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制度的含义篇1
内容摘要：本文试图对学者关于税收信息化定义和内涵的观点进行对比归纳，以助于对税收信息化定义和内涵的理解。税收信息化给税收管理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是目前税收管理方面的研究重点。但迄今为止，对于税收信息化，国内外尚未有统一公认的定义。
关键词：税收信息化定义内涵
一、问题提出
税收信息化作为一种信息化发展过程，给税收管理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我国近年税收信息化发展迅速，目前正处于税收信息化一体化建设的关键阶段。尽管税收信息化是目前税收管理领域的研究重点，国内学者对其研究较多，但众多专著和论文中缺乏专门针对税收信息化定义和内涵的讨论，大多仅仅简单提到税收信息化一词，重点多放在研究税收信息化的目标、不足、改进措施方面。作为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概念，人们对它的认识很不统一，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并且衍生出各种各样的概念。本文试图对学者对税收信息化的定义和内涵的观点进行对比归纳，以助于对税收信息化定义和内涵的理解。
二、税收信息化的几种定义
随着我国税收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深入，人们对税收信息化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征管电算化、税收电子化、税收信息化这样的名称变化体现了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入。与税收信息化相关或类似的学术名词还有信息化税收管理、税务信息化、税收管理信息化，它们之间共同的也是最基本的特征都是信息化，所以这里不多加区分，仅以税收信息化一词涵盖。通过对已有税收信息化的定义和内涵进行对比分析，下文总结出了税收信息化定义的三种类型。
（一）税收信息化是信息技术在税务管理方面的应用
谭荣华认为，信息化是指在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国防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深入开发、广泛利用信息资源，加速现代化的进程。税务信息化沿用信息化的一般概念，可以定义为，是指税务工作各个方面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深入开发、广泛利用税收与经济信息资源，加速税务现代化的过程。谭荣华主编的《税收信息化教程》大篇幅介绍什么是信息化，但并没有关于税收信息化的确切定义。
曾国祥在其主编的《税收管理学》中认为，税收信息化是指通过互联网、内联网和外联网技术，实现税收管理职能的电子化处理，为各级税务机关和纳税人提供税源管理、征收管理和稽查管理服务，为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提供税收信息服务、税收信息咨询和涉税指南服务。
曾飞、葛开珍更强调税务信息化中的信息化特征，他们认为税务信息化最重要的内涵或精髓在于，构建一个“虚拟机关”，即跨越时间、地点和部门的全方位的税务综合信息集合体。这个集合体至少要达到两个目标：使税务机关能够有效地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并将其整合到税收管理中去，实现税收管理的目标；税收信息的公开和可获得性，使全体税务人员能够更容易的获得各个方面的信息，提高税收管理的效率和质量。
李晶同样从信息化的角度对税收信息化进行定义，并对税收信息化特征进行了具体的描述。她认为税收信息化是信息技术在税收领域的应用。真正完善的税收信息化，具有纳税申报、税款缴纳、文书传递、信息反馈、入库催缴、税务稽查、会计统计等税收服务功能，以及意见征询、广告宣传等其他功能，多种信息通过计算机网络最终实现共享和传输汇总。
税务机构是信息化各领域中信息技术的最大应用者之一，税收信息化也是信息化的重要前沿领域。上述定义的共同点在于都是通过信息化这一更广泛的概念范畴，对税收信息化下定义。比较起来，它们属于狭义上的税收信息化定义。这一类型的定义也有不足之处，强调信息技术在税收工作中的应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信息技术条件下，信息化所带来的税收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
（二）信息化是一场税收征管革命
税收信息化不单单是简单的把手工操作移植到计算机上，而是在信息技术支持下的一场税收管理革命，涉及到业务重组、机构重组、不同层次机构事权的重新调整。税收信息化=业务重组+机构重组+信息化。许善达强调税收信息化首先带来的是税收征管的变革。税收信息化从技术上保证了上级部门能及时获得真实完整的基层征管信息，为分解和上收税收执法权提供技术依托。
圩岸认为，税收信息化作为一场税收征管革命，其内涵可概括为“人—机器—人”，主要由两个有机部分组成，先是机器管人，获取详尽、准确、全面的税收信息，不受纳税人、执法者主观意志的影响；其次是人管机器，培养合格的执法者，建立良好的管理制度，最终实现税收管理的信息化。
胡小宁、钟玲认为，税收信息化是利用信息技术对税务机关的内部组织结构和业务运行方式的重组和改造。通过重组和改造，使税收征管体制更加科学、合理、高效，使税收管理从金字塔式的管理向扁平化的结构转变。
上述定义的共同点在于，相比信息技术在税收领域的应用，更加重视信息技术应用所带来的税收机构重组、业务重组，更注重信息化所依法的税收征管制度的创新。
该定义的不足之处在于，仅强调税收征管的改革创新，忽略了税收管理的其他部分。现阶段我国进行税收信息化的主要措施是进行税收信息一体化建设，实现建立“一个网络，一个平台，四个系统”的税收管理信息系统。税收征管系统仅仅是四个系统之一，另外还有税务行政管理应用系统（包含办公自动化、人事管理和行政监察），外部信息管理应用系统（进行外部信息交换和纳税服务）和决策支持管理系统（利用税收信息进行税收分析和决策）三个系统。上述定义在强调税收征管革命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税收行政管理、纳税服务、税收决策等方面。
（三）税收信息化是信息技术支持下税收管理制度的创新
江苏南京市地方税务局课题组认为，税收信息化应定义为，是将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税务管理，深度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提高管理、监控、服务水平，并由此推动税务部门业务重组、流程再造、文化重塑，进而推进税务管理现代化建设的综合过程。
这一定义至少应包含以下内涵：税收信息化是税务管理改革与信息技术运用相互结合和互相促进的过程，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在税务管理中广泛地采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税收信息化是技术创新的过程，同时也是管理创新的过程，将引发管理变革，推动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人文观念、组织模式、管理方式和业务流程；税收信息化的核心在于有效利用信息资源，只有广泛采集和积累信息，迅速流通和加工信息，有效利用和繁衍信息，才能通过信息资源开发提高管理、监控、服务效能；税收信息化以实现税务管理现代化为目标，它既是实现管理现代化的强大推动力，又是管理现代化有机的组成部分，因而税收信息化不仅包括税收征管业务的信息化，还应包括税务行政管理的信息化。
李伟认为，税收信息化的主要内涵在于，建立新形势下的现代化税收管理体系和税收管理制度，完成信息技术和管理科学支持下的征管制度创新、管理模式创新、为纳税人服务创新和经济调控手段创新。
税收信息化涵盖的内容包括：税收信息一体化；重大信息化工程项目运行管理和维护；新增项目和升级项目的总体设计、开发管理、技术维护；数据管理和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为科学决策服务；信息化基础设施的管理、维护、升级；制定整合策略，不断整合出现的新应用系统；建立日常工作制度、管理技术队伍和社会技术资源利用的渠道和机制；技术创新和基于信息化的制度创新的理论探讨和实践。
罗伟平认为，税收信息化是指利用现代信息和网络技术，优化税务管理业务流程，整合、深度开发利用涉税信息资源，以提高税收决策质量、税务工作效率，为纳税人提供优质、高效、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的服务。它主要包括税务机关内部行政管理和征收管理手段电子化、税务机关同外部协作单位之间信息共享、税务机关同纳税人之间双向信息互动三个主要组成部分。
这种定义不但包含了信息技术在税收领域的应用，也包含了在信息技术支持下的税收管理制度创新，属于一种广义上的税收信息化定义。它的内涵在某种程度上与税收管理制度现代化相近。税收管理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经济管理过程，是税收信息化的总目标。税收信息化是税收管理现代化的根本推动力。
三、结论
税收信息化作为信息化发展过程，包含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生产方式，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信息化技术的应用）；二是利用信息技术强化信息采集、处理、传输、存储和信息资源的使用，提高管理、监控、服务的效能（信息化带来的税收征管的变化）；三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使管理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影响和促进人类发展和进步（税收管理制度的创新）。以上三种类型的税收信息化定义，一定程度上也是税收信息化在不同层次的概括。
税收信息化是信息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和政府部门的其他信息化，和居民、企业的信息化密切相关。但迄今为止，国内外尚未对税收信息化做出公认的定义。本文通过对已有的几种税收信息化定义进行对比分析，力图厘清税收信息化的定义和内涵，以有助于对税收信息化的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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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税务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税收信息化研究[m].中国税务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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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江苏省南京市地方税务局课题组.税收信息化的发展目标与实施策略选择[J].税务研究，2002（12）
7.李晶.税收信息化应着重解决的若干问题[J].税务研究，2002（8）
8.钱冠林.税收信息化是中国税收征管的一场革命[J].中国税务，2002（3）
9.许善达.税收信息化是贯彻依法治税从严治队方针的必要条件[J].中国税务，2002（3）
税收制度的含义篇2
人的威严蕴藏在知识之中，因此，人有许多君主的金银无法买到，君主的武力不可征服内在的东西。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政治必修一知识点总结，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欢迎阅读!
政治必修一知识点总结1(第一单元)
一、揭开货币的神秘面纱
1、商品
①含义：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
②基本属性：使用价值(商品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和价值(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2、货币的含义及本质
①含义：从商品中分离出来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所以说货币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②本质：一般等价物
含义：货币具有表现和衡量其他一切商品价值大小的职能
3、货币的基本职能
(1)价值尺度
①含义：指货币作为表现和衡量其他一切商品价值大小的职能。
②价格：用一定数量的货币表示出来的商品价值。价值是价格的基础，决
定价格，价格反映价值。
③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并不需要现实的货币，只需要观念上的货币。
(2)流通手段：
①含义：指货币充当商品交换媒介的职能。
②商品流通：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公式：w-G-w
③需要现实中的货币。
(3)货币的其他三种职能：贮藏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货币的职能。
4、货币流通规律——流通中实际所需要的货币量受货币流通规律支配
①其内容是：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同商品的价格总额成正比，与货币的流通次数成反比
②公式：
5、纸币
①含义：由国家(或某些地区)发行的、强制使用的价值符号(国家能决定纸币的发行量、纸币的面值，但不能决定纸币的购买力或者纸币代表的价值)
②优点：制作成本低，易于保管、携带和运输，避免磨损减少贵金属的无形流失
③限度：发行量要以流通中实际所需要的货币量为限度。过多易导致通货膨胀，过少易导致通货紧缩
6、电子货币：用电子计算机进行贮存、转账、购买、支付的
7、货币的发展：金属货币(金银条块——铸币)——纸币——电子货币
二、信用工具和外汇
1、结算方式
现金结算：用纸币来完成经济往来的收付行为
转账结算：通过银行转账来完成经济往来的收付行为
2、常用的信用工具——信用卡、支票
①信用卡(含义：具有消费、转账结算、存取现金、信用贷款等部分或全部功能的电子支付卡。银行信用卡是商业银行对资信状况良好的客户发行的一种信用凭证。优点：功能多、方便、节省、安全等)
②支票(含义：是活期存款的支付凭证，是出票人委托银行等金融机构见票时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给受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种类：转账支票和现金支票)
3、外汇含义：用外币表示的用于国际间结算的支付手段
4、汇率：又称汇价，是指两种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如果用100单位外币可以兑换成更多的人民币，说明外币的汇率升高，外币升值;
反之，则说明外币汇率跌落，外币贬值)人民币升值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反之，相反。
5、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
①含义：对内保持物价总水平稳定，对外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②意义：对人民生活安定、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对世界金融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影响价格的因素
1、各种因素对商品价格的影响，是通过改变商品的供求关系来实现的。
2、供求影响价格
①供不应求，价格升高——卖方市场(卖方起主导作用，处于有利地位)
②供过于求，价格降低——买方市场(买方起主导作用，处于有利地位)
3、价值决定价格
①价值与价格的关系：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一般情况下，商品价值量与价格成正比)
②商品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对于商品生产者来讲，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则处于不利地位;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则处于有利地位。
③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④商品价值量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成反比。
4、价值规律
①基本内容：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
②表现形式：商品价格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四、价格变动的影响
1、对人民生活的影响：①一般说来，价格上升，购买减少;
价格下降，购买增加。
②价格变动对生活必需品需求量的影响比较小，对高档耐用消费品需求量的影响比较大。
③在替代品中，一种商品价格上升，消费者将减少对该商品的购买，转而消费另一种商品，导致另一种商品的需求量增加;反之，一种商品价格下降，消费者将增加对该商品的购买，导致另一种商品的需求量减少(即替代品的价格变动对双方的影响是反向的)
④在互补品中，一种商品的价格上升，不仅使该商品的需求量减少，也会使另一种商品的需求量减少;反之，一种商品的价格下降，需求量增加，会引起另一种商品的需求量随之增加(即互补品的价格变动对双方的影响是同向的)
2、对生产经营的影响：调节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个别劳动生产率)，生产适销对路的高质量产品。
五、消费及其类型
1、影响消费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主要是居民的收入和物价水平。
其他因素有商品的性能、质量、外观、包装、广告、购买方式、服务态度、家庭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等等。
2、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
①一般说来，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与居民消费成正比——要发展经济，增加居民收入
②居民消费水平不仅取决于当前的收入，而且受未来收入预期的影响——改善收入预期
③社会总体消费水平的高低与人们收入差距的大小有密切联系(一般说来，二者成反比)——缩小收入差距
3、一般说来，物价水平与人们的消费水平成反比——稳定物价
4、消费类型：
①按产品类型分，可分为有形商品消费和劳务消费
②按交易方式分，可分为钱货两清消费、贷款消费和租赁消费
③按消费目的分，可分为生存资料消费(最基本的消费)、发展资料消费和享受资料消费
5、消费结构，反映人们各类消费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
它会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6、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
恩格尔系数减小，表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结构改善。
政治必修一知识点总结2(第二单元)
一、发展生产，满足消费
1、生产决定消费——人类历史就是生产发展的历史，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与发展的基础
①生产决定消费的对象;
②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
③生产决定消费的质量和水平;
④生产为消费创造动力
2、消费反作用于生产，消费的发展促进生产的发展
①消费是生产的目的——产品消费了，生产过程才算最终完成;
②消费对生产的调整和升级具有导向作用;
③消费是生产的动力——一个消费热点的出现，往往能够带动一个产业的出现和发展;
④消费为生产创造出新的劳动力
3、社会再生产过程包括生产(是起决定作用的环节)、分配、交换、消费(是最终的目的和动力)四环节。
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二、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1、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2、公有制经济：
①地位：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
②内容：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混合所有制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
④主体地位的表现：第一，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第二，国有经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
⑤态度：必须毫不动摇的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3、非公有制经济
①内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
②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③态度：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4、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原因：
①适合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多层次的状况
②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③实践证明，它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即：三个有利于)
三、公司的经营
1、企业：
①含义：以营利为目的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向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的经济组织。
②地位：是市场经济的主要参加者，是国民经济的细胞。
③分类：按所有制标准划分，分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以及混合所有制企业。
④组织形式：公司制是现代企业主要的典型的组织形式。
2、公司：
①含义：是依法设立的，全部资本由股东共同出资、并由股份形式构成的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
②形式：特殊形式(国有独资公司)和基本形式(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
③组织机构：决策机构(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处理公司重大经营管理事宜、执行机构(总经理及其助手)——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监督机构(监事会)——进行监督。
④公司制的优点：独立法人地位、有限责任制度、科学的管理结构。
3、公司的经营
①含义及目的(略)
②公司经营成功的因素：
第一、制定正确的经营战略;
第二、要依靠技术进步、科学管理等手段，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
第三、要诚信经营，树立良好的信誉和形象。
4、公司经营管理不善会导致兼并或破产
①企业兼并是指经营管理好、经济效益好的优势企业，兼并相对劣势的企业。其意义是有利于扩大优势企业的规模和实力，把劣势转化为优势;有益于减少失业，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
②企业联合——“强强联合”
③企业破产是指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而又扭亏无望的企业，按法定实施破产结算的经济现象。其意义是有利于强化企业的风险意识，有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
四、新时代的劳动者
就业：
①意义：就业使得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生产出社会所需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使社会生产顺利地运转。劳动者通过就业取得报酬，从而获得生活来源，使社会劳动力能够不断再生产劳动者的就业，有利于其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丰富精神生活，提高精神境界，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②形势：我国的人口总量和劳动力总量都比较大;劳动力素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不完全适应;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就业信息不通畅。
党和政府：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
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努力改善劳动就业和自主创业的环境。
劳动者：树立正确就业观——自主择业观、职业平等观、竞争就业观、多种方式就业观。
③解决途径
3、劳动者的权利：
①维护劳动者权利的意义：保障劳动者主人翁地位的前提;充分调动和发挥劳动者积极性、创造性的保证。
②劳动者权利的内容：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法律规定的其它权利。
③劳动者权利的维护——维权基础：自觉履行劳动义务;维权依据：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维权途径：法律。劳动者要增强自己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时，可以通过投诉、协商、申请调解、申请仲裁、向法院起诉等途径加以维护。
五、储蓄存款和商业银行
1、储蓄存款的含义：是指个人将属于其所有的人民币或者外币存入储蓄机构，储蓄机构开具存折或者存单作为凭证，个人凭存折或者存单可以支取本金和利息，储蓄机构依照规定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活动。
2、储蓄机构：商业银行(吸收存款最多的金融机构)、信用合作社、邮政企业。
3、利息：
①含义：银行因为使用储户存款而支付的报酬，是存款本金的增值部分。是人们从储蓄存款中得到的唯一收益。
②计算公式：利息=本金×利息率×存款期限
③影响因素：本金、利息率水平、存款期限
4、存款储蓄的种类：活期储蓄和定期储蓄
5、商业银行：
①含义：指经营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业务，并以利润为主要经营目标的金融机构。
②组成：我国商业银行以国有独资银行和国家控股银行为主体，是我国金融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③主要业务：存款业务——基础业务、贷款业务——主体业务，是商业银行营利的主要来源、结算业务。
④其它业务：债券买卖和兑付、买卖外汇、保险、提供保管箱业务等。
⑤作用：“纽带”、“依据”、“监管”
六、股票、债券和保险
1、股票——高风险、高收益同在
①含义：股份有限公司在筹集资本时向出资人出具的股份凭证。
②收入：股息和红利收入、股票价格上升带来的差价。
影响股票价格因素：公司经营状况、供求关系、银行利率、大众心理等多种因素。
③意义：搞活资金融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筹措建设资金、促进企业的改革与发展。
④性质：所有权凭证。(股东可参加股东大会、投票表决、参与公司重大决策、收取姑息或分享红利等。
2、债券——稳健的投资
①含义：筹资者给投资者的债务凭证，承诺在一定时期支付约定利息，并到期偿还本金。
②性质：债务证书
③类型：国债、金融债券和企业债券
3、保险——规避风险
①含义：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
②类型：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
③投保原则：公平互利、协商一致、自愿订立
政治必修一知识点总结3(第三单元)
一、分配制度
1、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应于所实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必然要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2、按劳分配为主体
①基本内容和要求(含义)：在公有制经济中，在对社会总产品作了各项必要扣除之后，以劳动者向社会提供的劳动(包括劳动数量和质量)为尺度分配个人消费品，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前提——生产资料公有制
②必然性：
物质基础——生产力发展水平
直接原因——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劳动的性质和特点
③意义：第一、有利于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励劳动者努力学习科学技术，提高劳动技能，从而促进生产的发展;
第二、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分配制度，是对以往几千年不劳而获的剥削制度的根本否定，是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的重要条件，它体现了劳动者共同劳动、平等分配的社会地位。
④地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基本原则;在所有分配方式中占主体地位。
3、按个体劳动者劳动成果分配。
(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在扣除成本和税款后直接归劳动者所有，构成他们的个人收入)个体劳动者的合法收入受国家保护。
4、按生产要素分配
①含义：生产要素所有者凭借对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参与收益分配
②内容：参与收益分配的生产要素主要有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
③意义：
第一、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所有权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的确认，体现国家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对劳动、知识、人才、创造的尊重;
第二、有利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
④原则：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
二、兼顾效率与公平——分配原则
1、含义：
①效率：指经济活动中投入与产出的比率，它表示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效率提高——资源的节约和社会财富的增加。
②公平(收入分配的公平)：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即要求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不要过于悬殊，要求保证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
2、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二者具有一致性。
表现在：效率是公平的物质前提;公平是提高经济效率的保证。
三、财政收入与支出
1、财政就是国家的收入与支出。
由政府提出并经过法定程序审查批准的国家年度基本收支计划是国家预算;上一年度的国家预算执行结果的会计报告是国家决算。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是财政的两个方面。
2、财政收入
①形式：
税收收入——主要来源、利润收入、债务收入和其他收入。
②主要影响因素
经济发展水平(基础性的影响因素)——发展经济(根本途径)
分配政策——制定合理的分配政策
3、财政支出
①含义：国家对集中起来的财政资金进行分配和使用的过程。
②分类(用途)：经济建设支出、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事业支出、行政管理和国防支出、社会保障支出。
4、财政收支关系
①收入>支出，财政盈余
②收入
③收入﹦支出，最理想的状态，但几乎不存在
④财政收支平衡：收入>支出，略有节余;收入
四、财政巨大作用
1、财政是促进社会公平，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保障。
2、国家财政具有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
3、国家具有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作用。
【注意】财政政策的运用
①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手段主要是降低税率和增加财政支出，经济增长缓慢、有效需求不足时，政府可以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②紧缩性财政政策的手段主要是增税和减少财政支出，在经济过热、物价上涨时，政府可以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
五、税收及其种类
1、税收的含义：从本质上看，税收是国家为实现职能，凭借政治权力，依法取得财政收入的基本形式
。
2、税收的基本特征：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税收区别于其他财政收入形式的主要标志。
3、税收的种类
种类：流转税——增值税、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财产税、行为税
4、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特点：高收入者多纳税，低收入者少纳税。
作用：既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又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六、依法纳税
1、依法纳税的必要性
①税收是国家实现职能的物质基础，有国必有税。
②在我国,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具有一致性.国家的兴旺发达、繁荣富强与每个公民息息相关。
③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每个公民在享受国家提供的各项服务的同时，必须履行义务，自觉依法纳税。
2、违反税法的行为：偷税(即逃税)、欠税、抗税、骗税
3、增强“依法纳税”的意识
①必须承担义务——自觉依法诚信纳税
税收制度的含义篇3
一、法律程序的概念和要素
在最一般的意义上，程序是指“事情进行的先后次序”或“按时间先后或依次安排的工作步骤”，[②]如通常说的办事或者工作的顺序、电脑软件的设计程序、机器的操作规程等，就是这种意义上程序的体现。但在法律学中，“程序”（process）一词有其专门的含义，是与“实体”相对称的一个法律形态，指按照一定的方式、步骤、时限和顺序作出法律决定的过程，其普遍形态是：按照某种标准和条件整理争论点，公平地听取各方意见，在使当事人可以理解或认可的情况下作出决定。[③]由于国家一般对制作各种法律决定的程序都在法律中作出了专门的规定，因此这种程序又被称为“法律程序”（legal process）。一般认为现代法律程序包括立法程序、行政程序、司法程序（诉讼程序）、选举程序，以及私法主体之间作出某种决定的程序（例如订立契约要经过要约、承诺两个阶段）。
长期以来，人们对法律程序的研究局限在诉讼程序领域，忽视了非诉讼程序，特别是行政程序的研究。但是20世纪以来，随着“行政国”的兴起，政府行政权力日益膨胀，行政权力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各国在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规范行政权力的正当行使便成为现实的需要。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相继颁布实施了行政程序法典，以期强化政府的科学管理，预防和控制行政权力的滥用，由此各国掀起了三次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浪潮。[④]不仅如此，有学者也呼吁重视民法等私法领域的程序问题，例如不动产的登记程序是发生物权移转效力的必备要件，在因无权和无权处分而订立的合同中，设置权利人的追认程序，为当事人提供了选择机会。[⑤]
无论是体现自然事实过程的自然性程序，还是反映社会活动过程的社会性程序，都包含着某些共同性要素，即：时间和空间。程序发生或存续于一定的时空中，时间的流逝、空间的位移构成了任何一项程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作为社会程序一种的法律程序，除了时空要素外，还具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主体和结果。法律程序是主体参与其中，并且能够满足法律关系主体某种需要的程序，它反映的是主体和程序之间的关系。法律程序关注主体的命运，程序通常以主体的需要得到满足为其正常结局，因此法律程序的终结总会产生一定的程序结果（裁决或决定）。在法律程序中，法律关系主体的活动从来不是盲无目的的，程序的发动和进行都是基于主体一定的目的性追求，故法律程序不会无缘无故地展开，它总是有始有终、有因有果、有特定空间限制的，从而使法律程序表现出相对封闭性。[⑥]
二、税收程序的定义和特征
上述对法律程序要素的探讨，有助于我们准确地理解税收程序的概念。在法律程序的构成要素中，最能反映程序本质的是主体和结果要素，我们可以以此为参照系，对法律程序的含义进行界定。从程序主体的角度来看，法律程序可以视为“人们进行法律行为所遵循或履行的法定的时间或空间上的步骤和方式”。[⑦]从程序结果的角度来看，法律程序“主要体现为按照一定的顺序、方式和步骤作出法律决定的过程。”[⑧]我国行政法学者在对行政程序定义时，也多是从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的角度入手，实际上是属于以主体来界定行政程序。例如，行政程序“就是由行政行为的方式、步骤和时间、顺序构成的行政行为的过程。”[⑨]“行政程序是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时所应当遵循的方式、步骤、时限和顺序。”[⑩]
笔者认为，为了明确税收程序的概念，[11]必须完整地把握法律程序的要素。据此，税收程序的定义应当为：指税收征纳双方主体，实施征纳行为、作出征税决定所遵循的方式、步骤、时限和顺序的相互关系的总和。
首先，税收程序是征纳主体实施征纳行为的运行程序。税收程序的主体是征税机关和纳税人等征纳双方主体，税收行为包括征税机关的征收行为和纳税人的缴纳行为，相应地税收程序也分为征税机关的税收征收程序和纳税人的税款缴纳程序。[12]这是因为，税收程序主要是国家征税权力运行的程序，但并不意味着税收程序仅由征税机关独立操作完成，纳税人等相对一方处于无所作为的状态。在现代法律程序中，崇尚程序主体性原则和参与原则。程序主体性原则要求程序的规划、设计和运作，应当符合程序关系人的主体意愿，赋予程序主体相应的程序参与权及程序选择权，同时还应提升程序主体对程序制度的内容及其运作的依赖度、信服度和接纳度。在税收程序中，基于税收债权的公益性和非对待给付性，征税主体的征税权具有一定的优位性，国家征税权力的运行程序在税收程序中居主导地位，但征税机关与纳税人在税收程序中的法律地位是相等的，都是税收程序关系的主体，在行使权力（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程序义务。因此，我国新修订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在第1条将“规范税收征收和缴纳行为”作为立法宗旨，在正在实行的新征管模式中，将自愿申报纳税作为税收确定程序的主要方式，正是为提升纳税人的主体地位，保障纳税人的基本权利而推行的人性化的纳税方式。所以，征税机关在主动启动和推进税收程序的过程中，应认真实行参与原则，通过提出申请、陈述和申辩意见、参与听证等方式，为吸纳纳税人参加到税收程序中创造机会和条件，使征税机关和纳税人之间产生良性互动关系，富有成效地影响征税决定的制作过程和内容。税收程序也因此在现代社会不仅是征税机关作出征税决定的操作步骤，同时还是以税收相对人的程序权利制约征税权力滥用，保障纳税人基本权利的重要制度。
其次，税收程序是作为过程的税收征纳行为，是税收征纳行为的形式。税法上的征纳行为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征纳行为的实体内容。一般认为税收是公法上的债，税收法律关系的内容是国家向纳税人请求税收这一金钱给付的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13]二是征纳行为的运行形式。即征纳行为运行的方式、步骤、时限等表现形式，例如确定应纳税额、作出更正决定、实施滞纳处分等所经过的程序。但正如事物的内容都离不开形式一样，任何一个征纳行为都是两方面的统一，没有征纳程序，就没有征纳行为。
第三，税收程序的构成要素除了主体（征税机关、纳税人等）和结果（征税决定）要素外，还包括方式、步骤、时限和顺序等时空要素。方式指完成某一征纳行为的方法及行为结果的表现形式，如是采用秘密还是公开的方式作出决定，征税决定是以书面还是口头方式作出等。步骤指完成某一征纳行为所要经历的阶段，税收程序一般由程序的启动、进行和终结三个阶段组成，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就是按照税收征管程序的不同阶段作为立法线索，来架构征管法的程序规定，依次为第二章“税务管理”、第三章“税款征收”、第四章“税务检查”。时限指完成某一征纳行为的期限，如我国税收征管法第52条规定了要求补缴税款的期限，即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以要求其补缴税款。顺序指完成某一征纳行为所必经的步骤间的先后次序，如征税机关在作出征税决定时，必须“先调查取证、后审查裁决”，我国税务机关在采取税收保全措施时，要依次遵循责令限期缴纳税款――责成提供纳税担保――采取税收保全措施――解除税收保全措施或转化为强制执行措施的程序来实施。行为方式、步骤构成了征纳行为的空间表现形式，行为的时限、顺序构成了的征纳行为的时间表现形式，税收程序正是征纳行为空间和时间表现形式的有机结合。
第四，税收程序的运行结果是作出征税决定（在税收立法程序中，其结果是制定税收法律规范）。程序结果是法律程序的最终产品，是程序所指向的特定法律效果。在司法程序中，其最终的审判结果是作出裁判；在税收程序中，不论是税收征收程序还是税收缴纳程序，其程序结果都是针对具体的征税事项由征税机关代表国家作出征税决定，即征税机关为实现税收法律所规定的目标和任务，应纳税人等税收相对人的申请或依职权依法处理涉及特定税收相对人某种权利义务事项的税收具体行政行为。[14]因此，这里征税决定的内容是广义的，不仅指有关税款的核定、更正、退还、滞纳处分等决定，还包括与税收征收有关的纳税人种类的认定、发票等凭证效力的确认、税收检查决定、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的决定等征税行政决定。
第五，税收程序是一种法律程序。税收程序主要是征税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征税权力时所遵循的程序，因此，为了使征税权力的行使能够合法、正当和赋有理性，很多国家都通过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和专门的税收征收程序法，对那些能够对征税权力产生控制功能、有利于保障纳税人权利的重要程序加以规定，使之成为程序主体双方必须遵守的法定程序，任何一方都必须履行法定的程序义务，否则将对其产生不利的法律后果。尤其是现代税收程序法，主要是关于征税机关程序性义务的规定，纳税人遵守程序性规定，实际上是在行使自己享有的知情、参与、听证、申辩、救济等程序性权利，从而不仅有效地影响了课税决定的制作，也维护了自己在程序过程中的人格自治和道德尊严。
在探讨税收程序定义的时候，有必要对税收程序的性质予以说明。根据三权分立理论，法律程序的性质分为三类，即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制定法律规范的程序是立法程序，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解决纠纷的程序是诉讼程序，行政机关代表国家行使行政权力所遵循的是行政程序。如果我们单就征税机关行使征税权力时所遵循的程序来理解税收程序，税收利益只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从纳税人转移到征税机关的单向流动，征纳双方显然是不平等的，具有“权力型法律程序”的特征，税收程序应属于行政程序。但是正如以上所述，纳税人的税收缴纳程序在现代税收程序中的独立价值日益彰显，它与征税机关的征税程序相互联系和交叉，有利于科学地配置程序角色，提高整个税收程序的效率，发挥税收程序的控权、维权功能。而传统意义上的行政程序只是指行政权力的运行程序，不重视也不包括相对人的程序。[15]但如果我们摒弃长期支配我国的“国家分配论”，而是从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的“公需说”和“交换学”出发，在最深层的意义上，国家征税是以人民同意为前提的，人民交税是为了从国家那里得到公共产品，因此，“在税收法律关系中国家与纳税人、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又是平等的”，[16]税收法律关系是“债务关系”，纳税人的缴税行为类似于私法上的清偿债务。在这种意义上，征税权力的运行程序就成为国家经济运行过程中的重要环节，税收征纳关系在性质上就属于“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征税机关应依法代表国家，运用法律手段协调征纳关系，平衡各类主体的利益，[17]从而使税收程序表现出一定的“平权型法律程序”特征。
另外，税收程序在现代社会中具有双层含义。一是技术层面上的税收程序。在任何社会，为了实现组织收入的固有职能，国家征税权力的运行都要通过一定的征纳程序来进行，这种意义上的税收程序，与机器的操作规程、计算机的运行程序一样，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程序特点，是征税机关为了实施税收管理，作出征税决定所遵循方式、步骤、时限和顺序。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和组织协调，来实现征税机关预定的管理目标。换言之，在此层面上的税收程序是实现税收管理目标的手续和工具，体现的是税收程序的技术性、工具性特点，是每一社会形态税收程序所具有的普遍含义。
现代税收程序还具有权力制约层面上的含义。现代国家是“税收国家”，[18]税法是侵权性规范，税收的征收和支出已成为影响个人、企业、国家等各类主体利益的重要因素。为了保障国民的财产权，防止和制约国家征税权的滥用，以人民主权和保障基本人权的宪政原则为理念，构建权力制约层面上的税收程序成为各国税收程序立法的普遍趋势。例如日本《纳税人权利宣言》规定：“纳税者有要求仅按照符合宪法内容和程序对国家及地方自治体负担纳税义务，以及要求国家及地方自治体应仅按照符合宪法目的和程序支出租税的权利。”[19]控权意义上的税收程序以程序正义思想为理论基础，通过建构听证、回避、审裁分离、说明理由、信息获取、权利救济等一系列税收“正当程序”制度，来提高税收征纳过程的正当化水平，保护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实现税收法治。正如美国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道格拉斯指出的：“权利法案中的大多数条款都是关于程序的规定，这并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主要区别。”[20]
三、税收程序的种类
广义上的税收程序在性质、范围、内容、表现形式上呈现出多样性和分散性的特点，有必要对其进行分类研究，以便在更广的维度上认识税收程序。
1.征税程序与纳税程序。
这是根据税收程序主体及其所进行的程序行为来分类。征税程序又叫征税主体程序，是征税机关进行税收征收行为所遵循的程序，纳税程序又叫纳税主体程序，是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从事税款缴纳（扣缴）行为时所遵循的程序。一般来说，征税程序与纳税程序是相互衔接、交叉并存的，这种划分方法有助于我们重视纳税行为程序在现代税收程序中的作用，但从总体上看，征税程序仍居支配和主动地位。
2.内部程序与外部程序。
这是以税收程序适用的范围来分类的，其区别的目的是要认识外部程序的重要性。内部程序是征税机关对内部人事、业务等进行管理的工作程序，例如审批、备案程序等。内部程序仅适用于征税机关系统内部，法律化和法治化程度都较低，其中受到重视的是某些监督程序。[21]外部程序是征税主体实施外部课税行为、并影响纳税人权利义务时所采取的程序，例如税款核定程序、行政处罚程序、强制执行程序等，税收程序主要是指外部程序。内部程序是专制社会税收程序的特征，但随着征税的民主化和法治化，吸收纳税人积极参与到税收征纳活动中来成为税收程序立法的核心，以体现公正、合理的法律精神。
3.抽象税收程序和具体税收程序。
这是以征税行为的抽象性和具体性所作的分类，其划分的法律意义：一是违反不同性质的程序，将导致不同的法律后果；二是违反不同性质的程序，选用不同的法律救济途径。抽象税收程序是进行抽象征税行为所采取的程序，其结果主要是制定出税收规范性文件，由于它不能作为强制执行的依据，因此抽象税收程序违法，一般不会直接对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产生影响，但其程序违法的危害性在范围上远较具体税收程序违法要广。具体税收程序又叫税收执法程序，是进行具体征税行为时所采取的程序。经过具体征税程序所作出的一个征税决定，可以直接作为强制执行的依据。因此，具体征税行为程序违法，对纳税人合法权益产生的影响是直接的，当事人可以通过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来进行救济。
4.强制性程序与任意性程序。
这是以征纳主体遵守税收程序是否具有一定的自由选择权为标准进行的分类，其划分的法律意义在于违反程序的法律后果不同。强制性程序是征纳主体实施征纳行为时没有自主选择余地，必须严格遵守的程序。违反强制性税收程序在司法审查中将导致行为的撤销或重作，例如给予较大数额的罚款时，征税主体必须告知纳税人听证权之后才能作出，否则行政处罚决定无效。任意性程序是征纳主体在实施征纳行为时，可以自由裁量决定或选择采取的程序，例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8条规定：“税务机关调查税务案件时，对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和资料，可以记录、录音、录像、照相和复制。”这里的记录、录音、录像、照相和复制程序就是任意性程序。一般来说，违反任意性程序只有在超出法定的选择范围或选择极不合理的情况下，在司法审查中才会导致相应行为的撤销或重作。
5.税收立法程序、税收征纳程序和税收行政救济程序。
这是根据实施税收行为时形成的法律关系的特点所作的分类。税收立法程序又叫税收创制程序，是指制定税收法律规范的程序，其特点是行为内容的广泛性、行为对象的不确定性和效力的后及性，除一般包括税收法规草案的提出、审议、表决和公布等环节外，还特别强调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因此，听证、公开、合议、专家论证等制度不可或缺。[22]税收征纳程序是征纳主体实施税收征纳行为时所遵循的程序，其特点是行为的日常性、对象的特定性、内容的具体性和方式的多样性，因此，不仅要强调征纳的效率，更要重视对纳税人权利的保障。税收行政救济程序又叫行政复议程序，[23]是纳税主体不服征税机关的征税决定，而依法向有权行政机关请求予以救济的程序，具有准司法程序的特点，因而公正性成为税收行政救济程序的主要要求。
6.普通税收程序和专门税收程序。
这是根据税收程序的范围和适用对象而进行的分类。普通税收程序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具体征纳行为”所适用的程序，第二种含义是指各税种共同适用的税收征纳程序，普通税收程序主要包括有关确定征税标准和税额程序的税收确定程序，有关税收缴纳和征收程序的税收征收程序。专门税收程序也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具体征纳行为”以外的专门税收事项中所适用的程序，如税收计划程序、税收登记管理程序、税收检查程序、税收强制执行程序、税收行政处罚程序、税收行政救济程序等；第二种含义是指某一税种征纳活动中特别适用的程序，例如源泉征收程序一般适用于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在日本，课赋纳税方式只适用于特殊场合的关税、特殊场合的消费税、交易税、地方税等少数税种的征收。[24]
7.管理性税收程序和权力制约性税收程序。
这是根据税收程序的性质和功能所作的分类。管理性税收程序是税收征纳活动的操作规程和时序，是进行税收管理的一种方法，例如税务登记、认定、账薄、发票等税收征纳基础管理程序和计划、统计、票证等发生在税务系统内部行政管理活动所遵循的程序。管理性程序讲究税收行政活动的效率，法律化和法治化程度较低，主要是技术层面的含义，因此简化手续，提高办事效率成为管理性税收程序的基本要求。[25]权力制约性税收程序是规制课税权力运行的程序，例如告知、听证、回避、说明理由、行政救济等程序制度，其目的是要使国家课税权力能够公平、正当地行使，监督和控制行政权力的滥用，保护纳税人的权益。因此，权力制约性税收程序又叫税收正当程序，它对征税机关来说主要是其程序性义务，对纳税人来说成为其程序性的权利。
8.税收征纳程序和税收法制监督程序。这是根据税收程序的对象和性质进行的分类。税收征纳程序是税收征纳双方主体为了确定应纳税额、征缴税款而进行的程序，它是发生在征税主体与纳税人之间的程序。税收法制监督程序是税收法制监督主体在对征税机关、征税人员和其他接受征税机关委托行使征税权的组织和人员是否依法征税进行监督活动时所遵循的程序。在我国，能够产生法律监督效果的税收法制监督主体主要有国家权力机关、国家司法机关、行政监察机关、审计机关等，例如国家权力机关对税收立法等税收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人民法院通过行政诉讼对征税机关的税收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行政监察机关对税务人员遵纪守法行为进行的监督等。税收法制监督程序是对征税机关的外部监督程序，它不同于税务系统内部的监督管理程序，但他们的目的和作用是共同的，即通过对税收执法行为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监督，控制和规范征税机关的执法行为，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税收秩序。
此外，税收程序还可分为国内税收程序和国际税收程序，事前、事中和事后税收程序，税务机关的征税程序和海关、财政机关的征税程序等类型。
四、税收程序与税收诉讼程序的比较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对法律程序的研究局限在诉讼程序领域，因此，有必要对税收程序与税收诉讼程序特别是税收行政诉讼程序的关系、区别和衔接问题进行研究，以澄清一些基本概念。
税收制度的含义篇4
关键词：税收立法；税收法定主义；税法通则；税收实体法
税收立法是指特定国家机关。依据法定职权和程序。运用一定的技术，制定、修改、补充、废止、解释和监督税法的活动。如果没有税收立法。税收执法将失去依据；税收司法也失去标准：税收法律关系将不复存在，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成为空谈；税收作为国家取得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调整宏观经济运行的手段就失去了强有力的、稳定性的保障。
一、税收立法的研究历程概览
(一)税收立法研究的萌芽期(19世纪后半期至1949年)
我国的财政法学、经济法学概念的产生和体系的建立都是19世纪以来西学东渐的结果，和国际比较，我国对税收立法的关注则更晚。19世纪后半期开始。中国对西方国家新式税收制度产生关注，尤其是民国时期。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资产阶级立法体系的建立，税收立法工作也有了相当进展。各种单行税法相继设立。包括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和诉讼法的现代税法体系基本成型。截止1948年底，中国学术界产生了许多或涉及或专门研究税收法律问题的论文，如《财政立法原理》(吴崇毅，1934)、《中国财政问题与立法》(曹国卿，1947)、《租税论》(晏才杰，1922)和《租税论》(周伯棣，1948)等，这些研究成果多涉及税法学基础理论、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和税收诉讼法等。
(二)税收立法研究的起步期(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就非常重视税收立法工作。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第40条规定了财政税收方面的事项；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和《全国各级税务机关暂行组织规程》；1958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农业税条例》，成为建国以后所制定的第一部税收法律。然而由于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将国有企业纳入财政分配体系，税收制度很不完善，税种单一。覆盖面窄，导致我国税收立法研究工作受当时局限并未广泛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研究深度较为薄弱，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三)税收立法研究的发展期(1978至今)
改革开放后，我国税收立法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总体来看，1994年税制改革之后，我国初步形成了税收法律体系框架，由《个人所得税法》等3部法律、《增值税暂行条例》等约30部行政法规、《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等约50多部行政规章等税收规范性文件构成。尽管这一时期我国税收立法工作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和国外发达国家的税收法制程度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二、近期中国税收立法研究进展
1978年以后(尤其是1994年税制改革之后)。学术界对税收立法问题展开了大量的研究，这些成果多集中于税收立法基本理论、税收基本法、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等方面。
(一)税收立法的基本理论：税收法定主义
税收法定主义。也称租税法律主义。对税收法定主义的内涵的挖掘是税收立法研究的理论基础。
1.税收法定主义的起源与实践。税收法定主义的产生与资产阶级民主法治思想密不可分。从1215年英国签署的《大宪章》奠定了税收法定的思想基础开始，到1789年法国通过了《****和公民权利宣言》中的相关规定。经过500多年的发展，税收法定主义思想成为英、美、法等三国非封建的赋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民主法治思想的传播，税收法定主义逐渐为各国所实践。均在宪法性文件中有所体现。如新加坡《宪法》第82条规定“除经法律或根据法律批准者之外，不得由新加坡或为新加坡之用。征收任何国家税和地方税”；比利时《宪法》第110条规定“国家税必须通过立法才能规定”；日本《宪法》第84条规定“新课租税或变更现行租税，必须有法律规定或法律规定的条件为依据”。各国中税收法定主义的实践表明税收由****课征向民主课征的转变。税收法定主义的研究成果。我国学者对税收法定主义概念的认识基本一致，金子宏(1989)指出，“税法课赋和征收必须基于法律的根据进行。换言之，没有法律的根据。国家就不能课赋和征收税收，国民也不得被要求交纳税款。”①刘剑文(1995)认为，“征税必须有法律依据并且依法征税和纳税”②。张守文(1996)认为，“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
皆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征纳主体的权利义务只以法律规定为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减免税收。”刘修文(1999)则提出，“税收法定主义是依法治税。即依法征税和依法纳税。”不论表述方式如何不同，但对税收法定主义概念的界定都是围绕“有税必有法，无法不成税”⑤这一经典表达展开。
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有的学者将其概括为3个原则，即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和程序合法原则：而有的学者则认为税收法定主义重在解决税法中的实体问题。而非程序保障问题，故而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只应包括实体性内容。即课税要素法定、课税要素明确等。由此来看。学术界对于课税要素法定和课税要素明确基本形成共识。而对于税收程序等问题还存在异议。笔者认为，由于税收程序对征纳双方的利益存在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税收法定主义应该包括税收程序的基本面；同时税收程序的实际操作性极强。因此。其中具体问题一般由行政机关通过行政法规来规范。
关于税收法定主义的立宪问题。有些学者认为。当前我国宪法未对税收法定主义作出具体、全面、明确的规定，也有的学者提出，“《宪法》第五十六条既是对公民纳税义务的确认。也是对国家课税权的一种限制。”但是这些观点的分歧都是建立在“宪法中应该体现税收法定主义”同一立场之上，为中国税收立法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为推动税收法定主义在宪法中的明确界定作出积极贡献。
(二)税法通则立法的研究现状
综观理论界对税法通则的研究动态，可以发现学者们对税法通则的内容构成研究较为深入，但对一些内容本身还存在不少争议。
1.税法通则的名称争议。对于这一部税法体系的基础性法律。很多学者对其冠以何名称纷纷献言献策。但目前广泛见于学术着作中的名称有“税收基本法”和“税法通则”两种。如果冠以“税收基本法”的名称，其语义较为通俗明晰。易被大众接受，同时也可以表现出该法的宪法性质。但是有的学者则持否认态度，认为“基本法”是法理上的一种称谓，主要表明其效力上不同于普通法。但是如果命名“税收基本法”则有悖于我国长久以来形成的立法惯例，与已经出台的税收立法不相衔接㈣。
笔者认为。由于“基本法”内涵较广，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如果使用“税收基本法”这一名称。容易造成官方用词混乱。综观我国的法律体系。如果有基本的、主导的规范性法律文件，通常被冠以“通则”用语。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因此，对于税法体系的基础性法律可以《税法通则》作为官方命名。既符合我国的法律习惯。又符合国际惯例，并且精炼明确。税法通则的立法模式选择。国内学者普遍采用比较研究法研究税法通则的立法模式。综观国外税法体系大致可划分为3种模式，即“法典式”，代表国家美国；“税法通则加各种单行税法”。代表国家德国；“分散式”。代表国家中国。目前，我国学术界普遍倾向于选择第二种税法体系模式。对于“税法通则加各种单行税法”又可划分为“发达式”、“较发达式”和“发展式”3种类型。学术界通过综合分析3种类型的利弊。结合国情。一致认为我国应选择“较发达式”的立法模式更为合适。税法通则的内容确定。(1)税法通则的适用范围。争论主要集中于：是否包括关税在内的名称为“税”的所有收入；还是包含实质为税的各种政府收入。如收费、基金等项目。(2)税法通则的原则。有的学者从法学的角度进行阐释。认为税法通则的原则应体现税法的基本原则：然而有的学者从经济学视角进行论述，认为税法通则应遵循税收的基本原则。(3)与其他法律的关系。由于目前税法通则研究还不够成熟、完善，学术界关于如何界定税法通则与其他法律如宪法、行政法、民法、税收行政法之间关系存在较多争议。(4)纳税****利保障问题。税法通则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彰显民主与法制精神，但是对于如何保障纳税****利学术界还未达成共识，但是对于税法通则中规定纳税****利问题，学者普遍倾向于应提供具体且可操作性的权利，而不是简单、抽象的规定。(5)税权问题。一般来看，立法权争论主要集中于是否把税收立法权划分列入税法通则的法律文本中，如果列入。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税收立法权又该如何划分这两个问题。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更多的学者、实务工作者倾向于将税收立法权划分列入税法通则的法律文本。并且对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税收立法权的划分问题，一致认为应赋予地方独立的税收立法权，但需加以规范。税法通则的框架和立法步骤。税法通则的立法框架是其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不仅包含有关定位、效力、价值等抽象的立法思想，还包含税法通则立法模式的选择和所涵盖的内容以及内容的逻辑排列顺序等。一是由国家税务总局组织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基本法》(草案)讨论第六稿(1997)；二是由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托北京大学刘剑文教授牵头起草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基本法(税法通则)》。对比这两份立法框架。可以反映出税法通则研究中的一些趋同与不同：相同之处在于对税法通则的定位上：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侧重于维护税收权力的有效行使，后者侧重于对纳税****利的救济、保护。随着研究的深入，后一种方案也包含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如对税收国际协调与合作问题的探讨。
对于税法通则的立法步骤。学者们认为应分步实施。先全部立法，待时机成熟再将税法通则中最基本内容列入宪法，即先立法后立宪。
(三)税收实体法立法问题研究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以流转税、所得税为主体的税收实体法总体架构。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当前税制逐渐显现其局限性。我国实体法中仅有《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法》是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即我国仅有30％左右的税收收入是依据法律来征收，而占据我国税收收入总量超过40％的增值税以及其他税种都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征收税款。从税收收入占比角度来看，考虑到法律和部门规章的法律效力，可以说我国并未构建起“依法治税”的大框架。因此，对于增值税的立法问题备受学者们关注。
学术界对于增值税立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看法较为一致，目前对我国增值税立法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角度：其一。从法学角度考察增值税立法所应依循的法律理念与法律价值，并就这种理念与价值在“增值税法”中的适当体现给出了答案051；其二，从税制完善角度考察增值税制的立法，主要围绕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展开。
(四)税收程序法立法问题研究
1.税收程序法的概念。借鉴国际研究成果，对税收程序法概念的界定，我国学界多从税法体系角度将税法分为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认为税收程序法是规定税收征管程序及相关主体程序权利义务的法律规范的集合，与税收实体债务法相对称。在税法体系中居于保障地位。《税收征管法》的改革目标。我国税收程序法是指《税收征收管理法》，(简称《征管法》，1992年通过)及其实施细则。尽管之后十几年间对该法律不断进行修订，但这种“管理法”的立法指导思想并未发生太多变化，相对于纳税管理而言，纳税****益保护严重不足。并产生了很多问题。学者们对税收征管法导致的税收问题进行探讨，认为税收征管法应体现纳税****利。成为维护纳税****益的“税收保障法”。税收程序法的其他附属法律。学者们认为，我国税收程序法仅由一个具有通则性质的税收征管法和一些具体的发票管理办法组成。税收程序法过于单调，对于税务法㈣、纳税****利保护法、税务机构组织法等都还没有出台。税收程序法并未形成一个整体框架，无法为税收提供足够的程序保障。
三、中国税收立法研究评述
尽管我国对税收立法问题研究起步较晚，但学术研究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为中国税收立法问题的深入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笔者认为。我国税收立法研究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一)从经济学视角进一步深入探讨税收立法问题
从已有中可以看出，尽管对税收立法方面的研究成果俯拾皆是。但多从法学视角进行探讨，就“立法”而谈“立法”。由于税收和经济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影响经济。因此任何一项税收政策都可能影响经济的发展、社会福利的改变。因此，研究税收立法应该站在更高的视角来看问题。从一项税收政策立法对经济、社会福利的影响来考察税收立法的重要性，而并非单纯的为“立法”而“研究立法”。如果我们单纯从法理学视角去研究税收立法，很可能导致我国的税法体系在法律层面较为完善，然而税法最重要的核心——税收政策的科学性方面有所欠缺，造成税法体系“有名无实”的怪象。依法治税的内涵不仅包含了“有法可依”，更蕴含了“有良法可依”。因此下一步学界应多从经济学视角探讨税收立法的必要性、科学性等。为税收立法工作提供经济理论保障。
(二)加强税收立法问题的定量分析
税收制度的含义篇5
【关键词】财政立宪；基本要素；税收法定原则；预算法定原则
【正文】
财政立宪是在民主、、法治以及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在宪法上确立财政收入法定和财政支出法定原则，并建立相关的保障制度，以确保纳税人及其代表控制国家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制度建设。研究财政立宪必须首先明确财政立宪的基本构成要素，这样，一方面可以为财政立宪确定一个奋斗的目标，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探讨财政立宪的本质特征奠定坚实的基础。财政立宪的基本要素是构成财政立宪的基本要件，这些要件可以从制度、主体和环境三个方面来概括。财政立宪首先是一项制度建设，它由一系列基本的制度和原则所组成；其次，财政立宪体现的是主体之间的关系，它由一系列主体之间的制衡关系所组成；第三，财政立宪是在一定的环境下存在和运作的，它是一个大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财政立宪的基本要素是财政立宪存在与运作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中包括制度性要素、主体性要素和环境性要素。前两者主要体现为内部要素，后者主要体现为外部要素。
一、财政立宪制度性要素
财政立宪在制度上体现为两大核心支柱：税收法定原则和预算法定原则。[1]税收法定原则也称为税收法定主义，基本含义是税收的开征应当通过法律明确规定，没有法律依据不能开征新税。税收作为一种“法定之债”，其是否存在有一些基本的构成要件，这些要件被称为税收要素。因此，税收法定原则也可以表述为税收要素必须而且只能由法律明确规定。[2]从更深层次的含义来讲，税收法定原则就是税收要素必须而且只能由纳税人及其代表来决定，即“无代表，不纳税”。由于现代国家均为税收国家，税收占据了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因此，税收法定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财政收入法定原则。
预算法定原则，基本含义是国家的年度财政收支，特别是财政支出必须由议会（国会，或者其他纳税人代表机关，下同）所通过的预算予以明确规定，没有具有法律效力的预算作为依据，不能进行任何财政支出。预算法定原则的实质在于国家的财政支出应当由纳税人及其代表来决定。虽然预算是对国家的年度财政收入和支出所进行的预先估算，但是，预算本身并不能作为开征新税的依据，也不能决定财政收入的多少，它所控制的主要是财政支出的数量及用途，因此，预算法定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财政支出法定原则。
财政立宪的实质在于在宪法的层面上确立财政法定原则。完整的财政活动包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个部分，[3]因此，财政法定原则可以具体化为财政收入法定原则和财政支出法定原则。现代税收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体现为税收，因此，财政收入法定原则主要体现为税收法定原则，而财政支出法定原则实质就是预算法定原则。因此，税收法定原则和预算法定原则就是财政立宪的两大基本制度要素。
（一）税收法定原则
关于税收法定原则的内容，学界通说一般认为包括三个具体原则：税收要素法定原则、税收要素明确原则以及征税合法性原则。[4]也有学者把第三项原则界定为依法稽征原则，具体含义是基本相当的。[5]本文所论述的基本要素与基本内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基本要素强调最基本的组成元件，基本内容强调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前者强调微观的元素，后者强调宏观的部件。如果把税收法定原则比喻为一个苹果的话，前者强调的是苹果中所含的各种营养元素，如三大营养元素（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矿物质（钙、铁、磷等）和维生素（b1、b2、e、胡萝卜素等）等，而后者强调的是苹果的组成部分，如果皮、果肉、种子等。本文将税收法定原则分解为三大基本要素：性质明确的税收、议会制定的合宪法律以及税收要素确定。
1.性质明确的税收
税收法定原则的第一个要素就是“税收”，这是税收法定原则的出发点和针对的对象。如果不能确定税收的含义和范围，那么，所谓的税收法定原则就是一纸空文。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似乎并没有随着税收法定原则的确立而形成一个明确的税收定义。税收的含义和范围是历史形成的，它更多的是以一种传统和惯例的形式而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而不是以明确的定义的方式而存在的。
就现代各国宪法中所确立的税收法定原则而言，尚没有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税收含义的。但并不等于税收法定原则在各国宪法中是一个空洞的原则，现代各国一般有三种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6]
第一，通过效力层次仅次于宪法的税收基本法来对税收的含义予以界定。如《德国税收通则法》（reichsabgabenordnung）第3条规定：“称租税者，谓公法团体，为收入之目的，对所有该当于规定给付义务之法律构成要件之人，所课征之金钱给付，而非对特定给付之特定相对给付者；收入得为附随目的。”[7]
第二，通过排除的方法来限定税收的范围，即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税收是什么，但明确规定了哪些不属于税收。如《约旦哈西姆王国宪法》第111条规定：“税捐不包括国库根据政府部门为公众提供服务而征收的各种费用，也不包括国有产业上缴国库的收益。”这里通过把行政规费和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排除在税收的范围之外，一方面表明这些财政收入不受税收法定原则的约束，[8]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从反面阐明了税收的一些基本特征，如具有对价性质的负担（如行政规费）不属于税收，依据所有权取得的收入（如国有企业上缴利润）不属于税收。
第三，通过把与税收相类似的财政收入均纳入法定原则之中来确保税收法定原则的实施。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搁置或架空税收法定原则的主要方法是通过征收费或其他财政收入的形式来规避税收法定原则，这些财政收入形式往往仅仅在名称上不同于税收，但实质就是一种税收，但由于其采用了不同于税收的名称，因此，就可以规避税收法定原则的约束。针对这种情况，有些国家的宪法在确定税收法定原则的同时，还相应确定了行政收费和其他财政收入形式法定的原则。这样，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就无法规避税收法定原则的适用了。如《巴林国宪法》第88条规定：“未经法律规定，不得开征任何新税、修改或取消旧税。除非法律有规定，任何人不得全部或部分免除纳税。除非法律有规定者外，不得要求任何人额外纳税、付费或强行摊派。法律规定征收捐税、费用及其他公共基金的规则以及税款、基金支出的程序。”
纵观上述三种方法，可见第三种方法是最实用的，也是最能实现税收法定原则最初的宗旨的。无论国家运用什么方式和名义，只要国家“不支付对价”（或者“无偿”）地“剥夺”人民的“财产”，就应当受到法定原则的约束，无论是税收法定原则还是其他的法定原则。通过法律明确规定税收是什么实际上是无济于事的，[9]正如《德国税收通则法》的规定一样，它无法防止政府以征收非税收的名义开征新税。对于人民而言，无论是征收什么，只要是无偿地从自己手中取走了本来属于自己的财产，就应当受法定原则的约束。
2.议会制定的合宪法律
税收法定原则中的“法”显然是指最高立法机关所通过的狭义的法律，如果把行政机关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也纳入这里的“法”的范畴，那么，税收法定原则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控制政府征税权的功能。[10]
从历史来看，税收法定原则在英国一直就是指议会拥有征税权，而这里的“法”就是专指议会、后来是专指下院所通过的规范性文件。
从各国宪法的现实规定来看，其中所规定的税收法定原则一般也是指狭义的法律，但关于狭义法律的表述方式有所不同，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仅仅指明“法律”，但其法律的具体含义则必须根据宪法上下文以及联系宪法全文的表达方式来确定。如《日本国宪法》第84条规定：“新课租税，或变更现行租税，必须有法律或法律规定的条件为依据。”这里的法律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仅仅从这一条的文字表述中很难得出结论，必须从日本宪法的上下文和整体联系中才能得出结论。通过综合考察日本国宪法有关法律一词的用法及有关条款的规定，可以认为，这里的“法律”指的是由日本国会通过的狭义的法律。[11]大多数规定税收法定原则的国家采用的是这种方式。
第二，通过明确指出立法的主体来界定税收法定原则中“法”的含义，明确了立法主体，显然也就明确了“法”的具体含义。如《瓦努阿图宪法》第23条：“任何税收、税收的变动或公共基金的开支，必须依照或符合议会通过的有关法律。”
第三，间接规定税收法定原则，即通过把开征税收和减免税等税收事项纳入议会或国会的职权范围内来达到税收法定之目的。如《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宪法》第123条规定：“税收确定权属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议会。”
为了防止立法机关背离纳税人利益而通过损害纳税人利益的税法，现代各国宪法对于税收法定原则中的“法”的“品质”还进行了诸多限制，以确保立法机关的立法符合最基本的民主、和法治精神下的公平、正义理念，也就是确保为“良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点限制：
第一，税收立法必须满足公平原则。公平的基本标准是量能课税，如《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第53条规定：“所有人均须根据其纳税能力，负担公共开支。税收制度应按累进税率原则制订。”
第二，税收立法必须满足现代社会税法所应遵循的其他基本原则，包括税收效率原则、社会正义原则、财政需要原则、禁止溯及既往原则和最低生活费不课税原则等。如《秘鲁共和国宪法》第77条规定：“所有人都有缴纳应缴税捐和平均承受法律为支持公共服务事业而规定的负担的义务。”第139条规定：“税捐的设立、修改或取消，免税和其他税收方面好处的给予只能根据专门法律进行。征收税捐须遵循合法、一致、公平、公开、强制、准确和经济的原则。在税收方面不设查抄税，也没有个人特权。”
第三，规定基本税收制度来约束法律。有些国家对具体税收制度的宗旨和原则也作了详细的规定，这可以看作是对税收法定原则中的“法”的严格要求。如《葡萄牙共和国宪法》第107条规定：“一、个人所得税旨在缩小不平等，应在考虑以家庭为单位的需要和收入的基础上，实行完全的累进税率。二、企业主要根据其实际收入纳税。三、遗产税和遗赠税实行累进税率，以利于公民间的平等。四、消费税旨在使消费结构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变化着的需要，对奢侈消费应征收重税。”
第四，对税法有效期的限定。有些国家甚至对“税法”的有效期也作了规定，可以看作是对税收法定原则中的“法”进一步予以限定的特殊形式。如《比利时王国宪法》第111条规定：“国家税须每年投票通过。规定国家税的法律，如不展期，其有效期仅为一年。”
第五，一项法律只准开征一项税收，不准一项法律开征多项税收，即“一税一法”。如《组织澳大利亚联邦法》第55条规定：“除征收关税或消费税的法律外，各种征税法律应限于一种赋税项目。”
3.税收要素确定
税收法定原则并不是指所有税收事项均应由法律予以规定，而只是强调最基本的税收事项应当由法律予以规定。最基本的税收事项就是税收要素。什么是税收要素？各国税收宪法的规定是不同的，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将税收要素笼统地规定为征收税款。如《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第77条规定：“非由议会法令规定或根据议会法令授权，不得为联邦用途而征收捐税。”多数国家采用这一方式。
第二，将税收要素界定为税收的种类、税率、税收优惠等。如《大韩民国宪法》第59条规定：“税收的种类和税率，由法律规定。”
第三，将税收要素界定为开征新税、修改和取消旧税。如《黎巴嫩共和国宪法》第81条规定：“征收捐税只能根据黎巴嫩全国各地都适用的统一法律，在黎巴嫩共和国境内进行。”第82条规定：“非根据法律，不得修改或取消任何税收。”
第四，将税收要素界定为开征新税、修改和取消旧税、减免税和超额纳税。如《科威特国宪法》第134条规定：“非有法律规定，一般不得征收新税，修改或废除旧税。非有法律规定，任何人不得全部免除或部分免除应缴的该项税款。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不得要求任何人支付其他税款、费用或承受其他负担。”
第五，将税收要素界定为实体和程序两个部分。如《巴林国宪法》第88条规定：“未经法律规定，不得开征任何新税、修改或取消旧税。除非法律有规定，任何人不得全部或部分免除纳税。除非法律有规定者外，不得要求任何人额外纳税、付费或强行摊派。法律规定征收捐税、费用及其他公共基金的规则以及税款、基金支出的程序。”
第六，在将基本税收事项予以法定的同时，还授予行政机关一定限度的变更权。如《土耳其共和国宪法》第73条规定：“税、捐、费及其他财政负担的课征、变更或废止均由法律规定。得授权内阁根据法律规定的上限和下限，变更有关税、捐、费和其他财政负担的减免率和例外照顾率。”
第七，在对基本税收事项予以法定的同时，还强调其他金钱给付性负担法定。如《爱沙尼亚宪法》第113条规定：“国税、义务性纳金、关税、强制保险的罚金和支付款项均由法律规定。”
除了对“定”的对象的限制外，还有对“定”的程度的限制，即是否可以授权行政机关通过行政法规来规范税收事项。世界各国对于税收法定原则的表述使用了各种不同的方式，这种不同的方式在某种侧面上反映了其对于税收法定原则“定”的程度的界定。纵观世界各国税收宪法对税收法定原则的表述，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种不同的界定程度：
第一，强调基本税收事项必须由法律予以规定，即规定基本税收事项的载体必须是法律，而不能是其他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这是对税收法定原则最严格的限定。如《巴林国宪法》第88条规定：“未经法律规定，不得开征任何新税、修改或取消旧税。除非法律有规定，任何人不得全部或部分免除纳税。除非法律有规定者外，不得要求任何人额外纳税、付费或强行摊派。法律规定征收捐税、费用及其他公共基金的规则以及税款、基金支出的程序。”多数在宪法中规定税收法定原则的国家采取这种严格的税收法定主义，但宪法没有规定并不表明这些国家的行政机关并不享有任何税收立法权，实际上，由于税收立法的复杂性、技术性和变动性，任何国家的税收立法权都不可能由立法机关独享。
第二，强调基本税收事项必须由法律予以规定，但可以授权最高行政机关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进行有限的税收立法。如《土耳其共和国宪法》第73条规定：“税、捐、费及其他财政负担的课征、变更或废止均由法律规定。得授权内阁根据法律规定的上限和下限，变更有关税、捐、费和其他财政负担的减免率和例外照顾率。”
第三，强调基本税收事项必须由法律予以规定或授权。如《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宪法》（1973年）第77条规定：“非由议会法令规定或根据议会法令授权，不得为联邦用途而征收捐税。”很多国家采用这种方式。
第四，强调基本税收事项必须依据法律或法律规定的条件。如《日本国宪法》第84条规定：“新课租税，或变更现行租税，必须有法律或法律规定的条件为依据。”
第五，明确规定某些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如《希腊共和国宪法》第78条规定：“有关征税对象、税率、减免税和给予补贴，均须立法权力机关规定，不得委托授权。”
宪法通过对“税收”、“法”和“定”三个基本要素的界定，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财政立宪制度下的税收法定原则。
（二）预算法定原则
根据上文对于税收法定原则基本要素的界定与分析，预算法定原则实际上也是由三个基本要素所组成：“涵盖全部财政收支的预算”、“受宪法约束的一年期法案”和“预算外开支由法律确定”。
1.涵盖全部财政收支的预算
关于预算的含义，主要是学者研究的课题，各国宪法以及基本法并没有给预算下一个严格的定义。世界各国宪法主要是通过对预算范围的规定来对预算进行界定的。预算作为纳税人及其代表控制政府财政收支的主要制度，理应包括全部公共性的财政收支项目，这一点基本为世界各国宪法所肯定。如《芬兰共和国宪法》第66条规定：“每一财政年度的全部收支项目应列入年度预算……”第68条规定：“偿付公债本息及其他应由国家财政负担的支出，以及依照现行条例的规定必须当年支付的支出，应全部列入年度预算。预算还必须包括应急拨款，以备虽未列入预算，但根据法律或者命令必须支付的特殊项目的支出，以及政府为应付无法预见的意外支出的需要。”
2.受宪法约束的一年期法案
预算法定原则中的“法”实际上是指立法机关通过的具有法律效力的预算案。因此，对于“法”的界定，实际上就是对预算案的界定。与税收法定原则对于“法”具有诸多限制一样，预算法定原则对于“法”也有诸多限制。这些限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真正实现预算的功能，防止政府架空议会，使得预算变成“走过场”，同时也防止议会背离纳税人的整体利益。概括起来，世界各国宪法对预算案的要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采取法律的形式。预算虽然不是法律，但是，它实际上是议会所通过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它比某些法律还重要，因此，为了确保预算的严肃性，确保预算的严格执行，世界各国宪法均强调采取颁布法律的形式颁布预算，以确保其具有与法律同等的效力。如《芬兰共和国宪法》第66条规定：“年度预算由议会通过后，按照颁布法律的方式予以颁布。”
第二，预算编制权属于政府。虽然议会是纳税人的代表，但议会并不能等同于纳税人。议会也有可能背离纳税人利益，因此，需要另一个代表纳税人利益的主体——政府来制衡议会。在预算法定原则领域，政府牵制议会的重要制度就是预算的编制权属于政府，议会无权自己编制预算、自己批准预算。为了真正贯彻这一制度，宪法还需要规定议会无权增加预算数额及其项目，否则，就相当于为议会自己编制预算、自己批准预算留下了一个口子。很多国家的宪法规定了这一制度，如《大韩民国宪法》第57条规定：“不经政府同意，国会无权增加政府提出的支出预算各项的金额或设置新费目。”
第三，预算案不能成为征税依据。议会通过的预算案虽然也是法律，但它是一种特殊的法律，即对未来财政收支进行预先估计的法律，而其核心目的并不在于对未来的财政收入进行控制，因为是否征税，如何征税应当遵循税收法定原则，这是宪法和税法以及未来年度的经济发展状况所决定的问题。预算案的本质功能在于控制财政支出，因此，预算案本身不能开征新税。预算法定原则做出这一限定，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由于预算大多由政府提出，议会所进行的审查往往是形式的，如果允许预算案规定税收事项就很容易将税收法定原则被搁置和架空；二是由于预算案是对政府将来财政支出的预计与估测，如果预算案可以规定税收事项，政府财政支出就容易膨胀，税收法定就无法制约预算，反而被预算所制约；三是由于预算案基本是每年都要制定，如果预算案可以规定税收事项，那么，税收的固定性和稳定性就难以保证，税收法定也就成了形式上的原则。很多国家的宪法明确规定了这一原则，如《科威特国宪法》第143条规定：“预算法不得包括规定新税、增加现有税额、修改现行法律或者不颁布宪法规定应该颁布一项特别法律的任何条款。”
第四，不得剥夺人民依法享有的权利。预算案虽然是为了控制未来的财政支出，但是，如果某些财政支出是为了确保人民的基本权利，那么，预算案不能停止这些款项的支付。如《芬兰共和国宪法》第70条规定：“人民依法有权向国会索取或领受款项不受预算的限制。”
第五，预算案的效力期限为一年。世界各国一般以一年作为一个财政年度，预算作为对未来年度财政收支的预算，为了确保其准确性以及纳税人代表能够真正控制国家的财政收支，以一个财政年度作为预算案的效力期限是比较合适的。[12]世界各国宪法均明确规定或者实质上确立了年度财政预算制度，如《西班牙宪法》第134条第2款规定：“国家总预算为年度预算……”
第六，预算案必须遵循收支平衡原则。预算法定原则除了实现由纳税人控制国家的财政收支以外，另外一个重要功能是防止国家出现财政危机，为此，宪法应当确立预算收支平衡原则。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110条规定：“预算收支必须平衡。”
第七，预算案不得成为非法定支出的依据。预算案所关注的是国家的公共财政支出，非公共财政支出，必须有相应法律的规定才能进入预算，如《希腊共和国宪法》第80条第1款规定：“除组织法或其他专门法律有规定者外，薪金、津贴、补助费或补偿费均不得列入国家预算或准许授予。”
第八，预算编制应遵循相关的技术要求。预算的编制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预算案本身也非常庞杂，无论是篇幅还是结构。如果预算不按照一定的技术标准进行编制，纳税人代表根本无法看懂预算，更不用说审议了。因此，各国宪法和预算法一般均规定预算的编制应当遵循明确性原则。当然，在明确的同时，还应当遵循详细性原则，否则，一个看不出具体的支出项目的框架式的预算根本无法进行实质性的审议，即使通过了，也无法真正约束政府的财政支出权。对此，有些国家的宪法进行了明确规定，如《葡萄牙共和国宪法》第108条第5款规定：“预算须依照各项基础分类与职能分类详细、明确地说明开支情况，以防止出现秘密基金和秘密拨款。”
最后需要提及一点的是，与税收和预算相关的法案一般被称为财政法案，而在采取两院制的国家，财政法案与其他法案相比往往有特别的立法程序。这里的特别之处就是，财政法案一般只能由下议院（包括类似下议院设置的其他议院，如众议院等，下同）提出，而且下议院对财政法案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即上议院（包括类似上议院设置的其他议院，如参议院等，下同）对财政法案的修改必须经过下议院同意，即使上议院反对，只要下议院通过了，财政法案照样可以成为法律。这一制度起源于英国，因为英国的上议院是贵族院，并不实际承担税负，而财政法案是与财政收支相关的法案，应当由与此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下议院（又称平民院，代表纳税人利益）行使最终的决定权。这一制度在1911年的《英国国会法》中予以确立，其第1条第1款规定：“凡下议院通过之财政案，于闭会一个月前，提交上议院，而该院于一个月内不加修正并未通过者，除下议院别有规定外，应径行呈请国王核准。虽未经上议院通过，仍应认为国会之法令。”在英国的影响下，原英国殖民地的国家大多采取两院制，而且一般也认为财政法案只能由下议院提出。至于上议院是否有修改权，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规定。印度采取和英国一样的制度，即上议院没有修改权，而美国的上议院即参议院却拥有修改权，原因在于参议院实质上也是纳税人的代表。
3.预算外开支由法律确定
预算法定原则中的“定”的基本含义是不得在预算之外进行任何开支，也不得变更预算所规定的用途。如《芬兰共和国宪法》第70条规定：“除预算本身有明文规定者外，列入预算的拨款不得超支，也不得转入下一财政年度，凡议会通过的专项拨款不得挪作他用。”
预算毕竟只是一个预先的估算，很可能与社会发展的客观状况不相符合，因此，预算法定也有诸多例外，其中最主要的包括以下三种情况：超预算、预先开支和预算效力延长。
对于超预算的问题，各国宪法均持谨慎态度，一般需要重新进行一次类似通过预算案的程序进行补充预算的审议。即使如此，对于超预算也有诸多限制，例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112条规定：“超出预算拨款的支出和预算外支出须经联邦财政部长的同意。只有在不可预见的和不得不需要的情况下才能同意。细则由联邦立法规定。”
关于预先开支的原则，世界各国宪法的规定一般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必要的支出可以预先进行，所谓必要，主要是指即使预算通过了，也必须进行的支出。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111条规定：“如果在会计年度终了时，法律还没有确定下年度的预算，联邦政府可以在这种法律开始实施前支付一切必要的费用：（1）维持法定的机构和实行法律授权的措施；（2）履行联邦应付的法定的、契约的和条约的义务；（3）继续进行建筑工程，采办和其他公共设施，或继续为这些目的而拨出补助费，但适当的数额必须在上一年度的预算中已经拨付。”
第二种方式是规定按照上一年度的预算执行必要的支出，如《大韩民国宪法》第54条第3款规定：“新会计年度开始但仍未议决预算案时，政府一直到国会议决预算案，为如下目的的经费，可准用前年度的预算来执行。（1）根据宪法、法律的规定设置的机关或其设施的维持和运营；（2）法律上履行支出义务；（3）继续以预算承认的事业。”
关于预算效力的延长，既可以认为是预算法定原则例外的第三种情形，也可以认为是预先开支的一个特殊情形。对于上一年度的预算而言，是效力延长，对于新预算而言，则是预先开支。有些国家的宪法明确规定了预算效力延长的制度，如《西班牙宪法》第134条第4款规定：“如预算法在有关经济年度第一天之前未被批准，则上一年度预算自动延长，直至新预算通过。”
为了确保预算能够真正得以执行，宪法还必须规定一些事后监督制度，这些监督制度包括决算制度以及审计监督制度。决算是与预算相对的一项制度，是对预算年度的真实财政收支状况的统计，正是因为其不可或缺，因此，一般认为，广义的预算制度本身就包含决算制度。世界各国预算制度均包括决算制度，一般也会在宪法中予以明确规定，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114条规定：“联邦财政部长代表联邦政府，每年向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提交上一会计年度全部收支以及财产和债务的账目以便批准。”
审计监督是对整个预算年度财政收支状况的检查和审核，目的是确保各项财政收入和支出都严格依法进行，因此，审计监督是纳税人及其代表控制政府财政收支的重要手段。世界各国宪法几乎都规定了严格的审计监督制度，如《芬兰共和国宪法》第71条规定：“设立审计署负责审核国库的账目和资产负债表，包括账目的数字是否正确，收支是否合法，以及是否符合预算的规定等。议会应于每届常会开会时任命五名国家审计委员，代表议会监督预算的执行，并审核财政状况及其管理。国家审计委员接受议会的指示，有权要求有关当局提供任何必要的资料和文件。”
广大纳税人是监督政府财政收支是否合法的最权威的主体，也是成本最小的主体，因此，预算法定原则应当充分动员广大纳税人进行预算监督。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对于政府的财政收支报告和账目进行公开是前提性的条件。例如《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1条第9款规定：“一切公款收支的报告和账目，应经常公布。”
二、财政立宪主体性要素
从主体的角度而言，财政立宪体现为三方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制度设计。财政立宪所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如何有效为纳税人提供公共物品。公共物品为所有纳税人所必需，但是单个的纳税人往往没有能力提供公共物品，市场机制又不能提供足量的公共物品，因此，提供公共物品的重担就落到公共权力机构——政府的身上。政府作为一个为纳税人提供公共物品的机构，为了使其能够真正履行提供公共物品的职责，必须赋予其一定的权利和权力，而一旦拥有权利和权力，政府往往变成一个压迫和剥削纳税人的主体，即产生了政府定位及其职责的“异化”。[13]为了控制政府的异化，就需要设计一种制度来确保政府一方面不会任意向纳税人征税，另一方面能够按照有利于纳税人的原则来提供公共物品。这种制度就是财政立宪，或者称为财政宪法。
由此可见，在财政立宪的制度设计中，基本主体是三个：纳税人、议会和政府。纳税人是财政立宪制度所保护的核心，是财政立宪制度的出发点和归宿。议会是纳税人的代表机关，代表纳税人行使对政府的控制权。政府是财政立宪所控制的对象，同时也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纳税人制衡议会的主体。
（一）纳税人
纳税人在不同层面的含义是不同的，在税法层面，纳税人就是具体承担纳税义务的人。在不实行个人所得税以及个人所得税纳税人数量较少的国家，纳税人的总数量是比较少的。很多公民因其没有直接负担纳税义务而被排除在纳税人的范围之外。但是在财政立宪的层面，纳税人实际上指的是广义的与政府相对的承担税收负担的群体。就一国政府所辖的全体国民而言，单独就某个个人来考察，可能并没有实际承担纳税义务，如刚出生的婴儿、一辈子都依靠社会救助生存的残疾人等，他们可能并没有给这个社会做过一分钱的贡献，[14]因此，可能不属于纳税人的范畴，但是就国民整体而言，他们就是纳税人，就是政府所应当为之提供公共物品的对象。就公共物品的本质而言，它本身就不应当区分国民中哪些人纳税了，哪些人没有纳税，而是应当就国民整体征税，为国民整体提供公共物品。
纳税人在财政立宪中的地位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纳税人是财政立宪制度所保护的核心，是财政立宪制度的出发点和归宿。前文已经指出，财政立宪制度就是为了解决给纳税人提供公共物品的难题而设计出来的。[15]无疑，纳税人是核心。由于在这一制度中，纳税人将诸多权力授予了政府，纳税人本身反而成为“弱者”，成为需要保护的群体。就历史考察而言，财政立宪一直就是纳税人与君主及其政府不断进行斗争的胜利品，因此，纳税人是财政立宪制度“保护”的核心。财政立宪制度以纳税人的利益和需要为出发点，其本身是否完善，是否实现了其存在的价值，应当以其是否维护了纳税人的利益，是否满足了纳税人的需要为标准，因此，纳税人是财政立宪制度的出发点和归宿。
在财政立宪制度中，纳税人主要通过选举议会代表以及国家元首的方式来间接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通过舆论、新闻媒体、利益集团也可以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施加影响。但是，总体来讲，纳税人的这种影响或者说对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决定权都是间接的，无论是个体的纳税人，还是纳税人整体一般都不具有直接决定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权力。
为了使纳税人能够真正控制政府的财政收支，公开政府财政收支状况是一个基本前提。“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是最佳的监督手段。
不同的纳税人群体对于政府的财政收支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由于富人承担较重的纳税义务，而穷人往往享受较多的政府补贴，因此，富人往往倾向于降低税率，减少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支出，而穷人则倾向于提高税率，增加社会保障开支。同样一个征税法案或者预算法案，可能会遭到一部分纳税人的反对和一部分纳税人的支持。但是财政立宪制度提供了一些基本的原则和制度，这些原则和制度确保了虽然不同群体的纳税人之间存在利益和观点上的差异，但不至于侵犯任何群体的基本权利。如税率不能太高，否则就侵犯了富人的财产权，对于基本的生存资料不能征税，否则就侵犯了穷人的生存权。财政立宪对于税收立法和预算法案的通过所设计的一系列制度也保证了不同群体的纳税人必须通过协商、妥协而得到一个令大多数人满意的结果而且不至于损害少数人的利益。
（二）议会
议会在财政立宪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代表着纳税人对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进行控制。财政立宪从表面来看，就是议会对政府的财政控制，政府的财政收支大权都掌握在议会的手中。议会在财政立宪中是以控制者的身份出现的。
议会的基本职能是立法，因此，其控制政府财政权也是通过立法的形式来实现的。议会对于政府财政收入权的控制主要是通过税收立法来实现的，而对政府财政支出权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审议预算来实现的。财政立宪的两大支柱：税收法定原则与预算法定原则所强调的就是税收和预算都应当由议会来决定。
议会权力的来源是纳税人，议会行为的合法性基础也是纳税人。议会所行使的一切权力都只不过是在代表纳税人来行使本来应当属于纳税人的权力。议会的行为必须在整体上代表纳税人的利益，否则，纳税人就可以通过选举权的行使来更换议会中的代表，直到议会代表纳税人的利益为止。
由于议会在宪法和法律中都是一个独立的主体，其所行使的权力在法律上也被视为它本身所享有的权力，因此，议会也有可能背离纳税人的整体利益。为了防止议会通过损害纳税人利益的法律，财政立宪也设计了一些制度来约束议会，如宪法直接规定税法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将预算的编制权授予政府以及议会立法不得侵犯纳税人基本权等。[16]
（三）政府
政府在财政立宪制度中是一个被控制的对象。政府首先被假定为一个非常有可能任意剥夺纳税人的财产权、任意挥霍浪费国家财政收入的主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政府是作为历史上国王的代表和执行者而出现的，政府的行为就是国王的行为，而国王往往会做出任意剥夺纳税人的财产权、任意挥霍浪费国家财政收入的行为。现代社会中的政府虽然已经不是国王的代表和执行者，而变成了纳税人的政府以及纳税人的“仆人”，但是由于政府手中握有巨大的权力，而“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7]在现代制度的设计中，政府往往被认为是最危险的部门。因此，政府仍然被作为财政立宪所控制的对象。[18]
财政立宪控制政府财政收支权的主要手段就是税收法定原则和预算法定原则，没有法律依据政府不能征税、不能开支。而法律是代表纳税人的议会所制定的，这样，政府的财政收支大权就牢牢掌握在议会的手中了，同时也就间接掌握在了纳税人手中。
政府并不总是纳税人的对立面，政府的基本职能是为纳税人提供公共物品，政府的主要领导人是纳税人直接或者间接选举产生的，因此，在制度约束下，政府在整体上也是代表纳税人利益的。现代财政立宪制度在控制政府的同时，也是对政府财政收支行为的一种保障，因为政府征税和进行财政支出都有了法律甚至是宪法的依据，纳税人必须服从。同时，现代财政立宪制度也赋予了政府一些自由裁量权以及监督和制衡议会的权力。如在政府预算案被议会否决的情况下，政府可以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以求广大纳税人的支持，另外，无论是征税还是财政支出，主动权都在政府，议会不能主动征税，也不能主动进行财政支出。
三、财政立宪环境性要素
财政立宪作为一种制度，必须有一定的环境才能继续存在并保持良好的运作。财政立宪所赖以存在的外部条件就是其环境要素。从经济方面来讲，税收必须在国家的财政收入中占据主导地位，财政立宪才有实现与存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从政治方面来讲，民主、必须成为国家基本的政治制度，财政立宪才有实现与存在的基础。从文化传统方面来讲，税收文化、民主文化、文化和法治文化传统必须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氛围，财政立宪才能扎根于社会文化的土壤之中。
（一）税收国家
在财政学上，一般把税收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一半以上的国家称为税收国家。[19]财政立宪的核心是税收立宪，它们都是以税收的存在及其在整个国家财政中占据主导地位为前提的。税收国家还有两个相对应的称谓：夜警国家与无产国家。税收国家是随着产业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而逐渐形成的。产业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是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这一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财政思想是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思想。国家不干预经济，只是负担国王、维持治安以及其他基本的公共事业任务，这时的国家被形象地称为“夜警国家”。国家在原则上拒绝自己拥有财产、资本并取得财政收入或者企业收入。因为把财产以及资本放在私人的手中，委托私人对财富进行经营管理更为有利。这样，国家就应该是无产国家，越是廉价的国家，越是理想的国家。总之，这个时代的国家对于市场经济不过是寄食性存在的，这种寄食办法，除了依靠税收手段获得财政收入外，别无它法。[20]
税收的前提是纳税人私人财产权，税收的本质是国家无偿地从纳税人手中取走财产作为满足公共需要的对价。这样就产生了需要财政立宪来解决的核心问题：如何确保国家合理地从纳税人手中取走财产并按照纳税人的意志来支配这些财产。
如果没有税收国家的存在，财政立宪是没有必要的，既不可能产生，也不可能存在。[21]税收国家的两大核心要素是：私人财产权的确立以及税收在财政收入中占据主导地位。就第一个要素而言，如果不存在私人财产权，一切生产资料都属于国家，人们不过是在为国家打工，人们除了能够获得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一切利润都属于国家。在这种制度下，根本不需要税收，即使存在税收，一方面也仅仅是在非常有限的意义上调节着人们的收入，另一方面，这里的税收不过是一种个人、企业与国家之间对利润进行分配的手段，而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无偿取得纳税人财产的税收。既然一切生产资料都是属于国家的，那么，国家当然有权决定征收多少“利润”（表面上可能采取税收的形式），以及如何支配这些利润。[22]人们是否有发言权，那要看这个国家所代表的是谁的利益，如果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的利益，那么，人民对于国家如何征收利润，如何分配利润就拥有发言权，但这里的发言权的基础绝对不是因为人民是纳税人，而是因为国家是人民的。如果这个国家所代表的是个别人或者少数人的利益，那么，人民就没有任何发言权了。在第一种情况下，国家是人民的，没有必要运用财政立宪制度来控制国家；[23]在第二种情况下，既然财产是国家的，而国家又不属于人民，人民根本没有权力对国家的收入和支出指手画脚，财政立宪制度也就无从建立。
就第二个要素而言，如果国家的主要财政收入不是税收，而是国家所拥有的财产。虽然纳税人对于税收部分有发言权，但是要想对国家的整个财政收入和支出进行控制，一方面难度比较大，另一方面，也不能仅仅靠纳税人的身份来控制国家的其他财政收支，而必须引入其他的身份，例如公民的身份，或者国家本身就是属于人民的，例如人民民主国家。
（二）民主
财政立宪是民主制度下的一个具体制度，离开了民主的大环境，财政立宪制度不可能单独存在。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财政立宪，特别是其中的税收法定原则是近代民主、制度的开端，从税收法定原则的确立到其他一系列民主、原则的逐步确立，最终才演化成了现代的民主制度。而民主制度的最终确立反过来又促使了预算法定原则的确立，并最终实现了财政立宪。
财政立宪的实质是让纳税人来控制国家的财政收支，也就是在财政领域实现民主。如果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没有实现民主，那么，在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领域——财政领域根本不可能实现民主化，即使表面上采取了一些与民主国家相同或者类似的制度，这些制度也不可能如同在民主国家那样真正发挥作用。至于什么是民主，恐怕不是本文所能解决的问题，但从财政立宪所体现的民主精神来看，民主的实质并不深奥，无非就是让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有机会来影响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基本生活，或者说就是让每个人来决定涉及到自己利益的重要事项。[24]民主的深奥和复杂在于具体的制度设计，即如何设计一套制度来确保实现民主的实质，这是困扰世界各国的政治家以及学者的难题。
财政立宪所依赖的基本制度设计是，财政立宪实质就是财政领域的制度。如果没有一个的背景，单独一个财政领域是无法实现的，即使具有了某些制度下财政立宪的具体制度，那也不是真正的财政立宪，只能是一些有形式而无实质的制度。至于什么是，恐怕也不是本文所能解决的问题，但是从财政立宪所体现的精神来看，的实质也不深奥，无非就是通过一个具有最高效力的规则来控制政府权力、保护人民权利，或者说，就是确保政府为人民服务的一套制度设计。的难题也在于落实，设计一套宪法规则容易，真正实现所欲达到的目的却并不容易，有宪法而无的国家从古至今都是不在少数的。
（三）纳税人意识
财政立宪所保护的是每一个纳税人的利益，财政立宪的实现和运作也需要每一个纳税人的积极参与，因此，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以及纳税人本身的素质对于实现财政立宪也是至关重要的。由于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是通过每一个纳税人的行为体现出来的，而一个人的行为又是由其主观意志所控制的，因此，本文将社会的文化氛围以及纳税人的素质概括为纳税人意识，可能不一定全面，但基本概括了其核心部分。
财政立宪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制度设计问题，它是一个整个社会参与的系统工程，它的形成往往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主、、法治的文化氛围与传统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文化氛围与传统最终都可以通过纳税人意识体现出来。这里所谓的纳税人意识并不是指纳税人的意识，而是指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对于“纳税人”这样一个概念的认识。财政立宪制度下的纳税人概念首先蕴含了一种民主的含义，即国家是为纳税人而存在的，是为了给纳税人提供公共物品而存在的，因此，国家应当为纳税人服务，纳税人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重要事项都应当由纳税人决定。[25]其次，纳税人概念蕴含了一种的含义，纳税人所承担的纳税义务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其最终依据是宪法，纳税人对政府财政收支的控制权也是以宪法作为最终依据的，的精神实质——控制政府权力、保护纳税人权利已经在社会生活中扎根。第三，纳税人概念蕴含了一种法治的含义，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都是通过制度下的法律具体确定的，法律成为统治整个社会的基本行为规则，法律的原则和制度能够具体落实到现实生活中，法律能够为每一个人所尊敬甚至崇拜。
如果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或者绝大多数人都树立了这种纳税人意识，那么，财政立宪制度就很容易在这个社会得以实现。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会积极参与到财政立宪制度的运作过程中，分别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应有的作用。一旦有人背离这一制度，整个社会都会反对和谴责这种行为，相应的财政立宪制度也很容易惩罚背离这一制度的人和行为。如果社会中的人普遍缺乏这种纳税人意识，或者所拥有的纳税人意识是片面的、残缺的，那么，一方面这个社会很难自发地建立财政立宪制度，另一方面，即使从外面引入了财政立宪制度，这一制度也难以在这个社会中生根发芽，最终可能沦为一种摆设。
【注释】
1.税收法定原则和预算法定原则虽然属于理念和原则层面的东西，但是，一旦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了这些原则，它们就成了一种宪法制度和法律制度。严格来讲，这里应当使用税收法定制度和预算法定制度，但是为了论述的统一和方便，这里仍然使用税收法定原则和预算法定原则的表述。
2.有学者强调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与这里所强调的税收要素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在实质上是相同的，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3.虽然学界一般把财政活动划分为财政收入活动、财政管理活动和财政支出活动。但是严格来讲，财政管理活动是分散在财政收入活动和财政支出活动中的，因为无论是收入活动还是支出活动，都涉及到管理的问题，而纯粹的对财政收支进行管理的预算活动在本文中被列为更高层次的预算法定原则的内容，因此，这里把财政活动划分为财政收入活动和财政支出活动两大类。参见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4.参见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31-332页。
5.参见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
6.参见翟继光：《税收法定原则比较研究——税收立宪的角度》，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7.参见《德国租税通则》，陈敏译，（台）“财政部”财税人员训练所1985年版，第3页。
8.但并不表明它们不受法定原则的约束，如果宪法或其他的基本法确立了行政规费法定或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法定原则，那么，它们同样要受法定原则约束，这里只是强调它们不受税收法定原则约束。
9.笔者也曾经煞费苦心地从多种角度给税收下过定义：从经济角度把税收界定为：国家（政府）以其政治权力为依托而强制、固定、无偿获取的不具备惩罚性的财政收入；从法律角度把税收界定为：国家根据法律所明确规定的税收要素和征收程序而向国民所取得的财政收入；从宪法角度把税收界定为：国家基于宪法的规定，并依据符合宪法理念的法律的规定而向国民征收的财政收入；从经济、法律和宪法三个角度把税收界定为：国家基于宪法的规定，并依据符合宪法理念的法律所明确规定的税收要素和征收程序，以其政治权力为依托而强制、固定、无偿获取的不具备惩罚性的财政收入。这种界定，就认识税收的本质而言是有益的，但是在解决这里所论述的防止税收法定原则被搁置或者架空的问题时，并不能起到真正的约束作用。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第77-86页。
10.“宪法并不是政府的法令，政府如果没有宪法就成了一种无权的权力了。”[美]潘恩：《潘恩选集》，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50页。
11.《日本国宪法》第41条规定：“国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国家唯一立法机关。”在日本国宪法中，只有国会才有权制定法律，其它机关无权制定法律。日本学者一般也认为国会是唯一立法机关。[日]新井隆一：《租税法之基础理论》，林燧生译，（台湾）“财政部”财税人员训练所1984年版，第4页。
12.当然，议会以半年、季或者月为单位审议并通过预算案更有利于议会控制国家的财政支出，但是从效率原则出发，这种制度设计并不可行。各国议会每年一般只开一次会，预算案以一年为效力期限与此也有关系。
13.恩格斯在1891年就提出了工人阶级要防止自己的“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问题。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4-335页。
14.这里用了“可能”，是指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没有做过任何贡献，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的存在本身就代表了这个社会是一个尊老爱幼，充满温暖的大家庭，就像情人节送给情人的玫瑰花一样，就使用价值而言，并没有什么价值，或者几乎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其所蕴含的东西很有价值，而且越多越代表“爱”之深，因此，才有人愿意送九十九朵玫瑰。
15.这里用了“设计”一词，但并不表明财政立宪制度是人为设计的制度，它既有人为设计的成分，也有社会自然演化的成分，如果运用一点拟人化的手法，自然演化也可以说成大自然设计的产物。这里的设计包含人为设计和大自然设计两个意思。
16.人们普遍认为，最有效的法治意味着不仅行政机构的权力，而且立法机构的权力，都要受到宪法和法律的限制。参见[英];詹宁斯：《法与宪法》，龚祥瑞等译，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第42页。
17.[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18.“政府所拥有的一切权力，既然只是为社会谋福利，因而不应该是专断的和凭一时高兴的，而是应该根据既定的和公布的法律来行使；这样，一方面使人民可以知道他们的责任并在法律范围内得到安全和保障，另一方面，也是统治者被限制在他们的适当范围之内，不致为他们所拥有的权力所诱惑，利用它们本来不熟悉的或不愿承认的手段来行使权力，以达到上述目的。”[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等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6页。
19.参见[日]北野弘久：《税法学原论》（第4版），陈刚等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20.参见[日]井手文雄：《日本现代财政学》，陈秉良译，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49-50页。
21.这句论述似乎存在矛盾，既然连“产生”都不可能，何来“存在”？这里所强调的是，没有税收国家的前提条件，财政立宪制度不可能自发产生，即使人为引进这一制度，也不可能真正运作下去，也就是不能“存在”。
22.直至今天，人们还是习惯于将国有企业上交的税收和利润混在一起，称为“利税”。
23.即使需要控制国家，也可能是其他的制度，而不会是财政立宪制度。
税收制度的含义篇6
一、现行增值税的会计处理及其弊端
由财政部于1993年12月30日颁布的《关于增值税会计处理的规定》是现行增值税会计的指导性文件。这个文件将增值税排除在损益表之外，不承认增值税的费用身份。其基本作法是：货物一经购入，便通过“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将准予抵扣的进项税从采购成本中剔除掉；货物一经销售，便通过“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将销项税从销售收入中剔除掉。这样，“产品销售成本”和“产品销售收入”均成为不含增值税的科目，增值税无法作为费用进入损益表。这种将税负排除在损益表之外的处理方法，本文称之为“除税法”。与此相反，将税负包含在损益表之中的处理方法，本文称之为‘含税法“。
现行增值税会计处理的弊端主要有三点：
1.在除税法下，成本、费用、收入、存货等一系列概念都发生了变形，报表使用人无法按照原有的定义来把握这些概念及相关的财务比率，会计信息的可理解性降低。
2.由于增值税不能作为费用进入损益表，企业获致利润的过程无法完整再现，报表使用人无法确知增值税对本期损益的影响程度。
3.由于营业税采用含税法进行会计处理，这样现行会计报表截然分成了两大板块：征收增值税的生产企业、商业企业，其报表中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以及存货类科目均为不含税科目；征收营业税的非生产企业，其报表中的这些科目却为含税科目。口径的不同严重影响了两类报表的可比性，也使得两类报表的合并缺乏解释基础。
用除税法处理增值税具有简单易行的优点，然而也造成了会计信息质量的下降。随着增值税的运行渐趋正轨以及会计准则的逐步完善，有必要用含税法重构现行增值税会计，使增值税得以作为费用进入损益表。本文主要讨论增值税费用化的理论问题，至于其操作方法，则将另文论述。
二、现行增值税会计处理的理论基础——“说”
作为财政部“八五”重点科研课题的《增值税制国际比较》②第7页有一段论述：“增值税本身并不构成各中间环节纳税人成本的组成部分，在其财务报表中也不表现为支出项目。这是因为，尽管每个纳税人都必须就其应税交易缴纳增值税，但他实际上只是代政府征收税款，代消费者缴纳税款，纳税人生产经营每一阶段上所征的税款都全部包含在消费者所支付的价格中，纳税人已付的税款在每次销售时都将从消费者那里得到补偿，消费者才是增值税的最终负担者，或者说实际负担者。因此，在增值税的情况下，下一阶段的纳税人是上一阶段纳税人已缴税款的负担者，消费者是税负的最终负担者。增值税税负所具有的这种明显的转嫁性，也说明增值税属于一种典型的间接税。”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现行增值税会计处理的理论基础——本文称之为“说”，即：在增值税上，企业只不过充当着人的角色，“代政府征收税款，代消费者缴纳税款”。增值税既然不关人的痛痒，也就没有必要进入损益表。
稍微品味一下便可知道，“说”完全是站在税务局的角度看问题。税务局只关心两件事情：进项税销项税。它把增值税当作一种天然属于自己的“货物”，由各个企业代为流转销售。它每期向企业支付“购货”的款项（进项税），同时向企业收取“销货”的款项（销项税）。增值税不过是税务局委托企业代购代销的货物，与企业“自己的”营利活动是根本没有关系的，企业不必、也不能把增值税作为一项费用支出计入损益表。“说”的主体是税务局而非企业，在此基础上构建的现行增值税会计处理只能反映企业的纳税义务，而不能反映与企业收入相配比的增值税负。以前我们曾为所得税是费用支出还是利润分配争论不休，现在“分配说”刚刚消亡，“说”却又继之而起，会计似乎总不能对税收的身份给出一个明确而一致的解释。倘说“分配说”尚可归因于计划经济体制，“说”却显得相当浅薄，仅仅是出于技术方面的原因，何况还是征税技术而非会计技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影响利润的税收支出被排除在损益表之外的情况并非没有，但一般都是因为数额太小，对损益的形成无足轻重。将如此巨大的增值税从损益表中剔除掉，却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出于重要性的考虑。
用间接税的转嫁性作为增值税被排除在损益表之外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尽管增值税确实明显具有间接税的流转特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增值税能被企业全部转嫁出去。美国财政学权威塞里格曼甚至认为：直接税中也有转嫁，间接税中也有不转嫁，故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区别毫无价值可言③。假如仅仅因为增值税是间接税，就把它排除在损益表之外，那么所有的间接税（消费税、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都应当从损益表中清除掉，损益表中将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所得税——也许这才是某些人眼中“真实、公允”的会计报表。
《增值税制国际比较》一书被增值税的价外税形式和扣税机制所迷惑，把增值税的流转特征与其转嫁性混为一谈，忘了名义税金并不等于实际税负，也忘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并不是简单的价格接受者，他可以用买或不买、买多或买少来决定企业的生死存亡，“消费者是税负的最终负担者”这句话并不能让企业摆脱干系、充当逍遥的税务人。事实上，没有哪个经理会接受这一经院式的论断的。在经济学上，作为间接税的增值税，其税负的转嫁程度取决于课税商品供求双方的力量对比；确切地说，就是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的相对强弱。弹性越强，说明避税能力越强。当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时，供给方就能将大部分税负转嫁给需求方；反之，供给方则要承担大部分税负。只有碰到需求弹性为零的这种极端情况（比如市面上只有一家厂商出售一种骨灰盒），需求方才无处可逃，不得不承担全部税负。所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企业都无法置身事外，而要关心每一笔增值税。指望其表现出税务人的那种超然，恐怕只是一厢情愿的事情。“说”用来构造征税机制是可行的的，但用来构造增值税会计却是荒谬的，因为它不能真实反映利润的形成过程，而“反映真实性”则是会计信息的首要质量特征之一。fasb在《论财务会计概念》中指出：“企业的财务报表可以看作是企业的一个模式……我们必须确定它不曾丢失或歪曲企业的各种重要财务机能和各种重要财务关系，才能判断它是否对企业作了可靠的反映。……一个低劣的模式会歪曲反映它所代表的系统。”④现行损益表正是这样一个“低劣的模式”，从中根本看不出
三、增值税费用化的理论基础——“费用说”
增值税是对增值额的课税。理论上的增值额是指企业所销商品的价值（c+v+m）扣除了购入成本（c）后的余额（v+m），亦即：
增值税=[（c+v+m）-c]×r，其中r是税率。按照这一公式设计的征税办法称为“扣额法”。扣额法由于征税成本较高，逐渐被“扣税法”所取代。扣税法的公式为：
增值税=（c+v+m）×r-c×r=销项税-进项税。扣税法使税务局得以按发票计算税款，手续大为简便。现行增值税不光实行扣税法，还采用了“价外税”的形式，亦即计税价格中不含税款。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增值税不能价内收取——事实上，以含税价格计税时，现行17％的增值税率将变为：
17％÷（1+17％）=14.53％。
扣税法和价外税只不过是可供选择的征税技术，并不会使增值税的本质发生任何改变。增值税仍然是企业创造的商品价值的一部分，而不可能是什么“代购代销的货物”。从会计的角度来看，增值税是企业为了获取收入而必须付出的资产，符合费用的定义，理应进入损益表。这一观点成为增值税费用化的理论基础，本文称之为“费用说”。
“费用说”和“说”之争看似简单明了，实际上涉及到会计理论的底层问题。现行增值税会计处理在不少概念的使用上没有遵循会计学的定义。《关于增值税会计处理的规定》所称的“产品销售收入”实际上是《增值税暂行条例》中的计税基础“销售额”——“销售额为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但是不包括收取的销项税额。”这种不加区别区地套用税法概念的作法导致“成本”、“费用”、“收入”、“存货”等一系列基本会计概念发生了变形。起着类似于概念框架（conceptualframe-work）作用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并不能有效地制止这种概念的滥用，因为它为收入所下的定义是：“收入是企业在销售商品或者提供劳务等经营业务中实现的营业收入。”这种循环解释只限定了收入的外延，却无法揭示收入的内涵和本质，因此算不上真正的定义。所以这里不得不引述fasb《论财务会计概念》中的定义（对原译文有校正）：收入是一定期间内，某一个体在其持续经营的主要业务（或核心业务）中，因交付或生产了货品、提供了劳务、或进行了其他活动，而获取的或以其他方式增加的资产、或得到清偿的负债（或两者兼而有之）。⑤为了透析收入本质，我们不妨把这个冗长的定义浓缩为：“收入是企业因提供货物而获得的资产。”由此可以看出，收入是货物的“交换价格”⑥，源于交易。交易的双方是买主和卖主，税务局不能作为“第三者”插足其间，因为它不是合同的签约人。只有在收入确认之后，它才能够登场——不过此时的企业已不是卖主，而是纳税人了。尽管从征税技术上说，在获取收入的同时，税款也得以确认，但会计不能根据征税技术来进行销售业务处理。销售收入和销项税在确认时间上虽是同步的，在逻辑上却有先后之别。收入的实现是纳税义务成立的先决条件，而不是相反：没有收入自然就没有纳税义务，然而免除了纳税义务，并不会导致收入的消亡，只会增加销售利润。从经济业务的实质来看，总是先有收入后有税金，二者是“母子关系”。会计必须按照“两笔业务观”进行账务处理：首先按交换价格确认销售收入，然后再确认销项税。现行规定采用的是“一笔业务观”，销售一旦成立，销项税便与销售收入分道扬镳了。这样做不仅本身是违反逻辑的，而且与其它流转税的处理方法是相矛盾的：营业税、消费税同样在收入确认的同时获得确认，为什么却采用“两笔业务观”，而不直接倒冲收入？也许有人会辩解道：“这是因为增值税是价外税，营业税和消费税是价内税。”那么何不在会计准则有关费用的定义中再添一条：“至于税金支出是否列作费用，要依征税技术而定。”这样倒能一劳永逸，免生争端。
《关于增值税会计处理的规定》既然把税法的“销售额”毫无保留地当成了“产品销售收入”，它就不得不把外购货物准予抵扣的进项税从存货成本中剔除出去。这样，存货也成了净额概念。如前所述，“说”认为进项税不过是企业为税务局“代购”增值税的垫款，然而这种对征税机制的巧妙解释，却不能被会计所接受，因为“说”会造成一种令人难堪的局面：在存货尚未耗用之前，一部分存货成本（准予抵扣的进项税）便因购货（而非销货！）获得了补偿。当然“说”会辩解道：准予抵扣的进项税根本就不是存货成本，而是与存货同时“出生”的增值税的购入价。可惜这一诡辩在上一段已被戳破了：既然从逻辑上说，卖方的销售收入和销项税是“母子关系”，买方的购货成本和进项税怎么可能是“双胞胎”呢？不错，符合规定的进项税在货物购入当期便可获得抵扣，但这完全是一种征税技术，并不是倒冲存货成本理由。存货成本的补偿只有在产品销售的时候才能实现，在此之前，这部分准予抵扣的进项税只能作为递延收益——这与增值税的税理并不矛盾：进项税获得抵扣的前提是外购存货将来能被（加工）销售，而且销价不低于进价，也就是说，必须要有增值额。假如这批存货被用于非应税项目（如建造固定资产），原来准予抵扣的进项税便要转出。假如这批存货售价“明显偏低并无正当理由”，则由税务局按组成计税价格课征——《增值税暂行条例》并不认可存货跌价损失，因其属于非正常损失，即“生产经营过程中正常损耗外的损失”，相应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否则无异于让政府为企业承担一部分存货跌价损失。由此可见，进项税获得抵扣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购货，而在于实现销售并获得增值额。在购货时便把这部分进项税从存货成本中减除并没有充分的根据。
四、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企业的销售收入中应当包含销项税，存货成本中应当包含进项税，增值税则应当作为费用进入损益表。从费用的角度来看，增值税与其他流转税并没有什么不同，它同样是销售时确认的，须与销售收入相配比。但增值税费用与“应交增值税”则有明显的区别，后者既然不区分资本性支出和收益性支出，也不遵循配比原则。“应交增值税”作为企业与税务局结算税款的账户，其核算当然要严格服从税法的各项规定。然而税法不能再侵入会计系统的深层。对于成本、费用、收入存货等项目，会计自有一套一以贯之的核算方法，不能听命于“说”这一类“征税哲学”，否则必将被各式各样的征税方法搞得无所适从。
注释
①曹欲晓：《关于增值税的费用化及其在财务报表中的揭示》会计研究1997（8）。
②庞凤喜等：《增值税制国际比较》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
③郭庆旺等：《当代西方税收学》辽宁，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4.p163.
④[美]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娄尔行译：《论财务会许概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p74.
税收制度的含义篇7
【关键词】税法名词概念涵义
会计实务与税法的结合应用已经日益显现出其重要性,但相当一部分会计人员对税法常用名词概念使用不规范、不科学。究其原因,主要是会计人员对税法相关名词概念的内涵理解不深,断章取义。这种误解和混淆若处理不好,极易造成“偷税”,面临税收征管部门高额罚款和严厉处罚。有鉴于此,笔者参考现行各单项税种税收实体法及其实施条例(细则)、《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税务行政法制的基本原则、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海关等税收征管部门和两高(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和其他行政法规、规章制度,进行归纳总结,对会计实务中常用的税法相关名词概念做一解析与甄别,管中一窥,以供商榷。
1税收优惠名词概念涵义解析
1.1免税、不征税、抵税、退税、抵扣
“免税”有两种用处。第一种用在“税收优惠”的专章法规规定中,与“减税”一起统称为“减免税”,在税法中一般有专门条款,是我国各单项税种税收实体法规定的普遍性税收照顾政策,其涵义“对本来应该征税的应税项目(或应税劳务),税法规定免予征税”。《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条例》(以下统称《税收征管法》)将减免税分为“报批类减免(需要报税务机关审批同意)和备案类(取消审批手续和不需要报税务机关审批)减免”。按照税法条款规定的内容,又可以分为“免征”(完全免予征收税款)、“暂免征收”(在一定的时间段内暂时性免予征收税款)、“酌情减免”(根据实际情况和困难决定是否免予征收税款)、“法定减免”(法律规定的减免)、“特定减免”(特定范围的减免)、“定期减免”(在特定时期内给予减免)、“临时减免”(在一定时期临时性的给予减免)、“经审批后减免征收税款”等各类规定。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统称《营业税法》)规定:“托儿所、幼儿园、养老院、残疾人福利机构提供的育养服务、婚姻介绍等服务免征营业税”属于“备案类、免征、法定减免”、“对社保基金理事会、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运用社保基金买卖证券投资基金、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免征收营业税”则属于“备案类、暂免征收、法定减免”;《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暂行条例》(简称《车船税法》)不仅专章规定“法定减免”,如“非机动车船、拖拉机、捕捞、养殖渔船免征车船税”,还规定“特定减免”,如“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对城市、农村公共交通车船给予定期减税、免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以下统称《关税法》)规定“临时减免税”政策:“临时减免税是指以上法定和特定减免税以外的其他减免税,即由国务院根据《海关法》对某个单位、某类商品、某个项目或某批进出口货物的特殊情况,给予特别照顾,一案一批,专文下达的减免税。”临时减免税一般有单位、品种、期限、金额或数量等限制,其他不能比照执行。
第二种情况用于增值税出口货物的“免、抵、退”税政策,即:“对货物出口销售环节不征收增值税、消费税,这是把货物出口环节与出口前的销售环节同样视为一个征税环节;出口退税是指对货物在出口前实际承担的税收负担,按规定的退税率计算后予以退还。”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出口货物实行免抵退税办法的通知》(财税[2002]7号)规定,实行“免、抵、退”税管理办法的“免税”是指对生产企业出口的自产货物,在出口时免征本企业生产销售环节增值税;“抵税”是指生产企业出口自产货物所耗用的原材料、零部件、燃料、动力等所含应予退还的进项税额,抵顶内销货物的应纳税额;“退税”指生产企业出口的自产货物在当月内应抵顶的进项税额大于应纳税额时,对未抵顶完的部分予以退税。
“不征税”指税法规定的不予征税的项目,由于其自身就不是税法规定的应税项目(或应税劳务),当然不予征税。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简称《耕地占用税法》)规定:“建设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生产设施占用前款规定的农用地的,不征收耕地占用税。”
“抵税”除用于上述“免、抵、退”税政策外,还有其他用法:用某方面的金额抵减应纳税额,有时也称之“抵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下统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税额抵免”的内容:“企业购置并实际使用《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节能节水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和《安全生产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该专用设备投资额的10%可从企业当年应纳税额中抵免;当年不足抵免的,可以在以后5个纳税年度结转抵免。”
“退税”与“免、抵、退”政策涵义截然不同,是指税收征收机关在依法征收税款后,发现多征了税款,主动或者依纳税人申请按照规定程序和办法退回多征的税款。如果这种退税从国库(国家金库)中退还的,由于国库是财政部门的出纳机关,归口财政部门管理,所以财政管理上称为“退库”。如《税收征管法》规定:“纳税人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还;纳税人自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3年内发现的,可以向税务机关要求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税务机关应及时查实后应当立即退还;涉及从国库中退库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中有关国库管理的规定退还。”
“抵扣”指按照一定的金额标准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如《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的,可以按照其投资额的70%在股权持有期满2年的当年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
1.2减税、减征、减按、减计、加计扣除、减半征收、两免三减半、三免三减半、五免五减半
“减税”指在税法规定的正常计算应缴税额的基础上,减免部分税款。“减征”指在正常的税率基础之上按照一定的百分比计算扣除。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统称《消费税法》)规定:“对生产销售达到低污染排放值(相当于“欧洲ⅱ号”标准)的小轿车、越野车和小客车减征30%的消费税”。减税和减征的区别前者直接减免税款,后者减税率。
“减按”实际上也是减征的一种。其含义是减少后按照较低的税率计算缴税。如《企业所得税法》规定:“非居民企业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即:非居民企业的实际适用税率为10%。
“减计”指在计算某些收入时,少计一部分金额。如《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减计收入优惠企业综合利用资源,生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产品所取得的收入,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计收入”;“综合利用资源,指企业以《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资源作为主要原材料,生产国家非限制和禁止并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的产品取得的收入,减按90%计入收入总额。”即:对于上述符合条件的行业企业,用其取得的收入乘以90%计算应税收入。
“加计扣除”指国家为鼓励某些行业发展,规定在正常扣除基础上,额外再按照一定标准扣除一定的金额。如《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对于企业的研究开发费,再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摊销”、“企业安置残疾人员所支付的工资费用,在按照支付给职工工资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支付给残疾职工工资的100%加计扣除”。
“减半征收”指对于应缴纳的正常税款,按照50%征收,或直接减半乘以适用税率计算。如《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对原适用24%或33%企业所得税税率并享受国发[2007]39号文件规定企业所得税定期减半优惠过渡的企业,2008年及以后年度一律按25%税率计算的应纳税额实行减半征收。”即(应纳税所得额×25%)×50%或者直接按照“应纳税所得额×25%×50%=应纳税所得额×12.5%”征收。
“两免三减半”指国家为鼓励某些企业发展给予的一种特别优惠措施,即前两年免税,后三年减半征收。如《企业所得税法》规定:“我国境内新办软件生产企业经认定后,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免三减半”指前三年免征,后三年减半征收。如《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1年至第3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4年至第6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五免五减半”则较“两免三减半”、“三免三减半”更加优惠,税款的减免扩大到五年免税和五年减半征收。如《企业所得税法》规定:“投资额超过80亿元人民币或集成电路线宽小于0.25微米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可以减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其中,经营期在15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2税收法律责任名词概念涵义解析
2.1偷税、逃税、骗税、抗税、欠税、漏税
《税收征管法》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偷税重在强调由于纳税人的各种有意(恶意)行为造成不缴少缴税款的客观结果。对偷税的处罚是“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50%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税法没有特别规定“逃税”的概念,一般指纳税人故意违反税收法律法规,采取欺骗、隐瞒等方式,逃避纳税。《税收征管法》规定:“纳税人欠缴应纳税款,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段,妨碍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的税款的,由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欠缴税款50%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骗税”指以恶意欺骗手段骗取税款的行为。《税收征管法》只规定了骗取出口退税的行为:“以假报出口或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由税务机关追缴骗取的退税款,并处骗取税款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笔者建议修订增加《税收征管法》相关内容,扩大骗税概念的适用范围。
《税收征管法》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是抗税,除由税务机关追缴其拒缴的税款、滞纳金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未构成犯罪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拒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拒缴税款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欠税”指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行为。《税收征管法》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在规定期限内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或应解缴的税款,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税务机关除依照规定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追缴其不缴或少缴的税款外,可以处以不缴或者少缴税款50%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漏税”一词是日常生活俗称,其概念除在《海关法》提及“漏征”外,《税收征管法》和其他税法中没有明确提及和规定。依照税法立法的法理原则,可以理解为:漏税是指由于各种原因疏忽造成税务机关漏征或者纳税人漏缴税款的行为。
2.2罚款、滞纳金与罚金
“罚款”是纳税义务人违反了税收相关法律法规而由税务征管机关给予的一种经济制裁,是一种行政处分行为,属于行政处罚范畴。“滞纳金”是指纳税义务人由于延迟缴纳税款而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额外罚款,也属于行政处罚范畴。“罚金”是指违反税法行为违反刑法,其严重程度达到了刑事处罚的标准,经法院裁判给与的一种金额处罚,是纳税人负担的一种刑事处罚范畴。
2.3以上和以下、不超过(不高于、至多、最高)、不低于(至少、最低)、多少~多少
“以上和以下”是指在规定的金额以上和以下,一般不含“本数”在内,除非特别说明。如《消费税法》规定:对于委托其他企业(非个体)加工应税消费品的,以受托加工企业为消费税的扣缴义务人,如果受托方未按照规定代收代缴税款,委托方就要补缴税款(对受托方不再重复补税,但按照《税收征管法》的规定,处以应代收代缴税款50%以上3倍以下罚款)。这里的“50%以上”是指大于50%,“3倍以下”是指小于3倍。
“不超过(不高于、至多、最高)”指税法规定的最高金额限制,一般包含“本数”在内;“不低于(至少、最低)”则是指税法规定的最低金额限制,一般包含“本数”在内。如《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小型微利工业企业标准之一为:“工业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1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3,000万元”。这里的“不超过”就包含了本数“30万元”、“100人”、“3,000万元”。
“多少～多少”指从多少金额到多少金额之间的区间范围。一般而言,“本数”(此时一般称为“级距点”)包含在前一个“多少”内,除非特别说明。如《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税率表”如表1所示:
以上表第1、2、3个级数为例,应做如下理解:第一个级数“不超过500元的”是指月含税应纳税所得额“小于等于500元”的金额部分,即500元。“本数(级距点)500元”包含在第一个级数里;第二个级数“超过500-2,000元的部分”则是指“大于500元小于等于2,000元”的金额部分,即1,500元,“本数(级距点)2,000元”包含在第二个级数里;第三个级数“超过2,000-5,000元的部分”则是指“大于2,000元小于等于5,000元”的金额部分,即3,000元,“本数(级距点)5,000元”包含在第三个级数里。由于第一个级数的“本数(级距点)500元”已经包含在第一个级数计算,所以第二个级数的“前本数(级距点)500元”不应该在第二个级数计算,而“后本数(级距点)2,000元”则应该包含在第二个级数里计算,不应该在第三个级数里计算,其他各级距级数同理,依此类推。
例如:某人某月含税应纳税所得额是500元,其应纳税款的正确计算为500×5%=25元,而不是500×10%-25=25元(速算扣除法计算),二者计算结果虽然相等,但体现的计税原理有天壤之别。
同理,假定某人某月含税应纳税所得额是2,000元,其应纳税款的正确计算为500×5%+1,500×10%=175元,或者用速算扣除法计算为2,000×10%-25=175元,而不是2,000×15%-125=175元。
假定某人某月含税应纳税所得额是5,000元,其应纳税款的正确计算为5,000×15%-125=625元,而不是5,000×20%-375=625元。
2.4利息率的换算、到期日和具体天数的计算
利息率的换算主要涉及到年利息率(以%表示),月利息率(以‰表示),日利息率(以表示)之间的换算,一般是按照行业惯例执行的,没有规范文件论及。计算时按照具体要求保留小数点位数,理论上一般要求保留2位小数,实际工作中按需保留。
以“年”为计算利息单位时,一年就是一个公历年,不分平年和闰年,到期日为对应年份的同一日。一年等于12个月,不分大小(平、闰)月,每个月30天,一年360(12×30)天。即:百分数除以12得到千分数(%÷12=‰),千分数除以30得到万分数(‰÷30=),百分数除以360得到万分数(%÷360=)。如年利息为12%,则月利息率=12%÷12=1‰,日利息率=12%÷360=1‰÷30≈0.033。如2005年5月14日(3年期)的贷款,到期日就是2008年5月14日。
以“月”为计算利息单位时,一个月等于30天,不分大小(平、闰)月,到期日为对应月份的同一日。如2008年5月14日(3个月)的贷款,到期日就是2008年8月14日。
以“日”为计算利息单位时,就需要区分大小(平、闰)月、平年和闰年,大月31天,小月30天,平月28天,闰月29天,平年365天,闰年是366天。区分平年和闰年的基本方法是:使用年份数字除以4,除得尽的年份是闰年,其余是平年,4年一闰。具体计算到期天数时一般采用“算头不算尾”的规则进行,即“起始头天和到期日尾天”的天数只算“起始头”一天,不算到期日尾天。如2009年为平年,2月24日开出一张支票,按照规定其有效日期为10天,则有效日期最后为3月5日,即2月24~28日共5天,3月1日-5日共5天。再如税法按日加收滞纳金5的计算:假设某进口货物向海关申报进口日期为4月2日,海关填发税款缴款书日期为4月4日,则“进口货物关税纳税义务发生日期”是4月2日(向报关地海关申报报关进口的当天),缴纳进口货物关税、增值税(消费税)时间为“海关填发税款缴款书之日起15日内”,即4月18日(含)前。
另外还有二点需要说明的是:如果缴纳税款的最后一日遇到周末或法定节假日,则缴纳税款的日期相应顺延至周末或法定节假日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如果恰逢大小月或者闰平月的最后一天,对应到期日也应相应顺延至下月的第一天,即:某闰年2月29日起的1年到期日应该是下一平年的3月1日;8月31日起的1个月到期日应该是10月1日,1月31日起的1个月到期日应该是3月1日。
3有关计税依据的名词概念涵义解析
3.1销售额、含税销售额和不含税销售额
《增值税法》规定:“销售额是指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向购买方(承受应税劳务也视为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消费税法》规定:“销售额为纳税人销售应税消费品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营业税法》规定的销售额是指营业额。增值税属于价外税,采用价外计税方式,用不含税价作为计税依据,因而销售额中不包括向购买方收取的销项税额,即“不含税销售额”。其中,价款是指按照销售数量与单价的乘积,价外费用是指在销售价款之外向购买方收取的各项额外收费。消费税和营业税都属于价内税,税金包含在销售额(营业额)中,构成销售额(营业额)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销售额(营业额)中就包含有消费税(营业税),不需要额外收取。另外,税法规定部分符合特定条件的收费不属于价外费用,不计入销售额(营业额)。
“含税销售额”和“不含税销售额”是针对增值税纳税义务人在对外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时,销售的定价或价款中是否包含有增值税销项税额而言,实际上是纳税人在销售货物或应税劳务时采用的一种定价方式。定价中包含有增值税的销售额称之为“含税销售额”,最典型的是小规模纳税人的销售行为。由于小规模纳税人只能开具普通发票,所以其采取含税定价方式,取得的销售收入均属于“含税销售额”。定价中不包含有增值税的销售额称之为“不含税销售额”,最典型的是一般纳税人的销售行为。由于一般纳税人可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专用发票上就分别要列明销售额、税率和销项税额等内容,所以其销售额为“不含税销售额”。增值税应纳税额的计税依据是“不含税销售额”,在按照“含税销售额”定价时,纳税人就要将“含税销售额”通过公式换算为“不含税销售额”,考虑到增值税是属于价外税的基本原理,税法在规定计算公式时候,没有单独给出也无必要特意给出“不含税销售额”的概念,使用“销售额”的概念代替“不含税销售额”的概念。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一般纳税人不含税)销售额=含税销售额÷(1+增值税税率)
其中,增值税税率有17%(基本税率)和13%(低税率)两档。
(小规模纳税人不含税)销售额=含税销售额÷(1+征收率)
其中,征收率在2009年1月1日以前有6%和4%两档,以后为3%。
另外,在理解“含税销售额”和“不含税销售额”的换算和内涵时候,由于消费税(营业税)的销售额(营业额)内已经包含有消费税(营业税)税款,所以“含税销售额”和“不含税销售额”仅指增值税。
3.2混合销售行为(混营)和兼营非应税劳务(兼营)、兼营不同税率货物或劳务
实务中,会计人员较难区分“混合销售行为”(简称“混营”)、“兼营应税劳务”和“兼营不同税率的货物或劳务”(二者统称“兼营”)之间的差异,进而混淆了增值税和营业税的纳税义务和范围。根据《增值税法》规定:“一项销售行为如果既涉及货物又涉及非增值税应税劳务,为混合销售行为。”理解“混营”的关键在于:“混营”涉及的货物和非增值税应税劳务只是针对某一项具体销售行为而言,非增值税应税劳务是为了直接销售这批货物而提供的,二者之间是紧密相连的从属关系。故此,《增值税法》规定:“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者零售的企业,企业性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的混合销售行为,视为销售货物,应当缴纳增值税;其他单位和个人的混合销售行为,视为销售非增值税应税劳务,不缴纳增值税。”
与“混营”相比,“兼营”是指增值税纳税人在从事应税货物销售或提供应税劳务的同时,还从事非增值税应税劳务(即营业税规定的各项劳务),且从事的非增值税应税劳务与某一项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并无直接的联系和从属关系。《增值税法》规定:“纳税人兼营非增值税应税项目的,应分别核算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销售额和非增值税应税项目的营业额;未分别核算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销售额。”
“兼营”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即兼营不同税率的货物或应税劳务,是指纳税人生产或销售不同税率的货物,或者既销售货物又提供应税劳务。
下面以某大型综合性商场(一般纳税人)的各种销售行为,根据税法的立法精神原理,列表对该商场不同行为纳税义务比较如表2所示:
本文主要是解析了税法常用的一些名词概念进行解析,有助于会计人员正确理解税法常识,帮助正确理解和核算应缴税金。
参考文献
[1]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编:税法,2009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
税收制度的含义篇8
关键词：全球经济语境以人为本税收文化审美映照
【基金项目】部级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阶段性成果（04BZX057）
社会主义优秀税收文化的构建是我国各级国税机关适应当前税收新形势发展需要、努力营造创业干事优良税收工作环境的尝试，也是国税部门目前思想上高度重视、工作中努力去实践的一个热门话题。而税收是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参与GDp分配且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存在着有机关联的多元化的历史文化范畴。税收不仅需要有完善的税收法律制度,而且需要良好的税收环境，并须建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厚重人文底蕴的税收文化。由此，税收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环节,体认着人本管理的最高境界,它崇尚精神文化的力量且祈望营造一种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可以说,现代税收文化的创设须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加以整合，倡导“依法治税”和“以德治税”的有机融通,以保护纳税人权益,并处理好纳税人、征税人和用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在社会主义公共财政体制下拓展能真正推动生产力演绎的先进税收文化。
一、社会主义税收文化的人文底蕴
中国传统税收文化是公众心目中有关“税”概念的最原始的审美色调。史料记载从夏代“且以并农力,执成男女之功”的这种氏族公社内部从无偿提供劳役奉献的公益事业作为税的雏形伊始,以及公元前594年《初税亩》的出现,乃至1950年新中国《全国税政实施要则》的颁布前为止。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皆把税收当作暴权苛政的内容,更多表现的是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掠夺以及揭露抨击苛敛重赋的愤怒怨恨之词，诸如《伐檀》、《硕鼠》等诗。孔子当鲁国税务官时就曾坚持用标准化的“斛”作为一种量器来征收粮税；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国人从“厚赋税以实鹿合之钱而盈巨桥之粟”中感悟到奴隶主对人民的凶狠和野蛮。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更是把收税人刻画成骚扰村民、鸡飞狗跳、狼奔豕突的“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的悍吏恶霸。时期的税收成了“民国万税”、“屠宰民众”的代名词。凡此种种,皆无可避免地在华夏国人的心目上笼罩了可怕的税收文化的历史阴影，也形成了老百姓对税收反感甚至恐惧的审美心理范式。由此可见,税收与文化有着广泛的联系和共同的历史渊源。也就是说,税收作为一种事物的产生都有与之相匹配的文化渊源,税收体现着社会历史文化的人文内涵。
《中国大百科全书》对文化概念的表述为：“文化即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能力和创造的成果”。具体解析是：“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能力、物质和精神的全部产品”；“狭义的文化则是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可以说，文化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全面联系主要表现在：人既创造着文化，同时又被文化所塑造。而“人是文化的存在”业已为国人所体认。可见，税收文化是特指在税收管理和税收实践中逐步创造、长期积淀而形成的观念形态、文化形式和价值体系的总和。诸如税收相关的历史记载、典章制度、政策法令、治税思想、言论著述、行为规范、纳税意识、文学艺术等。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税收文化的创建可谓是新世纪做好税收工作的迫切需要，也是一项艰苦的系统工程。可以说，税收是以国家为主体,为满足公共需要强制、无偿地参与社会产品和财富的分配活动,也是国家的一项主要职能。它是一个伴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范畴,其历史轨迹映印着国家权力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履迹。因此,由不同的历史土壤滋生和催长的税收实际上承载和厚淀着极其深厚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逐渐衍生为特定的税收精神,形成特定的社会心理和税收环境,而这种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围绕税收而形成的并影响国家税收的全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总和就是“税收文化”。
古语云：“国以税为本，民以食为天”。像儒家文化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把个人、家庭、国家、世界紧密联接在一起的精神纽带。从经济层面加以阐释,税收则可以视为把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紧紧相连的经济纽带。国人所得不只用于养活、发展自身,也以纳税的方式用于发展社会、建设国家,最终又反过来为自身的发展营造了富足而又文明的公共环境。税收便这样将个人与社会、家庭与国家有机关联,并构成一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利益共同体。而这条由税收建立起来的经济纽带又成为儒家哲学的精神纽带的行为实践,从而构成精神纽带的经济基础。
中国税收文化主要研究税收与人的关系，这里的人就包括纳税人、征税人和用税人。因此，人的逻辑理念、常规意识或潜意识、文化素质等就不仅关系到纳税人是否有自觉的纳税意愿和纳税行为，而且代表国家利益或部门利益的征税人和用税人也有一个正确制定和执行税收制度及如何使用税款的问题。所以提升人文质量、丰富人格内涵将成为税收文化的内在需求。德国汉堡大学比格・纳端认为:“一国特定的税收文化是与国家税收制度和税收执法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总和,它历史性地扎根于该国的文化,因为相互影响而产生依赖与联系”。由此，现代税收文化可界定为：在我国社会主义公共财政体制下,确立人在税收活动中的主体地位,通过尊重人、激励人、发展人,调动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切实保障纳税人应享有的知情、隐私、监督、检举等权利,使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在税收行为活动中逐步沉淀并形成先进的群体意识、价值观念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物质条件、行为准则和制度规范。然“泱泱大中华，文化绵万年”。随着历史的脚步，斗转星移，文化多元体现出时代的特征。可以说，社会主义税收文化建设的最佳状态是“人人皆主角”。惟有如此，才谈得上讲速度、求效益、保安全。常言道：“工作在税务，奉献给人民”，这的确是对“税务精神”的点睛之笔。税务精神由价值理念、道德标准、行为规范和奋斗目标浇铸而成，它凝聚着税官的“国家为重、爱岗敬业；严格执法、优质服务；开拓进取、追求卓越”的高尚情操，也是新时期税收文化的浓缩、升华与展示。税务精神之锦旗，是税收文化的灵魂，也是税收文化构建的亮丽景观。惟有如此，才能真正构建税收“征、纳、用”和谐的审美文化蕴含。
二、社会主义税收文化的人本体征
中国古代汉语的“税”字由“禾”与“兑”两字组成。“禾”指谷物，泛指农产品；“兑”字有送达之意，即国民须向国家缴纳一部分农产品。尽管后来随着历史文化的变迁，税的含义有了演绎，但是中国税收在一个广阔的农业背景下厚积起来的传统文化哲学的“人本”底蕴已永久地深藏其间。可见，税收集中地反映着社会丰富而深远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内涵。像国人常提到“纳税意识”中的“意识”就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写照。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曾把“文化”定义为“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和习惯的复合整体”。而这种意义上的文化由语言、思想、价值、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构成,就可以被视为一套基本上不可言传的规则系统。随时代人文的变迁，世人对税收的感悟和认同，无不带有自身的以及社会群体的审美烙印。而这些意识以及其外化的结果，最终都构成了整个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税收文化”。可以说，税收文化是文化在税收领域的反映和体现,它往往易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纵观我国任何历史时期的税收也不可避免地受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照,税收的征纳行为中就隐含着传统文化的审美基因。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税收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充分调动广大税务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注重彻底解决税收事业发展的原动力问题。主要通过建立行业精神培育机制、健全竞争激励管理机制、创新学习教育培训机制和完善监督约束工作机制，以促进国税人员素质的全面提升，并不断推动先进税收文化的审美构建。税收可以说是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按照税法规定的标准,强制地对社会产品进行分配,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它体现着以国家为主体的特定的分配关系。税收作为国家的一种法律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并与国家性质、社会形态、历史变革密切相关。而税收优秀文化的创建须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传统哲学理念。俗话说：管理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科学强调理性，制度面前没有温情。但艺术却渗透了深厚的人文底蕴，尊重人、关爱人也是现代一切成功管理的要义。税收实践已经证明：税收若片面强调管理而忽视人的主体地位，那一个个的制度、规程以及目标考核、责任追究，将使每个人仿佛都成了被管理和追究的对象，其结果是在被动尽职尽责中，丢掉了团结协作和积极主动性。可见，创建优秀税收文化必须坚持“以人为本”，须在解放思想中统一认知，充分调动每个税干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切实营造制度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使每个税干都成为税收现代化建设的自觉参与者、积极实践者。同时，创建优秀税收文化也必须重视发挥纳税人的作用。要在税法的天平上，实现征纳双方相互尊重、平等互动、扩大民主、倾听民声、尊重民意、集中民智，让广大纳税人积极参与到创建中来，从而营造“依法治税”的社会温馨大环境。
社会主义税收文化作为文化与税收结合的产物,它反映的是一种以社会文化为导向和基础,而又影响社会文化发展的特定文化体系。它的出现标志着税收从物质到精神的质的飞跃。可见,我国税收文化是以当今的文化发展总和为基础,是一种观念形态、国家意识,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要素,它蕴含在社会文化之中,其发展状态取决于社会文化的发展程度。税收文化是征纳双方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总和,它包括征纳双方的最高目标或宗旨、共同的价值观念、作风习惯、行为规范、法律法规、文化生活以及它们所带来的双方的形象等内容。其特性更注重体现国家意志,更重视税收的强制性,并带有相对的非等性。由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税收文化包括税收物质文化、税收法制文化、税收行为文化、税收精神文化、税收传媒文化等。具体言之，税收文化是有形的、外在的一种硬件基础，它集中体现了税收部门在社会上的外在形象，同时它的建设规模和不断完善将为税收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而健全税收机关内部的各种规章和监督制约机制，以其强制和非强制的力量约束每个成员，可促进税收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并易于培养一支“政治过硬、作风优良、业务精熟”的税收执法队伍，以营造一个依法纳税的社会舆论氛围和文明环境，从道德、情操、声誉等非法制方面加大依法纳税的驱动力，从而逐步建构国人懂法、知法、守法和用法的温馨税收园囿。
社会主义税收文化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税收取之于民且用之于民”的性质。它使得税收文化富有独具特色的导向、约束、凝聚、融合、激励、辐射等功用。即税收文化一旦形成就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定势,并把税收征管工作引导到国家所界定的目标上来,使国家的意志得以体现，从而对纳税人的行为予以规范和履行应尽的纳税义务。“依法治税,从严治队,文明执法,热情服务”等号召都对征纳双方的行为发挥着有力的引导效能。同时，税收文化以大量的微妙的方式来沟通征纳双方的思想、意识,使征纳双方在统一思想的指导下,产生对国家税收的性质、作用的认同感、使命感、自豪感、归属感,形成一个巨大的社会性的整体效应。可以说，社会主义先进税收文化将引导广大公民自觉养成“依法纳税光荣，偷逃抗税可耻”的良好社会心态，并通过构建税收文化，运用社会心理学深入研究国人在税收活动中的心理现象和行为规律，提高对税收征纳主体行为的预测、引导和控制能力。同时，先进的税收文化有助于培养广大税务干部“爱税爱岗、敬业奉献”的团队精神，也将有利于税务内部建立“公平、科学、有效”的管理竞争激励机制，以营造出一种催人创新奋进的竞争气氛。一般来说,纳税是衡量社会贡献的重要标尺,纳税人更要理解税务部门的执法工作,理解税收的概念和含义。税收是国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没有国家税收也就没有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纳税人应该把依法及时足额缴税作为自己的责任。纳税作为一个过程同时也培育着“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高尚品德。纳税使金钱和物质转化为一种人文陶冶和文化享受,从而让广大纳税人认识到税收文化拓展“人本精神”传播的审美功用。
综上所述，鉴于我国税收文化现状的合理剖析,构建“以人为本”的现代税收文化业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求,可见，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形成税收文化的理念必当是塑造先进税收文化的基本思路，也有利于营建“科学征税、诚信纳税、正确用税”的社会主义税收文化的审美佳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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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威廉・哈威兰，当代人类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税收制度的含义篇9
【关键词】:环境税法律制度完善
中图分类号：F81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809（2010）05-0292-01
当今世界，随着工业化步伐的加快，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层出不穷，环境污染已危及到人类的生活。我国相关部门必须加强环境方面的建设。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环境税税种。尽管车辆购置税、燃油税、消费税、资源税、关税、出口退税等现行税种考虑或部分考虑了环境保护，但调节力度相对较小，缺乏完善的环境税法律制度。因此，立法部门应当完善环境税法律制度，从而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环境。
一、环境税内涵的界定
尽管各个学者对环境税有不同的定义，但总体上看来，关于环境税的内涵有三种理解，其中包括狭义的环境税，广义的环境税和泛义的环境税。
狭义的环境税仅指环境污染税，即国家为了限制环境污染的范围、程度，在污染物向自然环境排放的最后阶段对其征收的特别税种。环境污染税又可以包括水污染税、大气污染税、固体废弃物税等。广义的环境税除了包含狭义的环境税之外，还包括自然资源税和生态保护税。
泛义的环境税是指不仅仅包括为环境保护目的而设置的各种刺激型税种，也包括了为筹集环境保护资金而开征的收入型税种，同时还包括调节纳税人环境保护行为而征收的一系列税收，无论作者使用“环境税”一词，还是“生态税”一词，其含义也仍然如此。
笔者比较赞同泛义说，因为狭义说和广义说都不能很好的体现环境税的目的，环境税最主要的目的是保护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且狭义说和广义说的范围都相对较小，有很多能体现环境税目的税种都没有包括进去。要想环境税的内涵更准确，笔者认为应采纳泛义的环境税内涵。
二、完善环境税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1、外部性问题的解决方法
谈环境税必然要涉及到“外部性”理论，它的含义是，人们的一些经济活动的成本不能反映到物品的价格当中，但却利用了社会公共的成本。环境资源是公共物品，人们在使用的时候就会滥用这种资源，因为利用环境资源的成本没有表现在物品的价格中，环境污染问题是典型的“负外部性”活动，会对社会产生不良的影响，而市场经济却不能很好的解决类似的问题，当市场调节失灵的话，政府就得把外部性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中去，征收环境税就是其中一种比较好的方式，但目前我国没有完善的环境税收法律制度，因此我国必须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从而更有效的保护环境。
2、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解决方法
环境问题的出现其中有市场的原因，也有政府的原因。市场在调节环境问题时会出现失灵的现象，此时政府就会出来干预，相应地，当政府干预失败时，市场则会出来调节环境问题，但笔者认为完善环境税法律制度是解决环境问题一个比较有效的手段，环境税法律制度则既能解决市场调节失败，又能解决政府干预失败。一方面，征收环境税可以使外部性成本内部化，促使企业改进生产技术降低污染成本，另外政府通过环境税收专款专用到治理环境污染和保护生态建设中去，从而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另一方面，环境税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必须依法进行，政府通过环境税法律制度来规制环境问题，反过来，环境税法律制度也约束了政府的行为，避免政府部门的为所欲为，从而解决政府失灵问题。
三、完善我国环境税法律制度的建议
笔者在第一部分谈到环境税的概念，认为环境税定义应当采纳泛义说，环境税应该包括资源税。现行资源税的法律制度还很不完善，不能很好地保护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因此完善资源税的法律制度还是意义重大的。
首先，应当确定资源税的立法理念，资源税的征税目的是为了保护自然资源的开发，保证人们不要随意的浪费自然资源，形成一个保护自然资源的意识。政府通过征税来调节自然资源的供给和需求，达到自然资源在市场上合理配置的目的。
其次，扩大征收范围。资源的形态多种多样，目前，我国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只针对几种资源征税。根据《资源税暂行条例》的规定，我国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包括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盐七大类。根据我国的国情，应当将水资源、森林资源和草场资源纳入征税范围，来解决我国目前很严重的缺水问题和森林、草场资源的生态破坏问题。等时机成熟时，再将其他的资源纳入资源税的征税范围。
再次，确定税率。对所有的应税资源应提高税率，并适当拉大税档之间的级距，也就是考虑资源在开发过程中对环境影响的不同程度实行差别税率。通过提高税负和运用差别税率强化国家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与管理，防止资源的乱采滥用。
最后，完善计税依据。笔者比较赞同从价计征，资源产品的市场价格经常变动，从价计征可随价格的变动改变资源税的数额，使政府能分享企业的利润或分担企业的损失，如此资源的所有权能得到更公平的实现。
从以上可以看出，我国完善环境税法律制度非常有必要，环境税既能解决市场失灵又能解决政府失灵的问题。我国环境恶化日益严重，我们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吸取这些国家的教训，完善环境法律制度。只要不断去完善我国环境税法律制度，科学发展观就能更好地践行，才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和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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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少英.生态税法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陈少英.公司涉税法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李慧玲.环境税费法律制度研究[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税收制度的含义篇10
关键词：和谐；税收；征纳关系
一、和谐税收征纳关系的基本特征
(一)法治公平
法治公平贯穿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的全过程，是和谐税收征纳关系的核心要素。税收公平不仅包括社会公平，还包括经济公平。税收应保持中性，对所有从事经营的纳税人相同情况同等对待，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对于客观上存在不公平的因素，通过差别征税实施调节，以创造大体同等或说大体公平的客观的竞争环境。
(二)公开公正
征纳关系的和谐必须建立在公正执法的基础之上。税收法律法规的制定，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构建和谐的征纳关系，必须让各种利益关系得以妥善协调。通过坚持公正公开原则，实现立法与执法的透明，让广大纳税人对涉及其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这是纳税人权利实现的具体体现。
(三)平等合作
从法律地位上看，征纳双方处于平等地位。征纳双方必须严格执行和遵守税收法律法规，切实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并充分享有其应有的权利，双方建立相互合作信赖的关系，这是构建和谐征纳关系的重要前提。
二、和谐征纳关系的构建应坚持三项原则
(一)税收法定原则
税收法定原则是公民财产权的有效保障，是划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界限，其基本含义是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皆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征纳主体的权利义务只以法律规定为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减免税收。
(二)公平效率原则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工作必须遵循公平与效率原则，这两大原则的贯彻是在税收作为经济杠杆不断对经济进行调控的过程中最终得到实现的。税收公平原则不仅包括社会公平，还包括经济公平。税收公平，特别是经济公平，对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税制建设与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税制是否公平，决定着是否能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公平合理的税收环境。从整个经济运行的方面来看，公平原则是实现税收效率原则的前提。只有以达到一定程度的公平原则为前提，才能谈及效率问题。如果不以一定的公平为前提，政府征税就不会为纳税人接受进而影响市场的公平竞争，扭曲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行为，当然也就无法提高效率。
(三)合作信赖原则
合作信赖原则是民法“诚信原则”在税收法律关系中的引用。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是一种相互合作、相互信赖的关系，而不是对抗性的关系。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是纳税人应当充分信任税务机关，二是税务机关应当充分信任纳税人。纳税人应按照税务机关的决定及时缴纳税款，税务机关有责任向纳税人提供完整的税收信息资料，征纳双方应建立起密切的税收信息联系和沟通渠道。没有充足的依据，税务机关不能对纳税人是否依法纳税提出怀疑，纳税人有权利要求税务机关予以信任，纳税人也应信赖税务机关的决定是公正和准确的。
三、当前构建税收征纳和谐关系的理论基础
税收公平原则是近代平等性的政治和宪法原则在税收法律制度中的具体体现，是现代各国制定税收制度的基本准则。其基本含义是：所有纳税人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因此税收负担在国民之间的分配也应该公平合理。近代学者马斯格雷夫进一步指出，税收公平应是凡具有相等经济能力的人，应负担相等的税收；不同经济能力的人，则负担不同的税收。公平正义是协调社会各个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社会具有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重要源泉。
在为税收进行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过程中，只有遵循公平正义的原则，才能取得社会各个阶层的共识和认同，使这些制度获得最广泛的社会支持并得以顺利实施；在调节各种利益关系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过程中，只有遵循公平正义的原则，才能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受益，才能有效地整合社会各种资源和力量，实现全社会的团结与合作。
四、当前构建税收征纳和谐关系的现实基础
目前，构建征纳和谐关系具有以下有利的现实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