与自己把钱存人银行或到商业保险公司投保没有什么区别;况且在广大的欠发达地区农村并不富裕，处于基本温饱状态，有的甚至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
农业合作社制度篇10
内容提要:虽然我国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调动了农户的积极性，但它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农户和市场的有效连接，随着市场化程度的的不断提高，我国农村亟需与之相适应的市场主体，合作社的内在属性使其可以成为这样适格的主体。针对对合作社的产权结构和制度安排的质疑，作者认为，合作社的产权结构应当是清晰的，而通过改革和创新，合作社的制度安排也可以是有效率的。我国农村的市场主体由家庭向合作社过渡，应当是制度变迁的逻辑轨迹。
一、从农户到合作社是制度变迁的逻辑轨迹
制度与经济发展存在着清晰的双向关系，制度会影响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进程，经济发展可以而且确实经常导致制度变迁。[1]我国近年来的农村合作社就是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诱致性变迁的结果。诱致性制度变迁是由经济发展引起并以追逐利益最大化为动因而自发的一种制度变迁，它是个人或自愿性组织为响应获利机会而自发倡导、组织和实现的对现行制度的变更、替代或新制度安排。[2]诱致性制度变迁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要有外在利润存在，即存在由于制度不均衡导致的获利机会，并且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制度变迁的成本包括改革的机会成本（进行制度创新所必须放弃的旧制度所可能带来的净收益）、新制度的组织实施成本（规划、设计、组织和实施费用）以及制度转换的摩擦成本（废止旧制度的费用、消除因利益格局变动而引致的社会摩擦和改革阻力的费用）；二是要有制度的发明者自发组织实施，其主体是个人或自愿性团体；三是它要受到制度环境和其他制度安排的制约；四是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渐进的。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以对新制度需求为前提的，故又被称为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通常，对新制度的需求是因现有制度安排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趋利的动机促使社会成员去改变现有的制度安排；当该社会成员有能力实现制度的更新时，新的制度就会诞生。我国现代农业合作社就是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为满足农业市场化经营需要创新的结果。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冲破了社会主义农业的传统体制，实现了集体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确立了农村家庭的经营主体地位，农户成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微观经济组织。家庭承包经营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以户为单位的家庭分散劳动和独立经营，实行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其次，集体和农户签订承包合同，实行家庭分散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最后，在家庭承包经营中家庭享有剩余索取权。实践证明，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是我国农业经营的有效组织形式，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但从我国农村家庭承包经营的实践来看，虽然“分”的功能得到了加强，而“统”的功能则被弱化，许多农村集体的统一经营已经严重弱化甚至不复存在。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中面对跨国企业的竞争，家庭承包经营的不足就逐渐暴露。分散经营的农户由于缺乏组织，在产品的销售和材料的采购中难以和其他强势的市场主体竞争，在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当然，这不应该是否定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理由，而是反映了家庭承包经营对制度创新的需求；这更不能归咎于我国农民，他们是世界上最勤劳智慧的群体。要克服“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就需要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的制度创新，组建农业合作社，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对接。正如山田定市所说，“具有合理性的家庭农业经营，在这样的现代社会中仅仅依靠自身的单个的努力来实现延续和发展，则是十分困难的。它的存续和发展，需要农业经营者之间的合作……，这是不可忽缺的条件。”[3]
按照经济学家布坎南的“分散化理论”，大企业有利于分工但会降低经营的灵活性，小企业有利于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但不符合生产社会化的要求，竞争和抗风险能力较弱。合作社的双层经营体制可以化解企业经营规模的两难困境：合作社通过共同的经营促进社员的经营，合作社和社员主要以对方为经营对象，把大、小企业的优势结合起来，分散寓于集中，集中寓于分散；社员创办合作社共同经营是为了做单个经营者不能经营的业务，但合作社也不剥夺社员独立经营者的地位；社员的产品通过合作社加工销售，合作社则向社员提供生产资料和服务，合作社是批发商，而社员是零售商。相对于家庭承包经营，合作社是更加理性的选择。
应当强调的是，由家庭承包经营到合作社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但诱致性变迁的深度和广度往往不能满足社会制度供给的需求。所以，我国合作社制度的推行更需要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以强制性制度变迁适时替代诱致性制度变迁。因为，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由国家强制力或者政府命令推动和实现的制度变迁。[4]由于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可以降低制度变迁中的组织成本和实施成本。
二、合作社的产权结构应当是清晰的
企业是个体之间交易产权的契约。作为企业参与者的成员必须对自己投入的生产要素拥有产权，否则就无权签约。这也意味着明确的产权是企业存在的前提，没有企业成员清晰的产权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由于1995年在曼彻斯特召开的国际合作社联盟第31次代表大会修订了成员经济分享原则，强调了在社员缴纳的股金中要有一部分成为合作社的共同财产，在剩余分配中也要拿出一部分建立公积金，至少有一部分是不能分的。[5]因此，合作社的产权结构经常被质疑是不清晰的。笔者认为，这一质疑是不成立的。国际合作社联盟的成员经济分享原则强调合作社应当有不可分割的共有财产和公积金，并不意味着合作社的产权不清晰。现代股份公司中也存在不属于股东的法人财产，但并不意味着这些法人财产没有产权归属，股东拥有的股权也是产权清晰的表达方式。虽然公司中的公积金也是不能分配的，但人们并没有因此认为公司的产权是不清晰的，因为这并不影响其计入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也不影响股东在转让股权时将其作为转让价格的组成部分。国际合作社联盟的成员经济分享原则并没有禁止合作社成员在退社时可以取得这部分权益，也没有否认在合作社清算时社员可以取得这部分权益。而且，现代农业合作社普遍放弃了公共积累不可分割的限制，使公共积累的产权趋向明晰化。如丹麦农业合作社允许把未分配利润划入社员的个人账户，社员可以在退休时提取。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成员资格终止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按照章程规定的方式和期限，退还记载在该成员账户内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对成员资格终止前的可分配盈余，也可以退还。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一方面考虑到农民专业合作社对资金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产权关系不明确的公积金的提取会影响到成员的合作愿望和成员的财产权利，因而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公积金制度也作了比较灵活的处理:一是是否提取公积金由合作社自己决定，没有设置法定公积金制度；二是提取的公积金量化到每一个成员，记载在成员账户中，并作为成员参与盈余分配的依据，以保护成员的财产权利；三是成员退社时可以按照成员账户中的记载，带走其出资和相应的公积金。应当说，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这一规定发展和完善了国际合作社联盟的成员经济分享原则。
合作社的限制资本分红和按交易额分配的分配原则，也是合作社的产权是否清晰受质疑的原因。确实，从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开始，国际合作社运动始终限制资本分红和坚持按交易额分配，以体现劳动雇佣资本，反对资本雇佣劳动的基本理念。虽然合作社的原则曾经几度修正，但这一原则却始终没有改变。笔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合作社缺乏清晰的产权安排。首先，合作社的这一原则只是限制资本分红，没有禁止资本分红，社员得到的约等于银行利息的股息，应当属于资本所得。对于这一部分所得，合作社的分配制度中不仅有清晰的产权主体，而且承认产权主体的产权差异，因为根据成员不同的出资额，他们的资本所得也有相应的区别。其次，按交易额分配也是按照产权分配的一种形式，因为合作社的盈余（起码是部分）是在合作社和成员的交易中形成的，社员的交易额等于向合作社投资，按交易额分配也就是按社员的股份分配，这种制度很好的将社员权利与资本权利有机地结合起来。如美国新一代农业合作社制度就要求，股金额度与交售农产品数量相联系，一个社员必须承购与其农产品交售额相应的股金。如果社员不能提供合同规定数量和质量标准的农产品，合作社就从市场上购买产品，并按市场价格记入该社员账户。[6]在我国，还有一种质疑合作社产权清晰的观点，认为在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资本总额中，社员的股本只占极少的份额，大量是信用社长期形成的公共积累，而公共积累中又有相当部分是属于国家减免税等政策优惠形成的，所以信用合作社的产权属于社员所有、集体所有、还是国家所有就十分模糊。笔者对这种观点不能苟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原始股金是由社员入股组成的，所以产权应当属于入股社员。国家优惠政策给信用合作社形成的利益和积累，应当属于入股社员的所有者权益，不能影响产权的归属。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三十七条也规定，接受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和他人捐赠形成的财产量化到成员，按比例分配给社员。
合作社是客户所有的股份经济，其产权是清晰的。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亨利.汉曼斯在对农业合作社的产权的分析中，十分肯定合作社具有的低成本的产权优势。因为合作社成员间利益的同质性，即合作社成员与合作社之间交易的相似性，或者更正确的说是指合作社所作的决定对每个社员影响的相似性。[7]新制度经济学对合作社的态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承认合作社的产生和存在的根据在于它既利用了其成员固有的当地信息源和信任资本，又利用了自我雇佣的优势，因而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另一方面认为同企业相比，合作社的制度安排会造成低效率。可见，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置疑合作社的效力，但也承认合作社的产权优势。
转贴于三、合作社的制度安排可以是有效率的
如上所述，新制度经济学虽然肯定合作社的产权结构，但质疑合作社的效率。我国以往合作社的实践对此的回答也相对是负面的。当我们重辟中国的合作社之路之时，我们必须面对这一话题，毕竟，缺乏效率的经济组织在市场经济中是难以生存的。笔者认为，国际合作社的实践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制度创新的丰富资源，合作社的制度安排是可以有效率的。
传统合作社的资本积累限于社员的出资，有限的融资渠道使合作社难以形成规模效应。而现代合作社在内部募集资金的同时，也向外部募集资金。美国新一代农业合作社就允许向非社员发行优先股。芬兰1989年《合作社法》也允许合作社向非社员发行股票。[8]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十五条规定，农民至少应当占成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成员总数二十人以下的，可以有一个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成员；成员总数超过二十人的，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成员不得超过成员总数的百分之五。2004年《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规定，社员认购股金应当在50%以上，可以向外部发行优先股。合作社向非社员募集优先股，既可以增加资本供给，又可以防止资本对合作社的控制，因为优先股没有表决权。合作社制度的这一变迁使其可以克服其传统的融资渠道狭窄的不足，形成和其他市场主体竞争的规模效应。据国际合作社联盟统计，美国已有14家农场主所有的合作社进入了全美500强，加拿大10家最大的企业中合作社企业不低于8家。1991年美国农场主合作社的营业额高达1750亿美元，其中有11个合作社营业额超过了10亿美元。芬兰最大的乳制品联合生产企业瓦利奥公司，是由47家乳制品合作社所有的股份公司。[9]法国农业银行不仅是法国最大的合作社银行，也是法国最大的银行。农业银行共有360多万个会员，职工66万多人。在农村村镇一级，法国农业银行设有3000多个办事处，省一级有56个地区营业中心。它贷款的对象主要是农场经营主，每10个农业经营者中，就有9个是农业银行的客户。农业银行还负责发放国家对农业的优惠贷款，它的份额占90%左右。[10]
在法人治理方面，传统农业合作社实行“一人一票”表决制度，所有的社员有平等参与管理的权利。传统农业合作社选举的管理者就是社员，不是职业经理。传统合作社的管理人员通常实行不计报酬的荣誉职务制度，没有明确的责、权、利。这种法人治理相对于股份公司存在明显劣势。以韦伯夫妇等为代表的社会改良主义学派也认为，合作社的重要缺陷之一是管理上的低才能。但是，现代农业合作社的法人治理已经出现了和以往不同的特点。一是有较为完善的组织机构。如美国新一代农业合作社的组织机构通常包括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二是在认可一人一票的同时也允许例外。美国目前约有一半以上的农业合作社采取不等额投票制度，额外投票权通常以交易量为基础，或以持股量为依据，或是将两者结合起来。民主管理并非等同于一人一票，只要合作社为多数社员控制，就仍然是民主管理。当然，为了合作社民主管理的传统，各国对额外投票权设置了一定的限制。美国要求一人投票权不能超过总投票份额的20%。德国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一人最多不得超过三票。三是现代农业合作社实行专家管理，从合作社外部聘请训练有素的职业经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洲最新修订的合作社法打破了合作社董事会成员全部由社员组成的传统，允许合作社有25%的非社员董事，在社员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引入外部专家。[11]
按交易额返还盈余是传统农业合作社重要的分配制度。传统农业合作社只能支付有限的资本报酬，然后是按交易额返还盈利，而不论社员投资额的差异。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社员大户的利益。现代农业合作社的分配趋向多元化，可以按劳动量分配、按交易额返还，也可以取得股息和红利。现代农业合作社开始承认非社员投资的资本报酬：对外来资本实行按股分红，合作社内部实行按交易额返还。如瑞典将经营活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非营利性业务，包括粮食收购、加工、出口与饲料、种子、化肥供应等，这部分经营对象主要是社员，对这部分的股份实行有限的资本报酬，红利不超过7%或按交易额返还；另一部分是营利性业务，包括农业机械和燃料销售，其经营对象不限于合作社社员，并给这部分股份以较高报酬。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也规定按照交易额返还的盈余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百分之六十，允许对按交易额返还后的盈余，按照成员账户中记载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比例返还。
传统农业合作社不允许外部雇工，因为雇佣外部工人和不允许资本雇佣劳动的理念相悖。在这种雇佣关系中，雇主是全体社员，他们的生产资料表现为资本；雇员则是出卖劳动力的工人，雇佣工人的劳动表现为雇佣劳动；合作社实际上就通过占有他人剩余劳动来实现利润。实际上，合作社出现少量的外部雇工，并不意味这合作社的变质，而只是发展过程中的变异。合作社作为资本关系的否定形式，虽然在社员内部否定了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生产，但并没有否定其外部的资本关系，它并没有否定以商品经济为基础、雇佣劳动为特征、剩余价值生产为目的的制度。由市场环境所决定，合作社也必须以商品生产或商品经营者出现，为了实现社员收入最大化，可以集体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另外，合作社与资本主义企业的竞争，也迫使其制度发生某种变异。马克思曾指出：包含在资本本性里面的东西，只有通过竞争才作为外在的必然性现实地暴露出来，而竞争无非是许多资本把资本的内在规定互相强加给对方并强加给自己。[12]资本主义企业在同合作社竞争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合作社。早在20世纪初，英国的生产合作社中，就有40％的工人不是雇佣他们的那个合作社的社员[13]。1982年，法国4003个供销合作社就有雇工10．5万人，平均每个合作社26.2人[14]。合作社的变异是在未改变其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发生的某些调整，合作社的变质则是对其基本制度的否定。为了防止合作社变质，应当适当限制合作社的雇工人数，如蒙德拉贡合作社规定每个合作社雇工人数不得超过全部社员的10％，超过这一限制将违反有关合作社与人民储蓄银行的契约，会被取消人民储蓄银行和其他单位对该合作社的贷款和技术援助。[15]
合作社是作为股份公司的对立物出现的。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成功的合作社，在思想上已是功利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混合体。合作社航行在河道的两边，一边是市场，它要求合作社必须实现商业性的运作；另一边是人文关怀和社会的目标。[16]经济效率已成为农业合作社的重要价值诉求，也是合作社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近年来，一些合作社已经实现了和股份公司的链接，甚至将主要经营业务转入股份公司。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洲最新修订的合作社法就允许合作社投资于合伙或公司。[17]法国农业银行也大量购入了非合作制金融机构股份，包括意大利Bankinteso16%的股份、法国CreditLyonnais10%的股份、希腊CommercialBank6.7%的股份、葡萄牙BeS9%的股份以及波兰eLF66%的股份。这些关联企业虽然都不是合作社但都作为其子公司存在。[18]日本农协和韩国农协中央会还注册了许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其中，日本农协下属的这类公司超过了160家，韩国农协中央会下属的这类公司有8家。[19]为减少合作社的投资风险，有些国家也会禁止合作社投资于高风险的领域，尤其是公司债券和普通股票。如在美国联邦注册的信用合作社只能从事以下投资：（1）购买国债或政府担保的债券；（2）入股受联邦储贷保险公司或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保险的储蓄信贷协会、互助储蓄银行；（3）购买完全归政府所有企业发行的银行债券；（4）购买共同债券或由政府部门指定托管人托管的受益期权；（5）入股信用联社；（6）入股联邦保险的信用社；（7）购买其他任何与信用社业务直接相关的组织的股份或债券，但总额不超过信用社资本金的1％，不能获得某个金融机构的控制权；（8）入股全国信用社资金清算中心；（9）购买各州或政治团体下属机构(包括代表处、企业等)的债券，但对单个发行人的投资不能超过信用社资本金的10％。
注释:
[1]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2]柳新元:《利益冲突与制度变迁》，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
[3]〔日]山田定市:《现代合作社论》，李中华译，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4]柳新元:《利益冲突与制度变迁》，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页。
[5]参见丁为民：《西方合作社制度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280页。
[6]杜吟棠：《合作社：农业中的现代企业制度》，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页。
[7]亨利.汉曼斯：《企业所有权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
[8]杜吟棠：《合作社：农业中的现代企业制度》，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页。
[9]夏英：《经济全球化视角下的合作社及其发展问题》，载《中国经贸导刊》2004年第18期。
[10]李先德：《法国的农业合作社》，载《世界农业》1999年第3期。
[11]夏英：《经济全球化视角下的合作社及其发展问题》，载《中国经贸导刊》2004年第18期。
[12]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60页。
[13]参见丁为民：《西方合作社制度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279页。
[14]参见丁为民：《西方合作社制度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280页。
[15]参见丁为民：《西方合作社制度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页。
[16]夏英：《经济全球化视角下的合作社及其发展问题》，载《中国经贸导刊》2004年第18期。
[17]夏英：《经济全球化视角下的合作社及其发展问题》，载《中国经贸导刊》2004年第18期。
[18]加拿大蒙特利尔高等商学院信用合作社研究中心：《合作制还是商业化:信用合作社资本结构创新的实证分析》载《金融研究》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