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相关理论篇1
[关键词]城市基础设施；公共安全管理；危机管理；风险管理
一、城市基础设施公共安全管理的概念界定
1、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是指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是用于保证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公共服务系统，它是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一般条件。
根据不同的标准和角度，基础设施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例如，可以将基础设施划分物质性基础设施（physicalinfrastructure）和社会性基础设施（socialinfrastructure），物质性基础设施包含交通通讯及供水供暖供热等物质工程设施，社会性基础设施则包括科教文化、卫生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事业。因此，从这一划分角度来看，基础设施涵盖了交通、通讯、水电供给、科教文卫等市政公用工程设施和公共生活服务设施。此外，也可以将基础设施划分为农村基础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具有基础性、整体性、不可贸易性及公共物品性或准公共物品性等特点，它们是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现代社会中，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越来越高，建立完善的基础设施，对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2、城市基础设施
将基础设施按所在地域可以分为农村基础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由于国情及地区的差异，各国及地区对城市基础设施的理解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城市基础设施同样也可以划分为城市社会性基础设施及城市工程性基础设施（或城市物质性基础设施）。
城市社会性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城市行政管理、科技文化、教育科研、医疗卫生、金融保险、商业服务、社会公共福利服务等设施。城市工程性基础设施的内容丰富，各国不尽相同，总的来看，笔者认为城市工程性基础设施应至少涵盖六个方面的内容（如表1）。
我们通常所讲的城市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城市工程性基础设施，本论文所要分析探讨的也主要是指城市工程性基础设施。由表1可见，城市基础设施是由六个独立运作、相互联系的子系统组成。城市基础设施由城市人民政府统一规划并监督实施，城市基础设施的生产、建设和运营是由政府相关部门在协调合作的基础上分工管理。
3、安全及公共安全
从古至今，都有关于安全的论述，如汉朝焦赣的《易林·小畜之无妄》中：“道里夷易，安全无恙”；宋朝范仲淹在《答赵元昊书》中有：“有在大王之国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等，这里的安全都是指没有危险、平安的意思。在古代，安全还有“保护、保全”的意思，如苏轼在《徐州谢上表》中写道：“察孤危之易毁，谅拙直之无他，安全陋躯……”。现代汉语对安全的解释为：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在英语中，安全对应的有safety和security，都包含有没有危险或免于危险的一种状态。另外，安全也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进行理解，沃尔弗斯(arnoldwolfers)认为“安全，在客观的意义上，表明对所获得价值不存在威胁，在主观的意义上，表明不存在这样的价值会受到攻击的恐惧”。实际上是说，客观方面的安全是指外界的现状，主观方面的安全是指社会安全状况在人们心理上的感受，即安全感。
鉴于此，笔者也认为：安全是一种状态，即通过持续的危险识别和风险管理过程，将人员伤害或财产损失的风险降低至并保持在可接受的水平或其以下。因此，安全是指不受威胁,没有危险、危害、损失。安全是免除了不可接受的损害风险的状态。安全是在人类生产过程中，将系统的运行状态对人类的生命、财产、环境可能产生的损害控制在人类能接受水平以下的状态。
根据对安全的含义的界定和理解，我们可以对公共安全进行含义界定。所谓公共安全，是指社会公众的生命、健康、重大公私财产以及公共生产、生活的安全，即社会公众的生命健康及公私财产等处于免于危险或不受威胁的状态，或将可能产生的损害控制在人类可接受的水平或以下的状态。
4、城市基础设施公共安全
要理解城市基础设施公共安全，有必要先对城市公共安全进行了解。城市是以人为主体，由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与灾害等要素通过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所构成的复杂动态的空间地域系统。
城市公共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城市及其人员、财产、城市生命线等重要系统的安全，是城市依法有序开展社会经济文化活动，以及进行生产和经营等所必需的良好的内部秩序和外部环境的保证。由此可见，城市公共安全反映了自然灾害、生态环境、经济状况和资源供给等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对城市长治久安和持续发展的影响。城市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就是通过调整危险源、防护保卫目标、应急救援力量和设施三者的地理布局，减小危险的影响范围，提高城市灾害发生时的反应和处理能力，达到降低风险、提高安全性的目的。城市公共安全问题是城市问题和安全问题的耦合，涉及到城市经济社会一切领域，如公共卫生、城市基础设施、通讯、环境、商品供应、社会稳定、灾害防控等。
公共管理相关理论篇2
在科学研究中，将经由各种直接或间接的途径收集来的文献资料和事实材料整理与分析后，一般要对其结果作出理论解释，而这种需要进一步验证的理论解释，即为“理论假说”。公共管理学研究中的理论假说是对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及其本质规律的一种假定性或推测性表述，是建立公共管理学理论的必要前提。
一、公共管理学研究中理论假说引入的必要
公共管理学研究目的是要揭示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的内在本质规律，而任何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的本质规律都不可能自动呈现在研究者面前。因此，要揭示其内在规律，就不能将公共管理学研究仅仅停留在收集文献资料或对事实材料的外部描述上，而必须借助于逻辑思维，从个别推断出一般，从偶然推导出必然，对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的内在机理先形成一种探索性的说明方式———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然后对其进行检验，才能逐步实现对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的规律性认识。
此外，当人们在公共管理学研究中还没有取得足以揭示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的内在本质规律所需要的全部必要材料时，或者当研究者还难以采取精准的研究手段对某种研究结论的可靠性进行验证时，也不得不采取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的形式去推测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的本质规律。尤其在当代公共管理学前沿，即发展速度快、探索性较强的一些领域，由于其内在机理极为复杂，仅靠对为数不多的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的观察和分析，往往不能做出十分肯定的结论，而只能是假说。因而借助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研究者可以不断积累研究材料，增加假说中的科学性成分，减少假定性内容，逐渐建立起正确反映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内在规律的公共管理学理论，这是公共管理学研究的切实可行的路径。
由此可见，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是从表面、直观的文献资料与事实材料到达公共管理学理论的重要中介和沟通环节。在公共管理学研究中，许多被实践证明为正确合理的理论成果，在其正式被人们认可前的一定历史时期，往往以假说的外观出现。如，里格斯的“行政生态学理论”、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府失败说”、奥斯本的“企业家政府理论”等莫不如此。
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的提出，也就没有公共管理学理论的建立。所以，从公共管理学文献资料与事实材料到达最终的公共管理学理论并不是径直的通道，而必须通过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尝试性的推测或猜测，以不断试错、不断修正，最终达到具有较强科学性的公共管理学理论的确立。
二、公共管理学研究中理论假说的基本特征
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的第一个特征是假定性或推测性，该特征是由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一方面，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的提出要受到公共管理科学的发展水平与研究者本人认识水平的限制，这种限制决定了研究者所获取的有关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的文献资料或事实材料在丰富程度、有效程度上是相对的，既然如此，那么当文献资料或事实材料还不足以完全揭示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的内在奥秘时，研究者对公共管理活动或公共管理现象的内在规律只能给予猜测性说明。另一方面，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是在文献资料或事实材料基础上，通过思维加工、提炼而形成，即是说，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是一种主观思维的产物，而一切思想观念必须经过实践检验才能确定其正确与否。因此，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在没有接受实践检验之前，无论它赖以形成的依据如何充分可靠，但就其正确性程度而言是不得而知的。既然如此，那么公共管理学假说中包含有假定与推测性成分也就在所难免。
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的第二个特征是客观性与科学性，即它是根据客观文献或事实所作出的具有一定科学性的推测或预见。在公共管理学研究中，要求研究者以一定的文献资料或事实材料为基础，围绕特定的公共管理学问题进行理性思索，证据、逻辑和现实情境的约束始终在发挥作用。一个好的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应能为解释广泛的公共管理活动或公共管理现象提供一种逻辑上浅显明了的说明方式，这种说明方式应当比它所要取代的旧理论具有更大的科学性和说服力。
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的上述特征，对于公共管理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它不仅是推动公共管理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动力，也是研究者从事研究的指导性思想。一般而言，公共管理学研究须遵循以下研究程序：先进行资料收集、事实观察等，然后在获取丰富的公共管理学文献资料与事实材料的基础上，利用思维方法对文献资料和事实材料进行整理与加工，最后对研究结果作出理论解释。
为此，当研究者围绕研究课题收集一定数量的文献资料或事实资料时，他需要在一定的理论原则指导下，遵循着一种假定或推测，有目的、有选择地收集文献资料或事实材料。如果文献收集与事实观察中不以一定的理论假说作为引导，那么文献收集与事实观察将会成为盲目的活动，这样获取的公共管理学文献资料与事实材料只能是杂乱无序的。
三、公共管理学研究中理论假说的生成步骤
对众多的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的形成过程加以分析与概括，可以发现形成一种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大体要经过三个步骤：
第一步，寻找已有公共管理学理论与现有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之间的“冲突地带”，这是形成科学性假说的起始步骤。因为，一切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都起源于已有的公共管理学理论和现有的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如果已有的公共管理学理论与现有的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完全契合，即现有的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都能被已有的理论给予充分、圆满的解释，而已有的理论也都得到现有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的验证，那么公共管理学研究就没有必要再去建立任何理论假说了。
但实际上，已有的公共管理学理论与现有的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之间要达到这种完全的契合是不可能的。任何一种经过实践检验而建立起来的公共管理学理论，尽管能准确、广泛地说明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空间范围的公共管理活动与公共管理现象，但理论对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的解释或说明不可能百分之百的精准。这是由于特定时代的公共管理学研究者的认识水平与研究实践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只能达到一定高度；用以验证理论的研究方法、研究手段与研究工具在特定的背景下同样只能达到一个有限的水平。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旧的公共管理学理论与新的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之间的矛盾终究会发生，这种矛盾逐渐发展出明显的“冲突地带”也是一种必然趋势。当然，要从已有的理论和现有的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之间找出这种“冲突地带”并不容易，它要求研究者要有充分的知识积累、敏锐的洞察能力与较强的分析能力。尤其要有对权威理论的反思精神，面对已有的公共管理学理论与自己由分析、观察所获得的结论不一致时，绝不为传统权威理论所束缚，不轻易相信现实难以证实的理论。
第二步，提出推测性构想，这是形成科学性假说的核心步骤。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的提出是为了改善和消除已有公共管理学理论和现有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之间的冲突状态，所以发现已有公共管理学理论和现有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之间的矛盾之后，必须在充分尊重已有的公共管理学理论和现有的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的基础上，进行推测性构想，以便使已有的公共管理学理论与现有的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协调起来。这种推测性构想往往不是单一的，可能有几种供选择的假定，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就必须对它们加以甄别，从中选择一个最合逻辑、最可能成立的假设。
第三步，作出各种预见，这是形成完整性假说的必备步骤。提出推测性构想后，还要以这个构想为线索，尽可能运用现有的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做论证和补充，使构想更为完整和严谨，并从构想的基本命题出发作出各种预见，去预言未知的公共管理活动或公共管理现象。总之，一个完整的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一般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假说的核心部分，它是为解决旧理论和新活动、新现象的“冲突”而推测出来的基本构想；二是假说的预见部分，它是用假说的基本观点去解释现有的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或预测未来的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
四、公共管理学研究中理论假说的提出方法
根据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的生成步骤，可以发现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的提出，主要可采用以下一些方法：
（一）逻辑方法
在提出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的过程中，所采纳的逻辑方法主要包括：归纳法、演绎法和类比法等。
1.归纳法
归纳是提出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的重要方法，它主要包括材料整合和结论推理两部分。材料整合是对公共管理学文献资料和事实材料的整理、综合，而结论推理则是在材料整合的基础上，对公共管理活动或公共管理现象本质规律的普遍性判断。因此，归纳是从个别到一般的逻辑方法，即从个别文献或事实中推出一般性原理的方法。当我们研究某一类公共管理活动或公共管理现象时，往往只能获得有限的文献资料或事实材料，即便这些文献资料或事实材料是基本准确的，但以其为出发点，推出的一般性结论却不一定准确可靠，正是这一特征，使归纳法成为提出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的方法之一。此外，归纳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不同形式的归纳提出的假说其可靠性程度各不相同。完全归纳法推出的结论可靠性程度较高，但实际运用的可能性不大。
不完全归纳尽管推出的结论不够准确，但它却比较符合公共管理学从个案研究总体的常规思路，因此，它是提出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的基本方法。因归纳的根据不同，不完全归纳又可划分为简单列举归纳法与因果判断归纳法。简单列举归纳法是通过对公共管理学文献资料或事实材料的观察，发现某类公共管理活动或公共管理现象都有同一属性，而又没有相反的属性时，即可做出结论：该类公共管理活动或公共管理现象都有某属性。简单列举归纳法的优点是运用方便，只要根据少数文献资料或事实材料就能推导出公共管理学假说；它的缺点在于不能保证结论的正确性，带有很大的或然性。简单列举归纳法的可靠性完全建立在列举事例的数量上，当列举事例的数量不断增大时，结论的可靠性就会有所增大。但即使列举的事例很多，其可靠性仍然不是绝对的，只要出现一个相反的例证，其结论就会被。所以，该方法只能为我们提供或然性结论，不能提供确定性结论。因此，为了提高假说的可靠性，最根本的是要收集大量材料，进行大量观察，收集的材料越多，考察的范围越广，结论的可靠性程度就越高。因果判断归纳法是根据因果规律的特点，在前后相继的一些公共管理活动或公共管理现象中，通过公共管理活动或公共管理现象间的相关变化来推出活动或现象间具有因果联系的方法。由于公共管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探索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发生、发展的规律，而规律是现象间的必然联系，因而要掌握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的规律就必须借助于因果分析，即根据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的外在表现，去推测公共管理活动、现象的内在规律。所以，因果判断归纳的方法在公共管理学研究中具有明显的功用。因果判断归纳法包括五种具体方法：
一是“共同情境查找法”。它的主要内容是：如果所研究的公共管理活动或公共管理现象出现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情境中，只有一个情境是共同的，那么这个共同的情境就与所研究的公共管理活动或公共管理现象之间有因果关系。一般认为，应用“共同情境查找法”的可靠性程度与文献中所记录或实际所观察到的情境数有关，也和各个情境中不同情况之间的差异性程度有关。如果文献中所记录或实际所观察到的情境数越多，各种不同情况之间的差异性越大，运用“共同情境查找法”就越可靠。
二是“不同情境比较法”。它的主要内容是：如果所研究的公共管理活动或公共管理现象出现的情境与它不出现的情境之间只有一点不同，即在一个情境中有某个情况出现，而在另一个情境中这个情况不出现，那么，这个情况与所研究的公共管理活动或公共管理现象之间就有因果关系。同时，“不同情境比较法”也会出现错误，因为“不同情境比较法”要求正反情境中只有某一点不同，但在实际研究中很难遇到除一个情况外，其他一切情况都相同或相似的两个情境。如果正反情境除某一点不同外，正面情境还存在反面情境所没有的另一些独有的情况，而且另一些情况又被研究者忽视的话，那么使用“不同情境比较法”所推出的结论就会产生错误。
三是“查找比较并用法”。这是“共同情境查找法”与“不同情境比较法”的综合运用。其内容是：如果在所研究的公共管理活动或公共管理现象出现的几个情境中，都存在一个共同情况；而在所研究的公共管理活动或公共管理现象不出现的几个情境中，都没有这个情况，那么这个情况与所研究的公共管理活动或公共管理现象之间就有因果关系。使用“查找比较并用法”可分为三步：（1）把所研究的公共管理活动或公共管理现象出现的那些情境加以比较；（2）把所研究的公共管理活动或公共管理现象不出现的情境加以比较；（3）把前两步比较所得到的结果再加以比较。
四是“紧随变化关注法”。其内容是：如果某一公共管理活动或公共管理现象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时，另一公共管理活动或公共管理现象也随之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那么这两个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之间有因果关系。运用“紧随变化关注法”来判明两个公共管理活动或公共管理现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时，要注意两点：（1）涉及两个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的紧随变化关系时，其他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在不同情境中应无明显变化。如果其他活动或现象也在发生变化，而我们又忽视了那些正在变化之中的活动与现象，那么“紧随变化关注法”推出的结论就可能有错误。（2）两种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的紧随变化关系常常仅反映在一定的限度内，超过这一限度，它们的紧随变化关系就会消失，或者表现为一种相反的紧随变化关系。因此，我们必须正确把握公共管理活动与现象间的紧随变化范围，把握住最佳范围，才能运用“紧随变化关注法”推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
五是“其余推论法”。其主要内容是：如果已知某一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是另一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的原因，同时已知前一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中的某一部分是后一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中某一部分的原因，那么前一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的其余部分与后一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的其余部分有因果关系。
上述因果判断归纳法是提出公共管理学假说的主要方法，然而它们却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这是因为该类方法仅适用于研究单因素的因果关系，即作为原因的各个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都是相互独立，彼此之间并不发生作用。在这一假定之下，研究者在分析中把其他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理解为静止不动的，而只观察其中某一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的变化。但事实上，作为原因的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间却往往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它们之间的这种交互作用是因果判断归纳法无法解决的难题，即该类方法在具体使用中无法考虑“相关因素”对结果的影响作用。
2.演绎法
演绎是从一般性原理出发推导出个别结论的方法。演绎推理中，只要前提正确，推理的形式合乎逻辑规律，演绎出的结论总是可靠的，所以，演绎是一种确定性推理。既然演绎所得结论具有确定可靠的性质，那么为什么演绎所得出的结论仅仅是公共管理学假说，而不是公共管理学理论？这是因为，通常作为演绎出发点的原有公共管理学理论，受其产生时的认识水平和研究条件的限制，可能包含有错误和不足，原有理论和现有公共管理活动与现象间的完全适切是很难达到的。因此，从这种理论前提出发，通过演绎推出的具体结论是不可能绝对可靠和科学的。从这一意义上讲，演绎推理也可作为提出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的方法。在公共管理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从已有的公共管理学理论出发，运用演绎方法，许多研究者成功地提出了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如，巴纳德在“传统组织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行政组织假说”；西蒙在“行为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管理即决策假说”，等等。
3.类比法
类比是根据两个或两类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之间在某种属性或特征上的相同或相似推出它们在其他属性或特征上也可能相同或相似的方法。在公共管理学研究中，为了要认识未知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或某一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的未知方面，往往把未知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和已知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进行比较，从中找出两者的共同点，再利用这些共同点作为中介去推测未知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在公共管理学研究中运用类比推出的假说不一定可靠，多半带有或然的性质。其原因在于：一是类比的客观基础限制了类比结论的可靠性。因为进行类比的两个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之间既有同一性也有差异性。同一性提供了类比的根据，而差异性则限制了类比结论。如果根据相似的属性进行类比时，推出的属性正好是两者的差异性，那类比的结论就容易发生错误；二是类比的逻辑根据也是不充分的。类比是以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间的某种相似为依据，但两个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间的某些属性上的近似和相同，并不能因此得出两者在其他方面也必然相似和相同。因此，为提高类比结论的可靠性程度，应注意两点：一是用作类比的两个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的共有属性越多，推出结论的可靠性程度就越高；二是类比时以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间的本质属性为推理的依据，才便于推出可靠性较高的结论，因为在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的诸多属性中，本质属性是决定性的。
（二）数理方法
数理方法作为提出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利用统计方法推导出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统计方法是在随机抽样的基础上，以局部资料推断出整体特征的方法。运用统计方法进行公共管理学研究时，须从整体中选取样本，然后以对样本的统计资料为基础，进行分析，并对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的某种整体特征作出推论和判断。二是通过建立模型提出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所谓模型就是以简化的图形或公式语言对一种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的本质特征或基本过程进行形象化的描述。它是依据文献资料或事实材料，经过抽象而得出的反映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运动规律的图形或公式。利用模型可以把一个公共管理学问题高度抽象化，把对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的研究转化为应用量化工具对模型的研究，并通过对模型的修正逐步对某一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作出某种推测性理论概括。
（三）直觉方法
在公共管理学研究中，应充分发挥思维的能动作用，创造性地运用多种方法以达到研究的目的。有时对已有的文献资料或事实资料进行分析时，甚至可以不受固有的逻辑路径的限制而直接去揭示某种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的本质规律。这种直接揭示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本质规律的思维方式，称为直觉思维。直觉思维有多种表现形式，而最重要的是创造性想象。创造性想象是根据一定的目的和任务，在已有文献资料或事实材料的基础上，通过新的排列组合，而独立地提出新设想，以揭示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本质和规律的方法。以上三种公共管理学研究中理论假说的生成方法，在实际的公共管理学研究中往往是相互补充的，很难说某一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的提出仅用了一种方法。所以，熟练掌握提出公共管理学假说的各种方法，对于我们提出合理的相对准确的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是不可或缺的。
五、公共管理学研究中理论假说的验证路径
要确定以推测形式表述出来的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的可靠性程度，就需要对理论假说进行验证，而验证的标准只能是现实的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即当现实的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满足了假说所设定的条件后，如能获得假说所预见的结论，即可认为该理论假说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准确性。验证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一般有两种基本路径：一是直接验证路径。
即对假说做出的基本构想或预见进行直接验证，检验构想或预见的结论与现实的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是否完全一致。直接验证的优点在于，通过特定的文献资料与事实材料能直接判定假说基本构想与预见的正确与否，因而具有较强的论证力。二是间接验证路径。间接验证是在受各种条件限制、对假说进行直接验证有困难的情况下，而采纳的一条路径。
公共管理相关理论篇3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公共信息就是公共领域中与公众密切相关的信息，是知识单元应获得性的社会符号体系。公共信息管理就是人类借助于技术的、经济的、政策的、法律的、人文的方法和手段对公共信息进行引导、指挥、控制、协调，以提高公共信息的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信息效用为目的的一种活动。近些年，公共信息管理领域大量的研究工作关注描述和理解社会信息系统中集群行为产生的原因和演进的过程，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就是其中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舆论传播，就是社会公众对他们所关切问题的意见、态度、信念在社会群体和大众媒介中的公开表达，并且形成具有一致性和强烈性的共同社会意识，以及发挥社会作用的社会过程。既包括舆论形成时所发生的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也包括舆论形成后发挥其社会控制功能时所发生的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
舆论传播最早隶属于新闻传播学科的舆论学研究，之前的研究范畴也多限于此，研究人员、研究机构多是新闻传播和党政宣传领域，但随着科技高速发展，互联网和无线移动通信终端的日益普及，舆论传播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情景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近些年，突发事件频繁发生，世界已经进入了突发危机时代，而互联网与移动通信则给突发危机的实时、全面呈现提供了平台，但同时也为谣言传播提供了便利，公共话语权由相对集中向相对扩散发展，由此，由互联网与无线移动通信终端引发的集聚突发事件也是层出不穷，给社会系统与民众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其中也蕴含了极大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值得重点关注与深入研究。舆论传播原来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多是基于逻辑分析与定性推导，而当前的舆论传播已逐渐过渡到公共信息管理的研究范畴之内，其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工具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研究已演进成为多学科多领域多种理论方法多种技术工具交叉集成的研究方向，吸引了众多学科领域大量的研究注意力资源，呈现出蓬勃迅猛的发展态势。
虽然之前已有部分专家学者对舆论传播现状、发展趋势进行过探讨和分析，但由于近些年互联网与无线移动通信的快速发展与日益普及，其研究对象的依存、演化的环境与条件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传统的理论与方法在新情况、新问题、新背景下已不能较为全面、真实、详尽地反映时代的发展与变化，从公共信息管理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与分析应是今后发展的一个趋势与方向。受到文献的启发与帮助，本文从公共信息管理的视角出发利用科学计量学方法对舆论传播的最新文献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以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论文为依据，以此科学客观地了解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舆论传播的发展脉络与研究现状，探索公共信息管理领域的发展趋势与研究前景，并从舆论传播的角度为公共信息管理的优化提供建议和参考。
二、数据来源与分析
本文从公共信息管理视角出发对2001～2011年间公开发表在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的舆论传播研究的论文进行了分析，由于各种因素，本文实施的这次检索一定会遗漏部分相关论文，但可以视为一种大规模抽样统计，是能够较大程度反映该领域状况的。从本次检索结果看，2001年只有67篇论文，但2002年文章总数达到了104篇，数据增幅55.2%，在随后的几年里，对公共信息管理领域舆论传播的研究持续得到发展并呈现逐年增长趋势，从2003年开始，一直到2010年，此间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体现出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研究已经受到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
根据普赖斯理论，计算核心著者的公式为：m?艿0.749×■(式中nmax为发文量最多的著者论文数，m为核心著者最低发文量)，统计得到核心著者已达到60多名。由此可见，公共信息管理领域舆论传播研究已具有相当数量的一批核心著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对公共信息管理领域舆论传播研究的资助力度最大，资助文献达到了78篇和75篇，居各种资助来源之首。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等紧随其后。其他部级基金和省部级基金项目也给予了公共信息管理领域舆论传播研究较大支持，近几年公共信息管理领域舆论传播研究的快速发展受益于这些基金项目的资助，而公共信息管理领域舆论传播研究的创新与发展仍需要各大基金项目更大力度的支持。
三、讨论与建议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公共信息管理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的研究热点，其涵盖信息管理、公共管理、通信传播、党政宣传等众多学科领域，成交叉化集成化发展，在当前高速信息化、网络化背景下，其研究空间与研究价值巨大。而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研究则在当前互联网和无线通信日益普及的情况下焕发出新的光芒，尤其是当今社会突发事件频现，而网络则成为一个巨大的舆论场，发挥出令人惊讶的能量，给众多学科领域带来新的问题与挑战。通过对年载文量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其研究文献量每年的总量持续高走，并且近几年更呈现出区别与前些年的高速率增长，这正是一个研究方向蓬勃发展、日益为众多研究者关注的具体表现，当然也反映出我国公共信息管理领域相关研究者对新情况、新问题的敏感与关注，从当前的数据可以判断出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舆论传播研究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都是一个研究热点，其在公共信息管理的视域下更具包容性与交叉性，势必引发更多的学科领域以及研究人员与机构的介入，其蓬勃之势可以想见，而且根据知识管理与计量分析的理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大量研究资源的进入之后，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研究也会由渐高而变得渐大，有可能从舆论传播或舆情传播这一单一论题而逐渐扩展，从多个角度层次对该研究方向进行论述与刻画。而发文著者的分析可以看出近年来在公共信息管理领域的舆论传播研究方面做出较多工作的个人，同时也反映出这些人员在该研究方向上的重视与实力，是我国公共信息管理领域舆论传播研究的主要力量的代表。
另外，我们也能从中看出舆论传播从一个新闻传播领域的传统研究方向进而在网络化、信息化背景下逐渐成为众多其他学科领域关注的研究方向，尤其是在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更彰显出其巨大的研究潜力和价值。研究方法、研究工具、研究理论、研究角度多种多样，对研究对象的研究也更为深入和细致，互联网与移动通信把我们带入了一个超大规模的共享互通的舆论场，而公共信息管理也把舆论传播研究带入了一个超学科领域的交叉融合的研究场域，众多学科的理论方法、技术工具在这里碰撞交汇、互补协进，势必带动整个学科领域的飞跃发展与质变突进。
但从中我们也发现，相当数量的文献结论具有相似性和表面性，且多为定性主观判断，尚缺少相关的数据支持与仿真呈现，这应该是该研究领域进一步工作的方向，从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偏移，实现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综合集成的研究态势，既不泛泛而谈，也不囿于技术工具，定性与定量研究两者协同共进，促进该研究方向的良好发展。研究资助来源分析体现当前公共信息管理领域的舆论传播研究的来自科研领域的主要推动力与支持者，现在的丰硕成果得益于这些资助，而今后更大的发展仍需要相关项目课题的进一步支持。我们的数据计量是以科研文献为对象，科研文献的资助来源多为纵向项目，资助者多以各级政府或事业团体为主，从资助来源分析能够看出当前各级政府与事业团体对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研究的重视与关注。但应看到，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在坊间，尤其是应用方面的发展也同样蓬勃迅猛，舆情监测软件和舆论公关公司近年来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这些机构或个人也对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做了大量的工作，虽然他们的工作未必能较为明显的反映在科研文献上，但他们的工作和成果我们不能忽视。这一情况同样印证了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舆论传播研究的巨大价值与意义。
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及大众对公共事务与自身权益的关注与表达诉求愿望的日益提高，都使得公共信息管理这一研究领域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如何处理好公共信息，管理好公共信息，使得公共信息的效用最大化、成本最小化，通过公共信息管理促进社会系统稳定、和谐、有序的发展都是需要我们研究与考虑的问题，公共信息管理关系到社会各界的利益，因而其中的影响因素众多，如何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实时的大信息化环境、大信息系统、大信息网络中做到公共信息管理的优化的确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而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研究似乎为我们提供一个思路，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可以看成复杂社会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流的扩散与传播，其中夹杂着社会各界的诉求与愿景，在互联网与移动通信构建的共享交互信息场域中或汇流成巨或相互消抵，将网下态势反映为网上情景，将想法、情感成具为信息，这样我们是否可以考虑从舆论传播的引导与管理出发对公共信息管理进行优化，即对公共信息流进行合理的处理与管理，减少公共信息的沟通障碍，减少和对冲有害公共信息波涌的形成，增进良性公共信息的交流融合，促进公共信息的合理有序流动，使公共信息如同我们社会肌体的血液一般，以和谐有序的流动带走危害与损失，带来发展与共赢，终而实现公共信息生态的良好构建与健康发展。
公共管理相关理论篇4
(一)关于马克思公共管理思想的理论来源西方学术界有人对马克思公共管理思想的理论来源做了初步探讨。一般认为，马克思公共管理思想可以从古希腊政治哲学中找到源头，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是马克思管理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十九世纪英法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为马克思公共管理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思想资料和重要借鉴。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指出:“雅典的民主发展已经成为现代政治思想，包括马克思的公共管理思想的主要渊源。古希腊的政治理想即自由、平等、法治、正义等对现代一切政治思维都有深远的影响。”英国学者伯尔基认为，“马克思主义确实发源于自由主义，它采纳并改变了自由主义的价值和总体看法，而且，如果没有自由主义这一广阔背景，马克思主义将是不可思议也不会存在。”在伯尔基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将公共管理划分为原始的公共管理、国家的公共管理、公民的公共管理三个历史阶段。这种划分的观点，源于自由主义的人本主义的历史观的扬弃。美国学者约翰•麦克里兰认为，马克思的公共管理思想直接来源于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他认为，“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一方面给予马克思以直接启示;另一方面，又成为马克思批判的对象。”约翰•麦克里兰还明确指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为马克思公共管理思想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
(二)关于马克思公共管理思想的基本内容西方学术界有人认为，公共管理是共产主义的同义语，马克思主义内含公共管理思想。德国学者李博(wolfgaugLippert)经过考证，发现汉语中“共产主义”一词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汉学家造出来的，内含“公共财富”，因此，可以把“共产主义”直译为“公共主义”。西方现代公共管理学的创始人伍德罗•威尔逊认为:“行政学的博士都产于欧洲。”在这些博士中，施泰因第一次提出了“行政学”的概念，可称为现代行政学的奠基人。而与施泰因同时代的博士马克思，阐述了共产主义的公共管理思想。施泰因的公共管理思想侧重于“管理”。而马克思的公共管理思想则侧重于“公共”。美国学者德怀特认为，“美国现代行政管理理论与英国费边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而费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渊源。”澳大利亚学者欧文•e•休斯指出:“马克思的公共管理思想是对近代资产阶级公共管理思想的批判和扬弃，其基本内涵是:公共管理的公共性、服务性、人本性、历史性。马克思公共管理思想为建立‘现代福利’制度提供了有益启示。”
二、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进西方现代公共管理学。同时，恢复建立了中国行政管理学，出版了一些中国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的著作和教材，代表作有:戴大祝主编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李福玉等主编的《中国行政管理学讲座》(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田禾撰写的《中国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导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李世英主编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通论》(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徐学武主编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教程》(湖北科技出版社，1987年)等。这些教材与著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借鉴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中有价值的成分，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理所当然，其中，包含着一些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思想。我国高校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设立行政管理学科，并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公共管理学的学科体系。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公共管理学正式定为一级学科，而以往的行政管理学则成为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此后，学术界开始重点研究西方公共管理学，而一度中断了对马克思主义行政管理思想的研究。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理论来源国内学者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批判地继承西方传统的公共管理思想的精华而产生的。武汉大学李和中教授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以公共权力的特质为主线，总体性地描述了公共管理的历史嬗变，阐释了一种全新的公共管理观。从理论来源的角度分析，它渊源于古希腊的政治思想、自由主义价值观念、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是多种政治思想的扬弃和整合。全面分析其理论来源，有利于理清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观的理论脉络，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思想。”
(二)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文本依据在学术界，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体系中，不存在明确的公共管理思想，即使有，也是零散的，不成体系的。因此，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从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文本中寻找理论依据，很少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寻找理论依据，“甚至有人干脆就否认马克思恩格斯有政府公共性思想，”针对这种错误倾向，有学者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为依据，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具有丰富的公共管理思想。曾峻在《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研究———可能性、必要性与基本取向》一文中，比较详细的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文本为依据。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使用过‘公共管理’概念。该词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中至少出现过三次。”“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的场合使用和分析过行政管理、行政管理制度、政府职能、行政改革、廉洁政府、廉价政府等概念和相关现象，对市民社会、官僚和官僚制度、中央集权和联邦制也有大量论述。”
(三)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基本内容唐铁汉比较系统的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思想的基本内容，他把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概括为四个方面:政府管理的内涵及其本质;政府职能的观点;市民社会的理论;政府管理方式和方法的观点。王振海把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基本内容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国家的二重属性;二是政府的公共管理本质;三是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四是政府的公共管理方式;五是政府的公共管理责任。王同新在《马克思恩格斯政府公共性思想研究述评》一文中，把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作了总结性论述。他说:“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府职能的两重性及其相互关系理论和政府职能的动态性特征，笔者认为无论政府的职能内容、职能重心、职能方式和职能关系如何变化，但以公共性为本质追求的社会公共职能始终是政府职能的基础，尤其是在当前应上升为政府的主要职能。”
(四)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当代价值国内学术界大多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管理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是当前建设民生型政府、高效型政府、廉洁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理论依据，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管理职能的根本指针。王同新指出，“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必须坚持以马克思恩格斯政府公共性思想及其中国化成果为指导。”曾峻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是唯一科学的公共管理思想，是批判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尖锐思想武器，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管理思想体系的灵魂。因此，必须“用马克思主义重塑公共管理学之魂”。
三、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研究的反思
国内外学术界已有一些学者开始重视对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著，涉及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理论来源、文本依据、基本内容、当代价值等诸多方面，无疑为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提供了不同的素材。为了进一步发掘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当代价值和意义，我们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努力。
(一)当前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不够系统，还没有形成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解读体系尽管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研究涉及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理论来源、文本依据、基本内容、当代价值等诸多方面，但学者们往往根据各自的研究领域和兴趣爱好进行“碎片化”研究，没有形成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研究体系。因此，需要尝试对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进行系统深入的探讨，避免“碎片化”地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以期建构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解读体系。
(二)学者们运用了文献研究法对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进行研究，但没有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内在逻辑结构采取有针对性的研究方法，缺少系统性研究与其他思想研究一样，学者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研究采取了文本分析法或文献研究法，缺少针对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内在结构部分的研究方法。可以思考采用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把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同西方传统公共管理思想和现代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比较分析，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基本特点;还可以采用现代系统科学方法、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对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构建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内在逻辑体系，并使逻辑与历史基本一致，形成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系统性研究。
公共管理相关理论篇5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管理主义；“经济人”假设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识经济时代来临，传统公共行政理论整合下的公共行政出现了合法化的危机，人民普遍认为传统的公共行政已无法指导现实的政府管理，为了应付政府日益增长的财政危机和信任危机，政府的管理运作纷纷转向市场导向、积极应变的弹性管理的新公共管理治理模式。在20多年的公共管理实践中，这种模式对公共部门绩效的提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很多学者认为这一模式存在先天性的不足（即内部缺陷），其是否存在严重的内部缺陷？或者说，其内部缺陷是否无法克服？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一、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
在讨论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逻辑及伦理合理性之前，对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充分认识是非常必要的，而对它的认识又离不开其理论基础。
新公共管理模式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三大理论，即公共选择理论、委托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
（一）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贯彻“人首先是一个经济人”的经济学理论假设，并以此为基点，把政治舞台模拟为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分析个人在政治市场对不同决策规则和集体制度的反应（即公共选择问题），以期阐明并构造一种真正能把个人的自利行为导向公共利益的政治秩序。公共选择理论实际上就是强调运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克服公共部门的弊端，对政府机构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以市场竞争的力量来实现有效的公共管理。
（二）委托-理论
委托-理论就是在委托人和人的目标、利益不一致而信息又不对称的情况下，如何实现激励相容。而该理论的关键是“成本”问题，成本指对同一个管理者来说，当他对企业拥有部分所有权和拥有全部所有权时相比企业所实现价值之间的差额。委托-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使成本最小化。成本最小化关键在于委托人必须能够设计出一种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既能限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又能充分调动其积极性来使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
（三）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理论就是应用交易费用分析来节约交易成本。而交易费用分析运用不确定性、交易重复出现的频率和资产专用性三个维度来具体分析不同的组织或市场交易，这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交易费用理论对组织和市场中的契约关系。而“科斯定理”在交易费用、产权契约安排和资源培植效率之间建立起内在的联系，架起了沟通交易费用理论去产权理论的桥梁，并为新公共管理运动中的公共部门私有化提供了理论支持。
二、批评者眼中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内部“缺陷”
新公共管理模式从产生到发展至今，一直倍受争议，有些学者把他奉为解决政府缺陷的“灵丹妙药”，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一模式存在先天的不足，并不是解决政府问题的有效方式，对此主要有以下观点：
（一）“经济人”假设对人性认识存在片面性
批评者认为新公共管理主义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对人性的假设，即理性行动者是由自利所激励；理性行动者是机会主义的、欺诈的、自我服务的、怠惰的和善于利用其他人的；并且基于这种假设理性行动者不能被信任。
他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假设会产生几个盲点：忽视了文化因素对人性的规制；就是当人们接受了“人性自私”理论假设时，就会逐渐接受“利己不损人”的生活态度，从而可能引发公共利益和公共伦理的危机。在这样的人性假设下，公务伦理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依据，而事实上，良好的公务伦理是十分重要的。
（二）管理主义的价值取向会误导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
一些学者认为公共行政的追求和要求是多元的，它本质上是以民主为基石，强调追求人民、公民权利、人性尊严、社会公平、公共利益、社会责任等多元价值。而新公共管理主义却强调对效率和工具理性的追求。他们担心这样会使公共行政无力反省公共行政及公共服务的根本价值和目的，而将其变成了一种执行和管理的工具，即在工具理性下的种种行动，将使行政工作越来越远离社会价值的体现，只是斤斤计较地减少行政成本，从而沦为公务产生过程中的工具，以致完全丧失作为行政体系行动本身的“道德系络”（moralcontent）。
（三）新公共管理主义所信奉的市场机制也存在缺陷
新公共管理主义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的方法论基础上的。对于政府，新公共管理主义者认为由于没有市场机制予以制衡，因而自利的官员专注于追求个人利益，造成政府效率低下。因此，公共财货与服务应交给更有效率的市场来提供，减少政府职能。但是很多学者并不支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新公共管理主义忽略了市场的缺陷，对政府的存在价值也缺乏相应的认识。关于市场的基本教义也忽略了公共部门竞争与完全竞争市场诱因结构的差异。公共部门实现市场化的两种主要途径――民营化和签外包，并不一定会产生期待中的高效用。
（四）公民的“顾客”含义不恰当
新公共管理主义认为顾客导向的理念由顾客选择提供服务者，排除了政治因素的不当干预；以顾客为导向的产出较能符合大众的需求，并且可以达到公平。
很多学者认为将公民转换成市场中的“顾客”角色不合适，理由如下：公民在民主治理中的角色比较复杂，它同时扮演着公共服务的接受者、公共服务的监督者和纳税义务的承担者等角色，公民的“顾客”含义无法全面理解公民的角色；在开放社会中人民要求政府服务的范围相当广泛，政府在有限资源下，从整体利益角度考虑，就很难满足每一位顾客的要求；政府不仅是服务的提供者，也是管制者，在许多情况下，政府必须抑制公民的某些需求，才足以满足公共利益的存在。
三、新公共管理理论内部缺陷的分析
（一）“经济人”假设对人性的认识有其客观性
关于“经济人”的假设一经提出就深受来自各方的批评，新公共管理模式的理论基础又是建构在其之上，因而也倍受争议。所谓“经济人”假设，学界一个较普遍的定义是指人都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的。目前最主要的争议就集中在“人是否是完全自私的人”这一点上，很多学者认为人并非每时每刻都自私，因此他们对“经济人”这一假设大加批判。
其实批判者对“经济人”假设的认识存在两点不足。首先，他们将“经济人”假设中的“自私”与社会伦理道德中的“自私”混为一谈。事实上，前者是对人的社会价值的评价，是中性的；而后者则带有明显的贬义和价值倾向。其次，他们认为“利他”行为与“经济人”假设中的“利己”或“自私”完全对立，事实并非如此，人们可以从利他行为中收获物质或者精神上的利益，从行为本质来看，“利他”行为其实也是一种“利己”或“自私”，所不同的是，它是一种以“利他”为目的的“利己”，而我们通常所说的“利己”或“自私”则是以损人为前提的。
（二）管理主义价值取向与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并不相悖
很多学者认为管理主义注重的是对效率、效能和工具理性的追求，而公共行政则强调人民、公民权利、人性尊严等多元价值，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价值差异，如果将管理主义引入到公共行政领域中来，那么就会误导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使得公共行政也趋向一种对工具理性的追求。
其实二者间并不存在所谓冲突，第一，公共行政被赋予了其内在的价值取向，如果它背离了这一价值取向，那么就不能称为公共行政了，如果说管理主义价值取向取代了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那么失去了核心价值，公共行政本身也就被取代了，所以不可能存在管理主义价值取向误导公共行政价值取向。第二，很多学者认为管理主义的价值取向是工具理性，那么它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核心的价值，如果把它放在私人部门里，就会带有明显的“趋利”性――追求私人利益的最大化，放在公共行政部门，它就会带有明显的“社会”性――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事实上管理主义的价值取向并不能主导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正好相反，后者能够主导前者。
（三）新公共管理的市场教义与实际情况相符
政府和市场均存在着失灵现象，所以很多学者都强调要市场与政府相互补充，但是对于市场和政府各自在社会资源配置中所应该拥有的权限却看法不一，事实上哪一方应该拥有更大的权限都不是绝对的，而是随着实际情况而变化的，在政府失灵情况相对严重的时候，就应该更多的强调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如果市场手段在调配社会资源感到吃力的时候，就应该适当补充政府在调配资源方面的作用。
新公共管理的市场教义就是为了重新分配市场与政府的领地，使市场和政府相互补充的作用趋于合理化，在全球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背景下，弥补市场缺陷的措施也日渐完善，政府弥补市场缺陷的作用实际上已经在不断减小，所以现在政府的权限在不断的缩减，原本属于市场的领域就应该归还于市场，政府的作用就应该是为市场服务，对市场进行必要的补充。
（四）公民的“顾客”比喻重在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
很多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主义者将公民比喻为“顾客”没有准确的解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错乱了公民的角色，其在理论上确实存在不合理的地方，但是这一比喻还是有其现实意义的，在西方国家“顾客就是上帝”，从中可以肯定的是“顾客”这一角色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是企业、商家的服务对象，新公共管理主义者将公民比喻为“顾客”并非不承认公民的主人地位，而是更注重于强调政府对公民的服务职能，强化政府官员对公民的服务的意识，在当今现实社会中，能够实现公民的“顾客”地位以及在政府官员中树立这种“服务顾客”的意识，就已经能够很大程度上实现政府的作用。
综上所述，其实很多学者所说的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内部缺陷”一些是并不存在的，因为看问题的角度的不同而造成了对新公共管理模式的不当的认识，还有一些“缺陷”也是可以克服的，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理论的作用在于其能更好的指导实践，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在于更好的指导公共领域的实践，虽然有其不够成熟的地方，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将其废弃，我们要不断的对它修葺和完善，让其对世界各国的政府改革具有更积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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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相关理论篇6
关键字；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区别与互动；
【中图分类号】D035
公共行政在十九世纪末成为了一个单独的学科领域；而公共管理则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兴起。在现阶段的发展过程中，二者有着一定的区别，又有着本质的关联。下面我们就来简单的分析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的区别与互动。
一、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区别。
第一，内涵区分。公共管理的主要核心是政府管理，有着多元化主体的基本特征，是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公共管理是一种全新的管理模式，这是一门学科，也是一种新的学位教育方式。公共管理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把公共行政作为基础，将管理学、经济学一级政治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进行整合，主要涉及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公共事务。而公共行政则是把刚性规范以及固化原则作为基本的支撑，主要依托于政府主体开展相关的政治统治工作，是国家行政机构根据法律规定开展相关社会公共事务的活动。笔者认为，公共行政主要把政府、法律法规等授权组织机构作为主体，把国家、社会以及自身的相关事务作为客体，根据法律法规展开相关决策、组织等活动的科学体系，有着工具性以及依附性的内在本质。
第二，主客体区分。首先，主体区分。主体就是行为的实施者，可以是单一亦可是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多呈现多元化，主要以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为主。根据自身的业务范围，对责权范围内的事项进行统筹协调，享有法律范围内的权限自由。公共行政的主体主要为政府以及其他法律授权的相关组织，主要依靠政府代表的相关机构。大多数主要把政府作为单一的主体。其次，客体区分。客体对象主要就是指主体行为的主要内容。公共管理主要重视社会性，对公共服务、公众的参与性以及政府的行政事务的公开化等责任与义务的履行，主要彰显了客体的社会性。公共行政较重视其公共性，对公共权力与利益的执行与维护较为重视，主要有着工具性。权威性以及规范性的基本特征。公共管理的客体有着多样化的特征，在不断的变化与拓展中有着具象化的形式。公共行政有着动态性的特点，主要针对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为方向，通过其他学科知识的引入，主要包含着公共管理以及行政管理等领域。公共行政的客体有固有的管理程序，把民生利益为主要导向，维护公共利益是公共行政的主要表现。
第三，内在区分。首先，管理目标区分。公共行政对机构、过程以及程序的管理较为重视，属于内部取向；而公共管理则对项目、结果以及绩效的管理较为重视，属于外部取向。其次，管理体制以及运作模式的区分。公共行政对具体的计划、组织以及指导等基本技能的运用较为重视，主要强的是政策的科学化；而公共管理则更加重视管理的市场化模式。
二、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互动关系
公共行政在历史的舞台上一直是政府公共部门管理的重要理论。在其发展历史中，经历了传统的公共行政学与新公共行政学说的形式改革。作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国际流行的行政改革主流的新公共管理，对传统的公共行政带来一定的_击，这种全面的公共部门管理方法取代了公共行政模式成为了新的管理理念。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在发展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第一，公共管理模式与公共行政的主体都是社会公众事务进行治理，二者的管理初衷是一致的。公共管理主要是通过多元化主体采取合作管理模式开展社会治理，把公共行政中的精华与社会管理进行了细化处理，把行政管理与社会管理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第二，公共行政是一种政府管理模式，公共管理模式的核心主体则为政府作为主，其他非政府组织作为复制管理。公共管理的主体基本上都是以组织的形式表现的。而公共庞合作系统中的组织要通过核心的、关键性的管理部门达到提高组织整体一致性的根本目的，其组织行政有着公共性的特征。公共管理模式中的组织对其行政管理有着共同管理的权利，其行政价值有着中立性的特征，把公共行政在表现形式上转变为实质的将行政管理模式，根据公共管理组织的相关服务内容、社会治理的实际需求等因素构建行政模式，将公共服务与合作治理有效的融合起来。在公共管理中的相关管理工作是社会治理的实际的、共同需求体现，可以通过合作管理模式的表现出来；公共管理行政有着科学化、技术化理论思想，注重与合作活动的开展，彰显着合作之间的信息沟通，通过社会道德体制，优化、完善公共管理活动的开展。
第三，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有着规范性的本质特征。在开展具体的活动过程中，二者都严格的执行着相关的规章制度，有着一定的规范性特征。把管理机构作为基本的、主要的活动机构；
第四，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的主要目标有着一致性的特征。在社会治理的实际过程中，二者都是将公共利益作为基本的工作目标，开展活动的过程中贯彻执行着公平性、公正性以及透明的性的政策宗旨。
第五，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工作在形式上都属于服务行政范畴之内。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都是一种社会管理的行政手段，二者有着本质的联系，都属于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范畴。
结束语：
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二者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历史与时代的二者的影响与作用下，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有着相互对立的层次也有着内在的无法割舍的必然联系，二者之间的区别与互动等错综复杂的关系会社会治理与改革带来极其重要的影响与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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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相关理论篇7
论文关键词：公共信息资源低效经济学分析
论文摘要：造成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原因很多，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造成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原因，旨在为提高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效率提供建议与帮助。
1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概念与现状
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水平作为政府和公共组织发展水平的标志，伴随着信息化社会的纵深发展，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关于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概念，国内学者看法不一。文献[1]认为“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是指围绕公共信息资源实施全面管理的一种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它以公共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为核心，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信息政策法规为保障，信息素质的培养为关键。”文献[2]认为“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社会行为主体及其网络化组织结构，为了最大限度地促进信息资源的全社会共享和信息资源效用价值的实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综合运用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技术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在公共参与下实现对公共信息资源的多元管理。”由于公共信息不仅属于公共产品，拥有公共性，同时作为一种信息资源，又具有信息的特殊性和资源的稀缺性，因此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不仅属于公共管理的范畴，还属于信息管理的范畴。笔者认为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中，不仅要解决公共信息资源作为公共产品如何最大限度的发挥效率以满足公共需要的问题，在管理过程中兼顾信息产品的特殊属性，掌握其传播与共享的内在规律也同样重要。
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我国近些年来在公共信息资源的管理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如公共信息资源的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公共信息资源共享标准的制定以及政府电子政务的推广等。然而伴随进步的同时，相关的问题也开始凸现，例如由于缺少信息保障、信息制度造成的公共信息获取困难；由于责权不明确，监督无力而导致掌握公共信息资源的公权部门失责；由于管理主体单一，市场化程度低，造成公共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低效及浪费等。这些现象不仅严重闲置、浪费了公共信息资源，还加剧了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贫富分化的社会矛盾，让社会公众对管理公共信息资源的公权部门产生了不满与置疑，同时也阻碍了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发展，造成了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局面。对于这些现象，国内学者多从公共信息资源的管理模式出发进行原因的探析。笔者认为造成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现状的原因虽然很多，但根本症结是由于其内在属性造成的内生矛盾，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理论出发，试图找出造成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内生原因，旨在为提高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整体水平提供部分思路与建议。
2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经济学分析
2．1基于委托——理论对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分析
2．1．1“委托——”理论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委托——”理论，主要是指产权的所有者，通过选聘不是产权所有者的机构或者人员，在法律允许或授权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在委托一关系中，有3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委托者的授权不当可能造成经营损失；二是方的道德风险可能造成经营损失；三是委托链条越长，风险越大。
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委托——关系中，公众是公共信息资源的所有者，所以可被定义为委托方，依法享有对委托的权限、事项及方式的选择权和决定权。而拥有与掌握公共信息资源的政府行政部门、公共管理机构可看作是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方，通过法律、法规的授权，形成委托关系，依法享有委托权事项的执行权。
2．1．2委托——关系下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倾向分析
(1)过度授权导致者不正确用权造成的低效
者权力的大小及行使方式主要来自于委托者的授权，而这种授权关系主要以现有的法律规定为依据。而目前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行政部门究竟有多大的权，如何行使这些权，对不当行使权该如何处理，国内现行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既不具体也不明确。在者拥有“无限”权力而监督却无法具体和到位的情况下，者极易不当用权。
(2)委托链过长，导致的低效
由于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主要由政府部门承担，而我国各行政管理级从上至下，复杂冗长。公共信息的层从初始委托人公众到达最终人政府所要经过的中间层多达五六个。层级增多，意味着信息的传输更易滞后、失真，过多的委托关系不仅可能造成人对委托人目标的执行扭曲与偏离，还会模糊每一层级委托人与人的责、权、利关系，导致激励弱化。此外，层次越多，信息流越长，使得监督成本不断增加，监督难度也不断加大。
(3)道德风险导致的低效
道德风险的发生常常是在者自身利益与委托者利益产生矛盾，者利用手中的决策权，增加自己福利，而不惜损害委托者的利益。在委托——关系中，委托人经常面临利益的诱惑与选择，在乏力的监督与高额的违规回报的对比中，者不正确行使委托权、的可能性增大。如114台出卖优先报号权、高招办出卖高考查分权就是者发生了道德风险的典型案例。
(4)约束、激励及监督体制不健全引发的低效
一方面，在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由于对公共信息资源合理使用与监督的体系不健全，委托人对人的激励与约束基本是靠行政的“收放权”来进行的，激励手段的不明确，导致委托人对人的使用行为几乎没有任何约束。另一方面，由于委托者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利益关联不大，因此公众的监督欲望并不强烈。乏力的约束方式与监督机制；公众的分散性与淡漠意识；相关机构“同盟”事不关己的态度；媒体监督的缺乏效力(如很多不正确用权迫于媒体压力而停止，但者的行为并没有受到相应的处理，也无法保证此类行为不再发生)，都使人增加了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从而导致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中的低效。
2．2基于博弈论对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倾向分析
2．2．1博弈论理论
(1)博弈论(gametheory)
博弈论又称对策论，它是研究决策主体在给定信息结构下如何决策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以及不同决策主体之间决策的均衡。博弈论由3个基本要素组成：一是决策主体；二是给定的信息结构，又叫策略集；三是效用，是可以定义或量化的参与人的利益，又称偏好或支付函数。
(2)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博弈关系
从参与人的角度来看，公众与公共信息资源的管理者——政府公共管理部门构成博弈的参与人；从策略选择来看，可能的若干种选择，形成了博弈的策略集；从效用选择来看，溥弈各方都会选择自己效用最大化的策略进行博弈。值得一提的是，在公共信息领域，博弈效用的最大获益者基本都是强势参与者。
2．2．2典型案例分析
(1)松花江水污染事件
以2005年11月13日，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由于有关部门怀疑爆炸可能污染松花江部分江段，地处松花江下游的哈尔滨市为确保市民安全，市政府做出了停水决定，并于11月21日发出了《关于对市区市政供水管网设施全面检修临时停水的通告》。在吉石化爆炸事件发生后一个星期中，由于地方政府采取了消息封锁的办法，并隐瞒了停水的真相，造成了市民恐慌与猜测的心理。哈尔滨当地盛传将发生地震的谣言，短期内造成了市民储藏食物，离家外逃等人心惶惶的局面。
(2)案例的具体分析
从参与的双方来看，作为公共信息管理的主体的政府决策部门因拥有较多的博弈资源，如财政、信息等资源成为博弈中的强势方，而公众作为博弈的另一方，虽然人数众多，却处于无组织状态，由于没有平等的博弈地位与信息资源，很难提出能够保护和发展自己利益的措施和建议，是博弈的弱势方。
从策略选择看，强势政府选择封锁信息作为博弈策略是理性经济人追求个体效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对于应对突发应急事件，其途径有若干种，选择封锁信息，在于这一方案简单易行。对于政府而言，既不用为承担安抚公众不满情绪烦恼，又不用为损坏政府形象买单；而作为弱势方的公众，在信息不完全对称的被动情况下，反应只能是相信或猜测。
从效用选择看，博弈各方都会选择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策略进行博弈，强势政府选择既省事又有效的封锁信息的办法，不是平等博弈的结果，而是强势博弈方自主选择的结果。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者的政府而言，短期来看这种选择是投入最小，效用最大的一种。而作为公众，由于没有策略的提出并进行充分博弈，只能选择相信虚假信息或半信半疑、私下猜测，任何一种选择，都会造成自己效用的减少。
2．2．3基于博弈论对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倾向分析
如果仅仅认为上例中的哈尔滨市政府的行为与我国2003年非典初期部分地方政府采取消息封锁的办法只是一种偶然或个别现象的话，那么在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大环境下，政府或公共信息资源的管理部门采取类似的应对办法似乎是必然的。
(1)市场信息不完全
信息经济学理论认为，在信息不完全的市场上，信息分布足不均匀的。市场机制并不能保证相互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的利益主体披露其真实信息，因而，信息流动会受剥刮益阻碍。在一般情况下，信用双方如果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当掌握较多信息的人与掌握信息较少的委托人之问建立合同关系时，博弈的主要表现就是掌握信息较多的一方隐瞒信息。
(2)博弈主体不到位
任何一种管理活动都应该有一个统一的规范作为指导。这个统一的规范，既是管理部门日常工作的行为标准，也是检验其工作质量与有效性的基本依据。为了充分保护和体现博弈各方的要求和利益，规范的制定者应该是博弈双方以外的局外人。而我国，目前有权制定相关公共信息资源管理规范与法规的是各级政府，作为博弈的参与主体，身兼政策制定与行动执行的双重角色，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部门在制定规范时很难做到不偏不倚，完全自律。
(3)缺乏充分的博弈过程
制度经济学假定个体只有有限理性，每个个体都在他所依存的体制允许的有限范围内，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也就是说，不同个体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产生个体最优行为解的集合就是规则，规则的集合形成制度。而制度的形成是多方博弈的结果，因为只有多方博弈才能接近博弈的理想状态——即充分兼顾各方利益，同时促成博弈各方自觉自律行为，任何人若想通过违反制度来得到好处，必将从别的方面受到更大的惩罚，从而得不偿失。公共信息管理的制度也不例外，它也应该是一个多重的、多层次的各方博弈的结果。而现行我国的公共信息管理市场化进程缓慢，远无法达到多方博弈的状态，不充分的博弈过程，使得博弈中的强势方违约、失德行为在短时间内成为必然。
2．3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对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倾向分析
2．3．1公共选择理论
以詹姆斯．m．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由于公共物品的生产是政府各级行政机关的职责，因此将各级行政机关统称为官僚，而这方面的理论被统称为官僚经济理论。同时，由于公共物品的生产和管理是政府各级行政机关的职责。政府是由人组成的，政府的行为规则是由人制定，因此也需要人去决策，而执行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经济人”特征。因此，没有理由认为政府总是集体利益的代表和反映。行政机关也是理性经济人，同样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同样也会犯错误。个人主义、经济人假设与交易政治学构成了公共选择理论的三大基石。
2．3．2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对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倾向分析
公共信息资源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因此我们也可以用公共选择的理论来解释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效率问题。一般而言，掌握公共信息资源的公共部门(我国一般是政府机构)为了纠正市场失灵、弥补市场缺陷，将履行公共信息产品提供者的职能，常常直接提供市场可能供给不足的公共信息资源，并履行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外在效应消除者等角色，管制自然垄断、处理信息不对称等。但由于公共组织自身的官僚机构的特性，政府根本无法高效地提供公共信息资源，具体原因如下：
(1)垄断导致的低效
首先由于政府部门垄断着大部分的公共信息资源，做为官僚机构的政府，其垄断性质决定了其信息供给活动必然缺乏竞争。而竞争对于激励理人的内在动力、提高效率都具有重要意义。政府的垄断性不仅使其失去了竞争所形成的外部压力，同时也失去了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率的内在动力。公共信息资源的政府垄断，导致了公共信息资源难以及时有效地被供给、利用与开发。
(2)政府公共行为导致的低效
政府公共行为导致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低效可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政府的公共行为趋向于资源浪费。官员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就像弗里德曼所说是“用他人的钱，为别人办事”。政府官员虽然对公共信息资源有支配、占有、使用权，却无所有权和剩余索取权，因而没有提高效率使得成本最小化的激励。同时，与市场中的企业家相比，由于政府官员行事时无成本压力，因此不计成本的政府行为频繁发生，以上两点都导致了政府公共行为的低效。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激励动力而导致的低效。一般行政机构中，官员的劳动补偿与其劳动成果和效率联系不大，或者说联系不紧密，不仅因为政府官员的劳动成果和效率缺乏明确的衡量标准；还因为政府给予官员的报酬也并非根据其工作绩效，更大程度上依据的是职位的高低和制度上的硬性规定，而且规定一旦做出就很难改变。
于是，在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下，激励机制难以建立，官员只有争取职位和权力的动力，而没有提高效率和改善工作质量的压力。政府公共行为低效的无法避免，使得同为公共管理范畴的公共信息资源管理趋于低效成为必然。
无论是用委托——理论、博弈论还是公共选择理论来分析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行为，都表明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无法避免的内生矛盾使得管理的低效似乎难以克服。针对以上的问题，笔者结合现实，认为以下几点建议对提高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效率会有所帮助。
3提高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效率的途径
3．1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推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规范化
法律作为对行为责任的强制约束，在实际生活中起到必不可少的作用。尽管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主体为各级政府，但普遍存在的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部门的信息寻租、政治创租的行为，都呼唤更有力的法律来保证公共信息资源能够更有效的利用。笔者以为，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立法应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①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目的；②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管理体制与管理模式；③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具体程序；④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效果评价与效率评估；⑤行政机关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中的责任以及违反义务所应承担的相应后果等。
只有明确责任，建立对称的责任体系才能有效的限制权力的腐败与滋生，将公共信息资源作为公共产品内在不可避免的低效性降至最低。
3．2探索多元化的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模式，提高供给效率
3．2．1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垄断
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领域，我国可以通过探索多元化的管理模式提高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效率。文献[10]指出“随着社会分工的专门化、公众信息意识的强化以及社会公共空间的不断扩展，社会结构也日趋复杂，组织分化程度不断提高，原来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以及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功能等为一身的庞大政府行政结构也面临分化，并在事实上形成了多样化的信息资源管理渠道，为各类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开辟了新的道路。”政府可以鼓励多种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形式如公公合作、公私合作、私人参与等多种形式，打破长期以来政府一家垄断的局面。竞争机制的引进必然会提高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效率。
3．2．2对公共信息资源进行分级分类，积极探索不同的管理模式
根据公共信息的类型，可以探索确立不同的管理方式。如涉及国家安全、军事、外交等方面的信息，完全由政府进行封闭式管理；而对不属于国家机密的并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信息，如政府法律、政策信息、公共灾害的防治信息，则可尝试由政府组织开发、利用，并免费提供给公众；而对于商业信息一能带来直接的经济价值并满足特定个体需要的信息，可以允许商业信息机构在公众信息的基础上开展增值服务，并收取一定费用，而政府可以完全退出此领域的管理，只作宏观调控。
3．3加强对公共信息资源的开发，提高公共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
加强公共信息资源的开发，不仅需要提高基础设施的配套能力(包括软硬件的开发)，建立高效的信息公开、共享制度，注重对公共信息资源的协调管理与深度开发也同样重要。
3．3．1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政府门户网站、报刊、电视等大众媒体，同时要加快各级图书馆、文化馆、资料馆的建设，为社会公众获取公共信息提供便利，推进政府信息公开进程。
3．3．2建立信息共享制度，加强部门信息共享
要加快建设统一的电子政务网络平台和信息安全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建立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和交换体系，支持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推动不同业务部门、不同行业系统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问的信息共享。
3．3．3挖掘公共信息资源的内在价值，做好公共信息资源的深度开发
目前国内对公共信息资源的开发，大多还只限于对数据的简单统计、罗列和。而对于深层次的分析、预测却涉及很少。很多部门的公共信息，如进出口、旅游业、气象信息等，如果能对累积的资源进行深层次的加工与挖掘，不仅能为更多的企业和公众发挥指导作用，还能为其引进资金、开展国际贸易、更好的参与全球竞争提供机会。
3．4推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参与的公众化，完善社会监督机制
必须保障公众更广泛地参与到信息资源管理过程中。一方面，管理机构受公众的委托，对公共信息资源进行管理，而公众作为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委托人，无疑是最有权利对公共信息资源进行建议与监督的群体。另一方面，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部门作为公众的委托人，承担着对信息管理效果的回应义务，在信息收集、信息管理、信息利用的过程中必须给予公众了解、参与的过程与机会。国外在保障信息收集的过程中对公众的参与权，都有相关的法律作为依据，如美国的《文书节减法》。该法规定：机关在申请进行信息收集时，还要同与信息收集有关的公众或受影响机关协商，征求其意见，以评估信息收集的必要性、负担、效用等。再例如对于信息公开方面，发达国家也都有诸如《阳光政府法》、《公共信息法》等作为公众合法的获得公共信息的保障。在我国，也应该效仿发达国家的做法，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与广泛参与，才有可能真正的推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效率的提高。
公共管理相关理论篇8
1.新公共管理的理论来源
新公共管理理论作为一种以企业经营理念为基础,重新研究公共部门的管理方法的理论,其理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他们认为人是自利的,追求效用最大化,在市场中是如此,在公共领域中也是如此。“当个人由市场中的买者或卖者转变为政治过程中的投票者、政治家、纳税人或官员时,不会发生变化。”[1]公众选择理论主张:(1)注重竞争与个人选择。市场机制主要是竞争机制,公私组织之间、公共组织之间的充分竞争。这种竞争给公众提供了自由选择服务机构的机会,公众对服务机构的选择可以决定单个公共组织的存亡,迫使公共机构尽力改善服务,以赢得更多“顾客”。(2)分权化。通过分权达到“权威分割”的程度,并且允许不同组织在职能和管辖区上的重叠交叉,使公众更方便地“自由选择”。(3)自由化。政府放松对社会和市场的管制。保障市场的自由竞争机制的发挥。另一方面,在编制预算和政策运行方面,尽可能地去限制官员的“自由度”,保证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其二是管理主义。管理主义认为管理是一种纯手段的活动,强调自由管理原则、方法和技术,以及明确的绩效评估。他们认为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在管理上并无本质差别,具有共通性,它所包含的原则和方法可以同时适用于私营企业和公共部门。
2.新公共管理的基本理论
从严格意义上讲,新公共管理从产生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致”的理论立场和统一明确的模式,但是从中可以看出这一公共管理部门的变革有一些共同的目标和特点。西方行政学家帕特里夏•格里尔概括了新公共管理的一些内涵:(1)公共服务组织的分散化;(2)对高级人员的雇佣实行有限任期的契约制,全面货币化激励;(3)公共服务的供给与生产分工;(4)强调降低成本;(5)从政策转向管理,转向重视绩效和评估的量化方法和效率标准。[2]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了市场机制在公共管理中的主要作用,综合了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的最新理论和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注重政府的政策职能与管理职能的分离。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公共组织分四种类型,即政策组织(如计划委员会)、规制组织(如证券管理委员会)、服务提供组织(如就业服务局)和服从型组织(如警察局)。前两者主要负责“掌舵”,而后两者的职能是“划浆”。[3]政府应注重这两种职能的分离,政府应集中精力掌好舵,即做好决策工作,而非划好浆,即做好具体的服务性工作。如英美两国的一些地方政府,把一些公共服务交给社会上的非政府组织(包括私营组织、非赢利组织)去生产,政府通过对公共服务的生产指出方向,进行规划等形式发挥政策职能,减轻了政府负担,又提高了行政效率。
(2)注重将私营部门的管理方式引入公共部门。基于管理主义的管理“共通性”的原理,西方国家广泛地将私营部门的管理方式、经验引入到公共部门的管理活动中。如通过合同出租制即招标形式,把政府所从事的服务和业务推向市场;对公共组织和雇员进行绩效评估;采用全面的目标管理和质量管理,明确工作目标,重视工作结果和产出,而不仅仅注重工作过程,对超额完成预期目标的进行奖励,特别注重对雇工的物质激励等方面。
(3)加强对公共服务部门的绩效评估。绩效评估是通过科学的方法、程序和标准,对公共服务部门的成就、业绩作出客观、准确的评价。正如美国学者马克•霍哲(marc.Holzer)所说:“把业绩评估作为一个衡量程序的过程或系统来看,是有益的,这种衡量在于组织机构评价它们目前与以前的业绩相比,与其它机构相比究竟做得怎么样,并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声称的目的和目标。”[4]公共服务部门的绩效评估内容包括效率和成本效益、顾客满意度、投入产出比率、服务质量等方面。在实践中,绩效评估主要以3“e”为标准。即economy(经济)、efficiency(效率)effectiveness(效益)。在具体操作中可以根据工作特点和组织性质设计的一系列指标体系,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对公共服务部门的服务改进提出指导性建议,同时也让政府对公众的需求更负责任。
此外,新公共管理理论要求政府应善于下放权力,实行参与管理,通过积极合作,分散公共机构的权力,简化内部结构上的等级;注重信息技术的运用,提高公共服务部门的效率,重视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政府要重视公众的需求,把公众视为顾客,政府应象企业一样具备“顾客意识”,受顾客驱使,建立明确服务标准,改善服务质量,降低政府服务成本,提高行政效率。以英国政府为例,英国政府在90年代初推行的政府承诺制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政府通过将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从政府各部门分离出来,成立专门的半自治性的“执行局”来承担这种职能。并且于1991年制定了《公民》,明确了服务业的服务标准和公众的权利,改善了公共服务的质量。
二、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评价
新公共管理理论作为一种全新的公共行政模式,在西方各国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下面从其理论创新和理论评价谈一点看法。
1.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创新
首先,新公共管理理论具有较为广泛的知识框架。它吸收了当代各相关学科的研究精华,结合了管理学、经济学、政策分析、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和方法,建立起公共管理的理论框架。该理论表现出较强的学科综合性、交叉性和交融性。它借鉴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成本———收益分析、交易成本理论、理论作为自己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它也利用了企业管理中绩效评估、顾客导向、人力资源开发理论和方法,将其运用到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取得较为明显的成效。
其次,新公共管理理论提供了一种公共行政的新模式。变官僚驱使的政府为顾客的公共行政模式。传统的管理模式下,公众对政府提供的服务没有选择的余地,政府官员常以傲慢的恩赐者的姿态出现,对他们应该给公众提供的服务常是忽略的。而新公共管理理论则是把企业中全面质量管理法引入到政府管理中,要求政府公共服务部门了解顾客的需求,并且以契约形式明确公共部门应该提供的服务,以便接受公众的监督。通过建立提供公共服务的多元结构,促使供应者之间产生竞争,从而提高了供应的效率。
同时,变集权制管理为分权式管理。通过给基层人员更大的自,鼓励雇员参与管理,承担责任,调动雇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改变传统体制下低效率、被动式的管理方式。此外,新公共管理理论注意从经济学途径来研究政府管理问题。特别是公共选择理论,理论和产权理论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形成有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新公共管理学也拓展了政府管理的研究领域,涉及了传统公共行政理论未涉及的一些主题,如公共物品,外部性、公共选择等问题,使其理论更加丰富和充实。可以说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这些创新,有相当的理论价值,并且对于当代西方各国行政改革的实践也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2.对新公共管理的理论评价
新公共管理模式作为当代在西方各国影响较大的一种公共行政模式,在得到广泛传播的同时,也受到西方学者们的批评。
(1)“黑堡学者”[5]的评价
黑堡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理论中注重市场机制,主张小而美的政府,将企业管理方式引进公共部门的做法不得推崇。黑堡学者认为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虽是追求公共福利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仅靠市场是不够的,必须依靠政府代表公众整体的利益,掌握公共权威,才能把握社会发展方向,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黑堡学者认为公共行政不同于企业管理。(1)政府官员不能象企业人员在与对手们在竞争中追求市场与利润,他们应注重公共利益、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2)作为公共部门服务的对象公众,不同于私营部门的消费者与供应商。公众对公共部门的效能和作用有不同于私营部门的认知与期待。同时,在行政体系运作中所需要的知识技能、经验、工作特质与私营部门也有很大差异。公共行政要求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有能力进行管理工作,与全体人民的福利(公共利益)的实现为已任,并且在治理过程中合乎宪法规范,在这些方面,公共行政与企业管理都有本质的区别。因而不能简单地将企业管理的方法搬到政府公共部门的管理。
(2)哈伯尔和格林教授的评价
美国怀俄明大学政治系教授哈伯尔•劳伦斯(Hubbel.Lawrence)和格林•理查德•t(Green.Richardt)在其合著的《论治理和重塑政府》一文中指出,将企业管理模式引入政府,并且成为任何公共组织和公务员可以仿效的行为准则,这是对美国政府及治理模式的极大偏离。这些偏离会引起“三权分立”体系中的制度关系、法治、分配效率等的稳定与平衡。由于政治领域内的需求和组织行为与市场中不同,把市场驱动和市场刺激应用于公共部门的管理和组织原则,将会对行政体制的稳定和平衡造成危害。[6]
(3)查尔斯•古德塞尔的评价
公共管理相关理论篇9
(一)两者都默认效率价值观一直以来，对于行政学的价值取向问题都会掀起众多理论学者和专家的激烈讨论。一些专家认为，公共行政的实质就是民主行政，其价值就是公共利益与社会正义。公共行政同商业管理在实质上有着显著的差异性。管理主义的主要观点涵盖了以下内容:公共行政不是民主政治机制的因素，政治同行政有着天然的差异。公共行政的主要价值取向是经济、科学和理性;公共行政和企业管理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异，私人部门的管理模式以及思想和方法在公共部门管理中也显得非常高效。我们从这些理论学说中可以充分看出，常规的公共行政价值观是经济和效率，而全新的公共行政价值观是社会公平和效率，全新的公共管理价值观是经济与效能，全新的公共服务价值观是民主与公民权。因此，全新的公共管理价值观是经济与效率;全新的公共服务注重公共行政对于民主政治的回应，觉得公共行政必须属于一种民主治理，政府使用服务行政来更好地符合和达到社会公平目的，批判全新公共管理对于管理主义的推崇性。即使公共服务更加注重对于行政的民主和社会公平的意义，其自身并没有彻底摒弃管理主义所向往的目的和意义，也主要是在批判全新公共管理的基础之上建立的一种全新的公共行政理论模式。
(二)全新公共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应用了公共管理所提出的全新管理手段和措施在明确公私部门没有存在实质差异的前提之下，全新公共管理逐渐开始应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技术来提升工作效率。全新公共服务不是反对效率价值，其仅仅是在批评公共管理、否认公私部门实质差异性的基础上，逐步开始承认全新公共管理中提升效率的一些技术和创新性方法，譬如人事管理中使用短期雇佣替代公务员终身制，采用科学合理的招聘程序，建立逐层划分工资的绩效制度，加强结果的灵活操作性等相关的内容。
(三)全新公共管理中蕴含的服务理念通常来看，全新公共管理与全新公共服务分属于不同的治理方式，然而，本研究对二者进行具体的研究后发现，全新公共管理存在以下几种性质:首先是全新公共管理落实了工具主义的理念，主要使用经济学理论与市场竞争规则，在严格的制度与程序范围内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其次是全新公共管理中弱化了公共权力，使其逐步向社会分化;最后是新公共管理培养了社会自治力量，行政开始从客体向中心演变。全新公共管理主要是缩减政府规模，降低不必要的规制，让政府管理从大量繁杂的公共事务中得到解脱;使用公共政策来引导公共产品的生产与竞争，以期提升公共产品的生产效率与质量，在整个过程中都会让社会组织等相关人群开始主动提高自治能力，而社会自治力量的演变也在这一方面显示出服务理念的提升。因此，新公共管理同新公共服务之间有着非常多的相似点。
二、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的区别
(一)公共行政的回应目标差异全新公共管理的主体是顾客，将普通群众视为顾客，同之前的公共行政相对比，更加注重普通大众的地位和价值。新公共管理提出政府的行为必须要向企业学习，最大限度将政策建设成顾客可以从中自由的选取，可以让顾客进行全方面的监督和检查。然而，顾客本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群，全新公共管理所表达的意思就是将政府的公共政策从政治领域逐步纳入到市场中，但是，从新公共服务的角度来考虑，把普通大众作为顾客，同时从经济学方面来研究政治问题，其实就是注重顾客的短期盈利。因此，全新公共服务通常从反面出发，以尊重公民的权力为基准，将人民看成存在相同利益的群体。所以，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在认识回应目的特点上存在差异，使得其中存在不同的社会治理方式;通常前者针对顾客选取爱好的回应，借助的是企业家精神，公民仍处在客体的地位;新公共服务强调普通大众应该参加到行政中、成为政策制定的主要群体，让公共行政成为一种非常民主的治理模式。
(二)追求利益的差异新公共服务主要注重多元化治理，任何公民与团体都可以协同管理公共事务，相对于政府而言，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同机构组织以及公民共同找寻代表公众的利益，同时为实现这些利益而努力。从新公共服务对于行政规范性问题的分析过程中可以很容易的发现，政府的目的与企业的目的存在较大的出入，政府是实现公平与正义的手段和保障，必须保证公共利益处于绝对的核心地位，让公共问题的处理方案与产生过程都能够较好地满足正义、公正以及公平的标准和准则。而新公共管理主要利用市场的方法处理政府遇到的困难，若将政府比作是企业，则是借助企业的精神和理念来控制公务员的行为，在容纳私人部门管理技术的同时，也相应地汲取了私人部门的价值观念。所以，从二者的利益来分析，本身存在着较大的冲突，一边是新公共管理不承认存在公共利益，另一边则是公共管理同公共利益间没有丝毫的联系。
(三)理论思维取向上的差异全新公共管理的私人部门管理手段与经济研究角度都是为了改善政府工作效率低下与呆板的形象，以更加有效与灵活的形象面对普通大众。所以，全新公共管理主要以理性为改革准则，改革的主要内容是集中提升政府工作效率与方法等方面，通过理性的手段实现公共管理的效率。而新公共服务延续了新公共行政“民主行政、社会公平”等价值观，关注公民的权利。如某位学者所说，公共管理人员必须追求回应性的提升与公民信任度的加强，将公民参与政府管理视为一项基本的公民权利，公民会积极注重公共利益，政府必须协助公民提升整个过程中不同方面的能力。新公共服务关注公民参与和民主治理，将公共利益放置在非常重要的地位，政府的职能必须从控制管理转到服务，让全新公共服务理论基础更加具有群众基础，所以是以民主为主要的改革形式。
(四)价值取向差异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的理论基础和主要内容存在差异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价值取向不同。新公共管理关注的价值主要是经济和效率。在效率价值的引导之下，新公共管理将政府的服务对象视为顾客，在管理上可以良好地使用市场机制与竞争机制，表现出绩效与结果。目前，顾客服务与绩效衡量等相关思想理念逐渐成为公共行政用语的构成因素。新公共服务本质上是对新公共管理等主要以经济理论与自我利益为主导模式的深思;从价值取向来看，新公共服务注重的主要价值是社会公平、回应性等相关内容;新公共服务注重服务的使命与价值，关注公民参与以及公共责任制等内容。因此，从本质上来看，新公共服务体现了行政理论发展过程中的民主价值取向。
三、结语
公共管理相关理论篇10
关键词：公共舆论管理；方式；制度；思考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网络化和民主化的提高，公共舆论对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发挥着重要影响。作为政府社会管理的重要部分，公共舆论管理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一、公共舆论管理及意义
（一）公共舆论管理
公共舆论管理是指政府管理者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让公众按照其倡导的路线方针来进行社会活动，主动采取直接或间接手段，对公共舆论加以引导和规范，从而达到控制舆论效果，促进政府目标的实现的管理活动。公共舆论管理以政府为主体，以公众为对象，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为目的。公共舆论管理有三点特性：一是重要性，公共舆论管理的好坏与治国、治党、治政息息相关，对于国家政权巩固，政府权威树立和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二是复杂性，舆论的主体多种多样，有个人舆论、群体舆论、组织舆论之分，舆论的形成过程包括显舆论、潜舆论、行为舆论，同时舆论的传播方式、表现形式、质量与测量等也种类繁多不胜枚举；三是敏感性，公共舆论体现了公众的心声，集中反映了一个国家民主和法治的程度，反映了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如若不能妥善处理，极易引发政治失序，导致社会混乱，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二）公共舆论管理意义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攻坚阶段，能否有效驾驭公共舆论是政府执政能力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加强公共舆论管理，可以通畅舆论表达渠道、规范公众舆论表达行为、扶持积极有益的正向舆论、抵制负面和有害舆论，这对于转变政府职能、促进民众参政议政、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1、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公共舆论对政府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有重要影响，它既是公共政策的出发点与归宿，又是公共政策的评判者和助推器。公共政策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它的公共性，它必须立足于整个社会的发展，代表民意和公共利益。正向的公共舆论是民意的集中体现和反映，公共政策只有以民意为依归才能确保社会的稳定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共舆论就是公众利益的表现与反映，是检验公共政策的试金石，只有真正代表了公众利益的公共政策，才是正确的、科学的、合法的公共政策。政府部门进行公共舆论管理，根据舆情信息制定不同对策，解决民众合理合法的利益需求，这有利于扩大和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2、有利于促进民众参政议政。公共舆论的形成需要民众个体的主动参与，从被动接受的“客体”角色换位到主动参与的“主体”角色，这激发了公民的主体意识，表明了我国政治民主的扩大化。社会公众对于公共事务的意见通过各个平台的扩散而形成公共意见，决策者按照公共意见来制定有关政策，从而使决策更加科学和合理，避免失误和偏差，更好的实现公民的利益。
3、有利于对政府进行有效监督。权力不加制约就会被滥用，一旦权力被滥用，既会导致官员的贪腐，也会侵害公民的权益。有效地制约公共权力，既需要权力体系内部的相互制衡，也需要权力体系之外的监督。“以权利制约权力”是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的信条，舆论监督是表达公民权利的一种机制，公众以舆论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想法，诉诸其利益诉求，以监督、批评的方式介入到国家的政策及运行，它能够实现以权利制约权力，对权力的滥用起到监督、限制的作用。
二、公共舆论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传统的舆论管理方式存在问题
我国传统的舆论控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严格把关，防止不利的言论出现在媒体上；二是制造主流意见，利用从众心理，形成社会的主流意见。这些方法主要是通过政府控制传统媒介传播进行舆论监管，虽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在新媒体时代，强制性行政控制手段难以在公共舆论管理的实际操作中取得成效。
（二）舆论管理制度不健全
一是法律法规缺失。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让民众前所未有的享受与行使了言论自由与舆论监督权，人们表达自己的想法变得更加直观简便，但同时也暴露出很多问题，需要政策法规的约束。而我国目前还没有新闻法，现行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中虽有规制网络舆论的条例，但大多为部门规章，立法层级低，很少有专门针对舆论管理的条款。落后的法律法规显然跟不上技术发展的步伐，网络谣言四起，人肉搜索盛行，给当事人生活带来严重困扰，而法律却无能为力。二是尚无完整的公共舆情应急管理机制。舆情应急管理预案多为原则性规定，缺少具体的操作指引，也没有进行系统的实操培训。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借鉴外国公共治理的经验，未雨绸缪，加强培训。
（三）舆论管理主体不明确
虽然我国在2011年成立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各级政府也陆续设立了互联网信息管理机构，但各管理机构相互之间信息不共享，目的不一致，管理主体不明确，统一的领导体制缺失，职责权限没有界定，难以形成合力，大大降低了管理的效率和效益，同时也造成了行政问责制的不完善。
三、公共舆论管理的完善对策
加强和完善公共舆论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改变管理方式、完善立法、明确主体职责等方面进行。
（一）改变舆论管理方式
舆论管理作为政府行政的一部分，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和规范性。合理的舆论管理模式既能保证政府对公共舆论及其传播进行协调和控制，又能保证公众独立性与自治性。可以通过以下四点进行改革：一是政府要转变思维，树立勇于接受舆论监督的理念，改变以往的“管控”思想，本着“宜疏不宜堵”的原则，主动为民主舆论搭建起表达的平台。二是加大公民公共精神的培育力度。提高公民的公共意识、公共理性和公共责任。三是在公共舆论管理中管理者要处理好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适度的把握舆论管理的质量分寸，既不放任不管，也不过度控制。
（二）完善立法
一是要梳理已有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用填补、优化、整合、废除等方法清理混乱冲突的原有法规，增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二是制定新的规范互联网的法律。对舆论活动中政府和个人的权利义务进行清楚明确的规范，对散布瑶言、传播不良信息、网络暴力等行为进行违法界定，既让网民清楚自身舆论参与的限度，也让政府的监管行为有法可循，并依法惩治网络犯罪活动。三是出台相关的网络道德伦理准则，引导网民言行自律，提高网民道德素质和文明实践自觉性，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三）明确管理主体职责
我国目前网络多头监管主体的局面，严重影响了舆论管理的效能，政府应顺势作出合理化调整，进行合并与裁撤，明确各自的职能范围与职责权限，让管理主体能充分发挥作用，有的放矢，提高管理的效率。建议各级政府都要成立一个网络舆论监管机构，各管理机构在系统内相互协同行政。针对突发事件，还要常设独立的危机管理协调机构，专项负责危机公关。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将公共舆论视为国家的真正法律，公共舆论对国家治理有重要的影响，虽然公共舆论管理的形势复杂，难度较大，但政府只要积极转变管理方式，加强立法，明确相关主体管理职责，从多个方面积极探索舆论管理的新策略，逐步健全新媒体环境下公共舆论的管理体系，就能把公共舆论引入有序、和谐的轨道。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韦彩玲.“公共舆论管理”：研究态势及启示[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4（09）。
[2]何茜.新媒体环境下的公共舆论管理：问题与对策[D].西南交通大学，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