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遗产的重要性篇1
论文关键词自然遗产国家遗产法法律保护
我国自1985年正式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并成为缔约国后，截止到2013年7月，已有十处自然遗产。这些珍贵的自然遗产是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对我国甚至全世界的生态平衡都带有极其突出的重要性。其整个生态系统的形成有些需要百年，有些需要上千年甚至更久。一些轻微的破坏和污染即使对整个自然遗产生态环境只有些许影响，但如果没有明确配套制度和法律保护，无法体现出国家对自然遗产的重视和其珍贵性。
一、我国自然遗产的现状
自然遗产作为大自然赐予人类的避风港，分享着一个国家的民族历史，凝视着一代又一代人类的发展。然而，当我们沉浸在“申遗”成功的欢声笑语背后，却无法看到即将带来的难以修复的生态危机。
繁忙的生活、焦躁的社会、劣质的空气，无一不促使着是人们在黄金假日中奔向自然遗产之家。然而，自然遗产拥有着其特殊的生态属性，即使胸怀再宽广，也无法‘海纳百川’。而爆发式的游人激增，却使环境严重超负荷。“申遗”的成功得到的不是自然所需的保护之力，却是声名鹊起之后接踵而来的游人“破坏”之力。这种与经济挂钩的旅游地，便成了地方政府以及开发商眼中的巨型肥肉。为了满足日益增多的游人需求，扩建通道、加建索道、增设宾馆饭店等种种破坏性的建设便拔地而起。尽管旅游业带动了遗产保护区的当地经济，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然而，各种建设带来的工业垃圾、生活污水等等，严重的污染了自然环境。这种侵害自然遗产原生态的行为，虽无法在今日看到可怖的后果，但不可逆转的毁坏性却将会在日后一一道来。
1999年始建，2002年完工，耗资巨大的观光电梯就那样的伫立在了武陵源自然遗产的核心景区。当地政府称这不仅带动了景区的发展，更是缓冲了游人的增速。但这未得到环保部门认可，未充分考量对自然遗产岩体、植被等的伤害，就这样突兀的盘亘在岐山瑰丽的景区中，无疑是对自然遗产最大的羞辱；2005年张纪中导演带领“神雕侠侣”剧组对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的采景行为，同样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剧组人员不顾惜自然遗产的珍贵性，遗产区内下水嬉戏、驾马入水；天然苔草上肆意践踏；随意在遗产地搭建工程线、吊威亚、走轮滑。此次拍摄对九寨沟风景名胜区内的水资源、土地资源以及苔藓造成了严重甚至不可逆的破坏；2013年1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中称：“有序启动金沙江上游、澜沧江上游、怒江水电基地建设”经过了10年的搁置，水电站的建设还是起步了。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条江并称为三江并流，在2003年加入世界自然遗产，虽然得到了巨大的殊荣，得到的世人的认可。却躲不过水库建设的需要。环保学家称怒江是现有河流中唯一一条能体现原生态的河流，是希望可以留给子孙后代的唯一一条纯天然的河流。而地质学家也发表了看法认为怒江处于地震带，开发水电站很可能使地震发生的概率大幅增加。然而不论是自然之友亦或是生态爱好学家种种对怒江开发的抗议，怒江依然要面临水电站的开发命运。这三江并流奇景是否会因怒江的开发而发生巨大的改变呢，自然遗产的环境是否会因此而受影响，也许未来会向我们揭晓答案。
二、我国自然遗产在法律制度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一）管理体制杂乱无序，配合困难
正所谓文物好保存生态难管理，笔者认为，自然遗产的管理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本身属性不同的自然遗产，根据分类交由许多不同的国家部门参与自然遗产资源的分配管理，例如，林业部、建设部、国土资源部等。希望通过分头管理而增加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以及带来保护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但这样有可能导致部门之间的分配不清、权属混乱、管理交叉以及难以统一的局面。甚至于自然遗产的具体管理权又归属当地政府，而这种地方“操主刀”的管理模式，只会尽利益的最大化，法律保护的最小化。这种多元化的管理，不仅没有发挥其“人多力量大”的优势，反而基本的保护作用也无法实现。
（二）专门法律法规的缺失，可操作性低下
而同时，我国对自然遗产的保护并没有专门的立法，只是根据《世界遗产公约》以及已有的《宪法》、《环境保护法》、《刑法》等为基础，以《自然保护区条例》和《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等为依托。但是仅仅依靠这些立法却无法使自然遗产找到真正的法律归属，这些法律内容也无法一一涵盖自然遗产保护的所有需求。在实际的保护工作中，一些违法的行为虽然发生，却苦于没有相应的法律条款来制约，而使得这种破坏行为“逍遥法外”。泰山的索道、黄山的五里桥水库、黄龙的庙会、武夷山的火烧馀庆桥等等严重的破坏行为，虽然造成了自然遗产不可逆转的破坏，却仍无法运用强有力的手段来追究。
（三）缺乏法律监督机制，公众参与力不足
我国自然遗产数量的增加，无疑为国家和人民都带来的巨大的利益。而遗产地政府更是权力凸显。但我国监督机制的缺失无疑不是自然遗产保护受阻的一个重要因素，具体可以从几方面来看。首先，监督机制的缺失导致地方政府的权力最大化，甚至是自然遗产利用的最大化。而我国并没有完备的法律监督机制来制约，就导致地方政府的“独裁”。其次，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大多都是集中在对环境破坏的事后处罚，没有起到提前预防以及监督的作用。并且也多是行政类别的处罚，缺乏威慑力。最后，我国缺乏具有公信力的法律监督机构，大众舆论监督虽然是一种很公正的监督方式，却苦于没有法律的支撑而无法得到认可。
三、完善我国自然遗产的法律保护
（一）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遗产保护法》
虽然世界遗产分为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双重遗产等，但笔者认为，这些遗产都是我们国家珍贵的民族象征，具有着辉煌的民族历史，是不可分割的。而现行的法律法规，无法满足对这些遗产的保护。例如有些遗产即是自然遗产同时也是文化遗产，如果用两门不同的法律来约束，那必然有相驳并不通的地方，在处理问题上就会梗阻难行。而一些符合世界遗产要求却未能申遗成功的遗产，更是需要我们用一部切实可行的法律来保护，这样不仅利于我们对遗产的传承，并能对符合条件且珍贵的遗产在今后的申遗路上起到推进的作用。我国一直贯彻实施“依法治国”的法律纲领，若想从根本上预防并保护自然遗产，就必须由专门的立法来贯彻执行。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优秀立法实践，做到对《国家遗产法》的法律条款和实施细则的完善，让《国家遗产法》成为自然遗产最可靠、最完备的避风港。
（二）补充健全刑事责任
我国对自然遗产的保护多是从行政手段来执行，而其中又多是针对事后处罚，并且大多都是财产罚，对破坏自然遗产的严重行为未能起到威慑作用。而刑法的作用是处罚犯罪、保障人权。针对不同的破坏行为，应根据其性质和严重程度来区分需承担何种责任，并不是单一的行政责任就可以解决，严重并恶劣的案件，需要由刑法来制约。而自然遗产破坏的问题虽然可以依照刑法中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相关条款，但却缺少对自然遗产珍贵性、特殊性的法律概述。同样的犯罪，应根据自然遗产的特殊性，增加其刑罚年限加重处罚。所以，我国应借鉴国内外各种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法律，有针对性的在刑法中增设或补充法律条文，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三）确立主管部门
自然遗产根据其特殊的经济属性，为当地政府提供了巨大的财政支持。但我们要明确的了解自然遗产是属于国家的瑰宝，并不是地方政府、其他集体或个人的私有财产。我国自然遗产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建设部，林业部，国土资源部以及职权分工不同的多个部门统一管理的。我们可以根据现有管理的基础，设立中国遗产管理总局，由中央享有唯一管理权，负责规划、决策和实施，并由以上其他部门从旁协助配合。同时在遗产当地设立管理分局，由中央直接支配并严格执行其管理办法，随时汇报遗产地现状和问题，做到发现问题、汇报问题、解决问题的三步骤遗产保护。或是可以根据美国国家公园体系的管理办法，单独并有针对性的管理各个遗产，这样可以通过对单独自然遗产的属性了解，更准确合理快速的进行保护。因此，尽快确立自然遗产的主管部门，提高自然遗产的保护效力，延长自然遗产的生态属性，让体现民族精神的自然遗产更好的传承下去。
（四）专业人才培养
要知道保护自然遗产并不是普通人员可以做到的，要有专业的知识来鉴别遗产地的动植物、水、空气、岩石矿物质等生存状况。因此，应筹划并实施建设“自然遗产科技保护基础平台”，由此平台作为培养各种自然遗产保护人才的基地，加快自然遗产保护人才的队伍建设，利用科学知识来保持自然遗产的完整性和原真性，将专业人才的作用发挥最大化。当然，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设立志愿者申请系统，从大学中招收相关专业领域的志愿者，如林学、生态学、森林防火、野生动物保护、地质学等专业的研究生。这类学生可以申请就近自然遗产作为遗产保护试点研究地，根据不同领域的情况，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定期对自然遗产境内的生态、动植物、防火安全、污染等问题进行检测、分析、排查、救治。这样既保护了自然遗产，又能为在校研究生提供实地考察学习的机会。并且在实习期满合格的在校生，可以优先提供自然遗产地工作的机会。同时，学校也可以根据志愿者的实习情况给予相应的校内奖励，从而提高此类冷门专业的招生率，间接提高了自然遗产专业人士的数量，最终形成有机良性循环。
自然遗产的重要性篇2
关键词：遗产廊道；保护规划；生态基础设施；大运河
在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宝库中，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有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但这一重要的遗产种类目前在我国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目前我国的遗产保护体系中尚不包括有关区域战略性的内容。这一体系由于缺少这部分内容而产生的弊端已经凸现在包括大运河在内的一些重要线形文化遗产保护中。
遗产廊道(heritagecorridor)是发端于美国的一种区域化的遗产保护战略方法，同时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思路的保护措施。本文认为，重视遗产廊道的保护可以为包括大运河在内的我国的遗产保护提供新的思路。
一遗产保护区域化的历史趋势
在历史保护领域中，对历史环境的关注很早就开始了。早在1931年由国际智力合作所通过的《雅典》就提出“要着重保护它风景如画(pictur—esque)的特征”。1964年的《威尼斯》则更进一步提出了要保护“城市的或乡村的环境”。随着城市规划学科加入到遗产保护领域中，人们开始把文化遗产保护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来认识。《马丘比丘》、《内罗比建议》、《华盛顿》等重要文献的制定，表明了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实际上已经扩大到整个历史城镇。
遗产保护区域化趋势表现在把自然和文化遗产合二为一。早在1968年，美国就召开了“世界遗产保护”白宫会议，呼吁保护世界的自然风景区和文化遗产，这是官方公开发表的关于文化和自然遗产合二为一最早的文件之一。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正式把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一起作为具有普遍价值的遗产加以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合二为一是这一权威公约的突出特点。公约中有一条“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后来作为“文化景观”单独列入遗产地范畴。在1984年的世界遗产会议上，人们曾就这个问题做过讨论，许多专家认为，在今天的世界上，纯粹的自然地已经十分稀少，更多的是在人影响之下的自然地，即人与自然共存的区域，这些区域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重要价值。
在这一背景下，许多西方国家都开展了区域化的遗产保护。以法国为例，在1983年法国就制定了《建筑和城市遗产保护法》，对包括建筑和城市在内的文化遗产加以保护。1993又在该法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并制定了《建筑、城市和风景遗产保护法》，提出了建筑、城市和风景遗产保护区的概念，对包括建筑群、自然风景、田园风光在内的区域加以保护。
同时，在我国，运河作为工业文化遗产(industri—alheritage)的研究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产业遗产保护委员会(tiCCiH)为此组织了专门的研究(1996)，并形成报告提交给iComoS。
跨地区甚至跨国家的文化线路(culturalroutes)作为一种遗产形式正在因为其崇尚的“交流和对话”理念而进入人们的视野。1993年，西班牙的桑地亚哥·德·卡姆波斯特拉朝圣路被列人世界文化遗产名单。1994年，在西班牙政府的帮助下，在马德里召开了世界文化遗产专家研讨会。现在，iCo—moS下边设有专门的机构CilC(theiComoSinter—nationalScientificCommitteeonCulturalRoutes，国际古迹理事会文化线路科技委员会)负责文化线路类遗产的研究和管理。
遗产廊道主要发展于美国，是一种在遗产保护区域化进程中采取的方法。该方法在保护中强调遗产的文化意义和自然价值，强调文化遗产保护和自然保护并举，是一种追求遗产保护、区域振兴、居民休闲和身心再生、文化旅游及教育多赢的多目标保护规划方法。
二绿色通道与遗产廊道
遗产廊道的出现和绿色通道的发展成熟紧密相关。绿道在美国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其概念由whyte于1950年代首先提出，1987年在美国户外空间总统委员会上官方首次使用这一概念。这一委员会认识到几年之内美国将有80％的人生活在城市中心，而远离自然，因此提倡把自然引入城市，以方便市民游憩之用。保护基金会(theConservationFund)在同一年发起了美国绿道计划，现已经发展了或正在修建的绿色通道加起来有600条之多。
不同的研究者对绿色通道的定义不尽相同。其中Little认为绿色通道是能够改善环境质量和提供户外娱乐的廊道。包括五种基本类型：城市河边绿色通道；以道路为特征的游憩绿色通道；生态上重要的廊道绿色通道；风景或历史线路绿色通道；综合的绿色通道系统或网络。可以认为，绿色通道是连接开敞空间、连接自然保护区、连接景观要素的绿色景观廊道。它具有游憩、生态、美学等多种意义。而Little绿色通道定义中的第四种主要就是遗产廊道。
遗产廊道是绿色通道和遗产保护区域化结合的产物，是一种线形的文化景观，在这些景观中人与自然共存，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尽管其价值未必能够突出到列人世界遗产名录，但是因其代表了早期人类的运动路线、体现着一地文化的发展历程而具有文化意义。一般来说，遗产廊道是“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性景观，通常带有明显的经济中心、蓬勃发展的旅游、老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娱乐及环境改善。”
遗产廊道首先是一种线性的遗产区域。它把文化意义提到首位，可以是河流峡谷、运河、道路以及铁路线，也可以指能够把单个的遗产点串联起来的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线性廊道。它对遗产的保护采用区域而非局部点的概念。它又是一个综合保护措施，自然、经济、历史文化三者并举，是一种多目标的保护体系。
一定尺度上的遗产廊道同时也可以成为战略性的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lnfrastructure)。遗产廊道不仅保护了那些具有文化意义的线形遗产区域，而且通过适当的生态恢复措施和旅游开发手段，使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得到恢复和保护，使得一些原本缺乏活力的点状遗产重新焕发青春，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为城乡居民提供游憩、休闲、教育等生态服务。这一点对于那些经济发展落后、人地关系危机严重的地区来说尤为重要。
遗产廊道的保护规划除了像一般的绿道规划那样强调景观生态过程，强调土地覆被、野生动物、栖息地和适宜性等因素以外，更重视的是对文化因素的保护和旅游开发的组织。就文化因素来讲，它强调对具有历史意义的植被如古树名木的保护，同时也注重历史气氛的烘托。
三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的必要性
1．问题分析——从大运河的保护看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目前，作为一个重要的人类工程遗产和遗产廊道，大运河的保护基本处于失控状态。造成大运河保护现状的本质原因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上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法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其次还有一些国务院颁布的条例和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在这些法规中，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涉及三个层次：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文物保护单位。后者针对单体文化遗产，前两者针对历史街区和历史文化名城。这种体系架构实际上未涉及区域性的遗产保护。像大运河这样长达上千公里且价值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对待显然是不适宜的，更不可能作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城来对待。现行文化遗产保护的正式架构中实际上没有此类遗产的地位。
目前针对大运河的保护仅仅是区段性的，地方政府出于旅游开发的目的，对个别河段进行厂景观整理。这样的保护，对大运河这样的文化遗产保护来说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若要从根本上保护好大运河这样的文化遗产，还是需要引入遗产廊道式的区域保护体系，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制定相应的保护规划，改革相关的保护架构，最终实现多目标的多赢保护。
2．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的必要性
(1)以此保扩大量珍贵的线形文化景观遗产
在我国众多的历史文化遗产中，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或类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是极为丰富的一个种类。在这些遗产中包括世界闻名的丝绸之路、大运河，更有着像剑门蜀道等为数众多的在地区文化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线形文化遗产。然而大量的对这种线形文化景观的保护目前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保护这种线形文化景观，就需要建设我国的遗产廊道。
(2)以此建设前瞻性的生态基础设施
在人口负重与土地资源贫乏的背景下，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可以说是危机四伏。正如区域和城市开发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前瞻性与高效兼备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道路系统，给排水系统等)一样，区域和城市环境的可持续性也取决于生态基础设施的建设。生态基础设施是区域和城市所依赖的自然系统，是区域及其城市能持续地获得自然服务(na—ture''''sServices)的基础。这些服务包括提供新鲜空气、食物、体育、休闲娱乐、安全庇护以及审美和教育等等。它不仅包括习惯的城市绿地系统的概念，而且更广泛地包含一切能提供上述自然服务的城市绿地系统、林业及农业系统、自然保护地系统。遗产廊道是构成生态基础设施的内容之一，无疑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3)以此进一步发展文化旅游
建设遗产廊道，将使原先零散的文化遗产成为区域性的整体，通过系统的解说、游道组织，可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这一点已经被大量的事实所证实。美国很多地方遗产廊道带来的旅游业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亮点之一。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必将使得大量的文化遗产焕发活力，必将促进文化旅游的发展。
综上所述，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紧迫的。我国遗产廊道的保护规划应如何进行，本文就大运河为实例做简要讨论。
四遗产廊道保护规划理论和方法的简要探讨——大运河整体保护研究的初步理论框架
1．遗产廊道建设的理论基础——大运河的价值认识
(1)大运河的文化意义
大运河北起中国首都北京，南至杭州，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它开凿于中国诸侯割据的公元前5世纪(春秋未)，拓展于中国封建王朝即将走向强盛的7世纪(隋)，贯通于少数民族统治的13世纪(元)。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它一直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南北物资运输通道，并同时作为区域水系骨架发挥着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是该地区形成众多城市的主要因素之一。
大运河是中国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历史，地区社会、文化、经济发展历史的重要记录、见证和载体。其文化意义不仅体现为构成运河各遗产元素的文化意义，更体现为作为整体的大运河文化线路的文化意义。其价值载体不仅包括实体型的文化遗产，还包括构成运河文化线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大运河的当代区域景观生态战略意义
大运河的当代景观生态战略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是对区域生态结构有着广泛影响的半自然生态系统；第二，它是运河区域城乡生态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大运河有着丰富的湿地生态系统存留，这些湿地生态系统有着重要的景观生态战略意义。
2．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大运河整体保护研究的初步理论框架
(1)分析问题——大运河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大运河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另一方面是南水北调工程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就快速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而言，主要有快速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对遗产廊道保护的不利影响。包括对构成运河之各遗产元素及组成本身的影响，对其历史环境的影响以及对各元素历史空间关系的影响等；同时，还包括对运河景观生态系统的影响，包括对作为景观基质的农田的影响、对运河及其支流廊道功能和景观结构的影响、对区域景观格局的影响等。其机遇则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城乡居民的休闲需求，这些需求和经济发展本身必将促进遗产保护上的投入，为大运河遗产廊道的保护提供了有利机遇。
南水北调给大运河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更带来了保护的机遇。大规模调水使得建设高效和具有前瞻性的遗产廊道成为可能，不仅能够有机会对断流和生态功能瘫痪区域进行系统的生态修复，而且有可能对作为遗产廊道的大运河进行系统的保护。
(2)解决问题——大运河整体保护战略对策
在必要的历史地理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和景观生态学研究(研究的理论框架见表1)的基础上，提出大运河整体保护战略对策，并在以下两个层次上分别制定具体实施战略与实施导则。
第一个层次是遗产廊道宏观尺度上的保护战略，包括遗产廊道范围的划定、廊道区域内诸遗产元素的判别、廊道遗产元素空间关系的重建等；同时制定所涉及的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战略，包括已列入或尚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化遗产、历史街区与历史文化名城等。这一层次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运河文化线路的价值认识和评价，以此为基础进行运河诸遗产要素历史空间关系的重建，即运河文化线路的识别和判定。
第二个层次是遗产元素尺度—亡的保护设计导则，包括如直接涉及的单体和群体文化遗产保护设计导则的制定，并结合具体运河道提出断面保护设计导则、护岸设计导则、游道设计导则等。这一层次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诸遗产元素的价值认识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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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在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日益受到关注的今天，我国的类似遗产还远远没有得到重视。借鉴遗产廊道这一历史与自然保护并举的遗产保护思路和方法，完善和建设我国的遗产保护体系，保护我国以大运河为代表的丰富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
[作者简介]
李伟(1972—)，男，汉族，陕西咸阳人，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保护与景观规划设计；
俞孔坚(1963—)，男，汉族，浙江金华人，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景观规划设计、景观生态等；
李迪华(1967—)，男，汉族，湖南湘潭人，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助理，讲师，研究方向为城市生态、景观生态。
参考文献：
1陈志华．保护文物建筑和历史地段的国际文献．台北：台湾博远出版公司，1992：10-25
2张松．历史城市保护学导沦——文化遗产和历史环境保护的一种整体性方法．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140
3Little，C．e．Greenwaysfotamerica．Baltimore，m．D．：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90
4王志芳等．遗产廊道——美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一种较新的方法．中国园林，2001(5)：85-88
5王景慧．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层次．规划师，2002(6)：9—13
6CostanzaandDaily·naturalcapital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ConservatlonBiology，1992(6)：37-46．
7俞孔坚，李迪华，潮洛濛．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的十大景观战略．规划师，2001(6)：9－17．
8安作璋．中国运河文化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1-8
自然遗产的重要性篇3
1我国的自然遗产保护面临的问题
我国拥有辽阔的地域，是遗产大国，自然遗产资源比较丰富，但在当前旅游发展的冲击之下，自然遗产的保护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我国的相关的保护和制度存在许多问题，如表1所示。对问题有清晰的理解，加强基础研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自然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有如下几个方面：（1）遗产保护体系混乱，各自为政。许多政府部门对自然遗产有行政管辖权力，可随时将这种保护权力变为合法经营的权力。直接或间接从事各种各样与盈利相关的活动，却破坏了本来属于公共福利的自然遗产资源。多个部门管理引起混乱，并最终导致自然遗产资源过度开发利用。多重管理导致对利益相互纷争，承担责任却是相互推诿。[2]当开发自然遗产有可观的收入时，自然出现利益纷争，每个部门一哄而上地参与，但在开发和保护的具体事务方面彼此推脱，没有人敢于主动承担责任解决实际问题，有效保护成为一纸空文。（2）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直到现在，我们国家还拿不出一部完整的国家法律来保护自然遗产，使得我国的自然遗产保护无法可依，而各地的自然遗产保护又各自为政。对那些为了追求利益损害自然遗产的行为，执法者无法凭借特定的法律规定，依法追究责任。在此种情况下，我们的许多自然遗产遭到了难以弥补的破坏。（3）思想认识错误。许多人只重视获得短期利益和追求良好的政绩而忽视了自然遗产的命运，把保护自然遗产与经济利益完全对立起来，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盲目开发利用的功利心态不及时纠正，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遗产丧失其完整性和真实性。我们时刻注意的是，思想认识的危害其实有时远远超过实际行动。（4）自然遗产保护资金缺乏。没有充裕的资金投入而想保护自然遗产绝对是一句空话。这些资金应该包括在每年的国家预算中，并且定期支付给我们的各级政府机构。但就目前来说，政府财政拨款非常稀少，仅依靠少量的政府财政援助，即使用于贴补遗产景区开放的成本也不能够维持，更不用说对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门票的收入和其他旅游收入通常被用作了当地保护部门的保护费用。因此就出现了遗产保护部门很富裕，而自然遗产保护资金非常缺乏的现象[3]。毕竟国际上的援助和社会其他捐助者援助的资金是非常有限的。其中的一些已被在包装在上市的自然遗产地，获得的利润成为企业经营收益的一部分。
2主要发达国家对自然遗产保护的经验
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美国和其他发达自然国家遗产保护体系已成熟。他们曾经一度陷于发展与保护的纠结之中，存在资金短缺问题。能有今天的成就是他们多年辛勤努力得来的，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四个国家作为成功的代表，他们的成功经验在很多方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如表2所示，发达国家在自然遗产保护方面有统一的保护体系，完善法律体系和富足的自然遗产保护基金。上述国家的国家公园保护机构基本上都是非营利性质的政府部门，专门从事自然遗产的日常保护和保护，财政拨款是日常运作的资金来源，实行特许经营制度，经营者和保护者的角色进行分离，以避免只注重经济效率而轻资源保护的缺陷。我提出选择一两个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作为试点的建议，由中央政府而不是地方政府直接保护，并进行特许经营试点和采用其他国家的最先进的保护制度，获得实际经验后向其他遗产地推广使用[4]。提高遗产资源作为公共产品的使用效率，政府的保护是必不可少的，市场经营是一种良好的补充，而特许经营的遗产是一种方向。以上四个国家对保护自然遗产的立法是相当重视的，平均每隔几年就会对修订原有法律，增强其有效性和适用性。它起到的作用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美国自然遗产保护是基于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之上的，基本上做到了每个国家公园有自己独立的立法，美国国家公园的建立和各项政策的实施是以联邦法律为基础的[5]。与四个法律体系相比，我国的遗产保护法律法规似乎是不完美的。目前只有少数几部与自然遗产有轻微联系的法律规定，并没有一部完整的法律或法规是专门为自然遗产保护服务的。因此，应该尽快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遗产保护法》，以该法为基础，建立、完善、协调、丰富有关自然遗产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遗产旅游开发必须符合国际标准，走法制化、规范化、国际化的发展道路。总而言之，要实现对自然遗产长期有效的保护，必须要纳入法制化轨道。通过我国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遗产保护的比较，可以看到，发达国家的自然遗产保护体制很好地结合了该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作为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在融入国际体系后，结合当前我们自己的特点，构建合理的组织保护体系。以遗产保护法为核心，选择合适的遗产保护模式和运作模式[6]。以提高和建立有效的中国自然遗产保护体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自然遗产的“公共福利概念”，它不会因国情不同，体制不同而变得不适用，也不会因为资源基本条件差异而难以参考。
3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然遗产保护体系
3.1制定并使用我们国家的自然遗产资源保护法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不仅对自然景区和文化遗产地做了必要的保护，也为保护它们做了大量工作。但如1985年颁布的《风景名胜区保护暂行规定》到现今为止已27年，随着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已明显落后于目前我国当前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现状，在现实实践操作时缺乏法律效力。不能很好地警示和惩罚蓄意破坏者。由于这些文化遗产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而许多人又无法抵制这样的诱惑，便大肆进行破坏性的开发，打起了“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的幌子[7]。对于这些行为，当前我们不能很好的去界定合理适度的范围，政府也不能很好的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故此，意识敏锐的专家和学者们纷纷谏言：希望抓紧草拟和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法》。当然，还要根据中国当前社会经济建设发展需要，借鉴、吸收西方发达国家遗产保护的立法经验，完善相应的法律条款和实施细则，使得这一法律法规更加审慎、严谨和富有可操作性。尽管含有不少具有很大文化价值的物质或非物质遗产未被列入遗产名录，但也要使其得到最大范围的保护，纳入必要的法律保护范围之内，作为我国长期的文化、法律战略实施。因此，保护重要的自然遗产、文化遗产需要政府出台必要、有效的法律，来合理规划、利用和保护这些遗产资源。不断提高法律规范的系统性和合理性，将文化、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上升到制度化。促进自然遗产资源保护的过程，使珍贵的遗产资源科学地可持续利用和开发，为后人的福祉多做贡献[8]。另外，宣传、研究和有效执行现有的政策和法规，依法合理运用行政执法权，用法律的武器对遗产资源的破坏行为，进行严厉处置并追究民事或刑事责任。
3.2优化和改革我国的自然遗产保护体系我国目前的保护体系中，没有为自然遗产设立相应的专门保护机构，依旧采用国家风景名胜区保护或是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模式，仅在获得认可的保护区增设了自然遗产品牌的头衔，而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保护，职责区域的划分又带来非常突出的问题。所以要改善和发展不相适应的文化和遗产保护体系，优化组织保护机制，完善部门保护体系，从整体提高行政效率和执行力的有效性。（1）构建一个科学严谨的保护制度。自然遗产保护在发达国家，保护体系构建相对完善。遗产资源的保护系统是由上下协作，主要由各级地方政府专门机构、遗产直接管辖单位、第三方支持性机构构成。他们机构设置相对合理，职责清晰，对遗产资源的保护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在过去，我国的资源保护部门之间，同时拥有开发和利用的权限，在保护过程中一直都存在着相互扯皮、推卸责任和监管不力的状况，不仅影响工作效率，也增加了行政支出成本。有鉴于此，建立国家统一保护的“国家遗产资源战略保护系统”是当务之急。改革现存的保护系统，组建文化与自然遗产资源保护司，负责统一的文化与自然遗产资源保护。不同级别的保护保护单位只有建立一个行政区划部门，便于统一领导。通过非营利组织保护，能够使遗产资源不会因为保护标准的不同而产生无谓的利益分配冲突。第三方支持机构的成员，可以由科研单位、专业协会、资助机构和志愿者团体组成。目前，因为政府对这些机构的理解和关注程度不够，使他们的发展举步艰难。人们对遗产内涵的重要性和认知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事实上，根据西方的社会保护经验，第三方支持机构可以把遗产保护保护得很好，能把重要的资金和人才放在最需要的位置上。因此，努力发展和扩大此类机构的数量和规模，寻求更多的遗产保护资金。通过广泛宣传调动民间、私人的热情参与志愿活动，扩大志愿者队伍，从而扩展和增加私人（基金会、企业、家庭或个人）的资金和捐赠[9]。科研单位的地位和作用亦不容忽视。有了这些智库的帮助，可以避免工作中可能出现重大决策失误，弥补缺乏专业知识的行政部门的保护缺陷。可以说，第三方性机构是遗产保护系统强大的支持与后盾。总体而言，我国有必要建立一个代表国家权威的行政部门，通过建立专业保护机构，统一保护、利用和保护的遗产资源，科学研究和使用行政手段协调处理由遗产资源引发的问题；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法》为基准，严格依照本法规定，对遗产资源逐步实现有效的保护和保护。（2）完善的保护模式和经营运行模式。站在对人类文明的保护的角度，选择公益性非营利事业单位保护的模式是值得肯定的做法。它体现出了对遗产的精髓和遗产价值正确的理解。在这样的前提下，建立科学合理的传统保护模式应该具备五个标准。一个是标准化，即要与国际标准相接轨，在实践问题中与自身的特点相结合。二是针对性和适用性，对于不同级别、类型的遗产要有相对独立的保护模式系统[10]。三是完整的保护模式系统，应包括法律、保护体制、运营体制、政策规划和方针布局等各方面共同形成支持的系统。四是体系和模式的建构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和连续的修改过程。直到和谐统一，有利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这里应该强调的是，无论选择哪一种保护模式，都必须将保护和经营相分离，实现两条腿走路。从根本上避免因经济利益驱使而产生遗产资源价值破坏的问题。即使是在开发旅游产业，在明晰产权后，也必须建立基于遗产保护和监督委员会的遗产保护、开发和利用的监督机制。根据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遗产，采用不同的保护模式。低层次的遗产保护和运营可由基层政府负责，或向其他机构承包、委托给保护资质的第三部门；更高层次的自然遗产的保护和运营只允许专门机构负责，以免不必要的损失。[11]还可以跨部门或是跨行业合并保护。不属于传统类别保护可以划入“特许经营”的经营范围内，但在遗产和环境保护的问题上，所有这些运营行为都必须将其置于最重要的位置。（3）制订和完善保护和操作体系。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制订，需要相应的专家委员会的参与和监督。遗产保护、开发和利用由遗产保护委员会统一指挥和保护，为决策、监督的有效实施，政府对遗产保护增加必要的资金投入，保证一定规模的财政拨款用于遗产保护。同时对已准入市场运营的自然遗产资源采用许可证经营的方式，并对非市场化运作的自然遗产保护、保护、宣传和研究提供一切支持。此外，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利润分配要有规定，确保各方收益。鼓励其他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积极地参与捐款，制定优惠政策，帮助筹集更多保护基金。当面对当地居民的经济利益，社会稳定问题，要充分发挥各部门的协调机制。
3.3正确处理遗产保护和发展的对立统一关系遗产保护和开发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关系，即保护是目的，发展是手段。开发服务于保护，保护利于发展。要实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就必须正确、有效地处理在它们之间的关系。（1）遗产保护和发展的对立统一关系。遗产保护和发展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冲突，两者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如今最主要和基本的任务是对遗产地保护。如把遗产资源当成摇钱树，不仅破坏遗产资源，而且会限制本地区的经济健康发展，不利于社会全面进步。但是，对自然保护区的片面绝对保护，可能降低当地公民参与遗产保护的积极性，甚则产生抵触情绪，最终事与愿为。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看，对资源的保护总是放在重要的首位。任何开发都以保护遗产资源为要务。开发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循“统一规划、依法开发、合理利用和科学保护”的总体原则；不能为了经济效益、知名度而以遗产资源的损害为代价。在遗产开发利用过程中，我们要时刻保持保护第一的思想：一方面通过合理开发遗产资源获取可观的经济效益，并将部分转化为自然遗产保护区的维护基金；另一方面通过学习和探索有效保护遗产的经验和方法，完善保护政策，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发展趋势，引导周边地区的共同发展，形成统一的合作框架来支持保护遗产。总之，通过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创造可观的增值性的附加值。（2）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自然遗产多层次性和价值多样性，涉及诸多利益集团（图1）。如何在保护中处理和满足相关利益方的需要，解决我国自然遗产的保护、保护和发展之间矛盾的关键，在于平衡相关利益群体。我国现有的资源保护利益相关者，主要有国家、政府部门、风景区、其他利益相关者（社区、公众、社会团体）。有效平衡利益主体各方的利益问题，主要取决于智库和遗产开发项目的主要保护者科学合理的规划和决策，在实施过程中使用法律、行政、资金、教育等方式、条件调节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主要矛盾。通过共同寻求合作的平衡点，合理安排和分配利益，从而达到互惠互利的多赢目标，否则众多的矛盾将难以解决。（3）与遗产旅游的关系。自然遗产资源开发矛盾主要体现在旅游开发的问题上。当前如何妥善处理遗产的文化价值和经济效益关系，实现两者的辩证统一，是专家、学者的研究重点。不能把地区经济价值作为发展的唯一目标，要注重科学发展内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要认真对待自然遗产的特有文化内涵与价值，珍惜和保护好珍贵的遗产资源。坚持科学发展理念，在立足于遗产保护的基础上，从长远发展考虑，造福子孙，为后人创造更高和保护更好的社会文化基石。在开发和保护的理论基础和经验上我们还十分匮乏，所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吸收失败教训是十分之有必要的[12]。一方面，保护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减少错误的弯路；另一方面，创建一个自然遗产和旅游共生双赢的保护模式。相关工作经验：以生态保护为依托，区域化分级保护、严厉整治过载的开发，科学定位文化价值。禁止在重点区域建立各类型服务实施，禁止用各种名目在自然遗产景观区周围的开发，切实保护遗产地。由此看来，遗产保护与地方经济的发展，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实践中是可以实现一致性的。遗产资源保护得好，可促进旅游对遗产景点经济的持久收益；反之，旅游良性的发展，亦能够促进遗产保护和文化内涵的建设。
3.4培养自然遗产保护的专门人才人才培训与合理利用是自然遗产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工作延续的关键。我国现有超过40多万处文化遗产和古迹，需要专业的保护人员去开发和维护[13]。而专业员工不足70000人，人员严重短缺。同时，现在的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专业水平严重落后于发展要求。尤其在高技能专业骨干领域最为突出，不足以担负起自然遗产保护的重任。所以亟需培养文化遗产保护专业人士。遗产保护的相关机构也应对人才培养有一定的计划，类型、数量、质量、结构等方面都要统筹规划。大学在培养这种专业人才的设置上，仅在课程加入遗产保护的课程很难满足要求，也无法培养出未来需要的遗产保护专业人才[4]；可以开设自然遗产保护学专业，培养专业人才；通过系统、详细、全面、跨学科培养专业人才，为今后的遗产资源保护的发展贮备更多人才[15]。这些人才应该不仅具备扎实的专业遗产保护知识，也应具备相关遗产资源的保护和开发研究的能力，掌握生态系统、企业保护、旅游保护等相关知识，是复合型专门人才。
自然遗产的重要性篇4
“申遗”，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指《世界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保护公约》①的缔约国，以某一地区的特殊历史遗产价值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委员会提出申请，以期加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行为。“申遗”的行为，既是一个国家保护自身独特历史遗产价值的国家行为，也是一个国家作为基本国际法主体与另一个重要国际法主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之间，基于人类遗产普遍价值保护而形成的国际法律行为。某种意义上，“申遗”既是一个冲突点，也是一个联接点，反映了当今国际法发展中，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博弈。因此，我国大运河“申遗”，首先必须明确应遵循的国际法理念。
(一)基于国家主义的大运河“申遗”的国家行为
中国申报大运河为世界遗产的行为，在国际法上，实际上是一个基于国家主义的国家行为。国家主义是近代兴起的一种国际政治学说，以国家利益为神圣本位，以实现国家的为最高目标，倡导国家至上的信念。国家主义在近代被引入国际法领域后，形成了以全球为参照系的，以调整国家关系为主要对象的，以国家中心主义为原则的传统国际法律体系。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标志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第一次以条约的形式肯定国家主义的国际体系，它奠定了国家主义的国际法基础，使国家主义具有了国际法的意义。此后的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华盛顿体系以及雅尔塔体系，都重申并贯穿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主义原则。在因“申遗”而形成的国际法律关系中，世界遗产的申报主体即“申遗”国家，其“申遗”行为，一般均从国家利益出发，通过“申遗”的国际平台，彰示本国文化遗产蕴含着的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像力，凸显着本国人民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并致力于将本国人民智慧的结晶上升至全人类文明的瑰宝的地位。同时，“申遗”国家亦试图通过申遗，寻求成为世界遗产保护体系中的一员，以便获取国际性的援助与支持，更好地保护本国文化遗产，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联结民族情感纽带，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
对于中国或中国政府而言，包括大运河在内的诸多“申遗”行动，最初驱动力，即来源于对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保护。对内，站在更高的高度来看待文化遗产保护，保护文化遗产是作为我们国家的文化战略，“申遗”不是目的，而是以“申遗”促保护，是若干有效保护手段中的一种;对外，以国家的名义，代表中华民族，代表中华文化，代表中华历史，代表中华各类有价值的遗产，去国际社会，争取其在人类社会中的应有的地位，获得国际社会应有的关注与荣誉，并依照国际公约，寻求国际组织的技术及经济方面的有效协助，寻求整个国际社会的最高层次的保护。因此，许多国家的“申遗”行动直接由政府主管负责，目前，我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业务主管部门是国家文物局，报送世界遗产申报项目，须报请国务院批准。
事实上，在国家主义本位思想的引导下，在国家行为性质的判断下，我国大运河的“申遗”行动已经不自觉地被置于国家战略的高度。一方面，我国政府对于大运河“申遗”做出基于国家利益的判断后，必将对其在国际社会产生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潜在效应，做总体评价。而最终决定大运河“申遗”，则是国家进行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权衡、“申遗”行为的国家投资与国际社会回报的权衡后，利用国际法为国家利益护航的行为。另一方面，只有中央政府才具有代表本国及本民族文化遗产的正当性，才真正能够从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对外代表本国进行“申遗”，因而遗产所在地的地方利益必须被置于国家总体利益之下，即纳入由政府通盘全局，地方协作配合的统筹计划中。
(二)基于世界主义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保护体系
在“申遗”形成的国际法律关系中，除了申报主体的“申遗”国家外，另一法律主体，是指“申遗”的审批主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申遗”国家的国家主义立场相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公约》所建立的世界遗产保护体系，更多是基于世界主义的立场。世界主义，在当代表现为全球主义，是一种区别于国家主义的世界整体论和人类中心论的文化意识、社会主张、行为规范。世界上最大最权威的普遍性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虽然是以民族国家体系为主要特征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产物，但作为现实主义国际政治伦理与理想主义国际法理念相结合的产物，联合国具有丰富的世界主义内涵，甚至逐渐出现了某些超国家的特征。表现在对待人类共同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上，树立“全人类共同利益原则”，②采取统一保护的国际集体行动的理念。具体到世界遗产的保护，则是由联合国专门机构教科文组织牵头，将所有国家自有的具有普遍价值的历史遗产，纳入到国际法的视野中，从超国家的人类社会角度，建立起世界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保护体系。世界主义包含着全球意识，但并不止于全球意识，它还指向社会实践，并积极介入社会现实的整合。在民族国家的决策中，对狭隘国家利益的忠诚越来越松弛，而且正在被对全球利益的忠诚取而代之。③上世纪后半叶，全球主义已逐渐被国际法所吸收，并成为许多重要的国际条约的立法思想。
全球现代化进程的迅猛发展，不仅给人类的居住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对人类文化的遗存带来了显而易见的破坏;同时，因年久腐变等，许多对记载人类社会发展重要信息以及对人类环境生态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遭受到难以估量的损害或毁失。为了使物质文明的进步与环境保护相协调，保障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考虑到任何文化或自然遗产的坏变或丢失都有使全世界遗产枯竭的有害影响，考虑到这项工作需要大量手段而列为保护对象的财产的所在国却不具备充足的经济、科学和技术力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成员国于1972年倡导并缔结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促使整个国际社会负起通过提供集体性援助来参与保护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责任。自此，世界范围内的各国“申遗”行动开始，缔约国内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可由缔约国申报，经世界遗产中心组织权威专家考察、评估，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初步审议，最后经公约缔约国大会投票通过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④从而获得国际保护。因此，当大运河“申遗”时，它尽管源动力和行动力可能均出自于国家主义，但是，一旦其“申遗”行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保护体系相联接，而不得不面对国际法律关系时，如何以世界遗产保护体系为坐标，确立自己具有世界意义的普遍性价值，则是国际社会判断其是否具备世界遗产条件的重要标准，也是国际社会是否认可与接纳其进入世界遗产保护体系的关键，故而，大运河“申遗”若要具备理性的判断力及成功的生命力，则必须同时尊奉世界主义的思维。
(三)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在“申遗”中的冲突与妥协
由前述两点可知，在因“申遗”而形成的国际法律关系中，综合了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立场，从而使相互冲突的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国际法理念得以在“申遗”中妥协，也是近年来国际法体系中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博弈的结果:国家利益是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但又不否认国际社会中存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一方面，毋庸置疑，国家仍然是当今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体，主导着国际事务的处理。该主导性表现为:首先，国家利益是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动因。在人类包括对于文化遗存的各种利益需要中，国家利益需要是对人类影响最大的利益需要，对国家利益的判断权衡，以实现国家利益为宗旨的对外战略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构成各国对外关系的轴心，并由此导致了国际舞台上的各种事件与关系，诸如国家决定加入国际组织建立的世界遗产保护体系及向国际组织申报世界遗产的行为。其次，国家是行为能力最强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它拥有足够的手段去履行国际法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不能想象，一个离开各缔约国与各“申遗”国的世界遗产保护体系究竟具有何种实际意义。另一方面，随着世界范围内文化相互依存性增加，文化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得以交流与传播，全球文化景观不断出现。同时，生产方式与日常消费的趋同化反映出不同文化模式和传统的相互接纳，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与全球文化之间显示出双向作用与复杂互动。于是，人们在要求超越国家概念，开始从人类整体考虑问题，承认人类文化的某些共同性，进而产生了与全球文化相适应的新的文化观念与思维方式，建立世界遗产保护体系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实践。
对此，《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公约》提出对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进行特别保护，世界遗产必须具备突出的普遍价值。这里所谓的突出普遍价值，是所申报的世界遗产必备的标准，指该遗产的文化和或自然价值之罕见超越了国家界限，对全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均具有普遍的重大意义。因此，该项遗产的永久性保护对整个国际社会都具有至高的重要性。可见，此规定深受全球主义之影响。同时，公约还规定，缔约国领土内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确定、保护、保存、展出和遗传后代，主要是有关国家的权利与责任。该国将为此竭尽全力，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国资源，必要时利用所能获得的国际援助和合作，特别是财政、艺术、科学及技术方面的援助和合作。缔约国在充分尊重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所在国的，并不使国家立法规定的财产权受到损害的同时，承认这类遗产是世界遗产的一部分，因此，整个国际社会有责任合作予以保护。可见，公约又从国家主义出发，充分考虑了国家的利益。因此，如何在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间寻找到平衡点，实乃大运河能否成功“申遗”的关键。当我们进行大运河“申遗”时，必须在尊重大运河对于中华民族自身的历史价值的基础上，充分展现大运河对于整个世界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并以公约确认的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标准，来阐述大运河无论在人类文明史，或者世界科技史，或者非物质文化发展史上，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意义与价值，重点强调其“能为现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二、不断褪新的国际法理念与世界遗产价值判断标准的演进
(一)“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国际法理念与世界遗产的性质判断
大运河“申遗”，首先必须对世界遗产的性质进行判断，在此基础上才能确定世界遗产的概念与类型。如前所述，世界主义对当今国际法的影响颇大，其中，“全人类共同利益”作为人类整体利益，在诸如海洋法、环境法以及世界遗产保护立法方面，已经得到充分的体现与彰显，而“全人类共同利益”原则在这些领域的直接表现即是“人类共同财富”、“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人类共同遗产”等概念的提出。在《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公约》及《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等一系列国际条约中，世界遗产是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具有重要价值的人类共同财富。将世界遗产定位为“人类共同财富”，其核心内容是形成了世界遗产的“共同分享”和“共同保护”，它包含观念层面和法律层面两方面的内容。观念层面强调世界遗产的“共同分享”，是指遗产不论归属如何，它不仅是所在国的财富，也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彰显每一项世界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其整体或部分的损失都将严重削弱人类共同的记忆，因此保护文物是每个国家共同的责任。法律层面则强调世界遗产的“共同保护”，是指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基础构建起来的，以国际法所规定的遗产保护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为制度支撑的世界遗产保护法律机制与规则体系。正因如此，如今许多国家把拥有世界文化遗产的数量视为本国在历史上对人类文明进程的贡献和影响的指针，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一种体现。让人类共同财富得到全世界的关注和保护，已成为许多国家申报世界遗产的初衷。
(二)价值多元化趋势不断影响着世界遗产的价值判断标准
在旧有的观念中，我们总习惯于强调自己是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惯以文物的标准来衡量文化遗产。对于自然遗产，我们则很大程度上还局限于过去风景名胜的概念。并且，我们在文化遗产价值判断体系中，往往囿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样的命题。然而，当今国际法对于遗产价值的认定，已提高到整个人类文明与文化的高度，国际社会已逐渐认可超越国家、民族、意识形态和文化底蕴的“人类共通价值体系”。世界遗产保护体系的基本框架及方法，都建立在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基础上，⑤即，世界遗产都在以整个人类社会的高度，在国际社会的范围内，关注全球性的主题，为实现和平，为保障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保障持续发展，传递着具有代表性的具象性的信息。与此相适应，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世界遗产的价值判断更偏重于以全球的视野，从人与自然的联接点、社会文化与自然景观的和谐共处等方面，甚至从人类文化政治价值方面，以社会角度和实际操作角度来进行选择。因此，对于遗产价值的认识，我们须具备足够的高度与广度，更多针对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史的共性问题来评判某遗产的价值，以比较分析的态度放眼世界，以摆脱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局限来确立民族文化遗产的世界性价值。
近年来，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社会，通过一系列的国际条约，已逐渐形成共识，文物价值只是文化遗产价值的一部分，不应仅局限于传统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风景美学价值，而应越来越多地向“自然与人类的交流与对话”倾斜，从孤立的片面的历史文化观、风景美学观走出来，凸显演进的、有联系的、完整的文化景观和自然系统网络，与此同时，遗产保护价值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世界遗产的内涵也越来越丰富。⑥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大运河“申遗”应接受庐山“申遗”的经验和教训。当年庐山申遗时，我国偏重风景优美和悠久的文化积淀的价值观，而忽略了庐山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建造的那众多的外国样式的别墅群落。中国“申遗”时所介绍庐山的图册，内容也大都以风景为主，涉及外国式别墅很少。但出乎我们预料的是，世界遗产委员会却认为正是这些别墅证明了那个时期当地的中外交流，甚至成为这种交流的唯一证明。因此，我们“申遗”时对大运河价值进行挖掘时，除了关注其悠久的历史价值、特色的区域人文价值以及自然风光的美学价值外，还应着重于世界遗产委员会关注的“对话与交流”的文化价值，强调大运河不仅是沟通中国南北的水上通道，而且还是连接世界的大通道，是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重要联接点与交流通道，具有世界意义和全人类交流的价值。
(三)不断丰富的世界遗产概念对“申遗”具有指向性作用
“申遗”所指的“世界遗产”，虽然在相关国际条约中具有特定的概念，以及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员国提名及遗产委员会审批遵循的标准，但近年来随着世界遗产价值判断标准的变化，以及人们对世界遗产认识的不断深入，“申遗”类型随之不断增加，世界遗产的概念亦随之不断更新，从而使世界遗产的申请与审批的关注点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从《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及2003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可知，世界遗产是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人类罕见的、目前无法替代的财富，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
世界遗产分为: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双重遗产、文化景观以及非物质遗产等5大类，并对各类遗产的标准做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作为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业咨询机构，古迹遗址保护和修复领域唯一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nternationalCouncilonmonumentsandSites，iComoS)亦于1999年通过的《关于文化旅游的国际》提出，“遗产，是一个包括了自然和文化环境的被广泛接受的概念。它包括景观、历史地段和建筑环境，如收藏品、过去或正在进行中的文化活动、知识和生活经验等。”然而，近年来，在国际社会日渐强调与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情况下，世界遗产的外延不断被拓展，内涵也越加丰富，不断被注入新的诠释，与此相应的新型世界遗产类型不断出现并被国际条约所认可与确定。如“文化景观”因其代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1条所表述的“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强调人类活动形态与自然景观的复合，而使这一概念逐渐被国际社会所鼓励与关注，并于1992年12月在美国圣菲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会议时提出并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中。
自然遗产的重要性篇5
关键词：兴教寺；世界遗产；旅游开发；对策
近日，埋有唐代高僧玄奘法师灵骨的西安兴教寺将被拆迁一事引起热议，而当地政府给出的拆迁理由为“丝绸之路”联合申遗的需要。不久前，国家文物局表示，纳入整治范围的仅为“1990年以来新建的、对兴教寺文化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造成负面影响”的建筑。这一表态让关注兴教寺文物保护的公众吃上了定心丸。可随着事件的发展，此次联合申遗需“烧钱”超百亿元，僧舍等生活场所将被拆除、申遗成功后僧人正常宗教活动将受影响等消息也相继爆出，一时引发了更广泛的质疑。
据了解，近年来，“烧钱”申遗在我国有前仆后继之势。2010年，在巴西举行的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包括少林寺在内的河南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次申遗花费7.9亿元。同样，在这次大会上，“中国丹霞”地貌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参与联合申报的县市也付出了12亿元。在其中，部级贫困县新宁承担了4.5亿元。2008年，新宁的财政收入才刚刚突破两亿元。为顺利“申遗”，新宁政府花费2000多万元修建了监控中心。对崀山景区的改造就修建了三个门楼、四个中心、4.2公里的栈道、8.8公里的游步道、5.5万平方米的生态停车场、4.2万平方米的景观绿化带以及5000平方米的游客广场。
有钱就不惜血本地“烧钱”，没钱就借钱、贷款；就算没有“真家伙”，也依然可以在原址上修建。在疯狂申遗的背后，隐藏的是当地政府对所谓“政绩”和经济利益的疯狂追逐。
新宁县的崀山申遗成功后的第一个国庆黄金周，崀山的旅游人次已经由去年的4.5万增加到12万，旅游门票收入达到100万元。这无疑是一针强心剂。初晋升为“世界自然遗产”5个多月的崀山，已显现出超凡的“魔力”：短短几个月内，已成功签约17个项目，招商引资28亿元。
因为申遗成功将给当地带来巨大经济收益和社会收益，所以近些年来，不少地方政府都对此事趋之若鹜。当前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就有一个将近70处的预备名单，这还不包括各省已经开始启动而未及到达联合国的近百处申遗项目。一年一次机会，按这一速度，中国的申遗大队已排到下世纪门槛。我们不禁要问，热衷申遗的背后是逐利需求、还是以爱之名？而申遗成功后，这些世界遗产还好么？截至2012年，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核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的世界遗产共有43项（包括自然遗产9项，文化遗产30项，双重遗产4项）。在数量上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意大利和西班牙。
事实上，我国许多已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自然文化遗产一直在进行着过度开发，根本谈不上对文物和自然景区的保护，完全背离了申报的初衷。
一.目前我国的世界遗产旅游开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认识不清
世界遗产是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人类罕见的、目前无法替代的财富，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选出世界遗产的目的在于呼吁人类珍惜，保护，拯救和重视这些地球上独特的景点。
申遗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但是斥巨资负债申遗的地方政府，根本不了解世界遗产的准确性质和概念，只是把申报遗产作为“政绩工程”和“跳板”，首要考虑的当然是营收。申遗前夕既然做足了面子工程，花了大钱，申遗之后自然要大力宣传开发，回收成本。平遥与丽江古城凭借申遗成功，在短时间内成为全国的旅游热点，这种热度被当地相关部门有效转化成了地方经济发展的动力。
（二）过度开发
对世界遗产的保护，应该是一种严肃的历史责任，是对世界遗产的认识和尊重。但是在我国，往往随着申报世界遗产的成功，遗产旅游便不断升温，旅游业逐渐成为遗产所在地的重要支柱产业。遗产所在景区明目张胆地违背世界遗产公约宗旨，过度进行旅游开发，旅馆、商店、人造景观充斥景区，甚至建设性破坏，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历史文化景观变质，损害了世界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进而会失去世界遗产本身的价值。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张家界天梯事件、武当山遇真宫主殿被烧毁、泰山炸山建索道、“曲阜三孔水洗”事件、巴米扬大佛在世界遗产地乐山“复活”，等等。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一旦申报成功就高枕无忧，问题严重的世界遗产单位，将有可能被除名。如第三十三届世界遗产大会世界文化遗产——德国德累斯顿易北河谷就从《世界遗产名录》上除名，这一情况应该引起我国世界遗产单位的足够重视。
（三）管理混乱
我国对世界遗产缺乏统一有效的管理体制。从国家层面来说，文化遗产的管理则归国家文物局，自然遗产的管理归建设部。而旅游、林业、环保甚至水利等很多部门也对这些遗产地有一定的管理权限。而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应的中国世界遗产委员会却对世界遗产没有任何管理权。由于对世界遗产的多头管理，造成遗产产权不明晰，管理工作效率很低，有时甚至发生政策方面的冲突。
理论上说世界遗产应属国家所有，但实际上，各级政府是遗产的实际管理者。一些政府部门甚至国有企业将世界遗产当做为自己或小团体谋利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遗产资源管理出现混乱局面是必然的。
（四）法规缺失
我国目前还没有关于世界遗产保护方面的部级法规，结果使很多地方形成了世界遗产申报成功的开始，便成为破坏的开始。对地方而言，国家对世界遗产的管理仅是指导性的，虽然目前我国已有《文物保护法》《森林保护法》《矿产资源法》《环境保护法》《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等涉及世界遗产管理的法律法规，但却仍没有一部专门针对世界遗产开发与保护的具体管理工作的部级法规，现实中，世界遗产的具体管理工作中是由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但随着世界遗产热的不断升温，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对世界遗产进行有效的管理和保护，也自行制定了关于世界遗产保护的地方性条例。如四川省就于2002年出台了《四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例》，这是我国针对世界遗产保护的第一个地方性法规，它标志着四川省将世界遗产保护工作纳入了法制轨道。但仅有地方性法规是远远不够的，是无法弥补部级法规的缺失。
（五）资金不足
长期以来，我国的世界遗产在国家和地方的财政预算中并没有设立专项资金，不少世界遗产保护区没有稳定充足的经费来源。国家和地方政府对世界遗产的资金保障一般仅限于基建、人头费和专项补助。由于这部分资金数额有限，致使许多世界遗产保护区入不敷出。应该承认，资金不足也是促使某些世界遗产所在地管理者竭力用旅游开发来创收的重要原因之一。
（六）人才培养落后
是否拥有足够的遗产保护专业人才是世界遗产能否得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但我国在这方面专业保护队伍显得非常单薄。全国高校开设遗产专业的不多，而且理论体系和学科发展还不太健全，所以世界遗产保护与开发人才培养非常落后，训练有素且能在第一线进行保护修复的人才则更为稀缺。
二.解决中国世界遗产的旅游开发问题的措施与对策
（一）加大对世界遗产保护的宣传、教育力度
首先要加强对世界遗产保护的舆论宣传。积极通过网络、广播电视、报纸、展览、讲座等各种形式，开展对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宣传与教育，普及与遗产保护相关的法规及公约等方面的知识，提高公众对世界遗产的保护意识，努力形成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自觉参与世界遗产保护的风气。
其次要加强世界遗产保护的公众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开设世界遗产保护的中小学科普教育，增强青少年对世界遗产保护的感性及理性认知；在大学教程内增加世界遗产保护为选修课程，激发与培养公众对世界遗产保护的了解和尊重。
（二）科学编制世界遗产的旅游开发规划
首先，编制旅游开发规划时，要遵循“保护为先”的原则，同时，在编制规划时，必须注意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遗产监测的标准相对接，避免我国的世界遗产被除名。
其次，在详细规划中，应充分吸收先进理念，注重保护世界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根据不同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科学确定世界遗产所在地旅游环境容量和可承受变化的极限。
第三，世界遗产的旅游开发规划，要与遗产所在地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镇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以及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相衔接，做到遗产地景区与周围社区协调发展。
（二）建立我国世界遗产的分类管理制度
我国世界遗产的种类丰富，应尽快按价值类型建立并实行世界遗产的分类管理制度，以确保不同类型的世界遗产能够得到有针对性的管理，拥有各自不同的管理制度、管理标准、营销系统、监测系统等。应像发达国家那样，组建“世界遗产委员会”，走单一部门主管之路。由于世界遗产是一个大的综合体，保护工作除了要保护自然的原生性，更要注意挖掘其文化内涵，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事实上，只有拥有了合理的管理体制，才能做好世界遗产的保护性开发，形成良性循环，使旅游经济有效的促进世界遗产保护。
（三）完善我国世界遗产保护相关法律法规
尽快将《文物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等与世界遗产保护性开发相关的法律法规内容统一协调，制定并统一的世界遗产法作为世界遗产保护与开发所遵循的基本法律依据，将世界遗产（包括尚未进入《世界遗产名录》但进入国家世界遗产清单的遗产资源）的旅游开发纳入法制化的轨道。该法中要明确遗产的管理体制、开发方式、资金支持、责权归属、收益分配、监控体系和处罚措施等具体内容。
（四）加大对世界遗产保护的资金投入
首先通过政府财政预算，建立世界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用于世界遗产的保护以及基础建设的投入。
其次通过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建立世界遗产保护基金会，对外，积极争取国际上关注世界遗产保护的资金注入；对内，向全社会所有关心世界遗产保护的组织和个人募集资金，用于世界遗产保护的相关项目项目。
第三建立世界遗产有偿使用制度。通过立法形式规定，从旅游开发的门票收入和受益企业经营收入之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遗产地的保护。
（五）加大对世界遗产保护的培训和研究力度
加强对世界遗产保护的专业型人才培训。通过举办专业培训班、专家讲座、远程视频教育等方式，对提高各世界遗产管理机构管理人员的专业管理水平。积极组织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对我国遗产资源保护的突出问题展开各种类型的学术研究。
参考文献：
[1]黄纳，袁宁，张龙，孙克勤.文化景观遗产的可持续发展浅析——以杭州西湖为例[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2（02）.
[2]孙克勤.中国的世界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研究[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3）.
自然遗产的重要性篇6
关键词突出的普遍价值；游客感知；专家评价；公众评价
中图分类号iC0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6）10-0161-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10.021
自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以来，突出的普遍价值oUV（outstandingUniversalValue），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评选世界遗产时的主要依据，旨在永久性保护对整个国际社会都具有至高重要性的、进入世界遗产名录wHL的人类财产。按照《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简称操作指南），oUV是指“文化和/或自然价值是如此罕见，超越了国家界限，对全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均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oUV的评估标准有十项，分别是创造价值i、交流价值ii、见证价值iii、典范价值iv、利用价值v、关联价值vi、景观美学价值vii、地球科学价值viii、生态学价值ix、生物多样性价值x。如果遗产符合一项或多项标准，委员会将会认为该财产具有oUV。操作指南同时指出，“只有具有完整性和/或原真性的特征，且有足够的保护和管理机制确保遗产得到保护，遗产才能被视为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
2004年和2008年，iComoS相继了GapReport和oUVReport。GapReport从类型框架、时空框架和主题框架，对oUV进行了详尽的阐述：①类型框架：考古遗产、岩画遗址、古人类遗址、历史建筑物及建筑群、城市及乡村聚落/历史城镇与村落、乡土建筑、宗教遗产、农业、工业以及科技遗产、军事遗产、文化景观、公园及庭园、文化线路、墓葬文物和遗址、象征遗产和纪念物、现代遗产等14类；②时空框架：将整个人类文明的时空进程分为人类早期进化、近东和远东、欧洲、亚洲、太平洋和澳大拉西亚、撒哈拉以南非洲、美洲、南极和北极地区、现代世界等9个大类；③主题框架：文化交流、创造性表达、精神文明体现、自然资源利用、人类的移动、科技发展等6个大类。oUVReport认为，主题框架有助于专家评估和确定遗产点到底符合哪一项或多项评估标准；时空框架有助于确定遗产点在某特定时空是否“独一无二”；类型框架有助于将遗产点归于某一类型。
不难发现，遗产oUV主要由专家基于GapReport和oUVReport进行科学评价和比较分析得出，试图挣脱国家界限、民族身份、意识形态束缚，界定其独一无二的特性，进而将其视为全人类无可估价且无法替代的财产。但在实际评选中仍然备受质疑，比如oUV的评价话语权、十项评估标准的进入门槛、评估专家的价值中立、oUV的跨文化、跨地区理解差异问题等。诚如《关于原真性的奈良文件》所揭示的，“在不同文化之间，甚至在同一文化内，有p文化遗产价值及其相关信息源可信性的评价标准，也可能会不一致。因而，将文化遗产的价值和原真性置于固定的评价标准进行评判是不可能的。相反，为了尊重文化多样性，遗产的特性必须在其所隶属的文化环境中加以思考和评判（1994：第11条）”。超越国家、民族、意识形态的“人类共同的价值”，在对遗产oUV的认定中是极为困难的。
其次，世界遗产公约其目的不是旨在保护所有具有重大意义或价值的遗产，而只是保护那些从“国际观点看”、最具有突出价值的遗产；并要求当事国，基于oUV的标准和惯例进行有效的保护和管理。事实上，遗产的价值往往深植于当事国的自然、社会和文化背景，具有世界性、国家性、区域性、地方性的分尺度属性，仅仅从“国际观点看”进行oUV的界定，必然导致评选中（既包括当事国提名阶段的价值丢失，也包括UneSCo最终核定阶段的价值丢失）、管理中存在的价值丢失问题。评估专家也很难做到价值中立，并存在跨文化、跨地区的理解差异问题。例如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符合ii、iii、vi标准，2011）的东方“诗情画意”在欧陆遗产专家的感受中绝对不存在。即使是对自然遗产oUV评估，同样存在价值丢失问题，比如我国部分世界自然遗产的山水文化核。这种价值丢失问题，必将进一步影响到遗产地的综合性保护和信息源的丢失，比如对和oUV不相关的部分保护力度不足、阐释力度不足等。
再次，诚如oUVReport指出的那样，关于oUV的理解、阐释和传播，仍然存在巨大的困难。多数的研究已经指出，oUV存在跨文化上的传播和理解差异问题（相较于自然遗产，文化遗产的oUV跨文化传播困难最大，比如外国游客对黄山的认知主要为“山水黄山”，而非“山水文化黄山”），即全球语境与地方语境的冲突。事实上，需要着重强调是，即使是在当事国，oUV的传播和阐释仍然存在问题。遗产地的管理者更为重视“世界遗产”的品牌价值，有诺不依甚至忘记其“为什么会成为世界遗产”。我国的多数遗产地并没有有效的将遗产oUV传递给公众，例如峨眉山（符合iv、vi、x标准，1996）的普贤船、化石游道、仙圭石等体现其oUV价值的点，在固化的游览线路中并未体现。
通过上述阐释，以中国进入wHL的三清山和九寨沟以及进入预备名录的江南水乡为实证案例，试图了解oUV的专家评价及其公众评价的差异问题，同时试图验证作者在常年规划和调研过程中的既有认识，即oUV评价会导致遗产地存在价值丢失的问题。
1研究设计
1.1案例选择
主要遵循实用性原则。2013-2014年期间，项目组分别受UneSCo、江苏省旅游局的委托，编制《VisitormanagementplanningformountSanqingshannationalpark》和《江苏省古镇保护与旅游发展研究》。九寨沟则是源于其是项目组的常年跟踪调研案例。这其中，三清山和九寨沟作为自然型遗产的代表案例，江南水乡作为文化型遗产的代表案例。2000年在联合国遗产中心专家的提议下，江苏的周庄、同里、角直，浙江的乌镇、南浔、西塘，开始正式以“江南水乡”的名义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并于2008年正式进入中国申报世界遗产的预备名录。文章选择周庄、同里作为江南水乡的代表。需要说明的是，同里的退思园目前已经作为苏州古典园林（符合i、ii、iii、iv、v标准，2000）的增补系列遗产点，进入wHL（见表1）。
1.2oUV的Liket量表设计
oUV的指标量化主要基于UneSCo对遗产地的oUV综合评价。oUV综合评价由总体评价和基于具体评估标准的支撑评价组成，是一个对遗产地价值的描述性总结，显然其是无分值、无权重，这也是上文提到oUV评估标准的进入门槛争议问题。之所以将oUV转换为可感知、可评价、可测量的Liket量表选项，源于：①诚如oUVReport指出的，oUV主要通过人的欣赏和评价得出，无论是从类型框架、时空框架，亦或是主题框架来看，每个遗产地都在若干细分类型和维度上具有多个独立性的属性。研究者能够基于oUVC合评价，将其转换为可测量的Liket量表选项。②文章的一个创新观点认为遗产的价值具有世界性、国家性、区域性、地方性的分尺度属性。因此，oUV的测量除了参考UneSCo“从国际观点看”对遗产地的oUV综合评价，文章同样借鉴oUV的思维，增补遗产地的那些从“国内观点看”的“oUV”（见表2）。
三清山遗产oUV的Liket量表为“4+1”。除了从其oUV综合评价中提炼出“奇峰怪石”、“峡谷幽云”、“植被生态”、“高空栈道”等世界语境测量选项以外，额外增加了“道教名山”1个增补的“oUV”国内语境量表选项。
九寨沟的Liket量表为“4+1”。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在UneSCo的oUV价值评估基础上，将其价值提炼为“九寨六绝”（翠海、叠瀑、彩林、雪峰、藏情、蓝冰）。考虑到藏族村寨的独特民族文化性，最终的Liket量表包括了“生态环境”、“雪峰彩林”、“野生动物”、“翠海叠瀑”等oUV世界语境测量选项，同样包括了“藏族村寨”1个增补的“oUV”国内语境量表选项。
江南水乡遗产oUV的Liket量表为“0+5”。通过研究其向UneSCo递交的提名文件，文章将江南水乡遗产oUV提炼为“水乡泽国”、“物产丰富”、“人杰地灵”、“传统生活”、“小桥、流水、人家”等5个测量选项。事实上，“水乡泽国”、“人杰地灵”等可在角直、同里等古镇的牌坊匾额中看到，而在和地方旅游管理者的碰撞交流中，他们高度认同按照上述5个测量选项进行导游词的梳理。
数据收集主要通过游客问卷调查，抽样方法为现场便利抽样。三清山调研时间为2013年8月8日-16日，发放游客问卷600份，获得有效问卷564份，有效率为0.94。九寨沟为2009年5月5-10日，发放游客问卷600份，获得有效问卷520份，有效率为0.87。江南水乡为2013年4月29日-5月1日，发放游客问卷1051份，获得有效问卷1029份，有效率为0.98。之所以将周庄、同里叠加一起分析，源于其遗产特征高度一致；存在一个整体的地域单元概念，空间上毗邻；游客属性高度相似。
1.3信度、效度分析
计算Cronbach’sα系数和校正的项总体相关系数CitC。α系数一般会随着量表选项的增加而增加。三个案例地的量表选项均为5项，可能会制约其信度水平。三清山、九寨沟、江南水乡的Cri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72、0.69、0.80，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好，能够通过信度分析。一般量表所有选项的CitC都需要大于0.5，则其信度水平会较高；如果小于0.5，则建议删除该量表选项。实证发现，对于CitC需要谨慎对待，详见下文论述。
由于量表选项较少，文章只进行了内容效度分析。所设计的量表选项能够通过内容效度检验，源于：①3个案例地的量表选项主要从UneSCo对遗产地的oUV综合评价或当事国的申遗声明中对应提炼和转换出来的；②量表选项是由项目组和甲方单位多次综合讨论和逻辑判断得出，可以认为3个量表的所有选项具有代表性，与测量的主题密切相关。
2oUV及其游客感知
2.1三清山
三清山是中国道教名山，按八卦布局的三清宫古建筑群，被誉为“中国古代道教建筑的露天博物馆”。十亿年的地质演化形成了奇峰耸天、幽谷千仞的山岳绝景奇观。“独特花岗岩石柱与山峰，丰富的花岗岩造型石”自然审美语境，变换成“东方女神、巨蟒出山、万笏朝天、老道拜月、玉女开怀”等道教审美语境。三清山具有突出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山水文化核。UneSCo将其oUV评估界定为：三清山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区域内展示了独特花岗岩石柱与山峰，丰富的花岗岩造型石与多种植被、远近变化的景观及震撼人心的气候奇观相结合，创造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景观美学效果，呈现了引人入胜的自然美。
三清山成为世界遗产地，是一个以“价值”为基础的重新认识和发现的过程。一是强化遗产地的环境综合整治，采取“分级保护”、“封、关、拆、整、建”、“山上游、山下住”、“净菜上山、洗涤下山、垃圾下山”、“封山育林、退耕还林、植树造林”、“数字三清”等行动。二是科学论断和比较与黄山的价值差异，如地质构造、地貌景观等层面，以突出其“突出性”和“普遍性”，这在申遗之前是没有的。实证结果表明（见表3）：
oUV的专家评价和公众评价之间具有共性特征，表现为“奇峰怪石”（4.40）、“峡谷幽云”（4.30）、“植被生态”（4.35）、“高空栈道”（4.46）等量表选项的均值得分上。虽然“高空栈道”不是oUV的直接内容，但确为游客进入景区欣赏震撼性的景观创造了必要条件，成为oUV的重要组成部分。专家评价和公众评价之间同样存在一定的差异特征。游客赞同三清山的“道教名山”（3.58>3.5）价值内涵。
正文前文所述，oUV在挣脱国家界限、特别是要求当事国按照oUV的标准、惯例进行管理的过程中，会导致遗产地存在价值丢失的问题。实地调研发现，相较于与oUV密切相关的自然价值，三清山在道教相关的文物、建筑和遗址上的保护力度相对不足，特别是八卦布局的三清宫古建筑群，游客可以任意触摸、踩踏。为了成功申报世界遗产，三清山的文化价值在其当事国提名阶段就存在价值丢失问题，仅以自然遗产进行申报；而在UneSCo最终核定阶段，同样存在价值丢失问题（表1）。
2.2九寨沟
UneSCo将其oUV评估界定为：九寨沟是一个具有突出自然美的保护区，拥有壮观锯齿状的高山针叶林，同蓝色、绿色和紫色的水池、湖泊、瀑布、喀斯特洞穴一起，呈现出清澈水晶般的仙境奇观。一系列狭长的圆锥状喀斯特地貌，是高山喀斯特水文研究的“自然博物馆”。九寨沟在四川省北部，占地72000hm2，保留了一系列重要的森林生态系统，成为许多濒危物种的重要栖息地，如大熊猫、羚牛。曲折狭长的九寨沟山谷海拔高度4752m，同样拥有保存完好、具有突出美学价值的第四纪冰川遗迹。
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借鉴UneSCo的oUV价值评估，将其综合提炼为“九寨六绝”（翠海、叠瀑、彩林、雪峰、藏情、蓝冰）。藏族村寨虽然在其oUV评估中是缺失的，但“九寨”藏族文化历来是其营销推广的重点。独特的民族文化，使得九寨沟基于自然的旅游和基于文化的旅游并重。实证结果表明（见表4）：
同三清山案例一样，九寨沟oUV的专家评价和公众评价之间，同样具有共性特征和差异特征。共性特征主要包括“生B环境”（4.01）、“雪峰彩林”（4.31）、“野生动物”（3.85）、“翠海叠瀑”（4.34）等评价上。虽然游客见不到野生大熊猫和羚羊，但通过“熊猫海、熊猫海瀑布、箭竹海、金羚海”等地名唤醒，以及地陪导游解说，游客仍然赞同“野生动物”的量表选项，虽然均值相对较低（3.85>3.5）。专家评价和公众评价的差异特征，主要表现在“藏族村寨”（3.59）的量表选项上，游客赞同九寨沟“藏族村寨”的价值内涵，虽然其在九寨沟oUV评估中是缺失的。
结合三清山、九寨沟案例，不难发现，它们从“国际观点看”，主要是在自然属性上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因此为了成功获得世界遗产的品牌，仅以自然遗产的形式向UneSCo申报；但从“国内观点看”，它们在人文属性上同样具有类似oUV的价值属性。相较于三清山，九寨沟的“九寨六绝”遗产价值提炼和形象定位则相对清晰。无论是从“国际观点看”的oUV，亦或是从“国内观点看”的oUV，九寨沟通过遗产保护、景区管理、营销推广上，都能够清晰的传递给社区居民和市场游客。
2.3江南水乡
江南水乡以其深邃的历史文化底蕴，清丽婉约的水乡古镇风貌，古朴的吴依软语民俗风情，而驰名海内外。独特的地域环境，使得江南水乡不仅衍生出依水设镇，临河而居的“小桥、流水、人家”的聚落特性，更因纵横密布的河道联系和丰饶物产，成就了基于水的繁荣地域经济，评述江南水乡oUV如下（见表5）：
游客赞同江南水乡的oUV，“水乡泽国”（4.16）、“物产丰富”（3.88）、“人杰地灵”（3.81）、“传统生活”（4.13）、“小桥、流水、人家”（4.07）等5个量表选项的均值都大于3.5。对比分析表3、表4、表5，不难发现，三个量表的所有选项在测量独立性上都比较好。Ftest方差分析表明，三个量表的重复度量效果良好。江南水乡量表选项的CitC数值均大于0.5，因此其Cronbach’sα系数相对较高。三清山和九寨沟的部分量表选项的CitC数值小于0.5，为提高量表信度水平，理论上应该删除。但正如前文1.3所述，三清山和九寨沟的量表从逻辑判断上能够通过内容效度检验，为了盲目提高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和对量表选项进行净化，是不可取的。
世界遗产的oUV评估，除了要求对照十项评估标准以外，遗产的完整性、原真性以及足够的保护和管理机制，是oUV的必要条件。即使符合一项或多项评估标准，仍然不会进入wHL。多数研究指出，我国的江南水乡遭到一系列的“历史性破坏”、“建设性破坏”和“商业性破坏”：全民经商、破墙开店，过度商业化；假期游客高度拥挤；原住民外迁，社会结构变异；房地产高强度开发，古镇日趋贵族化、主题化、公园化等。同里、震泽、千灯等江南水乡，并未有因其具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和列入中国申遗预备名录，而获得地方政府区别差异化的对待。它们被视为工业重镇，而非一个充满传统性的历史文化名镇。从oUV专家评价的视角出发，其科学的评估范式和严肃性，将导致江南水乡很有可能不会进入wHL。
从公众评价的视角出发，江南水乡的oUV能够被理解和欣赏，但受制于专业知识和水平的限制，公众评价有其局限性。显然公众评价无法替代专家评价，这提醒我们部分在有关财产和遗产的原真性研究，陷入了一种相对不严肃、不认真的尴尬，所谓的“建构的原真性”、“后现代的原真性”，亦或是“存在的原真性”，从遗产保护和管理的视角出发，它们永远不可能替代“客观的原真性”。这同样提醒我们，在遗产保护和管理中，特别是oUV的阐释和传播，如何应对这种“被阐释”、“被建构”的现象，作为直接管理方的遗产地地方政府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比如“假古董、假文物、假房子泛滥一游客认为是真实的一继续假古董、假文物、假房子”的恶性市场循环）。
3结论和讨论
世界遗产oUV的评价问题一直存在全球视野和本土意境下的阐释差异。如何在国际视野下融入地方性理解，以及如何在评价过程中消除价值流失的弊端，成为了世界遗产评选标准拟定的重要一环。本文以三清山、九寨沟以及江南水乡为例，通过量表实证分析和测度游客对世界遗产oUV的感知，发现了专家评价与公众评价的共性与差异特征，提出了将国际语境与本土语境有机结合的oUV评价新标准。具体结论如下：
oUV能够被公众理解和欣赏，可以成为遗产地保护、管理和阐释的重要理念。但在当事国国内，比如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德国等国家，遗产地的管理者往往更为重视“世界遗产”的品牌价值，有诺不依甚至忘记其“为什么会成为世界遗产”，制约了oUV的传播和阐释。遗产地的管理者，应该加强oUV遗产空间的有效保护，突出oUV解说、阐释及其教育意义，对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普及oUV标准及其管理惯例，基于oUV进行景区线路组织和空间规划设计，以oUV为核心模块进行游客满意度统计与调查等（比如现有的游客满意度模型，旅游服务、旅游接待设施的权重往往很大）。
自然遗产的重要性篇7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5－0049－0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并推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始终贯穿着一种整体论思想，不仅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视为一个综合的整体，而且提出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环境。如《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要求缔约国竭力采取种种必要的手段，以便“促进对表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需的自然场所和纪念地点进行保护的教育。”《伊斯坦布尔宣言》指出政府有必要“采取坚决行动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表现和传播的环境。”刘魁立先生则提出“我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有一个整体性的原则。从整体上加以认识，在整体上进行关注和保护。”并指出这一整体性原则包括：“既要保护文化事象本身，也要保护它的生命之源；既要重视文化的‘过去时’形态，也要关注它的‘现时’形态和发展；既要重视文化的价值观及其产生的背景和环境，又要整合和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及其利益诉求；还要尊重文化共享者的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等。这是做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和抢救工作的重要保证。”“刘先生的观点高屋建瓴，全面概括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需要考虑的各个方面，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此后，伴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逐步推进，整体性保护理念逐渐被广泛接受，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中的一项重要原则。然而，有关这一理念的来龙去脉以及其具体所指仍有必要进一步梳理和阐释，下文试详论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出是人类保护文化遗产的一次巨大飞跃，是对过去只局限于保护物质文化遗产的修正与补充。后出转精，人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自然地吸收了先前保护文化遗产的所有经验。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理念是积极借鉴学术研究和人类遗产保护实践经验的结果，既吸收了人类学、民俗学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方法，又大量继承了人类保护自然、文化遗产的有益经验。笔者认为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整体性特征，吸收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整体论”思想，并借鉴人类此前保护文化遗产的有益经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理念应该是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相关环境和人这三项要素，从历时性和共时性(时间向度和空间维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的综合、立体、系统性保护。具体来讲，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理念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首先是对一个个具体文化表现形式的完整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显著特性则是活态流变性，它本质上是条流动的文化“河”，是过去的记忆、现在的实录和未来的表征，反映的是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创造力。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像保护物质类文化遗产那样简单的采取博物馆和档案馆的收藏、记录式保护，不能将文化传统固定在既有时态上，割裂它的发展和流变，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人为“化石化”，而应该既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变迁，又关注其现时状态，同时还着眼于其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从时间向度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历史内涵、现时状态和未来发展的全面把握。
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承载着广大民众积蕴已久的情感需求和价值观念，通常表现为一种过程或活动，由多道工序或多种形式共同构成，这就决定了其内涵的丰富和构成的复杂性，需要我们审慎地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多重维度全面、系统地对其进行完整保护。以“一口叙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的皮影艺术的保护为例，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皮影艺术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内容上包括皮影的制作工艺、皮影戏的演出道具、演出剧本、音乐的伴奏、演员的表演艺术(包括演唱和操作皮影技艺)以及与观众的现场互动等多个组成部分，割舍任何一部分都会直接影响皮影艺术的完整性和生命力。我们对皮影艺术的保护也应是既从时间上关注其演变规律与文化内涵，又从结构上对其制作、演出的所有工序和要素的全面保护。
对具体的文化表现形式进行完整保护是我们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基础，这对于我国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尤有意义。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已经公布了两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初步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保护名录体系。建立保护名录只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第一步，接下来就需要对进入名录体系的一个个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实施有效保护，激发其可持续发展的活力。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对具体项目进行具体分析，既重视其时间向度上的历史内涵和演变规律，又关注其空间维度上各个方面、各道工序互相配合的复杂性，既不割裂其发展和流变，也不人为将其复杂存在过程简单化和平面化。唯有将一个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细胞保护完整，我们才谈得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个庞大肌体的良好保护。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是对彼此关联的多种遗产类型的完整保护
刘魁立先生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常重要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发生和构成中的混元性、现实存在的共生性以及和生活的不可分割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多种文化表现形式常常混融在一起，难以截然分开，而且还常与物质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有着密切的关联。民间舞蹈既离不开音乐的伴奏，又大多与特定的民俗、礼仪相关；很多民歌同时也是人们生产、生活知识、民间传说等内容的表现；传统手工技艺表现的题材也许正是流传千年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少林武术一直依存于嵩山少林寺的建筑和自然环境；梁祝传说也伴随着梁祝冢、梁祝读书台、梁祝井等一系列物质遗存。因此，我们不能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法而在保护中同样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人为分割进行单独保护，而应该充分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对之实施共同保护。如此既可以避免单独保护导致的人为割裂或重复工作，也在尊重现实的基础上达到完整保护的效果。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的优秀文化整体的全局保护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下来的优秀文化，是各民族精神、情感和智慧的结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是保护我们的优秀文化传统，守护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作为一项积极有效的保护措施，名录的设立对推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升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爱和自豪感都起面，整体性保护理念可以作为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为我们提供整体的思维和方法，可以有效帮助我们避免狭隘的目光而获得宽广的思路，从时间和空间的立体角度，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立足全局，通盘考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的保护和未来的发展做出有益的思考和探索。人类学家坚持用整体论思想来观察人类社会文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对人类科学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我们也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理念作为―个重要的原则来指导我们的思考和具体工作。也许我们可以将人类学家的自省反过来说：整体性保护理念虽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美好理想，但它仍然十分重要并且必要。
其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涉及内容广泛，然而绝不是面面俱到，仍要根据保护对象的主次不同和轻重缓急采取不同的措施。
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理念反对单一、平面、孤立、机械的保护方式，强调综合、系统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相关的环境和人进行共同保护。这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件内容复杂、牵涉颇广的工程，然而这绝不等同于我们的保护是面面俱到、无所不包。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绝不是囊括宇宙，照临八方，涵盖自然和社会的一切，它做不到，也没有必要做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理念只是尽可能全面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对其产生影响的因素加以考察，区分轻重缓急，从中找出最需保护的方面进行重点保护。我们要坚持一种主次分明的辩证整体观，唯有如此，我们才不至于茫然无从措手，而是有的放矢地采取措施，尽可能使保护效果接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其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不是僵化保护，而是发展中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希望从时间向度上全面考察保护对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不是提倡重新恢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有历史，更不主张全盘复古，一味将过去的奉为珍宝。我们珍爱传统节日，专家学者也不断呼吁要挖掘传统节日丰富的文化内涵，但这并不意味着有必要将有史以来所有的传统与活动重新演练一遍。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节日的很多习俗已逐渐丧失其功能意义，转而在符号意味和娱乐性上有所强化。由此，民俗学家提出传统节日要进行适应现代生活的继承与革新，要具有足够强的现代性；提议政府和民间可以创新过端午节的活动方式，可以通过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来激发人们对端午节以及过节的兴趣。
也许，将传统融入现代生活是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由之路。面对我们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更应该坚持发展的眼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特征是活态流变性，它会随着周围环境和人的不断变化而发生着绝对的改变。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是为保护好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保护好文化的特质，另一方面则是为未来提供创造的动力，促进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应该用积极态度正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变迁的特性，在人和社会环境等各种因素不断变化中努力协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系统内部各种因素的关系，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力和生命力，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和人的发展需要，使其成为建设和谐社会和文化的重要动力和组成部分。
自然遗产的重要性篇8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世界四个古老文化体系中惟一没有中断自身传统的文化体系，它对人类社会和世界文明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2014年3月27日，中国国家主席访问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并发表有关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为主题的公开演讲。指出：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中国世界遗产文化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文明富强“中国梦”的巨大精神力量。
“首届中国世界遗产主题文化博览会”（简称世遗博览会）以国家政策为指导、政府扶持、市场与社会协同参与，打造新常态下文化发展的新模式，是一届将传统文化对接国际平台，以弘扬联合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精神，将公益性论坛与文化产业展览展示相结合，将世界遗产文化融入现代生活，服务社会的文化盛会。世遗博览会由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巴黎）世界遗产文化中心支持，求是杂志社红旗文摘杂志社、世界遗产杂志社战略支持，中国世界遗产主题文化博览会组委会、鑫狮文化发展机构主办，中外名人文化产业集团、美中经贸科技促进总会、美国国际艺术联合会、福建省影视艺术人才协会、福建省正能量文化促进会、福建省东方知识产权研究院、福建鑫狮拍卖有限公司协办，福建鑫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策划执行。世遗博览会原定于2017年6月7日11日举办，因2017年金砖国际“政党、智库、民间组织三合一”重要会议6月中旬在福州市召开，在时间上与金砖国际会议福州“三合一会议”重叠，为了支持保障“三合一会议”的顺利举行，根据福州市商务局“榕商务会展【2017】15号”文件通知，首届中国世界遗产主题文化博览会延期至2017年8月11日15日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同期举办“首届中国世界遗产（福州）高峰论坛”（公益性论坛，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中国世界遗产高峰论坛组委会联合主办，简称世遗高峰论坛）等相关活动。2017年1月10日福州市人大一次会议上，首届中国世界遗产主题文化博览会被福州市政府列为重点支持特大型展会。
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1972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提出对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进行特别保护，世界遗产因其世界性、杰出性和多样性的特征，展示了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明被世人公认的影响和贡献，因而越来越成为世界性保护运动和潮流，世界遗产也成为一个国家向全世界展示“软实力”的重要平台。
首届中国世界遗产主题文化博览会以“世界遗产・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为主题，发挥文化服务社会，弘扬主旋律的杨心精神，全面宣传展示中国世界遗产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中国世界遗产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与全球世界遗产文化和世界各民族传统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努力打造中国文化品牌，塑造中国形象，实现我国从遗产大国到遗产强国的飞跃。同期举办的世遗高峰论坛将放眼传承与发展，在全球范围内邀请3000多位来自政府、国际组织、协会、非遗企业、文化企业和民间团体在内的文化官员、商界领袖、传媒领袖、专家学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工艺大师、书画艺术家、等社会精英，围绕共同关注的世界遗产文化和世界传统文化，通过文化交流、沟通心灵、开拓眼界、增进共识，在共享发展中实现文化交流共享，世界大同。
中国世界遗产主题文化博览会创意策划于2010年，历经6年的成长，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首届中国世界遗产主题文化博览会采取公益论坛与文化产业展示相结合的创新形式，开创了文化展会的许多纪录：一、知识产权品牌保护，展会前组委会向国家知识版权局申请品牌、标识、名称著名权保护；二、首届世遗博览会开设面积创文化展会世界第一。同期举办的高峰论坛中心会议区域面积将达9000平方米，一带一路世界遗产文化论坛，海峡两岸世界遗产文化论坛，文化可持续发展论坛，世界遗产・佛教文化论坛，中国世界遗产工艺美术“会狮奖”，中国世界遗产书画艺术“会狮奖”，“中国文化之光”民族文艺晚会等活动。世遗博览会展览总面积将达12万6千平方米，设置国际标准展位6500多个，分设十大主题展馆及中华美食街：（1号馆）中国世界遗产高峰论坛文化艺术馆、（2号馆）一带一路国际文化艺术馆、（3号馆）中国世界遗产名录文化艺术馆、（4号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艺术馆、（5号馆）世界遗产・佛教文化论坛艺术馆、（6号馆）世界遗产・佛教文化艺术馆、（7号馆）中国海峡两岸世界遗产文化艺术馆、（8号馆）中国世界遗产主题文化艺术馆、（9号馆）中国茶文化艺术馆、（10号馆）中国古典工艺家具文化艺术馆，首届世遗博览会将刷新国内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展览的历史记录，规模宏大盛况空前，届时，将汇聚国内外逾千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品牌企业，顶级工艺美术作品，艺术大师集中宣传展示，预计将吸引海内外参观观众超过20万人次。
福州峰会：让“中国文化声音”炫起来
在文化时代，文化已成为国际新的角力场，中国要想维护自身发展利益并成为真正负责任的全球事务参与者，就不能忽视文化的主导权和全球话语权。
2013年8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联合国《保护世界X4t和自然遗产公约》是目前加入缔约国最多的国际公约之一。自1975公约正式生效后，在全球范围内，迄今共有193个国家和地区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成为缔约国。目前，世界遗产总数达到1052处，其中包括814处文化遗产，203处自然遗产7235处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中国1985年12月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2016年随着第40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中国广西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和中国湖北神农架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已经拥有第50处世界遗产，成为全球第二大世界遗产大国。2017年，“福建鼓浪屿”和“青海可可西里”正式申遗，中国有望成为全球第一世界遗产大国。世界遗产催生的“文化遗产热”燃遍神州大地，世界遗产不再是远离民众，没有生命的化石，它所具有的广泛社会意义得到全新审视。文化遗产不仅具有历史意义，它还有现代的、未来的意义。人们不但有了“全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清晰认知，而且把文化z产看做历史的见证，更把它当做社会共享的文化资源和文化财富，在这一进程中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也取得辉煌成就，我国也成为推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重要力量。也从一个专业的话题变成了公共话题。作为全球世界遗产大国的中国，需要一个展示中国世界遗产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平台，在当前国家实力从政治、经济扩展到“文化领域”的背景下，中国世界遗产高峰论坛，中国世界遗产主题文化博览会必将见证中国文化成为全球文化重要大国的历史进程。世遗高峰论坛拟旨在传承与保护世界遗产文化为主题的《福州宣言》。当然，作为中国目前举办规模最大的世界遗产文化大会，福州论坛以“世界遗产・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为主题构建文化共享的命运共同体，必然能够加强全球在世界遗产保护与发展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世界遗产文化的健康发展。
世遗博览会：传递海峡两岸和谐的“文化乐章”
台湾，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遗产重要传承区域，从2002年开始，台湾文化部门陆续评选出具备登录世界遗产条件的世界遗产潜力点，它们分布在台湾本岛，金门，马祖与澎湖之间。
海峡西岸经济区作为中国东南经济版图中新兴的经济区全球瞩目。福建是文化大省，世界遗产大省，生态建设成就全国第一：拥有武夷山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永定土楼文化遗产，泰宁丹霞自然遗产，宁德太姥山、白水洋、白云山世界地质公园，福州茉莉花茶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等一大批优秀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福州是福建的省会中心城市，是一座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历来文化昌盛，人文荟萃。福州既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贸易港口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源地，同时也是重要文化中心，是中国最早开放通商的五个城市之一，也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和工业、科技发源地之一。福州是国务院1984年5月首批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之一，是祖国大陆离台湾省最近的省会中心城市，也是对台文化、经济、民间交流合作最重要的前沿阵地。也是中央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战略枢纽城市，海峡两岸交流地缘优势和越来越便利的交通条件，尤其是在福州市委、市政府谋划推动“海上福州”、“滨海新城”的前后，福州市相继迎来了部级福州新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州片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福州片区等重大历史机遇叠加，也是首届中国世界遗产主题文化博览会选择在福州召开的重要原因。加强海峡两岸世界遗产文化和传统文化民间交流合作是首届中国世界遗产主题文化博览会的一大亮点，“海峡两岸文化同根同源，都是炎黄子孙，是命运共同体，”中国世界遗产主题文化博览会执委会主席、组委会秘书长曾海洪说：“加强两岸文化交流合作，促进两岸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携手合作致力于振兴中华，民族复兴是两岸共同愿景。”
自然遗产的重要性篇9
关键词：自然与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改革
近年来，我国旅游资源的开发遍地开花，一方面各地通过旅游开发，加快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一些地方政府疏于保护，许多珍贵的自然与文化遗产遭遇了人为的破坏。而破坏的重要原因，一是保护理念的缺失，二是现行的自然与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遗产）的管理体制存在诸多弊端，直接导致了遗产保护的危机。
自然、文化遗产与旅游资源的异同
旅游资源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用于发展旅游业的自然的与历史文化性的资源，包括诸如风景名胜、自然保护区、历史文物以及可以展示的民间艺术、戏曲音乐、民风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自然、文化遗产（狭义）指公认的、能为人们提供生态、科研、文教等功能的、具备独特价值的、自然界演变的产物或人类社会发展的精神产品。凡旅游资源都属于自然与文化遗产，但自然与文化遗产内涵更丰富，外延更广泛，有的文化遗产就无法直接展示给游人，譬如长征精神等，遂不能直接作为旅游资源。
鉴于自然与文化资源的范畴大于旅游资源，因此遗产的管理体制较之于旅游景区的管理体制更为宏观。这就是本文为何要把旅游资源的管理体制或旅游景区的管理体制的改革扩展为自然与文化遗产的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因素。
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因素是面对着自然、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的词句时，人们的潜意识里的反应是有明显差异的。面对遗产，人们首先映入脑际的是保护和继承，而面对旅游资源，人们可能会事先想到开发取利。《文物保护法》规定：“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应该说这是对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关系的原则性规定，具有规定性意义。
我国现行自然与文化遗产管理体制现状
（一）法制不健全且缺乏针对遗产管理统一的国家立法
由于自然、文化遗产存在形式的多样性，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遗产等，以及价值的多重性，有部级、省市级等，这客观上增加了遗产管理的难度。目前涉及遗产管理的法律有《文物保护法》、《环境保护法》、《野生动植物保护法》、《水法》、《城乡规划法》等几十部之多，再加上各地制定的条例规章更是数不胜数，这些法规对遗产管理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因为法规多，执法单位多，推诿扯皮多，从而就陷入“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怪圈。
（二）国家指导及属地管理相结合
目前我国遗产的管理体制除少数归国家部委直属外，如故宫博物院，大多情况是遗产由属地管辖，国家部委负责业务指导。旅游开发给地方政府带来gdp的增长，激发了其发展当地旅游业的积极性，这是现行体制有利的一面。然而从实践来看，由于地方政府掌管着遗产管理的大权，他们出于gdp的考虑，往往置国家法规于不顾，不惜人为破坏遗产，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导向是各地遗产管理的主要阻碍因素。
（三）多头管理导致效率低下
自然与文化遗产大都属于公共资源（私人藏品和一些非物质遗产除外），其管理主体毫无疑问应是政府。目前，我国涉及自然与文化遗产的主管部门太多，有文化、旅游、环保、林业、国土、建设等部门，管理分散，部门之间难以协调，工作效率低下。另外，遗产管理部门作为政府机构又兼经营，自己办公司，造成政企不分。
我国自然与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改革思路
（一）建立自然与文化遗产统一的管理机构
目前我国正进行政府机构体制改革，这为遗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带来契机。由于遗产管理缺乏统一机构，造成实质上的多头管理、条块分割、效率低下、保护不力，为权力寻租开启方便之门。为此，有必要针对遗产管理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对一些职能相近的部门进行整合，实行综合设置，从而完善遗产管理体制。
基于以上思路，可以把涉及自然与文化遗产的主管部门文化部、旅游局、林业局合并，并吸收其他部委如城乡建设部、环境保护部、国土资源部等下属的相关遗产管理部门，精简组成为一个统一的政府机构（省市县对应设厅局），实施对遗产的监管。之所以将此三机构合并，是因为旅游局主要职责是负责旅游资源的管理与开发，林业局负责生态建设和保护（此两局主要涉及自然遗产的管理），文化部负责文物管理、文化的发展和文化产业化的监管（负责文化遗产的管理），这种整合打破了条块分割，降低协调的成本，管理易落实到实处。该机构（姑且暂称自然与文化遗产部）的主要职能是全面负责遗产的管理，制定遗产保护、管理与可持续利用的制度、条例和规划，并监督实行。为提高该机构的权威性，中央应给予其适当地位和完全的执法权。
（二）废除属地管理体制且实行中央垂直管理
废除属地管理体制，实行中央垂直管理，将遗产管理经费纳入中央政府的财政预算。新体制必须能妥善解决利益攸关方的利益关系，以防止不同利益主体之间不公平的博弈，导致对遗产的损毁。属地管理虽能调动地方的开发积极性，但由此带来的地方主义、竭泽而渔式的发展理念，会使遗产的保护陷入危机。因此，要克服地方主义必须废除属地管理，实行中央垂直管理，经费纳入中央财政，人事也由上级遗产部门管理，从而摆脱对地方的依赖。对于一个可能跨及数省或数市的大遗产区，其管理应打破区域管辖范围，由上级遗产管理部门任命一个专门的直属机构管理。目前许多地方风景名胜区采用的是景区管理委员会的形式，这个直属机构亦可借鉴这个形式——即某某遗产管理委员会，全权负责对整个遗产地的管理、保护与利用的各项事宜，至于该遗产地与所在省市的关系，可沿用中央直属企业与省市的关系来处理。
考虑到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各地遗产局即使不受各省市长直接管辖，各地遗产部门恐仍难以对当地政府的破坏遗产行为予以制止，可考虑将遗产保护与利用工作与各省市主管领导的政绩直接挂钩（地方只对由于自身的不端行为造成的遗产损坏负责，而对遗产部门自身的管理不善造成的损失免责），各省市长与上级人大或同级人大签订直接责任书，如发生遗产的重大损毁，则人大立即追究省市长的责任。
另外，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基础上对遗产进行合理开发利用，可以给当地赢得长期的无形资产——知名度，大量的人流物流（不超过限度）为当地居民源源不断地提供就业、商贸等机会，而地方政府也可获得稳定的税收收入。随着研究者、志愿者的到来，可以提高当地的文明水平。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政府应给予其相应专业技术人员的待遇，使其安心工作。新体制能否协调各方的利益分配，至关重要。
（三）健全法制并严格监督制度
健全法制，制定实施国家统一的遗产管理法，严格监督制度。我国涉及遗产管理的法规不少，也起了相当的作用。但执法主体众多，易产生内耗和惰性。况且遗产形式多样，价值多重，有些遗产陷入法规的盲区，只能以其他法规套用，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就套用文物法。因此为了妥善管理遗产，呼吁人大尽快制定国家统一的遗产管理法，以提高遗产管理的权威性，使遗产管理部门有法可依。
为确保法律的实施，必须建立严格的监督制度。遗产管理部门的工作应定期接受上级人大、政协与同级人大、政协组成的专门委员会的监督和检查，同时，中央可以授权并委托专家和志愿者组织民间监督团体，对遗产管理部门的工作实施监督。遗产管理部门实行首长负责制，对于查出的问题，人大、政协专门委员会立即提出整改意见，由遗产管理机构遵照执行。对于出现严重的遗产毁损，人大可立即责成启动行政乃至司法程序，追究遗产管理机构首长的责任。
人大应责成政府将遗产管理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形成经费每年适度增长机制，并监督预算的实施。政府应在每年度的人大会议上，就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情况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提请人大审议，这应成为一个制度。
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遗产管理部门退出经营活动。遗产管理部门按照遗产管理的要求，以特许经营方式授权企业或个人，对遗产进行合理开发经营，并向经营者收取一定的特许经营费上缴国库，国家适当返还。遗产部门作为政府机构必须脱离经营活动，对其下属企业按照国企改革的要求，把企业从机关剥离出去，或由国资委托管，或市场化改制，至于经营者与遗产机构的责、权、利的关系可通过法规界定。
（四）拓宽经费来源且建立经费保障机制
拓宽经费来源，严格专款专用制度，建立经费保障机制。高效运作的管理体制，离不开必要的经费保障，经费来源的主渠道是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政府要加大财政投入，精简的管理机构有利于减少支出，要将节约的经费和财政拨款专款专用，加强财务审计。但我国各类遗产丰富，政府拨款除去人头费往往捉襟见肘，拓宽资金来源也是当务之急。政府应成立保护遗产基金会，开展对外工作，积极吸收国际友好组织和人士的捐款；另外拓宽国内渠道，运用税收杠杆，鼓励国内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为基金会捐款，并在应缴税额中予以扣除。
综上所述，自然与文化遗产的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它关系到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弘扬，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建立一个高效运转的自然与文化管理体制，是保护利用好自然与文化遗产的关键。
参考文献：
1.官卫华.部级风景名胜区管理体制创新研究[j].现代城市研究，2007（12）
自然遗产的重要性篇10
摘要：风景名胜区是全人类的瑰宝,对其研究、鉴定、保护、保存，并传之世世代代，永续利用，是我们的历史使命。要特别注意风景区的价值性质与定位、功能与保护、规划与建设、管理立法与监测、效益、科教等问题。
关键字：风景名胜区；功能；保护；价值
我国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以下简称风景区)主要有以下特点：①风景(名胜)区的基础、主体是具有自然科学或自然美学价值的自然景观；②与自然有精神理念联系的文化或人文景观融于自然景观之中，不是相加，更不是强加于自然之上的人为物体。③风景区的主要功能是满足人与大自然精神文化与科教活动需求，即人与自然的精神联系；④范围较大，资源丰富而集中，是包括地上——水圈、生物圈和气圈、地下——岩石圈、洞穴和日、月、星空等各种景观要素有机结合的地域空间综合体。
1、风景区的价值、性质与定位
风景区的价值，主要指有关自然科学、自然美学和历史文化等价值。三者，前两者必居其一，后者不一定都具备。
自然科学价值，主要指从地质、地理、水文、生物、生态等科学的角度，或从生物多样性、特殊生态系统及濒危物种栖息地等角度来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其价值如是部级的，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或国家自然文化遗产，如果是世界级的，为世界自然遗产或自然文化遗产。同理，从自然美学的角度看，亦作类似的评价。我国传统的名山大川，其美学价值较重视如形式美——雄、奇、险、秀、幽、奥、旷等形象，还有色彩美、动态美、音响美等等。历史文化价值，则包括从历史、考古、民族、宗教、建筑、艺术等角度评价其历史文化价值的级别。传统的名山风景建筑、构筑物，均以尊重自然、天人合一、“与天地精神往来”等理念而融于自然。如帝王之封禅、道家之“道法自然”、儒家之“乐山”“乐水”，佛教之深山净土和不杀生等教义以及普遍崇信的风水观念和神秘观念等，形成中国农业文明时代朴素的生态环境观，在此理念指导下，又形成以自然为主，自然与文化融为一体的名山文化。这是极具中国特色的非常珍贵的有着自然文化双重价值的遗产。
自然科学价值是客观规律的反映，没有国界，全世界有统一的标准。自然美也是客观存在，而审美主体却有主观性和民族性，但总地看来也是大同小异。把传统的山水审美与现代的科学美、生态美融为一体，不断提高审美水平，亦是必然趋势。文化是主观创造的，必然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和地方性。尤其是环境文化、山水文化，应该继承和发展，保存文化的多样性、民族性和地方性，这正是《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所要求的，而不是去抄袭外地、外国的文化景观，改造、取代风景区的地方、民族文化原作。对自然文化遗产来说，照抄外来文化景观不仅没有什么新的价值，而且是破坏遗产证据。
价值是确定风景区遗产地的品位、级别及其保护利用的基础。国家风景区是国宝，是无价之宝，它不仅是珍贵的物质财富，而且更具有难以用金钱计算的精神文化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形成多学科交叉的综合价值体系。所以风景区自然文化资源也可以说是一种物质形态的精神文化资源，是一种不可再生、不可取代、永续利用的资源。它不仅直接满足人与大自然精神文化和科教活动需求，而且间接地产生风景区外乃至整个国家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对于这样一份价值很高的遗产，如何定性、定位是极重要的。
从历史上看，有“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帝王封禅泰山、颁旨保护天下名山、“禁樵采”、“禁渔猎”之事实。自古儒者，乐山乐水以比德；道者，视为仙境求得道；佛者，视为净土以修行；文人学士视为求美求真之灵境；百姓视为风水宝地以求福。可见名山大川是寄自然于各种精神文化活动之胜境，从皇帝到老百姓各有所求，都可享受。它的定位，比最高统治者的皇帝还要高。
世界进入工业时代，产生于美国的国家公园，经100多年的国家公园运动，现已遍及全球各国，足见其生命力。美国国家公园是经国会通过、由总统批准、并立法保护、通过国家管理。国会中有国家公园委员会，总统有国家公园顾问，民间有国家公园保护组织。他们认为国家公园是“国家最完美的象征”、“爱国主义激情的胜地”、“生态实验室”、“环境教育课堂”，是美国引以为荣的创造物。有一位美国政治家说，“如果说美国对于世界文明发展作过什么贡献的话，恐怕最大的就是设立国家公园的创见了。”可见，国家公园是保护性的以精神文化科教功能为主的社会公益事业，它在法律和国家形象中的定位也很高。
我国国家风景区是在名山大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而且多数风景区早在唐宋时代已是名山了。它与国际上国家公园接轨是为满足现代人与大自然精神文化活动，从感性基础上向理性发展的需求。由国务院批准公布，“属国家所有，任何单位部门，不得出让或变相出让。”我国国家风景名胜区是国土景观的精华、壮丽河山的缩影，是国土资源中价值、品位最高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国宝，其中的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就是全人类的瑰宝。这应当是国家风景区的定性和定位，可是还没有落实在国家的立
法、决策和实践中。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把风景名胜区、世界遗产定位于旅游资源，造成性质、品位错位，导致错位开发，破坏风景区、遗产地的价值。旅游资源是部门、行业和专业的概念及称谓，不是游览地的本质属性。从国家和政府或遗产科学出发，应以本质属性给予定位，如泰山、黄山，它们的本质属性就是世界自然文化双重遗产，而不是旅游资源。这是由泰山、黄山的价值、性质和功能所决定的，它们有多种价值、多种功能，游览只是其功能之一，而且旅游业是第三产业，以经济利益为主要目
的，风景区遗产地是保护性的以精神文化功能为主并象征国家形象的社会公益性事业。两者的性质、品位价值不同，如果定位错误，必然导致破坏性的错位开发，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2、风景区的功能与保护
风景区的功能，主要是指人与大自然精神联系的种种形式及其发展和演进。也就是人们利用风景区价值的方式，如因风景区的科学价值而相应产生科研和科教功能，因美学价值而产生审美、游览功能，因历史文化价值而产生考古的、研究历史的功能。由于多种价值的交叉感悟，而激发爱国情怀和山水文化创作的灵感等等。
功能是发展变化的，也是因人而异的，从泰山的摩崖石刻中可看到不同时代、不同素养的登山者，各有心灵上的
追求：帝王封禅；百姓求福；僧人修行；羽士求仙；隐士避世；君子“洗心”、“涤虑”；雅士“超然尘表”；文人审美；学
者求知；画家“师法自然”；诗人寻求灵感；而“志欲小天下，特来登泰山”的志士仁人，则以“直上危巅休怯险，登
天毕竟要雄才”的气慨，“登高壮观天地间”，“张志气、拓胸襟”，悟“国家柱石”、“民族精神”以及“稳如泰山”、“重如泰山”等等。这就是人们通过登泰山，体验泰山“精神”，而得到心灵上的感悟和满足。这就是中国几千年积淀于名山大川中的独特的山水文化和山水精神，各种不同名山胜水，各有不同的文化积淀和精神意蕴。
风景区的功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有的功能随着封建帝制的结束，而成为历史，如封禅祭祀、隐居读书等。有的功能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而产生，如上世纪初，地质学家发现了泰山古生物地层，这具有突出普遍价值，为泰山发展科研、科教功能写下了新的篇章。还有许多功能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如游览、审美、创作体验等等。
中国的山水文化精神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充分体现了农耕文明时代中国山水文化精神的特有价值。吸取其精华，使其延续和发扬，并吸收现代国际共识的国家公园主要功能，综合形成科研、教育、游览、启智及创作山水文化体验等现代功能。尤其是科教功能，它是发展国家风景区功能的基础，没有科研，就不能鉴定风景区遗产地的价值，更不知道如何保护和利用；有了科研成果，才能向管理者和广大游客传播遗产知识，为规划建设提供依据等等。现在，国家风景名胜区与国家公园在与科学接轨
上存在很大差距，科教功能需要赶上。
风景区功能的发展，保护是前提，无论是古代名山，还是国外国家公园，今天的风景区无一例外，原因是经济功能与精神文化功能的矛盾，不可能在同一空间内解决。好比天安门广场，是升国旗、瞻仰、参观、游览等社会公益性的精神文化活动的场所，不允许在广场上建旅馆、开餐馆、在中轴线上空架索道、坐缆车观光。如要吃、住、购、娱，请到前门、王府井、西单等等商业区去。这就是功能分区的常识。
名山、风景区、国家公园都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不同阶段所产生的。由于物质利益的驱动、无时无刻都有人有意无意地破坏其精神功能，尤其是缺乏文明素养的决策者和开发商。因此，风景区遗产地始终都要在严格保护的前提下发展。历史上也有不少名山，因为没有保护好，改变了性质，成为普通经济山地而销声匿迹了。
古今中外，保护风景遗产，就是限制、禁止其经济开发，发展其精神文化功能。如古代的“天下名山”，从作为经济开发对象的普通山岳中分离出来，保护起来，专为精神文化活动场所。在两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名山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了社会性保护体系，如帝王下诏：“凡五岳及名山皆禁樵采”(《大唐六典·尚书工部卷》)。具体到一座山，如“天台山中避封内四十里，为禽兽草木生长之福庭，禁断采捕者”(唐睿宗《复建桐柏观数》)。文人从欣赏、歌颂山水去保护名山(规划设计名山建设)，批评破坏行为；宗教保护其仙山佛国境界；百姓以风水宝地、宗教意识保护名山大川。除了战争、动乱年代，名山一般都
能得到有效保护。
各国的国家公园都是以立法《国家公园法》严格保护。世界遗产，更是以全世界的力量，以“公约”形式共同保护。各签约国都庄严承诺要“竭尽全力”，做好世界遗产的“鉴定、保护、保存、传播，并传承后代”的工作。保护的标准是保护保存好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使之世代传承，永续利用。
所谓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是遗产的“原作”。对自然遗产——大自然的“杰作”来说，主要包括地质、地貌、水文、生物、生态环境的原生性及其自然关系中全部或大部分有关的相互依赖的有机系统。如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不仅要保护好石英砂岩峰林地质地貌及其地区土壤、植被、水文景观的真实性，还要保护好与其成因相关的周围地质地理环境的完整性。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是指保护保存反映遗产历史文化价值的“原作”，包括其设计、建材、施工及环境等方面都符合真实状况，还包括保护其遗产的法规和管理机制的有效性。其完整性主要指文化遗产本身的系统性及其相关环境风貌的完整性，如清东陵，包括整个皇陵建筑群的地表地下整体格局及其周围风水环境的完整性，而20世纪80年代～90年代，陵区曾建了不少旅游服务设施，破坏了它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后来按《公约》要求，拆除了，恢复了清东陵的原作风貌，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保护必须立法，无法就难以有效地保护。如果以保护性的精神文化功能为主的国家风景区的立法滞后于经济开发性的立法，后患无穷。现在风景区的错位，超载开发，以及由此造成的“三化”现象，都是套用经济开发区法规的结果。
因此，建议国家立法保护风景区遗产地正是当务之急。
3、风景区的规划与建设
规划的要旨是在风景区科学理论和相关法规的指导下，落实和解决风景区遗产地的保护和利用问题。规划的基本原理是以风景遗产资源的综合调查、鉴定、评价为基础，并以相关的法规为依据，根据资源类型、价值和功能的空间分布，划分不同的功能区，在保护风景区遗产地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下，分区保护利用，并使之可持续发展。
功能分区是规划中的重要内容，因资源的特点、类型、价值不同及其空间分布不同，可分为大分区和小分区。所谓大分区，即指在风景区内外，主要解决区内外的不同功能，即区内以精神文化和科教功能为主，区外以经济功能为主。区外依托附近原有城镇，新建旅游镇或设施齐全、高度现代化的旅游城，作为旅游服务基地，作为由“旅”转“游”的“旅游码头”，其规模大小，视风景区大小而定。少数大的，个别特大风景区，因区内原有历史城镇，自然可成为旅游服务基地，但因处在风景区内，产业结构、城市景观风貌应体现地方文化的延续和风景环境的协调。风景区内的小分区，有多种分法，综观国内外分区方法，我国风景区宜分5个区为宜：
(1)生态保育区：面积较大，生态科学价值高，只对科学工作者开放(经主管部门批准)，不对游人开放。
(2)特殊景观区：美学价值、科学价值高，对游人开放，可建步游道、解释系统、观景点(选择适当景位、以自然山石为主)，个别可建得体的亭台厕所等，游时游程较长的可建小型茶饮点，但不建餐馆、住宿设施和机械交通。
(3)文化遗产保存区：历史文化价值高，供参观游览，按文物保护法利用，可建防火、文保、卫生等设施。在不影响其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原则下，有的古建筑可用来展示风景区历史文化价值。有的价值一般的老建筑，可设置茶室、休息。本区不能兴建营业性设施。
(4)服务区(游憩区)：在大风景区内，除以上3区外，如环境容量允许，可选择交通、供水、供电较方便，景观影响较小的地方，建过夜服务区—游憩区。有的国家称宿营地，有的称山庄，有的称接待站，其性质是体验性。服务区的规模、建筑高度、密度、体量、材料、色彩等都要与景观、地方文化协调。美国研究认为“必需的公园内宿营地应根据自然景观来设计和操作，豪华宾馆无疑是不合适的”(Ronalda·Foresta，1986)。防止商业化和城市化。本区与区外的旅游服务基地性质不同，严防错位。
(5)一般控制区：除以上4区以外，皆属一般控制区。本区内一般多有数量不等的农田、村落，或从事其他产业如林、牧、渔业等产区。本区应限制发展，居民出而不进，限制影响和破坏景观的产业，发展与景观协调的产业，需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如改粗放农业为精细农业、生态农业，山坡地改成果木园并与旅游业结合发展。禁止伐木和扩大用地的开发。随着国家城镇化计划的发展，逐步引导居民迁居区外的旅游城镇，发展经济。少数大、特大风景区，视具体情况而定，有的暂时迁不了的，有的长期共生的，对于村落民居建设高度，应体现地方民俗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形成现代田园风光。有的可设置家居宾馆，不过更多的家庭宾馆应在区外发展。
此外，风景区的应有保护地带，其范围大小，视地理环境条件而定，如上游上风不准建污染的工业企业，四周要防止破坏植被和对地形的开发，以免造成环境污染和视觉污染。
风景区规划，应始终贯彻限量开发利用的原则，尽可能减少对原生自然景观的干扰和破坏。功能分区解决了错位开发的问题，而超载开发必须以生态环境容量和视觉容量加以限制和纠正。我国风景区不但存在普遍的错位开发，而且也存在严重的超载开发，国外把“人满为患”视为破坏景观生态的严重现象，国家公园中的重要景区、景点，采取限量游览，如韩国智异山国立公园中的古塔，一天只准许400人参观。但对我国风景区遗产地来说，“人满为患”已习以为常，更严重的是“屋满为患”，风景区内，甚至在核心区(生态保育区、文化遗产区、特殊景观区)内，大兴土木，如泰山架索道、建岱顶闹市，武陵源建观光电车、电梯，黄山建豪华宾馆饭店、高坝水库等等，把具有世界级价值的自然遗产、自然文化遗产的核心区，改造成为灯红酒绿、吃喝玩乐的山区小集镇。“人满为患”，踏坏了草、灌木，还有恢复的可能。“屋满为患”，则工程所到之处，彻底破坏岩石、地形、土壤、植被，并造成视觉污染和精神损害。因此，限制利用，首先应严格限制风景区遗产地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减少服务设施是减少观光客的有效办法。限制的标准就是不影响风景区遗产地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也就是保存大自然和祖先的原作。
规划还应修复被错位、超载开发所破坏的“污点”，“残迹”。比起现代地学和生态学对国家公园和自然遗产地的保护要求，我国农业时代的名山开发度，就已相当高了，而近几十年来的过度开发，非整治疏解不可了。
有人形容风景区遭破坏状况是有些地方决策者与开发商违规开发，造成“先上车，后补票”、“先建设，后规划”、“先
破坏，后整治”现象。这也反映了规划与建设脱节，地方决策者无法无规的行为。总规—详规—设计—建设，这是实现总体规划的程序，“管理条例”中都有明确规定。因此，必须健全规划设计和审批的程序，来纠正错位、超载开发的错误导向，整治人工化、商业化和城市化对风景区遗产地的破坏性开发，尽可能恢复原作的自然度、美感度和灵感度，这是规划的重要任务之一。
风景区详规与项目设计，都应严格选择景观空间的位置—景位，做到“点缀得宜，不掩其胜”(徐霞客)。任何设计都应融于自然，不夺自然之胜。尽可能不破坏自然，少干扰自然。防止规划设计者迁就甲方，或本身误用城市设计手段误导“三化”。
要利用风景区自然遗产地，无疑要开发建设。为了明确风景区建设不同于一般城乡开发建设，更不同于经济开发区的建设，需要明确风景区开发建设的概念，以免在实践中产生误导。风景区自然遗产地的开发建设可分为有形开发建设(或称硬开发建设)和无形开发建设(软开发建设)。所谓硬开发建设，是指一切人工的有形物质形态的建筑物和构筑物的开发建设；软开发建设是指对风景区遗产地所蕴含的科学价值、美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通过深入研究体验，并不断发现新的价值，提高认识水平和审美水平。根据不同功能区而言，硬开发建设有禁止的，有限制的，有控制的。
总之，风景区硬开发的总量要小，小到为游人所必需的最低限度。国外这种规定很严。这些有限的硬开发建设在定位定量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并以小散、藏的形式融于自然。软开发建设，是没有止境的，因为人对自然的研究认识，对山水审美，以及管理人员、游人对风景区价值的认识，以及素养的提高，都是无止境的。硬开发以尽量减少对风景区遗产地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影响和破坏为原则，而软开发则以不断提高对其价值的认识，达到可持续利用和发展为目标。在当前普遍存在错位(包括软硬开发的错位)、超载开发的状况下，加强软开发建设，整治错位、超载的硬开发建设，是当务之急。建议政府下令，不准在风景保护区内招商引资。
4、风景区的管理、立法与监察
管理是贯彻实施上述各项内容，保护利用好风景区遗产地的关键。现在管理权关键在地方政府，中央有关部门只管“业务”。由于体制不顺，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导致目前管理上较为混乱的局面。国家风景区，世界自然遗产地，科技含量很高，价值很高，是国家和全人类的瑰宝。地方政府管理有一定局限性，再加上被眼前经济利益所驱动，法制不全，决策靠领导人说了算。有的地方领导认识水平高，管理很好；有的领导水平低，无知加武断，管理就很糟；有的这届领导管理好，换了一届就遭了。现在很多问题都出在这里。这样的管理，很难使风景区安全健康地可持续发展，很难实现对《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庄严承诺：“竭尽全力”，做好“鉴定、保护、保存、传播、并传之后代”的工作，很难贯彻国务院关于风景区管理的方针：“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合理开发，永续利用。”“风景资源及其土地是国家所有，任何地区和部门不得出让或变相出让。”有些地方政府违背国家法规，把风景资源与土地及其设施出让、拍卖、上市。何以置之不理呢？
纵观世界各国的国家公园和世界遗产，都是国家立法，国家直接管理，地方政府相应管理其地区级遗产，形成国家公园(包括世界遗产)管理体系以及相应的法律系统。如韩国只有20个国立公园，国家直接管理，中央一级管理机构就有67人，负责人由总统任命。我国有151个部级风景区，可只有1个风景处，这惟一的风景处只有3个人办公。
因此，建议成立国家遗产管理局，直属国务院，直接管辖部级和世界级遗产，包括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及自然文化遗产，地方政府相应管理地区级遗产。国宝要由国家管，代表国家的地位、形象和权力。只有这样，才是名符其实。如果一时成立不了国家遗产管理局，建议建设部把现在的风景处提升为风景管理司，提高其管理地位和权威性，也有利于与国际上国家公园体制接轨。先把世界自然遗产或自然文化遗产直接管理，取得经验再直接管辖国家风景区。只有这样才能掌握国宝的命运。
国家也要投入管理、保护、科教等经费。151个国家风景区，每年只投1000万元，平均每个风景区只有6万多元，能解决什么问题呢？韩国(与浙江省面积、人口差不多)20个国立公园，每年的投入相当于6亿人民币，美国2001年投入国家公园的经费是43亿美元。我国有些地方政府，就借口国家不给钱，“以景养景”，“靠山吃山”，以经济利益为目的，大兴土木，进行错位开发和超载开发。于是借“文化旅游”搞“神文化”、“鬼文化”，如桂林有一处唐代就已开发的科学美学价值很高的溶洞，塑起“天上玉皇”、“地府鬼神”；有的借“生态旅游”，由旅游公司接管自然保护区，将保护区管理人员“扫地出门”，进而大兴土木建宾馆、饭店于保护之核心区。还有不少人造的旅游资源(名符其实的)、主题公园，错位入建风景区，造成自然文
化遗产地的严重破坏等等。至于架索道、建豪华宾馆、、商业城等等经营性项目，都是在“以景养景”，“靠山吃山”的借口下建的。然而，这些项目多数不是“靠山人”，或“景中人”建的，而是政府部门、外地、海外公司招来的。结果是毁景牟利，经济外流。本地富起来的只有小摊、小店、小旅馆及相应的服务行业等。地方政府应合理组织当地居民按功能分区经营服务业，使他们更好地富起来。“以景养景”，“靠山吃山”先决条件要保护好景，定好经营设施的区位、景位，即“内景外商”、“内名外利”。功能分区、协调发展，才是正道，政府应从区外的商业利税收入中，返回部分给风景区作管理保护费用。这是世界国家公园的普遍做法。政府做不到这点，那么，管理部门靠收门票来“养景”、“吃饭”是无可非议的、合情合理
的。因为收门票不破坏景观，一旦国家增加投入，门票随时可减可免，毫不损害风景遗产。而有的地方政府利用门票当摇钱树，不断提高票价，那就不合理了。
现在，国家、舆论和百姓都关注风景区的保护问题。不少风景区开始整治，有的认真治本，如九寨沟下决心彻底拆除沟内7000多床位的错位开发，恢复九寨沟的原始风貌。但有的只整治百姓的小商、小摊、建筑，而不治核心区的“三化”，如泰山违规工程中天门索道、岱顶商城，黄山不治核心区北海、西海城市化，武陵源不治张家界核心风景区的锣鼓塔街、旅游电车、观光电梯等等。还有的多数只治民间小商摊，而不治部门宾馆、饭店、培训中心等等。凡此种种说明管理权在地方政府局限性很大，管不住大于他们的条条系统和利益集团。同样说明，没有法是不行的。古代保护名山有皇法，现代国外有国家公园法，唯独我们《风景名胜区暂行管理条例》，“暂行”了十八年还不立法。保护性的法律滞后，欲行破坏牟利者，就拿经济开发的法规错位套用于风景区遗产地，后患无穷！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对世界遗产要实行定期监察和反应性监察，一旦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遭到破坏，轻则批评整治，重则列入《世界遗产濒危名录》，如不采取措施恢复原作风貌，就要被《世界遗产名录》取消。监察机构有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此外广大人民和各种媒体都有保护和监察国家遗产和人类遗产保护状况的义务。我们还没有监察机构，群众组织也没有监察的权利。监察是保护风景区遗产地的重要手段，它对监督管理机构的职责，提高全社会保护利用好风景遗产意识，都有重要意义，这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手段，我们应当学习。尤其在管理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应当根据相关法规和风景遗产科学进行保护。
5、科教兴风景名胜事业
科学是反映客观规律的学问，是无疆界的，无所谓“国情”，风景遗产事业的科技含量很高，应当吸收世界上先进的世界遗产和国家公园科学，来保护和利用好我们的遗产。如果没有科教作基础，那就无法鉴定风景区遗产地区的价值，也不知保护什么，利用什么，建设什么，开发也就成了决策者主观意志的强加。由于缺乏风景遗产科学知识，几十年来，风景区遗产地，在“抓革命”时成为“破四旧”的对象；在抓生产时，就去开山取石、伐木毁林；抓旅游开发时，就大兴土木、盖宾馆、架索道、造“鬼文化”，建“三化”的“吃喝玩乐综合体”。结果，风景区自然度、美感度、灵感度急剧下降。大自然历经几亿、几十亿年所记录的史册，祖先用几百、几千、几万年所创造的杰作，被改造、降格为任何地方都可建造的商业性的大众游乐园。
如今，应更好地发挥名山风景区科教功能，鼓励人们到世界或国家独一无二的“天然博物馆”、“生态实验室”、“历
史文化博物馆”和“爱国主义教育和环境教育课堂”研究、学习、游览和体验，而不是让无知决策者和毁景牟利的利益集团把“一流大学”——人类瑰宝，改造成惟利是图的“吃喝玩乐综合体”。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户外游憩活动必然要发展，除了风景区自然遗产地的功能之一——高品位的游览以外，更需要寻找价值一般、环境较好、自然度较高的非风景区遗产地，创建各种类型的现代户外游憩区，如主题公园、游乐园、度假区、休闲地、山地机械运动游乐园等等，以满足不同层次群体对户外游憩活动的需求，以分散国家风景区和世界遗产地的压力，建立户外休闲游憩系统，这是大有可为的、必需的事业，其数量与容量应大于风景区遗产地。这好比中小学的数量与学生
数必然大于大学一样。进而有效地制止那些破坏风景遗产、毁景牟利、降格使用的行为。坚持高品位资源高利用原则。韩国公立公园画册上有一标题很好，“韩国公立公园无与伦比的美丽，这里只邀请热爱大自然的客人。”美国npFF的研究则认为，“容许国家公园被用于商业目的的旅游，是对一种国家公园的独特、绝妙财富的浪费，并且所有这类旅游都应被制止。”我们的国家风景区世界遗产地，为开发商业性旅游，架索道，盖豪华宾馆，建观光电车、电梯、火车、滑道、等等设施，不惜破坏地形、生态、文物，破坏国家和世界独一无二的“自然博物馆”和“一流大学”，再去“打造”、“包装”成一个没有文化的吃喝玩乐的山区旅游城。这是违背《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也是与现代国家公园科学和功能背道而驰的。
风景区遗产地呼唤科学与教育，传承中华民族的山水文明与山水精神，尽快结束错位的功利开发对风景区遗产地的破坏威胁，恢复壮丽河山的庄严和美丽，让世世代代都有享受的权利。
6、风景区的效益
风景名胜区和世界自然文化遗产，既是物质财富，更是物质形态的精神文化财富。这是一种不可再生，不可取代的无价之宝，是古代文明的产物和见证。保护和利用好遗产，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对所在地区和国家来说，都是无比的荣耀！它是激发爱国主义精神的圣地，启发心灵感应的源泉，陶冶情操的净境，探索自然规律的本底，凡此种种都是无划师pLanneRS法用金钱计算的。
这种不可再生、无法打造、搬不走的国宝，吸引着全国和全世界热爱大自然、热爱中华文化的人们，包括科学家、政治家、艺术家和旅游者。它们留下不尽的财源。对于风景区经济，我们要全面看，不能光在风景区内计算经济效益，其实它的经济效益更多地在区外，所以要全面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前，九寨沟的价值未被发现，它的经济产业就是林场伐木及几个自给自足的小村寨的农牧业生产，根本不存在因九寨沟内的精神文化功能的发展而连环产生沟外、国内和国际经济效益。风景区遗产地经济效益的大小，直接取决于风景遗产的价值及其真实性和完整性，价值越大，吸引力越大。破坏遗产，价值下降，吸引力也随之下降。看不到风景区内外价值的互动、转换作用，功能错位，必然破坏风景的价值，效益自然下降。九寨沟原规划规定“沟内游、沟外住”原则，但开发者以沟内经济利益驱动，进行错位开发——沟内游，沟内住，结果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视觉污染，给游客造成很大的精神损害，国内外专家、游客纷纷提出批评，后来把旅游服务设施拆迁到沟外，还九寨沟原始风貌，如果不改，后果非常危险，一旦自然科学、自然美学价值丧失，还有什么吸引力，还有什么经济效益呢？
风景区自然文化遗产地，作为种质资源库、环境教育课堂和地区生态平衡的本底，对扩大和改善地区乃至国家所产生的生态效益也是难以估量的。
可见，保护和利用好风景区遗产地，为地区、为国家、为世世代代带来巨大的文明、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风景区遗产地是源，各种效益是流，只有保护好源泉，才能长流不息，水到渠成，反之，则两败俱伤，悔之莫及。
7、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