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治安管理法篇1
第一条为加强特种行业、公共场所治安管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的特种行业是指旅馆业、印章刻制业、印刷业、旧货交易业、废旧金属收购业、典当业、拍卖业、报废机动车回收业和机动车维修业。
本办法所称的公共场所是指歌舞、游戏游艺等营业性娱乐场所（以下简称娱乐场所），设置按摩项目的服务场所，营业性射击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举办大型公众性的文体、商贸、庆典、展览等活动的场所,以及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进行治安管理的其他公共场所。
第三条公安机关是特种行业、公共场所治安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依法加强对特种行业、公共场所治安管理，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预防和查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工商、文化、体育、卫生、劳动、经贸、交通、物价、环保、新闻出版等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配合公安机关做好特种行业、公共场所的治安管理工作。
第四条特种行业、公共场所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和举办大型公众性活动的负责人，为治安责任人；个体工商户开办的特种行业、公共场所，业主为治安责任人；实行承包经营的企业，法定代表人和承包人为共同治安责任人。
治安责任人、共同治安责任人承担本单位或者大型公众性活动的治安责任。
第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在特种行业、公共场所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扰乱治安秩序、影响居民正常生活。
公民制止、举报特种行业、公共场所中违法犯罪行为，受法律保护。
第二章治安管理
第六条经营旅馆业，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执行住宿登记制度，五十个床位以上以及其他有条件的旅馆应当建立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
（二）执行贵重物品保管和值班巡查等制度；
（三）旅馆内不得存放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危险物品；
（四）三星级或者相当于三星级以上的宾馆，应当在大堂、电梯、楼道、停车场安装安全防范监控系统。安全防范监控室应当配有值班人员；
（五）不得进行、、、吸毒、贩毒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
第七条经营印章刻制业，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未经许可不得承接公章刻制业务；
（二）刻制公章应当查验公安机关出具的准刻证明，按照规定的名称、式样、规格和数量刻制并逐项登记，办理印鉴备案；
（三）经营公章刻制的，应当符合印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的要求；
（四）执行公章保管、作废章坯销毁制度。
第八条经营旧货交易、废旧金属收购、典当、拍卖业，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执行收购、寄售、典当和拍卖验证、登记制度；
（二）不得收购、寄售、承典、承当或者非法拍卖国家禁止经营的物品；
（三）从事异地拍卖活动的拍卖企业，应当将拍卖物品清单提交拍卖地公安机关备案；
（四）经营旧手机交易业的，应当登记手机电子串号和寄售者的身份证明。
第九条经营机动车维修业，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更换发动机或者车身（架）、改装车型，应当查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机动车变更、改装证明，并执行验证、登记制度；
（二）禁止改装、拆解、买卖明知是盗窃、抢劫、走私等违法犯罪所得的机动车；
（三）禁止更改发动机号码和车架号码、回收报废机动车；
（四）禁止拼装、组装机动车。
第十条经营印刷业、报废机动车回收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依照国务院《印刷业管理条例》、《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十一条经营娱乐、按摩场所，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设置的包间、按摩操作间应当安装展现室内整体环境的透明门窗；
（二）有禁止违法行为的告示和禁止携带违禁物品进入场所的标识；
（三）娱乐场所和桑拿按摩场所应当聘请保安人员负责保安工作；
（四）不得进行、、、吸毒、贩毒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
第十二条经营射击场所，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使用军用枪支，使用民用枪支弹药按规定报批；
（二）设立接待区、等候区、射击区、观众区，各区间有明显标志和安全隔离设施；
（三）射击靶位配有熟悉枪械性能的技术服务人员；
（四）配置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具和枪、弹库的安全设施；
（五）执行民用枪支、弹药使用、存放、保管、检查和顾客登记等制度，并符合国家有关枪支、弹药管理规定；
（六）禁止在射击场所内销售酒类饮品，禁止酒后进入射击场所。
第十三条举办大型公众性的文体、商贸、庆典、展览等活动，主办或者承办单位应当在举办活动十五日前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报告。
公安机关认为主办或者承办单位制订的安全保卫工作方案不符合要求的，应当在接到报告后三日内向主办或者承办单位提出书面整改意见。经整改符合要求的，方可举办。
公安机关应当根据具体情况，组织相应警力维护现场秩序，指导督促安全保卫措施的落实。
第十四条法律、法规规定必须经公安机关许可的特种行业、公共场所，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许可证。
对依法申请办理许可证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到申办单位或者个人书面申请报告后十五日内，进行治安安全检查、验收，符合条件的，发给许可证；不符合条件的，发出书面整改通知。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到业主的整改验收申请后十日内，重新检查验收，符合条件的，发给许可证。
第十五条开办除应当办理许可证以外的特种行业、娱乐场所、设置按摩项目的服务场所，应当在取得营业执照后十五日内向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备案。
公安派出所应当在接受备案的同时向报备者出具备案回执，并书面告知开办者应当遵守的规定。
第十六条领取许可证的特种行业、公共场所停业或者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经营地点的，经营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十五日内，向原发证的公安机关办理许可证注销或者变更手续。
须备案的特种行业、公共场所停业或者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经营地点的，经营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销或者变更手续后十五日内，向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备案。
第十七条特种行业、公共场所依法建立的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协助公安机关做好特种行业、公共场所的治安管理工作。
第十八条公安民警对特种行业、公共场所实施日常治安管理检查时，必须同时出示人民警察证件和省级公安机关统一制作发放的行业场所治安检查证。不出示证件的，被检查单位有权拒绝检查，并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第三章治安责任
第十九条特种行业、公共场所日常治安管理由所在地公安机关负责。
第二十条公安机关的治安管理职责：
（一）监督治安责任人建立治安安全制度、落实治安安全措施；
（二）检查治安安全情况，发现治安隐患和其他治安问题，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并督促整改；
（三）查处刑事、治安案件，对突发性的治安灾害事故采取紧急处置措施；
（四）指导、组织治安责任人、经营负责人、保安人员、治安保卫人员的治安业务培训。
第二十一条公安机关应当规范特种行业、公共场所治安管理的执法行为，实行警务公开，建立监督检查制度。
第二十二条公安民警在特种行业、公共场所治安管理中，应当文明执法、公正执法，禁止有下列行为：
（一）参与特种行业、公共场所的经营活动或者利用职务便利谋取个人利益；
（二）为非法活动提供庇护；
（三）不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四）不依法审批；
（五）检查时不依法出示证件；
（六）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人员打骂、虐待、侮辱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
（七）其他违法行为。
第二十三条治安责任人的治安责任:
（一）根据场所规模，配备专（兼）职治安保卫人员或者按照有关规定配备保安人员；
（二）组织本单位的经营负责人、保安人员、治安保卫人员接受治安业务培训；
（三）做好保安人员、治安保卫人员的教育管理工作；
（四）制订治安安全制度和岗位责任制，检查治安隐患并进行整改，组织落实治安安全措施；
（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本单位的治安情况，配合公安机关查处刑事、治安案件和处置治安灾害事故。
第二十四条治安责任人和保安人员、治安保卫人员应当履行治安责任，防范治安灾害事故、治安事件和违法犯罪活动的发生；发现、、、吸毒、贩毒、寻衅斗殴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应当立即制止并报告公安机关；发现违法犯罪嫌疑人、可疑物品的，应当立即报告公安机关。
发生治安灾害事故时，治安责任人和保安人员、治安保卫人员应当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救援、处理，组织抢救伤员、疏散群众，维护好现场秩序。
第四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七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三项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第二十六条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五项、第十一条第四项规定，对、违法犯罪活动放任不管，不采取措施制止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责令停业整顿，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违反第二项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违反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没收非法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第二十九条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吊销许可证。违反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第三十一条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不符合要求仍举办活动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责令主办或者承办单位停止活动，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第三十四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第三十五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未向公安机关报告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对特种行业、公共场所治安责任人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未履行治安防范责任，造成场所内发生重大违法犯罪活动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责令停业整顿。
第三十六条公安民警违反本办法规定，在治安管理中，、、的，由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所在单位根据情节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规定，应当给予处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公共治安管理法篇2
一、承包内容范围的困境：治安防范承包VS治安管理承包
治安承包在中国推行了近十年，涉及的区域范围由农村逐渐扩展到了城市，但由于各地的实际情况有所差异，使得其模式、/为您整理内容和具体操作也有所不同。从实践来看，在承包内容上，治安承包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治安防范承包；二是治安管理承包。实行治安防范承包的省市比较多，如自1999年以来，泰安市委、市政府以“治安防范职业化承包责任制”形式解决了城乡不少治安问题。此后，治安承包的内容逐步扩大到一部分治安管理权，如宁波余姚市牟山镇从2005年就开始推行治安承包责任制，将治安巡逻以及村内的私房出租管理、暂住人口登记等管理权一并承包。各地的治安承包行为对于承包的范围没有一个规范的统一规定，造成了公共治安承包中治安防范和管理行为的类型与幅度不统一。
(一)治安防范承包
治安防范是社会治安群防群治的方式之一，也是全体公民的一项责任和义务。这一责任和义务，既可以要求全体公民在没有经济利益的前提下为社会公共治安安全尽义务，也可以将其与经济利益挂钩，承包于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治安防范承包具有合法性。治安防范承包中的承包内容虽然一般属于私权范畴的事项，如纠纷调节、对违法犯罪人员的举报权和制止权、对违法犯罪分子的正当防卫权、检举权和扭送权、治安巡逻等，但其中的治安巡逻却具有双重属性：既属于公安机关的公权力，又属于私权的范畴。治安巡逻是指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为了维护社会治安而依法组织实施的一种巡查警戒活动；在我国进行治安巡逻工作的既有专门巡警队伍，又有由各种民警、武警和派出所抽调的警力等组成相对固定的警察队伍，还包括由民警组织和带领的群众性治安联防组织。由此看来，治安巡逻虽属公权力的内容，但实践中承包的事项仅限于群众性治安联防组织所实施的事项(又称为治安巡防)，为一般管理权范畴，对于属于警察权范畴的强制措施和执法活动并没有纳入承包范围。因此，对于治安防范承包内容的范围界定应从两个方面出发：一是治安巡逻；二是治安巡逻之外的治安防范内容；对后者进行承包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对于前者中的治安巡防(即群众性治安巡逻)进行承包并没有牵扯到警察权的市场化，也不违法。因此，在此基础上的治安防范承包就能作为社会治安防范群防群治的一项新举措，其存在也才具有真正的合法性。
(二)治安管理承包
治安管理是公安机关的行政职能，是指公安机关依照国家法律和法规，依靠群众，运用行政手段，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社会生活正常进行的行政管理活动。具体的治安管理职权有治安管理命令权、治安处理决定权、治安强制权、治安处罚权、治安调解权、治安奖励权等。治安管理是国家警察机关的权限，涉及公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也就是说，治安管理是一项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执法活动，是具有执法性质的公权。根据法治原则，任何一项行政权力的取得与让渡都必须有法律的授权，这就使治安管理承包内容的合法性受到了极大的质疑。但笔者认为：首先，法律本身就具有滞后性的特点，现行的法律虽没有给予治安管理承包以合法的地位，但这并不能说明治安管理承包从本质上就是错误的；其次，法治原则的依法行政并不仅仅是指恪守现行的法律、法规的现成文本规定，还应包括这些法律所体现的立法精神与法律原则。治安管理权中的一些具体权利如户籍管理、暂住人口的登记和发证、房屋出租管理以及治安调解权虽属公权力，但不属于国家强制管理权，是具有业务性的管理权。将其承包并没有改变公权力的性质，只是对该权力进行必要的社会授权调整，并没有造成“公法向私法的逃遁”。执法权依然掌握在公安机关手中，治安承包人只是通过行使这一部分非强制性的管理权来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的辅助力量和补充，以便更充分地发挥行政权的灵活性优势以及广泛的社会资源参与热情，进而实现公共管理的多元共治。
二、承包协议性质的困境：民事合同VS行政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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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公共治安承包的协议性质，理论界并没有作很明确的界定。大部分学者将公共治安承包协议笼统定义为行政合同，殊不知根据承包内容的不同，其协议的性质也应作不同的诠释。
(一)民事合同
从上面看来，治安防范承包的承包内容除了治安巡防具有双重属性外，其他的都属于私权领域。而对于治安巡防以外的治安防范内容承包合同应看作民事合同。所谓的民事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不含治安巡防内容的治安防范承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基于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民法基本原则而达成的一种合同；内容属于私法领域的内容，不涉及公权力，主要包括双方的民事权利、义务和奖惩；发包方与承包方都属于平等主体；合同也是基于双方合意而签订的；因此，此类合同当属民事合同。
(二)行政合同
行政合同又称为行政契约，是指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双方的意思一致，所缔结发生行政法上法律关系的合同。治安管理承包合同和治安防范中治安巡防承包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是行政主体——公安机关、公安派出所等；从合同内容来看，承包人和发包方的权利、义务都围绕着“公权力”(如登记出租房、外来人口登记、治安巡防等)而存在，而这些权利和义务具有行政属性，要受行政法原则的约束，不能随意免除和放弃；签订该种合同的目的是为了执行公务、实现特定的国家行政管理目标；合同是以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为前提；合同中行政主体享有行政优益权，主要表现为签订合同的选择权，如宁波泗门镇治安承包的承包人三分之一是党员，一半是退伍军人。这就是派出所运用签订合同选择权，通过招标的形式，选择特定签约对象的结果。这充分说明治安管理承包合同与治安巡防承包合同在本质上属于(准)行政合同。
三、承包签约主体的困境：公安机关VS民间主体
在公共治安承包的实践操作中，公安局、公安派出所、村民委员会、物业公司等均可在不同的条件下作为对外签订主体。至于在何种条件下和何种合同中，谁能作为发包方，成为对外签订主体却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要求。如浙江嘉兴的嘉善县出现了由警署将治安防范承包给民警个人，再由民警挑选保安人员进行防范的模式。治安防范承包分为治安巡防承包以及之外的治安防范承包，二者由其内容性质不同，导致对外签订主体必有差异。因此，随意地确定发包方可能会引发合法性质疑。
(一)祛除治安巡防中治安防范承包合同的签订主体困境。这类合同的内容属于私法领域的内容(如纠纷调节、对违法犯罪人员的举报权和制止权、对违法犯罪分子的正当防卫权、检举权和扭送权等)，合同性质属于民事合同，其发包方既可以是村民委员会、物业公司、社区等民间组织，也可以是公安行政机关及其派出所机构。因此，此类合同的签订主体一般不存在多少争议。
(二)治安管理承包合同与治安巡防承包合同的签订主体困境。行政委托是指基于管理上的需要，某一行政主体委托另一行政主体或其他组织及个人，以委托人的名义代行其职权或者其他事务，其行为效果归属于委托人的法律制度。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8条第1款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因此，当承包方为个人的时候，这类承包是否属于行政委托关系呢?《国家赔偿法》第7条第4款明确提出，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使受委托行政权力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委托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此款已将个人行使公权力纳入可能情形之一，承认个人也能作为行政主体。笔者赞同陈新民教授的学术观点，即行政任务的委托可以依法律或其他法规，甚至经由行政合同来委托及授予执行权限。由此看来，治安管理承包与治安巡防承包实质上属于一种行政委托关系。另外，又由于此类合同属于行政合同，签订主体的一方必须为行政主体，因此，公安局以发包方的身份出现，直接参与此类承包合同的签订没有任何异议。但是，问题在于公安派出所是否也能以自己的名义成为发包方?在行政委托关系中，委托方必须是行政主体，非行政主体不能成为行政委托法律关系中的委托方当事人。根据行政法学的行政主体理论，公安派出所作为公安局的派出机构，只要有法律法规的授权，或者权力机关对其作了某种专门行政授权，且当其行使这种职权时，公安派出所就可以成为行政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公安部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以及《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等，公安派出所享有法律、法规设定的关于暂住人口管理、出租房屋管理等方面的行政职权，因此，公安派出所可以凭行政主体身份对外签订治安管理承包合同和治安巡防承包合同。
以上对公共治安承包合同的对外签订主体进行了标准定性，但笔者认为，不含治安巡防内容的治安防范合同的签订可以不让公安机关直接参与，而是由公安机关以外的民间组织或个人与承包方自行签订，公安机关只是在受邀请的情况下，以承包合同的居间者面目出现，负责业务指导和监督合同履行，这样有助于减少众人对该合同性质的误解，体现该类承包合同的民事性及主体地位的平等性。而治安巡防承包和治安管理承包合同的签订则必须由公安机关直接以发包方的身份，直接参与合同的签订，以保证行政合同订立的合法性与合同履行的公正性。
四、承包合同当事人角色定位的困境：发包方VS承包方
(一)公安机关(发包方)的角色定位困境
公共治安承包是应公共治安需求多样性与提供单一性的矛盾而应运而生的，是一种公共治安的多元主体提供方式。虽然这一新尝试以契约的方式提高了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率，但同时也引发了公安机关的角色定位问题。
有人认为在公共治安承包中，公安机关是在向社会转嫁和转移自己的法定义务，与市场经济要求政府当好“守夜人”、管理好公共事务的趋势是相悖的。治安承包是满足那些安全需要较高的组织或个人而展开的，是公安机关提供必要的、基本的安全服务以外的一种补充形式。当前，行政权力正逐渐向服务行政、给付行政转变，从某种角度上来看，治安防范和治安管理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给付公共产品的服务行政。法律并不禁止公安机关根据民法规定通过与特定公民、法人签订治安承包合同的方式来履行职责。但不管是治安防范承包，还是治安管理承包，公安机关都不得以治安承包合同存在为由而拒绝履行治安管理职责或为治安管理失职进行辩解。如果实行承包后，公安机关将不再向这些地区提供安全防范和管理服务，这就有可能在公共治安承包者的承包失败以后，使那些本想获得较高安全需要的组织或个人的合法权益遭到更大损害的风险。《人民警察法》第6条规定，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是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的职责。因此，公安机关不应该在该区域的治安防范任务被承包以后而成为“甩手掌柜”，而应当是给这块承包区域加上双保险，确保发包人享受到高于一般区域的公共治安服务。
当承包人履行合同侵犯了其他公民或组织的权利而使社会治安出现了问题时，公安机关是否仍须按公法承担相应责任也成为了角色定位的困境问题。公共治安承包的合同分两种：一种是祛除治安巡防的治安防范承包合同；另一种是治安管理承包合同和治安巡防承包合同；后者属于行政委托关系。根据《国家赔偿法》第7条的规定，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使受委托行政权力时，若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委托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这就说明在后一种承包合同中，公安机关仍须按公法承担责任，因为《国家赔偿法》等法律对公安机关的约束不可能因为公安机关自身与特定公民、法人之间签订的一纸合同而被解除。但前一种合同(即祛除治安巡防的治安防范承包合同)属于民事合同，这类合同中的公安机关勿须按公法承担责任。当其作为此类合同的发包方时，负有履行合同的附随义务，若因其附随义务的缺失而导致承包人侵犯了其他公民的权利时，公安机关应承担民事责任；当其只作为此类承包合同的居间者出现时，公安机关只承担监督者的责任。
(二)治安承包方的角色定位困境
至于治安承包方同样也存在着相应的角色定位困境。首先，承包方在合同中代表谁工作，应对谁负责，这是一个困境。在治安管理和治安巡防承包合同中，公安机关与承包方之间是一种行政委托关系，此时，承包方是代表公安机关来工作，并对其负责；在祛除治安巡防的治安防范承包合同中，不管公安机关是否作为合同的对外签订主体，承包主作为民事主体不存在代表谁工作，但他却应对合同另一方，即“发包方”负责。其次，如果这些承包人在履行合同时出现了伤亡现象，由谁来承担责任以及是否算公伤也值得斟酌。笔者认为，在治安管理承包合同和治安巡防合同中出现的伤亡可以算工伤，而不能算公伤。公伤是指在国家法律范围内，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因执行公务造成的伤害。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的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即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此时责任应由公安机关来承担。而在民事合同性质的治安承包合同中，承包人出现的伤亡不能算作工伤，责任应由自己承担。第三，承包方在巡防时要完成承包任务难免会对有嫌疑的人进行盘查或检查，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经出示相应证件，可以当场盘问、检查。也就是说，盘查属于警察刑事权的一部分，承包方无权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立法法》第8条第5款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如果随意盘查过往车辆及人员，显然是侵害了被管理者的合法权益，有悖于《宪法》在内诸多法律的规定。因此，如何确定承包人角色的法律定位直接决定治安承包是否合法。第四，承包方进行巡防的场所没有进行明确界定。若其将巡防的场所扩大至公路时，则牵涉到上路执法权的执法主体资格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安全管理工作。由此看出，上路执法权只属于极少数的特定行政执法机关，民间组织或个人都不具有。而深圳市福田区首批160名民防队员于2003年3月25日开始上路巡逻。这种巡逻主体和巡逻行为是否合法，不禁引人深思。
五、承包经费来源的困境：财政资金VS社会资金
对公共治安进行承包，其初衷之一就是为了解决政府财政拮据的问题。根据笔者对公共治安承包具体实践事例的总结和概括，其经费来源共有以下四种形式：1．村民或居民自己出钱；2．完全由财政部门划拨；3．完全由企业出资；4．由居民或村民出一部分，由财政部门出一部分；5．由居民或村民出一部分，由企业出一部分。虽然各地采取多种方法来提供承包经费，但主要目的却是相同的，即“治安承包，百姓掏腰包”，也就是所谓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这就相当于把政府的财政紧张转嫁给了公民，让公民来承担这一部分差额。所以，一直有人质疑治安承包经费来源的不妥，即既然公民已经通过交税方式为政府提供的公共治安这种公共产品付了费，如果再另外交费，就交了双份费用。治安承包这一模式沿袭了新公共管理的“顾客导向”，将“公民”看作了顾客，采取了“使用者付费”的方式，忽视了“公民”模式的权利诉求，加重了“顾客”模式的利润色彩，导致经济上的贫穷者和政治上的贫弱者得到更低劣的服务，甚至得不到服务。此外，治安承包还有一个“谁主管，谁负责，谁出钱，谁受益和花钱保平安”的理念，即是说如果在某个区域中，有些居民没有出钱，而有些居民出了钱，那么没出钱的居民是不是就不能享受到治安承包服务或者享受的程度不一样?再或者外地的人到了这个区域，是不是也要交钱才能完全保障自己的安全?这就有悖于公共服务分享的无差别性及安全平等性，有一种变相歧视的嫌疑。所有这些问题引起了众多学者对公共治安承包公平性的拷问。同时，根据《立法法》第8条第6款的规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只能制定法律。实践中，公共治安承包十分混乱的经费来源形式导致有些经费来源并非是村民或居民自愿缴纳，而是带有强制、半强制的性质，有些甚至违法。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治安管理承包合同和治安巡防承包合同，其经费只能由财政拨款，不能凭借“谁受益，谁出资”的规则向公众收取；对于不含治安巡防的治安防范承包合同，其经费来源应依发包方不同而定：一是若公安机关为对外签订主体，则由公安机关承担主要经费，村民或居民承担小部分经费；二是若发包方为公安机关以外的组织或个人，则可按其区域性进行划分，由受益者自筹经费，政府根据需要和可能只适当地提供补贴，而纯商业区域的治安承包可完全由店铺自筹经费；在一般的居民小区(非富人小区)，则由居民自筹经费，政府只针对特殊情况的困难群体(如贫困户、残疾人等)进行补贴。
公共治安管理法篇3
（一）廉洁文化建设有利于提升公共安全服务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质
加强廉洁文化建设，用廉洁从政的思想教育公共安全服务管理者，使其在廉洁文化的环境中陶冶情操、净化心灵、提升修养，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政绩观、权力观、利益观，严格规范思想行为，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使其在公共安全事务管理活动中，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廉洁用权、秉公用权、为民用权，加强对社会成员的公共安全知识宣传教育，不断提高社会成员自我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增强社会成员抵御公共安全事件的能力；坚持以民为本，切实加强对社会矛盾的排查化解，严厉打击各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重点整治突出社会治安问题，从源头上化解等矛盾，防止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切实维护社会成员合法权益，加强安全监管和社会风险管理，建立健全包括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安全生产监督机制、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和应急管理体制在内的公共安全体系，促进社会安全和谐稳定。
（二）廉洁文化建设有利于提升公共安全服务管理者的道德素质
道德素质是人们对待人生、事业、工作和对待社会、他人的态度。公共安全服务管理者的道德素质主要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管理道德。当前，一些公共安全服务管理者道德滑坡，诚信缺失，社会责任意识淡漠，罔顾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低劣、生活糜烂、腐化堕落，为了个人的蝇头小利，不惜损害国家和公众的利益，诱发公共安全事件。社会主义廉洁文化是一种道德修养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教育资源。要“把培育廉洁价值理念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普及道德知识和道德规范”，通过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公共安全服务管理者自觉提升公德意识，增强职业自豪感，认真履行职责，增强公共安全服务管理的超前性和预见性，主动工作，“防患于未然”，防止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情系人民，关注民生，着力维护最现实的群众权益，正确处理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坚决杜绝违背群众意愿、侵占群众利益、损害群众情感的事情发生，服务群众“一条龙到家”，化解矛盾“一条龙到底”，健全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机制，减少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坚持服务为先，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更新公共安全服务管理理念，创新公共安全服务管理体制机制，探索公共安全服务管理规律，提高公共安全服务管理能力和水平，切实承担起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政治和社会责任。
（三）廉洁文化建设有利于提高公共安全服务管理者的法律素质
法律素质是人对法律的认知程度和实践能力，包括法律知识、法律意识和法律情感等。当前，部分公共安全服务管理者法律知识欠缺，法制观念淡薄，法制实践能力薄弱，突出表现为“官本位”思想严重，缺乏服务理念和公仆意识，搞人大于法、权大于法；程序意识不强，存在以令代法、贪功诿过等现象；甚至有些执法人员知法犯法，，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造成司法腐败，成为导致公共安全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社会主义廉洁文化是法治文化，要求为政者和公共事业管理者廉洁从政，依法管理；要求社会从业人员诚实守信，依法经营；要求广大社会成员廉洁自律、依法办事，这与提高公共安全服务管理者法律素养，弘扬法治精神的内在要求相一致。加强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公共安全服务管理者认真学习《突发事件应对法》《安全生产法》等有关公共安全服务管理的法律知识，增强法律意识和程序意识，强化法治观念，规范公共安全服务管理行为，杜绝公权寻租、滥用公权等违法乱纪行为，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减少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树立法律至上的精神，加强公共安全服务管理制度体系建设，建立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推进政务公开，实行阳光执法，自觉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统筹各方利益关系，兼顾各方利益，积极化解社会矛盾，营造依法管理、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
二、加强廉洁文化建设有利于优化社会治安环境
社会治安不仅是衡量社会成员个人生存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考察社会运行稳定与否的基本指标。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是提高公众安全感、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前提。社会主义廉洁文化是道德伦理文化和法治文化的结合体，体现了社会平安和秩序稳定的目标要求，为优化社会治安环境提供道德基础和精神土壤。
（一）廉洁文化建设为优化社会治安环境提供道德基础
社会主义廉洁文化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主要内容，是一种道德伦理文化，不仅对社会成员个人，也是对整个社会群体的道德约束与规范，旨在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当前，随着公共安全服务管理水平不断提升，社会总体上比较稳定，但社会治安环境形势依然严峻，刑事案件、暴力案件和不断增多，黑恶势力和黄赌毒违法犯罪依然突出，不仅扰乱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而且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究其原因，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滑坡不容忽视。多元文化对社会成员的主流价值观造成了不良影响，一些为政者和公共事业管理者、社会从业人员和社会成员道德信仰趋向物欲化和虚无化，社会公德缺失、职业道德沦落、家庭美德丧失，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廉洁文化在其本质上属于道德的教化，代表着社会主流价值取向，是社会成员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指出，“要坚持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深入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加强对青少年的德育培养，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通过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社会成员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立身之本，明确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自觉做到以廉为荣、以贪为耻，以俭为荣、以奢为耻，以勤为荣、以懒为耻，以自强为荣、以不劳为耻，以守法为荣、以违法为耻，杜绝扰乱社会治安的思想和行为，并勇于同扰乱破坏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和违法分子做斗争，自觉做维护社会平安和秩序稳定的参与者，为优化社会治安环境提供道德基础。
（二）廉洁文化建设为优化社会治安环境提供精神土壤
公共治安管理法篇4
[论文关键词]公共治安承包；公共管理市场化；治安防范；治安管理；法律困境
[论文摘要]社会治安现实的召唤与公共管理社会化、市场化理念催生了公共治安承包现象。在其近十年的实施历程中，面临的诸多法律困境依然存在。公共治安承包的内容范围、协议性质、签订主体、经费来源、公安机关和承包方的角色定位及其合法性困境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掣肘。如何正视、考量和解析这些法律困境是目前公共治安承包摆脱尴尬处境。迈向法治化的关键所在。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人、财、物大流动，社会控制难度加大，导致治安形势日益严峻；同时，警力不足的矛盾也日益加剧。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与财政条件的限制，短期内不可能给公安机关增加更多编制、扩大队伍，这就为治安承包提供了机会。“治安承包”是指将某一特定区域的治安防范任务和一部分治安管理任务有偿承包给某个人或某一组织，承包人组织人员开展巡防工作等，相关政府部门根据区域内的刑事案发数量和承包人抓获的犯罪嫌疑人数等指标对承包者进行考核奖惩的社会化安全管理新模式。近年来，全国许多地方先后实行了治安承包的做法。对此，理论界和实务界褒贬不一，支持者考虑到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的现实以及新的警务改革和公共管理市场化、社会化带来的契机；反对者则坚持公权力应由国家机关行使及政府理当完全负责生产社会治安这一“公共产品”的观念。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是由于立场不同和治安承包在实践中确实存在不规范的做法所造成。这就需要对公共治安承包目前所面临的法律困境进行正视、析疑，以实现政府机制、社会机制与市场机制三种社会治理机制选择在公共治安承包制度设计中的平衡。
一、承包内容范围的困境：治安防范承包VS治安管理承包
治安承包在中国推行了近十年，涉及的区域范围由农村逐渐扩展到了城市，但由于各地的实际情况有所差异，使得其模式、内容和具体操作也有所不同。从实践来看，在承包内容上，治安承包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治安防范承包；二是治安管理承包。实行治安防范承包的省市比较多，如自1999年以来，泰安市委、市政府以“治安防范职业化承包责任制”形式解决了城乡不少治安问题。此后，治安承包的内容逐步扩大到一部分治安管理权，如宁波余姚市牟山镇从2005年就开始推行治安承包责任制，将治安巡逻以及村内的私房出租管理、暂住人口登记等管理权一并承包。各地的治安承包行为对于承包的范围没有一个规范的统一规定，造成了公共治安承包中治安防范和管理行为的类型与幅度不统一。
(一)治安防范承包
治安防范是社会治安群防群治的方式之一，也是全体公民的一项责任和义务。这一责任和义务，既可以要求全体公民在没有经济利益的前提下为社会公共治安安全尽义务，也可以将其与经济利益挂钩，承包于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治安防范承包具有合法性。治安防范承包中的承包内容虽然一般属于私权范畴的事项，如纠纷调节、对违法犯罪人员的举报权和制止权、对违法犯罪分子的正当防卫权、检举权和扭送权、治安巡逻等，但其中的治安巡逻却具有双重属性：既属于公安机关的公权力，又属于私权的范畴。治安巡逻是指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为了维护社会治安而依法组织实施的一种巡查警戒活动；在我国进行治安巡逻工作的既有专门巡警队伍，又有由各种民警、武警和派出所抽调的警力等组成相对固定的警察队伍，还包括由民警组织和带领的群众性治安联防组织。由此看来，治安巡逻虽属公权力的内容，但实践中承包的事项仅限于群众性治安联防组织所实施的事项(又称为治安巡防)，为一般管理权范畴，对于属于警察权范畴的强制措施和执法活动并没有纳入承包范围。因此，对于治安防范承包内容的范围界定应从两个方面出发：一是治安巡逻；二是治安巡逻之外的治安防范内容；对后者进行承包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对于前者中的治安巡防(即群众性治安巡逻)进行承包并没有牵扯到警察权的市场化，也不违法。因此，在此基础上的治安防范承包就能作为社会治安防范群防群治的一项新举措，其存在也才具有真正的合法性。
(二)治安管理承包
治安管理是公安机关的行政职能，是指公安机关依照国家法律和法规，依靠群众，运用行政手段，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社会生活正常进行的行政管理活动。具体的治安管理职权有治安管理命令权、治安处理决定权、治安强制权、治安处罚权、治安调解权、治安奖励权等。治安管理是国家警察机关的权限，涉及公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也就是说，治安管理是一项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执法活动，是具有执法性质的公权。根据法治原则，任何一项行政权力的取得与让渡都必须有法律的授权，这就使治安管理承包内容的合法性受到了极大的质疑。但笔者认为：首先，法律本身就具有滞后性的特点，现行的法律虽没有给予治安管理承包以合法的地位，但这并不能说明治安管理承包从本质上就是错误的；其次，法治原则的依法行政并不仅仅是指恪守现行的法律、法规的现成文本规定，还应包括这些法律所体现的立法精神与法律原则。治安管理权中的一些具体权利如户籍管理、暂住人口的登记和发证、房屋出租管理以及治安调解权虽属公权力，但不属于国家强制管理权，是具有业务性的管理权。将其承包并没有改变公权力的性质，只是对该权力进行必要的社会授权调整，并没有造成“公法向私法的逃遁”。执法权依然掌握在公安机关手中，治安承包人只是通过行使这一部分非强制性的管理权来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的辅助力量和补充，以便更充分地发挥行政权的灵活性优势以及广泛的社会资源参与热情，进而实现公共管理的多元共治。
二、承包协议性质的困境：民事合同VS行政合同
对于公共治安承包的协议性质，理论界并没有作很明确的界定。大部分学者将公共治安承包协议笼统定义为行政合同，殊不知根据承包内容的不同，其协议的性质也应作不同的诠释。
(一)民事合同
从上面看来，治安防范承包的承包内容除了治安巡防具有双重属性外，其他的都属于私权领域。而对于治安巡防以外的治安防范内容承包合同应看作民事合同。所谓的民事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不含治安巡防内容的治安防范承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基于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民法基本原则而达成的一种合同；内容属于私法领域的内容，不涉及公权力，主要包括双方的民事权利、义务和奖惩；发包方与承包方都属于平等主体；合同也是基于双方合意而签订的；因此，此类合同当属民事合同。
(二)行政合同
行政合同又称为行政契约，是指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双方的意思一致，所缔结发生行政法上法律关系的合同。治安管理承包合同和治安防范中治安巡防承包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是行政主体——公安机关、公安派出所等；从合同内容来看，承包人和发包方的权利、义务都围绕着“公权力”(如登记出租房、外来人口登记、治安巡防等)而存在，而这些权利和义务具有行政属性，要受行政法原则的约束，不能随意免除和放弃；签订该种合同的目的是为了执行公务、实现特定的国家行政管理目标；合同是以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为前提；合同中行政主体享有行政优益权，主要表现为签订合同的选择权，如宁波泗门镇治安承包的承包人三分之一是党员，一半是退伍军人。这就是派出所运用签订合同选择权，通过招标的形式，选择特定签约对象的结果。这充分说明治安管理承包合同与治安巡防承包合同在本质上属于(准)行政合同。
三、承包签约主体的困境：公安机关VS民间主体
在公共治安承包的实践操作中，公安局、公安派出所、村民委员会、物业公司等均可在不同的条件下作为对外签订主体。至于在何种条件下和何种合同中，谁能作为发包方，成为对外签订主体却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要求。如浙江嘉兴的嘉善县出现了由警署将治安防范承包给民警个人，再由民警挑选保安人员进行防范的模式。治安防范承包分为治安巡防承包以及之外的治安防范承包，二者由其内容性质不同，导致对外签订主体必有差异。因此，随意地确定发包方可能会引发合法性质疑。
(一)祛除治安巡防中治安防范承包合同的签订主体困境。这类合同的内容属于私法领域的内容(如纠纷调节、对违法犯罪人员的举报权和制止权、对违法犯罪分子的正当防卫权、检举权和扭送权等)，合同性质属于民事合同，其发包方既可以是村民委员会、物业公司、社区等民间组织，也可以是公安行政机关及其派出所机构。因此，此类合同的签订主体一般不存在多少争议。
(二)治安管理承包合同与治安巡防承包合同的签订主体困境。行政委托是指基于管理上的需要，某一行政主体委托另一行政主体或其他组织及个人，以委托人的名义代行其职权或者其他事务，其行为效果归属于委托人的法律制度。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8条第1款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因此，当承包方为个人的时候，这类承包是否属于行政委托关系呢?《国家赔偿法》第7条第4款明确提出，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使受委托行政权力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委托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此款已将个人行使公权力纳入可能情形之一，承认个人也能作为行政主体。笔者赞同陈新民教授的学术观点，即行政任务的委托可以依法律或其他法规，甚至经由行政合同来委托及授予执行权限。由此看来，治安管理承包与治安巡防承包实质上属于一种行政委托关系。另外，又由于此类合同属于行政合同，签订主体的一方必须为行政主体，因此，公安局以发包方的身份出现，直接参与此类承包合同的签订没有任何异议。但是，问题在于公安派出所是否也能以自己的名义成为发包方?在行政委托关系中，委托方必须是行政主体，非行政主体不能成为行政委托法律关系中的委托方当事人。根据行政法学的行政主体理论，公安派出所作为公安局的派出机构，只要有法律法规的授权，或者权力机关对其作了某种专门行政授权，且当其行使这种职权时，公安派出所就可以成为行政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公安部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以及《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等，公安派出所享有法律、法规设定的关于暂住人口管理、出租房屋管理等方面的行政职权，因此，公安派出所可以凭行政主体身份对外签订治安管理承包合同和治安巡防承包合同。
以上对公共治安承包合同的对外签订主体进行了标准定性，但笔者认为，不含治安巡防内容的治安防范合同的签订可以不让公安机关直接参与，而是由公安机关以外的民间组织或个人与承包方自行签订，公安机关只是在受邀请的情况下，以承包合同的居间者面目出现，负责业务指导和监督合同履行，这样有助于减少众人对该合同性质的误解，体现该类承包合同的民事性及主体地位的平等性。而治安巡防承包和治安管理承包合同的签订则必须由公安机关直接以发包方的身份，直接参与合同的签订，以保证行政合同订立的合法性与合同履行的公正性。
四、承包合同当事人角色定位的困境：发包方VS承包方
(一)公安机关(发包方)的角色定位困境
公共治安承包是应公共治安需求多样性与提供单一性的矛盾而应运而生的，是一种公共治安的多元主体提供方式。虽然这一新尝试以契约的方式提高了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率，但同时也引发了公安机关的角色定位问题。有人认为在公共治安承包中，公安机关是在向社会转嫁和转移自己的法定义务，与市场经济要求政府当好“守夜人”、管理好公共事务的趋势是相悖的。治安承包是满足那些安全需要较高的组织或个人而展开的，是公安机关提供必要的、基本的安全服务以外的一种补充形式。当前，行政权力正逐渐向服务行政、给付行政转变，从某种角度上来看，治安防范和治安管理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给付公共产品的服务行政。法律并不禁止公安机关根据民法规定通过与特定公民、法人签订治安承包合同的方式来履行职责。但不管是治安防范承包，还是治安管理承包，公安机关都不得以治安承包合同存在为由而拒绝履行治安管理职责或为治安管理失职进行辩解。如果实行承包后，公安机关将不再向这些地区提供安全防范和管理服务，这就有可能在公共治安承包者的承包失败以后，使那些本想获得较高安全需要的组织或个人的合法权益遭到更大损害的风险。《人民警察法》第6条规定，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是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的职责。因此，公安机关不应该在该区域的治安防范任务被承包以后而成为“甩手掌柜”，而应当是给这块承包区域加上双保险，确保发包人享受到高于一般区域的公共治安服务。
当承包人履行合同侵犯了其他公民或组织的权利而使社会治安出现了问题时，公安机关是否仍须按公法承担相应责任也成为了角色定位的困境问题。公共治安承包的合同分两种：一种是祛除治安巡防的治安防范承包合同；另一种是治安管理承包合同和治安巡防承包合同；后者属于行政委托关系。根据《国家赔偿法》第7条的规定，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使受委托行政权力时，若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委托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这就说明在后一种承包合同中，公安机关仍须按公法承担责任，因为《国家赔偿法》等法律对公安机关的约束不可能因为公安机关自身与特定公民、法人之间签订的一纸合同而被解除。但前一种合同(即祛除治安巡防的治安防范承包合同)属于民事合同，这类合同中的公安机关勿须按公法承担责任。当其作为此类合同的发包方时，负有履行合同的附随义务，若因其附随义务的缺失而导致承包人侵犯了其他公民的权利时，公安机关应承担民事责任；当其只作为此类承包合同的居间者出现时，公安机关只承担监督者的责任。
(二)治安承包方的角色定位困境
至于治安承包方同样也存在着相应的角色定位困境。首先，承包方在合同中代表谁工作，应对谁负责，这是一个困境。在治安管理和治安巡防承包合同中，公安机关与承包方之间是一种行政委托关系，此时，承包方是代表公安机关来工作，并对其负责；在祛除治安巡防的治安防范承包合同中，不管公安机关是否作为合同的对外签订主体，承包主作为民事主体不存在代表谁工作，但他却应对合同另一方，即“发包方”负责。其次，如果这些承包人在履行合同时出现了伤亡现象，由谁来承担责任以及是否算公伤也值得斟酌。笔者认为，在治安管理承包合同和治安巡防合同中出现的伤亡可以算工伤，而不能算公伤。公伤是指在国家法律范围内，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因执行公务造成的伤害。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的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即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此时责任应由公安机关来承担。而在民事合同性质的治安承包合同中，承包人出现的伤亡不能算作工伤，责任应由自己承担。第三，承包方在巡防时要完成承包任务难免会对有嫌疑的人进行盘查或检查，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经出示相应证件，可以当场盘问、检查。也就是说，盘查属于警察刑事权的一部分，承包方无权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立法法》第8条第5款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如果随意盘查过往车辆及人员，显然是侵害了被管理者的合法权益，有悖于《宪法》在内诸多法律的规定。因此，如何确定承包人角色的法律定位直接决定治安承包是否合法。第四，承包方进行巡防的场所没有进行明确界定。若其将巡防的场所扩大至公路时，则牵涉到上路执法权的执法主体资格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安全管理工作。由此看出，上路执法权只属于极少数的特定行政执法机关，民间组织或个人都不具有。而深圳市福田区首批160名民防队员于2003年3月25日开始上路巡逻。这种巡逻主体和巡逻行为是否合法，不禁引人深思。
五、承包经费来源的困境：财政资金VS社会资金
公共治安管理法篇5
时下，学术界和实务界针对日益繁杂的治安现状，就治安承包的争议开始升温。社会治安究竟是应该强化的政府职能，或者可以适当进行私化;治安承包是否应该是一道解决好众多社会治安问题的良药?但仅就目前的我们国家的法律层面而言，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治安承包尚不具有合法席位。横向来看，实施治安承包应该是顺应社会潮流，那么国家可以运用行政法法理作为理论视野，以行政法作为主体法规手段，科学地对治安承包进行控制、引导与完善，促使政府与民间组织或个人形成开展治安工作的伙伴关系，可能会对构建和谐社会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一、治安承包存在的理论与实践合理性
治安承包在理论上契合新公共行政理论。倘若按照传统公共经济学所倡导的公共物品的有关理论，一般意义上的公共物品主要是指社会成员所共同进行消费的相关物品，特征表现在消费方式上具有明显的非排它性和非竞争性。治安问题在本质上属于一种比较典型的公共物品。政府上午公安队伍通过治安防范与治安管理等运作手段，保证安全并提升公民的安全感，所有在治安区域的人都能够从中得到收益，从而无法排除他人同类受益;就提供公共治安而言，单位公共治安的成本供给，根本不需要特别地追加资源的个体投入;同样，每个人对公共治安的实际消费不排斥与妨碍其他人同时享用享有。伴随着新公共行政理论的兴起，“公共提供并不等于公共生产”已经在公众流行，公共政府提供和私人生产的现象一并出现，因此公共物品消费与提供引入了竞争。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上各国政府都面临着社会变革与科技发展以及财政赤字等压力，社会公众对政府信任度不断的降低。于是，公共行政逐渐变化：政府公共权力重新进行配置，政府的地位开始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和行为开始发生变化。这就必然要求政府以全新方式同社会、公民与组织开展合作和竞争。政府与民间开始建立公私部门伙伴关系的新型公共行政。
治安承包契合当代警务改革的实际与理论。被称之为第四次警务革命的社区警务，在国外大约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一般意义上的社区警务依托社区与服务社区并举，其目标是改善与密切警民关系，从而保持社会治安构建的良性秩序。治安承包实际上不是单纯政府行为，也并非单纯民间行为，综合表现为警察职务行为和居民自治行为的紧密结合，地方政府主导并对各种社区治安资源进行整合完善，因此，治安承包实际上符合第四次警务革命发展时代潮流。当前，第五次警务革命已经开始酝酿：对警察部门内部运用企业化管理模式来规划警务考虑成本与效率;利用市场与社会的力量来推行警务工作的社会化。治安承包在新世纪同样满足这次警务革命的特殊需求。
二、我国治安承包的运作模式
我国当今的治安承包起源于农村。在1996年，山东泰安一名退伍军人承包该市一个村的治安，从而被媒体称为中国“治安承包”第一人。据相关资料统计，各种治安承包目前在我国的近十个省(区)运作，而且治安承包涉及范围与区域，已由单纯的安全防范已经扩展到公安机关行使的治安管理。根据运作的情况大抵可以分为三种模式。
治安承包的山东泰安模式。治安发包人一般为村(居)委会、综治委或者物管公司等机构，相应的治安承包事务局限于本区域内治安防范等实务，所需的承包费用由发包人承担或由直接受益人提供，相应派出所只负责具体业务的监督指导。在山东省泰安市的治安承包就是这种模式，一般将村或街道或单位的整体治安或项目进行治安巡逻看护与安全防范，一般采取以合同价格承包给一定量的个人。而相应的发包方为村委会、居委会或其它单位，对应的公安机关与发包方共同对治安承包人进行量化考核，产生的承包费用则由发包方出一部分与群众出一部分加以解决。
治安承包的嘉兴嘉善模式。在2002年8月，嘉兴市嘉善魏塘镇推出一种“治安防范组合承包”的新模式。治安事务的发包人为地方公安机关，相应承包人的身份较为特殊，一般是公安机关内部的在职警察，然后再由所承包警察挑选组织保安队员。治安承包事项往往限于本区域内治安防范和管理，治安承包费用向直接受益人进行募集。另外还可根据发案与破案的具体情况来确定民警与保安队员的对应经济收入，相应的治安承包经费则由警方出面收取保安费来进行保障。
治安承包的宁波郸州模式。2002年12月，在宁波市的郸州区五乡镇明伦村的一个村民名叫张伟忠公开竞标，比较顺利地拿到该村第二年度的安全防范承包权。一般而言，这种模式的治安发包人往往为村委会，对应的治安承包人为非公安机关或警察，是完全的民间组织或个人，并且治安承包的事项仅限于本区域内治安防范工作与部分治安管理一般性的事务，另外还可负责私房出租户和暂住人口的管理工作等。相关产生的承包经费往往由发包人提供，公安机关主要负责协助综治委的组织竞标并审核承包人的相应资格资质，并且负责对承包人进行考核。
三、治安承包存在的现实问题与不足
治安承包的法律困境有待行政法进行破解。现行的法律框架使得治安承包只能在法律与规则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在社会治安上的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根本分野在于，在古代社会普遍合理存在私力救济现象，在现代社会一般以公力救济为主，少数私力救济只在正当防卫和进行扭送等情况才可以，还比较严格地规定这些权力均来源于相应的法律明确的授权。如果按照现代行政法的相应要求，行政行为如果非有法律授权不得开展;如果出现法律缺位，往往相应就排除任何行政行为;所有的行政活动都应该受到目前法律的制约和约束，有责的行政机关应该主动积极地执行明文法律，而且不得推卸和怠慢履行法定职责。在我国《行政处罚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之前广泛适用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均有明确规定的条文，公安机关以外的组织与个人未经法律明确授权或委托均无权对违反治安管理的相关行为行使管理与处罚权，社会治安是各级政府及治安管理部门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在目前运行的法律框架下，还不存在法律明文规定公安机关可以将治安管理权赋予民间任何组织与个人行使。
治安承包具体模式在运作中存在先天不足。治安承包顺着市场经济而生的新生事物，具体在实践中运作必然存在欠规范甚至违法的做法。治安承包的参与主体混乱，就目前几种治安承包模式而言，发包方既包括有公安机关和众多物业管理公司，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繁多的居(村)民委员会和众多街道综合治理委员会等。有的发包方甚至将不属于自己行政范围内或职责范围的事务，错乱地发包给相应的承包人。与此对应的承包方分为组织和个人，这两者必然在治安业务的专业性与组织管理规范性方面均处于不规范不完善的阶段。我国至今还没有实质性引入规范化的与私人保安行业相匹配的市场运行机制，因此要想在较短时间内科学提升治安承包双方主体的相对应的专业水平明显不切实际。治安承包模式的具体运作也目前呈现无序状态，没有真正意义上建立警察机构与专业社会组织之间关于治安承包的理性合作关系。
治安承包在现实中往往引发负面作用。治安承包在推行市场化运作与管理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与一段时间内能够达到较好的治安效果，能够一定程度上解决公众参与社会治安工作的职业化与报酬货币化等相应的困境与难题。但是，治安承包从长远来看，必然会随之产生一定副作用。一是容易导致政府的治安职能错位。政府治安职能的错位表现为该管的事没有管或没有管到位。目前我国政府部门在管理经济和干预市场经济方面的力度相对而言较大;但是在提供法治与秩序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做得远远不够。治安承包虽然一方面可以使公安机关减轻工作压力，但同时也容易对治安防范和管理工作采取一包了之，甚而至于成为甩手掌柜。二是治安承包过程容易导致滥用职权。我国长期以来的公安机关具体的治安行政执法对治安实体与程序均有严格的一套规定，成熟的专业警务人员往往需要经若干年专业培训与实际工作方能合格。然而，治安承包却将专门由警察才能行使的公安行政执法权，放心地交给既无执法资格又没有法律专业素质与基本警务技能的对应承包人来行使，如果监管不力或不当，一定会造成承包人滥用职权或者非法办案，甚至发展到私设公堂和刑讯逼供，或者可能出现法盲执法怪圈与恶人治村的诸多怪现象。三是治安承包很容易引起权力寻租。就治安管理而言，公安机关所应该追求的是社会公众效益，然而治安承包者往往首选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可能会使相关的经济激励异化成为追求经济利益的赚钱工具。四是治安承包容易加重负担。在承包经费的来源上，一般的模式差不多均遵循谁出资谁受益和花钱买平安的交换原则。尽管新公共管理理论已经提出了“多元共治”和引入社会公众力量来参与管理，这种目的应该是为了降低政府管理的运营成本进而达到减轻公众负担，但往往这种花钱买来的平安在客观上却使公众承受了经济分摊的繁重负担。
四、我国治安承包制度的法律化过程
在我国，应该从行政法等法律方面和制度规则方面对治安承包进行规范和完善，从而不断增强其存在夫人生命力，应该尽量避免可能因无章可寻而致其无声无息消亡。理性地看，我们国家对治安承包进行不断的控制、引导与完善过程，其实质就是自身法律化的完善过程。
第一，明确设定承包事务的法定范围。就治安承包在承包事务范围的角度来划分，可以分为“治安防范承包”与“治安管理承包”这两种类型或者两个方面。目前的治安防范应该是我国现阶段治安管理重点，肯定要将预防放在首要位置。法律明文规定的部分非强制性治安管理事务可开展相应的治安承包，主要内容主要涉及治安行政教育与治安行政监督等具体事务，都可以列入治安承包的对应的事务范围。
第二，法律明文规定治安承包人的专业资格。配好与选好承包人是实行治安承包的关键核心环节，就现实情况而言，如果对治安承包人的资格作过高的要求显然不合实际，法律应该规定基本条件和选任程序。另外还要抓好治安承包与开展保安服务的科学结合，还要促使承包人进行整体素质普遍提升教育，保证能够有效承担治安防范与管理的专业职责，另外也要建立和完善专业化的私人保安队伍进行运作。
第三，法定格式治安承包合同的标准订立。治安承包的公安机关应当与承包人签订法定的而明确严格的治安承包合同，运用强制约束力来进一步明确承包的事务和范围，明确治安承包费用的数额和来源，严格而严格地规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及奖惩措施等。
总之，在我国治安承包行为的现实遭遇与未来走向，应该说是我们国家法治化发展进程的缩影。治安承包要实现国家与社会实现互动和结合，一方面要确保让国家行为对社会行为进行必要而恰当的指引和规制，在另一方面更需要国家从民间实践吸取实用的治安承包的法治资源来进行完善与发展。
公共治安管理法篇6
论文关键词治安案件未成年人轻伤害案件调解结案
一、未成人治安案件的界定
（一）治安案件界定
什么是治安案件？各种著作表述不一。它与2005年前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2006年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密切相关。整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治安教材与论著，主要有以下几种表述：
第一种表述：治安案件，是指公安机关和基层包围组织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国话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以及公安部《关于查破和处理治安案件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对需要给予治安行政处罚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和不够成立刑事案件的轻微犯罪行为，立案查破并给予治安行政处罚的法律事实。
第二种表述：治安案件是治安行政案件的简称，指按照《治安案件处罚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公安机关委托的乡（镇）人民政府依法对违法治安管理行为裁决处罚的案件。
第三种表述：治安案件，是指由公安包围机关，依据治安管理法律、法规，对违反治安管理，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组织查破并对行为人予以治安管理处罚的案件。
第四种表述：治安案件是指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法律、法规对受理的报案、控告、举报、投案或者有关部门移送的违反治安管理案件进行审查，认为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需要追究治安行政法律责任且属于自己管辖的，依法进行调查的法律事实。
第五种表述：治安案件是指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组织调查并对违法行为人予以治安行政之才的法律事实。
第六种表述：治安案件，是指违反治安管理，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认为应当受到治安管理处罚而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受理调查的法律事实。
上述几种表述基本上都是从管辖主体、管辖依据、管辖行为的性质以及处罚的性质等要素进行表述的，第一种定义是依据1957年实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二、三、四种表述是依据1987年实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五、六、七种表述依据的是现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因此，以上各种表述都不同程度地留有当时治安管理处罚法律制度的内容痕迹。当然，上述其中定义于今都有不当、不足或不明确之处，在此不作更多的分析。但通过比较能发现，多数表述都将“治安案件”定义为“法律事实”，这在公安法学研究领域是一种普遍现象。
第七种表述：治安案件，指违反治安管理法律、法规，依法应当受到治安行政处罚，由公安机关依法立案查处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这种表述在法学研究者中得到普遍认可。该表述缩小了治安案件的范围，笔者比较认同以法律事实来定义“治安案件”。
根据有关规定，笔者分析认为，定义治安案件应该把握以下三点：
第一，查处的客观事实。治安案件查处的客观事实是存在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且应该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事实。并非所有的违反行政管理的行为都构成治安案件，违反其他行政法律的行为不一定是治安案件。治安案件必须是违反治安行政管理，应该受到治安管理处罚而由公安机关依法立案的法律事实；违反其他行政法律，由其他行政机关依法立案的法律事实就不是治安案件。
第二，确认的法律依据。确认治安案件的法律依据应该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及与公安机关查处治安案件有关的法律、法规。治安案件构成的重要依据是指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及有关的法律法规规定，依法应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事实。有的行为虽然违反的是其他法律、法规，但按照法律规定也应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也应该属于治安案件。所以，确认治安案件的核心是看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该行为是否应该受到治安管理处罚；如果应该受到治安管理处罚，则该行为可以构成治安案件；否则，就不构成治安案件。即是一切以《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为据。
第三，办案的主体。查处治安案件的法律事实必须是由公安机关依法立案。我国行政管理机关众多，违反行政法律的行为由相应的行政机关立案查处，而治安案件是必须由公安机关立案查处的法律事实。有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由于情节轻微，或者有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公安机关依法不予立案的法律事实，也不构成治安案件。
（二）未成年人界定
“未成年人”是一个法律概念，但在国际社会上，对“未成年人”还有类似不同的称谓，具体在年龄界限上的规定也不同，笔者认为研究未成年人治安案件，应采用我国《中国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条规定，未成年人是指未满18周岁的公民。
综上所述，未成年人治安案件的应指未满18周岁的公民违反治安管理，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应该受到治安管理处罚，而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立案查处的法律事实。
二、未成年人治安案件现状分析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率呈不断上升的趋势，相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资料也逐渐增多，如今已有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专项统计资料。
通过查阅资料和对派出所进行调研，笔者发现当前我国涉未成年人治安案件具备以下现状：
（一）未成年人治安案件发生数量有所上升
有关数据显示，1991年，全国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未成年人达42681人，占未成年人作案人数的22.56%；1997年为29940人，占未成年人作案人数的19.60%。但是结合未成年犯罪的比例来看，由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比例在逐年上升，所以涉未成年人治安案件也是逐年上升的，只不过所占的违法犯罪比例有所下降。也就是说，治安案件的发生率也在逐年增加，但刑事案件的发生率更高，即说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情况在日益严重。
（二）涉案的未成年人存在地区差异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日益显露，也引起了一系列的地区差异，对于涉未成年治安案件来说，这种差异也十分明显。25岁以下流动青少年是流动人口中的特殊群体，在流动人口中占有一定比例。数据显示，25岁以下流动青少年过亿，其中有近2000万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他们或者跟随父母迁居，或者外出打工谋生。最近几年，有关流动青少年权益侵害与违法犯罪问题屡见报端，备受社会关注。一方面，流动青少年的许多合法权益经常被忽视，甚至被肆意侵害，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另一方面，某些流动人口集中的地区流动青少年的违法犯罪率持续攀升，成为当前我国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一个新的突出特点。根据一些地方的统计数据显示，流动人口犯罪呈增长趋势。例如，流动人口犯罪占上海全部犯罪的50%以上，广州高达80%，深圳竟达97%；在北京，1990年流动人口犯罪占全部犯罪的22.5%，到2005年，这一数字上升到69.2%。流动青少年在流动人口犯罪中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在浙江，流动青少年治安案件占到当地案件总量的69%。但是，欠发达地区，如河南，由于流动人口数量少，涉未成年人的治安案件却多集中的本地人口。以开封为例，2012年涉未成年人治安案件122起，只有2起是非本地户口，占0.016%。
（三）治安案件涉案的未成年人以在校学生为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2章第11条规定，凡年满6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条件不具备的地区的儿童，可以推迟到7周岁。根据2008年的《中国未成年人权益状况报告》，2007年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人口覆盖率已经达到99%，小学学龄儿童的净入学率由1991年的96.8%上升到2007年的99.5%；初中毛入学率达到98%，较1991年上升28.3个百分点；高中毛入学率达到59.2%，较1991年上升33.2个百分点。这种高入学率结合未成年人的年龄特点，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一般集中在中学或者中职院校内，治安案件的发生也多发生在校园，通常由学校负责处理和消化，而刑事犯罪的未成年人大多已经脱离了学校。这也给涉未成年人治安案件的调查带来了难度，过多的校内处理减少了发案记录，减少了我们对治安案件数量的统计，但是，从另一个侧面考虑，这种减少证明涉未成年人治安案件在学校内部消解了矛盾，对社会稳定和未成年人的保护是不无裨益的。
（四）未成年人治安案件以轻伤害案件居多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条规定：“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这条对治安案件的调整范围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即适用于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尚不构成犯罪的行为。而在笔者的调查中发现，涉未成年治安案件的种类多集中在对人身权利的侵害。原因有二：一是，侵犯财产权利的案件通常私自解决或者由学校处理，并不报案；二是，过于严重的伤害案件直接由刑事立案不作为治安案件处理。由此又引发涉未成年人案件的另一个现状。
（五）未成年人治安案件调解结案居多
公共治安管理法篇7
摘要: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相互影响,国际和国内因素联系紧密造就独特的中国治安状况。其中,三农问题及其衍生的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内治安的稳定局势,农村治安总体基本稳定但形势严峻,农民治安意识不高,因此针对农村地区的社会治安公共服务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将以三农问题为切入点,通过运用新公共服务理论,分析如何建设及提升农村地区的社会治安公共服务。
关键词:三农问题;社会治安公共服务;新公共服务理论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5023902
1三农问题的本质及影响
1.1三农问题的由来和内容
1996年以来,农业步入一个困难时期,农民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三农”作为一个概念则由经济学家温铁军博士于该年正式提出。2000年3月,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在给上总理书中列举了农村中触目惊心的危机: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谎言”、假话如“真理”。李昌平的上书通过媒体震动了全国,“三农问题”的危机暴露在公众面前。2001年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正式成为大陆理论界和官方决策层引用的术语;中共中央于2003年正式将“三农”问题写入工作报告。此时,三农问题正式成为中央关注国计民生的头条大事。200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关注“三农”,这是中央从2004年以来连续第六年将一号文件的落脚点锁定于“三农”领域,也是中国建国以来决策层对“三农”的最长关注周期。
而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质就是要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和农村稳定,农村稳定就包括了在农村地区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加强农村社区警务建设和农民治安意识,全面提升面向三农问题的社会治安公共服务。
1.2三农问题及其衍生问题对社会治安的影响
三农问题的最主要表现就在于尽管农民收入增加,但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创收越来越难。由于政策的偏向使城镇和乡村的发展差异使贫富悬殊差距扩大。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亦同时加剧了土地兼并问题,一些失去工作或土地的农民转化成流动人口到城镇谋生,从而将问题亦带到城镇。在恶性循环下,三农问题不断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社会现象,对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在三农问题不断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社会现象的过程中,农村劳动力人口大量流向城市,导致农村人丁稀少,农村和城镇逐步产生新的社会治安问题。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刘金国在2006年11月6日召开的中央综治委200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农村治安问题呈现出暴力犯罪突出、侵财犯罪多发、部分地区社会丑恶现象蔓延、制贩危险物品严重四大特点。在我国农村地区由于不稳定因素的增加,农民治安意识薄弱,使得农村治安环境复杂化,也反映出在农场地区社会治安公共服务能力不高、不强,也侧面反映出农村地区的社区警务落实不到位,农村警务室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效能。
在此,由三农问题及其衍生问题对社会治安的影响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下几点:
(1)农村地区与城镇郊区的犯罪现象相互影响,促使治安案件在农村地区的发生率大大增加,犯罪区域性特征突出,案件性质由治安案件向刑事案件转化的趋势明显。
(2)流动人口量增加使得对农村治安控制难度加大,农村人口年龄结构的特殊性及农民治安防范意识薄弱使得农村地区成为易被侵害的对象选择点。
(3)黑恶势力在农村地区滋生蔓延,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突出,并向财产型犯罪、性犯罪和暴力犯罪集中。
(4)农村犯罪主体发生较大变化,留守妇女、儿童和老人逐渐占据犯罪主体的大多数。
(5)农村地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不完善,主体控制力不强,制约因素与农村地区的经济和开放程度成比例。
(6)部分农村存在“自生秩序”社会基础与公安机关的治安管理不相融合,客观阻碍农村警务的开展实施。
2新公共服务理论及在其社会治安公共服务中的适用
2.1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内涵
在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之后,美国公共服务的提供机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建立在公民权利与责任的民主化、社会民主化的基础上,并形成了构成新公共服务的若干纲领性原则。新公共服务的理论蕴涵值得给予学术探讨,对当前中国服务型政府改革有深刻的启示作用。由登哈特夫妇提出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新公共行政学的某些观点,新公共行政成为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思想来源和概念基础的四个方面的内容之一。但是对于到底什么是“新公共服务”仍然众说不一。登哈特夫妇认为,新公共服务理念与新公共管理和老公共行政理念有所区别,包括:(1)服务于公民,而不是服务于顾客;(2)追求公共利益;(3)重视公民权胜过重视企业家精神;(4)思考要具有战略性,行动要具有民主性;(5)承认责任并不简单;(6)服务,而不是掌舵;(7)重视人,而不只是重视生产率。当然,这其中也存在着一些普遍的观点,并将此作为标准化的模式与其他的理论、观点相区别。尽管如此,新公共服务的提倡者认为:不论是作为理论创新、还是为许多值得效仿的公共管理者所实施的先进的实践,新公共服务都已呈现出其固有的特征。虽然研究公民权、社区和市民社会的理论家、组织人本主义理论家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公共行政理论家观点之间还存在着诸多分歧,但这些观点也有诸多相似之处,它们将新公共服务的种种观念与新公共管理和传统公共行政的诸种观念区别开来,具体表现如下:(1)政府的作用就在于帮助公民表达和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而非试图在新的方向上控制或驾驭社会。
(2)公共行政官员必须致力于建立集体的、共享的公共利益观念,这个目标不是要在个人选择的驱使下找到快速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是要创造共享利益和共同责任。
(3)符合公共需要的政策和计划通过集体努力和协作的过程,能够最有效地最负责任地得到贯彻执行。
(4)公共利益源于对共同价值准则的对话协商,而不是个体自我利益的简单相加。因此,公务员不仅仅要回应顾客的需求,而且更要关注建设政府与公民之间、公民与公民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关系。
(5)政府不应当仅仅关注市场,还应该关注宪法和法令,关注社会价值观、政治行为准则、职业标准和公民利益。
(6)公共组织及其所参与的网络如果能在尊重所有人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和共同领导的过程来运作,它们最终就更有可能获得成功。
(7)与企业家式的管理者视公共资金为己所有的行事方式相比,如果公务员和公民都致力于为社会做出有意义的贡献,那么公共利益就会得到更好的实现。
2.2新公共服务理论在面向三农问题的社会治安公共服务中的适用
社会治安,等同于社会治安问题和社会治安状况,指以犯罪、违法乱纪、无责任或责任不清的不安情形、事故事件等范畴为形式出现的破坏社会政策生活秩序的社会现象和人的行为。社会治安公共服务,就是在现有的各种条件下运用多种治安手段,调动多方力量,以公安机关的治安部门和警察为主,引导社会公众开展维护社会治安的活动,在上级部门的领导和公众的配合下,清除不良治安因素、改善治安环境的一项公益服务。
把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具体特征运用到目前的农村治安建设中,根据三农问题及其衍生问题适用不同的理论,将理论在实践中得以充分的利用,改善农村治安状况,加强农村警务建设,增强农民治安意识,发挥农村群防群治作用,完善浓缩的确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有助于提高农村地区的社会治安公共服务能力,对奠定农村未来的治安稳定基础,增加农民生产生活安全感有着重要意义。
(1)加大农村地区社区警务建设,转变传统思维中占统治地位的“警察”治安观念,将“社会”治安与“警察”治安的思想相结合,从农村生活中了解农民思想,了解与农民利益相关的事项和普遍存在且亟需解决的矛盾,以农民和警察的双重身份开展工作。即从新角度帮助农民表达意见,实现其共同利益,更好的为农民服务,而非以单一的“警察”治安观念驾驭和控制农村治安。2006年时,我国已有农村警务室8万多个,驻村民警9万多名。尽管警力明显不足,但农村警务室和驻村民警成为了反映农民治安需要的一个重要平台,是增强农民安全感的有力保障。农村警务室设立的目的就在于“近距离”的防范犯罪、“零距离”的服务群众,第一时间化解各种矛盾,让民警融入广大农村,最大限度方便农民群众报警求助和办事。
(2)通过建立健全治保会等基层组织,组织治安积极分子开展治安巡逻,采取联户联防、村际联防,发挥农村群防群治作用。同时,要提高单兵民警综合素质,在做好民警的业务、法律、等知识的培训的同时,加强社区民警有关群众路线、公共关系、警民关系、群众工作方法等专业内容的学习。尽可能通过集体努力和协作,制定和实施符合公共需要的政策和计划,使之最有效地最负责任地得到贯彻执行。
(3)制定责任体系,逐步完善社区警务运行机制,构建合理有效的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行之有效的公共组织是公众与政府相互交流的网络,完善的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可以优化整合农村治安防控力量,及时传达公安治安信息,反馈农村治安状况,把“发案少,秩序好、社会稳定、群众满意”的社区警务目标在农村得以实现,促进农村治安环境改善,在尊重所有人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和共同领导的过程来运作一系列体系组织,最终获得治安环境建设和改善成功,从根本提升治安服务能力。
(4)警察要关注市场,关注宪法和法令,关注社会价值观、政治行为准则、职业标准和农民利益。农村是教育相对落后的地区,大部分农民虽已不是文盲,但绝对是法盲。警察在执行公务的同时,要替农民关注社会变化,从农民的视角对公安队伍进行监督,提高单兵民警综合素质。在执法教育过程中,分年龄层次区分教育对象,宣传法治,转变农民薄弱的治安意识,增强其自保能力,增强其与公安部门合作的意识和能力。警察还要回应农民的需求,对警察、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共同价值准则进行对话协商,保障所有人的公共利益,关注建设政府与农民之间、农民与农民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关系。
(5)与企业家式的管理者视公共资金为己所有的行事方式相比,在农村社区警务中建立合理的绩效考评制度,联合农村基层组织考核警察和农村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检验农民的治安防控能力,促使警察和农民都致力于为农村社会治安服务建设,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展万程.农村治安与构建和谐社会[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8).
公共治安管理法篇8
一、指导思想和任务目标
按照市委“解放思想、跨越发展”的总体要求，以创建“和谐社区”、“星级社区”为载体，创新物业管理模式，推行星级管理服务，全面巩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小区环境卫生，维护小区治安秩序，通过落实各方管理职责，建立长效机制等措施，积极探索住宅小区物业管理的新途径、新思路、新办法，切实解决居民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努力实现“路平、灯亮、沟通、安全、有序、绿化、美化、净化、和谐”的居住环境。
二、整治范围和内容
城区三个街道办事处管辖范围内的住宅小区（含各单位的家属院）均列入本次整治提升范围，主要从六个方面抓好提升工作：
（一）提升物业服务档次，对物管住宅小区的物业服务质量实行星级评定。根据《省物业服务规范》进一步完善和修订我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考核办法，并将物业考核工作与物业服务星级管理（评定）、荣誉申报、项目招投标、项目退出机制、资质升级等五个方面挂钩。对于获得三星级以上小区由市政府颁发标牌，悬挂于小区醒目位置（具体的星级管理（评定）的管理办法由市房产管理局会同市物价局联合制定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同时，市物价局对住宅小区的供水二次加压费、电梯维护使用费、公共照明费、生活垃圾清运处理费等项目的收费情况开展专项整治，建立收费监管长效机制，杜绝因以上收费不明确引发的各类矛盾纠纷。
（二）提升治安管理水平，开展住宅小区治安防范集中整治。结合全市打霸除恶专项行动，由市公安局负责制定住宅安全防范集中整治工作实施方案，会同各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对住宅小区内强装强卸、强买强卖、盗窃等治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进行集中治理。各公安派出所要在辖区内住宅小区设立警务室或报警点，建立住宅小区治安流动巡逻登记制度，定期对各物业公司的治安防范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形成物业管理公司、业主、基层组织和公安派出所密切配合、齐抓共管的创安工作机制，使我市住宅小区治安和刑事案件发生率明显下降，不发生在全市产生重大影响的恶性刑事案件和安全事故。
（三）提升专业经营设施设备管护标准，推进住宅小区专业经营设施设备的产权移交管理。市自来水公司、供电公司、热力公司负责逐一对各住宅小区相关设施设备管理情况进行调查登记，在摸清底数的前提下，按照先易后难、先改造后移交的原则，先将具备条件（自来水、供电完成一户一表计量出户，供热完成分户控制改造）住宅小区内的专业经营设施设备（包括变电、二次供水、换热等设施设备及业主入户端口以外的相关管线和计量装置）进行接收管理。对不具备接收管理条件的住宅小区，市自来水公司、供电公司、供热公司要分别制定出所属管线管网、设施设备的铺设修缮、更新方案，列出改造时间、标准及改造费用，安排好改造施工队伍，争取在2年内全部改造并接收管理到位。各专业经营单位要增强服务意识，收取各项费用要抄表到户，委托物业公司收代缴的，收费单位要与物业公司签订委托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同时，在各小区公开服务、投诉电话，积极主动地为用户排忧解难，切实维护广大业主的合法权益。
（四）提升公共配套设施功能，实施住宅小区基础设施修缮改造。实行物业管理的小区各物业企业要对列管小区的道路、排污、公共照明、文体设施、环卫设施、围墙等公共部位、共用设施开展巡检，对破损道路进行维修，做到路面平整无坑洼，路牙石整齐无缺损。对下水管网、化粪池进行疏通，更换破损窨井盖，保证排水通畅。对公共照明设施设备进行检修，保证夜间照明。整修、增设、更换垃圾桶（箱），保障小区居民生活垃圾倾倒和堆放。维修改造原有休闲场地，配置更新健身器材等文体设施，确保正常安全使用。清理楼道乱堆乱放、乱搭乱建，确保消防安全通道畅通。合理配置宣传栏、公示牌等设施，营造小区文化氛围。通过修缮刷新，使小区内各项设施设备正常使用、运行，小区整体外观整洁、美观，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五）提升物业管理综合执法力度，建立物业管理与行政执法联动机制。物业服务企业在物业管理服务过程中，发现拆改房屋结构、私搭乱建、乱停乱放、毁坏绿化、违规经营、污染环境、强装强卸、强买强卖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应及时劝阻、制止、拍照、存档，对拒不改正的，应立即向所在辖区街道办事处和相关执法部门呈报《物业服务区域违法违规案件呈报单》，由有执法权限的行政执法单位进行处理。对于疑难案件涉及多个执法部门的，由所在辖区街道办事处协调相关执法部门联合进行处理。市住建、房产、公安、工商、城管执法、环保、物价、质监等部门接到呈报案件后应及时按规定履行调查、处理职责。
（六）提升物业管理覆盖面，推行社区化准物业管理。对尚未实行或者无法实行物业管理的各类老旧住宅小区、单位家属院，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全部由所在辖区街道办事处负责，实行社区化准物业管理。社区化准物业管理由各街道社区居委会组织开展。可以分别聘请保洁、秩序维护等工作人员负责小区日常管理，或统一委托一家物业服务企业负责管理，也可组织居民自治管理，为小区居民提供基本服务，包括公共区域保洁、小区内安全秩序维护、停车秩序维护、共用设施维保、公共绿化养护、小区内道路保养、房屋共用部位维修管理等服务，并由社区居委会向住户收取一定的服务成本费。小区内公共路面停车、物业用房等经营性收入由社区居委会统一收取和使用，作为小区物业管理资金，以弥补小区管理经费不足。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强化组织领导。物业管理综合整治提升工作是“和谐社区”建设，创建“星级社区”的重要内容和指标，是改善群众住房条件，优化人居环境，提升城区管理水平的重要内容。各街道、社区和有关部门要正确认识物业管理综合整治提升工作的重要意义，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服务意识，认真落实好物业管理小区整治提升的各项目标任务。
（二）加大宣传力度，营造社会氛围。物业管理综合整治提升工作涉及千家万户，居民的参与支持和理解程度是决定工作顺利与否的关键，各街道、社区、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宣传栏、墙报、广播、文艺等各种媒介，通过各种会议和活动，大力宣传物业管理综合整治提升工作的重要意义。同时把整治提升工作给居民群众带来的实惠具体化，把整治提升后的效果直观化、形象化，推动整治提升工作顺利开展。
（三）注重调查研究，创新工作方法。有关部门要深入各小区一线，广泛征求意见，根据各小区的实际情况实行多样化的整治方式，不搞一刀切，要克服功利思想，力戒形式主义，反对弄虚作假。
公共治安管理法篇9
第一条为切实加强全省寄递渠道治安管理，维护寄递渠道生产治安秩序，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根据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国家邮政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寄递渠道治安管理工作的通知》精神和《省邮政条例》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寄递渠道，是指基于邮政企业、快递企业寄递服务活动形成的信息和实物传递渠道。
第三条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邮政管理部门依照法律和本办法规定，加强对寄递渠道的安全检查和管理，及时发现和依法打击通过寄递渠道贩运枪支弹药、爆炸物品、剧毒化学品、管制刀具、、易制毒化学品等禁寄物品，以及盗窃、非法扣留、冒领、隐匿、毁弃、私拆邮件、快件等违法犯罪活动，维护寄递渠道安全畅通，维护用户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
第四条寄递渠道治安管理工作按照以下原则开展工作：
（一）专群结合。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专门的安全检查工作与邮政管理部门的行政管理工作、邮政企业和快递企业的自我管理相结合。
（二）公秘结合。公开的行政管理与寄递物品的技术安检、专门扣检、暗访检查相结合。
（三）警企联动。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邮政企业、快递企业依照各自职能分工协作。
（四）保障安全。通过依法有效管理，防止发生安全事故，保障寄递企业运输和寄递物品的安全，依法打击利用寄递渠道进行违法犯罪的活动。
第二章组织领导
第五条省公安厅、国家安全厅、邮政管理局联合成立“全省寄递渠道治安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省公安厅分管治安工作的厅领导任组长，国家安全厅、省邮政管理局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公安机关的治安部门、国家安全机关的邮检部门和邮政管理局的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人为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公安厅治安总队，负责协调全省寄递渠道治安管理的日常工作。
各设区市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以加强对寄递渠道治安管理工作的领导。
第六条各级寄递渠道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每月召开一次领导小组会议，成员单位相互通报情况；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邮政管理部门应当明确专人为联络员，收集本部门掌握的寄递渠道安全管理情况和涉及安全的案（事）件线索，及时通报对方并做好线索核查的协调、联络、配合工作。
第三章职责分工
第七条邮政管理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邮政行业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省邮政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主动协调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等积极开展寄递渠道的安全监管工作，建立健全安全监管联动工作机制，加强行业管理，及时收集与行业运行有关的各类信息，加强监测预警，引导企业完善公司管理结构，依法规范经营，降低经营风险；严格监督寄递企业落实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和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增强全行业治安防范意识。
第八条公安机关要依法加强对企业内部治安保卫工作的督促、检查、指导，建立健全相关警种信息共享、责任明确、密切配合的寄递渠道治安管理工作协调机制。按照《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要求，负责督促寄递企业落实治安防范等工作。会同国家安全、邮政管理部门建立健全安全检查网络，明确各邮政企业、快递企业的安保人员为治安联络员，邮政企业和快递企业的揽收和派送人员为治安信息员，负责收集本部门掌握的寄递渠道安全管理情况和涉及安全的案（事）件线索，及时通报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邮政管理部门并做好线索核查的协调、联络、配合工作。公安机关刑侦、禁毒等部门主要负责对利用寄递渠道实施交易等违法行为开展布控、侦查，对不法分子加大处罚力度，依法追究涉案企业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加大侦查力度、依法查处交寄禁寄物品以及盗窃、非法扣留、拦截、冒领、隐匿、毁弃、私拆邮件、快件等案件。技侦部门负责对寄递企业相关信息的采集、分析研判工作，从中发现和经营案件线索。反恐部门主要负责在寄递行业反恐联席会议工作机制框架下，与邮政管理局等单位共同落实寄递行业和相关企业反恐防范工作，并对利用寄递渠道实施恐怖袭击的行为予以侦察、打击。
第九条国家安全机关要按照现行工作机制,与邮政管理部门、公安机关相互配合，落实寄递物品安全监管工作要求。工作中发现危害治安秩序的情况和线索，及时通报公安机关进行处置；对安全管理问题和隐患较大的企业，及时通报邮政管理部门，由邮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一）按照新《邮政法》的有关要求和现行工作机制，坚持“积极主动、各司其职、整体作战、共同负责”的原则，会同公安机关、邮政管理部门，认真落实寄递物品安全监管工作责任，充分发挥各级“寄递物品安全监管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能作用，进一步强化寄递物品安全监管工作。
（二）会同公安机关和邮政管理部门督促、指导寄递企业切实承担安全运营主体责任，坚决执行揽收验视等安全管理制度，力争将各类危险禁寄物品堵截在寄递渠道之外。
（三）在现行寄递物品安全监管工作机制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与公安机关、邮政管理部门的协调沟通、信息共享和线索通报，深入开展寄递渠道治安管理工作。
第四章治安防范
第十条邮政管理部门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邮政行业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省邮政条例》等法规要求，切实加强寄递企业安全管理工作：
（一）强化治安保卫工作。寄递企业要明确企业负责人治安保卫责任，设置治安保卫机构，配备治安保卫人员，落实人防、物防、技防措施。
（二）组织从业人员培训。邮政企业工作人员和快递业务员应依法培训并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寄递企业从业人员要熟悉《禁寄物品指导目录及处理办法（试行）》、《仿真枪认定标准》、《管制刀具认定标准》等，掌握禁寄物品的形状、性能及辨识要领。对寄递企业的从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由省邮政管理部门在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配合下，统一组织进行。
（三）严格执行邮件、快件收寄验视制度。寄递企业要主动提示用户如实填写寄递详情单，在用户在场的情况下，当面验视交寄物品，检查识别禁寄物品；对寄递渠道发现的禁寄物品，应严格按规定妥善处理，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
（四）完善监控设备。寄递企业应在邮件、快件收寄、分拣、运输、投递等环节实施安全管控。安装的监控设备应确保全天24小时运转，监控资料的保存时间不少于30天，并按照国务院邮政管理部门要求报送监控资料。
（五）配备安全检查设备。寄递企业要配备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检查设备，安排具备专门技术和技能的人员对邮件、快件进行安全检查。
（六）实行计算机管理。寄递企业对寄递业务流程实行计算机管理，并为接入邮政管理部门的信息管理系统预留数据接口。
（七）强化应急管理。寄递企业应当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机制，提高应对能力。发生突发事件，寄递企业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向邮政管理部门和负有相关职责的公安、国家安全等部门报告。
第十一条公安机关治安部门要将寄递企业作为治安保卫重点单位，并依据《企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的规定，督促寄递企业落实内部治安保卫工作。
第五章规范检查
第十二条邮政管理部门要依法开展寄递渠道安全监管工作，每月组织一次治安防范检查。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时通报、限期整改。对寄递企业不建立或者不执行相关安全管理制度、隐患较大的企业和相关责任人员依法进行处理。
第十三条公安机关治安部门按照《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和《公安机关监督检查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规定》要求，对寄递渠道治安防范等工作进行检查，检查内容包括：
（一）寄递企业是否设置治安保卫机构、配备治安保卫人员、建立安全保卫制度、聘用保安等巡逻守护人员；
（二）邮政局（所）营业网点（不包括邮政储蓄业务）、邮件处理中心、快件分拨中心等治安保卫重点部位的安全防范措施是否符合有关标准和规定的要求；
（三）寄递企业是否制定了单位内部治安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并组织了演练；
（四）寄递企业的从业人员是否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收寄验视制度；发现企图邮寄枪支弹药、爆炸物品、危险化学品、管制刀具、等可疑情况是否立即报告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邮政管理部门。
第十四条县级公安机关和属地公安派出所对辖区寄递企业治安保卫工作应至少分别每半月、每周检查一次，督促企业落实治安保卫要求。对工作中发现的隐患、问题，及时报告相关上级部门并依法处置。属地公安机关接到邮政管理部门或事发企业有关非法扣留、拦截、盗窃邮件、快件，阻挠正常生产运行等情况报告，应及时组织处理。
第十五条邮政管理部门、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对寄递渠道实施安全检查，可以采取听取汇报、查阅档案、实际查看（包括查看监控录像）、模拟演练等方法和定期检查、临时检查、专项检查、随机抽查等方式。
第十六条邮政管理部门、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开展安全检查，应当有2名以上检查人员参加。
第十七条检查人员应当出示执法证件或者工作证件，告知被检查企业的检查事由和依据。
第十八条检查人员应当将检查的时间、地点、内容、发现的问题及其处理情况，作出《检查笔录》，并由检查人员和被检查企业的负责人或者陪同检查人员共同核对签名。被检查企业的负责人或者陪同检查人员对记录有异议的，应当允许其说明；拒绝签名的，检查人员应当在《检查笔录》上注明。
第十九条检查人员对检查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应当予以保密。
第二十条公安机关对检查发现存在治安隐患的寄递企业要依法进行处罚，严厉打击利用寄递渠道传递、贩运枪支弹药、爆炸物品、管制刀具、弓弩、仿真枪、、剧毒化学品、放射性同位素、非法出版物等禁寄物品的幕后组织者，并严密监控收（发）件人行为动向，落实管控、防范措施。指导寄递企业提高发现危险、违禁寄递物品的能力。督促快递业将寄递信息数据提供给邮政管理部门，并通过安全的渠道提供给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技侦部门，实现对社会管理信息资源的利用。会同有关部门，结合实际开展寄递渠道专项整治，妥善解决非法经营快递业务等突出问题。
第二十一条对群众举报及通过其他工作方式发现存在或可能存在的下列问题，公安机关治安部门要组织暗访检查：
（一）寄递企业接收、运输、投递枪支弹药、爆炸物品、危险化学品、管制刀具、等禁寄物品的；
（二）盗窃、非法扣押、冒领、隐匿、毁弃、私拆邮件、快件的；
（三）寄递企业曾因接收、运输、投递禁寄物品和盗窃、非法扣押邮件、快件等被公安机关查处过的；
（四）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要暗访检查掌握真实情况的。
第二十二条暗访检查应当制定暗访检查工作方案，经本级公安机关主管负责人批准，必要时报上级公安机关备案。实施暗访检查的民警不得少于2人。
实施暗访检查的民警对交办暗访检查工作任务的领导直接负责，不得向其他无关人员透露暗访检查工作意图、方案和本人真实身份。
暗访检查禁止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等手段收集掌握情况，禁止指派非警务人员实施暗访。
第二十三条暗访检查实行检查报告和查处通知、通报制度。
暗访检查后，由实施检查的民警共同签名出具暗访检查报告，报本级公安机关主管负责人，重要情况上报上一级公安机关。
上级公安机关暗访检查后，对存在接收、运输、投递禁寄物品和盗窃、非法扣押邮件、快件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寄递企业，应当通知、通报所在地公安机关立即查处。所在地公安机关应当在规定时限内将查处进展情况或结果报上级公安机关。
暗访检查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应当依法由邮政管理、工商等部门处理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通报邮政管理、工商等部门，并建档留存通报材料。
第六章奖惩机制
第二十四条邮政管理部门、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对寄递企业安全检查应当建立考评和考核奖惩制度。
对因失职渎职造成寄递企业非法贩运传递禁寄物品等安全问题突出的，上级机关应当对负有直接检查责任的寄递企业保卫部门、公安局通报批评，取消年度评先创优资格，并依法依纪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的失职渎职责任。
第二十五条公安机关、邮政管理部门要建立禁寄物品源头倒查和责任追究制度。凡寄递渠道涉嫌传递禁寄物品的，要逐件溯源到具体寄递企业及其收寄人员。邮政管理部门对涉案企业要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对收寄人员不执行收寄验视制度或明知为禁寄物品依然收寄、传递的，要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邮政企业和其他快递公司对其所属全资企业、控股企业、分支机构的主要负责人要追究相关责任。
第二十六条鼓励寄递企业的联络员和信息员提供可疑寄递物品的线索，按照其提供的线索在案侦中的价值给予奖励。
第二十七条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邮政管理部门，以及快递企业的知密人员不遵守保密规定，造成泄密的，依法处理。
第二十八条寄递企业的监控设备未全天24小时运转、监控资料的保存时间少于30天、未按邮政管理部门要求报送监控资料或者未对寄递业务流程实行计算机管理，由邮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的规定给予处罚。
第二十九条寄递企业不建立或者不执行收件验视制度，或者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收寄邮件、快件的，要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对邮政企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对快递企业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其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
第三十条寄递企业存在治安隐患的，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整改；企业逾期不整改，严重威胁公民人身安全、公私财产安全或者公共安全的，公安机关对寄递企业及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依据《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的规定给予处罚。
公共治安管理法篇10
关键词：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公共安全；综合治理；市场化防控
我国目前正处于全面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维护社会的公共安全，不仅是重要的社会需求。更是重大的政治责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治国理政目标，而促进社会和谐，必须以公共安全为必要的前提。因此，深入研究建设治安防控体系的理论与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新世纪社会公共安全的必然选择
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公共安全限定于维护治安稳定的狭义范围，是指严密防控违法犯罪，有效应对并解决各种社会治安问题。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构建并完善行政管理与公众参与相结合、社会化与市场化相结合、整合各种社会防控资源的治安防控体系，可谓治本之策，也是必然选择。
(一)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的转型推进公共安全体制的转型
从新中国建立到“文革”前的一段时期里，党和政府沿袭了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建立了权力高度集中，同行政化、政治化高度耦合，封闭型与大一统式的公共安全体制；其特点是同计划经济体制和行政层级型的社会结构相适应，主要依靠政策和行政手段来保证其运行，同时淡化法律Ⅲ。这一时期的公共安全体制属于单纯的国家行政体制，政府将公共安全的所有事务均纳入行政管理中，保障公共安全的工作也主要依靠公安政法机关以及各级保卫部门等来完成。这种体制由于能够适应当时的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从而得以发挥其职能与效率，基本上实现了社会由乱到治、人民安居乐业的稳定局面。
伴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生活已由原来的封闭半封闭状态转变为对内对外的开放状态，传统的公共安全体制受到了严重冲击。在新旧体制交替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治安防控的盲区与漏洞，从而为违法犯罪提供了机会和条件，犯罪率居高不下，也正是防控功能缺位或减损的集中反映。可见，传统的公共安全体制显然已经难以为继；因为传统体制所依托的高度统一且封闭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制结构是同质和单一的，并且必须纳入国家行政管理序列；利益主体的行为过程也比较单纯，劳动者被牢牢束缚在经济组织内。而发展市场经济以来，城乡经济实体和市场利益主体呈现为多元化格局，劳动者也得以在市场中自由流动，致使以往行政层级型的治安防控职能严重缺失。另一方面，公众在经济生活多样化的同时，也对公共安全产生了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必然要求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总之，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的转型呼唤着公共安全体制的创新，推动着治安防控体系的建设。
(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体现为公共安全的体制创新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出现了严重刑事犯罪急剧增长的态势。面对犯罪的恶性膨胀，公安机关强调通过“严打”来遏制犯罪激增的势头。而实践证明，“严打”是特殊时期维护公共安全的特殊手段，其边际威慑效应也会呈曲线型递减，因而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在“严打”中形成的集中打击、统一行动的执法也是一种被动型警务模式。通过对现阶段犯罪问题的深入研究与实践经验的总结，国家的政法决策层清醒地认识到：犯罪原因具有长期性、复杂性与综合性，必然要求对犯罪进行综合治理。因而公共安全开始寻求体制上的创新，逐渐产生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思想，并发展为治安工作的总方针，为公共安全体制的转型提供了划时代的创新思路。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具有最大的广泛性、开放性，其难点在于落实；而落实的关键在于建立起治安防控体系，并使之有效运行，形成良性循环的工作机制，从而将综合治理的制度、规划等“激活”，推动其落实。可见，治安防控体系是在贯彻综合治理方针的过程中产生并为之服务的。体系的构建是在总结以往治安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管理科学来设计治安防控网络和警务模式，具有鲜明的指导性与操作性。
(三)维护公共安全必须强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系统的防控功能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原则之一是“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这一原则要求将打击和防控有机地结合、协调起来；既要严厉惩处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更要注重减少犯罪赖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从根本上控制和减少社会致罪因素。强调“重在治本”，即注重从“病因”、“源头”入手治理犯罪，因此应强调系统的防控功能，尤其是事前的防控。西方有关学者早已在注重防控上形成了共识，以美国学者纽曼的著作《防卫空间》为代表而开创的环境犯罪学，经过不断发展，对治安防控的实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一理论认为，无法判断茫茫人海中谁存有犯罪企图，并且即便知晓谁萌生了犯罪动机，而在其付诸实施之前也不能限制其行动。那么，则应当从犯罪的目标与条件上去限制犯罪，设置犯罪的障碍，制造犯罪“得不偿失”的条件，使其想犯罪却无法实现，或者即便一时得逞，也难以得到非法利益以及难于逃脱法律的制裁，从而提高犯罪的成本。已然萌发歹念的主体则可能因为犯罪的难度与风险过大，机会与风险成本过高，而不得不放弃犯罪的企图，由此则大幅度减少罪案的发生。
因此，治安防控主体特别是公安机关，必须正确处理“打击”与“防控”的关系，扭转忽视防控的倾向。因为这是公安实践中极易产生的一种倾向，即防控说起来很重要，然而由于成绩不突出，且难以量化，常被视为“软任务”，而没有真正投入精力来抓。因此，必须强调将治安防控业务摆在重要的优先的位置，制定工作规范，纳入绩效考核，切实抓出成效。而构建治安防控体系使得注重治安防控的理念具有实际操作性与绩效检验性，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四)发展社区警务成为公共安全体制创新的支撑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改变。相当比例的公众由过去的单位所属过渡到社区所属。由“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各种“社会人”活跃在社区里，社区成为公众聚居的生活共同体；以往通过企事业单位实施的管理措施，必须变换方式转移至社区。因此，发展社区警务成为公共安全体制创新的支撑点，成为治安防控体系的基础。
所谓社区警务，是指警方与社区公众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与互动机制，共同开发社区治安资源，强化自治互助，形成主动反应型警务模式。发展社区警务是公安工作与时俱进，并同国际接轨的实践。应当看到，欧美国家的社区警务，一是产生于“快速反应、刚性打击”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警务革命之后，有其物质基础条件与训练水平；二是欧美国家的社区明显具有民主自治的文化氛围，公众积极响应、参与公共安全治理。尽管在这两方面我国尚有欠缺，但我们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发扬公安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警务战略。
发展社区警务，必须转变观念，将公共行政管理转变为公众参与的公共安全治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呼唤着包括治安防控在内的新型公共治理模式；“公共治理”较之“公共管理”，是理念的提升，是公众参与度和广泛性的拓展。社区公众及其组织既有对公共安全的迫切需求。也蕴涵着维护公共安全的巨大能量和参与积极性。社区警务应当整合、释放这种能量和积极性，警民共同构建治安防控网络。
(五)引进市场化防控机制，实现公共安全治理与服务的有机结合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治安防控体系，应当引入市场化的运行与竞争机制，实现公共安全治理与服务的有机结合。因为防控工作如果沿用过去那种政府包揽、行政命令等手段，往往行不通。必须走市场化运行、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产业化发展之路；只有遵循市场规律的治安防控才具有生命力。市场经济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深层次地引导并且决定着人们行为的方向和力度；这在公共安全治理中也不例外。构建治安防控体系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强调社会力量的重要作用，以市场规则来调节治安防控的供求与资源配置，使其具有公众广泛参与的稳固动力，成为自我最佳调节与配置的不竭的动力源。建立以市场为依托、产业为载体、安全服务为核心的防控网络，至少能够预期发挥如下作用：
(1)有利于满足公众对公共安全的多样化需求。以市场机制调节治安防控的供求关系，实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和“谁出资、谁受益”的原则，能满足公众“花钱买平安”的愿望，达到“双赢”的目的。
(2)有利于缓解国家防控投入有限，特别是警力不足的压力。走市场化调节之路，能够整合并引领民营防控资源。依据防控需求来拓宽其职能。使之成为社区警务的补充，体现了“警力有限、民力无穷”的理念。既可为国家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又能促进公共行政职能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
(3)有利于提高民间闲置资本与人力的利用率。经济结构的调整必然导致闲散人员增多，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通过市场化调节与疏导，将这些闲置资本与人力吸纳到防控企业中，既可增加防控力量。又能优化社会结构，促进体制转型。
二、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概述
随着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确立，如何推进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维护新世纪的社会公共安全，成为摆在公安机关乃至综合治理工作面前的重大课题。
(一)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内涵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内涵可界定为：公安机关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运用社会控制理论和系统工程方法，合理配置警力并且整合社会防控资源，以社区警务为基础，以巡逻防控为主要勤务，以刑侦防控为重点环节，以群防群治为依托，以技术防控为支持，形成统一指挥、信息共享、反应灵活、协调有序的“打防管控一体化”的工作系统和运行机制。
构建治安防控体系，是在总结长期治安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既然“严打”不是动态治安的根本对策，而静态防控模式又已经不合时宜，建设治安防控体系则理应成为维护新世纪社会公共安全的必然选择，成为贯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的逻辑性创新。鉴于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01年9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意见》，重申“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方针，明确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治安防控体系的任务。2003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工作的决定》，指出要大力加强治安防范和管理，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参与社会治安工作，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增强社会治安防控能力。应当说，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党中央总结长期的治安防控经验，针对严峻复杂的治安形势，对公安工作乃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所作出的新的部署。转贴于
(二)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基本特征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对以往的治安整治模式的扬弃，只有把握其基本特征，才能提高构建这一体系的主动性与自觉性。
1、长期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往垂直贯通的行政层级序列逐渐被横向发展的社会亚系统所排挤，社会出现价值多元化的趋向。这必然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旧有的平衡，经历大幅度的调整和相对无序的阶段，再达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的平衡。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转型在时间上的延续性，决定了比较严峻的治安情势会长期存在。建立并完善治安防控体系决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任务。另一方面，构建治安防控体系也不会毕其功于一役，而应当依时而变，即根据社会生活的变迁、违法犯罪的规律、治安热点的转换等而有所调整与充实，使治安防控体系更趋完善而高效。
2、整体性。治安防控体系是由多元化的防控途径、主体、目标等构成的统一整体。“在防控体系中，防控主体不是各种防控力量机械地简单迭加，而是公安机关各警种之间，公安机关与群防群治力量以及社会公众之间，按照一定关系和一定规则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是公安机关内部警力资源和社会治安资源的整合与重组。”治安防空体系的目标在于将防控资源组合成集约、协同、灵活、高效的系统，强调“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系统优势，以提高整体防控功能。实现这一目标，有赖于正确划分层次并且不断优化系统，达到职责和权利的平衡与统一，以体现整体效益。
3、协同性。治安防控体系充分发挥“打防管控一体化”的协同优势，实现防控结构与效益的最佳化。治安防控的复杂性决定了防控主体及其职能的多样性，各警种以及社会防控资源理应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否则，就丧失了主动性与创造性。但决不是各自为战、政出多门；否则。就失去了协同优势。协同性最直接的体现是快捷、高效的信息和指挥调度机制，要求防控系统贯彻信息驾驭型防控的思想，注重科技防控网络建设，广泛收集、分析治安信息，建立检测体系和应急预案，及时调整决策与部署，形成协同配合、信息灵敏、指挥有力、处置得当的快速反应机制。
4、开放性。治安防控体系强调开放性，是由于其本身具有极强的社会性，应最大限度地取得社会防控资源的支持与配合。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犯罪严重化带来的压力等，公安群众路线有所削弱，导致基础工作薄弱、重打轻防轻建、打防管控脱节等现象。构建治安防控体系并且强调其开放性，为发挥公安群众路线的传统优势，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提供了有效载体。是发掘社会防控资源，促进公共安全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契机。
5、规范性。制定规范进行引领和约束，系统才有其稳定性，才能形成治安防控的长效机制。系统的各项规范一经确定，必须保持其权威性、严肃性，不能朝令夕改、随意变动。规范性的外在形式是一整套严密规制、耦合联动的规章制度；当然，系统的规范性也是相对的，当治安形势出现变化，而原有体系的结构、规范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系统则应根据需要而调整。但无论是继续完善，还是自我更新，均必须是系统权威性的变更，是规范性的一种提升，而不是对规范性的减损。
三、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目标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关系国家政治安定和社会公共安全。应当瞄准体系建设的目标，完成下述五个方面的转变：
(一)由静态防控转变为动态防控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通过高度集中的组织化管理，实现了对静态社会的严密控制，违法犯罪既没有社会空间，也没有个人空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财物的广泛流动，违法犯罪不仅数量激增，而且犯罪方法、手段等不断翻新。流窜作案增多，再延续以往的静态防控模式显然是难以适应了。构建治安防控体系，要求由静态防控转变为动态防控，由单纯的人员防控转变为全方位的整体防控。防控主体上，公安各警种要改革现有体制，克服机关化倾向，要警力下沉、充实基层、立足实战；同时指导社会防控力量的建设，实现市场化、企业化经营。防控模式上，实行警务联勤、治安联管、信息联通，形成动态防控合力，共同对违法犯罪作出动态反应。
(二)由阶段性防控转变为规范性防控
建国以后，国家通过一次次的群众运动来激发社会的活力，公安机关主导的治安防控工作也围绕这些运动而开展。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防控能力受到极大的冲击，公安机关为遏制违法犯罪的膨胀之势，一次次地开展“严打”以及专项整治行动，形成了对运动的依赖性。这种阶段性防控模式弊端明显，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治安状况却末见根本性好转；而反映在人为设计的执法风格上，也难免是“一阵风”，治安防控时紧时松、时急时缓，搞“花架子”。不法分子也学会“听风声、看风头”，犯罪率时起时伏，治安防控陷入“打不胜打、防不胜防”的怪圈。此种防控模式确实应当改变，因而提出了“打防管控一体化”的思路，探索规范性的整体防控。防控职能与规范确定后，管理规制、责任细化、失职究责，力求防控体系规范化、常态化地运行起来。
(三)由粗放型防控转变为集约型防控
传统的治安防控往往以集中警力投入、组织专项整治的方式展开，这种“大轰大嗡”的运动式、单纯打击型的工作模式，比较看重声势，而不注重实效，更不考虑效益，属于粗放型的防控。公安警力以及社会防控资源也是有限的，尤其是以警员体力、警用装备、科技手段等综合形成的“警力”，不会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因而包括严打整治在内的治安防控，必须讲求实效。必须考虑投入产出比。构建治安防控体系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旨在科学地整合、运用防控资源，避免由于重复布警、滥用警力而导致的警力不足；避免由于多头指挥、推诿扯皮而导致的效率低下。力求通过防控资源的最佳配置，而实现其充分的开发利用，走集约化防控之路。这就要求加大科技防控建设的投入，以技防网拓展监测，引导合理处警，警情主导警务。使有限的警力用得其所。
(四)由封闭式防控转变为开放式防控
过去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将人口流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人们很少跨地区流动，一切均在掌控之中，治安防控是封闭式的。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公安机关必须改变以往对人员和社会组织的封闭管理方式，而实行开放的治安防控，以保证人财物流动的安全有序。在防控目的上，必须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决不能为了维护治安而限制市场、阻滞流通，那就减损了治安防控的社会价值。在防控主体上，除发挥公安机关的职能作用，还应当动员全社会的防控力量积极参与，特别是遵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安全多样化需求和价值规律，按照“市场化、专业化、企业化”的思路，完善专业辅警、民营保安等的管理体制，以提供有偿性服务的形式获得工资、福利保障，积累后劲并创出品牌，稳步实现治安防控的产业化规模效益。在防控方式上，鼓励运用多种信息资源和防控力量，以联勤联防的形式达到防控效能的最大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