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机构市场分析篇1
[关键词]医疗设备；设备投资；市场调查
[中图分类号]R197.3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3－7210(2009)02(c)－100－02
现代化大型医疗设备通常投资大、科技含量高、更新换代产品推出的间隔时间短，因此，购置设备前进行充分、科学的市场调查和论证分析是投资成功与否的关键。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需求量、市场占有率和市场风险分析等瑚资管理理论。已广泛应用于大型医疗设备的投资分析。但是，在运用这些方法进行投资评价分析时，一些对评价指标有着重要影响的因素，又常常会被忽视，因而影响决策者的正确判断。现对大型医疗设备投资的市场分析不能忽视的几个重点问题分析如下：
1 市场需求量的分析
1.1市场需求总量分析
所谓市场需求量，就是指该医疗设备所针对的病种在医疗的市场范围内的发病率情况调查。医院根据对市场的调查和相关信息数据的采集以后，能够得到这类患者的发病率等数据，据以计算市场需求的总量。以血液透析为例：通过调查，一般需要进行血液透析的患者在大连地区占全部人口的0.2‰，我院地处大连市，全市人口220万，按此计算。全区需要进行血液透析的人数为440人。通常情况，每位患者2天1次，也就是说，每天仅有220人次需要进行血液透析。
1.2市场结构分析
市场结构就是医院面对的市场所覆盖地区的居民结构，进行市场结构分析就是为了判断在总需求环境下，有多少需求是真实的需求。因为有许多需求可能是有病不能就医，或者选择其他替代方式诊断或治疗。一般来说，市场细分可按以下几个分类进行细分，如：按年龄段细分(10岁以下，10－20岁，20－40岁等)，不同年龄有不同的发病率，因此，年龄段细分有利于判断发病率的准确性；按城乡细分(城镇、农村)。由于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知识结构差异，决定他们对同种病可能做出不同的治疗选择；按家庭收入水平细分(家庭年收入2万元以内，年收入2－10万元，年收入10－50万元，年收入50万元以上)，由于收入水平的不同，决定消费水平的不同，消费水平的差异也会做出不同的治疗选择：按知识结构细分(初中及以下、高中和中专、大学、研究生及以上)，不同知识结构的人对医疗知识的了解不同，这种差异也会做出不同的治疗选择。市场结构分析一般国家统计局或地方统计局会每年或定期，进行市场细分，才能够得到真实的需求量。
1.3医院的市场占有率分析
医院的市场占有率就是医院面对的市场所覆盖地区的同种患者来院就医的份额。市场占有率数据的分析指标很多，通常我们可能对宏观数据和微观数据进行分析，宏观数据有：医院的医疗收入占本地区医疗收入的份额、医院占本地区的医疗保险份额。微观数据有：医院在本地区在本病种的诊断水平；医院在本地区在本病种中的专家数量、医生数量、床位数量、床位使用率、床位周转率；医院在地区在本病种的影响力等。通过以上数据的分析，就能够准确得出医院市场占有率，以及本地区同种医疗设备的数量及其占有率。
1.4市场实际需求量分析
通过对市场需求总量分析、市场结构分析和医院的市场占有率分析，就能够得到医院在本病种中可能的医疗市场，以血液透析为例：大连地区总需求量为每天220人，其中，有25％在农村，远离医院，没有就医条件，有15％的城镇居民家庭年收入水平在2万元以内，没有就医能力。能够有条件和能力就医的患者只有60％。医院在血液透析方面专家仅2人，在本地区没有绝对影响力，市场份额为20％，从而可以得出，医院可能在血液透析方面的病源数量为每天220x60％×20％＝26人次。
2 设备的利用率分析
我们进行市场需求量的分析是为了提供设备的利用率分析，设备的利用率分析是医疗设备是否投资的关键问题。只有设备的利用率比较高，设备的购置才有意义，才能够为医院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发挥作用。笔者以Ct为例：根据Ct的不同型号，Ct的利用率是不同的，一般而言，16层Ct的总工作量为50000次，折合每天平均工作量为23人次，一天最高使用人次为40次，平均每做一次Ct耗时约15分钟，满负荷工作每天工作时间为6小时。我院进行Ct检查的患者每天15人次，通常每周一做Ct检查的人略多一些，约20人左右，最高能够达到28人次。如果购置16层Ct机，平均每天进行Ct检查的利用率为15/23＝65％。极限利用率为28 /40＝70％。如果使用8层Ct，Ct机的利用率为120％；如果使用32层Ct机，Ct机的利用率为30％。通常情况下，必需的医疗设备利用率应高于20％，基本的医疗设备利用率应高于30％；提高医疗竞争力的医疗设备利用率应高于40％，提高医疗诊疗水平的医疗设备利用率应高于50％，提高医院经济效益的医疗设备利用率应高于60％，只有医疗设备利用率高于上述指标，说明医疗设备的投资才是应当的。
3 进行医疗设备投资的市场调查分析还应考虑的几个问题
3.1医疗设备投资的盈亏分析
投资医疗设备对医疗机构的收入、收支盈亏影响很大。有效、合理的决策可以为医疗机构带来可观的效益，而不合理的、不科学的决策只能削弱医院的盈利能力，甚至使医疗机构不能维持正常的业务收入。因此，投资医疗设备时，必须慎重、认真地进行可行性分析，保证资金收益高于成本。
3.2医疗设备投资未来现金流量分析
我们进行医疗设备投资的目的是了为提高医院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进行市场需求的调查分析和设备利用率的分析，都将为医疗设备投资的未来现金流量分析提供有力的数据，笔者仍以Ct机为例：购置一台16层Ct机需要投资300万元，投资当月即可投入使用，每天以15例患者为基准，收费标准为120元，即全年Ct检查收入为65.70万元。每一例Ct的耗材为15元，全年耗材消耗8.21万元。需要2名医生，工资5万元，水电暖每年2万元，房屋折旧1万元，其他支出1万元，支出总额为17.21万元，全年现金流入48.49万元，Ct机的一般使用年限为10年，现金流入总量为484.90万元，现金净流量为484.90－300＝184.90万元。说明医院投资购买16层Ct机是可行的。
3.3医疗设备购置对医疗技术和诊治水平的影响
医疗设备是医疗工作的重要物质条件，而大型设备在快速准确地诊断疾病、有效地治疗疾病方面更是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不仅如此，大型设备还标志着医院的技术水平和实力，代表了医院的形象，因此大型设备在医院固定资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同寻常的。
医疗机构市场分析篇2
关键词：Swot；分析法；优势；劣势；机会
中图分类号：R7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014(C)-0279-02
Swot分析法（机会优势分析法），是一种对企业内、外部环境条件战略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的方法。企业在从事经营活动中，所采取的战略与战术措施和营销方式，面对所处环境的机会和威胁，其措施与方式就必然显现出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如何把企业具有的优势和劣势以及环境提供的各种机会与威胁进行综合分析，努力使企业优势与环境相匹配，以期寻找尽可能满意的战略方案是进行Swot分析法的原因之所在。Swot分别代表Strength（优势）、weakness（劣势）、opportunity（机会）、threat（威胁）。Swot分析法也适用于医院营销。牡丹江市肿瘤结核医院（以下简称肿瘤医院）是一所集肿瘤、结核疾病的预防、医疗、教学、科研、保健、康复于一身的特色专科医院。通过采用Swot分析，可以对医院的综合情况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估，以识别各种优势、劣势、机会、威胁；通过对外部环境的分析，避开存在的威胁，找出重大和跳跃式的发展机会，从而在日趋激烈的医疗市场竞争中获得健康快速的发展。
一、优势分析
医院优势是指在一定的区域内或者是在一定的医疗市场竞争范围内，与竞争对手相比较，具有的核心竞争力和品牌效应。医院的优势，宏观上有经济发展水平、交通与地理位置、规模及硬件设施等；微观上有管理能力、人才梯队、医疗服务质量与技术水平等。
（一）宏观优势
1、经济发展良好，推动医疗卫生建设。近年来，牡丹江市加强专科建设作为进行卫生生产力要素优化组合和结构调整的一项重要工作，通过建设医疗专科工程和引进先进设备，对卫生生产力要素中人、财、物的优化组合和结构调整，使全市卫生系统初步形成了一个专科齐全、结构合理、技术适宜、队伍稳定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2、交通便利，方便就诊。因牡丹江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建设部投资11.24亿元，先后拓宽改造了东四条路等17条主次干道，翻建大修了53条主次干道，新建了黑龙江省第一座多跨连续无梁板结构的东光立交桥后市区内环路全部形成。不但便于牡丹江本市居民的就诊需求，也便于牡丹江市所管辖的所辖的6个县区居民就诊。
（二）微观优势
充足的人才储备。医院拥有一批市级资深临床专家和学科带头人，其中高级职称78人，中级职称119人。人员专业技术性强，且具备良好医德。
1、医院基础设施全，医疗设备先进。该医院占地4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4，098平方米，主要建筑有门诊及内科大楼、外科大楼、放疗楼及阳光大厅，医院开放床位300张，医院拥有国内外先进的大型诊疗设备40余台件。
2、历史悠久，形成品牌效应。始建于1962年的牡丹江市结核医院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知识和经验，在广大的牡丹江市区周边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形成了特色突出、专业性强的品牌效应。
二、劣势分析
医院劣势是指医院在医疗市场竞争中与其他对手相比较在某些方面存在的缺陷与不足而言，具体表现在：医院管理体制、品牌建设、服务等方面。经调查可以发现，牡丹江肿瘤结核医院的劣势有：
（一）肿瘤医院管理人员以专家或专业人士担任，医院经营思路不明确，尤其是在新时期医院营销战略规划上缺乏经验，也没有体系，尚未真正形成完全市场化竞争的营销态势。
（二）肿瘤医院在品牌建设上尚处于传统的口碑传播阶段，缺乏系统地提炼肿瘤医院品牌的内涵以及差异化竞争的诉求点。
（三）不能真正领会服务营销的内涵，提供的服务程式化、机械化，缺乏真正从患者角度出发的人性化服务，服务质量还需提高。
三、机会分析
医疗市场机会是指环境中对医院的生存与发展有吸引力的、积极的、有促进作用的因素。牡丹江市肿瘤结核医院的机会主要是：
（一）强大的国有医院正在快速适应市场，国家政策支持的力度逐年加大。
（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及生命质量的重视，医疗消费支出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
（三）消费者就医行为转变，由传统的被动就医转变为以预防保健为主的主动就医。
四、威胁分析
市场威胁是环境对医院的生存与发展不利的、消极的、有抵制作用的因素。根据中国当前医疗卫生服务市场的状况，牡丹江市肿瘤结核医院面临的威胁有：
（一）外资医院进入，国有医院垄断绝对地位正在打破。外资医院的进入打破了国有医院的绝对垄断地位。以国有医院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共同发展的现代医疗服务市场正在逐渐形成。
（二）大型综合医院（一般为三级甲等）的肿瘤结核科发展迅速。中国医疗服务市场形式十分复杂，目前主要的提供方参与者包括县及县级以上医院（以大型综合医院为主体、中医医院、工业和其他部门医院）、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和各类卫生所或门诊。其中能够提供肿瘤疾病治疗的机构有部分大型综合医院（一般为三级甲等）的肿瘤科、肿瘤专科医院和部分中医医院。
（三）国家政策导致的不平行依然严重。从我国整个医疗服务市场的现状及发展前景来看，正在经历从传统的以国有医院占绝对垄断地位的市场，逐步向建立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以国有医院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共同发展的现代医疗服务市场过渡。牡丹江市肿瘤结核医院目前已处于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挑战大于机遇的发展阶段，牡丹江市肿瘤结核医院经营目前已处于一个发展速度渐缓，发展前景堪忧的时期，在清楚地认识其面临的机会和威胁，优势和劣势的基础上及时确定当前和未来发展战略，对于牡丹江市肿瘤结核医院未来发展意义重大。下面用Swot矩阵分析医院发展的备选战略。见表1―1。
表1―1医院战略选择――Swot分析
通过表1―1Swot矩阵分析，结合目前我国医疗体制改革进展和发展广阔的医疗服务市场空间，以及牡丹江市肿瘤结核医院当前所处的市场环境，我们确定肿瘤结核医院的发展战略为：将牡丹江肿瘤结核医院打造成省级、部级全新、肿瘤结核专科、名牌医院。
以上战略可分两个阶段推进并依此制定相应策略：
第一阶段，制定并实施牡丹江市肿瘤结核医院的市场营销策略，确保牡丹江市肿瘤结核医院在竞争激烈的医疗市场环境下稳步提高竞争力和经营利润。
第二阶段，针对我国新的医疗服务市场的逐步确立，国有医院、民营医院、外资医院分割医疗市场局面的逐步形成趋势，牡丹江市肿瘤结核医院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现实，密切关注市场的变化，适时调整肿瘤结核医院的发展战略并制定相应的策略。
医疗机构市场分析篇3
[关健词]医疗质量四格模型制度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医疗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医疗质量的要求包括技术质量方面的要求和功能质量方面的要求两部分。技术质量和功能质量在服务的过程中并不相互替代。
其中，技术质量是指医疗服务中体现医学技术含量的部分，反映服务的技术性能，是对医疗服务提高人生存质量的基本要求，例如医疗服务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是医疗服务中“硬”的方面；功能质量是指给医疗服务的消费者或称服务对象带来消费感受的部分，是服务对象对服务的主观感受和认识，往往与较高的生活质量要求相联系，例如服务提升个人生活质量，以及服务过程中的舒适程度、方便程度、个人尊重以及时间效率等等，是医疗服务中“软”的方面。
以往，人们对医疗服务的要求更多地集中在技术质量方面，即对医疗技术质量要求较高，要求服务的安全和有效。随着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人们越来越强调接受服务过程中的主观感受，即对功能质量的要求不断增加。
对医疗机构而言，提高技术质量的能力意味着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平，而提升功能质量也意味着需要较高的满足服务对象功能要求的能力。提升不同方面的质量需要不同的能力和相应的要素投入，而医疗服务的政府管制则通过影响资源要素配置的方式影响医疗质量。因此，我们试图用技术质量和功能质量构建的四格模型来解析政府管制对医疗质量的影响。
一、医疗质量四格模型的内涵
横坐标是医疗服务的技术质量，从左往右表明医疗服务的技术质量逐渐增加。不同的医疗服务项目技术质量不同，对常见病、多发病已经形成了规范的诊疗方法，对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没有特殊要求，普通的医学专业教育之后即可完成这类服务，技术质量要求相对较低。急救急诊服务由于患者病情危重，要求医务人员在短时间内迅速做出正确的处理，对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要求较高，因而技术质量较高。另一方面，一些高新技术项目由于要求医务人员接受常规医学教育之外的培训，同时需要高新技术设备作为服务的支撑，也有较高的技术风险，例如心脏或颅脑手术、器官移植等服务项目。
纵坐标是医疗服务的功能质量，从下往上表明医疗服务的功能质量逐渐增加。不同的服务项目也体现了人们对生活质量的不同要求，例如如果说医学整形手术反映了人们对于生活中完整的机体功能的要求，那么医学美容服务则是人们在没有病理改变的情况下，主动要求的形象改变，是出于对完美生活的追求，是要求较高生活质量的结果。
横、纵坐标交叉即组成技术质量和功能质量的四格模型。
二、医疗服务项目的四格模型解析
1.第一象限（高技术质量，高功能质量）
这些服务项目要求医务人员能够达到较高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同时服务又包含了人们对较高生活质量的要求。典型的服务项目是医学美容。医学美容本身对医师的医疗技术要求就很高，需要医师在医学院校毕业以后经过专门的技术训练和长期的临床实践，同时还要求服务结果符合消费者的审美需求。而审美需求属于提高生活质量的范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有一定之规，因此服务不仅要求技术质量高，而且功能质量也很高。
2.第二象限（低技术质量，高功能质量）
这些服务项目首先在技术上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旨在满足人们对于较高生活质量的不断追求，甚至是对奢侈的享受性生活的追求，或者要求医疗服务也能够在体现个人社会地位的条件下完成。越来越多的特需服务项目符合高功能质量的特征。这些服务提供常常表现为附加着高档的服务设施或者宾馆化的服务环境，套间结构的病房、独立的卫生间，有的还有独立的备餐室。
在这类服务设施中，提供的有些服务项目是不需要复杂技术的。以生理产科服务为例。生理产科即分娩服务中的顺产服务，该服务技术上早已成熟，并且在有严格产前保健的情况下，排除了产妇分娩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大部分危险因素，技术风险相对较小。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把孩子生下来，而且要求生产过程中体现亲情和家庭关怀，独生子女制度也使得生育成为许多家庭中的头等大事。顺应这种要求，逐渐出现了温馨产房、家庭产房、月子之家等等服务方式，不仅可以实现母婴同室，还可以允许丈夫参与生产的全过程以及产前产后的护理过程。甚至可以享受产后一个月在医院内的专业服务，由专业的医务人员指导产妇及其家人进行产后康复和新生儿的生活护理。
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体现个人社会地位的服务设施更是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明确的标准，什么样的功能质量可以达到人们的要求也就有了很大的区别，难有一定之规。需要医疗机构根据自己的服务对象，认真了解和分析服务对象的需求。因此，这类服务项目虽然不需要医疗机构掌握高精尖的复杂技术，但是要求有较强的市场分析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例如，北京和睦家医院仅提供技术质量较小的生理产科服务，但是提供了温馨的家庭化的生产环境条件和全程的服务，而例均服务费用比普通的医院顺产高出10倍。
3.第三象限（低技术质量，低功能质量）
常见病、多发病诊治的医疗服务技术成熟，服务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较好，一般经过正规医学教育、具有国家规定的行医资质的医务人员都可以提供，技术质量要求较低。
由于常见病、多发病在人们的生活中都比较常见，患者与医务人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低。即使是没有任何医学专业知识的人们，也对于这类疾病的诊治有大致的了解，通常门诊服务就可以解决这类问题。对于这类服务在功能质量方面的要求往往表现在要求服务的方便、快捷、简便上，相对容易实现，不要求复杂的管理技术和管理能力。
4.第四象限（高技术质量，低功能质量）
这些服务项目往往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还不能完全保证，或需要相当高的医学技术水平，但不为满足人们对于奢侈生活的要求，或者人们在接受服务的时候，以挽救生命为主，并不更多地考虑生活质量。例如急救急诊服务，人们在急诊急救服务中实现最大限度地挽救生命的目的，而不会去要求服务过程中的舒适、温馨，对快捷的要求也是为了能够降低死亡率和伤残率，而不是单纯为了缩短就诊时间。一些高技术服务项目要求超过一般水平的医学技术，往往需要特殊的专门训练才能掌握，是一般医疗机构和只经过医学院校教育的医务人员难以达到的。例如颅脑手术或者心脏手术，技术风险高，医生必须经过严格的专门培训和上级医师指导下的长期临床实践才能逐渐独立担当主刀的任务。不仅医务人员需要比较长的成长成熟期，还需要一个特定的医务人员团队，彼此协作才能完成一项技术服务。此外，医院开展这样的服务项目往往还需要配备相应的高新设备，这些高新设备动辄百万，需要医院做相当大的投入。
三、影响医疗质量的制度性因素
不论是要保证技术质量还是提升功能质量，都需要配备相应的医疗服务资源，但是医疗机构必须在政府管制的框架下配置资源，政府的管制可以影响到医疗服务资源的配置，也同样影响着关乎医疗质量的资源配置。在此，我们讨论政府管制对医疗质量的影响。
1.政府管制产生的制度性条件
我国在50年代末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之后，全部医疗机构转为全民或集体所有制的公立医疗机构，而医疗服务市场对社会民间资本重新开放已经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目前成立的大部分民营医疗机构是在90年代甚至更晚的时间建立起来的。普遍而言，公立医疗机构有市场的先进优势。这种优势使公立医疗机构可以有比较长的时间进行医疗质量的积累，包括医务人员和医疗设备上的积累。
医疗服务是技术先导型的，技术人员队伍对机构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公立医疗机构在较长的发展历程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专业技术队伍，并且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人员梯队，90年代以前，可以说医学界全部在医疗机构工作的院士、教授、主任医师都无一例外是在公立医疗机构，而且公立机构还拥有包括出国学习等各种政府设定的培训途径。相比之下，人才是民营医疗机构的重大问题，一方面高学历、高职称、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医师都在公立医疗机构就职，另一方面医学院校的毕业生也往往优先选择公立医疗机构。公立医疗机构在专业技术人才上的渠道优势使得民营医疗机构不得不通过“挖墙脚”的方式寻找合适的人才。
公立医疗机构依据政府或者上级单位的行政性指令设置，不仅有来自上级主管部门的经常性拨款，还有专门用于基建和大型设备购置的专项拨款。同时，虽然大都已经实行自负盈亏，但是公立医疗机构并没有因为经营亏损退出医疗服务市场的风险。因此，公立医疗机构在开展新设备、新项目方面的管理决策可能表现为技术导向而非市场导向。在一个缺乏主动性的领导任期内可以表现得优柔寡断、官僚气息十足；在一个雄心勃勃的领导任期内也可以表现出敢做敢为的魄力，在引进高新设备上积极主动，决策效率更“高”。而民营医疗机构的医疗项目选择基于市场导向，需要自己承担设备购置和人才引进的经营风险，在投资上反而表现得更倾向于相对保守，不会在没有市场分析的情况下盲目跃进。
2.制度性条件对医疗质量的影响
技术人才和设备是构成医疗质量的重要要素，政府管制措施通过影响医务人员和设备进入医疗服务机构，从而影响到不同类型医疗机构的质量优势。
公立医疗机构成立时间长的市场先进优势以及在筹资制度、人事管理、技术培训和医疗设备引进方面的优势都促成了公立医疗机构有相对较强的技术质量能力。政府管制的制度性条件使得公立医疗机构在发展高技术风险的服务项目上更有优势，更可以提供技术质量要求高的医疗服务项目。我国在90年代开始，在引进高新设备方面的“医武竞赛”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公立医疗机构拥有与民营医疗机构不同的管理决策机制。由此可见，虽然普遍而言，公立医疗机构占据着技术优势，但这种优势更多地得益于公立医疗机构所拥有的制度优势，得益于公立医疗机构的市场进入历史和政府扶植。
民营医疗机构在经营管理上具有体质和机制带来的优势，包括财务管理能力、市场开拓能力等，对服务对象的消费需求更敏感，因此在提供功能质量上更胜一筹。现实世界中，大量的民营医疗机构以服务为市场切入点而很少有民营医疗机构以技术作为市场切入点，就反映了民营医疗机构在功能质量方面的优势。这种优势源于对市场的反映，而不是制度性优势。
民营医疗机构大量走专科发展道路提升了其提供某一方面技术质量的能力，但也使之回避了与公立医疗机构之间的全面竞争关系。雄厚的资本力量则可以帮助民营医疗机构在高功能质量之外，还进入高技术质量的服务领域。资本首先被民营医疗机构用于吸引人才。武汉亚洲心血管医院开办之初，吸引专科人才的薪酬水平是公立医疗机构的事业单位工资标准无法比拟的。其次，资本为民营医疗机构引进高精尖的专业技术设备，用于发展高精尖的专科服务。资本的准入和大规模资本的进入使得民营医疗机构有可能进入了高功能质量、高技术质量的领域。
大量的个体诊所则处在提供低功能质量、低技术质量的领域。这类服务对环境设施的要求一般，不需要豪华装修和高档次的陈设布置。简单整洁的服务环境和常见病、多发病的常规处理，服务的功能质量表现在医务人员与患者之间建立在毗邻关系上的亲和力之中。功能质量优势使得正规的个体诊所在常见病、多发病的服务上胜过公立的基层医疗机构一筹。
公立医疗机构中也有大量诊所、门诊部等基层机构。这些机构与公立医院相比，没有先进的医疗设备和高水平的技术人员，毕业后培训不足，提供技术质量的能力相对欠缺，技术质量不足；与民营医疗机构相比，则表现为功能质量不足。他们没有大医院的技术水平却有着大医院繁杂的服务程序，他们和个体诊所一样处理常见病、多发病的问题，但却采用坐等病人上门的服务方式，又没有个体医生对患者的亲和力和关怀、耐心的态度。
现实中的观察印证了上述政府管制对医疗服务四格模型的制度性影响。大多数民营医疗机构以功能质量立足，走专科化发展道路，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逐步扩张。而公立医院拥有高精尖设备和顶级的医疗人才，提供急诊、急救服务和各种高新技术的医疗服务。大量存在的个体诊所与服务对象有着邻里般的感情，在向周围群众提供常见病、多发病的服务中得心应手。而公立的小型医疗机构变成了在公立医院和民营医疗机构夹缝找不到生存处理的最大难题。
四、小结
在医疗服务四格模型中，高技术水平且功能质量较好的服务项目处于高技术质量、高功能质量的第一象限，急诊急救等服务项目处在高技术质量、低功能质量的第四象限，特需医疗服务则属于低技术质量、高功能质量的第二象限，常见病、多发病的常规处理属于低技术质量、低功能质量的服务方式。
医疗机构市场分析篇4
【关键词】信息披露医患互动机制分层运行模式配套政策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
为解决供给效率低下、费用持续上涨的困境，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医改总趋势是“向市场要效率”，即在充分强调政府管制的同时，日益重视市场对医疗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其中，信息披露管制正被各国作为一种市场构筑的核心政策加以运用。新医改以来，随着民众医疗需求的迅速释放，我国也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控（制）费（用）增（进）效（率）任务，由于各种医疗管制政策效果不佳，信息披露管制也已为中央文件所多次强调。2012年初，国务院《“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建立信息公开、社会多方参与的医疗服务监管制度”。然而，将信息披露的功能仅仅局限于让社会力量参与监管、提高监管效率是不够的，这并非信息披露管制的真谛，正如iresonetal.（2002）所指出的，医疗服务信息披露管制是一种新的社会性管制，它是医疗市场运行的必要条件，只要机制政策设计得当，就能成为促进竞争、提升效率的根本手段。因此，剖析医疗服务信息披露管制所应具备的内在机制，探寻相应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管制模式及配套政策，对于我国信息披露管制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学界有关我国医疗服务信息披露管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管制的必要性（郑大喜，2003;袁建国、白平，2011）、公立医院信息披露存在的不足（李慧娟、陈迎春，2009;张春梅、孙扬等，2010）、公立医院信息披露管制的策略（张春梅，2011）和发达国家信息披露的经验介绍（王艳艳，2008;张春梅、李育梅等，2011）等四个方面，尚未见到有文献对我国医疗服务信息披露管制所应具备的经济机制作过分析，也鲜见有文献探讨医疗服务信息披露的具体模式和配套支持政策。基于此，笔者尝试从披露信息的双边嵌入性入手，分析我国医疗服务信息披露管制所应具备的医患互动机制，探讨相应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医疗服务信息披露管制模式及配套支持政策。
医疗服务信息披露管制的医患互动机制
医疗服务信息披露管制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性管制工具，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医疗市场失灵是其基本逻辑起点。arrow（1963）、evans（1974）、ellisandmcGuire（1986）等研究表明，医患信息不对称是医疗需求（demandagency）的逻辑基础，在需求下，方（医疗服务供给方）很容易利用信息优势诱导患者医疗需求（Supplier-induceddemand），从而导致过度医疗，而总额预付制、医药价格管制等传统的经济性管制措施又很容易抑制医疗供给的积极性，产生医疗不足，其结果都将降低医疗效率，偏离社会最优，损害医疗服务的公益性、可及性。与此同时，医疗需求的区域性、层级性特征容易形成医疗供给方的区域市场垄断势力，而医患信息不对称及医疗需求的性质又会进一步增强医方的这种垄断力量，加剧医疗行为扭曲。可见，医患信息不对称是医疗市场失灵的关键症结，是政策治理的难点所在。从实践上看，近年来，我国医疗费用高涨、医患冲突加剧的现实困境都与信息不对称的医疗市场失灵直接相关：医方信息优势使得医患市场地位严重失衡，医患良性互动匮乏，互信协作关系日益丧失，患者成为医方不当逐利的受害者，医疗负担沉重，患者满意度急剧下降。
为了控制医疗费用、增进医患互信、化解医患冲突，我国应当直接针对医患信息不对称这一医疗市场失灵的关键症结，尽快实施适合我国国情的医疗服务信息披露管制政策，即通过强制医方披露医疗服务信息，缓解、消除医患信息不对称性，构筑、完善医疗市场，促进医患市场互动，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从而矫正医疗行为、控费增效、化解医患冲突。其中，基于披露信息的医患市场互动是我国医疗服务信息披露管制政策应当构建的基本机制。正如信息披露管制研究的权威学者weil（2006）所言，任何信息披露管制政策成功的关键在于信息的双边嵌入性，即披露信息对于产品（服务）需求者和供给者的决策嵌入，信息单边嵌入或是不可（不能）嵌入的披露管制都是不可能有效的。因此，我国医疗服务信息披露管制应当建立一种医患互动机制，让披露信息嵌入医患双方的供求决策，形成医患双方的市场互动，从而构筑出一个高效的医疗服务市场。具体而言，信息披露管制的医患互动机制由三个紧密联系的环节耦合而成。
其一，患者赋权，这是医患互动机制的基础性环节，意指让披露信息嵌入患者的就医决策，它要求在保障患者自由就医选择权和激励患者理性决策的前提下，披露对患者就医决策有价值的信息，赋予患者就医决策的信息利用权。
其二，供给竞争，这是医患互动机制起作用的关键环节，意指让披露信息嵌入医方的供给决策，而这就要求患者的决策（结果）嵌入医方决策。从理论上讲，只要患者就医行为决定医院利润，患者的就医决策就必然受到医院高度重视，从而自然嵌入医方决策。因此，需要从政策上设定患者为医院的利润来源，树立患者，构筑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市场竞争，而不是以政府管制部门为中心的资源争夺竞争。
其三，在上述两个“嵌入”基础上形成医患市场互动，即患者在竞争的医院中选择服务供给者并通过市场将决策信息传递给医院，医院则围绕患者决策和披露信息指标展开争夺患者的激烈竞争，并将竞争信息通过市场反馈给患者供其决策，形成以信息披露为基础的医患双方决策的市场互动。
医疗服务信息披露管制的区域分层运行模式
医患互动机制是医疗服务信息披露管制的核心，而要实现医患市场互动，就需要根据我国医疗服务供求的区域性、层级性特征，设计医疗服务信息披露管制的具体运行模式。鉴于我国医疗市场供求的区域分层结构，笔者认为，采用医疗服务信息披露管制的区域分层运行模式是我国当前现实的选择。
医疗市场的区域性、层级性：区域分层运行模式的现实基础。医疗服务市场具有天然的区域性、层级性。一方面，越是普通的疾病越倾向于就近治疗，这说明患者的信息、心理、交通等求医成本是医疗市场的天然壁垒，造成医疗市场的区域分割。另一方面，疾病谱的层级性是医疗市场层级性的基础。在我国，疾病谱中绝大部分低风险的常见病、多发病门诊和小部分普通手术是乡镇社区医院常规方案可以治愈的，这是第一层级的疾病。第二层级是乡镇社区医院不能很好承担或无法承担的大部分常见病、多发病门诊，以及部分大病门诊和大部分普通手术，通常是县区医院可以胜任的。第三层级是少部分大病、部分疑难病门诊、少部分普通手术和大部分大手术，通常适于在地市级医院就诊。第四层级是大部分疑难病、急难重症和小部分大手术，通常更需要到省级医院就诊。
上述医疗市场的区域分层结构与我国当下乡镇社区、县区、市级和省级医院的四层级医疗供给体系相对应，也与我国多层级的医疗行政管理体制相契合，是我国实施医疗服务信息披露管制政策最重要的约束条件，是医疗服务信息披露管制区域分层运行模式的现实基础。
分层披露、分层嵌入、分层互动：区域分层运行模式的基本架构。立足医疗市场的区域性、层级性的国情，我国应以省级行政区为单位，构建医疗服务信息披露管制的区域分层运行模式：将医疗市场分为乡镇社区、县区、地市和省四个层级，分层披露医疗服务信息，分层嵌入患者和医院的供求决策，分层保障患者的就医选择权，促进医患双方分层互动，激励医院分层竞争，最终提升医疗服务效率，增进医患互信。
区域分层运行模式的基本架构是：第一，分层披露主体的选择与职能设定，拟以县区、地市和省卫生行政部门作为相应层级医疗市场的信息披露主体，其中县区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乡镇社区、县区两个层级的信息披露;第二，分层披露信息的内容设计，拟披露的服务信息包括医疗费用信息、医疗质量信息、医疗不利事件信息以及患者调查评价信息等。通常每个层级的卫生行政部门只披露该层级所对应的疾病病种和服务类型的信息;第三，披露信息的形式选择与设计，包括数据、文字、图表的选用，信息指标选取和设计，以及指标标准化和诊疗风险的调整方式等。
医疗服务信息集成系统与披露平台：区域分层运行模式的两大支柱。医疗服务信息的分层披露、分层嵌入与分层互动需要构建相应的医疗服务信息集成系统和披露平台，后两者构成了医疗服务信息披露管制区域分层运行模式的两大支柱。一方面，分层构建医疗服务信息集成系统，该系统旨在收集可供披露并嵌入患者决策的各类医疗服务信息，包括医疗费用信息、医疗质量信息、医疗不利事件信息和患者调查评价信息等。应当注意的是，为了方便患者就医决策，信息集成系统的建设需要各区域层级之间标准统一，保证兼容对接。另一方面，分层构建医疗服务信息的综合披露平台，这是满足患者信息诉求、降低医患信息不对称程度的一个根本性通道。它的主要功能是接收并披露信息集成系统的两大类信息：一是医院等医疗单位按管制要求所收集、上传的医疗服务信息，二是卫生行政部门通过患者调查分析所形成的调查报告信息。
医疗服务信息披露管制的配套支持政策
我国医疗服务信息披露管制区域分层运行模式的正常运行，需要根据信息披露管制医患互动机制的三个环节，设计、实施相应的配套支持政策。该配套支持政策是由保障患者就医决策权、保障披露信息嵌入患者决策和保障披露信息嵌入医院决策的三大类政策构成的政策体系。
保障患者就医决策权的政策。立足我国现实国情，保障患者就医决策权需要从打破我国公立医院垄断地位、优化医疗保险报销政策和强化对患者的医疗救助三个方面来设计子政策。
第一，实施患者赋权的医疗市场结构改造政策，打破公立医院的垄断地位。为此，需要加大力度减少行政性审批，切实降低医疗行业准入的政策门槛，放松民营医院的市场准入管制，鼓励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医疗行业，强化服务竞争，打破公立医院垄断地位，从就医机会上真正赋予患者自由选择权。
第二，实施、优化患者赋权的医疗保险报销政策，重点是加快落实医疗保险跨区域异地报销和结算，优化城乡之间医保报销制度，全面落实民营医院的医保报销资格，从费用支付上赋予、保障患者就医选择权。
第三，实施患者赋权的医疗救助政策，为此应立足我国国情，依托城镇居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结算平台，由财政资金注入，为困难患者提供普通疾病门诊救助和重大疾病住院救助等多种医疗救助，其政策要点是要保证医疗救助覆盖城乡，对不同来源和不同就诊医院的患者不能有政策歧视，保障受救助者的就医决策权。
保障披露信息嵌入患者就医决策的政策。保障披露信息嵌入患者决策需要实施三个子政策予以支撑：
一是患者的医疗服务信息需求调查政策，把握患者决策嵌入所需信息类型及特征。为此，应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代表性医院作分层次（分门诊、住院病人）、广覆盖（覆盖社区、乡镇、县区、地市和省级医院）的患者调查，通过调查了解患者就医决策所需信息内容、当前信息主要来源、患者信息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信息对患者医疗决策的作用、患者当前信息获取面临的障碍，以及患者对当前医院及政府信息供给行为的评价与期待等诸多方面。
二是医疗服务信息的标准化、电子化、网络化政策，即利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依托医院的病人管理系统、门诊计价及收费系统、药品管理系统等，实现信息的生产、收集、存储、处理、提取、传播和扩散。
三是医疗服务信息需求的可及性扶助政策，该政策的关键是依托现代网络手段，让医疗服务信息进乡村、进社区（进村卫生室、乡镇医院、社区服务中心），并配备专门的信息查阅指导员，为患者讲解有关信息，确保信息嵌入患者就医决策。
保障披露信息嵌入医院决策的政策。保障披露信息嵌入医院决策需要从医疗供给市场化、医疗补贴优化、电子病历管理和按病种付费等四个方面予以支撑。
第一，坚决推进医疗服务供给的市场化政策，关键是取消政府对公立医院经营行为的直接行政干预，推行公立医院的市场化改革，将乡镇社区医院的医疗服务业务与公共卫生服务分开，让其与县以上各类医院一样实行市场化运营，实行以利润为导向的激励机制，使之真正成为市场主体。
第二，实行需求导向的医疗补贴政策，即在新医改前期大力度直接补助公立医院的基础上，将补贴重点及时转向需方（患者）、确立患者在医疗市场的主导地位。
第三，推行疾病诊断相关分组的电子病历管理和处方点评政策，重点加强医患之间医疗质量信息的流通，确立患者评价信息对医院医疗行为的引导作用。
第四，推广基于临床路径的按病种支付的付费政策，重点是立足医疗市场的区域性、层级性，研究确定适合我国国情的临床路径目录和按病种付费指南，重点强化患者决策对供给行为的导向作用。
结语
当前我国医疗服务控费增效、增进医患互信的任务已经十分紧迫，作为构筑完善医疗市场、向市场要效率的重要政策工具，医疗服务信息披露管制是我国医改新阶段的现实选择。我国的医疗服务信息披露管制应当构建一种基于信息双边嵌入的医患互动机制，即发挥政府作用，通过披露让信息嵌入医患双方的供求决策，形成医患市场互动，从而构筑出一个资源配置高效率的医疗服务市场，其中，患者赋权、供给竞争和医患互动是该机制相互耦合的三个环节。
立足我国医疗市场供求的区域分层结构，应实行医疗服务信息披露管制的区域分层运行模式。其中，医疗市场的区域性、层级性是区域分层运行模式的现实基础，分层披露、分层嵌入和分层互动是区域分层运行模式的基本架构，而医疗服务信息集成系统与披露平台是区域分层运行模式的两大支柱。信息披露管制区域分层运行模式正常运行，需要根据医患互动机制的三个环节设计保障患者就医决策权、保障披露信息嵌入患者决策和保障披露信息嵌入医院决策等三大类政策，构成配套支持政策体系。
医疗机构市场分析篇5
【关键词】医疗器械产业发展现状
一、中国医疗器械产业结构分析
尽管医疗器械行业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知识密集、资金密集型的高技术产业，进入门槛较高，但进入医疗器械的企业却有增无减。按经济类型分析，2005年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医疗器械企业总产值为246.8亿元，占总产值的47.7%；股份制企业总产值为126.2亿元，占总产值的24.4%；国有企业总产值为16.8亿元，占总产值的3.2%；集体企业总产值为8.1亿元，出现了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同时，发达国家的医疗器械企业为了降低制造、研发和临床试验等费用，纷纷在发展中国家寻找加工成本低，又无需转让核心技术的外包业务“车间”。中国目前成为国际医疗器械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区，这也给中国医疗器械企业提供了学习借鉴的机会。中国的医疗器械外包业务可以粗略分为4个部分，即金属配件、塑料配件、电子配件和增值服务，其中，利润最高的金属配件制造和增值服务提供业务增长机会最大。
从地域分布来看，我国医疗器械行业集中在东南部沿海地区。市场占有率居前六位的省份占全国市场80%的份额，显示了医疗器械行业较高的地域集中度。
在产品布局上，我国病人监护系列产品市场需求量大，机电一体化技术复杂性和加工难度相对而言不大，生产厂家较多。中档产品在国内外市场已创建较好声誉，2006年出口数量超过5万台。医学影像设备品种多，生产队伍也大。五大医学影像设备品种中除核医学成像设备pet、SpeCt外，都有境内产品上市，多限于中档产品，其中B型超声成像仪器和X射线诊断系统的出口数量接近2.5万台，但B型超声成像仪绝大部分是C、D档次的。临床实验室设备不断出现新产品，有两分类和三分类血球计数仪、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半自动生化分析仪、血凝分析仪、酶免疫分析仪、尿液分析仪等。
二、中国医疗器械产业发展特点分析
由于我国具有庞大的消费群体和政府的积极支持，我国医疗器械市场发展空间广阔，产业发展呈现如下发展特点。
1、经济发展带动医疗服务需求升级，导致健康服务需求显著增加。医疗服务市场的逐步开放，使国内外资本投资中国医疗服务产业的速度加快，从而直接导致医械市场需求的增加。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医疗器械的选用会越来越先进，其产品结构会不断调整，功能更加多样化，市场容量会不断扩大。医疗器械产业作为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国民福利的重要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不断增强，中国的医疗器械产业将会获得更快发展。
2、医院信息化趋势引发医疗器械需求增长。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医疗领域的信息化和网络化是今后医疗管理的发展趋势，这个趋势会引发对影像化、数字化等高精尖医疗设备的需求增长。随着it技术的发展及其与医疗技术的结合，造就出许多新的医疗方法。近年来，随着B超、Ct、核磁共振装置、直线加速器、超声定位体外震波碎石机、神经电位诊断系统、正电子断层扫描机、伽玛照相机等一批尖端精密医疗仪器设备的广泛应用，医疗器械市场销售额增幅十分惊人。医疗领域的信息化和网络化给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带来巨大的市场空间，医疗领域的信息化和网络化是今后医疗管理的发展趋势，这个趋势会引发对影像化、数字化等高、精、尖医疗设备的需求增长。医院信息系统的普遍建立又使得医院有了进一步建立以医学影像存档与通信系统为核心的临床信息系统的要求，占全部医疗信息90％以上的医疗影像信息的处理更是今后医院信息化的核心所在。医院信息化趋势给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空间。据推算，全国医学影像存档与通信系统市场的总需求达2l1.7亿元，如果考虑到由其衍生出的高档影像设备以及其他一些附属设备市场，paCS的市场容量将达到300亿元以上。
3、医疗器械产业向创造高附加值发展。产业的高风险性和高投入性必然需要高回报率来支撑，所以医疗器械产业研发费用的高额投入必然导致医疗器械新产品的高附加值，只有如此，医疗器械企业才能发展壮大，医疗器械产业才能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
4、医疗器械产业向相对垄断性发展。医疗器械产品需求的世界性和生产集中性，使医疗器械产品成为世界贸易最广泛的产品之一。由于医疗器械产业高技术、高风险等特征及市场竞争激烈程度，使得医疗器械制造业为少数大医药企业所垄断，使少数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医药市场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尤其自80年代以来世界医疗器械企业并购重组浪潮愈演愈烈，跨国企业兼并收购进一步加大了市场集中度。
三、中国医疗器械产业面临的问题
医疗器械制造业成为世界高技术产业中发展最为迅速的产业之一，它在我国的发展十分迅猛。但由于过度注重持续总量增长，而产生大量结构性矛盾，市场分散、集中度不高且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使我国医药制造业总体水平比较低，国际竞争力弱。当前，中国医疗器械产业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以下诸多问题。
1、医疗器械产业规模结构分散。我国医疗器械企业规模过小，产业组织结构分散，使产业竞争力水平处于较低水平。我国医疗器械制造业长期实行一种追求数量增长的外延式粗放型扩张战略，虽然近年来通过兼并重组，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生产集中度的问题，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2007年我国共有医疗器械企业近6000家，在如此多的医疗器械企业中，中小企业占80%以上，而大型企业所占的比例不足5%。产业集中度的严重偏低导致我国医疗器械制造业的规模效应和潜在生产力难以发挥，使医疗器械制造业的生产管理水平和生产利用率低，市场占有率低，抵御风险能力也偏弱。目前我国在研究、生产、销售等各环节已大力推行相应的iSo等各项质量管理规范，但由于我国医疗器械制造业整个行业的规模偏小，使企业质量管理体系难以推广，医疗器械产品的质量可靠性得不到国际承认，很难打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
2、医疗器械制造业产品结构重复。我国医疗器械制造业企业不仅规模普遍较小，而且长期存在严重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由于企业多、品种少，大量企业生产相同的产品，造成恶性竞争。例如河北霸州一带的民营医疗器械企业就有七八家，但生产的产品同样是技术含量不高的病床及周边产品。多个医疗器械企业重复研制生产同一产品品种会造成医疗器械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低下，能源消耗和物资消耗较高，并且污染严重，同时造成各企业分工不足，成本增加，低水平的过度竞争而造成许多效率低下的医疗器械企业出现亏损，最终导致整个医疗器械制造产业的严重亏损而无法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和悲哀的产业内耗局面。
3、医疗器械制造业技术结构落后。我国医疗器械制造业的技术结构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较大的差距，生产技术还十分落后，显著地反映在我国医疗器械商品进出口贸易中产品档次不高，专业化程度较低。失衡的进出口产品结构也造成了我国医疗器械制造业出口利润低效益差。
4、医疗器械制造业生产结构失衡。创新能力是医疗器械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其中技术创新的问题最为突出。国际医疗器械市场上产品的竞争主要表现在依靠创新研究成果来抢占市场垄断地位。我国医疗器械制造业是在50年代十分薄弱的基础上建立的，而国际上50年代和60年代却是医疗器械发展的黄金时期。我国医疗器械制造业这些年来的发展一直走的是以仿制为主的道路，医疗器械的研发与创新能力处于低水平重复状态。同时由于我国政府对于我国医疗器械制造业的政策导向不够，对于医疗器械研发的资金支持严重不足，及风险投资机制和信息市场建设尚不健全等原因，致使我国医疗器械制造业的新产品研究缺少鼓励创新机制和宏观环境，因此，众多的医疗器械企业不愿或不能研究和开发新产品，于是把焦点投到了开发时间短、见效快的仿制品种上，使得我国医疗器械制造业新品研发一直处在较低水平上。
四、影响我国医疗器械产业发展的原因
1、经济因素。经济因素制约了医疗器械行业发展的速度和方向。社会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水平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例来估计。我国在20世纪末社会卫生费用约占gnp的5%左右，远低于美国（早在1993年美国已经达到了19%）。现阶段，一方面由于人民消费水平有限、医院经济实力较差，大多数中、下层医院买不起也用不起昂贵的现代化医疗设备；另一方面受国家和企业财力的限制，资金投入相对较少，医疗器械开发能力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医疗器械产业的发展。
医疗机构市场分析篇6
关键词：分级诊疗分析基本思路管理路径
中图分类号：F23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7）05-066-03
分级诊疗制度是被众多发达国家所采用的一种就诊制度，它是指在对本地疾病图谱详细分析的基础上，根据患者所患疾病的轻重及治疗难度的不同，选择相应级别的医疗机构进行诊治。山西省不同层级的公立医院都存在功能错位表现。一是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现状不能满足分级诊疗的要求。二是医疗服务参与各方对分级诊疗制度存在抵触情绪。充分发挥基本医保（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下同）政策引导作用，坚持按病种管理、差别化支付的原则，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立。
一、错位表现：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现状不能满足分级诊疗的要求
1.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不能担当看门人的重任。作为分级诊疗的“守门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尤其重要。长期以来，由于政府投入不足，资源配置不合理，加上城市对优质资源的虹吸效导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薄弱，无法胜任“看门人”的重任。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基层医疗资源总体不足。2015年，山西省每千人口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和医院床位数分别为5.80人和3.83张，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全省医疗卫生资源分布情况总体与全国类似，城市多、农村少，特别是优质医疗资源，大部分集中在城市，基层医疗机构、医疗技术人员短缺。全省共有卫生技术人员21.4万人，其中基层每千人口执业医师数仅为1.8人、注册护士数仅1.2人，分别只有城市的39%和24%。（2）基层医疗机构硬件较差。全省医疗卫生机构总体发展水平不高，医疗设备配置处于全国中等偏下，特别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普遍条件简陋，设备落后。2015年，全省每千农村人口乡镇卫生院床位数为1.16张，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基层卫生技术人员能力水平普遍较低。分级诊疗制度能否顺利实施，关键在于拥有一支技术过硬的基层卫生技术人员，无论英国还是美国、德国，作为分级诊疗制度的看门人――全科医师的培养都比其它医师要困难和严格的多，甚至社区护士也比医院护士要多学习两年，山西省基层卫生技术人员普遍学历较低甚至没有学历，医疗技术水平较差，也不能承担看门人的重任。
2.二三级医疗机构无法提供优质高效的住院服务。分级诊疗体系中的二、三级医疗机构是提供住院服务的机构，是解决疑难杂症和处理危重病人的核心机构，二、三级医疗机构的医师一般由专科医生组成，具有较高的科研能力和扎实的专科知识。目前全省的二、三级医疗机构还不能完全满足实行分级诊疗制度的要求。（1）医疗机构分级管理不合理。目前山西省的二、三级医疗机构的确定主要还是依据办院规模、职工人数、床位数、经济效益、业务范围等因素，还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市场化标准的倾向，与分级诊疗模式下的主要依据医疗服务水平、专业特长等来界定医疗机构的等级水平不相符。（2）各级医疗机构功能重叠严重。市场化导向下的医疗机构之间以竞争为主，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均以经济指标作为考评目标和追求，以扩大规模、扩张床位、扩充病人为追求，导致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定位模糊，业务交叉较多，功能重叠严重，特别是二、三级医疗机构，将大部分精力浪费在开设日常门诊，治疗常见病、多发病上，科研能力低下，专业优势不突出。（3）优质住院服务欠缺。长期以来，山西省实行的是自由就医制度，各类医疗保险制度在制定就医报销政策时，各级医疗机构之间报销比例差距不大，引导作用不明显导致患者大量涌入二、三级医疗机构，本应提供优质住院服务的二、三级医疗机构的大量精力被日常门诊所占用，无法提供优质住院服务，加床现象普遍存在，医护人数与患者比例严重失调，医护人员时刻处于极度疲惫状态，病人的病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关注和治疗，医疗事故频发，住院服务较差。
二、不适应性分析：医疗服务参与各方对分级诊疗制度存在抵触情绪
1.医疗机构缺乏执行分级诊疗制度的积极性。初次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市场化的导向，导致各医疗卫生机构把追求经济效益作为重要追求，把经济效益作为评价医院发展的标准，实行分级诊疗制度必将对现有的医联机构发展模式带来巨大冲击，医疗机构积极性不高甚至存在抵触心理。分级诊疗制度其实并不是新事物，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公费医疗就是一种分级诊疗，但由于计划经济天然的低效率，加之中国经济体制的大变动，这种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医疗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中国首次医改始于1985年。当时改革开放才刚刚开始，社会各行各业都百废待兴，医疗卫生行业更是如此，医务人员短缺，医疗机构较少，医疗技术水平低。1984年，我国平均每千人口医院床位数仅为2.1张，医师数为0.70人，仅分别相当于当时日本的1/5和1/2，甚至不及赞比亚。为加快发展卫生事业，当时的政府希望通过市场配置的办法解决就医难题，放弃了原有的公费医疗模式，全面转向了市场经济自由选择模式，医院不再享受政府的全额拨款，而是需要通过业务经营收入来维持发展。尽管当时也提出要逐步加大对卫生事业的投入，但在实际上，政府投入却呈每年递减，1980年，政府卫生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1/3，到1990年降为1/4。1992年，经历低潮的市场经济改革再次加速，“医疗市场化”同时提速，一批医院也纷纷“下海”国家财政大步撤出医疗，医院公立性质改变，其运营须以医师超荷工作、科室分担指标、诊疗费用提高等为基础，中国医疗卫生被彻底推向了市场。市场化一方面确实提高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调动了各类社会资源；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强调自由，要求给予充分的就医自，加之全民医保的缺失，支付杠杆无法发挥作用，原有的分级诊疗秩序被打破，群众就医难开始出现，市场经济的逐利本性导致医疗费用迅速增加，群众就医负担加重。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加之初次医改确定的市场化改革方向，导致各级医疗机构以经济利益为目标，城市医疗机构大肆扩张，诊疗范围不断扩大，这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医院资源，却造成各医疗机构无序发展，功能定位逐渐模糊。各医疗机构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各级医疗机构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各级医院机构之间不再是合作关系，而变成竞争关系，相互争夺病源的情况时有发生。作为全省技术水平最高的山西一附院、二附院和省人民医院等几家省级公立三甲医院，占全省医院门诊总量的60%以上。2015年，全省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入院人数近一半的病人在市级以上医疗机构入院，城市医院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转诊量极少。全省各级医疗机构之间定位模糊，功能重叠严重，各医疗卫生机构缺乏推进分级诊疗的动力。
2.城市医院医务工作者对分级诊疗制度存在抵触情绪。目前我国的医疗服务市场还是以公立医疗机构为主，在这种体制下，医疗资源主要通过行政手段进行配置，级别越高的医院获得的资源就越丰富；医院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独立法人，还是政府的事业单位，医务人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与医疗的级别有着直接的联系，高水平的医生越来越集中于城市公立医院。在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高等级医院，在整个社会已经是市场经济体制，收入水平显著提高的城乡居民具备了不可剥夺的自由择医权的情况下，患者必然携带其越来越强的自费能力和医保待遇向高等级医院集中，从而使得高等级医院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和可以自己配置的资源。
目前我国的医务工作者的收入主要依靠医院的运营收入，城市医院与基层医院机构之间在医疗设备、政府投入、资源配置、患者数量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距，加之行政管理体制下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工资标准也不相同，导致城市医院的医务人员与基层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收入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实行分级诊疗制度要求患者首诊在基层，大量的普通患者不再向上级医院流动，必然会造成城市医院的患者急剧减少，患者的减少，业务量的降低就意味着收入的降低，现有的医院管理和运营模式将受到极大挑战，城市医院的医务工作者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既不愿改变现在现状，到基层执业，又因医院业务量的萎缩，个人收入必然降低，城市医院的医务工作者对实行分级诊疗制度存在着一定的抑制情绪。
3.群众对分级就诊模式不理解。每个人对健康的追求都是没有止境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经济收入越来越高，对健康需求也越来越多。初次医改以后形成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办医格局以及强调群众自由择医、点名手术的就医模式已深入人心。对名医的崇拜和对较好医疗条件的追求已渗透的社会各阶层，如果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没有得到有效提高的情况下，强制推进分级诊疗模式，必然会对群众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引起社会不满，引发社会矛盾，
三、公立医院推进分级诊疗体系的基本思路
（一）基本目标
构建长期稳定的县级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与市级或省级医院（指市级或省级综合医院、中医医院和专科医院，下同）之间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的联系机制，完善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之间的便捷转诊通道，形成科学合理的医疗服务体系；实现适宜人才、适宜技术、优质服务下沉，建立健康守门人制度，强化基本医保政策支持，引导患者分级诊疗。2015年11月，在全省范围内启动分级诊疗工作；到2017年，力争实现县域内就诊率达到90%左右的目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比例明显上升，大医院人满为患问题明显缓解；到2020年，基本建立符合山西实际的分级诊疗制度。
（二）发展思路
以医疗卫生机构有序服务引导患者有序就医，统筹医疗服务资源，遵循医学科学规律，在不同层级、不同类别医疗卫生机构之间建立起相互联系的首诊、会诊、转诊的流程和机制，使患者从就诊开始，就能全程得到医疗卫生机构主动提供的、连续的诊疗服务，逐步形成分级诊疗的就医格局。
充分发挥基本医保政策引导作用，坚持按病种管理、差别化支付的原则，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住院支付比例，拉开县域内医疗卫生机构和省、市医疗机构的起付线和支付比例差距，深化支付方式改革，促进分级诊疗，减轻群众医药费用负担，建立科学保障机制。
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基本原则，通过大力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巩固完善城市和县、乡、村医疗服务体系，全面提高县域（含县级市、区，下同）内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落实并完善基层首诊、分诊工作机制，使绝大多数患者常见病、多发病在县域内得到诊治。
（三）主要任务
1.规范分级诊疗程序。一般程序。城乡居民患病，原则上应选择居住地或发病时所在地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接受首次诊查。对越级首诊的患者，接诊的医务人员有责任和义务告知其首诊医疗卫生机构、分级诊疗流程、基本医保政策以及未经转诊可能产生的影响，同时尊重患者的自由择医权。首诊医生根据患者病情确定是否需要转诊。
需要转诊的患者，按照医生建议、患者自愿、双向转诊的原则，一般遵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县级医院、市级或省级医院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的顺序转诊。常见病、多发病患者和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的慢性病患者、康复期患者应及时向下转诊。
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首诊和转诊办法由各县（市）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制订。城市居民首诊医疗机构，各地可根据实际灵活确定。
转诊手续办理。参保人员向上转诊，县域内可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县级医院接洽联系，或患者凭门诊病历本医生转诊意见直接就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县级医院应认真登记患者转接诊基本情况、转接诊原因和转接诊医生备查；向县域外转诊，由县级医院负责出具转诊证明，患者主治医生、科主任审核签字，医院的医保办公室核实备案盖章。
参保人员向下转诊，由上级医疗机构主治医生依托诊疗手册或出院证明出具转诊建议。
充分发挥不同举办主体医疗卫生机构在分级诊疗中的作用，对非政府办医疗卫生机构参与首诊、双向转诊，根据其服务能力、医保定点以及群众需求等实际一并统筹考虑。具体办法由各市制订。
特殊情况处理。需要特殊陪护才能就医的人群，如70岁以上老年人、0～3岁婴幼儿、孕产妇、重度残疾人等，按照就近原则，可自主选择首诊医疗机构诊治。
对于外转患者因同一疾病治疗需要，再次入院治疗的，或需要定期复查的，一次转诊可直接和原上级医院预约治疗，直至治疗结束。
对于在省内无法救治的疾病，一般由市级或省级转诊医疗服务机构出具转诊证明，报本统筹地区基本医保经办机构备案后出省治疗。
对于异地发病患者，可以先按就近、就急的原则进行治疗，并由患者本人或其家属凭医生开具的诊断证明，在基本医保规定时间内到统筹地区基本医保经办机构办理备案手续。
由于地理原因，患者在相邻其他行政区域医疗机构就诊更方便的，可在该医疗机构就诊，具体办法各市制订。
2.明确分级诊疗标准和基本医保支付政策。确定分级诊疗病种范围。县级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见疾病分级诊疗病种目录，由各县（市、区）参照省卫生计生委《山西省常见疾病双向转诊指南（试行）》（晋卫医发〔2015〕21号），结合县域实际情况制订，一般一年公布一次，并报省、市卫生计生部门备案。
市级以上医院，结合功能定位和服务能力、诊疗特色，制订和公布本院疾病诊疗目录。同时，应逐年减少常见病、多发病复诊和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的慢性病等普通门诊。
实行基本医保差别化支付制度。人社、卫生计生部门根据建立分级诊疗制度要求，制订不同级别医疗卫生机构、不同病种、不同情况的差别化支付政策。
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支付比例，拉开县域内医疗机构和省、市医疗机构的起付线和支付比例，向基层就诊患者倾斜。上转患者实行累计起付线政策，按照规定比例支付，下转患者不设基层起付线。
常见疾病分级诊疗病种在县域内推行按病种付费，支付标准内的费用，由基本医保基金按规定比例给予支付，超出支付标准以上的费用由医疗机构承担，不得转嫁给患者。医保经办机构应根据不同医疗机构各病种近三年的平均医药费用水平，综合考虑疾病临床路径、医疗服务、医用材料、机构及人员成本的波动等因素，与定点医疗机构协商确定县域内各级医疗机构病种付费标准。已开展按病种、按床日付费等支付方式改革的可执行现行付费标准。转往县域外医疗机构住院患者实行限额支付，具体限额支付病种及标准可按照省里制定的50种疾病县域外住院基本医保限额支付标准（见附件）执行，各地根据县级医院常见疾病分级诊疗病种目录和按病种付费情况，逐步增加县域外住院基本医保限额支付病种。
对到县域外就诊的患者，区别是否按规定转诊，实行差别化支付办法。完善县外转诊制度，未履行转院手续越级诊治的原则上要降低支付比例。县级医疗机构对未经接诊的患者，不得出具转诊证明，否则应承担相应的医疗费用。当地有救治能力，但患者自行要求外转治疗，属于分诊疗病种的，城镇职工和居民医保按县级医疗机构支付标准内的医疗费用，由医保基金按规定比例给予支付；新农合仅将支付标准费用或最高限额纳入支付范围，并按经治医院相应支付比例再下浮20%。不属于分级诊疗病种的，基本医保支付比例适当下调。
当地无救治能力，仍按基本医保相关支付规定执行。
3.分级诊疗管理。各级医疗机构要进一步强化区域医疗中心和县级医院的龙头带动作用，县级医院要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上级医院建立分工协作机制，认真做好向上转诊和向下分流患者工作，逐步减少未经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转诊直接到大医院初诊的患者比例，重点减少三级医院普通门诊数量和比例。
建立健康守门人制度。加快推进社区（乡村）医生与居民之间建立相对稳定的契约服务关系，责任医生在为居民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健康管理一体化服务的同时，指导患者从首诊开始合理有序就医，引导居民积极配合基层首诊工作。在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全科医生门诊，全面负责本医疗机构全科诊疗、分诊和转诊工作。加强基层全科医生的培养、引进和使用，到2017年，要保证每万名城市居民拥有2名以上全科医生，每个乡镇卫生院拥有1名以上全科医生。
建立双向转诊协作机制和便捷通道。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之间要密切协作，建立双向转诊协议关系，形成相对稳定、无缝衔接、便捷畅通的双向转诊渠道。原则上，乡镇卫生院应与本县域县级医院签订双向转诊协议，每所县级医院应与若干市级以上医院签订双向转诊协议。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应充分发挥医疗联合体、对口支援、委托经营管理、设立分院等的作用，健全双向转诊协议关系。县级以上医院应当为基层转诊患者优先获得门诊、住院、检查检验、专家服务等提供便利条件。市级或省级医院要根据协议关系和实际需要，积极拓展门诊号源、专家号源、住院病床向县级医院预约预留服务，实行基层转诊患者“一站式”优先诊疗服务，只需预约转诊成功，患者即可凭预约转诊单据直接到市级或省级医院就诊及办理住院手续。县级以下医疗卫生机构应当为承接下转患者做好相应准备工作，提供继续治疗、优质护理、康复指导等服务。实行转诊负责制。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均应明确转诊服务机构和工作人员，根据接诊医生建议，负责上下转诊的接洽联系，主动为患者提供连续诊疗和转诊服务。
加强定点医疗机构分级诊疗和转诊管理。县级医院要对转出患者基本情况做好登记，并将双向转诊人员名单定期报统筹地区基本医保经办机构备案，作为医疗费用结算和支付核查的依据。市级以上医院在接收参保患者住院时，有责任要求患者首先出具转诊证明，之后办理住院手续。急、危、重症患者除外。
凡基本医保定点医疗卫生机构不遵守分级诊疗工作规定、对前来就诊人员不履行告知分级诊疗义务、不按要求及时办理转诊转院手续，致使参保人员未按规定享受基本医保待遇的，应承担相应的医疗费用，并予以警告诫勉和通报批评，屡次累犯或造成严重影响或后果的取消其基本医保定点医疗机构资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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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市场分析篇7
【关键词】医师责任险，Swot分析，建议
一、医师责任保险的概念
医师责任保险是一种专家责任保险，承保医务工作人员的执业风险，被保险人是医务工作人员，指被保险人（医师）在执行医师业务时，因过失行为、错误、疏漏或业务错失，违反其业务上应尽的责任，直接导致患者受伤或者死亡，依法应由被保险人（医师）负担赔偿责任。在保险期间内，承保该业务的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的医疗责任承担赔偿责任。
二、我国医师责任保险发展的基本情况
我国医师责任保险是中国保险市场中比较新的一个险种，是为了弥补医师个人保险上的空白，国内近段时间才逐渐发展起来。截止2006年全国执业医师及助理执业医师197万人，医生总数超过250万人，可见医师人数庞大，在医师责任险出现之前，市场上却没有一款面对医师个人的职业责任险。另外医师接受过高层次的文化教育，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对待保险产品医师大多是冷静分析其中利害，不盲目地对保险产品进行排斥，随着保险公司的进一步宣传，医师已经越来越意识到转移自身风险的必要性。当前医师责任险的发展与成熟的传统保险业务相比无论在渠道上，推广方式上以及保险产品设计上都需要不断的摸索和改进。
三、医师责任保险在我国发展的Swot分析
（一）优势分析。医师责任险属于新的一种保险险种，是针对医疗保险市场对于医师个人保险需求开发设计出来的，在缺少的竞争的新保险市场，利于医师责任险产品迅速占领市场份额。医师责任险参保条件设置低，只需拥有医师执业执照就能参保，而且保费低廉，赔偿额度高，保费单个医师最低需200元就能参保，并且最高保额能达到50万元。而医疗责任保险医院参保的保费最低不小于10万元，从价格来讲更具竞争力。
（二）劣势分析。发展医师责任险的专业人员不足，医师责任保险所需涉及的专业知识较广，囊括医学、保险学及相关法律的专业知识和技巧，发展医师责任保险存在较大信息不对称风险。保险公司因为开发设计医师责任保险的历史较短，所以没有累积过多懂得医学以及保险知识的相关人才，在医师责任保险开发、承保及理赔的过程中，保险公司往往需要借助医学会、律师的外部力量来完成。医师责任险缺乏历史数据，费率厘定困难，传统保险产品有充足的历史数据来支撑费率的厘定，而医师责任险由于发展时间较短，在国内无论从医疗机构角度还是保险公司方面都缺乏详实的历史数据统计资料，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医师责任保险业务的发展。
（三）机会分析。国家医疗机构体制改革随着不断深化，医院对待保险的态度势必也将发生变化，医疗机构体制改革的推进给如何妥善解决医患矛盾创造良好的契机，医师责任险的出现则是展示解决医患纠纷的方法。民营医院在医疗机构体制改革中数量逐渐增多，医疗服务能力不断加强，近年来民营医院的地位也在不断提高。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相比有着自身特有的优势，民营医院的资金来自于社会资本，民营医院实行企业化管理，民营医院可根据病人需求和医疗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服务项目和服务价格，让病人得到更好的服务和更多的实惠。这些优点使得民营医院更加懂得如何管控医疗行为的风险，保险意识更强，并且由于自负盈亏，医师负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也就越大，医师责任险购买欲望则越强。
（四）威胁分析。医疗保险市场准入门槛低，保险产品容易模仿。保险产品与其他产品相比并不含太多的科技技术含量，保险产品是对被保险人未来的承诺，能看见的就是一纸合同。随着医疗保险市场的日趋成熟，其他保险公司进入该市场，必将提升整个市场竞争度，相似的保险产品也会逐渐增多，医师责任险是否能生存下来是一个巨大的威胁。然而目前医师责任险投保比例低，该保险产品属于导入期阶段，没有被市场所接受认可，医师投保数量相当少，而个体医师医疗行为风险普遍存在，低的投保率不足以覆盖医师医疗行为所带来的风险，保险公司需要为医师责任险承受相当大的经营风险，并且存在在该产品上出现亏损的可能性。
四、发展医师责任保险的建议
（一）试推行强制医师责任保险。根据交强险经验，复制交强险模式，健全法制环境，实行强制性医师责任保险。医师作为一门高风险性的职业必须引入风险转移机制，不少发达国家将医师责任保险列入法定保险范畴。目前医师责任保险发展较为缓慢，根据我国医疗体制改革和医师责任险发展现状，可以通过立法规定医师应当参保医师责任险，将医师责任险的发展纳入法制管理的一部分，不仅仅对投保人、保险人和患者有利，同时促进此险种在我国的良性发展
（二）发挥保险公司积极作用。医疗纠纷的处理问题是投保医疗机构乃至医师最为关心的问题，妥善处理好医疗纠纷，对于发展医疗责任保险至关重要。保险积极参与在医患纠纷中，稳定医患双方情绪，在解决纠纷时保险应当促成第三方鉴定调解机构。医疗纠纷调解处理机构是经保险公司委托，从事医疗责任争议的调查、调解处理、诉讼及防范指导等工作的社团组织或者社会中介组织，配备有相应的临床医学、药学、卫生法学和保险等专业人员，专门从事医疗纠纷调解处理工作并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三）提升医师职业技能。医师作为投保人，在投保时应该如实填写相应资料，遵守公平互利原则、协商一致原则、自愿订立原则、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原则，并在医疗活动中尽职负责，认真填写病例。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医师应当尽力采取必要合理的措施，防止或减少损失，并且要及时通知保险人，并书面说明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和损失情况。保护事故现场，允许并且协助保险人进行事故调查。平时应与保险公司多沟通，反馈信息。
参考文献：
医疗机构市场分析篇8
关键词：医疗改革；现状；分析；
作者：卢传坚等
总体上看，我国卫生事业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应该看到，制约卫生事业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财政卫生投入不足、卫生保障覆盖率低、资源分布不均、初级医疗服务体系的不完善，药品流通环节过多、医疗服务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方购买者使患者等等。
1我国医疗卫生事业问题原因分析
1.1市场化中的政府责任缺失是医疗改革失败的根源所在
医疗行业作为服务行业属于第三产业范畴，将市场机制引入医疗行业是目前世界各国医疗改革的总趋势，全球性医疗体制改革的实践表明，竞争有助于医疗服务效率的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约束成本、提高效率之效，这在我国也颇见成效，但是市场有其失效区，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本身是无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社会福利的最优。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所说，“每一种成功的经济，都是建立在市场和政府的合理平衡之上的”。可以说，市场失灵使政府的参与成为必需。而我国政府在医疗行业引入市场化后的做法却与此理论背道而驰，在市场发挥作用的竞争区域出现垄断行为，而在市场失效区却严重责任缺失，这是我国医疗改革失败的根源所在。
1.1.1市场机制的引入：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以后，由于体制基础的变动，传统的医疗卫生体制特别是医疗保障体制受到了严重冲击，过分严格的政府计划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医疗服务机构及医疗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总体投入和专业技术教育赶不上医疗服务体系的迅速扩张，致使医疗卫生服务的总体技术水平较低；此外，城镇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一直存在着对患者约束不足以及一定程度的资源浪费问题，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则存在互济功能不足的问题，如此等等[1]。面对这种现实，我国被动地对原有体制进行修补，引入市场化。
1.1.2市场机制的引入为医疗行业注入活力：市场化使我国医疗单位由政府完全控制甚至直接管理、运营的状态下解脱出来，按照产业发展的自身规律发展与运行，由过去完全附属于政府机构、没有自主发展权力与能力、变成某种程度上具有自主发展机制与能力、对自己行为负责的经济实体。各医疗机构转变为可以根据不同情况进行灵活的微观调节与转变，转变为必须考虑到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考虑到不同消费者的需要和满意度去行动，市场化通过提高效率和加强竞争使医疗服务水平提升和医疗价格降低。消费者对医疗行业的约束，由过去抽象的、难以操作的政治约束，转变为看得见的、可操作的经济、舆论约束[2]。
1.1.3市场机制的有效边界使其在医疗卫生领域部分失效：市场经济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市场机制利弊兼有，在肯定“市场化”作用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在事关全体人民生命和健康的医疗卫生领域，市场的逐利性又必然使其忽视了其服务于保护公众基本健康权利目标的重要性而无法保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健康发展。
市场不是万能，市场机制有其有效性边界，即使在市场经济极为发达的美国在医疗行业也需要政府政策引导。从逻辑上说，市场机制有效性需要一系列前提条件，例如供求双方经济利益相对独立、地位平等、信息透明、诚实理智等。但在医疗卫生市场上，供给方即医务人员担负着双重的角色：一方面以医生以利益人的身份向病人推荐治疗方案，另一方面又以医疗服务供给方的身份从病人身上取得自己的经济利益。医务人员担负的这种双重冲突角色，加之信息在医务人员和病人之间的严重不对称性，医疗消费的数量和质量不是供求双方竞争的结果，而是主要取决于供方，病人和消费者处于一种劣势地位。正是由于有别于其他产业的一系列独特性质，从而使得市场机制在医疗卫生行业的许多领域不能有效地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我们需要政府的政策干预以保证公共卫生体系的公益功能、卫生资源的平衡、卫生公平性及提高卫生资源的利用率。
1.2我国医疗改革失败根源在于市场有效区的政府过度干预及市场失效区的政府责任缺失
从目前医疗改革的状况分析，我国医疗改革的市场化表现为两方面，从医疗资源的配置或投入来说，市场又没有充分放开，甚至存在垄断，但是从医疗服务方面来说，有过度市场化的倾向。所以该开放的医疗市场未开放，而需要政府制定必要制度加以监管的部分又表现为缺失或是错位，是当前中国医疗改革的问题所在。
1.2.1过度垄断方面
我国目前对医疗保健机构以营利性及非营利性划分，公立非营利单位享受着政府的政策支持、优惠政策而集中了大部分优质资源，从而形成垄断性经营地位。同时政府没有充分开放医疗投资市场，社会资本无法正常进入这个领域，个体诊所或民营医院的开业得不到政府的大力支持。
1.2.2政府责任不到位方面：一方面财政投入缺乏有效的分配机制，医疗服务机构从全部依靠政府拨款，转向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医疗服务收入，以图通过鼓励创收来实现医疗服务机构的自负盈亏，这偏离了医疗卫生服务于社会的大目标；另一方面，作为主要靠医疗服务支撑的医院，其服务定价并未充分考虑医疗行业高风险、高技术难度等因素，在整体上低估了医疗服务的价格水平，目前反映医生的诊治费和挂号费一般只有几元，顶级专家至多也就是一百来元。在这样的医疗体制下，给医院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
医疗保障体系缺乏普遍覆盖的制度安排，在医疗费用筹集与分配方面，忽视疾病风险与个人经济能力之间的矛盾，忽视风险分担与社会共济，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求[2]。医疗资源分布缺乏合理布局的机制，缺乏完整的初级医疗服务体系以及“守门人”制度，市场的逐利性无法顾及医疗的大众属性及公平性，必然使资源分布趋向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地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则缺医少药，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大大降低。初级医疗体系布局极不平衡，社区医疗发展严重滞后，这需要政府政策的整体调控。医药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管制度，将医药生产流通企业视同一般的生产企业，放弃了必要的监督和规制[1]。医疗服务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方购买者，医院与社会、医务人员与患者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政府鼓励医疗卫生机构追求经济目标，又不知道如何运用其强大的服务购买力以引导服务提供者承担社会责任，必然损害到社会和患者的利益，这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第三方购买者——医疗保险机构对服务方加以约束。
1.2.3初级医疗服务体系的不完善及初级与二级医疗服务间转诊制度的缺乏导致看病难、看病贵：中国初级医疗服务体系的不健全及医疗服务递送体系中缺乏初级与二级医疗服务的制度化分工，是医疗费用快速上涨原因之一。在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中，医疗服务常常被分为初级、二级和三级三类。初级服务主要是针对一些非急性的疾病提供一般的门诊，在许多国家由“全科医生”执业；二级服务则由医院提供，主要针对急诊、需要专科医生治疗的疾病以及需要住院治疗的重病；三级医疗服务则是针对一些特殊的疾病，提供非常专业化的特殊护理。全科医生往往是病人接触医疗体系的第一站，而且在大多数国家他们扮演了所谓“守门人”的角色，即如果不经过全科医生的转诊，非急诊病人一般无法接触二级和三级医疗服务[3]。但是我国大量普通病人都涌向专科医生，大多数非急诊病人直接到医院需求初级医疗服务，不必经由全科医生转诊，非急诊病人可以直接到本来应该提供二级医疗服务的医院去寻求初级医疗服务，使二级医疗服务机构超负荷而初级服务机构资源闲置。
在国外社区服务中心是作为医疗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共同协作，双方之间有完善的转诊制度，以引导患者在医疗服务中进行有序、合理流动。但目前我国社区卫生服务的双向转诊制度极不完善，合作松散，往往是上转(即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向上级医院转诊)为主，而下转(由上级医院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诊)的病人较少，同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往上级医院的病人也很少再回到社区。一方面是社区医疗得不到政府的有力扶持，缺乏有效制度加以规范化，难以聚集优秀的医务人员，社区资质不过关，缺乏全科医生，技术质量难以保证，医疗条件和设备较为简陋，缺乏必要的医疗条件保障。同时，社区医疗仍未完全纳入医疗保险，患者到非定点医疗机构费用无法报销，所以，患者从治疗的保险性、有效性、经济性方面考虑，就宁可麻烦一点儿，宁可多花点钱，也要舍社区医院而求大医院，造成大医院人满为患和医疗费用的上涨。另一方面，部分大医院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尚未建立转诊专门机构，未明确专职人员负责双向转诊工作，相关的制度及考核标准均未完善，使下转途径中断，导致大医院的病人不能及时往下转。双向转诊制度实际上并未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贯彻实施。
1.2.4药品流通环节过多，流通费用增高是药价虚高的主要原因
有人将药价过高归罪于医院，认为是医院抬高了药价，其实药品流通环节过多，流通费用增高才是药价虚高的真正原因，大部分医院用药是由物价部门所定。由于物价部门的定价、核价机制存在不科学、不合理的因素，物价部门难以掌握和控制药品生产过程，对药品缺乏有效的监控机制，部分药品的实际出厂价并不高，药厂获取利润属于正常，但公布的药品零售价是出厂价的数十倍，使药品在流通和销售渠道中存在巨大的利润空间。药品生产企业在流通过程中大做文章，层层加价，给自己和批发商留出较大的“让利空间”，有调查表明，药品从医药代表手里至少要经过入院买路费、医生处方费、销售维持费、招标公关费等四道“涨价”门槛，才能到达患者的手里[4]。最后以相当于成本数十倍的价格向医院售药，导致相当一部分药品的中标价和零售价居高不下。
1.2.5医疗服务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方购买者使患者处于被动地位
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本身的目的固然是为了分散风险，实现医疗费用的公平负担，但其另一重大目的是建立医疗服务的第三方购买者，以集体性的力量取代势单力薄的个人消费者来约束提供者的行为。如果没有医疗保障制度，那么医疗服务市场上只有两方。一方是病人，是医疗服务的购买者；另一方是医疗机构，医疗服务提供者。医疗保障制度引入后，医保机构就成为医疗服务市场上的第三方。第三方购买者是指医保机构成为医疗服务的主要购买者，他们可以运用集体的力量通过各种手段制约医疗服务提供者。可以说，在自费主导的体制下，65%的中国居民作为医疗服务的实际和潜在消费者，乃是以个人的身份不得不经常面对并且无力约束“供方诱导的过度需求”，即使是参加医保的居民，由于我国的报销制是大家先去看病，交全款，再到医保机构去报销，这个过程完全由医师决定病人该接受何种治疗、治疗程度以及谁该提供医疗服务。医疗费用通常由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单方面决定，医保机构没有发挥第三方购买者的职能，只单纯支付医疗账单。这是导致医疗费用快速增长的又一重要原因。
2改革方向探讨
2.1明确政府职责
医疗制度改革仍要走市场化的方向，这是被各国验证了的，但市场化必须走有管理的市场化之路，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化之路。各级政府要把医疗卫生工作作为关心群众、促进社会和谐的大事，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不断加强和改善领导。政府要强化在规划、筹资、服务、监管等方面的职责，确定各有关部门的职能，建立责任制，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增加对卫生事业的经费投入加大财政投入，确保医疗的公益性。优化卫生投入结构，确定保障重点，扩大医疗保障覆盖面，落实预防保健、卫生监督、社区卫生、农村卫生和医疗保障补助经费。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合理分配卫生资源，加强对中西部、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防止资源向高端服务、高购买力地区集中，逐步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差距。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发挥中医药在基本卫生保健中的作用，中西结合，取长补短，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
2.2完善初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及转诊制度
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调整医疗服务体系的结构，这是医疗服务改革的突破口。完善转诊制度，实现社区医院同大医院的转诊制度，形成以社区卫生服务为中心，社区和医院密切联系、分级医疗、双向转诊的新型城市卫生服务体系。建立社区医生固定培养渠道，提高社区医生资质。大医院和社区建立联系，大医院的医生定期到基层进行技术指导、业务培训和服务。将社区医疗纳入医疗保险解决社区医院“活水”不足的问题。
2.3整顿药品生产及流通秩序，合理调高医疗服务费，促进医药分家
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由国家确定基本药物目录，实行定点生产、统一价格、集中采购、统一配送。规范药品流通秩序，促进药企良性竞争，控制药价虚高，改革药品价格管理，提高药品价格的科学性、合理性。合理调高医疗服务费，让医生真正靠医技吃饭，通过对医生实行职业保险，为医生提供保障，提高医生在面对医疗纠纷时的应对能力，为医生提供保障。
医疗机构市场分析篇9
医疗保险领域的单位制道德风险
医疗保险领域存在广泛的道德风险。如何把握这种带有个人色彩，又有制度特征的社会现象？应将道德风险与单位制联系起来。道德风险作为一种行为模式，与当前医院在医疗服务体系中的地位密切相关。因此，从单位的角度来分析道德风险是可能的。
关键词：道德风险,医疗保险,单位制
道德风险的概念起源于海上保险。英国海事险的权威人士威克多·多尔（VictorDover）（1957）认为，“人们经常说物资风险可以以费率衡量，而对道德风险承保人应该拒绝承保。要精确地定义道德风险有点困难，它可被看作保险本身的一种要素，或者和被保险人利益有关，或者和外部条件有关。它使意外事故的发生成为被保险人谋利的手段。”丁斯代尔（w·a·Dinsdale）（1949）则认为，“道德风险主要涉及提出者的诚意，因此取决于他的个人品质和商业道德，基本的一点是，被保险人在和保险人交往中应认真地以诚相待，其慎重的程度应和未参加保险时一样。”把道德风险这一概念引入到保险经济学的是arrow，pauly，Zeckhauser等人。其中最为经典的定义是arrow（1963）对道德风险下的定义：保险单背离了它本身的激励方向，并因而改变了保险公司所依赖的保险事故发生的概率。这样，一个保险金额超出保险价值的火灾保险单可能会诱致纵火案的发生或者至少能导致管理疏忽[1]。近年来，这个术语已经引申到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诸多领域，成为微观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概念，与道德本身没有多大关系，泛指市场交易中的一方难以观测或监督另一方的行动而导致的风险。医疗保险中存在广泛的道德风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前，据上海市的调查资料表明，20世纪90年代初公费者人均住院费为933元，自费者仅为347元[2]。同期的调查还显示：上海市1993年职工医疗费用已占工资总额的16％以上，在全市40亿元的医疗总收入中，有近10亿元是重复检查和不必要的药品配给的结果。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经营中不规范的行为也随之增多，再加上人口老龄化，疾病谱、死亡谱的变化，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等因素，它们造成了我国医疗费用的节节攀升。1978－1997年，我国国有经济单位职工的医疗费从27.3亿元增长到773.7亿元，增长了28倍，年递增19％，远远高于同期财政收入11％的年增长速度[3]。
如果我们把道德风险行为的当事人的行动视为基于某种社会结构环境下的行为模式，那么，以怀特、格兰诺维特、博特为代表的新经济社会学家的观点将给我们以极大的启发。新经济社会学的三项主要原则分别是：（1）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2）经济行动是社会情景性的；（3）经济制度是社会的建构。不过，格兰诺维特等人的成熟研究还限于劳动力市场等，还未延及道德风险领域。而且，他们的研究多把关系网络视为社会结构的一种表现形式，这在扁平化组织结构环境下是可能的。但是，当社会结构过于刚性的时候，比如，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机会很小，关系网络可能就不再是一个很好的分析工具。我们在此尝试把单位制等具有社会学内涵的概念引入到对道德风险的规避的分析之中，然后再提出相关的社会学命题。当然，这里的分析只是一种初步的尝试。
我们可以先从道德风险的一般表现形式入手来分析。
从患者的角度来看，如果他对医疗的需求没有价格弹性，那么他所需要的医疗服务量是一个固定的值。如果存在价格弹性，他得病后所需要的医疗服务量就部分地取决于他须支付的医疗价格。由于保险降低了向个人收取医疗费的价格，所以他所消费的医疗服务量就会比他自付全价时消费的医疗服务量要多。这里的医疗服务包括了就诊、治疗、住院等，也包括了由此所引发的药品消费和仪器检查。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的行为是完全合乎理性的，因为他力求使购买此次医疗服务的边际成本和增加单位服务的边际效益相等。
从医生的角度来看，医生拥有处方权，由于提供医疗服务关系到医生的收入，医生就可以利用自身在信息上的优势来诱导需求。比如，VictorFuchs研究外科医生数量增加对开展手术数量影响时发现，外科医生数量占人口比重增加10％会导致人均利用外科手术量增加3％。当然也存在相反的例子。如麦卡锡（mcCathy）（1974）发现医生/人口比（平方）对医生诊所门诊次数有负面作用。但是应该注意到麦卡锡研究的是初级保健医生，这里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不如专科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那么严重。麦卡锡本人也承认过去可能存在诱导需求[4]。不过，并非所有的医生都只是诱导需求，他们还会为了自身的利益减少一些对患者来说是必要的治疗，甚至对病人一再推诿，让病人提前出院。
对于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而言，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不可能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克服。原因在于医疗服务是一种无法通过可比价格来进行比较的商品。患者是通过医生的指导来消费医疗服务的。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一般来说，对医患双方而言，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可以通过圈子内的相互交流得到克服，这也就是所谓的声誉问题。然而，当前导致道德风险更为复杂的因素在于医生与医院是一定程度上的利益共同体。但是，在各个科室的部门利益以及个人利益上，医院和医生之间又存在利益冲突，部分医生因而会过度使用医院的声誉。这说明，我们必须分析医院在整个医疗服务体系中的地位。
首先要分析的是政府如何介入医疗服务市场？我国传统的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是20世纪50年代初建立起来的。建立的标志分别为政务院1951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和1952年公布的《关于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的指示》。当时的医疗保障制度由两部分组成：公费医疗制度和劳保医疗制度。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基本上是国家或企业包办，职工个人不交纳任何费用。在农村地区，尽管广大农民无法享受到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所带来的好处，但是由于合作医疗的普及，卫生水平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医院利益意识的觉醒，传统的职工医疗保障制度中的道德风险暴露得一览无余。80年代以来，国家对医疗单位的拨款和对医院的补助平均递增14％左右。对于入不敷出、深感拮据的财政来说，这种大福利性质的医疗卫生事业包袱越背越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80年代末期以来国家采取“多给政策少给钱”的措施，即国家除了对医疗卫生行政机构实行财政全额补助外，对医院实行定额包干。鉴于财政对卫生机构投入的逐渐萎缩，医疗机构将其补偿的重点放在了创收上。对医疗机构而言，物价部门所控制的医疗服务收费标准总体情况是：劳务无价可言，原有的老项目收不抵支，高新项目收费相对合理。但是，医院有收取药品差价的权利。于是，医疗机构很自然地将补偿建立在能增加收益的项目（包括高新项目）和追求药品差价上。
那么，现有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医疗服务上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与传统的职工医疗保障制度相比，医疗保险制度改革首次提出了基本医疗的概念。那么如何界定基本医疗呢？它到底是一个医学技术范畴，还是一个经济学范畴？从当前我国医疗保险基金的使用原则———以收定支，收支平衡———可以看出，它更多的是一个经济学范畴。一般认为，基本医疗是指适应绝大多数参保职工必要医疗需求的，医疗服务机构采用成熟的和适宜技术所能提供的，医疗保险基金有能力支付费用的医疗服务[5]。从医疗保险基金运转来看，由于多数地区采取了形式不尽相同的总额预付制或总量控制措施，基金运转相对平稳，未见报告出险的案例。医疗保险基金平稳运行的情况，这是建立在患者自付比例急遽上升、正常的医疗需求受到抑制的基础上的，因之可以说改革的目标并未完全实现。与过去公费医疗、劳保医疗相比，人们较普遍的反映是个人的经济负担加重了，他们不得不放弃部分必要的医疗需求。
对医疗费用快速增长的抑制并不等于就自动规避了道德风险。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道德风险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表现为所提供的医疗服务在质或量上的差别。道德风险的存在意味着同一种疾病的治疗有不同的成本。这表明，不仅医生主动为患者提供过度的医疗服务属于道德风险，医生为了自身的利益，主动减少甚至是有意识提供不足的医疗服务也属于道德风险。
因此，仅仅用医疗费用快速增长的趋势是否得到遏制与医疗服务的目标是否实现两个指标来分析医疗保险制度的运行效果还不充分。我们的着眼点在于寻找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之更深层的特征。我们看到，医院作为医生的利益共同体，其地位实际上更加强了。在某种程度上讲，医生对医院的依赖程度加强了。
在此，必须分析医院所处的更为具体的制度环境。有分析认为，在传统社会主义社会依赖性结构中，主要存在两个依赖环节：一是单位组织依赖于国家；二是个人依赖于单位组织[6]。单位组织已构成了国家实行统治的形式，这种控制既包括行政权又包括财产权。国家赋予单位以生产、思想、生活、政治等全面的功能，从一个单位式的小社会整合成一个大社会。医生、医院、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医生依赖于医院，比如个人的身份、合法性、资源等；医院依赖于国家，这体现在国家对资源的占有及对医院行政领导人的任命上。因此，在现实社会中，国家表现出了广泛的动员能力。随着当前国家赋予医院越来越多的自的同时，医院作为利益主体的形象也越来越突出。因此，在这种对医院不合理的刺激机制下，当前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的总特征是对策性。所谓对策行为指的是主体在形式上认同社会规范的条件下，通过对规范的目标、手段、内容或运用范围的修改，以从实质上偏离或违背社会规范的一种社会行为方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常常被用来形容当前我国一些社会规范的遵从情况[7]。这种对策行为其实与我国改革的进程是同步的。原因在于我国改革本来就是在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渐进式改革，因此这种改革很多都是在主导意识形态连续性背景下的“非正式运作”，实质性的改革措施，有很多是通过变通的方式进行的[8]。这种变通的方式从好处来说是结合地方特点有的放矢，从坏处说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策性指的就是对策行为这种多变性的特征。有研究者指出，我国医疗系统中一些参与者的部分行为变得异常诡异、扭曲，偏离了其应有的轨迹。例如医生对服务变量任意操纵，药品商与医院管理者、医生之间几近公开化地串通合谋剥削患者的利益，进而医院和医生蜕变为药品的销售商[9]。
那么，医院所具有的单位制的特征又是如何与医院的对策性联系起来的呢？我们必须将医院与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体制结合起来分析。医疗保险筹资机构和医疗服务机构按其公立或私立的性质可以形成四种组合，其中两种皆为公立的模式的典型国家有英国、中国等。英国的医疗保险模式为全民医疗保险模式，其医疗保险约束体系的核心是供方约束，手段之一则是引入“内部市场”机制，将购买医疗服务与提供医疗服务相分离，形成以需方为导向的市场[10]。我国的医疗保险模式为社会医疗保险模式，医疗保险基金来源于个人和雇主(单位或者国家)的缴费，而医院的资金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政府财政上的投入。由此，我国的改革就多了一层任务，即作为市场体系建设的推动者———政府，怎样在培育市场体系的过程中不越位？怎样划分国家和医院在资源的使用、处分、收益上的利益关系？这又涉及到国有医院的产权改革问题，要想使市场机制运行起来，交换的当事双方必须要对所要交换的物品有明晰的、排他的、可以自由转让的产权。有研究者认为，为了提高公立医院的效率，增强其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应能力，必须对一部分公立医院实行包括自主化或公司化改造在内的产权改革[11]。产权不明晰，医政、药政、财政改革不配套，导致市场竞争的主体———医院是在一个并不规范的市场里竞争，这使得许多看似不合理的情况都能得到解释。比如，现行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出现的“中标药品，一中就死”的现象。
至此，我们在道德风险的规避和单位制之间建立起了初步的联系。围绕单位制、组织、制度、产权、信任、声誉等一系列的概念也因此可以被使用在道德风险的分析之中，相信这为道德风险的深入研究能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也有助于我们重新反思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差异与交流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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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路路，李汉林.中国的单位组织资源、权力与交换[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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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赵曼，吕国营，蒋天文.中国医疗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与医患双方道德风险规避[R].2002.27.
医疗机构市场分析篇10
1．公开招标采购模式
医疗物资公开招标是指医疗卫生机构依法以招标公告的方式邀请不特定的医疗物资供应商参加投标的采购方式。医疗卫生机构采用公开招标方式必须在规定的媒体上招标公告，以及招标项目采购的医疗物资技术质量要求、供应商资格认证标准及相关招标报价要求等。
2．邀请招标采购模式
医疗物资邀请招标是指医疗卫生机构依法从符合相应资格条件的供应商中随机邀请三家以上供应商，并以投标邀请书的方式邀请其参加投标。招标采购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了所需采购的医疗物资的质量标准，同时降低了采购成本，但采购周期较长，采购过程中招标所需的各项费用在采购成本中占比较大。因此，现阶段我国省市级医院、大型医疗机构通常采用招标模式进行医疗物资的采购工作。
二、我国医疗卫生机构采购医疗物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采购审批程序繁杂，采购周期长
对于传统的分散采购模式，从科室提交医疗物资采购需求，一般情况下需要经过该科室分管领导审批，医疗物资管理部门或采购部门审批，采购入库后科室领取使用还需要医疗机构仓储部门的审批登记。而对于招标采购模式，在采购初期需要对医疗物资整体需求进行预算，制定采购招标公告和招标文件，同时采购单位需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指定的采购信息媒体招标公告，期限不少于7个工作日。繁琐的采购审批流程和较长的采购周期造成医疗物资的供给严重滞后，影响到医疗卫生机构正常持续的经营活动。
（二）采购成本及费用难以控制
对于传统的分散采购模式，由于受到单次采购量的限制，采购成本通常比集中招标采购方式高，且受到医疗物资市场价格波动因素的影响较大。对于招标采购模式，医疗卫生机构前期需要对医疗物资供应市场进行充分的调研，并需要较为准确地预测一个周期对医疗物资的使用及消耗量。与此同时，还需要打通和维护政府及媒体关系。在采购过程中将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医疗卫生机构难以控制和核算自身采购成本，而采购成本的提高往往会变向转嫁给病人，这极大地影响了医疗卫生机构和病人的利益。
（三）医疗物资专业性强，采购质量难把关
无论是传统的分散采购模式，还是招标采购模式，医疗物资的采购专业性较强，而医疗卫生机构负责采购的部门和人员专业素质参差不齐，对医疗设备、药品及医疗器具的质量好坏、品质优劣难以把握，很容易因为采购医疗物资的质量问题造成医疗事故，不但危害到病人的生命安全，还损害了医疗机构的声誉。
（四）医疗物资采购制度不健全对于现阶段我国卫生机构医疗物资的采购模式，采购活动通常牵扯到多个部门的利益。在采购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一方面医疗卫生机构对采购活动及采购费用的管理和控制难度很大；另一方面很容易造成采购人员勾结医疗物资供应商，进行暗箱操作，骗取医疗卫生机构的采购经费。
三、国外先进医疗物资采购模式分析
对于医学发展十分成熟的发达国家，高效、低成本、精细化的医疗物资采购模式极大地促进了其医疗服务行业的日益进步。例如，美国医疗物资专业化的集团采购模式存续了近百年，每年为美国医疗机构节约近30%的医疗物资采购成本。下面就对这种先进的、专业化的采购模式进行分析。医疗物资集团采购模式是指由一家大型医疗机构或多家中小型医院成立集团采购组织（简称“Gpo”），医疗机构通过集团采购组织购买其所需的医疗设备、药品等医疗用品。集团采购组织通过集中一定数量医疗机构的采购需求与医疗物资供应商谈判采购价格，确定采购价格后，集团采购组织根据其集合的医疗机构购买量和已经确定的价格同供应商签订采购协议。之后，通过该集团采购组织进行采购的医院将会根据协议价格直接向供应商购买其所需的医疗物资，同时由专门的商业组织承担物流配送服务。专业化的集团采购组织承担了医疗物资采购活动的交易管理职责。一方面，集团采购组织通过为医疗物资供应商提供稳定的销货渠道和销售价格来收取管理费用；另一方面，医疗机构通过集团采购组织同供应商签订大批量的采购协议，提高了自身的议价能力，有效地降低了采购成本，稳定了医疗物资采购市场的价格和交易量，减小了整个市场的价格波动风险。
四、实现医疗物资采购精细化管理的建议
（一）成立专业化的采购团队
构建专业化的医疗物资采购团队是实现医疗物资采购精细化管理的重要基础。采购团队在采购工作中的主要职责包括：在医疗物资采购初期，对供应商资质、信誉及规模进行充分调查；对所需采购医疗物资的行业价格、供应量进行全面分析；对医疗卫生机构历史采购量、使用量及库存量进行数据分析，并对医疗卫生机构下一个采购年度医疗物资的需求量进行合理预测；结合医疗物资市场情况及自身需求制订采购计划及方案。
（二）发掘高效集中的采购模式
高效集中的采购模式是降低医疗物资采购成本的重要途径。对于大型医院成立的采购团队或是中小医疗机构自发形成的行业采购协会，集合该医院或该地区医疗机构对医疗物资的采购需求，采用询价招标的方式，同中标的多家供应商签订总采购合同，并同各医疗机构签订提货协议。采购团队或采购协会通过集合采购提高自身议价谈判能力，并联合银行等金融机构为医疗物资使用机构提供采购融资服务，达到物品使用效率和资金应用效率共同最大化。
（三）建立完善的采购审计和监督体系
建立完善的医疗物资采购审计和监督体系是维持医疗卫生机构采购工作持续稳定开展的重要决定因素。首先，要成立采购团队相对应的采购监督部门，监督部门中应设立采购价格审核、医疗物资质量审核及招标流程监督等专职岗位，培养相关岗位专业技术人才。其次，建立和完善采购组织的相关工作制度，其中包括招标会议制度、物流监管制度及资质认证制度等，充分发挥审计监督机构对医疗物资采购的监管审查职责。最后，开放及扩大医疗机构民主监督的渠道及范围，积极推行公开化的采购群众监督制度，形成专职部门、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相结合的监督管理机制，使得医疗卫生机构的采购活动更加规范、专业和高效。
五、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