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设制度篇1
[关键词]社会诚信制度道德约束机制
[中图分类号]B8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623（2011）06-0105-04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层政府的公信力提升与和谐社会建设”（09JSD810010）、南通廉政文化研究所课题“社会诚信建设研究：以民主政治为分析视角”（13046001）、南通大学人文社科研究“公民社会兴起背景下的政府公信力建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季燕霞（1963―），江苏南通人，南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南通廉政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民主政治、地方公共政策与区域发展。
关于诚信建设，国内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道德、法律、产权、舆论等方面。其中，道德建设主要是突出个人道德素养的作用及示范教育效应，强调的是行为者个体的内在约束力。然而，这种内在约束在现实中常常遇到巨大的外部挑战。在诚信缺失的严峻生态下，对个体道德进行讴歌与鞭策的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治理诚信问题，至关重要的是构建体现社会公正原则、以利益约束为核心内涵的制度规范，支持诚信者的利益，打击失信者的利益，激励守信者的道德。
一、诚信行为的利益约束制度演进
诚信是利益制度外部约束下的理性选择。伴随着人类交往方式的时空变化，诚信行为的利益约束制度动态演进。
在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和生活基本上处于自给自足状态，社会相对封闭，人际交往的环境狭小。工业革命及由此带来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生产方式，拓展了人们社会交往的领域和空间，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在此背景下，诚信不可能再以熟人之间的人格可感受性为前提。由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道德风险相应增大，表现为人们对利益的追逐使市场交易充满尔虞我诈、损人利己，这成为市场经济发展中倍受谴责的原罪。但是，正如亚当・斯密所阐述的，“人类是由利益驱动的，同时又是由理智和同情心自行调节的。这种二元性使人们彼此斗争，而又具有理性和道德力量，从而建立起制度，使殊死斗争得到缓和，甚至化为公共利益。”这种理性的制度就是经济合同或交易契约，个体双方或多方在订立合同时就约定，大家都出让一部分权利和利益，同时又交换回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得到实现的保证。市场交易双方的守信更多是出于一种对自我利益的追求。这种契约制度所反映的是利益平等的经济伦理，违背了诚信原则，所受的惩罚主要不是道义上，而是经济和法律上的。
市场经济发展在更为宽阔的意义上促进着社会诚信建设。一方面，市场经济增强了人们之间的横向社会交往和联系，生产要素全球化流动的过程，也促进了社会管理制度、理念等人类文明的相互学习和借鉴。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极大地促进了社会财富的积累。正是在此基础上，义务教育普及化和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逐步成为现实，使更多的社会成员得到文明的熏陶。社会个体所获得知识信息增加，人们在自我选择、自我设计、自我生存、自我发展中锻炼了自主能力，增强了自主意识、独立精神。当代公民的自主意识、权利意识增强，还显著地表现为公民利益诉求的外延不断扩展。后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也都先后经历着公民价值追求向更宽广领域拓展的深刻变化。
20世纪80年代之后，计算机技术广泛普及和推广运用，呈加速度地改造着社会的物质基础，也深刻地改变着社会的权力结构，改变着社会的运行规则。突出地表现在它打破了信息垄断和旧的权力平衡，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实现了资源信息的共享，有利于公众在获取信息的基础上维护自己的权益。通过网络及其他各种信息传媒，公众更加了解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在做什么，私人物品服务的企业提供着怎样的产品。任何个人、企业、社团包括各层级政府组织及其官员的不诚信行为都可能被媒体披露，引发公共舆论风暴，遭遇社会谴责。同时，互联网为民意提供了一个自由表达的场所，给民众参与民主政治过程提供了强大的手段和支持。正是在这样多元、自主、开放的社会背景下，诚信成为一切公共领域行为规范的必然要求。
与传统的社会诚信相比，现代诚信更突出了道德标准的共识性和外在行为的客观性，无论是社会个体，还是组织、机构、团体，其“诚”、其“道德自律”是出于利益权衡的明智，更是广泛社会监督之下行为选择的理性，它奠定了社会体系有序运行的基础。
二、我国社会诚信制度建设的新环境
我国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释放了蕴藏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巨大能量，催生了多样化的利益需求，政治、经济运行的方式和内容都发生着巨大变化，原有的政治化、行政化、一体化的社会逐步走向了开放化、市场化和多元化，公民社会也随之逐步兴起，我国社会诚信建设面临着新的环境，主要表现在：
公民的自主意识、权利意识不断觉醒。在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和信息技术广泛普及的背景下，我国民众突破了过去封闭、狭隘的眼界，以人类文明为标尺来评价本国社会发展，评价政府的公共服务，从而对政府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我国的公共政治领域，从行业收入差距、教育公平、医疗卫生、养老保障、征地补偿，到房地产价格、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官场腐败等各种涉及民众利益的问题不断被揭露，各种潜规则不断被曝光，公民捍卫自身利益的意识以及对公共权力的关注和监督，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强烈，他们寄希望于通过揭露社会问题来改进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一些涉及利益矛盾或隐含利益博弈玄机的事件一经媒体曝光，立刻引起民众广泛的关注和评论，为我国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起到了巨大的宣传、教育、普及、推广的作用。
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不断高涨。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已由传统的“口号式”参与逐步转向“实质性”参与，人们通过各种形式的政治参与，向政府表达自身利益要求和愿望，并试图最大限度地影响政府对社会利益的分配。当然，由于不同群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政治参与的能力、机会不同，不同群体或社会阶层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及其表现形式呈现很大差异。当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高涨最突出地表现在网络民主的蓬勃发展。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11年6月底，我国网民的规模已达到4.85亿。一种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网络互动关系和交往模式突破了传统的交往路径，正深刻改变着我国的政治生态。其中，政治博客是网络民主时代的耀眼明星，它以个体的前期预判、临场观摩、事后评论切入社会政治生活，围绕焦点政治议题在零壁垒的网络空间里恣意地进行个性化的叙述，而成为意见领袖，对公共舆论的形成、对公共政策的决议和政治议程的设置以及商谈式民主的真正落实和履行将带来深远的影响。每年人大、政协会议期间，政治博客高度关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博客流量骤增，医疗、教育、住房等涉及重大民生的话题经久不息地在博客社区里讨论，展现了公民社会的众多个体对公共政策、公共服务等公共物品供给的强大影响力。
政府诚信成为社会聚焦点。我国公民自主意识、权利意识日益增强，政治参与能力和积极性快速提升，是政府诚信、政府公信力建设的外部推动力量。民众希望对公共权力的运行拥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对政府满足自身物质和精神层次的利益需求充满期待。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充分认识到政府诚信建设对于构筑自身权威、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意义，顺应民主政治发展的时代要求，提出“要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和行政复议制度，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以高度自觉和与时俱进的积极姿态对政府及其官员的诚信制度建设给予高度重视，先后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和规定》等规章、制度，以期成为各级政府及其官员诚信为政的行为准则，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但是，这些好的制度、准则的实施尚未达到理想的要求。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的《中国行政透明度年度报告2009》显示，根据“中国政府信息公开评测指标体系”政府部门主动公开信息、依据公民申请公开信息等五大方面对我国省级行政单位进行测评，过半数省级政府不及格。“公开群众不关心的，不公开群众关心的”是社会对我国各级政府信息公开的普遍感受和评价。2011年7月，中央39个部门及北京市政府对社会公布的“三公经费”数据其真实性、合理性遭到外界很多质疑。对于我国一些政府具体管理部门及其领导来说，他们往往习惯于采取新闻管制和封锁消息等措施严格控制所谓“负面消息”，其结果却容易使各种真假消息混杂在一起，造成公众的困惑与不满。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权力垄断，政府行政执法越权侵害公民、企业权益行为屡有发生，政府行政人员的行为，极大地损害了政府公信力。政府在公共服务中所表现出的诚信程度、民主化程度、公共利益的实现程度，是社会评判政府行政是否满意的重要因素。对公民权利是尊重、信任还是漠视、防范，这成为我国各级政府及官员行政实践中面临的一道严峻政治考题。
三、深入推进我国社会诚信制度
建设的着力点
社会诚信建设的内涵和重要使命在于通过把与诚信相关的社会文化、制度、工具等资源有机地整合起来，优化制度设计，建立有效的制度规范及外部约束机制，以教育、鼓励和惩罚等多种手段引导和规范社会行为主体的价值取向,共同促进社会诚信水平的提高。其中，制度建设最为重要。信息化、民主化的时展潮流为深化社会诚信制度建设创造了难得的机遇，我们需要充分利用这些有利的客观条件，提升社会诚信建设水平。
1.健全社会行为主体的信誉制度。信誉作为诚信行为的社会评价，是一切社会行为主体开展社会交往的资本。企业、组织、个人讲求诚信，可以为其带来声誉，降低交易的成本，也增加交易的机会；反之，则相反。但信誉机制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市场或社会能否记住企业、组织、个人不讲诚信的历史，并将这种信息以可信、迅速的方式让市场中的其他参与者知道。在当今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市场规模的扩大，使市场参与者选择交易的空间增大，交易双方再次相遇的可能性下降。同时，由于市场信息渠道的不完善，不能迅速将不讲诚信参与者的坏名声传播出去。而在主观上，舆论媒体及政府管理部门对于企业造假行为的揭露往往存有很多顾虑和障碍，认为一个负面信息的披露可能会整垮一个著名企业，乃至一个行业，造成大量的工人下岗，带来地方税赋的减少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
缺乏信誉约束机制，一定会增大社会的道德风险，从而使诚信缺失状况恶性循环。需要弘扬社会正义，加大对违法、违信者行为的惩戒力度，让诚信缺失者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巨大代价。在制度层面，需要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查询的公民个体、单位集体和公司法人的信用记录档案，健全信用征集、信用调查、信用评估、信用保证等管理法规，以统一的社会信用评估体系和开放的信用信息网络为核心，以有力的监管制裁手段为保障，为社会诚信水平的提高提供严厉的制度规范和外部约束机制，以克服人性中的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
2.完善公共权力运行的问责制度。在人们的理想信念中或传统的公共财政理论中，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执行者是超利益的，能够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并能按照公共利益要求去纠正市场所带来的混乱和损失。然而，新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揭示政府并不都像“政府干预主义”所想象的那样仁慈可爱、慷慨无私，也不像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张扬的那般去追求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正如经济市场的经济人一样，政治市场上当事人也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权力问责制是建立诚信政府、责任政府、高效服务政府的有力推动。依据问责的具体环节和内容之不同，有政治问责和行政问责之分。前者是问政府在公共服务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责任，质询和监督公共政策是否倾听了民意，是否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要求，是否遵循了公平、正义的原则，是否合理地平衡和协调了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等等。后者是问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责任，监督政府官员及公共服务人员是否依法行政、是否尽职尽责。依据问责主体的不同，又可分为体系内问责和体系外的问责。前者是指公共权力行使主体的组织内部的问责，后者是公共权力服务对象的问责。
从我国政府管理的实际情况来看，问责制度有待强化，特别是在行政问责方面，还比较多地停留在口号、文件层面，或者是表现为严重社会事件之后官员撤职、降职处分，并未严格落实到政府部门及公务员日常工作过程之中。在问责主体方面，不仅要细化行政机构部门内部的管理规范，也要加强人大、政协、司法等权力机构的问责力度；不仅要完善权力体系内部的问责制度，更需要创设有效的制度，增强公民个体、法人企业、利益团体等社会力量对公共权力运行中政府诚信、政府服务效率和效果的监督。
3.强化公共舆论制度的作用。公共舆论制度的作用虽不像政治、经济、法律制度规章那样直接，但是它对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能形成一种外部压力，使不诚信行为受到谴责，从而有所禁忌。同时，公共舆论的传播也传递着公众的意志，促使此类问题的解决和处理朝向公众一致认同的或对公众有利的方向发展。
公共舆论与公民社会相辅相成。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不断造就公共舆论的主体，而公共舆论的功能发挥则可以引导、教育公民的行为，促进公民社会走向成熟与理性。公共舆论对那些不诚信行为的披露、揭发、谴责、议论，是公民理性的运用过程，也是社会成员行为的教育和引导过程，它发挥着明辨是非、校正不良行为的作用。
公共舆论对社会不诚信行为的抑制作用不仅体现在诚信缺失个案的信息披露、道德谴责等显性层面，还体现在对一个社会公平利益制度构建及其执行方面的积极意义。公共舆论经过过滤、提炼形成为政见，再经由立法等过程形成为政策、制度、法规。在民主政治条件下，社会的政策、制度、法规是对民意的采集，是公共利益的体现。其贯彻和执行也受到公共舆论的监督与问责。在民主、参与、协商、监督的环境下，一切交易的行为主体要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必须考虑并融合其他合作者、交易方的利益。这是一种利益平衡机制，是对社会道德风险的有效抑制。
[参考文献]
[1]胡井丹等编著.30部必读的经济学经典[m].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
[2]陶昭文.后物质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轫[J].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6).
[3]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m].上海，三联书店2002.
[4]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5]陈潭,倪明胜.政治博客现象及其公共治理[J]，政治学研究，2007(3).
[6].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2010-03-05.
[7]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oninstitutionalBuildingofGoodFaithSociety
JiYanxia
(themanagementCollegeofnantongUniversity,Jiangsunantong226019)
社会建设制度篇2
一、邓小平制度建设思想的丰富内涵
(一)制度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是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具体制度和办事制度组成的有机整体
邓小平高度重视制度问题。据统计，在《邓小平文选》3卷中，论述制度的地方达400多处，其中340多处是他第二次复出之后的论述，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对制度的论述有290处，十二大之后的论述就有135处。制度的涵义有时是指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政治制度，如“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等；有时是指具体的领导体制、组织制度，如“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有时把制度归结为各部门所依据的基本规则、章程。如“价格制度”、“工资制度”、“教育制度”等：有时甚至认为制度就是具体的工作程序，如“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等。可见，制度是有层次的，是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具体制度和办事制度组成的有机整体。人民民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监督制度等是我国民主制度的主要内容，
(二)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确定性和长期性，制度保障是根本性的保障
在邓小平看来，不论是经济领域中的问题、还是政治领域中的问题，要真正得到解决，必须从制度上寻找问题的根源。因此，他主张对社会中存在的问题都要当作制度问题、体制问题提出来，作进一步的研究。在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面前，他总是考虑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主张从制度建设的角度解决我国政治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铲除腐败现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他认为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坚持国家的正确政策不动摇，根本的是依靠制度。而不是个人。正如他指出的，让“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
(三)解决共同富裕问题也应当依靠制度建设和制度保障
其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集中体现，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这既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本质。也是实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制度的根本前提与可靠保证。其二，由于经济上的“两极分化”不完全是由基本经济制度造成的，还和自然与人的状况、历史与现实的生产力状况造成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有关，因此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必须有一个战略性、步骤性的经济制度安排，必须实行先富共富战略。其三，对先富起来的个人、地区也要通过制度安排促使其发挥作用，帮助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其四，先富共富政策执行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者中存在着非法致富、不合理致富的现象，先富帮后富的机制不健全、缺乏可操作性，一部分党员干部不能正确处理先富与后富、个人富裕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以及弱势群体问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等，这些问题也需要靠制度建设加以解决。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从根本上说要靠制度建设、制度保障
用邓小平制度建设思想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我们认为，从根本上说要靠制度建设、制度保障。
(一)根本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建立充满生机活力的新体制，在体制、制度安排上努力提高国民经济的总体水平，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建立在物质财富相对宽裕的基础之上，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必须抓住经济发展，做好发展这篇大文章。现阶段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扩大，但这是经济发展中的差距，必须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逐步解决。只有生产力发展了，只有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才能够保证城乡居民收入整体水平的提高，才有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再分配的充分力量。才能为减轻和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奠定牢固的物质基础。
(二)制定和执行体现最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政策，把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同时作为“大政策”加以实施，把切实促进社会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
制定和执行体现最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政策，是我们党制定政策的基本原则，追求社会和谐、公平正义是我们的目标。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并对我国现实国情深刻分析的基础上，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并论述“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并把它作为一个“大政策”来实行，实践证明了这一思想的正确性。但邓小平同时指出共同富裕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为我们实行政策的转变提供了理论依据。目前我国社会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明显扩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这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妨碍效率的提高，也会造成公众心理失衡、价值取向扭曲和社会行为失范，滋生不满情绪，危及社会稳定，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影响社会不同阶层的和谐相处，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从解决的基础来看，改革开放已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总体达到了小康水平，为促进公平，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这说明，在宏观上对我国的发展战略和政策作适当调整的时机已成熟，应把共同富裕也作为一个“大政策”来实行，突出地提出和解决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问题。它有利于控制地区差距和个人收入贫富分化趋势。实现社会公平：有利于要对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进行调整：有利于发挥按劳分配主渠道的作用，使公有制范围内的大多数劳动者通过诚实劳动成为我国中等收入的主体，并通过税收调节让先富起来的地区、个人多交点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稳定。把部分先富和共同富裕都作为“大政策”来实行，不仅有利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人民的普遍富裕，而且会促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三)切实加强有关制度的建立、完善和贯彻执行，促使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措施保证
一是确保辛勤劳动守法经营的人富裕起来。贫富分化、社会分配不公是当前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主要因素。目前，我国居民在贫富差距方面的抱怨和不满，主要针对的是一些人致富的手段
不当以及自身收入与贡献的严重失衡，尤其是对、等腐败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分配不公的不满，是对机会不均、对公有财富占有不公的抱怨，而不是对合理差距的不满。为此国家要依法重拳出击，严厉打击违法乱纪，权钱交易，暴富不仁者。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保护合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抓好政策的完善。重点强调机会均等。
二是完善税收制度，严格税法，使先富起来的个人和地区多缴点税。多缴点税，不仅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缴点税，而且是先富起来的个人也应该多缴点税。这样，才能适当抑制他们的过高收入，从上限限制个人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完善税制，就是要建立以个人所得税为主，财产税、遗产税、消费税为辅的税收体系，要适当提高某些税种的税率，加强税收征管，严禁偷税漏税现象发生。严格税法，特别是依法完善“个人所得税法”是制止暴富者阶层产生的重要途径之一。
三是作为制度安排建立发达地区通过“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先富帮后富”的保障机制，引导、激发、支持和鼓励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先富人群关怀、帮助“穷人”，为他们搭建更多的平台，为善举开拓更畅的渠道，在全社会形成一个共同携扶、各得其所、相得益彰的和谐机制与和谐气氛。应在认真总结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国家出台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并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建立健全以政策、法规约束为主体的扶贫帮困保障机制。同时，利用典型示范、舆论监督、宣传报道等多种手段，动员和鼓励先富起来的人帮助未富起来的人。
四是给西部地区以政策上的倾斜，加快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中心城市建设的发展速度。现今所形成的贫富差距，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区差异所引起的。由于受自然条件和历史的影响，我国东西部差距自改革开放以来正逐步扩大。西部的城市化水平低、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机会少、收入低。因此解决地区差距问题至关重要。政府在西部开发和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应制定优惠政策。在铁路、机场、电站等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及科技教育事业方面，加大投资力度，加快西部中心城市的建设。通过这些城市的超常规发展，形成西部地区的发展极，以带动邻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差距。
社会建设制度篇3
社会保障是现代国家落实公民权利、提升国民福祉、确保社会和谐、为国民提供可预期未来的一项非常重要的社会制度。各国的经验表明，构建这项制度并实施落实，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尤其是实施和落实好坏，直接影响这项制度的效用和可持续发展。一项好的社会制度如果难以实施和落实，或者没有实施和落实好，就显现不出其“好”，甚至有可能会走向方面，违背制定者和构建者的初衷。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就我们对中国社会保障的了解而言，其存在的问题既有制度设置不足，又有实施和落实不好问题，乃至两者相互影响。在实施和落实层面，主要是社会治理问题，其对社会保障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就目前而言，从社会治理角度去探讨中国的社会保障建设和发展的研究相当不够，本文希望就此做些探索。
中国社会保障建设和发展进入社会治理阶段
回溯过去，中国社会保障建设更多地停留在制度变迁和建构上，从计划经济时代城乡“双轨”，到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体制转轨时期“残缺型”，再到本世纪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代的“底线普惠”。城乡双轨表现为农村居民享受不到城镇居民所享有的社会保障（更确切地说是单位保障，而不是社会保障）。“残缺型”与“双轨”不同的是，有一些原来在城镇体制内享受到单位福利的人因国有企事业单位改革而被抛出体制，成为体制外的人员，其享受的保障减少了；与此同时，一大批进城的农村流动人口无法享受到城镇的社会保障。之所以这是一个残缺型阶段，是因为单位保障制度开始向社会保障制度转变，真正开启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但是，参保对象存在着明显的户籍、所有制和区域差异，不少人没有被覆盖。只有进入21世纪，国家才意识到过去那种社会保障的城乡差别、体制内外差别、所有制差别等是不合理的，不符合社会公正原则，于是开始“广覆盖、保基本”的“底线普惠”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目前，中国已经有了一个基本涵盖全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比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以最低生活保障为主的社会救助制度、国民义务教育制度等已经建立；但是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只限于非农领域；住房保障仅限于城镇居民人口，仅仅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农村，政府开展了乡村危旧房改造。显然，社会保障制度“全覆盖”还在进行之中，其中人口“全覆盖”的问题更为突出。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截止到2014年底，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34115万人，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为59774万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为17043万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为20621万人，生育保险参保人数为17035万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50107万人。另据国家民政部的统计，截止到2014年10月，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1907万人（1036.2万户），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5209.5人（2916.4万户）。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合计达到84222万人，占2014年末全国总人口136782万人的61.54%，还有38.46%没有被覆盖住。其中，全国720万左右公务员和3500多万事业单位人员还没有纳入养老保险，属于单位养老保险，当然他们享受的养老金水平远高于其他许多人群。如果将他们纳入统计，那么当前中国享受养老保险的人数约达到88500万人，占总人口的64.7%左右，还有35.3%的人没有参与到养老保险之中（其中不少是未成年者）。从参保人数来看，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无疑是最多的，即便这个最多的保险覆盖面还有一定的缺口，可想而知，其他社会保险的缺口就更大。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7116.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2%，可以说已经对困难人群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和“应保尽保”。
然而，社会保障制度与实际数据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至少呈现这样两种情况：一是社会保障制度本身还存在一些没有全覆盖的问题；二是一些制度虽然实现了全覆盖，但并不是所有国民都能享受到全覆盖。这两种情况分别又说明了什么呢？一方面说明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需要继续完善，还没有到成型的状态；另一方面说明即使有了制度，但要惠及全民，还需要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要由完善的社会治理机制来支撑。
这从社会保障建设要实现的目标变化上也可以看出：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社会保障建设从扩面开始，由于存在着双轨和残缺的问题，因此，将原先更多的在社会保障体制之外的人们纳入到体制内，显得尤为重要。虽然扩面，也需要治理跟上，但是相对而言，政府会更偏重于制度修改、改革和创新。在最近10多年中，从理论上看，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具有“全覆盖”的特性，但是不同人群还是有着很不相同的待遇，而且还有一些人没有在实践上真正被覆盖，因此，均等化就成了社会保障建设的重要目标。但是均等化并不是一躇而蹴的，尤其涉及到社会各主体的参与和合作，就需要社会服务的配套，这些都关系社会治理的问题。没有有效的社会治理，社会保障可能难以辐射到许多更需要保障的边缘人群，难以体现社会公正和透明。因此，均等化与社会服务、社会治理便成为当前中国社会保障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任务。如果说，迄今为止中国社会保障还处于制度完善和健全阶段，那么从现在开始，社会治理则成为社会保障建设的关键要求，也就是说，社会保障建设和发展进入了社会治理新阶段。
以社会治理视角拓展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认识
社会治理在国外社会保障实践中是很重要的内容和机制。一方面，社会保障需要靠社会治理来落实，另一方面它又是为服务后者而生的。社会保障大大提升了人们应对疾病、失业、贫困、老龄化等风险的能力，但是这背后需要相应的机制、条件来支持。比如，养老保障确实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经济能力，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养老服务体系，那么提高了的经济能力就无法转化为对老年人养老需求的满足（比如照料护理需求）。拿日本的介护保险制度来看，它不仅仅是一个保险制度，实际上涉及到丰富的社会治理内容，或者说，它是一个系统的社会治理体系。在日语中，“介护”是综合“身体照护”和“家务服务”的双重概念，可视为介于“照顾”与“护理”之间的工作，包括身体清洁、协助饮食起居以及家务服务等，而“介护保险”就是通过保险运作的方式，为老年人口提供生活服务常规化的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与年金制从经济上提供必要的经费以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水平的目标不同，“介护保险”的目标是通过相应的生活服务以保障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因此，“介护保险”更多与护理和生活照顾相联系。介护保险的实施不仅需要一套规则、标准，还需要一系列的机构，需要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等。介护是有级别认定标准的，需要认定的机构和专家，所以产生了“caremanager”这样的职业，认定之后，由具体的人和机构提供相应的介护服务。这就是一个社会治理过程。
不仅在养老保障方面，在所有其他保障方面，都牵涉到社会治理。医疗保障离不开社会治理。比如，什么样的缴费和报销规定更能吸引人们的参与。不同医院的医疗服务水平影响人们的就医行为，从而决定人们对医疗保障的需求；反过来，医疗保障的报销规定直接影响人们的就医行为，也会左右医院的行为。在实践中，医疗保障牵扯到医院、病人、医院行政管理部门、报销管理部门等多方的关系，反过来建构出相应的医疗资源配置和服务格局。在住房保障上，不同的制度设置也会影响住房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凯梅尼研究发现，不同的住房租赁政策会引发不同的住房需求和购房行为，从而对政府治理产生很大的影响。在他看来，租赁市场分两类，一类是营利型市场，另一类是社会型市场，认为“营利型租赁市场无法为一般居民提供合适的住房，而国家不愿意采取一种使国营成本型租赁住房填补这个角色的政策，其结果直接影响到了家庭对于住房的选择……剩下的可能性只有两种：一种是租住租金高昂、居住权没有保障的营利型租赁；另一种是购买自己的住房，从而制造出越来越多的购买住房的需求。可见，营利型市场策略具有强烈地提高私有住房需求的效用”[2]。不同的理念决定了不同的政策，不同的政策塑造了不同的市场，由此产生不同的政府和居民（或住户）行为，构筑市场、政策、政府、社会、居民的互动性治理关系。
社会治理是“个人和制度、公共和私营部门管理其共同事物的各种方法的综合。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其中，冲突或多元利益能够相互调适并能采取合作行动。它既包括正式的制度安排也包括非正式的制度安排”[3]。具体地说，社会治理有多层涵义：第一，参与者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包括个人、制度、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等；第二，它们针对的是共同事务，社会保障就是这样的共同事务；第三，在管理共同事务的过程中需要许多方法，有了这些方法，不同社会主体就可以就不同的看法和利益进行折可、谈判、妥协和调适，最终达成合作；第四，社会治理是一个不断的持续过程；第五，在治理过程中会有一些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安排，这些制度有可能是事先的安排，也可能是治理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因此它们既是社会治理的依据又是社会治理的产物。就此而言，社会保障从制度建构到落实，显然是离不开社会治理的：社会保障“广覆盖”，是牵涉到千家万户、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共同事务，在管理这个共同事务中不同社会主体有着不同的想法、利益和需求，如果没有一系列综合的方法和制度安排，或者这些方法和制度安排不能有效地统合各个社会主体的利益和需求，那么就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就不能形成合作行动；当然，在冲突中也许会找到合作的方法和制度。
由此，我们需要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去探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着重于制度―行动的关系问题：行动是否按制度规定的路径进行？行动在多大程度上会导致制度的演变？一个理想的制度就是让行动按照制度规定的要求进行，必须具备这样一些条件：能有效地反映和满足行动者的需求；是值得信赖和可预期的，即制度性信任和确定性；有着严格的、透明的、合理的规定和标准；有强大的技术、经费和组织支持体系。但是在现实中，行动经常会出现偏离制度的现象和问题，其原因可能是制度本身存在问题，也可能是其他因素导致，因为其他因素有可能比制度本身更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制度与行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是社会治理的过程。基于此，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探讨中国社会保障建设和实施、运行轨迹，找出完善和发展方向。
制度―行动的张力：
中国社会保障发展的核心治理问题
中国已经构筑了社会保险、社会救助、住房保障、就业保障和劳动保障等确保民生的社会保障制度。由于社会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制度，因此笔者拟以其为重点剖析对象，从制度和行动两个维度来探讨中国社会保障的运行轨迹。从制度到行动，是一个社会运行和社会治理过程。虽然我们建构了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并不意味着社会保障就如愿了，就能确保社会“共享发展成果”了。我们既要拷问这个制度是否合理，又要分析制度是否落到行动上。
《社会保险法》的颁布和实施，意味着中国社会保险制度正式确立。这个法律从价值、基本原则到缴费、支付、基金运作、监管和惩处等，都对中国社会保险制度作了规定。但是，仔细分析便会发现，这个法律所构筑的社会保险制度仍然存在许多不足，影响到实际运行。
1.一些法律条文过于笼统、抽象，难以操作和实施，或者不利于操作和实施
《社会保险》总则确立的社会保险价值是共享发展成果、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但是，怎样才算是共享发展成果？在多大程度上共享发展成果才能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呢？法律对此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也没有在后面的具体条文中给予科学的规定和解答。又比如，总则规定个人监督单位缴费、社会参与社会保险基金监管，但是，个人怎样才能真正地监督单位缴费呢？社会怎样监管基金呢？社会又是谁呢？社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机制监管呢？抽象的、笼统的规定表现为，执行主体不明确、具体执行过程不清晰、具体标准缺乏等，由此给社会保险运行制造了许多麻烦。当前，对中国社会保险费负担是否太重问题，社会有很多的讨论，这自然牵涉到如何共享发展成果问题。而这是一个在法律上甚至在理论上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企业普遍觉得，现在的社会保险法规定的缴费标准太高，企业负担太重，要求减负；而作为社会保险经费管理者，政府又觉得要维持社会保险经费的可持续性，缴费比例不能太低。目前，中国社会保险费用基本上是由单位或雇主和员工或雇员缴纳，五项保险缴费占据了工资的35%左右，而最近几年工资收入增长快，进一步加大了企业的负担。一些企业为了规避负担，想方设法不跟一些员工签劳动合同，不给他们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不仅损害了社会保险法的权威，更重要的是伤害了员工的社会权利，降低了社会保障制度的价值。2013年国家卫计委对全国流动人口的调查显示，“流动人口各项社会保险的参保人数均不到其人口总量的1/4”，其中养老保险只有22.7%，医疗保险为23.6%，工伤保险达到24.8%，住房公积金为8.7%。[4]我们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数字，比如北京的不少理发店都没有给其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
企业瞒报员工数量和不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按照社会保险费法之规定，政府、社会和个人是有权监督的，而现实是政府的权力尽管是清晰的，政府却没有精力和能力对所有企业实施监督；个人和社会的权力则缺乏实施机制，根本没法对企业进行监督，因为法律没有对此做出具体的规定。目前，“举报、查询”是个人和社会的主要监督手段，员工个人做此事面临许多障碍乃至代价，得不偿失。比如，“举报”得不到回应，员工有可能会被企业解雇，甚至会被以各种理由减扣应得的工资，乃至面临人身报复；“查询”也得不到社保部门的配合和支持。“社会”的形式比较虚，没有相应的载体，也缺乏社会组织帮助员工实施监督的案例。所以，个人和社会监督在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往往流于形式，起不了实质作用。当然，企业不缴纳社会保险费，也与一些临时性、流动性员工对参与社会保险不感兴趣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他们不感兴趣并不等于他们不需要，只是他们发现，自己缴费参加社会保险，如果流动到其他地方，或者回到家乡，他们办理转移接续手续繁琐，部分社会统筹被扣留；于是，选择宁可不参加，不想去面对这些麻烦。
2.技术性问题制约了社会保险制度的良好运行
任何制度都有一整套技术来支撑，没有技术支撑的制度是无法运作起来的。同样，《社会保险法》对社会保险制度做了许多的技术性规定，但是这些规定本身存在技术性问题，反过来影响社会保险制度的运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分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其中，统筹账户是按照单位或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来缴纳的，技术性问题就出现了：职工人数怎么确认？职工工资总额包括哪些项目？工资总额的比例又是如何确立？正如上文指出的，一些企业或单位为了减轻社保负担，就瞒报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因而直接影响到职工的社会保险权益。这种瞒报的背后原因不仅在于没有统计手段，更关键的是缺乏组织技术，也就是说，职工不能独立组织起来参与监督、管理和表达，这就是严重的社会治理问题。所以，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许多中小民营企业尽可能地利用这些技术性问题，降低给职工缴费的比例。同样，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在缴费和养老金待遇上的技术性问题，是绝大多数参保人员选择100元缴费档的主要原因，而且有不少中青年农民头一年缴费让老人享受到基本养老金后第二年就不缴费、不参保了，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农村新型养老保险设计让他们感受不到早缴费、早参保的好处。而且，他们更意识到缴纳100元在收益上是最好的，但是100元档对于养老的作用是非常小的。
当下，不仅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在制度设计上不能激发人们参保，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也存在让参保人员吃亏的问题。有网民揭发城镇职工养老金有若干猫腻，如缴费15年拿不回成本，60%的替代率只是平均数等；推迟离退休年龄，增大对老百姓养老金的剥夺等。而不管揭秘科学与否，不管农民选择社保档次甚至不连续投保的行为是否理性，如果一个制度无法有效调动人们的行动，我们首先需要质疑的就是这个制度。比如，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国家推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旧农保），但是由于采用商业保险模式，激发不起农民参保的积极性。这次新农保增大了国家的投入，比如基本养老金由国家承担，有效地激发起农民的积极性，但是在设计缴费档次和享受水平上仍不能给予农民长期收益的稳定预期，从而降低了他们投保的热情。如果一个社会保障制度不能为人们提供长期的可预期获益和信任，这样的制度就不可能获得人们的支持，就有趋向衰败的危险。
在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下，制度建构是自上而下进行的而不是相反，那么其完善只能是在自下而上的博弈中进行的。与制度产生张力的行动，有助于推动制度的改进和完善，但前提是需要一套有效的社会治理机制：它们能反映和表达对象的需求，向上传递真实的信息和压力，倒逼政府作出合理的调整和改革创新。目前制度与行动的缺陷在于：最了解信息的基层政府没有动力向上传递全面信息，更不能反映民众的需求和不满；广大民众有表达、上传的强大愿望，但缺乏相应的途径。上级决策部门往往在没有强有力的依据，或者说局部依据的前提下，建构所谓合理的政策和制度，其中不免夹带着部门的“私利”，由此出现上级决策部门认为政策和制度非常合理，基层政府一味地去完成任务而缺乏修正的权力和动力，于是政策到了民众那里只能是被动接受或者消极抵抗。
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在农村的实施就是这样一种状况：为了让更多的农村居民参加养老保险，政府将老人享受的基本养老金权利与子女参保行为挂钩，一些中青年农民为了父母享受基本养老金，不得不选择了参保，但是他们对缴费参保能为其未来养老带来好处并不看好，因此他们选择了100元档。基层的社保协官员也认为，这种行为是理性的。还有一些农民由于没有持续缴费的动力，随时断缴的行为经常发生。对于一个制度运行来说，出现这样的一些行为，是很大的威胁，但是基层政府并没有将这些信息及时向上传递，当然，也许它们认为即使反映了，也未必获得重视。而民众更没有机制去反映他们的想法和需求，这就难以有效地促进一项制度的改进和完善。这实际上反映的正是社会治理的缺位问题。
不仅养老保险制度如此，其他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如此。一项保障制度从抽象的原则规定到具体的技术路径设计乃至实施，都会影响到参加者的行为，而参加者的行为一方面是对制度的反思性反映，另一方面也是其利益和需求的体现。由此制度与行为就会出现或多或少的张力，合理的逻辑是社会治理走上了前台。广义地看，在任何国家，社会治理应该贯穿社会保障制度的建构、技术路径的设计和具体实施这样的全过程，从而有可能解决各种失灵和张力问题。正如有学者所强调“普世公共福利的散布和社会民主与劳工运动的兴起之间的相应关系”[5]。尽管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似乎与此关系不大，社会问题的倒逼无疑是不可忽视的，但是被动的、缺乏积极的建构性。
由此可见，只有以社会治理的视角去观照中国的社会保障建设和发展，才可能更好地解释当前中国社会保障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路径，即构建强有力的社会治理机制。
社会治理与社会保障的积极建构
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英国等欧洲福利国家出现反对国家主导福利供给的声浪，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论由此被引入社会福利供给领域，出现分权和为使用者赋权的参与式服务。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法国、英国和德国在福利上将中央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即所谓分权；与此同时，政府也认识到扩大使用者的权利的重要性：“如何确保使用者有发言权，不仅是坐下来开开会而已，而是表达他们的需求，决定哪种水平的服务最符合他们的那些需求，并选定服务应该如何供给，又是由谁来提供？让使用者涉入决策过程、服务供给，甚至设施和服务的管理，所有这些全都需要仔细思量。”[6]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呈现碎片化特点，地方政府有很大的决策权，目前正处于不断向上级政府集中的过程，这里也存在如何分权和集权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国的情况比英国、法国、德国的分权更为复杂，中国的权责更不明晰：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制定和规划上地方政府没有什么权力，都是归于中央；但是，在落实中地方政府要承担职责。由于中国政府层级过多，即使在地方政府之间也存在着权责不明，因此经常出现有权的地方政府不需要承担责任，而没有权的地方政府（主要是基层政府）则要承担责任的现象。结果是，不承担责任而有权的政府，往往不顾具体情况出台与现实不相吻合的政策和制度规定，给无权有责任的地方政府制造了“落实难题”。而为了执行上级政府制定的政策和制度规定，没有权的地方政府往往会采用一切手段去运作，以至于经常损害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比如有的地方政府把社会保险缴费与其他政策捆绑使用，扭曲了自愿参保原则和精神；反过来，参保者也会采用一些手段去规避甚至对抗地方政府。这使得一个本来为民造福的制度，却演变为民众负担、官民摩擦，损害社会互信和秩序。因此，如果说欧洲国家的议题是分权的话，那么中国目前在社会保障建设上面临的主要是责权明晰问题。只有责权明晰的不同级政府，才能更好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去，有效推进中国社会保障发展。
如果说分权、权责明晰旨在厘清不同层级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关系，那么，为使用者赋权的参与式服务则是厘清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在如何处理好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上，中国比欧洲国家更急迫。从社会治理角度去看，中国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上虽然也确认多方责任、社会和个人监督参与等，但是在技术落实上缺乏路径、机制，尤其是缺乏权利和需求表达机制，行政管制色彩浓厚，社会治理几乎缺席。这种状况容易导致共识不够、信任不足、合作缺乏、团结意识差、投机心理强等不利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持续发展的问题；反过来，也说明社会治理已经成为社会保障建设的重大瓶颈。从制度―行动来看，社会治理可以在以下方面进行社会保障建设和实践：
1.在制度改革上引入社会参与、协商讨论（乃至辩论）机制
当前在中国，有两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最具争议、最缺乏社会共识：一项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另一项是延迟退休年龄。这两项改革之所以引发那么大争议，关键在于它们触动了原有的利益格局，特别是作为现有制度受益者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担心改革会使他们失去原有的利益。而延迟退休年龄则引发另外三种担忧：一是国家把养老问题转嫁给民众；二是既得利益者（特别是有权者）利用退休年龄延迟而更长时间地占据岗位，损害其他人的利益；三是增大年轻人就业困难。当然，任何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退休年龄延迟都会引发争议，问题不在于争议，而在于争议解决机制，即让不同意见者有表达、交流和达成妥协的机制。
首先，政府要向社会充分地释放改革意图，增加社会的了解。其次，政府应鼓励社会提出不同的改革方案，让不同方案进行辩论、比较，相互取长补短；媒体、民众皆可通过各种平台参与讨论，使得方案更好地体现民众的想法和需求。再次，经过全社会辩论而形成的改革方案，还需要经由人大进行辩论，以立法形式确立。“各色各样的服务使用团体，让这个议题变成福利辩论中不曾稍歇的焦点。”[7]也就是说，辩论是赋权使用者的重要机制，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涵和表现形式之一。要使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获得更大的社会共识，各种改革方案的比较、辩论以及社会参与等势难避免，如此才可能化解制度与行动之间的张力。这应该成为中国社会治理的新常态，也是中国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2.国家在社会保障制度构建上需要进一步厘清和明确不同层级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责权利关系，解决有权无责、有责无权、有利无权无责、无权无责也无利的问题
目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碎片化是责权利不清的充分体现。由于责权利不清，在社会保障的实际治理过程中产生各种各样摩擦问题，比如农村流动人口在社会保险转移接续中，有关管理部门只想到自己的权力和利益，缺乏相应的责任意识，给转移接续设置了重重难题；而农村流动人口无处申诉，有关责任人和部门又得不到有效的制裁。这反过来大大地降低了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参保的积极性，也降低了他们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信任。中国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制度上“去地方化”、行动上“地方化”。所谓制度上“去地方化”，是指不要以县区、市为社会保障统筹单位，应建立全国性基本社会保障统筹和以省域为补充社会保障统筹的双层制度，从而减少政府责任主体，强化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责任，达成责权清晰、合理匹配。所谓行动上“地方化”，即中央和省级政府将运作权力和责任应委托给县市区，服务下沉到乡镇、街道乃至村社，各种费用由中央和省级政府承担，一部分转移支付，特别针对欠发达地区，中央政府应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另一部分用于向基层政府采用购买服务方式，签订合约，建立相应的监管和责任机制。
3.社会保障建设离不开社会、民众和企业的积极参与和合作
虽然《社会保险法》和其他社会保障政策都将民众、社会组织纳入到治理和运作中，但是正如上文提到的，在实际治理和运行中，社会治理和民众参与缺乏有效的技术路径和机制，现有的企业三方谈判机制和基层社会自治机制，都不能有效地发挥促进社会保障建设的作用。国家需要专门就企业、社会组织和民众参与社会保障建设，开展专题研究，将协商民主辩论、互惠共赢机制引进来，真正为民众赋权，不仅让他们成为社会保障的消费者和使用者，而且让他们参与改进社会保障运行机制，增强社会保障与民众需求的连接。人口流动、社区和村委会行政化、社会组织发育不良、法律不健全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限制了民众参与社会保障建设和发展，不能有效地表达他们的社会保障需求并监督、评估社会保障，使他们成为被动的使用者和消费者。一开始不少人对参加社会保障并不积极，尤其在农村和农民工群体当中，不少人对社会保障依然不信任。因此，在政府社会保障部门与民众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交流机制，并在基层社会构筑社会保障协会，让民众参与协会，以协会的形式实施对社会保障运行（比如缴费、报销等）的有效监督，使他们意识到社会保障确实能实现社会共济、济困解难、共享利益、改善生活质量，才会积极推动社会保障建设和发展。
社会建设制度篇4
关键词:社会工作;社会建设;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4-0027-04
可以从很多方面开展对社会工作与社会建设的研究,本文尝试以社会资本为分析框架,说明社会工作是社会建设的重要支撑,社会建设需要发展社会工作,构建社会工作制度,推进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
一、社会资本的内涵
当代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从布迪厄等人开始,在科尔曼、帕特南、福山和林南等学者的努力下,研究逐步理论化并引起广泛的关注。综述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可以将社会资本的定义按其讨论的层次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定义。在这个层次上,社会资本是个体获取资源的人际关系网络。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真实和虚拟资源的总和。对于个人和团体来说,由于要拥有的持久网络是或多或少被制度化了的相互默认和认可关系,因而它是自然累积而成的。”第二类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定义,强调社会资本的公共产品性质。科尔曼强调社会资本的结构性质和公共产品性质,他认为社会资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有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社会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等。第三类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定义,这类观点与集体行动和公共政策联系起来。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他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这三个层面的分析是根据讨论问题的不同而各有侧重,三者并不排斥,一个分析层面出现必然会带出另一个分析层面。任何给定的问题都需要在三个分析层面上进行分析,以便对作为社会结构主要过程的社会资本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衡量社会资本高低的指标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微观层次看,个人的能力(包括对社会网络的获取和运用能力)、所处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与所需资源的距离及获取途径等都会影响社会成员社会资本的提升。因此,帮助社会成员发展或恢复社会功能,挖掘潜能,会有效提升其社会资本。第二,从中观层次讲,人际关系网络的大小和紧密程度是影响社会资本的重要因素。虽然社会资本不等同于人际关系网络,但对人际关系网络的运用,是提升社会成员社会资本的重要甚至基本的途径。而这种社会网络,不仅包括社会成员所处的初级群体,还包括次级群体(或称正式组织)。第三,宏观层次的社会制度环境和社会结构。一个国家的公民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国家制度以及社会结构,如政府一市场一社会之间的关系等。同时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也会直接影响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能够享受到的民主、公平和自由等重要的社会资本内涵。此外,一个社会的公民道德和价值观念会影响社会资本的积聚,倾向于合作、信任、互助和谐的社会价值体系更有益于提升社会成员乃至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本量。
社会资本对于个人、群体和社会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资源。对于个人而言,其社会资本存量与其地位、收入、荣誉、安全、满足和幸福的获得关系密切,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是人的发展和实现人生目标的重要保证。对于群体而言,社会资本有助于增强群体内成员的合作意识,群体内的成员由于共享相同的规范,容易产生亲和力和凝聚力,从而有利于群体内成员之间的合作与互惠行为。对于社会整体而言,社会资本对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社会资本可以促进和谐稳定的秩序和良好的社会治理,社会资本是保证社会安定团结的“黏合剂”。
社会建设的核心是改善民生,民生问题用社会学术语来说,就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如何从政府、市场和社会获得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来支撑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问题。从个人的角度说,社会成员个人的实际能力有很大的差别,他们获取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因此有多有少。从社会的角度来说,社会的制度性安排存在的某些不合理,也使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在分布上出现不合理的现象。当前的民生问题集中体现为由于个人或社会的原因带来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配置的不合理,或者说是由于社会成员拥有的社会资本的存量不足而导致的民生问题。改善民生的重要方面是通过各种途径使社会成员有比较充足的社会资本,有比较丰富的社会资源和健全的社会支持网络。弱势群体之所以处于弱势,关键在于社会资本的缺乏,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可利用的社会资源的缺失和社会支持网络的断裂。所以加强以民生为本的社会建设需要提升个人、群体及社会的社会资本,建立一个相互关怀的社会。而社会工作在帮助人们连接社会资源,提升个体、群体和社会的社会资本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社会工作在提升社会资本中的作用
社会工作最先起源于西方社会,是在解决工业化与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与社会融合问题的过程中应运而生的。社会工作以助人自助为价值目标,充分肯定个人的至上性和价值的崇高性,强调人和人以及社会的和谐共处的重要性。社会工作帮助其服务对象解决问题、摆脱贫穷、克服困难的过程,既是对遭受不公平待遇的个人、家庭的协助的过程,又是对造成这种不公正后果的社会制度和环境进行调整的过程,社会工作是确保现代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制度安排。
社会建设制度篇5
一、建设“两型”社会与制度创新的关系
（一）问题的缘起
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期以来，对大自然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征服运动，以掠夺的方式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问题不断出现，到上世纪60年代，环境问题逐渐演变成困扰当代人类社会的重大课题之一，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问题和国际社会力图解决的严峻难题。纵观人类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的历史进程，大致经历了末端治理、源头与过程控制以及多元治理相融合等三个战略阶段。目前，人们对造成资源环境问题的根源已经形成了比较一致的认识。
（二）问题的本质
资源环境问题表面上看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副产品，实际上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矛盾冲突的结果，是工业化发展道路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不恰当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技术模式与制度的产物。在工业化发展观指导下，经济增长是人类社会的唯一目标，而环境保护往往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建立在这样一种传统工业化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必然会对环境保护造成不利影响，并反过来强化传统经济增长与技术发展模式对环境的危害，形成“制度锁定”。
（三）制度创新与“两型”社会建设的内在逻辑
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的讲，它们是为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规制”，其目的是对人的行为予以规范和约束，使其按照预定的目标行事。依靠制度创新来推进“两型”社会建设，就是要通过制度建设，来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制度体系、体制和有效运行机制，最终使全社会的所有活动都能体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要求，使全社会能够朝着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方向不受任何外界因素影响有规律地运行发展。只有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原则和理念上升到制度层面以后，才能让人们普遍遵守执行。要建设“两型”社会、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就要对现有的社会制度进行变革，只有首先在全社会进行制度创新，真正建立起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社会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
二、“两型”社会建设制度创新的思路
（一）树立制度创新的坚定信念
制度的根本特点是规范人的行为，其实质是对社会各主体利益关系的调整。制度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制度变迁往往需要面临诸多矛盾，需要付出巨大的变迁成本。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各利益主体之间还存在着许多不一致的地方。因此，在建设“两型”社会中进行制度创新，同样会触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比如说，我们要给企业的生产制定排污的标准，要给企业的产品设绿色标准等等，达不到排污标准的企业就必须关闭，达不到绿色产品标准的商品就不能上市流通，那么，这些企业的利益就必然受到损失。不仅企业的利益受损失，居民就业、政府财政收入等都要受影响。所以，要按照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要求创新制度，必须要有敢于动真碰硬的精神。
（二）找准关键点和突破口
建设“两型”社会是一项涉及众多领域的事业，要建立的体制、机制众多，例如仅在湖南省制定的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中就列举了十项体制机制创新的内容。大量的体制、机制需要创新，在实际工作中从何下手呢？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在有许多矛盾存在的复杂事物中，必然有一个矛盾是对该事物的存在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矛盾，因此，我们在处理该事物的时候一定要首先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抓住了主要矛盾，解决了主要问题，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此，按照建设“两型”社会的要求推进制度创新一定要注意抓住关键，避免不分主次的作法。
（三）以法制建设为核心
在现代社会中，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要实行法治，必须使各项工作都法律化、制度化，尤其是要把社会中最主要、最基本的关系都纳入到法律规范的范围，以国家强制力严格保障执行，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我们要建设“两型”社会，必然要把“两型”的原则和要求都纳入到法律规范的范围，按照“两型”的要求对现有法律制度进行改革创新，建立完备的资源环境法律制度，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建设好“两型”社会。
三、依靠制度创新推进“两型”社会的意义
（一）是“两型”社会建设活动制度化的根本方式
法律具有调整社会关系、协调不同社会利益的重要功能。只有通过法律才能有效地处理“两型”社会建设中各种复杂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关系，才能保障“两型”社会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建设“两型”社会不是短期行为，它需要相对稳定的制度，而法律的稳定性恰恰能够满足政策稳定的基本要求。法律是使“两型”社会建设活动制度化的根本方式，如果没有协调各级政府部门、各行各业和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法律机制，要实现“两型”社会的目标是相当困难的。要想使建设“两型”社会的政策、措施和机制稳定下来、坚持下去，最基本的方法是使其法定化、制度化，只有法律的稳定性才能满足政策、措施和机制稳定的基本要求，才能使建设“两型”社会的基本措施和制度不因个别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个别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可以讲，资源环境的法制化是建立和形成“两型”社会各种制度的前提和基础，如果不建立和完善资源环境的法律制度，“两型”社会建设的制度创新不可能达到预期目标。
（二）是建设“两型”社会的有效途径
目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建设“两型”社会涉及众多的行政区域和部门，各地区、各种利益集团和各单位的利益相当复杂。要使“两型”社会建设可持续发展，必须找到一条有效的实施途径，这种途径就是建设“两型”社会的法治秩序。法治秩序是最公正、民主和最有权威的社会秩序，只有法律才能有效调整好各种利益、利害关系。同时，我国建设“两型”社会是党和国家有计划发起、政府起主导作用的有组织的活动，而实施政府行为的最佳手段是制定和贯彻法律，因为在一个法治国家政府行为只能来自法律的授权，即只有法律才能规范政府行为，政府只有依法建设“两型”社会才具有权威和效率。
（三）对建设“两型”社会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建设“两型”社会必须是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活动，要使这种活动有组织、有计划、有秩序、有效率，必须有一种普遍适用的、有约束力的工具对人的活动进行指引或引导，而法律就是具有这种引导、指引作用的最好工具。通过立法和执法，建立健全各种法律制度，可以指引人们向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向前进。由于法律具有规范性、权威性、稳定性和强制性等特点，具有协调功能、综合功能、规范作用和保障作用，一旦将建设“两型”社会的措施和要求上升为法律，就必然成为调整建设“两型社会”的权威规则，并对整个社会产生具有法律效力的影响，引导各类主体朝着有利于立法目标的方向努力，并为他们的行为提供稳定的预期。
（四）对建设“两型”社会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从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看，节能减排工作的推进总是非常艰难，各种环境污染事件总是不断出现，极大地危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社会的稳定。因此，要建设“两型”社会，需要对一些污染、破坏和危害环境的行为予以有效地制止、乃至制裁；而法律则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最有效的强制、制裁手段和措施。法律具有国家强制性，一旦立法中规定了什么行为是必须做的、什么行为是禁止做的、违法行为的后果是什么，这些规定就必须在实践中兑现。因此，法律责任是法的保障功能的最直接体现。通过制定和实施建设“两型”社会的法律，可以有效地制止在“两型”社会建设方面的违法、越权和失职行为，追究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从而有力地保障“两型”社会建设的顺利进行。
四、促进“两型”社会建设制度创新的政策建议
（一）切实执行我国现有的资源环境法律法规
全面认真执行我国现有的资源环境法律法规，是积极探索建设完善的资源环境法制的前提，只有在认真执法的实践中，才能发现现有法律法规制度的不足之处，才能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要做到真正严格执法，作为执法主体的试验区的各级政府一定要提高认识，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两型”社会建设及其环保执法工作。因为，发展与环保之间始终是处于一种辩证的对立统一之中。从我国现实的情况看，现在之所以一些地方在环保方面执法不严，关键是这些地方的领导在对待这些矛盾时，始终是偏向经济发展这一边，始终把“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作为取舍的标准，认为发展经济始终是第一位的。对经济指标看得很重，而认为加强环保方面的严格执法会有碍本地的经济发展。还有的领导认为，发展经济是根本，环境保护也要为发展让路；认为“先上（经济发展）车、后补（环境保护）票”，“先污染后治理”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等。如果这样的认识不尽快转变，不真正统一到建设“两型”社会的重大决策上，要严格环保执法是不可能的。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通过加强执法队伍的教育培训，加强环保执法部门内部管理的改革创新，加大投入切实提高环境执法部门的基础设施条件和解决执法中存在的各种实际问题等措施，从而从根本上提高执法部门的执法能力和水平。通过切实尊重和保护公众参与环保的权利、环境信息公开化、建立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渠道和机制、发展和壮大民间环保组织等措施，真正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参与到环保工作中，从而使环境污染现象无处藏身，环保执法得到广泛支持。通过有效的监督，最终使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得到全面的严格执行，使所有的执法都严格按法律规定的内容、精神和程序执行到位，决不偏离和妥协，真正提高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刚性，提高环境保护部门的权威，提高环境保护机构的执行力，以“铁律”拒污，以“铁腕”治污，以“铁线”保生态。
（二）进一步完善我国资源环境法律法规体系
要注重探索资源环境法律法规的完善问题，通过实践切实找出还有哪些资源环境问题现有的法律法规还没涉及到，需要建立新的法律法规，哪些方面的标准通过实践的检验过宽或过严需要修正，哪些方面还需要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增加资源环境方面的内容来配套完善，哪些方面还要建立相关配套规范性文件等等。尤其是由于我国人口多，地域差异大，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全国性的立法不可能对各方面的问题都做出细致规定，这一点也是使现有法律法规弹性大、刚性不强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作为“两型”社会改革试验区必须首先在这些方面积极探索创新，重视做好与法律相配套的法规、规章的制定工作，做到一法多规、成龙配套、各司其职、协同前进。尤其是要通过这些配套法规规章的制定，使各项法律在紧密结合地方实际的基础上，规范更明确、操作性更强。
（三）加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法制建设创新的组织领导
资源环境法制建设是一项涉及面广、关系到全社会方方面面的重大问题，迫切需要改革试验区所在地的省级人大和政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选拔这方面的高素质人才成立专门的机构来开展这项工作。由省级来具体组织领导这项工作既是加强领导的需要，也是法制建设这项工作的实际要求，更是试验区范围内在法制建设上必须统一标准的必然要求。同时，要充分调动试验区各级部门加强资源环境法制建设的积极性，使整个试验区资源环境法制建设的探索创新工作既有统一的组织和要求，又有各级各个地方的积极参与。
（四）国家必须加大对改革试验区的支持力度
在建设“两型”社会中，怎样处理好发展经济与解决环境污染、资源浪费问题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尤其是作为“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要通过加强法制建设这个有力手段率先一步建设“两型”社会，这就意味着比别的地方要先一步淘汰落后产能和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毫无疑问，与周边地区比较起来，目前在经济上肯定要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国家的支持是非常困难的。而国家支持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在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布局上，优先考虑“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通过国家支持的新兴战略性产业项目在“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布局和发展，既可以较好解决“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先一步淘汰落后产能和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过程中保持较好发展的问题，又可以更好地使“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率先调整产业结构，为“两型”社会的建设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使其更好地起到示范作用。在具体工作中，最根本的是作为“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城市要积极主动地争取。既要在进一步深入把握国家试验改革要求的基础上，不断从本地实际出发，策划符合“两型”产业发展要求的项目，积极争取国家和上级的支持，又要紧紧跟踪国家新兴战略性产业布局发展的动态，充分考虑新布局的项目本地是不是有条件承担，国家有哪些新技术、新工艺获得了突破需要找地方投产，掌握了这些情况就有了争取国家支持的主动权，就能更好地利用“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优势，加快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发展。
社会建设制度篇6
[关键词]反腐倡廉；政治；改革；制度；创新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7.04.135
[中图分类号]D26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4-0-02
社管理创新是指在社会管理上所作出的创新，基础是要求在坚持社会管理概念上有所创新。社会管理创新涉及社会管理的内容和方式，并没有超出社会管理的范围。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重点就是对社会管理的方式、方法进行创新。
1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反腐倡廉制度的构建
以社会管理创新为基础，扩充当前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就应该把教育、预防、监督等制度融入其中，从而实现制度体制的创新以及制度的建立、落实和监督，以提高贯彻落实水平。制度建设要加大预防、教育、监督，不可少其中任何一个环节。
2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在促进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的作用
2.1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
一个国家最大的治理手段就是法律，一个国家想要强大首先就必须按制度办事，从反腐倡廉出发，构建各类制度，并贯彻落实，才能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要保证一个国家的创新活力、和谐、稳定，良好的社会管理是重中之重。一个执政党自身是否具有活力，对于推进社会的进步、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重点主是要加大反腐力度，拓展群众基础。要激发起社会活力，就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落实制度的贯彻执行，扩大教育引导范围，加强责任意识，增强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畅通为民办事渠道，主动了解群众疾苦。另外，还要加强对工作的监督。
2.2增加和谐因素
我国一直以来都高度重视和谐和稳定，把和平和发展当作当今的主题。构建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需求，也是我国富强、人民安康的重要保证。因此，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就能从矛盾源头上治理社会，构建利益的分配、协调和矛盾调解制度，最大限度增加和谐的因素。
2.3减少不和谐因素
大力开展反腐倡廉，进行社会管理创新，最终的目的就是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从而为我国的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尽力减少不和谐因素。
目前，存在的不和谐因素有：第一，腐败行为广泛存在一些行业和领域；第二，党员领导干部腐败行为频发；第三，很多腐败之事涉及的金额大，社会影响也大；第四，有的腐败分子同时多种违纪，在经济上贪婪，在生活上腐败；第五，串案、案中案等明显增加，有的大案涉及上百人；第六，腐败案的类型、作案手段等出现新变化，违法手段越来越复杂化、智能化，在新兴领域的案件以及利用高新技术手段作案均有增加。而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有利于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社会管理创新。
3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的关系
3.1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制度保障
我国当前制定的反腐倡廉制度，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管理的创新，而这些制度的落实、执行需要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转变自己的工作作风，从而使法律更加严明、监督更加到位。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为社会管理的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纪律保证。例如：XX市开展的“双百”工程，各县的党员组织成小组，深入到农村、企业，了解基层的要求，解决实际困难问题。自活动开展以来，先后举办了调研座谈会、协调会，接待群众来访100次，解决了河道治理、道路建设、村庄环境整治等实际问题300多个。
3.2社会管理创新让反腐倡廉制度更加深入
创新社会管理，能够极大地激发社会的活力，减少社会不和谐的因素，营造和谐氛围，其最根本的作用就是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群众利益的核心问题。腐败现象的发生，同我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相悖的，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和稳定。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广泛纠正不正之风，严厉打击腐败行为，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需求。与此同时，还可以发现，不正之风和党员干部腐败问题产生的领域范围非常广，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发生，加大、创新社会管理是治理腐败、纠正不正之风的有效方式。因此，国家纪检部门应该立足大局，正确认识反腐倡廉工作和社会管理创新之间的关系。
3.3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加强社会管理
社会管理的本质就是实现人的管理，这个包含了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因此，社会管理要求国家纪检部门在服务、推动社会管理创新中坚持以人为本和为人民服务，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当前，社会管理面临各种新情况和突出重点、难点问题，工作核心集中在人民群众最关心以及最突出的现实问题上。
第一，加强监督，确保国家制度、政策、法规的有效落实。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对党中央关于深入推进社会科学发展和经济发展等重大决策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并据此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为深入、快速推进社会的建设发展和解决社会矛盾提供基础保障。国家加强对民生工程建设的监督，制定社会管理政策，要求各级政府、各级部门履行职责、贯彻落实，从而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让其成果可更好服务于人民。
第二，加强教育，强化意识。需要开始明党性、树党风的教育，提高党员服务人民的意识，用高觉悟的党性提升思想。加强学校、单位的社会主义核心观教育，让广大人民也提升廉洁、监督意识，让整个社会都可以“正本清源”。
第三，加强工作。将的举报工作当成重要的群众工作来处理，通过邮件、电话、网络举报等多种方式，让群众的诉求传递可以更畅通。同时，还要开展领导轮流接访、干部下访活动，要将首问责任制做到位，加大的监督力度，加强举报案件的处理工作，以此来化解社会矛盾，真正维护人民的权益。
第四，加强舆论管理，对网络环境进行优化。伴随科技的发展及社会的进步，特别是网络的发展，社会管理迎来了新的挑战。为了适应网络的快速发展，要进一步完善网络举报管理、网络评论员、网络舆情处理机制，加强对反腐倡廉网络舆情的信息收集、处理，对舆情动态要及时跟踪、评估好，加大对网络舆情所反映的案件线索的核查力度。
4结语
社会管理创新的视角下，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应该将监督、教育等各项制度归入反腐倡廉制度的建设体系当中。第一，需要构建反腐倡廉教育的长效制度；第二，需要构建反腐倡廉监督的长效制度；第三，要构建预防依法惩治腐败的长效制度；第四，对于职务犯罪要严格查办、积极预防，促进反腐倡廉制度的构建。并且人们也要看到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主要目标，要以反腐倡廉制度的建设和落实促进不和谐因素的消减以及和谐因素的增加，从而激发社会发展的活力和社会管理的创新。
从上文的论述中，不难看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同社会管理创新之间的关系，即反腐倡廉制度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而社会管理创新可以有效推动反腐倡廉建设的广泛开展。
主要参考文献
[1]包心鉴.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与创新[J].廉政文化研究，2010（1）.
[2]刘占虎.制度反腐、过程防腐与文化倡廉――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探索与思考[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1）.
[3]戴宁华.创新反腐倡廉宣传方式方法的探索[J].廉政文化研究，2012（1）.
社会建设制度篇7
（一）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自然经济社会里，社会成员的生活保障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体现为家庭自我保障，并未形成规范化、法制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市场经济开创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先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机制所形成的优胜劣汰，从客观上要求建立社会保障，为劳动者提供各种帮助，使其获得基本的物质资料，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使劳动力的再生产和合理流动成为可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收入分配机制与竞争机制相联系，必然造成社会成员之间在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均等，社会保障通过运用政府力量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对社会成员的收入进行必要的再分配调节，在一定程度上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从而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同时，市场经济要求社会保障通过增减保障基金的存储规模，平衡社会供求关系，保持投资结构的合理化和保证投资收益，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经济的复苏，平抑经济过冷或过热的现象，促使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因此说，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保障制度被誉为调节市场经济的“蓄水池”，实现社会公平的“调节器”。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殊的国情和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二）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维护社会稳定的要求。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发展和稳定的任务非常繁重。从的情况看，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正稳步推进，生产经营状况逐步好转，但发展不平衡，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依然较多。要实现国有企业的根本改革，必须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转换经营机制，形成公平竞争、公开监督的企业机制，并建立符合国际水平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建立完善而规范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够真正实现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增强活力和竞争力，才能够提高企业和职工的抗风险能力，维护社会稳定，保证改革和发展的深入进行。改革开放20多年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一条基本的经验就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始终把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放在压倒一切的位置。没有稳定，什么事也干不成；没有稳定，改革和发展只能是一句空话，所取得的成就也会丧失；没有稳定，人民群众的利益也难以维护。社会保障制度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网”。国际上各个国家都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看作是经济体制正常运转的重要配套制度，作为治国安邦的一项基本手段。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应对“入世”的挑战，把我国建设成文明、民主、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必须尽快建立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
（三）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实践“三个代表”的必然要求。“三个代表”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我们党根本宗旨的体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始终把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社会保障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失有所补、弱有所助、安居乐业，是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主要目的。“德高莫过于乐民，行高莫过于惠民”。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也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人时时刻刻代表人民群众、贯彻和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当前，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我国社会各种不利群体、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相继出现，依赖于社会保护的对象日益增多，而且呈不断扩大趋势。无论是立足当前，还是着眼长远，要真正体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切实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必须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
党和政府一贯重视广大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和社会保障。早在50年代初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奠定了我国社会保障的基础。之后，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以与城镇就业相关和国家负责、单位包办、板块结构、封闭运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正逐渐地被责任共担、社会化、多层次化的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所代替。但依然滞后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依然面临着立法滞后、统放不分、资金短缺等方面的问题。在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城乡居民对社会保障制度信心不足，尤其是加入wto以后可能会带来短期失业高峰的背景下，这种局面更显严峻。可以说，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已成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瓶颈”之一。就来讲，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关怀下，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稳步推进各项改革，“两个确保”得到落实，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制度等项改革逐步推进，并十分重视下岗再就业工作，初步建立起符合实际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维护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好局面，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和保障作用。但是，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加之一些历史、自然和现实等方面因素的制约，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工作还不尽完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主要存在着以下主要问题和困难。
（一）社会保障覆盖面不广，保障范围有限。截至年底，全区参加养老保险的职工有44.61万人，约占城镇就业总人口的87%。而中断缴费的职工已占参保总人数的14.9%。企业短期和临时用工漏保现象依然存在；私营企业职工参加养老保险人数少，仅为就业总人数的3%。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参保率为零；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仅在12个市县启动，覆盖人数为28.1万人，覆盖面为60%，且各市县的进展差异较大。特别是生产经营情况不好以及长期停产、半停产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因无力缴费，职工得不到医疗保险，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城镇贫困群体尚未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工伤保险只在5个市县开展，生育保险也仅仅局限于银川市。
（二）社会保障资金严重短缺。随着经济结构调整进程加快，国有企业兼并、破产、重组力度不断加大，下岗职工将逐步向失业保障转轨和并轨，失业人员总量不断增多，加之社会保险费征缴率不高，企业欠费情况比较严重，社会保障基金缺口严重。据有关部门统计，到年底，全区企业累计欠缴养老保险2.46亿元，累计欠缴失业保险费7043万元，养老基金收支缺口1.14亿元，养老保险基金和失业保险基金的支撑能力在逐年下降。
（三）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人们对“铁饭碗”的依赖性还很严重，择业观念陈旧。加之受人口多、资源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就业渠道不宽，就业机制不完善，劳动力市场不成熟，就业岗位相对不足等影响，我区城镇失业人员不断增多。截至年底，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已达3.51万人，而全年平稳出中心（再就业）仅有3199人，只占9.1%。预计“十五”期间，我区城镇失业人员仍将呈上升趋势，特别是今明两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协议期满出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人员比较集中，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更为突出，就业和再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四）社保信息管理层次低，基础管理工作薄弱。各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信息系统建设相对滞后，社保业务管理水平低。只有8个市县建有局域网，大多数市县和行业部门采取单机操作，硬件设备差，软件开发滞后。随着社会保险事业的不断发展，信息数据量急剧增加，手工操作与单机管理模式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以致出现业务管理环节不严密、监控制约机制不健全、处理业务随意性大，职工养老、医疗保险个人帐户记帐和缴费基数核定容易出差错等问题，直接影响全区社会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
（五）社保经办机构管理体制不顺。目前，社会保障经办机构实行条块交叉管理，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和统一管理，人员由各市县任免和管理。特别是实行统筹养老金社会化确保发放以来，有的市县从地方利益出发，以改革分流“减负”为名，迎合企业推卸责任，在政策上随意开口子，自定优惠政策，擅自放宽“病退”等标准，增加了社会保障的负担。
三、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几点建议
党的指出，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并明确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方向和原则。党的全会也把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目前，党和国家关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大政方针已经明确，现在关键就是要结合本地区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一）坚持不懈地抓好“两个确保”。确保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是社会保障工作的前提性、基础性工作，也是当前的首要任务。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各地政府不折不扣地贯彻这一政策和措施，并多次强调，做到“两个确保”就完成了劳动保障工作的99.9%。我们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始终把“两个确保”做为头等大事、第一位的任务来抓紧抓好。今年，国家决定把、辽两省作为全国机械行业兼并破产试点省区。这对我区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结合这次试点工作，已确定在全面完成前两年28户企业兼并破产工作的基础上，今年再争取8户企业列入国家兼并破产计划，使我区国有大中型困难企业破产问题基本解决。这对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具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随着这些企业兼并破产的实施，全区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总量进一步加大，做好兼并破产企业下岗职工的分流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十分重要。我们要加大社保工作力度，切实保证资金到位、政策到位、措施到位，特别是要加大对重点地区、重点企业的监控力度，在巩固现有成绩的基础上，使“两个确保”工作不留死角。
要进一步加大城市低保工作的力度，搞好“三条保障线”的衔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覆盖全体城市居民的最大“安全网”，也是特困行业职工和城市贫困群体的“生命线”，我们要深怀爱民之心，以满腔的热情，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全力以赴地做好这项工作，切实把符合低保条件的城市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保障范围，实现应保尽保。
（二）积极稳妥地开展扩面征费工作。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目前大多数非公有制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还没有纳入养老保险的统筹范围。要制定措施，推进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区级统筹，力争实现“十五”期间城镇各类从业人员全部参加养老保险的目标。要把完善失业制度和扩大失业保险覆盖面做为一项重大的民心工程来抓，有计划、有步骤地完成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过渡的并轨工作。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要继续按照“全面启动、稳步扩面、狠抓管理、完善政策”的基本思路，坚持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机构和药品流通体制“三改并举”的方针，加快全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改革的进度，尽快建立起符合我区实际的新型的医疗保险体系。同时还要进一步扩大工伤、生育保险覆盖面和实施范围，尽快完善生、老、病、伤、残社会保险体系，做到应保尽保。
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关键要改进社会保险费征缴方式，建立稳定、可靠的资金筹措机制，突出社会保险的强制性，严格征缴手段，依法扩充基金来源，建立基金管理机构，堵塞漏洞，提高征缴率，清理回收欠缴的社会保险费和被挤占挪用的基金，特别是要加强对有能力缴费而仍发生欠费的企业的监管力度，做到应收尽收，减少资金流失。同时，要进一步调整财政收支结构，增加地方各级财政对社会保障性支出的比例。进一步拓展思路，积极开辟新的筹资渠道，探索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营的可行方式，努力实现社保基金的收支平衡和保值增值，使社会保障事业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加强社会保障法制建设。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体系，根据《社会保险法》、《劳动合同法》、《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失业保险条例》等国家的法律、法规，及时出台相应的地方配套法规规章。进一步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依法行使国家的监督检查权，加强对社会保险基金征缴、支付的监管。要配合社会保险法规规章的颁布实施，建立起社会保险行政争议处理制度，依法处理违反劳动和社会保险法律法规的行为，保证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要全面、系统、深入地开展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的宣传教育，进一步提高用人单位和广大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法律意识，提高劳动保障部门的依法行政意识和行政水平，推进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
（四）加快社会保障信息网络和基层工作机构建设。积极运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加快政府管理信息化进程，建立统一的、覆盖全区的社会保障技术支持系统，是适应国民经济和信息化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建立和完善我区社会保障体系的迫切需要。要以地市资源数据库和计算机网络建设为重点，全面加快社会保险管理信息网络系统的规划和建设步伐，逐步实现全区社会保险信息联网。要加快建立健全离退休人员、下岗职工和低保人员数据库的技术支持系统，以切实解决社会保障工作中存在的底数不清、数据不实等问题，实现标准化、规范化和现代化管理。
劳动保障工作直接面对人民群众，大量的工作在基层，必须把基层建设搞好。要结合市县机构改革，加强社会保障基层工作机构的建设，理顺经办机构管理体制。同时还要继续重视和加强就业服务、社保经办、职业培训、劳动监察、劳动争议仲裁以及等基层工作机构的建设，在有条件的街道、社区、乡镇，建立工作机构，完善工作制度，做好管理服务工作。
（五）扎扎实实地做好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就业是民生之本。做好就业和再就业工作是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最根本措施，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也是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内容。必须充分重视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坚持用改革的思路、改革的办法、改革的措施来促进就业和再就业。抓好转变就业观念的教育，拓宽就业渠道，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就业机制。要切实将发展经济与扩大就业结合起来，坚持做到经济结构调整与扩大就业相结合，深化改革与扩大就业相结合，城乡经济协调与扩大就业相结合，广开就业门路，为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开辟更多的就业渠道。要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切实解决贫困群体中一部分人的再就业问题。要加大就业解困工程的宣传力度，制定必要的优惠政策，大力扶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社区服务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使之成为安置下岗职工、吸纳城乡剩余劳动力的重要载体。要积极培育、发展和规范劳动力市场，建立和完善劳动力供求信息网络，加强管理和监督，保障下岗职工重新就业后的合法权利。
社会建设制度篇8
［关键词］农民；农村；社会保障；发展
［中图分类号］F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9）01－0038－03
“三农”问题仍然是当前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迈上新台阶的一个根本问题，其解决途径、方式和时机面临严峻的约束条件。取消农业税、免收农村义务教育费、完善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措施，是针对“三农”问题实施的政策举措，减负与稳定是这些措施的核心指导思想。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全面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对于如何看待“三农”问题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本文拟从原因、约束条件和政策选择三个方面对此予以分析。
一、“三农”问题与农村社会保障问题
我国“三农”问题的产生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迫切性源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开放条件下国际经济竞争两个方面的因素，同时也受体制改革的内源性因素的影响。
1．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要素获利能力与农村贫困
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过程是一个伴随着对外开放逐步深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国际化因素的影响。计划经济时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是缺乏活力，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是与农民相关的生产要素的获利能力问题。
中国自1978年底以来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高增长率、高投资率、大量外资流入、进出口贸易快速增长和各行政区划之间对资本和要素的竞争，是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这种持续性的经济增长是与自由竞争的深化、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的有效配置密切相关的。30年高速经济成长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喜人成果，同时，这种增长恰好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思想指导下的全球经济繁荣相契合。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我们选择以市场化和自由竞争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参与财富创造的各种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土地、技术等，在获取收益的能力方面是存在巨大差别的。在中国30年经济增长过程中，从要素禀赋的角度看，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决定了我们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低成本劳动力同时意味着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较低，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是充分竞争的，也意味着“劳动――资本”契约曲线上的福利配置均衡点相对远离资本原点而接近劳动原点，因为劳动的垄断程度低，在财富分配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在资本相对劳动处于强势地位的一般背景下，农村劳动力的获利能力更低，导致“三农”问题日益严重。
其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现代化和市场化是梯度推进的。农村中的大部分人口刚刚甚至还没有被卷入到财富迅速增长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相对缺乏资本，只有部分劳动力加入到了开放的市场化经济循环中，分享到了经济繁荣的成果。以民工形式参与到现代化经济增长中的农村劳动力，不但要自己负担跨区域迁移的巨大成本，甚至户籍制度和城市准入加大了这种成本。
其二，资本的强势不但表现在对缺乏组织的单个劳动力个体方面，而且相对于劳动力，资本可以选择落户的区域，其流入流出的相对成本更低。各行政区域竞争资本的GDp优先政策强化了资本的这种优势，为了竞争稀缺的资本，地方政府倾向于保护资本的利益，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制度环境建设都是资本导向的，这更增强了资本相对劳动的获利能力。
其三，在原有的户籍制度下，劳动力属于非完全流动生产要素，拥有使用权的土地作为农民生存的最后保障不可以转让，农民除了劳动力之外没有其他要素可以参与现代化经济活动获利。同时，农村集体土地的工业用途、商品住宅用途、经济开发用途和基础设施建设用途的征用，存在广泛的违背农民利益的做法，造成农民失去最后保障的风险越来越大。
其四，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农民历来没有把自身的保障寄托在国家或政府身上。建国后形成的社会福利体系也没有覆盖到农村。这样，城乡差距的日益扩大，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或工业区，失地农民逐渐增多，可利用的农业资源的人均占有量的日益减少，导致农村的养老、医疗、生活救济问题日益突出。
2．经济起飞阶段的增长极化效应与城乡差距
中国经济是刚刚步入工业化起飞阶段的经济体。在1949年建国后，为这种工业化经济起飞做了长时间的准备，其中农业部门作出了巨大贡献。根据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和缪尔达尔的累积循环增长极理论，在经济起飞阶段，产业增长极、城市增长极和潜在增长极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力点。我国的非均衡跨越式发展战略正是这一理论的实践。在非均衡跨越式发展的布局中，有限的资源、资本集中于特定区域、特定产业，从而实现发展目标。但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农村地区的资源、资本、人力将流向增长极，造成农村部门发展停滞。我国农村改革以来经济增长的波动和“三农”问题的累积，实质上正是这一发展战略的一个结果。增长极发展和盈利能力饱和之前，缪尔达尔所说的“回流效应”不可能出现，那么，要制止农村地区相对贫困化，就必须从公共政策入手。
当前农村地区出现的资本短缺，青壮年劳动力短缺，教育、医疗、救助等可持续发展资源不足，是东南沿海地区和发达城市增长极化现象的自然结果。如何通过公共政策促使资本和其他资源向农村地区转移，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2005年取消农业税、2007年底新《劳动法》的出台以及人民币升值对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企业成本的提升等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极化”地区的产业转移和对资本、劳动力类型的重新选择，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一些产业链条向农村延伸，从而把更多的农村经济资源和农业人口卷入经济现代化的进程。
3．特殊行政体制下的资源配置与增值财富分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动力就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财政分灶吃饭改革和税收体制改革以来，吸引资本和经济资源流入，做大GDp，成为地方政府一切工作的重心。搞好投资环境，加大招商引资，成为各级政府的头等大事。因为，这样做一方面利于地方财政开源，另一方面满足官员政绩考核的GDp要求。这也是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历来以“防止过热”为政策主线的重要原因。
而以招商引资为目的的投资环境建设，包括物质和非物质环境两个方面。在非物质环境方面，除了一般性的保护产权的法制体系外，就是建立一套对资本有利的包括投资优惠、低环保标准、低劳动保护标准、增值分配等在内的向资本倾斜的制度体系。物质环境主要是有利于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就非物质环境而言，向资本倾斜，从公权的角度进一步降低了劳动者在分配领域的博弈能力，特别是降低了农民工与资本所有者的谈判能力，血汗工厂、拖欠民工工资等现象的出现，正是这种制度安排的产物。其中，受到伤害最大的正是以农民工形式存在的农村劳动力。而向资本倾斜的投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往往是通过公共财政，但投资形成的公共基础设施的受益方往往不可能是农村和农民。然而，通过农业生产资料涨价机制、资本利得税机制，农民在这些财政资源的形成中是作出了贡献的。
同时，从社会稳定和管理效率出发长期实行的户籍管制和迁移限制，也加大了农村劳动力作为劳动要素跨区域流动的成本。目前，如果完全取消户籍管制和迁移限制，那些公共产品资源丰富的地区将受到巨大的来自贫困地区的人口迁入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将要求中央财政在地区公共产品的均衡供给方面进行干预。
4．“效率与公平”二难目标中的优先选择与公共物品配置
在近30年来的经济增长中，“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指导方针功不可没。效率优先，鼓励竞争，为中国经济增长增添了动力和活力。应当说，一直以来，渗透着新自由主义精神的政策措施较好地体现了效率优先的要求，但兼顾公平的精神不能说得到了很好贯彻。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各界本身对公平、公正、平等、平均主义的认识存在重大差别，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很多时候，效率和公平本身就是一对两难的矛盾体。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本身就会导致结果的贫富分化，这一问题需要公共政策予以调节。但必须承认，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政策在很多时候既缺少增长的环境关怀，也缺少增长的人文关怀。
经济增长的环境关怀和经济增长的人文关怀是经济个体的社会责任，更是国家的责任，现代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市场无法有效提供的稀缺的公共物品，增加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加大农村部门的公共物品投入，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农村基层政权恰恰因为财政资源的不足和职能定位的偏差，缺乏有效提供诸如医疗、养老、教育、救助等必需的农村公共物品的能力。这也是造成“三农”问题和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突出的原因。
二、农村社会保障作为公共物品的供给及其约束条件
解决“三农”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可行的政策组合，预期将能够兼顾农村稳定、增收和保障等多个政策目标。这里仅从公共物品提供的角度探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约束条件。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一项规模巨大的公共物品供给，涉及到资金筹措、投入机制和管理体制等多个方面。应该说，以农村合作医疗、免费义务教育、特殊困难户的养老与救助为主的保障体系建设在我国已经有一定的积累和基础。我国政府于2002年开始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政府、集体、个人多方筹资，目前正在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10个县（市）进行试点。这项由农民自愿缴纳、集体扶持、政府资助的民办公助的合作医疗制度，按照有关部门的安排，2006年，全国试点县（市、区）数量达到全国县（市、区）总数的40％左右；2007年扩大到60％左右；2008年在全国基本推行；2010年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基本覆盖农村居民的目标。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始于1986年制定的“七五计划”中关于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要求。经过20年的不断努力，农村养老保险取得了很大成绩。到2005年底，全国已有31个省（区、市）的1870个县开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5500多万名农民参加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占应参保人数的11％，基金累计达300多亿元，有250多万农民领取了养老金。但由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要不要建立、有没有条件建立、怎样建立这个问题上，长期以来，在认识方面还没有做到完全统一，导致此项制度近年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和救助体系的主要对象是农村特困户。据统计，目前我国有2610万农村人口年人均收入不足668元，4977万农村人口年人均收入不足924元，他们处于绝对贫困线与相对贫困线水平。另外，失地农民的保障措施期待规范完善。近年来，我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导致上亿亩农田或土地被占用。在农民献给城市上亿亩土地过程中，普遍的现象是：“务农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据统计，现有失地农民人数已接近5000万人。这些失地农民仅靠低价的征地补偿维持，已无法保障他们的长远生计。对纯农户来说，失去土地便意味着生活保障的丧失。这方面的情况已经引起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2005年以来，这方面的补救措施在逐步加大。
但已经建立起来的农村社会保障基础仍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层次低、范围小、覆盖面窄；社会化程度低、保障功能差；农村社会保障模式存在弊病；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缺乏法律保障，难以保证保值增值；社会保障管理分散等。出现上述问题的关键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仍面临一系列严峻的约束：
1．一个最大的外部约束是全球化条件下的国家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问题
农民作为一个群体，在全社会经济发展中居于什么地位，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什么，对这些利益如何予以保护，必须提到战略高度予以认识。应该说，30年高速经济增长中，仍然存在牺牲农民利益的做法。比如，在市场开放、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农民利益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
建国以来，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剥夺了农民选择迁移享有城市公共物品的权利，这有历史的原因和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但改革开放后，农民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增长优先、城市优先、工业化优先的自由竞争经济发展逻辑造成的，存在对农民利益的忽视。在加入世贸组织谈判过程中，农业补贴减让幅度超过了普通发展中国家，更别说与欧美国家的农业扶植政策相比。在与东盟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过程中，零关税的主要领域正是农产品。农民仍在为其他社会利益集团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和牺牲。
在政府决策机制中，近些年来对于利益集团的批评不绝于耳，但农民作为最大的利益集团，很少听到他们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听到和看到的都是一些权力机构对农民利益的漠视。经济发展指导思想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的环境关怀和人文关怀，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关键。
2．社会保障投入主体与投入来源约束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受惠对象是广大农民，但农民不应成为保障资金的主要来源。这一点共识正在逐渐形成，但在执行过程中，仍需要认真贯彻。农村基层政权和地方财政在农村社保资金投入上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方面，因为农村地区发展不平衡和一些地区的贫困使得地方财政资源不足，甚至一些地区拖欠教师工资，拖欠基层政府普通工作人员工资的情况仍相当严重。另一方面，基层投入、基层管理的农村社会保障模式难以体现公平、效率的保障目标。
3．农村基层政权的改革与建设制约
在我国目前的行政管理模式下，基层或地方政权的职能定位还缺少公共物品提供的激励。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是地方公共物品供给效率提高的前提。
三、政策思考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三农”问题的出现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既有市场化改革初期经济发展思路的原因，也有经济增长模式的原因，还有行政体制和政策指导思想方面的原因。在当前条件下，要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建立有效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必须采取综合配套措施，除了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化建设之外，需要在以下环节重点关注：
其一，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国家财政支出、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投放，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不断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
其二，通过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保障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稳定完善和加强对农业和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以及加强扶贫开发工作，“四管齐下”解决增收难题。
其三，要稳定和加强对农民和农业的直接补贴政策，完善国家对农业和农民的支持保护体系。对农民实行的“三减免、三补贴”和退耕还林补贴等政策，深受欢迎，效果明显，要继续坚持和强化。
其四，加快农村基层政权的改革，健全村民自治机制，进一步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议事制度，让农民群众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
其五，要切实转变乡镇政府职能，精简机构和人员，5年内乡镇机构编制只减不增。妥善安置分流人员，确保社会稳定。
其六，要完善对被征地农民的合理补偿机制，加强对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培训，拓宽就业安置渠道，健全对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
参考文献：
［1］温铁军．三农问题与世纪反思［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2］陆学艺．三农新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荣兆梓，吴春梅．中国三农问题［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4］钱正武．农民工面临的困境及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J］．新观察，2005，（12）．
［5］张爱民．浅谈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制建设［J］．新疆社会论坛，2005，（4）．
［6］张启良等．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思路探讨［i］．中国统计信息网，2006－6－7．
［7］叶宝德等．七省14个项目县合作医疗改革的基本模式［J］．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1996，（12）．
［8］苏瑞翩．落实科学发展观稳步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建设［i］．人民网，2005－3－16．
［9］张淑荣，刘洁．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农业经济，2007，（1）．
［10］罗晓容．论建立建全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J］．山区开发，1999，（11）．
［11］白帆．论建立银行存款保障制度［J］．农金纵横，1992，（4）．
社会建设制度篇9
完善所有制结构，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形成激发活力、促进稳定的财产关系
合理的所有制结构和适当的产权制度，既是社会活力的源泉，又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从所有制结构的角度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不仅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层次性、阶段性要求，也有利于它们之间的相互竞争以及在竞争中实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有利于它们之间的优势互补和风险分担。从产权制度的角度看，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有利于增强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创业、创新和劳动的积极性，促进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有利于稳定投资预期，规范生产经营行为，形成良好的市场秩序和稳定的社会环境。
进一步完善所有制结构。首先，继续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其次，继续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应使非公有制企业享有与其他企业同等的投资机会、行政服务、市场环境和权益保障。引导个体私营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实现产权结构、治理架构和管理方式的科学化、规范化。第三，改善国有企业股本结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和产权多元化，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当前，推动产权制度建设需要特别注重两个方面：一是结合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明确国有资产的产权主体，建立严格的可追究的责任制度。授权国有资产的专门管理机构行使出资人或所有者职能，通过人格化的代表进入企业依法依规管理企业重大事务。进入企业的国有资本的人格化代表应通过市场公开招聘，并相应建立起对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及其责任人、对企业国有资本人格化代表的考核与奖惩制度。二是健全产权保护法规，切实维护各类财产的合法权益和平等发展权利。
完善经济调节体系，健全公共服务制度，形成促进和谐、确保稳定的社会管理体制
良好的社会管理体制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基本保障。建立健全社会管理体制，应把握完善经济调节体系和健全公共
服务制度这两个重要环节。
完善经济调节体系。经济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和主要构成部分。维护经济稳定，有赖于形成科学有效的经济调节体系。从经济调节的内容上看，其重点是有效调节总量和结构，有效梳理社会成员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简言之，一是调节生产，一是调节分配。把生产调节与分配调节结合起来考虑，当前应着力做好这样几项重要工作：第一，立足于城乡互动和体制创新，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第二，实施有重点、有区别、有倾斜的区域发展政策，推动形成各区域分工合理、优势互补的产业结构和可持续发展的机制，逐渐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动各地区共同发展。第三，着力自主创新，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四，加快劳动就业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合理兼顾各方面的经济利益。从经济调节的方式上看，首先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在实施经济调节时，应遵循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则，切实把握好调节的时机、力度，注重从实际出发，区别对待。其次需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既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实施有力的宏观调控；又赋予地方必要的调节权力，满足地方的实际需要，增强经济的活力与效率。
健全公共服务制度。健全的公共服务制度是社会稳定的催化剂和社会危机的化解剂。由于政府是经济社会管理的主体，健全公共服务制度的实质就是健全政府公共服务制度。其主要内容是：第一，改进行政管理方式，着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最大限度地缩小政府审批范围，不断改善审批方式，同时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审批权力与责任挂钩、与利益脱钩，努力增加公共服务供给。第二，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调整财政收支结构，把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并加大公共资源向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贫困地区倾斜的力度。第三，完善政策环境，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在联系政府、服务企业与社会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各级政府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改善管理方式，着力解决社会服务组织总体数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和行政色彩浓厚等问题，促进社会组织规范发展并充分发挥积极作用。
完善法律制度，健全司法机制，形成维护公平、保障正义的法治环境
建设和谐社会，维护公平正义，必须完善法律制度，健全司法机制，其着眼点在于公正立法、公正执法。
公正立法。公正立法是维护公平、保障正义的基础，也是公正执法的基础。实现公正立法，应把握以下几个重要方面：第一，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把握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并将这些规定与要求体现在立法过程和法律条文中。第二，完善立法的主体。这不仅要求拥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必须是能公正反映全体人民利益的机构，而且要求实际担任法律法规文本起草的机构和人员是能够站在公正立场上的非利害关系者。第三，优化立法的角度。一个基本的立法原则应当是，促使政府慎重而公正地行使权力，鼓励社会各方面充分发挥活力。因此，要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对政府部门约束较为松懈的状况，使关于政府部门的立法角度从“禁止性”转向“允许性”：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只能做法律法规允许的事项。同时，使关于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立法角度从“允许性”转向“禁止性”：只要法律法规没有禁止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都可以涉足。
公正执法。公正执法是维护法律权威的关键，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具体体现。实现公正执法，要在规范行为和完善体制两方面下功夫。当前执法中存在的漠视普通民众法律诉求、权大于法、尺度不一、等种种不良行为，严重影响了司法制度的公正性和权威性，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必须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真正做到任何公民都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必须加强对领导者、执法者守法执法情况的监督，建立健全对相关人员和机构的监督制约机制。司法体制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是影响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重要因素。必须完善诉讼制度、检察监督制度，推进监狱体制、劳动教养制度等改革；完善司法便民工作制度，加强对普通民众的司法援助；推进司法民主，强化人民群众对司法活动的参与和监督。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矛盾调处机制，形成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风险应对系统
人类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要义在于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及时有效地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提高社会和谐程度。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是社会成员应对风险的基本手段，是防止社会动荡的有效屏障，是顺利推进改革发展的重要条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应着眼于综合运用多种手段维护全体社会成员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在注重保障水平合理适度的同时，下力气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实现家庭保障、亲属互济保障等传统保障形式与现代保障制度的有机结合，构建多层次的社会保障系统。二是实现保障制度建设与其他相关制度建设的有机结合，努力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如千方百计改善就业环境、实行最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建立社会保险基金灵活划转制度、建立失业保险与促进就业的联动机制等。
社会建设制度篇10
[关键词]社会救助制度建设农村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6-0027-02
农村社会救助体系的建立必须立足于满足农民基本生活需求的现实基础上，让农民生有所靠、老有所依、病有所医，所以应该先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五保制度、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和自然灾害救助制度为主来构成我国农村社会救助体系。
鉴于历史与制度的原因，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基本框架、制度建设、法律规制等方面还有很多亟需完善之处。本文着眼于分析当前农村救助面临的问题，从社会学的基本理念出发，以期对我国农村社会救助社会工作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有所裨益，能对实践有些许参考。
一、先行农村社会救助面临的问题
（一）制度设计不健全，救助工作随意性大
由于贫困和救济标准不完善，社会救助工作没有一个标准的制度。一方面是没有明确谁是救助的对象，就是光凭一个感觉去判断，另一方面就是国家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救助的对象够不够根本就达不到满足。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根本无法维持救助对象的基本生活，尤其是那些老弱病残人群，他们的生活更是难上加难。正是因为没有相关的规范程序，这种救助实施也没有强大的制度力，尤其是在对申请资格审查上，各地就是主要看村民小组交上来的报告，但是村民小组的推荐完全是由他们自己控制的，对于救助对象往往得不到详细的准确信息，因而造成缺失与遗漏。另一个方面这种资金的到位情况会随之减少，也没有一个完整的救助制度去实施。
（二）资金保障难，救助水准低
有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存在着资金严重不足，筹资的方式也比较乱，这样的县级财政会有很大的压力。税费改革以后，乡镇统筹取消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大大降低，这种资金问题更加突出了。在救助过程中，存在一种这样的矛盾现象，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地方财政比较强一些，但是这些地区需要救助的对象也不多，反而那种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呢，地方财政也比较吃紧，救助资金的到位也是十分困难，但是这种地方救助的对象还特别多，这种问题最后无法得到根本解决。慢慢地，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三）组织管理体系不到位，影响救助制度的贯彻落实
自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由民政部门移交给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以来，受管理体制改革、中央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变动的影响，农村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的管理方面出现了一些混乱。主要表现在多头管理、政出多门。从管理机构上看，部分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农村职工的社会保障统筹归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管理；医疗保障归卫生部门和乡村劳动者所在地一位或乡村集体共同管理；农村养老、“五保”供养、最低生活保障和优抚救济等归民政部门管理。由于部门所处地位和利益关系不同，导致在社会保障的管理和决策上经常发生矛盾，出现相互扯皮、办事效率低下的状况。
二、农村社会救助困境的原因分析
（一）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我国农村地区，政府财政收入不足，无法对社会救助投入足够的资金，导致救助水平较低，报销水平低下，不能满足救助需求，部分农村居民没有享受到救助，也导致了救助不公平等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由于资金不足，导致从事社会救助事业的人员工资低、待遇差、工作环境差，特别是基层救助机构，工作量大，收入还不如外出打工，这些导致工作人员缺失，工作不够上心，影响农村社会救助建设。
（二）政府及社会对农村社会救助社会工作的重视不够
目前有些农村虽然建立了一系列社会救助项目，但没有专业社会工作者参与，救助水平低下，管理混乱，人情保、关系保普遍存在，使真正急需社会救助的群体得不到及时的救助。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没能跟上步伐，几乎没有专业、专职的社会工作人才，农村社会救助机制不完善、管理制度落后，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出各级政府未能充分重视社会救助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目前亟待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救助社会工作的体制，使农村社会救助运行正常、有序。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也没有重视农村社会救助的重要性，导致人们对农村社会救助的支持不够，具体表现在社会捐助不足、农村社会救助公益组织不足，完全依靠政府财政投入等方面。
（三）农民思想保守
在广大的农村，受封建保守、自给自足思想影响，依然保持着多子多福、邻里互助的观念，遇到养老这些问题都是自我解决，还有不少农村老年人不愿意进入敬老院，害怕“丢面子”，小病一般不愿跑远路去正规医院治疗，这些都阻碍了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年青劳动力都进城打工，留守的大多是年老的居民以及儿童，而老年人负责带孩子，导致很多老年人都放弃了社会救助的机会。
三、完善农村社会救助的对策
结合目前我国农村发展的现状，并借鉴国外成功的农村社会救助经验以及国内发达城市农村社会救助好的做法，笔者对以上现状针对性地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一）理顺救助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发挥社会工作者的优势
理顺救助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首要任务就是将农村救助工作领导体制进行创新改革和治理，各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成员要转变救助理念，针对农村救助薄弱环节建立专门的农村救助社会工作管理机构，积极鼓励社会工作机构参与，引进专业、专职的社会工作者，拟定救助实施目标。
山东青岛鑫义社会协会就开始了大胆尝试――社工进农村。鑫义社会工作者面对的服务对象是社会中权能最弱的人群，这群人所拥有的资源与调动资源的能力也是最低的。鑫义社会工作者作为支持者与使能者，整合各种资源，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优势，不仅为被救助群体提供物质帮扶，还用优势的视角看待被救助者，从精神上激发被救助群体内在的潜力和可能性，使被救助对象增强权能，以此对抗外在环境和优势群体的压迫，让被救助者在创伤、痛苦和困境中寻找希望，并将希望转化为行动，最终让被救助者走出困境，达到自食其力之目的。
（二）完善救助审核机制和报销程序
在完善救助审核机制和报销程序方面，一是要规范农村社会救助准入机制和运行机制，对救助对象按照不同标准进行合理分类。首先，要确定救助对象“身份”的真假。村委会承担的任务就是下基层、户到户、面对面地实地调耍然后民主小组对调查结果讨论并交由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县民政局、审计局层层把关、层层监督，防止关系保户、骗保户的发生，避免错保户和漏保户得不到救助，确保需要救济的人能够真正得到救济，进一步严格管理低保申请工作程序，无论是谁申请都要严格按照程序和标准审核管理，首先申请人初次申请，再由上级民政部门实施二次调查，使申请、管理、监督三步到位。第二，加强救助立法监督。再好的目标缺少制度约束都是一张白纸，法律的贯彻实施既能对救助主体约束手中的权力，也能对享受救助人员加以保障，维护他们的利益，使得救助运行程序有法律根据。三是加强救助资源整合管理，完善报销程序。由于目前中国人口流动较大，看病治疗场所不固定，这就需要各市、县（区）构建信息网络系统，完善报销体系建设，简化报销程序，提高报销的比例，让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
（三）整合救助资源，提高补贴和救助标准
首先，整合各相关救助部门的资源。青岛市包括六区四县（市），经济发展水平状况和生活水平还存在一定的差异，各地政府应根据当地财政支出能力制定合理有效的补偿标准，确保救济范围扩大到大多数救助对象，跨过“生命线”的杠杆，实现“温饱线”的要求，并最终建立“成长线”的效果。其次，适时提高救助补贴和救助标准。近几年来，我国Cpi不断攀高，一度超越国际所制定的5%的警戒线，农村居民生活面临不少困难。民政部门应根据农村Cpi与农民基本必需品的实际情况，加大与财务部门和统计部门的合作，根据当地实际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进行测算，提高当地农村居民补贴和救助标准，确保农村低保户能够生活，注重加大对城乡困难群体制定民生政策。例如青岛市政府规定自2014年4月1日起，农村低保标准由当时的每人每年3420元，提高到每人每年4200元。并根据当地发展水平提高五保户救助标准补贴生活。
（四）拓宽救助渠道，建立健全救助资金保障机制
首先政府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和政府补贴力度。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但农村的生活水平仍然较低，国家的税收收入不断增加，这个“蛋糕”虽然做大了，但是吃“蛋糕”的人没有相应增加。这就要求政府加强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理性分配“蛋糕”，这是从根本上解决“内忧外患”情况的唯一途径。其次，政府相关部门要拓宽救济渠道，成立救助组织，规范社会救助人员行为。每个人在灾难面前伸出自己的一双手，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这种集聚救助力量的强大不只是体现中国56个民族的凝聚力，而且是招募救助资金的主要来源。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深化改革，我国贫富差距依然存在，贫困人口数目依然严峻，政府应主导、推动社会力量举办基金会、慈善会、福利会等筹集资金，让这部分福利基金、保障救助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使贫困人群得到救济。
【参考文献】
[1]关信平.论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目标、原则及模式选择[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6）.
[2]马林林.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研究[J].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10（03）.
[3]段禄峰.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基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视角[J].江苏农业科学，2015（12）.
[4]谢勇才，黄万丁，王茂福.失独群体的社会救助制度探析――基于可持续生计视角[J].社会保障研究，2013（01）.
[5]王增文，邓大松.倾向度匹配、救助依赖与瞄准机制――基于社会救助制度实施效应的经验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12（02）.
[6]邹海贵.社会救助制度政府责任的正当性及其限度――基于伦理学视域的分析[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1）.
[7]谢勇才，丁建定.从生存型救助到发展型救助：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困境与完善路径[J].中国软科学，2015（01）.
[8]李迎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社会救助制度的全面转型[J].社会科学研究，20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