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发展背景篇1
1威海市农业信息化建设现状分析
威海市属于山东省的港口城市，是全国综合经济实力50强城市[1]。该城市是中国第一批沿海开放型城市，在20世纪90年代被评为我国第一个国家卫生城市[2]。通过对威海市农业整体发展情况的分析，农业信息化建设成为热门词汇，物联网、电子商务、乡村旅游等的逐一实现，标志着农村信息化已经开始在农村范围内实施。2015年，威海市农业部强调，预计到2020年能够全面实现农业信息化，保证信息化技术可进村入户，达到县、村的全面覆盖。如今，电信、农信通、阿里巴巴正在逐渐进村，为威海市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渠道，保证农村与城市接轨，严格遵循新农村建设的原则和使命。2015年3月17日，威海市开展农机信息化培训活动，其是农业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农业信息化背景下，信息技术为农业经济发展提供发展平台，网络信息技术、电子商务、农业机械信息化等等的出现，都可为农业经济提供发展契机，实现农业经济发展质的飞跃。
2农业信息化背景下的农业经济发展策略
2.1提高农产品质量，大力发展电子商务
通过对威海市农业信息化经济发展现状的分析，借助时下的信息化技术来实现对农业经济的全面推广，是一项重要手段，相较于传统的人为口口相传的形式取得质的发展，尤其是电子商务平台的出现，为农业所有项目提供了宣传与展示的平台。据报道，在淘宝、天猫等诸多电子平台上，威海的电商的达到1.1万，2013年，威海市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交易量为540亿元，同比增长了20%[3]，占到山东省的第三名。通过对以上相关数据的分析，了解到威海市的电子商务发展迅速，实现农业的信息化建设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农民可以借助电子商务平台，将农产品信息上传至电子平台，将产品分为不同的类型、等级等，对农产品进行简单的描述，借助图片与文字描述来充实商品信息，为消费者提供大量的参考信息。以荣成红富士苹果为例，首先准备苹果的照片，保证照片的真实性，对照片进行处理，并辅以文字进行编辑，对苹果的价格进行明确的指出，明码标价还是“面议”要清楚的表现出来。同时，借助网络交流平台，及时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细心解答消费者各方面的疑问，实现平台上的实时交流。运输是电子商务的一个关键点，为了保证产品可送至消费者手中，应开设乡村快递，很多地区快递是无法到达的，严重影响着网购用户的便利性，此服务的开设解决了这项问题。
2.2提高农民的素养，强化信息化培训
农业经济发展的信息化，对农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具备足够的信息技术操作能力，才能保证电子商务运作的质量和效率。为了实现农业信息化的顺利开展，应加大对农民的培训力度，提高农民的素质，掌握简单的网络操作方法，能够具备与消费者沟通的能力，是全面实现农业信息化建设的重要途径。信息化培训工作的开展，应在当地开设信息化培训班，专门就电子商务技术进行培训，在培训人员的辅导下，让农民反复进行信息技术的操作训练工作，并对其训练成果进行验收，构建完善的农民信息化服务体系，为信息化建设提供保障。另外，就作物种植、管理等知识点，也可开展远程教育，借助计算机网络信息平台实现视频教学，农民可以将视频下载下来，反复观看，为农作物的种植提供借鉴，可大大提高作物产量和质量。
2.3借助信息化平台，发展海外贸易
为了更大程度上的开放农村，拓宽农村经济市场，可以借助信息技术实现对农村的宣传，将农村的特色型产业展示出来，对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农业经济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农产品，还包括旅游、土地建设与资源开发、劳动力信息化建设等，应全面发展农业经济，注重对农产品、旅游经济的海外推广，扩大海外贸易范围，再加之威海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拥有多处海港，开展进出口贸易。威海市是重要的旅游型城市，属于国家生态名城，可以将其作为威海市的城市名片，打造精品产业，强化对危害各旅游景区的信息化推广，以吸引来自国内外的旅游爱好者前来，以更好的发展旅游经济。例如，可将威海的刘公岛、威海公园等作为重要宣传对象，配以相应的文字描述和旅游景观图片，做好对威海旅游景点的宣传与推广。同时，威海市应将高质量的产品进行海外出口，注重行业口碑，与借助威海各港口与海外进行联系，是发展威海市农村经济的一个有利途径。
3结语
农业发展背景篇2
一、中国农业“走出去”的现状与问题
1.现状
近些年来，在国际上农业投资发展比较快，而且实现了比较好的效果。我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大力进行发展，国内企业数量增加，投资规模增大，对外投资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状态，涉及众多领域，不断创新发展投资方式，对外农业投?Y的层次和效益不断提升。在2012年，我国对外农业投资10.56亿美元，到2013年直接提高了2.43亿美元，增长率达23%。到近年来，我国境内投资机构在国外进行农业投资的企业有600多家。他们涉及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渔业、农副产品和农林牧渔服务业等各方面，投资企业所占比例分别为52%、6%、5.5%、9%、9.5%、18%。由当前的投资比例结构可以看到，我国境外的农业投资中第一产业占总量的比是最大的，第二产业仅占9.5%，第三产业占19%。
在对境外农业投资企业经营状况研究时发现，之前企业中由于投资管理的不完善和农业本身所特有的慢周期性，在进向境外农业投资时企业大多是200万元以下，而且随着企业数量增加企业投资逐步减少。我们从企业发展的业务类型来看，企业经营个体范围逐渐增大，部分企业涉及众多领域经营多个业务。据数据统计分析，我国对外农业投资大多集中在大洋洲和亚洲，中国境外农业投资企业主要是在亚欧地区的美国、俄罗斯、柬埔寨等国家。我国农业境外投资中各个省的投资都有其独特的地域个性，在投资过程中，决策者都会利用自身的优势，形成地域特色鲜明的产业结构优化合理的对外投资格局。从我国境内投资企业分布来看，进行境外农业投资的企业大多是沿海或者是农业大省，境外农业投资比例最大的省是山东省，它的境外农业投资额占全国总量的24%。
2.问题
当前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农业“走出去”战略已经取得很大进步，但是从前期的发展来看，各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
发展意识程度不够，由于我国现状引导，人们的农业发展意识集中于本国，政府也没有实行相关的政策对“走出去”农业发展战略进行正确引导，缺乏相应的农业“走出去”的政策支持，造成企业境外投资资金短缺；没有相关的农业扶持政策，导致的众多企业兴趣不大；没有和相关国家进行沟通，协调不足，在进行境外农业投资时会增加企业发展成本，给企业发展带来障碍。
企业也由于各方面因素集中于中国境内，对国际市场了解不足，不能正确的踏入国际市场。企业本身资金不足加上农业本身发展就展现了它的弱质性，这样就导致企业在进行境外投资时在各个环节融资困难，使“走出去”发展难以顺利实现；企业缺乏专业人员，对国际市场了解不足，不能适应国际贸易化发展；我国企业发展的境外农业投资大多是处在发展阶段，“一带一路”背景下不能真正对农业投资与开发和国际国内环境进行准确把握，企业之间没有形成抱团优势，独立性过强，是我国企业境外农业投资发展困难。
二、“一带一路”农业“走出去”的机遇
我国坚持实行“一带一路”农业发展战略，在全球化战略基础上，为我国粮食安全提供基础和支撑。随着我国经济科技的进步，已经改变了原来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开放市场换取发达国家科技的局面，我在农业发展方面的资金储备充足，随着“一带一路”农业发展方式的带动，沿线众多国家积极响应，为我国实行“走出去”带来发展机遇。
我国在实行“一带一路”大背景下坚持“走出去”发展战略，获得沿线国家地区的支持，加强农业国际合作，充分发挥地区资源优势，企业之间相互合作，实现中国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新局面，把科学技术应用到农业发展上，打造高水平的市场网络，建立稳定、安全、合理的农产品国际发展体系，扩大市场和资源利用，提高农业发展水平和农业科学技术；“一带一路”发展模式带动中国和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充分利用国外资源优势，为我国农业发展创造机会，实现农业发展的共赢局面；“一带一路”的推进为我国农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推动我国资金融通，为国家农业“走出去”提供重要支撑，由此创立的“三行一会”也会为我国农业发展输送资金，促进我国农业发展科学化。
三、未来“走出去”战略
1.理念创新
坚持农业发展“走出去”战略，就要进行理念革新，建立多边共赢的合作理念、空前包容的开放理念和均衡协调的发展理念。在“一带一路”大背景支持下，坚持与别国合作，加强沟通交流，形成互补，在合作中积极引入外部资金、技术和人才，顾全大局促进各国农业发展，实现共赢；坚持包容，在对外农业发展中要调动沿线各国的积极性，把各国资源优势相结合，优势互补加强农业建设，把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实现开放型发展；在发展中注意要均衡发展，根据各国发展的现状发挥各自特色，各国在谋求自身发展同时，注重带动相关国家共同发展，实现地区均衡协调发展。
2.内容创新
在内容方面进行创新，就是要把资金、人才、技术等各方面实行“走出去”战略。发挥资本“走出去”战略杠杆作用，推动发达地区的产业链，带动欠发达地区发展，培养新型人才，让这种复合型人才“走出去”，实现共赢发展，把国内种植技术和农业设备生产技术在“走出去”过程中推进到国际市场，促进沿线国家农业技术发展。
农业发展背景篇3
[关键词]教师专业发展；农村教师；农村教育
[中图分类号]G4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712（2013）25-0009-04[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师范生实习支教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1YJC880052）。
[作者简介]李国栋（1976―），男，汉族，江西泰和人，硕士，盐城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教师教育。
农村教师是农村教育的基本力量，没有农村教师的专业发展，就没有农村教育质量的提高。厘清当前时代背景与农村教师专业发展之间的必然联系，探析农村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外部动因，并从多学科视角对农村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进行审视，是认识和理解农村教师专业发展问题的逻辑起点。
一、农村教师专业发展的背景
（一）知识经济赋予了农村教师新的历史任务
21世纪是一个以知识、智力和创新能力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中，教育与经济的互动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密切。一方面，教育具有直接的经济价值，它可通过生产、传递知识，培养、提高人的创新能力来直接推动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它内在地要求教育的思想、观念、内容和方法发生与之相适应的转变。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在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形态尚未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情况下，教育与经济的互动在农村并未得到充分的显现，农村教育与农村经济的分离依然是农村社会的一种“常态”。农村教师作为农村教育的基本力量，既肩负着培养农民子弟的传统使命，又承担着促成农村教育与经济融合的新型任务。因此，知识经济时代农村教师的专业发展，不仅关系到农村教育水平的提升，而且关系到农村教育与农村经济互动质量的提高，并将对社会体制的整体转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终身教育呼唤着农村教师的专业发展
21世纪还是一个教育贯穿人的一生发展的终身教育时代。古语中的“活到老，学到老”是对当今这一时代特征的最好诠释。在终身教育中，农村教师既是终身教育者，又是终身学习者。作为终身教育者，农村教师需要不断地更新教育内容、调整教育手段，以满足农村不同年龄、不同对象的教育需求；作为终身学习者，农村教师自身的思想和观念需要通过持续不断的学习来紧随知识的更新步伐和社会的变化节奏。可见，无论从教育者视角来看，还是从学习者视角来看，农村教师的专业发展在终身教育的时代语境中都是一个重要且紧迫的议题。
（三）城镇化推动着农村教师的专业发展
如果说知识经济、终身教育只是为农村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一个宏观的社会背景，那么城镇化则为之刻上了具体的时代印记。城镇化是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要素不断转化为城市要素的量化过程以及城市要素不断向农村扩散的同化过程的有机统一”[1]。在城镇化影响下，农村教育已产生了许多“突变”甚至是“异化”的新问题，如优质教育资源和生源的批量流失，留守儿童的日益增多及其带来的教育隐患。面对这些汹涌而至的变化，农村教师唯有在专业上获得既与城市教师同步，又与农村文化兼容的发展，方能在城镇化的浪潮中具备“处变不惊”的品性和能力。
二、农村教师专业发展的动因
（一）外部驱力：新课改与教育均衡发展的殷切期待
新课改从正式推行至今，已有十余年时间。新课改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许多问题亦不断涌现。当人们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和归因时，几乎不约而同地将教师推至这一风口浪尖之上。特别是对于那些长期处于农村一线的教师来说，更是被卷入了舆论关注的“漩涡”之中。新课改总体上是否得到了农村教师的内在认同？新课改理念是否落实到了农村教师日常教学行动之中？新课改的要求是否高估了农村教师的回应能力？对于这些问题，无论是位居“庙堂”之高的决策者，还是身处“江湖”之远的执行者，都难以做出确定性的回答。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在批评新课改有关政策对农村的适切性的同时，又不得不将期待的重心回落到农村教师身上。
教育均衡发展是当前我国教育改革的一项重大战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均衡发展是义务教育的战略性任务”，要“在财政拨款、学校建设、教师配置等方面向农村倾斜”。十报告特别强调，要“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从这一系列国家政策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出，教育均衡发展与农村教育、与农村教师发展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教育均衡发展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农村教育质量的提高；而农村教育质量能否达到教育均衡发展的要求，则关键取决于农村教师专业发展水平的高低。
（二）内部动因：教师专业化与教师“赋权”的愿景诉求
自“教师应被视为一种专业”的口号提出以来，旨在提高教师地位的教师专业化运动已成为众多国家深化教育改革的突破口。教师专业化主要包含两个向度：一是群体专业化，即教师职业由普通职业向专门职业转化的过程；二是个体专业化，即教师个人通过持续的学习、不断的反思，从而获得他人不可替代的专业地位的过程。对于农村教师而言，无论在群体层面，还是在个体层面，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教师专业化浪潮的冲击。群体专业化意味着农村教师需要对其职业、角色进行重新定位和适应，进而获得“共时的”专业发展；个体专业化意味着农村教师必须对自身固有观念和习惯进行质疑和反思，进而获得“个性化”的专业发展。
教师赋权一词源于人们对大学与学校合作的研究。有学者从“知识―权力”的视角分析大学教师与学校教师在合作中的互动，发现二者由于知识占有方式的差异，话语权力和地位也不同。大学教师被认为是创造、阐释教育知识的“生产者”，而学校教师则是应用大学教师研究成果的“消费者”，由此生成的关系是一种指导与被指导、权威与服从的非对等关系。[2]欲破除这种非对等的关系，关键在于如何赋予学校教师更多的权力。概括说来，教师赋权分为制度赋权和自我赋权。制度赋权是指在“权力共享”的理念观照之下，创设平等、多元的合作文化机制，赋予教师参与决策的权力。自我赋权是指教师自我意识到作为专业人士，需要丰富对自己所在场域的认知，敏锐地从具体现象中抽象出潜藏问题，并对之作出反思和改进。必须注意的是，两类赋权对于农村教师而言，都有一个共通性的前提，即农村教师专业发展必须上升到一定的自主程度，因为真正的权力从来都不是被赋予的，而是博弈的结果，博弈中又充满着实力的较量和竞争。
三、农村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
（一）社会学视角下的农村教师专业发展
在中国，“教师是社会的代表”这一观念有着牢固的历史根基。有鉴于此，探讨农村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可先从社会学视角来进行分析。相对于农村其他成员而言，农村教师由于掌握着更多的文化资本，长期扮演着“知识传递者”的角色，因而往往被视作为农村社会的“文化代表者”；相对于城市教师而言，农村教师由于长期置身于相对落后的农村环境之中，在专业规范制定上通常扮演着“受支配者”的角色，往往被看成教师专业中的“规范服从者”。前一种形象具有“内生性”，因为它主要源于农村教师自身的影响力；后一种形象则是“外源性”的，因为它更多地源于城乡社会环境的差异。
从这两种意义不同、特征各异的社会形象来审视，我们可看出农村教师专业发展包含以下含义：一方面，农村教师的专业发展是“为了农村”的发展，它具有代表、引领、传承农村文化的重要使命；另一方面，农村教师的专业发展又是“追随城市”的发展，特别是在城镇化的大环境之下，这一含义将会在长时间内被凸显出来。尽管“为了农村”和“追随城市”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但这对农村教师专业发展并非必然地起着“阻抗”作用；倘若能设法化解农村教师遭遇的迷惘和困境，这一矛盾亦有可能转化成为农村教师专业发展的能量源泉。
（二）教育学视角下的农村教师专业发展
从教育学视角审视农村教师专业发展，可将其分解成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的内涵。
横向层面的专业发展主要指向于农村教师专业素质结构的完善，具体涉及专业信念、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等方面内容。专业信念是指农村教师自己选择、认可并确信的教育理念或观念；专业知识是指由学科内容知识、一般教学法知识、课程知识、学科教学知识、教学情境知识、关于学生及其特征的知识以及关于教育哲学与历史渊源的知识等七大类型知识构成的知识整体系统；专业能力则主要涉及沟通、诊断、管理、调控、评价等方面的教育能力。
纵向层面的专业发展则更多地指向于农村教师专业成长的程度与特点，对此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当属司德菲所提出的生涯发展模式。该模式将农村教师专业成长划分为五大阶段，并对每一阶段特点都进行了解释说明：（1）预备生涯阶段，其特点为理想主义，有活力、富创意、进取心强；（2）专家生涯阶段，特点是具备较高专业水平，能有效完成教学任务；（3）退缩生涯阶段，特点是观念较固执，有抵触变革的情绪；（4）更新生涯阶段，特点是反思前期出现的问题，并积极调整应对；（5）退出生涯阶段，或对教学工作眷恋不舍，或因倦怠而准备颐养天年。[3]
农业发展背景篇4
摘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自成立以来，一直经历着不断地调整，现阶段更是处于转型特殊期，作为集政策性、功能性、扶持性于一身的特殊金融机构，正面临着发展过程中的困境和挑战。
关键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困境挑战政策性体系
我国现有的包含各种正规和非正规金融并存的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作为向农村部门发展提供资金供应的主要机构体系，仍面临着信贷资金供应不足、农村资金外流严重、农户和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等的严峻挑战。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我国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应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农村金融支柱和骨干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正经历着从传统的政策性银行向现代农业政策性银行转型的特殊时期。
目前，农业发展银行已经改变了过去单一支持粮棉油购销储备业务局面，形成了以粮棉油收购信贷为主体，以农业产业化信贷为一翼，以农业和农村中长期为另一翼的“一体两翼”的多方位、宽领域的支农格局。同时，农业发展银行资金来源也适当拓宽，从2004年起开始市场化发债筹资，通过各种方式开展市场化筹资，其中金融债券已经成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此外，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还开展了国际结算、保险等中间业务。
但是，在这一特殊背景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在其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的矛盾与困境。
（1）职能定位不规范。农业发展银行由原本只拥有政策性业务，但随着重要农产品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其不断扩大商业性盈利性业务，过于讲究利润指标。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边界模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农村强位弱势对象支持、扶植的政策性导向功能的有效发挥。
（2）法律依据缺失。国外政策性金融机构都有独立的法律依据，它们在政府支持的产业方向和范围内独立决策和经营，是自主决策，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独立法人。而在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立法迄今没有出台，现行金融法律、法规不能概括和解决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性质和定位问题，对农业政策性银行运营管理、与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的关系、政府支持方式、监管模式等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经营范围，一直游离于专门立法之外，制约着政策性金融的健康发展。
（3）机构设置不合理。目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组织机构基本是按照行政区域设置的总行――分行制，机构末端大多数都止于县市级，乡镇级别及以下的行政区域分支机构设置极少。这种营业机构设置成为与农户、中小企业等发生业务联系的障碍。这样一来，由于机构缺失的问题，使其服务于“三农”的宗旨实现困难，严重制约着农业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发挥。
（4）资金来源渠道单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子成立以来，除财政拨付的资本金外，其信贷资金来源渠道单一，主要向中央银行借款。从04年以来，开始以市场化方式发行政策性金融债券，但市场化筹资成本高，农业发展银行由于自身盈利能力较差，对资产经营管理不善，本身难以消化如何还本付息，又成了政策性银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方面，目前农发行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属于短期性的央行借款，但资金运用方面除很少一部分的正常库存占用、正常结算资金占用等贷款属于一年以内短期贷款外，其余700k以上的其他各项贷款，如超期库存占用、陈化变质库存占用及各类挂账贷款基本上都属于中长期贷款，绝大部分的短期资金来源被大量的中长期资产占用。另一方面，农发行以市场化方式发行债券所募集到的资金，主要用于扶植一些经济效益低、投资周期长、数额巨大、资金回笼慢的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这就决定了其贷款占用的长期性“资金来源的短期性与贷款占用的长期性矛盾的存在造成了政策性银行的支付困难，加大了其经营风险。
（5）业务范围狭窄。农发行的主要业务是支持粮棉油流通。虽然一直以来国家政府一直对其业务范围进行调整和一定的扩大，但是仍然只是在原有业务领域里的微调而已。农发行自2004年5月以来粮食流通体制开始向全面市场化过渡，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逐渐丧失垄断地位，同时，商业银行也开始向其提供收购资金，农发行独家供应收购资金的格局逐渐被打破。这使得农发行的政策性业务的经营范围越来越小。
（6）风险控制机制不健全。从本质上讲，农发行作为政策性机构应在贯彻执行国家政策性金融方针政策，实施国家宏观产业政策的同时，也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科学合理的内控机制。但是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由于资金来源及经营的特殊性，风险和竞争意识比较薄弱，对风险的约束力较弱。理应建立健全内部控制机制，完善信贷资产管理责任制，建立贷款保全机制，切实防范和化解面临的风险。
简单来讲，笔者认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应当在保证实现其政策性目的的同时，适度的一步步扩大其业务范围，逐步发展成为能够真正为“三农”服务，为人民带来福利的综合性特殊机构。切忌同商业性银行业务混合经营，将盈利性代替政策性作为首要目标。与此同时，农发行应该以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来要求自己，规范内部组织管理制度，强化内部风险控制，健全信贷风险考核体系，提高资产质量，使农业发展银行经营管理逐步形成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新型机制。
参考文献：
[1]王伟.中国农村政策性金融的功能优化与实证分析.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
农业发展背景篇5
控碳是现代低碳农业的功能之一，是将大气中的Co2通过光合作用的方式进行吸收和固定，使之成为植物的一部分，可以理解为对碳的捕捉。在农业生产中，很多环节都会出现碳排放，例如农产品的形成、收获、农资准备及作物生产等。化肥、种子及农资生产中需要消耗大量的电力、石油等能源，间接的造成温室气体的排放；农业生产中反刍动物的饲养，导致大量温室气体的排放；在农产品的流通、包装、加工过程中，同样会消耗大量能源。秸秆等农业废弃物在燃烧处理中，排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因此，现代低碳农业应该是对碳的收集，而不是对碳的排放，在农业生产中，增加节能减排技术的应用，提高土地整治工作，这样就能满足低碳的要求，发挥现代农业的低碳作用。
二、低碳经济背景下现代农业发展策略
2.1节能农业
在农业生产中，加大对太阳能的利用力度。例如，冬季可以建造温室大棚，种植蔬菜。发展禽类养殖技术，降低能源和饲料的消耗，禽舍的温度可以利用太阳能资源进行调节，降低能耗。提高对沼气、秸秆气化及太阳能的利用率。沼气是污染小、可再生的一种能源资源，在生态农业发展中，能够有效的改善生态环境，沼气能够替代肥料、饲料、能源等，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一种综合的能源利用方式。在新农村建设中，推行一建三改富民工程，不但能够获取能源、净化环境，还能够增加农民的收入。与此同时，也推动了绿色有机农业的生产与发展。在农业生产中，降低农药、化肥的使用量，用农家肥替代化学肥料，防治病虫害采用生物农药及生物治虫方法等，实现节能农业的发展。
2.2因地制宜
发展现代低碳农业，要根据当地农业的发展特点来施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2.2.1推广有机农业
对于适合植树造林的地区，可以营造生态林，增加植被覆盖，鼓励农民使用有机化肥及农药，给予相应的政策扶持，在生态林下可以种植豆类或发展养殖业，使有机农业得到发展。
2.2.2发展特色农业
为了使低碳农业在粮食产区的发展，产区可以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修建拦河坝，引进低碳新品种，扶持特色农产品的发展，建立起规模化经营，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
2.2.3推行节约农业
在农业生产及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和领域中，要科学合理的进行节约种植，推行节水、节肥、节地、节油、节电、节粮等措施，采用低毒高效农药、测土配方施肥等，有效的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实现了增产增效的目的。
2.3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
现代农业的发展，不仅要在低碳实现的方式上进行研究，还需要对农民的综合素质进行培养，培育新型农民，为多元化的农业经营奠定基础。通过现场会、培训班及发放资料等方式，让农民了解到绿色无公害生产技术。充分利用当地高校、职业院校等阵地，开展农业技术培训。
2.4建立农产品安全检测体系
以桂林市灌阳县低碳经济下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为例。该县在“第三节中国低碳生态城乡发展论坛暨首届中国绿色生态农业发展论坛”中，被评为“中国绿色农业示范县”。该县以雪梨和黑李2大水果闻名。该县在发展低碳经济现代农业中，坚持“生态立县、农业稳县、文化兴县、旅游旺县”的原则，实施“以养殖为基础，以沼气为纽带、以种植为重点”的发展战略，加大生态农业的建业，走出一条生态农业发展道路。在农产品销售环节，以“公司+合作组织+基地+农户”的模式进行，并加强对农副产品的安全监督工作，对上市农副产品加强安全检测的力度。该县质量检验中心每天都要对蔬菜市场、蔬菜基地进行抽样检查，抽样合格率达到96%以上。对于检测出的不合格产品，严谨在市场上销售，责令其退出市场。通过该县农副产品质量检验工作的进展，使得绿色无公害农业的发展进一步加快，促进了全县绿色农业的发展。
三、结语
农业发展背景篇6
关键词：低碳；休闲农业；发展动力
乡村旅游起源于1885年的法国，经过19世纪80年代大规模发展和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的全面发展阶段，目前乡村旅游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已具有相当的规模，走上了规范化发展的轨道。国内乡村发展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国内的乡村旅游开始萌芽。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乡村旅游进入发展阶段。90年代以后，乡村旅游开始全面发展，这一时期，人们逐渐将休闲纳入到生活方式之中来，休闲农业旅游逐步在中国发展起来。休闲农业旅游是乡村旅游的高级形式之一，是乡村旅游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全面发展休闲农业旅游，有利于农村的产业升级和优化，实现农民增收，繁荣农村经济，是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途径。2008年中国生态旅游科学发展高层论坛提出：我国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产业持续、较快发展，其年总收入已达到400亿美元，成为我国旅游产业一个新的增长点。
随着低碳的概念深入人心，低碳旅游也成为了当先旅游界的一个新坐标。休闲旅游由于对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强调，更加凸显了其低碳的特性。
一、休闲农业发展、研究现状
休闲农业兴起于20世纪30―40年代的意大利、奥地利等地，随后迅速在欧美国家发展起来，目前，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休闲农业已经进入其发展的最高阶段――租赁。在休闲农业发展的实践方面，我国东部沿海省、市、区是发展较早、较快的地区，内地云南、四川、河南、黑龙江、新疆等省区，由于旅游业或特色农业发达，也间接带动观光休闲农业的发展。在理论方面，段兆麟（2004）、郭焕成（2008）等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休闲农业的概念，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定义，大多数学者广泛引用的是2000年台湾公布修正的“农业发展条例”，将休闲农业界定为“指利用田园景观、自然生态及环境资源，结合农林渔牧生产、农业经营活动、农村文化及农家生活，提供国民休闲，增进国民对农业及农村体验为目的农业经营”。国内学者对休闲农业消费者行为也进行了探讨。马勇等认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休闲农业的目标顾客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特征，消费群体的差异性开始显现。”杨丽华以湖南省长沙市为例对休闲农业消费者满意度进行了调查和分析。
关于休闲农业的发展模式，严力蛟、王兵等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归纳。王和才等以苏州为例着重论述了休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陈艳等总结了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将休闲农业的发展模式概括为五类。在休闲农业规划和旅游产品设计方面，高旺、陈东田、董小静等研究了生态规划在休闲农业观光园项目策划中的应用。田华等对丹东市五龙背镇的休闲农业旅游产品进行了设计。同时，学者们还对休闲农业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总结。如伍冠锁对我国休闲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石青辉对湖南休闲农业的营销模式进行了研究。
同时国内学者还研究了地区休闲农业的发展以及休闲农业吸引物空间布局等问题，这些研究成果对推动我国休闲农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看到就具体旅游开发研究还存在很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一是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特色不突出，对资源和市场分析不到位，开发项目大同小异；二是保障机制研究滞后，开发主体、社区参与、人才培养、资金保障等方面的研究有待加强；三是旅游产品深度开发问题。
二、低碳经济及低碳背景下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低碳经济
2003年2月24日，英国政府在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首次提出来低碳经济的概念。国家“十二五”规划也明确指出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冯之浚认为低碳经济是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一类经济形态的总称，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本特征。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效率的提高和能源结构的优化，其核心内容包括低碳产品、低碳技术和低碳能源的开发利用。
（二）低碳背景下休闲农业旅游开发影响因素的研究
低碳背景下休闲农业的发展既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又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主观因素主要涉及到供给因素、需求因素和保障因素，客观因素主要是支持因素。
1.供给因素
作为发展休闲农业旅游的基础，旅游供给因素是由两个层次构成，即器物层和文化层。其中文化层是核心，器物层是载体，最终二者统一于产品有偿提供给旅游者。
器物层是发展休闲农业旅游的物质基础。包括景观资源、环境、设施以及活动。其中景观资源是发展休闲农业旅游的主要基础；环境主要是指旅游地的气候、地质地貌、水体、植被等条件；设施由服务设施和游憩设施两部分构成；活动主要指农业生产活动以及节事活动等。文化层是发展休闲农业旅游的文化基础。主要包括村野文化、民俗文化、地方文化和居民独特的生活方式。
2.需求因素
作为发展休闲农业旅游的动力因素，相对应于供给因素，旅游需求是由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两个层次构成的。物质需求是对供给中器物层的需求，其满足的是生理需求；精神需求是对供给中文化层的需求，其满足的是心理需求。其中，最根本的需求是城市人逃避城市污染和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渴望回归乡野的心理需要。
3.保障因素
保障因素是为发展休闲农业旅游提供保证的因素，是旅游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主要包括政策引导、社区参与、资金来源、人才培养等因素。
政策引导主要是政府在休闲农业旅游开发中为供需双方提供政策、制度、资金方面的支持，以鼓励、管理、规范休闲农业，完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保障旅游开发和发展各方利益，避免出现恶性竞争、环境污染、服务质量下降和居民利益受损等不利行为。社区参与。休闲农业旅游的开发应以农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保证社区对休闲农业旅游决策、开发、管理和收益的参与。如果社区不能充分参与旅游发展，农民不能成为主要受益者得到实惠，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将大打折扣，旅游业发展必然受挫。资金保障。旅游开发，尤其是旅游设施设备的建设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休闲农业旅游开发也不例外。为此，充足的开发资金是发展休闲农业旅游的核心保障因素。这主要涉及到旅游融资问题。人才培养。旅游的发展离不开专业的管理人才和高素质的服务人才，这样加强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就显得尤为重要。
4.支持因素
支持因素是发展休闲农业旅游的重要因素和进一步发展的支撑条件，主要包括新型技术、区位条件、交通条件、信息服务和中介服务等。休闲农业旅游要想实现低碳式发展，就得依靠相应的科学技术支撑，如低碳能源技术、低碳交通技术、低碳建筑技术等。
三、总结和建议
休闲农业旅游是在市场的拉动和资源的推动下乡村旅游发展的必然结构和高级阶段，文章就在低碳背景下休闲农业旅游的发展动力体系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但是休闲农业旅游发展是一个系统而庞大的工程，文章由于受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全述。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对发展模式、人才的培养、信息技术服务和市场营销等工作需要加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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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发展背景篇7
关键词：低碳经济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刺激着我国人民的收入水平得到显著的提高，但是在社会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资源的过度开采，能源的大量滥用，都使得我国社会环境问题严重，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大量的自然资源被严重的浪费，在环境污染严重的社会背景下，我国社会群众强烈的需求着社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农业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发展支柱，对我国社会群众的经济效益增长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同时农业经济的发展，在我国也有着非常重要的社会效益。但是粗放式的农业经济发展模式，使得我国的环境破坏严重，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的损坏，鉴于此，积极开展低碳环保经济，树立正确的经济发展观念，逐渐转变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方式，促进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一、我国农业经济现阶段发展方式上存在的问题
（一）农业环境污染严重。在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方式还较为落后，很多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群众，多是文化程度不高、劳动力较低的农村地区居住人口，农民对于自身的发展，只单一的集中在可视的经济效益增长上，面对具有长期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极为的忽略，导致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政策无法贯彻落实。在我国很多地区，尤其是在我国的西北部以及西南部，还存在着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1]，现代化的发展极为的落后，对于低碳经济的概念不了解，同时对于保护环境的发展理念不重视，经济发展目光较为短浅，加之很多污染严重的生产企业，将工厂搬至农村地区，造成该地区环境污染严重。
（二）农业科技水平发展落后。随着社会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给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革新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帮助我国的一些行业领域进行着现代化的改革发展。但是在我国的农村地区，在农业经济发展的方式上，还有很多是在依赖传统的农耕技术，导致经济增长缓慢，且环境污染严重。对于新科技、新技术的利用还处在极为基础的阶段，甚至有些农村地区，对于现代化的农业科技并不了解，无法利用新型的农业耕作方式，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并且降低农耕活动带来的环境污染。所以，就现阶段而言，现代化的农业科技在农村地区的利用极为的匮乏，无法真正体现出农业科技所能带来了实际效益，现代化农业生产机械的投入较少，使用率较低，农业科技的发展速度缓慢，使得农耕活动无法提高农产品的生产量以及质量，导致一部分农村居民，为提高经济收益，盲目的利用化学肥料，造成土地的污染。
二、如何转变农业经济发展方式
（一）发展循环农业经济。我国的国土面积辽阔，人口数量庞大，但是人均所占耕地的比例极低，远远低于世界先进国家。就目前来看，我国的基本国情需要农业经济改革发展方式，发展循环经济[2]。首先，在我国的农村地区，大力宣传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并全力研究新型的化学肥料，同时在农业经济发展区加强宣传与推广，以此降低傳统化学肥料造成的农业污染，为逐步改变传统农业经济发展做出有力的支持；其次，要树立经济循环发展的科学理念，要将丢弃的农业废料再利用，减少农业生产资料过度浪费的情况，比如有些农业生产活动可以与畜牧业进行合作互助，将日常的农业生产废料进行收集和加工，投放到畜牧行业中，转化成养殖户的饲料，然后利用养殖动物的排泄物，经过有效的发酵，作为人工肥投入到农业生产活动中，整个过程真正实现了农业经济的循环发展。同时农业经济的循环发展，还可以将农业生产废料进行收集发酵，逐渐转变为沼气等能源，减少木材、煤炭等自然资源的开采。
（二）发展生态农业经济。在农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过程中，生态农业经济是低碳经济催生出来的有效经济发展方式。生态农业经济就是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强调的是自然资源利用的有效性，弱化了自然资源浪费的情况，同时也逐步的将劳动生产率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得到有效的提高，无形中增加了农户的经济收入。生态农业经济要求着农户对农业资源进行有效的利用，在此，农业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成为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关键，有效的改善了农业生产的自然环境，真正的将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渗透进农业经济发展中。鉴于此，在实际的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要严格依据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根据国家对农业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对现有的农业资源进行深入的调研和测评，从而选出适合农业发展的生态模式。要树立保护环境的发展观念，依照农业开发基本原则，对农业资源做到有序的积极开发和利用，要打击违法的农业资源开发活动。减少传统农药的使用，采用研制出的新型化学肥料，从而生产出无公害的绿色健康食品，对推动生态农业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三）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在社会不断提倡生态建设以及低碳经济的时代背景下，深入调研当地的绿色农业资源，积极发展观光农业，利用生态农业经济，转变传统的农业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利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将农业生产活动与休闲观光有机的结合起来，建设生态农村，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观光农业经济，一方面降低了环境污染，另一方面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模式，使得农民依靠农业生产活动，拥有两方面，甚至更多方面的经济收入，同时观光农业的构建，也逐步的改善了传统农村脏、乱、差的生态环境，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落实到了实处，为我国城乡之间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结束语
我国环境问题严重，低碳经济是协调我国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的有效措施之一。农业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对社会群众的生活工作有着重要的作用，积极分析农业经济转变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科学的解决措施，对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者：张慧俊
参考文献：
农业发展背景篇8
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社会发展迈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的促进因素正在逐步转向生产效率提升和科技创新。随着“互联网+”、“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提出，各地纷纷将电子商务提升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加以扶持和培育。但由于农业市场具有特殊性，电子商务应用难度较大，因此，选择适合农业市场特点的电子商务发展方式，成为决定农业电子商务能否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
“互联网+”背景下陕西发展农业
电子商务有着重大的意义
互联网技术与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融合发展日益深化，互联网支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作用进一步增强，电子商务成为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营方法，为我国产业发展与转型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互联网+”发展模式下，农业电子商务在发展中有着重大的意义。基于电子商务作为新兴发展手段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农业电子商务发展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为此对于农业电子商务发展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应高效运用互联网思维在农业电子商务发展模式中进行有利的探索，“互联网+”背景下陕西发展农业电子商务的意义主要有：打通农业商务流通环节、创造市场新型营销模式、推动农业经济增长转型。
（1）打通农业商务流通环节
农业居民居住相对分散，经济和交通相对落后等特殊的社会环境，使得农业信息闭塞，与外界信息沟通不畅。电子商务凭借其强大的网络联结功能，能实现农业生产与市场需求的有效对接，运用“互联网+农业电子商务”的模式可以让农户及时了解应季市场信息，农户间增强沟通，促进信息良性流动，指导农户合理生产，降低风险，提高效益，稳定农业经济。将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诸多环节高效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保证农业生产符合市场需求。这样可以很好地化解我国农业“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在我国，农产品的生产是一家一户的小农户，生产形不成规模，自产自销的方式效率低，成本高昂。通过电子商务可以把小农户集合在一起，在市场销售环节上实现规模化效应，使得小农户同样具有竞争力。从而进一步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产量、效益的水平，进而提高影响农户生产的积极性。
（2）创造市场新型营销模式
由于信息技术的欠缺，很大一部分的农户还是以传统方式在进行农产品的销售，原有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变。在“互联网+农业电子商务”的推动下，在网络平台农户须登记注册成为卖家商户，将自家的产品（包括服务）在网络平台进行展示、订货、支付、售后服务和货物在途状态等，进行合法的商品交易。在现代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很明显，农业电子商务的发展可以有效突破农业市场的局限性。方便快捷的现代营销方式，不仅可以提高农产品的销量，带来农户效益的提高，与此同时带动了与之相关的物流、金融、就业等多种服务业的发展，有效加快了农业现代化的建设进程。
（3）推动农业经济增长转型
新型的营销方式使得农产品的销售市场得到有效的释放，电商各大企业对发展农业市场的日益重视，对于农业电子商务发展给予极大的支持，农村淘宝服务站的大规模普及，使得农产品的下单量连年增长，进而销售额在各大电商平台的交易总额占比不断上升，农业经济创造力日益活跃，开拓农业市场和利用农业资源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日益显著，在良好的发展氛围下，农业电子商务日益成为农户提高收益的重要途径、成为电商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积极有效地推动了农业经济增长转型。
“互联网+”背景下陕西农业电子
商务发展存在的问题
（1）农村金融支付成熟度低
陕西省农业电子商务尽管得到发展，但是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发展氛围还不够浓厚，农户大多还是习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传统商务模式。据相关统计，关中地区有90%的村镇有金融网点覆盖，30%的金融网点有atm机。陕北、陕南地区有70%的村镇有金融网点覆盖，25%的金融网点有atm机。总的来说，金融服务领域的发展相对滞后。农村村民未能享受到电子商务带来的资金交易的好处，网上银行、电子支付在农村发展受阻。农民大多数还是习惯依靠于邮政储蓄、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实现资金交易。除了保证农村金融支付发展之外，农村电子商务诚信体系建设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建立农民对于电子支付的信任。
（2）电商平台运营难点纷杂
得益于各大农村电商平台的大力部署，农业电子商务的发展有了一定好的开端。但是就目前的现状而言，农产品上行与工业品下行的问题依旧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从目前的形式来看，全国范围内的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各大电商平台目前日常运营中占比最大的是将农民所需的农业相关生产资料、生活服务和日用品通过互联网，实现电商下乡的农村电商。但农民的购买力有限，信息化程度相对较低，所以农村电商更重要的是将农产品通过网上途径进行销售。农产品电商平台的创新力不够，盈利能力较为薄弱，其过程中涉及到的高昂的运营费用也极大地制约了农业电商的发展。与此同时，电商平台运营中涉及到的售后服务是缺失的，农产品在销售的过程中很难提供售后服务。
（3）农业信息人员素质偏低
发展农产品电商离不开专业的农业信息领域人才。由于陕西省农村的主要从业人员为农民，其中又以老人和妇女居多。整体的文化水平较低，素质偏低。据调查，全省各市、县、区普遍没有对农户进行系统的农业技术与电商技能进行培训。农村劳动者对于电子商务所需的农业相关信息与电商技能缺乏一定的认识。所以农业信息领域人员虽然对于农产品的培育有一定的经验，但是对于生a适合电子商务销售的农产品仍有一定的距离。有些农村从业人员在与电商平台签订协议后，仍不按照协议进行生产，乱使用肥料添加剂等，严重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而一些文化水平高的农业人才又大多从事的是教学与科研工作，对于农产品电商的发展缺乏实质性的指导。
“互联网+”背景下陕西农业电子商务发展对策
（1）深化金融体系建设
完善的金融体系保障了电子商务的良性发展。应发展多元化的农村金融体系，完善网络支付方式，构建信用和认证体系，推动技术创新，形成以正规金融机构为基础、农村合作金融为主导、政府政策性金融为辅助、民间信用为补充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大力宣传和推广现代化支付工具，在农村地区普及非现金支付方式，推动金融机构下乡入户，为村民提供便捷的网银服务。加大资金投入，加紧制定政策，拓宽融资渠道。支持金融企业向农村电子商务企业和个人投放贷款，推进电商与传统农业的深度融合，维护农村电子商务的环境安全。为陕西农村电商发展做好基础保障工作。
（2）完善电商交易平台
电商交易平台不仅是宣传企业和商品的窗口，还兼具及时和更新信息，加强客户服务，促进网上交易的作用，这对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技术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有重大意义。陕西农村商交易平台应按照“政府扶持、企业主体、资源共享、专业服务、农民受益”的模式进行建设，实现电商交易平台的现代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政府和企业等主体之间应加强合作，集中陕西特色产业，共同构建集信息服务、推广、支付、物流于一体的、具有行业特色的农村电商平台。积极培育农村电子商务行业门户网站，鼓励中小企业在第三方平台开展电子商务应用，共同探索营销模式，进行优势互补，有利于树立企业形象，减少采购成本，降低商品库存，进而提高企业竞争力；充分发挥电商平台的调节作用，解决目前农村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价格差异、缺乏竞争等问题，保证市场的透明度；实施农村电子商务拓展计划，建立安全有序的消费环境，促进陕西农产品的转型升级，最终实现陕西农村电商追赶超越。
（3）规范农业信息人员
对农村电商而言，不能简单地套用城市和工业电商的思维，一些电商服务商团队大多来自城市，五谷不分且又人生地不熟，简单套用公用模板，其结果便是削足适履。随着陕西省农村电商的发展，各地都急需那些既精通农业生产、经营与流通，又能熟练地掌握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农业信息化人才。陕西省虽是教育大省，但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人员的整体素质较低，对新技术和新的商业模式不敏感，阻碍了陕西农村电商的发展。应加强对农业信息化人才培养的重视程度，利用陕西省各大高校资源为培养高素质的农业信息化人才助力。改进培养方式，加强学校教育与实际农村电商市场的联系，同时政府应与各大高校、企业密切合作，针对各地实际情况，培养高端电子商务人才。并且要真正发展一批愿意扎根农村，可以带动农村电商发展的专业人才。进而全面提升农业信息人员的整体素质，促进农业电商的发展。
作者简介
农业发展背景篇9
论文摘要 阐述了新农村背景下发展水城县观光渔业的基本情况、主要措施和取得的成绩。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水城县畜牧局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优势，在滥坝镇严家寨村率先建成了水城县的第1个观光渔业村，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树立了典范。
1 基本情况
水城县滥坝镇严家寨村地处镇政府所在地，紧靠水城县县城和双水开发区，全村辖11个村民小组，657户，2 423人，耕地面积130 hm2，水田93.3 hm2。境内交通方便，水源丰富，水质良好，环境优美，气候宜人。严家寨村现有鱼塘104个，计4.83 hm2，具备休闲垂钓观光渔业建设的基本条件。
严家寨村由于自然条件的优势，早些年就有人自发地开挖养鱼，从2002年水城县政府搬到双水办公起，许多农户开始实施池塘休闲垂钓，养殖户的经济收入明显增加，镇政府也看到其发展优势，专门从镇政府选派了1名干部到严家寨村任支部书记，因势利导把休闲垂钓渔业作为群众增加收入的一个主导产业来抓。通过近5年的努力，池塘养鱼休闲垂钓也成了该村的农业主导产业，村容村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同时，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整个村来看，截至目前，该村已有养鱼农户85户，有鱼塘111口，面积6 hm2，仅垂钓收入就达35万元，鱼塘平均纯收入4.5万元/hm2以上，为种植业的3倍以上。
2 具体做法
2.1 搞好规划 根据严家寨村环境幽雅，气候宜人，紧邻市区，开发休闲垂钓观光渔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加之群众积极性高，镇、村重视，通过县畜牧、科技等部门考察、调研，认为该村发展休闲垂钓观光渔业条件较好，于是县畜牧事业局组织技术人员对该村的渔业资源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后，围绕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新课题，决定整合现有资源把发展休闲渔业作为农业经济的新支柱来抓，合理布局，将稻田开挖成池塘，发展池塘养鱼的同时配备相应的钓具，修建必要的休闲娱乐场所，进行了科学规划。
2.2 加强管理 在畜牧局指导和协调下，得到县科协的大力支持，严家寨村2002年年初成立了养鱼协会，现共有会员68名，目前有34人申请入会，预计2009年会员将达到150人左右。养鱼农户推选出理事长、副理事长和秘书长，组成协会的理事会，制定协会章程，明确协会的主要职责和协会会员的权利和义务。通过协会的方式把养殖户组织起来，逐步将池塘养鱼发展成集垂钓、休闲、娱乐、餐饮等为一体的产业，实行规范化的管理。
2.3 重视技术关
2.3.1 技术培训。严家寨村从1984年就开始有部分农户发展池塘养鱼，截止2000年鱼塘发展到21口，计0.73 hm2，由于缺乏养殖技术，该村的渔业养殖规模一直得不到较大的提高。县水产站针对养鱼农户在饲养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技术培训。到现在已开展养鱼培训18期，培训人员达500余人次，印发实用养殖技术资料和管理技术资料1 000余份，对养殖农户开展技术跟踪服务，养殖周期内每月至少轮回上门服务1次以上，解决养殖户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帮助农户提高养殖技术。现该村养鱼协会会员已基本取得绿色证书。
2.3.2 严把引种关。根据垂钓者的需要，严把进种关，做好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几年来，畜牧局从外地引进大规格草鱼、健鲤、黄桑鱼等优质品种提供给养殖农户，立体开发养殖水面，充分调动了农户的养殖积极性。
2.3.3 坚持持证经营。渔政人员会同养鱼协会采取群防群治的手段，通过各种手段增强严家寨村民自我保护意识，组织养鱼农户学习渔业法规，增强农户法制意识，对养鱼农户巡查，做好防盗、防毒等防范工作，逐步发放养殖证，发放养殖证41个，坚持持证经营，实行规范化管理。
2.4 因势利导拓宽报务领域，切实增加农民收入 开发垂钓，饮食、休闲、娱乐等设施就必须配套，由于农民是很现实的，通过做大量的宣传动员后，2002年养殖大户严显庆、严达武、王大贤、陈刚、刘国平等率先投入资金建设了必要的设施配套，并开展了服务工作，当年垂钓年收入户均在5 000元以上，全村垂钓经济收入就达12万多元，以后各年均有农户投入建设，如今严家寨村已形成了集养鱼、垂钓、餐饮、休闲娱乐为一体的观光渔业村，农户收入颇丰，收入高的养殖户收入达15万元/hm2以上。
3 取得的成绩
3.1 增加农民收入，提高村民生活水平 通过科学饲养、立体开发，经济效益得到大幅度的提高，过去单一养殖，收入不足3万元/hm2，现在进行立体饲养，垂钓经营，除在建外，收入可达9万~15万元/hm2，全村养鱼总收入2005年达35万元。增加了渔户的养殖收入，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另外，休闲渔业美丽的自然风光、生动的人文景观、良好的环境也有益于村民的身心健康，提高村民的文化素养。
3.2 休闲渔业有利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建设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而发展休闲渔业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举措。休闲渔业起步容易、见效快，它不但能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还能增加就业机会,促进城乡交流及对外开放等。
3.3 发展休闲渔业有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 休闲渔业通过对渔业资源、环境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把现代渔业和休闲、旅游、观光及渔业知识的传授有机地结合起来，可实现第一、二、三产业的相互结合和转移,从而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4 休闲渔业有利于对村寨资源的充分利用、改善村寨环境，促进乡村文明 由于严家寨村休闲养鱼建立时间较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鱼塘建设不够规范，养殖技术不够科学，管理工作跟不上，服务设施不够完善等都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和完善。虽然如此，但它在探索水城县新农村建设的路子、解决“三农”问题方面都进行了很好的尝试，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相信不远的将来水城县的休闲渔业将会迎来更大的发展，新农村的建设也会取得更大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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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发展背景篇10
1问题的提出
当前，中国正在大力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将转移进城，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增加，劳均耕地面积随之增大，这为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共十八大提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农业和农村即将发生一场大变革，但是否继续坚持农户家庭经营却成了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截止2013年底，山东城镇化率已达到53.7%，仍有4500万人口生活在农村，如果按照户籍人口计算，则仍有接近5559万农业人口。按照《山东省城镇化发展纲要（2012-2020）》的规划，到2020年山东的城镇化率将达到63%，届时依然会有3500万人口生活在农村。由此可见，虽然面临城镇化发展的机遇，但人口压力仍然较大。
农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农业劳动力产出或产值的提高。如果人均劳动力的产出或产值逐步提高，则农民收入会随之升高，农业繁荣，农村稳定，“三农”问题随之解决；反之，农民收入降低，农村不稳定。根据黄宗智的研究，由于人口的大规模增长，明清以来中国农业呈现“内卷化”趋势，即虽然农业产量逐年递增，但快速的人口增长却抵消了产量增长，导致劳均产出或产值的逐步递减，农业出现“没有发展的增长”。[1]因此，要实现中国农业的真正发展，就必须提高务农人员的劳均产值。
作为农业大省和人口大省，山东农业的“内卷化”趋势一直较为明显。明清以来，农业产量逐年提高，但是快速增长的人口增长却抵消了产量上升带来的成果，结果是农业出现没有发展的增长，人均产出逐年递减，小农户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经营主体。1978年后，山东农业的去“内卷化”趋势明显，农业总产值显著提高，劳均产值也呈现大幅上涨趋势，达到平均12.5%的年增长率，已远超过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劳均产值增长率，也远远超过了“农业革命”时期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国家与地区的农业劳均产值增长速度。
随着城镇化的逐步推进，大批农村人口转移至城镇是大趋势，然而，人口压力依然存在，仍需在人口压力和农业发展之间寻找平衡，探索一条合适省情的发展道路。规模化生产可以大幅提高农业产值，但却容易导致大批农民变为农业产业工人或者失业，造成农村的两极分化；家庭经营为主的经营模式虽可构筑一道避免农村两极分化的安全网，防止农民破产和失业，但却容易造成分散农户的低水平生产，阻碍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不利于中国的“四化”同步发展。
鉴于此，有必要重新审视过去三十年山东省农业的发展历程，分析农业变迁过程中的去“内卷化”原因，讨论山东农业发展的推动力量，寻找推动农业发展的内生性动力，探索一条适合山东省情，兼顾发展与社会公平的农业发展道路。
2中国农业发展的几种观点
关于中国农业的发展路径，目前有三种主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农业基础薄弱，综合生产力水平较低，因而需要加大外部输血力度，鼓励工商资本下乡，采取规模化生产方式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在人口压力和工业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规模化生产会导致农民失业，造成农村两级分化，加剧“三农”矛盾，因而当前的主要问题不是怎样发展农业，而是如何安抚农民，让农业在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下缓慢变化。当城镇化达到一定水平，农业会实现自我发展，“三农”问题便会解决；
第三种观点与第二种观点相似，认为规模化生产不符合中国农业的实际情况，但与之不同的是，他们认为中国农业已具备自我发展的能力，应该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引导扶持力度，以家庭生产为主建立小规模科技型家庭农场，以实现农业的自我良性发展，既可避免农业资本化，又可避免农业发展停滞。以下详述三种不同的观点。
（1）工商资本下乡。这是当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受过西方教育的经济学家多持此观点。他们认为小农家庭的分散性特点限制了资本与技术的使用，导致农业生产效率较低，综合生产水平不高，农业基础薄弱，城镇化将一批农村青壮年转移进城市，加剧了农村的落后局面，阻碍了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进程，因而需要进行土地确权，促进农村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流转，以规模化经营的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2012年底，厉以宁提出“双向城乡一体化”的观点，认为当前农民有进城的愿望，而城市资本又需要一个发展的领域，因而应该让农村穷人进城，而工商资本下乡，实现双向城乡一体化。[2]这种观点是鼓励城乡资本下乡的最主要代表。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鼓励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
（2）贺雪峰等人的观点。与厉以宁等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同，贺雪峰认为工商资本下乡可能损害农民的利益，加剧“三农”矛盾。通过长时间的农村入户调研，贺雪峰认为中国农村已形成“半工半耕”的就业状态，即农民实现了代际就业分工，老人和妇女在家务农并不会导致农业生产水平下降，而在城镇工业容纳不了更多劳动力的情况下，家庭联产承包制铸成了一道防止农民无产化的安全网，保证农民可以自由往返于城乡之间，以“半工半耕”的方式维持家庭生活。如果工商资本下乡，势必要求农民将自己的土地长时间租给资本持有者，无形中会导致农民失业，因此，当前的主要问题不是怎样发展农业，而是如何安抚农民，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政策扶持，促使他们可以平稳的享受更多改革成果。总之，可将贺雪峰的观点总结为：当前的农业生产已能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在人口压力背景下，任何外来的大规模工商资本下乡都可能导致农村出现不稳定，即使是农业产值有大幅度提高，但是“三农”问题可能会随之变得更加尖锐。[3][4]
（3）黄宗智等人的观点。与贺雪峰的观点相同，黄宗智也对工商资本下乡持反对意见。与贺雪峰不同的是，通过计算近年来国家、工商资本、农户的农业经营投入情况，黄宗智认为当前的农业经营已出现资本化加剧的情况，但这些资本投入却主要来源于农户，而非国家和农业企业，因此，农户可以在投入资本的情况下推动农业发展。[5]同时，黄宗智分析了30年来中国农业的发展情况，提出“隐性农业革命”的观点，认为过去30年间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转型，由消耗更多粮食转为消费更多的禽、肉、蛋、奶和高品质蔬菜，而这一转型也导致了农业生产总值的提高，同时，消费结构转型又与计划生育导致的新增劳动力减少、城镇化带来的务农人口减少等两个因素构成了推动劳均产值提高的主要力量，于是，禽、肉、蛋、奶和高品质蔬菜等聚集了劳动和资本的双密集的高产值“新农业”成为中国农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因此应该鼓励更多农户从事“新农业”生产，以解决发展和人口压力的矛盾。[6]
3山东农业的发展
3.1“旧农业”与“新农业”
传统时代，山东农民主要种植粮食作物，虽间或从事蔬菜、林、牧、渔等行业，但其在整个农林牧副渔中的比重却非常小。受制于人口的持续增长，明清以来山东农业的精耕细作化趋势明显，在大部分地区，两年三熟制成为主要作物种植制度，即小麦收获后复种黄豆，黄豆秋收后则休耕，来年再行种植粟或者高粱等春播作物。当然，在这种轮作制度之外，还存在其他形式的制度，但基本还是以两年三熟制为主。即使是在胶东半岛、鲁中南等低山丘陵区等花生和番薯集中产区，也实现了精耕细作化，生长期较长的花生和番薯交替轮作，以达到作物生长的最佳搭配。[7]受到精耕细作化的影响，农作物总产量不断提高，但在前工业化时代，人口的快速增长抵消了农作物的增长量，造成人均产值呈持续下降的趋势，出现“没有发展的增长”，这就是黄宗智提出的“农业内卷化”问题。
1949年后，政府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将个体小农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农场职工，人民公社成为唯一的农业经营组织，即使如此，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人民公社又延续了原来的精耕细作制，将粮食增产作为农业生产的主要目标。1960年后，随着农业人口的爆炸式增长，虽然化肥、良种等的使用促进了粮食的增产，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却越来越多，导致粮食的增产量又被快速增长的人口抵消，因而农业生产只能再次以粮食增产为主要目标，“以粮为纲”成为常态。然而，粮食作物的种植用工较少，且主要集中在几个比较繁忙的时段，由此引起从事种植业的劳动力长期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即一年中仅有较短时间从事生产，同时，这也导致了农业机械难以获得普及。在这种背景下，种植业的劳均产出或产值呈现下降趋势，没有实现充分就业。当前，从事种植业的劳动力仍然处在不完全就业状态，其劳均产值也没有获得大幅度上升。本课题将这种传统的种植业称为“旧农业”，将从事粮食作物等传统种植业的劳动力称为“旧农业从业者”。
1978年后，蔬菜、林业、牧业、渔业获得快速发展。相对于传统种植业，它们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属于劳动密集性行业，因此可以吸纳更多劳动力，其高附加值和高回报的特点能够给农户带来更高的经济收益，因而这里将这类行业称之为“新农业”。通常而言，从事“新农业”的人员比“旧农业从业者”的就业程度高。以寿光市种植蔬菜农户为例，他们使用塑料大棚种植蔬菜，每亩地需要四倍于露地蔬菜的劳动力，因此，只要较少的土地就能达到完全就业。
同时，“新农业”虽然比“旧农业”的劳动密集化程度高，但是新技术和进一步的资本密集化，可以促使从业者得到更多的劳均收益。还是以寿光为例，一个劳动力用一亩塑料大棚种植蔬菜能够得到8000元的纯收益，而在“旧农业”中，一个劳动力需要四亩地才能够达到1000-3000元的纯收益。可见，“新农业”不仅可以实现从业者的成分就业，也可以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中的劳均产值。
3.2山东农业的产值变化
农林牧副渔总产值可以反映一定时期内的农业生产总规模和总成果，其数值变化情况表明每个时期的农业生产发展状态。按照可比价格计算，1949年至1980年，山东农业的总产值没有较大提升，维持在100亿元以内，1980年后山东的农林牧副渔总产值持续提高，由75.87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563.85亿元，增长了6.43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7%，其中1990-2012年的增长速度尤其突出，由1990年的159.76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66.63亿元，到2012年更是增加到563.85亿元。如图1。
图11952-2012年农林牧副渔总产值
资料来源：山东省统计局编：《山东统计年鉴》
根据黄宗智的研究，明清以来中国农业呈现“内卷化”趋势，农业总产值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农业的发展，即使是在1960年之后科技的大量投入也没有消除“内卷化”现象，因此，农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农业劳动力产出或产值的提高。
王保宁的研究表明明清以来山东省的农业生产总值虽有提高，但是劳均产值却并没有大幅度增长，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后，当时政府为了增加粮食产量，投入了大量劳动力，但是却没有收到增产的效果，结果是人均占有粮食的逐渐下降。[8]1980年后，这种情况得到改善，与以往的单纯产量增加不同，1980年后，农业劳动力人均产值也获得了大幅提高，由1999年的4342元增加到2012年的19749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2.5%，这种劳均产值的大幅提升增加了务农人员的收入，引起山东省农业的去“内卷化”趋势明显。（图2、图3）
图21999-2012年农村劳均产值
资料来源：山东省统计局编：《山东统计年鉴》
图31999-2012年山东省劳均产值增长率
资料来源：山东省统计局编：《山东统计年鉴》
由此可见，1980年后山东的农业总产值呈显著上升趋势，农村劳动力的劳均产值也大幅上升，虽然他们的收入水平仍低于城镇居民，但是这种上升足以让我们略微看到一些山东农业的发展潜力。这里需要提出一个问题，山东省劳均产值提升的推动力源自哪里？
3.3农村劳动力的减少与转移
目前，有多种观点解释1980年后农业生产总值和劳均生产总值提高的原因，其中最著名的观点就是将这种变化归结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他们认为解除集体化之后农民的市场意识得以发挥，劳动积极性提高，因而农业产量提高。还有人认为国家取消统购统销，实施大规模的石油工业引起化肥使用量激增等导致了农业产量的提高。
这些观点部分解释了农业产值提高的原因，但仍然不能完全解释1990年之后的农业产值增长情况。据图1，山东省农业产值大幅提高的时间主要起步于1990年，而不是发生在1980年代初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事实上，在当时工业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的情况下，劳动力并没有大规模转移，较高的劳动积极性只能影响单位面积的劳动投入时间，对提高产量不会有太大作用，况且，过多的劳动投入只会造成劳均产值减少。同样，1980年代初期的大规模化肥施用早在当初几年便已显现其作用，1986年之后山东的粮食单产便开始进入缓慢增长的阶段，因此，此观点难以解释为何1990年之后农业总产值和劳均产值提高。
劳均产值大幅提高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劳动力数量减少，更少的人可以分享农业成果，另一个则是农业生产总值提高，有更多的成果可以被务农人员分享。如果详细分析山东省历年统计数据，则会发现过去30年山东农业产值提高的背后推动力。
1978年开始，山东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90年的11.25%下降到近年来的5%左右，并长期维持在低生育水平线上。计划生育的实施减少了新增劳动力的数量，这个作用在1990年之后开始显现，导致农村劳动力数量随之减少，更少的务农人员可以分享劳动成果。如图4。
图41990-2012年山东省人口自然增长率
资料来源：山东省统计局编：《山东统计年鉴》
城镇化则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城，进一步减少了务农人员数量。1980年之后，随着乡镇企业的崛起，一批务农人员进入工厂，解决了部分农村劳动力就业不充分的问题。1990年之后，山东省的城镇化水平逐年递增，吸纳更多的劳动力进入城镇工作。自1990年开始，全省农业人口持续减少，由1999年的6600万减少到2012年的5559万，每年转移近100万农村人口，与此同时，非农业人口却由1990年的2322万增加到2012年的4021万。（图5）
事实上，在山东省的就业人员结构中，尚有游离于城乡之间的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这些人员虽然仍是农村户籍，但大部分时间却在城市工作和生活，这导致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也呈现下降趋势。根据图6，全省第一产业就业人口由1999年的2811.7万减少到2012年的2168万。由此，计划生育政策与城镇化所导致的劳动力减少改变了原有的农村劳动力数量和结构，提高了务农人员的平均产值，山东农业开始去“内卷化”，实现了真正的发展。
图51999-2012年山东省农业与非农业人口变化
资料来源：山东省统计局编：《山东统计年鉴》
图61999-2012年农业劳动力占年末就业人员比值
资料来源：山东省统计局编：《山东统计年鉴》
据上文，近年来山东农村务农人员的平均产值呈现上升趋势，那么农业总产值中的构成又有何变化？单纯的粮食作物种植业是否会有如此强劲的动力将山东农业总产值在三十年之内提高了6倍？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重新审视山东省的农业生产结构变化。
将《山东统计年鉴》的数据展开分析。据图7和图8，在农林牧副渔中，1952年至1980年“新农业”（林牧渔）生产总值的比重呈现缓慢上升趋势，但在1980年之后却进入快速增长期，由占总产值的19.95%增长到46.06%。与此同时，“旧农业”的比重却由1949年的89.74%递减至2012年的49.85%。图9和图10分别显示了当年价格的农业生产结构，由这两个图可以发现，在30多年内，新旧两种农业的构成情况发生了剧烈变化，“新农业”生产总值已接近农业生产总值的50%，表明30年来“新农业”的发展推动了山东农业总产值的大幅提升。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统计数据中将蔬菜划分到种植业中，因此我们无法从统计年鉴中寻找到近年来蔬菜生产总值的变化。事实上，随着蔬菜品种的增多，山东省城乡居民的蔬菜消费数量和质量均较以往有很大不同，从原来只食用白菜、土豆及各类食用瓜类作物发展到目前大量消费品质更为优良的叶类蔬菜和各种反季节蔬菜，同时，塑料大棚等各类农业技术的普及也提高了蔬菜的劳动和资本密度，在增加蔬菜供应量的同时也使蔬菜有别于传统的种植业，成为高附加值农产品。如果将蔬菜也计算在“新农业”中，则当前山东省的“新农业”总产值已远远超过传统的粮食作物种植业。
与“旧农业”不同，蔬菜业、林业、牧业、渔业等“新农业”需要更多的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具有资本和劳动双密集的特点，可以吸纳农村资本和农村剩余劳动力，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获得完全就业，同时，也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附加值，推动了农业总产值的提升。
由此可见，农业生产结构的变迁促进了农业生产总值的提高，而生育率的逐年递减和城镇化过程中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则导致劳动力减少，从而引起现有的农村劳动力可以分享更多的农业生产成果，提高了劳动力平均产值，促使山东农业实现真正的发展。
3.4新农业产值提高的原因
近年来，“新农业”中的蔬菜、牧业、渔业等从业者越来越注重使用能够提高产量的新技术，塑料大棚、设施农业和现代养殖技术广泛应用于“新农业”生产，这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即现代农业科学技术推动了“新农业”的发展，只要大力研发和推广更为先进的农业技术，则农业生产总值会进一步提升，因此，政府鼓励先进技术的研发与推广。不可否认，在农业生产总值提升过程中，科学技术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如果没有形成最终的消费，科技推动的产量增加会有持续性吗？换言之，这里需要追问，市场和科技两个因素中，谁才是推动“新农业”发展的根本力量？
根据黄宗智的研究，近三十年来，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促使其消费结构发生了转变，由主要以消费粮食为主转为消费更多高附加值的蔬菜、肉食、水产品和奶制品，这种市场导向引导农业部门开始生产更多的高附加值产品，引起了“新农业”生产部门产量和产值提高，从而改变了原有的农业生产结构。我们根据山东统计年鉴中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到了与黄氏相同的结论，1985年后，山东城市居民消费结构转型趋向明显，已不再单纯消费粮食作物，高附加值农产品成为主要消费对象。（图11）在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变迁中，粮食消费量逐年递减，而各类畜禽类、水产品、奶制品、鲜瓜果的消费量却增长迅速。在蔬菜消费中，上文已经指出，虽然消费数量没有提升，但是其消费质量已有大幅提升。
图111985-2000年城市居民食品消费构成变化
资料来源：山东省统计局编：《山东统计年鉴》
不仅城市如此，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据图12和图13，2000年后，农村居民粮食消费量开始大幅递减，由当年消费235.4斤递减为2012年消费155.4斤，而肉禽及其制品、蛋类和蛋制品、奶和奶制品、水产品、水果等的消费量却呈现大幅上升趋势。与城市相比，虽然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仍然较低，但同时也暗示其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而这也可能成为未来“新农业”得以继续发展的推动力量。
由此可见，城乡居民消费结构转变要求消费更多的高附加值“新农业”产品，这成为推动农民从事“新农业”的最根本力量，而农业科技只是起到了辅助作用，“新农业”的发展呈现出典型的消费需求拉动型增长方式。
1980年以来，城乡居民消费结构转变导致“新农业”大规模扩张，改变了原有的农业生产结构，提高了农业生产总产值，与此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减少了新增劳动力数量，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则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城，造成务农人员减少，让更少的劳动力分享更多的农业劳动成果，进而导致劳均产值的提高，消除了以往的“内卷化”，实现了山东农业的真正发展。
4“新农业”的发展方向
据上文，高产值“新农业”已成为促进山东省农业生产总值提高的最主要力量。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省的农产品不仅供应省内市场，还供应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未来还会有一部分农民转为市民，成为消费高产值农产品的外部力量，同时，农村居民收入的持续提高也会拉动“新农业”的继续发展，因此山东的高产值“新农业”还有继续扩张的可能。
即使如此，人口压力依然是山东农业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按照耕地面积和人口数据计算，目前山东省的人均耕地面积为1.18亩，农村人均耕地面积为2.05亩，劳均耕地面积为5.2亩，当城镇化率达到63%时，劳均耕地面积也仅为7.8亩。可见，工业化和城镇化并不能完全解决人口压力问题，即使山东的城镇化率达到70%，农村依然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这是我们讨论山东农业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而“新农业”的发展则一定是建立在人口压力基础上的，即农业发展一定要兼顾总产值提高和人口压力两个要素，在其中寻找平衡点，走出一条适合省情的发展道路。
目前，山东省农业发展面临三种选择，第一种是大力发展农业企业，推动规模经营，实现农业产值的进一步提升；第二种是维持现有的家庭联产承包制，采取以工补农，以城促农，从外部力量加强对农业的扶持；第三条道路则是在家庭承包制基础上充分发挥农业生产内生动力，让农业变为有前途的产业，以增加农民收入，彻底消除“三农”问题。这几种发展道路与本文讨论的“新农业”问题存在何种关系？“新农业”会在未来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稳定中发挥何种作用？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增强农业发展的内生性动力？本部分将从“新农业”的经营主体和发展路径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4.1“新农业”的经营主体
1978年后，中国开始进行农村改革，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过30年的完善，家庭土地承包制成为一项长期不变的制度。与西方国家的土地制度不同，中国土地制度在产权设计上极不明确，土地不属于个人，而是将其不同的权利分属为不同的主体，承包权归个人，使用权可以流转，而所有权则属于集体，但是国家却保留了为发展经济和公共利益征用土地的权力。
这种土地制度设计与1949年之后我国的独特历史发展进程有关。1949年后，为了激励农民的积极性，实现均分田地的目的，中央政府主导了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不久即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将农村耕地从农民个人所有改造成为集体所有。1978年后，中国政府推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按照一家一户或者劳动力再次平均分配了土地使用权，由此，发展形成了一道较为公平、符合市场基本要求但是又具有分散性特点的农村土地制度。事实上，这个制度基本延续了中国传统时期的小家庭生产格局。
在这样的土地承包制度下，小家庭农场的规模普遍不大。据上文，2012年山东省人均耕地面积为1.18亩，农村人均耕地面积为2.05亩，劳均耕地面积为5.2亩。尽管这是一个平均数字，省内各地区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差异量不会太大。据2012年《山东省统计年鉴》的数据，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为1.08亿亩，约占当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66.3%，而2012年全省粮食作物的平均亩产则为417.6公斤，这其中又有接近一半由农户自家消费，其余出售。这是当前粮食作物（即旧农业）生产的基本情况。
这种以种植粮食为主的小家庭生产需要的劳动时间并不长，按照每亩土地需要投入11个工作日计算，则一个家庭种植粮食作物仅需投入70天左右的工作时间，再加上种植蔬菜等的劳动时间，每个家庭最多投入150个工作日就可以完成全部生产活动，因此，当前农村劳动力基本处于不完全就业状态，即一年当中的大部分时间是隐性失业的。按照当前山东省粮食作物的基本价格计算，去除掉各项物资成本，每亩土地年收入在1000元左右，一个家庭的年收入为5000-6000元，核算每月收入400-500元。
在这样低水平收入背景下，大批农民开始进城打工，而目前的中国制造业尚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下端，并且工业体系尚不具备完全容纳这部分劳动力的能力，因此造成打工人员收入较低，且随时有可能失去城市的工作回到乡村，因此，山东的农村形成了“半工半耕”的生产格局，即人多地少的过密型农业因收入不足而迫使农民外出打工，而外出工作又面临随时失业的风险，并且随着年龄的增大，一批农民将难以在城市立足，这种情况又迫使农民依赖家里的小规模土地作为保险，一旦进城失败，则可以回到家乡继续生活。这样，小规模、低报酬的农业制度和临时打工制度紧密相连，构成了一道保护农民完全失业的保护网，防止了农村的两极分化，但却阻碍了农业持续发展。
即使是在那些创造了巨大生产总值的“新农业”领域，家庭经营依然是其主要的经营主体。根据山东省农业厅相关数据和我们的实地调研，截止到2013年，山东省土地承包流转面积为1567万亩，占家庭承包土地面积的16.9%，在全省各类规模经营主体中，经营土地规模在50亩以下的为8186个，占总规模经营主体数量的62.8%。在所有的土地流转形式中，农户之间土地暂时转包的耕地面积为703万亩，占全省土地流转面积的44.86%，将土地出租给农业企业的耕地面积为405万亩，占整个土地流转面积的25.85%。由此可见，即使是政府近年来大力宣传土地流转，家庭生产仍是当前农业生产的最主要经营主体。
黄宗智的一项研究也表明过去20年间中国农业的资本化主要是由农户推动的，其投入总量比国家和农业企业的投资还要大。[9]我们在另一项有关潍坊市农业机械化的研究中也通过数据得出农户是投资农业机械的绝对主力的结论，国家投入和农业企业的投入远不及农户个体投入。这些事实和数据表明，“新农业”的发展成就主要来自于家庭生产的壮大，大规模农场的作用并不大。
由此可见，山东农业的经营主体依然是小农户，其主要形式是家庭式小规模农场，这其中既包括“旧农业”的生产主体，也包括劳动和资本双密集的“新农业”的生产主体，虽然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转移了大批农村劳动力，但是人口压力依然存在，过密型的农业生产情况仍然没有得到彻底改变。具有工商资本性质的大型农业企业和种植大户虽然可以部分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解决不了上千万人的就业问题，况且，与家庭生产相比，农业企业的农作物产出未必高于农户生产，而仅仅是因为先进技术和大型农业机械的使用节约了劳动力，提高了一部分人的劳动生产率。
近几年，农村“非农化”就业规模持续扩大，但农村依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因此很多人将希望寄托在城镇化的作用上，以发展城镇化为主要推动力，带动农村人口继续转移，彻底解决农村人口压力问题，提高农业劳均产值，增加农民收入。上文已经通过数据分析，即使山东的城镇化率达到63%，山东农村依然会有大批农业劳动力，劳均耕地面积也仅为7.8亩。如果将农村未来的发展放在“产业化”上，大力引导工商资本下乡，发展规模化生产，则可能在提高农业产值的同时造成农民失业，从而引起更为剧烈的“三农”矛盾。因此，家庭生产仍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山东农业的基本经营主体，“新农业”的发展也离不开家庭经营。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维持家庭生产的基础上发展“新农业”，既兼顾农业经济发展，又兼顾农村和谐稳定，换言之，即立足于当前人口压力的现实，在农业内部寻找发展的内生性动力，实现农业产值的大幅度提高。
4.2“新农业”的发展路径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近年来城市居民的收入提高和农村居民“非农化”收入提高促使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发生转型，由以粮食消费为主转向消费更多的高附加值农产品，以此促进了山东农业总产值的提升。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分析仅是一个平均值，并不代表全体城乡居民的普遍性转变。通常而言，城市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要高于农村居民，但是山东的各个城市中仍有一部分较为贫穷的居民，主要来自下岗职工和农村暂住居民，他们的食物消费水平并没有大幅度提高，仍然主要以消费粮食为主。在农村居民中，那些获得较高“非农化”收入的人口可以消费更多的高附加值农产品，但是更多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仍然没有大的改观。
随着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如果这些社会中下层居民的收入能够得到广泛提高，则城乡居民的食物消费结构将会进一步转型，高产值农产品的消费数量将得到大幅提升，而这一转型会给山东农业带来更大的发展机遇，推动长时期以来的以粮为主的农业生产结构转向种植业和牧业、渔业并重的农业生产结构。过去的30年，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型属于发端时期，未来30年，城乡居民将在消费更多肉、鱼和蔬菜外，还将消费更多的精品蔬菜、鲜奶和绿色食品，这些农产品将成为山东高产值“新农业”发展的重点，越来越多的小型家庭农场也将随之从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转变为种养兼顾的科技型农场。根据上文的分析，这种农场的规模应该在劳均耕地面积6-8亩左右，随着农村人口的逐步转移，劳均耕地面积可以增长到8-9亩。当然，这是一个平均值，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点，可以在这个平均值上下浮动。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预估，主要是因为可以从高附加值农产品的消费潜力方面寻找到“新农业”的发展前途，在农业发展和人口压力之间寻找到农业生产内部的自生性动力。据上文，蔬菜、牧业、林业和渔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即使是在传统的种植业内部，种植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即从“以粮为纲”转为粮、菜、果兼种型。作为佐证，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烟台和潍坊等地的果农和菜农，大多是由传统种植业转变而来，而且现在仍然需要采取轮作和间作的形式种植粮食作物、蔬菜和果树。
这种混合种养模式已经为农村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和劳均产值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常识，在土地利用方面，蔬菜和水果以及家庭养殖都比一般的种植业需要更多的劳动投入，可以赚取更多的报酬。如果采用2倍到3倍的劳动投入和报酬来理解，这就意味着每一个以粮为主的农场转化为种养并重以及粮肉菜并重的农场可以容纳二三倍的劳动力。也就是说，一个15亩左右土地的农场可以容纳较多的劳动投入，解决劳动力不完全就业的问题。
或有人问，如果农业结构朝着这样的方向转变，市场上是否有足够多的高产值农产品需求？对于这个问题，黄宗智已经做过相关研究，兹引用其研究成果预估山东省高产值“新农业”的发展潜力。黄宗智根据城镇平均和城镇中上层40%收入组的消费量，估算了全国食品消费量的上升空间，认为全国肉类人均消费量还需要增长44%就能达到目前城镇中上层的消费水平，其中猪肉上升余地较小，牛羊肉和禽肉的上升空间较大，鸡蛋还有55%的上升空间，而奶和奶制品的上升空间则可以达到159%。在粮食消费方面，人均粮食食用量将会减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粮食的总消费会下降，因为粮食消费的减少意味着肉食消费的增加，而畜牧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粮食支撑，这就要求更多的农业科技支撑粮食生产，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在蔬菜消费方面，单纯从总量看，上升空间并不大，但是目前的蔬菜生产仍以一家一户自留地为主，所以今后的发展方向并不在于产量或播种面积的扩大，而在于改进品种、档次、加工，提高蔬菜的优良品质和安全，因此，今后蔬菜的发展空间主要在于从普通的露地生产逐步转向更高比例的高档次、反季节日光温室和大中棚生产，而这样的发展方向将节省土地和提高收入。在水果消费方面，仍存在较大的上升空间，目前全国人均水果消费量为34公斤，城镇中上层的人均消费量为70公斤，距离发达国家的人均100-150公斤还有较大差距，随着果汁产品的逐步增多，水果消费量还有继续上升的空间。[10]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的农产品已经在全国领先，除了满足省内居民的消费需求，还可以在未来消费结构持续转型的机遇下继续为省外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高附加值农产品。
因此，如果山东农业生产部门能够抓住这次机会，利用自身优势进行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将在农业发展和人口压力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在小规模家庭农场的基础上发展农业经济，既提高农业生产总值，又避免了工商资本所可能带来的农村两极分化，在解决劳动力过剩的基础上提高农民收入，从而激发农业生产的内生性动力，稳定农村，解决“三农”问题。
或有人再问，小规模的家庭农场如何解决与大市场的对接问题？换言之，这种新时代的小农场如何与市场打交道？关于这一点，我们也进行了调研。众所周知，分散小农户在与市场打交道过程中常常因为力量薄弱、信息不畅等问题造成双方对接困难，给小农户带来一定的损失。从1990年代开始，山东省开始推行农业产业化政策，期望用龙头企业带动农户的方式促进小农户与市场对接，这个政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也出现了一些的问题，例如分散农户很容易被公司或商人支配，所赚取的收益有很大一部分被他们提取，造成了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容易造成一种类似于资本主义式的发展。
鉴于此，在适当扶持龙头企业发展的同时，政府有必要关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力量。近几年，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迅速，据统计，至2013年年底，山东省共有农民专业合作社9.6万家，当然，其中有一部分合作社并没有真正的运转，而仅是套取国家政策，但不可否认，合作社的发展确实组织了广大的小规模农场，在物资购买、产品标准统一、产品加工、技术咨询与指导、信用担保与贷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完善了产供销一体化模式。在小农场继续存在的情况下，利用来自农民内部的力量将众多小农场组织起来共同与市场对接，避免市场上的不公平，带动“新农业”获得大发展，成为一条比较可行的路径。从调研情况看，尽管合作社已经起到一定作用，政府也开始重视合作社的发展，但是与龙头企业相比较，他们仍然没有得到政府更多的关注，没有完全发挥出其联系农户、组织农户的发展潜力，如果政府能够加大政策扶持尤其是信贷扶持，相信合作社会更有效的运转，从而组织小农户成为推动“新农业”发展的主要力量。
5结论与建议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导致山东省新增劳动力减少，城镇化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同时也减少了务农人员的数量，从而使得更少的劳动力分享劳动成果，劳均产值获得提高，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促进了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型，从原来主要以粮食消费为主转向消费更多的肉、禽、蛋、鱼、奶和奶制品以及品质更为优良的蔬菜等高附加值农产品，这一转型提高了农业生产总值，由此，农村务农人员的人均产值获得大幅提升，农业生产的去“内卷化”趋势明显，山东农业实现了真正发展。
即使如此，人口压力依然是山东农业发展过程中必须面临的问题。经过计算，我们认为城镇化可以再次转移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可以提高一部分居民的收入水平，但是山东依然会面临人多地少的严峻局面，因此，小农户家庭生产仍然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山东农业的主要经营主体，大规模农业生产的方式有可能造成农村的两极分化，山东农业必须兼顾到生产总值的提高和人口压力问题，需要在两者之间寻找农业发展的内生性动力。
随着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进一步转变，高附加值农产品的上升空间依然很大，这为山东农业“新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发展机遇，如果小农户能够成功抓住这次发展机会，则会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我消化，得到充分就业，从而提高收入水平，推动农业发展。因此，如果小型家庭农场可以顺利转型，发展为种养兼顾的科技型农场，山东农业将会迸发出更大的发展潜力。
与龙头企业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有效连接小规模家庭农场，既实现了他们与市场的对接，又能充分保护农民利益，避免陷入资本主义式的发展方式，实现农业生产的公平，推动农村整体繁荣，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总之，如果能够利用好居民消费结构转型的机遇，推动小家庭农场生产方式的转变，以合作社的方式将其组织起来，共同进入市场，则将充分发挥山东农业的内生性动力，农业生产总值也将继续得以大幅度提高，而这一过程既解决了人口压力问题，又避免了农村的两极分化。
针对此，本文从以下几方面提出建议，希望能够为“新农业”的继续发展发挥作用。
（1）大力扶持小规模农场，使其成为山东农业发展的最主要经营主体，尽量避免工商资本下乡。家庭农场的适度经营规模以劳均6-8亩左右耕地为宜，不鼓励发展大型农场。
（2）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减少对龙头企业的扶持。针对目前合作社组织运转不畅，没有完全与市场对接的情况，以市场推动方式协助他们建立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避免合作社的分化和解散。同时，积极建立有效的合作社信贷制度，解决融资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