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篇1
比较而言，山区村的集体经济经营方式相对传统，收入水平在同一区域最低。但是还要看到，山区村的集体经济经营方式和收入水平，除了受制于区域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之外，更要受制于村级组织和精英的资源配置和管理能力。
（一）区域旅游业发展差异导致的发展差异
山区村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充分利用村域优质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将是山区村集体经济转型发展的新空间。但是，村域旅游业的发展对区域经济环境存在较强的依赖性，一些县域的山区村虽然拥有优质旅游资源，但村集体经济发展缓慢，究其原因，或者因为县域旅游业发展整体水平的限制，或者因为旅游管理体制障碍。现代农业发展对山区村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用心经营现有农业资源和特色农产品，可以弥补山区村域工商业发展滞后的影响。
（二）资源配置方式和管理效率差异而导致发展差距
资源是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但不是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决定因素，在农业经济条件下，决定村集体收入高低的主要因素是村级组织配置和管理资源的能力；山区村集体经济组织只要有效配置和管理集体资源，就能获得保障村级组织运转及村域社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所需要的收入。山区村集体经济组织应该通过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盘活村集体资源、提升资源配置和管理效益，同时发展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业，从而提升村集体经济收入水平。
二、丘陵、平原（水乡）和海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差异
农业经济时代，农业自然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水资源、气候资源）是影响村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趋势下，降低了村域经济对农业自然资源的依赖。课题组在浙北德清县选取6村作为丘陵村样本，在浙东宁绍平原余姚市选取6村作为平原村的样本，在中国第一个以群岛设市的地级市舟山选取6村作为海岛村的样本。每一个县域都按照经济较发展、一般和较落后三个层次平均取样，然后进行比较研究，试图探寻农业自然资源对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丘陵村集体经济发展状况
德清县隶属湖州市，地处浙北杭嘉湖平原向天目山余脉过渡地带，县域面积936平方公里，是浙江省经济强县和全国百强县之一。我们选择ZG镇和Xa镇6个村（每镇各3村）作为丘陵村集体经济研究样本。我们采集样本村集体（2010年）收支数据（表3-1），比较村集体当年的总收入、总支出，数量最高是GL村，分别为403.62万元、147.81万元，数量最少是同镇（乡）SX村，分别为33.08万元、51.08万元，最高和最低相差12.2倍和2.89倍；比较村集体本年收益，仍然是GL村最高，为255.81万元，最低则是ZG镇的DQ村，为-30.5万元，SX村倒数第二（-18万元），本年收益最高的村和最少的村相差9.39倍。
（二）平原（水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状况
余姚市位于浙东宁绍平原，境内地势南高北低，北部为滨海冲积平原，中部为姚江平原，全市耕地64.35万亩，园地9.84万亩，林地72.15万亩。水稻是余姚市平原区的主要农产品，2009年，余姚市开始规划建设16.8万亩的“粮食功能区”。课题组在余姚市“粮食生产功能区”选择3个镇（街办）6村作为样本。样本村之间的集体收入同样存在较大差距（表3-2），但并不是因为农业自然资源禀赋差异造成的。村集体总收入、总支出和本年收益最高的村LC村人均承包耕地不过0.51亩，村集体没有可供发包的“机动地”、林地、养殖水面等农业自然资源。该村凭借近邻城区的优势，走“工贸强村”的路子，2010年，村集体总收入343.77万元（2011年达到400万元），总支出114.51万元，本年收益229.26万元。SL村人均耕地面积和村集体可发包的农业自然资源是所在乡（镇）最多的村，但2010年的村集体总收入和本年收益都很低，总收入（30.92万元）低的原因在于：经营收入偏低，只有4.77万元，集体资源的发包和管理效率不高，只有0.74万元的发包和上交收入，没有投资收益，三项合计只占总收入的17.88%。同时，由于当年新农村建设投资过大，该村当年收益-49.32万元，积累了村级债务。县域内各乡（镇）村级集体经济差距也显示了同样的规律：样本中的3个乡（镇、街办）都处于平原（水乡），农业自然资源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区位条件而导致的乡际间工商业发展的差异。
（三）海岛村集体经济发展状况
为便于比较，海岛村样本同样在一个县域内选择6个村，而且村域经济属于农业经济（而非渔业经济），样本ma镇和XS镇都远离定海市区。盘点2010年样本6村集体总收入、总支出和本年收益，除XS镇HG经济合作社（原为行政村）分别只有4.1万元、6.28万元和﹣2.18万元以外，其他5个样本村集体经济比较平衡。加总平均，样本村村均总收入、总支出和本年收益分别为80.30万元、63.39万元和16.91万元。在村均总收入中，经营收入、发包和上交收入和投资收益合计11.93万元，占村均总收入的14.85%。XS镇的Ht和HG两村总收入、总支出流量以及本年收益量比ma镇3个样本村都小，这是因为XS镇的农经统计中未计算政府补助收入的缘故。将上述丘陵、平原（水乡）海岛地区样本村的村平均数据放在一起比较：样本村村平均数据显示，村级经济组织的总收入水平以及本年收益（经营效益），平原（水乡）地区最高，丘陵地区次之，海岛地区最低。深入观察发现：地区农业资源的差异对村集体经济发展有一定影响，丘陵地区兼得农林牧渔资源优势，所以村均发包和上交收入最高，平原地区次之，而海岛地区最低；但是，依赖农业自然资源收入的村集体并不是总收入和本年收益最高的村，平原地区的村集体依赖工商业发展获得了大量经营房地产和物业管理服务收入，从而成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佼佼者。
三、结论
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篇2
1•西北民族聚集区概况
西北民族聚集区指甘肃、新疆、宁夏、青海和陕西等省区,土地面积占我国国土总面积的34.5%。西北五省区除陕西省的少数民族人口较少以外,其他省区都属于典型的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是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新疆、宁夏、青海、甘肃、陕西五省区内的少数民族人口达1,768.2万,约占西北总人口的32.1%。
2.西北民族聚集区社会经济现状
(1)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西北民族聚集区深居我国西北内陆,生态环境较为恶劣,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区域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限制。经济结构不合理,产品深加工能力差,生产设备老化,生产技术的科技含量低,导致了聚集区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人均GDp除新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以外,陕、甘、青、宁四省区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6.6%、55.19%、76.03%、70.79%。2004年统计数据显示,除新疆自治区社会劳动生产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1万元/人以外,其余四省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业机械动力远低于全国1,779.75万kw的平均水平,劳动生产率也普遍较低,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人民生活水平低
西北民族聚集区由于受历史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较低(见表1)。人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除新疆外,陕、甘、青、宁四省区人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只能达到全国水平的80%、78.53%、85.40%、80.88%。以农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评价指标,西北民族聚集区也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3)自然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严重
西北民族聚集区人口生活在环境严重污染地区的比重较大。在我国西北民族聚集区,生活在水环境严重污染地区与中度污染地区的人口比例已经达到了总人口的79.1%。严重污染的地区包括黄河干流、渭河干流、石羊河流域、疏勒河流域以及伊犁河流域的21个城市(地区)所在的主要河段,有的水质状况已属于Ⅴ类或劣于Ⅴ类,不能达到农业灌溉用水的一般标准,有的河段已经变成了黑臭状态。河段严重污染的流域面积虽然仅占西北地区总面积的13%,但这些地区往往属于城镇工矿集中、人口稠密的地区,因此严重污染影响的人口比例已经达到了总人口的55.2%。中度污染的地区主要有新疆自治区的运用模糊隶属度函数方法对西北民族聚集区的经济与环境评价指标进行量化,求得西北民族聚集区各评价指标的隶属度(见表3):2.西北民族聚集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度分析根据对协调及协调度的定义,设正数x1、x2、x3、…、xm为描述某区域经济特征的m各指标,正数y1、y2、y3、…、yn为描述该区域环境特征的n各指标,则分别称函数f(X)=Σmi=1aiXi与g(Y)=Σnj=1bjYj为区域综合经济效益函数与综合环境效益函数。其中,ai和bj分别为区域经济系统和环境系统各评价指标在系统中的权重值,Xi和Yj分别为该区域经济指标与环境指标的隶属度值。经济与环境协调度的计算公式,如下所示:C=f(X)•g(Y)f(X)+g(Y)22k其中,C为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协调度,k为调节系数,k≥2,为了更好地反映区域协调度的区分度,将k取为2。不难证明,协调度0≤C≤1,最大值亦即最佳协调状态,反之,协调度C越小则越不协调。将求出的西北民族聚集区各经济、环境评价指标的权重值和隶属度带入函数公式,可分别求出西北民族聚集区的综合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评价指数、协调度及协调发展度(见表4)。3.西北民族聚集区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分区研究根据上述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结合区域经济与环境综合效益f(X)和g(Y)的对比关系,划分出30种基本类型(见表6)。根据表6中的分类体系和判断标准,运用aRCView软件,得到西北民族聚集区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状况分区图:西北民族聚集区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状况分区图分析结果,西北民族聚集区的五个省区中,新疆和青海属中级协调发展类环境滞后型,甘肃属濒临失调衰退类环境损益型,陕西属勉强协调发展类环境滞后型,宁夏则属严重失调衰退类环境损益型。对西北民族聚集区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状况的整体评价是:处于非可持续发展状态,急需采取有力措施进行调整和治理。
二、西北民族聚集区可持续发展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西北民族聚集区的发展进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发展阶段,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加快了西北民族聚集区经济建设的步伐。国家在新疆部署了西气东输、水利开发、流域治理、退耕还林、交通建设、商品棉基地建设、优势资源勘探等一批重点项目。在青海和宁夏加大了投资力度,促使其经济快速增长。但从总体上来看,西北民族聚集区经济发展呈现如下特征:一是发展很不平衡,仍然大大落后于全国的一般发展水平;二是民族地区贫困比例仍然很大;三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西北民族聚集区的经济发展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长期以来,西北民族聚集区以经济优先增长为发展战略,重视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却忽视生态环境的合理建设与保护,重视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却忽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由于西北民族聚集区大多为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如果沿用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那么只会给区域自然环境带来更加严重的生态破坏,并导致农林牧业生产的全面衰退。水资源短缺、水土流失、灾害频率增大、污染加剧等一系列生态灾难的发生,阻碍了民族聚集区区域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循环经济是国际社会在追求从工业可持续发展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关于发展模式的新理念,它的运作机制是在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的原则下,通过清洁生产、生态工业、持续农业、绿色消费、废物处理五个环节,使物质和能量在整个社会内循环流动,从而达到能量的平衡。西北民族聚集区所处的独特的生态地理区位及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决定其发展路径应由传统的依赖资源净消耗的线性增加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型,应发展一条以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为特征而有别于传统经济模型的西北民族聚集区新型经济。
三、西北民族聚集区循环经济发展思路
西北民族聚集区应将区域比较优势与循环经济技术优势结合起来,积极研究适应西北民族聚集区要素结构的发展思路,实现区域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相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从而避免走以环境破坏和生态退化为巨大代价的“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实施以发展循环经济为导向的跨越式产业发展战略。
1.大力推进西北民族聚集区环保产业的发展。第一,发展环保产业需要得到西北民族聚集区各级政府的充分重视。环保消费主要是一种公共消费的行为,政府消费和政府预算投资对环保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要逐步加大西北民族聚集区政府预算投资所占的比例。第二,运用现代金融工具,建立全新的西北民族聚集区投融资机制。通过设立环保产业基金、利用资本市场融资、发行环保、优惠贷款、引进外资、风险投资等多渠道,筹集环保产业发展资金。第三,民族聚集区企业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运用财税、金融等手段,加大对环保产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支持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环保技术和产品。第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聚集区环保企业,通过上市、兼并、重组、联合等形式培育、扶持环保优势企业和骨干企业,组建大型环保企业集团,增强环保企业的竞争力。
2.倡导民族聚集区绿色消费方式。建立以循环利用为基础的新型民族聚集区消费方式,既要满足西北民族聚集区人们日益提高的合理物质消费的需要,又要注重民族聚集区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善。绿色消费观和绿色消费行为将导致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革,消费结构的改变必将导致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形成绿色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从而推动西北民族聚集区循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强化西北民族聚集区的技术支撑。发展循环经济必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开发建立绿色技术体系。绿色技术体系包括环境工程技术、资源化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要发展主要环境污染物监测技术、烟气脱硫技术、机动车污染控制技术、城市污水处理成套技术、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及资源化利用技术、低能耗高性能环境友好材料开发技术、生态环境监测技术、水土保持技术、防沙治沙技术等。西北民族聚集区要积极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全面推行清洁生产。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生物技术、电子技术和通讯技术都应在循环经济中加以应用。同时加强信息技术,通过互联网以最快的速度、最低的成本,最有效地提供环境信息,传播知识,为西北民族聚集区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4.建立西北民族聚集区共同参与的循环经济体系。循环经济的参与主体包括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居民等。西北民族聚集区各级政府要通过利益的驱动和精神的号召,使社会各界都参与到循环经济发展当中。循环经济政府应侧重采取行政、法律措施进行宏观调节,逐步在大中型企业推行清洁生产的模式;加大企业改革特别是产权制度改革力度,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根据东部地区的经验,组建专门回收处理包装废弃物的非赢利性的社会中介组织,发挥其在循环经济中的特有作用。同时,通过舆论、宣传教育等,让循环经济的公众了解循环经济的原理和理念,尽可能减少垃圾排放,实现公众监督和倡导下的循环经济生态文明。
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篇3
近年来，人口与经济协同发展问题逐步引起学者的关注。总观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领域的研究成果，虽然我国现有关于区域人口与经济协调关系的研究相对丰富，但依然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多纵向比较而少横向比较;二是在选取研究对象上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三是数据选取有待更新。鉴于此，本文将我国十大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选用比重增量分析法、绝对增量加权指数和不均衡指数对我国十大城市群的104座城市2006-2015年“人口-经济”发展的空间集聚均衡特征做出比较分析，弥补前人已有研究中的不足之处。
1研究设计
1.1 研究范围
通过借鉴国家发改委国上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肖金成(2009)的研究，我国十大城市群包括京津冀城市群(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承德等10座城市)、长三角城市群(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宁波等16座城市)、珠三角城市群(广州、深圳、珠海、中山等9座城市)、辽中南城市群(沈阳、大连、丹东、抚顺等10座城市)、海峡酉岸城市群(福州、厦门、泉州、宁德等h座城市)、山东半岛城市群(济南、青岛、潍坊、烟台等8座城市)、中原城市群(酉安、铜川、咸阳、宝鸡等9座城市)、川渝城市群(重庆、成都、雅安、绵阳等巧座城市)、长江中游城市群(武汉、鄂州、井J门、黄石等巧座城市)、关中城市群(酉安、咸阳、宝鸡等6座城市)，共涵盖104个城市，其中地级市100个，县级市4个。本文便以此104个城市作为研究范围及对象。
1.2 研究方法
首先采用eXCeL表格对我国十大城市群原始数据进行分类、计算、整合。再依次采用比重增量分析、绝对增量加权指数和不均衡指数等方法对我国十大城市群在2006-2015年间的“人口一经济”均衡特征作出进一步研究。
(1)比重增量分析法
其中，尸表示i城市人口或是经济的比重增减变化量;X,.},,X,.r，分别表示t2和t1年份i城市的人口数或GDp;几、戈，分别表示t2和t1年份该城市群的人口数或GDp}增量分析法可以通过分析城市人口或经济总量占城市群的比重变化，来反映城市群发展格局的演变。
(2)绝对增量加权指数
其中，钱表示i城市的人口或是经济在一段时间内的增量;oX表示该城市群人口或是经济在该时间内的增量;S.表示i城市所拥有的行政上地面积占该城市群所拥有的行政上地面积的比重。i值越大，代表该地区的人口要素或经济要素越向该地区集聚。
(3)不均衡指数
其中，e表示不均衡指数;n表示城市群城市数目;x}表示i城市GDp占城市群GDp的比重;Y，表示i城市人口占城市群总人口的比重。e值越小，反映该地区“人口-经济”空间分布藕合程度越高，就说明了该地区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越均衡;反之亦然。
1.3 指标选取
为探究城市群“人口一经济”空间集聚均衡特征，本文选取我国十大城市群所包含的104座城市在2006-2015年间的人口、GDp和行政上地面积总量作为原始数据。其中，为统一日径，人口选用该年份“年末总人口”(万人),GDp选用“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当年价格)”(万元)，行政上地面积选用“全市行政区域上地面积，’(平方公里)。
1.4 数据来源
本文统计年份为2006-2015年，数据由原始数据的进一步统计或计算得出。其中十大城市群中所包含的100座地级市原始数据来自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地级以上城市统计资料;3座湖北县级市(仙桃、天门、潜江)和1座河南县级市(济源)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县级城市统计资料。
2 计算结果及分析
2.1 计算结果
通过绝对增量加权指数法和比重增量分析法分别计算得出我国十大城市群人口和经济绝对增量加权指数和比重增量。具体计算结果见表1。
2.2 结果分析
根据人口或经济绝对增量加权指数的大小将集聚水平分为_5个等级:指数小于0为“i”，即低水平集聚;指数介于0和1之间(包含0)为“11”，即较低水平;指数介于1和2之间(包含1)为“m”，即中等水平;指数介于2和3之间(包含2}为“w”，即较高水平;指数大于3(包含9)为,}V ，即高水平。考虑到2006-2015年正值我国“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的两大战略发展阶段，现对计算结果分阶段作具体分析。
2.2.1 十大城市群人口的空间集聚特征
通过人口绝对增量加权指数法得到我国十大城市群人口空间集聚格局。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2006-2015年，人口主要向一线城市或省会集聚，其中属于高集聚水平的城市有上海、厦门、郑州、深圳、酉安和岳阳。属于较高集聚水平的城市也以友城市为主，包括北京、沈阳、大连、廊坊和仙桃。中等水平和较低水平的城市居多，分别占城市比例的32%和_57%。从空间分布来看，中等水平集聚的城市以东部地区城市群为主;较低水平集聚城市主要分布在中酉部城市群，其中J日渝城市群表现尤为明显，所有城市均为“ii”等级。随州是十大城市群中唯一一座为“i”等级的城市。总体上，十大城市群人口空间集聚呈“东高酉低”的特征。
在“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沈阳、上海、厦门、郑州、深圳为“V”等级;而其他的一线城市，如北京为“w”等级，天津和广州为“ill”等级。在此期间，抚顺、本溪、丹东和南通4座城市出现负值，表现为低水平集聚。在“十二五”期间，更多人口向二线或三线城市集聚，厦门、开封、岳阳、深圳、成都和酉安6座城市为“V”等级;低集聚水平的城市也由“十一五”期间的4座增加到13座，空间分布上以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为主。
2.2.2 十大城市群经济的空间集聚特征
通过经济绝对加权指数法得到我国十大城市群经济空间集聚格局。从总体来看，在过去的十年间，经济表现为高集聚水平与较高集聚水平的城市均为城市群核心城市，例如表现为“V”等级的城市分别为北京、天津、上海、厦门、武汉、深圳以及成都。另有沈阳、大连、郑州、鄂州、广州、东莞等城市为“w”等级。无城市为低集聚水平。在空间分布上依然呈现向核心城市集聚的特征。
“十一五”期间，北京、天津、上海、厦门、武汉、深圳、成都、酉安等直辖市或副省级城市表现出高集聚水平;更多的城市表现为较低集聚水平，比例占所有城市的_58%}“十二五”期间，高集聚水平城市依然以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为主，较低集聚水平城市占比依然过半。
2.2.3 十大城市群“人口一经济”空间均衡特征
不均衡指数可以反映城市群人口与经济在空间分布上的匹配变化，指数大小与藕合程度成反比，即不均衡指数越小，则说明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发展关系越协调。通过对我国十大城市群“人口一经济”的不均衡指数的计算，得出结果如下页图1所示。
从图1中可以较为明显的看出，我国十大城市群的“人口一经济”不均衡指数整体上以2008年为转折点，表现出先上升再下降并逐渐平稳的趋势。对比之下，京津冀、辽中南、长三角和海峡酉岸等城市群整体趋势较为平稳且人口与经济藕合程度较高。关中、川渝、珠三角、长江中游、中原和山东半岛等城市群在2008年波动较大，人口与经济藕合程度相对较低。
2.2.4 十大城市群人口及经济比重增减特征
通过比重增量分析法得出我国十大城市群各城市人口与经济占城市群比重的变化，反映城市群区域发展格局的动态演变。经过十年的发展，我国十大城市群人口比重变化为正值的城市多集中在东部发达城市群。其中人口比重增值较大的城市有北京、沈阳、大连、郑州、岳阳和酉安。中酉部大部分城市人口比重呈下降趋势。
通过观察经济比重增减可以看出，我国十大城市群城市经济比重增量为正值的多为二线或三线城市，而一线的经济比重增量有所下降。比重增量为负值的城市占_53%,且北京、天津、石家庄、上海、泉州等发达城市指数偏低。说明在近十年间，中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逐渐提高，正在缩小与发达城市的差距。
2.2.5 十大城市群“人口一经济”比重增减的空间藕合特征
上述结果可以得出我国十大城市群城市“人口一经济”比重增减变化情况，现将所有城市划分为4种类型:第一种，p人口>0且p经济>0，即为“人口比重增、经济比重升”的同向类型;第二种，p人口<0且p经济<0，即为“人口比重减、经济比重降”的同向类型;第三种，p人口>0且p经济<0，即为“人口比重增，经济比重降”的反向类型;第四种，p人口<0且p经济>0，即为“人口比重减，经济比重升”的反向类型。
根据这一划分标准，通过分析得出2006-2015年我国十大城市群“人口-经济”比重增减的空间藕合格局(见图2)0
由图2可以看出，我国各大城市群中4种类型均有分布。总观我国十大城市群104个城市，属于第二种类型的城市最多，说明城市群中的城市多呈现出“人口比重减、经济比重减”的特征。图2具体表现为:第一种类型城市包括沈阳、南京、苏州、杭州、济南、青岛、深圳、成都和重庆等26座城市，比例约占2_50}o，多为较为发达的城市，主要分布在川渝、长三角和山东半岛等城市群;第二种类型城市包括鞍山、洛阳、平顶山、孝感、荆州等31座城市，比例约占30%，多为三线城市，包括主要分布在长江中游、中原和辽中南等城市群;第三种类型城市包括北京、上海、石家庄、无锡、珠海、酉安、厦门、九江、信阳等21座城市，比例约占20%，主要分布在京津冀、长江中游等城市群;第四种类型城市包括天津、武汉、开封、新乡、广州、东莞、中山、漳州、宁德等26座城市，比例约占2.5%，主要分布在关中、珠三角、海峡酉岸等城市群。
2.3 比较分析
2.3.1十大城市群“人口一经济”空间聚集均衡特征的相同点
(1)各大城市群人口空间集聚水平以中等水平(m)和较低水平(11)的城市居多。随着城镇化水平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小城市人口向发达城市转移，使得发达城市人口高度密集。但是，这也催生了发达城市的“大城市病”。空气污染、交通拥堵、住房与教育成本增高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一线城市。在2011-2015年间，各大城市群又出现人口逆流，呈现出人口开始向二三线城市转移的萌芽。同时，随着国家经济增长水平的放缓，发达城市失业率提升，也迫使大批劳动力逐渐离开发达城市。
(2)各大城市群经济均向核心城市集聚。每个城市群都以一至两个核心城市为主、多个卫星城市为辅的形式组成。其中，核心城市多为地区的政治与经济中心，会产生极大的集聚效应，涵盖了地区最优质的教育、利技、医疗等社会资源。依据马太效应原理，核心城市在吸收了欠发达的优质资源后会更加发达，落后城市的人口逐渐向发达城市转移也会放缓当地经济的发展速度，城市发展水平的两级分化会逐渐显现。
(3)各城市群在人口与经济的均衡特征在过去十年表现出一致的趋势走向。从图1可以看出，各大城市总体上均为“先升后降”的规律特征。在2008年，我国经历了冰雪灾害、坟川地震以及全球化的金融危机，给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恶劣影响，e值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促进了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使危机逐步恢复常态。自2010年开始，e值趋于平稳并伴有下降的趋势。这表明在全国范围内人口与经济正走向健康的协调关系。
(4)人口与经济比重增减的4类藕合类型在各大城市群中均有分布。城市群的发展是由长期的人口与经济集聚而产生的经济共同体，人口与经济的比重增减藕合类型也正是根据p值的正负号来区分。所以，在一定区域内人口或经济向特定地区集聚，相应就会有地区人口或经济逐渐疏散，各类型城市总体上较为均匀的分布在各大城市群当中。
2.3.2 十大城市群人口和经济均衡特征的不同点
(1)从城市群之间的比较来看，东、酉部城市群差异较大。东部沿海地区发达程度高，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人口集聚。所以以北京、上海、沈阳、大连、厦门等东部沿海地区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的经济集聚水平也要高于中酉部地区的省会城市。经济高水平集聚的城市也多分布在沿海地区，其中京津冀、珠三角和海峡酉岸等城市群集聚等级较高。
(2)从城市群内部的比较来看，核心城市与卫星城市差异较大。无论是人口还是经济的集聚水平，都趋向于城市群核心城市要高于卫星城市的规律，其中经济集聚特征更加明显。人口和经济在东部沿海较为发达的城市群中往往向两座核心城市集聚，例如京津冀城市群向北京和石家庄集聚、辽中南城市群向沈阳和大连集聚、珠三角城市群向广州和深圳集聚。在中酉部城市群中，往往仅向一个省会城市高度集聚。
(3)从时间序列的比较来看，“十二五”期间与“十一五”期间的集聚特征差异大。在2006-2010年期间，人口较高水平集聚的城市以一线城市或副省级城市为主，且人口与经济发展协调度波动较大;在2011-2015年期间，人口高水平集聚的城市开始向二线城市转移，人口与经济发展协调度也逐渐提高。
3 结论
通过以上对我国十大城市群2006-2015年间“人口-经济”的空间集聚均衡特征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我国十大城市群人口聚集水平表现为“东高酉低”，经济集聚水平表现出两极分化。即人口空间集聚表现为东部沿海城市群较高水平集聚，中酉部城市群较低水平集聚;经济空间集聚表现为核心城市高水平集聚，卫星城市较低水平集聚。
(2)欠发达城市在逐步缩小与发达城市的差距。从人口与经济比重增减变化量可以发现，部分二、三线城市人口或经济比重增量超过一线城市。
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篇4
市场一体化是市场经济的深化，也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市场一体化不断深化，同时，区域间的市场化差距也不断扩大。目前以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战略成为推动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动力之一。
经济增长离不开金融的支持。由于政策导向、地理位置等原因，资本的逐利性使金融资源不断向经济较发达的区域聚集，导致金融资源的空间分布出现从东向西依次减少的区域特征。金融资源聚集到一定程度就产生金融集聚。丁艺等（2010）、孙维峰等（2012）、潘辉等（2013）和豆晓利（2013）等分别度量了国内的金融集聚度，指出我国已出现金融集聚，并且是东中西部依次降低。金融能给企业的发展壮大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推动市场不断发展进而提高市场一体化进程，最终促进经济增长。
要加快市场一体化进程，显然需要深入探讨金融集聚和市场一体化的关系。目前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几乎没有，只有毛其淋（2012）在分析市场一体化与出口技术水平时对市场一体化与金融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两者是相互强化并发挥作用的。金融业由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组成，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来探讨两者的关系：第一，金融集聚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第二，金融业各分行业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第三，金融业分区域分行业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
文献综述和理论假设
目前市场一体化研究主要集中在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测度和影响因素方面。对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测度，主要围绕如何构建市场一体化指标来进行。顾海兵（1997）从劳动力、资金等方面的市场化程度来分析我国的市场化程度；樊纲等（2011）则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方面来构建市场一体化指数。市场一体化的对立面是市场分割，从这个角度分析后却得出正反两种观点：一是市场一体化水平在不断提高，目前正处于低级向中级迈进的阶段，如陆铭（2009）、吴三忙等（2010）认为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正向较高水平推进。陈景新等（2013）则认为我国的市场一体化程度不但在提高，并且目前正由中级向高级水平推进。二是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趋于上升，赵永亮（2009）等均认为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在下降。但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不断提高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
影响市场一体化的因素研究多集中于全国和区域层面。杨晓猛（2006）认为产业结构调整使得国内相对市场化进展有放慢趋势。李真（2012）认为地方政府保护行为和产品运输成本是阻碍国内市场一体化的主要原因。此外，相关研究还发现对外开放、经济发展水平、产业一体化等也是影响区域市场一体化的主要因素。综上，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三大区域内的市场一体化程度相对较高。
金融集聚、市场一体化均随经济的发展不断增强，且两者均能促进某区域的经济增长。金融具有融通资金和配置资源的作用。发展市场经济需要金融大力支持。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企业，市场结构决定了企业的分布，企业的行为又影响着市场效率，企业的数量、规模决定了市场规模，市场规模的扩大是推动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必要条件。金融发展能为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某区域的金融发展水平越高，金融业的服务效率通常也较高，金融集聚度越高，企业融资越容易时就有能力进行研发投入以提高其产品竞争力（齐俊妍，2010），产品需求量不断加大形成规模经济，出现产业集聚和更强的专业化分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最终促进该国或地区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金融集聚促进了市场一体化进程。
随着经济发展，国内产业逐渐向东部集聚，导致金融资源也向东部集聚。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集聚也呈现出东中西部依次递减的特征。目前我国的融资方式呈多元化发展，但银行业仍占主导地位。
由于我国的金融集聚伴随着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呈现出东中西依次降低的趋势，只有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才能满足东部较高的市场一体化进程要求，而中西部市场一体化进程则对金融服务的要求相对较低。金融集聚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金融业各分行业也是为市场服务的。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银行业集聚、证券业集聚和保险业集聚均对市场一体化进程有正效应。
模型构建、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一）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市场一体化是某个区域的资本、技术、人才、劳动力等要素按市场规律自由流动，达到优化配置。由于市场一体化无法用单一指标来衡量，本文采用樊刚、王小鲁（2011）已公布的各地区相对市场化指数（mark）来衡量各地区的市场一体化程度。从中可以看出，各省市的市场一体化程度在不断提高，但进程缓慢，并且不同省市间的市场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2.解释变量。金融业的地理性及发展的阶段性，使金融产业集聚在某些区域形成。对某一产业在各区域的专业化程度多用区位熵法来测量，本文采用丁艺等（2010）的区位熵法来度量我国的金融集聚度。为了准确衡量某地区的金融集聚度，先分别测度不同地区的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集聚水平，再用三个行业的金融集聚区位熵计算整个金融业的集聚度。区位熵法的公式如下：
（1）
其中Sit分别为i地区t年的储蓄存款余额、股票与债券筹资额和保费收入，st分别为t年全国的银行储蓄总额、股票与债券筹资总额和保费收入总额，pit表示i地区t年的人口数，pt表示t年的全国总人口数。通过式（1）得到的iit分别为银行业区位熵（bank）、证券业区位熵（stock）和保险业区位熵（insur）后，对这三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的第一主成分（金融业区位熵指数）为：finan=0.3437×insure+0.3346×bank+0.3217×stock。方差的贡献率为82.475，能够解释原解释变量82.475%的信息，说明第一主成分可以代表原有三个变量的。
3.控制变量。本文还设定了以下控制变量：一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com）。该指标反映了各行业商品流通情况及零售市场的活跃程度，为保证数据的平稳性，本文对其取对数。二是基础设施水平（trans）。李真（2012）认为产品运输成本是阻碍国内市场一体化的主要原因。通常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市会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以降低物流成本，促进商品流通。本文用各省市区公路里程数取对数来表示。三是产业结构（struc）。只有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实现良性互动时，才有利于经济增长，并且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保持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时才能加速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本文用各地区的第二、三产业产值之和占其GDp的比重来表示其产业结构。该指标越大，说明产业结构越优化，越有利于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四是政府支出规模（gov）用各地区政府的财政支出占其GDp的比重来表示，反映了各地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五是经济发展水平（dep）用各地区人均GDp的对数值表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产业间的关联度越高，专业性越强，越容易发挥规模经济的作用，其市场一体化水平就越高。六是对外开放度（open）用各地区的进出口总额占其GDp的比重来表示。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先国际后国内，参加国际贸易较多的省份其专业化分工加速，产业集聚效应明显，市场一体化程度也相对较高。
（二）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全国31个省区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1997-20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各省区市的股票筹资额和债券筹资额、保费收入额来源于1997-2010年的《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其他数据来源于1997-201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年鉴汇编》。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金融集聚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
为了分析金融集聚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基本模型：
（2）
上述模型中，i指各省区市，t指时间，Uit为随机扰动项。
如表1所示，模型1显示，从整体上看，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金融集聚促进了国内的市场一体化水平，验证了假设1。银行业集聚（模型2）、证券业集聚（模型3）均对市场一体化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保险业集聚（模型4）则与市场一体化水平负相关但不显著，与假设2不符。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其所需要的资金主要通过资本市场来筹集。而国内融资还是以间接融资为主；再加上我国的企业不但小而且很分散，银行业的主导地位使得企业发展所需资金过多的依赖银行。其次，我国的证券业受政府干预和制度的影响较大，一直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虽然企业融资正由间接融资为主向直接融资转变，证券市场在融资结构中的比重依然很低，其对市场一体化的作用仅次于银行业。最后，保险业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长期以来我国的保险业一直处于垄断地位，导致保险业只能发挥部分金融作用。另外，保险与银行储蓄、证券业存在替代效应（邵全权，2012），银行业、证券业的壮大也会限制保险业的发展。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保险业阻碍了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
从控制变量来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基础设施水平、对外开放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均对市场一体化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对外开放度的影响更大。产业结构与市场一体化水平正相关但不显著，这与我国的实际情况是相符的。而政府支出规模与市场一体化水平显著负相关，一方面反映了地方政府往往着眼于地方经济发展，使得其财政支出具有很强的区域性，从而导致市场分割，阻碍了省际间的市场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则反映出政府在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中的干预过多，使得资本市场的功能与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不适应，以至于阻碍了国内的市场一体化进程。
（二）分区域、分行业金融集聚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较大，本文将全国分为三个区域：东部是京、津、冀、辽、沪、苏、浙、闽、鲁、粤和琼11省市，中部是晋、吉、黑、皖、赣、豫、鄂和湘8省，西部为中东部以外的12省市。
表2表明，东中部的金融集聚均促进了区域市场一体化，中部的促进作用更大，而西部的金融集聚则阻碍了其市场一体化。究其原因，中东部的金融资源比西部要丰富，能为市场发展提供其所需要的资金，而西部经济相对欠发达，大量金融资源从西部流入中东部，使西部金融不能发挥其配置资金的功能。
东、中、西部的对外开放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基础设施水平均显著地促进了市场一体化进程，其中对外开放度的作用更大一些；政府财政支出依然与市场一体化进程负相关，中、西部更为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与市场一体化进程在东部为负相关，在中、西部则是正相关，且西部更为显著。
从金融业分行业来看，表3显示银行业集聚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在东部和西部均是正向影响，中部则为显著负相关。可能是中部资金从民间筹集的较多，以至于银行业并没有发挥其应用的作用。中东部的证券业集聚对市场一体化进程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西部则表现为显著负相关。这与西部欠发达的经济对应较低的市场一体化水平相适应。中东部的保险业集聚与市场一体化是负相关，西部则是正相关且不显著。这与国家对西部的政策支持、保险公司加快保险业务拓展等有直接的关系。
就控制变量而言，只有政府财政支出均对市场一体化进程不利，对外开放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基础设施水平均对市场一体化有正向影响，其余变量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则在不同区域表现亦不同。
结论与启示
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篇5
关键词：黑龙江；农村集体经济；经营方式
一、前言
黑龙江省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全省耕地11745.15万亩，占全国总耕地面积9.72%，是我国人均耕地资源最富足的省份之一。2010年，全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7182.1万亩，粮食总产量突破千亿斤，达到5013万吨（1002.6亿斤），总量位居占全国第二（河南省粮食总产量5437.1万吨），占当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的9.2%（数据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10月版，第54页；《2010年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相关调查资料）。为我国粮食实现“七连增”做出了重大贡献。与产粮大省紧密关联，黑龙江农村经济总收入中，农林牧渔业收入是主体，非农业收入比重过低。2010年，全省农村经济总收入2873.72亿元，其中，农林牧渔业收入1587.3亿元，占55.2%，非农业收入的比重仅占44.8%，大大低于全国84.2%的平均水平。非农业产业发展严重滞后，深刻影响着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方式及成效。为了解粮食主产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现状，探索其有效发展的途径，课题组在黑龙江省农委法规处的支持与配合下，于2011年6月上旬，对哈尔滨市阿城区及肇东市进行了调查（调查样本：阿城区、双丰街办及胜祥村、爱民村、椴树村；肇东市、昌五镇及一街村、二街村；海伦县前进镇双发村与六合村、共合镇共青团村、永和镇经建村，以及上述9村农户问卷23户，其中，有效问卷22户），获得了对东北粮食主产区农村集体经济经营状况和经营方式的初步认识。
二、村域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
阿城区和肇东市都位于哈尔滨都市经济圈内。阿城区位于哈尔滨市东南23公里，面积2445平方公里，总人口58万。2010年，全区耕地面积119.4万亩，其中，粮食种植面积108万亩（其中，水稻21万亩、玉米75.7万亩、大豆9.3万亩）。粮食总产量11.49亿斤。肇东市是国家商品粮和畜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它南距哈尔滨53公里，地处松嫩平原腹地，面积3905平方公里，总人口93万，其中，农村人口63万，耕地面积378.5万亩，2010年，全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378.69万亩，总产量53.8亿斤，位居黑龙江省县级首位，全国县级第三位。
样本县域经济中农业比重都比较重。2010年，阿城区地区生产总值190.85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5.42亿元，占13.3%；农村经济总收入90.3亿元，其中，农林牧渔业收入21.9亿元，占24.3%，非农产业的比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达到75.8%，但是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0年，肇东市位居全国县域经济百强第87位，该市地区生产总值305.4亿元，第一产业增加值62.4亿元，占20.4%；综上所述，样本县域农村经济中的非农产业发展仍然相对滞后，这是研究样本地区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方式及状况的重要条件或经济背景。
如果，将村域经济主体分为农户经济、村级集体经济和村域新经济体（专业合作社等），调查发现：农户经济水平及农民人均纯收都不低，村级集体经济普遍比较贫穷，专业合作社等新型集体经济尚处在发育过程中。
（一）家庭经营第一产业和外出务工是农户经济的两大主要经营方式
在“双层经营体制”下，农户经济也是农村集体经济的一个层面。农户经营状况及其方式可以通过农民人均纯收入及其结构指标而获得。近年来，样本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快速增长，阿城区从2006年的4768元增长2010年的8588元；肇东市由2006年的4101元，增长到2010年的7898元，2010年人均纯收入均高于全国（5919元）和全省（6210.7元）的平均水平。
深入到调查村的农户问卷得到：样本地区户均人口3.18人，户均劳动力2.27人，劳动力平均赡养人口1.4人；户均承包耕地面积26.14亩（人均8.21亩），加上“四荒地”及土地流转因素带来的土地变动，户均实际经营土地面积34.77亩（人均10.93亩），在22户农家中，承包经营土地面积最多的一家为74亩（人口4人），最少的一户是8亩（人口2人）。这一组数据进一步证明，黑龙江省农村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面积相对富足和成规模，一般情况下，通过土地经营即可基本保证家庭生活温饱需求。
农户家庭生产性资产已有一定的基础，问卷户平均每户拥有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2.78万元，其中，生产性用房1.38万元，农业机械0.69万元，役畜0.57万元，其他0.14万元。从农户家庭经营方式看，家庭经营和外出务工是主要经营方式，家庭经营中又以经营第一产业占据对优势（见表1）。样本地区农户经济温饱有余、富裕不足或小富即安的态势比较明显。
（二）村级集体经济普遍贫穷，补贴、发包及“一事一议”筹资是主要来源
我们选择村域经济在当地县域经济中中等偏上水平的两个乡镇（街办）做深入调查，获知如下（见表2）。
2010年，阿城区双丰街道和肇东市昌五镇共21个行政村中，当年无经营收益的村11个，占总村数52.4%。根据当前农村村域社区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村集体经济可支配收入低于5万元的仍然属于贫困村，两镇（街道）当年经营收益在5万元以下的共4个村，占19.0%。当年经营无收益和收益低于5万元的合计达到71.4%，而50万元以上较高收益的村只占4.8%。样本乡镇（街办）村级集体经济经营的这种状况，基本反映了近几年来黑龙江省域内村级集体经济的总体面貌。据了解，2010年，黑龙江全省黑龙江省共有9033个行政村，当年无收益的村4496个，占49.8%，收益低于5万元的2207个，占24.4%，两项合计74.2%。
用阿城区、肇东市和海伦县村级问卷数据，可以获得更加详尽的关于村域经济基本情况以及村级集体经济运行的状况。
表3显示：样本地区平均每村有10.2个村民小组、6.1个自然村，701.3户、3154.8人，外来农户47.1户、人口174.1人，表明黑龙江省村域规模普遍较大，外来人口占到一定的比例。从村域劳动力就业情况看，村均劳动力1513.2人，其中常年外出665.6人，占44%，从事家庭经营的占56%。从业结构同样反映出农户经济的两大经营方式。从土地资源占有情况看，村均耕地资源15297万亩，其中，承包到农户的14452.8亩，占94.5%；村均机动地607.2亩；村均林地和山地面积547.6亩，其中集体统一经营31.1亩，占5.7%；村均四荒地资源55.6亩，可养殖水面12亩。从村集体经营收入看，村均18.7万元，其中统一经营收入0.5万元、占2.7%，发包及农户上交收入6万元、占32.1%，房地产租赁收入1.1万元、占0.6%，上级补贴收入7.8万元、占41.7%，单位扶持和社会捐赠0.06万元、占0.3%，一事一议筹资3.2万元、占17.1%，表明粮食主产区村级集体收入主要依靠三大来源，一是上级补贴，二是土地发包及农户上交，三是“一事一议”筹资。
（三）村域专业合作社等新型集体经济尚在发育中
近年来，黑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迅速，全省约四分之一的农户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合作社的生产经营中。目前，黑龙江省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1.43万个，其中，从事种植业的合作社近7500个，养殖业的合作社近4000个。在调研的9个样本村中，只有二街村的合作社有一定的发展，共有玉米种植合作社、蔬菜合作社、养牛合作社和蛋鸡合作社四个合作社，分别有100户、30户、30户、70户入社。
三、村级集体经济的经营方式
样本地区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方式相对比较单一，表3已经清楚地反映出，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方式单一，主要以土地发包经营为主，而集体直接经营较少，房地产租赁以及投资收益等经营方式，只在极少数村有。
（一）集体资源发包经营
集体资源主要是“机动地”、“四荒地”、砖瓦窑厂、可养殖水面等资源。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拥有这些资源的所有权、处分权和收益权，而其经营权则通过公开竞标的形式承包给农户或企业，发包价格随着市场价格变化有所调整，承包期限一般为3-5年，个别情况下也有承包20年的。收费方式一般采取中标农户或企业在中标第一年一次清，也有按承包年限平均逐年交纳的。正因为如此，样本村集体经济组织都拥有或多或少的“机动地”或“四荒地”等资源，但却只有不到50%的村当年（2010年）有发包及农户上交收入。案例如下：
胜祥村有“机动地”350亩，承包期限3年，承包费3年5万元，一次清；另外该村还有一个砖瓦窑厂，承包期限20年，一次性付款70万元，这些收入前些年已经用于村级公路建设，因此，2010年没有发包及上交收入。
爱民村有400亩“机动地”，承包期限3年，承包费3年共4万，分3年交付承包费，所以，2010年该村有1万元的发包收入。
椴树村有450亩“机动地”，按20年期限发包，2010年没有发包收入。
街村有“机动地”800亩，三年一招标，每年15万元承包费，因此，村集体每年的发包和上交收入比较稳定。
二街村共有“四荒地”1800亩，三年一招标，从2009年开始以招标形式发包，每年承包费27.5万元；另外有“机动地”200亩，同样三年一招标，每年收入5万元。2010年，该村集体经济仅资源发包收入就达到32.5万元。
上述案例告诉我们，村级集体经济资源的管理和经营方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粮食主产区（非农产业不发展地区）村级集体经济的收入水平，只要抓住了这个环节，黑龙江农村及其相同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收入将实现较大增长。
（二）村集体直接经营
直接经营是指集体经济资源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直接生产经营、管理和收益，村集体经济组织直接行使管理权。众所周知的原因，自时期的社队企业至改革开放时期的村办企业，数次热潮数次衰落，不仅留给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留下巨额债务，而且给村组干部和农民群众留下严重的心里阴影――村集体办企业不可能成功，村办企业留下的不是财富而是债务，这种根据“历史经验”形成的否定认识，在黑龙江农村干部和群众中影响尤甚，我们所调研访谈的村庄中，无论是村干部还是农民群众，都对村集体办企业的做法持否定态度。昌五镇干部反映，该镇以前各村都有村办企业，后来都垮了。因此，在样本地区村集体几乎都无直接经营企业的方式，3个县（市、区）9个村的问卷结果，只有二街村集体直接经营饲料加工企业，年收入4.8万元。
（三）房地产租赁经营
房地产租赁经营，是乡村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乡村非农产业发展的伴生物，因此，与粮食主产区乡村非农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的情况相一致，样本地区村级集体经济房地产租赁行为较为稀少。样本村中，胜祥村的冷库租赁，租赁期10年，每年有0.2万元房地产租金收入；二街村集体有20平米的街面房17间，每年租赁收入9.5万元。
（四）补贴收入
补助收入即政府转移支付，是村集体经济组织获得的财政等有关部门的补助资金。村级组织的基层治理职能和社区公共服务职能是县乡（镇）政府职能在农村的延伸，村级组织履行职能的报酬理应由公共财政支出。因此，应该把财政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补助收入，看成政府必须支付给村级组织对基层治理和社区公共服务的报酬。在这个意义上，补助收入也是村集体的经营方式之一。
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对村域社区生产、村民生活及社区公共服务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2010年，样本村平均，每村集体经济总支出14.3万元，其中，村干部及社区固定工作人员的工资4.8万元、村内各项务工补贴0.8万元、村级组织办公费用4.3万元、环境卫生及治安巡逻费用0.7万元、村民医疗社保及福利2.3万元、文体活动费用0.1万元、用于村域农业生产服务（沟渠路维修水电等）1.3万元（见表4）。在村域公共设施建设、村民福利等许多方面，公共财政的阳光尚不能完全覆盖，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依靠村级组织自己想办法解决，而村级的各项管理和服务最终只能由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买单。
四、促进粮食主产区村级集体经济有效发展的政策建议
第一，黑龙江农村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内在动力不足，村干部积极性不高。集体经济与村民利益关联度尚不够紧密，村民尚未意识到发展集体经济对农户个体经济和村庄公共服务的推动作用。
第二，就黑龙江而言，村集体可用于经营和开发的资产少、价值低。实行家庭承包后，土地、山林等大都承包给家庭和个人，农村税费改革后，家庭承包已不向集体上交收入；集体可以用来发包、出租的资产主要是一些机动地、荒山等，甚至，文章调研的很多村庄已没有可发包的资产，也就没有经营收入。
第三，就村级集体的资源管理而言，有的村集体资源发包期限过久，一承包出去就是10年或20年，一次性付费，结果不能根据市价及时调整承包费，也就无法增加村集体收入；就村级集体经济收入的经营方式而言，方式较为单一。目前阿城区和肇东市村集体经济来源主要是土地承包款、集体资产租赁和补助收入等。但集体资产租赁等收入并不是每个村都有，相当一部分村的收入来源主要是机动地的土地承包款，村集体经济收入来源相当狭窄。
因此，要促进粮食主产区村级集体经济的有效发展，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加大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宣传力度，使村干部和农民了解到村集体经济的性质、作用和其所能带来的利益，明确自己在集体中的相关权利和责任。对于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要给予引导、鼓励和扶持。
第二，加快推进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市场化改革进程，支持村集体在盘活土地资产和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方面有更多的选择空间，使农村集体土地尽快转化为发展集体经济的物质基础。
第三，建议巩固现有的发展模式，积极拓宽集体经济收入来源渠道，努力探索集体经济发展的新形式。通过产业带动增收，把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与推进农业产业化、完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结合起来，兴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增加农民收入；通过承包、租赁等形式，创办形式多样的经济实体，增加村级经济收入。对空置的办公用房、旧厂房等进行改造利用，通过建设标准厂房，采用承包、出租等方式，取得长效收入；根据村庄的区位和资源特点，选取适合本村发展的产业，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探索出适合本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路径。实践证明，一个村庄如果没有自己的“造血”功能，而仅靠外部“输血”，是注定没有活力的，也是不可持续的。要有效地解决农村集体经济开发增源问题，必须要积极拓宽发展渠道。
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篇6
关键词：城镇化 地方财政 城市财政 小城镇财政
城镇化就其本质来说，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聚集的过程和各生产要素在空间上得到优化配置的过程。而我国由于长期实行城乡分离的制度，严重制约了城镇人口的增长，并且造成了城镇化水平长期落后于工业化水平的后果。而另一方面，我国又在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了地市合并，城乡合治，欲以城促乡，带动发展，这种城镇的形成往往是人为的，而非经济运行的结果，更多的城镇只是行政中心。
我国的城镇化总体上处于较低的水平，2003年人均gdp达到了9101美元，而城镇化水平为40.53%①，比世界平均水平低8个百分点，比同等工业化水平的国家低将近20个百分点。而现在我国城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大中城市少，小城镇多如牛毛而其发展水平不高，功能不全，布局不合理。在现阶段普遍兴建小城镇的目的和任务侧重于吸收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并且通过产业集聚，为刚从农业分离出来的非农产业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而大中城市比小城镇更能增强城市的各种功能，有力提高经济效益。但由于我国各类城镇是在极不相同的经济社会条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自处于不同的发展层次，不能超越客观条件，一下子建立大量的较高层次的城市这也决定了中国城镇化进程必然同时存在高效率、高功能的现代化都市、中等城市以及基础设施相对比较简陋的小城镇。
地方财政的不同层次为不同水平的城镇发展提供了可能，为实现城市、城镇的职能，满足城镇化水平提高的需要，地方财政尤其是其中的城市财政、小城镇财政必须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又为地方财政拓展了新的财源。城镇化的进程及其特点和地方财政职能及其运行决定了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特殊过程。
一、 城镇化进程的经济学分析
城镇是在一定空间上，由于产业、人口聚集，居民主要从事二、三产业活动，且享有现代化城市生活方式的地域综合体，它作为区域中心地，聚集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物质、资金和技术等，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中心。
城镇化就其本质来说，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聚集的过程和各生产要素在空间上得到优化配置过程，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城镇化现象反映在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一个动态发展和扩散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果。它可以被看作是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即聚集力量和分散力量。在城镇化过程中，所有个人和企业面临两难选择，他们必须聚集在一起以从聚集经济中获益，但拥挤成本又限制了许多个人和厂商聚集在一起。
根据刘易斯的两部门理论，在落后的传统农业部门和发达的现代工业部门，农村由于土地面积有限，资本投入缺乏，人口持续增长，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他们有向实际工资水平较高的工业部门流动的动机。哈里斯－托达罗则认为只要两部门之间只要存在收入的预期差距，人口就会发生流动。我们则可以进一步认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由农村迁往城镇的成本。
mt＝f（wu－wr－kd）
其中 为在 时间内农村向城市移民的数量，f为反应函数，wu为城市工资收入，wr为农村的工资收入，d代表城乡之间的距离，k代表城乡之间的运输成本系数，当只有预期收入的增长大于迁移所发生的成本人口的流动才会发生。wu－wr－kd＝0时流动才会停止。
我们还可以认为城镇化水平u是经济非农化水平i和城乡经济要素转移流动水平m的函数，即u＝f（i，m），且有 ，于是全微分 ，城镇化水平u是经济非农化水平i和城乡经济要素转移水平m的单调增函数。
而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类型、水平和层次引导城镇内部居民和各经济主体的地域分布格局，地方的公共物品还可以通过影响城镇的聚集效应进而影响城镇的非农化水平。因此，可以认为经济非农化水平i和城乡经济要素转移水平m受到地方财政运行的影响，它们是地方财政运行f的函数，即i=ф（f），m＝φ（f），且地方财政运行f对i和m的影响可体现为促进作用，也可体现为阻碍作用。城镇化水平可以表示为
u＝f[ф（f），φ（f）]，则 ，地方财政通过影响非农化水平i和和城乡要素转移流动水平m，进而对城镇化水平u的影响可以表现为不同的情形及发展模式：当 >0和 >0，即地方财政的安排有利于经济非农化和城乡经济要素转移流动时，城镇化发展表现为“同步城镇化”；当 <0和 >0，即地方财政不利于经济非农化，但有利于城乡经济要素转移流动时，城镇化发展呈现出“虚假城镇化”；当 >0和 <0，即
地方财政有利于经济非农化但不利于城乡经济要素转移流动时，城镇化发展呈现为“滞后城镇化”模式。
由此可见，地方财政的运行及其职能的发挥对于提高城镇化水平，并使之健康推进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 城镇化经济的拉动机制
城镇聚集了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物质，资金和技术等，具有大量的就业机会、高的经济收入、良好的经济环境和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城镇发展起来后，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和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也非同一般。聚集效应使城市化具有源源不断的动力，辐射效应则通过推进农村经济发展，从而进一步加快城镇的发展。
1、 聚集效应
城市的聚集效应一般是指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相对集中，使得经济活动更加节约成本费用，提高效率，增加效益。聚集效应主要体现在：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增，生产与流通的扩大与集中科研的开发及推广，新的思想观念的形成。其中人口的量变积累使得城镇发展产生质变的飞跃，它和生产流通的变化决定了出世面貌的发展变化。
城镇的聚集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外部性。城镇经济的外部性是城镇中各经济要素、经济活动的相关性与结构性产生的重要机制，但它也会导致经济要素、城市活动的相关性降低，彼此排斥和空间分散的离散力或排斥力，限制着城镇要素聚集和规模的扩大。
而城镇经济的外部性为地方财政的活动提供了空间，主要为对负的外部性的矫正和对正的外部性的补贴。
（2）城市化经济和规模经济。城镇化发展使得城市本身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制，地方财政为城镇的发展、为企业和居民提供了道路、公用事业以及信息设施、设备。规模经济使得城市各产业部门随产出规模的扩大所带来的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效益，也表现为企业和居民所享有的城镇公共产品的提供规模的扩大。但是伴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大量的人口也涌入城镇。这一方面使得提供城镇公共产品的平均成本下降，而另一方面，则会造成拥挤效应，使企业和居民对城镇公共产品的享用水平降低，所以城镇化的水平应当与当地的客观经济条件相适应。
2、辐射效应
辐射效应即以城市为经济发展的基点，通过较强的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和人才等资源优势，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和科技的发展。
城镇化的发展必然促使各种资源向城镇聚集并且加速城镇化的发展，同时，城镇化使得城镇成为一个覆盖很大地区的资源配置中心，将城市文明向周边扩散。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城镇的辐射效应是各资源在城镇的边际收益与周边地区边际收益相比较所产生的结果，各种资源在城镇发展空间的饱和使得它们选择离开高度聚集的中心，向周边流动。
三、 城镇化对地方财政的要求
地方财政通过地方公共产品来满足城镇的建设需要。地方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基本上被限定在本区域之内，并且这种受益在本区域内散步的相当均匀。另外，地方公共产品的外部性要强于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地方对于公共产品的供给是一种经济活动，因而也就必须依照增强效率、满足居民和企业的消费偏好的要求行事。
根据前文第一部分所述，地方公共产品供给的层次和类型f可以引导城镇内部居民和各经济主体的地域分布，并且可以影响城镇聚集效应m的发挥，进而影响城镇的非农化水平i，并最终影响城镇化的进程和水平u。因此，为了更有效的提供地方公共产品以满足城镇建设发展的需要以及城镇发展水平的多样性，地方政府也就会突出城市以及小城镇这两个层次，从而相应有城市财政和小城镇财政为之服务。
1、城市财政
城市财政随着城市的形成而产生，随城市的发展而发展。由于城市具有人口稠密，工商业发达，交通便利等特点，决定了城市财政的特殊性。城市经济的发展规模和效益制约着城市财政的规模。就城市经济而言，由于其聚集性于空间性特征，经济运行中的自然垄断、外部性和地方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表现的较为突出，城市财政必不可少。
城市财政要为城市的经济发展服务，其主要任务为：为城市筹集财政资金，并在筹集过程中，对生产、流通和消费等环节发挥经济杠杆作用；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对传统工业的加速改造；支持市政建设，方便企业生产和市民生活；统筹分配财政资金，满足城市多样性需要，即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
2、 小城镇财政
国际经验证明，发展中国家提高城镇化水平单纯通过发展大中城市，其作用及其有限。我国的城镇化水平落后，与小城镇发展不足明显相关。小城镇距离农村较近，生活成本低，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强，而且可以兼顾二、三产业和农业。发展小城镇可以有效降低城镇化进程中的风险和成本，并且小城镇的发展必有一部分演变为小城市，并且最终演变为中等城市，从而提高城镇化水平。
小城镇财政是指国家批准的建制镇的财政，即县政府驻地镇和其他建制镇的财政。它的主要任务为：促进社区、市镇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营造城镇良好的投资环境，建立统一市场，提高公务效率；支持治安、交通和普通民用住宅、公用事业，保证小城镇生活的日常运转；对农业的发展给予资金支持，促进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
四、 地方财政的运行对城镇化的影响
中国正进入高速发展城镇化的阶段，城镇化程度的提高，地方财政特别是城市财政和小城镇财政对于实现城镇职能越来越重要。城市财政和小城镇财政的收支状况取决于城镇经济的发展水平， 而城镇经济的发展规模和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财政运行的影响。城市财政和小城镇财政一方面要为城镇的经济发展提供城镇基础设施，使其达到满足城镇化需要的承载能力，另一方面，也要对城镇经济发展过程中突出的自然垄断、外部性和地方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加以解决。城市财政和小城镇财政运行过程中的职能发挥水平将直接影响到城镇化的进程及水平。
在地方财政中，城市财政和小城镇财政按照其服务对象的不同，其收支内容也有所差别：
城市财政财源集中，规模较大，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城市工商业利税上交，主要包括地方性固定收入，中央和地方共享的收入，中央和省财政对城市财政的转移支付，以及城市政府借款、福利性摊派和城市基础设施使用费。其支出主要包括经济建设支出，文教科卫支出，行政管理费，城市维护建设支出，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支出以及价格补贴。
小城镇财政的收入则是小城镇通过小城镇社区的一部分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所取得的资金，包括小城镇的税收收入，劳务收入，农业税附加，农村教育经费附加，公用事业附加以及自筹资金收入。其支出主要包括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各项行政事业费，文教科卫支出。公用设施支出，小城镇集体福利支出，社会福利支出以及自筹资金支出。
从城市财政和小城镇财政的收支内容来看，它们对城镇的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市场失灵现象给予矫正，从而使城镇的资源和要素得以合理配置，促进城市化的健康进行。
首先，通过地方政府的税费筹集资金以满足经济建设的支出以及城镇维护和建设的支出，提供了城镇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地方性公共产品。这种有很强的区域性的公共产品的提供由按照谁受益谁支付的原则进行征收的城镇税费来作保障。城镇准公共产品为要素向城镇聚集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并促进了聚集的过程。
其次，通过对教育、安全防卫以及环保、土地规划方面的支出以及对环境污染等项目的收费，消除了这些项目的外部性，解决了居民或企业因外部收益高于私人收益而不愿从事的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或者将居民或企业的外部成本内在化，从而控制了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使得城镇资源的配置效率得以提高，并且使城镇化过程中的要素聚集以更经济的方式进行。
最后，通过对社会保障，以及一些福利性的摊派等转移支付项目和城镇福利计划，可以解决城镇化进程中教育、就业机会不均等及贫富差距扩大等可能加剧“城市病”的一些不平等问题，扫除城镇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促进城镇化水平提高的同时使得其过程与社会目标相一致。
参考文献：
[1]高佩义，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2]孙开，地方财政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3]李金旺，中国小城镇财政[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
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篇7
[关键词]产业集群；县域经济；城镇化进程
一、江西县域经济现状
(一)江西县域经济实力较为薄弱。与全国相比，2005年江西县域人口平均44.38万人，与全国平均水平大体相当；县域GDp平均28.29亿元，比全国水平低15.57亿元。论文百事通县域地方财政收入平均1.31亿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0.33亿元。图示是省市区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对比图，江西位居全国第20位，在中部六省中，江西县域经济实力位居第五，从中可以看出江西县域经济竞争力不足。
(二)江西经济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县域工业发展缓慢江西省县域产业结构一次产业比例较重，二次产业较弱，三次产业滞后。产业结构升级缓慢，产业综合竞争力不足。2006年，江西县域经济三次产业结构为23.2：45.5：31.3，与全省三次产业结构16.8：49.7：33.5相比，产业层次明显偏低，江西县域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全省比重79.08％，第二次产业增加值占全省比重为52.3％，县域经济发展有典型的农业经济部分特征。
江西县域工业主体以中小企业为主，传统工业比重大，技术水平低，生产工艺落后，产品附加值不高，经济增长呈现单一粗放式增长，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值较小，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导致全省县域企业发展后劲不足。
(三)农民纯收入偏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江西省农民纯收入偏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2986元扩大到2006年的5966元；2006年，农民人均收入超过5000元的县(市)只有南丰县1个，为5096元；3000-5000元之间的县(市)共51个，2500-3000元之间共7个县(市)，有21个县(市)被列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市)。
二、培植优势产业集群促进江西县域经济发展的机理分析
产业集群可以通过资本集聚，产业集聚，产业结构升级和加快创新等途径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县域经济快速发展必然导致人口聚集，加快城镇化建设和第三产业发展，从而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给农村剩余劳动力，解决农民纯收入偏低问题。县域经济发展又为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更为优越的环境，生产要素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人文环境改善，进一步强化县域经济核心竞争力，这样，产业集群和县域经济发展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一)培植优势产业集群，有利于发挥县域比较优势，培育地方特色产业。与大中城市相比，江西县域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相对匮乏，而土地、资源、劳动力等相对比较丰富，通过产业集群，专业化分工，可以发挥江西县域经济的比较优势，形成竞争优势。江西一些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低，没有形成县域主导产业链和特色产业集群，积极培育优势产业集群不仅能造就优质的产业链，产生巨大的积聚效应，可以使企业节约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将本地物资资源优势转化为比较优势，从而提高竞争优势，体现了生产活动的独特性及随之产生的产品服务的特色性。例如江西南康，改革开放以来，已逐步形成了矿产，服装，化工等十大特色产业优势，这十大产业集群也已经凸现，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二)培植优势产业集群，有利于推动城镇化进程，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受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影响，特别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大量失地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农村贫困户的问题凸现。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加快县域城镇化进程，有助于城乡发展。产业集群使得县域二次产业比重上升，人口迅速增加，必然使为二次产业服务的以交通，通讯，餐饮，旅游为代表的三次产业迅速发展，使得资源、人口、资本进一步向产业集群聚集，推动县域的城镇化进程。目前，江西城镇化水平低，城镇功能单一，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有助于形成经济增长极推动江西县域经济发展。
(三)培植优势产业集群，可以促进信息交流，提高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江西县域工业以传统工业为主，技术水平低、工业落后、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份额较小，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有助于中小企业学习和创新。一方面，在中小企业集群内，由于信息沟通的便捷性，先进经验、技术和技能的外溢更加迅速，更加彻底，使企业很快地采用新技术；另一方面，中小企业的集群内的企业通常能容易找到创新所需要的物品和条件，供应商和合作者们也容易参与创新过程，从而确保更适应消费者的需求，培育优势产业集群，能提高县域产业的创新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推动江西县域经济的发展。
三、培植优势产业集群促进江西县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江西省所有县(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县域财政收入、实际利用外资额作为江西县域经济发展情况的指标，以工业园区内投产企业数作为江西省产业集群发展情况的指标，以城市化率作为江西省城市化推进水平的指标，分别对县域地区生产总值、县域财政收入、实际利用外资额、城市化率与工业园区内投产企业数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得出回归分析结果，验证产业集群的发展对江西县域经济发展与江西省城市化推进是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本文收集了2002-2006年江西省所有县(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县域财政收入、实际利用外资额、城市率与工业园区内投产企业数，数据如表1。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产业集群的发展对县域完成地区生产总值、县域财政收入、实际利用外资额以及城市化率呈现出显著正向影响，可以看出，产业集群的发展对江西县域经济的发展以及江西省城市化的推进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培植优势产业集群是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推动城镇化建设，发展第三产业，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有效措施。
五、培植优势产业集群的对策建议
(一)发挥政府引导作用，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波特认为，产业集群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市场。在我国市场化体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发展产业集群必须发挥政府引导作用。近年来，一些产业集群发展迅速的省份，如浙江省，由于资源短缺的原因，导致产业集群大量外迁。江西资源有一定丰度，多种有色金属和非金属储量居全国首位，水资源相当丰富，拥有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江西应该借助政府的引导作用，创造有利于产业集群生成的软硬环境，因势利导，采用多种形式促进产业集群生成，加强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为产业集群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吸引沿海外迁产业集群落户江西。政府加强集群引导和规划应把握几个原则：因势利导，因地制宜，以及发挥比较优势的原则。江西在资金、技术等资源方面匮乏，劳动力、土地、原材料、能源等资源丰富的情况下，应充分发展传统产业、特色产业的产业集群，发挥比较优势，通过组织创新和技术改造，提高产品的技术和效益。
(二)做大做强一批高成长性的工业园区。江西省应以增强产业聚集度和关联度为重点，做大作强一批具有高成长性的工业园区。一是工业园区要在加强产业配套，增长产业集聚度和关联度上狠下工夫。各工业园区要抓住园区尚在建设，尚处在初步发展阶段的有利时机，按照土地集约化经营，资源循环式利用的要求，搞好建设规划。同时要注重搞好产业规划，依托地区优势，突出产品特色，为产业集群留有充分发展的空间。在此基础上，通过自我调整，招商引资，不断提高园区产业配套能力，做大做强一批布局集中、主导产业突出、特色鲜明的高成长性的工业园区。二是要适应产业集群发展的要求，加快园区交通、通讯、电力设施和物流、研发、人才、法律、金融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不断改善园区经济发展环境，增强园区对产业集聚、集群发展的吸引力和服务能力。
(三)重视人力资源的培训，特别是对企业家的培训。培育和创造区域内高等级生产要素资源，要使现有的产业集群成为现代化新型专业化生产区。从现在起，必须重视专业型人力资源的培训，为不断提升产业层次，培育和创造生产要素，各产业集群应根据职业特点设立相应的职业技术学院，成立专业研究所。在高级生产要素中，企业家资源十分重要。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在创造和引进新的生产方法、介绍新产品、新的工业组织形式，开辟新能源、新市场等方面作用巨大。企业家是推动产业集群成长的主体力量，也是组织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力量，要使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过程，因此，形成一批富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家十分重要。各集群区域政府要特别关注对企业家的培训，把企业家的培育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通过组织各种管理培训来帮助企业家转变观念，提高管理水平，提高企业家的整体素质，增强他们的创新意识。新晨
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篇8
1．方法笔者首先运用arcGiS软件分析旅游业发展的空间特征，然后运用空间探索性分析方法揭示各省域间旅游经济的空间关系。空间探索性分析(exploratorySpatialDataanalysis，eS-Da)是一种分析空间相连关系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基于样本数据驱动的分析，在没有先验的理论假设下，通过作图、制表、方程拟合、计算特征量等手段来了解被观察单元在空间分布、空间结构以及空间相互影响方面的特征;它的优点在于可将具有相同或相异属性值的地区以图像化的形式展示出来，并把空间关系分为空间全局自相关和空间局部相关两个部分，来揭示空间效应中的空间依赖性和异质性。常用测度空间关系的指数有Geary’指数和morans’i指数，笔者采用morans’i指数，取值在［－1，1］之间，若morans’i指数为负，说明相似的地区在空间上呈离散状，若为正则呈集聚状，若为0，则不存在空间相关关系。
2．数据笔者采用旅游总收入作为度量旅游业发展水平的指标。文中数据来自国家旅游局网站、国家统计局网站、四川省旅游局网站、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各省市统计年鉴(2000～2012年)、《四川省旅游统计便览》、《浙江旅游统计便览》、《湖北省统计便览》。入境旅游收入根据当期年末美元与人民币兑换汇率进行了换算。
3．旅游业空间特征分析(1)旅游经济空间差异显著，发展水平由东部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总体聚集与分散、多中心，局部“中心－”特点突出笔者运用arcGiS软件绘制出2000～2012年间各省旅游总收入均值的5级分布图(如图1所示)，显见，我国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显著。总体上，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分布符合“腾冲－黑河”人口地理分界线，以东为高发展区，以西为低发展区，大致呈由东及西阶梯状分布。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省区市由南到北为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山东、北京;第二级由东到西为辽宁、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第三级由东到西为河北、山西、安徽、陕西、云南;第四级由东到西为黑龙江、吉林、江西、重庆、贵州、广西;发展水平最低的由南到北为海南、、青海、宁夏、甘肃、内蒙古、新疆。就全国而言，旅游经济的空间分布既有集聚、规则的分布，也有随机分布。集聚分布表现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省份聚集在东部沿海，最低的省份则集聚在西北部;发展水平相近的省份在空间上相邻，如第四级发展水平的黑龙江与吉林相邻、重庆与贵州、广西相邻;规则分布表现为东、中、西部虽呈梯度递减、但东部、西部区内仍然存在旅游经济发展高低相间分布;随机分布则表现在“腾冲－黑河”以东地区，多种分布方式共同存在。由此可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多分布在东部，但西部的四川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多分布在西部，东部的海南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从描述性分析可知，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多样性，空间特征显著，聚集与分散同时存在。无论是高发展水平区，还是中、低发展水平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省区皆存在空间相邻的现状;局部既有发展的“中心”也有发展的“凹点”。(2)旅游经济发展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性，空间集群呈增强－降低趋势空间全局自相关揭示的是旅游经济的空间依赖性。根据2000～2012年旅游总收入、以边和点相邻作为空间链接关系(将广西、广东作为海南邻居)，运用GeoDa软件计算出其全局morans’i指数(见表1)。2000～2012年间，指数值皆为正值，即我国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意味着在此期间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省份在空间上表现为集聚状态;其空间相关水平呈现先急剧增强后又有所下降但呈现出较为平缓的趋势。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聚集程度在2005年达到最高(0.3123)，最低的是2000年(0.2091)。可见，我国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强的空间全局自相关，即存在很强的空间依赖性。(3)相邻省份的空间关系显著与不显著的数量各占1/2笔者根据旅游总收入绘制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局部空间分析(如图2所示)。局部空间分析旨在了解某一省份与其相邻省份之间的关系，揭示的是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其分布模式分为4类:高－高、低－低、高－低、低－高。高－高、低－低相关模式指的是某一省份的邻省具有同样的特征，为正相关，表示空间集聚;高－低、低－高相关模式指的是某一省份的邻省与其特征相反，为负相关，表示空间离群。图2显示，旅游经济空间关系的空间聚集与“中心－”特征同存;同时，我国部分省区市与其相邻省份空间关联性不显著，部分省份的局部空间关系明显。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高－高相关的省份有上海、江苏，低－低相关的省区从东到西有甘肃、新疆;这说明高发展水平省集聚在东部，低水平发展省集聚在西北;高－低相关的省区仅有四川;低－高相关的省区有安徽、福建，“中心－”特点突出，四川省是西部旅游经济的发达地区，安徽、福建是东部地区的欠发达地区;也就是说，四川是西部旅游经济发展的极点，安徽、福建是东部的塌陷点。
二、旅游经济空间溢出效应计量分析
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特征表明，相邻省份的旅游经济间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性，这从描述性角度说明，2000～2011年旅游经济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其溢出效应的大小则要通过定量分析而得。
1．计量模型构建本文旨在分析政府主导模式下旅游经济发展是否可以持续的问题，且从旅游经济系统本身入手。旅游经济系统包含了旅游需求、旅游供给两个方面，具体而言，需求主要指的是可支配收入以及闲暇时间，而2000年以来，闲暇时间并未大量增加。因此，此处的旅游需求主要是指可支配收入;供给主要指旅游资源、旅游接待设施。相关研究结果认为，旅游资源禀赋、交通可达性、区位、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等均可对旅游业发展产生影响。产业发展环境反映了政府主导模式的具体内涵，其间主要是制度环境。因此，笔者构建空间面板回归模型考察旅游需求、旅游供给与产业发展环境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其中，Y是各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D是各省的旅游消费需求，S是各省的旅游供给，p是各省的旅游发展环境，ρ表示空间溢出效应，ω表示空间相关关系，Xi，t为一组控制变量，μi为空间随机项。
2．变量说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用各省区的国内旅游收入表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原因在于入境旅游收入受区位和开放程度的影响(广东、上海、北京作为我国重要入境口岸，入境旅游收入远高于内陆地区)，为了剔除由于入境旅游与国内旅游的结构差异所导致的不一致，笔者未将各省的旅游总收入作为衡量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度量指标。旅游产业发展环境:由两个方面构成，(1)旅游交通:交通被誉为旅游业三大支柱，对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旅游经济的特点之一是旅游消费者(即旅游者)的空间转移，便捷的交通为旅游者空间转移提供良好的服务，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由本地交通密度即铁路、公路的营业里程除以国土面积表示。(2)税收:用税收占旅游企业营业收入的比例代表政府对旅游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变量。税收比例越低说明政府支持力度越大，反之则反。旅游需求:旅游者出游主要受闲暇时间和可自由支配收入的约束，因休假制度的限制，大部分旅游者的闲暇时间是确定的，受可自由支配收入的约束更强。由于可自由支配收入的数据获取存在困难，本文将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衡量旅游消费的指标。旅游供给:由旅游景区点表示，旅游景区点是旅游业的发展基础，是吸引旅游者出游的主要因素。我国存在多种旅游资源评价体系，分别由国务院不同部门进行评价。为了保持评价体系的一致性和避免重复，笔者选择4a级景区和5a级景区作为旅游资源的变量，未将遗产类景区纳入分析，原因在于遗产类景区包含在5a级景区内。由于a级景区体系始于2001年，2000年旅游资源的数据则由部级风景名胜区、世界遗产、优秀旅游城市加总而得。旅游接待设施为旅游者提供服务的，它依托旅游景区点的吸引力而存在，因此，未采用旅游接待设施作为旅游供给的变量。控制变量:对外开放水平，由外资酒店固定资产投入与酒店固定资产投入的比例表示，表示政府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对产业的管制状态;由于对外开放水平部分省份部分年度的值为0，参照刘卫东等的做法，将其赋予一个很小的值10－8;各省区人口总数，用于人口规模对旅游出游率的影响。为了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笔者利用各个省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旅游收入进行了折算。
3．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面板模型的回归估计包括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两方面。由于本文是对我国大陆所有省份旅游经济中的本地消费倾向进行分析，所考察的截面单位是总体的所有单位;同时，旅游经济的两大特点即旅游产品的不可转移和旅游消费者的空间移动，各个地区的地理特定效应对于旅游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采用地区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更加合适。对模型进行空间效应检验可知，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依赖性是通过空间误差冲击所致(见表2)，应选择模型(2)，并对模型(2)进行估计，结果见表3。表3中列出空间误差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和无空间效应项时的估计结果，笔者主要以空间误差模型估计结果进行分析，将后两者的估计结果作为模型和变量参数是否稳健的参考。从3个模型估计结果来看，模型与变量参数在统计上具有稳健意义，但变量参数的大小存在差异。(1)旅游需求旅游需求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弹性系数为1.36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国内旅游需求在2000年以来的旅游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旅游业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这个角度而言，旅游经济的发展水平与旅游需求的大小相关;按照国际经验，在人均GDp为1000美元时，旅游需求开始增长，尤其是国内旅游;为2000美元时，国内旅游进一步发展，出境旅游增长;5000美元时则出现城市的度假旅游。2000年以来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也佐证了这一发展途径。如2006年人均GDp2070美元，同年，我国国内旅游人次13.94亿人次，达到国民平均每人出游一次的规模，标志我国进入大众旅游时期;2011年人均GDp5450美元，这意味着旅游需求进一步增加。(2)旅游产业发展环境旅游交通对旅游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弹性系数为0.45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旅游经济的旅游产品的不可转移和旅游消费者的空间移动两大特点决定了交通在产业发展过程的重要作用。交通作为旅游业发展的三大支柱之一，承载了游客从客源地到目的地往还的运输任务，是客流流向的主导力量之一，这样的矛盾现象集中体现在黄金周出游现象中。虽然有研究表明，交通对旅游业的发展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所采用的计量模型有差别所致。产业发展环境的另一变量税负的估计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现阶段旅游经济发展并未受到政府的制度环境的影响。(3)旅游供给表示旅游供给的变量旅游资源对旅游经济的估计系数不显著。旅游资源作为旅游业的基础之一，主要指的是旅游资源对游客的吸引力，旅游的基本内涵是“愉悦”和“异地”(与居住地相异)，只要能够对游客构成吸引力的客观事物皆可称之为“旅游资源”，从旅游的基本意义来讲，旅游资源具有广义性，这也许是以星级旅游景区、国家风景名胜区、历史文化名城、优秀旅游城市等国家评定的旅游资源级别、数量来分析旅游资源对旅游经济发展影响不显著的原因。(4)旅游经济空间溢出效应旅游经济从描述性分析中可知旅游经济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性，计量结果说明，空间依赖性达到0.44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旅游经济发展存在较强的空间相互作用，这种作用是正向而有益的，即相邻空间的省份(本文指的是边界相邻的省份)在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这种作用可以理解为空间示范作用，即一省的旅游经济发展可以带动相邻省份旅游经济的发展，其促进程度为47.4%，这也就解释了旅游经济相似水平发展的省份为什么在空间上出现集聚的原因。
三、结论与建议
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篇9
【关键词】县域经济；产业集群；互动关系
abstract：Sincethefirstpromotionofexpansionanddevelopmentstrategyoftheprefecturalregioneconomy,theproblemofhowtomaintaintheprefecturalregioneconomytodevelopcontinuously,healthyandrapidly,whichhasarousedheateddiscussion.thisarticleisintendedtoexplorethewaytorevitalizeprefecturalregioneconomy,whichisfromtheperspectiveof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prefecturalregioneconomyandtheregionalindustrycluster.Furthermore,itisintendedtogivesomecorrespondingcountermeasurestosupporttheregionaldevelopmentofindustrialclusters.
Keywords：prefectural；region；economy；industrial；Cluster；inter--activerelationship
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体系来说，县域经济带有全局性、综合性，具备相对独立和完整的体系。县域是我国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组织与管理的最为基层的行政单位，处于城乡结合的综合经济区域，是连接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纽带。目前全国县级行政区划有2861个（香港、澳门、台湾区域除外），人口总数达9.16亿，占全国总人口约70.87%，县域区域面积占全国的94%，全国县域经济国内生产总值GDp达6.45万亿元，占全国GDp的55.15%①。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的“壮大和发展县域经济”重要课题，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大量事实证明，县域产业集群已经成为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成为推动县域经济综合发展的主要途径。
一、产业集群对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县域是中小企业凝聚和成长的地方，具有地域文化性和区域竞争性，完全可以通过培育与扶持县域产业集群的方式来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增强地方经济的核心竞争力。许多国际经济组织如wBG、DeCD、DataR等共同认为，发展产业集群对不发达地区消除贫困、增加收入以及增强区域竞争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产业集群能加快县域经济工业化进程
目前我国县域经济主体成分仍是农业经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明显，区域工业化程度不高，城乡之间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不畅，工业、服务业在县域经济体系内所占比重还相对偏低，这些因素严重阻碍着县域经济的快速增长。为了逐步实现经济现代化、发展科学化，工业化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县域需要结合区域特色与优势，选择适合自身工业化的重点方向，充分发挥地方资源、人才、资本、地理等方面的优势，打造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产业。产业集群的构建往往依托区域核心产业，汇聚和完善各种生产环节，逐步形成完整并相互协同的产业链条，在增强地方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同时，加速了县域经济工业化进程。辽宁省彰武县原是地区欠发达县域之一，经济基础薄弱，通过近几年狠抓林产品、新能源、农副产业、硅砂四大产业集群，目前实施千万元以上项目214个，新增规模企业51家，对推进工业化和全县经济发展卓有成效。
2.产业集群促成县域现代化农业格局
现代农业是传统农业发展的相对高级阶段，通过导入高新技术与市场信息，由传统单一的农业原材料生产逐步转向农产品深加工、生物化工、环保节能等领域，从而形成工农一体化经营的商品农业。农业产业集群是大量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以及相关产业在空间上的高度集聚②。围绕农产品的生产的核心部门在县域区域上凝聚相关的企业与经济组织，实现农产品产业链上产、供、销内部化与一体化，形成区域内具备强劲竞争优势的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农业产业集群，要求积极推动科技创新，使新兴农作技术迅速得到运用并产业化，进一步会带动农副产品加工、现代流通业、农资供应业以及绿色生态等相关行业的发展，有利于县域产业效益增加、质量提升、科技升级、生态保护目标得以实现。同时，农业产业集群一方面能带动县域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促能进新农村建设的繁荣与稳定。
3.产业集群能有效提升县域城镇化水平
县域区域是由城镇与农村组成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城乡发展不平衡的二元结构严重束缚着县域经济健康发展，整个城镇化的过程就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的进程，农村城镇化水平是衡量县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之一，而产业集群是推进农村城镇化的主要动力。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前提下，县域产业集群围绕龙头企业展开产业化经营，延伸特定产业链条，培育相关业务的产品加工、技术服务、物流贸易、管理咨询以及中介服务等性质的企业群，以实现地域集中和规模经济。后雪峰等学者从关系分析的角度将产业集群的发展对县域城镇化水平的影响进行了量化分析，认为产业集群作为现代经济布局的一种重要形式，对县域城镇化水平提高有着巨大的作用。通过发展产业集群的形式，合肥市县域城镇经济总量增速年均达28.2%。2010年，合肥市的长丰县、肥东县和肥西县在新型产业园区的带动下，实现城镇经济的工业增加值分别位于全省的第15位、第5位和第2位的业绩③。
二、县域经济与产业集群互动成长机理及集群发展难题
1.县域经济与产业集群互动发展机理
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新时期统筹城乡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举措，是小城镇建设、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④。县域经济与区域内产业集群的发展有着相生相长的紧密联系，两者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县域经济发展对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对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估主要体现在县域经济总量、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升级、吸纳就业、基础设施建设、财政税收以及发展可持续性等指标上，县域经济的发展为产业集群的扩大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软硬件环境。另一方面，产业集群是带动县域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对产业集群的发展评估主要体现在社会资本创造、利益相关者满意度、集群创新能力、集群成长能力以及社会经济效益等指标上，建立产业工业园区已经成为我国诸多发达县域发展经济所共同采取的实践方式，各种经济发展要素的集聚客观上对区域内居民收入水平得到提高，创造和增加地区就业培育县域品牌竞争优势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由此可见，县域经济与产业集群是通过互动关系来逐步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
2.我国县域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难题
我国县域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蓬勃的发展，与城市经济相比，仍然面临着经济基础薄弱，地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县域范围内尚未形成完善的专业化分工和完整的产业链。许多县域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共同作用培植县域产业集群，在发展过程中主要面临的难题主要有以下几点：1.集群规模较小且创新能力低下。我国县域产业集群大部分集中在东部地区，政府在打造产业集群过程中仍占主导作用，企业规模偏小，大多属于粗放型加工企业，产品科技含量与技术研发能力偏低，资金不足，内部分工协同的程度还停留在初级阶段。2.产业结构不合理，产品附加值不高。县域产业集群目前仍然是以传统农业为基础，主要由中小企业、私营与个体企业构成，工业化程度不高，产业结构不合理。多数企业还处于产业链中较低的位置，产业价值链附加的价值不高。3.人才、土地等资源供应紧张。许多县域已经建成环境优美、功能完善的现代化城市，但资源约束、高级人才缺乏以及土地供需矛盾突出已成为阻碍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问题。4.培育县域产业集群发展的体制尚不完善。产业集群能够健康发展的关键在于有顺畅的信息交流与合作机制，不仅仅只需要优惠的产业政策支持，还需要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完善的金融政策、县域之间条块分割行政体制格局的突破以及相关辅助产业政策的配套，需要政府健全与完善相关的政策体制。
三、县域培育和发展产业集群的对策思考
县域经济与产业集群的互动成长关系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一种特殊方式，利用有限的资源培植县域重点产业集群是振兴县域经济良好的路径选择。针对我国县域经济规模小，产业相对分散，缺少经济集聚效应，国际市场中整体竞争优势不强的现实问题，我国县域经济需要重点实施产业集群战略，逐步解决县域产业集群发展的体制。
1.政府需要探索相关产业政策的框架，避免政府角色的“缺位”和“越位”
县域产业集群的行程和发展，需要政府提供相当完善的服务和政策环境，对资源需求型、市场寻求型、资本寻求型、规模经济型等不同类型集群提供不同的政策支持，引导和扶持重点产业集群的发展。同时，需要完善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交通、电力、信息通讯、融资渠道等设施的建设，鼓励中介服务机构的建立，疏通区域企业间的交流合作机制，积极促进县域产业集聚进程。
2.加强示范工业园区建设，积极承接产业转移
工业园区是县域经济发展产业集群的重要载体，着眼于区域长远发展，搞好县域工业园区规划与产业布局，打造具有县域特色的标志性主导产业集群。根据规划蓝图以工业园区承接产业转移，政府需要合理引导工业园区的产业定位和发展方向，使得新兴产业逐步具有信息化与高新技术的竞争优势。福建省政和县是海峡西岸绿色腹地北联“长三角”的前锋平台，截至2011年底，通过鹤林、龙岗等示范工业园区建设，依托当地特色产业优势，实现工业园区面积达到9.37平方公里，初步形成了以茶叶、竹木加工、水电开发为主的县域产业集群体系，近几年来县域经济发展取得了卓越的成效。
3.以产业集群建设为契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升级县域经济结构
县域政府在培育与扶持产业集群发展的过程中，担负着政策服务和行政监督的任务，鼓励表彰先进产业，淘汰落后产能，加强产学研合作，使集群内部企业自身的技术水平与创新能力得以提升。成立产业行业自律组织，根据市场机制运行规律，从产业链整体上整合与变更业务流程，敦促产业由上游向下游逐步拓展，有低端向高端发展。扩大招商引资力度，帮助中小企业以及乡镇企业健康发展，大量中小企业的组建与发展，对于集群产业链的完善，弥补市场业务空白，扩大县域集群的规模与业务量，活跃区域经济竞争力，促进乡镇居民收入水平，推进产业县域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具有很大裨益。
4.重视产业集群建设过程中的生态评估工作，践行可持续发展
分析产业集群在构建过程中环境的承载能力，避免环境的恶化，生态环境的恶化一方面会排斥居住人口影响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会改变县城的空间结构，引起群体迁移，重复建设等经济社会问题，最终会造成县域经济的衰退，经济发展变得不可持续。因此，需要平衡县域集群发展与生态安全的关系，鼓励和支持绿色生态产业集群，力争做到生产达到节能环保标准。
总之，推进县域经济综合跨越式发展，离不开县域产业集群这一发展方式，其所带来的资源集聚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品牌效应以及技术创新效应是空前的，需要政府与集群企业自身共同致力于区域经济长远发展。
注释：
①.
②王惠娟.农业产业集群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分析[J].山东农业科学(2007,8):145-147.
③后雪峰,方圆.政府主导型产业集群和县域城镇化的关系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10,09.
④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
参考文献：
[1]高焕喜.县域经济发展论[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2]王秉安,罗海成,徐小佶.县域经济竞争力[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钱志新.产业集群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2004.
[4]马建会.产业集群成长机理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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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篇10
【关键词】区域经济;物流产业;发展。
一、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
(一)物流产业的概念及特征。
物流产业属于第三产业的范畴，又称为物流服务业，是一种由物流资源产业化而形成的聚合性产业，具体包括运输业、仓储业、包装业、配送服务以及信息平台的资源整合手段。这些资源运用于产品市场的多个领域，包括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大部分流通业务。不论是生产类企业还是流通类企业，都存在大量的物流活动或物流业务，但是这些物流活动或物流业务本身不是物流产业，只有将这些物流活动或物流业务独立化、社会化为一种经营业务，才能称其为物流产业。因此，相对于物流企业来讲，物流产业跨出了单个经营主体的狭隘约束，泛指一类物流企业集聚而成的企业群。
从物流产业的定义，不难看出物流产业涉及到的不仅仅是服务性行业，只要跟物流活动有关的行业行为，都被纳入物流产业的运作范畴。如图1.1，综合所涉及行业的共同特点，物流产业具有典型的基础特性，也就是说物流产业链下具体业务的实施必须依托交通基础设施和系统的物流装备，而且物流产业本身的服务行业特性决定了其通过时空属性改变来实现商品价值的转移，也就是具有服务性，在商品转移过程中，必然涉及到多个行业和生产、服务、流通部门，体现为它的综合性。
(二)区域经济与区域物流。
区域经济，是一种综合性的经济发展的地理概念，在一定区域内由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地理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生产性综合体，属于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经济系统。它不仅受制于地区性的自然资源禀赋，更重要的是与投入资金、劳动密集程度、技术先进度等社会因素密切相关。随着绿色经济生活观念的深入人心，考察一个区域的经济效果，也不能只定位于单纯的经济指标数据上，需要考虑社会整体效益以及地区性的生态效益，这样构成的区域经济才是较为完整的一个主体，但当前的经济环境和发展水平又决定了物流产业发展起初对环境的较小依赖度，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对环境这方面不予考虑。
区域物流，泛指区域经济中的物流产业，属于宏观范畴的概念。现代经济体系下的区域物流更多的侧重于区域内部从供应方到需求方的商品或服务的运输与集散的一体化，它以特定区域为腹地，在这个特定的区域地理环境中，结合各区域经济发展的规模和范围，连通区域内外商品的输入与输出，并通过运输业务、仓储服务、包装服务、配送服务以及信息平台建设等基本活动的有效构成，最大程度的服务本地经济建设，稳定本地生态经济的良好有序发展。其实，通过以上对比可知，区域物流就是对区域经济中物流产业的产生、发展等一系列行为的总体概况，浓缩为通过关注区域中的物流产业，来促进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
二、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的相关性分析。
(一)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的内向关联。
1、物流产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根据区域经济增长极理论，区域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条件较好的少数地区和少数产业带动。物流产业具有深入所有行业的便利性，高度集中的物流产业能够有效快速培育区域内部重点行业的经济增长极，通过这种区域内的扩散效应，影响和带动周边地区和其它产业发展，最终很好的刺激经济的增长。据统计数据，2009年美国物流产业规模为9000亿美元，占美国GDp的10%以上，而十年之前其物流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就已经高达9.9%。另一组数据显示，近20年之内，日本物流业每增长2.6个百分点，经济总量就增加1%。
不仅如此，物流产业的发展可以最大化提高物流活动效率，进而减少生产、流通过程中的运营成本，提高经济单位的运营效率，通过改善物流环境较好的提高区域内企业的竞争力，而且高度专业化、规模化的物流产业涉及到许多行业，具有极强的产业关联和带动效应。物流产业对与区域经济的影响，除了表现在对产业关联的推动作用，还有助于调整区域经济结构，良好的物流产业带动其他产业间的资源流动，降低生产流通中的交易成本，形成稳定的适合本区域物流产业发展水平的经济结构状况。
2、区域经济促进物流产业发展。物流产业发展，当然离不开区域经济的配合，区域经济决定了物流产业所能最终达到的水平，一个经济水平较低的区域经济体，很难发展起较为成熟的物流产业链条。可以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物流产业发展的基础和衡量标准，任何物流产业的集聚和复合，都必须依托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当然完善的区域经济，很大程度上拥有较强的区域竞争力，内部的市场机制和资源配置水平都较为领先，可以为融入各行业的物流产业做好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的规模同样决定着区域物流产业的发展水平，较大的经济规模往往伴随着巨大的物流业务量，繁忙的运输业务，大额的订单，高效及时的配送服务等等。也只有规模巨大的区域经济体，产生较高的效益，才能将本区域的物流环境整治的井井有条，更有效率。由此可见，区域经济的发展无时无刻不影响着物流产业的运转，进而影响到其最终的物流产业绩效。
(二)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的外向关联。
本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与物流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这是体现在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的内在相关性。然而，区域经济体的存在，客观上产生了区域经济体之间的物流产业活动，这种相关性对于物流产业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区域间的经济活动，体现在物流产业间，就表现为区域之间物流业务带来的资金流、商品流以及信息流的传递与运转。根据区域的相互依赖理论，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都不是孤立的，都是彼此紧密相连的。一方面，物流产业水平可以反映区域经济体之间的外向关联特征，反映区域间的经济来往密切程度，体现区域间的依赖和贡献度;另一方面，区域经济体之间的密切关联，必定会加快当地区的物流发展水平，经济要发展，生产、流通市场是发展的基石，区域间的经济依靠水平加大，必定利于物流产业的集聚以及复合性发展。
三、当前各区域经济中物流产业发展的现状。
通过上述区域经济与物流产业的内向关联与外向关联的分析，我们知道要发展地区经济必须重视对于地方物流产业的培育与引导，也需要能够明确各区域发展过程中物流产业面临的问题和发展的现状。当前经济环境下，物流产业在各区域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快的东部沿海地区，物流创造的GDp占据总生产总值的比重越来越高。因此，必须重视各区域中物流产业的发展现状。
(一)物流企业规模小，综合服务能力较差。
物流产业，是一个典型的集聚型产业，需要产业间的集聚来降低成本提高收益。但是从当前我国各重点区域经济体的发展状况来看，物流产业的集聚水平都是不高的，只是建立在简单的运输对接、仓储聚集、共同包装、互助配送基础上，没有形成真正的有机统一。而且这其中又以中小物流企业为主体，虽然物流要素都已分割在各部门、各领域，但是没有形成统一的大市场，一系列物流活动还主要是依靠本企业内部来实施，没有具体的分工细化，没有高度的专业化操作，必定加剧内部实施的运转成本。据统计局数据，在我国目前工业企业生产中，直接劳动成本占总成本比重的10%不到，而物流费用占商品总成本的比重约为40%，全社会物流费用支出约占GDp的20%，在荚国和欧洲这个数字分别为5%和10%。因此，我国目前的物流行业成本明显处于较高的不经济水平。
除此之外，中小物流企业形式上的集聚不能达到规模上的效益共享、成本共担，而且大量中小物流企业的存在，使得区域内物流产业的综合服务能力水平较低，大部分物流企业都难以脱身于物流市场上的激烈竞争，不能将更多的资金、时间、技术、人才应用于本区域或区域间物流服务的建设上，只有少数的大型物流企业有些这些方面的成绩，但效果也不十分明显，因为物流产业最终还是要面对具体的消费群体，这样的复杂流程和过长的服务产业链，难以保证服务水平的高质量。
(二)地区差异较大，第三方物流水平层次不齐。
据统计，欧洲目前使用第三方物流服务的比例约为76%，美国约为58%，且其需求仍在增长，而我国的第三方物流服务的比例占比相比较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不仅如此，我国的物流产业的发展还呈现非常明显的区域差异，这更减缓了第三方物流服务的普及性。
1、东西部差距逐步加大。由于历史及地区分布的原因，我国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逐步递减的趋势。由区域经济与物流产业的内生关联性，我们知道，经济发展水平对物流产业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近些年，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经济水平差距也有拉大的趋势。这样的经济背景，便产生了物流发展的区域性差异，尤其表现在第三方物流的发展方面。东部的物流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中西部，而且第三方物流的密集程度及实施效率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已经开始向专业化的细分工过渡。而经济较为落后的中西部第三方物流带来的产值比重仍旧较低，更多的是以物流企业自身为基础的产值创造，这样相比于东部，第三方物流的水平差距呈现逐步加大的趋势。
2、各区域内部差距显著。第三方物流的发展，对于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依靠较深，必须是足够规模基础上才能产生的专业性分工。在这方面，尽管东、中、西部差距加大，但就某个区域内部而言，存在的差距也是十分明显。比如东部地区的沪宁杭经济区，第三方物流水平居于全国最优。而位于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的淮海经济区的第三方物流水平则相形见绌，无论是绝对额还是所占份额，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而且呈逐步加大之势。
(三)区域性物流信息系统缺失，宏观调控能力不强。
物流产业的各个环节之中，除去传统的运输、仓储、配送等，只剩下信息平台的建设。信息化建设是现代物流业的灵魂，单一的物流企业很难具有用现代物流技术处理物流信息的能力，但是区域性的物流产业便可以构建区域物流信息平台来进行运作。但正是由于区域经济的差异，也产生了对于物流信息系统建设的差异，较为发达或者成熟的区域经济体，能够建设成物流信息系统，但在全国来看还属于极少数。大部分区域体都没有专门对于物流信息的专业化建设平台，这也就决定了区域内部或者区域之间进行宏观调控把握物流产业发展的能力有所欠缺。
四、发展物流产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对策。
明确了当前经济环境下的物流产业发展现状及问题，必须找到途径来解决问题改善现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物流产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促进及催化作用，真正引导区域经济走向稳定发展的增长之路。
(一)壮大物流产业，形成区域集群效应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的密切关系，表明了物流产业对于推动地方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必须毫不犹豫的着力壮大物流产业，着力引导物流企业的集聚，向更有效率的产业化方向发展。国家对于物流产业的发展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关部门必须积极负责起来，制定更适合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物流产业支持政策。如2010年3月5日，国家出台政策重点支持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这对于以后上海的物流市场将会产生极为远大的影响，会使得上海的物流集聚程度迈向前所未有的高度。但相比于年产值占荷兰GDp的12%的世界第一大港鹿特丹，物流业务占GDp的8%的新加坡都有较大的差距。只有建设物流产业的目标，已不能很好的适应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还必须考虑到产业集群的角度，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的产业集群缺一不可，国家应着力推进区域内部的物流产业集群，体现出本区域的集群优势，在此基础上，区域间的跨区域产业集群也必须得到重视，这是增强我国物流产业竞争力的必经之路。
(二)因地制宜，促进第三方物流集约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物流逐步从生产领域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第三方物流，这与生产、流通环节中物流的业务整合起来就构成了当下的物流产业。物流产业的发展，具有较明显的区域差异，这也就产生了第三方物流发展的差异。明确了差异和区域特点，必须因地制宜的开发物流产业，对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区域体，集中主要业务力量发展集约化的第三方物流，就要积极引导自营物流和外包物流向集约化的第三方物流发展，通过提高物流产业内的专业化水平，降低物流产业的成本，提高所获得的最大收益。要想更好的达到效果，必须积极创新制度方式，放开市场管制，促进市场竞争，这样能发挥第三方物流的天然优势，淘汰掉不适宜生存的粗放型物流企业。而区域经济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必须依托本区域特点，重点建设物流产业的集约化发展，不可过度要求第三方物流的集聚，而应该先把本区域物流产业的发展水平提高，进而更好的促进本区域经济发展，最终来促进日益发展成熟的第三方物流向集约化发展。
(三)建立区域物流信息系统，加快物流信息流通。
现代物流区别于传统物流的一大特征就是现代物流信息的建设，谁拥有信息，谁就能在物流活动中拥有优势，信息系统越完善越全面，物流供给的水平就会越高[5]。区域物流信息系统，能够最大程度的调控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的物流信息，能够加快区域的物流信息更新速度，更好的利于区域物流产业发展。各主体区域必须明确物流信息系统的重要性，从宏观整体角度加以把握。各区域积极设立本区域内部的物流信息系统，加快物流信息的流通，提高物流信息的利用效率。一方面，中国物流协会可以组织各区域的物流企业办理会员业务，引导建立全国性的物流信息流通平台。通过信息平台，各物流企业能够更公平更有效的参与到本区域物流产业的建设和发展中来，以便为本企业的经济效益、本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提供最大的帮助。另一方面，各区域经济体都必须转变物流信息观念，明确物流信息建设在物流产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各物流企业也必须注重对本企业信息系统人员的管理培训，促使企业形成物流信息系统调控下的有效运转体系，最大化的利于企业生存发展。
【参考文献】
1、孙有望。现代物流导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8)：7-9.
2、栾贵勤。区域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11)：59-623、沈强。吴江。重庆物流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中国市场。2011，(2)：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