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遗产的概念篇1
关键词：认识路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旅游本真
一、引入问题
站在旅游者立场上，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少了相对于物质类文化遗产的那种实体性，但却增加了可交流的互动性；况且，旅游的异地性与遗产的久远性，确保了我们并不因为互动而失去应有的敬畏。关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很多重要概念，这些概念不仅能提高人们的认识，而且可以让认识形成某种模式；如果这种模式与保护目的捆绑起来，必将促使舶来的遗产保护意识在我国逐渐深入人心。《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研究：概念、分类、保护、利用》一文(下文简称《非物质》)，研究内容全面、有体系和充满新意，已显现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识路径若干概念之端倪。本文再以“文化与自然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为前提，讨论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识路径”问题。
二、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路径
1、既有概念：不明确
2003年10月17日，在巴黎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被各社区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既有的定义中，除“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成概念外，对内容的描述基本采取列举和圈定范畴的方法。从有关文献中，除不可触摸性外，我们很难再找到相关概念；至于“突出的普遍价值”、“稀缺性”、“本真性”等说法，其适合于包括自然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所有遗产。概念不明确，严重影响到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
2、今后概念：确定逻辑起点、寻找源头、给出认识脉络
随着社会的发展会出现新概念，但有些概念一经出现将拥有长久的生命力，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这样一种“今后概念”。“今后概念”如果成立，就要溯本求源，这种研究不同于诸如“黄河源头在哪里”那种老问题的深究，而是为了让新概念打下坚实的基础从而获得强劲的发展动力，溯本求源研究是一种铺垫性努力。
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得不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第17届大会(1972年11月16日巴黎)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做逻辑起点。其实，逻辑起点并不等于源头，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日本1950年颁布的《文化财保护法》，文件中将无形文化财单独列类。《非物质》一文的研究表明了这样的事实：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隐喻了逻辑起点，与源头呈分离状；那种分离，既是时间上的分离，也是空间与认定主体的分离。而确定逻辑起点是为了较快地进入研究主领域，也是为了获得起步的动力。
《非物质》一文给出了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事件发生的时间表：1950年、1962年日本与韩国分别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2年设“非物质遗产”管理部门，1989年颁布《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1998年颁布《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2001年首次公布了19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2003年又决定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替代“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并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国2005年出台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附件：《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定办法》)等。这些表明，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确实存在着认识过程的脉络。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是先在的，但对其重要性及性质的认识却是分步呈现脉络的。
3、内涵、外延与反刍再概念
所谓“自然与文化遗产”，站在旅游者立场上并在泛指情况下，一般而言，是先看到高山大川而后才有人文活动的。其实，关于遗产的正规文件是将文化置于自然之前，也就是说，站在遗产保护立场上人们是从文化切入问题的，要保护有价值的历史遗存。随着认识的深入，有了自然遗产、双遗产概念。既便是如此，人们还是格外重视文化遗产，或许是与自然创造相比，人们对祖先的创造有更深刻的崇敬之情。正因如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才刻意强调，任何一个国家在申报世界遗产时，限报的两个项目中，至少要有一项是自然遗产。
在认识的延伸过程中，人们又发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正是由于出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才让人们将既有的“文化遗产”再赋予“物质”概念。这种反刍再概念形式也可见于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替代“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那种情形。这表明，先有的概念往往是不准确的。但在保护工作刻不容缓时，就先大致圈定一个范围；那种圈定就有直感成分，或者先以具像性的第一直感加上适度理性外延做定位(如“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足之处留待后续解决。这种现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内是十分突出的，先抢救文化遗产，学术性补救往往靠反刍再概念等方式来解决。《非物质》一文给出的分阶段的“世界遗产分类表”显示了这种认识过程。
这种内涵、外延与反刍再概念的认识路径也可见于关于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与现代遗产的认识。遗产概念的逻辑必然是指向历史遗存，这是初始的形式内涵，“突出的普遍价值”被认为是遗产的本质，由此推演出现代遗产概念，扩大遗产的常规所指。正因为“现代遗产”的出现，才可能将此前关于文化遗产的各种存在反刍定义为“历史(性)遗产”。
4、实在解：遗产传承人、小物(件)性、文化空间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英文名称是intangible，翻译成“不可触摸”、“非物质”或是诸如日韩的“无形(文化财)”等，似乎这类存在都远不如物质实体好把握，但这是与物质文化遗产相比较的结果。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载体的，日韩也施行了无形文化财传承人认定制度；表演艺术也有各种道具、服装，传统手工艺也必然有作品来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是一种小物(件)性；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5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内给出了文化空间概念。传承人、小物(件)性与文化空间概念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化了；由于与人的关联更加密切，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虽然是后出现的，但目前似乎要比物质文化遗产更受到重视，不能否定，这是人性关怀理念在起作用。
遗产领域内存在着一些看似矛盾的认识，但都能够找到实体或实在解，这一点不同于旅游研究中不同见解导致的争论。这里的矛盾是可以统一的，而且一定要有实体或实在解，因为保护是压倒一切的任务，没有实体就不能着手保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一系列关于遗产的概念，这些概念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些矛盾，但权威性压制了不利于加快保护速度的纯学术争论。
5、基本属性、独有性质、权变性质与性质空间
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诸多性质，哪些是基本的，哪些是独有的，哪些又是权变的(并非全体拥有的属性)，其实存在着遗产“性质空间”的命题。在惯常环境下，社会认识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属性(稀缺性、濒危性、突出的普遍价值等)，在与物质文化遗产的比较中又发现了独有性质(不可触摸性)，在特定环境下则会发现权变属性(政治性)，如韩国“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代表作时，我们则普遍认为“端午节”被抢注了。
基本属性、独有性质、权变性质与性质空间这样的认识过程，不仅可以使知识体系化，而且那种脉络化过程更有利于发现新的性质。无论是坚持既有性质还是发现新性质，其目的都在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因此并非都要等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日韩先于联合国几十年就提出保护“无形文化财”就是一个例子。
6、混成分类
学术与实用哪个重要，科学发展观回答了这个问题。如同上文讨论的实在解一样，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有很多无视学术的瑕疵，混成分类就是一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六种类型，其中的口头传统、表演艺术、传统音乐、传统知识技艺、礼仪与节庆活动等五项都是强调人的活动特征；而文化空间显然强调的是规模场所，两个不完全一致的视角构成了一个类别。
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许多性质，这些性质不能用物理指标来度量，各自侧重点又不同，无法用通常的分类方法。对于只能定性认识的对象，用传统的二分法或三分法显然不如“一事一议”更有利于保护。按照民间的主要特征混成分类法，从保护的角度看，强于简单综合分类和复杂性学术分类；因为前者种类过少而不具体，后者虽然科学但影响社会的认知规模。
研究中，我们习惯于在质上做深入，由宏观走向微观；当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居民人数有较大规模和居住很集中时，我们的研究视角就从微观走向了宏观。质和量的视角变化，促成了“文化空间”概念的出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质上可以统一，形式上却难以统一；分类只能从形式人手，抓住各类形式特征而不在乎内容重叠，这样的“宁重(叠)勿缺”的做法要比“宁缺勿乱”的做法保护效果要好。
三、本真保护：由原始本真、经诸阶段真实、到唯旅游本真
1、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即保护本真
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目的是保护，保护的应该是原始本真，基本措施是直接保护本物，内容是建立保护规约、组建保护机构、设立保护基金和实施保护工程等。本真也是莫衷一是的概念，原因在于本物有破损，环境有变化，旅游业有创造，因此就有了什么才是本真的疑问。本真性研究牵制了研究者大量的精力。搞清什么是本真，才可以保护本真。
2、四种本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
旅游研究中关于本真性的研究可以分为四种观点：第一是客观主义本真(客体本真)，第二是结构主义本真(基于客体的主体搭建)，第三是存在主义本真，第四则为后现代主义本真。
第一种本真是常规和基础的认识，持此观点者居多且观点基本一致：对既有的不做改动；第二种观点是宽容的，允许人们有各自的理解和各自有理的行为，旅游经营者可以从中找到支持，但社会不一定理解；第三种观点有些不负责任：存在就是合理的与真实的；第四种是超本真的真实，理解起来更为困难。四种观点各执一端。《非物质》一文明确地给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本真性的描述：最早状态、所有时期的正当贡献、不改变布局和装饰、保护周围环境等。就是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就是指保护性的本真，否定了先搞清本真然后加以保护的论断。这样的分析表明，性质认识与目的检验须交互进行，常规旅游研究与遗产保护工作有明显差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是上述四种观点的综合，由于落在了实在解上，因而并没有产生综合即不知所云的现象。学术观点往往是对某种因素进行放大后得出的，放大后才有特色，有特色才形成观点。学术观点与实际应用还存有差距。
3、唯旅游本真
“唯旅游本真”是本文作者创造的词汇，兼顾了旅游利用的保护、积极的保护等观点。“唯旅游本真”是指唯有旅游创造的有助于保护遗产的情形，简单的例子就是外国人看京剧。有了旅游才有外国人涌人，外国人看京剧并没有改变京剧，却让京剧的影响扩大了，促使我们精心呵护这一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国人看京剧是一种新成存在，是同时关于“京剧”与“外国人”两个既有概念的新成本真，这样的认识有利于京剧的保护。新成即“本”也为“真”，旅游创造了新本真，而且是有助于保护的本真。
自然遗产的概念篇2
关键词：文化遗产；概念；分类
中图分类号：D92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0)11-0005-05
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各界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日益关注，文化遗产概念的不确定性问题日益凸显，为学界和实务界带来不少困惑，也在很大程度上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造成制约和障碍。本文以相关国际公约和国内法律文件的规定为依据，适当关照文化遗产保护实践问题，对文化遗产及相关概念进行比较与辨析，廓清文化遗产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解读文化遗产的分类体系及其相互关系，以期对文化遗产学和文化遗产法学学科建设及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有所裨益。
一、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
“文化遗产”(culturalheritage)是一个很不容易界定的词汇。作为一个普通词汇，它通常是指某个民族、国家或群体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这种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代代相传，构成了该民族、国家或群体区别于其他民族、国家或群体的重要文化特征。在汉语中，“文化遗产”是个常用词汇，政务工作总结比如人们常说，“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的优秀文化遗产。”胡适先生1933年在芝加哥大学所作的题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着名演讲中，也提到：“这场新的运动（指五四新文化运动）却是那些懂得他们的文化遗产而且试图用新的现代历史批评和探索方法来研究这个遗产的人来领导的。”在这里，“文化遗产”基本等同于“文化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遗产”也可以简称为“遗产”，就像“文化传统”也经常简化为“传统”一样。在英语中，“heritage”一词也是指“国家或社会长期形成的历史、传统和特色”，与“传统”几乎同义。
作为一个法律词汇，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文化遗产”的出现都只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至今缺乏统一的界定，不同的法律文件对该词的概念常有不同的界定，甚至称呼都不太固定。
从国际法律文件看，最初使用的不是“文化遗产”，而是“文化财产”(culturalproperty)。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期的相关公约中，如1954年其附带的价值。而且纯粹法律意义上的无形财产指的是权利和有价证券等没有具体物质形态、但具有明显经济价值的财产，而舞蹈、语言、传说、技艺等非物质文化形态本质上是不具有直接经济价值的，当然不能用“财产”来涵盖。
（二）文物
在文化遗产法的概念体系中，文物(culturalrelics)是中国现行法律最常用的概念。一般说来，“文物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但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留下的遗物、遗迹无以计数，都保存下来显然不可能，而要以法律的手段加以保护的只能是其中的精华部分，幼儿园工作总结即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部分。各自的缔约国，也有各自的组织机构和保护机制，而且两个公约的任何条款都未明确表示或者暗示它们是一个整体，或者后者是前者的组成部分或补充。因此，“世界遗产名录事迹材料”(worldHeritageList)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theRepresentativeListoftheintangibleCujturalHeritageofHumanity)完全分属两个系统，不应混为一谈，各种媒体在报道各地申报上述两个名录时不加区分地使用“申遗”这样的词汇是极不合适的。
自然遗产的概念篇3
即使在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已经发展了相当一段时间以后，保护作为一种有专门人员从事的职业也并未立即形成。1950年成立的国际博物馆藏品保护学会聚集了最初的一批文物保护工作者，主要修复博物馆中的历史性、艺术性作品。1964年著名的《威尼斯》发表后，1965年国际古遗址理事会（iComoS）成立，涉及建筑、城市的文化遗产才正式得到独立机构与专业人员的关注。随后相关国际机构纷纷成立，为人才集聚和保护理念快速发展提供了土壤，世界遗产类型和范围也更加丰富起来：1931年《雅典》颁发时，所针对的是历史纪念物（historicmonuments）。而在1964年《威尼斯》中，则为纪念物和遗址（monumentsandsites）。到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时，则至少又增加了建筑群（groupsofbuildings）的类别。1976年的《内罗毕建议》提出了历史地区（historicareas）的概念，认为“历史地区及其周边应被视为不可替代的世界遗产的组成部分。”1987年《华盛顿》将关注点落在了历史城镇与城市地区（historictownsandurbanareas）上。1992年，世界文化遗产体系中正式增加了文化景观（culturallandscape）这一独立于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的新类型，强调文化与自然要素的相互作用。2000年以后又出现了更多新概念，比如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提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2005年《维也纳备忘录》中提出的城市历史景观（historicurbanlandscape）等。我国自1987年第一次申报世界遗产以来，一直追随响应国际保护理念并积极探索其在本土的适用性。国际上研究组织和专业人员的出现与世界遗产体系的形成无疑极大的推动了对更多类型文化遗产的认知，是人类有史以来遗产认知扩展最为迅速的几十年。
2.城市遗产
近几十年来，遗产认知的进步大多源于世界遗产的框架，其扩展却并不局限于世界遗产，一个重要案例就是“城市遗产”的扩展。城市历史景观的概念是在世界遗产的语境中产生出来，并被认为是同样适用于任何遗产的周边地区及文脉的。“城市遗产（urbanheritage）”的概念便是作为“城市历史景观”的关注对象逐渐产生的。顾名思义，城市遗产自然就是坐落于城市环境中的遗产，有时也可能是城市本身。在2005年维也纳“世界遗产与当代建筑”国际会议上城市历史景观概念首次提出时，其对象还集中于世界遗产中的历史城市类型，或市区内拥有建筑类世界遗产的城市，因为当时最主要的矛盾集中在受到保护的核心区域周边的高层或超高层新建筑对遗产地本体视觉上的重大影响，重点关注的是如何更好的处理这些城市中世界遗产与当代建筑的关系。然而在城市历史景观框架下，变化逐渐被接纳为传统，在相关认知深化与研究开展四年后，2009年城市历史景观的预备研究书发表时，“城市遗产”已经开始代替了以往“世界遗产”而成为其核心表述。2011年《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发表时则更加明确指出，城市历史景观的保护对象是所有的“城市遗产”，保护城市遗产的理念至此正式进入人们的视野。在我国，阮仪三很早就提出，城市遗产的保护和再利用有四大原则要坚守，即真实性、整体性、可读性、可持续性，虽然彼时城市遗产的含义尚未有十分明确的共识，这些原则仍然不失为很先进的认识。实践方面，以上海的新天地、田子坊等早期的成功实例为榜样，很多拥有一定历史资源的城市争相效仿，后来到城市遗产的概念正式提出后，自然很快深得人心。如同当初建筑被纳入文化遗产的范围，城市遗产理念的产生是文化遗产在空间层面的认知历史上又一次重要扩展，同时，也是人们尝试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介入城市规划与设计问题的一次特别尝试。综上，相比于世界遗产，城市遗产强调的是在城市中较为普通的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以至于更大范围的城市历史景观所构成的整体性价值。一些原本并不具有为人所共知的突出普遍价值，但确为历史城市的有机构成部分的成片的一般遗产也因此被纳入保护的范畴，体现了保护工作的广泛性、完整性，甚至遗产本身的平民性。
3.小结
自然遗产的概念篇4
关键词：文化线路；保护；规划
abstract:thethesisanalyzestheconnotation,characteristics,contentsandvalueof“culturalroute”.onthisbasis,itputsforwardthestandardandconceptabouttheplanningoftheprotectionof“culturalroute”,namely,(i)determinationoftheobjectiveandvalue;(ii)frameworkofthecontentsofplanning；(iii)protectioncontrolmeasuresoftheplanning.
Keywords:culturalroute；protection；planning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144（2009）07-10（4）
作者简介：王景慧国家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秘书长
一、文化线路的概念
2008年10月4日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十六届大会上通过了《关于文化线路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文化线路”的定义最初是在1994年“马德里文化线路世界遗产专家会议”上被正式提出的，当时将文化线路称为“遗产线路”（heritageroutes）。
1998年，iComoS在西班牙特内里弗召开会议，成立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文化线路科技委员会（CiiC）。2002年马德里CiiC科学会议明确了文化线路作为一项特殊的文化遗产，消除了文化线路与文化景观的概念混淆。2003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在《操作指南》的修订稿中加入了文化线路的内容，将其与文化景观、历史城镇、运河遗产共同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特殊类别。2005年在西安召开的iComoS第十五届大会将“文化线路”列为讨论议题。2007年制定了《文化线路国际》的草案。
此前，许多国家正在积极研究独立申报文化线路类遗产的方式和策略，若干跨国的大型文化线路，如横跨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SilkRoad），纵穿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等国的“印加皇家道路”正在研究。
《文化线路》认为，“文化线路”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科学发展的一个成果，这一新概念显示出对文化遗产认识观念的演变，它将概括文化遗产涉及自然、文化和历史环境几方面的关系。为此，《》指出，将文化线路看成一个新的概念并不与文化遗产现有类型，如历史遗址、城镇、文化景观和工业遗产等相矛盾，它们可能存在于特定的文化线路之内。文化线路只是将这些范畴包括在一个联合系统中，提升它们的意义。这样，“文化线路”的概念需要通过新的方法来理解，它是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
我们可以认为，文化线路是一种文化遗产保护的名类，也是认识文化遗产价值的一种方法，同时，它必然会促进保护规划方法的更新与发展。
“文化线路”的定义也规定：它要反映人们在物资、思想、知识等方面的交流和互动；这种交流要在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上都有所体现；它要集中在一个动态的历史、文化系统之中。
从《文化线路》看，“文化线路”有三个特点：
1．通过不同地区、民族间的人和物资的交流，反映了文化的交流。
2．经历了历史上的较长期的演变和积累，反映出不同文化群体间的相互影响，而且形成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
3．“文化线路”的遗产资源极其丰富和多样，包括了诸如古迹、考古遗存、历史城镇、地方性建筑、非物质遗产、工业和技术遗产、公共工程、文化和自然景观、运输工具等多种内容，所以它们的研究和管理就需要采用多学科的方法，并且不断丰富历史、文化、技术和艺术知识。
按我的理解，文化线路内容应当包括三个方面：
1．自然要素，它产生于自然或文化的背景中，并对其产生影响，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产生丰富多彩的新的文化因素。
2．物质要素，包括交流线路的本身，还包括与线路功能相关的其他物质遗产。包括海关、要塞、货栈、旅馆、医院、市场、码头、桥梁，交通工具或其他设施，以及与生产贸易有关的诸如城镇中心、文化景观、圣地、礼拜和祈祷场所等。
3．非物质的要素，文化的重大交流不仅通过物质的、有形的东西来体现，还可以通过精神和传统来体现，它们见证了这条线路沿线的民众交流和对话。非物质遗产是理解文化线路遗产价值的基础，物质要素必须要与其他非物质特征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文化线路的价值呢？
文化线路要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它的意义，它的整体价值大于各个部分价值之和。这个特性极大地影响到对遗产价值的认识，各处遗产单独评估，它们的突出普遍价值可能并不显著，若以其线路作为纽带从整体上分析就会发现其价值和意义。
文化线路与周围环境密切相关，它的地理环境决定了线路的走向，影响线路的发展，因而文化线路的不同部分显示出各自的风格与特色，这造就了文化线路的丰富和多样。
文化线路的非物质因素占有重要的地位，有些地段的物质遗存没有得到切实保存，仍可以通过非物质因素来证明它的存在，这些地段也就构成了文化线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对于仍在使用的文化线路，应保持其动态功能，这就需要合理对待加入其中新的元素，对这些维持、延续功能的新元素要用新的观念来判定它的遗产价值。
二、文化线路的保护规划
“文化线路”是一种新的遗产类型，因此，保护对象的确认、保护措施的把握、管理制度的制定均与其他类型的文化遗产存在差别。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规划标准，对于包含很长距离的文化线路来说，要依据的实际情况，制定全线路（跨地区）的整体保护规划，也可能需要制订分地段的保护规划，还可能需要分专业的专项规划。
“文化线路”的保护不应是孤立地保存每一项遗存，而应重在它们之间的关系，把它们放在文化体系、历史链条中去认识它的价值，找到相应保护的措施，提出保护、利用、展示的方案。这种类型的保护规划对城市规划来说显然是一种吸引人的挑战，可以调动城市规划体系中各层次的规划技术和特长，创造一种新的综合规划方法。
第一，保护对象的确定和价值认定。
要按“文化线路”的概念重新审视和挖掘各种类型的文化遗产，以此来确定保护的对象。如“丝绸之路”正在以“文化线路”的名义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首批确定了48个点为申报对象。我想为确保申报成功，首批少而精也是必要的，但作为完整的“丝绸之路”文化线路，需保护的内容是很广泛的，它应该包括：起讫点及沿途重要城市的遗产，如汉长安城遗址、唐长安宫殿遗址、河西走廊上的城址（交河、高昌、楼兰）以及各种城乡建筑遗存；沿线的各色陵墓；防卫设施，如长城、烽燧、城堡；交通设施，如道路、驿站、客舍、马房；宗教建筑，如佛教寺庙、伊斯兰教清真寺、石窟寺等；历史性的自然景观，反映丝绸之路文化的历史文学作品的意境环境。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有历史意义的自然景观，有很多是文学作品，至今脍炙人口，它描述的如火焰山、戈壁滩、胡杨林等虽然是自然景观，却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可称是历史性自然景观，它们是文化线路的背景环境，也应在保护之列。
丝绸之路的非物质遗存也十分丰富，它和物质遗存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它可以帮助认识物质遗存的价值，另一方面可以显示物质遗存之间的联系。比如沿丝绸之路传播来的音乐、饮食、服装、文字和宗教等文化习俗，证实了其间的文化交流；描绘丝绸之路的文学作品、传说、故事都可以寻找到它们的物质载体。
又如“大运河”，它也在准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各个时代的文物古迹虽完好程度不一，但放在“大运河”的体系之中就显出重要的整体价值，为此，需保护的内容也应有多个方面，按照国家文物局组织制定的《大运河保护规划编制要求》，大运河遗产包括，水利工程：河道、水源、水利工程设施、航运工程设施、运河管理机构；与运河相关文献档案；与运河相关遗存：各类文物古迹运河城镇和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与景观环境。
分析大运河文化遗产，我们可以看出，这类遗产不是横向各个遗产要素的组合，而是纵向各个要素的叠加，“文化线路”是多层次的复合型文化遗产。作为“文化线路”的“大运河”文化遗产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即本底的层次，是自然环境，包括山体、河湖水网，是运河形成的环境；第二层次是运河工程，包括人工河道、水坝、船闸、纤道、桥梁、码头，是运河遗产的基础；第三层次是城乡建筑，包括寺庙、衙署、官邸、仓库、集市及城乡居民点，与第二层次一起共同构成运河遗产的本体；第四层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民俗、节庆及其文化场所，也应包括运输及造船方面的传统工艺（见右图）。它们叠加升华，提升了各个要素的价值，形成了内涵深邃、丰富多彩的“文化线路”型文化遗产。
第二，保护规划内容框架主要包括：
（1）整体层次的保护措施，制定整体保护的原则和要求；
（2）遗产本体的保护，划定保护区和必要的缓冲区；
（3）展示与可持续利用；
（4）环境保护，污染治理；
（5）生态及其自然景观的保护；
（6）沿途工程设施的规划建议；
（7）区域规划、城乡规划的指导意见；
（8）有关文化线路的整体管理规定。
《文化线路》专门提到“文化线路”历史环境，《》说，自然或城市、乡村的环境，使文化线路具有独特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的要素，这对文化线路的理解、保护和利用非常重要。对文化线路的保护和修缮，需要对其周围环境的历史、自然和文化特征有深入的了解。任何必要的干预都必须尊重其特征，不能扭曲传统的自然或文化景观。以此原则划定缓冲区，以保证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这些，也特别需要我们在规划中予以落实。
第三，保护规划的保护控制措施。
保护措施需要有现行法律、法规、规范的依据，对不同类型的遗产要与相应的法规相呼应，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
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或符合“文物保护单位”条件应按“文物保护单位”的方法予以保护的，按《文物保护法》的要求，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办法》为依据，提出保护要求和措施。
对适合以“历史建筑”的名义进行保护的，按《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管理条例》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的要求，提出指令性的管理措施。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的历史文化街区各种建筑分类保护的规定中有对“历史建筑”的保护要求。
历史性城镇、历史文化街区按《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管理条例》的要求，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为依据，提出保护要求和措施，这方面的规划方法已比较成熟，可以纳入城市或村镇规划，实施规划管理。
城镇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历史文化名城的规划方法已有所提及，主要是保护其文化场所。在这些地区的展示规划中，要用城市设计的方法很好地组织历史元素和现代功能，既保护好文化遗产又在城镇的现代生活中发挥作用。
全线范围的自然景观、生态环境涉及文化线路的历史环境，要特别予以关注，要按城市规划、城市设计的方法提出要求，城乡规划区以内的，纳入有关地域的城市或村镇规划，实施规划管理。
全线范围的非文物线段及原有或新建工程设施，按区域规划、城市规划方法提出指导性建议。区域规划的内容本来就包括有城镇布局、区域基础设施建设、自然、生态、历史文化保护等几个方面，城市规划的编制办法也规定要在规划区范围内划出“已经建设区、适宜建设区、有条件地可建区、禁止建设区”。这些都是“文化线路”保护规划可资利用的指导或控制措施。
自然遗产的概念篇5
【关键词】景观人类学文化景观文化遗产保护空间文化记忆
景观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它既是由人类创造的文化构成的生存环境，又是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互动的结果。景观文化通过人类世代的创造与积累，形成了景观文化遗产。这种独特的文化遗产，一方面传承了不同地域和自然环境条件下多种形态的文化基因，另一方面保存了人与环境互动的文化记忆。因此，景观文化遗产在整个人类文化遗产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
一、景观与景观文化遗产
景观是欧洲古老的概念，最初指可以证明是一个人或者一个集团所拥有的土地，后来在荷兰风景画派的影响下，景观被赋予了具有欣赏价值的自然风貌的涵义。19世纪初，德国科学家洪堡从地理学的意义上，把景观界定为在某一地表所能看到的所有地貌。由此，景观在地理学意义上被分为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两大类型。自然景观是指没有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自然综合体；人文景观是指人类利用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进行加工形成的景观。但是，地理学上的景观涵义更多的是指地貌的自然状态，而没有与文化产生关联。1863年，奥姆斯戴德（F.L.olmsted）把景观学与建筑学进行了理论的整合，提出了“景观建筑学”（Landscapearchitecture）的理论。1974年，美国的麦克哈格（i.L.mcharg）在《设计结合自然》一书中，从生态与人文的双重视角，提出生态设计的理念，奠定了景观生态学的基础。
1925年，美国学者索尔（Sauer）被认为是文化景观（CulturalLandscape）研究的第一人，他有力地推进了把景观的研究中心从自然风貌向人类文化活动的转向。他在所著的《景观的形态》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文化景观的概念，认为文化景观是人类文化作用于自然环境的结果，由此，文化景观成为了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内容。索尔把文化景观理解为自然风光、田野、建筑、村落、厂矿、城市、交通工具和道路以及人物和服饰等所构成的文化现象的复合体；提出文化景观是在特定时间与空间形成的自然与人文因素的复合体，赋予了文化景观以历史的时间维度的内涵；并给出了文化景观的定义：“附加在自然景观之上的各种人类活动形态”。在这一定义中，文化景观从地理风貌延伸到了人类创造的文化成果。同时，索尔认为文化景观是人类活动长期积累的结果，沉淀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的记忆，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会按照自己的标准去创造属于自己时代的文化景观。他指出，“就像历史事实是时间事实，他们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时代概念一样，地理事实可以看做是地点事实，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景观概念来表达。”①因此，文化景观被打上了鲜明的历史的烙印，为景观文化遗产的理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美国地理学家特惠尔根据文化景观的概念，在1929年提出了景观文化的“相继占用”（sequentoccupance）的论说，即每个地区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特质决定了其文化景观。这一观点，已经触及到了景观文化遗产的核心问题。1963年，英国学者斯潘塞与豪沃思通过对美国和东南亚地区农业景观文化的考察，提出了构成农业景观文化的六个要素，即心理要素、政治要素、历史要素（民族、语言、宗教和习俗）、技术要素、农艺要素、经济要素。法国学者戈特芒则提出，文化景观是识别一个区域的特征的重要标志，除了有形的文化景观外，还有无形文化景观。这一学说丰a富了文化景观研究的内容，与当代景观文化的内涵已经基本一致，或者说成为了当今景观文化概念的重要来源。上述这些学者对文化景观的不断研究，极大地拓展了对景观文化研究的视野，直接启发了当代国际社会对景观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
从上述西方学者对文化景观的研究内容来看，他们都强调文化景观是人类创造与自然有机结合的结果；在景观文化研究的历史进程中，景观的概念是从自然概念向文化概念逐步演变的过程；景观因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地域特点，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每一种景观形态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人类活动本身是文化景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历史上形成的文化景观经过不断传承与发展，决定了文化景观遗产的特征和内容；文化景观是特定时间与空间的有机统一，每一种文化景观都被赋予了具体的文化内涵。其中，索尔是景观文化理论的主要奠基者，他把文化景观阐释为是自然与人类活动的复合体，在方法论上为当代景观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他没有在理论上深入展开，尤其是对不同形态的景观构成研究方面涉及不多，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景观文化构成方式也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索尔对景观文化理论的形成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他提出的文化景观命题开启了现代景观文化研究的路径，使人们对景观文化给予了高度重视。同时，文化景观理论的产生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把握和理解文化的一个全新的视角，而且对于保护景观文化遗产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文化景观的概念开始流行，更多学者加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当中，从不同的领域丰富了文化景观研究的视角，并在实践上开展了对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的应用，使这一理论与实际得到了有机的结合。在文化景观理论有力的推动下，根据文化景观学者的研究成果，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全新的视角开始高度重视对景观文化遗产的保护。1992年12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在美国圣菲召开的第16届会议上，正式提出把文化景观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内容纳入《世界遗产名录》，并在《世界遗产公约》上描述为“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它体现了人类社会与居住区的长期演变，这种演变是在文化景观所处的自然环境造成的各种客观因素的限制或机遇的作用下，以及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社会、经济、文化势力不断的影响下发生的。由此在原有的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混合体的基础上，增加了一种新的文化遗产类型――文化景观遗产，此外还有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共五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认定文化景观时，确认了三种文化景观的类型，即人类有意设计与建筑景观，如出于审美需要的园林；有机进化的景观，如化石景观；关联性文化景观，如西湖景区。这类文化景观被纳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对其保护的主要根据是：是全人类公认的世界罕见、目前无法替代，并具有普遍的价值；具有明确的地理――文化代表性；独特的文化因素能力；以与自然因素、强烈的宗教、艺术或文化相联系为特征，而不是以文化物证为特征。目前，我国已有江西庐山（1996年12月）、山西五台山（2009年6月）、杭州西湖（2011年6月）、云南红河哈尼梯田（2013年6月）四处文化景观获得世界文化遗产称号。
二、景观人类学的理论建构与景观文化遗产保护
景观文化的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文化景观与景观文化是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如果说文化景观是作为一种与自然景观并列的景观类型的话，那么，景观文化则是从文化特征的角度来考察景观现象，更关注景观背后的文化生成机理，或者说景观在某一文化体系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景观人类学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文化学视角的景观文化的研究，深化了对景观的文化传统及其本质的探索。
景观与文化景观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是一个相互关联又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一方面，人们对景观的文化意义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形成了景观文化理论；另一方面，人们又不断地用景观文化理论去指导景观设计与创造的实践，丰富与完善了景观文化理论。在这一过程中，有不同学科背景的理论与学说，包括地理学、生态学、建筑学、农学等，但由于这些学科都属于自然科学，缺少社会人文学科的视角，即没有从人类文化的维度上去阐释景观生成的肌理，因而是不全面、不完整的。虽然索尔已经意识到人类文化是景观文化构成的重要基础，并提出了文化景观的命题，却没有建构完整的理论体系。自19世纪初到20世纪70年代，不同学科的学者对景观与文化景观的持续研究为景观人类学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景观人类学是20世纪80年代创立的理论，这一新学科的出现不仅深化和拓展了景观文化理论的研究，而且为景观文化遗产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按照日本景观人类学家河合洋尚的解释，景观人类学中的“景观”不同于设计学或地理学中的景观，它不是一种外在的意象，而是借助于意象所透露出的文化内涵，是嵌入于文化意义中的环境，本土的居民对这种景观环境的“景观”有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河合洋尚对我国梅州地区的客家景观文化的实证性研究，充分说明了景观文化涉及到文化认同与归属感的问题。梅州的客家人聚居地，上世纪90年代之前，梅州本土居民对客家文化的认同感很低。90年代后，梅州政府重新修建了孔庙、义冢、三山国王庙等客家文化景观，但当地宗族认为，这些文化景观是新造的“假景观”，难以唤起客家人文化的认同感。于是，梅州的宗族开始修建自己的内部文化景观，以唤起梅州客家人的本土化文化认同。因此，景观人类学中“景观”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他者如何描述和塑造异文化意象，他者因景观的文化差异，能够清晰地识别景观的异质性文化内涵与特征；其二是这种景观文化意象作为一种文化理念和形式，如何影响了现实的景观建设。景观人类学的这一视角，对我们保护景观文化遗产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即对景观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是对景观的外在形式的把握，更重要的是对景观内在的文化机理的把握。
“空间”与“场所”是景观人类学着重研究的两大核心概念，但是这两个概念又在时间的维度上与文化传统形成交织，共同构成了时空双重维度的文化空间。虽然景观人类学与设计学、艺术学一样，也使用甚至强调“空间”（space）和“场所”（place）等概念，但是对这些概念理解的视角与方法完全不同。设计学和艺术学往往是从物质形态的视角去理解“空间”与“场所”的，景观人类学则是从文化的生成机制角度来理解“空间”与“场所”的，因此，景观人类学意义上的“空间”，是嵌入了文化意象、装入了特色文化容器之中具有边界的形式，这种边界主要是文化的要素构成的，或者说，不同的文化形成了景观文化的空间的边界。而“场所”则是被嵌入了历史与文化记忆，具有文化认同感的社会空间，是没有边界的。在这种“场所”的空间，人们能够形成共同的话语、共享文化记忆、建构文化对话的内容。
从西方早期对文化景观的关注，到现代景观人类学的研究，可以发现一条景观文化研究的清晰脉络。或者说，景观人类学学科的构建，与欧洲200年来的景观理论传统是一脉相承的，而且在理论上有新的突破和拓展，注入了人文学科的新鲜营养。事实上，景观人类学从文化的视角，赋予了景观概念以全新的涵义，它不仅延续19世纪初洪堡以来西方建立的古典景观理论，也融合了上世纪70年代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和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的思想精华，从而形成了现代景观文化的价值观和设计理念。在列斐伏尔看来，“环境的组构、城镇和区域的分布，都是根据空间生产和再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来进行”。②景观人类学对文化景观理论的发展，对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出保护文化景观遗产产生了重要影响。1992年12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出文化景观概念并将其纳入《世界遗产名录》。因此，欧美国家将景观人类学应用于文化景观遗产保护，是题中应有之义。
西方在景观人类学学科创立之前，已经开始从人类学的视角来探索景观文化的人类学问题，可以说是景观人类学理论的萌芽，为景观人类学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列斐伏尔把空间生产界定为人的生产实践产物，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打破了传统上把空间仅仅看作是一种物质存在的观念，构建了社会―历史―空间的三重复合维度，提出了空间实践（Spatialpractice）、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ofspace）、再现性空间（Spaceofrepresentation）三大范畴（1974年）。德波把景观描述为“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1973年）。他们都把景观视为人的意识活动的一种外在形式。怀利把景观作为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是一整套关联的文化价值、实践、管理及聚落（2007年）。菲利普斯认为，文化景观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否则会破坏对文化景观理解的完整性（2007年）。欧维葛认为景观不仅是空间概念，而且是长时期积累的习俗和文化的概念（2003年）。索尔认为文化景观的产生，有自然景观与民间或国家文化之间双向的交互作用（2001年）。阿什莫和克纳普从后现代主义立场，提出文化景观是一种文化意象，其口头与书面的表达，能够创造可供“阅读”的形象或文本（1999年）。欧洲理事会出台的《欧洲景观公约》，强调文化景观不仅是物质载体或空间，而且与文学、绘画、音乐等文化遗产紧密相连（2000年）。现代西方学界对景观文化的研究，已经超越了把景观看做是一种外在的意象的传统，而是把人类所有的文化活动都纳入到景观文化之中，强调了景观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联，这一视角本身就是文化人类学方法在景观文化中的具体应用，同时，也丰富了景观人类学的理论内涵。
欧美对文化景观遗产的理解，强调了它是人类意识活动的表现形式；作为空间和意象的景观与人类精神活动密不可分；文化景观充满了人类的体验，是一种文化表征体系；文化景观遗产能够唤起“记忆”与“回忆”，是可“阅读”的文本或形象。同时，西方现代文化景观研究注重文化景观变迁及其解释性研究，强调“景观文化变迁是环境中的自然力和文化力之间动力相互作用的表现”③。但是西方景观研究对文化景观遗产的历史、地域、民族的维度重视不够，缺乏文化多样性的视角，理论建构上有明显不足，这对于景观文化遗产的保护来说，是有明显欠缺的。河合洋尚对中国景观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超越了西方景观文化研究的窠臼，更注重景观文化的地域性、历史性、民族性等核心构成要素，对保护我国形式多样、地域分布广阔的景观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基于景观人类学视角的浙江省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研究
景观文化遗产是浙江的独特资源优势，以景观资源为依托，为旅游资源开发和城市建设规划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浙江人文荟萃、历史悠久，自然风光迤逦、景观形态多样，是我国景观文化遗产大省，尤其是拥有一批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互辉映、相互交融的景观文化遗产，在国内外享有盛名。浙江的自然与人文景观资源的形成，既有自然因素也有历史文化因素。“从文化生态的角度分析，环境影响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同时文化也对环境起反作用。”④浙江地处长三角南端、东海之滨，自然条件优越，浙赣山脉贯穿全境，西湖、钱塘江、富春江、新安江、千岛湖、楠溪江、大运河、太湖等河流湖泊构成了多姿多彩的水文化景观，从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和5000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到南宋迁都临安，几千年形成的丰厚文化积淀，为浙江留下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景观遗产。2011年，杭州西湖获得文化景观世界遗产称号。这是全球第一个获得世界遗产的湖泊文化景观，为浙江景观文化遗产赢得了殊荣。
浙江省丰富的景观文化遗产资源受到了我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尤其是西湖获得世界景观文化遗产后，更引发了国内外对浙江景观文化遗产的强烈关注，并从景观人类学的视角开展了对浙江景观文化遗产的研究，形成了一批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其中，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孙艺惠从传统乡村地域景观研究的视角，以浙江省古龙门镇为研究对象，开展了“乡村景观遗产地保护性旅游资源开发模式研究――以浙江龙门古镇为例”的课题研究，并获国家自然基金立项。这项研究探讨了旅游业导致文化景观遗产地商业过度开发、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给文化景观保护和持续利用带来了严重威胁等问题（2009年）。
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对浙江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与文化表征给予高度关注，提出“院落空间、街巷空间、园林空间、水空间”是其重要特色，“传统村庄的原有属性和历史记忆亟待保护”，“乡村聚落遗传因子，是乡村民众的精神寄托，构成了中华民族整体的家园感和归属感”，但“中华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丧失了个性”（2010年）。宁波大学教授李加林则着重系统研究了浙江海洋文化景观，阐述了海洋文化景观保护的机制、分类、开发与模式，提出浙江海洋文化景观开发与保护的思路（2011年），但他的研究不足之处在于对浙江海洋文化景观的历史、地域特点的梳理不够深入。倪琪等学者从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出发，研究了杭州西湖世界文化景观的物质表象与精神内涵，结合西湖的园林、建筑、山水、历史遗迹、景观题名等物质与精神元素，探究了其文化表征方式与价值（2012年）。这些研究方法借鉴了景观人类学的研究思路，充分结合浙江景观文化资源的特点与形态，为浙江景观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在西湖获得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后，浙江省各级政府对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越来越重视，但是在如何保护的思路上还存在着一些误区。有学者指出，目前，地方政府“更加侧重保护物质文化景观，且保护尺度常以小场地和建筑空间内部的保护为主，甚至狭义地以建筑、遗址的保护取代对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的整体性保护”⑤。就浙江省而言，在文化景观遗产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重物质景观，轻非物质景观；重文化景观开发，轻景观资源保护；重城市景观，轻乡村聚落景观；重单一性保护，轻综合性保护。这些问题已经影响到了对浙江文化景观资源的有效保护。因此，从景观人类学的视角保护浙江省文化景观遗产，笔者认为今后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景观文化中的建筑、自然风景与历史传说及其多种艺术形式，是一个完整的景观文化空间。因此，必须把建筑、自然风景等实物形态的景观，与相关的其他形式的文化统筹加以保护。比如，杭州的西湖文化景观遗产，除了闻名遐迩的苏堤春晓、柳浪闻莺、断桥残雪、雷峰夕照、曲院风荷、花港观鱼、三潭印月等西湖十景外，还有与西湖密不可分的诸多传说，如被称为中国四大传奇故事的白蛇传与雷峰塔，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文化景观空间整体。传说法海和尚骗许仙到金山，白娘子水漫金山救许仙，被法海镇在雷峰塔下，后来许仙的儿子祭祀于雷峰塔，雷峰塔倒塌，白娘子获救。2000年，浙江省政府决定重修雷峰塔，却没有把这一流传千年的传奇充分地整合进去，同时，也没有从口头文化遗产的角度系统地对白蛇传与雷峰塔传说进行收集和整理。事实上，自古以来，白蛇传就有镇江说书版本和杭州说书版本，但在部级“非遗”申报中，镇江市作为第一申报单位成功申报了《白蛇传》，杭州却成为了第二申报单位，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浙江省对雷峰塔的文化景观的保护是不完整的，或者说是缺乏整体观的。
第二，对浙江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应将地域特色和历史传统风格有机地统一起来。浙江地理环境以山水著称，江河湖海环绕全境，形成了以水为特色的景观文化，完整地保留了一批在历史上著名的水乡聚落，如乌镇、塘栖、西塘、南浔等，同时也保留下来一批附有浓郁江南水乡风格的水建筑，如廊桥、水上凉亭、水街、水码头、滨水别墅等。这些水文化景观不仅能够充分凸显江南水乡的景观特色，也彰显了江南水乡历史积淀深厚的文化传统，是浙江独特的文化记忆。对于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景观文化遗产的保护，单霁翔指出：“对文化遗产内涵和价值认识的逐步深化，促使人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角度去分析和梳理文化遗产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并建立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和相应的保护方式、手段、体系，受到关注的文化遗产的类型也在不断扩充，例如‘历史城镇’‘传统村落’‘运河遗产’和‘文化线路’。这些遗产的共同特点就是都体现出文化与自然两者的密切关联和相互结合，文化遗产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并拥有了更为深刻的涵义。”⑥
第三，要坚持对文化景观遗产实行多元化保护的原则，尤其要注重对浙江乡村聚落的景观保护。目前，无论是政府还是学者，更多地把眼光投向了著名的旅游景点或建筑的保护，忽视了对乡村聚落的景观遗产保护。这其中有经济利益驱动的因素，但更多的是缺乏对乡村聚落保护的理念和意识。事实上，许多浙江乡村聚落的景观，由于远离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破坏，仍然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原生态的乡村文化景观，在整个景观中是难得的资源。孙艺惠认为：“乡村作为世界上出现最早、分布最为广泛的地域类型，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孕育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形成并流传了众多独特的人文景观风貌。macantrop（2005年）指出，存在于乡村的传统文化景观有助于维护乡村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的景观体系，使乡村景观具有更好的可识别性。”⑦笔者曾考察了安吉县山川乡的文化景观，在这个偏僻的乡村聚落中，有魏晋时期阮籍后代聚集的村落，也有唐代的寺庙，村民的生活保持着淳朴的状态。这样的乡村聚落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十分罕见了，有着不可替代的景观文化价值，体现了景观文化的多样性。
必须清醒地看到，浙江作为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给景观文化遗产的保护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导致景观文化遗产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受破坏，传统文化景观意象遭受现代文明冲击等严峻挑战；另一方面，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旅游开发，新建了许多仿制古建筑，甚至改建古建筑，对景观文化遗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损毁。因此，政府必须制定景观文化的保护规划，在对浙江景观文化遗产进行普查排队的基础上，根据轻重缓急，逐步把有价值的景观资源统一纳入到规划保护的名录中，对条件较好的景观资源，可以创造条件积极申报世界文化景观遗产。此外，应尽快出台景观文化保护的法律法规，对现有的浙江省景观遗产资源给予有效的法律保护。
注释：
①mikesellmarvinw.Landscape[J].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SocialScience.1968（8）：575.
②陆扬.社会空间的生产[J].甘肃社会科学，2008（5）：136.
③褚成芳，等.近十年国外景观文化研究综述[J].旅游论坛，2012（11）：99.
④吴水田，游细斌.地域文化景观的起源、传播与演变研究[J].热带地理，2009（3）：190.
⑤陈晓刚，等.景观文化研究进展及前沿问题探析[J].安徽农业科学，2012（10）：6017.
⑥单霁翔.从“文化景观”到“文化景观遗产”（下）[J].东南论坛，2010（3）：7.
自然遗产的概念篇6
关键词：提取诱发遗忘；原因；干扰；记忆；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3561（2016）13-0078-02
提取诱发遗忘现象是指在回忆部分记忆材料的时候，往往会导致对其他相关记忆内容的抑制，从而使得相关记忆材料的回忆量降低。本文着重分析提取诱发遗忘现象的产生原因，并以此为依据，提出教育教学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避免由于提取诱发遗忘而带来负面影响。
一、提取诱发遗忘现象及原因
（1）提取诱发遗忘的界定。提取诱发遗忘（retrieval-inducedforgetting，RiF）是指在回忆部分记忆材料的时候往往会导致对其他相关记忆内容的抑制，从而使得相关记忆材料的回忆量降低。例如，对水果和电器这两种类别范畴的概念进行学习，之后仅对电器中的一半概念进行提取练习，即只回忆电器概念中的一半概念。最后让学习者回忆出学习阶段中所有的概念，结果会发现学习者对于未进行提取练习的电器概念的回忆比率远远低于水果概念的回忆比率。这些被遗忘的电器概念就是提取诱发遗忘的产物。
早在1995年，卡耐基-梅隆大学的anderson等人就发现了提取诱发遗忘现象。他们的实验研究，包含四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学习者要学习两个类别范畴的词对，这些词对以“类别范畴―样例”的形式呈现。例如，“水果―橘子”“职业―会计”等。学习者在这个阶段中需要努力记住这些词汇。第二个阶段为提取练习阶段，目的在于让学习者仅复习某个类别中的一部分词，以便干扰本类别中的其他词。研究者给出其中一个类别范畴中词汇的首字，让被试进行回忆这个单词是什么。例如给出水果（fruit）范畴概念中的开头两个字母，让被试将单词补充完整。在这里，所有的词汇被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被命名为“Rp+”，即经过提取练习阶段的词汇；第二类被命名为“Rp-”，即与“Rp+”属于同一类别范畴，但未经过提取练习的概念；第三类被命名为“nRp”，即与经过提取练习的词汇属于不同范畴的词汇。研究者在实验中设计了一个分心任务阶段，即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学习者需要做一些简单的加减法计算任务，目的在于防止学习者在头脑中默默回忆刚才所记忆的词。实验的最后一个阶段是自由回忆任务阶段，即测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学习者要尽可能多地回忆出刚才记忆的所有词汇。研究发现，Rp+、Rp-、nRp表现出不同的回忆成绩，回忆成绩最好的为Rp+，但是Rp-的回忆成绩却远远低于nRp的回忆成绩。这种实验方式，成为了提取诱发遗忘研究中的经典研究范式――提取练习范式。
（2）提取诱发遗忘的产生原因。提取诱发遗忘现象的发现引起了研究者巨大的兴趣，并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对已有研究进行总结发现，研究者对于提取诱发遗忘的产生原因大致持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抑制类观点，而另一种是非抑制类观点。抑制类观点认为，学习者在学习两类或多类概念时，如果只对某一类概念的其中一半词汇进行提取练习，将会导致该类别中未被练习的词汇被抑制。当学习者在提取练习时，所有记忆过的词汇都处于激活状态，但提取练习并不是对所有词汇进行提取，而仅提取其中一半。学习者为了能够成功提取到练习阶段所指定的那些词汇，必然会对那些没有被提取到的词汇进行抑制处理。这种抑制延续到了最后的自由回忆阶段，因此产生了提取诱发遗忘现象。例如在学习阶段学习了“水果―苹果”“电器―电视”等两个类别范畴的词对，但是在提取练习阶段需要回忆出水果范畴中的一半词汇，这样就要对水果概念的另一半概念进行抑制，以便能够成功提取到任务所要求的词汇。这种抑制一直持续到了测试阶段，于是就出现了提取诱发遗忘现象。非抑制观点包括干扰说、策略瓦解说和竞争网络模型。干扰说认为提取练习阶段中被提取过的词汇对同类别中未提取过的概念产生了干扰作用，但并未对另一类别的词汇产生干扰，于是产生提取诱发遗忘现象；策略瓦解说认为，提取练习会对学习阶段所生成的概念结构进行破坏，使得同类别中未经过提取练习的词汇提取困难，但这种破坏作用并不会对另一类别的词汇产生影响，因此产生提取诱发遗忘现象。例如，在学习阶段对水果和电器两类范畴的词汇进行学习，这时头脑中将会对这些词汇形成一个概念结构，如水果―热带、水果―香蕉（菠萝）等类似的结构。但经过提取练习阶段之后，在学习阶段形成的结构遭到破坏，但另一范畴概念的结构未遭到破坏，导致提取诱发遗忘现象的出现。竞争网络模型认为，学习过的词汇概念以节点的方式输入头脑之中，经过提取练习阶段之后，被提取的那一部分概念之间的联结被加强，而同一类别中未被提取的概念之间的联结则减弱，但另一类别中的概念之间的联系强度并未发生变化，因此出现了提取诱发遗忘现象。
二、提取诱发遗忘的对策
（1）合理安排学校课程设置，避免同类课程短时间重复。提取诱发遗忘现象是由于学习不同类别范畴概念之后，提取某一特定范畴中的部分信息而导致遗忘另一部分信息的现象。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学校教学管理部门应该合理地安排课程设置，尽量避免同类课程在短时间内重复排课。同类课程所涉及的知识大多属于相同或相似范畴类别，无论教师是否对其中的某类知识进行重复讲授，都将带来记忆效果的减退。在重复安排的同类课程教学中，教师往往会接着上一节课的内容继续讲，无论如何都无法避免学生对上一堂课的教学内容的提取，进而导致了无法完整提取所有教学内容。在短时间内对全部所学知识的一部分进行回忆，将会导致另一部分知识内容被抑制，导致原有的知识结构被破坏，出现提取诱发遗忘现象，这样反而不如之后重新复习的效果好。
（2）合理组织课堂教学内容，对同一范畴内的知识赋予适当的权重。在课堂讲授中，由于知识内容的重要性不同，教师往往会对重点内容和难点进行反复讲授，而对非重点和非难点的内容则一带而过。这样的讲授方式确实可以起到对重点和难点内容学习的促进作用，然而也会付出非重点与非难点内容掌握情况较差的代价。这样说，并非反对突出重点与难点的教学方式，而主张对非重点与非难点内容赋予适当的权重，尽可能避免提取诱发遗忘对非重点和非难点内容所带来的影响。所以，教师在教学时，无论内容的重要性与否，都要合理赋予适当的权重，尽量要将每个知识点的讲授时间与讲授次数做到大致相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学生在知识内容结构上的整体性。
（3）科学安排学生复习进程，同类科目完整复习，减少相似内容竞争干扰。提取诱发遗忘现象仅发生在同类学习中，对于不同类别的学习不会产生干扰抑制作用。学生的复习相当于对已有知识进行提取练习。如果学生在对同类知识复习时不能保证完整，那么没有被复习到的知识就会受到复习过的知识的抑制作用，从而导致该部分知识的遗忘。所以，教师要指导学生在复习时注意知识内容的完整性，要按照科目类别进行完整的复习。宁可通读全部内容，也不要这科看一点就放弃，转而看下一科。这样会使复习的效果好很多，不会出现某一学科的内容只记得一部分，但是其他内容的记忆效果却不好，甚至出现遗忘。
三、结束语
总之，在回忆部分记忆材料的时候，往往导致对其他相关记忆内容的抑制，使得相关记忆材料的回忆量降低，从而影响学习效果。在学习过程中，要认真研究提取诱发遗忘现象的产生原因，并针对原因探讨具体的对策，避免由于提取诱发遗忘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提高学习效率。
参考文献：
[1]杨红升，朱滢.自我与提取诱发遗忘现象[J].心理学报，2004（02）.
[2]马宁.练习方式和认知负荷对小学生提取诱发遗忘的影响[D].天津师范大学，2013.
自然遗产的概念篇7
一、难点解析
1．细胞质遗传并非都是母系遗传
细胞质遗传现象的发现最早可追溯到1909年，德国学者科伦斯（CarlCorrens）和鲍尔（Baur）分别在紫茉莉和天竺葵中发现叶色的遗传不符合孟德尔定律，而表现为细胞质遗传现象。后来的研究表明，大多数物种的细胞质性状表现为母系遗传的特征，因而有些学者甚至某些遗传学教科书中也将细胞质遗传与母系遗传这两种现象混为一谈，将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并认为细胞质遗传即为母系遗传。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将Dna分子标记应用于细胞质遗传研究，从Dna分子水平上研究细胞质遗传物质的变异，使得人们对细胞质遗传现象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据研究表明，在所有高等真核生物中，线粒体Dna一般表现为母系遗传的特征，包括人类、其他哺乳类动物、两栖动物、鱼类及高等植物等。但也发现，老鼠、衣藻、被子植物月见草属的一个杂种、大麦和黑麦的属间杂种、甘蓝型油菜、北美红杉等生物体中线粒体Dna是父系遗传的。在被子植物中，对近60个物种的质体Dna的遗传研究，发现大多数表现为母系遗传特征，而其中20％的物种中存在着双亲遗传的现象，紫花苜蓿、胡萝卜等植物表现为典型的父系遗传特征。与被子植物相比，大多数裸子植物的质体Dna则表现为父系遗传特征。
可见，细胞质遗传表现为多种形式的复杂性，没有一种简单的机制去解释这种现象。母系遗传是细胞质遗传的主要特征，而不能代表细胞质遗传的全部内容。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人们对细胞质遗传规律的研究和认识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科学家们已揭示出了生物细胞质Dna遗传的新规律和新现象，在细胞质遗传方面表现为单亲的母系遗传、父系遗传及双亲遗传多种形式，大大丰富和逐步完善了细胞质遗传研究的内容。[1]
2．下定义不同于作诠释
下定义和作诠释是在编写教材时经常用到的、极易混淆的两种逻辑学概念。所谓下定义，就是用准确、简练、概括的语言说明事物本质的一种说明方法。[2]例如“基因是有遗传效应的Dn段”就运用了下定义的说明方法。其中，定义项“有遗传效应的Dn段”是对被定义项“基因”的本质特征的揭示。而作诠释，则是对事物或事理的某些性质和特点进行适当解释的一种说明方法。有些被说明的事物经过下定义，读者理解起来感到困难，甚至产生误解，这就需要采用作诠释的方法。例如对“细胞分化”这一概念，教材是这样表述的：“在个体发育中，由一个或一种细胞增殖产生的后代，在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上发生稳定性差异的过程，叫做细胞分化。细胞分化是一种持久性的变化，细胞分化是生物界中普遍存在的生命现象，是生物个体发育的基础。”在这段话中，首先用了下定义的方法概括了细胞分化的本质，然后用作诠释的方法对细胞分化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下定义与作诠释的区别是多方面的：下定义要揭示事物的本质特征，并且定义项的外延与被定义项的外延必须是全同的[3]；而作诠释并不要求从本质上去揭示概念，只要揭示概念的一部分内涵就可以了，并且解释的对象与做出的解释外延也可以不相等。例如“细胞质遗传”这节内容，教材在介绍了紫茉莉花斑植株的杂交结果后，这样表述细胞质遗传的特点，“从上述杂交实验的结果可以看出，紫茉莉F1植株的颜色，完全取决于种子产生于哪一种枝条，而与花粉来自哪一种枝条无关。也就是说，F1的性状，完全是由母本决定的。像这样具有相对性状的亲本杂交，F1总是表现出母本性状的遗传现象，叫做母系遗传”。教材中这句话是采用了下定义还是作诠释的说明方法呢？若是下定义，那么根据下定义说明方法的特点，定义项和被定义项的外延必须是全同的，即F1总是表现出母本性状的遗传现象就一定是母系遗传；反过来，母系遗传的F1也总是表现出母本性状。事实是否如此呢？我们知道，椎实螺外壳的遗传，其子一代F1外壳的旋转方向总是与母本的表型相同，这是由核基因的产物积累在卵细胞中所决定的，生物学上称之为母性影响，而不是母系遗传。再如，本节内容中紫茉莉花斑植株的花做母本，其F1除了花斑植株，还出现了绿色和白色两种不同于母本的植株。可见，F1总是表现出母本性状的遗传现象，并不一定是母系遗传，而母系遗传的F1也不一定仅表现出母本性状。因此，教材中的表述不是给母系遗传下定义，而是以作诠释的方式介绍了母系遗传的现象。
可见，学生把教材中对母系遗传的诠释当做严格的下定义，从而得出“‘母系遗传’与‘F1总是表现出母本性状’的外延有全同关系，因此具有母系遗传特征的紫茉莉花斑枝条上的花做母本，F1必定是与母本一样的花斑植株”等一系列逻辑推理，直至与F1产生三种植株的事实相矛盾，从而断定“F1总是表现出母本性状”的表述错误。殊不知，他们在推理的源头就错了。
综上所述，混淆了细胞质遗传与母系遗传以及误解了教材中关于母系遗传现象的表述导致本节内容难点的产生。
二、难点突破
1．引发认知冲突
任何学科体系的构建都离不开众多学科概念，概念混淆和错位是概念学习中常见的错误。如何使学生从错误概念向正确概念转变，是科学教育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对于有些同学认定细胞质遗传就是母系遗传以及F1总是表现出母本性状的遗传就是母系遗传的错误理解，教师不必急于纠正，可以提供一些与他们的理解相矛盾的事实，如erickson和Kemble在双子叶的甘蓝型油菜中发现了线粒体Dna父系遗传，ohba等观察到日本柳杉中质体Dna表现为双亲遗传，椎实螺子一代F1外壳的旋转方向总是与母本的表型相同，但不是母系遗传等，引导学生认识到先前理解的错误，从而转向正确理解细胞质遗传的本质及与母系遗传的关系。
2．绘制概念图表
为了能更直观地把握细胞质遗传、母系遗传和F1的表型之间的关系，还可以通过绘制概念图来解决这一问题。所谓概念图，实质上就是用于组织和表征知识信息的工具，它通常是将有关某一主题不同级别的概念或命题置于方框或圆圈中，再以各种连线将相关的概念和命题连接，这就形成了关于该主题的概念图。
对于细胞质遗传与母系遗传、母系遗传与F1的关系，教学中首先指出细胞质遗传的本质是生物性状通过细胞质内的遗传物质控制的遗传方式，主要表现为母系遗传，但也有少数表现为父系遗传和双亲遗传（如图1），F1与母本性状一致并不一定是母系遗传（如图2），然后以概念图的方式展示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则细胞质遗传、母系遗传和F1的表型三者之间的关系就一目了然了。
以上是笔者对本节内容难点形成的看法及采取的对策。当然，本节内容的教学难点与重点并不完全一致，在教学中不能花费太多时间，因此探讨巧妙突破难点、进行有效教学的策略仍是摆在我们教学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作者单位：占芳龙，都昌三汊港中学，江西都昌，332600；吴笑臣，赣南师范学院化生学院，江西赣南，341000）
参考文献：
［1］田志宏．细胞质遗传并非都是母系遗传［J］．生物学通报，1999（1）：14-15.
自然遗产的概念篇8
中国自1985年11月22日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并成为缔约国以来，截止到2016年12月，中国的世界遗产共有50项，位居世界第二。中国特有的世界遗产旅游资源吸引着大批的跨文化旅游者前来中国观光。但由于不同的地理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传承的差异势必会造成中西方旅游文化的差异。因此，要想更好地传播中国世界遗产的内涵与价值，必须考虑两种文化之间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方方面面的差异。
一、相关概念辨析
遗产的文化政治价值一直是国际遗产界公认的和极为重视的。遗产不仅对于国家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民族精神的建设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思想文化的传播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也有非凡意义。遗产旅游在世界旅游业中独占鳌头。就本文而言，相关概念的辨析有助于更好地阐释跨文化交际在遗产旅游中的作用。
（一）文化与遗产旅游
有关文化（culture）的论述有400多种，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有广义的，也有狭义的。南大的贺云翱教授将其定义为“人类的第二生存系统”（相对于第一生存系统即自然系统而言）。张岱年先生认为“凡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或者说‘自然的人化’即文化”。就本论题的中心观点来论，笔者更倾向于张先生的认识。从这一概念来看，尽管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化，但有意识的到另一目的地以满足物质或精神的某种需求应该是一致的。所以可以概括地说，遗产旅游是一种文化活动。
20世纪50年代以来，旅游因其独特的内涵价值与方式领跑在世界各个产业的前列。世界遗产更是给旅游业注入了巨大的活力。遗产旅游（heritagetourism）是指以遗产旅游（目前主要是世界级遗产）为旅游吸引物，到遗产所在地欣赏遗产景观，体验遗产文化氛围的一种特定形式的旅游活动，使旅游者获得一种文化上的体验。随着社会的进步，遗产旅游成为一种热门活动，不仅旅游方式呈现出多样性，旅游需求也是多元化的。
遗产旅游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活动，在传播遗产价值中就会产生跨文化之间的交际。那什么是跨文化交际和跨文化旅游呢？
（二）跨文化旅游与跨文化交际
“跨文化旅游”（cross-culturetourism）指的是暂时离开一种文化的根源地，到另外一种不同文化地的人类活动，重点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比，是有着显著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所进行的具体的交际过程，是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是人们对陌生文化的体验。田穗文将其定义为“荷载着至少一种文化的旅游者到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目的地从事旅游活动所引起的现象与关系的总和”。简单地说，跨文化旅游就是附加在跨文化活动上的旅游行为关系的总和。
跨文化交际（cross-culturalcommunication）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是二战后关于世界格局的变化所呈现出的文化多元性的表现，属于社会学的范畴。有人认为跨文化交际是泛指一切在语言文化背景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林红梅认为跨文化交际是指具有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民族成员相互间进行交往的活动，也指同一语言的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交际。胡文仲教授将其定义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从事交际的过程就是跨文化交际”。从上述定义中大致可以总结出两个要点，第一：交际双方必须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第二：交际双方必须有言语上的交际，而不是简单的指手画脚的比较。
但是事物通常具有两面性。异域文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旅游者也会触动异域文化，那么异域文化冲突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在跨文化旅游中。因此对于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成为当今时代遗产旅游领域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二、东西方的文化差异
一个民族因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实践中而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语言习惯以及个性心理等。这是因为每一种文化都会受到政治、地域、宗教以及历史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呈现出文化独特性。比如说到中国，大家首先就会想到雄伟壮阔的万里长城；说到埃及，金字塔则是人人都想探寻的宝藏。然而为什么人们会有这样的思维定性？这是因为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深厚的历史渊源，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民族特性，是一种“传统”。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历史背景的不同以及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独有的社会风俗，因而文化是多元的，异彩纷呈。在跨文化交际中，想要有效地消除误解与摩擦，尤其是遗产旅游中更有效地传播遗产的内涵，我们需要深入了解与分析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
（一）文化背景
东西方的文化背景自古以来就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文化受到传统的儒家思想以及佛道文化的影响，使得中国文化呈现出丰富的层次。既有对宇宙、人类博大的仁爱，又有囤于自身的自持；既有兼济天下的入世情怀，又崇尚归隐自然超脱的精神追求。中国文化既有“仁”的思想作为核心，又是“天人合一”的和谐。西方文化的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欧洲的文艺复兴则打开了近代文明曙光照射进来的大门，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影响西方文化至深的还有基督教。与中国的追求虚无缥缈意境的佛道不同，基督教教诲民众“人人生而平等”，特别注重自身的权利和自由。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西方则是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最难解决的。但也正是这种差异引起的碰撞，才可以让不同的文化共同体之间相互学习、欣赏，进而生发出相互尊重、理解、分享、共荣的美好情感。
自然遗产的概念篇9
“自然选择学说”被恩格斯誉为19世纪三大自然科学发现之一。学生在初中生物课堂上已经学过，已有初步了解，但由于遗忘和缺乏深入系统的体验和学习，很难正确理解和把握自然选择学说的要点和精髓。虽然教材给出了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的解释模型，但学生仍对该学说的四点内容的内在联系模糊不清。针对以上情况，笔者通过构建概念模型让学生理解“消化”该学说四点内容的内在联系。
课前指导学生阅读教材中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的解释模型，多媒体展示长颈鹿脖子的进化组图，引导学生回顾初中有关进化的知识，组织学生尝试用达尔文的观点解释。长颈鹿实例证明：长颈鹿在繁殖过程中存在变异现象，有颈长或颈短的变异，脖子长的可以吃到高大的树木上的叶子，过于短的可以吃草和灌木，但介于二者间的无法获取足够的食物，它们便会饿死，使其数量减少，最后全部消失。因为其他长颈鹿不具有这样的基因，在以后的繁殖过程中就不会存在脖子长度适中的长颈鹿。通过问题引导和帮助学生理解把握“过度繁殖、生存斗争、遗传变异、适者生存”对生物进化的作用，构建“自然选择”这一概念。左下图教师一边讲解一边和同学一起建构，右下概念图作为小结，概念模型如下：
先多媒体展示果蝇大量繁殖图，直观地告诉学生生物普遍具有过度繁殖的特性。观察一窝多鼠图旨在启发学生：后代在性状上有较大差异，即生物产生了变异。由于受到当时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对于变异的本质达尔文还不能做出科学的解释。但通过对人教版必修2第5章的学习学生已掌握生物变异的原因，把前后知识联系起来，从而使分散的生物学概念系统化，形成知识体系，帮助学生记忆，提高学生的学习素养。桦尺蛾实例证明：在18世纪，英国的许多树干上都长满了地衣，一些体色（灰白色）的桦尺蛾可以避开猎食者，所以它的数量较多，但偶尔也能看见黑色的桦尺蛾。18世纪末，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烧煤的工厂排出大量浓密的黑烟。煤烟杀死了地衣熏黑了树皮，有利于黑色的桦尺蛾生存。于是1840年前后，98%的桦尺蛾都变黑了。因此，我认为即使是相同的内容，如果教学目标不同，构建的概念模型有可能不同。把前后知识通过以下概念图串联起来，可以帮助学生形成比较系统的知识网络。
通过构建概念模型，学生理解自然选择中四个主要内容之间的联系：（1）自然选择学说的四点主要内容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2）遗传和变异是自然选择的内因，遗传使生物保持物种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变异使物种向前发展进化。（3）过度繁殖产生的大量个体不仅提供了更多的变异，为自然选择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材料，而且加剧了生存斗争。（4）变异一般是不定向的，而自然选择是定向的，决定着生物进化的方向。（5）生存斗争是自然选择的过程，是生物进化的动力，而适者生存是自然选择的结果。（6）遗传和变异是基础，过度繁殖是前提，生存斗争是手段，适者生存是结果。
构建概念模型可以是一次教学活动的目标，也可以是在教学过程中为实现教学目标而采用的一种教学手段。
通过以下练习，可以检测学生的掌握情况。
1.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来判断下列叙述中正确的是（a）
a.野兔的保护色和鹰锐利的目光是它们相互选择的结果
B.长颈鹿经常努力伸长颈和前肢去吃高处的树叶，因此颈和前肢变得很长
C.尺蛾工业黑化现象是因为受煤烟污染而被熏黑的
D.北极熊为了适应冰天雪地的环境，所以它定向地产生了白色的变异
2.有性生殖的出现直接推动了生物的进化，其原因是（D）
a.有性生殖是高等生物所存在的生殖方式
B.有性生殖是经过两个生殖细胞的结合
C.有性生殖是由减数分裂形成的
D.通过有性生殖，实现了基因重组，增强了生物的变异性
3.如图是一农田长期使用一种农药后害虫群体密度变化曲线。下列叙述，不符合达尔文进化观点的是（B）
a.随着农药的使用，害虫群体的抗药性逐渐增强
B.农药使害虫产生变异
自然遗产的概念篇10
论文摘要：我们在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时，至少应准确把握住以下几个要素：第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不是由阶级或阶层决定的，而是以掌握传统知识、传统技能与传统技艺的多寡决定的；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是历史的产物，但同时又必须以活态的方式传承至今；第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具有重要的历史认识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第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分布在民间文学、表演艺术、传统工艺、传统节日、传统仪式、生产知识、生活知识及文化空间方面。而那些与此有关的各种“工具”、“实物”、“制成品”即或对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特殊意义，也不能视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6年春，笔者随文化部周和平副部长赴浙江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讨会。会上，副部长给大家讲了这样一个笑话，他说：北京雍和宫附近有许多算命的，以前城管一来，他们就跑，而现在则是边跑边喊：“别抓我，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部长说，他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肯定有问题，而从另一方面也确实可以看出，经过近年的努力，“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已经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但是，知道不等于理解，理解不等于理解准确。要想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必须首先弄清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否则，我们就很容易因概念的模糊，保护了不该保护的东西，而使真正需要保护、抢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了一个最后被保护的机会。
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该《公约》是这样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那些被各地人民群众或某些个人视为其文化财富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活动、讲述艺术、表演艺术、生产生活经验、各种手工艺技能以及在讲述、表演、实施这些技艺与技能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工具、实物、制成品及相关场所。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世代相承的特点，并会在与自己周边的人文环境、自然环境甚至是与已经逝去的历史的互动中不断创新，使广大人民群众产生认同，并激发起他们对文化多样性及人类创造力的尊重。当然，本公约所保护的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部，而是其中最优秀的部分一包括符合现有国际人权公约的、有利于建立彼此尊重之和谐社会的、最能使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那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
而我国学术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作的表述，也基本上源于这个定义。如《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认为，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民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时间性和空间性)”。
应该说，上述定义已经触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内容，但在表述上仍有不尽完备之处，需要做进一步的补充、修正和发展。笔者以为，要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一个准确的学术定位，就必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传承时间、传承形态、传承内容、传承价值等子系统做出一系列的明确的学术定位，并通过上述子系统的学术定位，来锁定“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一、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的限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没有了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将随之消失，即所谓“人亡艺绝”。那么，什么人才有资格充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呢?有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直接定位于“民间”，这显然是不够的。我们知道，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及传承过程中，绝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确实来自民间，在我们的日常表述过程中，也确实可以用“民间”来代指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但这并不等于说只有民众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唯一传承人，而民间社会之外的人们无权获此殊荣。如果真是如此，日本著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乐、歌舞伎，韩国著名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宫廷祭祀等，都无权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因为它们都是典型的宫廷文化。但事实上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它们确实是这些民族或国家最为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理，在中国瓷器文化发展史上出现的官窑、宫廷生活中出现的满汉全席等，虽不是民间所创，也不是民间所传，但我们同样不能否认它们也是中华民族最为优秀的文化遗产。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与传承，必须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在许多情况下，倘若没有国家或宫廷的扶持，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可能得到最有效的传承的。因此，我们将所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范畴仅仅定位于民间社会显然是不够合适的。我们认为，既然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一个知识、技术与经验的概念，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从政治角度，而应该从知识、技术与经验的角度加以取舍。也就是说，我们在判断一个传统文化事象是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判断的标准不应该是政治的，而应该是知识的、技术的、经验的；判断一个人是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不是看他的政治出身，看他是贫农还是富农，是平民还是皇帝，而是看他到底掌握了多少传统知识、技艺与技能。在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未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传承者仅仅局限于“各地人民群众”，而是同时还包括了除“各地人民群众”之外的“某些个人”。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更为开放一点儿的立场来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那么，这一群体应该是人类社会中具有特殊知识、特殊表演技艺与技能的特定人群——如艺人、匠人及巫师等。
二、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时限的限定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时间仅仅局限于“当下”(“流传于民间”)是远远不够的。活态流传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存世的一个重要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流传于人类社会的所有文化事象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些文化事象即或非常优秀，但会由于流传时间的短暂，而无法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如1949年以后出现的户县农民画(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金山农民画(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等，至少暂时都无法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遴选上，各国都有着一定的时限上的要求。以日韩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国为例，它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准入门槛虽不曾有过明确的法律上的要求，但从这些国家所公布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看，历史最短的一般也都具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这一标准对于一般的国家来说，无疑是比较合适的。如果我们将这个标准引入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评价体系，那么，一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事象至少也应具有100年以上的历史，即产生于清代之前且以活态形式传承至今的传统文化事象。而产生于清代之后的、不足百年的传统文化事象，则暂无资格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当然j这只是个下限，一个最基本的准入门槛。其实，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文明古国，一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也应具有数百年以上的历史(如风筝，版画制作技术，昆曲、京剧表演艺术等)。有些还会更长，如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钻木取火技术等，至少已有近万年的历史。之所以被称为“遗产”，一定是财产的创造者亡故后留给我们的财富。财产的创造者尚健在人世，我们又如何能将其赠送给我们的财产称之为“遗产”呢?
三、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形态的限定
对于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只有时限上的限定已经足够了。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仅有时限上的限定尚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对其传承的形态实施必要的限定。与固态存世的物质类文化遗产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通常都是以活态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判断一个传统文化事象是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就是看它在传承形态上是不是以活态的方式传承的。譬如，如果还有人以传统的方式原汁原味地讲述满族说部时，满族说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讲述人一旦辞世而又无继承人，尽管我们也承认这是满族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但它将不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无法在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继续留名。
四、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范围的限定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范围笼统地定位在“所有传统文化事象”上未免过于宽泛。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不应该是这个民族传统文化事象的全部，而应是这个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最为精华的部分。抽大烟、裹小脚这类陋俗我们且不去说，就是那些具有中性性质的传统文化事象如行酒令、打麻将，也很难获得“民族文化遗产”这样的殊荣。故此，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颁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范围大致界定在民间文学、表演艺术、传统技能、传统知识、传统节日仪礼及民俗活动等文化遗产贮藏相对集中的几个领域，看来也是经过充分考量的。为什么说上述几个领域文化遗产的贮藏量就一定会高呢?还是让我们举例说明。以传统节日为例。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一年有365天，但对于一个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传承而言，并不是每一天都同等重要。一年中总有那么几天。对于一个民族优秀遗产传承而言，尤显重要。而这几个特殊日子，正是我们所要保护的节日类文化遗产。为什么一定要将这些传统节日作为文化遗产，并对它们实施特别保护?因为人们不但可以通过节日美食的品尝、节日盛装的穿戴，使节日美食、节日盛装的制作技术得以传承，通过参与表演而使传统表演艺术得以光大，同时，庄严的节日仪式还可在无形中疗补人们心灵的创伤，使人们通过神圣的仪式获得更多的心灵洗礼，使人们变得更加团结，使社会变得更加和谐稳定。这就是传统节日的价值，这就是保护传统节日的意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历时性角度出发，将传统节日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确实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充分地反映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历时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要点的高度概括。同理，民间文学、表演艺术、工艺技术、民间知识等，同样是存在于传统文化中的一个个“富矿”，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不同角度对人类所创文明的高度概括。发掘金矿需要查清矿脉，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同样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弄清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规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有针对性地保护好每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五、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含价值的限定
从遗产所展示给我们的内涵上看，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简单定位于“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各种传统文化事项，显然也过于宽泛。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日韩等国经验，要想申报世界级或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或科学价值，没有这几项硬条件作保障，要想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几乎是不可能的。
总之，在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全新概念时，我们至少要在传承主体、传承时限、传承形态、遗产价值、遗产涵盖范围等几个方面做出严格限定。
下面，我们再来谈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过程中存在的几个误区。
误区一：将各种“工具”、“实物”及“制成品”等亦当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前，无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是国内学术界，几乎都将“在讲述、表演、实施这些技艺与技能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工具、实物、制成品及相关场所”统统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这种做法值得商榷。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那些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以活态方式传承至今，且具有重要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及科学价值的知识类、技术类与技能类传统文化事项。而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各种“工具”、“实物”、“制成品”即或对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特殊意义，也不能视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不能一并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