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红线篇1
【关键词】红岩联线体制机制文博事业文化产业
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简称“红岩联线”），是在文化体制改革中新组建的文化事业单位，现已形成文博事业和文化产业相辅相成的两大主体。一是由红岩革命纪念馆、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中国派历史陈列馆三大馆组成的公益性实体，即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二是由“红岩联线”投资组建的产业性实体，即重庆红岩文化产业集团。
文化遗产事业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需培育的新增长点。2010年中国《文化遗产蓝皮书》对“红岩联线”工作机制创新促发展、经济效益反哺文化事业的成功案例额重笔喷墨大力推广。红岩联线的成功主要依靠以下三方面的经验制度。
一、“理念”创新“机制”，“魄力”彰显“魅力”
红岩联线定性为非垄断性普通遗产，即地域内还存在同质遗产的大量竞争，因此其改革诉求是如何合理利用以充分发挥文化遗产资源的经济效益。围绕着这一改革诉求，红岩联线转变陈旧的文物系统发展观念，理论创新、改革推陈，并利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的大好时机，将思想层面的工作机制创新观念投入到改革实践当中，此举一挥而就铸成了红岩联线的改革成功。
近年来，红岩联线依据自身资源属性和管理问题进行了大胆的管理工作机制创新。在中国，质属非垄断性普通遗产的文物事业单位比比皆是，遍布广阔、分散，各省市都有不少“小”文物遗址、“小”文博单位、“小”纪念馆、“小”博物馆，条块分割、多头管理，造成中央和地方政府及文物系统管理困难、运营成本颇高。红岩联线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景点多、分布散，“散兵散将”管理困难。为此，红岩联线率先成立了红岩联线游客接待中心，整合红色文化遗产，使之从“散兵游勇”到“连锁经营”，把各自为战的红色文化资源集中起来，塑品牌、造效应，并利用规模经济效应、专业化保护、一体化管理、系统化开发节约成本、提高收益。
同时，根据资源属性，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大胆实践新型管理理念：分离所有权和经营权，创建三大经营主体，引入营利性社会力量经营，提高效率和经济收入。红岩联线游客接待中心享有管理权，负责公益性事业单位的主体业务，负责教育功能的实现和社会效益的企及，如资源的整合、博物馆的管理以及解说等。抓住文化体制改革的契机，整合其下属的文艺院团、展览展示、红色旅游等产业公司，一并组建重庆红岩文化产业集团，涵盖文化旅游、展览展示、文化演艺、影视制作、教育培训和文化产品开发等六大产业，面向市场经营，按现代企业制度独立运行，业务范围涵盖红色旅游、文艺演出、文物维修、产品销售、展览展演、出租招商、园林绿化等经营活动，形成依托红色旅游主业，挖掘品牌资源附加值的经营公司。红岩联线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以科学、高效地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模式，成立经营性实体走企业化道路，文化产业的发展势必成为红岩联线后续发展的“造血库”和“发电机”。同时，红岩文化产业的大力宣传和文化产品的大量供给又将为“红岩联线”这一品牌“造足势”，以品牌促效益，以效益扬品牌。
值得一提的是，红岩联线还积极整合资源，打造红色旅游新业态。文化遗产事业是兼备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投入小、产出高”，“利在当代、惠及后代”且能拉动相关产业增长的公益性事业。文物系统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大部分主要来自于其间接经济贡献，而这种贡献的大头就来自于文物旅游。“十一五期间”全国文物旅游收入1776.3亿元，其对国民经济贡献达888.2亿元，占文物系统对国民经济全部贡献的82.1%。红岩联线通过科学规划，设计出几套旅游路线，进行“一票式”经营，充分利用开发红色遗产资源，并辅以配套的交通、导游、解说、餐饮等服务。
依据文物旅游在文化产业中的重要地位，要打造红色旅游新业态，就要创新以下三点发展观念：第一，顾客至上，服务第一。广纳游客意见及建议，根据不同游客需要提供相应的服务，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力争让游客在接受革命教育的同时，享受吃住行一体化的轻松红色旅行。第二，研究开发出成果。继续推出有可读性和收藏价值的书刊、剧目、影片，演出让人观看后有不虚此行之感的情景剧，让游客在接受精神洗礼的同时调节身心。第三，不断改善参观环境，利用科技手段推陈出新，打造红色旅游新业态，提高整体经济效益。通过观念的创新应用到具体的实践，红岩联线实现观众年平均参观人次200多万，自2007年免费开放以后保持年经济效益一千多万元的惊人成绩，让全国许多同质单位叹为观止。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和红岩革命纪念馆成为国家公布的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二、资源化“零”为“整”，权营化“整”为“零”
红岩联线成功的第二步，便是整合资源、连锁经营。“十一五”以来文化遗产事业发展迅速,红岩联线也将投入更高效、更全面地转化为教育、科研、经济方面的产出。但相对“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之处凸显――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不够以及管理水平不高制约了红岩联线公益价值和经济价值全面、充分地体现。为此，联线总结各方面经验，在创新工作理念的指导下，从管理水平角度找出系统内部提高相关行政资源配置效率的“短板”，及时整合资源，并引入社会经营力量，对同质资源进行连锁经营，达到了“规范、统一、高效”的行业管理的改革目标，并将这种改革经验制度化。
红岩联线属于非垄断性的普通遗产，区域内存在同质遗产的大量竞争，其经营和管理相互独立，不仅管理难度大，运营成本也高，而且还会在相互竞争中影响各自的整体收益。据此，红岩联线整合资源、扩大生产，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求发展。以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和红岩革命纪念馆为依托，融合周边陈独秀、、赵世炎等故居，及曾家岩、桂园等旧址，将红色文化资源化“零”为“整”，整合资源、面向市场、研究开发、连点成线，在资源和制度上同时固本培元，汇集分散的资金和技术，拓宽产品销售渠道，进一步扩大宣传、增加广告投入，加大文化研发力度，创造出更多的文化产品，并衍生出旅游、展演、租售等相关产业链，提高了整体收入。另一方面，资源整合的举措也避免了整合之前各馆各旧址各自为战、有可能两败俱伤的场面，降低了本身的生产成本。联线以地区内同质文化元素为基础，连锁式经营，进行“一票式”管理，利于整体利益最大化。
同时，在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问题上，将权营化“整”为“零”。在公益性事业上，政府和相关文化部门及联线事业主体对红岩联线享有管理权，承担公益宣传和社会教育的责任，负责社会效益的实现。红岩联线下属重庆红岩文化产业集团享有红岩联线非公益部分的经营权，承担经济效益和品牌效应双赢的责任。红岩联线“权”和“营”的科学划分，增强了文化遗产事业的活力，也推动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前进，不失为行之有效的文化体制改革新举措。
三、资源属性分明，权责机制有序
经济发展的红线篇2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瓶颈。“十三五”时期作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为实现绿色发展，必须树立底线思维，建立资源环境生态红线。本文阐述了构建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的现实意义，回顾了我国在资源环境生态领域红线管理的实践经验，从顶层设计出发建立了“资源利用上限－环境质量底线－生态保护红线”框架，并提出了推进建立资源环境生态红线体系的若干建议。
关键词
“十三五”；资源环境生态红线；资源消耗上限；环境质量底线；生态保护红线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瓶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树立底线思维、严守资源环境生态红线。“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全面推进绿色发展，总体上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的划定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构建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的现实需求
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持续保持了高速发展的态势。全国GDp从1978年的3650.2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10.4万亿美元，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跻身超“10万亿美元俱乐部”的成员，同时GDp总量稳居世界第二；2010—2011年，我国整体进入城市型社会阶段，城镇化率达到并开始超过50.0%，2014年达到54.8%，与世界平均水平持平。但是，当前经济社会的快速增长是以大量消耗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为代价的。尽管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力度逐年加大，局部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有所改善，但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使得生态恶化与环境污染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遏制，资源压力进一步凸显，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资源供需压力巨大，人均资源占有量明显不足2014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达42.6亿吨标煤，是世界能源消费第一大国。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8%，全国年平均缺水量500多亿立方米，2/3的城市处于缺水状态。我国人均耕地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有600多个县（市）人均耕地面积在0.8亩警戒线以下。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推进，资源环境的压力还将进一步加大。
环境形势极其严峻，环境质量状况令人堪忧2014年，我国在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世界城市空气质量报告中排名倒数第5位。全国开展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的16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90.1%的城市空气质量超标，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灰霾问题突出。有关研究表明，我国每年因室外空气污染导致的早死人数达到35万～50万人；全国地表水丧失水体功能的劣Ⅴ类水质占9.0%，地下水较差级别以下水质占61.5%，近岸海域四类和劣四类水质占26.2%。根据测算，全国环境污染损失已经占到GDp的3%。自然生态系统受挤占、破坏的情况日趋严重，整体退化趋势明显全国河流总数急剧减少，湿地面积持续下降。新中国成立以来，围垦导致130万公顷以上的湖泊面积和长江中下游34%的湿地丧失，消亡湖泊数量接近1000个、“千湖之省”湖北的湖泊数量已减少到200多个。我国森林、草原质量低下，生态功能不强，有5500万公顷林地在退化，90%的可利用天然草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十三五”时期，我国仍将处于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经济持续稳步增长的发展阶段，生态环境保护将面临资源消费不断攀升和人民群众对环境质量要求不断提升的双重压力，划定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和确保资源永续利用已成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创新。
二、资源环境生态领域的红线管理与实践
目前，我国已经在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领域应用红线概念和制度，形成了诸如能源消费红线、水资源红线、耕地红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生态保护红线等红线制度，具有空间约束和数量约束的性质。在资源领域，我国已经划定了大体“40亿吨煤炭总量”的能源消费红线、“开发利用总量、用水效率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的水资源红线、“18亿亩”的耕地红线等红线管理制度，这些红线的划定在控制资源消耗总量、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生态环境管理领域，我国运用红线管理的思路也进行了探索与实践。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可以说是目前环境管理中没有“红线”称谓的一条环境红线，并且在“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取得了显著成效。2005年由广州省颁布实施的《珠江三角洲环境保护规划纲要》首次提出“红线调控、绿线提升、蓝线建设”的三线调控总体战略，并将红线指标分解落实到每个市、区和乡镇，对严重污染和敏感区项目准入起到了约束作用。随后在很多区域和城市环境保护规划中，采用了生态红线这一概念。2011年，《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和《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均提出划定生态红线的要求，这标志着生态红线上升为国家战略。林业部门随后也提出森林、湿地、荒漠植被、物种4条林业生态红线。2014年4月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将生态保护红线写入法律。2015年5月，为指导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环境保护部了《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指南》。
但是，这些红线管理制度在管理实践过程中，存在注重数量、忽略质量，注重总量、忽略结构等问题。例如，为了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实施了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和基本农田保护政策，这种耕地数量的补偿机制并非获得了对等的耕地，而是损害了耕地质量和产能的提高。水资源红线管理体系还有待完善，对于资源性缺水的北方河流，仅通过红线管理而没有规定生态用水红线要求，并不能完全解决未来经济发展需要的用水问题。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红线存在目标制定出现博弈和监控手段不适应、与环境质量目标没有密切挂钩等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将大气、水、土壤等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作为地方各级政府环保责任红线，环境红线管理的思路需要转变。因此，亟需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系统进行整体性和系统性考虑，对资源环境生态的保护红线进行顶层设计，加强红线管控的系统性和科学性。
三、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的设计框架
资源环境生态红线是指划定并严守资源消耗上限、环境质量底线和生态保护红线（图1），强化资源环境生态红线指标约束，将各类经济社会活动限定在红线管控范围以内。资源消耗上限是指为促进资源能源节约，保障能源、水、土地等资源高效利用，在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需求和适应现阶段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情况下，设立的不应突破的最高限值。具体包括能源消耗上限、水资源消耗上限和土地资源消耗上限等。其中，能源消耗上限是指依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布局、资源禀赋、环境容量、减排要求等因素，以确定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目标，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大气污染治理重点地区及城市，要明确煤炭所占能源消费比重、煤炭消费减量控制等指标要求。水资源消耗上限是指依据水资源禀赋、生态用水需求、经济社会发展合理需要等因素，确定用水总量控制目标。严重缺水以及地下水超采地区，要严格设定地下水开采总量指标、生态用水、生态流量等要求。土地资源消耗上限指依据粮食和生态安全、主体功能定位、开发强度、城乡人口规模、人均建设用地标准等因素，确定耕地保有总量目标，并与划定永久基本农田、落实耕地占补平衡等政策要求相衔接，用地供需矛盾特别突出地区，要设定城乡建设用地总量控制目标。
环境质量底线是指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以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为目标，综合考虑环境质量现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污染防治和治理技术等因素，与限期达标规划充分衔接，分阶段、分区域设置大气、水和土壤环境质量目标，不达标地区要尽快制定达标规划，实现环境质量达标；达标地区要努力实现环境质量向更高水平迈进；使得对影响人群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的环境风险区域环境安全水平处于合理阈值。具体包括水环境质量底线、大气环境质量底线和土壤环境质量底线。其中，水环境质量底线指基于水环境功能重要性、敏感性及脆弱性评价，划定水环境质量底线管控单元，并明确环境质量改善、污染物排放控制和风险管理要求，以断面水质优良比例和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主要指标，与《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相衔接，水体考核断面水质达标率不低于现状，向更好转变。大气环境质量底线指基于大气环境功能重要性、敏感性与脆弱性评价，划定大气环境质量底线管控单元，并明确环境质量改善目标、污染物排放控制和风险管理要求，以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为主要目标，与《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相衔接，大气环境质量不低于现状，向更好转变。土壤环境质量底线指为保障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安全，综合考虑土壤环境质量现状、土地利用用途等因素，基于土壤环境功能的重要性、敏感性与脆弱性，划定土壤环境质量底线管控单元，并明确污染控制和风险管控要求，以耕地土壤质量达标率、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等为主要指标，与《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相衔接，土壤环境质量不低于现状，向更好转变。
生态保护红线是指依据《环境保护法》和生态保护相关规范性文件以及技术方法，在生态保护重点区域开展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评估和生态敏感性与脆弱性评估，将等级高的地方确定为红线进行管控。具体包括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红线、生态敏感脆弱区保护红线和禁止开发区保护红线。其中，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红线指根据不同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主要服务功能，开展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评价与等级划分，将重要性等级高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生态敏感脆弱区保护红线指针对区域生态敏感性特征，开展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石漠化等生态敏感性评价与等级划分，将敏感性等级高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禁止开发区保护红线指根据生态保护重要性评估结果并结合内部管理分区，综合确定纳入生态保护红线的具体区域范围，原则上将自然保护区全部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对面积较大的自然保护区，其实验区将根据生态保护重要性评估结果，确定纳入生态保护红线的具体区域范围。推进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的若干建议做好顶层框架设计，为地方落实资源环境生态红线提供指导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的管控思路已经在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和福州、宜昌、乌鲁木齐、伊春等城市环境总体规划中得到应用，但相关技术方法和管理政策还不成熟，希望国家层面尽快出台相关指导意见，为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的做好顶层设计，促进红线的落实。
完善生态环境空间管治体系，协调区域发展与保护的空间关系梳理现有生态环境空间管控多头设计、重复构架等问题，整合环境功能区划、生态功能区划、生态保护红线等工作，完善生态环境空间管治体系。在环境功能区划的基础上，在各环境功能区内进一步根据评价识别出生态环境功能最重要、生态环境最敏感和最脆弱的区域，并在资源环境生态方面设定质量目标、总量要求、效率要求和强度控制等底线要求，即构建资源环境生态红线体系，强化生态环境空间管治的实施和应有作用的发挥，实现生态功能提升、环境质量改善、资源永续利用。建立健全红线相关管控制度，让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真正落地建议加快建立体现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管控要求的政策机制，形成源头严防、过程严管、责任追究的红线管控制度体系，资源环境生态红线一旦确定，原则上不得进行调整，完善与红线管控相适应的准入制度，出台相关红线管理办法，将资源环境红线管控纳入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并作为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的重要内容。
经济发展的红线篇3
关键词：低碳经济；红色旅游；低碳旅游；对策
当前，全球变暖已经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由于全球变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损失，所以，应对气候变暖，建设环境友好型的低碳经济模式，受到了各国政府认可和青睐。低碳经济模式不仅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护生态环境，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还有利于化解因全球变暖所产生的国际压力。
一、陕西省红色旅游概况
陕西省的红色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主要分为三个板块：陕北、关中、陕南。其中主要为陕北地区。1935年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11月7日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1937年1月10日又迁驻延安，13日等中央领导进驻延安，从此延安就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和战略总后方。因此可以说在陕北地区有着大量的红色旅游资源。关中地区最为出名的是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逼迫联合抗日抵御外敌这一著名事件对我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产生了重要影响。陕南地区最为出名的是汉中市川陕革命纪念馆。在陕西的红色旅游资源还有很多未开发的或者是开发力度不足的，政府部门应当深入挖掘这些红色旅游景点，为陕西省的旅游事业增砖添瓦。
二、陕西省发展低碳红色旅游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落后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低碳红色旅游的发展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到当地以及周边的经济发展。比如，在开发低碳旅游时需要对其通达性加以改善，陕西省就开通了西安市到汉中、延安等地的客运专线，使周围的百姓受益出行更为方便，也带动了经济的流动性。加之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会建立住宿、购物场所，这也就使周围的人民多了谋生之道，旅游景区工作的需要也会使周边人民有了新的工作发展机会；外来的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将先进的思想带到当地，打破了传统的观念，使当地的发展更加与时俱进。低碳红色旅游的发展还会使当地人民更加重视红色旅游文化的教育，使落后地区也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
（二）有利于发挥红色精神的教育功能
红色旅游中所蕴含的文化和精神财富对于我们来说是十分有价值的，值得我们传承和学习；它续写着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艰苦历程。枣园革命旧址共展出文物815件，其中的中央书记处小礼堂，、、、刘少奇等的旧居，为人民服务讲台，中央医务所等景点已成为全国传统革命教育的重要基地之一。西安事变纪念馆是以“西安事变”事件中的张学良公馆、杨虎城止园别墅为基础建立的博物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迫抗日，中国由此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到全国抗战的伟大转变，实现了共同抗日抵御外敌，推动了国共的再次合作。凤凰山革命旧址是中共中央1937年1月13日到达延安后的第一驻地，在革命期间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历经长征艰辛到达凤凰山脚下才使得革命得以继续。延安革命纪念馆所陈列的照片、文物、蜡像深切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使我们被深深打动。
（三）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
科学发展观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低碳红色旅游应当遵循科学发展观进行，围绕着“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发展红色旅游需要做到与城乡链接与国内外相互学习交流，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协调各方面之间的发展与平衡。发展红色旅游能使陕西省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尤其是在环境恶劣、经济发展单一的延安地区。
三、陕西省发展低碳红色旅游的对策
（一）相关部门的对策
红色旅游要想在低碳经济背景下发展是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的，只有在国家财政政策的支持下才能更加快速地发展。陕西省红色旅游业的发展也需要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政府部门应加大资金投资力度，并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使其在发展中摆脱盲目，有法可依、有法可用，为其发展扫除障碍。
1.整合资源统筹规划
陕北板块“红黄结合”。陕北地区也拥有大量的黄色旅游景点如黄帝陵、黄河壶口瀑布，我们在发展红色旅游时也可将其相互结合，开发新的旅游线路。关中板块“红古结合”。关中地区的旅游业主要为古代文物的展示等，在西安一带有许多已开发的景点，其中有许多拥有红色文化内涵。相关部门应当深入挖掘其红色文化内涵，突出红色事迹在民族团结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将红色旅游与历史文化旅游密切结合，建设精品的旅游游览线路，推动关中旅游的发展。陕南板块“红绿结合”。陕南地区环境优越，且是国家计划的川陕渝红色旅游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部门应在陕南地区深入挖掘旅游资源，把红色旅游和陕南优越的生态旅游相互结合。
2.加大宣传力度
首先红色旅游的发展时间不长，人们对其认识还远远不够，要使红色旅游具有更好发展就应提高其知名度，加大宣传力度，首先要利用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宣传，扩大影响力。其次是组织一些新闻会、研讨会、精美小册子、光盘、参加国家旅游展会等，以吸引游客；还要结合建国建军建党等重大纪念活动及其他重要节日，更好地组织红色旅游宣传工作，加大红色旅游宣传力度，并提高知名度。
（二）政府的对策
旅游业的发展是一个大投入事业，必须拥有政策的支持与配合，想要更好的发展红色旅游我们必须在资金上大量投入，在交通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上需要有大量投入，以及在旅游相关人才的培养上离不开政府的支持，陕西红色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政府部门应抓住机遇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业提高陕西的经济收入。
1.加快对景点周围的交通网络建设
陕西省政府应当在国家对红色旅游发展的支持下建设旅游交通线的道路设施建设，主要建设以延安为中心的旅游路线，使陕西交通路线贯穿南北，加快全省主要城市和其他省份的扩张，尤其是沿海省份城市和铁路运输能力。航空路线应对延安，汉中等地区进行扩张，使旅游线路链接更加通畅，让陕西的旅游事业不受交通的阻碍，红色旅游事业也能更好更快的发展成为旅游者首选的旅游目的地。
2.加强对红色资源的保护和维修，进行健康开发利用
对红色旅游资源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可以看到的一些革命旧居或革命旧址，以及革命纪念物，我们应对其进行妥善的维修以及保护，比如用玻璃隔开以防氧化，或者规定时间闭关休养等；另一方面是看不见的，比如红色经典故事、革命战争口号、红色精神内涵等，在开发时不能盲目追求发展瞎编乱造扭曲史实，或者对口号等进行乱解释使其失去本质含义。对于未开发的景点更是要加强保护管理，深入挖掘潜力，使之早日得到健康有利开发，使红色旅游资源在健康的状态下可持续发展。
3.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防止红色旅游产品商品化、异质化
旅游目的地的投资建设不可避免地给当地居民在很多方面带来影响，有积极影响，但也有负面的，如投资商为了尽快收回成本而破坏性开发旅游区，游客的言行也会对当地居民带来文化冲击。一旦过度开发破坏了当地红色旅游资源和文化影响，那么以后的红色旅游也很难继续进行。旅游目的地的政府部门应该主动承担对红色旅游资源保护重要任务，扮演一名指挥者在红色旅游发展中引导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
4.提升旅游区的管理服务人员素质
旅游管理人员的素质决定了旅游管理的质量和水平。加强旅游管理的质量主要解决的是，一要加强现有的管理服务人员培训，提高其专业素质，满足旅游区的实际需要；二是通过向外招聘经验丰富的管理服务人才，以取代现有的不称职管理人员，提高整个景区的管理服务质量。教育部门也应对相关专业的人员加强管理，政府更应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使工作人员文明、有效、健康地为旅游者提供讲解与服务。
（三）旅游者应做的努力
1.学习红色文化知识，提升自身对红色文化内涵的理解
红色旅游是以革命实践为基础的，作为公民的我们应当努力学习革命历史，这样不仅可以丰富我们的文化知识，还可以让我们在参观红色旅游景点时感触更深，使我们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在进行红色旅游游览中不应是盲目的，我们对红色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后再参观时收获会更多，会更加深切地体会红色精神。
2.保护旅游景点
文明旅游在旅游过程中应减少对景点雕塑等的触摸，以减少氧化使其失去本来面目。在旅游过程中不要乱丢废弃物，保护景点的卫生。在旅游时人们通常喜欢拍照，在照相时应文明拍照，不乱爬树木或雕塑等。红色旅游景点大多数会陈列着革命时期的遗留物品，大都会用隔离线或者用钢化玻璃隔离。旅游者应当在参观时遵守纪律，不仅要严格要求自己，也要监督身边的人，共同保护旅游景点，为我国的旅游景点做出贡献。
四、结论
陕西省红色旅游资源丰富、优势独特，相关部门应当在低碳背景的前提下充分开发红色旅游路线，深入挖掘红色旅游文化内涵，加大对红色旅游资源的进一步经济投资和政策扶持，将陕西省的红色旅游发展提到日程上来，发挥红色旅游的潜力。同时要健康全面发展，不能只图发展，采取恶劣手段歪曲事实、瞎编乱造，使旅游景点失去文化价值和文化内涵。要尊重历史，做到全面促进陕西省旅游业的全面发展。并要对旅游景区周边交通、住宿、购物等基础设施进行完善，促进旅游业的发展。逐步使陕西从一个红色旅游大省转变为红色旅游强省，促进红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并发挥其独特的文化价值，使红色旅游更具有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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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红线篇4
关键词 中部地区；东部沿海地区；红色旅游；区域协作
中国中部地区包括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山西六省，它地处中国内陆腹地，起着承东启西、接南进北、吸引四面、辐射八方的作用。东部沿海地区是指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10个省、直辖市，包括海南、广东、福建、浙江、江苏、上海、山东、北京、天津、河北。这些地区是目前相对发达的地区。我国三大经济圈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汇集于此。加强中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红色旅游的区域协作，整合东中部地区的红色旅游资源，既可以进一步发挥东部地区资金、信息、管理、人才和技术的优势，又可以为中部地区带来更多的资金流、信息流、客流量，提升中部地区的红色旅游发展速度，提高旅游经济收入，造福百姓，改善群众生活水平，缩小中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一、中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红色旅游区域协作的基础
战争年代里，中国历经北伐战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给这两个地区留下了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在国家确定的十二个“重点红色旅游区”中，有六个都在东中部地区，占50％。他们分别是：1、以韶山、井冈山和瑞金为中心的“湘赣闽红色旅游区”，主题形象是“革命摇篮，领袖故里”；2、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京津冀红色旅游区”，主题形象是“人民胜利，国旗飘扬”；3、以上海为中心的“沪浙红色旅游区”，主题形象是“开天辟地，党的创立”；4、以皖南、苏北、鲁西南为主的“鲁苏皖红色旅游区”，主题形象是“东进序曲，决战淮海”；5、以鄂豫皖交界地域为中心的“大别山红色旅游区”，主题形象是“千里跃进，将军故乡”；6、以山西、河北为主的“太行红色旅游区”，主题形象是“太行硝烟，胜利曙光”。
在国家确定的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中，穿越东中部地区的有19条，占63％。他们分别是：1、北京－遵化－乐亭－天津线；2、北京－保定－西柏坡线；3、上海－嘉兴－平阳线；4、南京－镇江－句容－常熟线；5、泰州－盐城－淮安－徐州线；6、南昌－吉安－井冈山线；7、赣州－瑞金－于都－会昌－长汀－上杭－古田线；8、井冈山－永新－茶陵－株洲线；9、韶山－宁乡－平江线；10、海口－文昌－琼海－五指山线；21、张家界－桑植－永顺－吉首－铜仁线；11、黄山－婺源－上饶－弋阳－武夷山线；13、黄山－绩溪－旌德－泾县－宣城－芜湖线；14、济南－济宁－枣庄－临沂－连云港线；15、武汉－麻城－红安－新县－信阳线；16、合肥－六安－金寨－霍山－岳西－安庆线；17、太原－大同－灵丘－涞源－易县－涿州线；18、石家庄－西柏坡－涉县－长治－晋城；19、沈阳－锦州－葫芦岛－秦皇岛线。另据统计，在国家确定的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中有79个分别在于中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由此可见，中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红色旅游资源都非常丰富性，集中度、知名度都相对较高，这为两大区域红色旅游协作奠定了基础。
不仅如此，中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还有其各具特色的绿色、古色、民俗、海洋、现代都市旅游资源。绿色旅游资源中，全国首批66家通过5a级旅游景区名单中有40家汇集在东中部地区，约占76％，其中属于东部地区的有27个，属中部地区的有13个。绿色旅游资源中最著名的山水有黄山、庐山、泰山、衡山、武当山、五台山、太行山、大别山、三清山、龙虎山、九华山、武夷山、张家界、鄱阳湖、洞庭湖、太湖、西湖、东湖、千岛湖、黄河壶口瀑布等。古色旅游资源中最著名的有北京的故宫、圆明园、长城八达岭、承德避暑山庄、曲阜孔府、太原晋祠、大同云冈石窟、嵩山少林寺、开封清明上河园、洛阳龙门石窟、江南三大名楼、湖南岳麓书院、合肥三国古战场逍遥津、绍兴禹陵、宁波天一阁、苏州拙政园等；民俗旅游资源中最著名的有闽粤赣三省的客家围屋、土家苗家风情等；现代都市旅游资源中最著名的有北京奥运村、天津滨海新区、上海浦东新区、深圳珠海特区、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闽东南城市群等；海洋旅游资源中最著名的有青岛海滨旅游胜地、秦皇岛北戴河、三亚的天涯海角、厦门鼓浪屿、深圳海上世界、浙江的舟山群岛等。这一系列特色鲜明的旅游资源适应了红色旅游多样化发展的需求，为开展区域合作，延长红色旅游消费链提供了可靠的产品支持。
二、中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红色旅游区域协作的瓶颈
(一)两大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导致红色旅游发展的失衡。自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借助已有的经济、技术、交通、通讯等优势，又加上政策优势，经济迅速发展，而中部地区身处内陆，改革开放步子晚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最终导致红色旅游基础没施建设的失衡、红色旅游客源流向的失衡、红色旅游消费水平的失衡等。
(二)交通状况不一致导致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失衡。从总体上看，贯穿两大区域的京九、京广、浙赣铁路线，京珠高速公路，发达的东部沿海城市海运，畅通的长江、黄河水上交通以及四通八达的航空运输系统为东、中部的交通往来提供了极大便利。但是，中部地区某些具有高价值的红色旅游资源因所处地理位置比较偏远，交通欠发达，这就使得这些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带了一定困难。例如：上海的“中共一大旧址”和瑞金“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旧址”、苏南常熟的沙家浜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系列红色景点都具有极高的红色旅游价值，但因两地的经济状况不同，其交通等基础设施也有极大的差距。在选择上，人们可能更愿意选择交通便利的上海、常熟，而不是瑞金、浏阳或铜鼓。不同的交通状况，可能会给不同的地区带来不同的客源市场，因此，会造成某些红色旅游景点红的更红，而某些红色旅游景点遭受冷落，最终使中部落后地区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呈现不平衡性。
(三)市场意识强弱不同，人员素质高低不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尤其是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等几十个大中型城市，经济开发程度极高，市场与国际市场完全接轨，他们有着强烈的市场意识，也有着极为丰富的人力资源，旅游管理和旅游服务的人才素质都堪称全国一流。与此相反，中部地区除武汉、长沙、南昌、合肥、郑州、太原等省会城市等城市以外，绝大多数地区是欠发达的革命老区。老区人民的市场意识相对淡薄，红色旅游产业化、市场化与发达地区相比较，还有较大的差距。以江西省为例，该省分布有老区乡镇的县市共81个，所辖乡镇共1684个，其中老区乡镇为1374个，占75％，老区人口占全省人口总数的55.5％。在偏远山区、湖滨地区、库区等缺粮少地的贫困户达上百万人，文盲、半文盲仍有数百万人。相对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那里的人们信息长期闭塞、市场意识非常落后。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工资待遇较低，造成人力资源的大量流失，因此，中部地区拥有的各类旅游从业人员较少，在业人员总体学历水平、文化素质和业务素质偏低，受过正规旅游业务培训的人员的比例则更少，尤其是专业红色旅游资源规划人才及管理人员紧缺，这种状况严重地制约着当地红色旅游产业的发展。
(四)协作倚重政府，导致旅游企业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政府是区域协作的重要主体。没有政府的介入和相关政策的制定，协作就会失去必要的条件和基础，但只有政府参与而没有旅游企业参与，协作难以深入持久。当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红色旅游已有的区域协作，大多停留在地区旅游行政管理层面上，缺乏具体的、可操作的、实实在在的政策、措施和手段。旅游企业角色边缘化和定位模糊，导致旅游企业对参与红色旅游区域协作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
(五)传统体制与地方保护主义导致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在高度集中的传统旅游管理体制下，旅游资源被条块划分，地方利益被前置，雷同的旅游项目在区域内盲目建设、重复建设，造成旅游资源和国家财力、人力资源的极度浪费。例如，1986年江西在万载县城率先建立了“湘鄂赣革命纪念馆”，后来湖北在阳新县城也建立了“湘鄂赣边鄂东南革命烈士纪念馆”，1998年，湖南的平江县又建立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类似的情况还有“红军长征始发地”之争导致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这种对区域性红色旅游资源进行分割使用的行为，造成了红色旅游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使区域红色旅游产品缺乏整体特色，难以形成竞争的合力。
经济发展的红线篇5
2.汪亚男（1964.10—），女，吉林人，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高校政治理论研究。
3.陈汉（1992.5—），男，云南人，四川大学文新学院2010级学生。
摘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形成是我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出现的一次严重偏差，见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历程。总路线是“三面红旗”的理论灵魂，它的提出有其深刻的动因，其运行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带给我们极为深刻的启示。
关键词：总路线；动因；后果
1958年5月中共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之后便成为了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面旗帜。这条总路线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我党迫切希望改变我国经济落后面貌的愿望，错误的一面则是片面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为后两面旗帜的产生埋下了伏笔。是一位理论家，深知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人，调动了人的积极性，就有可能实现生产力的跨越，这样作为第二面旗帜的“”应运而生。生产力都上去了，生产关系当然也得跟上去，第三面红旗——也就顺势而生。1960年5月前，“总路线”、“”、“”被称作“三个法宝”，5月后改称“三面红旗”。
一、总路线提出的初衷和动因
（一）总路线的提出是迫切希望改变新中国一穷二白面貌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的是一个一穷二白、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因此，如何摆脱贫穷和落后的新中国形象便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头等大事。此时赶超的思想也就油然而生了。改变经济上一穷二白的面貌，是的迫切愿望，他把高速度与经济发展战略联系起来考虑。
（二）总路线的提出是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迅速取得胜利的结果
新民主主义革命前期，我党经历了多次挫折。但是，从抗日战争后期以来，中国革命形势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夜，指出：“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成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1]建国后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并超额完成，举国振奋，更加激发了我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加速进行经济建设的信心和决心，适时指出：“我们工业的发展速度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所束缚，我们的速度可以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2]
（三）总路线的提出是来自东西方冷战格局所带来的双向压力的结果
1.来自苏联的压力
苏联在斯大林逝世后，依然想在苏中关系上，保持一种“父子”关系，想使中国听从它的调遣，服从其国际战略和国内需要。鉴于苏联老大哥的沙文主义的态度，强烈希望把中国经济搞上去，实现一个大的跨越，从而才有与老大哥比试一下的可能。在纪念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上，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宣布，苏联要在15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这极大地刺激了，他既感到是一种鼓舞，又感到是一种强大的压力。于是，中国人民伴随着“超英赶美”的响亮口号，走进了令人振奋的1958年。
2.来自美国的压力
从世界历史发展看，美国帝国主义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首领，以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一直想逼我们就范，支持逃到台湾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封锁和禁运；直到1972年尼克松政府执政时，美国同中国的关系一直处于敌对状态。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比拼，根本的就是要在经济上压倒对方。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举足轻重，在与资本主义的博弈中，也应发挥自己的作用。在莫斯科会议上，已宣布东风压倒西风。
（四）总路线的提出是党内逐步形成了“一言堂”决策机制的结果
从根本上说，“一言堂”的决策机制主要根源于权力过于集中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逐步定型，使领袖个人的权利难以被约束，独断地作出一些关键性的重大决定，容不得不同意见。正是凭借这种政治体制的支持，默认对他的个人崇拜，对不同意见者严厉打击批判，逐步形成了“一言堂”的决策机制，他的那些“乌托邦”色彩极浓的主张在党中央逐渐占了上风。“三面红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二、总路线运行的严重后果
在“左”的指导思想伴随下诞生的“三面红旗”，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陷入“左”倾思潮的狂浪巨浪之中，导致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沿；它引发了党内分歧与斗争，为“”的发动埋下了伏笔，使我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道路上，遭到了严重的重创，带给我们极为深刻的启示。
（一）导致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沿
在总路线指引下发动的和化运动，在发展生产力和改变生产关系这两个方面都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直接造成了我国1959、1960、1961三年严重经济困难，使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沿。经过调整，国民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到1966年“”爆发前已经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好水平。但是，“左”的指导思想在经济工作中并没有得到彻底的纠正，而是表现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其余都是目”来搞经济建设，预示了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的来临。
（二）由此引发的党内分争为“”的发动埋下了伏笔
提出“三面红旗”搞经济建设，本意上是好的。但是，围绕“三面红旗”的是是非非，却引发了严重的党内分争，把这称为党内阶级斗争，指出1959年到1962年这四年中就有两次：一次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一次是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两次均由“三面红旗”引起，第一次针对，第二次针对刘少奇。“”是“三面红旗”提出之后的第三次党内的严重斗争。担心自己“百年之后”，甚至还等不到百年之后，这个被培养为接班人的刘少奇就有可能效仿赫鲁晓夫来否定自己，而最可能用的攻击性武器就是“三面红旗”，它也是其后党内严重政治斗争的根源。“三面红旗”不仅导致了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沿，而且也孕育了党内一场更大的政治危机——“”。
总之，“三面红旗”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出现偏差的结果，但无论后人对其怎么评价，它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见证。“三面红旗”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次探索，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启示：一是必须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二是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三是必须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四是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正是由于这样，我们今天才愈发体会到坚持“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新“三面红旗”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作者单位：1.曲靖师范学院；2.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3.四川大学文新学院）
参考文献
经济发展的红线篇6
当晚，湖南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刘帅发了条微博：“属于省级的益阳南洞庭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因管理体制不顺，开发与保护矛盾突出，特别是大面积种植芦苇和杨树，过度捕捞渔业资源和盗猎鸟类等，一直饱受争议。现要抓住国家设立生态红线制度的机遇，加快申报部级自然保护区的各项工作，借机理顺管理体制，加大保护力度，形成保护共识，争取更多支持。”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被写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后，很多人对这条“线”充满期待。
最高领导层在生态问题上
“最强有力的陈述”
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生态中心副主任邹长新，2012年就已加入全国生态红线划定技术组。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里就明确提出，要在重要生态功能区，陆地和海洋生态环境敏感区、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生态红线，这也是来自国家层面最早的正式提法。
2013年5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第六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表示，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要划定并严守生态红线，并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
有专家称，这是至今最高领导层在生态问题上“最强有力的陈述”。
周生贤在2014年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表示，目前的基本思路是生态红线由生态功能红线、环境质量红线和资源利用红线构成。
据邹长新介绍，红线一般是指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生态红线也就是严格的生态保护之意。在国际上没有这一提法，但是划定“生态保护区域”的做法都是相似的。目前国际上生态保护区域占国土面积的平均比例是5%～10%。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各级自然保护区占国土面积的14.61%，重要生态功能区占国土面积的24.7%，重点生态功能区占国土面积的40%……不同的规划之间会有交叉，但不管怎么算，我国的生态保护区域面积都不小。
邹长新表示，尽管我国各类保护区域都划得比较大，但实际上没能实现应有的保护，更没有形成一个确保国家生态安全的格局，生态退化形势仍在加剧。根据环保部的《2012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全国现有水土流失面积294.91万平方千米；部分河口海水富营养化严重，大型底栖生物密度偏低，浮游植物丰度偏高……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合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生态红线应该有“纠正”功能，对已经破坏的红线内区域，要让它退出，对没破坏的地方，就是警戒线：“原来很多人认为，我这里没有污染，有环境容量，可以大干快上。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即使有环境容量，也有一个科学利用、利用限度的问题，不能随便破坏良好的环境，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所谓红线，基本是底线。要死守，不能再退，退了生态功能会弱化甚至消失。”环保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副总工程师任景明举例说，“如果一条河上游的水没有了，下游的人群就无法居住，工厂等经济体也会随着消失。虽然现在有很多工程手段可以调水，但是既劳民伤财，又违背客观规律，后果不会太好。”
试点省份：
20%左右的国土面积被划上红线
2014年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周生贤表示，要加快推进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研究编制关于构建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的指导意见。抓紧推进试点城市环境总体规划编制。研究提出城市之间最小生态安全距离，减少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
早在2013年9月，环保部就消息称，已开始在全国开展生态红线划定工作。生态红线划定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共同推进，由国家层面出台生态红线划定技术要求，在试点省份先行划定的基础上全面推开，红线要明确具体，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和历史延续性。
环保部确定的“全国生态红线划定技术组”由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科院相关科研院所和北京大学等组成，已在内蒙古、江西、广西、湖北等省区开展生态红线划定试点工作。根据技术组制定的《生态红线划定技术指南》（草案），各试点省（区）生态红线控制的区域面积平均达到该省（区）或特定区域国土总面积的20%左右。
据邹长新介绍，目前生态红线划定的主要技术流程已经厘清，主要是围绕国务院要求的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区、生态脆弱区来确定范围，先要通过一系列生态保护的重要性评价来确定这些区域的保护现状，最关键的是把目前最重要的区域识别出来。红线落地需要一些基本数据，包括明确的边界、面积、保护对象，最后还要把每一种类型的红线进行叠加，形成一条总的生态红线。
红线落地的难度
在邹长新看来，目前尽管生态红线被提得很多，也很有高度，但是国家层面还没有相关的具体法律法规或配套政策、管理办法，这也导致了红线划定在摇摆不定，落地有难度。
首先，林业部门管森林、湿地和荒漠，农业部门管草地，国土部门管土地，水利部门管水环境……跟生态环境相关的政府部门众多，统筹协调起来比较困难。据记者了解，在环保部宣布开展全国性生态红线划定工作之前，国家林业局已出台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纲要（2013—2020年）》，提出将划定林地和森林、湿地、荒漠植被、物种4条红线，且都有精确的总量控制；更早的2012年10月，国家海洋局在渤海海域启动了海洋生态红线划定工作……
其次，据邹长新介绍，他们在划定生态红线的过程中还要和地方政府博弈：“在一些试点地区，我们认为很重要的地方要保护，到了实地，却已经马上要开发了，而且是合法的土地规划，已经报政府批准，要么建工业区，要么建港口，矛盾很尖锐。”
此外，邹长新表示，划定生态红线不是目的，最关键的是划定之后的管理要有严格的制度保障，要像对待耕地一样，有总量的保障，还需要建立监测网络或监测平台、分级管理的长效机制。划定红线肯定会牺牲一部分人或一部分地区的发展机会，所以，生态补偿也要跟上。
经济发展的红线篇7
abstract：wateristhesourceoflifeandproductionaslongasthebaseoftheecology,waterresources,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isofutmostimportance.althoughChinahastotalwaterresources,watersupplyanddemandisstillgreaterthanwiththe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China'swatermanagementsystemisinurgentneedofupgradinginordertoensureChina'ssustainabledevelopment.inthecurrentsituation,themoststringentwatermanagementsystemcameintobeing,itwillproduceaqualitativechangeinChina'swaterresourcesmanagement,theimplementationofthissystemwillbemorescientificandeffectiveprotectionanduseofwaterresourcesinChina.
关键词：水资源；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三条红线
Keywords:waterresources;themoststringentwatermanagementsystem;threeredlines.
中图分类号：p64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我国当前水资源形势：
当前世界水资源总量为140亿km3[1]，其中淡水资源仅占2.5%。淡水资源中分布在南北两极和高山地带的冰川和永久积雪的占到2/3，剩下的1/3中大部分为地下水，余下的仅有小部分的淡水可容易获得。我国虽然水资源总量居于世界第六，但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2200m3，是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按人均占有量来看，中国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处于严重缺水边缘。全国668个城市中，300多个城市水资源不足，其中110个城市严重缺水。[2-4]加之，我国由于受到大陆季风气候的影响，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不均，呈现南多北少、东多西少；夏季秋季多、冬季春季少的现象。其中长江以南水量占全国总量的81%；6-9月降水量达到全年的70%-80%。可以看出，人多水少、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不均匀是我国水资源的基本国情。同时我国面临着水污染日益严重，水资源开发混乱，水管理体制不健全，水资源市场不成熟等问题。
2世界各国的水资源管理经验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各国对水资源的管理还较为欠缺，各国政府对水的态度主要是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水资源；然而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水资源供需矛盾更加突出。许多发达国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所以逐步调整了水资源管理政策，将重心由开发转为管理。这其中，政府对水资源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的典范有：澳大利亚墨累达令流域和我国黄河流域。
针对我国当前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初步主要解决途径有：可以对水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并加强供水设施建设以解决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问题，例如南水北调工程；另外寻找开辟新水源的途径，如海水淡化等。但需要注意的是，开辟新水源等工程措施的前提和基础是：加强水资源的管理。想要真正实现可持续利用水资源的目标，需要严格控制用水总量，提高用水效率和效益，实行定额管理，控制污水排放等。以南水北调工程为例，“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是南水北调工程的前提，如果水资源管理没有严格的制度，就非常有可能造成污染浪费的现象。
3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在2009年由回良玉副总理提出，陈雷部长对其进行过阐述和部署。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其进行了系统地界定和说明。
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是以“三条红线”为核心的四项制度。三条红线，即为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水资源利用效率红线，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四项制度即为用水总量控制制度，用水效率控制制度，水功能区限制纳污制度及水资源管理的责任与考核制度。
第一条红线，用水总量管理是对水资源宏观管理的调控，要求建立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体系，加强水资源论证工作，并对地下水进行严格的管理和保护，同时建立和完善国家的水权制度。第二条红线，用水效率红线，它既可以宏观考察流域或区域的用水效率也可以微观考核行业或者企业的用水效率。同时在建设项目节水上它也有所要求，即三同时制度。第三条红线，他要求建立水功能水质达标评价体系，完善监测预警管理制度，强化水生态补偿机制。
三条红线的设定反映了水资源管理的基本要求和特点：首先三条红线是为解决水资源承载能力而产生；并且将水资源开发利用过程的三大步考虑在内，还体现了对水资源管理环节细化的进一步要求。它限制了取水的最大值，所取之水的利用效率的最小值以及污水排放的最大值，这是“三条红线”的根本所在。它将过去水资源的定性管理转变为定量管理，同时把以往的水资源管理依需定供转变为依供定需。这一转变将以往单纯地水资源管理扩容到把水资源管理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考虑在内，在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用水保证的同时减少了水资源的不合理浪费。这是从以往的只注重开发不重视保护到开发与保护并重的改变。这两个转变是我国水资源管理史上的一项巨大突破，无疑将对我国的水资源管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其次“三条红线”也会对水资源开发利用过程的三个环节进行了有效的管理，用水总量红线、用水效率红线、限制纳污红线分别在取水、用水和排水三个环节，对水资源进行有效管理。最后“三条红线”对水资源管理的任务有了新的要求，它将水资源管理工作更加细致地分类，对以往水资源管理过程中的矛盾进行了梳理，要求将以往散乱的水资源管理统一化，协作化。在水资源管理过程中出现的矛盾无疑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地区部门利益或是长期利益、短期利益冲突所导致的。三条红线开展在流域上，但是在区域上实行，这就要求流域与区域之间的管理协作化的进一步提升。同时促进水务一体化改革的深入，将要求城乡供水统一化管理，这为实现统一水源的调度、高效管理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
4结语
水资源的保障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只有对当今我国水管理制度进行有效改善，才能保障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实行严格的水资源管理迫在眉睫，它将对我国的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起到无比深远的影响，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坚实的后盾。
参考文献:
[1]Shiklomanovi.a.appraisalandassessmentofworldwaterresources[J].waterinternational，2000，25:11-32.
[2]余谋昌.中国资源现状[J].中国城市经济，2004，(8):4-9.
经济发展的红线篇8
生态保护红线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目前仍处在探索阶段，对生态保护红线的理解与划分方法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体系（喻本德，2013）。2014年环境保护部出台《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基线划定技术指南（试行）》，在国家层面上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给予了技术支持，市县域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还没有统一的方法。我国最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29条明确要求，国家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严格保护。从制度上保护生态环境，使生态环境资源得到高效利用，保证国土的合理有序开发。生态红线的提出在国家层面上统筹考虑环境保护、资源开发与利用、环境管理等领域的结合，可以改善当今的环境保护管理体制。
1.1生态保护红线的产生及相关研究
近年来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不断加大，关于红线的划定也有了一些有益的探索。2000年，浙江安吉的生态规划中出现了生态控制区的概念；2005年，《珠江三角洲环境保护规划纲要》中出现了“红线调控”，并把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和重点水源涵养区划为红线保护区域。《十一五规划纲要》中为保证国家耕地安全，提出了18亿亩耕地红线，缺点在于没有在空间和质量上来保证耕地的安全；2012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划定了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分别是水资源开发利用总量红线、用水效率控制红线、水功能区限制控制红线，这三条红线没有从空间上落地实施。2012年10月，国家海洋总局提出了海洋生态红线区，包括重要旅游区、历史文化遗迹与自然景观、重要河口、重要渔业海域、重要砂质岸线、沙园保护区域、特殊保护海岛、重要滨海湿地、滨海海洋保护区等。2013年林业局开展了生态保护行动，就林地、湿地、荒漠植被和物种划定了4条红线，只是确定了“红线”的数量，对区域生态安全保护的管理意义不大。关于生态红线的划定，国内学者也做了很多的研究。王金南（2014）等从环境的保护的角度出发，并结合目前严峻的环保形势，重点论述了建立国家环境红线的意义。杨邦杰（2014）等则从国家生态安全的角度出发，分别从环境质量红线、生态功能保障红线和资源利用红线分别论述了划定生态红线的必要性。许妍（2013）和李汉英（2014）则分别从近海、胡泊的角度研究了渤海、巢湖的生态红线的划定。有学者也对城市生态红线的划分也做了相关的研究，主要根据当地的生态环境状况，划定生态红线，（吕红迪，2014；喻本德，2014）。2012.10月，环保部草拟了《全国生态红线划定指南（初稿）》；2014.2月环境保护部出台了《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红线划定技术指南（实行）》，划定了生态保护红线，包括生态功能红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和自然资源利用上线。
1.2生态红线概念和内涵
关于生态红线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概念，之前的学者关于生态红线的定义有很多，如龙花楼认为生态红线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和持续发展，维护区域的生态服务功能，在空间上需要重点保护的区域范围（龙花楼，2014）。吕红迪则认为生态红线是空间概念，空间上维护生态安全和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严格保护的区域（吕红迪，2014）。王金南[1]认为生态红线不仅是空间的而且是数量的，重点阐述了环境红线框架，在总量控制上划定生态红线。目前关于生态红线的研究都具有明显的尺度特征（饶胜，2012），关于生态红线的划分研究也有很多，如喻本德[7]通过生态资源和地质遗迹对深圳市大鹏新区进行了生态红线分区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进行了细化，但是没有考虑到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王金南，2014；喻本德，2014）。我们认为生态红线应该是“多要素、多领域、重过程、含管理”的综合性体系，不仅只涉及空间方面，而应该是能够涵盖人类基本生存环境、能够体现当地的可持续发展、关心区域内人类福祉的体系；生态红线应该是维护区域的生态安全，改善区域环境质量，自然资源得到高效和可持续利用的区域。具体包括环境质量红线，资源利用红线、生态功能保障红线，即在功能、质量和空间上对生态保护区域进行控制(见图1）。
1.3研究区域
大鹏新区位于北纬22°27′5.32″至22°40′21.07″，东经114°23′52.88″至114°35′35.23″，地处深圳市的最东端，东临大亚湾、西隔大鹏湾与香港相望。人口18万，陆域面积302km2，海域面积302km2，海岸线长133.22km。属热带海洋性气候，年平均气温22.5℃，年平均降水量约为2000mm，年日照2120.5小时。土壤属赤红壤、红壤，土壤的酸性较大，主要为低地常绿季雨林，森林覆盖率76%。基本生态控制线面积为221.9km2，占大鹏新区的77.9%。地势东南高，西北低，为低山丘陵滨海地区，多低山丘陵，区内多独立小溪流。梧桐-马峦山系自西向东延伸形成一道自然屏障，将东部滨海地区与深圳其他地区分隔，成为一个独立的生态区域。2012年大鹏新区国民生产总值为254.3亿元，三产比为0.2:75.7:24.1，二产所占比重相对较高。大鹏新区未来的发展原则是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目标是建设成为“生态生物岛、生态健康岛、国际旅游岛和世界级滨海生态旅游度假区”。
2.研究方法(Researchmethods)
本文通过现场调研、查找资料和遥感解译等方法，采用“自然-经济-社会”相结合的方法，从“基本生存环境-可持续发展-人类福祉”3个方面开展生态红线的划分。
2.1生态功能保障红线
生态功能保障红线是指具有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调蓄洪水、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功能，能够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生态空间基础。大鹏新区为南中国海少有的山地半岛，森林覆盖率高，生物多样性相对较高，水土流失问题较严重，故选取土壤保持、水源涵养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三个方面进行评价。土壤保持功能评价采用实际的土壤保持实物量来评价，为潜在土壤侵蚀量与实际土壤侵蚀量之差来表示，即土壤侵蚀量a=RKLS(1-Cp),以上数据中的各参数均为通用土壤流失方程USLe（UniversalSoilLossequation）中的各个因子（蔡崇法，2000）。水源涵养功能评价采用水量平衡法，通过降水量、蒸发散量算，蒸发散量用等价的径流系数来表达（李双双，2011；王晓学，2013）。生物多样采用inVeSt模型计算，结合景观类型敏感性和外界威胁强度得到生境质量状况，并根据生境质量的状况来评估生物多样性（余新晓，2012）。生态功能保障红线则有土壤保持功能、水源涵养功能和生物多样三个因子层，无量纲处理后，利用GiS技术叠加分析得到。
2.2环境质量红线评价方法
环境质量红线是指区域环境内多能容纳的最大污染物的容量，主要从环境承载力方面进行考虑。依据环境因素中对人类生存环境影响的重要程度，选取水和大气两个因子作为环境生态红线的基本要素。2.2.1水环境容量评价方法根据大鹏新区现有的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以及水环境特征，确定地表水环境质量保护目标，相应构建河流水质模型，建立污染物入河量－河流水质－入海水质之间的关系。基于大鹏新区地表水环境质量达标约束，确定大鹏新区最大污染物允许排放量。大鹏新区地表水环境质量目标和污染物最大允许排放量计算采用箱式质量输移模型（CStR）。CStR模型可以包括任意形式的流量和污染物源汇项，例如点源、非点源、下渗、取水等，也能处理比较复杂的支流关系（邓义祥，2011）。2.2.2大气环境容量评价方法大鹏新区空气污染物来源主要包括本地排放（固定源和移动源）和区域输送。本地源排放污染对环境空气质量影响可通过高斯模式进行模拟。除本地排放外，在不同季节主导风作用下，深圳市、珠三角工业区、香港、台湾及内地其它省份均可能通过大气污染物的中远距离输送对大鹏空气质量产生影响。区域输送的大气污染物对大鹏新区空气质量影响利用综合空气质量模型Camx进行研究。大鹏新区大气环境承载力应在综合分析本地各类污染源对大气污染物浓度影响的前提下，以环境空气质量“反降级”为目标进行综合分析（王继康，2014）。大气环境承载力估算应综合考虑外部污染物区域输送和本地污染源排放，针对不同产业发展情景进行分析。以葵涌监测站2012年监测数值为基准，假设机动车流量8000辆/天（旅游淡季），外部污染物区域输送量恒定，确定大气环境质量基准。在此基础上，分别考察工业源排放增长和移动源排放增长对大鹏新区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工业源排放增长设定参考《大鹏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的GDp增长13%，分别假设一般工业源和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在现有水平基础上增加13%；移动源排放影响分别依据淡季（8千辆/天）、旺季（4万辆/天）和黄金周时段（18万辆/天）机动车流量进行设定。此外，参照国内外重要旅游区交通模式，以轨道交通为代表的大中运量公共交通将是未来大鹏新区交通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以电力为能源的轨道交通在运行过程中基本可实现大气污染物零排放，按轨道交通分流50%旅客进行估算，增加旺季机动车流量减半的情景（2万辆/天）进行分析。数据模拟点选取“葵涌”气象站为检测点位，以保证分析数据与葵涌监测站数据具有良好的对比性。
2.3资源利用红线评价方法
大鹏新区作为深圳市的后花园，旅游资源丰富，区域内无矿产资源，故本文仅对其旅游环境承载力进行评价。旅游环境承载力（刘伟，2010）是某旅游地在一定时期内，其旅游系统整体功能能够正常发挥条件下所能承载的游客数量，是旅游复杂系统中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结果。旅游系统包括旅游区与景点子系统、交通子系统、服务子系统等多种系统，受到各种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综合作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旅游承载力可以分为资源空间承载力（Re）、生态环境承载力（ee）和社会心理承载力（pe）3个分量，用公式可表示为：te=ω1×Re+ω2×ee+ω3×pe式中：ω为各指标的权重。
3.结果与分(Resultsandanalysis)
3.1生态功能保障红线
通过水土保持、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分析，利用arcGiS进行叠加分析，得出生态功能较好的区域，即其水土保持、水源涵养和生物多样性均比较高，与大鹏新区内生态控制线的区域基本吻合，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有相应法律的保护，故选定大鹏新区基本生态控制线作为生态功能保障红线，面积220.79km2。且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大鹏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源地保护区、珍稀濒危物种保护区均位于生态控制线内，与生态功能高值区基本相当。
3.2环境质量红线
3.2.1水环境容量评价结果水环境容量分析，综合考虑大鹏新区各控制单元的稀释环境容量、自净环境容量和背景负荷，得出大鹏新区各控制单元的可利用环境容量。大鹏新区各控制单元CoDCr、nH3-n、tn和tp可利用的环境容量分别为720.5t/a、36.4t/a、67.5t/a和6.67t/a。3.2.2大气环境容量评价结果大鹏新区工业源排放的二氧化硫和颗粒污染物对本地大气污染的贡献均很低，区域内移动源排放对区域内大气影响较大，移动源排放污染物对环境空气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大气中氮氧化物浓度的升高。移动源对于大气的影响主要参照淡季、旺季和高峰时期进入大鹏新区旅游的机动车数量，及轨道交通分担50%旺季机动车运力（降低50%机动车数量）的情景，设置四种情景模式，即入岛旅游机动车分别为8千辆/日、2万辆/日、4万辆/日和18万辆/日，分析不同情景模式下移动源排放污染物对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考虑到情景3（旅游旺季）和情景4（高峰时期）主要发生在特殊时段，因此情景分析中重点考察移动源排放污染物的日最大浓度变化。由前面的讨论可知，移动源排放污染物对环境空气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大气中氮氧化物浓度的升高，因此情景分析中以氮氧化物为典型代表物进行研究。三种情景下氮氧化物排放量估算结果及其对各关注点大气中氮氧化物浓度的贡献如下表所示。由图可见，情景3和情景4中来自移动源排放的大气氮氧化物均超出国家氮化物排放标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氮氧化物24小时均值标准为100ug/m3)。由于氮氧化物是大气臭氧污染物形成的重要前体物，高浓度的机动车排放将在极大程度上促进大气光化学反应的进行，导致臭氧浓度升高，加重大鹏新区臭氧污染态势。当情景2所示的轨道交通分担旺季50%机动车运载力（降低50%机动车数量）时，除大鹏镇外其余点位来自机动车排放的大气氮氧化物浓度均降至国家标准以下。由上述结果显示，当机动车为20000时，即轨道交通分担旺季50%机动车运载力（降低50%机动车数量）时，为移动源的临界点，在此范围内可以保证大气容量在国家标准内。污染物在大气容量界限内。大鹏新区大气中氮氧化物除来自移动源外，还有来自本地工业源排放及外部区域源的输入。根据大气污染物来源分析结果可知，本地排放的氮氧化物对大气氮氧化物浓度的贡献仅占三分之一左右。也就是说，即使在情景1条件下，综合考虑本地工业源和外部区域源影响，大鹏镇关注点的大气氮氧化物浓度也基本接近国家二级标准。虽然大气光化学过程能部分降低大气中氮氧化物浓度，但将直接导致大气臭氧浓度的升高。
3.3资源利用红线评价评价结果
（1）资源空间承载力（Re）指在一定的地域内在空间上所能承纳的游客数量。根据大鹏新区旅游资源的实际情况，采用面积法进行理论计算，即旺季5.4万人次/天，平时2.15万人次/天，淡季则为1.89万人次/天。（2）旅游地的生态环境承载力（ee）取决于3个变量，一是旅游地自然生态系统净化与吸收污染物的能力；二是旅游地人工系统处理污染物的能力；三是单位时间内人均生产的污染物数量。对保护区生态环境影响最大的是旅游者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和大气净化能力。计算得出大鹏新区固废承载力为5000人次/d。综合分析大鹏新区空气质量优良，现有状况大气承载力比较大。（3）社会心理承载力中主要考虑旅游者心理承载力，旅游者心理承载力（pe）可分为基于人群敏感度的心理承载力和基于景观敏感度的心理承载力。大鹏新区游览面积（S）约为59.63hm2，利用率（K）取80%，旅游者在心理反应良好时占有的人均面积（p）为10m2（《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第3章一般规定），旅游者游览平均耗时（t）为4h，以每日平均开放时间（t）为8h计算。利用下面公式进行计算：pe=SKt/(pt)则旅游者心理承载能力为9.54万人次/d。旅游承载力遵循既要减小主观随意性、提高权重客观性和准确性的同时又要具有灵活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采用专家打分法给权重赋值，资源空间承载力（Re）占65%，生态环境承载力（ee）占30%，社会心理承载力（pe）占5%。分别以旺季、平时和淡季标准计算得出大鹏新区最大、中等和最适旅游承载力见表5-28。由此可知，大鹏新区最适旅游承载力为18555人次/天，即677.3万人次/年；中等承载力为20245人次/天，即738.9万人次/年；最大承载力为41370人次/天，即1510万人次/年。首要限制因子为固废处理能力，其次为沙滩容纳能力。因此，建议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固体废弃物处理能力，适度开发沙滩资源，从而提高新区的旅游承载力。
4.结论(Conclusions)
经济发展的红线篇9
关键词：红色旅游；县域经济发展；红安
一、引言
红色旅游是指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并建立丰功伟绩所形成的重要革命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进行参观游览、学习并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性旅游活动。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总书记等新一届党中央领导就来到西柏坡考察革命文化，重温革命精神。而后，全国掀起了“弘扬红色文化，重温革命精神”的高潮。红色旅游作为新时期新形势下将革命历史资源与旅游巧妙结合的一种创新，它集革命传统教育、爱国教育和娱乐观赏等价值和功能于一体。红色旅游兼有丰富的社会效益和巨大的经济效益。红安县是全国12个红色旅游重点景区之一的大别山旅游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红色资源的富集区。本文以红安县为例，对革命老区红色旅游开发进行Swot分析，以期能促进其发展。
二、红安县红色旅游业发展的Swot分析
红安是大别山红色旅游系列景区（点）的龙头系列红色旅游景区，区内有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七里坪长胜街等众多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红色资源。2004年8月，湖北省委决定，把红安建成全省最重要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同时将改造红安烈士陵园、建设红安干部教育学院、发掘红安精神作为目前基地建设的三大重点。
（一）红安红色旅游发展的优势
1、红色旅游资源类型多样，保护良好。红安县红色旅游资源有革命烈士陵园、博物馆、重大事件纪念地、各种重要机构的办公旧地址、伟人名人故居等多种类型，并且均具有较高的品位，其中许多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在湖北居于前列，部分红色旅游产品在国内已经拥有较高的知名度，有利于构建多层次、多功能的红色旅游景区体系和特色旅游景点。大部分红色旅游资源保存完好，能比较真实地再现当年的革命历史风貌，如红安七里坪长胜街旧址群现如今已成为部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为旅游开发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2、红色旅游资源特色明显，有利于开发。红安红色旅游资源特色突出体现在：红色旅游资源具有“天下之中”的地缘优势和“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毗邻武汉市（目前正在修建红安通往武汉市的一级公路，预计通车后与武汉市的车程仅为45分钟），易与周边省市合作形成联动发展的红色旅游态势。红色旅游资源主题线索明显，有利于打造具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红色旅游产品。红色旅游景区（点）空间分布相对集中，易与自然旅游资源组合，有利于产生规模效益、聚合效益，形成综合旅游产品。
3、红色旅游目的地逐渐形成。红安作为黄冈市大别山革命老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已被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点），旅游产品开发、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建设已初具规模。目前，有着“中国第一将军县”美誉的红安在湖北省内已成为具有较高知名度的红色旅游目的地。根据《全国红色旅游发展纲要》以及13部委公布的《全国红色旅游精品线名录》和《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在全国培育的12个“重点红色旅游区”中，以鄂豫皖交界地域为中心的“大别山红色旅游区”成为湖北省唯一一处获此殊荣的红色旅游区，其主题形象是“千里跃进，将军故乡”。
（二）红安红色旅游发展的劣势
1、各红色旅游景区未能形成红色旅游产品链。红安及其周边地区红色旅游资源十分丰富，点多面广，在红色旅游景区（点）之间、红色旅游和绿色旅游产品之间缺乏有效整合，如在红安县内，黄麻起义遗址、长胜街革命遗址群、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鄂豫皖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旧址等20余处红色旅游景区（点），以及天台山、九焰山等多处绿色旅游景区（点），在市内旅游线路安排、城市休闲设施建设上没有统筹考虑，缺乏连线成片、合理分区、优势互补、各具特色的整体开发思路。此外，大别山红色旅游区是湖北省红色旅游资源最为集中的区域，大别山生态旅游区拥有部级森林公园，也是湖北省重点建设的生态旅游区，然而该区域内的红色旅游景区（点）与核心绿色景区的连接道路状况均较差。在旅游线路组织上没有统筹考虑，还未形成整体或区段产品联合的态势。
2、景区道路、环境、文物保护和旅游服务设施等方面比较差。由于红安县地处大别山革命老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基础设施条件不配套，发展红色旅游产业的底子薄、基础差，资金缺乏，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重点红色旅游景区依托的城镇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部分红色旅游景区道路交通现状较差，路面破损严重，年久失修，无排水、防洪设施，步游道及台阶部分毁损。部分文物产权尚属居民私有，特别是旧址群类景区，非文物建筑夹杂在文物建筑中。一些旧址建筑物外立面效果参差不齐、风格各异，大大影响和破坏了文物的整体环境，还有部分景区及周边环境卫生较差，没有配套的城市垃圾、污水收集处理系统，严重影响景区（点）旅游形象，环境等均需要进行大力整治。缺乏现代旅游人性化服务设施；缺乏相应配套的红色旅游餐饮、红色旅游商品和纪念品等系列旅游产品。景区建设水平参差不齐，很多景区内供水、供电等线路老化，没有建设游客中心、厕所、旅游标识系统等，大部分景区没有配套的停车场，景区内绿化面积不足，绿化树种单一，景观单调。
3、红色旅游产品开发方式简单化、程式化、趋同化。红安县大部分红色旅游景区旅游开发还处于初级阶段，产品的开发方式简单化、程式化、趋同化，陈列展示设备及方式单一落后。多数景区（点）缺少具有影响力和震撼力的旅游项目，表现手段单调，缺乏体验性、参与性和吸引力，多数现有陵园只建有纪念碑、纪念馆、烈士墓。旅游产品基本上是用简单的图片展示和橱窗式的文物陈列，展示方式和手段陈旧，解说系统、宣传、展示内容单调，展示设备落后，照明、消防等基础设施不配套。
4、旅游管理人员和相关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不高，缺少相应的职业培训。一些景区（点）的管理人员管理方式手法不够人性化，难以满足游客的各种特殊需求。目前，在景区内缺少从事旅游纪念品出售的从业人员。部分景区（点）的讲解员普通话不过关，甚至用方言讲解，让游客难以理解从而失去兴趣；有些对革命历史意义的解释、说明不够充分，难以感染游客，深入人心。
（三）红安红色旅游发展面临的机遇
1、政府大力支持，领导十分重视，政策措施到位。新时代注重革命传统教育为发展红色旅游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对发展红色旅游都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为红色旅游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会，国家准备用50亿资金打造“红色旅游”品牌；交通部将在十一五期间，重点向“老少边穷”地区村村通公路工程项目倾斜，这将有效解决革命老区普遍存在的道路基础设施差的问题，改善可进入性条件。湖北省委省政府一直十分重视发展红色旅游的工作，现已完成全省红色旅游资源的调查工作，着手编制湖北省红色旅游发展规划，这些都将为红安县发展红色旅游带来良好的机遇。
2、红色旅游客源市场潜力巨大。湖北中心集散城镇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周边省市人口众多，旅游客源市场潜力巨大。红安独特的旅游资源类型、旅游吸引物及文化内涵等均对周边省市目标客源市场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湖北省拥有一些经济相对发达、出城交通便捷、城市周边生态旅游资源良好的大中型城市。这些城市人口众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能力上升，潜在客源市场规模将不断扩大。而且，红色旅游的客源市场相对于其他旅游产品，季节性不明显，市场比较稳定。
3、本地居民参与发展红色旅游。老区人民渴望通过发展红色旅游脱贫致富，所以参与发展红色旅游的愿望强烈，对发展红色旅游持欢迎和支持态度，旅游开发地区障碍少。红色旅游可以通过产业化的推动，将本地的生态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推动老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相关产业的发展，转移农村劳动力，增加当地群众的收入。县委、县政府也高度重视发展红色旅游的工作，成立了地方工作专班，加强组织管理，确保红色旅游工作顺利开展，出台一系列支持红色旅游发展的优惠政策，促进本地红色旅游事业发展。
（四）红安红色旅游发展面临的挑战
1、全国红色旅游景区（点）迅猛发展带来的挑战。自全国刮起“红色旅游”之风后，井冈山、延安、韶山、瑞金、西柏坡五处成为深受旅游者喜爱的红色旅游胜地。这五个目的地由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历史事件或活动，具有很强的竞争力。遵义、百色、太行山、狼牙山等地红色旅游的开展，使得我国红色旅游形成蓬勃发展的局面，这必然导致红色旅游各景区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湖北省内与红安类似拥有丰富红色资源的市县也有很多，如武汉市、洪湖等地都有很多有名的红色旅游项目。红安发展红色旅游不可避免地要与这些著名的红色景区展开竞争，所以外部环境最大的威胁便是来自这些老牌景区的竞争。虽然《纲要》中提出要培育的12个“重点红色旅游区”中，仅有以鄂豫皖交界地域为中心的“大别山红色旅游区”涉及红安，但仍将会面临其他临近省市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激烈挑战。
2、红色旅游者旅游“偏好”的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从当前红色旅游的主要客源目标市场可以看出，红色旅游有其特定的市场群体，其主要的客源市场来自于各党政机关职工、各单位员工和各学校师生员工，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而组织的旅游团队。所以，红色旅游的客源有其独特性。当前大多数旅游者是由政府及单位组织，而当公费红色旅游热潮渐渐消退的时候，能否继续吸引旅游者，使旅游者继续保持这一“偏好”将会成为红安红色旅游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即在制度及消费方式转变后，能否使旅游者认识到本地红色旅游的价值，并且自觉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3、能否取得红色旅游专项资金投入的挑战。国家关于旅游政策的制定和颁布、工作重点的转移以及湖北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发展等等，都会给红安红色旅游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为发展红色旅游，国家和地方政府会有重点地投入资金开发项目，能否争取更多的资金支持，从而为红色旅游区提供发展动力和建设保障，这对红安红色旅游区的建设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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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贾浩华.红色旅游发展与农民经济生活变迁[D].江西师范大学,2006.
4、付小刚.红色旅游开发研究――以井冈山市为例[D].宜春学院,2006.
经济发展的红线篇10
关键词：红色旅游；县域经济发展；红安
一、引言
红色旅游是指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并建立丰功伟绩所形成的重要革命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进行参观游览、学习并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性旅游活动。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胡锦涛总书记等新一届党中央领导就来到西柏坡考察革命文化，重温革命精神。而后，全国掀起了“弘扬红色文化，重温革命精神”的高潮。红色旅游作为新时期新形势下将革命历史资源与旅游巧妙结合的一种创新，它集革命传统教育、爱国教育和娱乐观赏等价值和功能于一体。红色旅游兼有丰富的社会效益和巨大的经济效益。红安县是全国12个红色旅游重点景区之一的大别山旅游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红色资源的富集区。本文以红安县为例，对革命老区红色旅游开发进行swot分析，以期能促进其发展。
二、红安县红色旅游业发展的swot分析
红安是大别山红色旅游系列景区（点）的龙头系列红色旅游景区，区内有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七里坪长胜街等众多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红色资源。2004年8月，湖北省委决定，把红安建成全省最重要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同时将改造红安烈士陵园、建设红安干部教育学院、发掘红安精神作为目前基地建设的三大重点。
（一）红安红色旅游发展的优势
1、红色旅游资源类型多样，保护良好。红安县红色旅游资源有革命烈士陵园、博物馆、重大事件纪念地、各种重要机构的办公旧地址、伟人名人故居等多种类型，并且均具有较高的品位，其中许多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在湖北居于前列，部分红色旅游产品在国内已经拥有较高的知名度，有利于构建多层次、多功能的红色旅游景区体系和特色旅游景点。大部分红色旅游资源保存完好，能比较真实地再现当年的革命历史风貌，如红安七里坪长胜街旧址群现如今已成为部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为旅游开发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2、红色旅游资源特色明显，有利于开发。红安红色旅游资源特色突出体现在：红色旅游资源具有“天下之中”的地缘优势和“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毗邻武汉市（目前正在修建红安通往武汉市的一级公路，预计通车后与武汉市的车程仅为45分钟），易与周边省市合作形成联动发展的红色旅游态势。红色旅游资源主题线索明显，有利于打造具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红色旅游产品。红色旅游景区（点）空间分布相对集中，易与自然旅游资源组合，有利于产生规模效益、聚合效益，形成综合旅游产品。
3、红色旅游目的地逐渐形成。红安作为黄冈市大别山革命老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已被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点），旅游产品开发、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建设已初具规模。目前，有着“中国第一将军县”美誉的红安在湖北省内已成为具有较高知名度的红色旅游目的地。根据《全国红色旅游发展纲要》以及13部委公布的《全国红色旅游精品线名录》和《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在全国培育的12个“重点红色旅游区”中，以鄂豫皖交界地域为中心的“大别山红色旅游区”成为湖北省唯一一处获此殊荣的红色旅游区，其主题形象是“千里跃进，将军故乡”。
（二）红安红色旅游发展的劣势
1、各红色旅游景区未能形成红色旅游产品链。红安及其周边地区红色旅游资源十分丰富，点多面广，在红色旅游景区（点）之间、红色旅游和绿色旅游产品之间缺乏有效整合，如在红安县内，黄麻起义遗址、长胜街革命遗址群、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鄂豫皖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旧址等20余处红色旅游景区（点），以及天台山、九焰山等多处绿色旅游景区（点），在市内旅游线路安排、城市休闲设施建设上没有统筹考虑，缺乏连线成片、合理分区、优势互补、各具特色的整体开发思路。此外，大别山红色旅游区是湖北省红色旅游资源最为集中的区域，大别山生态旅游区拥有部级森林公园，也是湖北省重点建设的生态旅游区，然而该区域内的红色旅游景区（点）与核心绿色景区的连接道路状况均较差。在旅游线路组织上没有统筹考虑，还未形成整体或区段产品联合的态势。
2、景区道路、环境、文物保护和旅游服务设施等方面比较差。由于红安县地处大别山革命老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基础设施条件不配套，发展红色旅游产业的底子薄、基础差，资金缺乏，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重点红色旅游景区依托的城镇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部分红色旅游景区道路交通现状较差，路面破损严重，年久失修，无排水、防洪设施，步游道及台阶部分毁损。部分文物产权尚属居民私有，特别是旧址群类景区，非文物建筑夹杂在文物建筑中。一些旧址建筑物外立面效果参差不齐、风格各异，大大影响和破坏了文物的整体环境，还有部分景区及周边环境卫生较差，没有配套的城市垃圾、污水收集处理系统，严重影响景区（点）旅游形象，环境等均需要进行大力整治。缺乏现代旅游人性化服务设施；缺乏相应配套的红色旅游餐饮、红色旅游商品和纪念品等系列旅游产品。景区建设水平参差不齐，很多景区内供水、供电等线路老化，没有建设游客中心、厕所、旅游标识系统等，大部分景区没有配套的停车场，景区内绿化面积不足，绿化树种单一，景观单调。
3、红色旅游产品开发方式简单化、程式化、趋同化。红安县大部分红色旅游景区旅游开发还处于初级阶段，产品的开发方式简单化、程式化、趋同化，陈列展示设备及方式单一落后。多数景区（点）缺少具有影响力和震撼力的旅游项目，表现手段单调，缺乏体验性、参与性和吸引力，多数现有陵园只建有纪念碑、纪念馆、烈士墓。旅游产品基本上是用简单的图片展示和橱窗式的文物陈列，展示方式和手段陈旧，解说系统、宣传、展示内容单调，展示设备落后，照明、消防等基础设施不配套。
4、旅游管理人员和相关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不高，缺少相应的职业培训。一些景区（点）的管理人员管理方式手法不够人性化，难以满足游客的各种特殊需求。目前，在景区内缺少从事旅游纪念品出售的从业人员。部分景区（点）的讲解员普通话不过关，甚至用方言讲解，让游客难以理解从而失去兴趣；有些对革命历史意义的解释、说明不够充分，难以感染游客，深入人心。
（三）红安红色旅游发展面临的机遇
1、政府大力支持，领导十分重视，政策措施到位。新时代注重革命传统教育为发展红色旅游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对发展红色旅游都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为红色旅游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会，国家准备用50亿资金打造“红色旅游”品牌；交通部将在十一五期间，重点向“老少边穷”地区村村通公路工程项目倾斜，这将有效解决革命老区普遍存在的道路基础设施差的问题，改善可进入性条件。湖北省委省政府一直十分重视发展红色旅游的工作，现已完成全省红色旅游资源的调查工作，着手编制湖北省红色旅游发展规划，这些都将为红安县发展红色旅游带来良好的机遇。
2、红色旅游客源市场潜力巨大。湖北中心集散城镇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周边省市人口众多，旅游客源市场潜力巨大。红安独特的旅游资源类型、旅游吸引物及文化内涵等均对周边省市目标客源市场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湖北省拥有一些经济相对发达、出城交通便捷、城市周边生态旅游资源良好的大中型城市。这些城市人口众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能力上升，潜在客源市场规模将不断扩大。而且，红色旅游的客源市场相对于其他旅游产品，季节性不明显，市场比较稳定。
3、本地居民参与发展红色旅游。老区人民渴望通过发展红色旅游脱贫致富，所以参与发展红色旅游的愿望强烈，对发展红色旅游持欢迎和支持态度，旅游开发地区障碍少。红色旅游可以通过产业化的推动，将本地的生态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推动老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相关产业的发展，转移农村劳动力，增加当地群众的收入。县委、县政府也高度重视发展红色旅游的工作，成立了地方工作专班，加强组织管理，确保红色旅游工作顺利开展，出台一系列支持红色旅游发展的优惠政策，促进本地红色旅游事业发展。
（四）红安红色旅游发展面临的挑战
1、全国红色旅游景区（点）迅猛发展带来的挑战。自全国刮起“红色旅游”之风后，井冈山、延安、韶山、瑞金、西柏坡五处成为深受旅游者喜爱的红色旅游胜地。这五个目的地由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历史事件或活动，具有很强的竞争力。遵义、百色、太行山、狼牙山等地红色旅游的开展，使得我国红色旅游形成蓬勃发展的局面，这必然导致红色旅游各景区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湖北省内与红安类似拥有丰富红色资源的市县也有很多，如武汉市、洪湖等地都有很多有名的红色旅游项目。红安发展红色旅游不可避免地要与这些著名的红色景区展开竞争，所以外部环境最大的威胁便是来自这些老牌景区的竞争。虽然《纲要》中提出要培育的12个“重点红色旅游区”中，仅有以鄂豫皖交界地域为中心的“大别山红色旅游区”涉及红安，但仍将会面临其他临近省市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激烈挑战。
2、红色旅游者旅游“偏好”的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从当前红色旅游的主要客源目标市场可以看出，红色旅游有其特定的市场群体，其主要的客源市场来自于各党政机关职工、各单位员工和各学校师生员工，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而组织的旅游团队。所以，红色旅游的客源有其独特性。当前大多数旅游者是由政府及单位组织，而当公费红色旅游热潮渐渐消退的时候，能否继续吸引旅游者，使旅游者继续保持这一“偏好”将会成为红安红色旅游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即在制度及消费方式转变后，能否使旅游者认识到本地红色旅游的价值，并且自觉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3、能否取得红色旅游专项资金投入的挑战。国家关于旅游政策的制定和颁布、工作重点的转移以及湖北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发展等等，都会给红安红色旅游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为发展红色旅游，国家和地方政府会有重点地投入资金开发项目，能否争取更多的资金支持，从而为红色旅游区提供发展动力和建设保障，这对红安红色旅游区的建设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参考文献：
1、李永乐.革命老区红色旅游发展对策探讨[j].商业时代,2007(1).
2、刘东舜.红色旅游的“冷”思考[j].瞭望新闻周刊,2005(21).
3、贾浩华.红色旅游发展与农民经济生活变迁[d].江西师范大学,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