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合作社制度篇1
关键词：制度背景合作制股份合作制制度创新
“新农村建设”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党的建设五个方面，“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个字是对新农村生动形象的描述，其重点工作是“发展生产”。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任务。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不断增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实力和竞争力，才能为农村社会全面进步和农民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农村经济组织制度建设与创新，作为农业微观载体，是建立农业和农村发展长效机制的基础条件，是农村经济建设，也是新农村建设中的“软件”。我们必须以创新的思维来对待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中出现的合作社制度的演变，不断创新合作社制度。
一、合作制是我国农村主流的经济组织制度
1、股份制与合作制是市场经济条件自运行的两个轮子
无论是股份制，还是合作制，都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经济组织制度，股份制与合作制是市场经济条件自运行的两个轮子，股份制企业与合作制企业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两大主体，是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两大力量。
2、合作制与股份制有不同的适用范围、不同的行业特点
合作社的制度特点决定了合作社多集中于弱势集团，多集中于弱势产业。股份制成为规模大、资金雄厚、有机构成高的行业的组织形式。
3、合作制必然成为农村主流的经济组织制度
农业是典型的弱势产业，农民是我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合作制必然成为农村主流的经济组织制度。
二、合作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发生合作社制度的变迁
1、任何一种组织制度，在不断变化的制度环境中，会吸纳和融合其他制度的优点，对自身不断完善。
2、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扩张是任何经济组织存在与发展的需要。
3、合作制、股份制相互融合、转化、吸纳的表现
西方的“职工持股计划”
“公司+合作社+农户”农业产业化模式
美国、加拿大的“新一代合作社”
“股份合作制”是股份制与合作制相互融合的一个特例
4、合作社组织的变异以及现代合作社质的规定性
三、股份合作制是合作制的新发展
1、从理论层面剖析，股份合作制有四方面的制度优势。化解了合作社“方”与“圆”的矛盾；实现了“资本”与“劳动”生产要素的融合；强化了“竞争”与“合作”两种力量；协调了“公平”与“效率”两个指标。
2、从国际合作社联盟所确定的原则考察，股份合作制是合作社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符号国际合作社发展的主流趋势。
3、从中国农村新兴合作社组织发展的实证角度考察，股份合作制以成为我国沿海地区农民合作社的主流形式。
四、农村合作社制度发展与创新的条件
1、生产力发展对新型组织的客观要求
2、思维创新及舆论支持
3、政府的扶植及对合作社企业家的激励机制
4、良好的制度环境
参考文献：
1、苗敬柱股份合作制：基层社改革发展的制度安排《合作制理论与基层供销社改革——第七次中国供销合作经济论坛论文选编》2004年11月
2、周连云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合作制与股份制两种经济组织制度的比较研究《合作制理论与基层供销社改革——第七次中国供销合作经济论坛论文选编》200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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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洪远朋股份合作制是合作经济的新发展《集体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2004年4月
5、赵阳林股份合作制是合作制和股份制的最优组合吗？《中国供销合作通讯》总306，3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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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叶长青劳动、资本与国家贫富《商业时代》2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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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冯开文合作社：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经济组织——从合作理论变迁角度所作的初步分析《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2000，1
农村合作社制度篇2
引言
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三五规划建议》），《十三五规划建议》中首次提出了健康中国的建设理念，内涵之一便是要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并促进医疗资源向基层、农村流动。这体现出未来5年我国政府将更加注重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提供的质与量，同时《十三五规划建议》还强调“十三五”期间要建立起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险方面要致力于推进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整合，可见作为保障我国7亿多农村居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获得权的主体制度安排――新农合制度将会在接下来的5年里发生重要的改革、调整和完善。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试点到推广已10年有余，作为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三支柱之一，新农合为广大农村居民提供着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基本医疗保障，改变了自1978年旧农合瓦解以来农民医疗保障的真空状态，使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缓解，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逐渐提高。诚然，我们在看到制度成效突显的同时，更要进一步关注新农合制度的公平性、可持续性以及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如何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有效衔接和整合等问题。通过研究我们会发现有关新农合的诸多问题中尤以制度属性界定为起点及首要关键。模糊的制度属性界定将直接影响今后新农合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并导致制度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是合作医疗，还是社会保险？是大病统筹还是门诊统筹？是自愿参保还是强制参保？如何防止重复参保？如何科学合理地定位“保基本”？如何实现城乡统筹范式下新农合的调整与完善等等。与以往的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不同，本文通过学理分析，深入挖掘新农合制度的社会保险属性，指出现行的某些“合作性”的制度设计已经不利于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并提出新农合终向社会保险转变的发展建议。
一、合作医疗与社会保险制度概念辨析
社会保险和合作医疗是医疗保障的两种主要模式，此外还有以英国nHS为代表的国家保障模式、以美国管理式医疗为代表的商业保险模式以及以新加坡保健储蓄账户（medisaveaccount）为代表的自我储蓄模式。从学理上看，合作医疗与社会医疗保险存在很大区别：
1.合作医疗是民间主导的社区公共品，而社会医疗保险是政府主导的社会公共品；前者强调社区互助共济，后者强调社会统筹。合作医疗通常以社区成员筹资为主，适当辅以政府补贴，形成医疗基金在社区成员的范围内进行互助共济以应对疾病风险，其管理机构和运营模式都具有居民自愿、合作、自治、自助、自主的特色[1]。而社会医疗保险讲求政府、雇主和雇员的三方筹资，以保险理论中的大数法则为基础形成医疗基金并在政府的主导下实现社会统筹，通常政府既是政策制定的主体，又是政策执行的主体。
2.关于统筹层次，典型的合作医疗是以社区为统筹层次，即合作医疗仅限社区内的居民参与和享受[2]。如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合作医疗以农村生产合作社为单位，由内部社员参加和受益，最大的合作社以乡为单位，通常是“村办村管”“村办乡管”“乡办乡管”等较低层次的统筹管理模式。而社会医疗保险在“大数法则”的指导下，通常统筹层次比较高。最低要以县（市）为单位进行统筹，理想状态是省级统筹和全国统筹。
3.从保障内容和保障水平上看，典型的合作医疗是一种社区医疗筹资计划，属于小额保险计划[3]，资金规模有限，一般重在保障初级医疗卫生服务。通常将公共卫生、预防保健与医疗保障捆绑在一起，旨在推进落后地区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社会医疗保险因为具有相对比较高的统筹层次，覆盖范围广，所以医保基金规模比较大，保障内容以大病统筹为主并逐渐向门诊统筹延伸。一般而言社会医疗保险的保障能力往往要高于合作医疗。
4.关于参与方式，合作医疗以自愿参加为主，而社会医疗保险通常以立法的形式强制参保，以防止逆向选择问题的出现。
综上，合作医疗是通常以社区为统筹范围、以社区居民为参保对象，自愿参加的医疗保障项目。具有资金规模小、覆盖人群有限、重点保障初级医疗卫生服务等特征，虽存在一些局限，但却是发展中国家以及落后地区，尤其是农村社区解决医疗保障问题的典范。从历史上看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农村合作医疗是典型的社区合作医疗模式，它是在农村合作社运动的基础上，依靠集体经济和个人筹资为农村居民提供基本医疗保障的一种社区医疗互助保障制度，其实质是一种低水平的农村集体福利事业[3]。与社会医疗保险不同，合作医疗更像是一种集体医疗保障制度。传统合作医疗的成功离不开特定与复杂的历史因素的促成，即集体经济的扶持、爱国卫生运动的推动以及以赤脚医生为主力军的农村初级医疗卫生服务递送体系将合作医疗这项事业推向了顶峰。
二、新农合试点中的合作医疗定位
2003年我国开始新农合制度的试点，在相关文件中明确了制度的性质是“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作为对传统农村合作医疗的传承和重建，仍然延用合作医疗的名称，缴费标准低并适当辅以集体和政府补贴，结合自愿性原则吸引农民参保。这使得新农合制度诞生之初便具有了明显的传统合作医疗的烙印，虽然为了突出不同，加入了“新型”的字眼，但是制度设计及制度试点都有着十分明显的合作医疗定位，当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任何制度变迁都有其路径依赖的规律，这在新农合试点最初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1.新农合并未要求农民强制参保是出于特定的政策考量。我国自2000年开始试点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2003年在全国推广农业税费改革。2006年1月1日，国家正式通过立法全面取消农业税，终结了沿袭两千年之久的一项传统税收。结合全面为农民“减负”和“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方向，自愿参保原则更能防止农村居民产生集资摊派感。此时的新农合制度在筹资机制上选择自愿原则也是在宏观政策背景下所做出的权衡。此外，自愿原则还与农民的参合意愿相关。1998年全国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愿意参加合作医疗者仅占51%，不愿意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群众仍占相当比例[4]。1978年后，合作医疗制度走过了一个愈加艰难的历程。各地农村多次尝试恢复重建，几经起落，由于缺乏稳定的筹资来源，春办秋黄的现象频繁多见。为了打破信任危机的瓶颈，新农合在筹资机制设计上采取自愿原则并强调政府财政扶持是为了赢取更多农民的制度认同和制度信任。
2.继续延用“合作医疗”的名称，是源于20世纪60-70年代传统合作医疗取得的突出成绩，以及农民对合作医疗的普遍认同。但继续沿用合作医疗的名称是否就意味着要继续延续传统农村合作医疗的性质，这点并没有进行深刻的论证。相反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纷纷对新农合和传统农合进行对比研究，提出了对新农合制度属性的思辨。“新时期农村健康保障制度的重塑不能简单地恢复当初的合作医疗。应该顺应已经变化的市场环境，构建与当前的市场经济改革大环境兼容的基本健康保障制度”[5]。“传统农村合作医疗的成功依赖强大的政治动员、人民公社基层组织和计划经济下低成本的医疗递送体系。目前中国重建合作医疗制度的努力正处在十字路口。国家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在社区医疗筹资的框架中寻求制度的完善；二是逐步将合作医疗转型为国家福利，而社区只在服务递送方面扮演补充的角色”[3]。
可见，出于历史因素和制度惯性，新农合试点之初其制度设计难免是对传统合作医疗的复制和延续，但随着制度试点的推广和农村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以及农民医疗保障需求的变化，新农合制度也在与时俱进地不断调整和完善――制度中某些合作医疗的属性在渐渐褪去，而社会保险属性却在愈发的凸显。
三、新农合的社会保险属性分析
虽然沿用合作医疗的提法有一定的历史考量和合理性，但是新农合却具有明显的社会保险属性，与传统农村合作医疗相比，制度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本质的转变。
（一）政府主导和财政扶持
政府主导突出体现在政府财政被定位为制度的主要筹资主体。新农合在2003年开始试点时首次明确强调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每年要安排一定专项资金予以支持。这是我国政府历史上第一次为解决农民的基本医疗保障问题而进行大规模的财政投入，2014年各级财政对新农合人均补助标准已经达到320元。此外政府主导还体现在新农合的经办和管理机构上。2003年《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内部应设立专门的农村合作医疗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的筛选和监督、药品和卫生服务的监督管理、基本医疗服务的界定等工作。可见与传统农村合作医疗不同，新农合由中央和地方政府领导，由卫生部门主管，已经是一项政府主导的社会公共品，与社会保险的政府主导原则相契合。
（二）大病统筹与门诊统筹
为防止因病致贫，新农合初始重在大病保障，其统筹基金主要用于住院费用和门诊大病的报销。与传统合作医疗注重初级预防保健不同，新农合旨在增强农民抵御大病风险的能力。随着筹资水平的不断提高，针对大病统筹所带来的受益面窄和制度满意度低的问题，新农合又探索了家庭账户模式。根据多年试行情况，家庭账户存在基金的互济性差、补偿力度差以及基金沉淀等问题。为了提高新农合基金的使用效率，自2008年上半年开始探索大病统筹加门诊统筹的模式，扩大农民的受益面。所谓门诊统筹，即将参保人的门诊治疗费用纳入医保报销，由医保统筹基金和个人共同支付门诊费用。与家庭账户模式不同，门诊统筹改变了目前参合农民在门诊阶段由家庭账户基金支付或者由个人自费支付的做法，实现了门诊阶段的互助共济，进一步减轻就医压力。门诊统筹是对大病保障的发展和延伸。2012年，《“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新农合门诊统筹覆盖所有统筹地区支付比例提高到50%以上。可见新农合的保障定位已经不再是延续传统合作医疗的初级医疗卫生服务，而是逐渐向多元化和高水平的大病统筹和门诊统筹过渡。
（三）准强制性参保
关于参保方式，各地新农合的实施方案大都要求自愿参保。虽然是自愿原则，但为了提高覆盖率，新农合在推进过程中已经具有一定的准强制性或隐性强制[6]。首先，自愿参保不是以农民个人为单位，而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团体筹资，家庭成员要么全部参保，要么全部不参保。当家庭成员的参保意愿被团体绑定之后，个人选择的空间已经被限制的很小了。其次，农民参保还受到了行政力量和社会动员的推动。为有效地推广新农合制度，实现制度积极稳步地上升，参合率经常与地方政绩相挂钩，因此各地政府大都采取了“硬性规定农民参加合作医疗的指标、向乡村干部包干摊派、强迫乡镇干部代缴等简单粗暴、强迫命令的做法”[1]，以行政手段保证稳中有升的参合率。另外还运用社会动员的方法加强宣传引导，通过召开村民大会和村干部上门收缴等行政干预方法吸引农民参加新农合。农民参保不全是基于自身对医疗保险项目的需求，广覆盖中不乏“被参保”的现象。
（四）统筹层次
医疗保险的统筹层次主要指统一征缴、统一管理和使用医保基金的属地范围的高低，一般可分为全国、省、市级、县级甚至乡级等5个统筹层次。根据2003年《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新农合采取以县（市）为单位进行统筹。条件不具备的地方，在起步阶段也可采取以乡（镇）为单位进行统筹，逐步向县（市）统筹过渡。目前，除安徽、广西、湖南等几个省的个别乡外，全国范围内的新农合基金基本上实行的是县级统筹模式[7]。随着新农合制度的成熟发展，尤其是国务院出台了《医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2011年度主要工作安排》以后，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开展了提高新农合统筹层次的探索和实践。根据疾病风险理论和大数法则，随着统筹层次的提高和统筹人数的增加，疾病发生的频率愈加稳定，疾病损失的幅度愈加稳定，从而更加有利于提高待遇水平和提高医保基金的安全性。新农合突破了传统合作医疗的农村社区统筹，以县级统筹作为起点，逐步向市级统筹过渡，并结合医保城乡统筹的努力，力求构建起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制度。
（五）充足供给
最后，从保障目的角度分析，我国传统农村合作医疗的实施目的是为了保证当时缺医少药的农村地区能有医疗服务的充足供给。保健站是生产合作社的一部分，赤脚医生和赤脚护士通过集体经济获得供养，为村民提供近乎免费的基本医疗服务。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属于典型的医疗卫生服务提供体系，而新农合属于医疗费用补偿机制，具有社会医疗保险的内涵。与社区合作医疗不同，社会医疗保险是为了弥补参保人因疾病风险所带来的收入损失，保障方式是货币补贴或收入扶持，即对所发生的医疗费用或由疾病造成的收入损失进行一定的补偿。可见，新农合已经实现了从医疗服务递送体系到医疗费用补偿机制的转变。
综上，我们可以判断，虽然《意见》将新农合定位为“农村居民医疗互助制度”，但是新农合已经具有某些社会保险的内涵。与传统农村合作医疗相比，已经更加具有社会保险的性质。尽管仍坚持着“自愿原则”“集体扶持”低水平的保障等等，但新农合已经可以被视作社会医疗保险的一种初级形式。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以及结合我国社会保障城乡统筹的大趋势，新农合的社会化程度会逐渐提高，并日渐发展成为一项覆盖7亿农民的成熟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
四、发展方向：“合作医疗”向“社会医疗保险”过渡
通过学理分析我们会发现新农合制度已经具有十分明显的社会保险属性，但目前这项制度在合作医疗和社会保险之间的模糊定位导致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例如新农合因循合作医疗自愿参保之原则，却在实践中出现逆向选择和部分农民参合意愿不高的现象，进而影响新农合筹资的可持续性和保障能力的提升。为应对这个问题，各地又在试点中探索出了以家庭为单位参保，以及村干部动员参保的办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参合率，但细思这种准强制参保的做法已然偏离了合作医疗的自愿参保原则，即问题的解决是通过新农合向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迈进来实现的。又如，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新阶段下农村居民医疗需求的变化，新农合摒弃了传统合作医疗“村级统筹”和只“保小病”的做法，逐渐提高到县市一级统筹，同时既有大病统筹又有家庭账户，并逐渐将家庭账户规范为门诊统筹。这些制度细节的调整使新农合制度逐渐与社会医疗保险制度靠拢，而且在表现形式上逐渐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趋同，诚然这其中有国家和政府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背景下整合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政策感召，但更多的也是新农合出于制度理性所作出的现实选择。可见问题的源头是新农合制度属性界定不清，而解决之道往往是以社会保险的原则重新规范制度。
总之，新农合正处在一个摇摆期，是困于路径依赖和制度惯性延续合作医疗的固有传统和固有理念，还是彻底转变为社会保险制度，这将影响新农合今后的制度走向。笔者认为新农合应逐渐蜕变为社会医疗保险。计划经济时期的农村合作医疗能够取得举世的关注和巨大的成功，然而位移到现在的农村社会却不一定能再铸佳绩。纵观世界各国成熟的社会保障制度，或是将农村居民与普通国民一样纳入国民保险体系，或是为农村居民单独设立福利制度，无论何种做法均采用社会保险的模式。在接下来的“十三五”期间，我国仍将在医疗保障领域继续深化改革，重点之一即是扎实推进全民医保体系建设，届时整合城乡基本医保将会被推上日程，政府也在努力酝酿制订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管理体制的改革方案和试点意见。在城乡统筹的大背景下，我们应抓住历史机遇，将新农合真正转变为农村居民基本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总体上讲，要构建起一个政府主导、农村居民强制参保的制度，资金来源上以农民年收入为基数，按比例缴纳医疗保险费，同时政府给予必要的财政扶持；改变以户籍所在地参保的做法，换以居住地参保；重点保障基本医疗需求，实施大病统筹与门诊统筹相结合，逐步提高统筹层次；在制度设计上逐步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相契合，以期在接下来的“十三五”期间顺利实现城乡基本医疗保险的衔接和整合。
具体而言，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制参保。经过10余年的试点推广，广大农村居民对新农合的制度信任度和制度认同感逐渐上升，参保自觉性提高。强制参保的时机基本成熟。
2.明确权利义务相对等的原则，农民参保缴费的同时国家各级财政要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基本上世界各国都对农民参保给予财政支持。财政补贴体现对弱势群体的扶持，也顺应我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发展战略。
3.完善新农合补偿机制，将大病统筹与门诊统筹相结合。为提高新农合基金的使用效率，拓宽制度的受益面，切实保障农民的基本医疗需求，在住院统筹之外还要积极落实门诊统筹。这也是进一步巩固新农合制度建设成果、增强新农合制度可持续的关键举措。
4.改变以户籍所在地参保的原则，实施按居住地或工作地参保的办法，旨在避免重复参保以及流动农民参保缴费易获得待遇难的情况，同时也是顺应“十三五”期间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提高社会保障制度对流动人口的适应性之客观要求。
5.新农合向社会医疗保险转变也会对整合我国碎片化的医疗保险制度起到示范的作用。综观新农合今后的整体发展思路，短期看要尊重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以及城乡经济社会二元差别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通过建立新农合筹资的稳定增长机制、提高统筹层次、共享发展成果、提高待遇水平等等举措不断缩小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和城镇职工基本医保的制度差别；长期看，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整体提高，逐渐合并城乡二元的医保制度为普惠性的国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农村合作社制度篇3
第一条为建立健全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和医疗救助体系，提高农民健康水平，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和《*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工作原则指导意见》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共同抵御疾病风险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户履行相应的缴费义务。
第三条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原则：
（一）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农民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原则。
（二）政府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的原则。
（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实行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相结合及以县为单位统筹的原则。
（四）解决农民群众基本医疗服务，重点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原则。
（五）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实行大病统筹基金与家庭账户
相结合的管理原则。
（六）以收定支、收支平衡、适度保障的原则。
第四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推行和实施，列入县政府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的工作责任目标，并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第二章参加对象及其权利和义务
第五条凡户口在本县的农业人口,均可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第六条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者享有以下权利：
（一）享受规定的医药费用补偿。
（二）享受规定的医疗卫生保健服务。
（三）监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管理和使用。
（四）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出建议和意见。
（五）了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相关政策规定。
第七条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者必须履行以下义务：
（一）以户为单位按时足额缴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个人承担的费用。
（二）掌握并遵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有关规章制度。
（三）积极配合医疗卫生单位做好医疗预防保健工作。
（四）妥善保管《*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证》和相关文书
及就医与报销凭证。
（五）检举揭发和抵制各种破坏、干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的人和事。
第三章管理机构及职责
第八条成立由县长任主任，县委、县政府主管领导任副主任，县委办、政府办、卫生、财政、民政、发展计划、人劳、农林、计生、审计、文体广电、药监、扶贫、物价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县合疗委）。
县合疗委的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制定、工作指导与协调。
（二）负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方案、长期规划、年度计划的制订和组织实施。
（三）管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对年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预决算情况进行审查。
（四）监督检查相关部门和乡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制度的执行情况并实施奖惩。
县合疗委各成员单位的具体职责是：
1、卫生部门负责全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的具体业务、医疗服务的监管和定点医院资格的认定工作。
2、财政部门负责落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各项财政补助政策，负责新型合作医疗基金财政专户管理工作。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县级补助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及时、足额划拨合作医疗基金，合理预算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的工作经费，确保其正常运转。
3、民政部门负责“五保户”、特困户和其他无力缴纳个人费用的农民的认定，并缴纳应由其个人负担的全部或部分基金，对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五保户”、特困户因患大病经合作医疗补助后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过高，影响家庭基本生活的，给予适当的医疗救助。
4、计划部门负责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纳入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目标，促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加强农村基层卫生机构基本建设。
5、农林部门要发挥工作优势，做好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宣传工作，在坚持农民自愿的原则下，积极引导农民缴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
6、审计部门要加强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收支和管理情况的审计，检查和纠正基金筹集、管理、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审计意见和建议。
7、文体广电部门负责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宣传活动纳入农村媒体宣传计划，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闻报道和宣传工作。
8、药监部门负责全县药品药械市场的监督管理，保障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用药安全有效。
9、物价部门负责医疗收费、药品价格的监督管理工作，促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良性运转。
10、其它部门根据全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的需要，密切协作，共同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
第九条县合疗委下设*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县合疗办），其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制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细则和具体规定，指导全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推行，向上级合作医疗管理机构报告运行情况，研究解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运行中的问题。
（二）利用多种形式，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宣传教育工作，不断提高全县人民群众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认识水平。
（三）定期公布全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使用情况，确保人民群众享有知情权和监督权。
（四）组织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业务培训工作，不断提高全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的规范化水平。
（五）检查、指导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运转情况，发现违规操作，及时进行处理。
（六）定期召开会议，布置工作任务，研究总结工作情况。
（七）完成县合疗委交办的其它工作。
第十条设立*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中心（以下简称县合疗中心），与县合疗办合署办公，作为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具体业务的经办机构，全额事业单位，副科级建制，编制8人，由县卫生局代管。县合疗中心年办公经费按参加合作医疗农民人均1.2元列入财政预算，由县财政拨付。
县合疗中心的主要职责是：
（一）经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各项业务工作。
（二）严格按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相关政策和标准，补偿参
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的医药费用。
（三）编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预、决算方案。
（四）负责与定点医疗机构补偿资金的结算工作。
（五）监督、检查、审核定点医疗机构的收费情况和服务质量。
（六）负责相应的配套服务及日常信息的统计和反馈。
第十一条各乡镇人民政府成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领导小组。由乡镇长任组长，主管副乡镇长任副组长，民政、财政、农业、计生等为成员。其主要职责是：负责辖区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推行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协调；负责本辖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的调查登记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宣传；负责辖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农民缴纳部分的收缴、上解等工作。各乡镇应明确一名领导和干部具体负责此项工作。
第十二条各行政村成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小组，由村支书或村主任任组长，会计、妇女主任、村卫生所所长及农民代表为成员。其主要职责是：协助筹集合作医疗基金；收集、反馈有关合作医疗信息。各行政村应明确专人负责此项工作。
第四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筹集
第十三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筹集原则。
实行农民个人缴费、集体扶持、政府资助的筹集机制。坚持
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参加的原则。大力鼓励企业和个人捐资，多渠
道筹措资金。
第十四条筹资标准。
（一）中央财政按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人数每人每
年补助20元。
（二）省、市、县三级财政按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人数每人每年补助20元。
（三）农民以户为单位，每人每年缴纳10元。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政策调整逐步提高。
（四）“五保户”、特困户等确属无力缴纳个人费用的农民，乡镇人民政府、村委会出具证明，由县民政部门审批解决。
（五）集体经济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可对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本村（组）农民给予适当扶持。
第十五条筹资方式。
（一）国家（中央、省、市财政）的补助资金直接划拨到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专用账户；县财政补助资金列入县级财政预算，划拨到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专用账户。
（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农民个人缴纳部分，以县为单位统筹，以家庭为单位筹资，以乡为单位负责组织收缴。
（三）每年12月31日前，各乡镇人民政府将下年度个人缴
纳资金和乡镇、村集体扶持资金一并上缴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专用账户。
第五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管理
第十六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实行乡筹县管制度，在县
合疗委的领导下，由县合疗中心统一管理。县合疗中心年初编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年度预算，报县卫生局、县财政局审核，由县政府批准实施；年末编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年度决算，接受县财政局、县审计局的监督检查。
第十七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在国有商业银行开设专用账户，县财政开设合作医疗基金专户，县合疗中心开设基金收入户、支出户。三户基金管理执行省财政厅有关规定，实行“专账管理、专户储存、专款专用、凭据承付、定期核算、日清月结、按季公布、按年审计、账目公开、接受监督”的原则，严禁挪作他用。
第十八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实行大病统筹基金、农民家庭账户基金与合作医疗风险基金相结合的管理办法。
大病统筹基金由各级财政补助资金和农民个人缴纳基金的40%（4元）组成，农民个人缴纳基金的60%（6元）计入家庭账户。
风险基金按年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总额的10%分三年提取，第一年提取3%，第二年提取3%，第三年提取4%。动用后要在次年补足。
第十九条县乡合作医疗经办机构要严格按照制度规定，对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统一建档，设置总账、明细账（台
账）。实行微机记账与手工记账并行，记账到户到人，做到严格
管理，规范运行。
第二十条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证制度。以户为单位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必须持县合疗中心发给的《*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证》，在定点的医疗机构就诊，方可享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规定的补偿。
第六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使用
第二十一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大病统筹基金使用范围：
（一）住院医药费用的补助。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在定点医疗机构就诊住院，符合规定的药品费、一般检查费、化验费、影像检查费、手术费、材料费、普通床位费、综合处置费等；因急诊、务工在外地就诊住院的医药费。以上费用按规定的标准和比例补助（单病种除外）。
（二）对住院分娩实行定额补助。
（三）对一些花费较大的需要长期门诊治疗的慢性病患者实行定额补助，具体病种和补助标准由县合疗办制定下发。
（四）当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沉淀超过5%时，实施二次补偿。
第二十二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大病统筹基金的使用有效期限为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
第二十三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风险基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等按照《*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风险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试行）》（*财办社[2006]4号）有关规定执行。主要用于医疗大病统筹基金的非正常财务透支和意外情况（如特大自然灾害、大型传染性疾病爆发流行）的应急。
第二十四条农民的家庭账户基金由县合疗中心管理，用于在本县境内定点医疗机构就诊住院时住院费用个人支付部分，超支不补。农民家庭自主使用，可以结转、继承，结余转入下一年度使用，但不得冲抵下年度个人应缴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
第二十五条资金补偿办法：总的原则是以收定支，量入为出，略有节余。实行分门别类，以单病种定额付费和分级分段按比例补偿。对年终结余的大病统筹基金制定补偿办法，经县合疗委同意，并报省、市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批准后，为当年住院患者进行二次补偿。
第二十六条农民患病住院医药费用补助的形式和方法：
（一）实行单病种定额付费制度（病种和定额补助标准另行制定）；
（二）非单病种住院费用补助，根据住院医药费用按照分级分段按比例补助的原则进行，并设定住院报销起付线。
1、住院起付线标准为：一级医院起付线为100元/人次，二级医院起付线为300元/人次，三级医院起付线为1000元/人次（市级）和1500元/人次（省级）。
2、根据当次住院医药费金额扣除起付线后属报销范围的分级分段按比例补助。补助标准为：
①在定点一级医院住院的医药费用补偿标准为：扣除起付线、剔除不符合补助规定的费用和属于患者自付费用后，住院费用在2000元（含2000元）以下费用段的补助55%；2000元（不含2000元）—8000元（含8000元）费用段的补助65%；8000元（不含8000元）以上费用段的补助70%。
②在定点二级医院住院的医药费用补偿标准为：扣除起付线、剔除不符合补助规定的费用和属于患者自付费用后，住院费用在2000元（含2000元）以下费用段的补助45%；2000元（不含2000元）—8000元（含8000元）费用段的补助55%；8000元（不含8000元）以上费用段的补助65%。
③在定点三级医院住院的医药费用补偿标准为：扣除起付线、剔除不符合补助规定的费用和属于患者自付费用后，住院费用在2000元（含2000元）以下费用段的补助30%；2000元（不含2000元）—8000元（含8000元）费用段的补助35%；8000元（不含8000元）以上费用段的补助40%。
④外出急诊、务工在省境外非营利性医院住院发生的医疗费用，先由患者自付医药费用的30%，剩余70%费用按省内同级定点医院补偿标准给予补偿。列入我县单病种定额付费的疾病，参照该病种县内同级定点医院规定标准予以补助报销。
3、实行住院每日总费用控制制度。
①一般住院患者：日平均总费用在乡镇卫生院（一级医院）不得超过100元，中心卫生院（一级医院）不得超过150元，在县级医院（二级医院）不得超过300元，县级以上医院（三级医院）不得超过400元，出院带药不得超过7日量，每日不超过30元。
②需抢救的急、重、危患者，3日内日平均住院总费用在乡镇卫生院（一级医院）不超过200元，中心卫生院（一级医院）不超过350元，县级医院（二级医院）不超过500元，县以上医院（三级医院）不超过600元。
4、每人每年补助的累计最高限额为1万元。
第七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住院管理
第二十七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行定点医疗制度，对定点
医疗机构按照《*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机构管理细则》，实行动态管理。
第二十八条成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专家小组，负责制定审核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相关诊疗规范，监督和指导医疗机构解决诊疗中出现的技术问题。
第二十九条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患病后，可在省境内定点医疗机构自愿选择就诊医院。直接到县境外定点医院就诊住院的患者，必须在入院后3日内报告县合疗中心登记备案。患者在县内定点医院住院期间，因病情需要转往县境外的，由定点医院出具转院证明予以转院，并由定点医院于患者转院后3日内报县合疗中心备案。
第三十条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在县境外患病后需住院治疗的，可就近选择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住院，并在3日内报告县合疗中心登记备案。
第八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偿管理
第三十一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标准、程序、范围等必
须坚持公开、公正、公平、透明的原则，实行公示制度，经办机构工作人员必须按规定办理，提供优质服务。
第三十二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住院执行《*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药品目录》（单病种定额付费除外），目录以外的药品不予补偿。患者住院期间的药品费用在二级及以下医院不得超过住院总费用的45%，三级医院不得超过38%，并且控制自付药品比例，二级及以上定点医院自费药品费用不能超过住院药品总费用的10%，一级定点医院不可出现自费药品。
第三十三条实行大型及特殊检查、特殊治疗、医用特殊耗材和无明确第三责任的外伤按比例自付费用制度。患者住院期间凡需做单项费用在100元以上的大型及特殊检查、特殊治疗项目及使用价值超过1000元的医用耗材时，患者要自付检查费用的30%，其余70%的费用纳入住院总费用按比例报销（单病种定额付费除外）。定点医院当月出院病人大型及特殊检查阳性率不得低于75%。对无明确第三责任的外伤，患者要自付费用的70%，其余30%按比例报销。
第三十四条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患者在县境内住院属单病种定额付费补助范围的，只向就诊的医疗机构支付定额中个人承担的费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定额补助部分在患者结束治疗出院后，由诊疗机构与县合疗中心结算。单病种在县以上定点医院治疗的，定额补助标准与县级医院相同。
第三十五条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在县内定点医疗
机构住院不属于单病种定额付费补助的，住院费用先由患者垫付，出院当日持有效证件（合疗证、身份证）到就诊医院合作医疗科审核，审核合格后按标准当日予以补偿。
第三十六条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患者到县境外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的，于出院后7日内由患者本人或委托人持相关资料（住院病历复印件、费用清单、诊断证明、住院费用结算单、合疗证、身份证）到县合疗中心办理审核报销手续。
第三十七条对丢失合疗证的住院患者，待合疗证补办后，
方可报销住院费用。
第三十八条参合农民外出、务工期间急诊住院的，出院后
10日内由患者本人或委托人持相应急诊资料、凭据到县合疗中心办理审批补助手续，审批后持县合疗中心出具的报销凭证在户口所在乡镇合疗经办机构领取补助。
第三十九条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患者在县境外医疗机构急诊住院，办理补偿所需资料：
（一）有效的户口本、《*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证》和本人有效身份证明。
（二）异地医疗机构急诊证明原件，外出暂住证或务工单位证明，外出旅游或探亲相关证明材料。
（三）完整的住院病历复印件（加盖就诊医院公章）。
（四）有效住院医疗费用票据、每日费用清单、住院医药费用清单和用药清单及所在医院等级证明等。
第四十条参加商业保险同时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员，其享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标准不变。
第四十一条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的一切住院费用由
接诊医疗机构填写清单，患者出院时由本人或其家属签字。凡未
经患者本人或家属签字的费用，不予补偿。医疗机构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住院患者使用自费或提供合疗报销范围以外服务的，也必须征得患者或家属同意并签字，否则患者有权拒付。
第四十二条县合疗中心每月与县、乡定点医疗机构结算一次住院医药费用。
第四十三条不予补偿范围。
（一）因工伤、交通事故、医疗事故、计划生育手术、打架
致伤、自杀、自残、服毒、违法犯罪、酗酒、受雇用致伤、性病及戒毒治疗而发生的医药费用。
（二）在非定点医疗机构诊疗的。
（三）使用《*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药品目录》以外药物的费用。
（四）器官移植的各种器官源或组织源、血液透析、输血、近视眼矫正手术、气功疗法、音乐疗法、保健性的营养疗法、磁疗等辅治疗项目；不孕不育、障碍的诊疗项目；医疗咨询、医疗鉴定的费用；变性手术费用；试管婴儿的费用。
（五）各种美容、健美项目以及非功能性整容、矫形手术等费用。假肢、义齿、眼镜、助听器等康复性器具费用。各种减肥、增胖、增高等项目的一切费用。各种自用的保健、按摩、检查和治疗器械的费用。省物价部门规定不可单独收费的一次性医疗及
保健材料。
（六）治疗期间，凡与疾病无关的医疗费、处方与诊断不符
合的药品费、超出范围的检查费和无医嘱的药品费、治疗费、非临床需要而自己要求剖腹产分娩的费用、病员自购药品不予报销。
（七）就医产生的交通费、空调费、挂号费、伙食费、损害
公物赔偿费、电话费、电冰箱费、取暖费、新生儿各项费用、急救车费、会诊费、点名和预约（检查、治疗）费、超标准床位费等。
（八）出国或赴港、澳、台期间所发生的医药费用。
（九）预防、保健性诊疗项目（如：各种疫苗、预防接种、
跟踪随访等），家庭病床的医药费用。
（十）法律、法规规定应由责任人承担的医疗费。
（十一）特大自然灾害发生的疾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无力承担的。
（十二）其它按规定不列入我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支付范围的住院医疗费用。
第四十四条对于实行单病种定额付费的患者，各定点医疗机构要严格按照出、入院标准和治疗方案检查治疗，如违反规定，县合疗办视情节给予处罚。
第九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监督
第四十五条成立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监督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
（一）监督检查中、省、市、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贯彻
落实情况。
（二）监督检查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及村委会履行职责
情况。
（三）监督检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收缴使用情况。
（四）监督检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方案和工作计划落实情况。
（五）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运行、管理情况进行分析评估，
并将监督检查结果向县政府、县合疗委、卫生行政部门、经办机
构及医疗卫生机构等进行反馈，提出意见及建议。
第四十六条建立投诉和有奖举报制度。县合疗办设立投诉举报电话，在各定点医院设置意见箱。对投诉举报，县合疗办要及时调查处理，在一个月内将调查处理情况通知投诉或举报人。凡举报情况属实的，由县合疗办按照罚没款50%的标准，奖励举报人，并为举报人严格保密。
第四十七条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定期审计制度。审计部门每年对县合疗中心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收支和管理情况进行一次审计。
第四十八条实行社会监督。聘请有关监督机构和纠风部门
的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代表等各界人士为社会监督员，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进行经常性的监督。
第四十九条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公开、公示制度。合作
医疗经办单位、各定点医院、各级合作医疗管理机构要坚持做到
公开服务项目、服务程序、服务价格、相关政策，在县、乡、村
建立三级公示制度，每月公示参合对象补偿名单及金额，设立咨
询服务电话。
第五十条实行检查督导制度。乡村两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组织负责对本级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情况进行经常性检
查，县合疗办要经常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检查督导，对检查
结果进行评估并对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处理意见。
第十章考核与奖罚
第五十一条县、乡镇政府把建立和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及年度目标管理，作为政府的一项长期性工作，列入政府及干部政绩和责任目标考核内容。
第五十二条县合疗委组织对全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进行考核，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报县政府予以表彰奖励。
第五十三条县、乡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经办机构、村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小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县合作医疗监督机构或县合疗办责令整改，并视其情节轻重，对其责任人、直接责任人分别按有关规定给予处理，并依法追缴非法所得。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处罚办法另行制定）。
（一）工作失职或违反财经纪律，造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
金损失的。
（二）贪污、挪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索贿、受贿、的。
（三）擅自批准不属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范围的。
（四）擅自更改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待遇的。
（五）截留、挪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
（六）其它违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规定的。
第五十四条定点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
者，视其情节轻重，对其进行通报批评或给予相应的经济处罚、
行政处分，并责令限期整改，拒不整改或整改无效的，取消定点资格。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一）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管理措施执行不到位，违规行为时常发生，影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正常进行的。
（二）不严格执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药品目录和服务设施标准，分解收费、乱收费、不严格执行国家物价政策的。
（三）不严格执行诊疗规范，推诿病人，随意转诊，随意放宽入院指征、随意检查的。
（四）不严格执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有关政策、规定、虚开发票，造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损失的；医务人员不验证就登记诊治，或为冒名就医者提供方便的。
（五）违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用药规定，开人情方、大处方、假处方的。
（六）利用工作之便，搭车开药，或与患者联手造假，将自
费药品、保健用品以及日常生活用品换成基本目录内药品的。
（七）其它违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规定的。
第五十五条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有下列行为之一者，除向其追回已补助的医疗费用外，暂停该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待遇，并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一）开虚假医药费收据、处方，冒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
助资金的。
（二）将本户合作医疗证转借给他人就诊的。
（三）私自涂改医药费收据、病历、处方、检查报告或违规
检查、授意医护人员作假的。
（四）不遵照医嘱，已达到临床出院标准而拒不出院的。
农村合作社制度篇4
关键词:农村资金互助社;放松管制;强化引导
abstract:thispaperanalyzesthefirstfinance-licensedruralmutualfundcaseinShandongprovince,theYaodianziJufuyuanmutualFundinYishuiCounty.theauthordiscussesaseriesofdifficultiesandproblemsitfacedduringtheprocessfrom“invisibleexistence”to“visibleoperation”,andanalyzesthereasonsanddrawscountermeasuresandsuggestions.
Keywords:ruralmutualfund,deregulation,strengththeguidance
中图分类号:F832.89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10)07-0052-04
一、引言
国有金融在二十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大规模撤出农村,而近年来随着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农村经济发展迅速,对金融的需求度不断增强,然而商业银行要再次回归农村却非易事。正规金融力量的缺失必然催生非正规金融进驻,各种具有内部融资色彩的农民生产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随之产生,在与社员、会员农户间的信用交易中,自然衍生出一定程度的金融交易。为规避这些非正规金融可能引发的风险,引导农村“地下金融”阳光化,推动农村金融体系向多元化发展,国家开始了新一轮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重新布局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准入政策,批准成立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或准金融服务机构,以期缓解农村资金供求压力,弥补农村金融服务缺失,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环境。从目前情况看,本轮改革中成立的新型机构凭借灵活的机制,在支持“三农”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有部分原有的非正规金融机构获取“金融牌照”转型为正规金融机构后,却因种种原因出现了经营状况下滑、处境尴尬的情况。
本文以山东省沂水县姚店子镇聚福源资金互助社(简称“聚福源资金互助社”,下同)为例,详细剖析了该社从“隐性运作”到“显性经营”后的尴尬境地及其原因,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以期对后续改革有所借鉴。
二、聚福源资金互助社发展史:由生产专业合作社到资金互助社
(一)生产专业合作社的内生信用是聚福源资金互助社成立的基础
山东省沂水县地处鲁中南地区,沂蒙山区腹地,辖19个乡镇,1225个行政村,土地面积2434.8平方公里,县级区划面积在山东省居第二位。姚店子镇位于沂水县城南部20公里处,现有45个行政村,人口4.4万人,耕地面积4.9万亩,以生姜生产、加工、销售为主导产业,是沂蒙山区目前最大的生姜销售集散地、国家无公害生姜种植基地。2009年,全镇生姜种植面积2.2万亩,收获生姜8.9万吨,实现产值18亿元,仅此一项,全镇姜农户均收入2.6万元。2007年初,姚店子供销社依托该镇生姜产销这一优势产业,组建了沂水县姚店子镇蔬菜协会,后正式注册为德农生姜专业合作社。该专业合作社拥有社员178户,其中从事生姜收购、加工经营8户,生姜种植170户。合作社培育起了集收购、加工、储存、销售为一体的产业化龙头企业――恒顺食品有限公司,拥有生姜标准化生产基地370亩。
由于生姜种植、收购和加工的季节性差异,专业合作社内部形成了资金供求关系。从2007年4月,专业合作社开始在社员内部进行小额资金余缺调剂,探索开展资金互助活动。在生姜种植季节,一些购销加工大户业务处于淡季,合作社将资金调剂给种姜户使用;而到秋季生姜集中收购加工时,合作社又将种姜户的闲散资金调剂给经营大户使用。运作方式为“两头堵死”:即“进口”绝对为合作社社员,互助资金必须由社员以自愿入股形式构成,严禁向社会揽储;“出口”也绝对为合作社社员,资金调剂使用严格限定在合作社社员范围之内,禁止向合作社以外的单位和个人调剂。同时,资金调剂使用一律实行双人担保,而且两名保人均须是合作社社员,并严格限定单户资金调剂使用额度不超过为其担保社员入股额的80%。2007年,专业合作社资金调剂额最高时达330.1万元,累计为68户社员进行了资金调剂。
2007年12月12日,姚店子镇生姜专业合作社对设立姚店子镇聚福源资金互助社的可行性进行了调研,论证了可行性和必要性,制定了业务发展规划,后发动48名原蔬菜协会会员(其中包括两家农村小企业)自愿作为发起人,承诺入股53.7万元,筹建聚福源农村资金互助社。2008年3月26日,经山东省银行业监管机构批准,聚福源农村资金互助社按专业合作社的性质进行了工商注册登记后,正式挂牌营业。
(二)聚福源资金互助社的经营管理及运行机制
1.治理机制。对重大决策事项通过召开社员大会或临时大会表决,或向社员发函征询意见(如本社的利率调整);对重要的经营计划、人事调整、制度建设、费用支出、宣传培训等由理事会民主决策;建立了理事会重要决策事项征询监事会意见制度。
2.管理机制。经理负责日常的经营管理,设会计、出纳(兼任业务员)各一名,负责具体业务操作。(1)入社管理:申请人提出申请,本社社员推荐(介绍),经理事会审核通过;(2)贷款管理:只面向加入本社的成员提供贷款服务,严禁非社员贷款;(3)财务管理:根据工作需要,互助社事先拟订支出计划,报经理同意后,再由经办人按规定办理借支或报销手续:(4)核算管理:开发了综合业务信息系统,从社员档案到业务流程及监管报表均建立了自动采集程序;(5)安全管理:建立了包括防火防盗、印章分管、交接班、钥匙管理、检查和值班值宿等内容的安全保卫制度。
3.风险防范机制。资金互助社以社员信用担保贷款为主。(1)审慎经营机制:对单一社员的贷款总额不超过资本净额的15%;单一农村小企业社员及其关联小企业社员,单一农民社员及其在同一户口簿上的其他社员贷款总额不超过资本净额的20%;对前十大户贷款总额不超过资本净额的50%。(2)贷款保证机制:社员申请贷款需由该社其他社员或互助社熟悉的非社员提供担保,其中:借款额度3万元(含3万元)以下的须由1名以上担保人提供担保,借款额度3万元以上的,必须由2名以上担保人提供担保。(3)信用评估机制:理事会和监事会及部分社员组成信用评估小组,对所有社员进行信用评估,合理核定每个社员最高贷款额度,记入社员信用档案,社员在最高贷款额度之内申请贷款。对社员的贷款明细,逐笔张贴公布。
4.差别化利率定价机制。资金互助社利率结合市场资金价格、贷款项目风险程度、贷款期限和社员信用等级因素,实行差别定价。贷款周期以3个到6个月为主,利率一般为月息12‰-15‰。鼓励小额、短期贷款,加速资金周转,满足更多社员互助需求。
(三)聚福源资金互助社成立后的运营困难
因规模少、资金来源渠道窄、外在约束多,聚福源互助社成立后很快显现出生存动能明显不足的状况。互助社成立不到两天,社内49万元可用资金就全部贷完。2009年10月27日,经省、市银监部门同意,聚福源资金互助社进行增资扩股,股东由原来的48户发展到110户,股本由原来的53.7万元扩增到75.98万元。截至2010年6月末,互助社拥有股金75.98万元,存款仅3000元,拆入资金50万元,贷款余额106.5万元,实现毛利9万元。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聚福源资金互助社理事长目前依然经营着德农生姜专业合作社,而且运作良好。截至2010年6月末,生姜专业合作社拥有社员320名,股金240万元,放款余额196万元,各项指标均强于聚福源资金互助社。
三、聚福源资金互助社生存发展的优势分析
(一)农村正规金融服务缺位为其腾出广阔市场
姚店子镇作为鲁南地区最大的生姜生产和销售集散地,产业化对资金需求较大,有的收姜户一年的资金需求额就高达几百万元。而与农户“饥渴”的资金需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大国有银行已全部撤离姚店子镇,只剩下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两家金融机构,每年有一半以上的资金流出该镇。在资金互助社成立之初的2007年,该镇存款余额15573万元,贷款余额6352万元,贷存比仅为40.8%。与此同时,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偏高,邮政储蓄信贷业务又刚刚起步,形成了明显的农村信贷卖方市场单向控制局面,这就为聚福源资金互助社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二)贴近农民,信息对称、贷后管理成本低
农户融资困难的根本原因是与银行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而且贷后管理成本高。与农村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相比,资金互助社是农民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合作,这种草根性质、内生特质的合作金融组织,建立在农村特有的熟人社会基础之上。互助社社员之间交流频繁,而且地理位置上相对集中,这种特殊的网络结构,意味着相互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它们相互关系密切,信息能够在其间迅速流动,基本实现了社员生产和生活信息的公开化,社员间知根知底,能及时获得借款人信息并跟踪款项使用方向,避免了银行对农户的贷款信息不对称和管理成本过高问题。
(三)社内贷款违约概率小,贷款风险低
在彼此熟悉的互助社中,人际约束是维持信任的重要机制,使失信的成本远远大于收益,从而限制失信行为的发生,也就降低了违约概率和贷款风险。首先,社员之间相互了解,那些有过失信行为的人不容易融入其中;其次,社员之间打交道的次数很多,重复交易的概率很高,偶尔的失信必然会提高未来的各项交易成本,得不偿失;第三,交易并不是单一的,社员之间往往会涉及大量的社会关系,使得交易双方都能够在必要时惩罚对方,这就构成了相互间的有效约束。这些约束,把所有人都置于一个相互监督体系中,如果谁违约失信了,他就很难逃脱惩罚,这样的监督关系起到了维持交易秩序的作用。也就是说,社员之间具备无限不确定次数交易条件或者具备长期交易条件,其理性的选择都应当是采取互相合作行为,并由此建立长期的信任关系。
四、聚福源资金互助社生存动能不足的原因考察
既然聚福源资金互助社具有生存发展的广阔市场和优势,那又为何会陷入尴尬的境地呢?我们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调研,主要原因如下:
(一)社员结构不合理是致其生存困窘的内因
原姚店子供销社蔬菜协会生姜专业合作社社员中,有种植户,有收购、加工、储存、销售户,涵盖了生姜这一产业链的各个生产经营环节,资金调配主要围绕生姜这一产业链,针对生产、加工、销售各环节的淡旺季,以信用方式进行资金互助调剂,解决了企业和农民生产经营淡旺季的资金余缺问题。虽然聚福源资金互助社成立时,依托的是生姜生产专业合作社,但其社员主要为生姜收购、加工户,社员结构单一,资金需求量大,且需求时间具有同期性,没有了资金提供方,虽然后来进行了二次扩股,但新增社员仍以生姜产业为主,没有改变结构单一的问题。
(二)资金实力单薄是制约其发展的关键
聚福源资金互助社自成立以来,社员股金一直是其主要资金来源,但股本有限,想要贷款的社员很多,但互助社却无钱可贷,社员贷款额度一次性满足率仅在30%左右,贷款申请批复率不足50%。缺乏资金来源是面临的最大难题。互助社曾希望通过政府支持、银行融资以及增加社员存款来解决资金来源问题,但都很难实现。首先政府不可能出资支持;其次,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借资金时,因本身规模小、实力弱而屡遭拒绝。据了解,该社曾试图向当地农村信用社融资,虽有监管部门协调,但仍被拒绝;当地邮政储蓄银行虽同意提供资金,因利率过高(月息13‰,与其社员贷款利息相当)而无法使用。虽然最后经上级监管部门协调,从地方性法人机构临沂市商业银行先后两次分别拆借资金30万元、50万元,但价格不菲,在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20%。
(三)严格的业务要求约束其活力
聚福源资金互助社成立之初期望正规化后能实现规模、服务的扩大,但现实却是事与愿违,严格的监管规定限制了其发展。按照监管部门要求,扩股只能每年一次,且对扩股的人员、数量实行严格限制,这与原来合作社期间股东进出自由形成极大反差,对资金互助社来说无疑是一条“枷锁”;对单一社员的贷款总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15%的规定,虽然可防止“垒大户”的经营风险,但对社员入社吸引力来说不能不是打击;不得低于8%资本充足率,对当前资金周转率高达4.6次的互助社来讲,每年就等于少发放20万元的贷款。监管者的政策定位令资金互助社处境更为艰难。
(四)运营成本高企令资金互助社进退维谷
低交易成本是当初专业合作社的优势,也是其吸引力所在。成为正式金融机构之前,资金互助社不需要正式的办公场所,不需要电脑等硬件设施,就连记账也只是用学生的作业本进行简单的记录,一年的经营成本不过几百元。而领取金融牌照后的2009年,资金互助社的经营成本(水、电、网络信息费、通讯费以及聘用会计人员工资、房租等)达到4万元,这让股东们始料未及,取舍两难。虽然租用了办公场所,但因业务量小,互助社平时基本不开门,所有业务都是电话预约。另外,需要特别提及的是,资金互助社6名理事、监事均没有工资,只有聘用的一名会计有月工资600元,没有其他人工成本支出。所以,他们对改为正规金融机构后的成本支出极为看重。姚店子资金互助社的发起人申请设立资金互助社的初衷是尽早拿到金融牌照,将自己“阳光化”为正规金融,并期望将来转为村镇银行的念头,但看到如今互助社限制措施多、业务发展难,对前景丧失了信心。
(五)人员素质距银监部门要求有相当距离
聚福源资金互助社的理事长与经理是一人,为该镇供销社主任,下属的经营层全是当地农民;聘用的会计开始是一名初中生,最近刚换为一名中专毕业生。经营人员的素质难以达到监管部门要求,甚至一些配合监管的日常事务都需要当地监管部门代为管理。比如监管部门要求会计报表用微机处理,但聚福源互助社会计对微机业务不熟,所以每月的业务报表只好由当地监管办人员代为录入处理。
五、结论与启示
作为改革的产物,聚福源资金互助社作为山东省首家目前也是唯一一家有银监部门批文的资金互助社,运行两年来,尽管在一定程度弥补了农村金融服务空白,部分解决了农村信贷市场供需失衡状况。但不可否认,因受内外各种不利因素影响,其作用发挥有限,发展前景不容乐观。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本来很有活力,但显性化经营后反而出现业务萎缩。从这一案例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亮点启示:
(一)“隐性”金融如果不具备条件不要轻易“显性”化
在现有条件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内生的资金互助功能还不具备显性化经营的基础和条件,如果硬把它们拉入正规金融序列,不但不会刺激其加快发展,反而可能因过高的显性化经营成本而丧失其原有的活力。所以对于专业合作社内部的隐形信用合作形式,目前应依靠其内生力量,自我管理,自担风险,自求资金平衡,实现自我发展,待条件成熟,再考虑将其转型为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信用合作组织。
(二)为“隐形”金融显性化经营实施较为灵活、宽松的监管措施
对于“显性”化的机构,监管部门不应将它们等同于现有银行金融机构一样管理,尤其是在扩股、资本充足率、大额贷款比例限制、加入银行拆借平台等方面,尽快出台放宽政策,允许其入股自愿,扩股自由,动态管理;在资本充足率要求、融资平台等方面,享受农村信用社的同等甚至优惠待遇,为其营造宽松的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1]朱晓静.农村资金互助社发展问题及建议[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农村合作社制度篇5
关键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经济增长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与经济增长紧密相关，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是由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决定的。当一个国家选择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时，必然选择救助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当农村率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农村经济增长比较快时，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必然经历曲折发展的过程；只有当经济增长比较快，一国经济进入到城乡统筹发展阶段，才能真正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经历了三次历史性变迁正好验证了这一变迁理论。通过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创新，能够丰富和发展社会保障理论，丰富和发展制度变迁理论，更好地促进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我国经济增长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的关系
理论研究表明，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国家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紧密相关，一国如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必然导致单位资本吸纳的劳动力减少，农业从业人员增加，农村收入水平下降，城乡差距扩大；为了促进城市和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必然首先建立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只能建立低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必然导致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党和政府必然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率先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农产品价格，发展乡镇企业，加速农村经济的发展，在一定时期内使农村经济增长进入一个高速持续的经济增长阶段。随着农村经济的增长，农民收入的增加，城乡收入差距开始缩小，但工业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制约国民经济的发展。为了进一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加快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党和政府必然选择城市和工业偏向型发展路径，制定有利于城市和工业发展的制度安排。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城市偏向政策的制度安排使城市受益不断增多，农村则相对被忽视，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城乡矛盾日益突出。政府的城市偏向政策一般包括四个方面：
(1)宏观经济政策扭曲了经济信号，把非农产业附加值提高到世界平均价值以上；(2)政府把投资基金主要配置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上，较少考虑农村区域；(3)在城市区域，公共部门的就业达到一种严重的低效率标准；(4)进一步完善城市社会保障制度，表现在养老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失业保障制度、社会保险制度及教育等方面的进一步完善。正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经济政策的城市偏向，扭曲了资源配置，使经济、社会出现极度不平衡的增长，导致城乡差距逐步拉大。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但得不到完善，反而倒退，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村消费水平进一步下降，严重制约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为了增加消费，提高社会居民的有效需求，促进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须构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满足农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增长对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的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城市化进程的不同阶段，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发生了五次变迁。
(一)农村社会救助型保障制度的构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经济落后，城市化水平低，因此，这一时期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加快经济发展，制定“赶超发展战略”，选择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战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重点是建设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主要是构建社会救助型农村保障制度。l951年颁布《劳动保险条例》，标志着我国开始构建城镇社会保障制度，“但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国家财力有限”，占人口总数90％以上的农民没有被纳入保障之列。在农村，国家主要采取“依靠群众，依靠集体生产自救为主，辅之以国家必要的救济”的集体保障制度。从1949年到1978年，国家在农村建立敬老院、合作医疗、农村“五保”供养制度等低水平的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比较好地满足农民基本医疗保健要求的农村卫生保健制度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和普及，并且形成了特色。这段时期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以农村集体经济为主要依托的，其保障水平较低，保障范围狭窄。
(二)农村社会保障萌芽阶段
文化大革命结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为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持续的增长阶段”，城乡收入差距逐步缩小。与此同时，农村的社会保障事业也有了新的进展，形成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下以家庭和土地为依托的社会保障，从而为农民提供了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的制度安排，而对生活保障、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的需求较低。同时由于改革对集体经济造成的冲击，使得原有的集休保障功能的济基础逐渐弱化。农村家庭的养老保障功能也呈弱化趋势。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就“几乎处于旧制度瓦解、新制度尚未建立的状态之中，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严重缺失”。这种情况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亟待建立。1991年，国务院决定由民政部负责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民政部制定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并进行试点，取得了较大成效。
(三)农村社会保障曲折发展阶段(1992-2002年)
这一时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但农业经济增长缓慢，农村土地制度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土地的最后保障功能无法适应农民的社会保障要求，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供给制约农村、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农民收入相对较低。首先，土地经营规模不断减小，集约化程度提不高，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民对土地的长期收益预期不高，对土地投入减少、耕作粗放，甚至抛荒。其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的实际收入增长长期处于徘徊停滞状态，来自农业的收入呈递减趋势。在药品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农民看不起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较为严重，农民对医疗保障需求不断扩大。最后，随着农村计划生育的实施，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农民的养老保障需求递增。由于农业发展落后，农民收人的增长远远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需求递增，因此，必须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规范化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由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的能力增强，开始在农村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合作医疗保险制度。
1．社会养老保险制度。1992年1月3日民政部正式颁发《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
，社会养老工作在农村推广。1998年，国务院进行机构改革，将原来南民政部主管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移交给新组建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划归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陷入了困境，有的地方甚至停止办理该业务。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由2000年的6172．34万人，减少到2009年的2876．5万人。
2．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国民经济的增长，而农村经济连续6年持续下降，农村贫困问题加剧，传统的社会救济已经不能满足农村贫困居民基本生活的需求。为此，政府授权民政部探索、实施农村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1994年1月，国务院颁布了《农村五保户供养工作条例》，使五保工作走上了规范化道路。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五保制度实施得最好，它有效地保护了农村特定的贫人群的基本生活。
3．合作医疗保险。1993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1997年5月，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若干意见》，在意见的推动下，农村合作医疗逐渐恢复和发展。
(四)构建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探索
2002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增长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期，国家财政能力和政策能力进一步增强，同时，由于农业税改革和国家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农业经济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进入到第四次变迁。我国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处于改革攻坚期。以宪法修订增加“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为标志，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供了契机，开创了农村社保工作的新局面。2003年初，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卫生部等部门《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在农村推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同时，社会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三、构建与我国经济增长水平相适应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与经济增长紧密相关，完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必须与我国经济增长水平相适应。根据我国的经济增长水平，构建和完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必须做好以下工作。
1．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现阶段，我国已进入到城乡统筹发展阶段。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就是要把城市与农村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同步推进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城乡二元结构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显然无法保障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实现。因此，不管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要求建立一套完整的、与统筹城乡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从制度层面来规范、约束、引导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行为，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保障事业，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缩小与城市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
2．加快经济发展，为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提供资金。提高农村医疗、养老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必然需要大量资金。资金来源是社会保障的核心内容，也是农村社会保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农村保障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地方财政和参保农民本人三方。从现阶段看，三方的投资水平都比较低，如我国政府财政支出用于社会保障的比例与其它国家相比是较低的。目前，中央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比例，美国为33％，加拿大为39％，日本为37％，我国只10％左右。而这10％的投入也是绝大部分投入到城镇社会保障。地方财政收入特别是西部地区地方财政收入用于农村社会保障的支出更少。农民收入有限，很难满足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需求。因此，只有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才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村社会保障资金，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
3．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构建合理的农村社会保障投资体制。应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社会保障的需要，构建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的机制，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提供保证。合理确定国家财政、地方财政和参保农民本人的投资比例，增加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投入。同时，应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鼓励农民进行社会保障投资，建立农民个人账户，不论集体补助多少或有无补助连同个人缴费全部记在个人名下。鼓励农民积极参加各种商业保险，如商业性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大力发展地方经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合理安排农村社会保障投资资金。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强化农村集体对保障资金的投入，采取政府积极引导和自愿相结合的原则，在一定范围内推行农村养老保险和养老储蓄。
农村合作社制度篇6
关键词：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改革模式
中图分类号：F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92(2006)01―0019―02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的发展对农村金融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势在必行。在各地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探索中，出现了农村商业银行模式、农村合作银行模式和完善合作制模式等多种改革模式。从实行农信社改革的8个试点省市上报的改制方案来看，农村合作银行成为不少地区农村信用社改革的首选模式。宁波鄞州、贵阳花溪、浙江萧山、山东广饶、江苏泗洪等地的农村信用社相继改制为农村合作银行，天津还成立了国内第一家省级农村合作银行。在商品经济较发达、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农村合作银行模式正在显示出越来越大的活力。
一、农村合作银行是农村合作金融制度的创新
随着近年来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农村金融组织的产权结构和组织形式应当随之进行适应性调整，农村金融的服务方式、服务品种也应逐步改变和完善，传统的农村信用社远远不能适应这种变化。传统农村信用社的合作性质决定了社员之间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但这个利益共同体不是建立在明晰的产权制度之上，而是建立在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的基础上。由于产权关系模糊不清，农村信用社普遍存在所有权虚置、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农民只有人股权，没有控制权和投票权，实际上没有任何监督权，在缺乏内部监督的情形下，内部人控制成为必然。因此，传统农村信用社既不能满足农村产权结构与产业结构变化的需要，也会因缺乏竞争而效率低下。
与传统农村信用社相比，以按股分红、按股表决、按商业化原则进行经营管理的农村股份制商业银行在促进产权明晰、强化约束机制、解决“内部人控制”和增进绩效等方面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但出于财务上可持续发展和商业经营利润的考虑，商业银行必须追求利润最大化。一般而言，农业生产的周期比较长，分散的农户所需的小额信贷服务带来的利润也比较少，投资“三农”的收益比之其他项目可能要低得多，对商业银行缺乏吸引力。农村商业银行在与其他金融企业的竞争中，为了提高竞争力，只能放弃更多的农村市场，转而抢夺城市市场。因此，农村商业银行难以取得商业银行“利润最大化”目标与“支农义务”之间的均衡：与此同时，如果国家也没有出台信贷支持农业的优惠政策，吸引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投入，“三农”就可能失去必需的金融支持，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目前，苏南三市的农村信用社改制为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的改革试点，已经遇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如果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对农村信用社进行股份制改造，作为弱质产业的农业和农村中小型企业，在信贷的效益选择机制面前，必然受到歧视，金融支持不足，在传统农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甚至可能产生农村金融抑制。
农村合作银行是在遵循合作制原则的基础上，吸收股份制的原则和做法而构建的一种新的银行组织形式。股份合作制这种产权制度，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合作制，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股份制，而是合作制与股份制的有机结合。合作制的特点是“社员入股、一人一票、服务社员”，适合于分散、弱小的个体劳动者的经济互助，是一种劳动的联合；股份制的特点是“大股控权、一股一票、商业经营”，适合于市场经济发达、商业化程度高的地区，是一种资本的联合。农村合作银行模式即一人一票、按股分红，主要由广大农民和农村经济组织出资人股。它是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三农”服务功能和商业功能相结合的产权制度，是实行股份合作制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合作银行模式可以明晰产权，保持商业银行的上述优点，由于体现了大多数小股东和农民的意志，从机制上保证了对“三农”的支持，又可以发挥合作金融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优势，增强了抗风险能力。从我国农村经济实际看，有实施合作制的微观经济基础，如人股社员要求交易便利、民主公开制度以及现在已在实施的农民联户担保和村委会为社员提供的担保行为都具有合作制的社会基础。合作制“一人一票”制，可防止被少数人或内部人控制。在江苏、浙江等一些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农村信用社基本能够实现盈利，更有条件实现以利润返还为基本激励模式的现代合作金融制度。这种企业制度保持了股份制企业筹集资金、按股分红和经营管理方面的合理内核，吸收了股东参加劳动、按劳分配和提取公共积累等合作制的基本内核。在浙江等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将农村信用社及其县(市)联社改组为农村合作银行，有利于金融机构的规模经营，节约管理成本，提高整体抗御风险的能力；有利于构建新的明晰的产权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有利于体现众多分散农户、个体经济户的权益，同时也能充分兼顾农村经济组织和其他大股东的利益；有利于保证改制后机构既坚持服务“三农”的市场定位，又在服务中实现商业化经营。2003年4月，我国第一家农村合作银行――浙江鄞州农村合作银行的成立，对我国农村信用社产权改革来说，是一次全新的、大胆的尝试。
无论从产权形式还是治理结构来看，农村合作银行都是农村微观金融制度的一种创新。农村商业银行要求企业利益最大化，在利益驱动下分布营业网点。而农村合作银行要为当地经济发展尽一定职责，有一定的约束和要求，地方政府对于其提供农业贷款有明确的规定。农村合作银行在经济利益和地方利益的边际上，作出了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经典型的合作制，又不同于规范的股份制的混合式制度安排，即股份合作制，在现有的制度约束条件下最大限度地伸展自己的利益边界。因此，这种制度安排必然具有优越于纯粹合作制的经济绩效。在某种意义上说，地方政府的政策约束，与农村合作银行追求自身利益的理之间的竞争及合作关系，决定着股份合作银行中的合作制成份与股份制因素之间的边际过程或边际替代关系。对于农村合作银行来说，既要摆脱单一合作制产权形式所造成的运作困境，又不能否定制度安排的“合作制性质”，因而尽可能的在股份制和合作制的混合形态中，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二者的边际上及其替代关系中求得某种均衡。
二、农村合作银行的发展前景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浙江、江苏等沿海省市的农村地区随着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而逐步城市化。农村的主要生产单位已由广大的农户让位于工商企业，农村以前占大多数的以农业为主的农户已经变成了工人或企业主，他们已经减少或失去了对传统意义上的合作金融的需求。在这些地区，农村信用社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革则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在社员可以从多渠道获得金融服务，当传统弱质产业逐渐消失或社员自身需求发生变化
时，信用合作社自身也可能发生质变。因此，农村信用社改制能否选择农村合作银行模式的关键不是地方经济的发达程度，而是当地非农产业的发达程度。在我国，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的。经济发达地区往往是非农产业发达的地区，其传统的农业已经或者接近消失，特别是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户已经或者接近消失，农村资金需求发生重大变化。在满足少量农产金融需求的前提下，为了满足非农产业发展的需要，为了满足城市化发展的需要，股份合作制无疑成为农村信用社改制的必然选择。
尽管对农村合作银行模式的评价仍然存在着一些争议，但在国内的不少地区，特别是一些非农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农村合作银行模式越来越受到青睐。鄞州模式已被国务院确定为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推荐模式之一。截至2005年3月末，全国已有19家农村合作银行经中国银监会批准开业，另有23家农村合作银行获准筹建。2004年末，已开业的农村合作银行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全部达到8％和4％的最低监管要求，按照《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口径计算，部分农村合作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已经达标；按贷款四级分类口径计算，农村合作银行的平均不良贷款占比为5．4％，大大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作为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8个试点省市之一，浙江省今后对农信社的改革将全面推行合作银行模式，萧山、义乌、瑞安农村合作银行已作为继鄞州之后浙江农信社改革的首批试点单位。未来3年内，江苏也将组建30家农村合作银行。按照《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关于“在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已经商业化经营的农村信用社，经整顿后可合并组建成农村合作银行”的指示精神，位于商品经济较发达、城镇化水平较高且服务对象以城镇工商业和个体工商户为主的农村信用社，有必要向更高一级的组织形式过渡，改制为农村合作银行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
农村合作社制度篇7
论文摘要: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离不开农村经济组织。农民在通过参加各种经济组织融入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更需要社会保障。组织化的农村经济与松散的家庭式的农村经济相比更有利于建立社会养老保障。如果没有建立各种农村经济组织，仅仅依靠政府和农民家庭，支撑不起来稳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各种农民经济组织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中发挥着中坚作用。
解决中国农民养老问题是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及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战略任务。改革开放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家庭成为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同时，家庭也发挥着养老保障功能和作用，但由于工业化、人口老龄化和社会的变革，家庭的养老保障功能大大削弱。通过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来解决农村养老问题一直是我国政府关注和努力的重点。民政部1987年开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20多年来，国家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仍然面临重重困难。
关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构建，学术界主要有以下研究:在采取和实施战略步骤方面，童兆颖等学者认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应实行“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做好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第二步是构建以国家责任为主体的政策性保险的农村社会保险制度;第三步是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工业化进程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影响方面，孙文基等认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要依据不同类型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类设计和分类实施。王舟、方锐帆提出了在区域发展非均衡的条件下采取区域类聚的逐步推进模式。在统筹城乡制度方面，刘玲玲、赵传芳等认为在中国基本养老制度建设中，面对城市与农村分割，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分立，形成多种退休制度并存的碎片化状况，应建立统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赋予城乡居民平等的社会保障权利，在适度差异的情况下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覆盖城乡，并保持衔接，最终实现一体化。在构建的责任问题上，陆解芬认为政府在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中的责任不到位，财政支持不够，政府应起主导作用。
以上研究一般都是宏观的战略步骤上的定性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的责任、配套的法律法规建设以及笼统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基础方面，而对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微观责任主体—农村经济组织的基础作用则缺乏研究考察。本文将从农村经济组织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关系的新角度研究农民经济组织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基础作用，为建立稳固长久的农村社会保险制度找到依据。本文的创新之处还在于首先总结我国20多年来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的失败教训是忽视农民组织化，在农村经济组织不发达、农民分散化经营的情况下，即便政府花大力气推动也很难建立持久的大面积覆盖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然后，再结合国内外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较成功的地区的经验，来研究农村经济组织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仅仅依靠政府和农民个人支撑难以稳固长久，只有政府、个人和农村经济组织三个微观责任主体共同发挥作用，特别是农村经济组织发挥基础作用才能支撑起稳固长久的覆盖面宽广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一、几个相关概念
农民组织化是指农民自愿参加某一个农民经济组织，这种农民经济组织一般是以农户经营为基础，以某一产业或产品为纽带，以增加成员收人为目的，实行资金、技术、生产、购销、加工等互助合作经济组织，有的是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组织。农民组织化程度是指农民加人这些组织的人数多少及合作的紧密程度。农民经济组织的主要特征:一是不改变成员的财产所有权关系;二是退社自由;三是专业性强;四是民办、民营、民受益;五是可以突破社区界限，在更大的范围内实行专业合作。
农民经济组织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多种多样，按照农民合作的紧密程度，可归纳为以下三种主要类型。
(一)专业合作社
专业合作社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典型形式，可以认为是农民联合自助组织的目标模式。其基本特征是从事专业生产的农民自愿人社，退社自由，平等持股，自我服务，民主管理，合作经营。这类合作组织一般是实体性的，内部制度比较健全，管理比较规范，与农民利益联系紧密，由此形成劳动者约定的共营企业和社会利益共同体。农民入股需交纳一定股金，合作社除按股付息外，主要按购销产品数量向社员返还利润。专业合作社也是企业，有的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为企业法人。
(二)股份合作社
股份合作社是在合作制基础上实行股份制的一种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其本质特点是实行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相结合、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与一般专业合作社不同的是，资本在股份合作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和收益分配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这类组织一般也是实体性和紧密型的，全国各地都有，尤其在东部较多，近年发展较快。农民在兴办龙头企业或龙头企业牵头兴办合作组织进行农产品加工、销售、运输、储藏、资源开发和水利建设等方面多采取这种形式。
(三)专业协会
专业协会是一种较为松散的合作形式，包括农业服务协会和专业协会等。农业服务协会为农户提供综合性系列化服务。专业协会主要是从事专项农产品生产、销售、加工的农民，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以产品和技术为纽带，组建的社团性合作经济组织。它着重为会员提供技术和运销服务，并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为社团组织，其前途是向具有实体的合作社方向发展。凡是从事专业生产并达到一定规模的农民都可以加人协会，协会对会员进行无偿和低偿服务，人会农民根据协会的要求进行生产销售。
二、我国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一个深刻教训:忽视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和作用
1991年6月，民政部组织了较大规模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工作，并于1992年制订并颁发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该方案在全国有条件的地区逐步推广。到2000年末，我国约有6172万农民参加了社会养老保险，占整个农村从业人员的11%。2001年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陷人停顿不前的困境(参见表1)，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目前的状况是:(1)业务处于停滞状态，难以扩大;(2)参保比例微乎其微;(3)领保待遇低。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创新意义不言而喻，可以说政府付出了巨大努力，然而现如今却产生了“政策微效”的现象，即政策结果距离政策预期有很大的差距。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最突出的是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农村经济组织覆盖面小。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从2007年才开始重视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目前，95%以上的家庭仍以家庭为经营单位，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分散的自然经济最适合家庭保障，不需要社会养老保险。
在这种分散的家庭经济基础上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很困难。由于养老保险的长期性，即便是政府花大力气推行，勉强有一些成效，一旦政府负担吃力，或有所放松，就会马上倒退回去，很难持久。
三、苏州市的经验:发展农民经济组织发挥其基础作用
江苏苏州市，地处苏南，经济发达。苏州市为了村级经济的持续发展，从2001年开始探索发展村级经济的新路子，大力推进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土地股份合作制、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组织建设。“三大合作”组织近年来发展很快，到2007年底，农村“三大合作”组织累计已达到2089家。其中，社区股份合作社1032家，涉及集体经营性净资产87.1亿元;土地股份合作社258家，人股土地面积13.9万亩;各类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377家，股金总额达2.55亿元;富民合作社286家，社员股金总额13.08亿元。全市加入农村”三大合作”组织的农户100.3万户，其中拥有股份的农户74.4万户，占全市农户总数的72%。农民经济组织的发展和农户的广覆盖为苏州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奠定了基础，目前苏州市在江苏率先实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参见表2)。农民经济组织的发展决定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集体经济状况，是建立农村社会保险制度的经济基础，直接或间接决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发展规模和保障水平。
四、国外的成功经验
国外的成功经验表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发达的国家，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都非常高。(一)日本的农民组织化与其社会养老保险
194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农业合作组织法(农协法)。在这个法规的引导下，日本农村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各种“共济”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
日本的“共济”，实际上是一种互助互济事业，它以农民的相互扶助为指导思想，由一定社区的农民组合成基层共济组织，来共同承担基金筹集的责任。在内部成员年迈、疾病、死亡或遇到灾害时，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共济”事业与商业保险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以实现国家社会政策为宗旨，个人负担不是直接根据将来给付的需要，缴费与给付之间不是直接对等关系，共济单位不是商业性保险公司。
1948年，“北海道共济农业合作组织联合会”开始兴办农协共济事业，后来各地也相继举办此项事业。1951年，日本“全国共济农业合作组织联合会”宣告成立，标志着日本农村民办官助社会养老保险网络的形成。
共济组织在管理上实行的是统一筹划、分级负责的制度。社区基层农协共济组织是最基本的单位，它的主要任务是接受承保、保管契约，然后以全额分保的形式向都道府县共济联合会投保。都道府县共济联合会在接受基层单位的分保以后，将其中一定比例数额向全国共济农业合作组织联合会进行再分保。日本的共济事业普及率相当高，养老保障把全部农民都包括进去了。
(二)法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则是通过“农业社会互助金”的形式来实现的
法国农村已经脱离了自然经济状态，各种农业经济组织发达，雇佣被雇用普遍，农民组织化程度高。法国农业社会互助金的保险对象和发放标准，也分为领薪农业人员和非领薪农业人员两部分。领薪人员包括农业有限公司的经理、雇工和农校的学生、领薪的总经理以及这些成员的家属。非领薪人员包括农业雇主、农业经营者、农业企业主等。
法国农业社会互助金的管理机构为全国性的“农业社会互助金管理处”。参加保险的人占法国总人口的10%，囊括了所有农村人口。
国外成功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有很多方面的经验，诸如宽泛的覆盖面、保险的强制性、制度上的立法性等，但是，最稳固的基础是依赖于农村经济组织化程度高、工业化程度高，这样才能建立起长久稳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五、农村经济组织在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的基础作用分析
(一)工业化是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产生的前提
在工业化以前，基本养老保障问题主要依靠家庭或家族来解决，不需要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传统的家庭的客观环境发生了变化，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解体，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城市人口剧增，农村的农业生产高度组织化，农民加入各种经济组织。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就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为保障农民(或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障所设立的一种经济保障制度。
(二)农村经济组织化集约化程度越高，对社会养老保险的需求越强烈
农业产业化(组织化)经营是农业经营制度的创新，它既能有效地解决分散农户与国内外市场的连接问题，又有利于农业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甚至形成产业集群。这必然大大促进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但同时也带来了种种风险，例如经营过程中的经营风险、农业生产中的自然风险、基本生活保障风险等。这些风险带来的损失或灾难比以前白然经济状态下更多更大，这些风险依靠经济组织更易防范化解或得到补偿。
农民经济组织不论是在应对市场风险、自然风险方面，还是在满足基本养老保障方面，都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三)农村经济组织覆盖面广使社会养老保险更便于经营管理
分散的农民所建立的社会养老保障覆盖面小、共济性差。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一般是一个县的一小部分，这与保险精算的大数法则的数量要求存在差距。此外，当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太小时，不变成本(包括机构设置、管理系统、信息系统装备等)只能在较小的范围内分摊，边际成本在较小的数值上移动，小规模不经济性在此时就非常明显。
组织化较强的农民更容易组织参与，参与的人数众多，各类人员普遍参加，不容易出现逆选择，实际发生的各种风险指标、人口指标与保险精算要求更趋近一致，容易实现规模经济效应。
六、结论
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责任主体有个人、政府、农村经济组织(乡镇村集体组织、各种经济组织)，其中农民组织不可或缺，发挥最基础的作用。
在以家庭为主的分散经济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责任主体实际只有个人和政府，这就难以支撑起长久的覆盖面宽泛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主要原因是:第一，政府的财力有限，如果主要依靠政府，养老保险的长期性易造成严重政府财务危机。第二，如果由个人为主或个人全部缴纳费用，参加社会保障与自己把钱存人银行或到商业保险公司投保没有什么区别;况且在广大的欠发达地区农村并不富裕，处于基本温饱状态，有的甚至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
农村合作社制度篇8
关键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3-0032-03
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客观要求，它对于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维护农村和谐稳定，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均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当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薄弱环节，也是迫切需要破解的难题。本文笔者对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谈几点思考。
一、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
1 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需要。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农村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已经先富起来了，并且成为共同致富的领路人。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农村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不利因素。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相对贫困已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社会发展的“调节器”和“安全阀”，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前提下，通过对不同阶层和劳动者按不同比例筹集社会保障基金。这样既可以调节居民收入，又可以保证社会保障基金的积累，保障社会的公平。国家通过这种方法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在全社会范围内对国民经济收入进行再分配，对丧失劳动能力，失去就业机会者。以及收入不能维持基本生活的农村贫困群体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这不但有利于保障低收入者基本生活，而且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2 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扩大内需、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需要。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村集中了中国最大的消费群体，扩大内需必须高度重视启动农村消费。近几年，为了解决国内市场疲软问题，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政府和各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启动内需，即启动城市的消费市场和启动广大的农村消费市场。但是，当前农村市场作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农村消费市场没有完全打开，农民的购买力没有得到充分的释放。他们的收入大部分储蓄起来，而不是被消费掉。这其中主要原因就是农村缺乏一个令广大农民放心消费的、免去后顾之忧的社会保障制度。如果尽快建立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将有利于直接增加困难农民收入和提高农民对未来的预期和消费信心，解决亿万农民的后顾之忧，必将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改善农村消费环境，稳定农民消费预期，极大地刺激农民消费行为，实现扩大内需、推动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目标。因此，要有效启动农村市场，扩大国内需求，当务之急是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增加农民的消费信心，促使广大农民增加消费，激发潜在的农村社会购买力。
3 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解决三农问题，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需要。目前，中国正处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期，相对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而广大农村的稳定对整个社会的稳定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稳定不是自然实现的，它必须建立在物质利益的分配公平、人们心理素质和认知理念的相对成熟，以及社会法规和保障体系的相对健全的基础上。要保持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必须有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广大农民的生存发展所面临的基本问题，给农民以城市居民同等的生存保障权利。但是实际上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非均衡发展，使得城市居民与农民享受着不公平的社会保障待遇。城市居民享有“多层次的社会保障”，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严重滞后的，大多数农民享受不到社会保障的待遇，这样就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引起他们的不满情绪，可能激发社会矛盾，给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不稳定因素。为了缓解这种不满情绪和矛盾，政府必须通过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给农民以城市居民的同等的生存保障权利，还农民同等的国民待遇，实现农村的小康社会，只有这样，中国的全面小康社会才能实现。
4 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构建和谐社会是新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重大任务，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保持农村稳定是全社会稳定的关键，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农村稳定问题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对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维护农民权益，保持社会稳定，促进农村和谐社会的形成，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农村居民很多生活压力大，经济承受力低，风险抵御力弱。一方面，生活日益贫困化，甚至处于“生存危机“或”生存危机”边缘，即绝对贫困化；另一方面，现阶段城乡差距拉大，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造成农村居民的相对剥夺感不断得到强化，使他们最先也最强烈地感受到社会改革与社会发展的成本与代价。于是，在这一庞大的队伍中就蕴藏了巨大的社会风险隐患。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正是具有济贫帮困、解危救急的特性，它的效应是通过对收人较少以至丧失来源而发生生存困难的农村居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从而增强保障对象的生活保障感、心理平衡感、社会公平感，从而保证社会安定，减少社会动荡，实现社会和谐。
二、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原则
1 坚持“科学发展”原则。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原则。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科学发展的原则，必须突破现有城乡分割的格局、突破重城市轻农村观念的束缚、突破各级财政只管城市社保不管农民社保的做法，从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的高度，树立城乡统筹的观念，把农民享受社会保障作为“宪法”赋予的一项基本权利，把向农民提供社会保障作为国家和政府的一项基本义务，把建立农村社保体系当做国家长治久安、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计，从战略的高度上统筹安排、科学指导、稳步推进。
2 坚持“量力而行”原则。农村社会保障的立足点必须是保障广大农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这是中国农村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中国农村人口数量庞大，经济基础相当薄弱，社会保障制度残缺不全；加之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财政收入不高，国家综合实力不强，现有的经济水平和国家财力还难以给8亿农民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因此，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还必须坚持量力而行与适度保障相结合的原则。
3 坚持“因地制宜”原则。中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而且这种态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可能根本改
变。因此，必须从农村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出发，因地制宜，稳步实施。从地域上讲，经济发达地区全面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条件已基本成熟，有的可以一步到位，直接实行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有的宜立足于建立覆盖面广、保障项目完备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经济中等发达地区全面推进农村社会保障的条件尚未完全成熟，应当重点抓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养老保险等基本制度的建设，以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工作的深入再全面推开；经济欠发达地区全面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条件还很不成熟，尤其是部分农民还没有完全解决温饱问题，农民筹资非常困难，地方财政也力不从心。因而对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应从农民最急需的保障项目人手，先建立农村低保，实行合作医疗试点，并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进行养老保险制度试点，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时，再全面推行。
4 坚持“注重公平”原则。在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过程中，坚持效率优先，就是要优先解决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优先安排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最急需、最实惠、最见效的资金项目，努力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的投入产出率或成本收益率，以实现现有财力约束下社会保障的综合效益最大化。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前提下，要更加注重公平。要努力扩大公共财政覆盖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合理调整现有财力结构，加大国家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以推动落后地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5 坚持“城乡衔接”原则。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逐步展开。由于农民的收入水平普遍低于城镇居民，缴费水平不能超出农民的承受能力；又由于农村消费也远低于城镇，相应地农村社会保障的待遇水平也应当低于城镇社会保障标准。不能与城镇社会保障互相攀比。但是，社会保障理论体系应一脉相承，社会保障项目要基本相同，资金管理原则要基本一致，规定互相衔接立法要基本一致。要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加快在农村建立健全社会养老保险、农村医疗保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终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三、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举措
1 增加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积累，增强农村社会保障的能力。首先，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民参保的经济实力。用发展的办法解决问题，保持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使农村经济实力不断增强，这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物质基础。为此，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只有这样，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其次，增加国家对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财政投入。社会保障资金投入，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范畴，财政投入是筹集资金的一个主要渠道。但长期以来社会保障等各方面严重偏向于城市，在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农村社会资金更加匮乏，为此，在增加农民自身收入的同时，要增加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加大财政支持的力度。再次，开征和形成社会保障税，扩大筹资渠道。现在许多国家都通过定期开征社会保障税来筹集资金，不但有利于减轻国家和企业负担，而且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保障“调节分配”的作用，缩小城乡、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2 建立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尽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所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农村社会保障中最低层次的保障，是一种直接消灭绝对贫困现象的重要举措，是政府为农民设立的最后一道安全网。因此，为了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在农村必要尽快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目前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分类处理、分别对待的办法，解决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问题。对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抚养义务人的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和因病、因缺少劳动能力，或因突发性自然灾害造成生活一时困难的农村居民，可以按照法定程序申请最低生活保障补助。
3 建立和完善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对农民来说，随着医疗费用的大幅攀升，高额的医疗费用支出，对他们来说显然是巨大的压力，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就是让农民医疗费用进入社会统筹，让全社会来负担。当务之急是要探索制定符合农民需求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曾覆盖了全国90％的农村，对于缓解农民的疾苦和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联产承包制全面实施，农村合作医疗赖以存在的集体经济在多数地区不复存在，这项制度逐渐流于形式，2003年全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率也只有14.2％。国家虽然在农村合作医疗的资金筹资、管理体制、补偿模式、监督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创新和突破。但目前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只是停留在原则性政策层面上，因此，为了保证该制度得以贯彻落实，我们必须按照精简、统一、高效的原则，建立健全工作机构，坚持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的原则，实行农民个人缴费、集体扶持、政府支持和社会各方筹资相结合的办法，建立以住院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对农民的大额医疗费用或住院费用进行补助，使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健康有序地运行。
4 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当前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但由于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低，由国家全部承担农民的养老保障是不现实的。因此，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可参照城市养老保障体系建设进行：一是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由政府、集体、农民个人共同出资、合理负担。二是要完善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机制。对所征缴的农民养老保险基金，设立专门机构，实行专户储存和管理，确保农民保障资金规范化管理、安全运行和实现保值增值。三是要完善养老保险基金统发机制。对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在按一定标准缴纳一定年限的养老保险费后，参照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办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使被保农民在年老时有稳定的基本生活费，以解决其生活保障问题。
农村合作社制度篇9
[关键词]农村金融需求合作金融
一、前言
当前，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是以商业化、市场化为主导。在农村金融市场，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造使其大范围的撤离农村领域，农村的邮政储蓄也是只存不贷（2007年将成立的农村邮政储蓄银行的作用还有待观察），农村信用合作社成为农村金融制度安排的主体。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促进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中央政府就决定大力发展农村信用社。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上世纪60年代开始信用社被强制纳入国有金融体系，走上了“官办”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曾多次对农村信用社进行改革，希望恢复其合作原则。但实践表明，政府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对农村信用社管理权的下放最终加强了地方政府对农村信用社的控制，并没有恢复合作金融的本来面目。建立适应我国农村金融需求的农村合作金融，应是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
二、农村合作金融需求分析
1.从农村制度安排的角度分析，我国农村需要合作金融
我国历史上土地的所有权并没有呈现集中的趋势。上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虽然保留了名义上土地所有权的集体所有，但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却分散给了农户，农户成为了中国农村经济的主体。这种制度安排最大的制度收益就是社会的稳定。虽然我国城乡差距日益拉大，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依附于土地，他们不是绝对的无产者，即使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大量的流动打工者，他们也不是城市的定居者，大多数在农村还保留土地，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保障。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中国并没有出现大量的城市贫民，没有社会动乱，都应归因于这种制度安排。
但是，这种制度安排也是有成本的，即农业不可能有规模收益，农业的产业化也受到了阻碍。我国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限制于有限的土地资源上，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必然低于社会平均水平，投入农业的资本利润率也会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农业劳动者的收入也必然少于社会平均水平，农村和城市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在我国人口和土地资源约束条件下，城乡二元结构将长期存在。既然我国的基本体制矛盾是城乡二元结构，且长期存在，我国的金融制度也有必要按照二元结构来分别安排，不能用商业化来同时满足城市和农村的金融需求。
商业金融资本的逐利禀性决定其必定追求“规模效应”，资本的积聚会降低单位资金融通的费用。我国目前的农村制度安排主要是土地的分散经营，没有规模经济可言，农业的资本收益率必然低于其他产业。与这种制度对应，分散的农户是我国农村经济的主体，其所需贷款额小，单位资金融通成本较高。我国农村的制度安排决定商业化的正规金融必定会退出农村领域。在正规金融退出农村金融市场的同时，为防止民间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有必要建立农村合作金融制度。
2.从农户角度分析，我国农村需要合作金融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曾经说，农户相当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单位，是按照“理性经济人”的原则行事的。斯科特则认为，小农经济关注的是生存，而不是收益最大化，不能用市场的存在作为前提来分析农户的行为。
与西方不同，我国社会的特点，特别是在农村，是以家庭为中心，向血缘基础上的家族扩展，再按人际交往的远近亲疏继续向外延伸形成“圈层社会结构”。在这种以社会关系网络为核心的“圈层社会结构”内，农业生产和平滑生活支出的金融需求通常以“人情借贷”的方式获取。这种借贷基本上是以无息的、互助的方式进行，适应于小农经济。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情借贷”不足以满足具有商业性质的金融借贷需求，农户也会寻求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但单个农户面对金融机构会面临以下限制:
一是中国农户的信贷需求中非生产性需求往往占很大比重，其中除一部分用于维持日常生活的消费支出外,相当规模的资金被用于购置修缮房产、修建祠堂庙宇或是满足丧葬嫁娶的礼俗要求，贷款缺乏未来收入作为偿还保障。
二是农户与金融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在“人情借贷”中，贷款者和借款者有着较广泛的联系，因而具有一定的信息优势。而正规金融机构面对的是分散的农户，在进行信贷决策时，缺乏有关农户特点和活动的私人信息，形成了“事前信息不对称”，在利率受到政策限制的情况下，只有实行信贷配给。正规金融机构也缺乏有效的手段监督农户对贷款的使用，形成了“事后信息不对称”，加大了信贷风险。
三是缺乏有效的抵押物。一般来说，具有确定价值的抵押物会增加借款额。对于正规金融机构，抵押物的有效性取决于其变现容易程度。农户一般缺少用于贷款的抵押物，即使能提供抵押物，大多为房屋、农具或农产品，正式金融机构由于其与农民生活之间实际距离的存在，在接受的抵押品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劣势。
四是履行贷款契约的形式单一。农户的产出都为实物，正规金融机构是不接受实物偿还贷款的。农户在偿还贷款时要把实物转换为现金，需要经受市场风险，分散的农户更愿意持有实物以回避市场风险。
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组织相比，借贷双方具有较广泛的联系，资金提供者对农户的私人信息有相当的了解，借贷双方的生产经营条件和生活环境相似，对抵押物有较高的认同，契约的履行方式也灵活多变，因此，民间金融更适应农户的信贷需求。发展民间金融的同时规范民间金融活动，合作化成为有效的选择。
三、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安排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1994)定义,合作社是一个自愿组织在一起的民主的组织形式、一个具有共同目标的协会。合作金融是合作经济的一种特殊存在形式，以合作制原则为标准，以金融资产形式参与，并专门从事规定范围金融活动的经济形式。合作金融在西方国家已有140多年的历史，同时，农村合作金融也是一个国家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经过5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主力军。
1.现有农村信用合作社面临的困境
在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农村合作金融的主要形式，甚至是唯一的形式。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经过50多年的发展，出现了异化现象，背离了合作原则。历次改革经验表明，使现有农村信用合作社回归“合作原则”，会遇到“路径依赖”的障碍。
首先，经过历次改革，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已经划归地方政府管理，强化了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控制权，农村信用合作社已成为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调配金融资源的工具，脱离了合作原则。要使农村信用合作社回归合作原则，就必须归社员所有，社员享有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使用权、让渡权、处置权和收益权，这样，必然会削弱地方政府调配金融资源的能力，地方政府必定不会放弃既得的权力和利益。
其次，我国的农村信用合作社长期依附于国有银行，与国有金融机构及其相适应的社会环境有了很强的“亲和力”，一旦要回归到信用合作制原本的道路上来,仍需要经一个较长的艰难“学习”过程。
最后，信用社的员工与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不再同属于一个利益群体，前者的经济地位明显高于后者。恢复信用社的合作制，意味着信用社从国家银行附属机构的位置上降格为农民自身的金融机构，自然会受到既有经济利益格局的抵制。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回归”受到上述种种限制，因此，有必要重建我国的农村合作金融。
2.重建我国农村合作金融
真正的信用合作制度生长于农业经济体系内部，是农民自发的联合，而不应是一种外生金融制度安排。内生的农村合作金融应符合自愿原则、互助原则、民主管理原则以及非盈利原则。
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重建，应从我国的农村实际出发，结合我国现有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信用社。
首先，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模式应采取多样化的形式。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较大，不能推行全国统一的农村金融合作模式，应当倡导具有多样性的地区模式。在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经济已经市场化，应推动市场化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按照股份制原则建立商业银行模式。对于正在逐步走向市场化的部分农村，同样应对农村信用合作社进行股份制改造，但应建立农村合作金融作为必要的补充。在欠发达的地区，主要以低收入的农民为主，重新建立合作性质的信用社，解决农民的生活和生产的资金需求。
在农村合作金融的规模方面，不应一味地追求规模效应。新建立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主要服务于低收入的社员，如果组织规模的扩大是由于社员金融资产数量的提高，那么组织的客户层次已经发生了转移，即不再是原来的低收入群体，这样组织的性质就要发生变化，如果来源于低收入社员数量的增多，那么组织的信息成本、管理成本都有可能上升，合作金融组织不具备显著的规模经济的特点。
在组织体系方面，考虑我国农村的实际，可以建立金字塔型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体系。在较小范围内建立具有法人地位的基层合作金融组织，满足农户小额的资金需求，基层合作金融组织由于共同利益的需要，在自愿的基础上联合成立更高层次的联合组织，增强服务能力，即形成农村信用社――县（市）信用联社-――省级信用联社的形式，自下而上层层入股，形成多极法人体系。各级信用联社本身是具有资金运营能力的独立法人，可以独立向农户提供较大数额的贷款，除此之外，还为基层信用社提供资金调剂、异地支付等服务，还可以对基层信用社进行风险监督。
在内部管理机制方面，坚持社员代表大会是信用社的最高权力机构，必须真正代表社员利益。在基层信用社，严格按照“一人一票”的原则，决定信用社的业务类型、人事任免和重大经营决策。由社员代表大会从社员中选举产生信用社的管理者及常设机构，处理社员平常的小额贷款，较大数额贷款必须由社员代表大会集体决策。社员都可以监督信用社的日常活动，信用社定期向全体社员公布信息以确保广大社员的知情权
农村合作社制度篇10
【关键词】公共财政；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强制变迁
一、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的内涵和产生条件
（一）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的内涵
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是指按照农户自愿的原则，在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稳定农户家庭承包权、搞活土地经营权的基础上，将农户的承包土地或集体所有的土地，联合资金、设备、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量化入股，入股土地或其他生产要素的具体经营由组建的股份合作组织统一进行企业化经营，经营所获得利润进行必要扣除后按股分红，由此建立起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股份合作制度。
（二）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的产生条件
近三十年来，南方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的发展为我们积累了大量经验。其产生动因可归结为城市化进程中，土地价值迅速增长进而导致的农业生产的规模经济和交易费用降低所形成的“外部利润”引发了制度创新的动力，建立并发展了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由此可见，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的产生是一种典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
同时，人们在分析南方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的过程中，也总结出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建立和发展的基本条件：（1）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高，劳动力大量转移，农村土地存在巨大的规模经营收益。（2）土地级差增值收益显著，农民期望获得土地增值的潜在收益。（3）当地二、三产业发达，集体经济实力壮大。（4）具备较高素质的农村干部队伍。这些因素成为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产生和健康发展的先决条件。
综上所述，我国南方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走出了一条由外部利润引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而建立，再由政府强制性变迁进行规范和发展的诱致――强制型变迁路径，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又一次农村产权制度的革新。
二、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与公共财政的关系
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虽由“外部利润”自发引致，但其整个过程离不开公共财政的引导和推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制度供给和创新属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的软公共产品
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能是弥补市场失灵、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原集体经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推动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但城市化使得农村生产力得到较快提高，集体经济迅速扩张、规模经济不断扩大的态势导致原集体经济下，集体财产产权不明晰、农业经济管理水平落后等弊端日益暴露，制度创新需求迫在眉睫。因此，推动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这一制度变迁成为公共财政必须提供的一项公共产品。
（二）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的发展需要财政的支持
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早在发展初期就受到了各级政府的关注，其迅速发展离不开政策的倾斜、领导干部的带领。虽然现在已经展现了制度的魅力，但仍有许多不足需要通过深化改革予以完善，如社区股份合作组织性质和地位模糊、税收征纳机制不健全、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和社区管理等公共服务费用分担等问题，均需要公共财政予以支持。
（三）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的发展可以促进财政职能的实现
公共财政具有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三大职能。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的建立和发展可以促进土地流转、优化资源配置，实行股利分配、增加农民收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稳定和发展农村经济。同时，还可以增加乡、村级财政收入，缓解两级财政困窘的现状。因此，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这一制度创新是公共财政的有效政策工具。
三、河北省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的实践与困惑
（一）河北省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的实践
河北省属于内陆地区，地处京畿，是一个农业大省，农业生产相对落后，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的推行只有零星试点，如石家庄鹿泉、保定高碑店市等地先后建立起一些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组织。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试点进行调查，河北省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主要运作模式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确定资产量化范围及方式，即入股财产是否仅限于土地承包权的问题
实践中主要有三种做法：（1）仅以土地折价量化，由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或由农户承包经营，此种方式城市中远郊区采用较多。（2）将土地和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一起入股，主要适用于集体经济实力较弱地区。（3）净资产量化，即征地补偿费和集体经营积累等净资产全部量化，而土地不量化，主要适用于城市近郊。
2.股权界定
首先，开展清产核资。通过自行组织或委托中介机构，对村集体经济所拥有的各种资产的所有权归属进行界定。然后，进行股权设置。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股份大体可分为三种：集体股、个人股和现金股。集体股股权属集体共有，其红利用于扩大再生产和集体福利，具有积累性质，一般占折股量化资产总额的40%～60%；个人股是集体成员依据其身份和历史贡献取得的资产量化股权，其红利具有收入分配性，一般不超过折股量化资产的60%。最后，折股量化。在认定股东资格的基础上，量化到人，并发放股权证明。
3.运作管理
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组织设股东大会、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股东大会是股份经济合作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首届股东代表由具备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现任村民代表直接过渡。董事会是股份经济合作组织股东（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常设决策执行机构和管理机构，首届董事会成员由股东（代表）大会从现任村党支部、村委会成员中选举产生。董事长为股份经济合作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副董事长由董事协商推荐产生。监事会是股份经济合作组织股东（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常设监督机构，设监事会主任1名，监事会主任由监事协商推荐产生，村党组织成员，村委会成员，董事，财会负责人及其配偶、直系亲属、近姻亲不得担任监事。首届监事会主任及成员由现任村务公开监督小组组长及成员直接过渡。
4.收益分配
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组织经营收益主要来源于土地等资源性资产的发包、出租收入，经营性资产的经营收益，资源性资产转让增值收益及其他收益等。其税后收益在偿还债务的基础上，先提取集体股红利，用于下一年度福利事业和扩大再生产，其余进行个人股分红，增加农民收入。
（二）河北省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的困境
经过走访调查，笔者发现河北省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一些地方虽然已经建立社区股份合作制组织，但其建立条件并不成熟，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如石家庄鹿泉铜冶镇北铜冶村，在筹建社区股份合作制前集体企业实力较弱，总资产不足千万，经营只处于基本平衡略有盈余状态，当地二、三产业也不发达；但由于其临近省会石家庄，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土地随时可能被征用，面对集体土地征用后大笔征地补偿款的分配问题，村领导班子决定建立社区股份合作制。因此，征地后因补偿款而导致的集体资产膨胀，进而产生的分配问题成为北铜冶村推行社区股份合作制的根本动因。另外，由于铜冶镇属于石家庄市近郊，大量农村人口进城打工，致使村内大片土地撂荒，同时，村里又存在一些农民希望扩大种植规模，搞规模化经营，土地流转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土地流转矛盾也就成为社区股份合作制产生的一个直接动因。此外，许多市、县辖下正在积极筹划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组织建立的乡村也存在诸如上述问题。
因此，河北省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是在城市化进程中为应对诸如补偿款分配、土地流转、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等诸多矛盾的提前性制度安排，其产生和发展缺乏必要的条件准备和充足的利益诱因，但又势在必行。所以，河北省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的发展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走一条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路径。
四、构建河北省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的财政政策选择
（一）通过财政补贴政策，强化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发展的动力
河北省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大多是以实力较弱的集体经济为基础建立的，加之二、三产业欠发达，其发展的融资、生产、市场等方面缺乏足够的开拓能力。因此，财政应通过优惠贷款利息、财政贴息等方式增强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的筹资能力。通过对农业投入品补贴，降低其生产经营成本，强化其发展的动力，使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组织的经济实力尽快壮大起来。
（二）通过减免税政策，减轻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的负担
河北省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组织是从原农村经济合作社过渡而来的，在纳税上许多延续原来的模式，为了保证改制后企业能够正常运行和迅速发展，政府应在税收上出台相应的减免税政策，可确定一个3―5年的过渡期限，过渡期内暂缓或适当减免有关税费。同时，为了促进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现代化，对于投资方向也可采取减免税政策。
（三）通过政府购买，降低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的运行风险
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由于其与生俱来的农业产业烙印，使得其运行过程中面临着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这就决定了在市场利益机制的驱使下，无论在市场竞争，还是在经济资源和要素市场竞争中都处于不利地位，客观上要求政府对其进行保护。因此，公共财政应通过购买性支出政策，一方面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科技等方面的投入，为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运用政府采购方式，帮助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降低市场风险，开拓市场，建立品牌，提升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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