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经济的特点篇1
【关键词】中国特色；经济责任审计；经济责任关系；起点与特色
引言
我国审计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而我国现代审计的发展则是近三十年的事情。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在我国建立审计机构，实施审计监督制度。这意味着在我国搁置了很久的审计制度得以正式恢复。时至今日，我国审计的发展断断续续地经历了几千年，但仍未形成一种代表中国特色，或者是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审计理论体系。各种理论较为分散化，或者只是代表几家之言，没有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当国家提出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体系时，我们却无法在第一时间找到审计理论制度建设的起点与特色。抓准起点与特色，把握住方向，整个审计理论制度就能逐渐成型。因此，找到审计理论的起点与特色成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关键。
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就要先找到审计理论的起点，而这个起点应该是审计理论的逻辑起点。审计理论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审计理论中最简单、最一般的本质规定，而且还是审计理论的起始范畴，其范畴有助于形成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能够贯穿于理论发展全过程。在这样一种条件下，我们发现将经济责任关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是再合适不过的。经济责任关系是审计产生与发展的根本前提，经济责任关系存在于整个经济活动中，只要经济活动一直在持续进行，那么相应的经济责任关系就会一直存在。因此，将经济责任关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是具备一定合理性的。而经济责任审计作为中国的独创审计形式，将其作为审计理论体系内的特色点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经济责任关系与经济责任审计
（一）经济责任关系
经济责任主要是指国家、企业、劳动者个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在经济上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普遍地会存在四种经济责任，即国家对企业、企业对国家、企业对劳动者以及企业对企业。无论哪一种，双方在从事经济管理活动中都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而这种原则就是经济责任制原则。在这过程中，双方便形成了经济权利与经济义务关系（李凤鸣，2001）。这种经济责任是伴随着经济活动而产生的，只要经济活动一直在持续进行，那么这种经济责任关系也就一直存在。从现实情况来看，在人类的有生之年，经济责任关系不可能灭失。
经济责任关系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有着极其特殊而又重要的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包括但不限于）：首先，经济责任关系是人类历史社会发展的产物，经济责任关系不是一种自然规律，也不是一种自然现象，它是在人类社会的特点时期、特点环境下出现的，而且，从其现实性来说，它的出现代表着人类商业文明的真正到来；其次，经济责任关系伴随着人类社会在不断延伸，这主要表现在其超出了传统经济责任的范畴，从经济领域延伸到政治、法律、科技、社会等多领域，因而，经济责任关系具有较明显的普遍性；再次，经济责任关系带来了经济责任评价与考核，大大推进了经济责任的完善与发展；最后，经济责任关系不仅是当事双方关注的焦点，更是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无论是国家对企业、企业对国家，还是企业对企业、企业对劳动者，这种经济责任关系涉及的不仅仅是当事双方，社会大众也会将注意力转到这种关系上来，也正因为如此，在整个大的社会背景下，经济责任将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而经济责任关系也注定是经济、政治等领域中一种最基本而又永恒的关系。
（二）经济责任审计
经济责任审计是与经济责任相联系的一种审计形式。经济责任审计主要是指审计组织对经济责任关系的主体应负的经济责任所进行的审查、鉴证和评价活动。它包括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行政单位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以及乡镇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四个方面。经济责任审计与一般性审计相比较，其最大的特点在于确定领导干部在任职期间内应负的主要责任和直接责任。
从广义上看，经济责任审计涵盖了一切审计。但在狭义上，经济责任审计仅特指在我国近些年出现的明确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领导人经营管理责任而进行的一种审计活动。不管广义，还是狭义，经济责任审计在经济社会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经济责任审计有助于加强对企业领导或管理者、机关或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正确评价他们的责任履行情况，为用人单位提供依据；第二，经济责任审计有助于揭露腐败现象，规范当事人的行为，使其保持良好的工作作风，促进企事业单位内部的和谐，从而促进整个经济社会的和谐；第三，经济责任审计有利于企事业单位的持续发展，当整个企事业单位内部形成一种较好的内部文化氛围时，新老管理者或新老领导干部之间的交接也会较为顺利，这对企事业单位的持续发展是利好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的起点与特色
审计理论是人们给予对审计实务活动的认识，通过思维运动而形成的关于审计系统化的、合乎逻辑的、合乎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理性认识，是由审计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基本原理以及由此推演出来的派生概念、原则、原理等内容所构成的审计知识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代表着审计在我国发展的阶段性成果，这个理论在将来还需要继续丰富、继续彰显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是集几代人的智慧与实践，是个集体结晶。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将吸取审计发展历程中的所有精华，这就使得整个体系显得更为丰满、有内涵。因此，在整个审计理论构建过程中，我们要牢牢抓住这根主绳。在其历史阶段性上，整个体系框架自然能全部浮出。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起点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体系首先要明确起点在哪，即通常所说的审计理论逻辑起点。作为审计理论的逻辑起点，冠用逻辑起点本身的内涵，运用于审计理论中，它至少应该符合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第一，该逻辑起点的实质内容用你该表现为审计体系中最抽象、最一般、最简单的思维规定；第二，该逻辑起点应该是审计体系中最直接和最基本的单位，即该逻辑起点是个基础性的内涵范畴，可作为其他审计范畴的依据；第三，该逻辑起点应该贯穿于审计理论发展的全过程；第四，该逻辑起点有助于形成完整的审计理论体系，在其本质要求上，需要该逻辑起点与审计系统中的其他要素有多方面的联系。逻辑起点是一个理论的起始范畴，往往以起始概念的形式表现出来。
基于上述审计理论逻辑起点的要求发现，将经济责任关系作为构建审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较为合适。理由有五点：第一，经济责任关系是种确确实实存在的关系，它是审计理论体系中最抽象、最一般、最简单的基础关系；第二，审计产生于受托经济责任关系，经济责任关系的存在是审计产生与发展的根本前提。任何形式的审计最终的落脚点都在经济责任上，因此，经济责任关系是审计基础性的全部内容，其他审计范畴都应该是以它为依据；第三，前已述及，经济责任关系伴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产生并将一直存在，无论何种形式的审计都是以经济责任关系为基础的，而审计理论又是我们对审计实务的认识，因此，经济责任关系确实是贯穿于整个审计理论发展的过程；第四，经济责任关系反映了审计的根本属性，审计的根本属性决定审计的发展，也决定着审计理论的发展，因而，经济责任关系有助于形成完整的审计理论体系；第五，逆向思维决定了经济责任作为审计理论起点的重要地位。退一步考虑，不禁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审计发展到现在又要重新去挖掘她的起源呢？如果没起源，那审计理论是怎么产生、怎么发展而来的呢？对于这一点，学界对于审计理论起点的各种观点在获得一部分人认可的同时，也不免会让另一部分人有种想法：这种关于审计理论起点的探讨到底有多大意义值得我们再继续研究下去？较为明显的一点，审计的根在经济责任。任何一种关系都是由具体的事实所引起的，因而经济责任关系是由受托经济责任这个事实所带来的，而其内容就是经济责任对应的各种活动。从逻辑上来看，将经济责任关系作为审计理论的起点应该不会有错，而且更符合逻辑起点本身的意义与内涵。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特色
前已述及，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的起点应该是经济责任关系，而突显出中国特色的则是经济责任审计。既然构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必然得突出中国特色。经济责任审计作为中国独创的审计形式，将其作为审计理论的特色无可厚非。另一方面，从实务角度来看，无论何种审计形式，其实质还是落在对经济责任的审计，况且，经济责任审计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许多国家已经或者开始借鉴我国经济责任审计的经验。这一点对于国人来说是值得骄傲的，这也标志着我国对世界审计作出的突出性贡献（当然，贡献不仅仅就这一小部分）。所以，笔者认为应该将经济责任审计作为中国审计理论的特色。综上所述，笔者以经济责任关系为起点、经济责任审计为特色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体系，整个体系由起点、前提与导向、审计基本理论、审计规范理论、审计应用理论、审计相关理论和审计环境等所组成，如图1①所示。
三、意义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体系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我国国情的需要。因而，将经济责任关系作为整个审计理论的起点、将经济责任审计作为我国审计理论的特色也是具有一定历史性和客观性的。构建以经济责任关系为起点、经济责任审计为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体系具有重大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关于审计理论的逻辑起点有着多种不同的看法，这违背审计历史发展的潮流。问题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只有一个，之所以有这么多种不同的观点，是因为人的思维习惯性地顺着事物发展进程思考，审计理论的起点并不一定就存在于审计范畴内，因为审计不是“天生”就有，审计是“果”，“因”在审计之前。解决问题和发现问题的最好方法是逆向思维。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体系的建立为我国现在与将来的审计实务工作奠定了一个扎实的理论基础。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回归理论，逻辑上是这样，现实也是这样，这点不假。整个审计理论体系还要继续发展与完善。我们还要继续发扬自身的特色，使更多国家和地区受益。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体系的建立是中国对世界审计史作出的卓越贡献。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越来越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因此，经济责任审计在这当中需要做好强有力的监督，保证整个经济环境的健康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的建立不仅仅是中国对世界审计史作出的贡献，也是对世界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体系可能考虑最多的还是审计理论本身的问题，对于中国特色而言，只要符合本国国情，是在我国发展的产物就应该称得上是中国特色。因为我们开创了经济责任审计，所以对中国特色有了锦上添花的效果。经济责任关系与经济责任审计是对同一内容饰演的两个角色。经济责任关系与经济责任审计似乎又给人有种内涵与外延的感觉，关键点还是经济责任，经济活动产生经济责任，进而产生经济责任关系，这个不是鸡与鸡蛋的问题，这个逻辑是比较清楚的。在确定经济责任关系与经济责任审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的地位之后，要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将理论与实务相结合，使得理论在指导实务中发挥更大的效用，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也是今后要不断探索的一个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在未来会发展得更完善、更先进。
【参考文献】
[1]陈汉文.审计理论[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个体经济的特点篇2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生产关系；经济规律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17）10-0005-12
当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被提高到学科高度，国内经济学界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展开了热烈讨论。本文对一年多来学者们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讨论进行梳理，以便把握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总体状况和前沿动态。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及学科特点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内涵的界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同时吸取中国历史优秀文明成果和世界上别国优秀文明成果的产物，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后为列宁毛泽东等继承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是中国化、时代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理论渊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二者是源和流的关系②。从发展阶段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发展阶段，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体地说，它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运行特殊规律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揭示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特殊属性，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它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并将在实践中继续发展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关于揭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因此也属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属性上是一致的④。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与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相结合的成果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另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差别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加突出了社会主义的实践性、创造性和民族性，贯彻的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方法；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更多地贯彻的是一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演绎逻辑，也就是说，始终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理解为社会主义的终极标准。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多地采用一种规范的思维方法来研究，更多地侧重于说明社会主义“应该如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更多地侧重于分析现实社会主义究竟如何发展、发展的必然形式、道路和规律等等问题⑥。
总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立足于中国国情和中国当前实践而产生的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相结合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的必修课。
2.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思想的讨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思想，学者们对此达成了共识。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学者们对于其中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分歧：一种观点笼统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基本原理和方法贯彻始终⑦，而没有严格区分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地位和作用；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加以区分，并强调其中方法论的作用，认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以其方法论为本，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发生矛盾时，应遵循其方法论原则修正其理论，而不是为了维护其理论而违背其方法论原则⑧；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具有内在统一性，二者都很重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不能把基本原理与方法论对立起来和分割开来，创新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方法论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義政治经济学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指导作用无疑都十分重要，但强调方法论的重要性对于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十分关键。如果不重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则容易陷入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只有重视方法论，才能联系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对原有的理论不断修改、补充、完善和创新，才能真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向前发展。正如有学者在谈到《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时指出，《资本论》构建体系结构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提出重要的借鉴，是借鉴而不是指导；而其方法论才是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重在创新，不能照抄照搬⑩。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特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研究政治经济现象，探索基本经济规律，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属性，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本质上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的是社会基本经济规律，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具有一般政治经济学的普遍性，又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
具体地讲，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性有世界性和历史性。有学者认为其世界性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包含着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及可以与别国经济理论与实践相互学习和借鉴。另外，政治经济学具有历史性。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正因如此，有学者认为历史研究是构建政治经济学的基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稳固基础，只有把问题放在历史的坐标系中进行考察，才能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只有正确而充分地认识历史，才能总结经验教训，进而升华为理论。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政治经济学具有历史性，其研究对象在不同的国家、同一个国家的不同世代又各不相同，所以政治经济学从空间来说又具有每个国家的特殊性。有学者将其表述为民族性，认为民族性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以及决定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的基本国情、基本实践都具有特殊性。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该理论形成于中国、发展于中国、服务于中国，其主题是讲好中国故事，总结中国经验，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科学指导，因此具有中国特色。有学者将其特殊性表述为国家主体性，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国家主体性，是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的，强调的是中国。这里说的“特色”是相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的，其实讲的就是中国的国家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同时又是对中国道路的理论总结，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经济学的共性即历史性、世界性以及中国特色的个性即民族性、国家主体性。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观点符合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的哲学原理，是经济规律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4.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特殊性的分析
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其研究对象总是处于发展变化中，因此不同的时代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着全面改革和发展的重大课题，同时中国又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中华文明的影响，因此作为产生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必然具有相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的“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质。对此，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一些学者从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阶段性上讨论其特殊性。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阶段性上的学科定位是：在生产关系上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在生产力上属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学，该定位决定了研究层面：通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层面限于经济关系本质层面，即生产关系层面的分析，而在社会主义现阶段所面对的发展生产力问题，不只是生产关系的完善和发展这个层面，还涉及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都同生产关系相关，进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研究领域的拓展。有学者认为“初级形态”的社会主义是我们辩识“中国特色”的实践和理论问题的坐标或参照系的底色，“初级阶段理论”让我们获得了改革最迫切需要的历史方位感，“‘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市场经济”这是中国的伟大创举，也是中国对社会主义形态发展的最重大贡献。有学者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进行讨论，认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马克思主義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体现，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质。一些学者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实践内容的角度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质，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全面发展和全面改革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被称为改革的经济学、建设的经济学、发展的经济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具有了特殊的时代特征，正是由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发展生产力，我国才从单一的公有制逐渐形成了现阶段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计划经济逐渐形成了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以及其它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相适应的制度和体制。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这些因素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了独特的特征。另外，经济实践是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从理论的目的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肯定既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增加国民财富的途径的学说，是属于建设性的经济学，而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是在否定现存制度的前提下寻找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好制度，是批判性经济学。可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了独特的时代特征。
另有一些学者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角度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质，认为存在于中华文明之中而且仍然对当今有着重大正面影响的思想基因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的重要基础；有学者分析了我国传统文化“基因”中特殊的价值模式和伦理模式，认为我国是典型的集体主义价值模式，集体主义价值模式不利于企业规模的扩大，而个人主义价值模式有利于企业规模的扩大；伦理模式上，我国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形成了节俭、积累、容忍、传统、追求长期稳定生活的伦理模式，这种伦理模式使人们倾向于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即使这种交易可能不是最优，而在短期导向的社会中人们往往更关注当前交易的剩余。而基于儒家思想传统的“积累欲和节俭观”对于经济增长也有真实的影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就是中国历史所赋予的，中国的经济学一定要植根于深厚的历史土壤，这是稳固的根基所在。
个体经济的特点篇3
高等教育必须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必须为区域经济建设服务，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共识。近年来，宁波市高等职业教育因其直接培养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应用型人才、对区域经济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越来越为政府所重视，各高职院校办学思想也应体现经济发展规律，尤其在特色建设过程中，更要符合经济学的一些重要原理，其中区域经济理论对高职院校建设，最具借鉴价值。因此，深刻分析区域经济环境，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断调整优化专业设置，加快应用型人才培养，对于宁波市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区域经济的特点
生产资源是有限的，但有限的资源在区域内进行优化组合，可以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出。经济的区域化，是经济发展的趋势，也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我国经济正逐步向区域化发展，现已初见端倪。对于沿海地区来说，经济区域化已经是最重要的发展现实[1]。区域经济理论也已成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经济学基础。区域经济的特点如下：
1.区位性。由于某一区域在空间位置、自然资源、文化特征和政治组织方面存在相对独特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形成与之适应的产业结构、经济种类和生产方式，具有一定的区位特点。因此，区域经济特征主要表现在区位差异和区位优势上。
2.非均衡性。由于同一区域内的资源条件并不均匀，因此，区域经济的重要基础是区域内统一市场背景下，分布的非均衡性，具体表现为城市和农村的二元经济结构。区域经济的非均衡性，使得同一区域内城市和农村形成了不同的产业布局、经济结构以及文化特征。
3.竞争性。区域经济的区位性和非均衡性，使得整个区域的统一市场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环境中通过竞争配置有限的发展资源。在这种态势下，城市内外各种资源的交换十分频繁，各种经济体为了求得生存，不可能再保持自然发展的状态，全部投入到了竞争中去。人力资源的流动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表征之一。
二、高等职业教育的区域特性
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为高等职业教育提供更多的投入，尤其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多元化更促使多渠道投入高等职业教育成为可能，但与此同时，区域经济同样也可以制约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决定了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也决定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发展速度及层次结构。因此，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都必然会体现明显的区域特性。
1.高等职业教育的区位特性。首先，区域高职教育不论其包括的空间范围大小，都可以按产业、行业进行分解。这样，区域高职教育不仅反映了区域劳动力构成结构，也侧面反映了区域的产业及技术结构。其次，经济区域与行政区划基本吻合，且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力系统，地区之间具有独立性，区域高职教育是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和规划培养人才的。因而，属于同一经济区域内的区域高职教育在目标、层次、类型、运行等方面也具独立性。最后，区域职业教育可根据区域经济的区位性特点，通过整体规划，建立目标明确、组织规范、分工科学、资源共享的教育体系。政府及教育管理部门应有所作为[2]。
2.区域高等职业教育的多元化特性。由于区域经济的非均衡性特征，区域高职教育在整体布局的同时，应坚持因地制宜，根据区域内不同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需要，多元化发展职业教育。各高职院校应遵循区域经济的非均衡性特点，把握自身的发展定位，在办学体制、专业建设、培养模式等方面，形成特色、避免重复建设，求得可持续发展。
3.区域高等职业教育的竞争特性。由于区域内办学资源的有限性，各高职院校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其生源大战、就业大战，就是最明显的表征。在整体规划的基础上，高职院校只有充分利用区域经济的非均衡性，大力建设特色专业，加强特色建设，形成办学品牌，才能在市场化的办学竞争中取得竞争优势。
三、宁波市区域经济环境的特点
宁波的区域经济发展迅猛，城市综合竞争力已跻身全国十强。从宏观经济状况来看，宁波市三大产业比为3：53：44，县域经济与城区经济之比为5：5，属于区域经济发展比较成熟的地区。总体说来，宁波市区域经济环境有如下特点：
1.产业结构变化
随着科技在生产过程中的大量应用，宁波市的产业结构不仅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而且表现为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更频繁地表现为第二、第三产业间的转移，产业结构的变化带来的是区域社会对于人才需求的变化。
2.产业集群趋势
宁波的产业组织呈现集群发展的趋势。据对宁波市33个制造行业1999年――2004年产业集聚度指数的统计，其中20个行业的集聚度指数有所增长，13个行业的集聚度指数有所下降，除烟草制品业之外的15个行业呈现出集聚现象。目前宁波市重点产业主要集中在石油化工、生物医药、纺织服装、机电模具、it产业、旅游会展、文化服务、港口物流、经管经贸、金融保险等10大产业。与产业集群发展相匹配的是宁波企业的块状分布。根据2006年底的统计数据，全市有块状经济145块，年产值786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60%以上。单体规模超10亿元的有6块，超5亿元的有10多块，超1亿元的有90多块。全市块状经济从业人员40万人，占全市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6%[3]。块状经济的发展，对于推进区域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培育专业市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种块状分布，集聚发展的特点，使宁波全面形成了区域性规模企业群体、区域性生产基地、区域性规模品牌效应、区域性规模市场体系，产生立极强的区域竞争力。
3.体制多元混合
宁波区域经济是以混合经济作为主体，民营、集体、国有和外资互融模式的经济体制。至2002年底，国有、集体企业改制面已达到98.9%。宁波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始终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共生共融的开放的混合经济模式，始终坚持国家、集体、个私和外资四种经济成分“四轮驱动”、共同发展，使宁波的区域经济发展成显出活力。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目前，宁波个私、民营以及其他类型的经济实体近30万家，数量和产值均占全市的90%以上[4]。这种混合模式被称为“宁波模式”。
四、宁波市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策略
2000年以来，宁波市高等职业教育开始超常规发展，办学规模逐年扩大，专业基本覆盖了农林牧渔类、交通运输类、生化与药品类、资源开发与测绘类、材料与能源类、土建类、制造类、电子信息类、环保气象与安全类、轻纺食品类、财经类、医药卫生类、旅游类、文化教育类、艺术设计传媒类与公安类等16个大类。因此，宁波市各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必须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适用性，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策略选择上必须要充分考虑到区域经济的发展情况。
1.根据宁波市区域产业发展的趋势，增强专业与产业结构之间的适应性
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决定了人力资源的流动方向：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从生产部门转到非生产部门；从工业转到服务业，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到知识密集型产业。这种产业间社会劳动力的大幅度转移，对宁波市劳动力格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宁波市高职院校应及时适应区域经济产业格局的变化，适时调整专业结构，增强专业与产业结构之间的适应性。
2.根据宁波区域产业集群的特征，系统规划高职院校簇群式专业发展
所谓簇群式的职业教育专业发展道路，就是根据区域经济和产业的特点，建设与集群经济相对应的具有一定聚集作用的专业群[5]。这样的专业群，以重点专业为核心，根据集群产业所集纳的整个产业链，贯穿相关专业，形成簇群式专业链，从而体现出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使专业能够以重点产业为核心，以点带块，以块联片，发挥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宁波市区域经济的一个鲜明特色是产业的集聚性强，产业的高集聚性要求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既要符合区域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更要在总体的专业结构上形成具有鲜明的产业特色，打造适应区域经济发展并具有区域经济特点的专业群。
3.根据宁波区域经济体制多元混合的特点，积极探索校企合作的有效途径
宁波市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和专业建设必须走校企合作之路，全面建立校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充分发挥合作企业在专业申报、课程设置、专业师资培养、实习实训中的作用，鼓励学校兴办实业、产教结合，为实习实训创造条件。实施措施可以包括：高职院校成立有企业专家参与的专业指导委员会，在企业专家的指导下进行专业设置，确定课程体系，制定教学计划，确保培养出合格的技术人才；在教学管理中，聘请企业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作为该专业的兼职教师，参与专业的管理和运行；在教学设备方面，企业要为学校提供专业实习基地和实验实习设备等。考虑到目前宁波区域经济体制多元混合的特点，与高职院校合作的企业应考虑到那些具有一定实力并在行业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民营企业，充分发挥区域内所有企业在推进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积极性，进一步加强和密切高职院校和社会、企业的联系，拓宽毕业生的就业渠道。
个体经济的特点篇4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核心范畴;逻辑起点;社会主义本质
中图分类号:F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656(2006)04―0005―08
近半个世纪前,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究竟怎样写才好?从什么地方开始写起?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1]我们研究和编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确定它的逻辑起点,并能贯穿到底,以作为全书的核心范畴｡这是能否突出“特色”的关键｡为弄清这个问题,需要从各类经济学的不同任务出发,找出不同的逻辑起点和方法论进行比较分析,在实践检验的基础上实现实践逻辑与思维逻辑统一,进一步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任务出发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殊矛盾进行理论抽象｡
比较分析:四类经济学的不同逻辑起点
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实质上是它的立足点,或者说立论的根基和方法论｡尽管各种版本的具体结构差异很大,但逻辑的起点则是最根本的基石｡迄今为止,世界上的各种经济学,大体有四类,区分为四种不同的逻辑起点:
(一)论述资本主义合理性及其运作机理的经济学,即通常人们所说的西方经济学,其逻辑起点是“经济人”假定｡核心是推崇人的“自利性”,以此为动力追求个体利益(利润)最大化,然后推导出私有制的合理性及其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唯一性和市场自由化的理想性,进而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力和永久性｡不管对“经济人”这一范畴经过了多少次完善(例如赫伯特・西蒙的“有限理性”经济人),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强调自利是“人的本性”｡新自由主义则把这种观点加以完备,推向绝对化｡近年来,我国有的学者把“经济人”范畴作为“精髓”,大加倡导,期望重塑经济学和改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作为国企改革的指导原则｡
质言之,它以个体的人为起点,于个体视角中又抓住所谓的“人性”,进而在人性中又片面突出人的自利性,以至扩展到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当年亚当・斯密是这样说的:“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2]以奥地利学派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其主要方法:一是把“人类经济”抽象为人的欲望存在和满足欲望的物质有限性两个基本要素,经济学要研究的就是由于欲望无穷而物质有限所造成的人与物质财富的相互关系｡二是把“国民经济”抽象为“个体”,把社会看成是个人的简单相加,把社会经济看成是个体经济简单的机械综合｡三是把人类经济活动的终极目标归结为根据个人的欲望对稀缺的资源进行评价,并以边际概念来判别效用,进行合适的选择｡
近来,国内又有新的诠释,叫做“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别看这是一句俗语,却是千百年来人们对自身经济行为的总结,揭示的是一个浅白而又深刻的经济学原理”[3]｡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人与生物所共有的,最终归之于人的生物属性｡然而,仔细追究,这一逻辑起点却是片面的,不符合生物界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实际｡生物生存､进化､繁衍的机理恰好表现出个体性与群体性的辩证统一,以群体性互相依赖于共同的“生境”､群居,有些生物(特别是有的动物)还有严密的组织和分工[4]｡至于人的社会属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5],更是个体性与集体性的统一,尤其在生产社会化高度发展之后人与人之间愈加需要社会联系｡如果说在自然经济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还可能存在,那么在大工业出现之后人们的生产活动和一切经济活动都变成了一个社会过程,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已经互相依存､密不可分｡与之相适应的是,各类公益事业愈加扩大｡在这种大的历史趋势面前,仅仅片面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顾公共利益,事实上是难以存在下去的｡那种所谓只要为实现自利最大化,就会自然实现为社会作出贡献的情形,并不反映社会的一般规律,更多的则是少数人实现私利最大化恰好是建立在其他人受损害､受压迫的基础上｡为少数人大发其财提供理论根据,这是以“经济人”假定为逻辑起点的经济学的基本宗旨｡对此,现任美国总统布什在实践中作了注释:他明确表明他的支持者是由“富人和更富的人”组成｡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说:“布什完全站在少数幸运､富裕的美国人一边”,“他甚至不会向普通老百姓说几句动听的话｡”[6]
历史地看,“经济人”理论虽然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但它曾经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对于扫除封建的观念和自然经济､推进资本主义经济,不能不说是一把利剑,对于较好调动人们获取财富的积极性提供了动力,对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也有重大功效｡然而,全面地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的负面效应也是越来越大,追逐私利最大化不仅越来越有悖于整个社会的利益(所谓“外部性”),如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经济波动和有碍公共事业等诸多社会问题,而且对企业自身提高信誉和增强后劲也不利,容易导致许多短期行为｡所以,连西方的许多学者也在不断矫正“经济人”假定(有的还全面批判它[7]),提出不能以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最重要的目标,而必须注重制定长远发展战略(战略管理),增强社会责任,倡导团队精神和高尚道德价值观[8]｡
“经济人”的核心是强调人的自利性(西方称之为“个人主义方法”),把人引导到单纯追求私利而不顾集体和社会利益,甚至政府也以“经济人”的身份出现,扭曲了经济关系,助长“拜金教”思想｡假如我们的经济学也以此为基点,就会导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扭曲,甚至为各类腐败现象提供理论依据｡我们今天一方面要批判吸收它的某些积极成分,比如注重个人利益,重视制度建设,在合理限定的前提下追求效益最大化,更好利用“看不见的手”等;另一方面,要摒弃它的非科学成分和负面因素,在贯彻社会主义原则中创造新的范畴｡必须肯定,社会主义决不是不要个人利益,只是要与共同富裕有机结合起来,以先富带共富｡在历史上,列宁就明确提出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同个人利益结合和个人负责的原则”[9]｡上世纪60年代初就作过全面的论述,他说:“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10]这应当是我们建立新的“社会经济人”范畴的重要指导思想｡况且经济学的基础是事实,而不是以“假定”作为出发点｡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不能以“经济人”假定为逻辑起点｡
(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矛盾进而阐明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即《资本论》,以商品细胞的矛盾分析为起点｡列宁作了精辟的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的是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的､最普通的､最基本的､最常见的､最平常的､碰到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在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之中(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之中)暴露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以及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又向我们表明了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各个部分总和的自始至终的发展(增长与运动两者)｡”[11]从商品的二重性到劳动的二重性,再到剩余价值的分析,从揭示物与物的关系到揭示人与人的关系,从最深的层次上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洞察了社会制度诞生的必然性及其主要特征｡毫无疑问,这是科学的方法,其核心是揭示资本主义的矛盾｡通俗一点说,它的主要任务是“破”｡而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则是“立”,必须在揭露资本主义矛盾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建设新制度的路径,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也不能照搬《资本论》的逻辑顺序,必须在《资本论》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选择新的逻辑起点｡
(三)以所有制作为逻辑的起点,侧重分析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是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写法,旨在区分不同的社会制度｡现在看来,这个写法尽管在生产关系上有助于弄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但有很大的缺陷,就是把所有制绝对化,有悖于“生产方式”的基本概念,在理论上则不符合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统一规律,缺乏科学的严谨性,容易导致脱离生产力发展单纯追求所有制的高级化｡在实践中,不仅不能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容易出现超越阶段的偏向｡前苏联和我国都吃过大亏｡历史表明,那本书的许多重要理论观点有重大偏颇,已经被人们所否定｡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要力求避免这个缺陷,应当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找出一个更加科学的逻辑起点｡
(四)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起来,从总体上以把握社会主义本质为逻辑起点,进而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改革和运行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展开,形成一个新的科学体系,这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下面我们将分析这一选择的根由｡
实践逻辑:准确地把握社会主义本质的客观要求
理论来自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并受实践检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问题之所以重要,乃在于不弄清它就会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出现盲目性,以至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基于100多年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特别是前苏联和中国近80年建设的实践,邓小平一再强调必须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直接相联的问题,而更为关键的是第一个问题｡
在此,人们自然会提出这们的质疑: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了100多年,那么多人为之奋斗牺牲,为什么还没弄清社会主义本质?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崭新制度,它的真谛不是靠书斋中的概念推导所能解答的,而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从现象到本质的螺旋式的深化过程｡没有成功与失败的历史经验的反复比较,社会主义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就不可能一下子被揭示出来｡邓小平的高明之处,就在于通过对前苏联和中国等反复出现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入研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回答了社会主义本质这一重大命题｡我们可以大体了解一下这个漫长的认识过程｡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有下列特点:(一)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二)消费品的分配是劳动者按劳动份额分配;(三)消灭商品生产,实行计划生产;(四)人成为自由人｡这里最核心的问题是,是消灭私有制,实现全部的公有制｡
由于当时还没有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所有这些都是理论设想｡况且,很重要的一点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设想是根据当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出来的,他们并没有预料到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落后的东方国家首先胜利｡他们只能做一般发展趋势的估量,而不能预料在实践中发生的具体问题｡所以,他们并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12]去限制后人思想｡
前苏联从十月革命算起存在了74年(1917-1991),其解体和覆灭的根本原因乃在于对社会主义本质未认识清楚｡早在这一历史悲剧发生的前六年(1985年),邓小平就中肯地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3]我们研究前苏联的领导者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认识上的失误,将有助于揭示规律性的东西｡
列宁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社会主义的特点作了多次论述,在认识上也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转变过程｡十月革命前,列宁的认识与马克思相比,并未增加新的内容｡十月革命后不久,实行了初步的生产资料国有化,但时过几个月即开始了国内战争,遇到了极度的经济困难｡这时列宁首先关注的是阶级斗争,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14]这个提法对后来影响很大｡在经济上主要强调提高生产率｡后来面对现实他选择了新经济政策｡实践使得列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其中核心的是社会主义与商品的关系问题｡在他最后的重要著作之一《论合作社》中,反思了新经济政策的重大意义:“现在我们有理由说,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15]开始突破了原来社会主义的模式｡
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主要说的是斯大林时期,后人称为“斯大林模式”｡有人把它形容为“兵营式共产主义”,过于夸大了它的缺点,但确实变成缺乏生气的“一潭死水”｡这里需要认真思考的是:为什么他没有沿着列宁的好思路发展下去而走向僵化呢?很重要的一点是把列宁新经济政策的论述当作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暂时的措施,而没有继续深入下去,犯了教条主义错误｡按照斯大林的思想,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有三:(1)公有制;(2)按劳分配;(3)计划经济｡现在看来,其主要毛病是出在用具体形式把本质混淆起来,以至于离开了本质规定将具体特点片面地夸大了｡例如,脱离生产力水平要求纯粹化的公有制;按劳分配主要表现为等级工资制或等级工资制加奖励制;特别是对计划经济形成一种错误认识,不但排斥市场经济,而且演变为指令性经济,过分强调高度集中统一｡后来就把这三个特点视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引发了一系列严重弊端｡
对于我国的历史经验,邓小平作了多次反思:“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6]｡前29年(1949-1978),我们在经济建设上的主要教训就在这里｡
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终生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不息,带领占人类1/4人口的大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他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确有重大偏颇,其典型语言就是:“让资本主义绝种”,“让小生产绝种”[17]｡其核心是着重解决生产关系问题,使之不断升级,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付出了沉重代价｡不是说,把“消灭私有制”作为最终目标不重要,而是说它必须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实践逻辑是思维逻辑的基础｡邓小平之所以紧紧抓住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因为经过对实践经验特别是对沉痛教训的多次反思和科学总结,从实践中抓住了认识的要害｡而一旦化解了这个要害,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由此反映了真理的客观性和过程性｡象列宁所说的那样:“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本质到二级本质,不断深化,以至无穷｡”[18]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也有这样一个深化过程｡
理论抽象:深化认识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之所以与其他经济学不同,乃在于社会主义既有以往各类社会形态的一般特征,更有它自身的独有特征｡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19]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是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为基础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这就决定了它与其他一切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有着迥然不同的特征,由此带来它的生成发育不能靠完全自发兴起,而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人们的自觉性,即客观规律见之于主观能动性｡作为反映经济规律的经济学就必须先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把握社会主义本质,才可能在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展开经济建设｡为此,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及其经济学的特殊性｡
(一)社会化基础的“内生性”与生成形式的“后发性”对立统一,以“后发性”凸现和扩展“内生性”,要求建设社会主义的全过程就应明确社会主义本质｡
首先,要明确社会主义不是人们空想的产物,它的产生同样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其社会经济根芽也是从旧社会内部自然发展起来的,有其发生发展的客观基础｡那么,社会主义经济的存在及其经济范畴的客观依据是什么?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论述和历史实践的检验表明,根本的东西就是生产社会化要求生产关系的社会化,进而实现经济利益的社会化(即共同利益)｡恩格斯说: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的解决“只能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20]这里所说的社会本性或社会生产也就是指生产社会化｡日益提升的生产力社会化要求生产关系的社会化形式来表现,例如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形式(股份公司)和公益事业的发展,都为社会主义经济形态提供准备,但它本身还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只能说是一种基因｡
然而,就社会主义经济的生成形式来说则是后发的,或者形象地称为非胎孕型｡就是说,它同以往各种以私有制和剥削制度为基础的社会生长形式截然不同,不能在原有的社会内部有相当成型地孕育生长｡例如,奴隶社会的私有制可以在原始社会末期有相当大的发育,封建经济又可以在奴隶社会中生长,资本主义经济更可以在封建社会中萌芽､扩展,成为一大经济势力,发展到一定程度(部分质变)进行革命或改良(例如日本),建立新政权,再促使新型经济形态成为主要经济基础｡在它们那里没有必要先去弄清自己的本质再去发展,可以靠自发行为去长成｡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则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自然发育,从旧胚胎里自发地生长出来,因为它与母体根本不同,各种剥削阶级不准它发生和存在,其主要部分则靠新政权建立后去缔造｡基于这类特殊的生长形式,就必须先有一个设计蓝图的基本雏形,大体按照这个路线图去建设､去实践｡如果这个路线图离开实际太远,有重大偏颇,那就必然出现挫折､失败甚至被葬送｡所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及反映它特征的经济学必然首先弄清社会主义本质｡
(二)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经营单元的个体性与社会利益的整体性对立统一,以整体性统领和整合个体性｡资本主义经济学是个体本位论,即以私人个体(包括私人为主体的企业)为基本出发点,然后进行有必要的整体结合(“国民经济”=个体的总和)｡社会主义经济学乃是为广大人民谋利益的经济科学,必须首先从社会整体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故而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企业与个人)的有机统一,倡导把社会整体利益放到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和保证个体合法权益的基本理念｡因为社会主义不是为个人或少数人谋利益,必须着眼于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并且能够发挥经济制度优势,实现整体良性循环｡这就要求首先从总体上把握社会主义本质｡为此,社会主义则必须确定一个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和目标让全体人民为之共同努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21]唯有如此,社会主义才有可能避免盲目性,防止走偏方向,便于发挥整体功效｡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一种整体优势,这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立足点｡所以,它不能用“经济人”假定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恰恰相反必须以整体利益为总的出发点,统领整个经济运行,兼顾公私利益｡
(三)“自然过程”的自发性和运行过程的自觉性对立统一,以自觉性反映和驾驭自发性｡这就要求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必须从最高层上把握社会主义本质而不致拘泥于具体形式和具体程序｡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高度的自觉性是一大优势｡总体上说,“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22]虽然现在也有计划性和宏观调控,但其自觉性是非常弱的,更不需要广大人民的自觉性｡而社会主义社会则要使人民自觉地掌握社会经济规律,建立“自觉的组织”,克服自发的盲目性,比如自觉熨平经济周期波动､抑制通胀和紧缩､集中力量建设大项目等等｡不能像资本主义那样“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会不断发生巨大的紊乱”｡[23]当然,社会主义的自觉性脱离了自发性,也会带来偏离实际的危险,产生唯意志论或思想僵化的倾向｡如何做到既利用好客观行程中的自发力量,又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既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不脱离实际､大胆探索与创造呢?这就要求把最基本的方向与具体阶段､具体形式､具体手段分开｡既定目标确立了,可以选择不同的途径｡为此,要求在把握社会主义本质的前提下解放思想,放手创造｡斯大林模式的教训之一,就是把某些具体形式同最根本的本质混淆起来,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邓小平的高明之处恰好在于把最关键的方向问题与具体实现的手段加以区分,运用更灵活更高效的形式为社会主义服务｡怎样处理好既能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界限,又能很好地继承它的有益的东西呢?也是一个主观与客观如何统一的问题｡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解答,不仅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升华,而且是解放思想的武器,它鼓励人们在这个大方向指导下大胆探索,使每个环节的认识都能更好符合实际,进而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反映在经济学上,它应当在这个总原则指导下做更多的具体探索｡只有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才有可能回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综合以上诸点,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行程要求以揭示和把握社会主义本质作为行动的向导,从而也就要求反映这一行程的经济学必须以社会主义本质作为核心范畴,作为整个逻辑系统的起点,然后展开它的整体逻辑体系｡
中国个性:“更多的特殊性”需要把握社会主义本质
上面所作的分析适合于社会主义的全过程,这可谓社会主义共性(面向人类的一切社会形态则是个性)｡而对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更有其特殊性,尤其需要把握社会主义本质,首先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
上世纪20年代列宁曾经预言:社会主义胜利不可能在世界上所有国家中经过“平衡”成熟完成,而可能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东方的剥削使东方国家卷入“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24]｡中国就是一个典型东方国家,其特殊性尤为突出｡比如,由于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低,要经过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更加需要既把握社会主义本质,又采取更加灵活多样的形式,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利用好许多发达国家发展生产力的具体形式为社会主义服务,特别是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我国始终都有一个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独立的重要任务,但又要融入世界经济的分工,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加上剧变,使得情况更加独特｡在这种带有“更多的特殊性”的复杂条件下,只有更清醒地更科学地把握社会主义本质,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大前提,才能分层次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由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国首先夺取了政权,实现社会主义变革,我们有条件按照社会化生产力和社会化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规律发展经济实力和完善经济制度,应当从自己的特殊国情出发,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更应谨慎地行使人民的政治权力｡要认识和遵循生产社会化的客观进程,寻找一条比当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历史发展更顺畅的康庄大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在继承前人成果和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回答了这一问题,它的主观逻辑所凭借的就是这样的客观逻辑:社会化生产力――社会化生产关系――社会化交换方式――社会化的利益关系,充分发挥人民的积极性,形成互动的合力,发展经济､完善制度､创新事业｡主观逻辑和客观逻辑统一,正是以实现共同富裕为起点和归宿,展开对经济发展､经济关系､经济机制､经济政策的研究｡有鉴于此,作为人类历史上特殊的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必须以社会主义本质作为整个逻辑关系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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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经济的特点篇5
[论文摘要]以欧盟为主体的欧洲经济一体化以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为世界提供一个独具特色的经济合作模式——“欧洲模式”，本文试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和特点对这一发展模式进行分析。
欧盟作为当今世界上成立最早、成效最卓著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其50多年的发展历程和其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世界展示了一个具有欧洲特色的经济合作模式，在区域经济合作迅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地区从欧洲模式中寻找经济合作的经验和灵感，通过分析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和特点来分析欧洲模式，以期对现实有所指导意义。
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欧洲经济一体化以“舒曼计划”为起点，启动了从煤、钢、原子能领域到共同农业政策领域，乃至货币联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机构也经理了从欧洲煤钢共同体到欧洲共同体，乃至欧洲联盟的一个过程。站在历史的角度，这一发展进程明显的分为四个阶段。
1.共同体建立到1968年关税同盟的建成以及1969年共同农业政策的实施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一个阶段。1958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六国在意大利的罗马签订《罗马条约》，决定将他们之间的合作扩大到原子能和其他经济领域，决定成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样欧洲经济一体化就由一个领域扩展到多个领域，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机构也出现三个共同体共存的现象。特别是《罗马条约》规定了下一步一体化的新目标：建立关税同盟和实施共同农业政策，从而经济一体化进程有约可依，按照条约规定的日程进行。到1968年，关税同盟提前一年半实现，共同农业政策也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2.自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到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二个阶段。进入7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的恶化，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共同农业政策执行难以为继。第四次中东战争、阿拉伯石油国石油禁运带来的能源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使得欧共体国家纷纷采取自保的政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欧洲市场分割严重。在七十年代，欧共体国家提出的稳定货币汇率的经济货币联盟计划也最终流产。只是到了70年代中后期国际形势相对缓和时，欧共体才建立起稳定货币汇率的欧洲货币体系。
3.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前期，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和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发动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三个阶段。进入八十年代后，欧共体国家迎来了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加上世界经济区域化浪潮的推动，欧洲在次走在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前列。1987年签署生效的《单一欧洲法令》规划了欧共体到1993年实现成员国之间在商品、劳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为特征的欧洲统一大市场。与此同时，为统一大市场的正常运作做准备，在欧共体执行委员会主席德洛尔的主导下，开始了实现欧洲单一货币的准备工作。可以说，在这个阶段欧共体变成了一个具有经济联盟性质的共同市场。
4.以90年代初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和统一的欧洲货币—欧元的启动为标志，欧洲经济一体化走进其发展的第四阶段。冷战的骤然结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欧洲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特别是剧变后的中东欧开始了一个申请加入欧盟的“回归欧洲”的过程和统一后德国在欧洲地位的变化。最终欧共体国家选择了更深层次的一体化。1991年12月的《马约》是一体化进一步深化的表现，它确立了欧洲一体化的三根支柱，并以第一根支柱——经济与货币联盟作为其发展的重心。此后经过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2001年的《尼斯条约》和2004年的《欧盟宪法条约》，欧洲经济合作向一个完全经济体化的经济联盟更加接近。
二、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特点
尽管在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一体化或者迅速发展、或者徘徊不前、或者硕果累累、或者成就难觅，但是最终欧洲一体化还是得以顺利的进行，体现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独特的进程特点。
1.一体化过程的渐进性。无论是合作的范围、领域，还是组织协调机构的建立、运行机制的完善以及一体化程度的发展本身，都体现了一个渐进性的发展历程。而且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6国煤钢领域的一体化发展到现在27国开始走向经济和货币联盟，每前进一步都是欧盟成员国反复协商、谨慎考虑后的结果。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对给成员国一定的准备和过渡时间。
2.一体化过程的协调性和妥协性。欧盟是各国联合起来组成一体化集团，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在一体化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分歧和矛盾，甚至是激烈的争执乃至对抗，但欧盟各国最终都能认识到一体化集团是他们获得发展的最快、最好的经济组织形式。成员国为了实现共同利益通过互相协商和互相配合，通过实施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原则来消除矛盾。这些原则包括:民主平等原则、共同受益原则、核心欧洲原则以及灵活性原则。
3.组织运作机制的超国家性和均衡性。为保证一体化顺利进行，欧盟设立了具有一定的超国家性质的组织协调机制。这些机构的设置和权力的分配上不但强调每个成员国参与，而且强调各机构在其管辖范围内超越各成员国政府的权力，以及各机构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凸现出欧盟独特的组织运作机制。
4.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外部敏感性。这主要是指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深受世界外部环境的影响。一定时期的国际形势对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步伐影响较大，欧洲经济一体化体现出明显的对外部环境的敏感性依赖。如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和世界性经济危机不仅使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缓慢，也导致一体化步伐受到严重影响，更为严重的是使欧共体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的在10年内分阶段实现经济与货币联盟的计划也因此受阻。
从一体化的进程和特点看，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这一发展模式的出现，既有二战后独特的历史条件——冷战的大环境，更有欧洲各国在应对来自外部环境时所进行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参考文献:
个体经济的特点篇6
一、成功的实践
**年以来，特别是区八次党代会进一步明淅“民营兴区”的发展战略后，我们以发展社区特色经济为主攻方向，以满足社区居民需要、致富居民群众为目的，以逐步实现“一个社区一个特色”为目标，把苔青街道办事处苔青社区发展社区特色经济的落脚点定位在因地制宜，创新方法，深挖内潜，强化服务上，为发展壮大平房社区经济开辟了一条新路。
（一）做到“三个到位”，树立发展社区特色经济的理念。苔青社区地处西林区北11公里处，总面积6平方公里，总户数1279户，总人口3659人。社区党支部共有党员107名，其中直管党员66名，协管党员41名。居民多为美溪建材责任有限公司的职工及其家属，靠企业效益吃饭，**年有800名职工与企业有偿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加之苔青社区地处偏远，所有的居民都住平房且生活比较贫困，思想相对保守。面对这样的现实，如何让社区居民从自我封闭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思想集中到发展社区特色经济上来，生活尽快富起来，成为摆在党组织面前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课题。为使居民群众树立全新的发展社区经济理念，我们从“三个到位”抓起，统一了居民群众的思想。一是社区硬件设施到位。以共驻共建的形式，采取区级领导包、责任单位和部门包、街道办事处包、辖区资源单位包的“四包”措施，解决了集会议室、办公室、活动室、阅览室、电教室等共计240平方米且设施完备的办公场所，既为居民提供了学习发展社区经济和实用技术的便利环境，也为社区党支部更好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宣传舆论阵地。二是思想教育到位。从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入手，把全体党员划成5个党小组，每月集中组织一次学习活动，开展“”、“三个带头人”活动和区情教育以及“社区是我家，致富靠大家”大讨论活动，把全体党员干部的思想统一到带领居民致富的轨道上来。三是实用技术培训到位。利用社区设施定期播放有关发展家庭经济和实用技术的电教专题片，举办平贝种植、食用菌、家禽养殖等各种实用技术培训班，90%的社区干部和社区居民掌握了一技之长，增强了发家致富的本领。
（二）构建“三个平台”，创优发展社区特色经济的环境。一是构建招商引资的平台。树立大社区意识，引导、支持社区吸引外地客商投资兴办经济实体，制定了凡是来社区投资办企业的投资者免收管理费，无偿提供厂房三年的政策，承诺为投资业主提供便捷、周到、优质、高效的各种服务，从而营造了一个有利于各类资本生长的发展环境和多为投资者办实事、办好事的服务环境。雪糕柄厂到社区安家落户后，社区党支部主动协调各方面关系，在落实厂房、厂地、电力使用、原材料等方面提供大力的支持和帮助，确保了企业的按时生产。外来投资者杨志国被社区优越的政策环境所吸引，大胆地投资50万元建成了獭兔养殖场，养兔2000只；为解决饲料问题，社区以优惠政策让他承包了84亩土地，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为了让投资者专心致志搞生产，社区党组织积极主动协调投资者与土地、城建、环保、工商、税务、卫生、消防等部门的关系，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在开办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具体困难和问题，真正做到了以诚招商，以情引资。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个社区就新增了5户年产值在50万元以上的非公有制企业。辖区的个体私营经济达到56户，从业人员179人，招商引资额近500万元。二是构建职工再就业平台。建立下岗失业人员档案，对下岗职工实行档案化、微机化的动态管理。根据下岗人员学历、年龄、就业需求等情况，有针对性、有选择性地组织技能培训，定期收集用工供需信息，采取个别推荐、组织供需见面会、建立再就业基地等措施，现已安置270人实现再就业，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三是构建社区服务平台。坚持以人为本，大力开展人性化的社区服务，增强居民对发展社区经济的认同感和亲和力，调动一切有利于社区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壮大社区经济实力。为发挥社区党组织的先锋模范作用，成立了2支党员志愿者服务队。为满足居民生活需求，集中有一技之长的技工，成立了为居民有偿服务的瓦工、木工、水暖工3支服务队，这些队伍经常活跃在社区，并以最低的收费和良好的信誉赢得了居民的一致好评。在创新服务方式上，按照“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引导建立多渠道的社区服务投入机制，开办社区餐饮、食杂店、美发等20多个服务网点，发展社区特色经济的氛围初步形成。
（三）培育“三个”亮点，做大做强社区特色经济。一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壮大社区特色经济。制定扶持辖区内重点企业和鼓励新办社区企业的多项措施，大力发展社区经济。对新办企业雪糕柄厂提供无偿代办手续服务，帮助生产经营有困难的鹏程纸塑厂通信息、跑销路、找市场。二是培育经济结合点，带动社区特色经济。针对美溪建材责任有限公司座落在该社区且居民多为该公司职工及其家属的实际，引导社区党组织从为企业发展稳定服务，为居民群众发家致富服务的思路出发，经反复蹉商，美溪建材责任有限公司无偿把部分闲置厂房交给社区管理，社区党组织借船出海，借鸡生蛋，以招商引资的方式，使建工木器厂、宏运木器厂、防水涂料厂企业在此安家落户，既盘活了闲置资产，又实现了资源共享。三是培育最佳致富点，引领社区特色经济。苔青社区四周有4条沟系，草丰水足，可饲养牛、羊，居民平房前后院开阔，可种北药，养鸡、养猪等家禽。几年前，这里的居民一直对养殖业不感兴趣，曾有人说，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针对这种情况，把引领居民发展家庭经济，搞活多种经营当做发展社区特色经济的头等大事来抓，社区党员干部首先带头，率先垂范，通过自己的实践为居民群众发家致富吃上定心丸。党工委书记刘德恩不仅自己带头种了1000平方米的平贝，而且主动包扶困难户李忠民养猪，并为其担保贷款1万元，现在李忠民年养猪出栏1000头，年纯收入4万多元，成为西林区首屈一指的养猪大户。党员杨延忠带头栽培了6万袋木耳，收入4万元以上，起到了典型的示范作用。在党员干部的带领下，苔青社区涌现了年收入超2万元的养鸡、养羊、养水牛、养鱼等养殖专业大户15户，1279户居民有60%以上的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其中平贝的种植面积达到了2万平方米，地栽木耳30多万袋，居民年人均增收1000多元，社区特色经济年产值达到325万元。
二、有益的启示
（一）解放思想，创新观念是发展特色社区经济的前提条件。思路决定出路，观念创新是实践创新的先导。从这个意义上说，苔青发展社区特色经济的成功探索是观念创新的产物。近年来，经反复思索，认真研究如何适应新形势下推进社区经济不断向前发展、实现一个社区一个特色的新路子，提出了“发展社区特色经济”的新理念。同时，为了使全区干部包括社区干部彻底解放思想，正确把握发展社区特色经济理念的内涵，组织召开了4次发展社区特色经济研讨会，在苔青社区举办了一次现场会，使全社区干部形成了发展社区特色经济共识，影响和带动了社区特色经济的发展。
（二）坚持服务至上是发展特色社区经济的必要措施。以人为本，服务居民和企业是发展社区特色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践中我们感到，发展社区特色经济只有急居民所需，解居民所难，切实为居民群众提供有效的服务，才能促进社区特色经济的发展，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同和参与。
（三）提高社区干部素质是发展特色社区经济的基本保障。社区党支部是发展社区特色经济的组织者，社区特色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了解市场、懂管理、会经营的“能人”，社区干部素质关系到社区特色经济的质量和效益，从这一点来说，没有一大批有一技之长的高素质的社区干部，发展社区特色经济就得不到切实的保障。以前，由于不注重对社区干部的培训，导致社区干部抓工作无头绪，想致富，无技术，社区经济始终在小打小闹的自营经济上徘徊，现在，社区干部不仅善于管理，熟悉政策，还学会了市场经营和运作的方式，基本上适应社区建设和社区特色经济发展的需要。
（四）因地制宜是发展特色社区经济的有效方法。在实践中我们感到，因地制宜，探索新路，是促进社区特色经济发展的一剂良方。随着城市社区的不断发展变化，每个社区都因地理位置的迥异、经济发展环境的差别、居民生活水平的高低而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受客观条件的影响，各个社区在经济发展上也存在差别，社区不同类型居民的需求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抓住不同类型社区特点，发展切合实际的特色经济，并充分利用社区优势，把握重点、突破难点、培育社区经济新增长点，才能凸显社区经济亮点。苔青社区正是抓住了地处偏远，所有居民全部居住平房的实际，大做发展种植业、养殖业这篇文章，按照“服务、引导、促进”的发展社区特色经济的工作新理念，才取得了现在的成绩。
三、应采取的主要对策
发展社区特色经济是社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新生事物，由于这项工作开展的时间比较短，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缺乏深入的探索和研究，从苔青社区发展社区特色经济的实践看，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多元化的社区投资体制还没有形成；社区经费比较紧张；居民家庭经济还没有形成规模；社区增收渠道较窄；经济发展环境有待于进一步优化。要切实解决这些问题，大力发展社区特色经济，我们认为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很关键。
（一）引进多元化投资体制。要实现社区特色经济可持续发展，仅靠共驻共建解决经费紧张的问题不是长久之计，要从体制上认真研究分析，统筹规划。街道办事处和社区要与辖区资源单位密切配合，在设施建设、服务项目等方面做好区域性、专业性规划，建立以社会筹集资金为主、资源单位资助为辅的多层次、多途径的社区服务的多元化投资机制。
（二）实行市场运作机制。在引导社区服务逐步向社会化服务转变的过程中，除对部分弱势群体开展免费、优惠的社区服务外，应该引入市场化运作机制。将经营从无偿服务中分离出来，使部分服务领域由社区主导型向经营主导型转变，形成并拉长服务产业链，推动和促进具有鲜明社区服务型经济的发展格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社区服务支付费用，既是对社区服务报答及社区服务人员劳动的回报，也是在社区树立“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良好道德风尚的具体体现。也只有形成“你付费，我服务”的良性循环，才能使社区服务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使居民能长期享受到优质的社区服务，以有偿、良好的社区服务发展社区特色经济，不断壮大自己。
（三）实施连户带动战略。从苔青社区发展社区特色经济的实践看，社区职工家庭经济比较灵散，没有形成相互帮扶、共同发展的态势，种、养殖经营品种还停留在传统产业项目上，没有特色产业。因此在发展社区特色经济上，要实行联户带动战略，使家庭经济初具规模，让已经富起来的大户与小户结成帮扶对子，在资金、技术上提供帮助，相互支持。与此同时，社区党组织要结合实际，出台一些相关的政策措施，为居民提供短平快致富的信息，鼓励居民发展特色产业。坚持街道搭桥，社会参与，居委会兴办，鼓励居民个人、民间组织、企事业单位一齐上，逐步实现社区经济产业化、规范化，使特色经济真正成为区域经济新的闪光点。
个体经济的特点篇7
关键词：经济法责任归责原则独立性
正文：
一、责任理论发展史上呈现的基本特征
我国的经济法制建设从七十年代开始，经历了两个十年直至今天，经过了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基本完善的过程，经济法理论也随基本研究素材的丰富而日益成熟。对于我国经济法制发展的过程，一般认为分为三个阶段：1985年以前为兴起阶段，1985年到1992年十四大为发展阶段，1992年以后至今为逐渐成熟阶段。但也有人认为真正的有关经济法的研究是从1992年之后才开始的。
作为经济法基本理论组成部分之一的法律责任理论也有一个由兴起到发展的过程，在每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在经济法制建立的最初阶段，作为一个新出现的法学领域，经济法引起了法学界的广泛关注，经济法理论从无到有，逐步建立兴起。在这一阶段关于经济法学基本理论问题的学术活动集中于经济法的概念、调整对象，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的关系等方面。[1]这是由于每一门学科产生之初的研究，大多都集中在本学科的立身之本上，也即从本学科最基本的概念、最基本的原理入手，并关注本学科与相邻学科的关系，包括在研究对象方面的差异与联系，这种特点在经济法领域也得到了极为明显的体现。这一阶段“经济法律责任”虽然偶尔会被作为一个独有的概念术语提及[2]但从整体上来看，更多的是将一般法律责任理论运用到经济法律部门中，对违反经济合同的法律责任进行论述；同时对于将刑事罚则规定入经济法规中的现象以及经济制裁有所论及。[3]经济法律责任理论尚不能在经济法基础理论中占据一席之地。在1985年以后到1992年之间经济法的初步发展时期，作为这一法律部门的理论研究来说，调整对象仍然处于总论研究的核心地位，但研究范围在此基础上也有了更多的拓展，如关于调整方法和经济法主体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4]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对于经济法责任的研究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5]通过对这一时期有关论文的检索可以看出，所谓的“经济法律责任”在概念上尚不甚明晰，尤其与“经济责任”相混用，而在现在我们已经将“经济责任”作为具有财产内容的责任形式的统称。但在当时的发展阶段，学者试图建立起一个以“经济责任”为核心的经济法律责任理论体系，也有人对之进行了一定总结。[6]总的来说，这个努力并未成功，由于相关其他理论进展缓慢，随后的经济法责任理论研究也日渐停滞下来，于是在无论是作为经济法研究素材的日渐丰富还是理论研究得到巨大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经济法的责任理论却相反地进入了一个停滞不前的状态之中。有关的表述大部分是以教材中总论的一部分出现的，研究者通常是以自己的理解对这一理论加以或繁或简的诠释，整体上来说难以形成较为统一的观点。而且由于教材式论述的局限，这种阐释也是难以深入的。尽管如此，并不是说经济法责任理论的研究在这一阶段无人问津，恰恰相反，也有人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论述也有其独到之处。[7]在此基础上，到最近四五年来，有学者开始意识到过去在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上的畸重与畸轻，提出要以一种更为务实的态度来对待经济法律规范中的责任问题，不是拿原有的理论来生搬硬套，而是采用更为灵活的方法[8]同时，也有人在新的视角下对经济法责任进行了重新定位。在这样一个思路的指引下，对从第二阶段中后期开始、特别是90以来有关经济法责任理论的研究状况加以总结，对于认清已有的理论成果同时在此基础上开展进一步的研究，都是有一定的学术意义的。
二、有关经济法责任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
对于经济法责任理论的认识总体上来说是随着经济立法的不断完善，以及学者对经济法的研究不断丰富而日渐深化的，由最初的停留于表面现象的叙述而慢慢触及到这一新出现范畴的本质，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与经济法其他有关理论问题如调整对象、价值理论等相比较而言，在已经过去的十几年内，责任理论并未能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也没有进行足够深入的探讨，以至于尚不能提出一个成熟的理论，而有学者称目前对经济法责任的研究仍然提留在八十年代的水平，也并非耸人听闻。90年代以来关于经济法责任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一部分教材一类的著述中，论文极为少见，因而难以形成有效的论辩，勿忘“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少了这样一个平台，大家在自己的论述中自说自话，而没有思维的交锋，则进展缓慢也就不足为怪了。反过来说，也应当肯定学者们在著述中对经济法责任进行阐述对于明晰这一概念的促进作用，正是通过对这样诸多观点的参照、比较、分析，经济法责任在脑中的印象才渐渐丰富立体起来。目前对经济法责任的研究主要存在于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经济法责任的概念
关于这一部分，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仅对经济法个分支法律规范的相应责任制度分别进行表述，而未对其加以归纳总结、分析抽象，提出作为经济法律部门的一般责任理论。这种现象广泛存在于一大部分的法学、财经类经济法教材中。究其原因，一方面当然是由于作为基础教学，这一类理论问题被放到了较为次要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经济法责任理论尚不成熟，无法提出一个能为大家所普遍接受、分歧较小的理论体系。由此可见从事这一问题研究的学者任重而道远。
2、在内涵上，关于经济法责任定义的表述五花八门。有人认为经济法责任是指由于经济法主体的经济违法行为以及法定特别损害后果的发生，而使有责主体必须承担的否定性的经济法后果。[9]这种观点将经济法责任作为经济法律关系正常实现的保障，强调了责任对主体的不利益性；经济法责任除了因主体行为具有违法性而产生外，还因特别损害后果的发生而产生，这点体现了经济法责任的突出特征。
有人认为经济法责任是经济法者提对其违反经济法义务或者不当行使经济法权利的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10]这种观点将经济法责任的产生归结为两个原因：违反经济法义务和不当行使经济法权利。其中，前者存在的情形较为普遍，无论是市场主体还是政府机关，只要其行为违反了经济法律规范规定的所应履行的义务，就要承担相应责任。后者主要指政府机关行使经济法权力（经济法制全）超出经济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或行使经济法权利的方式、程序不当，侵犯市场主体的经济法权利和经济法利益的行为。这种分类方法实际上将政府机关的违法行为与不当行为分开来表述，后面一种情形严格说来也属于未能恰当履行义务的范畴。
也有人直接以行为的违法性来定义经济法责任。如“经济法律责任是指经济法主体因实施了违反经济法律法规的行为而应承担的有法律规定的具有强制性的法律义务”[11]：“经济法责任，是指人们违反经济法规定的义务所应付出的代价。”[12]这种方式是从法律责任的一般理论上来看待经济法责任，是一般法律责任理论在经济法领域内的具体化。是放弃了细节的斟酌而在整体上看待这样一种新型责任，将其视为一般法律责任的形式之一加以定义的。
有人将经济法责任与“经济责任制”两者相统一起来，认为经济法的法律责任内容应强调角色责任和相应的、适当的激励机制。“经济责任制”制止在公有制主导的经营管理中，企事业机关单位及其内部机构、成员因角色设置及其实现，而相互承担义务和相应的享有权益的经济法律关系或制度。将经济法责任与之相统一，就是是经济法责任一反其所常被认为的“否定性”、“不利性”的特征，在本质上体现了一种“积极意义上的责任”，法律制裁是实现责任的手段，而非法律责任本身。这种方式就将一般含义上的经济法责任与作为其实现形式的法律制裁明显地区分开来。
3、在经济法责任的外延上，学者们所持观点不甚一致。最为典型的是有学者提出了将经济法责任与经济法规定的责任区别开来。[13]依这种观点，经济法责任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责任形式包含于经济法规定的责任形式种类之中，除了经济法责任之外，经济法规定的责任还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他们相互之间互不包含，是完全并列的关系。与之针锋相对的，是认为“经济法责任是有经济法律法规所确认的各种责任形式的总称”的观点。[14]在这种观点下，经济法责任将民事、行政及刑事三种责任形式包含在内。有人从保护经济法律关系的角度来看待经济法责任，认为经济法责任的实现是经济法律关系的保护方式。[15]提出保护经济法律关系的方法包括经济制裁、经济行政制裁以及经济刑事制裁三种。这种观点强调了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的统一性。
（二）经济法责任的特征
关于经济法责任的特征，依学者的不同表述，可以作如下归纳：
1、经济法责任是一种具有法定强制性的、否定性的法律义务。
这一阐述是将经济法责任放在一般法律责任的位置，从一般角度对法律责任在经济法领域的特征加以描述。任何法律责任都是作为法律义务得以履行的保障机制存在的，与国家强制力相对应，在义务人不能自觉完成的时候转而成为法律制裁，因而典型的是对有责方利益的否定。
2、经济法责任具有惩戒和补偿双重性质，而以惩戒性质占主导地位。
由于经济法责任本质上是对被破坏的正常的社会秩序的恢复，同时又给予破坏者以否定性的评价，因而实现对利益受损者的补偿，使其在一定程度的以恢复，同时对违反义务者以财产、资格等之上的惩罚，是经济法责任实现所带来的两大效益。但经济法责任不同于民事责任的突出特征就是，相对于补偿性作用而言，它的惩罚性作用具有更为突出的优势。也即作为经济法责任来说，其对经济法客体的保护重于对经济关系中具体对象的保护。因此最主要的便不在于补偿经济关系主体受的损失，而是对责任方施之惩罚，使其为这种损害了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付出一定代价。
3、经济法责任在内容上具有整体经济利益性。
这与经济法的性质密切相关。经济法的存在首先就是公法与私法相融合的结果，是社会利益的集中体现。现代经济法不以国家为本位，也不以单纯的个人利益为本位，而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经济法主体实施了违反经法律规范的行为，给有关相对方造成损害的同时，必然破坏经济关系的正常运行，若不加以制止，必然给整个社会经济利益带来损害。经济法责任的这一特点尤其与单纯的民事责任不甚相同。由于民事法律关系体现的是民事主体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对等关系，民事责任存在的主要目的也是为补偿向对方的经济损失。因而在对方放弃的条件下，有责方可以不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但对于经济法责任而言，由于有责方损害的不仅是个别相对人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在整体上损及了社会共同利益，因而即便有关个别主体对这种损害行为不加以追究，有责主体仍必须承担一定责任。这与上述经济法责任的惩罚性质是密切相关的。
4、另外，也有人将经济法责任的相互分离性作为其典型特征之一，即经济法律关系中的不同主体所承担的经济法责任内容是不相同的，如作为调控主体的政府机关与作为受控主体的市场活动者分别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具体而言，政府机关因其违反经济法义务或者不当行使经济法权利的行为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主要包括两种：经济侵权责任和经济补偿责任。
经济侵权责任指政府机关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不法侵害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所应承担的否定性法律后果；经济补偿责任指政府机关在合法限度内行使职权失当，而使市场主体遭受损失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经济补偿责任指适用于法律明确规定特定范围内发生损害后果的场合，因此应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条件下严格适用，不能任意类推和扩大。但总体来说，政府机关违反的义务均为程序性的义务。作为受控主体的市场活动者所承担的经济法责任多因违反实体性义务而引起，其内容包括市场主体违反由法律规定所应强行履行的经济法义务而应承担的强制履行责任、因违反经济法义务致使他人合法权益受损而应向他人承担的赔偿、补偿责任，以及因其违反经济法义务的行为情节严重而应承担的被剥夺特定权利能力的后果。
（三）关于经济法责任的构成要件及归责原则
所谓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是指行为人据以承担法律责任或者能够满足国家机关追究行为人法律责任的法定条件。就一般法律责任构成而言，通常涉及五个方面：合格主体，主体主观上有过错，主体行为违法，给对方造成损害，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间有因果关系。对于一般的经济法责任来说，这五个构成方面也是适用的。但经济法责任又有其独特之处。对经济法责任在构成要件上所具有的特殊性，学者们观点并无太大分歧，普遍认为：经济法责任的主体主要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组织和具有经济管理职能的经济行政机关，也包括经济组织内部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单位及经济组织的内部成员。对于行为人主观上来说，并不以存在过错为必要，相反，无过错而承担责任的情况在经济法领域适用得尤为普遍。也正是经济法责任具备这个特点，在其归责原则上可以说采用了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相结合的方式。经济法责任在某些情况下也不以行为违法性为必要，对于合法行为造成损害也要对相对人承担法律责任，如基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原因而占用、征用或损害他人的财产时，应对相对人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经济法责任的构成许多情况下不以损害事实的存在为必要，行为人即使暂时还没有给特定人造成损害，基于其行为的违法性也要承担法律责任。由于这一特性，经济法责任也不以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为必要，因此在有的情况下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某种按照法律规定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就可以根据法律的直接规定追究行为人的责任。
认定和归结经济法责任的原则是指国家专门机关在认定和归结经济法责任时，对如何判断责任主体的主观因素所应遵循的准则。正如上文所述，经济法责任在主观构成要件上的特点决定了适用的归责原则包括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两种。过错责任原则主要适用于对违反经济义务应承担的经济法责任的归结；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则受到法律规定的限制，即主要适用于政府机关不当行使经济法权利或市场主体违法造成损害，且其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无过错责任条件时。前者以行为人存在故意或过失的心理状态为追究其法律责任的必要条件，后者则是即使行为人并无过错，也要对自己给他人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由于经济法在任务上的独特性质，无过错责任原则在经济法责任的归结上得到了更为广泛的适用。
三、经济法责任存在的独立性问题
在以上关于经济法责任的有关分歧中，最为核心、最能体现诸位学者各自观点的一个问题，当属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问题。也即经济法责任作为经济法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否能够在内涵、功能、目的和价值等方面符合经济法的独立体系要求，并是否能够因此与其他部门法的相应责任形式相区别，与之并列、独立存在。这个问题归根到底是与对经济法责任的概念、性质及特征的理解相一致的，也是进一步深化经济法责任理论所必然首先应解决的一个问题。由于理论界关于经济法责任的论述各有特色，难于统一，在是否存在独立的经济法责任这个问题上，也同样见仁见智。主要观点可先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主张经济法不存在自己独有的法律责任，其法律责任不过是现存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以及刑事责任的综合。[16]另一类则认为经济法存在自己独立的法律责任，与传统上的民事、行政与刑事责任有本质上的不同。后一种观点细分起来还分为以下几类：（1）认为经济法责任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不只是对民事、行政及刑事责任的简单相加，而是对这三种责任的综合化、系统化的提升，是以系统的思想来对待经济法责任体系中的各种方法，认为各种方法都是这个体系中的必要和有机的组成部分。[17]（2）认为经济法责任具有双重性，由本法责任和他法责任构成。即经济法责任既包括经济法主体违反经济法的有关规定所应承担的责任，也包括同时违反其他法律相关规定从而应当承担其他法律规定的责任。也就是说，这种观点认为经济法责任是将本法固有责任和援引他法责任包含在内的综合性的责任形式。[18]（3）认为经济法作为独立的法律责任形式，并不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而是与之相并列的另一种责任，是经济法律规范所规定的责任形式的一种。[19]从发展趋势上来说，认为经济法责任是一种独立于民事、行政、刑事责任之外的新型责任形式的观点在经济法理论界逐渐占据优势。在2002年10月份由湖南大学法学院承办的第十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上，也有学者就经济法的法律责任问题进行了探讨，张守文的发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经济法有自己的法律责任及其形态，探讨经济法责任，应超越传统的部门法理论与责任理论，通过矛盾分析、关联性分析、典型分析等方法，去发现经济法责任理论的特殊性与传统责任理论的关联以及经济法的一些特殊责任形态，从而形成对经济法责任理论的拓补，进而构成对整个法律责任理论的拓补。
诸位学者在经济法责任独立性问题上莫衷一是，归根到底是对经济法责任的内涵及外延认识的不同造成的，而这又与经济法理论发展的整个过程以及现实中的不成熟密切相关。具体而言，经济法作为一个与民法、行政法有着本质区别的新型法律部门，其存在基础的完善必然意味着法学理论的更新。体现在其责任理论上，经济法责任作为一种新型法律责任，给传统的法律责任理论带来了巨大冲击，以传统理论难以解释的情况下，必然要经历一个巨大的变动时期，也正是通过这一过程的甄别辨识，更为完善的、适应现实需要的责任理论才能够建立起来。
从历史上说，公、私法的二分方法给民法与行政法的存在提供了牢固的理论基础，在传统的思维方式下，民法与行政法的主体及其调整对象在主体上因此都非常明确，其责任主体也是清楚的。在为相关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受到破坏时，该由谁承担责任、承担何种责任，责任性质如何，都不难分辨开来。而与之相反，经济法的产生是对传统理论的更新与发展，单以完善牢固的公法、私法理论难以解释其存在的基础及独特的调整对象；同时，性质上的模糊导致了相关法律关系主体上的模糊，经济法究竟适用于何种主体之间的何种关系，是难以通过传统的主体划分方式加以阐明的，这也就带来了如何以传统责任理论定义经济法主体之间责任关系问题。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理论的凝固性与滞后性，已经与现代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关系不相适应了。经济法律制度的重要性为我国立法者所重视，因此出现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立法的繁荣景象。但是经济法的相关理论却并未得到与之相适应的发展，这与我国一定时期内特殊的经济制度条件是有关系的。随着公法私法化与私法公法化这一观点得到普遍认可，社会整体利益受到重视，经济法的存在也就找到了合理的依据，经济法被视为现代经济条件下公私法相融合的产物，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其价值取向。在这一条件下，我们说真正的经济法律部门研究才得以建立。经济法作为一门学科是在经济立法工作呈现一定成果的时候逐渐成长起来的，在其产生的最初阶段，由于调整对象范围被无限扩大，经济法一度被一些学者认为是调整与经济相关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内涵与外延的不清楚导致相关主体理论、责任理论也难以建立，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与其他法律关系主体相比的独特之处不易分辨，所谓的经济法责任与民事责任、经济责任在概念上也是混淆不清，更毫无独立性可言；1992年以后，随着社会整体利益目的日益突出，对经济法任务的认识渐次清晰，其涵盖的范围由多及少，经济法在调整主体、对象、内容以及任务上与民法相区别就成为必然。在这一基础上，经济法责任也就可以与民法上存在的责任方式有了一定的区别。但总体来说，由于发展时间并不长，而法制现实的滞后作用给理论的完善带来一定阻碍，主体理论与责任理论仍然是经济法基础理论中的难点。责任理论的不成熟与主体理论的不完善密切相关，正是由于经济法主体的独特地位尚未得以完全确立，才导致对其所应适用的责任方式在是否具有独特性上受到反复讨论与质疑，而前者又受到一系列现实与理论问题的制约，典型的就是独立的经济法主体的存在必然要求在程序法律上保证其权利的实现，而这种程序决不会与民事程序相同，这一点在目前的立法现实中尚难以实现。由于这一系列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因素，在关于是否存在独立的经济法责任这一问题上呈现出众说纷纭的局面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一书中认为，一种范式一旦产生将是相对稳定的，当反例出现时人们并不是否定原有范式，而是根据原有范式对反例的出现做出解释。只有当反例足够多了，原有的范式出现了危机，科学革命才会出现，旧的范式才会被新的范式取代。[20]这也是法学领域一种新的理论从产生到发展再到成熟所必经的过程。我们不能否认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以及刑事责任在经济法律规范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而这三种传统责任形式究竟地位如何，是经济法律规范所固有的、本质属性上的责任形式，还是只是经济法规与其他法规竞合时，执法部门的援引，还有待从理论上进一步加以明确。同时，不能否认由于现代社会新的经济现象层出不穷，法律制度上的应对策略也是相应增加的，这就为那些不同于旧有的民事、行政以及刑事责任的新型责任形式的出现提供了契机。在这个基础上，经济法责任作为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责任形式的可能也就不能被抹杀。但试图在理论上对之加以抽象、概括，实现整个责任理论的“拓补”，则不能不受到现实的制约，也许只有随着这一类责任形式大量出现，明显难以为旧有责任形式所涵盖时，经济法责任作为一种独立的责任形式的地位才能牢固确立起来。在此基础上的关于经济法责任的内涵、外延，性质与特征，以及其构成要件等理论也就可以随之得以确定，经济法的责任理论从而完成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质的飞跃。
[1]马洪：《十年来经济法学基本理论问题争鸣述评》，载《财经研究》1989年第12期。
[2]如《谈谈违反经济法的责任》，载《经济法规研究资料》1983年第8-9期；《对经济法律责任的管见》，载《经济法规研究资料》1983年第6期。
[3]有关论文如：《试论我国经济合同制度的特点、作用及法律责任》，载《学习与思考》1981年第6期；《经济合同中的赔偿责任》，载《法学》1982年第5期；《论违反经济法合同的法律责任》。在《法学季刊》1983年第2期；《试论违法经济合同的经济责任》，载《社会科学参考》1983年第24期；《浅谈经济法规中表述刑罚的方式》，载《经济法规研究资料》1983年第10期；《谈谈经济法规中的刑事罚则问题》，载《法学杂志》1984年第2期；《论经济法上的制裁》，载《政治与法律丛刊》1983年第7期。
[4]肖江平著：《中国经济法学术史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108页。
[5]有关论文如：《论经济行政法律责任》，载《东岳丛刊》1985年第3期；《经济责任的概念及特征》，载《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6期；《经济责任是一种独立的法律责任》，载《财苑》1986年第1期；《论经济法律责任》，载《当代财经》1988年第3期；《“经济责任”质疑》，载《政治与法律》1990年第6期。
[6]如杜飞进著：《论经济责任》，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出版。
[7]有关论文如：李中圣：《经济法责任论略》，载《法律科学》1993年第4期；李建华：《论经济法责任的构成要件及承担方式》，载《法制与社会发肖江平、曾东红：《调整对象研究的地位演进与总论研究的进路》，载《法商研究》2002年第3期。
[8]相关论文如：顾功耘、刘欣哲：《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载《法学》2001年第2期；孔德周：《对经济法学几个老问题的新思考》，载徐杰主编《经济法论丛（第二卷）》；莫智源：《迁移经济法责任独立存在的必要性》，载《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9]李中圣：《经济法责任论略》，载《法律科学》1993年第4期。
[10]石少侠主编：《经济法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57页。
[11]李昌麒著：《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482页。
[12]漆多俊著：《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187页。
[13]石少侠主编：《经济法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61页。
[14]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17页。
[15]杨紫煊、徐杰主编：《经济法概论》
[16]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17页。
[17]孔德周：《对经济法学几个老问题的新思考》，载《经济法论丛（第二卷）》（徐杰主编）。
[18]吕忠梅、刘大洪著：《经济法的法学与法经济法学分析》，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167页；刘瑞复著：《经济法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163页。
[19]石少侠主编：《经济法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61页。
[20]王全兴著：《经济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第48页。
参考文献：
石少侠主编：《经济法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李昌麒著：《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漆多俊著：《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杨紫煊、徐杰主编：《经济法概论》
孔德周：《对经济法学几个老问题的新思考》，载《经济法论丛（第二卷）》（徐杰主编）。
个体经济的特点篇8
一、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范畴的科学涵义
要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范畴，首先我们必须搞清范畴的涵义。所谓范畴，就是指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概括，是反映客观事物诸种矛盾关系的基本概念。范畴的产生标志着人类思维开始从原始状态进入逻辑思维阶段。列宁曾把客观世界比作复杂的自然现象之网，把实践基础上产生的范畴比作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他说：“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梯级，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梯级，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1］78人们认识世界要经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范畴在这一过程中也随之得到不断丰富、发展和完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范畴，是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认识和实践中普遍的、必然联系的思维形式，是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现象和经济关系的概括，也是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实践中形成的带有规律性的认识成果。简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范畴是指反映和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及其特性与关系的基本概念，是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手段和工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范畴主要包括，论述和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研究对象、理论基础，揭示和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是由一系列不同层次的经济理论范畴构成的，例如，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收入分配制度、经济全球化、对外开放、科学发展、小康社会、以人为本等，这些范畴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单位和骨架。
二、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范畴的基本特性
1．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范畴就其形式看，具有主观性，即它们都是人们头脑中的精神性的东西；而就其内容而言，则具有客观性。即它们既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思辨的产物和推理的结果，而是建立在对大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科学研究基础之上的，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的结果。例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等范畴都是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继续不断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都是人们对客观实践的经验进行提炼和加工形成的，体现了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正如列宁所说：“人的概念就其抽象性、分割性来说是主观的，可是就整体、过程、总和、趋势、来源来说却是客观的。”［1］178
2．确定性与相对性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范畴反映和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普遍的、本质的内在联系的思维形式，具有确定的内涵和外延。但是，由于受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受社会主义实践深度和广度的相对性和有限性的制约，作为主观反映的思维方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范畴也具有相对性和暂时性。这就决定了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范畴的内涵和外延总是相对的，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变化，新范畴会不断取代旧范畴。例如，计划经济范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当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但由于历史的发展，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范畴，突破了原有的范畴，即提出了适应时代和国情发展的新范畴。此外，还有从温饱社会到小康社会，再到和谐社会这类范畴；从为人民服务到“三个有利于”，再到“三个代表”，最后到以人为本范畴，都体现出范畴的确定性和相对性的统一。正如马克思所言：“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性的和暂时的产物。”
3．抽象性与具体性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从感性的具体到科学的抽象，对整个过程运动的性质、属性、特征概括出最简单的规定和压缩性的基本概念。如果没有对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进行科学的抽象，就不可能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认识上升到本质思维的高度。例如，一般原理与中国特色，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的最后抽象；和平与发展是对当代世界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的分析和判断，是对当代世界时代主题的归纳和总结，是对当今国际形势和世界潮流发展的科学抽象；制度与体制是对社会制度和社会运行机制的抽象；计划与市场是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抽象；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坚持的原则与对外关系所奉行的方针、政策的抽象；等等。这些范畴的提出不是随意的抽象概括，而是建立在对经济社会发展具体实践的基础之上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自然。”
4．整体性与层次性的统一。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范畴必须要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范畴系统出发，探究其范畴之间的联系、运动及其规律。无论是提出、阐述还是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范畴问题，都应着眼于其系统的整体性；对于该系统整体中的各要素、层次等也应置于系统整体中考察与它们之间的关系、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范畴既然是系统的，其间必然具有层次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范畴系统的层次是按照其逻辑结构的组织程度、推演次序和运行规律区分的。这些层次包括彼此关联、排列有序的核心范畴、基本范畴、一般范畴、具体范畴。例如，社会主义本质作为经济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处于中心地位，由一系列其他范畴构成，如先富与共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极分化与共同富裕、社会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等，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辩证统一。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范畴具有整体性和层次性的逻辑特征，是整体性和层次性的辩证统一。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范畴的功能
1．范畴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内容体系和结构框架的基本单位。范畴是理论体系大厦赖以建立的“砖石”或“原料”，没有范畴也就不可能有理论体系。范畴的水平如何，直接制约理论体系的水平，可以说范畴是科学理论体系发展程度的显示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作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必然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和基本范畴内容的精确、丰富而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要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就必须加强对其范畴的研究。从一个理论体系的建立来看，往往是先奠定一些基本范畴，然后再对这些基本范畴进行推演、拓展，逐步产生理论的分支体系与范畴体系。例如，当我们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时，就要重点阐述该理论体系的基石，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改革开放理论，这四大基石与整个理论体系的联系绝对脱离不了“一般原理与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本质”两个范畴，正是这两个范畴支撑着整个理论体系的总体框架、结构及其内部联系；当我们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时，必然要涉及“和平与发展”范畴；当我们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基石时，我们必然要提及“社会主义本质”，这一范畴离不开“制度与体制”范畴，因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与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是密切相关的。显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一基石既与“一般原理和中国特色”范畴相联系，也与“制度和体制”范畴相联系。可见，每组范畴之间的关系决定着它们与每一基石之间的关系。这些范畴及其所构成的范畴体系，是整个理论体系的网络和构架，是整个理论体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我们也看到，离开范畴和范畴体系，理论体系是不存在的。不仅如此，随着范畴和范畴体系的丰富，理论体系也随之不断完善。范畴和范畴体系是构建理论重要的前提和基本要素，有了范畴和范畴体系，才能构成真正科学的理论体系，使理论体系得以建立并有其丰富的内容。显然，在理论形态上有若干个范畴与理论之间具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及其严密的逻辑结构。而这样严密的逻辑结构和理论体系，只有从作为逻辑起点的社会主义本质这个核心范畴出发，才能一步一步地推演出其中所蕴含的丰富内容，才能最终构建起来。可见，逻辑起点是整个理论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石，没有它就没有科学体系的内容。人们完全可以透过这个“窗口”，了解或提出经济理论体系的研究对象、内容安排以及范畴构架等一系列根本问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问题弄清楚了，实质上也就是把它的科学形态的基本“骨架”搭起来了，而通过这个“骨架”又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研究对象、本质特征及其内容范围。
2．范畴是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研究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是由一系列科学的概念范畴和原理构成的。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既要考察这一理论体系形成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又要考察其理论来源和基本原理，还要研究主要原理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范畴作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和关系的概括，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经济关系结构和普遍联系。实践一再证明，这些基本关系处理得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成效。这些范畴作为基本规律“认识之网”的“纽结”，以静态的方式反映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丰富内蕴。可以说，任何理论体系都离不开范畴这个纽结和中介，整个理论体系就是以基本范畴为关节点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范畴，体现着这一理论体系形成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因此，在理论研究和应用中，我们不仅应该注重对社会主义发展总体规律和基本范畴的宏观把握，而且必须十分注重这些规律和范畴在具体操作层面的运用，因为它们所对应的问题，正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最现实问题，所要阐明的是一些基本原理未曾涉及和展开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有若干重要范畴，需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其内涵，注重在实践中正确把握和运用。例如，一般原理与中国特色、计划与市场、发展与稳定、速度与效益、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科学发展、小康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改革开放、党的领导，等等。无疑，最基本的范畴当属改革开放、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始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为了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那么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呢，即必须是科学发展，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标志性范畴，也是今后继续着力解决的课题。再如，其核心范畴社会主义本质，它所回答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主线，它反映了社会主义的特质和内在要素的稳定联系。它是自马克思以来对科学社会主义本质在最高层面上最系统、最简洁的概括，廓清了社会主义经济最根本的东西，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最高原则和宗旨。
个体经济的特点篇9
一、从时间维度看经济法
从时间维度上看，近代以来，法律的发展大略经历了近代法、现代法、后现代法三个阶段（同时也是三种类型）。②近代法主要是指与近代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相适应的民商法等私法和行政法、刑法等公法。③在今天看来，它们属于传统法或古典法。现代法主要是指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后，在本世纪特别是30年代大危机和二战以后产生的经济法、社会法等。④在经济法等现代法产生的特定时空背景之下，有着具体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存在着一些传统的近代法所不能解决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由于在解决问题的层面或调整的领域方面，近代法更为重视微观和个体，而现代法则更强调宏观和总体，因而现代法是更高层次的法。
无论是近代法还是现代法，都是处于程度不同的、不断的变易之中，并在规范社会关系的过程中相互协调和适应。它们并不是相互排斥或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在现实需要的法律系统中并存共处，就像在现实社会中“传统的”和“现代的”可以同时存在一样。对于传统的近代法同样也应采取“扬弃”的态度，这既包括近代法对于过去的“自我”的“扬弃”，也包括现代法对近代法的“扬弃”。实际上，同时并存的近代法和现代法，在规范各自领域的特定社会关系的同时，也在进行自身调整，并相互影响。处理两者的关系，要高屋建瓴，俯察众生，就必须“跳出三界”，转变因长期和普遍存在的“条块分割”而形成的一些阻碍共同发展的狭隘观念。尤其在两者的相互借鉴方面，更不应人为地设置障碍，这在需要加强“新—古典”综合研究的今天，更为重要。
近代法和现代法与理性主义哲学密切相关，而后现代法则与非理性主义联系更为密切。如信息法，一方面吸取了近代法和现代法的许多养分；另一方面，又在一些制度上对于相对“传统的”近代法和现代法提出了许多挑战，有些变革甚至是“摧毁性”的。特别是在网络法或电脑法等领域，“否定”更为明显。随着知识经济和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电子商务、电子货币、电子银行、网上贸易等越来越显得重要，但由此带来的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秘密信息权（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国家机密）等的保护，税收、外汇、商品交易的控制，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的保护等等，都是需要引起重视的。⑤这些在知识经济时代尤为突出。
近代法和现代法与工业经济和工业社会相联系，主要以物质、能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后现代法与知识（信息）经济和信息社会相联系，主要以信息为法律关系的客体。⑥近代法和现代法的调整领域都是与“纸面”或“书面”密切相关的领域，而后现代法的调整领域则是“无纸化”或“电子化”的领域。网络化或无纸化给原来以“纸面”为基础的法律制度带来了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有时甚至会给既存的法律制度带来摧毁性的打击。应当说，有许多问题是需要随着科技的发展而不断地加以解决的，仅靠法律本身是很难进行有效调整的。
在知识经济时代，近代法、现代法和后现代法仍将并存。经济法应当通过自我调整，来适应知识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要继续发挥其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作用，来推动知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要适应知识经济的特点，在制度设计上作适当调整，加强对相关的信息权利的保护，以体现出信息经济发展的要求。这样，经济法才既能适应信息社会和信息法等后现代法的要求和挑战，又能够在自身完善中与其他部门法相配合，共同促进本国和全球的知识经济发展。
以上从时间维度上对近代法、现代法和后现代法作了简要的描述。从中不难看出，同传统的公法和私法相比，经济法属于现代法，因而作为在演进时序上较为晚近者，经济法要从近代法中吸取营养，这是很自然的。同时，经济法等现代法作为比近代法更高层次的法，当然要以传统的近代法的调整为基础，就像级次较高的法院要以级次较低的法院为基础，或者宏观经济要以微观经济为基础一样。另外，近代法中的一些基本制度及其所体现出的一些基本原理等，有的并不仅仅为某个相关的部门法所独有或独享，而是可能属于几个部门法甚至整个法律体系，即它们属于相关部门法的“共同财富”。这与部门法的特色并不矛盾。这种思考可能会有助于解决法制建设或法学研究、尤其是经济法研究中的某些问题。
二、从空间维度看经济法
在目前法学界，强调世界经济一体化并因而强调“法律趋同论”者有之；强调法律是“地方性知识”并因而强调“法律本土化”者有之；强调应把法律的“国际化”和“本土化”相结合的折衷说亦有之。这些观点实际上涉及到法律在空间维度上的“地点”问题。不同的部门法对于“地点”的特殊要求可能不尽相同。⑦事实上，法律实际上在多大的范围内有效，有效的程度如何，这与特定的“地点”以及其上所承载的“人”密切相关。
作为国内法的经济法，其适用的地域范围往往被限定为一国的主权领域。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的今天，经济法由于与经济生活密切相关，其某些法律规范存在着趋同的趋势。例如，区域化强劲的欧盟诸国的实质意义的经济法就正日益走向一致。尽管如此，由于经济法总是与一国的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直接相关，基于特定的利益，各国经济法都会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特色”。尤其在经济法的实施方面，不同“地点”的遵从程度、扭曲程度可能是不同的。因此，经济法在空间维度上的特定“地点”，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谓“与国际接轨”的趋同化与“从实际出发”的本土化的对比关系。因为这种对比关系不仅决定了经济法规范“国产化”水平的高低，而且也在事实上决定了经济法在各个维度上的效力。
个体经济的特点篇10
一、发展县域经济以实现农民增收课题的政策意义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统筹城乡发展”摆在“五个统筹”之首，体现了我们党对解决“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在县级。县域经济是我国经济生活中最具活力与内涵的经济形式之一，已成为专家与学者们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热点。县域经济蓬勃发展的趋势离不开党中央、国务院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提倡与引导。早在2002年11月，同志就在党的十六大中第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壮大县域经济的新思路；2003年3月，十届人大一次会议提议要推动县域经济发展；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2004年3月十届人大二次会议进一步倡导落实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等农村非农产业，壮大县域经济的作法。随着县域经济综合实力的增强、经济规模的扩大，社会对于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新思维已基本达成共识。“十一五”规划的编制将更多地阐明与本地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以县域特色经济的发展拉动农民收入增加有望被纳入规划范畴。发展县域特色经济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新的切入点，是全面推进小康建设的重要任务。
二、发展县域特色经济对实现农民增收的现实意义
县域经济是实证性非常强的经济。一般地说，县域经济是具有各自地域和资源特点的区域经济，各个县在自然资源，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产业结构以及科技、文化教育、人口与生活习惯等各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优势和劣势，决定了各自发展的具有区域特色。县域经济的实质是特色经济，主要指在一定区域内形成特点鲜明和适应市场需求的主导产业或产业链，有时，也反映在经济组织形式的特色上。特色是县域经济生命力所在，只有特色才会形成比较优势。农业是县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与县域经济发展有极强的相关性，在部署上应该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县域经济的发展空间在农村，县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业优势。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是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县域经济发展一定要因地制宜、科学安排。要充分利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带来的良好机遇，适时调整县域经济结构，促进县域经济走上良性发展之路。
三、发展县域特色经济以实现农民增收课题的研究思路
（一）借鉴与发展
县域特色经济的名词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国外研究组织与学者和国际经济机构鲜有文献。但县域经济毕竟属于区域经济的范畴，在相应理论上有很多可以借鉴之处。只是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十分明显的发展中国家。地区经济差异性已经成为非常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何况是不同国家的具体发展轨迹的巨大差异性。目前，在全国很多发达地区都已完成对于壮大县域经济以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课题或调研工作，但县域特色经济的经验是因地而异，需因势利导。何况我省还不能以发达地区自居，对其他省市的研究成果不能完全照搬套用。县域特色经济的生命力本身就在于其特色，所以只有严格针对当地情况的特点才能使研究成果具有市场应用价值。
（二）调查与总结
在研究方法上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多种方法相结合，取长补短。主要运用比较分析法、实地调查法、案例推广法、试点检验法、实证分析法、规范分析法等从多层次、全方位地开展研究工作。其中可以先确定以湘潭县、浏阳县、宁乡县、望城县、邵东县等为较发达地区的县域特色经济调查对象，采取实地调查的方式。再结合比较湘西等落后地区的某些县为实地考察对象，然后进行比较分析，对成功经验进行及时总结与归纳，在比较的基础上开展试点检验，再做典型案例推广。整个研究过程均以实证分析为主，最后提出带有价值判断的规范分析法的结论。
（二）研究与创新
选择我省的典型县市进行调查，分析在我省相对发达的地区和比较落后的地区农民增收方面存在的相关问题与原因，并论证发展县域特色经济对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意义，从而得出发展县域特色经济是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现实选择。在此基础上提出我省发展县域特色经济的基本原则，并从战略高度提出在我省发展以农民增收为目的的县域特色经济的创新性对策。研究的主要内容可以安排为：1、在对典型县发展特色经济全面调查的基础上，评价我省部分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与农民增收现状。2、论证发展县域特色经济是实现农民增收问题的现实选择。3、阐述发展我省县域特色经济的基本原则。4、总结发达地区发展县域特色经济的前提下，分析我省不发达地区发展县域特色经济的主要障碍。5、以农民增收为主要目标发展我省县域特色经济的战略性对策创新研究。
四、发展县域特色经济以实现农民增收课题的主要研究观点
各县之间多少存在经济、社会、文化等资源或发展基础的各项差异，应根据各自的历史，区位条件和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分别划分为以工业型为主的特色经济，主要是建立乡镇企业工业园区：以旅游开发型为主的特色经济，主要是凭借其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及一系列的相关服务产业，以农业产业化型为主的特色经济，主要是形成以农产品加工为主体的农村产业链；以市场带动型为主的特色经济，主要是建立特色资源产品的商品交易市场和批发市场等。这样，既避免了各县之间的重复建设，浪费资源，又能优势互补，达到共同繁荣。我们应当把握机会，与时俱进，在县域经济发展中以特色为灵魂，以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为出发点和评价标准，同时强化以增收的农民为主力壮大县域经济的意识，使二者达到双赢的效果，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贡献。统筹县域经济发展，切实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必须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走“一主三化”的路子，培育特色经济，壮大园区经济，发展劳务经济，进一步优化农村经济结构。
五、研究此课题的预期价值
结合以上不同角度的探讨，如果深入开展本课题的研究，应该力求达到以下几方面的预期价值：
1．进行理论创新。在理论探讨上要实现区域经济与发展经济的新结合，寻求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对我国农业大省实现农民增收问题提出新思路，并使其更具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