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社存在的价值篇1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一系列新型农民社会组织不断兴起。这些新型社会农民组织不仅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结构，也促使农民的价值观发生了转向。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社会组织对农民价值观转向的影响，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有利于在农村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键词：农民社会组织；农民价值观转向；影响
关键词：农民社会组织；农民价值观转向；影响
中图分类号：D4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33-2738（2012）04-0067-01
中图分类号：D4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33-2738（2012）04-0067-01
农民价值观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农村社会变革的效果。因此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社会组织对农民价值观的影响具有深刻的意义，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在农村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农民价值观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农村社会变革的效果。因此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社会组织对农民价值观的影响具有深刻的意义，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在农村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改革开放以来新型的农民社会组织
一、改革开放以来新型的农民社会组织
农民社会组织是一种行为团体或集团，主要是由农民自发组织的，或者农民在政府的推动和支持下组织的，但参与主体主要是农民，目标在于更好地实现农民的政治、经济利益或完成某种社会保障功能的民间社团。[1]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服务组织的逐渐兴起，包括老年协会、扶贫协会、合作医疗组织、农民维权组织。例如农民工是一个新兴的群体，而政府在短期内没有专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组织，加之农民自身文化水平低，维权意识薄弱，所以农民维权组织得以兴起。[2]社会组织的特点表现为农民的某个方面的需求服务，服务项目单一。
农民社会组织是一种行为团体或集团，主要是由农民自发组织的，或者农民在政府的推动和支持下组织的，但参与主体主要是农民，目标在于更好地实现农民的政治、经济利益或完成某种社会保障功能的民间社团。[1]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服务组织的逐渐兴起，包括老年协会、扶贫协会、合作医疗组织、农民维权组织。例如农民工是一个新兴的群体，而政府在短期内没有专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组织，加之农民自身文化水平低，维权意识薄弱，所以农民维权组织得以兴起。[2]社会组织的特点表现为农民的某个方面的需求服务，服务项目单一。
二、改革开放以来新型农民社会组织对农民价值观转向的影响
二、改革开放以来新型农民社会组织对农民价值观转向的影响
1.在新型农民社会组织的影响下，农民的价值观逐渐由以集体利益为主转到个人利益为主，并适当兼顾集体利益。农民在加入这些组织后，自身利益与整个组织的利益紧密相连。笔者在进行田野调查时，曾与一些中老年农民进行交谈时，他们提到改革开放前，由于在生产队里，大家谁也没有很富裕的，都是很穷。集体利益是第一位的，个人利益在集体利益面前是微不足道的。特别是有些干部，很是负责，有次村里起火了，村干部把自家的东西拿出来做公用。改革开放后，不说很富，至少日子好过了不少，但是村干部往往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重，适当情况下也考虑下如何发展本村的经济。
1.在新型农民社会组织的影响下，农民的价值观逐渐由以集体利益为主转到个人利益为主，并适当兼顾集体利益。农民在加入这些组织后，自身利益与整个组织的利益紧密相连。笔者在进行田野调查时，曾与一些中老年农民进行交谈时，他们提到改革开放前，由于在生产队里，大家谁也没有很富裕的，都是很穷。集体利益是第一位的，个人利益在集体利益面前是微不足道的。特别是有些干部，很是负责，有次村里起火了，村干部把自家的东西拿出来做公用。改革开放后，不说很富，至少日子好过了不少，但是村干部往往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重，适当情况下也考虑下如何发展本村的经济。
2.在新型的农民组织影响下，农民价值观由以传统价值观为主到传统、现代价值观并存。中国是一个传统文化氛围浓厚的社会，农民具有浓厚的传统情结。他们重视地缘和血缘关系的乡情亲情观念，重男轻女、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生育观点和宗族意识等。改革开放的到来，促使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开放性和流动性大大增强，原有的区域界限和地缘关系被打破，农民不得不面对地区发展、社会地位、生产方式、分配方式及生活方式的差异性。[3]随着农民加入农民社会组织，他们与社会的接触面迅速扩大，加之现在农业也逐渐走向机械化，对体力劳动的要求越来越低，农民的视野也大大开阔。这使有些具有现代观念的农民觉得生男生女都一样，只要成才就行。
2.在新型的农民组织影响下，农民价值观由以传统价值观为主到传统、现代价值观并存。中国是一个传统文化氛围浓厚的社会，农民具有浓厚的传统情结。他们重视地缘和血缘关系的乡情亲情观念，重男轻女、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生育观点和宗族意识等。改革开放的到来，促使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开放性和流动性大大增强，原有的区域界限和地缘关系被打破，农民不得不面对地区发展、社会地位、生产方式、分配方式及生活方式的差异性。[3]随着农民加入农民社会组织，他们与社会的接触面迅速扩大，加之现在农业也逐渐走向机械化，对体力劳动的要求越来越低，农民的视野也大大开阔。这使有些具有现代观念的农民觉得生男生女都一样，只要成才就行。
3.在新型农民组织的影响下，农民价值观由以经济利益为主转向注重多方面利益。改革开放前，由于生产力较低，温饱问题是最基本的问题。但是农民仍面临着较大的负担，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道路成为了农民的又一个思考的问题，社会保障成为农民新的期盼。伴随着这些问题的出现，农民维权组织、农民医疗合作组织应运而生。此外，农民的文化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增强。
3.在新型农民组织的影响下，农民价值观由以经济利益为主转向注重多方面利益。改革开放前，由于生产力较低，温饱问题是最基本的问题。但是农民仍面临着较大的负担，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道路成为了农民的又一个思考的问题，社会保障成为农民新的期盼。伴随着这些问题的出现，农民维权组织、农民医疗合作组织应运而生。此外，农民的文化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增强。
三、规范和引导新型农民社会组织的发展，以促进农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新型农民社会组织和农民价值观转向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新型社会农民组织的良性发展会促进农民价值观的积极转向，而农民价值观的积极转向也会推动新型农民社会组织的发展
三、规范和引导新型农民社会组织的发展，以促进农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新型农民社会组织和农民价值观转向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新型社会农民组织的良性发展会促进农民价值观的积极转向，而农民价值观的积极转向也会推动新型农民社会组织的发展
1.新型农民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促进了农民价值观的转向。农民根据自身需求加入组织，也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退出组织，具有很大的自主性。组织除了为农民提供相应的专业服务外，还有自身的组织文化。这些组织文化大都是顺应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农民在其中可以受到先进组织文化的熏陶，转变自身不适合社会主流的价值观。
1.新型农民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促进了农民价值观的转向。农民根据自身需求加入组织，也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退出组织，具有很大的自主性。组织除了为农民提供相应的专业服务外，还有自身的组织文化。这些组织文化大都是顺应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农民在其中可以受到先进组织文化的熏陶，转变自身不适合社会主流的价值观。
2.农民价值观的积极转向同时也促进了组织自身的发展。农民价值观不断提升，也促进了组织整体价值观的提升，有利于农民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积极投入生产中，为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而奋斗。此外他们还会主动遵守组织的规则，积极团结起来，支持组织的工作，这有利于组织的不断发展和壮大。当组织遇到困难使，大家劲往一处使，帮助组织度过难关。
2.农民价值观的积极转向同时也促进了组织自身的发展。农民价值观不断提升，也促进了组织整体价值观的提升，有利于农民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积极投入生产中，为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而奋斗。此外他们还会主动遵守组织的规则，积极团结起来，支持组织的工作，这有利于组织的不断发展和壮大。当组织遇到困难使，大家劲往一处使，帮助组织度过难关。
但是现阶段我国农民社会组织还存在一系列问题：社会服务性的组织仍然较少，农民的其他利益难以得到满足；很多组织打着为农民服务的口号，其实质是黑社会组织和传销组织，由于自主管理，政府忽视了对其监管，使农民深受其害；农民组织由于是农民自发组织的，经费缺乏，未能得到国家有效的的帮助和扶持而面临解散的困境；很多边远农村农民的法律意识淡薄、组织化意识差，综合素质低等因素农民组织的发展较少。
但是现阶段我国农民社会组织还存在一系列问题：社会服务性的组织仍然较少，农民的其他利益难以得到满足；很多组织打着为农民服务的口号，其实质是黑社会组织和传销组织，由于自主管理，政府忽视了对其监管，使农民深受其害；农民组织由于是农民自发组织的，经费缺乏，未能得到国家有效的的帮助和扶持而面临解散的困境；很多边远农村农民的法律意识淡薄、组织化意识差，综合素质低等因素农民组织的发展较少。
1.国家要设立相关制度，对农民组织进行规范化管理。积极引导和支持农民发展各类组织，加快立法进程，加大扶持力度，建立有利于农民组织发展的信贷、财税和登记等制度。现阶段仍存在有些不法分子为了谋取非法利益而诱导农民加入组织，使农民的利益受损。国家和政府对农民社会组织实行登记制度，定期对其进行监督，并在适时给予资金和技术上的政策支持，保证农民组织的正常运行。
1.国家要设立相关制度，对农民组织进行规范化管理。积极引导和支持农民发展各类组织，加快立法进程，加大扶持力度，建立有利于农民组织发展的信贷、财税和登记等制度。现阶段仍存在有些不法分子为了谋取非法利益而诱导农民加入组织，使农民的利益受损。国家和政府对农民社会组织实行登记制度，定期对其进行监督，并在适时给予资金和技术上的政策支持，保证农民组织的正常运行。
2.大力倡导农民组织多样化发展。当今社会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农民的文化需求不断扩大，如何更好地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是当前农民组织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之一。有很多农村地区农民仍然以来打发业余时间，这不仅让人在不知不觉中迷失自我，陷于其中却很难自拔，更让很多家庭因而破灭。国家应大力支持和倡导农民文化组织，给予政策上的优惠，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针对农民看病难、看病贵，农村合作医疗组织也应大力倡导，保障在村有村卫生室，使农民小病能在卫生室得到解决；近几年来农村外出务工的农民越来越多，留在农村的大多是老弱病残，农村老人的生活问题、留守儿童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要依靠村委会和周围邻居的帮助，更要发展农村社会帮扶组织，定期对有困难的农村老人、儿童进行帮助。
2.大力倡导农民组织多样化发展。当今社会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农民的文化需求不断扩大，如何更好地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是当前农民组织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之一。有很多农村地区农民仍然以来打发业余时间，这不仅让人在不知不觉中迷失自我，陷于其中却很难自拔，更让很多家庭因而破灭。国家应大力支持和倡导农民文化组织，给予政策上的优惠，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针对农民看病难、看病贵，农村合作医疗组织也应大力倡导，保障在村有村卫生室，使农民小病能在卫生室得到解决；近几年来农村外出务工的农民越来越多，留在农村的大多是老弱病残，农村老人的生活问题、留守儿童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要依靠村委会和周围邻居的帮助，更要发展农村社会帮扶组织，定期对有困难的农村老人、儿童进行帮助。
3.通过农民组织来宣传先进文化、和谐文化。农民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组织可以宣传先进、和谐的文化。笔者在进行问卷调查时曾与很多中老年农民交流过，他们特别怀念时代：翻身做主人，虽缺吃少穿，却也能精神饱满，内心快乐而又自觉神圣。但是在现在这个文化多元化的社会，他们认为虽然生活有很大的改善，但是内心越来越空虚，村民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淡漠，完全没有以前的那种和谐、融合。如何传承农村优秀文化和宣传先进文化、和谐文化？建立农村文艺队是一个极好的选择。以村委会牵头，建立农村社会各式各样的文艺组织可以逐渐恢复村庄集体生活，重塑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他们的积极信仰或从农民的思想上消除这种隐患。
3.通过农民组织来宣传先进文化、和谐文化。农民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组织可以宣传先进、和谐的文化。笔者在进行问卷调查时曾与很多中老年农民交流过，他们特别怀念时代：翻身做主人，虽缺吃少穿，却也能精神饱满，内心快乐而又自觉神圣。但是在现在这个文化多元化的社会，他们认为虽然生活有很大的改善，但是内心越来越空虚，村民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淡漠，完全没有以前的那种和谐、融合。如何传承农村优秀文化和宣传先进文化、和谐文化？建立农村文艺队是一个极好的选择。以村委会牵头，建立农村社会各式各样的文艺组织可以逐渐恢复村庄集体生活，重塑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他们的积极信仰或从农民的思想上消除这种隐患。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李凯中．当代农民组织化的基本使命．[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7（5）．
[1]李凯中．当代农民组织化的基本使命．[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7（5）．
[2]汪笑．探析我国农民组织的兴起及其对乡村治理的意义．[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2（1）．
[2]汪笑．探析我国农民组织的兴起及其对乡村治理的意义．[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2（1）．
[3]康来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价值观变迁的共性特征．[J]．郑州大学学报，2009（9）．
农民合作社存在的价值篇2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06.072
党的十八大明确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向着更“实”的方向推进，农民价值观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在展开，但是农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工作相对滞后，因此，它是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是当前价值观多元态势下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的现实需要，也是当前农村社会结构快速转型期强化政治整合力的重要举措。
一、农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迫切性
（一）外在环境导致价值观冲突
当前的中国，正处在重大战略转型时期，经济的转型对农村思想文化领域的冲击表现得尤为突出。“礼失而求诸野”，当前农村社会同样出现了价值观危机，已经没有那样一个“野”可以求了，与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危机相暗合的是，当前的中国农村社会正经历着一次新的转型之痛，即从治理性危机到价值观危机的转换。
1.一元与多元的价值冲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后，利益主体趋于多元，不同利益群体突现出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特性，会使多元利益主体产生多元价值观念，尤其市场经济的自我生存和自由竞争，都趋使人们赶超着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村民的价值观不再是传统的、内向的，而逐渐的趋向于外化与多元化。另一部分农民则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滋生了不思进取的思想，吃饱穿暖就是他们的生活目标。
要成功化解农村思想领域和实际生活中的诸多矛盾和问题，维护社会稳定，关键在于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引领、统摄、整合多样化的社会价值观，从而弱化多元价值态势对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合作用。
2.道德与利益的价值冲突：市场经济条件下，泛道德主义传统与现代多元价值取向的冲突不断升级。原因是村民对见利忘义等消极因素的包容，使得消极价值观通过累积、认同、共享、不断发展并被逐渐合理化。近年些来，村庄里出现了孝亲文化危机，很多人外出挣钱而不管不顾家中老人，但是并没有受到村民们的谴责。这其中，人们的廉耻观也发生很大的变化，人们很少以道德为标准去评判他人，而更多的是以金钱的拥有量去评判。
市场经济体制导致了村民价值观的多元，价值观多元的背后又导致了各种价值观间的冲突，因此，在农村急需一种核心价值观去整合多元化的价值观，去调解各种价值观间的冲突。多元态势需要主流价值统领，以上状况反映出，现阶段我国广大农村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态势具有一定的盲目性、逆反性和无序性，成为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内生氛围导致核心价值观瓦解
农村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通过公共性的文化活动得以维系和再生产的，村庄的公共性文化活动有两类：一是庙会和各种节庆仪式；二是现代国家权力建构的公共性文化活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电视普遍进入中国农村家庭，现在中国农民基本上都是在自己家里看电视，以前在村庄里的戏台也不见了。随着网络电脑进入农村，村民更是宅在家里。另外一些村民整日靠“打麻将”来消遣时光。
总之，一方面，在当今的中国乡村社会，节庆仪式，宗族祭祀以及国家权力所主导的公共性文化生活迅速蔓延，这就导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失去了载体；另一方面，地下，独自看电视为主导的消遣方式加剧了农村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瓦解和崩塌。
二、农民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困境
（一）理论的高度概括与农民理解水平低下的矛盾
党的十八大曾首次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个字来高度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涵着对国家、社会以及个人层面的具体要求，这众多的内容凝聚在这24个字中，可见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另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存在一定的抽象性，这种高度的凝练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抽象。
在农村，农民受教育程度偏低，文化程度低，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较短，精神贫困阻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另据《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指出：城市人均受教育年限是10.20年，而农村劳动农民的文化水平直接影响着对事物的理解水平。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中很多的中年人称“已经跟不上时代了”，更别提六旬以上的老人了，在农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导致农民的思想道德水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凝练性和概括性与农民的理解力水平不相适应，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整体素质的偏低成为农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瓶颈。
（二）理论的宏观性与农民的实用性的隔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理论成果，是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社会全面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具有深远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之大、地位之重要，其包容性、指导性都要求该理论具有客观性和长远性。
而农民由于文化程度低，常常简单的以“是否有用”作为对事物好坏的评判标准。在农民的口语体系中，“有用”、“没用”、“有没有用”，属于几个出现频率非常高的关键词。“有没有用”、“有什么用”，已经成为内化到农民深处的观念。而这种“有用”、“无用”往往与自己的利益相连。一个理论能否切实的解决人民的实际生活问题，是该理论能否深入人心的关键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农民是否有用，农民还未对其有较高的领悟，因此，如何消除理论的宏观性与农民实用主义之间的隔阂是农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困境。
（三）村级组织在对农民教育中存在偏差
村级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各项方针政策的组织者、实践者和最终落实者。村干部必须带头积极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做到令行禁止、步调一致。然而在实际的村级组织中，村干的主力主要是60后，不符合“老、中、青”搭配的用人原则，致使村干部“老龄化”，60后的干部，有的可能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是什么都不太清楚，更别说领会其中什么精神了。据了解，村级组织中除了大学生考入的“村官”外，很少有年轻人任职，这一现象就使上级传达下来的政策精神不能高效的、及时地传达给村民。在传达教育村民的过程中容易发生偏差。在农村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只是简单的打个横幅，刷个墙而已，村干部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中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三、农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
（一）加强农民教育
邓小平同志曾说：“教育决定一个民族的未来，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当前要以加强农民文化教育为重点，广泛开展宣传教育，让农民懂得接受文化教育的重要性，重视文化教育的培养。落实好九年义务教育，减少辍学率，防止增加新的文盲和半文盲，进一步强化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支持农村教育的职责和投入力度，对于中老年人，在课上多讲些革命年代的故事，继承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
现在一般来说，受教育水平普遍处于高中以上，农民教育水平低主要是上一辈人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因此应该多加强成人的教育，按照成人学习的特点，把课堂教学和现场培训等多种教学形式结合起来，采取文化补习班、讲座等灵活多样的形式，使农民真正做到参加教育培训和不参加教育培训在社会待遇和权益保障等方面大不一样。
（二）改变宣传方式
很多人都讲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大力的宣传教育，但采用什么样的宣传方式，地区与地区之间还需不同，因此在农村的宣传方式要与城市有所区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一个口号，不应只是政府的事，更是老百姓的大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需要一个通俗易懂的解释，实现理论表达由官方术语向农民话语的转换，与农民的理解力水平相适应，因此，各个地方应采取易理解的方式。如“讲故事”宣传，说过“讲好故事，事半功倍”，开展“中国梦――百姓故事”的巡回演讲，让广大百姓走上讲台和舞台。“志愿者”宣传，培养一批有素质的“基层理论宣讲志愿者”，这个高素质并不是理论很深，而是能够与农民打成一片，通过有趣的方式向农民普及理论知识。
（三）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俗话说：“皮之不存，毛之焉附。”首先，搞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及，必须找到一个能够维系和再生产文化的载体。应该充分地利用好庙会和各种节庆仪式，可以村里规定一个节日作为整个村庄里每年必隆重庆祝的节日，班会有班日，村会也应该有村日，在一年的某一天，全村的人都会聚集在一起，作为村庄集体里的一份子聚在一起谋事情，融感情。其次，农村应举办公益文化事业，力求做到有文化站、图书室等，也可充分利用村民现下跳广场舞的热情，为村民选个好地方，既可以作为广场舞基地，也可以作为村民聚集的文化场地，应时代进步满足村民要求，加强村民的集体荣誉感和幸福感。
（四）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农民的日常生活
农民合作社存在的价值篇3
【关键词】90后农民工；自我价值；城市认同
随着农业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也大幅增加。这些剩余劳动力，大多数选择了区城市的中小企业中工作。90后农民工，作为转型期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新生社会群体，其发展和嬗变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社会结构变化。他们已经逐步成为城市的主流力量，奋斗在建筑、采掘、建材、服装、纺织、玩具等行业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创造了不可估量的财富。与前两代的农民工不同，90后农民工更加注重自身价值的实现，但是许多环境和社会因素在其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因此如何以新的有效手段和方式保障90后农民工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超越，促进这一群体的充分发展已经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90后农民工的群体特性
首先从背景特征来看，与前两代农民工相比，90后农民工中独生子女的人数增多，文化程度也稍高，取得执业技术证书的比例也相对较多。其次，在工作态度方面，90后农民工尽管进城时间不长，但是换工作的次数却不少，平均每年都换一次工作，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工作不稳定的表现，而是认为跳槽是一种正常的职业行为。另外，与前两代农民工相比，90后农民工的吃苦精神并没有变得更糟。再次，90后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显然更强，不会像老一辈农民工一样逆来顺受、忍气吞声，他们具有很强的抗争勇气和维权精神。第四，90后农民工在生活态度上更加积极，参加聚会、逛商场、逛公园、看电影的频率明显增高。第五，在心理状况方面，对于小偷偷东西、小孩落水等情况，90后农民工都会伸出援手，提供帮助。同时，90后农民工更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更想通过自己的社会生活实践达到对自己生存和发展需要应有的实现或者满足，他们想要融入城市的愿望也更加浓烈。
二、影响90后农民工的自我价值实现的因素
当前，主要有以下几种因素影响着90后农民工自我价值的实现。首先，他们自身条件上存在先天不足。许多90后农民工由于生活条件和学习环境的限制，与城市居民的子女有着很大的差别，使他们在今后的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在忍耐力和吃苦精神上，90后农民工业远远不如前两代，很多主要在服务业就业，例如销售工作。其次，当前许多农民工的劳动已经得到社会的认可，但是并不被所服务的社区所接纳，甚至还被排斥。尽管他们改变了职业和生活方式，但是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民，无法享受城市居民所行首的许多社会发展和管理服务。再次，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的存在也阻碍了农民工自我价值的实现。
三、90后农民工如何实现自我价值
（一）努力提高自己的素质和个人能力
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素质与能力已经成为决定一个人生存质量和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无论是文化层次还是文化素质，90后农民工比前两代农民工都要强，但是比城市中的同龄人要低，这就注定他们只能做一些低端的劳动力工作，在就业竞争中处于相对较弱的位置。并且需对90后农民工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因此需要他们付出更多的努力去提高自己的个人能力和综合素质，脚踏实地，踏实肯干，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条件努力学习文化和技能，不断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才能够实现自我价值。
（二）营造理性关怀的环境
自由平等的人权观念是营造理性关怀环境的主要内容。首先，要对公民的权责教育和伦理教育加大力度，推动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其次，要唤起人们对90后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同情，促进对他们的帮助。另外，还要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态度，要深入农民工群体去关心他们，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灌输现代化文明，帮助他们在教育卫生、科技文汇、法律道德等方面提高意识，从而有效的抵制社会中的歧视观念。
（三）打造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
要想达到90后农民工自我价值实现的目的，就必须要打破户籍制度，逐步建立起一个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尊重90后农民工的劳动权利，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取消对农民工进城打工的不合理限制，建立公正合理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推广劳务定向输出，能够让更多的农民工找到自己适合的职位，最终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市的进行合理有序的劳动。
四、结语
农民工已经成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群体，在城市建设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习惯、价值取向上与老一代农民工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要采取有效手段，帮助广大90后农民工实现自我价值，从而更好的为城市服务，为社会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1]李培林.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史柏年等.城市边缘人：进城农民工家庭及其子女问题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农民合作社存在的价值篇4
关键词：存货质押；运作模式；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
中图分类号：F30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07（2015）02-0069-07
一、综述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快发展，使之成为引领农民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现代农业经营组织。”6年来，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长足发展。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至2013年二季度末，全国依法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实有82.8万户，入社成员超过6540万人，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25.2%。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广泛引入到农业各产业和各生产环节，在创新农业经营体制、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完善农村商品流通体系等方面正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但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诸多瓶颈，其中融资难是主要瓶颈之一。如何缓解合作社融资难成为实业界和理论界共同关注的问题。
现实中，一方面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但由于运作机制不畅、制度设计缺陷、规模较小、盈利能力较差等因素，绝大多数合作社很难获取银行贷款；加之合作社缺乏固定资产用于抵押，造成融资困难和发展资金不足。另一方面，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的农产品，统一采购的农资、原材料等暂时闲置的存货大量存放在基地或仓库中，占用许多资金，所以发展新的融资模式以盘活农民专业合作社沉淀资金是缓解其融资困境的一条有效途径。存货质押融资是把借款人闲置且暂时不用的存货质押给银行，银行委托第三方物流企业协助监管，并根据质押物和借款客户综合情况给予一定比例信贷的一种创新性融资模式。
现阶段，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具备开展存货质押融资的现实基础：
1.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普遍匮乏。据对重庆市的100家农民专业合作社问卷调查显示，70%的专业合作社反映其资金来源已不能满足合作社经营发展的需求，资金缺口在10～20万元的占76%，在20～30万元的占17%，在30万元以上的占7%。
2.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财产少。由于农民自身收入有限，经济实力不强，没有太多的剩余资金，即使有些积累也主要用于基础消费。由于缺乏外在稳定的社会福利保障，农民会倾向稳定的、风险少的投资，这导致他们对合作社的现金投资不多。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要依托农村能人或专业大户牵头成立，成立时多数合作社没有对社员提出股金和会费要求，也没有建立完备的社员股金制度。这种现状致使农民专业合作社实有出资规模普遍较小。
3.农民专业合作社缺乏抵押物。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多数处在发展初期，这一阶段合作社主要特点：合作水平层次低，收益有限，留存少，规模小。调查显示，农民专业合作社拥有固定资产数额有限，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甚至依靠租赁别人的场地来经营。
4.农民专业合作社往往拥有较多的存货。目前大多数合作社处于发展初期，规模小，没有太多的固定资产，但其所拥有的存货较多，如集中购置或等待销售加工的农产品、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生长性农作物、家禽等，这些存货占用了大量资金，造成合作社资金紧张。盘活存货，使“死”的资本变成“活”的流动资金则是缓解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紧张的有效途径。开展存货质押融资业务，合作社不仅可以把沉淀在仓库中的资产变成资金，也可享受专业物流企业提供的高水平物流服务，同时又能进一步加强其与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企业的关系。
5.获得财政资金不足。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不断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支持力度。在中央财政的带动下，地方各级政府陆续出台政策，明确政府的财政扶持，并不断增加投入。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相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井喷式”发展而言，公共财政的阳光远没有普照到需要支持的绝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规模偏好性和示范偏好性的驱动下，仅仅少数农民专业合作社才能得到了公共财政的支持。总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现状为其开展存货质押融资业务提供了现实基础；存货质押融资业务在理论研究上日趋完善，在实践中逐渐成熟；银行等金融机构随着竞争日趋加剧，开创新产品的意愿日益加强，进一步为合作社开展该业务提供了平台。
理论上，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问题的研究集中在融资瓶颈及制约因素、融资法律分析、金融服务与支持、制度设计及政策建议等方面。例如，刘玉春等在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特征及融资困境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强化农民专业合作社自身建设、建立灵活的互助机制及构建多元化的外部金融体系等对策。王文献等研究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缺乏问题及成因。刘伟林等研究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瓶颈及制约因素。郑尚能从金融服务与支持缺位角度剖析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难问题。刘俊从法律视角研究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资本形成制度的设计问题。邓俊淼以河南社旗“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信用社”模式为考察对象，研究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推动农户融资模式。马丁丑等用实证方法分析了欠发达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信贷融资与成长发育之间的关系。倪细云等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从保障能力、发展潜力、财务管理、环境因素和影响能力等五方面刻画合作社融资能力，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和测度模型。于战平以天津宝坻民盛种养殖专业合作社为对象，研究了基于产业共同体需求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融资问题。苑鹏就农村金融供需失衡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楼栋等人分别研究了社员参与合作社资金互助社意愿及发展互助社的路径问题，尝试从构建互助社这一视角来解决合作社融资问题。尽管以上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解决融资困境的路径，但通过存货质押这种新的路径来解决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问题的研究很少见。基于此，本文结合农民专业合作社自身的特征，探析契合其特征的存货质押运作模式，以期为缓解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困难提供决策借鉴。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存货质押融资的主要运作模式
存货质押融资模式分直接抵押和第三方担保抵押两种模式。存货质押业务吻合当前合作社固定资产少及存货较多的发展现状，除一部分可有银行直接抵押的存货外，其余必须借助第三方介入。不能回避的现实是大多数合作社采购、销售或经营的是农产品、低值易耗品、初级半成品等弱质型物质，这些存货质地不稳、易腐蚀、价格波动较大、难于储存和监管。合作社存货的这些特征造成银行等金融机构不乐意对其开展存货质押业务，进而影响存货质押业务功效的发挥，无法很好惠及合作社的发展。所以打消银行顾虑，让银行放心放贷关乎该业务能否顺利开展、合作社能否获得足额资金等重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之一是让其他担保主体参与，并进一步保障银行信贷的安全，这无疑会提高银行的积极性，进而缓解合作社发展资金不足问题。文章根据担保主体的不同提出了专业担保公司担保、供应链核心企业担保及合作社联合担保三种合作社存货质押担保融资模式。
（一）专业担保公司担保
该模式是指农民专业合作社把其闲置的存货（农产品、半成品、集中购置的农资、原材料等）作为质押物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贷款，银行委托第三方物流公司监管质押物，并根据质押物特性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自身情况，授予其一定信贷额度，且专业担保公司对信贷额进行担保的一种融资模式。
这种模式的基本流程为：首先农民专业合作社向银行申请贷款，银行要求农民专业合作社把存货存置在其指定的第三方物流仓库中，并把质押物的价值评估、运输、价格波动监管、储存及违约处置等作业委托给第三方物流，由专业的第三方物流操作这些业务效率会更高，交易成本会更低；此外，银行会要求第三方物流协助监督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情况，第三方物流与中小企业长期往来，相较银行更为熟悉一线市场状况，然后银行根据存货特性及专业担保公司承诺的担保协议，给予合作社一定价值比率（信贷额占质押物价值的比例）的信贷额度，价值比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质押物的状况，若质押物质地稳定、价值波动小、易储存，则银行会给予较高的价值比率；当农民专业合作社归还部分或全部贷款时，银行指示第三方物流根据还款金额释放等值质押物，用于其生产经营，即动态质押，这种质押方式有利于减少对合作社生产活动的影响。
在该模式中，专业担保公司类型可以多样化，既可以是专门为中小企业贷款进行担保的公司和由政府成立的旨在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而成立的救助基金，也可以是由其他大型公司成立的专门从事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担保的金融服务公司。因银行信贷有专业担保公司为其担保，所以信贷风险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加上农民专业合作社用于质押的存货在质押后控制权暂时为银行所有，这进一步降低了银行信贷风险。该模式运作流程如图1所示。
（二）供应链核心企业担保
该模式是指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其暂时闲置的存货（农产品、半成品、集中购置的农资、原材料等）作为质押物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贷款，银行等委托第三方物流对质押物进行价值评估、监管、处置等，合作社所在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农产品龙头企业、物流企业、超市等）为其融资进行担保，银行综合质押物特性及农民专业合作社状况授予相应信贷额的融资模式（见图2）。
该模式与专业担保公司模式的差别是，担保主体由专业担保公司变为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相较专业担保公司，核心企业对担保业务知识的熟知度较差，增加了业务风险。但该模式的优点在于供应链核心企业对合作社相关信息的了解更具优势，因为双方同处一条产业链上，为上下游企业关系，在日常的作业活动中往来密切，彼此对对方的财务制度、产品类型、运行状况、经营模式较为熟知，这不仅有助于消除因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担保风险，而且也有助于促进信息在整个产业链条中的进一步共享。供应链核心企业类型可以为大型物流企业、龙头企业，也可以是农贸市场或终端超市等，这取决于合作社所在产业链条的类型及企业自身的实力；核心企业需具有一定的条件，如规模大、技术水平高、人才丰裕、资金实力雄厚、竞争优势明显等。在这种质押融资模式中，银行除关注质押物质地、价格变动及合作社运行情况等因素外，也会关注供应链核心企业的经营、财务等情况，以确保信贷资金的安全。
这种模式并不适用所有合作社，主要针对已置身供应链链条中的合作社，它们与其他企业形成了紧密的上下游关系，且合作社原料的供应及时与否，质量高低与否会影响供应链其他企业的绩效，只有满足了这种情况，链条上的核心企业才有意愿为其担保。
供应链上核心企业通常在资金、人才、技术、财务等方面都具有较大优势，在得到这类企业担保的情况下，银行会提高开展该融资业务的积极性，这无疑有利于缓解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资金不足等问题，促进其健康发展。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担保
该模式是指农民专业合作社为缓解资金短缺以其闲置的存货（集中采购的农资，原材料，生产加工的半成品、产成品等）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融资，银行根据农产品的特性及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综合情况委托第三方物流对质押物进行价值评估、运输、价格监测、违约处置等，其他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内部互助社或社员担保小组为其贷款提供担保的一种融资模式。这种模式是有其他农民合作社、合作社内部互助社或社员担保小组联合担保参与的一种融资模式（见图3）。
该模式相对专业担保公司担保模式和供应链核心企业担保模式具有更强的信息优势。担保主体其他合作社是指区域位置相邻、业务往来密切或经营加工项目互补的合作社，彼此间进行联合担保是共赢的局面，而合作社内部互助社或社员担保小组是本社社员在自愿基础上成立，为合作社或社员的资金需求服务的一种担保主体，自然对合作社运作情况最为熟悉。在这种模式中，其他合作社可以协助银行监督借款人的运行情况及资金使用去向，有效降低借款人违约风险的概率。至于担保方式，可有以下三种：一是当一个合作社进行存货质押融资时，其他合作社提供传统意义上的贷款担保。二是当一个合作社进行存货质押融资时，其他合作社提供生产经营或闲置的存货进行补充担保，此情况是融资合作社自身存货不足或质押期间存货价值下降，需要增加质押物数量以平衡质押物价值损失等。三是几个合作社共同出资，构建联合担保基金，当合作社进行存货质押融资业务时，由联合担保基金进行担保。这种双重担保可有效缓解银行疑惑，提高合作社获取银行信贷概率及信贷额度。
这种模式适用于地缘优势较好，且内部成立了资金互助社的合作社。地缘优势好意味着在其周围存在一些关系较好的其他合作社，在彼此出现困难时相互提携和辅助。内部资金互助社的成立一方面在合作社出现少量急需资金时可以应急，另一方面可以向外界彰显合作社及其社员努力促进其自身发展的预期，易于获取银行信任，进而获得信贷资金。
（四）三种担保模式差异比较
为更好地了解几种模式的差异，本文从如下几个方面对以上三种模式进行了分析比较，比较内容见表1。
三种质押运作模式各有优缺点，专业担保公司担保模式优势在于担保主体熟知担保流程，能够采取有效措施，规避风险，不足之处在于不擅长物流运输仓储、质押物价值波动检测及质押方案优化，所以其希望有擅长物流运作及方案整合能力强的公司参与业务运作以弥补自身不足。供应链核心企业担保模式的优势是担保主体规模大、实力强、在市场中一定的影响力，但局限是缺乏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制度设计、发展前景及财务状况等方面上的渗透影响力，也对质押存货的快速销售，资金即时回笼缺乏高效影响力，所以在这种模式中，供应链核心企业期望政府能够参与进来给予帮扶。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担保模式的优点是由于地缘因素对合作社比较了解，信息障碍较少，不足是彼此间的实力较弱，担保能力欠佳，若政府参与进来给予辅助将有助于运作效率的提高和业务的顺利开展。此外，三种模式的适用情形不同，专业担保模式适用于财务、经营等因素良好且担保公司认可的合作社；供应链核心企业担保模式，除财务、经营等因素良好外，还需要合作社已置身于供应链链条中，成为供应链的一员且其发展好坏对供应链其他企业业绩产生影响；联合担保模式则适用于地缘因素较好且内部存在资金互助社的合作社。综上分析不难发现，上述三种模式皆有局限。为弥补上述模式的不足，我们提出了一种有政府和第四方物流参与的优化模式。
三、“政府扶持+第四方物流参与”的优化模式
第四方物流是一种供应链的集成商，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和有效整合资源，并且依靠优秀的第三方物流供应商、技术供应商、管理咨询以及其他增值服务商，为客户提供独特的和广泛的供应链解决方案。优化模式是指在以上模式的基础上，考虑让政府和第四方物流企业。参与进来的一种模式，旨在协助担保模式的顺利运行，弥补不足。
政府扶持和第四方物流参与的优化模式并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要侧重受政府扶持的那部分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因自身信用等级较差、规模较小、制度不健全、财务状况不稳定、发展前景不明朗等因素较难获得银行信贷，即使其有生产经营的存货作为质押，也难以取得银行信贷的有效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自身的发展局限和未来不确定性不仅是银行不愿信贷的缘由，也是参与担保的专业担保公司、供应链核心企业及其他合作社等担保主体所担心和顾虑之处。所以此时政府和第四方物流参与进来，给予相应扶持和方案优化指导，可有效缓解担保主体忧虑，使其业务运作顺利开展，保障农民合作社持续发展。对于政府扶持方式，具体而言可有以下三种：一是直接给予部分补助，贷款余额部分给予担保，这可进一步降低银行信贷风险，银行会因政府的出面担保并有存货作为质押而愿意提供资金给合作社，助其发展。第二种扶持方式是政府对质押融资贷款额的利息进行补助，农民合作社取得银行信贷后，贷款利息由政府承担，合作社仅分期或到期归还银行本金，这显著节约了其融资成本，无疑有利于合作社的快速发展。三是政府可以在质押存货的销售或流转问题上扶持，政府协助合作社进行产品的推销，如提供产品展销场地、辅助宣传推广等，让合作社的产品顺利销售，以保证其能够尽快归还贷款。在优化模式中，第四方物流主要利用自己资源整合能力，提供存货质押运作的优化方案，提供高水平的物流服务，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
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农民的收入，所以努力促进合作社和其他中间企业的健康发展符合“三农”政策，有利于农民增收、盘活农村经济和促进农村金融发展，故政府对合作社在融资上给以倾斜和帮扶与中央惠农文件精神吻合。优化模式既有存货质押及担保主体担保，又有政府扶持和第四方物流的业务指导，银行信贷风险得到有效控制，有利于该业务的有效开展。
四、结论与启示
存货质押业务因其“一石多鸟”的功效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但实际运作中，银行对质押物的要求很严格：质押物质地稳定、价格波动幅度要小、易储存、易变现等。苛刻的条件限制了业务功效的发挥，如何突破现有质押条件限制，使该业务惠及更多的中小企业及农业组织是理论界和实业界共同关心的话题。农民专业合作社是由同类农产品提供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是弱势群体为应对市场，降低交易成本而形成的，旨在增进社员收入。但现今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面临资金不足的瓶颈，而现有融资路径无法有效解决，所以开创新的融资途径迫在眉睫。新兴的融资方式——存货质押融资业务为缓解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问题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本文从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存货质押融资的必要性着手，在考虑合作社特性和存货质押融资业务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专业担保公司担保、供应链核心企业担保及合作社联合担保三种担保模式，并分析了三种模式的异同及优缺点，在此基础上提出有政府和第四方物流参与的优化运作模式，以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存货质押融资业务顺利开展。
基于本文分析，关于农民合作社开展存货质押融资业务问题，得到的启发如下：
农民合作社存在的价值篇5
新农保试点的指导意见规定，新农保以政府主导和农民自愿相结合，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成。在个人缴费方面，由于参保农村居民可按自身情况根据每年100、200、300、400、500元五个档次的缴费标准自主选择缴纳养老保险费，可以说全国绝大多数农民在客观上都具备了参加新农保的能力，但基金筹集还是要取决于他们的主观参保意愿;在集体补助方面，由于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实力非常薄弱，基本上集体补助的基金额度可以忽略;在政府补贴方面，由于地方财政能力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相对来说地方政府尤其是贫困地区的政府补贴存在着一定的压力。公平正义既是道德规范的永恒追求，也是伦理价值的基本体现。公平正义的运用，就体现在能否“公平”地对待和处理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上。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具有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其核心理念与基本价值取向就是实现公平正义，减少农村老年贫困与调节收入差距。我国实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就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一个重要途径，但由于长期以来存在的二元结构壁垒，农民的政治、经济权利受到了极大的侵害，同时也使得农保基金的筹集在公平正义的伦理价值实现上面临着一定的困境。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越来越多地走进了城市，农村空巢老人的比例明显增加，而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冲击，“四二一”倒金字塔结构的家庭大量涌现，子女赡养的义务与道德责任日渐淡化。由于农业比较利益的下降，土地保障功能不断弱化，青壮年农民纷纷放弃在家耕地转而外出务工，留守农村的空巢老人相对于城市的老人而言，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生活上都处于弱势，养老保险金的主动缴纳也面临挑战。农业对自然依赖度极高的弱质性，使得其天然存在着自然生产周期长、经济效益显露慢、投资回报率低的劣势，从而导致农业产品的附加值相对较低，同一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获得的纯收入期望值要远远低于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纯收入。供给不稳定，抗风险能力差，整体科技素质低，产业链条短小，缺乏有效的经营模式等农业发展的现状，不仅造成当前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日渐萎缩，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极为缓慢，也导致区域农村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农民收入差距明显。再加上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双轨制导致的收益悬殊，使得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工作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和困难。
二、基金管理的伦理缺失
公平正义、慈善、和谐是伦理的基本价值要求，一旦缺失了这些要素，伦理价值的导向作用必然会受到影响。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我国农村与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制度供给、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上存在着严重的差距和不协调，农村的制度化缺失和伦理缺失现象非常明显。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方面的伦理缺失主要体现在效率与公平的失衡和政府责任的空缺两方面。首先，关于效率与公平的失衡方面。经济理性与道德价值目标在原则上是存在较大的行为与目标冲突的，这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中也明显存在。有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管理主体和部门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常常忽视道德价值目标的追求。按照经济理性的原则，经济理性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就必然会在农保基金管理中滋生机会主义、产生贪腐现象;与此同时，道德价值目标追求则强调无条件的遵守道德原则和利他主义，于是经济理性与道德价值目标的偏差和冲突就造成了农保基金在管理过程中难以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建立的一种强制性社会保障政策，其保险费的征收和待遇给付都是带有一定强制性的。为了实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效率与公平的兼顾，政策要求参保农民在义务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之后才能获得享受养老保障的待遇和权利，强调了国家、集体和农民三方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带有明显外部性和社会性的公共产品，其运行管理的主体必然是政府。如果政府没有积极提供合理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和资金支持，那么农民就很难持有参保的积极性。目前，在由“老农保”向“新农保”的过渡中，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所缺乏的在农保体系中明确的权、责、利关系，导致了在基金具体的管理实施过程中出现了部分农村地区、集体补助不平等不公平现象的屡屡发生。其次，关于政府责任的空缺方面。以尊重人性、弘扬人道为特征的人本和谐的行政伦理理念是构建合理健康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基本指导理念，只有按照这一理念来管理农保基金，才能真正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各级政府过分强调经济建设和效率的行政理念，致使农保基金在运营管理上过于注重效率而相对忽视了公平，政府主体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不愿及时有效地进行政府信息公开，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造成政府责任的空缺，违背了行政权力的公共性，同时也进一步淡化了政府主体的公共服务意识。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地方政府机关官僚化的思想未能根除，缺乏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观念，责任意识缺失，服务意识淡薄，行政伦理的控制失灵现象严重腐蚀了行政权力。行政伦理归根到底是关于正义价值的判断和选择问题。政府主体在施行公共政策时必须以公共利益为重，慎重选择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和伦理要求，从而实现社会利益和社会负担的合理均衡。就当前农保基金的管理运行而言，由于行政伦理的控制失灵造成的政府责任空缺，导致基金管理部门的公共服务意识淡薄，财务管理职责界限不清，基金的社会监督不明显，在具体工作操作中存在着严重的推诿、扯皮和不公平现象。
三、完善基金管理的伦理路径
农民合作社存在的价值篇6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机会主义行为；综合改革
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7-0053-03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快速增长原因分析
据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以来，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以及入社农户呈现“翻番式”快速增长（见下表）。合作社数量的快速增长是多年来人们所期待的，但是数量增长的原因却是复杂的，有的是合理的、能够促进发展、产生积极效果的，有的则会产生不好的负面影响，需要有客观清醒的认识。
本文认为，近几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登记数量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以下方面：
1.合作社法实施后规范注册登记。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后，自20世纪90年代后已经建立的大量合作社、协会按照要求重新注册登记，即部分原名称为“协会”的重新注册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原先挂靠在或者在有关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民政部门登记的重新注册登记。2005年年底，不完全统计（在各级民政部门、地方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无统一规定），全国各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协会等已经达到15万多个，这些合作社或协会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后重新注册登记，即事实上已经存在。
2.农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的需求拉动。进入21世纪后，中国农业发展的外部市场环境更加严峻，既面临国外优质农产品的竞争挤压，也面临国内农业结构调整中出现的部分优质农产品“卖难”、价格波动剧烈、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要求提高、提高农业效益等挑战，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农户联合起来抗御市场风险，加快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设施化、产业化以及特色农产品发展，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等等都不断强化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需求。
3.成功的典型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效应。自20世纪90年代后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涌现出大量的好典型，在带动农业产业化经营、标准化品牌化建设以及开拓市场、带动农民增收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典型示范带动着各地建立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4.中央及各级政府政策等推动。中央及各地出台政策，加大财政资金扶持力度。例如，从2004年起，农业部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示范项目；农业部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畜牧养殖小区、阳光工程培训等项目建设中，都将农民专业合作社列入实施载体；出台《关于做好农民专业合作社金融服务工作的意见》、《关于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建设行动的意见》、《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等改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外部环境；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建设行动”等等。这些政策以及相关的优惠扶持政策成为合作社数量大增的重要原因，当然也不排除部分“假合作社”或者“空壳社”套取国家优惠政策的现象存在。
5.机会主义行为推动合作社数量及入社农户“虚增”。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部门都对建立合作社制定了补贴、项目扶持等措施，甚至有的项目只能以合作社的组织名义去申请。同时，在地方实际操作过程中，注册登记合作社的门槛很低、成本很低，有的并未完全按照合作社法的要求操作，有的信息失真等。两方面使得部分合作社登记完后并未产生应有的作用，有的实际上名存实亡。如果这种合作社不能够得到有效抑制或取缔，反而得到有关的支持、实惠，其将产生不良的示范后果，极为不利于合作社的健康发展。
6.地方政府制定数量发展目标以及行政推动。通过网络搜索，能够发现许多地方都制定了合作社的发展规划，其中合作社数量以及入社农户数量是主要的指标。制定规划、数量目标激励合作社发展无可厚非，也是应当的。问题在于，有了规划，不少地方对目标任务层层分解，并采取行政推动，难免出现为完成任务的“空壳社”，在合作社有关数据不断攀升的表象之下存在潜在的隐患。事实上，合作社的发展数量以及入社农户是很难预测的（包括基数信息不真），在发展过程中新的合作社不断产生、有些合作社倒闭应当是正常的现象。现实中似乎合作社一旦成立就永远存在、都在正常经营，很少有关于合作社倒闭的报道以及分析，难以产生警示作用。
二、真正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成功经验（决定因素）
办好合作社难，办好现代规范合作社更难。总结中国各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以下方面。
1.培育或聘任高素质、强能力的合作社领导核心。在合作社发展的初级阶段乃至持续发展过程中，培育热心农民共同事业的农民活动积极分子，增强合作社的领导力起着关键作用，合作社理事长、理事的理念、素质和能力决定着合作社的成败。作为合作社领导核心，即经营管理团队必须是“好人+能人”，好人是热心为社员服务，能人是能够为社员服好务。在合作社发展到一定程度，受到合作社管理层经营能力的局限性，必须聘任高素质的职业经理人和企业家，否则很可能难以进一步做强做大。
2.形成合作社的价值支柱：合作文化。在国际合作社发展历史中，特别强调合作社的一些基本原则，如民主管理、经济参与、盈余返还、对社员进行合作教育等，并在发展中逐步形成了合作社的基本价值，如自助的价值（积极性、创造性、责任感、独立性、自己的事自己做），互助的价值（合作、团结、和平、集体行动），民主的价值（平等、参与、合作），普遍的价值（全球性、开放性）等。在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过程中，人们也提出了一些特有的合作文化理念，如扎根基层、服务三农的民本精神，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互助精神，精诚团结、患难与共的合作精神，不畏困难、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断进取、永不满足的创新精神等。这些先进的价值理念成为合作社成员的共识，共同自觉遵守，合作社就具有持续发展的内在精神支柱和动力。
3.构建和设计合理有效的内部机制（制度）。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对合作社的内部机制（或制度）做出了基本的法律界定，成为合作社共同的制度基础，如财务管理制度、产权制度、分配制度等。但是，合作社毕竟是农民自己的互助性经济组织，有些具体规定需要结合合作社自身实际和发展要求灵活规定，并经过社员代表大会同意写进章程。
4.拓展合作领域和增值空间，形成持续引力。合作社持续发展的吸引力来自于对社员的服务需求满足、增加社员收入、扩大合作社积累发展实力，要根据产业与产品特性，不断提供更多的服务项目，延伸产业链条，形成品牌化、信誉化。
5.形成品牌与影响力、吸引力至关重要。基于产品的独特性、不易模仿性形成品牌优势，围绕品牌做强做大合作社以及产业链是国内外许多合作社成功的重要经验。例如，天津市西青区辛口镇的“天津市曙光沙窝萝卜专业合作社”，自2007年成立以来，依托开发保护和提升传统“沙窝萝卜”品牌的优势以及合作社经营管理团队的努力、地方政府的指导帮助，将很多种植户组织起来，统一技术标准、统一收购和分级包装销售，在未申请任何补贴的情况下，不断发展壮大，实现良性运转，不断吸引更多的农户要求加入，对种植户增收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已经进一步向加工领域拓展。
6.地方政府部门正确的指导、帮助和扶持。合作社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政府有关部门的扶持、指导和帮助，扶持的内容包括项目支持、合作社有关人员培训、技术推广部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品牌宣传、产品认证、法律保障等，扶持的方式包括财政补贴、融资贴息等。对于合作社的培训辅导内容，在各地实践中应根据合作社处于新建起步、规范发展以及已较规范、需做大做强三种不同阶段，分别确定有针对性的内容。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合作社发展的市场环境导致持续经营难。新时期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是在各种加工、运销物流公司已经有一定程度发展，但农民合作意识相对淡薄、缺乏金融支持的背景下，处于弱势的农民创业增收和弱质的农业价值提升过程，其发展的市场环境、组织交易成本、组织风险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例如，农业结构调整中的相互模仿、同步震荡导致市场波动加剧、品牌建设维护难，国内国际市场一体化导致依靠合作社组织“垄断部分市场”难，各种经营主体的无序竞争导致合作社与单个农户相比优势不明显、与公司相比没有优势。因此，在世界合作运动已经有一百七十年历史，世界农业组织形式向大型化、公司化发展的背景下，依靠发展单体规模较小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必然面临很多难题。
2.部分合作社办社目的不正确导致自我发展动力不足。有些企业领办合作社目的是为争取获得优惠的税收政策、项目资金、贷款支持或取得用地等便利；有的个人领办合作社为获得合作社的扶持补助资金，出现“空壳社”、“家族社”现象、领办人的“趋利”行为以及销售环节的“经纪人”倾向等，违背了合作社的宗旨与原则。部分地区办合作社行政推动色彩浓，不少是“要我发展”而不是“我要发展”；经济功能较弱，提供的有效服务较少，与农户的利益链接不力等。
3.合作社自主发展能力不强。主要表现在：部分合作社注册资金以及入社农户股金严重不实，可能存在纠纷隐患；合作社高素质经营管理、财会人员人才匮乏，有的过度依赖政府或龙头企业；合作社缺乏融资担保物，融资渠道单一，运转资金严重不足；合作社自我积累较少，自我造血功能弱；部分合作社市场经营意识不强，仍然是坐地等待客户上门，不能主动开拓市场，有的单纯靠人脉关系经营；整体品牌意识不强，难以形成品牌优势等。
4.内部管理不规范、合作意识不强。部分合作社内部财务制度、分配制度、决策制度规范化程度低，内在机制不健全、不完善，主要是领导人一人决策；部分合作社出现团体社员垄断经营管理权、农户丧失经营决策权现象；部分合作社对外合作缺乏诚信，与技术人员等合作意识不强、激励机制缺乏等等。
5.对合作社指导扶持缺位。部分地方政府的有关部门只重视合作社的成立数量和规模大小，对存在问题却关注不够；合作社事业发展蒸蒸日上时，各级领导的指导和关注频频不断，而遇到经营困难最需要帮助时，领导反而关心少了；有的对合作社扶持资金运用缺乏有效监督，致使机会主义大量存在；上级的部分优惠政策难以落实到合作社等。
四、新时期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的几点建议
1.认清合作社发展的长期性、艰巨性，按规律有序发展。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作用毋庸置疑，但合作社的成功运营和持续发展壮大要比一般的公司或企业难的多，其涉及将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共同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市场。合作社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优胜劣汰的组织化提升过程，政府应当提供足够的帮助但却难以代替组织发展的自我规律。在中国由农民自发组建合作社的发展方式也预示着合作社发展将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实现真正的合作社覆盖大部分农户、发挥组织作用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百年以上时间，任何人难以代替农民的自我选择。
2.转变追求数量目标，集中力量重点支持规范合作社做强做大。正如前文所述，近几年合作社数量的迅速增长也存在机会主义套取扶持资金等潜在负面影响，需要改变有限资金分散使用难以取得显著效果的做法，按照示范标准社建设的要求，宁缺毋滥，择优扶持，促进其做强做大。要明确支持合作社发展的资金投放重点，改革支持方式，重点是为合作社成员及其管理者进行组织培训和能力建设培训，提供商业服务、技术援助，办公设施的建设以及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才科技等。要由直接资金扶持转向实物，如设备、良种等生产资料扶持等。
3.研究村委会（或村民小组）领办、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与合作社发展有机结合的新模式。在合作社发展的几种模式中，从农业发展所处的阶段、内外环境条件看，组织成本相对较低、能够持续经营的很可能是村委会（村民自治组织）领办，这种模式组织成本相对较低，能够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组织选举产生的领导人以及村党支部的权威性、凝聚力，实现合作社组织低成本发展，很可能将是中国特色的切实可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模式，应当鼓励提倡。基于市场选择的能人或大户领办型是理想的典型模式，但成功并且持续经营壮大难度很大，将面临资金问题、品牌问题、对外竞争问题、接班人问题等。龙头企业、技术推广服务部门领办等其他方式会存在企业、技术部门与农户的利益矛盾，其持续性值得怀疑。当然，村委会领办合作社会遇到合作社与村委会的关系、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问题。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在中国一直是一个难点问题，能否将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组织制度改革、村委会职能调整与合作社发展有机结合，进行综合性配套改革很值得研究，也可能会大大推进中国农民基层组织创新的步伐，构建起中国特色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道路。
4.建立依托科研机构的合作社信息系统调研、监测与信息制度，为政策支持提供基础依据。目前自下而上由地方主管部门填报的合作社统计信息制度存在严重缺陷，一般情况下地方政府处于形象、政绩、部门工作业绩考核等要求很可能只填报好的方面，而对于实际经营状况、困难与问题、经营不善乃至名存实亡的合作社等信息隐瞒不报，致使难以掌握合作社客观真实的发展情况，不利于发现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而采取针对性强的政策措施。因此，本文建议，要发挥科研机构人力资源优势、研究优势、知识优势，在全国建立一批独立于政府部门的合作社信息系统，调研、监测与信息，通过调研定期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决策建议。
参考文献：
[1]赵铁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案例评析[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
[2]孙中华，魏百刚.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管理实务[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
农民合作社存在的价值篇7
引言
共同体是以下要素的结合：（1）在一个开放的社会网络中，个体之间可以实现友好互动和相互影响；（2）共同体内的成员对一定的道德传统、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具有较高程度的认同[1]。真实的共同体具有生产实践性，承担着生产和再生产、社会教化以及实现个体价值的功能[2]。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才可能有个人自由[3]。农村共同体存在三种逐步更替的形态，即由农村自然共同体走向农村伦理共同体，并伴随着当代农村的社会转型，农村伦理共同体逐步向农村命运共同体进化。农村命运共同体是对农村伦理共同体的扬弃，一方面，农村命运共同体承继了农村伦理共同体的传统风俗，另一方面，农村命运共同体是对农村伦理共同体局限性的摒弃，即超越伦理共同体的血缘、地缘和伦理界限，建立政治、经济和文化共建共享的联结网络。社会转型给当前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建构造成了一系列分化效应。共享发展理念是对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路径规划，它对当前农村命运共同体发展困境的回应以及建构路径创新提供了新思路。
一、农村社会转型及其分化效应
社会转型是当代农村社会结构与价值形态嬗变的集中表征，它极大变革了农村社会面貌，包括传统权威的肢解、乡土意识的弱化和个体的“原子化”。与此同时，它对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塑造产生了巨大的分化效应。
（一）农村社会转型的缘起与表征
当代农村在社会结构和价值形态等层面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而社会转型则是该变革的集中表征。在社会转型的激化下，许多传统的实践和制度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带来的稳定性和安全感走向消解[4]。之所以在我国历史延续性很强的农村地区出现一股强烈的转型浪潮，源于人民公社被“两委”体制和村落自治所取代、经济利益的异质化和多股社会思潮的涌流造成文化生态的平衡被打破。
农村社会转型带有浓厚的过渡性和交替性特征：（1）传统权威的肢解。伴随着宗族意识的淡化与人民公社的解体，家长、宗族和公社的权威性因失去文化或制度的支撑而濒临式微。（2）乡土意识的弱化。乡土意识对农村的基层治理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传统的农村社会在乡土意识的有效联结下实现了良好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乡土意识对于维系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即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它限制了大量的竞争和冲突活动[5]。但是，伴随着农村社会大量的人口流动，传统的血缘、地缘格局被打破，乡土意识也被农村人口的流动所稀释。与此同时，伴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脱域化”严重侵蚀了传统的身份认同[6]。（3）农村社会面临“原子化”困境。“原子化”是传统的社会结构、伦理道德和交往样式消解的产物，它强化了个体性膨胀并肢解了传统社会的整合状态和一体性[7]。
（二）社会转型对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分化作用
传统权威的肢解破坏了农村传统的交往网络和决策方式，影响了农村交往的有序化并增加了公共决策的不确定性；乡土意识的弱化则使农村社会的构成日益多样化，村民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也随之增多；“原子化”状态则使农村走向了风险社会。质言之，社??转型造成了农村命运共同体的“碎片化”局面。
1.交往行动的无序化。交往行动是命运共同体形成的实践基础。市场化对农村的交往行动产生了重大影响，致使当前农村社会的交往行动受“溢出”的村民表达意愿和参政激情所支配，而外在规范、协调机制却没有得到及时的建立。这就导致交往行动会促发消极效应：（1）自发、盲目、无约束的交往行动会被特殊利益集团或精英群体所利用，成为强势集团和精英群体谋求利益或权利的工具。（2）由于缺乏行动规范和交往秩序的有效约束，村民的交往行动会造成难以化解的“非制度化”群体性事件[8]。（3）无序的交往行动从源头上对农村命运共同体的生成造成阻塞：无序的交往行动严重地影响了社会动员的社会引导与社会组织功能；无序化交往行动的长期存在会消磨村民富有激情的公共参与，一方面，这会引发因政治效能感降低而产生一系列的政治冷漠事件，另一方面，会严重压缩现有的可供自主协商、平等交流的公共场域，村民被迫回归封闭状态；农村社会的“脱域化”进一步导致交往行动因时空的分离而走向失序状态，给农村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造成了时空障碍；无序化的交往行动使基层协商实践难以实现协商的真实性、互动的充分性、运作的规程性。
2.组织形态的碎片化。组织形态是命运共同体不断成熟和发展的重要依托。“个体自由的生长与组织机构复杂性的持续增强，……这是全球性的现象”[9]，而组织机构高度复杂性在我国农村地区表现为组织形态的碎片化。当前，村委会、村党支部、集体经济企业和非政府性社会组织构成农村组织形态的基本单位[10]，它们具有影响农村公共决策、凝聚村民多元诉求、动员和教化群众、服务村民生活的重要作用。但是，社会转型严重破坏了农村各类组织的互动与协作纽带，造就了农村组织形态碎片化的局面：（1）农村基层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处于压抑状态，缺乏发展的自觉性和自主性；（2）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处于无序状态，缺乏统一、科学的法律与章程的规范；（3）农村基层组织存在“彼此倾轧、相互竞争”的不良现象，缺乏有效的协同机制；（4）农村基层组织缺乏清晰的角色定位和权限规制。
3.价值观念的异质化。同质或具有一定通约性的价值观念构成命运共同体孕育和发展的文化支撑。农村的社会转型给文化生态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一方面，社会转型打破了农村价值观念的同质性，另一方面，社会转型割裂了价值观念的通约性，造成了不同价值观念彼此排斥和对立的局面。当代农村价值观念的异质化表征与影响在于：（1）农村社会中传统的伦理联结和道德纽带被打破，村民的价值观面临着多元社会思潮的冲击。（2）带有深刻文化特性和强烈价值诉求的宗族组织和文化团体不断分化和发展。（3）由于价值观念和文化信仰的差异，农村社会爆发了多样性、频发性的价值冲突现象。（4）由于异质价值观念的不可通约性不断膨胀，导致村民协商精神、合作精神不断弱化，公共理性也被分化的价值理念所湮没。
二、共享发展理念与农村命运共同体发展
共享发展理念为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建构理路，即推动农村命运共同体由自治走向共治，由独享走向共享，由异质走向共通。与此同时，共享发展理念对于回应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困境也具有积极意义。
（一）共享发展理念：农村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新理路
共享发展就是要共享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建设成果[11]。当前，我国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迫切需要注入全局性的共享发展理念，以优化其建构路径。
1.治理领域，推动农村命运共同体由自治走向共治。当前，农村社会处于自治的运行状态，并面临一系列挑战：（1）村落自治在很大程度上“潜藏”了村民个体与村落的孤立性，使村民个体之间、村落之间处于隔离发展状态；（2）缺乏协作的自治深化了村民的个性化，并触发了农村矛盾的发生机制；（3）受个人主义支配的自治很大程度上是对利益的分割，而非对公共利益的增进。共享发展理念十分强调社会治理的共建，指出共建才能共享。因此，在共享发展理念的导向下，有助于实现自治向共治的转化：（1）有利于实现公共资源的共有和公共事务的共商，进而提升集体认同，为基层共治提供组织依托；（2）有利于提升价值认可，为基层共治提供具有可通约性的价值理念；（3）有利于集体权利共享，保证农村权利界定与分配的公正性与公共利益的增长；（4）有利于促进集体经济的发展，为基层共治创设经济纽带。
2.利益层面，推动农村命运共同体由独享走向共享。经济冲突是造成农村命运共同体碎片化的根源。农村经济领域内存在一系列利益独享现象：首先，强势力量对农村经济利益的“寡头式”分配；其次，农村社会存在着个体利益异质化和公共利益争夺化的不良现象；最后，农村缺乏有效的利益冲突协调机制、经济发展协商机制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共享发展理念基于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强调着力增进人民福祉[12]。因此，共享发展理念是对农村传统利益分配模式的颠覆，一方面，它有利于通过服务供给、脱贫工程、社会保障等举措推动农村经济的有效发展；另一方面，它有利于促进农村利益的公平分配，并深化和加强村民之间、村落之间的经济合作。
3.价值观念，推动农村命运共同体由异质走向共通。农村价值观念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联动效应下，其内部结构和构成要素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即同质的价值形态向异质的价值形态转变：（1）农村价值观念构成要素的多元化；（2）农村价值冲突的多样化和复杂化；（3）农村各类文化团体逐渐兴起；（4）农村的伦理归属感和价值认同感存在不断弱化的趋向。价值观念的异质化存在双重属性：文化的重合性和价值的不可通约性，而价值的不可通约性对农村命运共同体建构产生了难以弥合的分化效应。共享发展理念是经济共享和文化共享的统一，它在强调经济共进、共享的同时，也强调文化的共享、共进、互融、互通[13]。因此，共享发展理念对农村价值观念的塑造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即在异质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实现多种价值观念的互动和融合，并提升异质价值观念的互通性。
（二）共享发展理念对农村命运共同体发展困境的回应
当前，我国农村命运共同体在社会转型的分化作用下，面临着交往行动的无序化、组织形态的碎片化和价值观念的异质化发展困境。在农村命运共同体建构进程中，坚持共享发展理念所遵循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12]，能?蛴行Щ?解“原子化”现象，并提升公共领域交往行动的有序性，实现组织生态的良善建设。
1.化解“原子化”现象。经济利益的对立化和价值观念的异质化是造成当前农村“原子化”现象的深层次原因，而逐步消解利益的对立和价值观念的对立是克服“原子化”的基本途径。一方面，共享发展理念强调机会公平、保障民生和共同富裕。因此，共享发展理念的践行有利于破除经济的对立、竞争和两极局面，实现社会公正和发展共进。另一方面，共享发展理念强调公共文化和教育服务的有效供给和多样发展，并主张实现文化发展的共享、共通。因此，共享发展理念的践行有利于消弭异质文化的对立性，促进农村异质化价值观念走向互通、互融和共享。
2.提升交往行动的有序性。（1）共享发展理念倡导提高教育质量[12]，因此，共享发展理念在农村的广泛、积极落实有利于提升农村教育水平和村民道德素养。（2）共享发展理念提倡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12]，这为有效的交往行动提供了价值支撑。（3）共享发展理念强调进一步完善、创新和优化社会管理体制，提升社会危机应对和化解能力，因此，共享发展理念的贯彻能够减少因社会不公、经济或价值冲突所引发的集体性事件。（4）共享发展理念的落实能够为农村有序交往行动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和广泛的平台保障。彼此隔绝的家庭经济难以承担农村政治交流、经济协商和文化交流等议程，只有借助共享发展理念所导向下的公共财富的合理配置和集体经济的有效增长，才能为农村各类交往行动提供持续的、稳定的物质支撑。
3.创设良善的组织生态。（1）有利于通过共建实现农村基层组织的有效培育和发展。指出，“共建才能共享”。因此，共享发展理念强调在组织共建中实现组织发展和组织交流的共享。（2）秉持共享发展理念，能够打破当前农村各类组织之间的孤立局面和竞争态势，实现农村基层组织的良性互动和协作。（3）秉持共享发展理念，对农村基层组织的归属性、认同感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的社会转型造成了集体性结构的式微[14]和共同体意识的淡化。共享发展理念能够通过村民的经济共享、价值共通和政治共建，提升村民的集体意识和共同体意识，这也为农村组织归属感、认同感的建构创设了良好的条件。
三、共享发展视域下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路径
共享发展理念对于开拓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路径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在政治文化层面，必须推进基层协商的发展与包容文化的社会内化；在经济发展层面，必须确保发展的均衡性与公共服务的实效性；在基层治理层面，积极推进“合作治理”的发展模式。
（一）政治文化路径：基层协商与包容文化
基层协商民主制度构成我国农村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政治制度支撑，它能够促进农村命运共同体的政治沟通；包容文化构成我国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文化精神支撑，它能够提升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公共性、群众性和合法性。
1.推动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建设和发展。一方面，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作为一套制度安排，能够容纳大量的民主诉求并对民主参与进行有效地规范；另一方面，农村协商民主制度的建立对于化解农村日益复杂和多样的矛盾具有重要作用。对此，必须强化如下举措：（1）建立包括民主恳谈会、村民议事会和村民代表大会等多元、具体、规范的农村基层协商平台，保证协商的充分性、广泛性、平等性和实效性；（2）加强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建设，促进基层协商的规范化和法治化；（3）加强基层党组织对农村基层协商的领导作用和协调作用，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动员能力。
2.培育和践行包容性文化。包容性文化是维系命运共同体的隐性纽带，它主要由社会功德、公序良俗（公共秩序和良善风俗）和价值认同三部分构成[15]。因此，其发展路径在于：（1）通过学校教育、社区教育、家庭教育和公共舆论促进社会功德基本内容的大众化灌输，并通过搭建社会功德实践平台和公共媒介的积极引导，实现社会功德广泛、真实的内化与践行；（2）通过社会监督促进村民交往行动的理性化和有序化，?c此同时，通过教化逐步肃清农村不良社会风气；（3）多渠道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通过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内化实现农村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认同，确保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主导地位；（4）抑制农村中的各类不平等现象，促进农村经济利益和公共权利的公正分配，基于社会正义不断为公共理性和协商意识的提升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经济发展路径：发展的均衡性与公共服务的实效性
社会正义对于维系公民友谊的纽带，保护协作关系的联结具有重要作用[16]。农村命运共同体必须建构在经济正义和有效的公共服务供给上，其意义在于消除两极分化和促进发展的均衡性，有利于减少农村的利益冲突并强化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凝聚力；富有实效性的公共服务能够保证农村命运共同体发展的持续性。
1.逐步打破农村的两极分化格局，促进农村发展的均衡性。农村命运共同体必须建立在经济正义的基础上：（1）经济正义是减少社会冲突和实现社会平等的根本举措；（2）经济正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条件。经济发展的两极化会造成经济资源的寡头性占有，并使农村命运共同体缺失坚实的经济基础；（3）经济正义是开展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和培育包容性文化的经济前提。为打破农村发展的两极化，实现农村发展的均衡性，必须强化以下工作：（1）实施脱贫攻坚工程，提高扶贫实效[12]。一方面，必须进一步促进公平分配，缩小农村的贫富差距，另一方面，发挥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的扶贫功效，扩大社会扶贫的覆盖面并扩展社会扶贫的渠道。（2）打击农村强势集团对农村资源的排他性、垄断性占有，促进农村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和共享。（3）加强政府对农村经济的有效引导和积极扶持，创立农村产业品牌，打造农村的特色发展和协同发展道路。
2.多渠道为村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公共服务。当前我国农村的公共服务体系存在一系列问题：（1）城乡公共服务两极化现象严重；（2）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未能实现全面化和均等化；（3）公共服务缺乏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的有效参与；（4）农村公共服务缺乏有效的针对性。对此，必须积极落实以下路径：（1）公共服务必须以保障和增进村民的现实利益为前提，在规范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同时，积极引导和支持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2）逐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一体化，并逐步扩大农村公共服务的覆盖面，进一步打破农村服务供给的不公现象，实现农村基本服务的均等化；（3）促进公共服务供给内容的区域化和特色化，提升公共服务供给形式的多样性和针对性；（4）强化村民在公共服务体系中的主体性地位，积极动员村民参与到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当中，实现公共服务“寓于民、惠于民”的根本目标。
（三）社会治理路径：“合作治理”的发展模式
基层治理不仅要保障群众的自治权，同时也要促进社会正义。社会正义是指存在人人都可获得自我发展的条件[17]，并促进农村命运共同体的进步和发展。其路径在于构建“合作治理”的发展模式。
1.明晰治理主体的角色范围。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合作治理”的主体主要涉及政府部门、基层党组织、村委会、民间组织、集体经济企业和村民等，它们在“合作治理”体系中承担了不同的角色：（1）政府部门在命运共同体培育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18]，构成“合作治理”的落实者。对此，一方面，破除政府“大包大揽”的职能臃肿局面；另一方面，强化干部的“公仆意识”，剔除“官本位”。（2）基层党组织是“合作治理”的领导者，必须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村民的代言组织与实体性服务机构。（3）村委会是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组织依托，在“合作治理”中肩负了组织者和协调者的角色。（4）公益性的民间组织能够为农村命运共同体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服务和物质支持，因此，民间组织应当是“合作治理”的服务者角色。（5）农村集体经济企业为“合作治理”提供物质保障，因此，必须确保它的发展决策权与财富分配权掌握在全体村民手中，并逐步清理纠正乡村干部对集体财富的垄断式占有和独断式决策。（6）村民的权益构成农村“合作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从制度建设着手，规范人大选举制度、村干部任命和罢免制度以及社会听证制度，并通过教育教化和舆论宣传，提升村民的主体意识、法治意识和合作能力。
2.确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治理理念。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构成“合作治理”的基本理念，其主体内化为“合作治理”提供了协商文化、社会资本和公共理性的支撑。对此，（1）促进协商民主理念的社会内化，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公益活动强化协商民主理念的价值影响、价值灌输和价值内化；（2）在农村公共事务的决策和村民矛盾的化解过程中，以“残酷最小化”[19]为底线，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并达成共识性决策；（3）在基层民主实践中，积极开展包容性的政治沟通，抑制公众参与中的外部排斥（部分利益相关者被排除在农村公共事务的协商和决策议程之外）和内部排斥（在协商和决策进程中，受客观规则和主观能力的限制，一部分参与者缺乏影响他人或决策的影?力）[20]。在协商民主的框架下，政治沟通的“内部排斥”可以得到有效地抑制，这表现在：有助于村务公开，对消除政治信息的个体差异具有重要意义；强调主体平等，有利于破除“一言堂”；有利于发挥党组织的教育、协调功能，增强内部凝聚力。协商民主也能有效地抑制政治沟通的外部排斥：可以打破封闭式决策，并促进问责、监督制度的建立。
3.建立“共生共在、共治和共享”的治理逻辑。共生共在是“合作治理”走向实践的前提，共治是“合作治理”的重要途径和实践形式，共享是“合作治理”的出发点和归宿。对此，必须强化如下举措：
首先，为促进村民的共生共在，必须推动农村社会的平等和公正，并通过农村社会的经济共建、政治共建和文化共建实现发展的合作性与整体性：（1）促进经济共建，为农村社会的共生共在创设经济基础。当前，农村的经济状况存在两大特征：一是物质财富的积累处于“隔离”状态；二是集体经济所占的比重较低，处于“萎缩”状态。要真正实现农村社会的共生共在，一方面，必须积极培育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并实现农村经济发展的产业化、现代化和规模化；另一方面，需建立经济规划和经济决策的协商平台。（2）促进政治共建，为农村社会的共生共在创设政治保障。其路径在于：一是提升村民的协商、合作精神和自主参政意识；二是积极创设、维护协商议事平台；三是积极推广成效显著的“政治共建”模式。（3）促进文化共建，为农村社会的共生共在创设精神支撑。文化共建的基本路径在于：一是基于群众意愿和群众参与创造文化资源平台，包括文化活动中心、农家书屋和乡镇图书馆等基础工程；二是鼓励和支持群众的文化创作。
农民合作社存在的价值篇8
关键词：农村；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
农村地区历来是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重点区域。农村地区是否和谐稳定、繁荣发展关系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2013年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为做好农村工作指明了方向。但当前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重理论轻实践、重局部轻大众化、追求短期效益大于长期规划、知行脱节、流于形式，农民价值观多元化等，导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没有真正走入广大农民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基于此，如何推动农村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建设，使其像空气一样成为自然又必须的存在，是一项艰巨且重大的课题。本文以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的廊坊农村地区为例，依托该地区所取得的一些成就，从九个方面进行阐述，希望能为其他农村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建设提出一些可行性参考和建议。
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人为本原则
理论联系实际，是我党一贯坚持的优良传统。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时，也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尤其是在局面复杂、问题较多的农村地区。要依据各地实际情况，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依托各地风土人情、地方文化、经济发展程度做出适合地方发展的具体方案，避免教条主义或僵化传播。坚持以人为本原则，要注意区分不同群体层次和人员对象，关注人们利益诉求和价值愿望，积极推进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和基层工作创新，增强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1]同时也要注重少数民族问题，如廊坊地区就有大厂回族自治县，该县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建设时就充分注意少数民族的发展历史、宗教情感、生活习惯等，不搞一刀切。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以人为本，用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在潜移默化中完成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二、完善组织领导，强化制度保障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指出，要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融入制度建设和治理工作中……在日常治理中鲜明彰显社会主流价值，使正确行为得到鼓励、错误行为受到谴责。[2]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尤其农村基层，要切实发挥好主导作用，把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工程摆到重要位置，作为考核和奖惩的重要参考。按此精神，廊坊各县域深入开展工作，取得不错效果。如廊坊安次区出台《任务职责分工方案》明确部门职责和任务方案；霸州市、大厂县将宣传核心价值观纳入常态管理，纳入文明村镇考核指标；永清县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到各种创建工作中，并将其作为一项重要考核内容。通过有效组织领导和鼓励引导，廊坊各地努力把“三个倡导”送到群众身边，融入百姓生活，在人们心中广种文明之花。
三、充分利用多种渠道，加强舆论宣传教育
有效宣传可以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建设的良好氛围，为此要不断完善宣传手段和搭建平台。
1.利用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广播电视的优点在于普及率高，且观看人群不分男女老幼，传播效果良好。所以电视媒体、基层电视台要不断“生产出既大众通俗，多姿多彩，反映当地特点和百姓心声，又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的作品。”[3]霸州电视台在黄金时段制作播放《侯振国爱心团队》、《文明你我他》《建设诚信》等公益宣传片，进行典型人物报道；香河县电视台倾情打造“香河好人”栏目；大厂县广播电视台建立105个村级广播站。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宣传身边人身边事，助力引领社会风尚作用显而易见。
2.拓展新媒体。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普及率越来越高，自媒体时代来临，人们可以广泛使用互联网、短信、微信、QQ、微博等功能，实现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这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带来良好契机。如大厂县“京东新城”网开设“文明大厂”专栏刊发公益广告；霸州文明网、霸州新闻网开设“霸州道德模范”“最美霸州人”等专栏；廊坊各市县建立众多主题QQ群专题网站、贴吧；廊坊日报通过公众微信号组织评选“最美廊坊人”活动。这些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宣传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尤其随着京津冀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周边民众进入降费提速、取消漫游的时代，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插上了更有力的翅膀。
3.开辟新老阵地。报纸作为传统阵地仍是传播重要渠道。霸州市、香河县、大厂县分别在《新霸州报》《新香河》《大厂新农民》开设专栏，刊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除却报纸刊物，廊坊各地还广泛发掘新阵地进行宣传和践行，如宣传栏（牌）、主题文化墙、公益广告牌、开设道德讲堂等，充分发掘每一个可利用的空间和场所，做到真正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到日常中去，让百姓随时都能感受到浓烈氛围。如廊坊市结合农村面貌改造在全市400个重点村街主要街道绘制“图说我们的价值观”文化墙4万多米；安次区充分利用全区284个村街的文化大院、村民中心进行深化宣传引导，在53个村街开创好人好事《功德录》；永清县村街设立“善行功德榜”和“好人档案”；三河、固安、霸州、永清多市县绘制了以“村规民约、传统美德、廉政文化、诚实守信”等内容为主的文化长廊。
通过开发多渠道，廊坊在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建设上充分实现了“报纸上有字、电视上有影、广播上有声、网络上有文字、图画、音视频，室外有标语、公共场所有提示”局面，为进一步积聚和传播正能量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和载体。
四、增强典型示范，强化榜样引领作用
典型的力量是强大和深远的，具有积极且广泛的带动作用。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建设中，要确立典型榜样的带动模式，通过以点带面，带动大众化发展。具体可以三种典型来实现：
1.宣传培育道德模范。廊坊各县市积极宣传道德模范作用，永清县积极推动村街成立村民道德评议会，廊坊安次区推出“好人就在你我身边”“龙河好人”等道德典型，固安在农村广泛推广《功德录》。廊坊先后评选出55位“最美廊坊人物”、123名“廊坊市道德建设百佳”、63名市级道德模范，并有3人入选“最美河北人”，3人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84人入选“中国好人榜”，2人当选中央文明办“身边好人”，2人获“河北百名百姓雷锋”称号。这其中，全国孝老爱亲模范张庆兰、献身公益的孙玉兰、孝老爱亲的崔彤、见义勇为的任宏伟、舍身救人的李景谭等一批道德模范已成为全国全省典型。通过榜样带动作用和有效组织各类先进典型、道德模范深入村街巡讲，如今的廊坊各地争做“好人”蔚然成风。
2.宣传培育村镇先进典型。如安次区3个村成为省级文明村，50多个村在文明示范村、文明集市、十星级文明户榜样村、文化广场、村民中心建设中取得突出成效，全部284个村街建立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和禁赌会，在典型村街强力带动下，全区各村村容村貌实现很大改观；香河县安平镇采取“以点带面、试点先行”的方式在全镇29个村街开展“和谐家庭、和谐村街”争创活动，评选出首批“和谐家庭”22户，在两个村街设置“光荣榜”，以此带动其他地区创新争优。
3.宣传志愿服务典型模范。安次区平安志愿者协会是个典型案例，涌现出“绿色勇士”丁兆瑞、献血人士王金山等一大批志愿者典型，中央《精神文明建设简报》、河北《精神文明建设杂志》对志愿者协会曾进行刊载报道，在省、市乃至全国都产生较大影响。霸州州把志愿服务活动纳入文明单位创建考评范畴，和“我们的节日”、公民道德教育等活动结合起来。
通过各类典型榜样的作用，有力推动了廊坊地区精神文明建设，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成果。
五、提升农民素质，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与城市相比，农村文化资源缺失，基本公共服务建设不足，农民整体素质偏低。因此要加强农民文化教育，提升农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能力，发挥精神产品育人化人重要功能。
1.提升农民素质。农民整体文化素质偏低，受过较高水平教育的人数整体较少，尤其随着京津冀一体化进程加快，村里青壮年大都外出求学或就业，留在村里的多是老弱妇孺，因此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知之较少。加之农村环境的特殊性，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农民价值观处于新旧交替和多元并存时期。因此要切实加强农民素质，农民素质提高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解和认知和践行能力自然会得到提升。可以广泛利用农村职业中学、技校、夜校、电大、农村文化大院等形式开展教育。除采用集中办班、现场教学等传统培训手段外，还可以利用广播、电视、网络及报刊等方式进行。
2.开发多种文化形式，创作百姓喜爱的文化作品。充分运用各类文艺形式，将“大主题”转化为“小故事”。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精神，各地区都把文化事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通过开展“善行河北”“乡风文明”“三下乡”等建设活动，将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乡村农家书屋和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相结合，提供影视播放、下乡巡演、文艺培训、图书报刊、组建文艺宣传队演出等多项文化服务。固安县利用来自本土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屈家营音乐会和小冯村音乐会，编排大型音舞诗画剧《风调雨顺》，社会反响强烈，中央、省、市级新闻媒体纷纷进行报道；大厂县启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走进村街”文化惠民下乡巡回演出活动，三河市开展每周一次“彩色周末”及每月“电影下乡”活动。各县市利用自身优秀文化底蕴把一道道丰富多彩的文化大餐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农民从茶余饭后枯燥甚至是黄赌毒的落后形式中走出来，呈现出崭新的精神面貌。随着京津冀一体化进程的推进，还可以利用周边丰富的革命文化资源进行宣传教育。如廊坊大捷历史文化、西柏坡文化、陵园、新时代唐山抗震精神、丰富的京津文化资源等，都可以被拿来学习和采用。
六、丰富载体模式，推进宣传效果
最初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培育和践行措施上，存在宣传手段落后，形式单一现象，一般都是简单的命令式上传下达，开几场空洞呆板的会议和板报宣传，甚至存在形式上分散学习实际放任自由的局面。这些都与农民实际需要脱节，自然吸引力感召力说服力不强，出现“上热下冷”现象。所以现在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建设时，就要注意避免单纯说教、灌输式，深入发掘各种载体，增加人们的参与感，提升认同感。如廊坊各县域广泛开展“善行河北・爱在廊坊”、“美丽田园・道德乡村”、“文明交通行动”、“文明餐桌行动”、阳光工程、文明家庭评比、学习进万家、互帮互助、彩色周末，农村大舞台，故事会等丰富多彩形式；大厂县通过歌舞、小品、快板等多种形式的主题文艺节目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辐射全县105个行政村；固安县截至2015年共建成419个农家书屋，覆盖率达100%。香河县建成村民活动中心28个；截至目前，廊坊市已建立市、县、乡镇、村街四级道德讲堂1100多个，开展道德讲堂活动一万余次。这些经验都可以为省内外其他地区提供良好借鉴作用。这一部分因与本文其他部分有交叉，在此不再赘述。
七、加大经济扶持力度，增强情感认同物质基础
马克思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4]调查发现，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明显强于经济落后地区。因此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财政支持拓宽农民经济空间，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建设是十分必要的。为此要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抓住京津冀一体化有利时机，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强惠农工程建设，重点帮扶农村弱势群体。各地要把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升农民技能、实现农民增收作为重要任务来抓。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只有农民富裕起来了，才会有更多精力和财力投入到对社会主义核心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与实践上。廊坊市对这一点认识比较到位，自2010年底廊坊就启动百万农民大培训运动，四年免费培训农民84万次；永清县前店村瑞云山庄免费培训本村和周边村农民蔬菜林果种植技术，帮助村民富起来。这些区域，随着经济富裕起来，广大农民对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情感认同自然浓厚起来，大众化建设也取得突出成绩。
八、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生力军
重点要在培养基层党员干部、大学生村官及乡贤方面入手。党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传播的先头兵；大学生村官文化素质高，思想活跃；乡贤文化能人可以实现帮传带作用。通过组建传播核心价值观的生力军，充分发挥其引领带动示范作用，引领广大农民走上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路。
九、强调知行合一，落到实处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任何由上而下的推进工程，只有变成由下而上的自觉认同和践行时才算成功。农民作为农村主体，只有做到内心真正认同，才能实现自觉践行。所以在推进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建设时，一定要让农民自觉认同并践行，而不是只停留在形式上。所以最重要的是广大民众要在实践中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自己做起、从平凡小事做起，将其变成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准则，真正实现入脑、入耳、入心。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才能得到充分体现，才能落到实处。
结束语
推进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经过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必须立足各地农村实际，因地制宜，统筹安排，不能简单敷衍行事。只有经过各方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群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实现落地生根。
[参考文献]
[1]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2013年12月23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2013年12月23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3]刘云山.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上的讲话[J]党建，2008，（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们出版社，1995.
农民合作社存在的价值篇9
关键词：和谐社会公共政策问题原因构建
一、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存在的问题。
当今我国为什么要进行社会和谐治理？笔者认为，国内社会存在的种种严重失衡现象表明，必须对我国进行社会和谐治理，否则就有可能步入“拉美陷阱”。当前我国国内社会的失衡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利益失衡，二是贫富失衡，三是城乡失衡，四是地区失衡，五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六是人与自然的失衡。笔者在此把它们简称为“六大失衡”。这六大失衡严重影响中国的发展和稳定，需要引起高度警惕。以下笔者主要通过一些权威的数据和具体的社会现象来说明这六大失衡的严重性。
（一）利益失衡。
当前，利益失衡引起的突出问题当属农民失地引起的社会矛盾。
如果政府通过以低廉的价格征用大量土地来搞开发、来获得招商引资的成功并把它视为最后的跨越型发展机遇并使政府和开发商均从中获得巨大利益的话，（即所谓的城市经营理论），那么，大量失地农民得到的低廉补偿并无配套的社会保障措施却是巨大的利益损失。
在目前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的境况己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2004年上访事件明显增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因失去土地而又未得到妥善安排、公正补偿的农民。按征用土地量和农民人均土地量的保守估算，目前全国有约4000万失地农民，其中那些“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失地农民，己经成为一个需要特别给予关注的社会群体。据测算，如果征地成本价是100%，被征土地收益地方政府占20%至30%，开发商占40%至50%，村级组织占25%至30%，失地农民占5%至10%。即使这样，很多开发商还空手套白狼，对补偿费能拖就拖，一些管理部门还雁过拔毛，造成补偿费常常不能全额发放到农民手中。失地农民因失地而丧失虽然低微但相对稳定的基本生活来源，再就业又困难重重，又因没有社会保障使生活前景充满风险。而一些地方政府不善于妥善处理社会矛盾，动用行政和司法强力进行强制性征地，更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失地农民不仅在失地时得到的补偿低，而且在失地后还面临着生计、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这对农民来讲，是利益的极大损失。另外，很多地方政府把征用农民土地的差价作为”第二财政“，土地在征用过程中又容易产生腐败，农民极为不满。
（二）贫富失衡。
贫富失衡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公平与效率的失衡。公平和效率是一对矛盾，二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也是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很难处理好的问题。鉴于我国特殊的国情，政府将精力过多地集中在效率上。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公平价值取向，导致价值在社会再分配过程中失衡现象严重。而恰好这种社会再分配过程的失衡直接导致了贫富失衡，贫富失衡将会导致仇富心理，仇富心理容易导致袭富、杀富行为，袭富、杀富行为严重影响人与人的和谐。同时贫富失衡又容易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如、各种社会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均呈上升趋势等等，因此，贫富失衡又影响人与社会的和谐。贫富失衡主要表现在贫富收入差距上。
贫富收入差距是各种收入差距的综合反映，也是衡量社会公正、公平的主要尺度，一般认为基尼系数超过0.40就属于分配不公平范畴。近年来，中国贫富差距呈逐年扩大趋势。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经调整后的中国基尼系数2001年已达0.415。据国内有关专家联合调查，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53左右，比1984年的0.26扩大了一倍，己超过了警戒线。中国己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的国家转变为贫富悬殊的国家，贫富差距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据2004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5-0.53，高于美、法、日、英、德、韩等国的0.3-0.4，接近俄罗斯、新加坡、伊朗的0.46-0.43，低于巴西、智利、墨西哥的0.55-0.59。据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之前的调查，近年来，中国富人收入来源呈多样化，增值速度加快；而穷人收入来源逐步萎缩，呈递减趋势，形成了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马太效应。其后果之一是富者过度储蓄和穷人紧缩消费。高收入者结余购买力通过各种渠道转化为金融资产，据估算，在金融资产和储蓄存款中，60%-80%为20%的高收入者所占有，80%的中低收入者对消费有较大需求而无购买力。
（三）城乡失衡。
城乡失衡主要体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状况上。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人均收入和消费增加了不少，但与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相比，速度要慢得多，并且收入和消费差距明显拉大。
一般情况下，农民消费增幅小于城镇居民，主要是因为农民收入的增幅要小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幅。而农民收入的增幅要小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幅就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另外，城乡失衡还体现在公共服务方面。农村居民在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方面与城镇居民相比存在巨大差距。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教育水平差距比较明显。这反映在人口受教育程度上。2000年我国农村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85年，与城市平均9.80年的水平相差近3年。从二大产业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来看，农业人员也最低，2000年仅仅为6.79年，另外，农民子女的教育受到很大限制。农村特别是西部农村儿童失辍学现象严重，农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仅存5.79年，具备科学素质者仅占农村居民的4%。在公共卫生资源的城乡配置方面也不公平。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我国城乡人口比例大约为36:64，但城市公共卫生资源占全国公共卫生资源的60%以上。由于农村贫困，农民有病得不到有效治疗的现象普遍存在，许多农民因无钱看病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由于农村公共卫生制度不健全，因健康状况不良而导致贫困的占农村贫困户的30-40%。另外，城乡之间在妇幼健康水平上的差距更为明显。国务院妇儿工委曾在西南、西北86个贫困县对1995-1997年孕产妇的死亡情况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其孕产妇平均死亡率达每10万人中177.96%人，为全国同期孕妇死亡率的2.8倍。有的县甚至超过了每10万人中300人。而同期上海为每10万人中只有12人（香港和日本仅为4人）。社会保障在城乡之间的提供不公平。目前，城市的社会保障由一国家财政负担，而农村基本上是农民自我保障。
（四）地区失衡。
地区失衡反映的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此，笔者将根据收集的数据资料分别对西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地区的发展状况进行描述。西部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仍在拉大。有研究表明2003年中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建制镇的平均财政收入比5.94:1。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研究表明，近几年，虽然国家加大了西部开发力度，但东西部的差距仍呈扩大趋势。2005年全国人均GDp己达14040元，以上海51474元为最高，省区间以浙江27703元为最高，以贵州5052元最低，浙江与贵州的差距由1991年的2.7倍扩大为5.7倍。如按东西部比较，东部人均GDp为22076元，是西部8822元的2.50倍，比1991年的1.86倍扩大了0.64倍。
反映居民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2005年全国平均为10493元，最高的上海已达18645元，浙江、广东达1.6万和1.5万元，而新疆只有7990元，青海也只有8058元，高低相差一倍左右，比1991年扩大了近一倍。农民人均收入为3255元，以上海8248元为最高，浙江达6660元，与最低的贵州1877元比较，差距为3.55倍，比上年扩大0.1倍，比1991年扩大了一倍。
中部地区的发展出现尴尬和”塌陷“。根据吴俊杰、张红等人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问题报告》一书中提供的数据表明，”中部塌陷“己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中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和总体发展水平不仅大大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且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数据显示，中部地区在全国范围内的地位呈不断下降趋势。反映到人均GDp水平上，1980年中部地区人均GDp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88%,1990年下降到83%，而到了2003年，只相当于全国水平的75%，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GDp差额比进一步扩大。其次，中部地区的发展势头和发展速度不仅明显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且低于西部地区。西部大开发以来，中部原本落后的投资增长速度又大大落后于西部地区。1998年，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1.2%,比中部地区高16.8个百分点。2001年1-7月，西部地区投资增长20.1%，又比中部地区高2.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成为全国投资的”锅底“。最后，中部地区的”三化“进程即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不仅明显落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且也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2003年为例，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衡量和反映工业化进程的基本指标，全国该项指标为52.2%，中部六省为45%左右，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近5个百分点；非国有经济发展的状况是市场化进程的重要内容，非国有经济发展规模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是反映市场化进程的基本指标之一，中部地区的该项指标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
二、我国现阶段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现实困境及原因分析。
（一）经济价值与环境价值之间的冲突。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人与自然的矛盾就以经济价值与环境价值的矛盾凸现出来。过去我们的公共政策只注重经济效益的提高，而忽视了环境的建设和保护，把自然环境与经济建设的关系片面理解为单方面作用于自然环境，而完全忽视了自然环境本身存在的价值。在经济价值与环境价值的关系方面，我们应该从人的政策活动本身、从政策主体方面来理解自然环境的价值，即自然环境应该成为人的政策活动的一部分，成为政策主体自身的一部分；而不应该把环境置于人的政策活动的对立面。很长一段时间的公共政策都没有把自然环境理解为政策主体的身体和政策活动的一部分。虽然现在人们日益认识到环境的重要性，提出了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节约型社会的战略思想，但是在利益驱动下，很多违法违规操作，钻法律空子的现象还是屡禁不止。因此，我们就没能更好地处理人与自然、经济价值与环境价值的关系，从而导致了经济价值与环境价值的矛盾和冲突，近几年日益增多的灾害就说明了一切。
（二）目的性价值与手段性价值之间的冲突。
这里的公共政策目的性价值和手段性价值是在同一价值系列中划分的，是指以政策主体直接要求或希望目标的实现为政策的目的性价值，而实现这一价值的诸多条件和中介的价值则为政策的手段性价值。例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政策主体直接要求或希望的目标，那么实现的这一目标即人的全面发展是目的性价值，而其他构成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条件如精神充实、物质丰富和社会关系完善等则是手段性价值。但二者的区分也是相对的。政策的目的性价值相对于更高层次的目的则构成政策的手段性价值，而政策的手段性价值相对于较低层次的手段则构成政策的目的性价值。二者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其一，政策的目的性价值虚设，其过分洋溢着乐观主义、理想主义色彩，过分侧重远大高尚的价值目标，而忽视了较远的政策目的性价值的现实化要求，从而导致一些中介环节缺失，最终使其虚设。其二，政策目的性价值固化，即未将政策目的性价值适时转化成实现更高目的手段，导致理想缺失。这是对政策的目的性价值虚设的一种否定，只注重实惠、实利却未能将实惠的获得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当作实现更高层次价值的手段，并视之为唯一的或最高的目的，导致物欲横流和拜金主义等。
（三）公共政策主体的职业伦理价值冲突。
公共政策过程从提出政策问题、起草政策文本、执行政策及评估政策效果等过程都体现了决策者的利益偏好。在公共政策中，因从各自的政治立场出发而导致价值冲突，并且这些价值冲突是以职业群体或者集团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现阶段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在各个方面具体表现出来的冲突，就不能为人们提供机会均等、规则一致、收益适当的公平政策环境，长远看来是一种不效率。公共政策作为政府引导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工具之一，其采取何种价值取向必然影响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三、和谐社会公共政策的构建。
（一）基本政策的完善。
基本政策的完善是社会和谐治理的重要手段。基本政策的完善对社会和谐治理的贡献在于以宪法和法律或党纲的形式颁布新的政策以解决旧的基本政策无法解决的各种严重失衡的问题，从而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要实现社会和谐治理就是要通过对基本政策的完善形成一个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群。针对当前严重的各类失衡现象，今后在一段较长的时间段内，要让更多的不利于社会和谐治理的基本政策参与完善或设计出有利于社会和谐治理的新基本政策从而形成一个更具有”善治“功能的政策群。唯有如此，社会和谐治理才能得以实现。
（二）具体政策的构建。
1.损益补偿政策构建。
理性构建损益补偿的具体政策，就要尊重公共政策的损益补偿规律。我们知道，同一项公共政策的代价和获益很难集中于同一社会群体。而代价和获益的不对称性和不均衡性，构成了公共政策损益补偿规律的内在根据。公共政策在分配社会价值的时候，总要着眼于社会利益的均衡。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公共政策承载的利益是特定的。因此，一项公共政策向某些社会群体进行利益倾斜，就可能使另一些社会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引发社会利益关系的暂时失衡。损益补偿规律就是在一系列机制的作用下，在失衡与平衡的交替中，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实现社会的稳定和保持持续发展。笔者认为，就应该按照公共政策的损益补偿规律，理性构建具体的政策来补偿失地农民，让他们的生计可持续，如设计合理的征地补偿政策、构建引导和帮助失地农户积累资产的政策、制定促进失地农民生产性就业的政策、出善的创业支持体系政策、建立普惠的社会保障机制的政策等等。
2.收入分配政策构建。
（1）构建低收入群体长期持续的增收政策。
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分配是民心所系，社会保障是民安之策，前者是后两者的”木之本，水之源“。只有实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促进就业数量和质量的全面发展，才能为低收入群体构建起长效的增收保障机制，为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构筑坚实的基础。
（2）构建中等收入群体相对稳定的保持政策。
从相对的角度来看，在收入五等份分组中处于中高收入、中等收入、中低收入三个组的居民就属于中等收入者。我国的中等收入者这一群体十分不稳定。近期有研究人员对中美居民收入变动性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变动性比美国还要强，也就是说每个人所处的收入等级不稳定。这就说明，在”扩中“的同时还要理性构建注重”保中“的政策。
（3）构建收入分配的宏观监测政策。
理性构建收入分配的宏观监测政策应该把监测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监控城乡生活困难群体的收支状况，以确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及时调整救声助水平；二是监控农民工工资支付状况，以通过劳动监察和执法切实确保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劳动收入；三是监控行政性垄断行业利润增长和收入分配，以促进从业人员，尤其是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增长的正常化。此外，还应为未来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做以下两项基础性工作：一方面应逐步建立个人收入监测体系，实行个人收入双向申报制度和推广财产实名制，为物业税、遗产税等存量税种的开征铺平道路；另一方面要规范垄断收冬的使用，可以通过部分收归财整统一管理、限制垄断企业的利润分配权力等途径，建立垄断所得向全民所有者转移的机制。
3.城乡协调发展政策构建。
（1）构建农村反贫困政策。
首先，要把农村反贫困行动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中，国家的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货币政策、区域发展政策、教育政策、劳动和就业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要适当偏向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其次，要继续增加国家的扶贫开发投入，建立五保户、农村特困群体阶梯式的救助体系，对于那些虽不符合五保供应条件但因孤寡、残疾、疾病、灾害等原因造成缺乏自给自救能力、常年处于难以维持日常基本生活状态的农村绝对贫困群众给予救助。
（2）构建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流动和转移政策。
必须尽快推进制度创新，消除对农民进城打工的歧视性规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流动和转移。首先，要取消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其次，要加快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第三，加快中小城镇建设，通过中小城镇的发展建设，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4.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构建。
（1）构建具有鼓励和规范功能的地方政府间的区域合作政策。
地方政府间的区域合作对于促进各区域发展，协调区际关系，构建联动、有序的区域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还缺少鼓励和规范地方政府间的区域合作的必要的法规和政策，在合作中存在利益分配不公，正当权益缺乏保障，进而引起种种利益冲突的问题。我们应及时制订和实施有关的法规和政策，推动和规范地方政府间的区域合作，保障合作各方的合法权益，达到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目的。
（2）构建各有侧重的区域发展政策。
在构建区域发展的具体政策时，要使各区域的发展各有侧重。西部大开发侧重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改善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培育发展有优势资源（能源、矿产资源、旅游资源和人文资源）支撑的特色产业，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侧重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组改造，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强与毗邻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建设具有比较优势的装备制造、原材料、农产品深加工基地，推进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侧重依托现有基础，提升产业竟争力，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物流和商贸业，完善市场体系。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侧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形成一批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和知名品牌，促进加工贸易升级，提高外向型经济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
结论
当前我国为何要进行社会和谐治理？笔者通过大量的权威数据说明，我国存在严重的利益失衡、贫富失衡、城乡失衡、地区失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和人与自然的失衡。因此，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必须对我国进行社会和谐治理。
如何进行社会和谐治理？笔者在公共政策的视野中从公共政策的纵向空间层次探讨了相关对策。笔者认为要进行社会和谐治理，就必须对对基本政策进行完善、对具体政策进行构建。
参考文献：
[1]陈华，张芬，完善公共政策构建和谐社会[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5,（S1）。
[2]粱美娜，构建和谐社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公共政策[n].中国经营报，2005/03/07.
农民合作社存在的价值篇10
[关键词]返乡农民工；土地保障；土地政策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6.14.154
[中图分类号]D9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6）14-0-02
1返乡农民工的土地保障研究背景
在城乡二元制尚未完全破解的现实下，农村人口被排斥在城市保障体系之外，返乡农民工依旧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土地为主要保障形式。温铁军认为农村保障的理想选择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土地制度，并强调土地保障在维护农村稳定中的长期作用；土地不仅是生存手段，在当前的土地制度下还体现为农民的社会保障，使农民“流”而有“根”，“出”有“后。农民工返乡，充分表明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尤其是对返乡农民工而言依然为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
2返乡农民工的土地保障研究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6年1-3月信阳师范学院经济学专业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在河南省“黄淮四市”，即信阳市、商丘市、周口市、驻马店市的问卷调查。通过对返乡农民工的问卷进行整理和分析，共收集四市县乡镇或者村庄的194份有效问卷。
3土地对返乡农民工生存保障功能与意义
土地是农民保障其生存发展的一道心理防线，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可以分为生活保障效用、就业效用、直接受益效用、财产继承效用、地产增值效用等内容。对于返乡农民工而言，土地是返乡保障的“蓄水池”。
3.1返乡农民工生存保障手段辨析
农民工选择返乡后需要继续生存与发展，根据调查问卷结果，在已有工作的121人中，63人（52%）从事的工作与农业有关，见表1。
返乡后通过创业实现再就业能带来较高的利润，但是创业需要资本，农民工在外辛苦劳动，通过贷款等途径获取资本，并没有可以抵押的财产，高利润同时代表高风险，稍有不慎辛苦钱可能就会“打水漂”。雇用工资具有不稳定性，而返乡农民工的抗风险能力一般较弱。中国人落叶归根的心理驱使他们在年老时返乡，在社会养老制度并不完善的前提下，这部分返乡农民工仍需要子女赡养，这无疑是加重了整个家庭的经济负担。
3.2土地对返乡农民工的保障
对返乡农民工而言，土地提供了一种综合性保障。王守智将土地保障划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调查问卷中印证了这一点，设置了多选问题“您目前持有土地的主要用途”，对于该问题的调查结果，见表2。
返乡农民工持有土地的首要用途是解决生活用粮，符合农村中的实际情况。64%的人员利用土地增加收入，主要途径是务农、边打工边务农或是受雇于农业大户。
3.3土地对返乡农民工的意义
基于中国土地制度的发展以及现实国情，学者们客观地认识到当前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的情况，也认识到农村土地在当前甚至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将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大量农民工的返乡，土地的保障功能将得到强化。受调查的返乡农民工中，超过80%的拥有土地，在城市的生活面临危机和困境时，返乡是一些外出打工人员的最佳退路，土地使他们返乡后无生存之忧。返乡农民工通过比较权衡：一是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种地的比较收益提高；二是农村家庭生活的拉动，在农村家庭开支小，生活成本低；三是返乡前受到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是23人（11.5%），受到自身素质的限制，极少农民工具备从事其他行业的技能，农民工从农民中来，返乡后从事农业生产具备“先天”优势。
4土地对返乡农民工保障的实现途径
4.1土地的价值
我国人均土地资源禀赋稀缺，土地保障是农业社会自然经济的产物。对返乡农民工而言，土地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积累财富的重要途径，可以带来直接的经济价值。农民工返乡后这种“土地福利”依据现行的土地制度可以转变为现实的财富。返乡农民工在衡量选择不再务农时，可将土地流转出去，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相应的收入，由于城市的扩展等其他原因，政府收购土地，返乡农民工也可以获得一定的征地补偿，即从土地中获得直接的收益。
土地的价值还体现在精神方面。土地是对家乡思念的寄托载体，12.5%的农民工因为“照顾老人小孩等家庭原因”而返乡。中国人看重家庭团聚，农民工常年在外打工，无法享受天伦之乐，得不到心灵的慰藉，加之受教育不高的农民工缺乏技能，只能依靠苦力，从艰难的工作中取得工资，一旦青春劳力用完，很难继续在城市中立足，而返乡后，一能享受家庭的温暖，二能照顾老人孩子，三在农村，大家在心理上是平等的，相互之间容易获得尊重。返乡象征回归家庭，满足返乡农民工的心理诉求。
4.2土地的使用价值
土地的使用价值是以土地作为农业生产要素在农产品及其带来的服务中所作的贡献为基础。在农业生产市场条件下，土地使用者或占有者以个人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获得土地边际价格。国内外衡量土地使用价值多采用特征价值模型、多元回归等数学模型，基于土地估价经验构建参数，而对于农村土地市场尚不发育的中国，借鉴应用数学模型解决土地使用价值测算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从返乡农民工角度来说，土地的使用价值单一地固定在种植上，以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获得收入。
返乡农民中自愿从事农业生产者，同时具备农业生产要求，如农业技能、体力等，具有发展成职业农民的潜质。学术中提及发展职业农民的备选人员，多是一直服务于农业生产或者具有专业技术与资金的人。笔者认为，返乡农民工在发展成职业农民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一是熟悉农业生产，对土地有天生的敏锐嗅觉；二在城市中打拼见多识广，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更了解市场行情；三是对农业生活的热爱。返乡农民工转换为职业农民，更易适应角色，既有利于返乡农民工的发展，又有助于农业现代化。如此，土地的使用价值不仅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更为返乡农民工的持续发展提供可实现的途径。
5现阶段的土地政策对返乡农民工的土地保障影响分析
笔者以河南省返乡农民工为主体，讨论当前主要的土地政策对返乡农民工的土地保障影响。
5.1土地征收政策
无论是返乡前还是返乡后，土地征收一直在进行中，农村集体土地由政府统一征用，并根据相关规定给予补偿。《农用地估价规程》规定农民失去土地后，获得基本生活保障、接受教育、再就业培训等应得到的补偿。实践中，土地的保障价值主要按单位面积上所分摊的国家为城镇居民所提供的全部社会保障资金，综合考虑人均土地面积、土地生产力水平、所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多种因素，确定土地承担保障的水平，进而测算相应土地保障所需“成本”。学术界主要采用市场替代法，用养老保障或基本生活保障、就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价值，引入不同修正系数进行修正，如农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平均工资、农业人口人均非农业纯收入等。而返乡农民工情况并不作为可参考的因素，且参数选择没有跟进实际的情况，在保障价值的确定上缺乏客观标准。同时，权力监督与制衡机制不健全，该类方法很可能变成为相关部门侵蚀农民、集体权益的工具。
征地的利益博弈当中，农民属于弱势群体，返乡农民工更是属于被忽视的部分，相关的土地政策当中没有对应的扶持，返乡后因土地征收没有土地的人员占被调查人员的5.9%，这部分返乡农民工无法享有土地带给他们的保障功能，就必须为新的生活方式付出额外的成本。
5.2土地流转政策
土地流转鼓励发展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化农业，上文笔者提出返乡农民工具有发展成为职业农民的潜质，他们对土地精耕细作，更有利于土地的可持续发展。返乡农民中愿意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和愿意转包土地扩大种植面积分别是15%和21.4%，可见他们对于返乡务农的态度是积极的。一方面返乡农民工希望流转到更多的种植土地；另一方面，希望收回外出时被流转出去的土地。根据笔者的调查走访和调查，现实情况并不是返乡农民工希望的那样：一是资本下乡，通过各种手段进入土地流转市场，提高土地承包的价格，这个价格是返乡农民工无法支付的，更甚者，一些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以租，在农民土地上建设厂房，破坏土地的原有属性；二是公权力，土地流转在农村容易受外在势力的影响，农民被迫流转土地，返乡后土地难以收回。这样造成一种会耕作土地的返乡农民工无法流转到土地的局面。在土地耕作的熟练程度上，返乡农民工远高于资本组织，但是在资金上与资本组织无法抗衡，流转到土地的可能性较小，影响到返乡农民工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也破坏了土地对返乡农民工的失业保障功能。
6强化土地保障功能的对策及建议
6.1明确土地征收的利益均衡点
科学确定征地补偿费的计算方法，让失地农民参与土地征收中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分享城镇化的成果。对返乡农民工来说，土地具有基本生存、养老保障及就业等功能，相应地，征地补偿费的内容应该包括土地的原用途价格、养老保障费用以及就业保障费用这几个部分，充分考虑对返乡农民工群体的补偿，提供再就业、养老等方面的支持，鼓励返乡农民工发挥优势，拓宽就业渠道。
6.2确保土地流转的公平合理
组建适当的土地流转交易平台，为返乡农民工中有能力继续务农的人员提供便利，如农机补贴、农技培训等，鼓励发展现代化农业，发挥土地对返乡农民工的保障功能和推动发展作用。在土地流转市场，明确土地流转的自由与可逆性，削弱公权力的影响，依据市场公平合理进行土地流转，保障返乡农民工的利益。
6.3理性审慎资本下乡的可行性
政府首先需要转变资本下乡的认识和思路，理性选择、谨慎甄别；然后，进行事中监督检查，将原来的消极善后变成积极的风险防范。资本下乡不应只投入在农业产业园、示范区与农业企业中，更应该用来改善普通农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小规模经营主体的生产，进一步激发农民，尤其是返乡农民工的种粮积极性，这也是保护农民权益的根本之计。
主要参考文献
[1]温铁军.农地制度安排与交易成本[J].读书，20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