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漠化治理存在的问题篇1
――编者按
荒漠是地球上一类特殊的生态地理区域，它既是地球生态灾害的源头，又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潜在空间，它既充满危机，又饱含了希望，充分展示了荒漠独特和脆弱多变的特征。荒漠地区蕴藏着天然特有品种和品质的经济植物、动物和药材，是地球生态系统中一个独特的子系统。由荒漠地区各类生物和环境构成的陆地荒漠生态系统，在保障着全球41.3%陆地面积和20亿人口生存的同时，还为人类保存了许多特有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为人类提供了独有的丰富奇异的自然景观。荒漠生态系统，既是全球生态系统的脆弱带，同时也是不可或缺的生态类型。
全球防治荒漠化的进程
荒漠化是指“包括气候变异和人类活动在内的种种原因造成的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干旱地区的土地退化”。荒漠化不仅是一个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是人类所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制约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问题。
荒漠生态系统是由耐干旱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干旱环境所组成的生态系统。荒漠生态系统是荒漠区生态系统类型中的主体，它以其极端干旱少雨的显著特征，成为最耐旱的，以超旱生的小乔木、灌木和半灌木占优势的生物群落与其周围环境所组成的综合体。它是在亚热带干旱区及温带干旱区极端干旱缺水的生境条件下形成的。其主要生物群落特征是组成种类少，植物群落结构简单，地表盖度低，生产力水平低。荒漠生态系统在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因素作用下，其结构具有一些与其他陆地生态系统相比所没有的特征，该生态系统结构所包括的气候、土壤、植物及动物等组分，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都体现了干旱荒漠化区独特的生态过程。
关于荒漠化的成因，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要严格定量化地确定出每一个影响因素在荒漠化中的贡献份额是相当困难的。困难的原因在于进行这种分析时存在着许多模糊性。例如，人类活动既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和约束，反过来又对环境的变化产生影响，特别是当人类对作为荒漠化形成基本条件的气候变化原因尚不能做到定量区分的情况下，很难确切地确定出在全球气候变化中人类与自然的贡献率各是多少。
自然因素对荒漠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种情况是由于地质时期或者远古时期以来所形成的严酷的有利于荒漠化发生的自然条件，如干旱、多风就是荒漠化形成的基础与前提；另一种情况是，现代气候变异或突发的灾害性天气条件直接造成了土地荒漠化，比如大风造成沙漠的扩张，沙尘暴造成耕地或草场的沙化等。
荒漠化发生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是全球性的。荒漠化是发生在干旱地区的土地退化，是干旱生态系统在外界众多因素包括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干扰下的混沌过程。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加剧了干旱地区土地荒漠化的扩展，造成了许多毁灭性后果，严重威胁着人类生存和发展。1968～1973年间非洲萨赫勒大旱灾对该区域人民的灾难性影响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1974年5月1日联合国大会第3202号决议中，建议国际社会采取具体和迅速的措施阻止荒漠化蔓延和协助推动受影响地区的经济发展；1974年7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环境署理事会为启动防治荒漠化的国际行动，决定采取措施应对荒漠化蔓延状况；联合国于1977年8月29日至9月9日在内罗毕召集了规模较大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问题会议”，第一次提出了“荒漠化”概念，并产生了一项有效的、综合的和协调一致的解决荒漠化蔓延问题的方案（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的报告，1992）。中国首次派团参加了这次大会。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把“荒漠化”问题作为21世纪全球环境3个重要议题之一列入议程。1994年6月17日通过了《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的公约》文本，1994年10月14日至15日在巴黎举行各国政府签字仪式。1995年底联合国召开了第一次缔约国大会。我国政府于1996年12月经全国人大通过正式批准公约，成为《公约》缔约国。
1994年我国率先制定了《中国执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国家行动方案》，确定了中国防治荒漠化的战略目标和优先行动方案，对其他国家影响很大。在国内，中国政府首先积极完善防治荒漠化的各级组织，强化防治荒漠化的保障机构：1994年成立了中国防治荒漠化协调小组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中国执行委员会，负责协调、管理和指导全国荒漠化防治工作；同时，成立了中国防治荒漠化协调高级顾问组作为防治荒漠化协调小组的决策咨询组织；初步建立了全国性的荒漠化监测体系；第一次进行了全国性的荒漠化普查工作，基本摸清了我国荒漠化的情况。截止目前，我国共进行了五次全国性的荒漠化普查。
第五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结果：截至2014年，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261.1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2%；沙化土地面积172.1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7.93%；有明显沙化趋势的土地面积30.03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12%。实际有效治理的沙化土地面积20.37万平方公里，占沙化土地总面积的11.8%。
监测结果表明，当前我国荒漠化和沙化状况较2009年有明显好转，呈现整体遏制、持续缩减、功能增强、成效明显的良好态势。荒漠化和沙化面积持续减少，沙化逆转速度加快。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由262.37万平方公里减少到261.16万平方公里，净减少12120平方公里，年均减少2424平方公里；沙化土地由173.11万平方公里减少到172.12万平方公里，净减少9902平方公里，年均减少1980平方公里。
我国的防治荒漠化工作
土地沙化被称为地球的“癌症”，是全球最为严重的生态问题，我国是世界上土地沙化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现有沙化土地面积为172.12万平方公里。土地沙化导致土地生产力衰退、生态环境恶化，缩小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空间，加剧了贫困和生态灾难，严重制约了区域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防沙治沙工作，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采取了更加有力的措施，我国防沙治沙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自2004年出现缩减以来，连续10年保持“双缩减”。土地沙化整体得到初步遏制，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在国际社会产生巨大影响，成为世界防沙治沙的典范。
2002年1月1日实施的《防沙治沙法》，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防沙治沙的专门法律。该法确立了地方行政领导防沙治沙目标责任考核奖惩制度、规划制度、定期监测制度、以草定畜制度、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封禁保护制度、封禁保护区内修建铁路、公路等建设活动审批制度、单位治理责任制度、营利性治沙申请制度等，对防沙治沙的组织领导、责任主体、土地沙化预防、沙化土地治理以及保障措施等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2005年2月23日国务院第81次常务会批准了我国第一个《全国防沙治沙规划》，防沙治沙实现规划治理。依据我国不同沙化类型区的地形地貌、自然气候特点、沙化土地现状、存在突出问题、治理方向相似性以及地域上相对集中连片等因素，规划按照对全国防沙治沙的整体布局、防治目标和任务等进行了谋划，做出了具体安排。规划提出，全国防沙治沙分三个层次：一是部级重点工程，包括封禁保护区建设、京津风沙源、三北四期、退耕还林、退牧还草、草原沙化防治等工程；二是区域性项目，如黄河故道项目等；三是试点示范区。试点示范区分省级示范区、地市级示范区和县级示范区三类。
2007年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防沙治沙大会，会上，国家林业局按照国务院的授权与12个省区及新疆兵团签订了“十一五”防沙治沙目标责任书。防沙治沙目标责任制的建立和实施，在我国防沙治沙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中央政府对省级政府防沙治沙目标责任进行问责，切实提高了地方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防沙治沙的责任意识。
2010年国家林业局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沙产业的意见》，明确了促进和扶持沙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和保障措施。各地结合当地实际，在投资、税收、金融等方面完善了防沙治沙优惠政策，促进了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沙区聚集。通过政策引导，活化机制，沙产业发展迅速，广大农牧民群众在防沙治沙中受了益、得了利，参与生态建设积极性高涨，初步形成了全社会参与、多元化投资防沙治沙的新格局。
2013年3月21日颁布的《全国防沙治沙规划（2011-2020年）》中，明确提出的目标任务是，划定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加大防沙治沙重点工程建设力度，全面保护林草植被，积极预防土地沙化，综合治理沙化土地。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实施，2011～2015年为第一阶段，2016～2020年为第二阶段，10年共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2000万公顷，其中第一阶段1000万公顷，第二阶段1000万公顷。到2020年，使全国一半以上可治理的沙化土地得到治理，沙区生态状况进一步改善。
这是我国进一步提出的防沙治沙的明确目标与任务。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防沙治沙的决心和信心，但我们必须明白防沙治沙工作就是摸清荒漠的脾气，对症下药，让它按照自然的生态法则衍变发展。只有这样沙漠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变得越来越温顺，我们的家园也才会越来越安宁。
在我国，荒漠化地区往往是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当地的经济，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平，一般都相对较低。要想更好地推进防治荒漠化工作，必须首先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只有大家富起来，才能有更大的热情投入到防治荒漠化中去。
第五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结果显示，我国林沙产业快速发展，沙区经济林果面积已达540万公顷，年产干鲜果品5360万吨，占全国年产量的33.9%。林果业成为沙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和农民群众脱贫致富的拳头产业。
荒漠化治理存在的问题篇2
每年的6月17日是联合国制定的“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呼吁人们重视土地沙化这一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环境问题。
一、确立“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的背景荒漠化是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等因素使干旱、半干旱和具有干旱灾害的半湿润地区的土地发生了退化。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economicandsocialcommissionforasiaandthepacific,escap)结合亚太地区情况认为：“荒漠化应包括湿润半湿润地区由于人为活动引起的向着类似荒漠化景观的环境变化过程”。
1949年，奥布里维尔(a.aubreville)认为非洲热带森林线后退了60-400km，是滥伐和火烧造成的，并论述了热带森林如何变成热带草原和最终变成类似荒漠景观的过程，他把这种环境退化称之为“荒漠化”。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西部非洲特大干旱加快了这一地区的土壤荒漠化进程。1968-1974年的干旱期曾造成非洲撒哈拉地区(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和塞内加尔)的特大干旱，夺走了20万人和数百万头牲口的生命。这场旱灾持续时间之长、破坏之大，令世界震惊。它产生的长期经济、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引起了人们对荒漠化问题的极大关注。为此，联合国在1975年以3337号决议提出“向荒漠化进行斗争”的口号，并于1977年8月29日至9月9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荒漠化问题会议，产生了一项全球共同行动的综合的和协调一致的方案;制定了防治荒漠化的行动计划;数十亿美元投入了治沙行动，各种抗旱防荒漠化的行动计划随之产生。
然而，自那时以来，全球荒漠化问题不但没有缓和，反而变本加厉，更加严重了。目前，全球荒漠化面积已达到3600万平方公里，占到整个地球陆地面积的1/4，相当于俄罗斯、加拿大、中国和美国国土面积的总和。全世界受荒漠化影响的国家有100多个，约9亿人。
荒漠化在全球范围内呈扩大的加剧的趋势。尽管各国人民都在进行着同荒漠化的抗争，但荒漠化却以每年5-7万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张。20世纪末，全球已损失1/3可耕地。
在人类当今面临的诸多生态和环境问题中，荒漠化是最为严重的灾难。对于受荒漠化威胁的人来说，荒漠化意味着他们将失去最基本的生存基础。在撒哈拉干旱荒漠区的21个国家中，80年代干旱高峰期有3500多万人受到影响，1000多万人背井离乡成为“生态难民”。
荒漠化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生态问题，而且演变成经济和社会问题。荒漠化给人类带来贫困和社会动荡。
二、人类对荒漠化的反思翻阅一下人类文明的历史不难看到，由于人类的无知和傲慢而造成土壤破坏的事例比比皆是。v.g.卡特和t.戴尔在名着“土地和文明”中写到：“人类踏着大步前进，在这走过的地方留下一片荒野。”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口、黄河流域等古代文明发祥地，现在都变成了荒漠。在几经盛衰的北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突尼斯、克里特、希腊、意大利、西西里、墨西哥、秘鲁……也到处可以看到土壤流失所造成的荒漠景象。这些景象比其他什么都更有力地证明了，人类在文明的旗号下对于环境的掠夺达到何种激烈的程度。
荒漠化有关的社会经济因素有人口、过度耕种、过度放牧、毁林和低下的灌溉水平有关。人口的高增长率在土地荒漠化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
据统计，中国西北部地区从公元前3世纪至今共发生沙尘暴111次，13世纪后出现的次数增多，20世纪已发生49次。专家们研究发现，西北历史人口与各世纪发生沙尘暴次数的曲线图非常相似，反映出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森林的大量砍伐，土地的大规模开垦，工矿、交通的开发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自然的荒漠化现象是一种以数百年到数千年为单位的漫长的地表变化。而现在发生的这种全球性人为的荒漠化则是以十年为单位的看得见的土地荒废。在几乎没有降雨的荒漠地带，人类无法居住。但是，在与此相邻的半干旱地带也有生产能力较高的地区。在这些地区，游牧民和农民巧妙地生活着。然而这些地区也正在受到过度开发。森林被烧毁或砍伐，变成了热带深草原。热带深草原再经受过度的农耕和放牧，土壤干燥化进一步加剧，仅存的植物在人类和牲畜的破坏下荡然无存，逐渐演化为荒漠。
现有过高的人口增长率(每年超过3-3.5%)增大了对现有土地的压力，使生产边界线推移到濒临荒漠化危险的境地，农业向脆弱生态带扩张。结果使潜在荒漠化的土地演化为正在发展中的荒漠化土地。
荒漠化治理存在的问题篇3
本次沙尘天气过程主要影响了新疆、甘肃、内蒙古、宁夏、陕西、山西、河北、北京8省（区、市）126个县市，受较大影响土地面积约5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600万，耕地面积约423万公顷，经济林地面积约24万公顷，草地面积约4100万公顷。
今年6月17日是第十九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今年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主题为“干旱和水资源短缺”，中国的主题是“不要让我们的未来干枯”，旨在唤起社会公众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造成的干旱和水资源短缺与生命关系的清醒认识，推动防治荒漠化的自觉行动，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倡导绿色发展理念和鼓励公众参与。
土地荒漠化被喻为“地球癌症”。目前全球荒漠化土地面积近3600万平方公里。受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全球荒漠化土地面积仍呈扩展态势。土地荒漠化引发了沙区群众流离失所、人们生活日益贫困、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等一系列问题，已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
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荒漠化是指气候异常和人类活动等因素造成的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干旱地区的土地退化。它不仅吞噬着古老的人类文明，而且对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存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如今，荒漠化已经成为人类在环境领域面临的三大挑战之一。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荒漠化的进逼使可以供人类惬意生活的环境逐渐缩小，必须引起了人类社会的极大关注。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防治荒漠化被列为国际社会优先采取行动的领域，大会成立了《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的公约》谈判委员会。1994年12月19日，联合国第四大会通过决议，宣布从1995年起，每年6月17日为“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
中国是世界上受荒漠化影响面积最大、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面积占国土面积的27.33%，4亿人口受到荒漠化的困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就在西北和华北地区建设防风固沙林带。1978年开始实施西北、华北、东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1991年启动了全国防沙治沙工程，20世纪末实施了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等林业重点工程。近年来，仅中央政府每年用于荒漠化防治的资金就达数十亿美元。
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荒漠化防治取得了显著成效。沙化土地面积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3436平方公里转变为目前年均净减少1717平方公里。与2004年相比，轻度荒漠化土地增加3.47万平方公里，中度荒漠化土地减少1.69万平方公里，重度荒漠化土地减少0.68万平方公里，极重度荒漠化土地减少2.34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植被平均盖度由2004年的17.03%提高到2009年的17.63%，植物种类逐步增加，重点治理区生态状况有效改善，沙尘天气次数明显减少。随着沙区生态承载力的提高，农牧业生产条件开始好转，经济林果、中药材、灌草饲料等特色优势产业快速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农牧民增收和沙区产业结构调整。
在长期的探索实践中，中国荒漠化防治工作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一是坚持尊重自然。认真落实禁止滥开垦、禁止滥放牧、禁止滥樵采的措施，实行封禁保护制度，充分发挥荒漠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功能。二是坚持工程治理。在适宜治理的区域，先后启动了一批部级和省级重点生态工程，加快恢复沙区林草植被。三是坚持社会参与。按照“谁治理、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严格保护治理者的合法权益，确保投入者得其利、治理者受其益。四是坚持科学防治。坚持分类指导、因害设防，乔灌草相结合，总结推广了100多项实用技术。五是坚持政府扶持。国家建立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和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一些地方建立了防沙治沙财政补助政策。六是坚持典型带动。国家树立了一大批防沙治沙典型，对石光银、王有德、牛玉琴、殷玉珍等治沙先进人物进行了表彰奖励，以榜样的力量推动防沙治沙工作。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迪亚洛说，中国是世界上履行公约成效最显著的国家之一，中国在防治荒漠化的政策、立法、监测和工程治理方面都走在了世界前列，堪称世界典范。
大工程产生大效果
“老蒋，敬你一杯，感谢你们老两口对6000亩梭梭林的保护，一有时间我就再来看你们，一起喝两杯。”新疆自治区吉木萨尔县政协副主席马学智对负责沙漠深处梭梭林看护的护林员蒋根成说。蒋根成和老伴成存兰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里看守梭梭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老两口住在三岔口林业管护站里，周围是茫茫荒漠和一片片的梭梭。
“沙漠里有狼，也有狐狸等，我们太阳落山就把门关紧，不再出去，否则碰上狼群就麻烦了。在白天老蒋出去巡视，我就给他带上一些鞭炮，遇到狼群可以用鞭炮驱散它们。”成存兰讲述着自己一天的生活。
正是因为有了蒋根成夫妇这样的人，中国的防沙治沙事业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30年前，三北防护林工程启动，共和国新一轮治沙战役全面打响，在人们惊叹、怀疑的目光中，中国人防沙治沙的雄心和决心展示在世人面前。在共和国北部40%的版图内掀起了一场防沙治沙的人民战争。
三北工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植树造林工程和我国生态建设的重要载体与平台，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已经走过35年，生动地反映了我国探索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奋斗历程。30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北工程建设。工程建设初期，国务院专门成立了三北防护林建设领导小组，批准组建了三北防护林建设局，并将工程列为国家重点项目，由国家拨专款实施。所有这些，为三北工程建设顺利推进营造了良好环境、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北工程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为生态文明建设树立了成功典范。工程累计完成造林保存面积2500多万公顷，工程区森林覆盖率由1977年的5.05%提高到12.4%，森林蓄积量由1977年的7.2亿立方米增加到14.4亿立方米，在祖国北方构筑了一道坚实的绿色生态屏障，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明显减轻。工程区27.8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得到治理，沙化土地面积年均减少1500平方公里，长期扩展的趋势得到扭转；治理水土流失面积38.6万平方公里，黄土高原重点治理区治理程度达到70%以上，水土流失面积和侵蚀强度开始“双下降”，入黄泥沙量年均减少4亿吨左右；营造农防林253万公顷，工程区农田林网化程度达68%以上，2248万公顷农田得到有效庇护，每年粮食因此增产100亿公斤。同时，工程区建成了一批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和饲料林基地，木材等林产品生产能力明显提升，种植业、养殖业、流通业和生态旅游业等蓬勃发展，一些地区农民涉林收入占到总收入的50%以上。三北工程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被誉为“改造大自然的伟大壮举”。
为了遏制频繁侵袭京畿重地的风沙，2000年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在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先期试点展开。通过对现有植被的保护、封沙育林、飞播造林、人工造林、退耕还林、草地治理等生物措施和小流域综合治理等工程措施，尽快恢复北京周围地区的林草植被，解决首都的风沙危害问题。
经过12年的持续治理，目前工程区已初步形成“人畜下山，让草灌长起来；封山禁牧，让山川绿起来；舍饲圈养，让农民富起来；产业发展，让经济强起来”的发展格局。
据第四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结果显示，1999?2009年，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区涉及的5省沙化土地总面积减少116.3万公顷，占沙化土地总面积的2.56%。从“沙逼人退”到“人进沙退”，工程区林草植被迅速增加，生态效益不断显现，森林碳汇明显增加。
1999年，为改善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的状况，中国开始试点实施退耕还林工程。2002年开始，在全国25个省全面启动退耕还林工程。退耕还林工程是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出发，将水土流失严重，沙化、盐碱化、石漠化严重，生态地位重要、粮食产量低而不稳的坡耕地、沙化耕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停止继续耕种，因地制宜地造林种草，恢复植被的重点工程。
在工程实施中，国家实行资金和粮食补助制度，在一定期限内向退耕还林者提供适当的补助粮食、种苗造林费和现金补助（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每年补助原粮分别为150公斤和100公斤，生活补助费20元）。截至2011年年底，全国共完成退耕还林工程建设任务2894.4万公顷，其中退耕地造林926.4万公顷，宜林荒山荒地造林1698万公顷，封山育林270万公顷。使占国土面积82%的工程区森林覆盖率平均提高了3个多百分点。
中国“十二五规划”要求在重点生态脆弱区和重要生态区继续实施退耕还林还草，重点治理25度以上坡耕地。据测算，退耕还林工程中国总投入将有4300多亿元。退耕还林对陡坡耕地和严重沙化耕地实施退耕和还林，对改善生态环境、维护国土生态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工程带动了大投入，大投入产生了大效果。我国防沙治沙工作由于有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人民群众的全力投入，取得了重大成绩。根据第四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监测结果，与2004年相比，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减少12454平方公里，年均减少2491平方公里。土地荒漠化和沙化呈整体得到初步遏制，荒漠化、沙化土地持续净减少，局部地区仍在扩展的局面。
一是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由扩展转变为持续净减少。荒漠化历次监测结果显示，2000年以前，中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呈扩展趋势，年均增加10425平方公里；2000?2004年中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实现净减少，年均净减少7585平方公里；2005?2009年中国荒漠化土地面积继续保持净减少，5年间净减少12454平方公里，年均净减少2491平方公里。
二是荒漠化和沙化程度持续减轻。与2004年相比，中度荒漠化土地减少1.69万平方公里，重度减少6800平方公里，极重度减少2.34万平方公里；中度沙化土地面积减少9906平方公里，重度减少1.04万平方公里，极重度减少1.56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中，流动沙地、半固定沙地减少7084平方公里，固定沙地在沙化土地中的比重由2004年的15.7%上升到2009年16.06%。
三是植被状况进一步改善。沙化土地植被平均盖度由2004年的17.03%提高为2009年的17.63%，5年间提高了0.60%，植被盖度50%以上的沙化土地面积增加1.03万平方公里，盖度小于10%的沙化土地面积减少1.36万平方公里。荒漠化和沙化重点保护治理区植物种类明显增加，植被群落稳定性增强。在京津风沙源工程范围的典型草原区，未治理区域多样性指数仅为1.80，治理区域达到2.13。
四是重点治理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重点治理的科尔沁沙地、毛乌素沙地、浑善达克沙地、呼伦贝尔沙地、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区等区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以京津工程区为例，与2001年相比，土壤风蚀总量减少5.2亿吨，减幅达44%；土壤水蚀总量减少2.87亿吨，减幅达82%；地表释尘量减少1352万吨，减幅达43.3%。有效减缓了沙尘天气对京津地区的影响。
科学防治沙中淘金
党的十把建设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作为党的重大行动纲领写入，这在世界政党发展史和执政史上还是第一次。
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林业是生态建设的主体和建设生态文明的主阵地，必须切实担负起建设生态文明的历史重任，充分发挥林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十报告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要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扩大森林、湖泊、湿地面积，保护生物多样性。加快水利建设，增强城乡防洪抗旱排涝能力。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提高气象、地质、地震灾害防御能力。
荒漠地区蕴藏着天然特有品种和品质的经济植物、动物和药材，是地球生态系统中一个独特的子系统，由荒漠地区各类生物和环境构成的陆地荒漠生态系统，在保障着全球41.3%陆地面积和20亿人口生存的同时，还为人类保存了许多特有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为人类提供了独有的丰富奇异的自然景观。荒漠生态系统，既是全球生态系统的脆弱带，同时也是不可或缺的生态类型。
我们所说的防治荒漠化是指人类对荒漠生态系统的边缘进行干预，使之不再扩展，并通过以沙为原料的产业化造福人类。
今年3月21日颁布的《全国防沙治沙规划（2011-2020年）》中，明确提出的目标任务是，划定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加大防沙治沙重点工程建设力度，全面保护林草植被，积极预防土地沙化，综合治理沙化土地。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实施，2011?2015年为第一阶段，2016?2020年为第二阶段，10年共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2000万公顷，其中第一阶段1000万公顷，第二阶段1000万公顷。到2020年，使全国一半以上可治理的沙化土地得到治理，沙区生态状况进一步改善。
这是我国进一步提出的防沙治沙的明确目标与任务。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防沙治沙的决心和信心，但我们必须明白防沙治沙工作就是摸清荒漠的脾气，对症下药，让它按照自然的生态法则衍变发展。只有这样沙漠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变得越来越温顺，我们的家园也才会越来越安宁。
“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暖季不下雨，冬雪渺无踪”。这是内蒙古乌海曾经的真实写照。乌海市位于乌兰布和、库布其沙漠和毛乌素沙地交汇处，干旱少雨，风蚀严重，生态脆弱。天然林资源少，地表植被稀疏，类型简单，1976年，植被平均盖度仅为25%，森林覆盖率不到0.3%。
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乌海市人民年复一年，与风沙灾害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经过近30年的努力，昔日的沙海变成了绿洲，星罗棋布的葡萄园、纵横交错的通道林、大片大片的梭梭林、柠条林向人们展示着一个充满希望、充满遐想的绿色之洲。
长期以来，乌海市重复着“年年栽树不见树”这样一条恶性循环的道路。年降水量不足160毫米，年蒸发量却高达3500毫米，如何利用现有条件发展自己的生态林业一直困扰着乌海人，树种的选择、灌溉的方式、后期的管护等，不断摸索中，最终依靠科技植树，为乌海造林开启了一扇大门。
今天的乌海，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完全是另一番景象。由于科学治沙，昔日的沙海已经被星罗棋布的葡萄园、纵横交错的通道林和大片的梭梭、柠条林所代替，成为人们眼中的“绿色之海”、“希望之海”。
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纪检组长李树平说，内蒙古始终把科学治沙放在首位，充分遵循自然规律，研究探索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和技术，为提高防治成效发挥了重要作用。针对内蒙古的自然气候特征，加大了以抗旱造林为主的林业适用技术组装配套和推广应用。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技术培训，培养和造就了一支防沙治沙专业队伍。
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所属的奈曼旗、库伦旗和科左后旗这三个防沙治沙重点地区，记者切身感受到了沙漠化为人民生活带来的灾难。一片片连绵不绝的沙丘，光秃秃的泛着白光，风在远处走过，一层层的沙子便拖着长长的尾巴跳起舞蹈。过去提起沙漠，记者的意识中还只是想到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显得那么遥远，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记者怎么也不敢相信距离北京仅仅300多公里的地方就有这么大面积的流动沙丘和沉寂的荒漠。
通辽市林业局林敬春告诉记者，“沙子堆平房，毛驴上了房”是通辽很多乡镇苏木农民经历过的沙漠化灾害，所以这里的民众对防沙治沙的热情都非常高，因为他们知道治理沙漠是为了自己出门不吃沙，庄稼能多打。
通辽市在治理策略上，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原则。平缓的沙地推行“乔木网、灌木带、优质牧草中间盖”模式；在起伏较大的固定沙地推行生物经济圈、近自然林模式；流动、半流动沙地则推行植物再生沙障模式；在浅山丘陵地区实行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的生态经济沟模式。
在运行机制上，通辽市实施了“谁造谁有，合造共有，允许继承和转让”的政策，在科尔沁沙地的治理上推行承包、租赁、拍卖、公司化治理开发等多种治理方式，鼓励社会各界承包沙地和荒山，兴办私营林场，逐步形成了国家、集体、个人及各种非公有制组织共同投资造林的治理开发机制。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通辽穿沙公路被誉为老百姓的幸福路。穿沙公路顾名思义就是穿越沙漠的公路。在沙漠中修建一条公路的难度有多大，一条穿过沙漠的公路能为居住在沙漠中的人民带来怎样的生活改变？带着这样的问题，记者在库伦旗一条2001年完工的公路上得到了验证。在库伦旗林业局副局长曲成刚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1999年动工，2001年竣工的茫三线穿沙公路上。这里已经没有了流动沙丘的单一色调，进入我们眼帘的是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色。乔木林、灌木丛、沙草已经覆盖了起伏的沙丘，一些柠条鹅黄的小花让人的心情愉悦。在一个高大的沙丘上远眺，茫三线穿沙公路像一个绿色的扁担，挑起了两边向沙漠延伸的绿色植物。微风吹过，已见不到沙尘扬起，看到的是草木轻松的摇摆，沙丘安详的睡卧。曲成刚对记者说，茫三线穿沙公路综合防沙治沙面积可达42万亩。这条路可以说是一条防沙治沙路，也可以说是一条农牧民的致富路。这条路修通以后，身处沙漠腹地的茫汉村就是猪肉的价格都比修通前平均一斤多卖5毛钱。
通过卫星遥感图，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在北纬42°02′?42°36′、东经116°51′?117°39′的浑善达克沙地南缘的河北省最北部，有一处集中连片的绿色与周边灰黄色相连的地区，这就是塞罕坝。这里过去曾经水草丰美、树木苍翠。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原始森林荡然无存，美丽的高岭变成了白沙弥天、林木稀疏的茫茫塞外荒原，有风吹过都是飞沙走石，对面不见人。
1962年，原林业部在这片荒原上建立了直属塞罕坝机械林场，开始了大规模的植树造林。经过50年的艰苦奋斗，几代塞罕坝林场干部职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成功营造了112万亩人工林，创造了一个变荒原为林海、让沙漠成绿洲的绿色奇迹。如今，塞罕坝林场森林覆盖率已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1.4%提高到现在的79.4%，林木总蓄积量达到1012万立方米。每年可采木材10多万立方米，吸收二氧化碳74.7万吨，不仅当地生态状况明显改善，年降水量由417毫米增加到530毫米，而且有效阻滞了浑善达克沙地南侵，为京津地区构筑起一道坚实的绿色屏障。
塞罕坝人依靠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牺牲了两代人的青春和汗水，将荒漠变为绿洲，把风沙锁在塞外，在高原上筑起了一座绿色丰碑。这全是塞罕坝人尊重自然规律，依靠科学技术的结果。
塞罕坝机械林场下属的三道河口林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三道河口都是沙地，造林难度相当大。在生产过程中，他们创新造林方式，在沙地实行沙棘带状密植和黄柳分根压条造林；适宜地块实行十行造一行一穴双株，雨季带坨补植的备补苗方式；抗旱保墒能力低的地块实行大规格容器桶造林。
在一个造林作业区，记者看到一棵棵樟子松树苗艰难地生长在沙地中，由于缺水，针叶末梢有的已经干枯。塞罕坝机械林场林业科王副科长告诉记者：“沙地造林的难度之大，人们难以想象。塞罕坝的林子多数都是在这样的立地条件上建起来的，塞罕坝人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沙地渗水性能好，就一次次挑水多浇；小苗不好成活，就换大苗。因此，塞罕坝林场不仅是艰苦奋斗的精神，而且为生态造林，付出的成本也相当高。”
科学防沙治沙是提高治沙效率的重要手段，我国各级政府都加大科技投入，以期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近年来，不少专家学者也对防治荒漠化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
全国政协人口与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央项目指导委员会主任江泽慧认为，在中国西部土地退化防治过程中，应突出土地退化防治政策与机制创新。建立多目标管理、多部门参与、全方位互动的统筹协调机制，“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社会支持、农民受益”的公私伙伴关系合作模式，“公司+基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协会）”的市场运作机制，基于生态、经济、社会效率的土地退化防治成本效益机制，完善生态补偿、扶贫开发等政策保障支持。这些新机制，将为政府决策、企业和社会广泛融入，以及农牧民参与式管理提供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持。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龙永枢认为，当前防治荒漠化和沙尘暴需要重视五大问题：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防治荒漠化和沙尘暴要加强多学科合作研究；要加强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结合；要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实施防治结合的战略；要因地制宜做好规划；要加大制度创新与治理投入力度。
他认为，荒漠化扩展，沙尘暴肆虐，最根本的原因是生态系统出了问题。防是治本之道，主要指防止人类活动的负面环境效应，因此必须整合全社会的力量，合理利用地方资源，建立适宜的产业结构；治是应急之路，主要指通过一定的工程技术措施，对已经荒漠化了的土地进行生态重建和恢复。只有防治结合，才能标本兼治。
国家林业局防沙治沙办公室主任刘拓认为，荒漠化防治是一项系统工程，一要尊重自然规律，充分发挥生态系统自我修复功能的作用。二要因地制宜，实施荒漠生态系统建设。三要运用物质利益驱动原则，激发全社会荒漠化防治的原动力。
在谈到发挥科技引领作用，着力提高荒漠化防治成效时，刘拓说，要大力鼓励有关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开展荒漠化防治科技创新研究，针对关键疑难技术问题开展多部门、多学科联合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引领作用。加强现有科研成果的集成、组装和加工，加快防沙治沙实用技术研发，促进防沙治沙科研成果转化、升级。建立防沙治沙实用技术推广服务体系，鼓励科研人员深入防沙治沙一线，解决科技推广最后“一公里”的瓶颈问题。
以沙致富生态与民生双赢
2012年6月17号，联合国UnCCD官员在实地考察了亿利资源治理的库布其沙漠之后，在世界荒漠化日上提出了一个看起来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世界土地荒漠化零增长。UnCCD负责人说，提出这个目标的灵感来自于中国库布其沙漠亿利资源治沙模式的成果。亿利资源集团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二十多年创造了5000多平方公里绿洲，而且发展了沙漠新能源、新材料、天然药业等沙漠绿色经济，惠及了十几万人的生活和生产，特别是在沙漠中改良了一定规模的可利用耕地，发展了沙漠现代农业，实现了沙漠耕地的正增长。
众所周知，荒漠化的一个主因就是人类不当的行为所致，那么如何将生态治理和相关产业有机结合，进而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无疑已经成为这个时代防沙治沙寻求的战略方向。20多年前，中国科技泰斗钱学森就曾满怀期待预言：西部中国16亿亩的沙漠戈壁将会为共和国生长出几十亿财富。
在我国，沙区往往是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当地的经济，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平，一般都相对较低。要想更好地推进防沙治沙工作，必须首先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只有大家富起来，才能有更大的热情投入到防沙治沙中去。
目前，为了实现防沙治沙的可持续发展，在防沙治沙实践中，国家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生态改善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在严格保护和有效治理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沙区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沙区特色产业。特别是注重扶持发展资源消耗低、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沙产业开发项目，带动沙区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产业化经营，促进农民增收。
作为中国第一家以“沙产业反哺治沙”而闻名国内外的亿利资源沙产业集团，是由亿利资源集团下属的沙产业事业部改组而成。作为一个集荒漠化防治、生态建设、黄河保护、沙产业发展、新能源开发、国际会议以及沙区百姓致富“七位一体”的产业链，其形成可以说整合了亿利资源全部沙产业相关公司，成功的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并依托亿利资源沙产业的平台，实现了品牌的集聚效应。在开辟出一条特色沙产业之路的同时，亿利资源也真正找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佳结合点，其品牌价值也由此节节攀升。
亿利资源集团董事长王文彪告诉记者，亿利资源率先实现了变废为宝，变沙害为沙利。他们在库布其沙漠探索出产业化治沙的新思路，并实现了由沙逼人退向人逼沙退、由贫瘠荒漠向绿色产业的转变，开发了沙漠旅游、沙漠中草药种植加工、沙漠新能源等多种沙漠生态产业。可以说在防治荒漠化进程中，亿利资源走到了世界
前列。
在北京中关村有这样一家公司，它们以沙为原料，通过技术创新，加工成各种各样对人类有益的砂产品，系统集成“以砂精铸、以砂增油、以砂兴水、以砂治沙、以砂建筑、以砂兴农”为代表的解决方案，在精密铸造、石油开采、生态建筑、现代农业等领域在同行业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已形成一个具有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砂产业。它就是北京仁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005年，北京仁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秦升益有效解决了传统的通过孔隙透水易被灰尘堵塞的技术难题，首创出“生泰砂透水砖”及配套技术产品，参加了“2005建设节约型社会展览会”。总书记在展位前仔细了解了产品情况并且看完了透水演示后，刚走出几步后又回过头来问：“这种砖透水了，粘结层的透水问题也解决了，但怎样才能让砖里渗出的水很快渗透到土壤里？”
总书记提出这样专业的技术问题，让秦升益敬佩不已，他马上解释说：“水的表面张力被破坏后有一种惯性，遇到地面仍有很强的穿透能力，所以能渗到地下，补充地下水。”展览会后，中央各大媒体报道了秦升益的透水砖。很快，仁创接到了来自各地的30亿
大单。
而秦升益并不满足，他的目标是环保的沙制家具、看不到钢筋水泥的沙造楼房。现在，在密云生产基地，一幢二层小楼拔地而起，从门窗，到天花板、地基，所有的所有，全是以沙为原料，它是秦升益梦想的雏形。
“钱学森先生曾提出‘沙产业’理念，我们如今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将‘沙产业’发展到‘砂产业’，开创出了一个以用砂为标志的工业型战略性新兴产业。”仁创集团董事长秦升益语气中透着掩饰不住的激情。
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地处毛乌素沙地中心，防沙固沙全靠满地的沙柳、旱柳、柠条等土生的树种。由于过去没有加工手段，农牧民只能守着绿地受穷。近几年，乌审旗狠抓林沙产业体系建设，大力发展刨花板、沙柳切片、饲料加工、生物质发电等生态产业。当地百姓说：“荒沙我治理以后，柳高竿盖房子也是钱，再一个沙柳平茬以后卖给刨花板厂也是钱。原来当柴烧的土灌木现在很抢手，过去没人要的荒沙地现在也值钱了。”
有学者认为，如果从自然环境的角度上看，在沙区发展产业促进农民致富，受一定的局限，但治沙是改善生态环境必须要做的，因为它牵扯到农民的生存和致富，这两点必须得结合。
荒漠化治理存在的问题篇4
关键词：锡林郭勒盟；荒漠化；环境；生态
中图分类号：F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4）01-0086-07
收稿日期：2013-10-22
基金项目：重大国情调研项目“我国北方荒漠化态势与治理成效研究”（13BJY033）。
作者简介：李红玉，女，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空间经济；王京，女，山东聊城人，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研究方向：风景园林。
中国是世界上荒漠化严重的国家之一。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研究与治理，目前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仍然以每年20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据国家林业局公布的第四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结果显示，截至2009年底，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262.3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33%。[1]土地荒漠化在造成土地生产力衰退，加剧沙区贫困的同时，也严重威胁着生态环境。
一、荒漠化治理问题的提出
“荒漠化”是一个与社会发展和人类环境密切相关的概念。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定义是：“荒漠化是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等因素，使干旱、半干旱和具有干旱灾害的半湿润地区的土地发生了退化。[2]”在目前人类面临的诸多生态环境问题中，荒漠化可谓是最为严重的灾难之一。荒漠化不仅表现为大风吹蚀，流水侵蚀，土壤盐渍化等造成的土壤生产力下降或丧失，而且会严重阻碍相关地区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发展进程。对于受荒漠化威胁的地区而言，荒漠化意味着该地区的民众会失去最基本的生存基础。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将我国北方荒漠化防治对策研究确定为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重大项目。笔者作为该调研小组成员，走访了内蒙古锡林浩特、正镶白旗、鄂尔多斯、乌审旗、额济纳旗等12个地区，在全面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选定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锡林郭勒盟的荒漠化治理为案例。
据有关资料显示“锡林郭勒草原的生态状况对我国北方大区域生态环境具有重要影响。野外调查与遥感数据分析表明，锡林郭勒草原退化现象十分严重，退化草原面积近64%”。[3]笔者认为，锡林郭勒盟自2000年沙源治理工程启动以来，治沙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但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如何继续巩固和扩大治沙成果仍是一个不能回避的课题。并且这个课题的研究对其他荒漠化地区的治理也会提供有益的借鉴。
因此，本文以锡林郭勒盟荒漠化态势和治理成效为研究对象，在具体写作过程中采取实地考察、现场测量以及与当地政府各职能部门专题座谈等形式，对该地区荒漠化情况的历史、现状等进行了宏观与微观、经济与环境等多维度观察，在全面搜集第一手资料和地方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深度分析锡盟荒漠化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现状提出新时期该地区荒漠化治理的可行性对策与建议。本文以“明确选题―指出问题―提出建议”为主要脉络，围绕政府职能、治理规划、资金配置、治理模式等几方面，一点带面，对我国荒漠化治理问题做出相关的探讨。
二、锡林郭勒盟荒漠化治理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锡林郭勒盟境内荒漠化地区主要是浑善达克沙地。该沙地位于正蓝旗北部，被称为“京津沙尘暴”的源头。近十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通过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项目、国家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等一系列措施，该盟在沙漠化治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经验。主要表现在浑善达克沙地植被状况明显好转，荒漠、半荒漠半草原急剧恶化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生态系统进入正向演替阶段。但同时也看到，锡林郭勒盟草原生态环境不容乐观，在今后荒漠化治理中仍面临着不少困难。这些难题主要表现为严峻的自然气候条件的影响、治理的可持续性，以及治沙投入与产出、草场保护与牧民过度放牧等突出问题。
1.严峻的自然气候条件影响
锡林郭勒盟境内浑善达克沙地在气候条件的影响下呈现出动态变化的趋势。截至2012年，浑善达克沙地大面积的沙丘一直在逐渐向南移动，威胁着京津地区乃至全国的生态环境[4]。由锡林郭勒盟气象部门提供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这一地区极端气候现象时常发生。如位于锡林郭勒盟南端的正蓝旗从1999年到2008年全年发生沙尘暴的天数增加到了9天，是十年前的3倍。以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北部的苏尼特左旗为例，2011年年降水量仅为166.9mm[5]，远不及该地区多年平均降水量，给当地正常生产生活和治沙工作带来了诸多难题。从近几年降水情况来看，锡林郭勒盟1998年降水较多，从2003年开始降水减少，特别是2013年降水出现明显减少的趋势，气温却比往年高，这种高温少雨的双重因素加速了该地区的干旱。锡林郭勒盟降水变率大、降水分布不均匀，表1的一组统计数据[6]足以说明这种情况。
通过锡林郭勒盟1961-2006年春夏季（3-8月）降水量距平百分率累积曲线图（图1）与干旱级别标准表格进行对比，不难看出，锡林郭勒盟春夏季情况具有干旱出现频率较高，春夏连旱比率较高的“双高”特征。特别是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锡林郭勒盟年降水量在波动中呈现出明显的下降态势，干旱形势日益严峻。这在无形中增加了沙漠水分涵养的难度和防风固沙植被成活的难度。同时，全球气候持续变暖带给锡林郭勒草原荒漠化治理的影响也同样不容忽视。气候变暖会加剧锡林郭勒草原干旱发展，进而导致草原退化，进一步增大荒漠化程度。
荒漠化与沙尘暴相互作用和影响。一方面锡林郭勒草原草场的少雨干旱会加速气候干燥，加剧沙尘暴灾害的频发；另一方面，沙尘暴的频发又会风蚀土壤，破坏植被，掩埋农田草地。在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的背景下，这种互为因果的连锁反应现象极可能会导致恶劣气候的恶性循环，在本地区乃至更大的范围内造成难以估量的危害。
2.荒漠化治理措施难以因地制宜的长远规划
由于历史的或其他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使前期荒漠化治理方案缺乏长远规划，特别是一些地区的各阶段治沙规划缺乏科学衔接，给目前荒漠化治理的可持续性带来了一定的障碍。从前期荒漠化治理的规划策略不难看出，不同地区的防沙治沙方案较为单一，方式方法基本相同。事实上，全盟各旗县地质气候条件千差万别，不同区域的荒漠化往往具有不同的情况，从这个方面看，针对不同地区、不同问题的精细程度还相对不高。例如水资源一项，对河流上游的水资源利用规划与下游的利用策略就应有所区别，否则大刀阔斧的一轮治理过后，一些隐性的问题也会在此后的治理工作中慢慢显现，这势必增加防沙固沙工程一期和二期之间乃至更多治沙阶段衔接的难度。
荒漠化治理作为一项长期的、综合的复合型的系统工程，一旦不能稳步推进就会导致阶段性反复。特别是在规划方面，不仅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配合，更需要地方相关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特别是一些职能部门在这一问题上认识不到位，不能及时地发现问题，难以因地制宜出台有针对性的长远规划。这种情况又会导致项目与项目之间的衔接往往做的不到位，使有些政府部门采取“各扫门前雪”的狭隘做法，造成荒漠化治理整体力量的分散，不利于治理荒漠化下一阶段工作的整体开展。
3.防沙治沙专业研究人员和针对性成果相对欠缺
长期以来，虽然国内外与荒漠化治理的相关研究取得不少成果，也不乏一些具有很强指导性质的理论和观点，但荒漠化治理的巨大工程需求相比，专业人才队伍仍然不足。在锡林郭勒盟调研中发现，成立几年以上的研究机构数量并不算少，但真正取得的成果数量与质量却难以满足实际的需求，真正能付诸于实践的研究相对较少，特别是能有效遏制荒漠化进程并能大面积推广系统性成果数量非常欠缺。毋庸置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沙漠化治理中能否培高素质的稳定的研究人员队伍将成为荒漠化治理进程中的瓶颈。如何吸引一批高新技术人才走进艰苦地区，鼓励将实践与理论在实际问题面前有效结合起来，成为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当务之急之一。
4.过度放牧与巩固治沙成果的难题
长期以来，只提供初级畜产品的放牧畜牧业是锡林郭勒草原牧民的唯一产业。草原生产能力的下降与牲畜饲草需求的增加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可能会直接导致草原面积不断缩小，牧草质量进一步退化。十年来，锡林郭勒盟全面实施“生态移民”政策，使该盟过度放牧的现象得到初步遏制。但纵观全局，由于移民问题经历的时间长、移民基数大、移民转移安置难度高，造成目前过度放牧的现象依然比较严重。除此之外，有些地方群众面对禁牧、移民政策带来的暂时性利益损失过于计较，行动上不能积极配合，这也直接或间接阻碍了治沙政策的落实，给防沙治沙工作的顺利进行增加了难度。并且以往10多年治理的一般属于便于治理并且交通和水源条件较好的地方，这些地方一般处于荒漠化边缘，治理难度相对较易。未来治沙工程要进军荒漠化核心地段，这些地段荒漠化面积更大，荒漠化程度更高，相应的交通和用水的难题也表现的更加突出。
5.荒漠化治理资金缺口与配置问题
锡林郭勒盟荒漠化治理成本高，专项资金缺口大是目前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2000年沙源治理工程启动以来，该地地理位置特殊、自然状况多变和生态环境脆弱等一系列困难也逐渐显露。目前荒漠化治理的规模和速度与构建京北绿色生态屏障的愿景要求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前期采取的是“先易后难、由近及远”治沙原则，接下来治理的区域转移向了交通更加不利、地理条件更加恶劣的远山大沙，而且受种苗、劳力、运输等价格上涨等困难的限制，营林造林等治沙成本进一步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各地政府投入的资金数额已很难适应实际需要，而其他原因造成的困难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防沙治沙工程的进一步推进。同时，繁多的治沙环节，各部门工作资金配额以及不同群体的搬迁落实等，都需要做好资金的科学预测和合理配置。
三、锡林郭勒盟荒漠化治理的对策与建议
荒漠化治理的严峻形势向我们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进一步改善草原生态环境，促进草原生态良性循环，调研组针对锡林郭勒盟荒漠化治理的现状和问题，提出如下几点对策与建议：
1.充分发挥政府在荒漠化治理中的主导作用
从目前形势而言，仍需要采用政府引导为主，多渠道投资为辅的治理模式。政府部门必须把荒漠化治理作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重要任务，应继续着眼于该地脆弱的环境问题，勇于面对困难和矛盾，调动多方力量，精心筹划，建立和完善草原生态保护的长效机制，最终推动草原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突出工作重点，统筹规划，加快防沙治沙步伐。在今后荒漠化治理工作中，地方政府要以沙源治理二期工程、“三北”五期工程等国家重点项目为依托，突出重点，规模推进。在治沙区域上，以浑善达克沙地等沙地为治理重点，采取“封飞造管并举”的综合治理措施，在巩固前期治理成果的基础上，寻求可持续性发展战略。在治沙模式上，突出林草结合，加大有经济价值树种的比重，提高生态经济综合效益；在运作机制上，发动社会力量特别是农牧民主体参与工程建设，推动生态建设的多元化进程；在管理方式上，通过林权落实到位，保证补偿资金的积极兑现，将责权利落实到户，促进荒漠化治理主体的积极性。
突出抓好重点区域造林绿化。在严格治理滥垦、滥牧、滥樵、滥采、滥建的同时，切实做好乔木绿化工作，通过城镇添绿、身边增绿，改善沙化区人居环境。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生态为本”的原则，把国家项目与地方财政投资、企业出资、部门社会投入、全民义务植树有机结合起来，突出重点，整体推进。在城镇区域范围内，应采取“以点连带，织带成面”的方式，在把握灌溉条件和管护措施的前提下，开展城镇出入口、主要通道宜林地段绿化；建设旗县市所在地、重点苏木乡镇城防林体系；建设工矿区防护林和绿化隔离带，打造宜居环境，并通过小环境的改善逐步推及无人区的荒漠化治理。
加强水系和湿地保护治理，合理涵养水源，从根源上促进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协调统一。针对锡林郭勒盟地处干旱、半干旱地区，水系源头及河道汇水区森林资源总量不足，水涵养能力不高，水资源匮乏的情况，建议结合当地的水资源实际情况，把水系湿地保护治理作为治沙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加强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和湿地保护建设，增强区域生态功能，提高生物多样性，争取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良好的生态环境。在国家基金的支持下，积极落实各类建设项目，继续扩大水系周边林地面积，提高林地和草地质量。
2.加强研究，标本兼治，进一步扩大治沙成果
荒漠化治理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它不仅需要稳扎稳打地扩大治沙规模，逐步向荒漠化核心挺进，更需要步步为营，保持并提升原有的治沙成果。只有标本兼治双管齐下，才能打好这场利国利民的大战役。关键问题之一是做好荒漠化核心地段的调查规划，为今后治沙工程的顺利展开提供可行性方案。面对第二阶段治理的“远山大沙”，各级政府、研究人员及相关工程施工部门要加大对锡林郭勒盟荒漠化核心地段的实地调查研究，采取充分的样本，全面分析数据，保证治沙方案设计的完整性和准确性。目前绝大多数沙漠的核心地段成沙历史久，原因复杂，治理难度大。针对核心地段荒漠化治理这一综合性强、涉及研究领域多的难题，要综合国家和地方的研究力量，特别是需要整合高校、研究单位和民间组织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调查研究，例如，在荒漠化治理的植物种植选择方面，就专业结构而言，既需要植物学方面的知识，也学要地理土壤学、经济学领域的专家提供相应的数据，并真正实现数据共享，在一个多元对话的平台上，展开充分的项目论证。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在原来既有项目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创新项目，形成起完善的信息反馈机制和产学研互动的运作模式，共同推进荒漠化治理工作。
在防沙治沙推进过程中，应标本兼治，适度增加对一期工程抚育、改造等提质增效为主的建设内容和配套项目。风沙源治理工程前期在对流动、半固定沙地的治理上，主要采取的是灌草为主营林造林的方式完成，虽然这些植被在防风固沙的治理项目中起到了前期示范性作用，但由于目前这些植被生长年限已久，开始逐步衰退，低质低效林多，综合效益未能充分发挥，已经出现了不进则退的趋势。因此在推进风沙源二期工程及一系列防沙治沙项目过程中，要兼顾前期工程的提质增效工作，把二期开发与巩固前期成果自觉结合起来。
3.加大资金投入，合理配置资源，协调解决治沙难题
充足的资金保障是下一步治沙工作顺利进行的有力支撑，与之相对应的高效的资源配置同样在今后的荒漠化治理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调研组在综合分析锡林郭勒盟不同类型的治沙专题会议的基础上，提出资金投入与配置方面的两点建议。
一是继续加大对锡林郭勒盟的治沙投资的力度。据数字统计，风沙源工程建设投资标准从2000年到2010年一直沿用工程启动初期的标准，尽管后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上调，但仍达不到目前造林成本的50%，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程质量与效益，也影响了地方群众参与治沙的积极性。另外，区划界定公益林总面积达2818万亩，目前获得国家补偿面积为1600万亩，在新增林地的补偿问题上存在很大缺口，给生态建设成果的巩固造成了后劲乏力的隐患。建议国家主管部门在风沙源工程二期规划中，通过科学预算加大对沙源地防沙治沙生态建设资金的扶持力度。资金投入额度应与社会经济发展幅度相当，同时考虑到新一轮治沙工作难度增加的实际困难。
二是合理配置资源，防止资金投入“一刀切”现象。以浑善达克沙地为例，该沙地涉及的锡林郭勒盟各旗县财政状况不均衡。据目前经济统计显示，锡林郭勒盟旗县的基本情况是第一产业以畜牧业为主、第二产业以矿产开采为主、第三产以传统服务业为主等特点，产业结构单一，产业层次较低，由此造成各旗县的财政收入水平不高，主要依赖国家财政支持，地方财政支出主要依靠上级转移支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低于内蒙古和全国平均水平，各旗县的荒漠化治理方面的资金均面临巨大挑战。特别是各旗县人口密度、牧区人口、人均草场面积等指标均不相同，若继续采用“一刀切”的财政补贴标准，就会造成不同地区的财政可支配数额差异进一步扩大，不利于防沙治沙工作的差异化管理和整体推进。在今后的工作中，国家政府部门应在充分调研的前提下，依据不同地区的基本情况，合理配置资源，采用划分更加精细的标准下拨资金，实现资源的最高效利用。
4.养草治沙，切实解决好过度放牧问题
根据调研研究发现，近几年锡林郭勒盟的过度放牧现象是在自然客观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下造成的。季节性草畜矛盾是造成当地牧民过度放牧的自然因素的主要方面，此外季节牧场产量的不平衡以及当地小气候变化对牧草生长的影响，也构成了锡林郭勒草原超载过牧的自然因素。依照目前的技术水平，试图通过人工干预不利自然状态从而达到防沙治沙的目的，难度很大，也缺乏现实的理论依据。因此，应该更多关注人为因素，从牧场管理体制和经济方面予以政策引导和支持，重点抓好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完善草原产权制度，从根本上杜绝草原的过度利用。课题组在调研过程中发现，锡林郭勒盟下属各旗县“双权一制”的落实程度深浅不一，导致当地有些牧民在观念中仍将草场看作公有，并不能将自身利益和草场维护有机结合起来。建议锡林郭勒盟各地政府根据本旗县实际情况，适当延长草牧场有偿承包期，增强牧户对承包草场的责任感，鼓励牧户本着追求长远利益的原则对草场进行投资建设，从而变被动为主动，以寻求草场的良性可持续发展。
二是继续推行“生态移民”政策，优化畜群结构，提高草原产草能力，切实减轻草场压力。解决草场压力应从“外部减压”和“内部提升”两方面入手。其中，外部压力一方面来自于目前牧区的人口数目相对较多，必须的生产生活需求导致的草场退化；另一方面则来自于牧区的牲畜对草场的影响。今后治沙工作中应继续将“生态移民”政策放在防沙治沙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改变牧户单一的产业结构和压缩牲畜数量等措施，减少外部不利因素对草原的冲击。值得注意的是，压缩牲畜数量并不意味着减产减收、损失牧民的合理收入，而是积极改变以往牧户“数量多=收获大”的错误观念，通过选用优质畜种、优化畜群结构的方式来追求质量的提升。就“内部提升”而言，扩大人工草场面积，提高草场产草能力也是缓解草场压力的主要内容之一。人工草地作为现代化畜牧业生产体系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现已成为衡量一个地区畜牧业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既可以弥补天然草场产草量低的不足，又可以很好地为家畜提供量多质优的饲草。因此，人工草地对于维持畜牧业生产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保护生态环境，提高畜牧业生产水平均具有重要作用。截止到2011年，锡林郭勒盟人工草场面积（包括多年生人工种草保有面积和一年生人工种草面积）仅有95646.6公顷，占可利用草原面积的0.54%[7]，这样的数据表明人工草场在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三是通过加快草场扭转机制建设和组建民间经济组织，缓解控制放牧带来的压力。牧民转移后的就业安置问题一直以来是锡林郭勒盟荒漠化治理的难题。目前锡林郭勒盟牧民草业合作社机制建立的比较完善，全境草业合作社数目达900多家，但缺少规模更大的移民转移安置点。建议国家主管部门提供相应的政策和资金扶持，发动社会各界力量从开发当地优势资源入手，建立民间经济组织，以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在一些特定的地区，还要继续实施退耕还草政策，整个内蒙古自治区牧区草原生态环境的变迁历史证明，过度农耕都会导致草原退化、生态受损。只有合理保护草地生态，才会有效地阻遏沙化侵蚀，减少水土流失，为今后长远发展创造条件。
5.创新荒漠化治理模式，增加治沙的附加值
荒漠化的治理不能仅仅限于“种树种草”、“围栏封育”等简单的传统模式，必须突破治沙技术层面的限制，从经济学与生态学相结合的角度，把荒漠化治理与农村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构建荒漠化治理的生态经济模式。
积极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荒漠化治理与发展经济相结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今后荒漠化治理工作中，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学习与借鉴国内外先进的治沙技术和经验是非常必要的。以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为例，当地草原的畜牧业发展与畜产品深加工、畜产品的国际分工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产业化经营的路子。两个国家围绕国际市场需求，采取牧业―奶、肉加工业―牧业―奶、肉加工业的良性循环，通过畜牧业促进奶产品和肉类加工业的发展，等等。诸如此类的经验都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
审时度势发展沙产业，治沙成果与经济效益相结合。早在1984年，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钱学森就提出沙产业（Desertculture）[8]的概念。沙产业开发有多种路径，如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科学技术成果，通过植物的光合作用，固定转化太阳能，发展知识密集型的农业产业。在防沙治沙过程中，应重点关注以沙物质开发、种苗产业升级、林下种植养殖和森林旅游为主体的林沙产业。产业开发要以保护当地自然环境为前提，坚持“治理荒漠化，拯救生态环境”的原则，坚持“以环境保护为主体”的投资定位，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并积极吸引外资和企业入驻，在提高地方经济效益的同时，为生态移民解决好就业问题，带动政府财政收入，实现生态改善和农牧民增收的双赢，最终形成荒漠化治理的良性循环。
转变生产方式，实现传统草原畜牧业向产业化、集约化方向转变。如前所述，传统、粗放的放牧方式已经有悖于中国北方沙漠地区脆弱的环境特点，零散的、不成规模的单纯依靠增加初级畜产品来谋求经济增长的行为，必然会导致草原的过度利用。特别是像地处防沙治沙前线的锡林郭勒盟，“更应迅速从对草原掠夺式利用的恶性循环中解脱出来，转投向以草原为依托的集约化、现代化畜牧业的生产方式”[9]。因此，一方面当地生产部门应通过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科学的经营管理方式，使各种生产要素优化组合，以获得更高的草地生产率、畜群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通过国家政策倾斜和地方政府扶持，实现跨区域经济合作，引导沙地畜牧产品的深加工和产品流通，提高农牧民从业率，进而带动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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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化治理存在的问题篇5
关键词：民营资本；沙产业；启示；建议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269（2015）02-0093-04
20世纪80年代，钱学森针对中国西部广大沙漠干旱地区的现实首次提出沙产业理论。他认为通过大力发展沙产业，中国西部16亿亩的沙漠戈壁将有可能成为巨额财富的来源。他进一步对该观点进行理论升华，郑重提出“第六次产业革命”，即以生物技术为核心的大农业革命。所谓沙产业是指利用沙地、荒漠半荒漠地区的独特优势进行经济开发，由社会投资实现自我循环的经济活动。它是一种资金和知识密集型新兴农业产业。内蒙古、宁夏等地的多年实践证明，资金和知识密集型沙产业理论具有科学性、前瞻性、战略性和可操作性，有利于推动西部大开发。目前，沙产业已经成为21世纪的战略新兴产业[1]。虽然部分地区的荒漠化治理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但形势仍比较严峻，仍有62.37万平方公里的荒漠化土地，每年经济损失超过1200亿元[2]。党的十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部署，首次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愿景。民营资本进入沙产业，既能弥补政府治沙投入的不足，也能拓宽民营资本服务公益的领域。
一、民营资本进入沙产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必要性分析
1.民营资本进入沙产业是修复生态环境、促进民族地区民生改善的重要举措。能否有效治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目前，我国沙漠化区域大多分布在“老、少、边、穷”地区，特别是西北边疆民族地区。荒漠化严重影响有关地区群众的生存、生产和生活。这既有悖于党的根本宗旨，也不利于边疆民族地区的民生改善和团结稳定。只有大规模吸引民营资本，运用推广现代创新生态治理技术，加大沙漠区域生态修复治理，才能提高当地农牧民的生产生活品质，有效改善民生。从内蒙古库布齐沙漠治沙经验来看，沙漠区域的农牧民是治沙的最大受益者。他们中有的以沙漠土地入股，成为了企业股东；有的直接参与企业生态建设和产业化工程，成为了企业工人，走上了致富道路。
2.民营资本进入沙产业是拓展土地空间、打破土地利用瓶颈的必然选择。有关数据显示，未来20年我国土地缺口将高达10亿亩。荒漠化、石漠化和盐碱化等未利用土地面积高达30多亿亩。在坚守18亿亩耕地存量红线的前提下，如何解决这对供需矛盾已经成为当前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调动和鼓励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治沙，能有效拓展未来土地利用空间，促进土地再生。沙产业是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新出路。发展沙产业是改善生态环境、拓展生存空间的重要选择。
3.民营资本进入沙产业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释放民营资本正能量的有效途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已有30多万亿民营资本和40多万亿居民存款[3]。要使这些巨额资本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潜在力量，亟需加强引导。当前，全球经济持续疲弱，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必须通过转型升级、盘活存量资本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2013年，国务院出台《全国防沙治沙规划（2011―2020年）》，全面部署防沙治沙工作，计划到2020年在西部地区防沙治沙的总投资超过2000亿元[2]15。这为广大民营资本的战略投向提供了重大机遇选择。民营资本进入沙产业不仅能带动社会资本投向战略新兴产业，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还能缓和通胀压力，规避金融风险，释放民间资本服务公益的巨大能量。
（二）可行性分析
1.政府不断加大支持力度是民营资本进入沙产业的政策环境。近年来，各级政府在财政投入、信贷支持、税费减免、权益保护等方面不断探索出台有利于治沙的政策措施。明确指出：“要注重调动社会力量，运用市场机制多渠道筹集治理资金，保障治理者合法权益。”[2]15宁夏回族自治区《防沙治沙条例》明确规定：按“谁造林谁所有、谁开发谁受益、允许继承转让”的原则，把拍卖、租赁、承包及无偿划拨宜林沙荒地治理的开发使用年限放宽到30―50年，流动半流动沙地延长到70年；允许继承、转让和抵押沙荒地。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行政公署《关于加强防沙治沙工作的决定》明确规定：“各种社会主体依法取得沙化土地使用权后，要按照签定的合同，限期治理。沙化土地使用权期限最高可达70年。”
2.实践经验为民营资本进入沙产业提供了技术支持。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开始把资本投向沙产业，创建了类型多样的产业化治沙模式，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据统计，目前从事沙产业的民营企业已有7000多家，年产值已达数千亿元。其中，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民营资本的治沙成效尤为明显。内蒙古亿利资源集团、东达蒙古王集团在库布齐沙漠产业化治沙的成效十分显著。内蒙古自治区民营资本进入沙产业，开创了举世闻名的“库布齐生态文明建设模式”。
3.较强的投资意愿为民营资本进入沙产业提供了内生动力。近年来，受高回报率的驱使，部分不成熟的民营资本盲目跟风，纷纷从传统制造业转向地产、矿藏、贵重商品乃至农产品等行业。民营资本领域存在的乱象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影响了实体产业发展，加剧了实体经济的空心化。我国正处在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发展方式深刻转变的攻坚阶段，大量淘汰落后产能是长期的政策导向。这必将给那些自主创新能力弱、处于产业链低端、产品缺乏竞争力的民营企业带来致命生存压力。民营资本亟需开辟新的投资渠道，进入沙产业是民营资本的战略性选择之一。
二、国外社会资本进入沙产业的成功经验
（一）推进制度创新，为沙漠治理提权支撑。美国政府在其早期的西部大开发中，无力在治沙方面大量投资。美国政府为了有效激发社会资本参与治沙活动，颁布了《鼓励西部草原植树法》（1873年）。该法规定：任何人在自己地产上种40英亩树木，并加以保护使其正常生长达10年之久，且树木株距不超过12英尺，就可获得160英亩联邦土地[4]。埃及政府以灵活优惠价格出售可开发沙地，鼓励民营资本参与治沙。以开罗至亚历山大沙漠公路两侧的沙地为例，公路1公里以内为1费丹200埃镑，5公里以内为1费丹100埃镑，5公里以外为1费丹50埃镑[5]。
（二）推动法规制定，为沙漠治理提供政策支持。一些国家及时出台法律法规，明确了荒漠治理机构、经费来源、近远期规划、开发模式及相关配套政策。美国联邦政府及有关州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具有可操作性的土地开发和沙漠治理法，如《麻梭浅滩和田纳西河流域管理法》（1933年）、《地区再开发法》（1961年）、《公共工程与经济开发法》（1962年）等。这些法律为荒漠开发提供了实体制度和法规政策保障。
（三）动员国家力量，为沙漠治理提供组织保证。一些国家及时组建专门机构，自上而下推动社会资本参与治沙。这为沙漠治理开发提供了组织保证。美国成立了土壤保持局，鼓励各州实施土壤保护政策；安排土地管理局向农民支付荒漠治理费用，对农民因轮耕、休耕和免耕而减少的收入在确切统计的基础上按期足额补偿。埃及在20世纪50年代成立了沙漠开发总局，由其负责项目的考察、论证和实施，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四）组织融资支持，为沙漠治理提供资金保障。美国在开发治理田纳西河流域荒漠过程中，创建了灵活的投融资机制。比如，“田纳西流域开发金融中心”向社会投资项目提供长期和低息贷款。埃及免除治沙项目所需的进口设备和原材料关税，对参与偏远艰苦地区治沙项目的企业采取20年免税政策，为在工程区内兴建工农业及旅游业配套项目的公司提供优惠贷款等。这些国家政府的特殊优惠政策使世行和许多阿拉伯国家都愿意投资沙产业。
三、我国民营资本进入沙产业面临的问题
（一）宣传动员不广，民营资本参与不充分。沙漠治理是一项投资大、周期长、利润薄、见效慢的社会公益工程。沙产业要获得社会各方面的关注支持，必须加大宣传动员力度。要深入宣传这项活动的重要意义、优惠政策、保障机制，让民营资本打消投资顾虑，积极行动起来。目前，这方面的宣传动员力度还不够。民营资本还没有大规模行动起来，其参与的整体效果还不充分。目前进入沙产业的民营企业仍以当地企业为主，外地企业不多。特别是，内地发达地区的民营企业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
（二）创新突破不够，政策吸引有待加强。资本具有逐利性特征。这决定了民营资本进入沙产业的根本动力在于利益，要求加强优惠制度的顶层设计。从现实情况来看，土地出让、财税和配套项目支持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创新突破。特别是在土地出让方面，国家没有在荒漠化地区实行差异化的土地政策，使得产业化治沙后劲不足，荒漠化治理的投入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按照现行土地政策的规定，农牧民沙地承包期一般为30年。然而，治沙绿化、发展沙漠绿色经济一般需要经过20多年的时间。这导致刚见成效就面临使用权到期的尴尬问题。承包权的不确定性风险极大影响了民营资本长期投入沙产业的积极性。
（三）组织推动不力，治沙合力尚未形成。分散性是民营资本的鲜明特征。要以推动民间治沙为突破口，积极建立多主体参与的投资支持机制，保障民间资本的治沙权益。从实际情况来看，当前存在治沙方式以企业自发为主、政府大规模推动不多，治沙主体以当地企业为主、内陆地区其他民营企业不多，治沙活动以口头响应为主、参与企业实际行动不多等问题。企业认为治沙成本高，前期投入与后期回报不成比例；政府部门认为，既然企业承包了土地，如何治理开发是企业的事情，政府不便多参与，更不能把资金投给私人。沙产业是一项资金密集型产业，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银行部门不会轻易放贷。这些因素导致民营资本不能有效组织起来，治沙整体合力尚未形成。
四、民营资本大规模进入沙产业的对策
（一）加强顶层设计
1.把荒漠化土地治理和改造列为国家战略。这是引导民营资本大规模进入沙产业的重要条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要站在国家战略高度，加大动员宣传，强化社会共识，制定优惠政策，大力吸引民营资本，促进土地再生，确保土地安全。
2.制定《民营资本参与沙漠治理开发法》。这是引导民营资本大规模进入沙产业的法律保障。从国外治沙经验来看，制定专门法律法规，以法律形式明确组织机构、经费来源、近远期规划、开发模式及相关配套政策，不仅能为荒漠开发提供实体制度保障，还能为治沙主体提供持续动力和预期。
3.建立指导沙漠开发的专门机构。这是引导民营资本大规模进入沙产业的组织保证。组建强有力的机构有利于推进民营资本参与沙漠治理开发。可探索成立由中央统战部和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税务总局及全国工商联等多部门组成的专门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相应机构，引导全国民营企业有序参与沙漠治理，改变目前本地企业孤军奋战、单打独斗的局面。
（二）加强政策支持
1.探索创建“中国荒漠化土地整治试验区”。目前，产业化治沙模式、技术和机制已经比较成熟。可在库布齐沙漠、科尔沁沙地等治沙效果较好区域创建“中国荒漠化土地整治试验区”。这是鼓励和引导民营资本大规模进入沙产业的有效路径。要在该试验区大胆推进土地、产权等制度性改革创新。要总结经验，逐步推广，在条件成熟时把成功经验上升为国家制度。
2.探索实施差异化的土地政策。要创新突破现有土地政策，在生态立法中确立“零出让”原则，做到“谁治理谁所有谁受益”。要对治理的沙地及时确权，消除开发顾虑，激发更多民营企业和个人投资沙漠生态建设。要把“五荒”土地使用权年限延长至100年以上，让民营企业和个人投资者吃下“定心丸”。
3.探索建立土地占补平衡置换制度。要尝试建立沙漠治理土地和土地使用指标占补平衡置换制度。要以治沙的实际成果为依据，对进入沙产业的民营企业进行严格考核。经过考核认定进入绿色治沙工作档案的民营企业，可在企业注册地或项目所在城市按一定比例置换用地指标。应优先考虑治沙成果突出民营企业的用地指标，以更好调动它们从事沙产业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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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化治理存在的问题篇6
关键词：围场；植被恢复；土壤理化性质
中图分类号：S-3文献标识码：aDoi：10.11974/nyyjs.20170431001
前言
荒漠化（desertification）是由于干旱少雨、植被破坏、大风吹蚀、流水侵蚀、土壤盐渍化等因素造成的大片土壤生产力下降或丧失的自然（非自然）现象[1]。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当中，超过10亿人口受到荒漠化影响[2]。我国河北省北部超过60万人口，经境内贫困人口众多，而且集中，人口的逐渐增长与土地利用面积减少的矛盾逐渐凸显。当地在极端暴雨或干旱天气下极易造成泥沙流或沙尘暴，造成植被破坏，侵蚀土壤，导致薄土层全部流失，造成严重水土流失和荒漠化，水分、养分调蓄能力迅速降低[3]。水土流失和荒漠化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冀北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和人类生存的重大生态问题，然而，目前我国冀北地区恢复生态学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荒漠化治理实践，荒漠化生态系统恢复重建严重缺乏相关理论研究的科学支撑，导致荒漠化治理成效不明显，存在荒漠化治理后的生态系统结构简单、稳定性差、抵抗力弱，治理成果难以维系等一系列问题[4]。
土壤是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态系统诸多生态过程的载体，是植物群落更新演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研究内容[5-8]。通过对特定环境条件下生态系统演替过程中土壤理化性质变化的研究，将有助于认识生态系统演变过程中地上与地下相互作用关系及机理，进而为实现人工调控草原更新演替的进程提供科学依据[9-12]。但到目前为止，尽管对冀北地区生态系统单一生态过程的研究较为深入，但对冀北地区生态系统植物多样性和土壤理化性质缺乏深入研究，其时空分异及其对荒漠化演替过程的响应尚无研究；荒漠化环境经过人工更新演替后，植物多样性和土壤理化性质特征及变化趋势如何，人工植被演替又怎样影响地下土壤的演变，以及构建怎样的草原植被才有利于该区域土壤性质的改善等问题，尚缺乏研究[13-18]。为此，本研究以冀北地区围场满族自治县环境为研究对象，研究不同植被恢复措施后植物多样性和土壤理化性质特征及其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探讨荒漠化过程中植物多样性和土壤理化性质的变化规律及其响应机制，以期为冀北地区乃至中国北方草原生态保护和荒漠化生态系统恢复重建提供理论支撑。
1研究区概况与方法
1.1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卡伦后沟牧场，牧场中心坐标n41°56’8.78”，e116°45’45.09”，平均海拔高度1021m，处于内蒙古高原与华北山地的交接带、冀北山地森林与内蒙古草原的过渡带。研究区夏短冬长，盛行偏南风，属半干旱向半湿润过度、寒温带向中温带过度、大陆性季风型山地气候。多年平均降水373mm，其中6―8月降水占全年降水的70%～80%，极端最高气温39.4℃，极端最低气温-28.7℃，多年平均气温5.1℃，全年日照时数为2704h，平均冻土深度90.2cm，土壤以山地棕壤、褐土为主，兼有少量的栗钙土、风沙土、草甸土、灰色森林土、沼泽土，研究区位置图如下图1所示：
1.2样方设置
在对研究区详细踏查的基础上，选取恢复治理荒漠化过程中的5个植被恢复措施为研究ο螅分别为空白区（对照）、水区（用洒水车洒水）、藻区（用洒水车对藻液进行喷洒）、草区（撒播苜蓿和沙打旺）和藻草区（用洒水车对藻液进行喷洒并撒播苜蓿和沙打旺）。针对这5个不同的植被恢复处理，分别在每个处理按照坡上、坡中、坡下进行样方设置，共设立了5×3个研究样方，每个样方的面积为20m×20m，样方的详细情况见表1。
1.3土壤样品的采集及其理化性质分析
1.3.1土壤样品采集
在各样地中心按蛇形方式选3个采样点，各点间距在5m之内。在各样点按照0～5cm、5～10cm和10～20cm的层次收集土壤样品，每个土壤层3次重复，均匀混合组成待测土样。荒漠化区域土壤很薄，部分仅有15cm左右，因此以0～20cm土壤层中作为研究对象。
1.3.2土壤理化性质测定
容重、自然含水量采用环刀法和烘干法[19]；pH值采用2.5：1的水土比，用电位计法测定；水解n采用碱解扩散法测定[20]；速效p采用碳酸氢钠浸提为钼锑抗比色法测定[21]；速效K采用中性乙酸铵提取为火焰光度计法测定[22]；以上分析方法见土壤农业化学分析方法[23]。
1.4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excel软件进行绘图，利用SpSS16.0软件进行方差分析、t检验、多重比较（Duncan检验）、相关性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等统计分析。
2结果分析与讨论
2.1不同处理土壤的pH、容重、土壤含水量变化特征
如表2所示，不同处理土壤的pH、容重和土壤含水量不同，处理内的不同坡位的土壤pH、容重及含水量也不同。在同一区域内，坡上的土壤pH要大于坡中及坡下部位，即坡上部位的土壤更为碱性些。从土壤容重来看，有撒播草种的区域，其土壤容重要大于未撒播的，这可能与植物根系对土壤性质的改良作用有关。5个区域中的土壤含水量，空白区和洒水区域呈现典型的冀北干旱特征，其有些土壤层的土壤含水量不足1%，但喷洒藻种的藻区，其土壤含水量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仍不足草区和藻草区的含水量大，这说明草区和藻草区对改善当地土壤环境具有显著作用。
2.2不同处理土壤的速效氮、磷、钾的变化特征
如图2所示，不同处理的各层土壤速效氮含量呈现不同的变化特征，总体来说，空白区和只洒水的区域中，速效氮的含量要显著低于藻区、草区和藻草区（p
如图3所示，同处理的各层土壤速效磷含量呈现不同的变化特征，总体来说，5个处理区域的速效磷含量并无相差太大，有撒草种的草区及藻草区内速效磷含量要显著低于其它3区域（p0.05），根据以上特征变化可以得出，有草种的区域生长的植被较为丰富，可能对土壤速效磷的吸收更为强烈[26]，因此在检测的土壤样品中含有的速效磷较少，而水区、空白区域及藻区内的植被种类和盖度几乎一样，该区植被对土壤速效磷含量的吸收也一样[27]，并能维持较高的水平。
如图4所示，同处理的各层土壤速效钾含量呈现不同的变化特征，总体来说，空白区和水区内的速效钾含量要显著高于其它3个区域（p草区>藻草区，根据研究区内的植被生长状况可以看出，藻草区的植被盖度和多样性最好，草区次之，藻区最差，植被生长良好和旺盛的区域对钾肥的吸收利用率更高，所以造成钾肥的含量呈现这样的梯度变化。
3结论
总的来说，围场荒漠区土壤理化性质总体变化特征：土壤pH为6.06～7.39，土壤容重，土壤含水量0.21%～6.32%，土壤速效氮0.3～34.64mg/kg，速效磷0.08～0.8mg/kg，速效钾10.9～34.9mg/kg。此场荒漠^的土壤理化性质随不同的植被恢复模式呈现一定的差异性，总体来说，草区和藻草区的土壤容重和速效氮含量要高于其它区域，但速效磷和速效钾含量要低于其它区域，土壤pH的含量在5个处理区域内无显著差异。撒播草种的区域的土壤理化性质和土壤含水量要比未散播的区域好，增加降水对改善和提高土壤理化性质无显著影响，藻液区和空白区的土壤理化性质相同，这是由于藻液喷洒后的时间段尚未完全发挥改良土壤改善土壤理化性质的作用。本研究尚未对土壤有机质进行分析处理，再接下来的研究可以综合前几年的土壤理化性质对荒漠区植被恢复模式做更为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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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化治理存在的问题篇7
一、
中国西部分为西北和西南两大区域：西北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等省区，西南则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广西、重庆、西藏等省市区。学术界一致认为，西北地区土地荒漠化的情况很严重，但对西南地区的土地荒漠化尚未达成共识。事实上，土地荒漠化的问题在西北和西南地区都是存在的，只是表现的特征不同而已。
据国家林业局《第二次全国荒漠化监测》结果，1999年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达到267.4万平方千米，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27.9％。其中风蚀荒漠化面积187.3万平方千米，占荒漠化土地总面积的70％；水蚀荒漠化面积26.5万平方千米，占9.9％；土壤盐渍化面积17.3万平方千米，占6.5％；冻融荒漠化面积36.3万平方千米，占13.6％[2]。这些荒漠化的土地主要分布在18个省（区）的471个县（旗）。这些县（旗）大部分位于西部地区。
西北地区的土地荒漠化主要表现为农田和草场的沙化。我国西北地区有十几处面积较大的沙漠，它们是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库姆达格沙漠，青海的柴达木沙漠风蚀地，内蒙的巴丹吉林沙漠、乌兰布和沙漠、雅玛利克沙漠、浑善达克沙地，内蒙、甘肃的腾格里沙漠，内蒙、宁夏、陕西的毛乌素沙地等等。这些沙漠分布于东经75°至东经122°，北纬37°至北纬47°的高原、盆地和平原之间，总面积达70多万平方千米[3](p3)。除沙漠之外，西部地区还有将近60万平方千米的戈壁。如此广袤的沙漠、戈壁是中国西部独特的自然景观，也是西部土地荒漠化的重要表现。
在茫茫沙漠和漫漫戈壁的周边地区，土地荒漠化的情况随处可见，不少地方的耕地和草场已经完全沙化。内蒙古沙漠化土地最多，达80560平方千米；其次是新疆，沙化总面积为30471平方千米；陕北地区沙化21686平方千米；甘肃沙化面积10736平方千米；宁夏沙化面积10215平方千米；青海沙化面积亦达到4400多平方千米。在上述沙化土地中，正在沙漠化的土地约67000平方千米，强烈沙漠化的土地约60000平方千米，严重沙漠化的土地约35000平方千米。陕北地区和内蒙鄂尔多斯地区，内蒙科尔沁、西拉木伦河上游、锡林郭勒及察哈尔草原，宁夏中东部地区、贺兰山西麓山前平原，甘肃弱水流域、阿拉善中部及河西走廊绿洲边缘地带，沙漠不断向外扩展[4]，使大片农田、草场呈现出荒漠景观。据统计，陕西土地荒漠化率为15.96％，甘肃为50.62％，宁夏为75.98％，青海为33.06％，新疆为86.07％，内蒙古为59.27％[5](p153)。情况相当严重。
西南地区的土地荒漠化则主要表现为农田的石漠化。石漠化地区土层浅薄，植被稀少，生态环境脆弱。在漫长的岁月中，西南诸省区形成一些面积较大的岩溶地貌和石漠景观。如云南全省岩溶面积达11.1万平方千米，主要分布在滇东、滇东南和滇东北地区，占全省总面积的29％。贵州省石漠化土地在黔南、黔西南、黔东南、六盘水、安顺、毕节、铜仁、遵义等地均有分布，总面积达13.888万平方千米，占全省总面积的7.9％。在石漠化地区，岩石裸露率在70％以上者占石漠化面积的38.9％。有不少旱地还潜伏着石漠化的危机[6]。广西石漠化的情况更为严重，岩溶山区的石漠化面积已占总面积的37.8％[7](p336)。
除沙漠化和石漠化外，水土流失等原因引起的土地退化也相当普遍。20世纪末，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为179万平方千米，西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约占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的2／3。据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小组的《1999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和陆大道等的《1999年中国区域发展报告》，1999年西北各省区的水土流失面积为56.22万平方千米，西南各省区水土流失面积为45.99万平方千米，这还没有包括西藏的水土流失面积，如果加上西藏，数字就更大了。在西部各省区中，宁夏的水土流失率达69.94％，陕西66.87％，四川43.65％，贵州43.55％，高出全国平均值的1至3倍。由于水土流失，地力不断下降，不少原本适宜农牧的地方也出现了荒漠化的倾向。
二、西部土地荒漠化的历史过程
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看，
三、导致西部土地荒漠化的原因
从自然方面来看，中国西部存在着容易导致土地荒漠化的条件。中国西部是我国四大高原和四大盆地的所在地，在高原与高原和高原与盆地的结合部，地形地貌十分复杂，生态环境非常脆弱。全新世以来，我国气候曾发生过周期性的变化。据竺可桢先生研究，历史时期中国气候大致可分为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13](p475—498)。温暖期气候温热，水草增加；寒冷期气候干凉，风力强劲。在由暖到寒或由寒到暖的过渡阶段，气候振荡，灾害频繁，往往对西部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负面的影响。尽管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无论是干旱的西北地区，还是多水的西南地区，都曾因风力侵蚀和水力侵蚀而发生过土壤退化的事。
西北地区深处内陆，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气候干燥，沙漠较多。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大部分地方及新疆北部的一些地方年降水量在100毫米至700毫米之间，而内蒙古西部和新疆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均在100毫米以下，有些地方年降水量甚至不足20毫米。由于降水主要集中在7、8、9三个月，加之气候干旱，蒸发量大，所以一年中湿度差别较大，容易出现水灾、旱灾和风灾。历史时期西北地区此类灾害屡见不鲜。如汉文帝后元三年（前141）秋季大雨，昼夜不绝，连续三十五日，蓝田山水暴涨，漂没九百余家。又如明宪宗成化二十一年（1485），关中连年大旱，百姓流亡殆尽，出现“人相食”的悲剧。再如1983年4月27日，沙暴吹袭陕北，顿时天地昏黑，伸手不见五指。在野外耕牧的农民来不及躲避，或迷路失足，或为狂风卷起，或被沙尘窒息，死伤者多达数十人。水灾的直接后果是造成水土流失，而水土流失就意味着地力下降，开始向荒漠化的方向发展。旱灾的后果是造成土壤水和地下水大量蒸发。而土壤水、地下水与植物生长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在降水量极少的西北干旱地区，土壤的含水量主要靠地下水毛管供给。当地下水位下降，毛管上升水不能达到地表或植物根系层时，植被开始衰退，覆盖度降底，受到沙化的潜在威胁。如果地下水位进一步下降，土壤发育成干旱土时，植物便会干枯死亡。而当土壤上层长期处于干燥状态，植被衰败以后，就容易受到风蚀破坏，从而出现沙漠化。地下水位越深，荒漠化的可能性越大，植被越少，荒漠化等级越高。风灾对土地荒漠化的影响更为明显。风是沙漠扩展的原动力，地表一旦失去植被保护就会受到风蚀。在风蚀的作用下，地表的枯枝落叶层、粗腐殖质层、腐殖质层、泥炭层、盐聚层逐渐被风吹掉，形成光板地。当风沙流作用于裸露的地表时，会产生线状风蚀擦痕，擦痕加深，形成略微凸起的土墩与风蚀线状凹地。随着风蚀作用的不断发展，光板地演变成风蚀劣地，被吹蚀的物质形成风沙流。当风沙流速度降低或遇到障碍时，所挟沙尘下落堆积，受不同风向的影响而形成各种类型的沙丘，从而使该地变成沙漠景观。
西南地区的大部分地方属于热带季风气候，气温较高，降雨较多，水资源相当丰富。这一地区虽然没有什么沙漠，但存在着大量的喀斯特地貌。此类地貌石多土薄，植被很少，极易受到水力侵蚀。在水力侵蚀的情况下，水土大量流失，形成石漠化景观。古代西南地区水土流失和石漠化问题似乎并不严重，但近代以来由于人口骤增，情况发生很大变化。20世纪50年代，贵州省的水土流失面积占该省国土总面积的14.2％，60年代增至18.9％，80年代增至28.4％，90年代增至43.5％[7](p284)。四川等省水土流失和石漠化现象也较严重。正因为如此，长江之水日见浑浊，被人称为“第二条黄河”。
从社会方面来看，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大大加速了西部土地荒漠化的进程。我国对西部地区的开发已有五千年的历史。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岁月中，西部开发的活动基本上没有停止，但由于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的影响，有时出现高潮，有时停滞不前，有时甚至出现倒退的局面。大体说来，西部开发的历程可以分为八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点[14]。有些王朝在进行西部开发时，不考虑西部各地经济社会的差异。或只注重军事控制，不注意经济效益；或只注重开荒种田，不注重多种经营。对于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方，进行过度开发，甚至竭泽而渔；对其他地方则视而不见或很少过问。有的为了扩大马羊的生存空间，不惜驱逐农户，破坏庄稼，把农田变为牧场；有的为了扩大耕地面积，不惜砍伐森林，开垦草场，把宜林宜牧地区变为农业区。而滥垦滥牧、毁坏森林和粗放的耕作方式则直接影响着西部土地荒漠化的进程，对西部土地荒漠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历史时期在西部的许多地区都曾发生过滥垦滥牧的事。滥垦主要发生在西部传统的农业区域和农牧交错地带，其结果往往与土地荒漠化相联系。如在塔里木河上游的阿拉尔地区，1959年至1996年，耕地面积从22870.6公顷发展到37691.7公顷，增加14821.1公顷。同期下游阿拉干地区沙漠化土地则由137120公顷发展到149420公顷，增加12307公顷。而塔里木河下游的铁干里克农耕区1970年后因缺水灌溉被迫弃耕的16600公顷土地已经沙化[15]。滥牧主要发生于草原区，其结果也与草场退化联系在一起。如内蒙古的锡盟草原在20世纪80年代放牧超载15.4％。由于放牧过度，导致大量草场严重退化，迫使175户牧民迁往他乡[16](p93)。这样的事例在史籍中俯拾即是，不胜枚举。
由于滥垦滥牧、毁坏森林、草原的事件时有发生，其后果是森林和草原不断缩减，有些地方甚至成为濯濯童山。这种情况在黄土高原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黄土高原地区曾经存在过大片的森林和草原。在原始社会末期，黄土高原东南部、秦岭山脉、中条山、吕梁山、豫西诸山及渭河、涑汾河、伊洛河诸平原都属于森林地带，黄土高原西北部地区则属于草原地带或森林草原地带[17](p434)。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人类活动的加强，黄土高原的平原河谷地带逐渐被开垦成农田，平原河谷地带的森林随之缩减。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农业区的扩大，平原地区规模较大的森林逐渐消失，除关中地区的上林苑中尚有较多林木外，其他平原上已经很少有森林的记载。平原地区的森林消失以后，陇山以西、秦岭、晋西北诸山及阴山山脉的森林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唐宋时期黄土高原地区的森林和草原继续缩小。到了宋代，秦岭、陇山、黄龙山、岚州、石州、汾州等地的林木被大量破坏。明清时期，黄土高原地区的森林和草场进一步缩小。由于大量屯田，过度开垦，加之滥砍滥伐，平原地带自不必言，丘陵和山区的森林也迅速减少。如渭河上游的森林在这一时期大量消失，只有渭源、陇西、天水诸县的五竹山、首阳山、马鹿山、辛家山等地尚有少量森林残存下来。陕北地区的森林，主要分布在黄陵、洛川、富县、延安、延长、宜川等县的某些山区。清代中期以后，对森林的破坏犹为严重。据说在周至至洋县的300里间，砍伐林木的人经常不下数万。如此乱伐，自然对森林的存在构成巨大的威胁。此外，清代对河套等地的大规模开垦，不仅使草原面积越来越小，而且也使畜牧区、半农半牧区和农耕区的植被大量减少。据民国《横山县志》讲，“草地仅十之二三”。森林和草场的毁灭，使土壤失去了应有的屏障，不仅难以含养水分，而且在风力、水力侵蚀的作用下日益退化，甚至就地起沙。这两个原因互为表里，恶性循环，使土地荒漠化情况愈演愈烈，不少地方因此变成了沙漠。
此外，对水资源使用不当也曾导致土地荒漠化的发展。如塔里木河两岸在汉、唐时期曾有不少规模较大的城镇，天然植被良好，农业发达，但过度开垦用水，使河流萎缩，水系变迁，从而导致大片土地荒漠化，昔日繁荣的城镇也相继沦为废墟。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楼兰、且末、精绝等地在汉代都是发达的农业区，后来均被沙漠吞没。近代以来，由于山前地带新绿洲大量引水，使河流中下游水量日益减少，直接导致古代绿洲的消亡。目前塔里木河两岸的胡杨林面积由686万亩减至150万亩，下游地区60年代开垦的45万亩良田仅存18万亩。著名的罗布泊已经干涸，荒漠化的发展呈现出加速的趋势[15]。1950年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三个屯垦区，使耕地面积大量增加。为了浇地，修大小水库70座，容水26.9亿立方米。“由于渠库结合，把大量地表水引入灌区，强烈地改变了地表水的时空分配。上游灌区过量引水，再加上水库渗漏影响，使地下水位上升，次生盐渍化发展，盐渍化耕地面积占总可耕地面积的35％～45％。源流输往干流水量减少，使干流中下游地下水位下降，中游区平均下降1～2米，下游平均下降4～6米。地下水位下降，植被衰败，土壤风蚀加剧，沙漠化不断扩大，平均每年以0.25％的速度递增。生态环境恶化，局部地区（如铁干里以下）完全崩溃。”
四、治理西部荒漠化土地的策略
荒漠化治理存在的问题篇8
。因此，不注重使用有机肥和不断抽取地下水是“石油农业”生产方式导致土地荒漠化的关键。在自然环境中，土壤有机质的积累和地下水的储存主要靠生长在地面的植被。年复一年，植被的生长和凋落会给地面带来大量的腐殖质。在昆虫和微生物的作用下，腐殖质被分解成土壤的营养供新生的植物生长，也使土壤形成很好的透气、通水的团粒结构，因而不形成扬沙。下雨时，透气的土地和植物的根系能很快将雨水吸收入地。地下水资源的丰富反过来又会保障地面植被的旺盛生长。只有保持好了自然界的这种正循环模式，才能使土地免遭沙化、荒漠化。从保护土质的角度去看，动物是一座很好的将植物加工成有机肥的“工厂”。
成熟的植物如果仅靠自身在土地中腐烂，变成土壤有机质，所需的时间大约要半年。但如果这些植物被动物吃掉后，在数小时内，就能在动物体内腐烂，被动物排泻到土地中，直接成为上好的有机肥。因此，动物的粪便对保护土质和防止荒漠化是很有帮助的。土地荒漠化的恶果很严重，防止土地荒漠化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但科学家为我们指出的可行之路却并不复杂，那就是，只要遵从下面两个原则，我们就应该走在了治理和防止土地荒漠化的正确方向上：
荒漠化治理存在的问题篇9
关键词 城市边缘荒漠化；多学科交叉；景观规划
中图分类号 X17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7－0160－04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7.026
1977年，联合国荒漠化会议首次正式提出荒漠化危机。当今荒漠化这一全球性的问题，被列为世界生态危机之首，有“地球的癌症”之称。1992年联合国公约对荒漠化一词做出完善的定义：“荒漠化是指包括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在内的多种因素造成的干旱、半干旱及亚湿润干旱地区的土地退化”。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潜在发生荒漠化区域总面积可达331.7万km2。2006年国家林业局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现有荒漠化土地面积为173.97万km2，占国土面积的18.12％。
1 研究背景
1.1荒漠化的危害
荒漠化的危害比其他任何灾害更加严重，这是因为它摧毁的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并能进一步诱发其他多种自然灾害。荒漠化危害表现在三个层面。首先是土地退化层面：生境破坏、植被覆盖率降低，沙漠蔓延、吞噬绿洲，洪涝灾害引起土体搬运沉积，土壤肥力下降，土壤盐渍化，土壤污染。第二个危害层面是生物群落的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生物密度下降，恶性循环和逆向演替。第三个层面是引发气候灾害：沙尘暴次数增加；蒸发量增大；降水量减少；气温回升。
1.2荒漠化的成因、发展及特点
荒漠化的成因包括人为活动成因和自然成因。
人口增长对土地的压力是荒漠化的最直接成因，表现为：过度放牧，粗放经营，盲目垦荒，水资源利用不合理，乱采樵，过度砍伐森林，不合理开矿。过度放牧造成土地退化、植株低矮、覆被稀疏，使地表零星地。同时牲畜践踏破坏了结皮结构，加剧了土壤的风蚀。过度樵采破坏了天然植被，是造成沙丘的活化和沙质草原上风蚀发生的原因，尤其发生在干旱荒漠地带。不合理灌溉方式是造成耕地次生盐渍化的直接原因。
导致土地荒漠化的自然因素，由地理和气候两部分组成。地理因素包括：深居内陆，远离海洋；山脉对水汽的阻挡；疏松的沙质土壤。中国干旱、半干旱以及亚湿润干旱地区深居大陆腹地，远离海洋，而纵横交错的山脉，特别是青藏高原对水汽严重阻隔，使得这一地区成为全球降水最少、蒸发量最大、最为干旱脆弱的环境地带。另外，我国西北部地区有数亿亩的沙质草原土，沙粒的松散性是荒漠化的物质基础。气候因素包括：温室效应；降水量小，蒸发量大；大范围频繁强风。频繁而又超过起沙风速的大风是荒漠化的原动力。高温导致蒸发量增加、地表水分缺乏、植被稀疏、固沙能力低下，促进了荒漠化的形成。
1.3荒漠化研究现状
当前荒漠化研究，围绕荒漠化成因、发展过程、监测及治理等方面展开，主要包括：由自然因素引起的土地荒漠化；由人为因素引起的土地荒漠化；自然及人为因素对荒漠化的协同作用；物理及化学作用对土地荒漠化发展过程的影响；荒漠化与生态变化相互作用与制约；荒漠化监测、发展趋势与信息数据库的建立；荒漠化治理的高科技措施；荒漠化逆转过程及其整治的模式；荒漠化的评估与荒漠化地图的编制。
可见，我国当前对于荒漠化的防治研究已经具有较为成熟的体系。然而荒漠化治理具有专业研究性极强的特点，在荒漠与城市景观交互融合和公众了解、参与、自主保护土地意识方面尚有很大差距。
2 案例介绍和研究方法
2.1试验性规划研究区域
研究区域位于毛乌素沙漠与榆林市西北部的交界地带。毛乌素沙漠位于北纬37°27.5’39°22.5’，东经107°20’～111°30’，身处亚洲大陆腹地，具有中温带气候，是中国沙化重灾区之一。榆林市西接毛乌素沙漠，东临黄土高原。在过度放牧、不合理耕种、乱砍乱伐天然林三大主要人为活动下，大面积水系干涸、草原退化，土地植物承载力日益脆弱。由于植物群落遮蔽物减少，榆林城边缘风速直线上升(20世纪60～70年代为1560km2／a，80年代为2100km2／a，90年代为2460km2／a)，沙漠化侵蚀进程加大。
2.2研究方法
本试验性规划运用景观规划学进行整体调控，界定地域功能和使用规模，以获得最大化的城际可行生态途径；运用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学针对重、中、轻度沙化地段做出相应整治措施，并协助盐碱地改良；利用当地丰富的风力资源，作为可持续的绿色生态能源，为城市带来长远的经济收益；在治沙的具体操作中实现低成本、高成活率的防护以及具有经济效益的树种选取；以科技手段，利用绿色风能，进行空气取水，为沙漠大旱储备滴灌资源。
3 景观规划措施
3.1风电先行措施
风能是一种可再生、无污染、储蓄量大的绿色能源。毛乌素沙漠与榆林市交界地区风能资源非常丰富。榆林地区的风速常年稳定在8级左右，即风速为17.2～20.7m／s，可以实现很好的风力电能输出。针对榆林地区的实际拟安装30台风力发电机，实现额定发送功率6万kw左右。随着当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进一步增加风机的数量，实现更多的绿色能源发电，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风电先行措施作为第一步，为城市建设提供能源和资金。
3.2沙地整治措施
根据土地荒漠化程度，研究区域分为轻度沙化、中度沙化、重度沙化三个等级。
轻度沙化地区的规划目标是建立适生节水的林网农田体系。此类区域主要栽植杨树、玉米、向日葵。栽植植物之前首先整地，以作物秸秆、植物残渣覆盖地表，能够减少风蚀，提高土壤肥力和抗旱力，配合使用秸秆腐熟剂，加速土质改良。耕作方式采用免耕、少耕的保护性耕种。灌溉方式以滴灌为主。
中度沙化地区的规划目标是建立低管理度的沙生植被景观体系。此类区域主要依靠当地适生树种，如：紫穗槐、柠条、短翼岩黄芪、沙棘、沙地柏等。此外，已成功引种
用于抵抗风沙的樟子松以片区形式栽植。
重度沙化地区的规划目标是建立免管理的沙地景观区。以景观美学手段与沙漠植物、沙地特征相结合，创造地域性沙地景观。植物选种方面采用毛乌素沙漠中的抗风沙、耐沙埋、不需灌溉的植物，包括：梭梭、沙打旺、沙柳、仙人掌、花棒等。沙丘的处理分两种手段：一种是打草方格、以种植耐沙埋植物和树木结合的方式，拉平沙丘；第二种是利用化学喷剂固定沙丘表层，依据规划功能保留原地形，创造具有地域特征的游览场所。同时，风电场和空气取水实验园的选址亦在较远离城市的重度沙化区。
3.3盐碱地整治措施
毛乌素与榆林市西北交界处的盐碱地的形成，是由于沙漠边缘的干旱以及巨大的蒸发作用，使地下水携带盐分不断冲上地表，靠近地面表层的含盐度越来越大。另外，由于沙土通透性强，保持水肥能力差，稀少的降水会沿沙粒缝隙迅速渗入地层深处。因此，彻底改良此类盐碱地的措施是：对土壤洗盐以降低盐碱度；保障排水以防积盐；铺设防渗衬膜以隔离上下盐层；配合秸秆腐熟剂以增加土壤肥力；最后，种植当地耐盐碱适生树种：红柳、紫穗槐、沙柳、苜蓿、向日葵等。在整体规划实验中，植物选择依据经济适用原则，采用当地适生树种，并以图表方式，进行全面评估，其内容包括：耐风沙性、耐高温性、耐贫瘠性、耐盐碱性、最低年降水需求、品种属地、栽培条件、可生存环境、生长速度、树龄、成熟株高、着色期、生殖方式、种子成活率、植被分布速度、固沙防护效果、经济价值，见表1。
3.4农田防护加固措施
对现有农田进行“田”字形“空中绿化”，用纵横补植的林带把现有较为开敞的农田改造为林带包围的多块小型田区，树种选取以杨树为主。“空中绿化”能大大削减田间上空风速，减弱风对地面的侵蚀，并且风被植被过滤后，对城市安全的威胁也随之降低。
3.5空气取水设施
空气取水设施由风电系统维系，选址于地势较高处。高大的构架伸向空中，捕捉云雾中的水汽。水汽在聚丙烯塑料双层网上凝成水滴，汇入蓄水池，可以直接饮用，也可以用于滴灌。在此设备的基础上，设计生态沙生立体实验花园，成为当地标志性“空中花园”景观。
4 景观规划格局
4.1指导原则
以生态保护性原则、经济可持续原则、景观综合与多样性原则为主，兼顾自然景观优先和地域性美学整合原则，依据现场交通、水系、植被、土地的分布特征，建立有机的抗风沙耐风蚀的多功能生态网络系统。
生态保护原则体现在保护和利用当地现有植被、水资源、建筑物，针对原有自然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遭受破坏而发生的生境破碎，重新塑造自然生态平衡的“沙漠一城市”边缘环境；经济可持续原则重点在于成本和管理政策的把握，如建设选材的乡土化、科学协调公共资源与农户私有资源、建立区域性的统一管理，以便逐渐形成无间隙的城市抗风屏障。景观综合与多样性，不仅包括对地貌风光的多样性恢复和挖掘沙漠植物资源的多种潜力，而且包括结合大漠边缘特色自然风光和风车矩阵等人工景观，开展乡村生态旅游，促进城市经济发展；自然景观优先原则是围绕生态、经济、文化三个层面而提出；地域美学整合原则是剔除城市边缘通常存在的脏乱无序，在突出地域特征的美学价值基础上，整合景观秩序，以产生宜人风景，这是提高建设质量和吸引市民参与的重要一环。
4.2内容与格局
在场地基础条件分析、原则与技术措施明确的基础上，研究区域的规划内容主要包括：田林防护系统、田林恢复系统、沙地经济植被区、固沙植被区、盐碱地植被修复区、大漠公园、管理中心、风电厂和风车矩阵区。整体空间层次从城市向沙漠过度大致分为三层，田林防护系统和田林恢复系统作为内层，是最重要的生态恢复保护带，以高大乔木(杨树)结合农田的乡村景观为主，在抵御风沙方面效果最为显著；沙地经济植被区、盐碱地植被修复区以及管理中心属于中间层，当地沙漠植物成为主导景观，具有固沙防护、经济与观赏的三重价值；与沙漠接壤的外层包括固沙植被区、大漠公园、风电厂和风车矩阵，此区以大规模的风车景色、标志性的“空中花园”吸引游人。另外，根据高速路、城际主干道以及城市边缘道路的流向，规划区域内部道路系统，增加游览观光车道、自行车道、步行道，并在不破坏敏感而脆弱的沙地生境的前提下，修筑区域之间的绿色观光廊。
荒漠化治理存在的问题篇10
沙化土地封禁保护修复势在必行
记者：刘副局长，请您介绍一下我国沙化土地及防沙治沙状况。为什么特别提出加强沙化土地封禁保护修复？
刘东生：在青海考察时特别强调要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这对开展防沙治沙和生态修复治理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持续不断地开展荒漠化防治，取得了积极成效。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建立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实施了一系列重点工程，探索了一系列防治模式，加快推进防沙治沙，实现了全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土地沙化由上世纪90年代末年均扩展3436平方公里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980平方公里，呈现整体遏制、持续缩减的良好态势。但是，我国沙化土地面积大、分布广、危害重，防沙治沙取得的成绩依然是初步的、阶段性的。我国沙化土地面积达172.1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7.93%，还有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具有明显沙化趋势。我国北方10个重点省区沙化土地面积占全国沙化土地总面积的95%以上，形成了一条西起塔里木盆地、东至松嫩平原西部的万里风沙带。这些地区沙化问题严重，生态十分脆弱，影响着我国北方半壁江山的生态安全，依然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构筑生态安全屏障的难点。
由于受滥垦、滥牧、滥采等人为因素和气候变化等自然因素双重影响，我国荒漠生态系统依然面临着生态恶化、功能退化、部分物种消失、生物多样性逐渐丧失等严重问题。面对这种状况，必须把防沙治沙放在突出位置，采取得力措施，加强沙化土地治理和封禁保护修复，切实遏制生态恶化，恢复或重建与当地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稳定的荒漠生态系统，恢复生物多样性，保存种质资源。建设沙区生态安全屏障，必须坚持人工治理与自然恢复相结合，在适宜人工治理的地方积极进行造林营林，重建和恢复荒漠生态系统；在适宜自然恢复的地方充分借助大自然的力量，自然恢复林草植被。
封禁保护是防沙治沙的一项重要措施，一种自然修复手段。主要是对于暂不具备治理条件及因保护生态的需要不宜开发利用的连片沙化土地，通过划定封禁保护区、加强封禁设施建设等措施实行封禁保护，遏制沙化扩展，自然恢复荒漠生态系统。2013年国家启动实施了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试点，2015年制定了《国家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管理办法》。4年来，先后在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7个省（自治区）的71个县开展了试点建设，封禁保护面积达133多万公顷。通过封禁保护，沙区植被覆盖率有所提高，风蚀率明显减少。
为了进一步健全完善政策、制度和机制，加快实施沙化土地封禁保护修复，切实推进防沙治沙，按照《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要求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部署，国家林业局制定了《制度方案》，经国务院同意，印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贯彻实施。《制度方案》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切实推进我国防沙治沙事业持续健康发展而作出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开展防沙治沙工作的基本遵循。
着力解决防治问题
记者：《制度方案》有哪些亮点？着力解决什么
问题？
刘东生：《制度方案》共6个部分，22条。《制度方案》体现了以保护沙区生态为主线的总基调，通过建立健全强化保护、加快治理、规范利用的制度和政策体系，规范预防、治理和利用行为，调动社会力量参与防沙治沙积极性，推进防沙治沙工作。
《制度方案》明确提出，把防沙治沙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到2020年，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沙化土地封禁保护修复制度体系，适宜封禁保护的沙化土地得到有效保护，全国一半以上可治理的沙化土地得到治理，沙区生态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到本世纪中叶，全国可治理的沙化土地基本得到治理。
《制度方案》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和改革导向，力求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力求满足基层沙区对政策和制度的迫切需求，力求明确相关法律和规定不明确但工作实践中又急需明确的事项。通过实施《制度方案》，着力解决投入不足、机制不活、无序开发等问题。
《制度方案》提出的沙化土地封禁保护修复各项制度，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和针对性。不仅明确了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制度、沙区天然植被保护制度、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沙区开发建设项目环评制度、资源开发利用监管制度和国家沙漠公园制度等6个方面保护制度。还明确要求通过建立重点工程治理制度、技术创新和示范推广制度以及治理成果后续管理制度，推进沙化土地修复与治理。
为了调动和保护社会各界参与防沙治沙的积极性，《制度方案》提出，要建立5个方面的投入机制，即完善政府投入机制、探索开展生态保护补偿、建立鼓励各类主体参与防沙治沙的机制、建立购买服务的保护治理机制和创新防沙治沙金融支持机制。
在落实地方政府责任、强化工作推进方面，《制度方案》要求，完善防沙治沙目标责任考核奖惩制度，⒎郎持紊诚喙刂副昴扇肷城各级政府政绩考核、离任审计、责任追究等制度体系；建立沙区生态损害责任追究制度，强化沙区地方党政领导的责任意识。同时，还提出了完善部门协调推进机制，健全监测预警与监督检查机制，完善宣传教育和表彰奖励机制等3个方面的工作推进机制。
为实施重大国家战略贡献林业力量
记者：当前正在加快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和精准扶贫战略，防沙治沙必将大有作为。在这一形势下，如何推进沙化土地封禁保护修复？
刘东生：土地荒漠化和沙化是“一带一路”特别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许多国家共同面临的生态难题，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是沙化土地分布最集中、危害最严重的区域。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把加强荒漠化防治、共建绿色丝绸之路作为战略重点之一。一方面，加强本国防沙治沙工作，推进沙化土地封禁保护修复，探索防治模式，创造示范样板，改善我国丝绸之路沿线区域面貌。另一方面，继续加大对发展中国家荒漠化防治能力建设的支持，与沿线各国加强荒漠化防治合作，促进防治技术难题共克、创新经验共用、治理成果共惠，加快筑牢生态安全共同体，建设绿色丝绸之路。
我国的荒漠化土地面积大、受荒漠化影响人口多。沙区是我国贫困县和贫困人口的重点分布区域，在全国832个贫困县中有290个在沙区，占到35%，全国7000多万贫困人口中有超过2000万主要生活在西北荒漠地区，占到近30%。沙区贫困的根源在于土地沙化，不从根本上遏制土地沙化，就没有铲除“穷根”，也难以摘掉“穷帽”。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实施大规模的生态修复工程，走出了一条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并重、治沙c治穷共赢的中国特色荒漠化防治道路。近年来，我们积极响应国家实施的精准扶贫脱贫战略，把沙区扶贫脱贫作为重点和难点来攻坚，通过推进沙化土地封禁保护修复，实行生态扶贫和产业扶贫，为打赢脱贫攻坚贡献了林业力量。
为更好地发挥防沙治沙在实施“一带一路”和精准扶贫等重大国家战略中的重要作用，《制度方案》明确提出，沙化土地封禁保护修复要坚持“五个结合”，即：严格保护、科学治理与适度利用相结合，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制度约束与政策激励相结合，国家投入为主与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相结合，改善沙区生态与推动脱贫攻坚相结合。
制度方案重在落实
记者：制度方案重在实施和落实。林业部门将如何落实这一《制度方案》？
刘东生：下一步，我们要把《制度方案》明确的各项制度和要求逐步落到实处。当前要着力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着力完善相关的保护制度。对方案提出的各项保护制度，需要进一步细化，督促地方抓好落实，或协调相关部门共同落实。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相应措施，有重点、有步骤地予以推进，逐步把各项保护制度落到实处。
二是着力管控开发建设活动。严格禁止非法开垦、放牧、采挖、使用水资源，严格禁止破坏沙漠与绿洲过渡带的天然植被，切实维护沙区生态用地和生态用水。严格执行沙区开发建设项目环评制度，超过生态承载能力或对沙区生态造成重大破坏的建设项目，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不予批准，切实有效解决沙区无序开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