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发展的痛点篇1
如何将大数据的红利释放给广大民众？贵州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运用大数据破题民生“痛点”。
作为大数据产业发展的领跑者，贵州将大数据作为在增进民生福祉上的动力引擎，在脱贫攻坚、公用事业、创新创业等多个领域全面推广大数据应用，逐步形成了公平普惠、便捷高效的民生服务体系。
让精准扶贫更加精准
贵州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在脱贫攻坚战中任务艰巨。同时，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贵州抢占先机在大数据领域走在了全国前列。
既要补好短板，又要做好长板。贵州把大扶贫、大数据作为两大战略行动来抓――大扶贫是一场输不起的攻坚战，而大数据是创先进的突围战。
贵州充分依托大数据、云计算创新扶贫开发手段，通过打造全省“扶贫云”平台，建立用数据决策、数据管理、数据考核的精准扶贫管理工作机制，探索“互联网+”扶贫新模式。
在省扶贫办的一台电脑上，有一张1：5000比例尺的贵州省地图。一张可查到全省乡村乃至个人信息的“扶贫地图”。
“自2015年‘扶贫云’上线以来，已经实现了对全省贫困人口精准识别和动态监测。”省扶贫办总农艺师周兴介绍说，通过对民政、教育、卫计、住建、公安等部门的贫困人口数据整合，“扶贫云”已经成为全省扶贫工作统一的7大平台，即数据支撑平台、项目申报平台、资金争取平台、脱贫管理平台、绩效评估平台、任务督查平台、工作考核平台。
在“扶贫云”上，扶贫信息点面结合，从九个市州的贫困人数、贫困发生率、农民收入，到任意一个市、县、乡、村乃至个人的扶贫信息，都能在屏幕上显示。
“精准扶贫就要具体到个人，我们通过‘四看’的方法（一看房、二看粮、三看劳动能力、四看家中有无读书郎）来评定出一个脱贫指数，为贫困水平打分。”周兴说。
同时，贵州还利用大数据手段大力实施扶贫生态转移工程，从根本上帮扶解决生计问题，增强贫困地区、贫困群众发展内生动力。
在位于六盘水市的中国网络菜市场总部运营中心，一排排实时数据和分析结果在数千平方米的大厅里展示着。这些数据是“中国农业云大数据”与“中国网络菜市场”采取“1+1=1”的模式运营结合，以电商为载体、数据为基础，共同构建的全新农业电商产业链。
以大数据引领农村电商产业，并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增强农民特别是贫困户创业创新的主动性和自主性。这一模式有助于解决市场需求、食品安全、农民就业、扶贫致富等问题。
正是有了基于大数据的技术经验积累，“中国网络菜市场”项目已完成并在贵州多个市州云体验店运营。依靠现有信息技术，还将逐步解决返乡农民工就业、留守儿童教育、带动周边百姓就业等社会问题。
提供个性化民生服务
凯里市炉山镇大牌坊村村民王光虎没有想到，听起来离自己很远的“大数据”，有一天能离自己如此之近。
“太神奇了。”通过连接“民生资金云”的查询终端机，王光虎用身份证一刷，屏幕上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情况清清楚楚。
随着凯里市“民生资金云”大数据查询平台一期工程建设如火如荼，凯里市乡镇、街道的18个便民服务中心、56个中心村、23个社区、3个居委会，都能通过查询终端机让群众及时了解民生政策、民生资金的管理使用详情。
从贵州省首个专业公有云计算平台“唯思云”的诞生，到“智行公交云”让凯里成为贵州省智慧出行示范点，再到如今“民生资金云”飘向基层，凯里“云”上风景旖旎，“大数据构建”未来可期。
2015年国庆黄金周期间，贵州通过“智能交通云”平台，实现公安、交警、消防、医疗等部门的联合执勤，提高了统一指挥、快速反应、高效决策处置能力，处警效率提升1.5倍。
随着省级有关部门单位的业务系统和门户网站在“云”上运行，政府的治理能力稳步提升，社会民生获得明显改善。
贵阳市正凭借大数据手段，逐步实现对城市智能化的管理。展开该市数字化城市综合治理体系的框架图，可以清晰地看到：大数据横向贯穿城管、环卫、绿化、交通等部门，纵向连接各级政府部门、街道、社区等，因为数字化和可视化，发生在城市每个角落的事件，都将会获得及时处理。
2016年11月18日，贵阳市“大数据民生”工程上线试运行。以“筑民生”平台为项目品牌载体，已完成初期42项民生服务接入，涉及教育、人社、卫计、公积金中心、民政、卫计等11个部门。
作为贵阳市以大数据为引领打造创新型中心城市的十大重点工程之一，“大数据民生”民生工程计划以“筑民生”综合服务平台为基础载体，通过对民生全领域、全过程海量数据的记录、共享、挖掘，深入释放贵阳民生服务资源的潜在价值。
一直以来，贵州高度重视民生工作，各级部门不断聚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民生难点问题。但“办事难、出行难、看病难”等问题仍客观存在。
如何破题？运用大数据思维模式创新体制机制、实现民生服务数据资源块上聚集，对数据进行汇聚、关联、分析和应用，以大数据服务大民生的思路提上日程。
“以大数据手段实现‘一站式’民生服务，出发点在民众最真实的需求。‘筑民生’平台将多部门分散的线下服务接入的基础上，更多的是借助政府数据共享、数据开放的红利，有效整合多部门数据，提供满足群众更多元化需求的个性化服务。”贵州筑民生运营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周武说。
驱动创新创业新模式
大数据在破解民生问题的同时，也驱动更多普通大众参与进来。
出生于1990年的创业者金国炯来自浙江，之前在杭州创业，项目主要是水果饮料配送、餐厅经营等。
金国炯认为，谣言给老百姓对食品安全的认知带来困惑，让公民对食品的信任度不断降低。他的餐厅强调食品加工过程的透明化，顾客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厨房里的一举一动。他由此得到启发：如果把“透明厨房”延伸到整个产业链，让百姓亲眼看到食品生产、加工、保鲜的整个过程，不就可以从源头上杜绝谣言，让大家吃得放心了么？
2016年3月，他向首届中国痛客大赛提交了建立食品安全直播平台的解决方案。按他的设计，这个平台包括网站和app，消费者可以通过平台查看所有入驻商家的直播，目睹食品从采购到制作的全过程。
一个痛点为金国炯指出了一条可能的发展之路。大赛结束后，他来到贵阳再度创业，注册了一家新的公司，着手搭建直播平台。
像金国炯这样，能够从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中，找到普适性、待解决的关键要素，形成并提出痛点的人，我们称之为“痛客”。
2016年3月，贵阳市率先提出“痛客计划”，并启动全球首个以“痛客”为主角的比赛――中国痛客大赛暨社会共治・企业信用痛点主题大赛。
以痛客大赛为基础，贵州还打造了“痛客梦工厂”平台。该平台成为汇聚以痛客为代表的社会智力资源的云平台。以接受咨询、痛点分享和融资等模式，实现“有想法的人”和“有办法的人”有效对接。
农业发展的痛点篇2
40年前，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孟德拉斯(Henrimendras)就曾对“农民的终结”作出宣告。在他看来，20世纪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
一个时代的终结
孟德拉斯所说的“农民的终结”并不是“农业的终结”或“乡村生活的终结”，也不是农村和农民的消失，而是“小农”及以此为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和农业文明的终结。
在他看来，传统的“小农”正被改造成“农业生产者”或“农业工人”；农民虽然存在，但农民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都会大幅度减少；农业产出虽然会增加，但以农立国的时代不复存在；乡村生活仍在延续，但农民的生活日益“现代化”。这是一场社会革命，传统农业社会和农业文明被工业社会和工业文明所改造和取代，一个时代走向终结。
孟德拉斯的预言，对于法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曾让当时的国人感到震惊。然而，此后不久，他的预言变成现实。
1955-2000年，法国农业经营单位数量从230.7万个减少到66.4万个，减少71.2％。法国农业就业人口从1955年的513万人减少到1999年的94.3万人，农业就业人口占全社会人口的比例从27％降至4.1％。法国，从一个农业大国，一跃而成为一个高度工业化国家。
法国所发生的一切，也正在当今中国重现。孟德拉斯的预言，也正成为中国的现实。
近来到过中国乡村的人们都惊异地发现，大凡我国发达的“典型村”和“明星村”，“村”已经不再是哪个“村”，“庄”也不再是哪个“庄”，早已“城镇化”了；曾经安身立命的农业被新的工商业所取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村生活也被“朝九晚五”、按时作息的工作所代替。就连大寨的“铁娘子”郭凤莲，也早就认识到种田养不活大寨人，要办企业，开公司。
鼎鼎大名的华西村、、大邱庄等，莫不如此。在这些地方，“炊烟袅袅，牧童放歌、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田园风光，早以变成了遥远的过去。
事实上，在过去的20多年问，中国城市化水平已经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2006年的44％。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到2020年中国基本完成工业化进程，城市化率将达到70％以上，现有的中国农村，将再一次从经验上证明孟德拉斯的判断，有至少半数走向消亡。
引用一个既有的说法，“现在在中国的行政版图上，几乎每天都有约70个村落消失，每一年都有上万的村落在中国行政版图上消失。”
然而，在一些村落消失的同时，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生活行为方式，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也都随着经济的发展，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农业税的取消，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工支农”以及“城乡统筹”等等，都明示了传统城乡分割的二元化体制，以及“以农立国”的过去，将走到终点。
所以，这是整整一个时代的终结。
农民自己的选择权
历史的发展是如此的诡秘。“乡村发展”似乎已经变成了“农村终结”的代名词，凡是快速发展的乡村，也是最早消失的乡村。而人们心目中“传统的典型乡村”，似乎只能到偏远、“落后的”，或者“不发达”的地区去寻找。
农村的发展与农民的终结是一个悲喜交加的过程。在李培林的话语下，“从乡土的自给自足社会到市场的风险社会，农民和村落的终结，是一个巨变，但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伴随着无数不足以为外人道的喜怒哀乐，既有摆脱农耕束缚、踏上致富列车的欣喜和狂欢，也有不堪回首的个体和集体追忆。”
毕竟，在乡村发展中，消逝的不仅仅是“小农”和“宁静美满”的牧歌般的乡村生活，也有与此相伴的“传统”、“价值”、“制度”，以及过去的光荣和梦想。这确实让一些人产生撕心裂肺的痛苦'也让走向新世界的人们感到茫然无助。
20多年前，家庭联产承包改革之初，一些人痛苦而愤怒地声称“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有的乡村干部面对即将被农民分割承包的土地伏地痛哭。有的则哭诉：“老人家的‘三面红旗’仅剩下一面()了，不能留下么?”
事实上，每当处于历史的转折时期，人们对未来的选择都充满了分歧。2D世纪农村改革如此，当下的新农村建设亦是如此。
自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来，不同的人们有着不同解读，一些地方也推出了各自不同的“模式”和“样板”。有的强调，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最终还是取决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新农村建设应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使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从农村转移出来；有的则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针对的话语是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要在市场化和城市化以外来想办法”，称农民应该回到农村去。
而对于土地这一基本制度，有强调市场经济、产权明晰是新农村的基础的意见，有强调农村合作化、集中化甚至是集体化的意见，有的地方采取土地归并、集中经营，甚至已经在重建“集体农庄”。
一部分意见认为，当前农村及国家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是因为改革的不彻底。只有在改革中才能解决；另一部分意见则又认为，一切矛盾正是改革造成的，提出“改革停下来，我们要下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面对农村发展方向的严重分歧，“不争论”似乎是一个不错的消解办法。但是仅此显然不够，还必须“大胆闯”、“大胆试”、“用事实说话”，其中，最为关键的还是尊重农民的选择权，让农民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和乡村发展的道路!“天下第一村”，不是一两个人的村庄。
在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中，一个村庄的农民应该可以自由选择和尝试不同的农地制度、产权结构、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一只要它有助于实现国家对农村确立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战略目标。特别是，对于我国如此辽阔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自然、历史及人文条件不尽相同的乡村，任何一律化、―刀切的政策都不可能满足多样化的需求。
然而，不幸的是，在当前农村发展的政策设计中，我们依然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大一统、一律化、精英主义和“父爱主义”的顺向。固守“上智下愚”意见的人太多，相信农民、依靠农民的太少；在实践中越位“包办”的太多，让农民自我选择的太少；试图“替民作主”的人太多，而敢于“由民作主”的人太少。
现在，仍然有不实际接触农村的人，把当今中国的农民看成是无知的、盲目的、非理性的甚至是无理性的，假想农民们不能
正确地选择自己的生活，和理性地把握自己的未来，从而，“精英”们必须为农民的现实生活和未来命运作出“科学”的选择和安排。由此演化出的，是对农民的选择横加干预。甚至包办代替。
我们并不否认，和所有人的人性―样，农民的选择，也会出现失误。但是，在大多数的经验下，局外人的选择，并不比身临其境的农民们更聪明。
仅从农村改革以来的历史来看，农民自己的选择大都是最富创造性的、最适合自己的，并且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从家庭联产承包到林地制度改革，从发展乡镇企业到村民自治中的“两票制”及“海选”等等，农村哪一项重大和成功的改革不是农民群众的创造?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从根本上说，农民群众的选择权，是农民群众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力。对许多“高知精英”而言，在当前及未来乡村建设和发展中，这些人要做的不是代替农民作出选择，而是要去发现农民的选择，并且丰富农民可以选择的内容供给，同时，为这种自己作自己的选择的实现，创造更好的条件。
给予更多实际的支持
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一个群体，作出―项选择并不容易。这不仅因为选择需要一定的条件，也因为选择存在着失败的风险。特别是，对于中国农民而言，长期形成的种种制度化或者非制度化的约束，使他们难以获得公平和自由的选择机会，同时，面对一个全新的、也是陌生的世界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他们也备感茫然。
人们常常抱怨农民的“保守”，“缺乏创新”，对于“明明是好的产品、新的技术和科学的方法不能接受”。其实，这可能正好是农民的理，而且也是环境使然，因为在缺乏充分的社会保障条件下，小本经营承受不起失败的灾难。过往的经验已经告诉农民，没有可靠的把握，决不能用全家现实的生活和生存去赌未来的希望。
正因如此，为农民的选择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条件，为农民的选择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支援，应是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政府最大的责任。
中国进入改革时代以来，党和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期望城乡之间的隔绝和二元化政策逐渐消除。但是，不能不看到，迄今为止，城乡之间的差距依然巨大，有的甚至在呈现继续扩大的趋势。在户籍、居住、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税收等许多基本制度层面，城乡之间的二元分离在相当程度上依然顽固，农民和农村发展仍受到诸多政策上的歧视和制度上的束缚。
而且，农民的选择不仅面临不平等的制度的歧视，也更面临初始资源禀赋和条件的不平等，特别是在以农立国及长期的二元化体制下，农民在为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也付出了长期落后和贫困的代价的背景下。
为此，中国不仅需要消除当下不合理和不公平的制度，还必须对农民给予必要的补偿和保护，以尽可能为他们的选择提供初始平等的资源、条件和机会。这就要求，我们的公共财政向农村、农业和农民倾斜，加大对农村的公共设施、农业生产以及社会保障的支持。
农业发展的痛点篇3
今年以来，各省市纷纷出台旨在通过农民工市民化加快房地产去库存的相关政策，从购房的货币化补贴、增加中低位商品住房供应、购房的相关税费减免，到农村“两权”（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降低首付比例、强化信贷支持力度、完善信贷风险分担机制等。各地区千方百计降低农民工进城“门槛”，力求实现房地产去库存与农民工市民化的双重目标。
目标固然美好，但现实却也异常“骨感”。当前，旨在通过农民工市民化实现去库存目标仍面临三大痛点，若无法妥善解决，去库存恐成为空中楼阁。
一、库存地缺乏产业支撑，恐难吸纳农民工就业
众所周知，房地产库存主要集中在三四线城市，这些地区往往因城市规划不合理，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就业机会偏少，工资水平偏低，难以支撑大量农民工就业，往往是农民工的主要输出地。《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5年外出农民工达到1.69亿人，流入地级以上城市的农民工1.12亿人，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66.3%。虽然收入水平大致具备了三四线城市的购房能力，但很可能会面临“一二线城市就业+三四线城市居住”的尴尬境地。当前，多数地区为实现房地产去库存目标，采取各种措施吸引农民工进城购房，然而地区产业如何发展，就业如何解决，亦或只是希望通过农民工的“血汗钱”解救楼市？这只能是暂时缓解痛苦的猛药，地区若无产业支撑，新型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可能只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户籍制度改革与公共服务推进速度迟缓
各地在激励农民工购房的同时，户籍制度改革以及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扶持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应当加快推进步伐，这就必须考虑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然而，在近期各地推出的去库存政策中，公共服务尤其是市民化成本如何分担缺少实质性推进，显得“雷声大、雨点小”。过去十余年，地方土地财政雄厚，户籍制度以及各项公共服务尚未解决，当前地方财政面临困境，在部分三四线城市税收负增长的情况下，户籍制度以及公共服务何以落实，市民化成本如何分担？
三、货币化补贴等是短期战术，而市民化则是长期战略
近期，各地区密集出台各类去库存政策，千方百计降低农民工进城购房“门槛”，不仅为支持农民工购房提供了多种优惠减免措施，包括购房的货币化补贴、增加中低价位商品住房供应、购房的相关税费减免以及将农民工、城镇个体工商户纳入住房公积金体系等；还为农民工贷款提供了多种扶持政策，包括农村“两权”（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降低首付比例、强化信贷支持力度、完善信贷风险分担机制等。
纵观各地出台的政策措施，不难发现各地区已经将去库存“政治化”，将其作为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意图将农民工市民化作为“一剂猛药”达到“一蹴而就”去库存的政治目标。然而，去库存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市民化更是长期的发展战略，短期内难以见“奇效”。
农业发展的痛点篇4
XXX，男，XX县XX镇农业行政村卫生所乡村医生，1953年出生，是位土生土长的壮家人。在长期的探索中，XXX还拜副主任药师、广西草药王张超良为师，得到了张超良老师手把手的指导，为了识别壮族草药，掌握壮药的药性药理及资源分布，XXX随张超良老师多次到广西大瑶山、大苗山、猫儿山、大明山、十万大山等地识别、采集壮族草药。经过不断深入地实践、挖掘、总结，XXX已成功掌握1000多种壮族草药治疗骨科疾病及常见病。
1981年村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合作医疗解散。为了生存，更为了让自己一技之长为民造福，XXX带头坚持创建卫生所，然而，面对XX本地几十家个体医疗诊室机构的激烈竞争要立足就必须迎难而上。事业的发展源于民众的信任，民众的信任离不开自身精湛的医技，为此，他从不放弃学习提高的机会，时刻注意提高充实自己。
首先抓住各种进修函授的机会，参加各地院校举办的各种医疗培训学习。他带着临床中的各种疑问、难点、虚心向导师求教，对把学到的技艺付诸实践，更好地解除患者病痛，服务于病人，而形成了一个不断进步的良性循环。
XXX，从未进过正规的医学院校，启蒙于师传口授，在多年的“赤脚医生”临床中，带着临床实践中的疑问参加短期医学培训，在临床中自学，自费购买了几万元上千册的医学书籍，订购二十余种医学杂志，一有空余时间更新充实自己的学识，摘抄各种医学知识图卡。为了系统学习中医学，1985年参加了光明中医大学骨伤科系统函授学习，坚持一年中抽四个月时间到南宁听面授课，经四年系统的函授学习后，取得了中医基础理论、中药学、中医诊断学、骨伤科急救学、骨伤科基础理论等14门单科合格证书，终于1989年毕业，成为一名具有专科学历的医务工作者和管理人员。
毕业后，把学到的中医骨科理论用到临床实践，通过临床实践总结，认真地辩证诊断，严格按国家诊断标准和疗效标准观察制订临床资料，再进行科学系统的研究总结。1989年，XXX的《脚踏整复法治疗陈旧性肘关节脱位》论文首次获国际中日骨科优秀论文奖，从而取得了一个个喜人的突破。近几年，卫生所负责XX镇解放社区、永安东路一段的计划免疫工作，在镇保健所的指导下，积极做好预防接种工作，按时填好各种表册。并且按传染病报告制度，承担管辖范围内的病情管理及报告工作。几年来，计划免疫工作都走在各社区、村委的前列。
为积极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为了落实贯彻上级有关文件精神，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吴医生积极动员群众参加新农合，做好参合群众的费用收缴，全村委2007年至2008年共收上参合金64370.40元，参合率达88.30%。
为了更好地解除骨伤患者病痛，提高发掘壮族骨科医药遗产，1993年10月5月经上级卫生部门批准筹建了XX农业骨科医院（与农业行政村卫生所同时并存），XXX担任骨科医院院长兼卫生所所长。业务发展后，XXX更热情地为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及各种骨折、骨病患者解除病痛，同时根据“继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的原则，发挥自身壮药治伤接骨医技，同时引进先进现代医技，开展了手术整复内固定，颈肩腰腿痛等专科业务，大大提高了大家的专业水平。
XXX所师承的壮医药疗效确切，为他在临床实践中研究壮医药提供了可靠的客观现实和现实基础。但由于是口授师传，没文字记载，得不到系统的发掘整理和文字总结。为了对壮医药深入的研究，以唯物辩证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XXX虚心对师传的壮医药实践经验进行科学验证。依靠现代自然科学发展整理壮医药。
首先是整理壮族草药治疗骨伤。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除重视骨折的整复，固定和功能锻炼外，同时重视从整体出发，通过四诊八纲，综合全身及局部症状，辩证论治，内外用药，以促进肿胀消退，气血流通，代谢增强，加快软组织的修复，骨折愈合及功能恢复，骨折早、中、晚期的内外用药是传统中药。而壮药在治疗骨折愈合及功能恢复应用中更优于中药。
在探讨治疗颈肩腰腿痛范畴中，XXX医生先后拜北京光明中医骨伤医院院长，世界中医骨科联合会秘书长韦以宗教授，原广西中医学院院长、广西中医骨伤科研究所所长韦贵康教授，中国针刀医学创始人朱汉章教授等各名家流派为师。前往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骨伤科研究所等地多次进修手法推拿及小针刀疗法，吸取各家之长。
通过从师学习进修，认识到软组织损伤，特别是脊柱软组织损伤与其出现的脊柱相关疾病已由颈肩腰腿痛范畴，发展成为70多种临床常见病，疑难病的病因治疗理论，涉及到多个临床学科。脊柱相关疾病的病因是脊柱力不平衡而导致肌张力失衡，骨关节轻度移位压迫、刺激周围的血管神经，从而引起相应的组织脏器病变，仅颈椎病就有眩晕、头痛、耳鸣、视力异常、肩痛手麻、血压异常、心律不整等。由于它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在大学课程中尚未开设，许多医院亦没设立此科室，再加上媒体对这门新学科宣传甚少，故使其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在对软组织损伤与脊柱相关疚病的临床实践中，XXX医生着重以现论为指导，则重运用手法推拿，小针刀疗法治疗，辅以壮族草药内服外用，取得良好的疗效，为大批颈肩腰腿痛患者解除病痛。
如壮医药在治疗风湿类疾病（简称风湿病）中，XXX制定了壮医治疗风湿类疾病措施，自拟壮药内外治疗类风湿疾病方剂，形成了自己一整套壮医学治疗风湿类疾病理论。即：一是采用1988年昆明全国中西医结合风湿类疾病学术会议制订的诊断标准；二是辩证论治；三是壮族草药的应用。故在临床上XXX采用西壮医结合办法探讨治疗风湿类疾病取得了一定经验，在参加全国风湿类疾病学术交流会上，多篇论文获奖，卫生所被中国中西医结合防治风湿类疾病协作组接收为协作组成员。世界中医骨伤科联合会及杂志社联合行文给XXX医生，建议向当地政府申办“风湿、类风湿病研究所”，在运用壮医壮药医疗风湿、类风湿病经验基础上开展科学研究，从血液流变学、免疫学和生物学方面进一步研究，以提高传统疗法的科学性，以利向国内外推广。
XXX的三篇论文《壮药吹风藤汤、吹风藤酒治疗风湿寒性关节痛568例临床报告》、《壮药治疗骨关节炎》、《壮医药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荣获世界中医骨科最高成就奖的尚天裕国际科学二等奖。
农业发展的痛点篇5
农民工随着改革开放大量出现在城市，已经成为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十年来，农民工在改造城市的过程中，也在改造着自己。他们一改农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闲散生活方式，养成了城里人规律作息的生活习惯。他们上班下班，吃饭休息，俨然已经是一个城里人了。对此，他们感到既欣慰又痛苦。欣慰的是自己生活在城市，痛苦的是自己还不能完全像城里人那样，自由自在地说唱玩乐，逛大商场，购时新衣物。精神上的痛苦时时纠结着他们的内心，让他们惶恐动摇，感到自己生活在城市没有多大的前途。他们一只脚踩在城市生活的边缘，一只脚却踏在农村生活的土地上。梦想着多挣点钱寄回家里，改善家人的生活状况，却不去想怎样花钱提高自己在城市生活的质量。这种二元的生活状况，基本上反映了多数农民工现时的生活状况。他们游走在城乡生活之间，居无定所，心志散漫，与现代化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很不协调。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造就了一个崭新的国家，却没有造就出农民工崭新的生活。尽管他们钱挣得比以前多了，对城市建设的重要性也比以前更为明显了，但融入城市生活的能力却没有明显的提高。依然穿旧衣、吃简餐、睡工棚、聊闲天，这种与城市文明和谐很不搭调的生活方式，形成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主要是因为针对他们的生活设施还不十分完备，农民工在主观意识上也没有认识到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好处，城里人的歧视也给他们的心灵蒙上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更加重了他们干一天算一天的念头。在城市打工只是他们改变经济状况的一种手段，随时准备着回到农村去过那里的安稳生活。难道农民工真的不向往城里人的美好生活，不愿意衣着得体、谈吐文雅吗？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们羡慕城里人的文明生活，内心也涌动着一股向上的热潮。在艰辛的奋斗中，苦苦追寻着自己的生活出路，寻找着既适合自己，又能向城市靠拢的一种生活方式。但这一理想并不是很容易能够实现的，农民工个人的力量毕竟是微弱的，所以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享有文明的生活方式，进入精神文明建设的和谐轨道，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与过去的日子相比，农民工的生活越来越富裕了，如果能让农民工在品尝物质文明的同时，也能在精神境界上有所提高，既满足了农民工最大的心愿，也满足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基本需求。现在，党中央号召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农民工作为跨越农村和城市两个地域的特殊群体，积极融入城市生活是他们未来发展的关键。所以，关心农民工、帮扶农民工，提高他们作为工人阶级一分子的生活质量，顺应时代改变他们的落后形象，是每一个仁人志士应当关心的头等大事。城市离不开农民工，城市更要善待农民工。农民工也要珍惜自己的一技之长，使自己学有所用，用有所得，在流动中融合，融合中发展。彻底改变自己落后的生活方式，积极追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和谐统一。
二
农民工作为城市生活主体的一部分，必须要跟上时展的步伐，通过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抛弃固有的一些生活陋习，使自己的精神世界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不仅做到在城市工作，还要在城市生活，无论在城里呆多久，都要注意到自己的角色转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我做起，从身边事做起，做一个文明的城市生活者。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加深对城市生活的认知
城市对农民工说来是一个相对神秘和陌生的地方，许多区域他们都从未涉猎过，要搞好他们的城市生活，有一定的难度。这就给农民工提出一个要求，即全方位地了解城市，熟悉城市，这是融入城市生活的第一步。如果农民工不参与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工作就是睡觉，就会与城市文明产生巨大的隔膜，很不利于其在城市的发展，精神上也会倍感压抑，时间久了就会与城市生活相脱节。只有在工作过程中，敏锐地感知城市文明的精髓，规范自己在城市生活的行为，积极投入城市生活的热潮，农民工才会为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农民工一踏入城市，就是城市生活的一份子，必须时刻以一个城市人的心态对待这里的生活。只有真正认识了城市文明生活的本质，并且以一个主人翁的姿态去看待它的时候，农民工与城市生活的距离才会拉近，城市生活在农民工眼里就不再是陌生的和难以融入的。当农民工和城市建立了感情，他们就不会觉得城市生活烦琐、艰辛，城里人冷漠、忙碌，会自觉自愿地加入城市人的生活行列，甘心担当这里的幸福与痛苦。当城市生活的大幕徐徐拉开的时候，农民工心中涌动的激情也慢慢释放出来，他们会为自己是城市一分子而感到自豪，会以加倍的热情投入工作，建设好自己新的家园。
2.建立正确的人际关系
城市生活与农村生活显著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比较频繁。城里人除了工作上的合作，还常常在业余时间相互来往，以增进彼此的感情，加强上下级之间的了解。在农村，人际交往一般局限在亲戚之间的来往，而城里人更多的是朋友之间的往来。这种打破亲缘交往格局的生活方式，符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律，是摆在每一个进城农民工面前必须逐渐适应的问题。它改变了农民工在城里举目无亲的现实，提高了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质量，满足了农民工在情感上的交往需求。所以，建立正确的人际交往关系，对于渴望在城市站住脚，向往自由自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工，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存目标，千万不可忽视。农民工一定要打破有钱就有了一切，就可以在城市生活好的错误观念，注意搞好身边的人际关系。正确人际关系的建立，还可以减轻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孤单感，提高适应城市生活的心理素质，为能在城市扎下根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农民工在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中，千万不能把自己关闭起来，一任孤独寂寞的思绪封闭了自己的内心，这对农民工的身心健康和未来发展是很不利的。因而，改变农民工的传统生活方式，适应城市生活的节律，对农民工的物质和精神世界的改换，都有不小的帮助。人与人的交际关系融洽了，农民工会感到城市生活是那样的幸福，它与农村亲缘交往的幸福相比毫不逊色。必然更加坚定在城市生活下去的信心，快乐加入城市建设的大军，为现代化建设增砖添瓦。
3.增加娱乐活动
娱乐活动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每一个渴望健康生活的人士必须具有的业余生活。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增加生活的情趣，农民工不妨在工作之余适度地增加一些娱乐活动。看电影、打球、听音乐、逛商店，无疑都是他们最好的选择。花钱不多，却能充分体验到都市生活的新潮和神奇。它提高了农民工生活的品位，也补偿了一天工作的辛劳。它告诉人们，农民工不是只知道拼命工作，却不知道享受生活的另类人群。他们也有血有肉、有追求、有奋斗，在将自己宝贵的年华奉献给社会的同时，也知道享受美好的社会生活。这是农民工步入城市生活，必须要跨越的一步。做一个真正的城市人，必须要从学会娱悦自身做起，精神的娱悦必将带来百倍的干劲，它是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剂，可以提高工作的质量，增加工作的效率，农民工又何乐不为呢。也许有些农民工觉得娱乐活动增加开支，花费钱财，这些钱都是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不应该花费在这些事情上。这种保守的观点，不值得赞扬。即使农民工想把尽可能多的钱攒起来，或者寄回家中，也要舍得拿出一部分进行娱乐投资，它既可以娱悦农民工的身体，又可以娱悦他们的精神，是农民工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长远利益着想，适当的娱乐是十分必要的，它一本万利，对当下和未来生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精神文明是社会公德的一种体现，必要的精神追求是每一个人实现自我价值的具体表现，它告别了只知埋头苦干的物质追求，进入拓展生活空间、提升生活质量的新的层面。所以，痛痛快快地工作、痛痛快快地生活才是农民工健康生活的完满体现。
4.增强职业培训
职业培训是农民工进入城市就业必须要经历的基本一环，要想找到理想的工作，挣更多的钱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就必须重视职业培训。也许有些农民工认为增长文化知识、学习就业技能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只干一些技术含量低的工作，不需要学习，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城里人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职业技能大幅增长，农民工要想真正融入城市人的生活，像城市人那样体面地过日子，就必须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和职业技术技能。如果比较一下受过技能培训和没有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显然前者就业的机率和享受城市现代生活的程度比后者高出许多。所以拿出一定的时间参加政府提供的岗前免费培训，是十分必要的。它既可以帮助农民工轻松找到一门心仪的工作，又提高了他们在城市生活的质量，一举两得。农民工在培训中不仅学到了工作的技能，同时还学会了怎样遵守纪律，融入社会生活的基本知识。对于提高农民工的整体素质，也有很大的帮助。农民工的素质提高了，他们的自我感觉良好了，他们在城市扎根的信念就会越加强烈，离政府改造农民工、使他们成为城市工人的政策就越近。农民工才有可能摆脱城乡二元生活的尴尬境地，实现自己成为一个城市市民的理想。必要的文化技能对于农民工，任何时候都不是沉重的拖累，而是助飞的翅膀，是农民工改变自身形象、气质的重要手段。农民工一定要有爱岗敬业的精神，重视文化技能、学习文化技能、运用文化技能改造自我，为国家的稳定繁荣增加一道绚丽的色彩。
三
在向城市渗透和发展的过程中，自我调适是农民工改变自身生活方式的关键。无论外部世界怎样纷繁，农民工都要把握住自我，心中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努力去实现它。不要自卑也不要气馁，国家制定的一系列帮扶农民工的政策，每一个农民工都有权享受。面对大好的形势，农民工一定要摆正自己的心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积极去应对生活中的机遇与挑战。只要勇于去做，农民工的生活状况就会得到改善。每一个成功人士的成功经验，都在于他们能够战胜自己，付出艰辛的努力，靠自己勤劳的双手，绘画未来的蓝图。他们不等不靠，不求不要，完全凭着自己的拼打，获得了成功。如果农民工战胜不了自己的胆怯心理，不敢去正视和应对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使机遇来到面前，往往也会错失良机，更不要说事业成功了。所以，在这场征服城市的战争中，农民工首先征服的就是自己。他必须摆脱二元生活的负面影响，积极投身于城市的发展建设，以一个城市人的心态看待自己。只有树立了这样的信念，调整了自己的心理状态，才可能离成功近一点，才可能在向城市生活的转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追求精神文明建设，必须靠个人的努力，只有积极主动地改造自己，变换自己的生活方式，向着优化方向发展，才可能涌入改革开放的大潮。能不能真正成为一个城市人，完全取决于农民工自己，因为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
四
随着物质文明的不断发展，农民工的精神文明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农民工作为城市生活的一份子，在积极投身于城市物质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也要注意自身的精神文明建设。农民工不仅改造了城市，同时也要改造自己，投入生活、享受生活，以提高自己的生存价值。做到不仅会挣钱，还要会花钱。用一部分钱改善自己在城里的生活，拓展自己城里的生活空间。这对农民工愉快地在城市生活，感受城市生活的幸福有着重要的意义。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平衡得到发展的时候，才会真正体现出一个劳动者无上光荣的本色，真正实现劳动的价值。因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追求精神文明建设，对于农民工来说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他们在城里呆得越久，就越能体会到与城市精神契合的重要性。我们相信，在政府的大力引导和帮扶下，在工业反哺农业的现代化进程中，作为有贡献的农民工群体，是到了改善自己生活方式、建造精神文明的时候了，希望广大的农民工能够觉醒起来，积极投身于自身建设的宏伟大潮，争当一名新时代的弄潮儿。
参考文献：
[1]韩长赋.中国农民工的发展与终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农业发展的痛点篇6
上午10时左右，市东城街道办正东村蘑菇基地，因电源线断路起火，引燃大棚。加之风势较大，火情迅速蔓延，造成基地86个蘑菇大棚严重受损。据统计，这次火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近100万元。事故发生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要求相关部门立即行动，尽快帮助群众恢复生产，使受灾群众度过难关。同时，要扎实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活动，严防“三夏”期间发生安全事故，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不受损失。
这次事件损失严重，教训深刻，给我们及时敲响了设施农业安全生产的警钟。目前正值“三夏”，高温天气容易出现火灾，为了深刻汲取这次事件沉痛教训，切实做好全区设施农业安全生产，确保我区农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特紧急通知如下。
一、加强领导，夯实责任。各涉农街道办事处要深刻汲取这次火灾沉痛教训，进一步加强对设施农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周密安排，夯实责任，做到设施农业安全生产常抓不懈，全面加强农业生产领域的安全监管工作，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的发生。
农业发展的痛点篇7
[关键词]流行性出血热；临床特点；预防；控制
流行性出血热主要是由于机体受到流行性出血热病毒的入侵引发机体出现自然疫源性疾病，该病具有病死率高、病程较长及并发症多等特点，严重威胁了患者的生命安全以及身心健康[1]。我中心为了观察分析流行性出血热的临床特点、预防以及控制措施，对医大四院收治的86例流行性出血热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现报告如下。
1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医大四院收治的86例流行性出血热患者作为观察对象，收治时间为2013年5月至2014年12月，86例流行性出血热患者中，男女患者的比例为57：29；患者的年龄介于19至57岁之间，患者年龄均值为（45.67±2.44）岁；其中，有3例（3.49%）患者年龄小于20岁，有12例（13.95%）患者年龄介于20至30岁之间，有47例（54.65%）患者年龄介于31至46岁之间，有24例（27.91%）患者年龄介于47至57岁之间；有34例（39.53%）患者为农民，有22例（25.58%）患者为民工，有15例（17.44%）患者为市郊居民，有11例（12.79%）患者为野外作业者，有3例（3.49%）患者为教师，有1例（1.16%）患者为机关干部。
1.2方法
对86例流行性出血热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观察分析流行性出血热的临床特点，达到提出预防以及控制措施的效果。
2结果
研究发现，有43例（50.00%）患者为稽留热，体温高达39至40℃，发热持续时间为5至10天；有28例（32.56%）患者为弛张热，体温38.41℃，发热持续时间6至8天，有15例（17.44%）患者为不规则热；有23例（26.74%）患者存在典型的“三痛”（头痛、腰痛、眼眶痛）症状，有41例（47.67%）患者存在头痛及腰痛，有10例（11.63%）患者存在双下肢膝关节痛，有12例（13.95%）患者仅存在头痛。且经过统计分析可知，流行性出血热的发病率男性高于女性，患者发病年龄主要集中在31至46岁之间，其次为47至57岁，患者的职业主要以农民居多，其次为民工和市郊居民。在研究中发现，流行性出血热患者的主要临床特征为发热、充血出血、急性肾功能衰竭以及休克等。
3讨论
流行性出血热在临床上又称为肾综合征出血热，该病的主要传播途径为动物源性传播和虫媒性传播[2]，换言之，主要是通过宿主动物的唾液、血、尿以及粪便进行传播。该病具有病情发展迅速、病情危急等特点，若不及时治疗，严重者极易导致死亡[3]。
为有效预防和控制该病的发生、发展，本研究对医大四院收治的流行性出血热患者进行临床观察，分析该类患者的临床特点，研究结果显示，流行性出血热患者的主要临床特征为发热、充血出血、急性肾功能衰竭以及休克等，发热类型主要包括稽留热、弛张热以及不规则热；男性的发病率高于女性，主要发病人群为农民，患者发病年龄主要集中在31至46岁之间，大部分患者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头痛、腰痛、眼眶痛以及双下肢膝关节痛。笔者认为，对于不同的群体可以采取不同的预防和控制措施，具体如下：
（1）对于农民而言，主要是嘱咐其加强防鼠和灭鼠工作，有研究证明，对该类群体主要预防措施是灭鼠。在流行地区，可以采取针对性灭鼠措施，但应掌握好灭鼠时机，最好在该病的流行高峰期，同时注意应合理选择灭鼠方法，目前主要的灭鼠方法有机械法和毒饵法，在灭鼠时，应注意避免人误食而造成中毒现象，尤其是野外灭鼠时，应派人专门看守[4]。
（2）对于教师、农民工以及机关干部等群体，应嘱咐其做好防螨和灭螨工作，注意保持房屋干燥清洁、空气流通，必要时可使用有机磷杀虫剂进行灭螨。
（3）注意加强食品卫生安全管理，剩饭菜必须在加热或蒸煮后再食用，同时注意对食具进行严格消毒，并做好食物的保藏工作，避免鼠类的排泄物污染食品和食具[5]。
（4）对于已发热患者的尿、血以及宿主动物的尸体、排泄物等，应注意加强消毒管理工作，避免其污染环境。
（5）针对疾病流行地区，应嘱咐当地居民做好个人防护工作，不要用手直接触摸鼠类及其排泄物，在劳动时，应避免皮肤被咬伤，若被咬伤后，应做好消毒工作再对其进行包扎。
（6）针对疾病流行地区，应大面积做好接种工作，接种人群以10至65岁为主。
总结得出，生活、工作环境较差的群体流行性出血热的发病率较高，对其实施针对性预防和控制措施能有效降低流行性出血热的发病率，同时有助于对该病开展防控工作，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陈云华.预防流行性出血热致消化道出血的常用药物疗效比较[J].中国药业，2010，19（19）：79.
[2]曹颖颖，吴健敏，林俊等.广西首例牛源鹿流行性出血热病毒的分离鉴定[J].中国预防兽医学报，2015，37（10）：746-750.
[3]俞苏蒙，叶晓波，邢云卿等.健康青年流行性出血热病毒感染的血清流行病学调查[J].国际流行病学传染病学杂志，2012，39（3）：170-172.
农业发展的痛点篇8
乡位于县南部，全乡总面积73.3平方公里，辖4个行政村，42个村民小组，1564户6631人。经济以农业为主，柑橘产业发展较迟，规模较小。截止至2013年，柑橘种植面积共7746亩，总株数约为464400株。经全面普查黄龙病树有70735株，发生率15.23%；截至12月11日已清除病树51446株，清除率72.73%。
二、因柑橘黄龙病可能引发的矛盾纠纷
（一）承包合同类纠纷。
由于柑橘黄龙病造成柑橘果树毁灭性伤害，对发现的病树只得进行清理，无其他办法可以救治，而且短期内不存在补种的可能。因此，不少承包他人山林、田土用于种果的群众会停止租种他人山林、田土，停止租金供给，由此造成果农与山（地）主之间产生矛盾纠纷。
（二）果树清理类纠纷。
为保护我县柑橘产业可持续发展、减少农民损失、保住未感染黄龙病果树，对已感染的黄龙病柑橘病树要进行清理。但由于种植成本尚未回收等原因，部分果农对于清理病树有抵触心理。而在统一集中清理过程中，会将不愿意清理的群众的病树一并进行清理，由此造成果农与乡（村）清理专业队之间产生矛盾纠纷。
（三）果树不清理类纠纷。
由于柑橘黄龙病由木虱携带病毒进行传播，因此，相邻果园之间会存在相互传染的情况。对于果树未感染黄龙病的群众而言，希望相邻的已经感染黄龙病的果树要尽快得到清理，避免感染到他家的果树，而但部分果农存在侥幸心理或抵触心理而不愿意清理，由此果农与果农之间产生矛盾纠纷。
（四）其他矛盾纠纷。
由于柑橘产业是我县支柱产业，黄龙病对我县柑橘产业影响巨大，由此引发的住房断供、车辆断供，借贷纠纷等将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
三、解决的措施
（一）加强宣传，坚定果农信心。
加强宣传，让果农明白柑橘黄龙病消灭后（即病树完全清理后）再隔一段时间后可以再次种植，并非从此没有出路，同时要让他们明白病树清理对柑橘产业将来发展的重要性，要督促果农尽快进行清理。
（二）加强救助，分担巨灾风险。
发挥政府社会救助职能，重点对损失大户、合作社等进行补偿，避免出现果农因“黄”返贫、因“黄”致贫现象。研究柑橘大灾保险机制。
（三）加强引导，发展替代作物。
对于清理病树后闲置出的土地资源，一方面可以发展高产油茶、茶叶等产业，壮大特色产业；另一方面可以种植辣椒、番薯等具有“短、平、快”特点的作物，优化经济作物种植结构，改善群众的经济收入方式。
四、提出的建议
（一）加大清理力度，迟痛不如早痛。
加强病树清理宣传，引导果农自发进行清理，同时各村成立专业队伍进行病树清理，利用秋冬季病树易于识别的时机抓紧清理，避免出现“钝刀子割肉”，造成群众对政府工作满意度下降现象。
（二）加强宣传力度，坚定发展信心。
要让群众明白，柑橘黄龙病虽然是毁灭性病害，但可防可控，现在将病树完全清除，隔上一段时间可以再次种植，稍微勒紧一点裤腰带，等上几年可以再次依靠柑橘获得不错的收入。
（三）推进组建果业合作社，加快形成村规民约。
加大果业合作社扶持力度，发挥市场主体作用，落实果农病树清理责任，加快形成村规民约，坚持无毒幼苗小组统一集中采购，加大优良品种规模化种植，尽快恢复柑橘种植。
农业发展的痛点篇9
一、做电商，网销特色农产品
在安徽省安庆市的潜山县，52岁的农民许玉宝是安徽野寨绿色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如今身价数千万元，他的成功与如今风靡的电子商务息息相关。
许玉宝13岁开始做木匠学徒，随后外出打工，他踏遍湖北、北京、新疆等数个省市，做过木工，承包过建筑工程，摆过服装摊，卖过厨具、玻璃制品，开过五金钢材店，做过水暖建材老板，当过挖掘机主……可是这些创业都没有成功。2005年3月，许玉宝在出差返程经过湖北宜昌途中，看到恩施自治州和巴东县的高山中种植了星罗棋布且品种多样的蔬菜，长势十分喜人。他很快被眼前的景色吸引住，触景生情，他想到家乡山多地少、天柱山区平均海拔又很高的特点。朴素的农村情结，加上前期创业积累的一些资本，他很快萌发出改行从事绿色蔬菜种植、加工的念头。
许玉宝匆匆结束行程，一回去就扎进天柱山附近农村，承包了200多亩农田，从事水芹和茭白种植，开启了绿色农业创业之旅。由于经验不足，加上选址失误，许玉宝的创业不久再次遭遇失败。回归农业后的当头一棒，没有击垮倔强的许玉宝。痛定思痛，他认识到无论是工业产品还是农副产品，产品品牌和质量都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他和电商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打开了成功的大门。
2005年8月，许玉宝正式申请注册“野寨”商标，并随后创立安徽省野寨绿色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天柱山地区野生葛根是纯天然绿色无公害植物，营养健康、清热下火。此后，许玉宝便开始大力开拓葛根市场，后又开发了葛根粉丝、山茶油、香菇、木耳等天柱山知名特色产品，让公司迅速走上了高端市场的发展路线。可生产出来的产品并没有预想的销售火爆，反而一度滞销，使公司资金周转困难。在许玉宝一筹莫展时，却有多名江苏籍顾客依据导游图打电话到公司要求邮寄“野寨”牌葛粉，还有上海游客委托他人指名要买“野寨”牌葛粉，这引起了许玉宝的注意。受此启发，许玉宝发现从网上寻找客户是开拓市场、扩大销量的有效办法。
当时已经43岁的许玉宝对电脑完全是门外汉，更别提做电商，他开始恶补电商相关知识，不断自学、请教别人，参加了大量培训，终于从门外汉变成了精通电子商务的生意人。2006年，许玉宝的公司花钱购买了谷歌一年的关键词搜索，并建立了公司独立网站，从此成为电商一员。紧接着，他开通了阿里巴巴诚信通会员和慧聪网买卖通会员，初次“触电”的许玉宝还积极参加阿里巴巴网上培训，边学习边实践。电商给许玉宝的公司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回报，2014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1755.9万元，其中线上交易额达1600.63万元。
二、农民电商搅活羊绒产业
河北省清河县的羊绒产业一直在国内小有名气，发端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现在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羊绒纺纱基地，羊绒原料占全国50%，纱线占到60%，被誉为“羊绒之都”“羊绒纺织名城”。正是这样的产业基础，催生了一批农民电商。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清河县东高庄村青年农民刘玉国。刘玉国发现网上开店可以直接面对消费者，减少了流通的中间环节，自己在家动动鼠标就能做成生意，还能把生意做得更深更广。刘玉国从此走上了电商之路，经历了一年的磨炼，他的网店逐渐步入正轨，每天都能做成一两百笔交易，有时网店搞促销，一天就有上百万的交易额，比线下交易额高出很多。
刘玉国网上开店的成功，带动了东高庄村的农民纷纷投身电商。短短两年多，这个有400多户人家的村庄，就开起350家网店，从事网上销售羊绒制品的有1500多人，占村总人口的75%，而且各家网店都开得红红火火，年销售额最高的达2000多万元。东高庄村也因此成为全国首批3个淘宝村之一。2015年春节前夕，清河县的许多农民电商和快递公司都进入了最繁忙的时期。20多家快递公司的车辆天天穿梭于清河乡野，400多家专供网商的羊绒深加工企业的电脑横机、羊绒纺纱设备昼夜不停地运转，力求按时生产出7000多家网店定做的产品。
这之后，东高庄村的带动效应更加显著。全县在淘宝网、京东商城的网店已达7000多家，又有7个村子被评为全国淘宝村。清河县也被河北省确定为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正由淘宝村向淘宝县迈进。电子商务大军搅活了清河县的羊绒产业，每年20多亿的网上销售额促进了羊绒产业由初加工向深加工的发展
三、微商带来大商机
大学毕业的韦雄文给自己选择的职业是农民，他边打工边学习现代立体养殖业。回到家乡后，他选择继续当一名农民，想利用自己的知识与经验，带动家乡的父老乡亲发家致富。虽然他的这一想法遭到了家里人的强烈反对和村民的嘲笑，却没有改变他当一个新时代农民的决心。
创业之初，韦雄文将所掌握的技术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在村里开展立体养殖模式，让有限的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第一年，他花2万元钱租了村里的一个池塘，池塘用来养鱼，塘边建鸭舍养鸭，然后再利用鸭粪喂鱼，轰轰烈烈地搞起了立体养殖。几个月后，韦雄文立体养殖的鸭、鱼都获得了大丰收，但却遇到了大难题――产品卖不出去。这一年他不但没赚钱，还亏了大本。父亲也给他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两个月内养殖场还没有起色就必须关掉，然后去南宁工作。
韦雄文痛定思痛，积极寻找出路，他发现当地农民自养的鸡鸭多，本地家禽市场消费量有限，要想自己的产品卖个好价格必须打开外地市场。韦雄文思考几天后，做出一个大胆决定，在微商平台上销售他的鸭蛋。说做就做，他马上在网上开起了微店，将平时鸭养殖过程的视频发到微店上，让来逛微店的消费者可以直观了解产品生产过程，全国各地的消费者可以通过微店订购鸭蛋。韦雄文也没想到，自从开了微店后，他的产品一路走俏，很多客户通过微店购买他的产品。2014年，韦雄文转亏为盈，净赚20多万元。初见成效后，韦雄文的父母不再反对他搞立体养殖，父老乡亲对他的态度也由看笑话变成佩服。
农业发展的痛点篇10
关键词：马克思；新式社会发展道路；“农村公社”；陷入绝境
所谓俄国走新式社会发展道路即俄国经历不同于西方社会发展的道路，也即俄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过程，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痛苦，以俄国现成的“农村公社”为出发点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对此问题是否持肯定的意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学界不断有人研究此问题，不断有文章见诸各种理论刊物。但是一些研究者未紧密地扣住马克思的原著来认识此问题，在认识的过程中主观性较大，以致得出的结论各异，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这里，笔者试图通过研讨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重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对俄国走新式社会发展道路可能性的评估。
一、“从理论上说”和“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俄国存在着走新式社会发展道路的可能性
19世纪中后期，俄国国内革命者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争论，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西方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状况会不会再现于俄国。如果这种状况再现于俄国，则意味着俄国重蹈西方的覆辙，经受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痛苦。它也会同西方一样，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如果这样的话，俄国以“农村公社”为出发点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即走新式道路的可能性将不复存在。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阐述的观点是：
第一，《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起源“历史必然性”的理论“限于西欧各国”。资本主义起源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圈地运动。在西欧特别是在英国，在14、15世纪农奴制解体过程中，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通过暴力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强占农民的份地及公有地，剥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把强占的土地圈占起来，变成私有的大牧场、大农场。这就是历史上的“圈地运动”。在圈地运动中，农民的财产权——土地使用权被强行剥夺，他们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失去生存保障，被迫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无产者，靠出卖自身劳动力才能生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必需的能被雇佣的劳动力，在圈地运动中大量产生了。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圈占大片土地后，或自己雇工经营农场，或者租给农场主经营。资本主义农场大量出现，这意味着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起源。而且经过圈地运动，农牧业生产效率大为提高，促进了城市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这个问题指出，资本主义起源的过程，实质上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的过程，它表现为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都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他还指出，这种对劳动人民的痛苦的、残酷的剥夺，“就是资本的起源”。鉴于历史事实，鉴于《资本论》中的论述，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回答俄国会不会出现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问题时写道：“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①。言外之意是，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不是针对俄国的情况而言的。俄国会不会出现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状况，需要另外研究和另外说明。马克思还写道：“可见，归根到底这里所说的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但是，既然俄国农民手中的土地从来没有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那么这一论述又如何应用呢？”②这就进一步强调了俄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由于俄国没有出现过类似圈地运动的事件，继续存在着土地公有制，则不可以用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来说明俄国社会发展的道路，即不可以肯定俄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必然性。
第二，俄国“农村公社”由于它和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所以能够吸收西方的一切积极成果，而不必经受资本主义发展的波折和痛苦。在古代的西欧，在日耳曼部落占领意大利、西班牙和高卢以前，存在着“古代类型”的公有制的“公社”。由于古代战争的影响或者由于社会的进步，这些公社已经在各地消失了。俄国的农村公社则有幸保存了下来。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写道：“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独特结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③这里的意思是说，俄国的农村公社为什么没有像西欧的公社那样在历史上消失而能够保存到现在，可以不去考察，但是必须看到这样的可能性：由于俄国的农村公社同西方资本主义同时存在，它就可以吸收西方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而不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遭受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痛苦。马克思考虑到，俄国新生的资产者或者资本主义的崇拜者会极力否定上述可能性，宣扬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不可避免性。他写道：“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的俄国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难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吗？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④意思是说，既然现在俄国新生的资产者能够将西方的机器生产技术引进到俄国来，能够将西方的银行、信用公司等交换方式引进俄国来，那么农村公社也能够在保留公有制的前提下将西方的一切积极成果引进到俄国来。他还指出，如果从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来，俄国国家政权能够将资助新生资产者发展的巨额款项用来资助农村公社，使农村公社得到正常发展的条件，显示出生机和活力，则人们都会承认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
第三，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着危机，即将被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也是俄国农村公社能够得以保存和发展的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着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此矛盾的激化，表现为经济危机的爆发。从19世纪20年代起，资本主义世界每隔几年就爆发一次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框太狭窄，不能够支配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它将被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马克思写道：“总之，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告终，这种形式的所有制，或者像一位美国著作家……所说的，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高级的形式下的复活’。”⑤这里所谓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高级的形式下的复活”，指未来的新社会制度是高级形式的公有制社会，建立这种社会制度好象“复活”了古代的公有制，可是实际上它同古代公有制相比较，具有更高级的形式。在马克思看来，俄国农村公社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即将被公有制社会所取代的环境，即资本主义在它的故乡已经陷入灭亡的命运，俄国不会逆历史潮流而走向资本主义制度，农村公社将显示自己的生命力。
第四，“农业公社”的命运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俄国农村公社面临着有利于它继续存在和发展的环境。在西欧，古代类型的公社由于日耳曼人于公元4世纪至6世纪之间的暴力征讨而被毁坏，此后产生了日耳曼人的“农业公社”。“农业公社”同古代公社相比较，以社员之间的“社会联系”取代了原来社员之间的血缘亲属关系，房屋及附属物如园地已经是农民的私有财产（古代公社房屋是公有的），农民自力耕种分配给他的田地并且将产品留为己有（古代公社共同劳动和分配产品）。这些特点赋予“农业公社”强大的生命力，因为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联系，使公社的基础更稳固，房屋的私有、小块耕种自力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使社员的“个性获得发展”。可是这个特点也可能成为“农业公社”解体的根源。因为社员的财富的积累特别是“动产”的逐步积累，起着破坏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的作用，在公社内部产生利益冲突，最终导致公社解体。这正是西欧各国“农业公社”消亡的原因。马克思写道：“但这是不是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农业公社’的发展都要遵循这条道路呢？绝对不是的。‘农业公社’的构成形式只可以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⑥意思是说，“农业公社”能否存在和发展下去，取决于它内部的矛盾即内部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集体因素战胜私有制因素，而这方面的结果又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密切相关。马克思研究和论述了俄国面临的历史环境。他指出：“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它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同时，它也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地块个体耕作转化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有助于他们从小地块劳动向合作劳动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⑦根据马克思的分析，俄国的历史环境是：它不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内社会发展和制度改变不受西方帝国主义的制约；农村公社同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可以将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吸收到农村公社中来；土地公有制有利于把小地块个体耕作转化为集体耕作，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等等。这样的环境决定了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即它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带来的痛苦，保存和继续发展农村公社，以农村公社为基础走向高级形式的公有制社会。
马克思在阐述了以上观点后，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从两个方面提出了结论。
“从理论上说”，俄国有可能走上一条新式的社会发展道路，即俄国的农村公社能够存在和发展下去，并可以成为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和出发点。如同前面所论述到的，马克思认为，《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观点，只是针对西欧各国而言的，只是反映了西欧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特点——通过圈地运动造成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彻底分离，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俄国未涵盖在内，它的社会发展可以是另外一条道路——以农村公社为基础和出发点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还如前面所述，马克思指出，“农业公社”能否存在和发展下去，取决于它内部的矛盾即内部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集体因素战胜私有制因素，而这方面的结果又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密切相关。在作了这些理论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结论性地提出：“从理论上说，俄国‘农村公社’可以通过发展它的基础即土地公有制和消灭它也包含着的私有制原则来保存自己；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它能够不经历资本主义制度……而占有资本主义生产使人类丰富起来的那些成果”⑧。
“从历史的观点看”，俄国农村公社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同时存在，而且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着危机，面临着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的前景，俄国可以不接受资本主义制度而得到它的一切积极成果。前面已经论述到，马克思看到，俄国农村公社由于同西方资本主义同时存在，使它有可能不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而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而且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面临危机，有可能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俄国不可能逆历史潮流而走向资本主义制度。这些无疑是俄国农村公社面临的世界历史环境。就俄国国内的条件看，土地公有制有利于把小地块个体耕作转化为集体耕作，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等等。这些则是俄国农村公社面临的内部历史环境。马克思在此基础上结论性地提出：“从历史观点来看，一个十分有利于通过‘农业公社’的进一步发展来保存这种公社的原因是：‘农业公社’不仅和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这使它可以不必接受资本主义的活动方式而占有它的各种成果；而且，它经历了资本主义制度尚未受触动的时期而幸存下来；现在却相反，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都处于同劳动群众、同科学以至同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相抗争的境地。总之，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生产的高级形式而告终。”⑨简言之，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高级形式的公有制社会将在西方出现，俄国不必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能够得到西方的一切积极成果。
二、从俄国的现实看，农村公社“几乎陷入绝境”，俄国走新式社会发展道路的可能性趋于消失
上文证明，马克思认为，俄国存在着走新式社会发展道路的可能性，但是这是“从理论上说”的和“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的。由于有的时候理论上的东西同现实的东西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马克思要求“从纯理论回到俄国现实中来”。他从俄国的现实出发研究农村公社的命运，认为农村公社几乎陷入绝境，俄国走新式社会发展道路的可能性趋于消失。具体地看，他阐述了以下观点：
第一，加速剥削农民的一切手段发展起来，必然导致农村公社走向灭亡。1861年农奴制改革时，农民脱离了农奴依附身份，享有与农村自由居民同等的权利。但是农民获得土地的条件十分苛刻。法令规定，地主在保留对土地所有权的情况下，将其作为份地分给农民使用。份地数额不等，非黑土地带，最高数额为3～7俄亩；黑土地带，最高者为2.75～6俄亩。农民可以将份地赎买为私产，但须向地主缴纳大大超过土地价格的赎金。农民如果无货币缴纳赎金，则需向国家贷款来缴纳，然后在49年的时间内分期向国家偿还这笔债务。法令还规定，如果现有份地超过最高限额，地主有权割去超过部分。据统计，在非黑土地带，地主割地占改革前农民使用土地的9.9%，而黑土地带的21省则割去26.2%。这以后，农民由于缺乏土地，被迫租佃地主的土地，接受“工役制”剥削，即用自己的农具和牲口耕种地主的土地，劳动产品的大部分归地主所有，他们得到一部分货币报酬或实物报酬。由于俄国地主和贵族几乎完全免税，农民承担着几乎全部土地税的重担。由于新建立了地方管理机关，省和县一级也向农民派下捐税，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快到收税的时候，高利贷者来到农民中间，拿现钱放债，农民需要以现钱交税，只得无可奈何地接受高利贷者的条件。每到收获的时节，粮商来到农民中间，散布各种压低粮价的谣言，农民被迫低价出售一部分养家糊口所必需的粮食。鉴于这种状况，马克思写道：“正是从所谓农民解放的时候起，国家使俄国公社处在不正常的经济条件之下，并且从那时候起，国家借助集中在它手中的各种社会力量来不断地压迫公社。由于国家的财政搜括而被削弱得一筹莫展的公社，成了商业、地产、高利贷随意剥削的任人摆布的对象”⑩。
从另一方面看，农奴制改革以后，农民阶级发生了分化：一方面分化出少数富农，他们拥有优良的牲畜、农具和大量资金，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分化出了一大批破产的农民，他们不仅失去了土地，而且丧失了其他生产资料，沦为农村中的无产阶级。这意味着农村公社内部产生了利益冲突，产生了自身瓦解的因素。沙皇政权对农村公社和农民的压迫必然会加剧农村公社瓦解因素的发展。马克思写道：“这种外来的压迫激发了公社内部原来已经产生的各种利益的冲突，并加速了公社的各种瓦解因素的发展。”11他还写道：“但是，还不止如此。国家靠牺牲农民培植起来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这样一些部门，它们丝毫不发展农业生产能力，却特别有助于不从事生产的中间人更容易、更迅速地窃取它的果实。这样，国家就帮助了那些吮吸‘农村公社’本来已经枯竭的血液的新资本主义寄生虫去发财致富。”12意思是说，沙皇政权还帮助俄国新生的资产阶级为发财致富去剥削农民。从上述事实出发，马克思提出：“总之，那些最能促进和加速剥削农民（俄国的最巨大的生产力）并最能使‘社会新栋梁’发财致富的一切技术和经济手段，都在国家的促进下过早地发展起来。破坏性影响的这种促进作用，只要不被强大的反作用打破（指如果没有反对压迫和剥削的革命发生——引者），就必然会导致农村公社的灭亡”13。这里，马克思揭示了俄国农村公社走向灭亡的趋势。
第二，俄国沙皇政权和新生资产阶级感到对农村公社的剥削这种“剥削方式已经过时”，合谋要杀死给它们“下金蛋的母鸡”，即希望消灭农村公社。俄国在农奴制改革以后，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国家。根据1877年的土地普查资料，7300万俄亩土地即全部私有土地的3/4掌握在大地主手中14。缺乏土地的农民被迫接受“工役制”剥削。农奴制度的残余摧毁了农民的生产力。农民田地的单位面积产量极低，多数年份发生歉收。从19世纪70年代末起，俄国进入慢性的农业危机时期，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逐年下降，饥荒经常威胁俄国，尤其是威胁俄国农民。俄国农民虽然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支撑着俄国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对于沙皇政权和俄国新生资产者来说他们如同会下金蛋的母鸡一样，但是沙皇政权和新生资产者仍然不满意于农业的现状，不满意于现成的对农村公社进行剥削的方式。他们合谋要杀死给他们下金蛋的母鸡。马克思写道：“但是要问，为什么从农村公社的现状中得到好处的所有这些利害关系者（包括政府监护下的大工业企业），合谋要杀死给他们下金蛋的母鸡呢？正因为它们感到‘目前这种状况’不能继续维持下去，所以感到现在的剥削方式已经过时了。由于农民的贫困状况，地力已经耗尽而变得贫瘠不堪。丰年被荒年抵消。最近10年的平均数字表明，农业生产不仅停滞，甚至下降。最后，第一次出现了俄国不仅不能输出粮食，反而必须输入粮食的情况。因此，不能再浪费时间。必须结束这一切。必须创造一个由比较富裕的少数农民组成的农村中间阶级，并把大多数农民干脆都变为无产者。”15意思是说，沙皇政权和新生资产者都希望在俄国农村发展资本主义，消灭农村公社。如果遂他们所愿，农村公社被消灭，俄国走新式社会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将不复存在。
第三，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需要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但是等待农村公社的是结束其发展过程的“强有力的阴谋”。农村公社的继续发展，特别是它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和出发点而实现的发展，要求以集体劳动代替小地块个体劳动。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具备两样东西：一是农民在经济上需要集体劳动，二是在物质上形成集体劳动的条件。马克思认为，第一样东西比较容易得到。只要把农村公社置于正常的条件之下，或者说只要把压在它肩上的重担除掉，只要它获得正常数量的耕地，那么它本身就会感到有集体劳动的必要。然而，第二样东西难以得到。马克思指出：“现在，农民需要的是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况且，现在他们连种两三俄亩土地都还缺乏各种最必要的农具，难道把他们的耕地增加到10倍，他们的状况就会变得好些吗？”16“设备、肥料、农艺上的各种方法等等集体劳动所必需的一切资料，到哪里去找呢？”17意思是说，当前俄国农民拥有的生产工具甚至不能满足耕种两三俄亩土地的需要，如果他们的耕地面积扩大了许多倍，实行集体生产，则生产工具更不能满足生产劳动的需求。况且，大规模集体劳动所需要的设备、肥料、农艺等等，也无可靠的来源。
马克思还提出，如果创办集体劳动的组织，最初的创办经费从何而来？他意见是：“至于最初的创办费用（包括智力上的和物质的），俄国社会有支付的义务，因为它长久以来靠‘农村公社’维持生存并且也必须从‘农村公社’中去寻找它的‘新生的因素’。”18意思是说，全社会都应该关注和支持这项事业，因为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从农村公社那里得到了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条件，理应回报农村公社。可是当时俄国社会的主导力量是以沙皇为代表的封建贵族阶级以及新生的资产阶级。如前所述，这两个阶级一边从农村公社那里获取“金蛋”，一边合谋要杀死给他们下金蛋的母鸡，因为他们感到公社的现状不能再继续维持下去了，通过农村公社对农民进行剥削这种方式已经过时了。马克思写道：“一方面，‘农村公社’几乎陷入绝境；另一方面，强有力的阴谋正等待着它，准备给它以最后的打击。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可是，那些掌握着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人正在尽一切可能准备把群众推入这一灾祸之中。”19强有力的阴谋正等待着农村公社，农村公社将遭到最后的打击，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将被推入灾祸之中。这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农村公社的命运和前途。
马克思通过观察和研究俄国的现实，认识到封建贵族阶级和新生资产阶级加速剥削农民的一切手段都发展起来，而且这两个阶级正合谋毁灭农村公社。由于他们的剥削、压迫和打击，农村公社“几乎陷入绝境”，它趋向灭亡的命运不可改变。这就是他通过研究俄国现实而得出的结论。他将这个结论告诉了维·伊·查苏利奇，写道：“您完全清楚，现在俄国公社的存在本身由于强大的利害关系者的阴谋而处于危险境地。除了国家直接搜刮的压迫，侵入公社的‘资本家’、商人等等以及土地‘所有者’的狡诈的剥削以外，公社还受到乡村高利贷者以及由于它所处的环境而在内部引起的利益冲突的损害。”20他还说，当前在俄国要消灭农村公社和剥夺农民，用不着像英国那样将农民从土地上赶走，用不着下命令来消灭农村公社，只要从农民那里夺取他们的劳动产品超过了一定的限度，他们就会离开他们的土地，成为流离失所的无产者，农村公社也就会灭亡。这就等于告诉维·伊·查苏利奇以及俄国其他的革命者，农村公社灭亡的命运是不可改变的，俄国社会发展走新式道路的愿望是不可实现的。
三、对马克思思想的评论
笔者在研究和阐述了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的思想后，作如下评论：
第一，马克思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持两种设想。一种设想由他研究理论和研究历史而形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从理论上说”的和“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的。这一设想的内容是：俄国以农村公社为基础和出发点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另一种设想由他考察和研究俄国的现实而形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我们必须从纯理论回到俄国现实中来”。他由此形成的设想的内容是：农村公社几乎陷入绝境，灭亡的命运不可改变，俄国不可以走新式的社会发展道路，将走上同西方相同的社会发展道路。有学者可能会认为，马克思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持两种设想，而不是持一种设想，证明他的思想不成熟或者正处于“酝酿之中”21。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人们在预见事物发展的前途时，总是作两种、三种甚至多种考虑。不能认为作一种考虑的是成熟的思想，作两种、三种或多种考虑的是不成熟的思想。马克思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持两种设想，给当前的人们以启示。对于社会发展道路持两种设想或者多种设想，体现了发展道路选择上的灵活性和可变性。如果只是持一种设想，则容易导致发展道路的凝固化，导致人们这方面思想的僵化。所以，应该充分肯定马克思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两种设想。
第二，马克思关于俄国走与西方相同的社会发展道路的设想更值得人们重视。如前所述，这种设想的内容是：俄国农村公社走向灭亡的命运不可改变，它不可以成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和出发点，俄国的社会发展将走上同西方相同的道路。这种设想由马克思考察和研究俄国的现实社会或者现实生活而形成。由于现实社会或者现实生活里包含着人们社会实践的内容，所以研究现实形成的设想比研究理论和研究历史形成的设想更具有人们社会实践的作用和意义，是更值得人们重视的设想。此后俄国的历史证明了马克思关于俄国走与西方相同的社会发展道路的设想。19世纪80年代以后，俄国的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1887～1897年间，工厂企业的数目增加了26.3%，生产总值增长了112%。到90年代末，俄国工业部门中已经出现了较大的私人垄断企业50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共有150个各种类型的垄断组织，遍及工业的各个重要部门，垄断资产阶级已经全面地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22。相反，农村公社日趋没落。到1917年，俄国1090万农户中，310万户彻底摆脱了村社生活方式，实现了土地私有化；230万户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农村公社，实际上转向了土地按户私有；还有74万户虽然仍留在村社，但是对村社制度持否定态度。也就是说，占总户数56%的农民或者已经脱离了农村公社，或者对公社制度持否定态度23。由于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俄国通过1917年革命，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走向了社会主义制度。这证明马克思关于俄国走与西方相同的社会发展道路的设想是正确的和符合实际的。
第三，马克思提出了许多对人们的实践有借鉴意义的思想。一是关于俄国吸收西方一切积极成果的思想。马克思反复强调，俄国“农村公社”由于它和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所以能够吸收西方的一切积极成果，而不必经受资本主义发展的波折和痛苦。俄国的社会发展道路虽然不完全是像马克思设想的那样，未经过资本主义的波折和痛苦，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积极成果吸收到农村公社，由此走向社会主义和走向现代化生产。但是俄国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以后，鉴于本国与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以及生产现代化方面的巨大差距，仍然可以将马克思关于俄国吸收西方一切积极成果的思想付诸实践。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正是这样做。他提出苏俄要学习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建立相关的政府组织以实现对经济的管理，还提出要借鉴美国的泰罗制，以提高苏俄的劳动生产率。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提出应该大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他的这个思想同马克思关于吸收西方一切积极成果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当前，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仍然需要运用马克思关于吸收西方一切积极成果的思想，洋为中用，提高中国的科技水平和生产现代化水平。
二是关于将农村公社置于正常的发展条件下的思想。马克思反复强调，沙皇政权和新生资产阶级采取各种手段压迫和剥削农村公社，使农村公社陷入绝境，濒临灭亡。如要保存和发展农村公社，必须给它正常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如果要在农村创办集体劳动的组织，则需要全社会给予支持，包括为其提供创办的经费。长期以来社会的各个方面从农村公社得到了种种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它们也应该回报农村公社。这个思想是值得后来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认真实践的。列宁在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关注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很快扭转了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造成的农村消极、不稳定的局面，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正如列宁所说，实行新经济政策是由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开始的。中国在“化”和“”的过程中，对于改善农村的生产条件和改善农民的生活关注不够，造成的副作用很大，教训十分深刻。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内容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生产，改善他们的生活。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始终重视“三农问题”，把改善农民的生活和改变农村的面貌放在重要地位。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证明，掌握政权的工人阶级政党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关于给予农村和农民正常发展条件的思想，做出成绩，对于改变农村的面貌以至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意义十分重大。在当代中国，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则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至关重要。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5161718192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1页、761页、762页、762页、763页、765页、765页、767页、766页、767页、767页、768页、768页、768页、769页、769页、769页、770页、772页。
14《英法德俄历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页。
21张明军：《对“马克思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辨疑》，《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22张建华：《俄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3-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