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篇1
一个民族的传统无疑与其文化密不可分。离开了文化，无从寻觅和捉摸什么传统；没有了传统，也不成其为民族的文化。于是在许多著作中、文章中、报告中乃至政策性的文件中，常常看到“文化传统”、“传统文化”的字样。惹人麻烦的是，这些概念，往往交叉使用，内容含糊；特别是当那些著作向读者提出任务，要大家来批判、继承、发扬或弘扬传统的时候，更有无所适从、无可施技之感。因为，至少从字面上看来，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并不一样；如果进而追究内容，则差别之大，几乎可以跟蜜蜂和蜂蜜的差别媲美。
一、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的全称大概是传统的文化（traditionalculture），落脚在文化，对应于当代文化和外来文化而谓。其内容当为历代存在过的种种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
传统文化产生于过去，带有过去时代的烙印；传统文化创成于本民族祖先，带有自己民族的色彩。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在传统文化身上表现得最为鲜明。
各传统文化在其各自发生的当时，本系应运而生的，因而在历史上都起过积极作用。及至事过境迁，它们或者与时俱进，演化出新的内容与形式；或者抱残守缺，固化为明日的黄花和垢土。也有的播迁他邦，重振雄风，礼失而之野；也有的生不逢辰，昙花一现，未老而先夭。但是，不管怎样，不管它们内容的深浅，作用的大小，时间的久暂，空间的广狭，只要它们存在过，它们便都是传统文化。
凡是存在过的，都曾经是合理的；分别在于理之正逆。凡是存在过的，都有其影响；问题在于影响的大小。因此，对后人来说，就有一个对传统文化进行分析批判的任务，以明辨其时代风貌，以确认其历史地位，以受拒其余风遗响。在我国，所谓的发掘抢救、整理清厘、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等一套套办法和方针，都是针对传统文化而言的；所有的吃人的礼教、东方的智慧等等，一大摞贬褒不一的议论，也多是围绕着传统文化而发。对此大家耳熟能详，无待赘述。现在需要仔细讨论的是文化传统。
二、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的全称大概是文化的传统（Culturaltradition），落脚在传统。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不同，它不具有形的实体，不可抚摩，仿佛无所在，但它却无所不在，既在一切传统文化之中，也在一切现实文化之中，而且还在你我的灵魂之中。如套用一下古老的说法，可以说，文化传统是形而上的道，传统文化是形而下的器；道在器中，器不离道。
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共同生活、共同语言，从而也就有它们共同的意识和无意识，或者叫共同心理状态。民族的每个成员，正是在这种共同生活中诞生、成长，通过这种语言来认识世界、体验生活、形成意识、表达愿望的。因而，生活对于他们就是一片园地，语言对于他们便是一种工具，大凡在这种生活里不存在的现象和愿望，由这种生活导不出的方式和方法，为这种语言未曾表达过的意念，用这种语言无法道出来的思想，自不会成为这一民族的共同心理；纵或民族的某个或某些成员有时会酿出某些独特的心理，也往往由于禁忌、孤立等社会力量的威慑，不是迅速销声匿迹，便是陷于孤芳自赏，而很难挤进民族的共同圈子里去；除非有了变化着的共同生活作后盾。唯有那些为这一民族生活所孕育、所熟悉、所崇尚的心理，始能时刻得到鼓励和提倡，包括社会的推崇和个人的向往，而互相激荡，其道大行，成为巨大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力量。
所以，一般说来，文化传统是一种惰性力量。它规范着人们的思维方法，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习俗，控制着人们的情感抒发，左右着人们的审美趣味，规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悬置着人们的终极关怀。个人的意志自由，在这里没有多少绝对意义，正像肉体超不出皮肤一样，个人意志超不出文化传统之外。但也正因如此，文化传统便成了一种无声的指令，凝聚的力量，集团的象征。没有文化传统，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民族能够如何得以存在，一个社会能够如何不涣散，一个国家能够如何不崩解。
三、财富与包袱
设想一下，如果某个民族没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每一天都在从头开始去练习生存本领；……其情景当然是不堪设想也不忍设想的。因之，称传统文化为祖宗的丰富遗产，说文化传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应该是不为过分的。
既是财富，又是包袱。辩证地了解和掌握传统的这两重属性，运用它而不被其吞没，防止它而不拒之千里，是一大学问，是一种艺术，是人类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的重要表现和广阔场所。
传统的确是财富，但财富不在它的惰性；传统也的确是包袱，但包袱也不因它非时装。传统不是可以逐气温而穿脱的外衣，甚至都不是可以因发育而定期蜕除的角质表皮。传统是内在物，是人体和虫体本身；精确点说，是人群共同体的品格和精神。它无法随手扔掉，难以彻底绝裂，除非谁打算自戕或自焚。
但是传统也不是神赐的天生的，它原是人们共同生活的产物，必定也会随共同生活的变化而更新。抽刀断水水更流，谁要想拉住传统前进的脚步，阻挡传统变化的趋势，纵或得逞于一时，终将不仅于徒劳无功而已，更往往要激起逆反心理，促成精神危机。这是有史可稽的。
那么人们是否只能坐享其成、静观其变呢？倒也又不是。
这里似乎用得上“创化论”。创化和进化的不同，主要在于进化论认为变化是受动的、机械的，而创化论则认为进化是生命冲动的绵延，是创造性的。创化论能否解释生物和生命现象，还可以争下去；若借以解说与意志的人密切相关的文化传统，也许倒合适。传统随生活的进化而进化，但无论生活的进化还是传统的进化，都离不开人的意志，或者叫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传统的进化上，被传统笼罩着的人们并非总是无能为力的。问题在于人们在多高多大的程度上认清了未来和过去，从而拿出什么样的对策，以及在多广多深的程度上动员了群众一起来实行创造性的进化。
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篇2
一般而言，一个时代的思想、精神资源主要来自于自己的传统。我们都是站在先人的文化土壤上发言。对中国而言，中国具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数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传统。在世界文化的“轴心时代”，中国产生了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一批确定以后的文化路向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成为中国文化大系的主要源头。而且，其中的儒家思想后来成为国家正统意识形态，通过建制得以实现思想的政治化、世俗化。政治化主要表现为儒家思想与一人专制的政治体制相结合，以儒家礼仪安排政治秩序与法律秩序，以儒家的仁、忠、义等观念安排君臣等角色关系。而世俗化则是儒家思想深入到民间社会，全面渗进宗法社会结构的宗法秩序之中。世俗化依赖政治化以确立。只有政治权力的承认与推崇，甚至从制度上加以鼓励——例如晋代推荐贤良为官，主要就是以儒家的基本价值为标准。明清鼓励失节妇女自杀，理论上的根据就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教条——儒家思想几乎无孔不入的渗入民间社会。
文化学奠基者泰勒对“文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与习惯。”古代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便包含了传统的政治制度、观念模式与价值模式。1840年至今，整个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形态与文化心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过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真正从观念上把西学引人中国的，就是“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他们喊出“打倒孔家店”与“全盘西化”的口号，一方面颠覆传统文化，一方面把“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插到人们的心里。从此，中国文化开始了另一个传统。“五四”至今八十多年，我们事实上已经开始在形成一种“五四”的传统，就是“反传统文化”的传统。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刊物是《新青年》，“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便首先在《新青年》上由主编陈独秀写出。今天有很多人批评当时的“民主”与“科学”只是口号，缺乏深刻的学理认识，诚然如此。陈独秀、胡适们对“民主”并没有一种确切的理解，对“科学”更往往把它和“技术”混为一谈。然而，在一个既没有民主传统，又缺乏自由精神的国度，光是作为口号引入这两种观念，就足以产生无穷的震撼力。“五四”之后的历史，就是民主自由人权科学在中国不断被认识、不断遭挫折，不断被言说的过程。
对今天的中国思想而言，我们的思想、精神资源既包括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也必须包括“五四”以来的“反传统的传统”。
“五四”以来的“反传统的传统”是中国人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而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形成的结晶。鸦片战争开始，这个曾经征服过无数民族的文化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无比艰难的文化裂变中开始他的换血的过程。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将国家现代化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内源发展者”，一种是“后来者”，也即“早发内生型现代化”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区别。如果把1840年以来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视为中国现代化从起步到进行的历史，那么，在这一进程中对现代化产生的影响最大的时期就是“五四”时期。
首先，五四时期的语言革命对思想现代化具有无与伦比的推动力。在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之前，中国人习惯上都是利用文言文表达思想与传承学术。文字本身不具意义，而语言却是思维模式的形式化。古代的文言文具有模糊性、概括性等特点，这与古代思想学术的特点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白话文则引进西方的文法结构与语法结构，是一种分析性的语言，有助于把模糊问题清晰化、条理化。例如古代文字中说到“天”字，便是笼统的一个“天”，冯友兰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这一个字背后的内涵时说：“在中国文字中，所谓天有五义：曰物质之天，即与地相对之天。日主宰之天，即所谓皇天上帝，有人格意义的天、帝。日运命之天，乃至人生中吾人所无奈何者，如孟子所谓，若夫成功则天也’之天是也。曰自然之天，乃指自然之运行，如《荀子·天论篇》所说之天是也。日义理之天。乃宇宙之最高原理如《中庸》所说‘天命之为性’之天是也。””从中可以看出，由文言文至白话文之后，文言文中的模糊、抽象、笼统的字词，都可以而且必须经过现代人的诠释用白话文明晰、科学、具体地表达出来，使思维清晰化、具体化、条理化。现代人对古代文化的诠释，首先便在于弥合由语言断层造成的思想断层。白话文的另一重要意义是有利于思想的传播，以引车卖浆者流的语言作为表达深刻思想的手段，有助于思想的迅速传播。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文字，其文法结构乃至思维方式都是“五四”时期语言变革的产物。也就是说，“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的正宗，不管你赞同还是反对传统文化，赞成还是反对五四思潮，你所使用的书面语言都是以“五四”为主要源头的语言。
其次，“五四”开始了一种深刻的思想文化转型，余英时先生认为，儒学的批判是从内部开始的。不仅晚清如此，“五四”也是如此。晚清时期，无论是以康有为、谭嗣同为首的今文经学家还是以章太炎、刘师培为首的古文经学家，均无意识的站在西方立场对儒家礼俗有所批评。因此余先生认为现代反儒学的运动“最初源于儒学的‘内在批判’。”而这种批判在后起的陈独秀、胡适、鲁迅身上就变成对“礼教吃人”的激烈抨击。甚至做出“打倒孔家店”的姿态。由儒学“内在批判”始而至于“打倒孔家店”，期间突出的一点，就是西方文化的大规模进入。陈独秀、胡适们观察中国历史、现实的参照坐标，他们赖以理论的思想资源，都是西学。总体言之，他们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视为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而他们自己淫浸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深谙中国文化、制度的痈疽，而且为之深感痛苦，特别是深重的民族危机更使他们有一种以学术去唤醒国人的使命感。因此，他们不得不摆出一副传统颠覆者的姿态，以西学的价值观念去颠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这种颠覆的姿态，造成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空前大撞击，西方的“民主”、“科学”、“自由”、“人权”等观念深入人心。虽然这些观念停留在口号的阶段，但是这却使中国人第一次认识到除了儒家的“礼教”之外，还有另外的更合理的社会秩序值得追求，除了儒家的“圣人”之外，还有另外更合理的人生境界可以向往，除了皇帝一人专制制度之外，还有更合理的“无君无父”的制度值得探索。而且，近百年来，中国人就这样追求着，向往着，探索着，虽有过无数的艰难曲折，经历过一次次的悲剧循环，但是民主科学自由人权的薪火，屡扑不灭!
可以说，“五四”的反传统，就是在僵化了的传统中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输入新鲜的血液，吹入新鲜的空气，而这新鲜的血液、空气，恰恰就是推动中国现代转型，促进中国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因此，“五四”开辟了一个与中国固有传统完全不同的新传统，也就是以“反传统文化”姿态出现的传统。
当前的中国人面对这样两种貌似冲突的传统，要合理深入的继承这两种传统给我们的精神、思想资源，就必须对这两种传统做出梳理。这两种传统要共同构成今天我们的精神和思想的资源，它们首先不能是水火不容，而必须是可以互相容纳甚至具有互补性的，在我看来，这两种资源是可以并行不悖而且必须并行不悖的，只有如此我们的精神、思想资源才可能更加丰富。这两种传统主要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冲突的关系。
“五四”时期以《新青年》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全盘反传统。而所谓“传统”，事实上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我认为如果仅仅把五四思想家抨击的对象视为一个整体，而后断定他们反礼教而且反孔子，必定无法理解五四思想家们的激烈姿态背后的理性，更难以发掘他们的意义。
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在传统社会，儒家思想通过国家化、政治化、世俗化，造成一种复杂的思想一社会体系。而儒家由思想家的思想转变成为全面安排人间秩序，体现于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之中的思想，中间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环节。思想家的思想本身是一条脉路，而在思想的意识形态化，也就是政治权力通过权力行使把思想政治化世俗化加以推广的过程中，由于利益关系，体现于政治、社会现实的价值观念，就往往不再与原来的思想家的思想相一致。甚至走到思想家元思想的对立面。儒家思想正是从思想家在“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中从善良的愿望出发重新安排人间秩序，而后被政治利用，政治化、世俗化，并且造成各种罪恶的教条。明清时期，也就是儒教社会的成熟时期，“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杀人的价值信条，无一不是来源于儒家思想家的教诲，
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等人对孔家店的批判，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孔教的基本教义不适合于中国现代社会。对于到底什么是“中国文化”，陈寅恪曾说：“吾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在1911年，帝制就已经在建制上崩溃了。也就是说，“三纲”的“君为臣纲”一条已经在实际上消失了。这意味着传统文化建制化的最基本一环的消失。对当时大多数受过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影响的中国知识人来说，帝制的崩溃展示了中国走出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希望。而当时的社会现实却又使他们不得不正视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的艰难。革命不过是揭去屋檐的几块瓦片，以示“革命必须破坏”，在广袤的农村，处处都是阿Q、闰土、鲁四老爷之类的人物。而在政治上，袁世凯、张勋先后复辟，充分表现了这个国度对帝制的迷恋。袁世凯特别借重儒学以期建立其帝位的合法性，更加深了知识分子对儒学的恶感。我们回到当时的现实，与儒家“礼教”在现实中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不是孔孟对国家道德的温情脉脉的描述，没有《礼记》对圣王与大同世界的深情款款的向往，更非二程、朱熹对圣人、道德的孜孜不倦的追求，而是一整幅与现代文明出于对立状态的文化场景与心理场景：在政治上，是固有的民本主义思想，甚至渴望君臣大义的重建；在社会生活中。是小脚、姨太太、贞洁牌坊，残暴的监狱与法庭；在价值领域，仍然是贵贱、上下、尊卑、男女、父子的人格不平等。这些现实都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如果要展望一个文明社会，就应该批判这些现实并且寻找这些现实的价值根源。而这些现实的价值根源无疑与儒家礼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果我们把儒家思想与政治化、世俗化之后的儒家世俗观念区别开来，我们对“五四”启蒙思想家们对礼教咬牙切齿的态度就可能更具同情之理解。无论是陈独秀，胡适，还是鲁迅、吴虞，他们都是紧贴着地面发言，他们的工作都是基于现实批判而进于文化价值批判。陈独秀在《新青年》的答辩状中列出了《新青年》的几条“罪案”：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些“罪案”，实际上就是《新青年》集团当所从事的事业。陈独秀的逻辑是这样的：“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也就是说，他们反对的是和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之精神相冲突的中国现状。即以反“孔教”言之，在当时任何一个人，只要反对帝制追求民主，便不得不反对孔教尤其是其中“君为臣纲”的教条。陈独秀在袁世凯复辟过程中写了不少反孔文章，因为袁世凯复辟所借助的价值力量与思想力量便是传统礼教。陈独秀直接斥道：“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陈独秀的反孔，实质上就是反“立君”，反“复辟”。鲁迅之反对“吃人的礼教”也是如此。《狂人日记》中，“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吴虞解释说，那些最热衷于讲仁义道德的人，事实上就是吃人者。鲁迅这种貌似偏激的批判，是建立在对中国民间社会与中国野史的深切理解的基础上的。儒家的教条中，光是一个对“贞节”的鼓励与提倡，便不知道夺去了多少妇女的生命!儒家教条的泛道德主义思维模式。则更是用僵死的道德观念紧紧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在《我的节烈观》中，鲁迅写道：“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互助的心思。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这些道德明显来源于传统的儒家思想，但是它们作为儒家思想世俗化之后的观念，切入实际生活中却成为杀人的教条。鲁迅所说出的赤裸裸血淋淋的现实，鲁迅的批判也指向这些丑恶的现实。与陈独秀一样，鲁迅所憎恶的，是“礼教”借国家机器实现对思想言论的扼杀，他说：“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所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厉害。我们几乎看不见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五四思想家们对儒学的反感，最主要的方面，就在于当时的现实及中国的历史中，儒学的一尊地位，压制了其它思想、科学的形成和发展，正如陈独秀所说的：“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因此他们对儒学的批判，与其说是对儒家原思想的批判，不如说首先是对这种政治上社会上思想一尊局面的批判，是对思想专制的批判。在一个一种思想独尊，并且压制其它思想发展的时代，对这种专制思想进行批判的意义，并非在于否定这种思想本身的价值，而在于通过思想批判达到社会批判的目的，也就是为社会提供一个新的思想空间，一种新的思想可能性，如果没有一种新的可能性出现，就没有思想自由的可能。没有对中国盘踞独尊之位的儒家思想的批判，就不可能有民主、自由、人权观念的传人。我们今天尽可批评五四思想家们对民主自由等等现代观念的认识的局限，但是在当时，在这些现代观念开始传人中国的那个阶段，如果没有在传统思想中扯开一点自由空间，这些观念无法在中国生根。而对原始儒家思想的态度，五四思想家的主要目的，是把它还原为百家争鸣中脱离政治，可以批评的一家。正如胡适在早期的论文《先秦名学史》的导论中说的：“我确信，中国哲学将来有赖于从儒学的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枷锁中得到解放。这种解放，不能只用大批西方哲学的输入来实现，而只能让儒学回到它本来的地位；就是恢复它在其历史背景中的地位。儒学只是曾经盛行于古代中国的许多争鸣学派中的一派，因此，只要不把它看作精神的、道德的、哲学的权威的惟一源泉，而只是把它看作灿烂的哲学星系中的一颗星，那末，儒学独尊的局面就将不复存在了。”
由“儒教中国”的现实出发，五四思想家猛烈抨击这些丑恶现实背后的价值观念，也就是儒教教条。“旧伦理”、“旧艺术”、“旧政治”等等都是这些教条支配下的产物，早在1919年3月，林纾便写信给蔡元培，控诉北大“覆孔孟，铲伦常”和“尽废古书，行用土语”。蔡元培回信辩解，认为北大的教员所反对的只是那些依托控制之名而反对革新的言论，而非与孔子本人为敌。他说：“‘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使在今日，有拘泥孔子之说，必复地方制度为封建；必以兵车易潜艇飞机；闻俄人之死其皇，德人之逐其皇，而曰必讨之，岂非昧于‘时，之义，为孔子之罪人，而吾辈所当排斥之耶?”蔡元培向来以兼容包并之气度著称，他对林纾这样的回应，来自他的客观的观察。在儒学被定为一尊的思想社会局面中，要打破这种独尊局面，便需要这种思想之外不同的声音。周策纵先生在《五四运动史》中认为：“‘五四运动’早期的新知识分之们攻击儒学，主要是攻击现行的对儒家学说的正统解释。这种解释也好，这种攻击也好，虽说都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但是也不一定完整地把握了孔子的理论或精神。”“儒家学说的正统解释”就是陈独秀们攻击的旧伦理旧政治的理论基础。
余英时先生曾论及西方近代反基督教思想家们的态度：“基督教在西方近代文化中有两重性格：制度化的中古教会权威在近代科学的冲击之下已经彻底崩溃了，但是作为价值来源的基督精神则仍然弥漫在各个文化领域。外在超越型的西方文化不能完全脱离它，否则价值将无所依托。启蒙运动时代西方文化思想家所攻击的只是教会的专断和腐败而非基督教所代表的基本价值。反教会最强烈的伏尔泰，据近人的研究，其实是相信上帝的。尼采和齐克果都曾著书反对基督教，但是他们对原始教义仍然是尊重的。他们只是不能忍受后世基督徒的庸俗和虚伪。”余先生以此为参照系对比中国情况：“‘五四’以来反传统的人又误以为现代必须以全面地抛弃中国文化传统为前提，他们似乎没有考虑到如何转化和运用传统的精神资源以促进现代化的问题。”西方中古教会权威的崩溃，经历了数百年的科学发展的积累，哥白尼的地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无不对教会权威造成极大的打击。但是这样的科学在中国并不存在，而且这样的科学也无法摧毁中国传统中独尊的儒学的地位。要从价值上摧毁儒学独尊的地位，只能以观念战胜观念。西方民主自由人权思想的传人对当时很多人的思想起到了颠覆性作用，加上朝代末世各种社会危机的并发，直接导致清王朝的灭亡，也是中国皇帝制度的灭亡。儒学三纲中的君臣一纲在表面上已经消亡了，但是儒学的建制远远没有崩溃，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它仍然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由此才有“改造国民性”运动的进行。这时启蒙思想家的反孔，与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家们一个大致相同的地方，就是主要力量集中于反对建制化，政治化的儒学，而非孔孟的原始精神——虽然他们同时也认为即使是孔孟的原始精神也有太多和现代应有的文明格格不入的内容。而且他们自己本身在安身立命之处常常就是传统主义者。鲁迅的一个思想核心是“中间人”角色的自命，也就是说他清醒的认识到自己是“因袭了传统的重负”的。而胡适1929年的日记就记载了傅斯年的话：“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然是传统的中国人。”胡适评论这句话道：“孟真此论甚中肯。”胡适、鲁迅对待他们的母亲的态度，就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儒家精神中“孝”的要求。五四思想家们做出全面抛弃传统文化的姿态，实际上是充分考虑了文化的惰性，企图使态度与现实折中。鲁迅就曾说过，“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间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和平的改革也不肯行。”林毓生在《五四时代的激烈反传统思想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中对五四思想家批评道：“既然五四反传统的知识分子有意完全拒斥儒家的传统，他们当然就不会去寻求创造性地转化传统的可能性了。即使他们要将儒学与西方自由主义相整合，他们也会觉得并不可能，因为他们对儒学的了解深受传统思想模式的约制之故。”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林毓生批判五四思想家把传统视为整体的，而他自己却把“知识分子”视为整体的。事实上，对“五四反传统的知识分子”，陈独秀、胡适、鲁迅们而言，儒家思想只是中国思想中的一支，他们也希望把儒家还原为争鸣的一家，因此，他们丝毫不会去干涉别人——不管是“完全接受儒家传统”了的辜鸿铭，还是“最后一个新儒家”梁漱溟——去拥抱儒学甚至拥抱儒家礼教的自由。今天即使有反传统的知识分子，也不会干涉林毓生“创造性地转化传统”的自由，而林先生指责五四先驱没有他的“创造性地转化传统”，背后有两个基础，一是以今人立场指责前人思想，一是预设了儒学的普适性，在儒学的立场上把它看作一种普适的“价值来源”，从而批评五四思想家对这种普适性的怀疑。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中国古代传统以儒家为主体的思想一社会体系的态度，有两种不同的角度。如果我们仅仅看原始的孔孟荀朱陆王，那是哲学的角度，在这一层面上，儒家思想可能成为构建我们新的精神家园的一个最主要的根基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可能补救西方文化的一些弊病。中国哲学这一学科模式来自西方哲学，从胡适写出第一部现代意义的哲学史开始，中国哲学的内容，基本上是西方哲学主题的异域变奏，很多西方学者不承认孔孟等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符合他们的“哲学”定义，因此并不承认中国有哲学，比如黑格尔。但是今天，一部分西方哲学家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古代哲学，并且把它放到与西方哲学对等的地位上加以审视。他们把中国哲学视为西方哲学的一面镜子，在《孔子哲学思微》一书中，作者郝大维、安乐哲这样说到：“在我们当前这个历史的决定性时机，不去吸收中国的智慧，就会使西方失去一个惟一的发现自己的机会。”另一种角度则是从儒家原始思想政治化、世俗化之后形成的教条人手。批判这些教条的反现代特征，对人性的桎梏，对捍卫人道底线的无力，这是历史的角度。在这两个角度中，哲学角度承接了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历史角度则开辟了一个“反传统文化”的传统。而这两种传统在今天可以并行不悖。
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篇3
《周易》分经传两部分。传说"上下经"是周文王所作，但无确据。今天多数哲学史家都承认《周易》上下经是西周初年的作品。《周易大传》十篇传说是孔子所作，亦无确据，但是有两件事实是确定无疑的:第一，《大传》是孔门弟子或再传弟子所传授的;第二，《大传》在历史上是以孔子手著的名义发生影响的。
在春秋战国时期，《周易》已为各国卿大夫所传诵。《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晋师救郑"，知庄子评论云:"此师殆哉!"引用《周易·师卦》:"师出以律，否臧凶"。又昭公元年"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引《周易·蛊卦》："女惑男，风落山"云云。此外以《周易》进行占卜的事例尚多，足证《周易》在春秋时已流传于周、鲁、秦、晋诸国了。《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象》、《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这当是根据当时儒家学者的传说。《大传》对"上下经"作了较详的诠释，提出了许多非常深刻的哲学观点，从而使《周易》成为一部哲学典籍。《庄子·天下篇》说:"《易》以道阴阳"。其所谓《易》显然包括上下经与《大传》。《汉书·艺文志》著录"《易经》十二篇"，颜师古注:"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上下经"及"十翼"统称为《易经》了。
《周易大传》的一个特点是提出了一个博大深微的天道论。《论语》和《孟子》中关于天道的言论很少，在先秦儒家典籍中，惟有《周易大传》含有较详的天道论。对于天地的本原，对于天地万物的普遍规律，都提出了精湛的观点。这些学说补充了《论》、《孟》的不足，为后儒建立本体论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周易》经传在汉代居于五经之首。《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首列《易经》。《汉书·扬雄传》赞述扬雄云:“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以为经莫大于《易》，这是汉儒的共识。三国时代，玄学兴起，老庄之说流行起来，儒家经典之中唯有《周易》仍受尊崇，与《老》、《庄》并称"三玄"，列为玄学的经典之一。
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佛教逐渐流行，到隋唐时代，佛教高度繁荣，出现了中国化的佛学。当时"儒门淡泊，收拾不住人才"，许多人都被佛教吸引去了。韩愈力图复兴儒学而未获成功。直到北宋中期，理学兴起，才恢复了儒学作为统治思想的权威。理学何以能回应佛教的挑战而赢得统治的地位呢?理学的创始人周敦颐、张载以及程颢、程颐，大都“出入老释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几十年是说几乎十年，不是说数十年)。即在儒学经典中找到了理论根据，从而建立了自己的完整遂密的学说体系、超越了佛老的思想水平。从理学家创始人的学说来看，他们主要是得力于《周易》经传，他们都是凭藉《周易》经传而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的。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虽然接受了道家的影响，但其中"太极"、"阴阳"都是来自《易传》的，篇末赞《易》云:"故曰'立天之道日阴与阳，立地之道日柔与刚，立人之道日仁与义。又日: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表明了自己的思想渊源。所著《通书》首章亦云:"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通书》本名《易通》，亦与《易传》有密切的关系。
张载早年著《易说》(即《横渠易说》)，着重阐发了《周易大传》中的辩证观念与唯物主义思想，晚年又将《易说》中的精粹文句收入所著《正蒙》之中，这表明张载的主要思想是在钻研《周易》时提出的。《正蒙·太和篇》云:"太和所谓道，……语道者知此，谓之知道;学《易》者见此，谓之见《易》。"又云:"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顾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从来，则深于《易》者也。"这即表明，他的基本哲学观点是深研《易经》而引发出来的。
二程论学，经常引用《周易》、《论语》、《孟子》、《大学》及《中庸》。他们的伦理学说宗述《论》、《孟》，在认识论方面兼采《中庸》"学、问、思、辨"与《大学》"格物致知"之说，在本体论方面，则归本于《易传》。二程的基本范畴，如"道、器"、"形上、形下"、"生"、"易"等等，都来自《易传》。《周易大传》是二程学说的重要根源。隋唐佛学，如天台、华严，虽各自建立了独具特色的体系，但论其传承，则远绍天竺，尊仰释迦。禅宗最具特色，论其传承，亦远尊释迦，近亲达摩，都推崇印度佛教的"法统"。宋学，虽吸取容纳了佛学的一些思想资料，但论其传承，则莫不绍述孔颜思孟。韩愈以来的"道统"之说，虽有其狭隘的束缚人们思想的一面，也有其维护民族传统、保卫民族尊严的一面，这都是值得注意的。佞佛之士诽谤宋儒为"阳儒阴释"，那是不合事实的。理学兼取释老的一些思想观点，突破了汉唐儒生之拘陋，这正是宋儒的长处。值得惋惜的是，宋儒对于墨家之学无所了解，不能容纳墨学的优长。
《周易大传》内容丰湛，其中一些精粹思想具有历久常新的义蕴，具有令人赞叹的感染力，因而熔铸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我认为，《象传》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可以说集中表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这两条是以孔子的名义发生影响的，在长期历史中，广泛地受到人们的服膺尊崇，激励着广大民众奋发前进、在困难面前决不屈服，同时保持着泛阔的胸怀。直至今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对于我们仍然起着鼓舞激励的作用。
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篇4
中国传统音乐的蒙昧时期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其时的音乐与文学、舞蹈以及原始宗教交织在一起的。早在那个时期，就有多样的“乐器”来表现不同的音乐内容，流传至今的“埙”即为明证。在夏商时期，乐舞已渐渐离开了原始的图腾崇拜，转向对人的颂歌。比如乐舞《大夏》，歌颂了夏禹治水，造福人民的故事，还有乐舞《大蠖》讲述了夏桀无道，于是商汤伐之的故事。由此推断，中国民族音乐思维的基础已经出现，开始了音阶的统一萌芽。到了西周时期，宫廷中建立了相对完备的礼乐制，根据官员们的不同地位再规定出不同的舞队编制，同时，音乐的教化作用更加明显。周代实行采风制度，政府收集民歌，以观风俗、察民情。有赖于此保留下了大量的民歌，经过孔子的删定，形成了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到秦汉时期，“乐府”的出现，意味着这种系统的音乐表现形式继承了周代的采风制度。“乐府”，本是掌管音乐的机关名称，汉朝在汉武帝时正式设立“乐府”，其具体任务是制作乐谱，收集歌词和训练音乐人才。今天人们依然欣赏的《十五从军征》《孔雀东南飞》这些乐府名篇，就是当年的“乐府词”。在隋唐时期，政权统一，政治稳定，经济兴旺，奉行开放政策，勇于吸收外域文化，迎来了以歌舞音乐为主要标志的音乐艺术全面发展的高峰。其中皇帝音乐家唐玄宗的《霓裳羽衣舞》广为流传，著名诗人白居易据此写的生动诗篇《霓裳羽衣舞歌》就描绘出了此曲演出的所有过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到宋、金、元时期，音乐文化的发展以市民音乐的兴起为重要标志，适应百姓阶层文化生活的多形式演唱音乐相继出现，如鼓子词、诸宫调以及杂剧、院本的表演可谓争奇斗艳、百花齐放，词调音乐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种长短句的歌唱文学体裁以词牌形式出现，在填词的手法上已经有了“摊破”“减字”“偷声”等，一大批宋词精品出现。同时，宋代还是中国戏曲趋于成熟的时代。一些民间小调，演唱时可以是自由的，不受宫调的影响和限制的，到后来发展成为曲牌体戏曲音乐，从而促进了戏曲艺术的发展。元代以元杂剧为代表，元杂剧是戏曲艺术的最高峰。元杂剧在北方最为兴盛，出现了关汉卿、郑光祖、马致远、乔吉甫等很有代表性的元杂剧作家。元杂剧南行时与南方的戏曲交融，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戏曲文化的发展。明清社会由于经济发展，市民阶层日益壮大，音乐文化的发展更具有世俗化的特点。明代的民间小曲、说唱音乐、南方的弹词、北方的鼓词，内容丰富多彩，各种说唱曲种类繁多、层出不穷，例如牌子曲、道情说唱和琴书等。在南方秀丽的弹词中，苏州弹词是影响最大的，出现了陈调、马调、俞调这三个重要流派，它们分别以陈遇乾、马如飞、俞秀山为代表，苍凉雄劲、爽直酣畅、秀丽柔婉。以后又繁衍出许多新的流派。到明朝末期清朝初期，梆子腔得到发展，这种以陕西秦腔为代表的北方音乐直接影响到了山西的蒲州梆子、河北和河南梆子。晚清，在北京初步形成了我国的国剧京剧。
二、中国传统音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传统音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助推作用为许多人所轻视，甚至不解。在过去的数千年岁月里，中国没有当今意义上的“宪法”体系，规范社会形为的思想体系就是以“四书”“五经”为体系的传统道德。在宣传媒介匮乏，消息闭塞的情况下，能够影响人民思想的就是戏曲、说书与四书五经。这种艺术与教育相结合的形式，保证了整个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人们思想的纯正，社会的稳定。最大范围内的世俗教育正是依赖于诸如戏曲、民乐等，达到了教育、规范的作用。有鉴于此，在整个“诗、书、礼、乐”完整的教育体系中，音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借助于多种多样的形式，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和传统文化的进步。视音乐为道德教化的理想手段，甚至认为音乐还有淳化社会风气、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历代政府、教育家视音乐为教化人的理想手段。许多哲学家、思想家在音乐上有深刻的见解，音乐实践活动也十分普遍。传统音乐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融合和联系，以共发展共创新的特质，体现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与中国诗词的声调音韵、诗词的句子组合的长短不同、格律的各种各样运用交错融合，充分显示了音乐的旋律和节奏之美。中国的书法艺术，从书者律动的节奏运用上，从书者龙飞凤舞的墨迹上，无不反映出具有音乐灵感的精神气质。中国的绘画，舞蹈和戏剧，更是和音乐紧密结合，绘画艺术“以形写神”，用清晰的线条显现了音乐流动的旋律美，和舞蹈戏剧形成了大型的综合艺术。
三、结语
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篇5
一、严复晚年回观传统文化的问题
要说明的是,本文重在探讨严复晚年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观,不涉及他晚年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因为终其一生,严复在政治思想方面都是保守主义,而思想文化方面则有前后期之说②。但作为那个风云诡谲时代的重要历史人物,严复的政治活动难免影响人们对其文化思想的认识、判断,尤其是严复晚年有参加筹安会、名列孔教会、支持袁氏称帝、反对辛亥革命诸活动,无一不是他复古反动的重要证据。这方面已有比较充分的考证和纠偏③,此不赘述。从文化观的演变角度看,严复晚年的确表现出从启蒙到回观传统文化的嬗变。不过,这种文化取向是否真如一些研究者所说,严复在晚年已沦为复古主义者,尽弃西学,完全回到封建主义的怀抱中去了？要准确客观的评述严复晚年的文化观,就不能只注意他晚年否定西学、赞美传统的片言只语和某些尊孔读经的政治行径,而简单的论定他走向反动和倒退。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重新解读严复晚年对传统文化的回望反观。
(一)严复晚年“尊孔读经”问题
经过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和深刻反思,严复认为西方文化以自然科学最见发达,而中国文化却以道德之教较为深邃,儒家的学说尤其如此。在孔教会成立前后,严复通过《思古谈》、《读经当积极提倡》、《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等等系统地阐述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他指出:"中国旧学,德育为多,故其书为德育所必用"[2]284,而且德育对国民人格的塑造起着重要的教化作用,因此他主张在中国必须研读经书:"夫读经固非为人之事,其于孔子,更加无损,乃因吾人育国民不如是,将无人格,转而他求,则亡国性。无人格谓之非人,无国性谓之非中国人,故曰经书不可不读也"[2]332。显然,他提倡读经的主要着眼点在道德教化,旨在保持能够熔铸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儒家德性之学。正因为严复着力于道德复古,因而重视经学,甚至提倡读经成为他晚年经常谈论的话题。但是也不能由此就断言严复晚年主张的"复古",就是"社会制度的复古"或"完全回归到封建主义"。因为严复提倡"尊孔读经"是为了树立国民人格,养成国民道德,所以用"尊孔读经"来笼统概括严复晚年的思想特征,并不能界定其尊孔的内在涵义和思想特质。如果用"道德复古论"来概括严复后期的思想,则是比较允当的。对于袁世凯鼓动的"尊孔读经",严复始终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态,他既不愿将思想鼓吹与政治运作混为一谈,也割舍不了以儒家伦理拯救世道人心的选择。经历了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政治、军事、社会等方面秩序仍然非常混乱,如何形成统一的观念和价值体系,成为意识形态领域最为迫切的问题之一。严复坦言:"不佞垂老,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3]692所以,中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即他日中国果存,其所以存,亦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决不在今日之新机"[3]661。基于此,严复提出著名的《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呼吁尽快调整国家的宣传教育方针,不要一味鼓励已经变质了的所谓民主自由的观念,而应依靠传统文化的道德教化来解决社会危机。这是因为,"夫言自由而日趋于放恣,言平等而在在反于事实之发生,此真无益,而智者之所不事也"。在他看来,"今之所急者,非自由也,而在人人减损自由,而以利国善群为职志。至于平等,本法律而言之,诚为平国要素,而见于出占投票之时。然须知国有疑问,以多数定其从违,要亦出于法之不得已。福利与否,必视公民之程度为何如。往往一众之专横,其危害压制,更甚于独夫,而亦未必遂为专者之利"[2]337。
因此,他郑重提出以"忠孝节义"为中华民族的特性和中国自古以来的立国精神,建议将如下诸条付诸公议和表决,以期重建一种既有新意又有传统精神的道德标准。一、标举群经圣哲垂训,采取史书传记所纪忠孝节义之事,择译外国名人言行,是以感发兴起合群爱国观念者,编入师范生及小学堂课本中,以为讲诵传习之具.二、历史忠孝节义事实,择其中正逼真者,制为通俗歌曲,或编成戏剧,制为图画,俾合人民演唱观览.三、各地方之忠孝节义祠堂坊表,一律修理整齐,以为公众游观之所.每年由地方公议,定一二日醵资在祠举行祭典,及开庙会.四、人民男妇,不论贵贱贫富,已卒生存,其有奇节卓行,为地方机关所公认,代为呈请表章者,查明属实,由大总统酌予荣典褒章.五、治制有殊,而砥节首公之义,终古不废.比者政体肇变,主持治柄之地,业已化家为官.大总统者,抽象国家之代表,非具体个人之专称,一经民意所属,即为全国致身之点.斯乃纯粹国民之天职,不系私昵之感情,是故言效忠于元首,即无异效忠于国家.至正大中,必不得以路易“朕即国家”之言相乱也.此义关于吾国之治乱存亡甚巨,亟宜广举中外古今学说,剖释精义,勒成专书,布在学校,传诸民间,以法天下之感.六、旧有传记说部,或今人新编,西籍撰箸,其有关于忠孝节义事实者,宜加编译刊布,以广流传.[2]344这个建议在严复看来,未尝不是解决当时社会混乱状况的一剂良药。因为即使我们承认进化是一个不可违背的历史事实,但也不能得出进化过程在道德方面就是最可赞扬的,如赫胥黎所指出,"适于生存与道德上完美并不必然是一回事"[4]。
从人类历史长河的流淌脉络来看,一个社会的道德伦理,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变局的影响,但决不会随着政治变动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西学东渐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强大冲击,最令人深思和担忧的就是在道德观念方面,由此可能会削弱中国传统的精神支柱,引起整个社会的动荡。所以,严复充分考虑中国的特殊国情,有针对性的提出这个既承袭传统文明,又吸收西方近代思想精华的建议,是有其可取之处的。此外,严复晚年坚持在中国对传统文化应当积极提倡,并且重新挖掘和诠释。他在给熊纯如的信中承认:"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子五经,故(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3]668。表明他对传统文化给予较高的评价,目的在以"新式机器发掘淘炼"之,可见他对传统文化并非无条件的继承,而是持一种分析、批判的态度。因此,对于严复晚年回望反观传统文化,提出读经、导扬民族传统精神,我们应该有一个尽量客观和理性的认识,而不应全盘斥之为复古倒退。
(二)严复晚年并未尽弃西学
众所周知,严复早年对西学的译介,以自由和科学为最力。严复晚年到底有没有放弃他早期译介的西学理论？我们还是从严复自己的文字中找答案。对于自由主义,严复在晚年确实很少提及,但也从未表示反对。1914年发表的《?民约?平议》一文,驳斥了洛克、卢梭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但并不意味着他是拒斥西学。平心而论,严复从未倾心于卢梭,也从未赞同过卢梭的自由与平等的观点。严复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批判,也不能等同于对自由主义的批判,至多是对"天赋自由"观念的批判,是自由主义理论中的实证派与天赋论派之间的论争[5]。严复和卢梭之间的思想分歧,乃是对自由、平等意义的理解不同所致。后来严复指斥俄国"十月革命"为"欧东过激党","其党极恶平等、自由之说"[3]704,就表明他对平等自由依然情有所钟,说晚年严复仍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并不为过。对于科学,严复晚年也并不否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严复一方面批评欧美人误用科学而导致灭绝人性的战争:"如今之欧美,以数百年科学之所得,生民固多所利赖,而以之制作凶器,日精一日,而杀人无穷……科学昌明,汽电大兴,而济恶之具亦进"[3]690。另一方面,他依然强调科学对中国社会的振弱疗贫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可知物理科学一事,不独于吾国为变化士民心习所不可无,抑且为富强本计所必需……以中国前此智育之事,未得其方,是以民智不蒸,而国亦因之贫弱。欲救此弊,必假物理科学为之"[3]283。
由此来看,严复晚年并没有放弃和否定自己早期着力宣传的西学。他自己坦言,翻译《群学肄言》乃是要纠正政治激进主义,继续以早期接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劝告人们把民主作为长远目标。因此,他不惜以年迈之躯译介《穆勒名学》、《名学浅说》等书,也是为了了却其介绍科学方法的夙愿,声称若能使《穆勒名学》等"数书得转汉文,仆死不朽矣"[3]527。到1919年严复著文批判白话文运动,还在说:"须知此事,全属天演,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3]699。显然,进化论仍然是他的基本的理论依据,如果用"复古"或者"弃西学"来概括此期严复思想的变化,就很难说是客观之论。虽然严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有否定西方、赞颂孔孟教泽的言论,但他同时主张必须改用西方文化的"新式机器"去"发掘淘炼"中国传统文化,使"四书五经"这座"最富矿藏"发出新的生机。如在《读经当提倡》一文中既提倡尊孔读经,又强调"今之科学,自是以诚成物之事,吾国欲求进步,固属不可抛荒"[3]331。在著名的《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一文中,严复又根据时代精神用西学对孔教的"忠孝节义"进行了改造,使"忠"是从忠于一家转向"事国之天职为尤重";"孝"由"重其亲"转向能爱其祖国;"节"则是"主于不挠,主于有制,而后不滥用自由,而可与结合团体";"义"是"轻性命财产而赴正义"[2]343。
可见,严复晚年仍然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文化,认为西方文化确有值得中国人借鉴之处。综上所述,严复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望反观,并不是主张用孔孟儒学经书来代替西学,而是强调二者的存在都是必要的,而且可以相互参照、取长补短。严复晚年对传统文化的关注点,主要在于伦理道德精华及其教化作用,并未与其早期对中学的批判相违背;他晚年所批判的西学也仅限于西方的伦理与社会道德层面,也未与其早期所引进的西学精华相冲突。
(三)严复晚年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
余英时认为,儒学的合理内核可以为中国的现代转化提供重要的精神动力,不过,"儒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怎样和西方文化成分互相融合和协调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6]6。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严复晚年所思考与实践的也正是"如何使孔孟之道具有现代意义"的问题,所以才会有对传统文化的回望反观。那么,在严复晚年的思想中,中西文化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二者的关系又如何处理？严复通过对中西文化的全面比较,认为中西文化"实未敢遽分其优绌"[7]3,他清醒地认识到中西文化存在系统性的差异,各有其体用。同时也看到中西文化是可以合流的:比如儒家薭矩之道与自由观念相通;杨朱哲学与西方个人主义的一致;斯宾塞的社会学与《大学》修齐治平之道可相互阐释;"中国以学为明善复初,而西人以学为修身事帝,意本同也"[8]。所以他曾向吴汝纶明确表示:"新学愈进则旧学愈益昌明;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9]1549基于这样的对比和思考,严复对中西文化的结合抱十分乐观的态度,提出应该"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3]560。也就是,打破中西之隔阂,融和中西文化为一体,重建中国新文化体系。很显然,严复晚年回望反观传统文化,是试图将西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结合起来,为传统文化构筑一种新体系,不是回归到中国传统不再创新,而是要使孔孟之道具有现代意义。如何构建这种新文化体系呢？严复早年在《救亡决论》中曾指出:"公等(学西学者———引者注)从事西学之后,平心察理,然后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而多非。即吾圣人之精意微言,亦必既通西学之后,以归求反观,而后有以窥其精微,而服其为不可易也。"[6]49此所谓"归求反观",就是"以自他之耀,回照故林"[10]72。这种深入发掘传统文化价值的方法,也是严复晚年力倡的用西方文化作为"新式机器"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富矿藏"进行"发掘淘炼"。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刻而全面的回望反观,既是严复指出的构建中国新文化体系的重要途径,也是我们今天研究严复晚年思想的关键所在。所以,对于严复晚年思想中的"回望反观"事实,我们必须做科学剖析与理解,而不能仅仅停留在简单的价值批判层面。
二、严复晚年回观传统文化的原因
就严复晚年的思想取向,有学者曾经指出:"近代中国有识之士,理智上想与中国思想疏远,但感情上又要认同中国思想"[11]67,即理智上选择西方,情感上却依恋传统。那么,严复晚年对传统文化的回望反观,是情感上不自觉的依恋传统呢,还是深思熟虑后的认真抉择？笔者认为二者兼而有之,但这种回望反观传统文化的不自觉依恋,还有更深刻的意义需要我们去理解和挖掘。以往学术界多认定这种回望反观传统文化的现象,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先进"人物晚年思想"倒退"的"规律性怪圈",严复如此,康有为如此,辜鸿铭亦如此。其实,所谓思想中的"历史性怪圈"[12],一点也不怪,只是因为人们自身的认识难免陷入这样的误区:"以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来区分中西文化"[13],以物质文明的发展为参照标准,认同西方资本主义就是先进的代表,恪守中国传统就是落后的表现。与此相联系,在评论历史人物的思想时,往往就要求其与所谓的时代及其思想潮流同步,否则就是落伍于时代甚至目为反动,成为不能与时俱进的典型,严复就是这样"被倒退"的。但是,如果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这些历史人物的思想变化完全遵守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生命力的释放规律,也完全符合个人思想内在发展的逻辑理路。中国传统文化是古代中国人创造的理论化的和非理论化的、影响整个社会的、具有稳定结构的共同精神、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14]47。人间普世的事,从思想至衣食住行这样的生存方式,无一不是传统文化的赐予。真正的传统是已经积淀在人们的行为模式、思想方法、情感态度中的文化心理结构,它不是你想扔掉就能扔掉、想保存就能保存的身外之物。所以,传统的作用大到"人只能活在传统中"的地步[15]508。人与生俱来对传统文化有着一种深厚的情结,这是由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久远的历史、宏大的体系和无所不在的影响力,而使国人形成的一种文化心理积淀。这种心理积淀,正是近代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产生回望反观现象的深层基础。传统文化作为人类群体精神升华延续的洪流,它是流在历史的纵向上的,它在历史上这样或那样地流,主要是由"时代的地形"造成的。传统在我们这代人身上怎样流下去,自然主要取决于"时代的地形",但它也与人们"心灵的地形"有着重要的关系。因为人们在研究传统文化时,能够通过反思自身的精神思维态势———完善"心灵的地形",来为传统的洪流开辟更好的"地形",甚至新的源泉。严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望反观,其实正是顺着思想发展的逻辑理路与必然性,做"反思自身思维态势"的努力,改造适合传统洪流流淌的更好的"心灵地形"。严复身处旧者未尽去、新者未尽立的"过渡时代",他在思考民族前途的时候,触及到了文化的"传统—现代"问题。他有留学欧洲的经历,系统地了解资本主义时代的科学知识,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进行深入的反省,所以没有停留在随意评论历史事件和文化现象的地步,而是将其提到根本哲理的高度,观察历史的演化,觅求对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他觉悟到继承固有文化与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性,也认识到在继承传统时必须对固有的文化做科学的分析,挖掘其中具有继承价值和时代意义的部分并予以采纳,才能走向民族文化的创新。所以,他回望反观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既超越传统文化又超越西方文化,根据现实与未来发展的需要营造新的价值体系。这种新的价值体系,既有择善而从、兼容并包的特点,更有自己新的开拓与创造。为此,他在晚年探幽索微,抉剔爬梳,或讲述儒学,或整理国故,或研究语言,或探讨制度,或品评人物,试图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入全面的解剖和了解,从而去发现传统、认识传统进而改造传统文化,以图进行有益的转换性的创造。但是,这种必要而艰巨的文化反省,长期以来被人们误解为"回归传统的复古"。
综上所述,严复晚年回观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传统文化释放规律和个人思想发展逻辑理路的双重作用下,试图用科学精神和方法来解读和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为传统文化构筑一种新体系,使孔孟之道具有现代意义,而不是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再出来和创新。
三、结语
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篇6
一般而言，一个时代的思想、精神资源主要来自于自己的传统。我们都是站在先人的文化土壤上发言。对中国而言，中国具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数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传统。在世界文化的“轴心时代”，中国产生了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一批确定以后的文化路向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成为中国文化大系的主要源头。而且，其中的儒家思想后来成为国家正统意识形态，通过建制得以实现思想的政治化、世俗化。政治化主要表现为儒家思想与一人专制的政治体制相结合，以儒家礼仪安排政治秩序与法律秩序，以儒家的仁、忠、义等观念安排君臣等角色关系。而世俗化则是儒家思想深入到民间社会，全面渗进宗法社会结构的宗法秩序之中。世俗化依赖政治化以确立，只有政治权力的承认与推崇，甚至从制度上加以鼓励——例如晋代推荐贤良为官，主要就是以儒家的基本价值为标准。明清鼓励失节妇女自杀，理论上的根据就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教条——儒家思想几乎无孔不入的渗入民间社会。
文化学奠基者泰勒对“文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与习惯。”⑴古代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便包含了传统的政治制度、观念模式与价值模式。1840年至今，整个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形态与文化心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过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真正从观念上把西学引入中国的，就是“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他们喊出“打倒孔家店”与“全盘西化”的口号，一方面颠覆传统文化，一方面把“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插到人们的心里。从此，中国文化开始了另一个传统。“五四”至今八十多年，我们事实上已经开始在形成一种“五四”的传统，就是“反传统文化”的传统。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刊物是《新青年》，“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便首先在《新青年》上由主编陈独秀写出。今天有很多人批评当时的“民主”与“科学”只是口号，缺乏深刻的学理认识，诚然如此。陈独秀、胡适们对“民主”并没有一种确切的理解，对“科学”更往往把它和“技术”混为一谈。然而，在一个既没有民主传统，又缺乏自由精神的国度，光是作为口号引入这两种观念，就足以产生无穷的震撼力。“五四”之后的历史，就是民主自由人权科学在中国不断被认识、不断遭挫折，不断被言说的过程。
二
对今天的中国思想而言，我们的思想、精神资源既包括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也必须包括“五四”以来的“反传统的传统”。
“五四”以来的“反传统的传统”是中国人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而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形成的结晶。鸦片战争开始，这个曾经征服过无数民族的文化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无比艰难的文化裂变中开始他的换血的过程。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将国家现代化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内源发展者”，一种是“后来者”，也即“早发内生型现代化”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区别。如果把1840年以来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视为中国现代化从起步到进行的历史，那么，在这一进程中对现代化产生的影响最大的时期就是“五四”时期。
首先，五四时期的语言革命对思想现代化具有无与伦比的推动力。在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之前，中国人习惯上都是利用文言文表达思想与传承学术。文字本身不具意义，而语言却是思维模式的形式化。古代的文言文具有模糊性、概括性等特点，这与古代思想学术的特点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白话文则引进西方的文法结构与语法结构，是一种分析性的语言，有助于把模糊问题清晰化、条理化。例如古代文字中说到“天”字，便是笼统的一个“天”，冯友兰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这一个字背后的内涵时说：“在中国文字中，所谓天有五义：曰物质之天，即与地相对之天。曰主宰之天，即所谓皇天上帝，有人格意义的天、帝。曰运命之天，乃至人生中吾人所无奈何者，如孟子所谓‘若夫成功则天也’之天是也。曰自然之天，乃指自然之运行，如《荀子·天论篇》所说之天是也。曰义理之天，乃宇宙之最高原理如《中庸》所说‘天命之为性’之天是也。”⑵从中可以看出，由文言文至白话文之后，文言文中的模糊、抽象、笼统的字词，都可以而且必须经过现代人的诠释用白话文明晰、科学、具体地表达出来，使思维清晰化、具体化、条理化。现代人对古代文化的诠释，首先便在于弥合由语言断层造成的思想断层。白话文的另一重要意义是有利于思想的传播，以引车卖浆者流的语言作为表达深刻思想的手段，有助于思想的迅速传播。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文字，其文法结构乃至思维方式都是“五四”时期语言变革的产物，也就是说，“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的正宗，不管你赞同还是反对传统文化，赞成还是反对五四思潮，你所使用的书面语言都是以“五四”为主要源头的语言。
其次，“五四”开始了一种深刻的思想文化转型。余英时先生认为，儒学的批判是从内部开始的，不仅晚清如此，“五四”也是如此。晚清时期，无论是以康有为、谭嗣同为首的今文经学家还是以章太炎、刘师培为首的古文经学家，均无意识的站在西方立场对儒家礼俗有所批评。因此余先生认为现代反儒学的运动“最初源于儒学的‘内在批判’。”⑶而这种批判在后起的陈独秀、胡适、鲁迅身上就变成对“礼教吃人”的激烈抨击，甚至做出“打倒孔家店”的姿态。由儒学“内在批判”始而至于“打倒孔家店”，期间突出的一点，就是西方文化的大规模进入。陈独秀、胡适们观察中国历史、现实的参照坐标，他们赖以理论的思想资源，都是西学。总体言之，他们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视为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而他们自己淫浸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深谙中国文化、制度的痈疽，而且为之深感痛苦，特别是深重的民族危机更使他们有一种以学术去唤醒国人的使命感。因此，他们不得不摆出一副传统颠覆者的姿态，以西学的价值观念去颠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这种颠覆的姿态，造成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空前大撞击，西方的“民主”、“科学”、“自由”、“人权”等观念深入人心。虽然这些观念停留在口号的阶段，但是这却使中国人第一次认识到除了儒家的“礼教”之外，还有另外的更合理的社会秩序值得追求，除了儒家的“圣人”之外，还有另外更合理的人生境界可以向往，除了皇帝一人专制制度之外，还有更合理的“无君无父”的制度值得探索。而且，近百年来，中国人就这样追求着，向往着，探索着，虽有过无数的艰难曲折，经历过一次次的悲剧循环，但是民主科学自由人权的薪火，屡扑不灭！
可以说，“五四”的反传统，就是在僵化了的传统中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输入新鲜的血液，吹入新鲜的空气，而这新鲜的血液、空气，恰恰就是推动中国现代转型，促进中国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因此，“五四”开辟了一个与中国固有传统完全不同的新传统，也就是以“反传统文化”姿态出现的传统。
当前的中国人面对这样两种貌似冲突的传统，要合理深入的继承这两种传统给我们的精神、思想资源，就必须对这两种传统做出梳理。这两种传统要共同构成今天我们的精神和思想的资源，它们首先不能是水火不容，而必须是可以互相容纳甚至具有互补性的。在我看来，这两种资源是可以并行不悖而且必须并行不悖的，只有如此我们的精神、思想资源才可能更加丰富。这两种传统主要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冲突的关系。
三
“五四”时期以《新青年》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全盘反传统。而所谓“传统”，事实上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我认为如果仅仅把五四思想家抨击的对象视为一个整体，而后断定他们反礼教而且反孔子，必定无法理解五四思想家们的激烈姿态背后的理性，更难以发掘他们的意义。
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在传统社会，儒家思想通过国家化、政治化、世俗化，造成一种复杂的思想－社会体系。而儒家由思想家的思想转变成为全面安排人间秩序，体现于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之中的思想，中间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环节。思想家的思想本身是一条脉路，而在思想的意识形态化，也就是政治权力通过权力行使把思想政治化世俗化加以推广的过程中，由于利益关系，体现于政治、社会现实的价值观念，就往往不再与原来的思想家的思想相一致，甚至走到思想家元思想的对立面。儒家思想正是从思想家在“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中从善良的愿望出发重新安排人间秩序，而后被政治利用，政治化、世俗化，并且造成各种罪恶的教条。明清时期，也就是儒教社会的成熟时期，“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杀人的价值信条，无一不是来源于儒家思想家的教诲。
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等人对孔家店的批判，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孔教的基本教义不适合于中国现代社会。对于到底什么是“中国文化”，陈寅恪曾说：“吾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⑷在1911年，帝制就已经在建制上崩溃了。也就是说，“三纲”的“君为臣纲”一条已经在实际上消失了。这意味着传统文化建制化的最基本一环的消失。对当时大多数受过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影响的中国知识人来说，帝制的崩溃展示了中国走出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希望。而当时的社会现实却又使他们不得不正视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的艰难。革命不过是揭去屋檐的几块瓦片，以示“革命必须破坏”，在广袤的农村，处处都是阿q、闰土、鲁四老爷之类的人物。而在政治上，袁世凯、张勋先后复辟，充分表现了这个国度对帝制的迷恋。袁世凯特别借重儒学以期建立其帝位的合法性，更加深了知识分子对儒学的恶感。我们回到当时的现实，与儒家“礼教”在现实中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不是孔孟对国家道德的温情脉脉的描述，没有《礼记》对圣王与大同世界的深情款款的向往，更非二程、朱熹对圣人、道德的孜孜不倦的追求，而是一整幅与现代文明出于对立状态的文化场景与心理场景：在政治上，是固有的民本主义思想，甚至渴望君臣大义的重建；在社会生活中，是小脚、姨太太、贞洁牌坊，残暴的监狱与法庭；在价值领域，仍然是贵贱、上下、尊卑、男女、父子的人格不平等。这些现实都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如果要展望一个文明社会，就应该批判这些现实并且寻找这些现实的价值根源。而这些现实的价值根源无疑与儒家礼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果我们把儒家思想与政治化、世俗化之后的儒家世俗观念区别开来，我们对“五四“启蒙思想家们对礼教咬牙切齿的态度就可能更具同情之理解。无论是陈独秀，胡适，还是鲁迅、吴虞，他们都是紧贴着地面发言，他们的工作都是基于现实批判而进于文化价值批判。陈独秀在《新青年》的答辩状中列出了《新青年》的几条“罪案”：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⑸
这些“罪案”，实际上就是《新青年》集团当所从事的事业。陈独秀的逻辑是这样的：“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⑹也就是说，他们反对的是和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之精神相冲突的中国现状。即以反“孔教”言之，在当时任何一个人，只要反对帝制追求民主，便不得不反对孔教尤其是其中“君为臣纲”的教条。陈独秀在袁世凯复辟过程中写了不少反孔文章，因为袁世凯复辟所借助的价值力量与思想力量便是传统礼教。陈独秀直接斥道：“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⑺陈独秀的反孔，实质上就是反“立君”，反“复辟”。鲁迅之反对“吃人的礼教”也是如此。《狂人日记》中，“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⑻吴虞解释说，那些最热衷于讲仁义道德的人，事实上就是吃人者。鲁迅这种貌似偏激的批判，是建立在对中国民间社会与中国野史的深切理解的基础上的。儒家的教条中，光是一个对“贞节”的鼓励与提倡，便不知道夺去了多女的生命！儒家教条的泛道德主义思维模式，则更是用僵死的道德观念紧紧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在《我的节烈观》中，鲁迅写道：“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互助的心思。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⑼这些道德明显来源于传统的儒家思想，但是它们作为儒家思想世俗化之后的观念，切入实际生活中却成为杀人的教条。鲁迅所说出的裸血淋淋的现实，鲁迅的批判也指向这些丑恶的现实。与陈独秀一样，鲁迅所憎恶的，是“礼教”借国家机器实现对思想言论的扼杀，他说：“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所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厉害。我们几乎看不见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⑽五四思想家们对儒学的反感，最主要的方面，就在于当时的现实及中国的历史中，儒学的一尊地位，压制了其它思想、科学的形成和发展，正如陈独秀所说的：“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⑾因此他们对儒学的批判，与其说是对儒家原思想的批判，不如说首先是对这种政治上社会上思想一尊局面的批判，是对思想专制的批判。在一个一种思想独尊，并且压制其它思想发展的时代，对这种专制思想进行批判的意义，并非在于否定这种思想本身的价值，而在于通过思想批判达到社会批判的目的，也就是为社会提供一个新的思想空间，一种新的思想可能性，如果没有一种新的可能性出现，就没有思想自由的可能。没有对中国盘踞独尊之位的儒家思想的批判，就不可能有民主、自由、人权观念的传入。我们今天尽可批评五四思想家们对民主自由等等现代观念的认识的局限，但是在当时，在这些现代观念开始传入中国的那个阶段，如果没有在传统思想中扯开一点自由空间，这些观念无法在中国生根。而对原始儒家思想的态度，五四思想家的主要目的，是把它还原为百家争鸣中脱离政治，可以批评的一家。正如胡适在早期的论文《先秦名学史》的导论中说的：“我确信，中国哲学将来有赖于从儒学的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枷锁中得到解放。这种解放，不能只用大批西方哲学的输入来实现，而只能让儒学回到它本来的地位；就是恢复它在其历史背景中的地位。儒学只是曾经盛行于古代中国的许多争鸣学派中的一派，因此，只要不把它看作精神的、道德的、哲学的权威的惟一源泉，而只是把它看作灿烂的哲学星系中的一颗星，那末，儒学独尊的局面就将不复存在了。”⑿
由“儒教中国”的现实出发，五四思想家猛烈抨击这些丑恶现实背后的价值观念，也就是儒教教条。“旧伦理”、“旧艺术”、“旧政治”等等都是这些教条支配下的产物。早在1919年3月，林纾便写信给蔡元培，控诉北大“覆孔孟，铲伦常”和“尽废古书，行用土语”。蔡元培回信辩解，认为北大的教员所反对的只是那些依托控制之名而反对革新的言论，而非与孔子本人为敌。他说：“‘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使在今日，有拘泥孔子之说，必复地方制度为封建；必以兵车易潜艇飞机；闻俄人之死其皇，德人之逐其皇，而曰必讨之，岂非昧于‘时’之义，为孔子之罪人，而吾辈所当排斥之耶？”⒀蔡元培向来以兼容包并之气度著称，他对林纾这样的回应，来自他的客观的观察。在儒学被定为一尊的思想社会局面中，要打破这种独尊局面，便需要这种思想之外不同的声音。周策纵先生在《史》中认为：“‘’早期的新知识分之们攻击儒学，主要是攻击现行的对儒家学说的正统解释。这种解释也好，这种攻击也好，虽说都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但是也不一定完整地把握了孔子的理论或精神。”⒁“儒家学说的正统解释”就是陈独秀们攻击的旧伦理旧政治的理论基础。
余英时先生曾论及西方近代反基督教思想家们的态度：“基督教在西方近代文化中有两重性格：制度化的中古教会权威在近代科学的冲击之下已经彻底崩溃了，但是作为价值来源的基督精神则仍然弥漫在各个文化领域。外在超越型的西方文化不能完全脱离它，否则价值将无所依托。启蒙运动时代西方文化思想家所攻击的只是教会的专断和腐败而非基督教所代表的基本价值。反教会最强烈的伏尔泰，据近人的研究，其实是相信上帝的。尼采和齐克果都曾著书反对基督教，但是他们对原始教义仍然是尊重的。他们只是不能忍受后世基督徒的庸俗和虚伪。”⒂余先生以此为参照系对比中国情况：“‘五四’以来反传统的人又误以为现代必须以全面地抛弃中国文化传统为前提，他们似乎没有考虑到如何转化和运用传统的精神资源以促进现代化的问题。”⒃西方中古教会权威的崩溃，经历了数百年的科学发展的积累，哥白尼的地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无不对教会权威造成极大的打击。但是这样的科学在中国并不存在，而且这样的科学也无法摧毁中国传统中独尊的儒学的地位。要从价值上摧毁儒学独尊的地位，只能以观念战胜观念。西方民主自由人权思想的传入对当时很多人的思想起到了颠覆性作用，加上朝代末世各种社会危机的并发，直接导致清王朝的灭亡，也是中国皇帝制度的灭亡。儒学三纲中的君臣一纲在表面上已经消亡了，但是儒学的建制远远没有崩溃，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它仍然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由此才有“改造国民性”运动的进行。这时启蒙思想家的反孔，与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家们一个大致相同的地方，就是主要力量集中于反对建制化，政治化的儒学，而非孔孟的原始精神——虽然他们同时也认为即使是孔孟的原始精神也有太多和现代应有的文明格格不入的内容。而且他们自己本身在安身立命之处常常就是传统主义者。鲁迅的一个思想核心是“中间人”角色的自命，也就是说他清醒的认识到自己是“因袭了传统的重负”的。而胡适1929年的日记就记载了傅斯年的话：“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然是传统的中国人。”胡适评论这句话道：“孟真此论甚中肯。”⒄胡适、鲁迅对待他们的母亲的态度，就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儒家精神中“孝”的要求。五四思想家们做出全面抛弃传统文化的姿态，实际上是充分考虑了文化的惰性，企图使态度与现实折中。鲁迅就曾说过，“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间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和平的改革也不肯行。”⒅
林毓生在《五四时代的激烈反传统思想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中对五四思想家批评道：“既然五四反传统的知识分子有意完全拒斥儒家的传统，他们当然就不会去寻求创造性地转化传统的可能性了。即使他们要将儒学与西方自由主义相整合，他们也会觉得并不可能，因为他们对儒学的了解深受传统思想模式的约制之故。”⒆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林毓生批判五四思想家把传统视为整体的，而他自己却把“知识分子”视为整体的。事实上，对“五四反传统的知识分子”，陈独秀、胡适、鲁迅们而言，儒家思想只是中国思想中的一支，他们也希望把儒家还原为争鸣的一家，因此，他们丝毫不会去干涉别人——不管是“完全接受儒家传统”了的辜鸿铭，还是“最后一个新儒家”梁漱溟——去拥抱儒学甚至拥抱儒家礼教的自由。今天即使有反传统的知识分子，也不会干涉林毓生“创造性地转化传统”的自由，而林先生指责五四先驱没有他的“创造性地转化传统”，背后有两个基础，一是以今人立场指责前人思想，一是预设了儒学的普适性，在儒学的立场上把它看作一种普适的“价值来源”，从而批评五四思想家对这种普适性的怀疑。
四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中国古代传统以儒家为主体的思想－社会体系的态度，有两种不同的角度。如果我们仅仅看原始的孔孟荀朱陆王，那是哲学的角度，在这一层面上，儒家思想可能成为构建我们新的精神家园的一个最主要的根基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可能补救西方文化的一些弊病。中国哲学这一学科模式来自西方哲学，从胡适写出第一部现代意义的哲学史开始，中国哲学的内容，基本上是西方哲学主题的异域变奏，很多西方学者不承认孔孟等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符合他们的“哲学”定义，因此并不承认中国有哲学，比如黑格尔。但是今天，一部分西方哲学家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古代哲学，并且把它放到与西方哲学对等的地位上加以审视。他们把中国哲学视为西方哲学的一面镜子，在《孔子哲学思微》一书中，作者郝大维、安乐哲这样说到：“在我们当前这个历史的决定性时机，不去吸收中国的智慧，就会使西方失去一个惟一的发现自己的机会。”⒇另一种角度则是从儒家原始思想政治化、世俗化之后形成的教条入手，批判这些教条的反现代特征，对人性的桎梏，对捍卫人道底线的无力，这是历史的角度。在这两个角度中，哲学角度承接了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历史角度则开辟了一个“反传统文化”的传统。而这两种传统在今天可以并行不悖。
我们观察五四时期的反孔与尊孔的论争，便会发现他们的分歧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陈独秀向来被目为极端反传统的，他在《旧党的罪恶》中有这么一句话：“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条件。无论新旧何种思想，他本身本没有什么罪恶。”而梁漱溟向来被视为“最后一个儒家”，“新儒家”的第一代开山祖师。但是梁漱溟在赞美孔子的同时，对“礼教”桎梏下的中国人的批判，丝毫不比陈独秀们温情。他曾经批评中国人：“中国人始终记念着要复辟，要帝制，复辟帝制并非少数党人的意思，是大家心里所同。他实在于他向来所走的路之外，想不出别的路来。”（21）“几千年来维持中国社会安宁的就是尊卑大小四字。”（22）废除帝制，废除尊卑大小的不平等关系，实际上都是儒家礼教所视为不可忍受之事。同样，熊十力对家族制度的批判也毫不客气。事实上，在现实层面，任何有良知的知识人都会批判当时的儒家教条，只不过反传统的思想家不再理会，甚至直接批判原始儒家价值，而尊孔的思想家在批判现实的同时在灵魂层面回到原始儒家价值。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与九十年代的国学“复兴”，意味着“反传统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经历了三十年“”破坏之后的承续。这两种传统都是我们今天赖以思想、发言的基本土壤。而且，这两种传统的并行不悖，可以为未来思想状况提供更加丰富的可能性。“五四”思想家们宣传“民主”、“自由”、“人权”的事业，得到传承，并且人们进一步梳理这些观念，以补五四时期认识粗疏之弊。而儒学经过“五四”的洗礼，已经不得不把民主、人权等观念融入自身，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就是把民主科学观念植入儒学体系的一种富有价值的尝试，而儒学究竟能否通过现代解释而成为具有普适性的文化价值来源，这一问题的回答尚待人们的努力。
注 释：
⑴泰勒《原始文化》，蔡江浓编译，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两卷本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第3页。
⑶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第2、3、4页
⑷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见《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0、11页。
⑸⑹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
⑺陈独秀《复辟与尊孔》，《独秀文存》第115页。
⑻鲁迅《呐喊·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一卷，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44页。
⑼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一卷，第67页。
⑽鲁迅《坟·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第一卷，第58页。
⑾陈独秀《答吴又陵（孔教）》，《独秀文存》第646页。
⑿胡适著，欧阳哲生、刘红中编《中国的文艺复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第17页。
⒀蔡元培《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函》，转引自周策纵《史》。
⒁周策纵《史》，岳麓书社1999年8月出版，第435页。
⒂⒃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联经出版事业出版，第15页。
⒄转引自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第27页。
⒅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二卷，第8页。
⒆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12月出版，第193页。
⒇郝大维、安乐哲著，蒋戈为、李志林译《孔子哲学思微》，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第255页。
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篇7
【关键词】苗族传统文化传承双语教学
一、苗族传统文化热潮在民间兴起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松桃苗族自治县苗族群众在获得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在逐渐上升，直接表现为对苗族传统文化的热情高涨，这为苗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松桃苗族自治县地处黔东，与湘西凤凰、花垣等县交界，为苗族东部方言区核心区域。松桃境内除了西部的一部分乡镇以外，蓼皋、黄板、长兴堡、木树、盘信、正大、大兴、长坪、盘石、牛郎等乡镇是苗族的世居之地，目前常住人口中仍以苗族为主，日常生活交流多以苗语最为常见，婚丧嫁娶、重大节庆活动仍保留着苗族传统的仪式风俗。近年来，随着当地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苗族传统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苗歌逐渐复兴，越来越多的出现在苗族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松桃苗族传统文化在经历最近几十年的滑坡之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整体提升，苗族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大增，他们重拾传统文化，重新回归传统的审美。着苗装，唱苗歌，亲近传统仪式风俗，已逐渐成为松桃苗乡集体意识中的时尚行为。最显著的表现是已经习惯于着西装的苗家女子，如今在逢年过节或参加庆典活动时自觉地换上传统服饰，盘起高高的苗族传统苗帕，一路走来银饰叮叮当当作响，引来众人围观称赞，成为松桃县城、乡镇赶场天及各种庆典活动中的一道靓丽风景。笔者在大兴、盘信、蓼皋、长兴等乡镇赶场天走访了解到，多数苗寨妇女基本人均一套苗族传统服饰，另外在以上乡镇的婚礼现场了解到，参与婚礼的苗族歌手均保持在20-50人左右，他们通宵演唱苗歌，不觉困乏。
当地政府逐渐意识到苗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在资金政策和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近年来，松桃苗族自治县的官方媒体以及自媒体等对苗族传统文化的宣传力度都有大幅度的提升，特别是在一部分苗族学者的影响带动下，学习苗歌、苗文书写的热潮持续高涨，Ф了苗族青年亲近传统文化的热情。在政府的推动下，充分挖掘苗族传统文化的旅游价值，先后推出了苗王城、苗王湖及苗族传统文化村落等景区，成功把苗族民间绝技推向全国。苗族传统文化价值被重新发掘，激发了苗族人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自豪感，进一步激发了传统文化保护的自觉。
二、苗族传统文化保护的深层隐忧
在苗族传统文化被重新认识的热潮中，应该意识到其中潜藏的危机。保护苗族传统文化的自觉仅仅停留在零散的自发阶段，尚未形成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如果没有政策相关引导，没有系统化的抢救、梳理和保护，苗族文化的精髓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消逝。
2016年夏，笔者曾对松桃苗族自治县99名苗族学生志愿者（2016届高中毕业生）作日常苗语测试，进行汉语词汇、句子翻译成苗语词汇、句子，结果显示：41名志愿者没有准确掌握苗语语序结构（例如表达“猪肉”一词时完全按照汉语的语序，而苗语的语序则是反过来说的“肉-猪”），89名志愿者的苗语表达中或多或少地夹杂着汉语词汇，就连“菜园”、“爷爷”、“奶奶”等再普通不过的词汇，也有过半的志愿者不能准确的表达，习惯性地使用汉语词汇。
深入志愿者的家庭后调查发现，苗族地区的大部分家庭、村寨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是苗语、汉语混用，已经淡化了苗语、汉语的界限。苗汉混用是社会交融发展的必然过程，在经济文化交流深度融合的当前，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特别是对物质生活的迫切需求，无法避免地冷落不太“实用”的传统文化，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苗、汉相互通婚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苗寨里汉族媳妇，甚至是外省的媳妇越来越多，日常交流中使用汉语方言、普通话的频率大大增加了。最近十几年来，松桃苗族自治县村村通公路，村村通广播电视，苗族群众的生活圈子得到了空前的拓宽，不再局限于苗寨，与各兄弟民族全方位的交流已经是非常常见的事情了。商场上的谈判，生活中的推杯换盏等交流过程中，松桃苗族自治县当地的汉语方言就成了最自然的通用语言，据笔者在走访的几个村寨了解到，40岁以下苗族人群中，不论男女均能熟练掌握汉语。
在苗族传统文化中，是不能忽视“巴代文化”的，它几乎涉及苗族传统祭祀仪式、民间习俗仪式以及各种社会活动仪式，是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没有“巴代文化”就没有真正的苗族传统文化。传统上，巴代分为两个种类，分别为巴代雄何巴代扎。其中巴代雄是苗族最古老原始的巴代，民间也称其为文教、苗教，所祭祀的是苗族传统观念中的“理念性祖神”和“人性化祖神”，其神辞全部为苗语。巴代扎形成时间相对较晚，是苗汉杂居，民族融合之后巴代文化的产物，民间称其为武教、客教，其神辞为汉语，只是偶尔间杂苗语。
不论是巴代雄、巴代扎，都是苗族文化的传承者，其身上汇聚了苗族文化的精髓，他们通过苗族社会中的各种仪式，演绎苗族文化。据石寿贵在《巴代文化及其功用》一文中归纳，巴代身上传承了苗族功法文化达到14种之多，涵盖了文学、哲学、艺术、医学、运动等学科门类。
几千年的巴代文化，至今依然活跃在松桃苗族自治县的土地上，也同样活跃在苗岭人的心中，但在活跃的背后，是一个更为严峻的现实：巴代的年龄偏大，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在传统上，巴代具有较为严格的传承体系，师父在选择弟子过程中不仅有苛刻的条件，且要有较长的“学艺”期。据笔者在蓼皋、长兴、黄板等乡镇走访了发现，已经有3位巴代年过七旬仍无衣钵传人。其中黄板乡一位巴代的独生儿子45岁，长孙26岁，均无继承父亲事业的意愿。
三、苗族传统文化保护的路径
苗族传统文化的危机，归根结底是传统文化与苗族青少年的疏离，没有青少年参与的传统文化，终将会随着老人的离去而一起化为尘土，因此保护苗族传统文化，当务之急是培养和引导青少年亲近传统文化。从实际情况来看，松桃苗族自治县苗族传统文化保护必须以学校为基地，通过政府政策引导、资金投入，同时动员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形成系统的文化保护体系。
一个比较好的现象是，目前松桃苗族自治县有几所中小学正在开办苗、汉双语教学，分布于苗族聚居的几个乡镇，给苗族学生亲近母语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也给对苗语感兴趣的汉族学生提供亲近苗语的机会。但松桃几所苗汉双语学校的双语教师，大多只是本校教师中的苗族或汉族苗语爱好者，首先缺少系统、专业的培训，虽然都能熟练掌握苗语，但对苗族历史文化学习不够深入、全面，双语课堂仅仅是完成语言的教学，把苗语当做不懂汉语的苗族学生学习的过渡的工具，或通过苗语教唱简单的苗歌、谜语，活跃课堂气氛而已。松桃苗族自治县苗、汉双语教学课堂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仅满足了苗、汉双语之间的交流转换，完成了语文的工具性，而关乎文化传承保护的人文性则远未涉及。
当务之急，是加强双语教师的培训，提升他们苗族文化修养，进而把苗语的工具性提升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结合，通过课堂让苗、汉学生深入了解苗族文化，亲近苗族文化，鞒忻缱逦幕。目前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率先突破：
一是教材的编写。目前，松桃双语教学使用的教材仅有贵州省民委支持出版的一册《语文》，以拼读、识字为主，尚不成体系。在实际教学活动中，为了避免干扰学生学习汉语拼音，苗、汉双语教学一般选择在小学二、三年级进行。从教学的实际成果来看，短暂的双语教学不能够完成苗语语法、词汇的系统梳理，简单的教材也不能承担苗族历史、文化传播的使命，这是苗族传统文化保护工作中最基础的一环，也是最薄弱的一环，迫切需要加强。从保护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结合地方财政、人才资源等实际情况，建议首先完善小学六年的语文教材编写，力争从一年级到六年级苗、汉双语教学全覆盖，从苗族语言、历史、地理、哲学等学科进行苗语启蒙教育。教材的完善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也是保护苗族传统文化的基础性工作，需要省、市、县民族、教育系统出台相关政策，整合资金、相关专家学者、一线教育工作者、民间力量共同努力。
二是完善双语教师学习及上升通道。在松桃苗族自治县各乡镇的小学双语教师中，学历普遍较低，从事教学工作后基少有继续深造的机会，而针对苗语及苗文化的培训则是凤毛菱角，苗、汉双语教学法的培训研究工作则基本是一片空白。松桃苗族自治县应当借助贵州民族大学、贵州师范大学、铜仁学院等高校的资源，加强师资队伍培训，开展苗、汉双语教学理论研究，推动苗、汉双语教学水平的提高。同时，可在职称晋升、工资待遇等方面给予苗、汉双语教师相应的政策支持。
三是推动苗族民间文化进校园。苗族民间文化博大精深，可以在开展苗、汉双语教学的学校开展民间文化进校园活动，打造苗、汉双语教学示范点。同时可在苗族聚居乡镇扩大保护、传承苗族传统文化工作的宣传力度，营造保护、传承苗族传统文化的良好氛围。
【参考文献】
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篇8
文章通过分析文化传统的重要性以及对艺术设计的影响，认为艺术设计与文化传统是一种和谐交融的关系，并以此指出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创新对艺术设计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化传统艺术设计创新
文化传统（culturaltradition），落脚http://在传统。作为一个历史的概念，文化传统是一种历史所存有至今仍然延续着的非物质文化。文化传统不具有形的实体，既在一切传统文化之中，也在一切现实文化之中，同时还在人类的灵魂之中。文化传统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共同生活、共同语言，从而也就有其共同的意识和无意识，或者叫共同心理状态。民族的每个成员，正是在这种共同生活中诞生、成长，通过这种语言来认识世界、体验生活、形成意识、表达愿望的。那些为这一民族生活所孕育、所熟悉、所崇尚的心理时刻得到鼓励和提倡，包括社会的推崇和个人的向往，二者互相激荡最终成为巨大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力量。这样日积月累，文化传统于是形成，它规范着人们的思维方法，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习俗，控制着人们的情感抒发，左右着人们的审美趣味，规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随着时间的前进、生活的交替、经验的累积、知识的更新，传统中某些成分会变得无处可用而逐渐淡化以至衰亡；生活中某些新的因素会慢慢积淀并经过筛选整合而成为传统的新成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只要存在，便可能有接触；只要有接触，便有交流；只要有交流，便有变化。学习所取、交流所得，经过自己文化传统这个“有机体”的咀嚼、消化和吸收，才会成为传统的一个新成分，从而带来传统的变化。
历史的设计是设计的历史。艺术设计无时无处不受文化传统的影响。文化传统对艺术设计的影响主要有以下表现。
1.文化传统影响艺术设计原则。在不同的艺术风格和价值观念的引导下，所形成的艺术设计原则当然也会趋于不同，虽然普遍意义上的艺术设计都是以实用和美为目的，但在设计过程中，设计师们受到根深蒂固的本土文化意识的影响，在对对象的造型、色彩、肌理等因素的考虑上都会或多或少地趋向于传统个性的表达。即便在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大潮中，将传统改变以适应现代化的大生产，也要受到一些制作或审美上的影响，这种改变固然是有限的。约定俗成的审美特质，铸就了传统的审美意趣，历代传承的审美观念以及审美心理必然影响设计原则。
2.文化传统影响设计师和受众的思维方式。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发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为前提。”这是恩格斯对哲学发展的评论，而艺术的发展也是如此。艺术设计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也有着同样的继承性，这也许是一种骨子里的传统、骨子里的情感，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的内心必然向历史、向传统回归，一种血脉的归属感必然向传统回归。它也就必然会影响到设计师的思维方式，继而影响着受众对艺术设计作品的评判标准。
3.文化传统影响艺术设计的形式体系。艺术设计发展至今产生了很多不同的类型，而实际上这些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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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篇9
想要在传统文化影响下提升旅游管理水平，就需要紧随时展，将市场作为引导，然后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作为辅导。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旅游业管理需要更加健全、完善，要努力提升旅游产业的规模，不断提升旅游企业的整体素质，提升旅游企业的管理水平。重视旅游企业融资与资本经营并加大对旅游资源的开发与管理等。与此同时，更应该重视政府的作用，将政府作为对付市场失灵时重要的补充手段。另外，还要加强行业协会的作用，在当前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旅游管理工作中，旅游行业协会的作用和力量不可小觑。它可以加强政府与旅游企业从业者的联系与沟通，从旅游管理者的角度向政府提出具体建议。同时在旅游企业之间可起到沟通信息，规范旅游企业的行为，使其严格地遵守政府的政策法规，以更加谨慎的态度从事经营行为，使旅游行业的行为统一到最佳状态。
二、传统文化影响与旅游管理理论构建分析
虽然我国的旅游产业有了快速的发展，旅游管理理念也在不断的完善。但是我们仍然应该看到在旅游管理上存在着一些不足，而如何协调旅游管理理念和我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努力促进双方共同发展，已经成为了旅游管理工作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具体说来，传统文化影响与旅游管理理论构建可以从以下几点加以考虑：
（一）重视挖掘旅游资源的精神文化内涵
旅游业想要更好地发展，就不能够仅仅局限于自然风光，而是应该充分挖掘旅游资源的精神文化内涵，提升其内在的美，从而使旅游业能够向高层次的形式进一步发展。在旅游管理过程中，应该重视对那些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的旅游项目的开发管理，对旅游资源中蕴含的文化特质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建立起能够更好地满足游客需要的旅游文化。然后让员工将旅游资源中的传统文化牢记于心，这样就让员工拥有了一种责任感，认识到旅游资源的重要性，从而就更加认真地管理旅游资源，开展更为高效的旅游管理工作。
（二）以“以人为本”的理念来提升旅游管理工作水平
我国传统文化讲究“以人为本”，正因为如此，在对旅游管理进行完善时应该充分利用“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人为本”的理念将“人”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从“人”出发来管理和完善旅游管理工作。比如旅游管理中可以采用“参与式管理”的模式，让旅游企业的每一名员工都能够参与到管理工作中来，使每一名员工都拥有主人公意识，能够真正贡献自己的力量，为旅游管理工作做好提供支持。
（三）重视将“以和为贵”的理念融入到旅游管理工作中
旅游管理工作需要旅游企业各个部门共同的努力，是一个综合性非常强的管理过程。对于旅游产业来说，其要管理多方面的内容，比如娱乐项目、餐饮、住宿以及购物、安全等。可以说，这些环节只要有一个地方出现问题，就会影响整个旅游管理工作的开展。因此，只有将每一个环节都做好，才能为游客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以和为贵”的理念能够有效提升旅游管理的质量。“以和为贵”的思想能够让管理者重视互相间的合作，能够增强员工之间的凝聚力，从而可以让整个旅游管理工作更加协调，让所有的员工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去，从而让整个管理工作更加和谐、更加高效，从整体上达到了“无为”的状态。
三、结语
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篇10
一、传统文化传承的原则
去粗取精的原则。传统文化当中有精髓，但也存在一些糟粕，因此，我们必须批判中去继承发展。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该有选择地向学生传播传统文化的精髓，有选择地推介经典古籍，着重吸收其中的有益精髓，而同时摒除其中的落后糟粕。
与时俱进、乐于接受的原则。传统文化具有超时空性，固然有不变的东西，但传统文化毕竟是我们历史上所存在的，都和当时的时代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有些因素会和我们现代生活产生冲突。因此，我们应当把传统文化的精髓与时代结合，赋予传统文化新的内涵。对于当今的中学生，我们还要结合他们的特点，使他们易于且乐于接受。
二、在教学中弘扬传统文化
1.正确引导学生课外阅读，增强语文的文化含量
为使学生明确民族文化繁衍的“根”和民族生命壮大的“魂”在哪里，激发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引导学生用智慧的眼睛去阅读，鼓励学生研读经典。文学经典集古人先贤智慧哲思、深刻的传统文化底蕴于一体，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学生直接接受古文化熏陶、承传传统文化的蓝本。教师应引导学生以愉悦而严谨的态度、享受和研究的方法去阅读，加强研究性学习的引导、学风的引导。切勿仅下达阅读任务而不加以指导监督，使得对经典的阅读演绎成下载、拼凑材料，以应付教师对自身读书笔记的检查，或个别学生为显示自己阅读量大去阅读那些简案似的名著集粹，而忽略对经典文本原文的研读，以致读罢仅知故事梗概却不知其精神意旨，丝毫感受不到文中所蕴涵的文化底蕴。
2.开展丰富传统文化课外活动
传统节日活动本身就是弘扬民族精神的最佳机会，在此期间开展的传统教育活动会让学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中秋节、重阳节组织学生朗读李白的《月下独酌》、孟浩然的《秋宵月下有怀》等诗篇，在清明祭扫烈士墓和怀念亲人是引导学生诵读程颢的《郊行即事》、王禹俏的《清明》等诗篇。将节日融入中华经典诵读的内容，激发孩子们热爱祖国、热爱幸福生活，建设美好明天的激情。利用语文研究性学习或综合性学习的形式，以某个传统节日为契机进行语言实践。在端午节来临之际，引导学生查询和端午节相关的一些信息，如：端午节有哪些别名？端午节的来历及与哪些著名的人物有关？你知道屈原、伍子胥的生平事迹吗？端午节有哪些传统习俗？在查询的基础上整理资料，通过出板报，开展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等形式进行交流。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如果这些重要的传统节日让我们的学生在语文学习中有计划地去探究、去实践体验，让学生在实践中学语文，在营造节日氛围的过程中感受特有的民族风情，这样的文化传承是意义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