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发展基础篇1
能源、交通堪称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和血脉。作为宏观管理部门职能司局和行业管理领域综合司局，基础司承担着研判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发展趋势；统筹能源、交通运输发展规划、计划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的衔接平衡；提出能源、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布局建议并协调实施等重要职责。
费志荣坦陈，必须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和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战略判断引领全司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和工作实践，增强推进“四个转变”和加快定位转型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持改革创新，持续调适理念、调适政策、调适方法，形成新常态下的大视野、大思路、大格局，提升认识、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能力与本领，在抓中央决策部署落实上下更大功夫、见更多成效，推动交通能源发展迈上新台阶。
基础司第一时间传达何立峰副主任在全委各直属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集中学习全委活动方案，及时传达委党组要求并作全面动员部署。在深入理解全委活动方案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基础司工作方案，明确提出推进定位转型学习讨论活动的工作步骤、任务分工，并细化时间表、路线图，将责任分解到司领导、处室和承办人，切实做到措施配套、制度健全，责任明确、考核有据。
“我们采取多种形式，系统学习研究。”费志荣介绍说，一是围绕重点开展专题学习，切实履行好“一岗双责”，召开四次专题会议进行学习、讨论，把学习讨论与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破解发展改革工作难题、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水平紧密结合，切实做到学而信、学而用、学而行。
二是主动加压拓展学习范围，认真组织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发展改革工作会议、2015年委党组（扩大）会议精神，以及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国家发展改革委2015年党建工作要点等，系统梳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交通能源发展改革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为优化工作布局奠定基础。
三是借助外力加强学习研究，以座谈会、研讨会等形式，充分听取专家和地方意见，不断提升认识。充分发挥科研院所在研究、创新方面的积极作用，开拓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共同做好专题研究。
“基础司要求每位同志都要坚持边学习、边讨论、边思考，对照中央要求、地方期盼、部门对比和自身需要，聚焦为什么转、转什么、怎么转，认真查找在理念、职能、政策、方法、作风等方面存在的差距和不足，确保每个人都有思考、有心得、有行动。”费志荣说。
费志荣表示，围绕讨论主题，通过组织讨论、征求部门地方意见等方式，逐条对应，形成推进定位转型的意见建议，并召开讨论成果交流会，全司在主动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增强工作主动性和创新性、谋划长远和重点工作、狠抓中央决策部署落实等方面形成了共识。
为了使学习讨论活动更接地气、更贴实际，基础司深入地方，对接部门，彻底转变工作作风和方式，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出击，积极“走出去”上门服务，改变机关“坐等上门”“以不变应万变”的路径依赖。
在委领导带领下，3月份基础司有关同志先后赴湖北省、交通运输部、民航局、邮政局、铁路总公司等地方、部门和单位密集调研，虚心听取意见并消化吸收。同时，召开大型能源企业座谈会，分析行业运行趋势和特点，研究破解发展瓶颈和制约的办法，听取各方定位转型意见。
“基础司积极把学习讨论活动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去，学以致用，同步转型。”费志荣说，顺应简政放权的要求，基础司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主动精简项目审批程序，对已纳入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和国务院批准的区域、专项规划的铁路项目，不再审批项目建议书，直接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
在服务部门、企业和地方方面，也创新了工作方式主动服务企业。先后多次与地方、企业沟通并交换意见，深入了解发展需求和期盼，介绍工作推动、项目办理等程序及可能遇到的困难，主动为他们出主意、想办法。
国民经济发展基础篇2
资源优化配置是市场的本性，利润驱使下，资源会涌向能够创造更多经济价值的领域或产业。市场经济使部分经济基础较好、条件较为健全的地区得以聚拢更多的资源，同时也使部分条件较为欠缺的区域在市场环境下形成资源流失、经济发展更加困难等问题，最终拉大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市场经济环境下，民族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经济基础、基础设施、体制管理等方面的因素制约，在资源聚拢方面缺乏优势，流向民族地区的资源较少，同时民族地区既有的资源也因市场的驱使而流失严重。因此市场环境下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借助政府的帮助和推动，通过财政政策来平衡因市场手段调节而形成的各种问题。通过民族地区财政政策的合理调控，民族地区才能在资源分配方面保持相对的平衡。根据政策科学原理，财政政策调控必须根据所要调控对象所处的客观情势、矛盾症结和基本需求等情况来调控，在此基础上确立政策调控目标，选用政策工具，并对政策调节的具体实施进行有效论证，由此，财政政策的推出才能达成预期目标。发展经济改善民族民众生活是民族地区的主要目标，资源缺乏、环境脆弱是民族地区的基本情况，结合市场环境下民族地区发展需要以及资源分配的相对公平需求，民族地区财政政策调控的民族关怀主要在经济发展、环保、资源、生活改善等方面。
一、财政政策调控以优化民族经济为基础
各民族共同繁荣是我国的基本民族政策，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高民族地区经济水平一直是民族地区的重要问题。虽然民族地区人口较少，但是民族地区的区域面积占到国土面积的一半还多，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不仅是本区域经济的增长，更关系着国家经济总量的提升。另外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关系着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和平和稳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民族地区经济已经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根据民族所处区域不同，不同民族区域的经济发展或狩猎经济、游牧经济，或农业经济，第一产业比重较大是大多数民族地区经济结构的共同特征。根据市场发展规律，第一产业在区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大，区域经济发展就越落后，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增加将有效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速度。民族地区单单依靠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或者初级加工工业的模式已经远远不能实现市场环境下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必须依靠财政政策等财政杠杆撬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附加值低、经济发展活力不足等问题都是大部分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普遍问题。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依据财政政策来推动民族区域经济发展，可以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支持和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产业升级等几个方面来着手。首先是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新产业，拉动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是民族地区普遍问题，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必须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新产业，在此基础上财政政策调控就要向新产业增加支付，为新产业发展进行资金倾斜，从财政方面解决新产业发展中的资金不足问题。其次，推进产业升级，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民族地区已经在当地资源基础上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系统，农业、工业、服务业各有发展，但是由于技术水平和需求制约，民族地区的农业、工业、服务业等方面明显存在着技术因素不足等问题，农业依靠经验，工业主要是初级加工，而服务业方面更多地局限于区域的生产生活服务，技术服务等服务业的发展不足，要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就必须推进产业升级。产业升级主要在于成本、技术等因素限制，因此借助财政政策推动产业升级，就需要结合产业升级需求，根据相关问题，通过税收、补贴、转移支付等手段来推进产业升级，最终推进产业附加值提升。最后，产业结构方面，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第一产业比重过大是民族地区经济的基本特征，财政是导向，财政政策导向下的资本流动可以使更多的资金进入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最终推动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转移，优化产业结构。
二、财政政策调控以合理利用民族资源为方向
计划和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广泛利用资源是市场的基本特性。在利润导向下，因供给和需求的复杂作用，资源会流向更加符合其经济利益最大化特性的领域，优化资源配置是市场的基本功能。市场对资源的自发调节在经济利益层面来看是合理的，但是从社会层面来看，市场对资源的自发调节功能很容易使区域之间的资源分配失衡。由于多种因素制约，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基础、管理体制、基础设施等方面都缺乏聚拢资源的优势，因此市场环境下民族地区的资源很容易流出民族地区，而外部的资源也因为民族地区缺乏市场吸引力不愿意进入民族地区。国家经济的发展，不是某个或某些地区的单独发展，而是多个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虽然部分区域由于条件不足发展较晚，但是在目标上，所有区域、所有人群的共同发展是国家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市场环境下的资源分配不平衡使得经济发展本来就缓慢的民族地区更缺乏资源支持，因此借助国家政府的力量，调整市场环境下的资源流向不平衡，有助于民族地区缩短与其他区域的发展差距。配置资源、公平分配和稳定经济是财政的基本功能，财政政策是财政功能发挥的主要表现形式，民族地区在市场环境下的资源流失问题可以通过财政政策的资源配置等功能来化解。市场环境下民族地区的资源流动包括自然资源流动和人力资源流动。以自然资源来看，民族地区地域广阔，资源丰富是大部分民族地区的共同特征，在资源优势条件下，不少地区以资源开发为方向，形成了资源开发输出的基本经济模式。因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不足，在这种环境下，民族地区的资源在当地的加工利用较少，更多的初级资源因其他地区的市场经济发展需求而从民族地区流出，而对民族地区而言，自然资源以低廉的价格流出使资源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有限，同时也使得该区域在之后的经济发展中资源缺失。从人力资源来看，近年来，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较快，接受高等教育的民族学生越来越多，民族人才素质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是，由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足，市场上的人才需求不足，市场经济下自主就业政策使得民族学生走出来的多，但民族地区可以选择的岗位并不多，由此更多的民族学生流出民族地区。另外由于经济水平有限，市场环境下民族地区对人才所能提供的薪资待遇等方面和其他地区相比并不具备优势，因此进入民族地区的人才也较少，一方面是本地人才的流出；另一方面是外地人才的不愿进入，人才资源匮乏成为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对于因市场经济而带来的民族地区的资源流失，需要财政政策在调控方面对相关问题予以平衡。首先是资源方面，可以财政补贴的方式推进民族地区自然资源深加工，尽量使民族地区资源在本地提高附加值再进入流通领域，增加资源在民族地区的效益。其次是人力资源方面，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方面的倾斜，鼓励外地高素质人才进入，同时也为吸引本地高素质人才的回归提供财政方面的便利，如创业补贴等，增加民族地区对人才的吸引力。
三、财政政策调控以保护民族生态环境为前提
由于地理条件、气候条件等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大多生态环境脆弱。西南、西北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也是我国多数水系资源的发源地。自然地理上的区位特征使得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与整个国家的生态环境息息相关，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维护具有国家战略意义。市场环境下，为了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民族地区通过各种措施来推动当地产业发展，提高经济水平。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得当地的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湿地资源、自然资源等资源的利用更多地局限在经济领域内，过度开发、滥砍滥伐的现象在民族地区时有发生，经济发展中的经济主导性使得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维护处于被忽略的地位，极大地损害了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因此也使得民族地区生态灾害频发，严重影响了民族民众的生活。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是民族民众的生存依赖，建立在生态环境损害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实质上是暂时的短暂的发展，只有建立在生态环境维护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才有利于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和生态关系密切，生态效益较好的地区经济水平往往也较高，不少发达地区或国家中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同步发展已经从实践上证明了经济和生态的正相关性。因此无论是从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来看，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维护都十分必要。市场自发调节带来的生态损害需要通过国家政府的力量来调节，财政政策作为国家经济调控发展最为重要的手段，在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维护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维护也是财政政策调控需要考虑的重点内容。财政政策对生态环境的维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首先，通过财政税收等手段遏制生态环境损害的企业或产业发展，同时减少对生态环境不利的产业方面的投资，通过资金方面的流动，提高损害生态环境的成本，减少损害生态环境方面的资金流入。其次，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对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进行维护或修复，鉴于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财政政策需要对生态环境问题较为突出的地区进行专项资金支持。最后，立足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推动民族地区生态经济的发展。生态也是资源，立足生态，发展经济是民族地区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方向，通过财政政策鼓励生态经济方面的资金投入，可以有效推动民族地区生态经济下的各种产业发展。
国民经济发展基础篇3
关键词：宪法经济制度发展完善
一、前言
从哲学上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发生重大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也要及时进行变革。尤其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更要如实反映经济发展状况，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引导和促进经济发展，否则便不能发挥宪法的规范、约束、保障和导向作用。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国家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规定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经济制度是经济基础的法律表现形式，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制度之一，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宪法都对经济制度加以规定，把它作为其宪法的重要内容。然而，我国宪法学对经济制度研究的现状却不大令人满意。一般宪法理论大都围绕民主、自由、人权、宪政、法治等展开，认为宪法以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为己任。至于宪法经济制度条款在实际中的运行状况如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以及如何发挥它的作用，往往被忽略。事实上，经济制度作为一种基础制度，之所以被各国纳入宪法体系中并构成其重要组成部分，说明它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是不能忽视的。
二、宪法经济制度的内涵
关于宪法经济制度的概念，国内学者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宪法经济制度是一个国家用宪法、法律所确认和规定的各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它们所构成的经济成分，是国家对各种经济成分的基本政策与管理国民经济的原则等方面的制度的总和”。第二种观点认为宪法学上所说的经济制度是指“国家确认并保护的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由此决定的分配原则以及人与人之间在经济活动中的关系”。第三种观点认为“宪法经济制度是经济基础在宪法中的反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直接调整经济基础的社会规范是经济制度，而被规定在宪法中的经济制度即宪法经济制度。宪法经济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对经济基础起调整作用”。
对于以上三种观点，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从宪法学角度对经济制度的概念作了比较全面的表述，既强调了经济制度的客观成分，又强调了经济制度的主观成分。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的宪法所调整的经济制度应该是与国家经济发展有重大关系的经济关系、经济原则，是经济制度的客观成分。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原则，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方针应作为概念的必备因素，没有它们，概念就缺乏其主观成分，不能显示国家对社会经济的控制作用。第二种观点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经济关系，第三种观点主要强调了宪法与经济基础的相互作用，忽视了经济制度的具体内容。
综上所述，经济学中所描述的经济制度属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宪法学所述的经济制度则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反映了制宪者或修宪者对不同经济关系所持的态度。经济制度一旦表现为宪法规范或法律规范，便进入上层建筑体系之中。宪法学所研究的经济制度正是作为上层建筑体系中制度范畴之一的经济制度，而不是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
笔者认为，所谓宪法经济制度是一个国家用宪法、法律所确认和规定的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以及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原则，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方针等方面的制度的总和。社会主义宪法中的经济制度既要反映客观经济基础，又要体现人们的意志因素，是主客观的统一，它不是现实生产关系的简单再现。这样定义既说明经济制度是个法定的、历史的概念，同时又说明经济制度包含客观的和主观的成分，即生产关系、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原则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方针等方面的制度的总和。至于国家对各种经济成分的基本政策，由于政策的变化很大，不宜用宪法来规范，否则会影响宪法的稳定性，以至权威性。
三、我国宪法经济制度的变迁
回顾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转型中宪法变革的历史轨迹，可知经济制度的每次重大突破都需要宪法作出相应的变革，从而推动了宪法的发展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内容，从而使得生产力获得解放，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又要求生产关系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如此循环互动。
宪法与其相依赖的经济基础是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一方面，市场经济为宪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宪法对经济制度的确定与实现依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宪法以其根本法的地位，通过规定国家的经济制度，确定经济制度的重要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宪法通过制定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制度，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完善宪法的内容与结构。生产力是社会生活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关系是相对稳定的因素，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求生产关系相应地变化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也就要求宪法中关于经济制度的规定发生相应变化，将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在宪法中确立和巩固下来。
实践证明，经济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所有制结构、经济体制等宪法制度的变革。我国宪法是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中制定和修改的，是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对人民群众在实践中产生的新成果、新经验的总结。其中，有关经济制度内容的变化，既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人民对国情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
四、结语
我国宪法经济制度不断加强和完善后，将使我国各种经济法律、法规更加健全和完善，各种经济政策将更加灵活，各种经济成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都能大显身手，宪法的结构也将更加合理，宪法的权威也能得到更好的维护。但是，经济制度并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它要随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进行修正，我们只有以发展中的宪法经济制度指导经济建设的实践，才能使宪法经济制度保持活力。
参考文献：
［1］吴越.经济宪法学导论——转型中国经济权利与权力之博弈.法律出版社，2007.
[2]桂宇石.中国宪法经济制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国民经济发展基础篇4
一、前言
从哲学上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发生重大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也要及时进行变革。尤其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更要如实反映经济发展状况，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引导和促进经济发展，否则便不能发挥宪法的规范、约束、保障和导向作用。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国家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规定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经济制度是经济基础的法律表现形式，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制度之一，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宪法都对经济制度加以规定，把它作为其宪法的重要内容。然而，我国宪法学对经济制度研究的现状却不大令人满意。一般宪法理论大都围绕民主、自由、人权、宪政、法治等展开，认为宪法以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为己任。至于宪法经济制度条款在实际中的运行状况如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以及如何发挥它的作用，往往被忽略。事实上，经济制度作为一种基础制度，之所以被各国纳入宪法体系中并构成其重要组成部分，说明它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是不能忽视的。
二、宪法经济制度的内涵
关于宪法经济制度的概念，国内学者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宪法经济制度是一个国家用宪法、法律所确认和规定的各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它们所构成的经济成分，是国家对各种经济成分的基本政策与管理国民经济的原则等方面的制度的总和”。第二种观点认为宪法学上所说的经济制度是指“国家确认并保护的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由此决定的分配原则以及人与人之间在经济活动中的关系”。第三种观点认为“宪法经济制度是经济基础在宪法中的反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直接调整经济基础的社会规范是经济制度，而被规定在宪法中的经济制度即宪法经济制度。宪法经济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对经济基础起调整作用”。
对于以上三种观点，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从宪法学角度对经济制度的概念作了比较全面的表述，既强调了经济制度的客观成分，又强调了经济制度的主观成分。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的宪法所调整的经济制度应该是与国家经济发展有重大关系的经济关系、经济原则，是经济制度的客观成分。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原则，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方针应作为概念的必备因素，没有它们，概念就缺乏其主观成分，不能显示国家对社会经济的控制作用。第二种观点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经济关系，第三种观点主要强调了宪法与经济基础的相互作用，忽视了经济制度的具体内容。
综上所述，经济学中所描述的经济制度属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宪法学所述的经济制度则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反映了制宪者或修宪者对不同经济关系所持的态度。经济制度一旦表现为宪法规范或法律规范，便进入上层建筑体系之中。宪法学所研究的经济制度正是作为上层建筑体系中制度范畴之一的经济制度，而不是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
笔者认为，所谓宪法经济制度是一个国家用宪法、法律所确认和规定的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以及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原则，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方针等方面的制度的总和。社会主义宪法中的经济制度既要反映客观经济基础，又要体现人们的意志因素，是主客观的统一，它不是现实生产关系的简单再现。这样定义既说明经济制度是个法定的、历史的概念，同时又说明经济制度包含客观的和主观的成分，即生产关系、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原则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方针等方面的制度的总和。至于国家对各种经济成分的基本政策，由于政策的变化很大，不宜用宪法来规范，否则会影响宪法的稳定性，以至权威性。
三、我国宪法经济制度的变迁
回顾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转型中宪法变革的历史轨迹，可知经济制度的每次重大突破都需要宪法作出相应的变革，从而推动了宪法的发展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内容，从而使得生产力获得解放，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又要求生产关系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如此循环互动。
宪法与其相依赖的经济基础是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一方面，市场经济为宪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宪法对经济制度的确定与实现依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宪法以其根本法的地位，通过规定国家的经济制度，确定经济制度的重要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宪法通过制定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制度，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完善宪法的内容与结构。生产力是社会生活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关系是相对稳定的因素，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求生产关系相应地变化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也就要求宪法中关于经济制度的规定发生相应变化，将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在宪法中确立和巩固下来。
实践证明，经济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所有制结构、经济体制等宪法制度的变革。我国宪法是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中制定和修改的，是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对人民群众在实践中产生的新成果、新经验的总结。其中，有关经济制度内容的变化，既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人民对国情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
四、结语
我国宪法经济制度不断加强和完善后，将使我国各种经济法律、法规更加健全和完善，各种经济政策将更加灵活，各种经济成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都能大显身手，宪法的结构也将更加合理，宪法的权威也能得到更好的维护。但是，经济制度并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它要随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进行修正，我们只有以发展中的宪法经济制度指导经济建设的实践，才能使宪法经济制度保持活力。
国民经济发展基础篇5
关键词：扩大内需；重要性；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F01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2-0067-05
2008年以来，由于受金融危机和债务问题的影响，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出现了波动，减少了对我国商品的进口，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为保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中央把扩大内需确定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方针。要保证扩大内需战略的顺利实施，需要了解扩大内需战略方针提出的背景，在正确认识当前我国扩大内需重要性的基础上，探索新形势下我国扩大内需的有效实现路径。
[Jp3]一、我国扩大内需战略方针提出的背景[Jp]
同志在2013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坚定不移地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1]新形势下中央确定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有其特殊的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把扩大出口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逐步形成了主要依靠外需牵动增长模式，这一模式对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这一模式的弊端已开始逐渐显现，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经济增长对环境的破坏；经济增长对国外市场的过度依赖；经济增长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之间的矛盾等方面。这一模式所显现出来的弊端告诉我们，主要依靠外需牵动增长模式，难以支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难以支撑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难以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为此，需要调整经济的模式是走创新驱动和内需驱动的发展道路。
近年来出口下降，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是把扩大内需确定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的重要原因。出口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使我国出口的规模不断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到2012年，我国出口额已达到了20489亿美元，成为世界上出口数额最大的国家。出口的持续增长，有效地拉动了我国经济增长。但近年来，由于受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的影响，我国出口增长的速度在逐渐放缓。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我国出口的增长速度，2003年为34.6%，2004年35.4%，2005年后一直呈下降趋势（除2010年恢复性增长外），2011年下降到13.4%，2012年进一步下降到7.9%。随着出口增速的不断下降，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趋减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才把扩大内需确定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
我国经济发展的对外依存度偏高，经济发展的风险增大是把扩大内需确定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的外贸规模、特别是出口规模的持续扩大，这反映了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的程度，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同时，也扩大了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和经济发展的对外依赖度。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我国的外贸依存度曾高达63%，经过几年的调整，到2012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仍然维持在47%的高位。我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方式带来外贸依存度的提高，使我国经济受到了国际市场的极大影响，这增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减弱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在此情况下，有必要扩大内需，提高内需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减少我国对国外市场的过度依赖，提高经济增长的自主性。
[Jp3]二、扩大内需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Jp]
在一般的意义上，扩大内需的重要性，就是扩大内需能够拉动经济的增长。但如果我们把研究的视野放宽一些，就会发现，对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言，扩大内需还有其他方面的重要作用。我们对扩大内需的重要性，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只有充分认识到扩大内需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才可能采取有效的措施扩大内需，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基本的动力支持。
在当前，扩大内需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扩大内需有助于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扩大内需，把经济增长的立足点放在内需上，可以有效地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自主性，因为：首先，把经济增长的立足点放在内需上，可以使我国在产业发展的选择方面更加自主和灵活，从而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以国内市场的需求来选择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不仅可以使我们在产业发展的选择方面更加灵活，而且我们可以自主地根据国内市场的需求选择发展符合本国实际的产业，并把这些产业培育成为有特色、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使我国经济发展获得更持久的动力支持，使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得到增强。其次，把经济增长的立足点放在内需上，有助于培育和扩大国内市场，从而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国际市场由于受到多种复杂的因素的影响，我们很难进行有效的培育，造成国际市场的稳定性较差，容易发生比较大的波动。而国内市场，我们则可以从行政、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进行培育，使国内市场能够得持续稳定的扩大，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市场支撑。把经济增长的立足点放在内需上，有助于我们采取多种措施和方法培育和扩大国内市场，从而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再次，把经济增长的立足点放在内需上，有助于培育从研发到消费的产业链，从而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把经济增长的立足点放在内需上，我们就可以根据国内需求的实际，培育从研发到消费的产业链，并和其他产业相互创造需求，使国内需求得到有效扩大。这样，我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增强，内需就能够逐渐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二）扩大内需有助于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更好地解决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有效地缩小城乡发展的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扩大内需，把经济增长的立足点放在内需上，不仅可以为我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提供稳定的动力支持，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而且有助于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解决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有效地缩小城乡发展的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因为：首先，扩大内需可以逐步缩小农村在基础设施方面和城市的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逐步实现。我国城乡发展差距的一个基本的表现就是农村的基础设施严重落后于城市，并且成为制约农村发展的一个“瓶颈”。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如果我们把投资的重点投向农村，着力提高农村的基础设施的水平，着力改善农村在交通、医疗、教育和文化方面的条件。通过投资农村的基础设施来扩大内需，不仅可以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而且会缩小在基础设施方面和城市的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逐步实现。其次，扩大内需可以有效地改善农业生产的条件，促进农业的发展，逐步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改善农业的生产条件，既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需要，也是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通过加大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方面的投入，不仅可以形成有效的国内需求，促进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而且会极大地改善农业生产的条件，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的发展，逐步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再次，扩大内需可以使农民的收入得到较快的增长，逐步缩小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收入上的差距，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无论是农村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和完善，还是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无论是农民收入的直接增加，还是国家各种惠农政策的实施，都会直接或间接地提高农民的收入。农民收入的增加，购买力的提高，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
（三）扩大内需有助于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逐步缩小贫富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有了比较大的提高，但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个人收入分配方面，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居民个人收入所占的比重较少，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长期慢于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增长的速度；二是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差距在扩大，反映社会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逼近0.5的警戒线，从社会阶层来看，“中国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是收入最低的10%家庭人均收入的65倍。”[2]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且会影响到共同富裕的实现。
扩大内需，把经济增长的立足点放在内需上，不仅可以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而且有助于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解决居民收入增长幅度较低和不同阶层居民贫富差距较大的问题，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因为：首先，要使内需得到有效的扩大，需要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企业职工的工资水平、提高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收入水平、提高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等等，这就有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其次，要使内需得到有效的扩大，国家需要增加在民生方面的支出，这会减少居民在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支出，间接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近年来，国家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增加了投入，居民能够享受的社会保障的水平在逐步提高，相应的，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就减少了，这就间接的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再次，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的提高，缩小贫富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扩大内需，不仅使我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获得国内市场的支撑，而且还要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把扩大内需和增加居民的收入有机结合起来，就能够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逐步缩小贫富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四）扩大内需有助于缓解当前我国面临的一系列社会矛盾，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积累了诸如就业难、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等社会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到了我国的经济建设，而且造成了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影响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我们要重视解决上述的矛盾和问题，减少社会的不和谐因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扩大内需，把经济增长的立足点放在内需上，有助于在发展的过程中缓解当前我国面临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因为：首先，扩大内需有利于改善就业的状态，促进就业的增加，这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就业是民生之本”[4]。一个社会只有实现充分就业，让绝大部分有劳动能力的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解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国内需求的扩大，能够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并带来就业岗位的增加，有助于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解决就业问题。其次，扩大内需会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一个比较大的提高，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良好的群众基础。国内需求的扩大，一方面能够带动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为居民收入的增长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另一方面，扩大内需过程中一系列政策的调整，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增加居民尤其是社会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使他们的生活水平有一个比较大的提高，逐步实现生活富裕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这就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良好的群众基础。再次，扩大内需有利于缓解当前我国面临的一系列社会矛盾，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国内需求扩大带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既为解决或缓解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提供了物质条件，又为解决或缓解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提供了前提。同时，扩大内需过程中一系列政策的调整，也为解决或缓解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提供了政策支持，社会矛盾和问题的解决或缓解，就能够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我国扩大内需的实现路径
要使国内需求得到有效的扩大，充分发挥国内需求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需要在认真分析国内需求不足的原因的基础上，根据目前我国的基本国情，找到扩大内需的正确路径。从我国当前的基本国情出发，扩大内需的实现路径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如果居民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相对较高的收入做基础，是不可能提高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居民的消费得不到扩大，国内需求就很难得到扩大。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扩大居民的消费，扩大居民消费的关键在于增加居民的收入。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是当前我国扩大内需的基本路径。从我国当前的实际出发，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主要应采取四个方面的政策措施：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目前，我国居民的总体收入水平还比较低，造成居民收入水平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过低，新增的社会财富主要被国家和企业占有了。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增加居民收入，首先就要调整国家、企业和劳动者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二是提高劳动报酬的标准，建立居民收入稳定的增长机制，要在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的标准，并把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挂起钩来，建立居民收入稳定的增长机制，为居民收入的增长提供制度的保证；三是拓宽居民收入增长的渠道，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四是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保护劳动所得。
（二）积极推进城镇化，促进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1]积极推进城镇化，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不仅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方向，也是我国未来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基本路径。从我国当前的实际出发，积极推进城镇化，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主要应采取三个方面的政策措施：一是国家要从宏观层面上进行推进城镇化的顶层设计，为城镇化的稳步推进提供政策保障。只有在宏观层面上，对城镇化的推进做了系统的顶层设计，才能有效地减少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失误，保证城镇化的稳步推进，并在此基础上促进经济社会持续稳定的发展；二是不同的城市（包括城镇），要根据本地的实际，增加公共服务的能力，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为城镇化的稳步推进提供公共服务的保障；三是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城乡发展的一体化，不仅可以有效地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的均衡发展，而且可以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提高城镇化的水平。要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居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成为影响居民消费扩大和国内需求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是扩大居民消费的关键之一，也是有效扩大内需的重要路径。从我国当前的实际出发，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主要应采取三个方面的政策措施：一是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全面建成覆盖所有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体系；二是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要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逐步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真正使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保证，解决人民群众在消费方面的后顾之忧，促进居民消费的增加和国内需求的扩大；三是推进各类人员社会保障制度的并轨，让不同的社会阶层能够公平的享受社会保障，在推进社会公平实现的同时促进居民消费的增加和国内需求的扩大。
（四）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增加居民消费，扩大国内消费的基础。一个人的消费水平是由其收入水平决定的，而就业是劳动者获得收入的最主要的渠道，只有实现充分的、稳定的就业，劳动者才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取得收入，才能为其消费的扩大提供物质基础。就一个家庭而言，如果家庭成员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就会直接影响到家庭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影响到家庭消费的增加，进而影响到国内需求的扩大。就社会而言，就业的不充分和大量失业人口的存在，会给在业人员在心理上形成比较大的压力，使在业人员在消费方面也比较谨慎，不敢把太多的收入用在消费上，要积攒一些钱以应付失业的风险。这同样会影响到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进而影响到国内需求的扩大。所以，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对增加居民的消费，扩大国内需求会产生重要的作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就成为扩大内需的一条重要途径。从我国当前的实际出发，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主要应采取三个方面的政策措施：一是采取多种措施，增加就业岗位，促进充分就业的实现。要把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有机结合起来，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适当发展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促进充分就业的实现。二是提高就业的质量，要制定政策措施，保证就业的基本稳定，要逐步提高劳动者的薪酬水平，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不仅能够解决他们生存的问题，而且能够解决他们发展的问题；三是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增强劳动者就业的稳定性。
（五）加快农村和农业的发展
农村和农业发展的滞后，影响了我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但农村和农业发展的滞后，也使农村和农业在增加消费、扩大国内需求方面比城市更有潜力。加快农村和农业的发展，改善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民的收入，会使农村的消费水平得到比较大的提高，有效增加农村市场的需求，促进国内需求的扩大。同时，加快农村和农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增加在农业和农村的投资，这种巨大的投资会转化为巨大的市场需求和消费需求，促进国内需求的扩大，加快农村和农业发展，也就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从我国当前的实际出发，加快农村和农业发展，主要应采取三个方面的政策措施：一是增加国家在农村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逐步改变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的现状；二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能够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促进国内需求的扩大，而且可以在有限的耕地上生产出更多的农产品，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三是通过多种渠道，增加农民的收入。收入水平决定了消费的水平，农民的收入较低，直接影响到了他们消费水平的提高，进而影响到了国内需求的扩大。千方百计增加农民的收入，才能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促进国内需求的扩大。
[参考文献]
[1].政府工作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不升反降[n].春城晚报，2012-9-19.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ontheimportanceandapproachesofexpandingDomestic
DemandinpresentChina
ZHoULixing
（tourismCollegeofYunnan，Kunming650000，Yunnan，China）
国民经济发展基础篇6
关键词:农业经济;农业科技;科技创新;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432(2010)-08-0007-1
0前言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发展必须走现代农业之路,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走生态农业之路。农业经济是国民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经济的发展不仅关系到“三农”问题的解决,更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存问题,因此如何更好地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历史发展进程表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农业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农业经济的长足发展。
1农业经济发展进程回顾
回顾我们国家改革开放30年来走过的路程,农业的发展经过了大体上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正逐渐向生态农业的转变过程。30年的农村改革使农村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直至今日,我国的经济发展仍然是一个高投入、高消耗、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势必产生这样的思想观念:发展经济只顾眼前利益,不考虑将来后果。乱占耕地、乱砍滥伐森林、乱开乱采矿产、乱排放工业废弃物等现象。这些与传统的发展观和管理滞后有关。因此,实现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就必须抛弃旧的发展观,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科学发展观。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向应是由粗放型的传统农业向集约型可持续农业转变,大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集约、高效、节约资源型的可持续农业发展道路。具体来说,这种集约型可持续农业即是在适度增加和科学使用农业投入的前提下,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集约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自然资源、科技资源和经济资源,促进农业系统的土地集约、劳动集约和资金技术集约,保障农业生产持续性、农村经济持续性和农业生态持续性的协调发展。明年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农业经济要想取得长足发展,落实“十二五”农业科技发展的规划,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2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回顾
2.1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业是国民经济中最基本的物质生产部门。如果将国民经济比作一座高楼大厦,那么农业就是这座大厦的基石。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主要表现在,农业问题主要是粮食问题。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头等大事,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无农不稳,无粮则乱”。一个国家如果吃饭问题要依靠别的国家来解决,那么这个国家的自立就失去了最起码的基础,在国际竞争中就会受制于人,听人摆布。
2.2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
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呈现出这样一个规律性现象:农业发展顺利,增长速度快,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就快;反之,农业生产出现倒退,就会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损害。
2.3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基础地位
农业的基础地位是否牢固,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社会的安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也是关系到我国在国际竞争中能否保持独立自主地位的大问题。我们要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农业的基础地位都不能削弱,而只能加强。
3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991年在荷兰召开的国际农业与环境会议上,国际粮农组织(Fao)把农业可持续发展确定为“采取某种使用和维护自然资源的方式,实行技术变革和体制改革,以确保当代人类及其后代对农产品的需求得到满足,这种可持续的农业能永续利用土地、水和动植物的遗传资源,是一种环境永不退化、技术上应用恰当、经济上能维持下去、社会能够接受的农业。”《中国21世纪议程》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明确为:保持农业生产率稳定增长,提高食物生产和保障食物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村贫困落后状况,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合理、永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和可再生资源,以满足逐年增长的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从农业资源角度来理解,农业可持续发展就是充分开发、合理利用一切农业资源(包括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社会资源),合理地协调农业资源承载力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提高资源转化率,使农业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优化配置达到农业资源永续利用,使农产品能够不断满足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求。对此要做到以下两点:
3.1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现代农业是相对于传统农业而言,是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和科学管理方法进行的的社会化农业。在按农业生产力性质和水平划分的农业发展史上,属于农业的最新阶段。
国民经济发展基础篇7
【关键词】民族经济学;研究范式;逻辑起点;核心概念
【作者】王建红,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08博士,北京,100000
【中图分类】F0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1-0146-005
thethinkingofthe“Cold”and“Hot”pointsinethnoeconomicResearch
wangJianhong
abstract:throughthehistoricalreviewofethnoeconomicsdevelopmentandthe“cold”and“hot”pointsinitsresearch,itisfoundthatthedifficultiesindevelopmentofethnoeconomicsrootinbothexternalandinternalreasons.However,theessentialreasonsarethosethattherearenoresearchmodel,nowidelyaccepteddistinctivelogicalstartingpointandcoreconcepts.therefore,thebasicapproachofdevelopingethnoeconomicsliesinthefurtherexplorationofitslogicalstartingpointandcoreconcepts,andthentheformofitsownresearchmodel.
Keywords:ethnoeconomics;researchmodel;logicalstartingpoint;coreconcepts
自1979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经济学规划会议把“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列为当时经济科学的第27个分支学科算起,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已逾三十年。从最早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作为一门学科构想的提出到现在,学科建设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仍然存在一些较大的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早就指出的,这一学科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缺陷(王文长,1999)。有人甚至担心地指出,如果不能完成系统的理论架构,不能在宏观上把握现实世界,在微观上又无所作为,那么,这门学科离消逝的时间也就不远了(李忠斌,2004)。回顾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审视民族经济学中的“冷”与“热”,将有助于我们认清民族经济学的发展现状,理清思路。
一、民族经济学发展史中的“冷”与“热”
1979年9月在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召开的庆祝建国3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施正一先生正式建议创立“民族经济学”新学科,并在会后组织班子编写了这门学科的第一本教材,即《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从那时开始,民族经济学就开始了其艰难的成长历程。施琳把民族经济学发展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截止2002年):第一阶段从1979年到1990年,是初步探索和快速发展时期;第二个阶段从1991年起至2002年,是向广义发展和理论深化时期(施琳,2002)。也有人把类似的时期,以五年为期划分为四个阶段(王燕祥,1998;古玲,2001)。但我们认为,对于一个历史不长的学科而言,过细的历史阶段划分不但没必要,而且其阶段特征注定是不明显的。因此,承接施琳的阶段划分,我们把2002年至今的民族经济学的历史称为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的明显特征是,民族经济学开始探索新的研究思路,并且一批新研究思路主导下的民族经济学新著陆续出版。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龙远蔚著《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李忠斌著《民族经济学发展新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王文长著《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以及刘永佶主编的《民族经济学大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民族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中华民族经济发展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
相对于一些成熟的学科,民族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时间不长,并且一直处于成长时期,严格来说并没有明显的“冷”、“热”时期。但是,梳理民族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其中的一些变化的,这些变化在民族经济学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表现。比如,有人认为,在80年代的中期民族经济研究掀起了一个小高潮,这一高潮主要是因为初期的探索引起的兴奋导致的(王文长,1999)。初期的以调查资料整理研究为主要内容的高潮之后是一个理论酝酿期,也是民族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小低潮。之后,伴随着国家对西部开发的重视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小高潮。1999年底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在社科院系统,在高校主要是民族高校系统和民委系统,“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的研究和教学雨后春笋般兴盛起来(周兴维,2005)。在既有的理论体系受到质疑时,民族经济学又进入了一个研究思路的反思期,反思过后,便会有学者开始依据新的思路展开新一轮的大量研究。目前的民族经济学应该说尚处于新研究思路的探索过程中,虽然有些新思路探索的成果已经出版,但是尚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只有当某一个新思路得到多数人认同后,广大民族经济学研究者才有可能集聚在同一思路下,迎来民族经济学发展的新高潮。
二、民族经济学学科建设中的“冷”与“热”
正如上文所说,“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作为新学科被最初提出时,是列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的,但几年后,在另一次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却将这一新学科调整为民族学的分支学科。正如我们所熟知的,在现行研究生教育学科分类中,民族学作为法学类一级学科,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作为民族学的二级学科。如果说,这种学科划分让人费解的话,更让人费解的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竟然没有自己的本科教育。虽然,从1982年起,中央民族大学即开始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的硕士生招生和培养工作,并于1994年开始进行博士生的招生与培养工作,但是至今也仍旧没有自己的本科生教育。教育部1998年7月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就根本没有设“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在硕士、博士教育中,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也有自己的困境。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委1997年6月联署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中国少数民族经济”被归属为“法学”门类下“民族学”一级学科之下,最后授予的是“法学学位”。这种安排使得以经济学为学习目标和主要内容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专业的毕业生面临着极其尴尬的境地:在就业中,要求法学背景的工作不承认你的法学文凭,要求经济学背景的工作也不承认你的经济学学历。
基于上述原因,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出现了明显的“冷”、“热”不均的现象。冷的是,本科教育中竟没有相应的专业招生,缺少学科发展基础和后劲;热的是,由于现实对少数民族高级经济管理人才的需求,少数民族经济学的硕士生、博士生招生在民族相关专业中出现了较“热”的现象。初步统计,目前开设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博士生教育的大学和机构有5家,而开设相应硕士生教育的多达23家。同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在面对西部民族地区紧迫的实际经济问题表现出热切的学习热情时,却要面对就业时的冷遇。
虽然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有着天然的“可民族学,可经济学”的归属问题,但是,在民族经济学发展多年以来,很多专家学者都清楚地说明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乃至民族经济学归为经济学实属应当(沈道权,2004;黄健英,2005;孙秀君,2006),但是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归为民族学的现状目前看来似乎没有丝毫改动的迹象。有人认为,之所以如此与以下两点有关:一是掌握着规制权的官方管理层并不认为有一个“民族经济学”;二是控制着话语权的主流经济学也不承认有一个“民族经济学”(周兴维,2005)。不过,令人高兴的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的《中国图书分类法》(第四版)中,已把“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经济学分支学科专门设置了类目。表明民族经济学经历了多年的发展后,已经作为一门拥有大量著述与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可以建立自身独立图书类目的学科而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将民族经济学从民族学中分离出来,纳入经济学范围之内将是民族经济学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必然结果。
三、民族经济学研究内容的“冷”与“热”
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来看,应用性、对策性研究是民族经济问题研究的主流,其研究者和研究成果占多数(龙远蔚,1998)。王文长在总结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时认为,民族经济学研究的路径基本上循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学科基础性研究。二是专题性研究。他进一步指出,与学科基础性研究相比,专题性研究更加活跃和广泛,并且认为,专题性研究基本上构成了民族经济学前20年研究的主导地位,所取得的成果也较基础性研究更为显著(王文长,1999)。邓艾和李辉在统计了1994至2002年国内主要学术期刊发表的民族经济方面的论文情况后发现,在总共6200多篇相关论文中,应用性研究成果占论文总数80%以上,而主要探讨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问题的论文仅有50篇,占论文总数的比例不足1%,而且应用性研究与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之间几乎不存在紧密的理论联系(邓艾,李辉,2005)。这些分析说明,在民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基础性研究较“冷”,应用性研究较“热”。虽然说“一门学科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龙远蔚,1998)是对的,但基础理论的缺乏不能不说是民族经济学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共同根源,是民族经济学始终遭人诟病的根源。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其直接原因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方面,受我国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需求的刺激,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和参与到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问题的研究中,自然与此有关的应用性研究成果会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由于民族经济学的初创性和交叉性,使得学科研究队伍具有严重的复杂性。很多研究者都是从经济学、民族学、社会学甚至法学等领域转战而来,很多高校的民族经济学教学、研究机构大多是嫁接在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史学、政治学等“大树”上(周兴维,2005),因此,民族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来源往往是来自于经济学、民族学、社会人类学等学科理论的应用,从而忽视了本学科的理论基础的研究;此外,民族经济学创设的初衷――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服务,就决定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更侧重于应用性研究,而且推动民族经济学研究的相关专门机构出于工作需要,也经常就少数民族经济的某些方面开展专题研究(龙远蔚,1998)。
但是上述原因都不是问题的根本。民族经济学的应用研究占主导不是错误,这是其学科发展的根基,错误在于其研究者不应该在重视应用性研究的同时,忽略掉基础理论的研究。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伴随着民族经济学的创立,一些研究者一直在坚持不懈地研究和探讨民族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问题,从早期施正一的《民族经济学与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民族出版社,1987)、《民族经济学导论》(民族出版社,1993)到龙远蔚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民族出版社,2004)、王文长的《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以及刘永佶的《民族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这些论著都提出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结构,都对民族经济学科的基础理论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正如王文长指出的,民族经济学迄今流传未广,甚或质疑之声不断,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或民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还未能找到得当的分析框架和工具(王文长,2008),也即没有完善的学科理论所致。换句话说,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缺乏根本原因在于其基础理论没有找到根本的突破口。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找到民族经济学研究的突破口?有人认为当务之急是找出民族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周兴维,2005),或者说,民族经济学也必须以一个基本出发点为依据(庄万禄,陈敏,马秀琴,2005);也有人认为,成熟的学科“是以概念运动为核心和主干的,其中要有一个核心概念”(刘永佶,2008)。换个角度看,也就是说,整个民族经济学理论目前最大的不足就是缺少其应有的核心概念,从而不能形成以核心概念为基础的概念体系和概念运动。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找到民族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有助于我们找到民族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对核心概念的研究也有助于探索正确的逻辑起点。只要找到民族经学的正确的逻辑起点和核心概念,民族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才会有一个根本的突破。
四、民族经济学体系建构中的“冷”与“热”
正如上一节已经提到的,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会涉及到民族经济学体系的构建,但二者还不完全就是一回事。基础理论的研究可以是就某一理论点的研究,而体系的构建则是对某一学科理论的系统研究。体系的构建对于新生的民族经济学而言是很重要的,正如李忠斌所说:“体系对于学科而言犹如大厦之骨,没有骨架则大厦难立,没有体系则学科不存,……建立起科学、系统的理论体系是民族经济学较长一段时间的重要任务。”(李忠斌,2004)也许正因为如此,民族经济学从其诞生不久就开始了其体系的构建。前面已经提到,施正一先生在建议创立“民族经济学”不久即组织班子编写了这门学科的第一本体系性教材――《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随后的基础理论研究也多是围绕民族经济学体系的构建展开的,这就使得民族经济学的体系构建从一开始就主要侧重了体系的完整性。此后的《民族经济学与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民族经济学导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民族经济学》、《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等理论著作应该说都构筑了自己的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这形成了一股完整体系的构建“热”潮。
然而,从人类理论研究发展的历史来看,现已存在的各学科的理论在没有做出清晰的分野的之前,人们一直注重的是对具体问题的理论研究,并不是因为考虑到为创建一门学科而研究,因此往往在一开始并不注重所谓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只是当关于某一领域的主要理论问题得到了系统解决的时候,就会出现对此领域研究成果的总结性的综合研究,这时就往往产生出一门系统的理论著作,从而标志某一学科理论体系的诞生。经济学从最早的重商主义、重农学派等的分散研究,最终到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即是如此。据此我们认为,民族经济学虽然从其现实状况来说,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是不争的事实(黄健英,2005),但这并不能说是建立在了成熟的学科理论体系上的,因为,正如前一节所述,民族经济学的很多基础理论在研究上没有突破,离其作为成熟的理论体系“瓜熟蒂落”的时机还很远。但是,现在很多理论体系的构建者似乎在热衷于理论框架的构建之时,却“冷”落了促使体系成熟的基本理论的研究。
以各种版本的民族经济学的教材为主要代表,现有的民族经济学理论体系绝不是“瓜熟蒂落”的结果,他们所采取的体系构建方法主要就是演绎法。这里的演绎法并不是指在理论上的演绎。这里的演绎法主要是指,我们为了构建民族经济学的体系而从其它学科和一般学科通用的理论体系中,抽出其理论框架,设定诸如: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意义、各影响要素、各要素的特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等,依次设定章节目,将研究内容拓展开来,构成民族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就民族经济学来看,具体而言,往往是把已经存在于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中的理论体系直接,或拼接之后稍作修改再套用过来构建自己的体系。而具体的理论内容往往就是经济学和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嫁接。如此一来的结果是,一些学术界的人们认为民族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科存在着大面积的交叉,没有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其实质是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学或者是仅仅加上了“民族”字眼的经济学,“给人的印象就是经济学理论加民族地区数据资料”(李忠斌,2004),从而对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地位持某种程度的否定态度。
当然,对于民族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我们应该采取一个正确的态度,“过多的苛求并不是爱护的态度”(王文长,1999),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基础理论和体系不完善是民族经济学面临的现实问题,但并不是说学科创立和发展的历史短,就应该如此”(黄健英,2005)。解决民族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建中的问题的根本思路和上一节的思想是一致的,那就是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尤其是要加强对民族经济学的正确的逻辑起点和核心概念的研究。可喜的是,我们已经开始看到了这种思路下的研究成果,龙远蔚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和王文长的《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都注意了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尤其注意了对逻辑起点的探讨,只是对其核心概念的关注和研究有待加强。
结语
通过对民族经济学发展的简略回顾和其中的诸多“冷”、“热”分析,我们已经可以基本勾画出目前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困境了。纵观这些分析,简单来说,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困境的成因,既有发展历史短和外部的客观条件的制约,更有内部的研究者主观方面的不足。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者,我们在无力改变客观事实的情况下,应该主动“自我否定自我退出……冷静、客观地面对‘民族经济学’遭遇的尴尬”(周兴维,2005),加强对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加强对其逻辑起点和核心概念的探索。有了自己的逻辑起点和核心概念,民族经济学也就能够比较容易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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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发展基础篇8
【关键词】理念，本源，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基础
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经指出，法典背后有强大的思想运动。这种思想运动一方面是人类智慧的体现，是发现世界、解释世界、说明世界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指南和制度创新的先导。对经济法理念的研究其实就是对经济法背后所蕴藏的思想的探寻。经经济法理念属于形态的范畴，其产生有着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
一、经济法理念产生的经济基础——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双重矫正
20世纪以前的西方社会崇尚经济自由，反对国家干预。体现在法律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只需要由建立在私权本位，强调个人主义，私法自治，契约自由、平等自愿基础上的民商法调整即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所引导的经济活动日益显现出其弊端，表现为外部不经济、信息不对称、公共性危机及公平性危机等问题。这就需要政府的介入，特别是20世纪以来，各国政府普遍加大了对市场的干预力度，政府凭借其掌控权力的普遍性和强制性，在解决宏观经济问题方面拥有独特的优势。但事实表明，这些优势同时会诱发政府低效或无效干预的重要因素。由于政府失灵的普遍存在，干预成本的不可避免，因此，政府并不能完全替代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
应当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并行存在是经济法理念产生的基础前提。市场失灵理论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强力支持，政府失灵的客观存在，又使得政府干预陷入了两难境地。作为制度规范化的结果，经济法在调整需要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过程中，一方面要克服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又对政府行为进行限定，遏制政府失灵从而追求其实质正义、社会本位、适度干预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二、经济法理念产生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渗透和融合
在传统的理论框架中，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被严格进行区分，并以宪法作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订立的契约，划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界限。然社会实践表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正在不断地相互渗透并逐步走向融合。一方面是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更多干预，另一方面是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的市民社会对国家生活的积极参与和权力分享，这便是社会的国家化与国家社会化双向互动。经济法正是基于对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基本特征的认识，捕捉到二者互补、互动、互长的客观规律，整合了社会与国家的矛盾运动，对二者的良性互动做出了法律回应。社会发展的现实说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并不是天然的敌人，二者是可以共存的。从法律的角度分析，无论是外国还是中国，能够连接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正是公私性质兼容的经济法。只要我们稍稍回顾下就就会发现，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理论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的运行，同时也影响了经济法理念的形成。事实上在我国，经济法作为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孕育的法治成果在国家与社会的融合与互动的关系结构中演绎和诠释者实质正义、社会本位、适度干预，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基本理念。
三、经济法理念产生的基础——经济民主、人权和法治
1、经济法理念的产生式民主思想贯穿于经济领域的必然产物。民主是的核心，民主的统治形态是是法律支配权力逻辑起点，也是正常运行的基础。民主政治思想一旦与经济生活相结合，便诞生了经济民主的概念，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共同构成的核心。经济民主的观念指引经济法理念不断成熟与完善。经济法中，经济民主首先意味着微观层面的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多元，还要求在充分尊重企业自由的前提下，要求企业建立一套有效地民主机制，保障企业职工的民族权利，促进企业管理民主化。在宏观层面则要求国家在干预市场活动时，以是否符合需求作为干预是否成功的标准。经济民主同时还要求市场主体有权以各种形式参与政府决策。
2、经济法理念的产生式人权思想贯穿于经济领域的产物。几乎所有现代国家的宪法里都载有人权保障的条文，我国学者通常将人权界定为：作为一个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即一个人为满足其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应当享有的权利。经济法以人性的全面实现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目标，以全人类的整体利益为首要价值目标，同时追求人、社会和自然地整体和谐，其理念的诞生离不开人权保障观念和人权保障原则的支撑。经济法倡导的社会本位，以人为本思想是人权观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格化和人性化的表达。经济法倡导的实质正义、社会效益与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追求，体系了人权保障的内在要求。
3、经济法理念的产生是法治思想贯穿于经济领域的产物。之所以说经济法理念的产生是法律思想向经济生活渗透的必然产物，理由如下：首先，经济法的理念以经济法治的信仰为前提。现代法治认为，法治不仅仅是制度规则的简单罗列，而且还必须取得社会公众的情感认同。其次，经济法理念的践行以经济法律规范的构建为基础。市场经济的法治诉求要求建立一套确定并具有强制性的市场运行规则，并且通过国家政权体系的强制力加以推行。
综上分析，经济法理念的求得不能离开一般法理念的本源价值，如自由、平等、正义、效率和秩序等。尽管法理念本源价值首先是从西方国家中产生的，但是这种理念已经被证明并将继续被证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法律文化，可以为我所用。其次经济法理念的求得一方面要适一国所推行的有效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要求，另一方面又要使经济法理念建立在完备的经济法体系基础之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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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发展基础篇9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互动关系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2-0088-03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宝贵经验。这一基本经验中蕴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及其辩证关系的深刻内涵，反映了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互动与同步。“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坚持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互动、同步、协调进行，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遵循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保证和法制保障。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互动发展的历史进程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唯物史观中，经济基础指的是由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其实质是社会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制度化的物质社会关系；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制度、组织和设施。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其中的政治上层建筑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关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一个全局性、关键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就十分重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他们对于历史发展的研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同时还指出：“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就是唯物史观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理论，即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规律，这也是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理论依据。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先后经历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和发展过程。相应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也经历一个不断探索和发展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成功地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党的指出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群众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这就决定了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阶级斗争不再是党和国家的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这个时期，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十分重视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他在1955年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重要论断后，1958年又进一步指出，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是毫无疑问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只要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经济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所阐述的政治与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对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我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这个时期的经济和政治“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但在随后一段时间里，党和政府在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方面出现了曲折，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在生产关系上盲目求纯。随后又把阶级斗争扩大到不适当的程度，“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最终导致了“”这样影响全局的严重错误，国民经济也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严重的破坏。
“”后，邓小平提出了改革的战略，将改革看作是中国实现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动力，通过改革的方式来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在某些部分和环节上的不相适应和不相协调，促使社会制度通过自我完善而持续存在和发展。所谓改革，不仅要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还要改革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弊端。改革开放初期，面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所造成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低迷状态，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时，邓小平也在思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邓小平于1980年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指出了我国政治体制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主要是、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形形的特权现象等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政治体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适应，进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这个讲话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展开的标志，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次年。邓小平发表了《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的谈话，指出：“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在这里，邓小平明确指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启的改革事业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同步进行的事业，而不是只有单一的经济体制改革。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首次把政治体制改革正
式提上了日程，“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紧迫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过程，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次会议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实施了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如在党中央不设主席而设总书记和书记处，部分地解决了权利过于集中的问题；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打破了领导干部职务的终身制；实施政府机构改革。克服了的作风。等等。
1989年的国内和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剧变给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带来了一定的不利影响。中国开始进入到对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进行整体反思和调整阶段，也是在这时，党中央明确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确立基本原则。1992年，在我国正式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为我国开始新一轮的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1995年党的十五大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规定为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战略决策。2002年党的十六大要求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2007年党的十七大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域中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辩证关系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中，“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是相互依赖，相互配合。”二者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因此。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的关系，二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是一个同步的过程，通过相互依赖、相互配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第一，经济体制改革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必要的物质前提和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性质和变化发展。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以适应经济基础的性质、水平和发展变化。经济体制改革在促进生产力水平得到解放和发展的同时，也对现有政治体制提出了更新的要求，这就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促使上层建筑适应新的经济基础，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展开开辟道路。因此，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但它必须由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作为其展开的经济基础，而这一基础又必须由一定的经济体制改革而获得。这就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是由经济体制改革的程度所决定的。只有当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才能开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的人……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已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如果政治体制改革先于经济体制改革，社会成员在改革中没有获得实际利益，这时的政治体制改革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同和支持；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时地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会为现有政治体制的束缚而难以继续和深化，甚至会引起社会动荡。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支撑和保障。e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具有维护、巩固和发展经济基础的功能。邓小平曾讲：“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权利，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因此，政治体制中的弊端，如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权力集中、机构臃肿等既不利于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也会妨碍合理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
第三，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互为动力。经济与政治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关系。在这一基础性关系内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一个互为动力的关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条件。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我国改革首先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需要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权利高度集中的做法，如政企不分、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等。赋予企业生产经营的自，使之能够独立自主地参与市场竞争，这就需要对旧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并且，经济体制改革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物质基础，离开了经济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一方面，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以贯彻。经济体制改革每进一步都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里破除各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开辟新的道路。
三、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互动协调发展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互动发展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政治建设实践的本质特征和普遍规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
国民经济发展基础篇10
新德里与旧德里
这次青年领袖论坛除了会议讨论与互动外，还给参会者提供半天的实地考察机会，参会者可以在城镇化与基础设施、环境保护以及社会保障三个领域进行选择。我选择了城镇化与基础设施这一主题，主要是乘坐地铁参观新德里和旧德里的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
新德里的地铁是印度人很引以为豪的项目。2002年，印度首条地铁线路正式通车，这被印度人看作“印度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随着地铁系统日臻完善，那些一直为缺乏一套干净、安全的公共交通系统而深感窘迫的居民们认为新德里终于与国际接轨了。相较拥挤凌乱的公交系统，地铁里与街道是两个世界。
我们从地铁出来，来到旧德里大街的时候，着实感到吃惊。旧德里的街道混乱不堪，到处是人力车、小三轮车、摩托车等，狭窄、拥挤而嘈杂。街道两旁的建筑异常陈旧，黑漆漆的，大量电线与光缆无序地在街道两旁，斜挂在木杆上和树上，似乎随时都可能掉下来。
如果就基础设施情况做个对比，我觉得作为印度的首都，旧德里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远远赶不上中国三四线城市的小县城。
我们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来印度，几乎所有人都感叹，旧德里的基础设施水平实在是太差了。在向导的带领下，我们也参观了几个市场，同样非常拥挤、嘈杂和破败。
基础设施水平不仅对经济增长十分重要，也具有深远的国民福利含义。如果对比中国和印度，可以发现这两个国家其实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差不多同时开始经济建设，印度1947年独立，中国1949年解放。两国起步时的经济发展基础和发展水平也比较相似，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相对丰裕。
但为什么经过这么多年的经济建设，印度的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却如此落后？同印度的朋友交流了解后，我认为主要是两国选择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思路。
印度选择重点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把发展服务外包业作为主要的经济发展战略，而中国则选择主要发展制造业。应该说两国的选择都有道理，这些产业都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点，都符合两国的资源禀赋优势，但是发展结果却明显不同，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这是因为不同的发展战略和发展重点具有不同的经济绩效，也需要不同的基础设施水平，特别是在一国财政资源的约束下，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将内生于经济发展战略。
我个人认为，印度以发展服务外包业为主的战略导向，不但容易受到外部形势的影响，也不太鼓励政府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特别是那些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
一些服务外包业比如呼叫中心（CallCenter）等，只需要固定的场所以及一定的数据通信系统就可以提供服务，因此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
而中国主要发展制造业，不仅经济发展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这种战略还要求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满足降低交易成本和运送商品物资的要求。而随着经济发展，这种经济结构也要求基础设施等硬件不断更新换代，以提高效率，维持竞争优势。
从大的视角来看，正是两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不同选择，导致了两国经济绩效和基础设施建设具有不同的结果，也影响了两国人民的福利水平。
在印度，甚至在其具有很大优势的it产业里，基础设施投资也是不足的。我们入住的宾馆是印度新德里的一家五星级宾馆，宾馆环境非常优美，然而让我惊讶的是，在这个著名的it国度里，这样的五星级宾馆竟然不能免费上网，上网要付相当高昂的网费，30分钟近3美元，而且网络也非常不稳定，这种基础设施水平无疑会对印度的发展构成制约。
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主要发展制造业的战略在资源环境上也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是这次印度之行让我看到，印度主要发展服务业，仍然存在非常严重的污染。
我于10月30日凌晨3点到达新德里国际机场，一出机场就闻到了空气中刺鼻的化学品污染味道，本以为是当天凌晨有雾的原因，但在印度的六天时间里，新德里的空气一直如此，让人感到窒息。
在分组实地考察中，我们论坛的一些代表选择了环境保护主题，去了恒河支流的亚穆纳河（YamunaRiver）。他们回来讲，这条作为新德里主要水源的河流，已经遭受了异常严重的污染，水面漆黑、黏稠，散发浓重的臭气，而河两岸的百姓则主要饮用此水，造成了大量的健康问题。
自由在民主之前
在参观旧德里的时候，一路上我都感到非常沉重。在旧德里破破烂烂的基础设施的映衬下，是一幅幅崭新的花花绿绿的候选人照片和竞选口号，形成了极鲜明的对比。
这一幕我在斯里兰卡也看到过。印度搞了这么多年“民主”，基础设施建设却如此之差，普通百姓生活如此困苦，不能不让人感到困惑和沉重。
印度的“民主”制度，多年来也选出了不少“有识之士”，但是却没有谁改变了旧德里破败的基础设施状况与人民的生活困苦。
在参观新德里的地铁项目时，当地官员介绍，项目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提出来了，但是受制于印度的政治体制，直到1998年才开工建设，拖了将近30年。30年啊，耗废了将近一代人的宝贵时光，也错过了经济发展的大好机遇，听来让人唏嘘不已。
近年来，有美国著名学者研究认为，民主内生于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我一直坚持认为，经济发展是依赖于资源禀赋的一个连续的动态演化过程，因此对政策制定者来说，既不能固步自封，不求变化进取，也不能跨越发展阶段。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和已经有过几百年发展和积累的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如果简单套用西式民主体制，不但不能解决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反而创造出更多新的问题。印度和斯里兰卡如此，很多非洲国家也是如此。
尽管很多西方人认为，印度是与它们一样的民主国家，但我并不认为印度已经成为了高质量的民主国家。从本质上说，优质民主要求有自由与平等的土壤来滋养。西方思想家在论述民主目标的时候，几乎总是强调要建立自由民主的国度。
但是应该看到，在自由和民主的排序上，自由排在民主前面。没有经过自由的洗礼，高质量的民主不可能实现。自由包括经济上的自由和思想上的自由。
经济上自由，意味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实现经济的充分发展；而思想上的自由，则意味着消除歧视和偏见。只有经过思想自由，才能够开启民智，发展和践行民主。在没有实现自由之前而选择民主，是危险的颠倒。
实际上，印度是世界上少有的等级制度极其森严的国家，民众的思想意识束缚严重。
在这种背景下，印度很难实现真正的优质民主，反而降低了印度社会的凝聚力，工作效率非常低下。因为要参加本次青年领袖论坛，我早早地把签证递交到印度使馆，提前了将近40天，但是直到我离开前的最后一刻才拿到签证，而这也是在德国方面的强大压力下才实现的。
从印度回到北京，在新德里机场，我们过海关安检，真正见识了印度“民主”体制下傲慢、低效的官僚体系，平均每个人要花20分钟以上才能通过海关，以至于我们几乎赶不上飞机，只好跟前面的人商量，让我们先进行过关安检。这些“民主”体制下的散漫官员，很可能会让投资者感到沮丧，从而失掉投资热情。在参观旧德里市场的时候，我看到满市场尽是中国制造的产品，我问印度同伴，为什么印度不自己生产这些简单的商品。他告诉我说，印度的体制和文化，难以组织起大规模的工业生产。
活力印度
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曾经调侃地说道，当下有三个新兴大国崛起，分别是中国“和平地”崛起、俄罗斯“好斗地”崛起以及印度“吹牛地”崛起。整体上看，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中，由于发展战略、治理理念与模式的不同选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印度。但是本次印度之行，也有一些地方让我印象深刻。
在旧德里的街头，尽管衣着陈旧，但是印度人仍然展现出极大的热情，每个人看起来都非常繁忙，忙着做生意，忙着工作，这种活力确实让人为之振奋，或许这将驱动印度经济更快发展。
另一方面，印度的整个年龄结构还比较年轻，目前中国社会的平均年龄在34岁左右，而印度是25岁左右，年轻的印度人口带来了抚养比的下降，能够使印度社会获得“人口红利”，而年轻人的活力与激情，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当然，印度森严的等级制度，也严重地抑制了印度年轻人的创造力和冲劲，对其经济发展非常不利。如果印度无法有效地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数量庞大的年轻人也可能将是印度社会的梦魇。
这次在新德里召开的青年领袖论坛正好与第十三届德国-印度亚太会议时间相连，作为青年领袖论坛代表，我们获邀参加了德国－印度亚太会议的一些内容。
该会议上，德国政界、工商界的代表将近千人，规模之大让我感到震惊。资本是逐利的，对经济发展具有敏锐的嗅觉。德国大批企业家到印度来，应该是嗅到了印度未来经济发展的机遇。目前，由于在规模、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制约，印度在制造业上还不能与中国竞争，但在外国资本的帮助下，再加上印度的劳动力年龄结构优势，未来印度在制造业方面，很可能成为中国的重要竞争对手，应该对此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