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政治哲学知识点大全篇1
关键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课程教学；育人功能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1）02－0023－05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功能，即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在培养造就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方面的功效和能力。作为知性教育与德性教育的统一，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能够以丰厚的人文意蕴和潜移默化的方式培育人们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政治思想、法律意识、人生态度和审美能力等。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对象涵括了社会普通公民，但主要对象是大学生；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具有多方面的育人功能，但核心功能在于思想政治教育。故此，本文所要探讨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的进一步发挥，特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所担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进一步发挥。
党和国家一直重视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功能。尤其是伴随《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的颁布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功能更是越来越受到重视，并在教师队伍建设、教学体系建设、课程教材建设、教学管理体系改革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和诸多成绩。但就实际效果而言，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的发挥状况仍不够理想。如何进一步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功能，仍然是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前提：强化育人意识
教育人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实践活动，必须有先进的育人意识作指引。某种程度上说，育人意识决定了育人行动，进而间接决定着育人功能的实现。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如果缺乏自觉的育人意识，就不会有自觉的育人行动，进一步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功能也将成为空话。当前，一些高校之所以存在着思想政治理论课片面强调教育的思想性、政治性，忽视教育的知识性、学科性和人文含量，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片面强调其学科具有的学术性、专业性，刻意回避甚至故意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问题；还存在着一些教师重科研轻教学、重个人业务发展轻教书育人的问题等，都是因为自觉育人意识不够所致，严重削弱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的发挥。概言之，当前进一步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前提在于强化教师的育人意识，包括德育为先的意识、育人的责任意识和科学育人的意识。
1.强化德育为先的意识
树人德为首，可谓是古今中外的一项基本共识。儒家经典《大学》首篇第一句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代中国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使受教育者实现道德的完善。原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强调：“人的所有各个方面和特征的和谐，都是由某种主导的、首要的东西所决定的。……在这个和谐里起决定作用的、主导的成分就是道德。”“形象地说，道德是照亮全面发展的一切方面的光源，而同时它又是人的个性的一个个别的、特殊的方面。”［1］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哲学的代言人杜威也曾指出，道德目的应当普遍地存在于一切教学之中，并在一切教学中居于主导地位――不论是什么问题的教学，等等。［2］近年来，我们党和国家更是反复要求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在2007年全国优秀教师座谈会上明确强调：“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和改进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3］强化德育为先的育人意识，要求所有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师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哲学社会科学教学中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用科学理论武装大学生，用优秀文化培育大学生。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优势，紧密围绕大学生普遍关心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做好释疑解惑和教育引导工作”［4］，要努力让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在坚定理想信念、锤炼意志品质、塑造健康人格方面发挥更大价值，在解决学生的思想与现实问题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2.强化育人的责任意识
立德树人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教书育人是教师的职责。无论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还是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师，都担负着育人的责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课程负有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职责。”强化育人的责任意识，应注意克服两种偏向，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而忽略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授，其他哲学社会科学教师重视业务知识传授而轻视思想政治教育，这两种偏向都无益于教书育人。因此，强化育人的责任意识，一方面，要引导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明确认识到自己既是一个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也是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同样负有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知识教育含量，传授学生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责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以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为主要特征的，但同时又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的特点”，“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包含着哲学社会科学课程研究与建设”［5］。事实上，强调知识教育责任也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的必然要求。强调要“对干部群众和学生必须认真进行中国历史、地理、文学知识和政治知识的教育。没有这些知识的武装，人们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是难以确立起来的”［6］，讲的也是这一道理。另一方面，要使其他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师认识到，他们也肩负着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责任。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师是学科的建设者和课程的实施者,是教学科研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对大学生的影响最直接、最深刻、最持久，其世界观、人生观、思想方法、行为方式等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学生。因此，他们必须“自觉强化课程教学的教育意识，强化课程教学的教育性，牢固确立所有课程都具有育人功能的观念，消除目前在我国高等教育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教书而不育人、授业而不传道的现象”［7］；必须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大学生德育的责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学科研工作，坚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大学生；在业务上要树立和强化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观念，全面关心大学生的进步成长；在作风上要自觉加强师德修养，做到教书育人，为人师表。［8］
3.强化科学育人的意识
强调科学育人，即强调育人的方法、内容和路径等必须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规律。强化教师的科学育人意识，一方面，要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科学育人意识。长期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存在着育人实效性欠佳的问题，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条在于育人工作的知识性、学术性先进而科学性不足。强化科学育人的意识，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科学性、实效性，要求引导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正确处理学术性与政治性、知识性与思想性等关系，坚持学科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的统一，改革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改善教学手段,不断增强针对性、说服力和实效性”［9］。另一方面，要强化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课程教师的科学育人意识。应引导他们正确处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关系，做到既充分遵循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在学科规律，以科学的态度开展各专业的教学工作，也要深刻把握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性，将德育内容渗透到专业教育中。具体来说，就是要自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用科学理论武装学生，用理想信念引领学生，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感染学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通过传授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知识，帮助学生塑造良好的人文精神，提高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促进身心和人格的和谐健康发展；紧密联系学生思想实际，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国家改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明确青年一代肩负的社会责任。［10］
二、关键：坚持德智并进
这里讲的德智并进，指的是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的有机统一，并行推进。从人的全面发展指向看，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是辨证统一的。知识教育是思想教育不可缺少的环节与载体，是思想教育获得成效性的基础，而思想教育是知识教育的深化。一方面，对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是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发展的基础所在。从大学生个人发展的规律而言，如果忽视知识的教育，思想教育也无法实现自己的目的。列宁就曾深刻指出：“如果以为不必领会共产主义本身借以产生的全部知识，只要领会共产主义的口号，领会共产主义科学的结论就足够了，那是错误的。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11］另一方面，大学生思想正处于理性思维能力不断增强的阶段，如果对大学生的教育工作仅停留在专业知识层面的传授，忽视思想教育，就不能发挥其影响学生深层次思想认识从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作用，进而也不利于促进学生对更深层次的理论知识的学习理解和充分掌握。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的这种辨证统一性表明，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的有机结合是进一步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的关键所在。
然而，在现实当中，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存在着把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分割开来的误区。如，在高校教育中，不少人将德育工作与学生的思想教育简单地“对接”，从而在客观上忽视了德育本来就具有的知识教育价值；同时，也将其他哲学社会科学与学生的知识教育简单地“对接”，从而在客观上忽视了其他哲学社会科学本来也具有的思想教育功用。这种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对立起来的现象，造成了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的“分裂化”，这是导致当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发挥得还不够理想的重要因素。避免此类误区，真正实现把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有机结合，是当前进一步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的一项重要工作。
把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充分发挥大学生思想教育的主渠道功能，切实做到“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思想道德建设为基础，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12］，同时也要更加关注对大学生进行知识方面的教育，“关注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理论方面的教育，引导学生牢固地掌握相关的思想道德理论方面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则。”［13］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处理好政治性与科学性的关系，切实加大自身的知识含量、科学含量，注重以真理的力量打动人，以科学的力量征服人，以丰富的内涵吸引人。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的建设方面，应随时补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成果，来引导学生牢固掌握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同时还需吸收国内外哲学社会科学最新理论成果，在批判继承、扬弃创新的基础上，及时充实到教学、教材之中，为我所用。总之，在现实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我们既要避免将思想政治教育和政治理论课教学智育化,又要防止思想政治教育和政治理论课教学，因不注意吸纳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思想理论成果而流为空洞的说教；既要努力增强教育内容的科学含量,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和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说服力、感召力,又要努力探索理论知识向理想信念转化的规律、学生对教育内容的知识型掌握向信念型掌握转化的规律,引导学生在掌握先进知识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形成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科学文化素质的同时,形成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思想道德素质。［14］
把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之外的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在传授本专业知识以及开展相关科学研究的同时，更注重发挥自身的思想教育价值。在2002年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的讲话中，曾深刻揭示哲学社会科学具有的强大思想教育价值：“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15］哲学社会科学课程作为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的统一，“担负着对高校学生进行系统的科学文化素质教育的任务,同时还起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展开、深化、呼应的作用”［16］，对于大学生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树立崇高理想信念；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正确认识和分析复杂的社会现象；丰富完善知识结构，提高精神境界，加强思想道德修养等，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
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之外的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课程的思想教育价值，其一，应该牢牢建立在教师对专业知识的深刻把握之上。这是因为，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课程育人功能的发挥，是在以真理的力量征服人的过程中实现对人的价值引导的，离开真理的力量，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也就失去了可依托的载体，这是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发挥育人功能的重要特点所在。日本著名教育学者小原国芳曾将不了解善、恶、道德本质等“根本性问题”的“修身教学”斥之为“一种虚伪的教学”［17］，原因就在于不了解善、恶、道德本质等根本问题的修身教学，在脱离了真理性的同时无法实现教学的价值性。其二，还应该牢牢建立在对专业课程各自特点的深刻把握之上。在专业课程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方面，不存在统一的模式和方法，要因课程而异，结合专业课程自身的特点予以精心设计。曾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校长和美国联邦教育署长的欧内斯特・L・博耶（ernest・L・Boyer）曾经提出过“内涵丰富的主修专业”的设想。他认为，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主修专业将要回答3个基本问题，即“本学科所要考察的历史和传统是什么？本学科所包含的社会和经济意义是什么？本学科所面临的伦理和道德问题是什么?”他提出，所有的学生都应该学会从历史、社会和伦理的角度看待他们的专业。［18］博耶的观点，对我们深入探索专业课程育人功能实现的途径和艺术是很有启迪的。
把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还应建立健全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课程的交流机制。当前，在高校教育教学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专业教师在资源共享、学科交流、互相支撑方面异常薄弱。为克服这种状况，双方应从不同的视角，经常交流研讨教学中碰到的重大现实问题和大学生的思想热点、难点、疑点和兴奋点问题，交流研讨教书育人工作的内容、方法和路径，以及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课之间密切配合、相互促进的契合点等。要以交流研讨为动力，积极探索构建跨地区、跨专业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研究体系，在此基础上努力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创新发展；要通过研讨交流的平台，促进全部哲学社会科学课程的所有教师在面对重大的教育问题时，保持思想认识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形成各门课程教学相互配合、促进的合力，实现所有教学环节的知识育人和思想育人功能的最优化，保证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功能在全部哲学社会科学课程教学中得到充分贯彻落实。
三、保障：形成合力机制
充分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成功实现需要高校全体教育工作者的密切配合与共同努力，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效互动。然而，当前全社会关心支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尚未形成。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不强，哲学社会科学一些学科教材建设滞后，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思想实际结合不紧，少数学校没有把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摆在首位、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亟待加强，少数教师不能做到教书育人、为人师表。［19］构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实现的合力机制，形成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良好局面，是当前进一步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的重要保障。
1.纯洁师德，牢固夯实育人合力机制的思想根基
良好的师德师风是构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实现合力机制的思想根基所在。只有切实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全体教师的师德师风建设，在提高教师的师德师风和业务水平的基础上，才能有效激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教书育人的满腔热情，促使他们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强化育人的理念，把绝大部分精力和无限真情献给教育事业，岗敬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模范，以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风范影响和教育学生；促使他们在教育工作中坚持一切以学生为本，突破狭隘的学科界限，团结协作，共同关爱每一名学生，关心每一名学生的成长进步，并以真心诚意去教育和影响学生，努力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反之，如果哲学社会科学教师的师德师风不纯正，只关心个人利益，将大部分时间忙碌于个人创收或者其他方面，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将无法有效发挥，构建育人合力机制更是无法实现。
2.开发载体，充分整合高校与社会中的育人资源
构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合力机制，必须开发载体，推动高校与社会育人资源的整合，充分合理发挥校内校外两类哲学社会科学育人资源的作用。一是开发载体，促进各高校之间的资源共享。如，近些年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网络管理平台建设、文献基础数据库建设、学术期刊建设和学术网络建设得到了长足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部级、省级精品课程以及一级、二级国家重点学科和国家重点培育学科的建设也较好地整合了优秀教学资源，提升了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信息化水平，促进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资源的整合共享，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功能提供了有力支持。二是开发载体，整合校外哲学社会科学的相关资源参与育人工作。如，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各类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烈士陵园等被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大学生集体参观一律实行免票，这对于大学生参观学习，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是一种很好的促进；各高校通过举办各类文化艺术节，邀请文化部门和艺术团体到高校开展高雅文化表演，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提高了学生艺术修养。
3.培训教育，提供育人合力机制的人才队伍保证
指出：“推动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教师是关键。”［20］同样，形成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合力做好育人工作，关键也在教师，尤其在于抓好教师队伍的培养和使用。事实证明，通过建立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训体系轮训队伍，不断提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思想政治和业务水平，构建思想政治方向正确、梯队结构合理、业务素质过硬、热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哲学社会科学师资队伍，是强化育人意识，形成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合力的有效举措。如，国家多部委联合组织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在“十五”末起步，在“十一五”期间已经进入常态化举办的阶段，每年举办多期，数千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工作者受益。各地也纷纷举办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的研修，与国家多部委举办的研修活动相互呼应，构成了多层次的立体化培训体系。这对于进一步增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工作者的育人意识，形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合力育人机制，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21］
4.创建制度，引导高校教师切实践行育人的职责
邓小平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22］构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实现的合力机制，制度的问题同样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按照党的教育工作要求，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肩负着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职责。为引导广大哲学社会科学类教师更好地践行育人职责，高校应制定与完善相关规定和政策，明确职责任务和考核办法，及时建立健全有利于各门课程和所有课程的教师都认真践行育人职责的制度和机制。尤其应该注重“建立健全有利于各门课程和所有教师践履育人职责的考评制度,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潜移默化的价值引导、形式多样的思想熏陶、言行一致的教态教风、切实可感的教学效果等作为教材评价、课程评价、教学评价、教师评价的重要方面,融入教育评价和教师评价的全过程,从而将教书育人确立在科学、可靠的制度安排之上”［23］，依此形成共同教书育人的良好氛围和工作格局。
5.加强领导，建立完善齐抓共管的组织管理体制
形成齐抓共管的组织管理体制，对形成当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工作合力起着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教育行政部门和高等学校领导应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领导，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群齐抓共管、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大力支持的，领导有力、责任明确、管理到位的领导体制和管理机制，形成全党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工作的强大合力。教育行政部门要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工作进行统一规划、组织协调、宏观指导和督促检查，同时不断加大投入。高校党委要统一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工作，经常分析育人工作状况，制订总体规划，做出全面部署和安排，把育人工作贯穿到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的全过程，同时部署、同时检查、同时评估。与此同时，学校各相关部门也应明确各自责任，密切协作，确立教学工作的正确思想政治方向，加强相关课程师资队伍建设，协调各门课程在德育功能上的互补协作关系，进一步完善在教学中贯彻教书育人的方法与途径。
参考文献
［1］［苏］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上）［m］.杜殿坤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158-159.
［2］袁振国主编.当代教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223.
［3］.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
［4］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182.
［5］顾钰民.哲学社会科学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研究［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1）：27－31.
［6］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32.
［7］［9］［23］沈壮海.发挥各类课程的育人功能［n］.中国教育报，2005-02-08（3）.
［8］袁贵仁在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上强调哲学社会科学教师要切实担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职责［n］.中国教育报，2005-03-11（1）.
［10］刘延东.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颁奖大会上的讲话［eB/oL］.［2010－03－10］.
［11］论无产阶级政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0.
［12］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179.
［13］沈壮海.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视野［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63.
［14］沈壮海.把知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n］.中国教育报，2004-10-19.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276.
［16］吴倬.充分发挥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课程的德育功能［J］.高校理论站线，2006（10）：40-44.
［17］［日］小原国芳.小原国芳教育论著选（上卷）［m］.由其民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307.
［18］［美］欧内斯特・L・博耶.关于美国教育改革的演讲1979-1995［m］.涂艳国，方彤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64.
［19］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178-179.
［20］.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点大全篇2
1986年，著名哲学史家贺麟先生将1947年完成的《当代中国哲学》一书修改后以《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为名重新出版。新序有言：“全书在不影响原书的体系及主要论点的前提下，作了适当的修改和补充。”（《新版序》）揭呈此一修改所关涉的诸多方面，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学术与政治在现代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关系形式。
一哲学的政治化
经过50年代政治学习、思想改造和学术思想批判等“洗脑”、“交心”的运动之后，贺麟一代的学者纷纷修改旧作以适应新的环境。冯友兰修改《中国哲学史》，刘大杰修改《中国文学发展史》等都是著例。贺的《中国当代哲学》之所以要等到80年代才修改再版，原因正如他1988年为《文化与人生》的新版写序时说的：“我记得我在194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哲学》一书，曾引起一些人的注意。我对于孙中山知难行易说的意义，驳斥傅铜、胡适、冯友兰等人反对此说的论点，及发挥知行合一说的理论，也还有其新颖之处。不过严重的错误在用了一定的篇幅吹捧所谓‘力行哲学’。”（《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新版序言）除了吹捧，此书还包含对辩证唯物论的根本性批判，如此强烈的政治色彩在此前的30多年中连修改的基础也不具备。1986年新版之新，即在于以一种新的政治标准代替旧的政治标准，新旧两版实际上都具有政治化写作的性质。
贺在新版序中交代说：“只有第三章时代思潮的演变与剖析，因为涉及政治问题，且系基于学生的笔记写成，由于我当时对于辩证唯物主义毫无所知，所以这次作了较大的修改。”就“物质在于意识之先”而言，旧版认为这是科学常识而非哲学，“哲学要问在理论上逻辑上什么东西最根本最重要：什么东西是核心，是命脉？”新版在“物质在于意识之先”之前加上“有人误以为”数语以为限制；在指出哲学与科学的不同之后，加上“这并不能说是辩证唯物论”一句，表明所批评的并非真正的辩证唯物论，但辩证唯物论究竟是什么，新版却没有交代。
就辩证法来说，旧版首先强调，辩证法产生于哲学家研究人类情感生活后发现的通理，“只有应用到精神生活内心生活上去，才见其生动活泼”。贺本以此批评唯物辩证法，新版却加上“各国新黑格尔派大都认为”一句，表明这不是自己的观点。其次，辩证法不能颠倒：“马克思并没有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我们要研究辩证法还当读黑格尔柏拉图的著作。读马克思的著作对于辩证法的学习，并无多大帮助。”新版删去了最后一句，减轻批评的力度。第三，关于辩证法的三大规律，旧版认为对“对立统一”的原则，“辩证唯物论者从不曾好好发挥”，新版式改为“辩证唯物论者不见得有更多更好的发挥”，语气稍缓；有关“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新版没有改动；关于质量互转规律，旧版认为质量关系“既无所谓互转，其本身和辩证法也不相干”，新版改为“它们的对立，不是僵死的，也有互相转化，自身辩证发展的过程。”有改有不改，新版对辩证法的评论前后矛盾。
就唯物史观而言，旧版以“以上种种说明了辩证唯物论哲学思想的贫乏，不过辩证法唯物论主要观点还是它的历史哲学”开头，新版把这一句话改为“以上种种说明了辩证唯物论哲学的方法论，许多都是承黑格尔而来的。”语气由批判改为介绍。旧版对唯物史观的批评有三点:一是判定它是注重社会背景的历史观，属于“客观的或外观的研究”，虽不能说错，却不如“从思想本身来看思想”的内观法的深刻;二是不同意下层决定上层：“在我们看来，经济始终是工具，上层的生活才是目的，我们固然不否认工具的重要，但是我们更注意目的的重要。”“归根结底不是经济支配人，而是人在支配经济，我们表面上受经济支配，实际上受经济背后的主人公支配。”三是认为阶级斗争理论不足以解释历史：“这种只是政治斗争的一个口号。但是历史上的斗争并不限于阶级，我们也可以说历史是观念的斗争，民族的斗争”。新版对这三个观点基本没有修改，我们无法从中看出贺对唯物史观有什么新的认识。（以上修改情况，参看旧版第61—67页，新版67—74）
旧版一以贯之地以“批判”为基调，首尾一贯；新版易“批判”为“剖析”，有所肯定却又保留了大部分“批判”，实际上并未改变旧版对辩证唯物论的批判。从弃旧迎新的角度看，这一部分的修改是不成功的。为贺设想，最好的办法应当是全部改写。
其实，新版的改动决不限于第三章。这一章的内容是批判实验主义和辩证唯物论，以过渡到“正统哲学与三民主义哲学的展望”。所谓“正统哲学”，主要是西方源自古希腊罗马的德国古典哲学和中国程朱陆王的新儒学，它的当代版即是三民主义哲学。三民主义哲学既如此重要，故旧版第四章全部讨论“知行问题的讨论与发挥”，前4节讨论孙中山的“知难行易”，第5节讨论的力行哲学，以为“当代哲学”的总结。孙中山既仍被奉为革命伟人，自无需大的改动，第五节则须全部删去并换上。贺在新版序中对第四章的修改情况不着一辞，何以如此，我们不得而知。
旧版对蒋的评论，首先是在中外哲学的比较中发现其政治意义。“深切著明地见到一个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须建筑在一个伟大的民族哲学与民族精神复兴的运动上面，恐怕要首推为德意志复兴建立精神基础的大哲学家费希特了。而蒋先生谋国规模的远大，识见的超卓，却处处与费希特所见，几若合符节。”（旧版第107页）如批评本民族之堕落，复兴民族首在复兴民族的道德、发展民族性等，蒋都堪与费希特媲美。其次是从融会王阳明与孙中山的角度表彰其哲学价值。贺认为，王阳明致知之教，其归宿即在一个“行”字，蒋的“力行”就是重新提出阳明的致良知之教。鉴于孙中山认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真理相背驰，而无补于世道人心”，蒋特别提出“致知难行易的良知”来融会阳明与中山。所谓“致知难行易之良知”，就是“本着我们自己的良知，照着我们总理知难行易的学说去做。”“我们大家皆知道知难行易的哲学，是今日救人心救民族最好的学说。这个知道就是知，就是良知。我们能够努力实行这个知难行易的学说。这就是致知难行易的良知。”（旧版第111页）一个融会了从王阳明到孙中山的哲学，当然就是中国哲学史上知行问题研究的最高成果：“蒋先生的力行哲学实在是发挥了中山先生知难行易说的伟大成果，也就是为知难行易谋最高的出路，求最高的证明。”（旧版第117页）其三是把“行”与古儒“仁”、“诚”联系起来分析其文化贡献。旧版把蒋的前后言论联贯起来，认为“蒋先生不惟承认仁是人的天性，而且指出行亦是人的本性。这种看法不惟对人性有新认识，且于孔孟性善说也有新的证明与发挥。”（旧版第113页）蒋的人生观“实亦代表中国儒家正宗的仁的人生观”。
蒋之于中国哲学是如此重要，一旦删去，岂不残缺不全？贺应当感到高兴的是，蒋之后有。《实践论》所论也属于哲学史上的知行问题，而且他同样重视实践。所以以毛易蒋，内容上仍然和谐一致。新版以“知行合一问题——由朱熹、王阳明、王船山、孙中山到《实践论》”为结束。“从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来看”，朱熹的知先行后论没有看到知识的感性和实践的基础；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只是主观上内心体验，王船山见解正确却没有把知行问题作为哲学的重点；孙中山的知难行易缺点最少，但把知行划分为二截，认为难易悬殊，理论实践上都有困难。“不像朱熹那样把知行分为二截，也不像王阳明那样在当下的直觉里或内心的良知里去求知行合一，他乃是在阶级斗争和社会实践、生产实践里去求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他不像孙中山那样去作知行孰难孰易的比较，他不像朱熹、王阳明两人那样皆同隐于内心生活体验、知先行后的说法，而是提出知识出于实践而又为实践所证明的实践论。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掌握住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武器，并灵活地运用它来处理知识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知行统一论。所以他在立场上，唯物观点上，辩证方法上以及问题的提法上超过了孙中山，扬弃了、发展了王船山的革命观点。他文中虽未提到他们，然而他又没有把他们的贡献完全抛开”。（新版第209页）所以，不是孙中山，更不是，而是，才是中国哲学的最后总结。
49年以后的旧作修改一般都不成功。冯友兰对此体会甚深：“在解放以后，我也写了一些东西，其内容是主要是忏悔，首先是对我在40年代所写的那几本书的忏悔。并在忏悔中重新研究中国哲学史，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但“这个修订本只出了头两册之后，我又感到修订得连我自己也不满意。我又着手修订修订本，但是在它即将付印之际，我发现这个修订修订本也必须重新再写。这一次，我完全从头开始重写。三十年已经过去了，就这样修订、重写，还没有出版定本。”（《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第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7、309页）贺对第三章的修改是不成功的，但第四章以毛易蒋后，读起来并无突兀凑合之感，因为新版旧版都是政治化写作，其上下关系、历史位置乃至一些观点大同小异，两版各成一史，均较完整。可见，如果政治的力量强大并内化为学者的自觉认同，则政治与学术就没有矛盾。40年挥，80年代阐释，其间的过渡当然充满紧张和苦恼，在两头却似乎圆融无碍，水到渠成。
二政治家的哲学化
哲学家认同政治，政治家需要哲学，哲学与政治在现代中国有相互接近的趋势，这是政治家进入哲学史的基础。
古中国有君师合一、政教合一的传统，在此传统中成长起来的蒋、毛都有“老师”情结，蒋爱以“校长”自居，毛在给个人崇拜降温时仍愿保留“伟大导师”。自然，对于始终以“革命者”自期的政治家来说，传统观念的存续并不是主要的，更重要的是现代中国全能政治的需要。领袖不只是拥有至上权力，更应当具有思想道德上的权威，以其道易天下。所以在繁重的军政事务之际，他们都一度成为哲学著作家。认为：“有了哲学基础，然后我们的人生观才能确定。一切荣辱，成败，利害，生死，才能看透......一个人没有确定的人生观，临到危险的时候，就难免变节，临到富贵贫贱转变的时候，也难免变节。”（旧版第108页）也认为：“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陈晋主编：《读书笔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31页）他们都认识到，为着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大业，哲学不但可以用而且必须用。
哲学如此为政治家看重不是偶然的。从晚清开始，注重自我意识、反抗权威、重心贵力的陆王心学及大乘佛学独得盛大发扬，在不同时期担当了国家领导之责的蒋、毛两人，均对陆王心学深有体会，都认识到革命需要的个体的坚强意志和牺牲精神。虽然在政治上尖锐对立，但他们的哲学却有两个共同的特色。一是注重精神。有言：“我们今天要抵抗敌人，复兴中国，完成革命，并没有什么困难，只是在我们一念。……只要个个人照着自己良心上所认为应该做的事去做，则一切不好的动念，如个人的意见和私仇可以消除净尽，这是致良知。”（旧版第110—111页）在《矛盾论》也使精神突破物质的限制：“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后来更是越来越强调人是决定性的因素：“最重要的方面是能动性，提高中国人民的能动性、热情，鼓吹变革现实的中国是可能的。”（《读书笔记》第828页）二是强调行动。有云：“致就是行，致良知就是要打破行难的错误观念，就是要实实在在地去做。”（旧版第110—111页）不但早期即有“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名言，后来也认为“先行后知，知难行易”（《读书笔记》第863页）哲学的政治功能之一，是砥砺主体意志，鼓舞行动勇气，这里的意志是有明确的目标和统一的纪律的意志；行动是有组织、有目的的集体性政治军事斗争，他们的哲学是掌握群众的理论，是变为物质的精神。蒋、毛都不是柏拉图意义上的“哲学王”——按照英国学者巴克的解释，“理想国”的“哲学家不能对国家进行任意的动摇和变化，他应当让它在对其基本原则的忠实尊奉中保持稳定，静物一样的稳定。”（厄内斯特?巴克：《希腊政治理论》，吉林人了出版社，2003年，第286页）
蒋、毛是否有入史的资格，要由史家来审查。确实，我们没有看到一本西方哲学史把拿破仑、俾斯麦或其他什么政治人物的思想写进去。罗马皇帝奥勒留之入史，不是因为他是皇帝，而在其《沉思录》是斯多葛主义的经典，而且奴隶出生的爱克比泰德也享有同样的哲学地位。但是，蒋、毛的哲学并非政治家的私人独语，而是现代中国牢笼百态的意识形态，一度为无数人所信仰。抗战前周佛海说过：“相信主义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做到盲从的程度。”（引自艾思奇《<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艾思奇文集》第一卷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87页）1958年，柯庆施等人也说过：“相信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引自李锐《的晚年悲剧》，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338页）这种个人崇拜的言论，反映的是一种“主义”言说是如何成为一种真实的动员力量，并深刻地导引、规范着所属时代的文化思想，这就是毛的名言“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真正意义。所以“主义”云云不一定是哲学，却常常支配着哲学。比如贺麟的唯心认，一方面固然有德国古典哲学的资源，另一方面也与“主义”取同一主张：“新的中国哲学，主张一切建筑在理性的基础上，精神的基础上。没有精神，什么都没有。也只有精神的基础才是最巩固的基础。革命先要革心，知人贵相知心，甚至战争也以攻心为上。”（旧版第68页）49年以前的哲学史要写，49年以后的哲学史要写，迄今为止，海峡两岸关于毛、蒋的哲学研究已是汗牛充栋，其中不都是宣传。
三哲学家的政治关怀
在现代哲学家中，贺是政治关怀较深的学者。49年以前，对他也礼遇有加，数次召见，不但邀他到中央政治学校讲课，而且其侍从室在战争期间直接支持贺麟主持的“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如贺所说：“自从民国三十年中国哲学会西洋名著编译委员会成立后，我们对于西洋哲学，才有严格认真，有系统的有计划的经过专家校阅够得上学术水准的译述和介绍。”（旧版第26页）以“抗战领袖”而关心纯粹哲学，贺有知遇之感。冯友兰也是官方学者，其《新原道》从孔子开始一直写到自己的“新统”，却没有孙中山、的位置，甚至还批评过孙中山的学说。贺不但在政治上维护蒋，还通过重心强调、历史联系、补充发挥等方式努力使蒋的哲学精致化、学理化。49年以后，贺麟的政治热情没有降温，且很快与时俱进。“当他第一次读完《新民主义论》以后,就产生了，当年第一次读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讲演集时的类似感受。”（杨子熙：《贺麟的生活与哲学》，《会通集》，三联书店，1983年，第17页）1951年，贺表示“参加改变了我的思想”；1955年批判胡适时，有人因他“很臭”而不让他参加写作班子，贺主动写了《两点感想，一点反省》一文发表。1957年4月，召见周谷城，贺奉命作陪。周谷城回忆：“大家受到领导同志的鼓舞，学习理论的热情都是很高的。贺麟同志则更积极，大有尽弃所学，专读马、列、毛书之概。记得大约在1965年11月左右，他有一次参加政协组织的参观学习团，路过上海，顺便到我家谈天，看到我书架上乱七八糟的书，几乎全是老古董；抽一本看，是柏格林的《物质与记忆》；再抽一本是柏格森的《时间与自由意志》，再抽一本则是詹姆斯的《极端的经验主义》，他不抽了，笑着对我说：‘尽看这些！’”（贺麟：《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周谷城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982年，贺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的政治认同改变了他对现代哲学的认识。他对胡适的实验长期持批评态度，但对胡适其人甚为尊敬。1945年曾致信胡适：“先生近年为国宣劳，功绩至伟，而对学问如此努力，写作收获如此之多，使国内朋友闻之莫不欣佩奋励。除亟盼先睹尊著外，并尤褥祝英文本的《中国思想史》早日写成出版。麟近应《五十年来的中国》编者潘公展先生的约，写有《五十年来的哲学》一文，文中有两三处提及先生，虽觉表述的不充分，但也足见向往之忱，特附寄一阅，尚祈指正。”（《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40页）但数年后，贺却开始批判胡适“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至有“胡适成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成为头等战争罪犯，与人民公敌一文一武，异曲同工，决不是偶然的”等语。对于旧版中高度评价的哲学家们，1961年却认为“他们把西方哲学某一流派与他们喜爱的中国哲学某一流派相联系，来一个‘中西合璧’，这样就使得自己的哲学思想有一点‘创造性’，自创体系，自己搞一套杂凑的哲学，更可以欺骗和影响较多的读者、青年。……这种所谓‘中西合璧’的一套思想，乃是不中不西的东西，既不是客观科学地介绍西方哲学思想，也不是实事求是地整理中国的古典哲学著作，没有推动学术文化的向前发展，反而拖着向后退。”（贺麟:《加强对西方现代哲学的研究》，《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第176页）当然，在1986年的气氛中，胡适和那些“不中不西”的哲学家们已开始卷土重来，贺已无须按五、六十年代的标准来修改了。他应该庆幸自己没有五、六十年代修改旧作，那意味着冯友兰的遭遇在等着他。
贺的政治关怀不是被动的。他早就认为：“凡是一个哲学家，与政治家总有着密切的关系，哲学思想与政治思想亦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往往互相了解，互相呼应，终必殊途而同归。”（旧版第69—70页）他是对政治敞开大门的哲学家。1941年《学术与政治》一文的重心，是说明“独立自由”和“脱节”根本是两回事。“一个学者求学术的独立与自由，有时诚应洁身自好，避免与政治发生关系。……但须知独立自由与‘脱节’是两回事，求学术的独立自由可，求学术与政治的根本脱节就不可，学术与政治不但须彼此独立自由，还须延缓此分工合作，就好像许多独立自由的公民，分工合作，形成一个健全的近代社会。”此论完全正确，尤其是在政治不上轨道、政府专制独裁的现代中国，学者的“洁身自好”，学术的超然脱节，很可能助长政府的胡作非为，最后仍不免要伤害学者和学术。所以贺特别批评学术界逃避政治、视政治为畏途的现象：
在初期新文化运动时代，学术界的人士，完全站在学术自由独立的立场，反对当时污浊的政治，反对当时的卖国政府，不与旧官僚合作，不与旧军阀妥协。……学术界这种独立自由的态度，可以说是为腐朽残暴的北洋军阀作了釜底抽薪的反抗，使他们不能罗致有力的新进分子，去支持陈旧腐败的局面；间接有助于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此后政治虽有不少纷乱，学术上的自由独立，仍然保持相当的水准，但是学术界的人士，对于统一尚未真正成功的国民政府，态度似乎不能一致，冷淡，超脱，不理会是当时学术界的普遍现象。到了七七事变，学术界的人士，也就进而对政府取尽量辅助贡献的态度，政府对于学术界也取咨询尊重的态度，我们希望我们中国渐渐有自由独立的政府，来尊重自由独立的学术，同时也渐渐有自由独立的学术，来贡献于自由独立的政府了。(《学术与政治》，《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46-247页)
贺此论基本上是站在国民政府的立场讲话。学术脱离政治在北洋军阀时代之所以是对的，因为它客观上支持国民革命。贺对当时的国民政府基本上是满意的，1945年给胡适的信中就说：“中央政府不患其不民主，而患其腐败狭隘，不能集中人才，有害民生耳。三民主义中，贡献最少者亦惟民生。共产党人党见甚深，信仰甚偏，恐反较少民主精神也。”（《胡适来往书信选》第40—41页）
1956年，贺把政治上的忠诚奉献给此前曾批评过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再度批评学术脱离政治的现象∶
但是共产党和领导的人民政府做了数不清的惊天动的伟大事业，有着无限的威信，为全国人民所衷心爱戴，所有知识分子、专家、学者们大都兴奋感激，拥护歌颂之不暇，更没有人愿意脱离政治，自外于人民、自外于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所以现在的问题已不是脱离政治的问题，而是知识分子在他的专业基础如何依靠党，得到党的帮助和指导的问题。(《知识分子怎样循着自己专业的途径走向社会主义?》《哲学和哲学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449页)
旧版拥蒋，新版颂毛，贺的哲学观一贯通。他没有指出甚或没有注意的是，学者主动以学术贡献于政治是一回事，在号令下把学术政治化或以政治取代学术是另一回事。其间的关键是政治家是否承认并尊重学术独立，政治本身又是否“独立自由”？无视这个差别而要求学术与政治的联系，即使理论上说得通，实践上也只会导致学术的取消。以贺本人为例，曾经写出过《时空与超时空》、《知行合一新论》、《宋儒的思想方法》、《辩证法与辩证观》这样文章的人，后来除了批判和翻译，基本上没有真正的哲学论文，以至于在迟暮的1988年，只能抒发对旧作一往深情：“《文化与人生》一书虽然在编排方面有不少缺点和错误，初次在报刊上发表时，读者尚有较好的反响。我自己也感到相当满意。”（《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新版序言）
四政治家的哲学地位
贺是哲学中人，并没有在政治学说与哲学之间划等号。他的标准是：“至于哲学的职责，则一方面要超出常识，成立一贯的理论系统，另一方面又要解释何以常识表面上最易接受，而理论上欠贯彻的地方。如果要成立一种学说，就事实言，必能解释问题范围内所涉及的一切事实，不能有一个例外。只消有一个例外，则此项学说便发生动摇，须得修正；就理论言，则该项问题中的主要概念必须加以严密的分析，而下一谨严的界说。对于概念和概念间的关系，必须建立有基本的原则，以作立论的根据。简言之，‘据界说以思想，依原则而求知’，是成立任何理论所必须遵循的方法。必须这样，才可得到普遍必然贯通的而不矛盾的真理或理论系统。”（旧版第71页）据此，孙中山、对知行学说有贡献，所以可以入史，而马克思主义“压根儿就没有哲学兴趣，他们只徒摭拾黑格尔几句口头禅，牵强附会以为他们的信仰作辩护，以为他们的主义作宣传，他们的兴趣本既不在哲学，更不在了解黑格尔的哲学。”（贺麟：《黑格尔》，译序，商务印书馆，1936年）之所以提到辩证唯物论，只是因为它是“九一八”前后十年间的思潮之一，要专辟一节予以“批判”。
然而，“为信仰作辩护、为主义作宣传”是政治家的天职，马克思主义如此，孙中山、又何尝不是如此？旧版其他哲学家均有批评，独对孙、蒋只有联贯、阐释、发挥而无任何批评。从贺对孙、蒋的细密铺陈来看，他并非在做应景文章，更不是外部压力下的政治表态，而是基于学理的评论。但我们注意到，在贺颇为自得的《知行合一新论》一文中，却没有孙、蒋的位置，这表明对知行问题提出“新论”，并不需要以孙、蒋为出发点。他们之进入哲学史，借助的是贺麟的力量。赋予一种政治论说以哲学意义，这是政治家取得哲学地位的一种方式，它主要通过哲学家来完成。
还是共产党人干脆。1941年，艾思奇发表《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述评》一文，给哲学下的定义是：“哲学是各阶级党派的世界观，是他们认识事物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南。”（《艾思奇文集》第一卷，第549页）所以，不但辩证唯物论，陈立夫的唯生哲学、阎锡山“中的哲学”、国家社会党的哲学、中国青年党的哲学、张申府的哲学，都是当时“重要的哲学思想”。后来也说：“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孔子和，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读书笔记》第691页）党派世界观就是哲学，哲学研究就是政治斗争的一环。在比较陈立夫与阎锡山时，艾思奇竟然能发现他们在权力系统中的不同位置甚至掌权时间：“‘中’的哲学不同于唯生论，在社会基础上说，就是后者只是代表大革命以来才当权的当局者的世界观，而‘中’的哲学却是民国以来就统治自成一个局面的地方政权当局者的哲学。”（同上，第571页）赋予哲学以政治意义，这是政治家取得哲学地位的另一种方式，它主要由政治家自己来完成。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点大全篇3
【关键词】科技哲学；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当今时代是一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社会生活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以下简称“思政”）发生深刻而全面的变化，而思政的有效展开与所处的时代环境及对这一环境的正确分析密切相关，因而研究和探讨科哲对思政的启示，提高思政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以增强新时期思政的实效性。
一、学习科哲知识是适应思政时展的必然
自20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它既使科学技术本身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变革，又直接导致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各方面重大而令人惊叹的变化。科学技术哲学（以下简称“科哲”），以自然和科学技术为研究对象，用哲学方法进行研究，作出哲学结论，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保护自然、创造自然提供正确的世界观与方法论[1]。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哲也越来越引人注目。
新科技革命和高科技的广泛应用给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其巨大的影响，以至向传统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理论提出了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科哲，关注现代科技革命，以科学技术新发展为转移，实现自我突破和超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科学分析当代科学技术革命带来的变化，重视对冷战之后世界新格局的梳理和时代新主题的揭示，透过纷纭芜杂的国际事务现象，抓住世界格局新变化的本质。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精神文明建设一项基础性工作和搞好两个文明建设的基本保证，在新形势下只能加强，不能削弱。”[2]当今我们在推进当代大学生思政的同时，不得不用科学技术哲学的观点重新审视时代的发展，提高思政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增强大学生思政的实效性。
二、运用科哲知识，增强大学生思政的实效性
科哲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进入新世纪以来，呈现强劲势头，其中蕴含的大量的思政的因子和成分，对当前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政具有重要的启示。学习和掌握科哲知识，引导我们在对大学生思政的教育观念、教育内容，教育手段和方法、教学方式等方面不断完善和创新。
（一）以人为本，更新思政观念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更进了一步，通过理论的手段和实践的手段丰富了人类对于它们的看法。运用科哲的理论促进思政的改革，顺应了我国全面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需要，同时也促进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进展。运用科哲的观点，更新大学生思政观念。
“人的思想观念的转变，是一切变革的先导”，任何改革和发展都是从观念更新开始的。人的需要是科哲的出发点，人类的创造和全面发展是科哲的基本问题。科哲对现代人文精神的解构和对人性深切关怀的理念是当前思政工作中应当予以借鉴和辩证性吸收的。学习和掌握科哲知识，启示我们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政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思政的对象是人，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始终是思政的根本目标之一。思政强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以人为本，就需要改变思政中存在的重视抽象的理论教育，忽视人的情感需求的情况；重视社会本位，忽视个体发展；重视制度、形式建设，忽视人的情感生活世界的教育，从而在教育中真正地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所以现代思政在教育理念上应该更加注重以人为本，不仅把人看作是理智的产物，还应该把人看作是情感的产物，重视人的情感在教育中的重大作用，所以思政应该更加重视人的兴趣爱好的培养，给予学生更多的人文关怀[3]。
（二）适应新经济时代信息量巨增的要求，丰富思政内容
随着大众媒介传播的日益现代化，信息传播渠道也越来越多，日益增加的社会信息渠道，渗透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要增加信息传播数量并提高质量，充分发挥思政前瞻性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思政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强大思想武器，是思政的核心内容。优化大学生思政的内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认识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不断充实思政中有关科技进步的新内容。加强科技知识教育，主动培养人们对科学的信念和兴趣，培养人们的科学精神，提高人们以科学态度和科学规律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科学理论、科学知识和科学意识应当成为新形势下思政的重要内容。
学习科哲知识、运用科哲立场观点，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以客观物质世界的本来面目去看世界的思维方式。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通过科技哲学观教育可以拓展思想教育的领域，正确思政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和界限，确引导大学生对现代科学技术的认识以及科学的态度，更多地要关注科学技术与自己、人类、环境之间的关系。此外，对大学生进行思政的过程中，应注意普及自然辩证法基本原理，引导他们自觉学习社会科学知识，尤其是哲学基本知识，学会用哲学思辩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深刻理解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自觉运用辩证法的必要性。
（三）提高思政工作者素质
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的“以时间换空间”的教育方式难以奏效，教育效果越来越取决于高度发展的信息技术和教育主体的知识水平。目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和关键时期，社会情况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也日渐具有更强的多样化和多变性，这给高校思政工作带来了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从客观上要求思政工作者自身必须懂得科技知识，增强人们明辨是非的能力。思政工作者必须努力培养科学思维，以科学的思想意识占领思想意识阵地，提升思政活动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减少多种主观因素多思政的干扰，自觉地把最新科技成果、科学方法和手段运用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
思政工作者提高自身科学素养的同时，充分运用科哲知识在思政的运用来强化人才培养的目的，帮助学生感知具体材料，建立抽象认识与具体事物之间的联系。注意通过推理和演绎，树立我们提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信仰自己抵制各种不良思潮，使学生知道认识、理解、掌握与运用已有道德标准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审慎面对问题的重要性，重视道德的内化，帮助学生掌握形成正确价值观的方法。在思政过程中贯彻科哲的观点，在培养大学生的哲学思想和思辨精神，把个人的发展和人类整体利益和自然利益联系起来，促进个人素质的全面发展。
（四）创新思政手段和方法
思政本身是一项具有自身规律和科学精神的社会实践活动，在科技不断创新的今天，思政工作者必须依照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手段，运用先进的科技成果开展工作，使之符合大学生思想和行为的活动规律，努力寻求能适应大学生普遍求新和对科技内容、方法和手段认同的心理需要，使得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过程中更好地渗透到以科技创新为先导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去，增强时代性，提高针对性、主动性和实效性[4]。
科技的不断创新，改变了人们学习知识、接受知识和思维的方式。思政工作的方法和手段只有与这些科技成果结合起来，才能提高实效性。依靠科技发展，不断更新教育设备，不断吸收和借鉴新兴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人们的思想现状和发展轨迹做科学的分析和预测，扩大思政的覆盖面和渗透力，使超前的思政工作成为可能。思政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从整体上分析思政方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效果是一般还是优良，效率是高还是低。同时通过对思想信息进行数量上的鉴别和判定，来获得性认识的方法，以改进思政方式方法，提高其效果[5]。
学习和掌握科学技术哲学知识，启示我们在进行思政应结合时代特色，强调以社会实践为基础，让学生在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在社会大环境的洗礼中提高大学生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水平。社会实践是人的正确思想形成发展的源泉，是人的思想发展的动力，是思想认识的目的和检验认识真理的标准，也是检验思想政治教育是否适合社会发展的标准。受当前社会中急功近利思想的影响，当前高校思政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理论与实践相脱节，这对于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动手能力、沟通能力、协调能力等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思政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必须配合时代的发展，站在时代的前沿，才能为前进中的人们提供精神动力。
三、小结
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在当今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经济竞争激烈的条件下，科哲知识在发挥思政功能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要更加密切地关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牢固树立起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辩证地吸收对我有用的东西为我所用，积极探索当前科技背景下思政的应对之策，才能使思政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增强其时代感，从而提高其主动性和实效性，发挥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林德宏.科技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066.
[3]杜启达，段惠琼.后现代主义领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路径探析[J].教育与管理，2010（1）.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点大全篇4
【摘要】随着我国高中政治教学的快速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被打破，制定全新的教学策略是提高政治教学效率的重要举措。背书是高中政治学习中的重要环节，也是让许多高中学生头疼的环节。倡导有效的记忆策略，让学生轻松背书，轻松记忆高中政治学习内容，是帮助学生减负的重要方法。加强有效记忆主导策略的实施，有利于简化高中学生政治学习过程。文章以高中政治教学中学生有效记忆的主导策略为主题，展开了探讨与分析。
关键词高中政治；教学活动；记忆；主导策略；知识
中图分类号：G6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568（2015）24-0070-01
政治学科具有特殊性，要促进学生掌握足够的政治知识，教师必须要引导学生对课本内容进行科学记忆。背书，是许多学生不喜爱高中政治学科的原因。大部分学生不愿意背书，而政治学习离不开背书，这就影响了他们的政治学习积极性。传统意义上的背书是一种机械化记忆，在教学创新的今天应讲究背书的方法，组织学生轻松、高效地学习，有利于政治教学效率的提高。
一、以知识体系构建为基础进行记忆
高中政治考试的题型无论怎样变化，答案都是课本中的内容。高中政治考查的是学生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考试题目的综合性较强，需要学生在全面掌握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应用。但是，许多学生都只是对课本学习内容照搬照抄，不会自主归纳，使学习内容不能合理地用在考试中。因此，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课本知识，建立科学、合理的知识体系，是一种有效的记忆方法。
哲学，是高中政治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知识体系十分明显，学生只掌握哲学原理与内容是没有用的，只有将哲学原理与具体事例结合起来分析，才能让哲学知识的价值体现出来。讲解哲学知识时，每讲完一个单元，教师最好让学生总结所学的原理及其对应的方法论。学完哲学部分后，再引导学生从唯物论、认识论、历史唯物主义等角度建立知识体系，让每个知识点都在知识体系中处于正确的位置。举例来讲，辩证法主要包括联系、发展及矛盾这三大方法论，其中矛盾涉及普遍性、特殊性、二者关系、主次矛盾、矛盾的主次方面等知识点。在长期的总结与归纳中，学生会意识到利用知识体系记忆知识点，让记忆的思路十分清晰，也有利于政治知识的应用。学生以知识体系为基础进行记忆，看到相对应的题目时，就会锁定相应范围内的知识点，活学活用。
二、以
关键词为载体进行有效记忆
关键词，是提高学生记忆效率的重要凭借。许多高中学生都认为历史知识点比政治知识点要好背得多，相比于历史学习内容，政治知识点较为分散，且没有明显的联系，看起来很难背。对于学生在政治知识点记忆方面的问题，教师要引导学生用
关键词记忆法背书。每次学习政治知识点，教师都要求学生拿着笔，将要背的内容圈出来。将大长段中的
关键词画出来，利用
关键词去缩句。先将知识点的主干记下来，再利用常识为其“添砖加瓦”，就很容易将大长段的知识点背下来。例如，学习有关于国家与国际组织的知识时，这部分的知识点较多，且内容复杂分散，成为许多学生的学习难题。又如，引导学生记忆英法两国的政体差异时，教师就可以先引导学生总结、区别体现在哪几个方面，圈出政体、议会权利、国家元首、政党制度、国家权利重心、内阁稳定程度等
关键词，利用
关键词将大问题拆分成几个小问题，有利于记忆效率的提高。
三、以图表形式有效记忆知识点
高中政治知识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哲学三大方面，无论是哪一方面的内容，其知识点之间都有一定的联系。教师可以让学生针对知识点图表进行记忆，将知识点组织成一条条脉络，说到一个知识点，就想到另一个知识点，促进记忆有效性的提高。例如，背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知识时，教师可引导学生联系相关知识点一起记忆，如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指导思想、执政方式等。记完表面联系的内容后，引导学生回顾有关政府的知识点，再针对这一知识点图表中的性质、原则、宗旨与职能等进行记忆。同样的记忆方法可以用于不同的知识点记忆。除了政治方面的知识点可以用图表记忆法，经济方面的知识也可以这样高效记忆。又如，引导学生学习宏观调控的知识点时，可以组织学生回顾有关财政的知识点，通过对比发现财政对宏观调控工作的重要性。利用政治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构成个性化的记忆图表，有利于学生将所学政治知识联系在一起，加强记忆效果。
四、以生活实例为载体进行有效记忆
教育事业的改革与进步，极大地拉近了高中政治教学内容与生活实际之间的联系。高中政治与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引导学生进行政治学习，是为了让学生建立正确的人生观，能够用课堂所学内容去指导他们的生活与学习。正是因为如此，生活事例就是政治内容的重要载体，生活事件或社会案例都可以成为学生记忆政治知识点的重要载体。在传统教学中，大部分教师过于关注试卷上的题目，忽视了生活中的事例。分析题目中的案例时，教师会引导学生划出含有政治知识点的句子，并将知识点写在句子旁。其实，对这种课堂讲解方法进行转化，就可以产生有效的记忆方法。教师让学生反过来去记忆包含诸多知识点的事例，有利于快速记忆。例如，讲解消费观的知识时，教师让学生去记忆正确的消费观与消费原则可能比较困难，学生很容易记不全面。如果教师针对每个原则给学生一个事例，则可以让政治知识变得更加形象，而且可以简化记忆。如“不攀比”这一条，就可以跟学生分享这样的事例：小林家庭条件不好，班上一些同学买了流行电子产品，他一定要父母买同样的电子产品。通过这个事例，让学生去否定不合理的消费行为，自然能够记住“不攀比”这一消费原则。同样，讲解哲学中的联系原理时，教师可以给出蝴蝶效应的例子，让学生具体认知政治知识点。以生活实例为载体的记忆，相比于单纯的知识点记忆，记忆时间更长久，记忆效果更好。
综上所述，用科学有效的方法，帮助高中学生解决政治学习中的背书问题，会大幅提高学习效果。关注政治知识体系、
关键词及图表等手段在记忆中的作用，倡导科学合理的记忆方法，有利于更新学生的学习观、激发学习兴趣。利用有效的记忆策略，让学生的政治学习变得简单，提高教学有效性。
参考文献：
[1]盛士辰.如何有效提高高中政治课堂的高效性[J].现代阅读（教育版），2013，（4）：154-155.
[2]刘晓惠.高中政治教学中学生合作意识的培养方法分析[J].学周刊，2014，（11）：90.
[3]谢以洪.论高中政治教学中学生兴趣的激发和培养[J].中国校外教育，2012，（26）：114.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点大全篇5
[关键词]高中政治教学改革生活与哲学
[中图分类号]G63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5）070068
生活与哲学是高中思想政治必修四的教学内容，是整个高中思想政治课程中思想层次最高的教学内容。下面，笔者对高中思想政治生活与哲学教学进行相关的阐述，以供读者参考。
一、高中生活与哲学教学的调查分析
高中生活与哲学的教学内容由于理论性强、内容量大，一直以来被视为是高中思想政治教学的重难点。甚至有学生认为这部分的内容语言方式“假、大、空”，教学内容对于生活实际没有意义。因此教学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不会认真去领会其中的真正涵义。而实际上，生活与哲学是对生活的高度概括，是学生哲学思维的初始培育阶段。开展高中思想政治生活与哲学的教学，一方面要求教师站在一定的高度上去理解教材内容，另一方面要求教师要结合现实生活中的案例进行讲解，以帮助学生理解教学内容。
二、高中生活与哲学教学开展的有效策略
高中思想政治生活与哲学的教学内容，一般都具有语言模式固定、理论内容多、需要记忆的内容多等特点。所以在学生看来，高中思想政治生活与哲学教学就是对道德的宣讲，对生活方式的统一，以及大量的句式背诵。因此，要做好高中思想政治生活与哲学的教学，就要从改变学生的印象做起。
（一）立足现状，分析现状
由于高中思想政治生活与哲学教材在编排方面，具有过于浓厚的说教意味，如教学内容存在大量的哲学术语，其表达方式单调、枯燥。让学生感觉这样的教材语言不仅远离生活，甚至找不到重点。基于此，教师在教学中应重视与学生的互动，对学生的思维方式与兴趣方向要有一定的了解。这样才能在教学过程中，依据学生的心理特点，用学生易懂的语言来讲解生活与哲学的教学内容。
但同时也要看到，生活与哲学毕竟是对学生哲学思维与思辨能力的初始培养，用一味倾向于生活化的方式教学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基本哲学素养。所以在帮助学生度过适应期后，教师要结合生活实际，引导学生用教材中的原理观察事物，分析事物。
（二）重视知识衔接，打下理论基础
在新课标的指导下，生活与哲学中的教材内容更侧重于培养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更强调学生对哲学原理的理解与掌握，也更强调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的吸收与运用。
基于此，教学过程中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作为教学总纲，在进行相关的哲学观点教学时，重视知识与原理间的衔接，让学生能在把握教材整体思路的情况下，有效地掌握各个知识点。例如，学习英国休谟与德国康德两者在否认认识世界可能性上的哲学观点时，就要把教材中提到的一个不可知论作为重点进行讲解。这是因为教学时教师如果找到了各哲学观点的共通点时，学生顺藤摸瓜就能达到举一反三的学习效果。
（三）多做探究性活动，帮助学生理解记忆
一般而言，高中思想政治生活与哲学中，探究性活动的目的是让学生能直观而真实地感受教学内容。而思想政治课的探究性内容由于学科特点，注定是一种思维上的探究过程，是一次大脑风暴的过程。教师在开展这类探究性活动时，应循序渐进，先通过简单的思维训练让学生养成良好的思维逻辑顺序，再根据教学内容不断丰富探究性内容，最后让学生真正领会哲学原理。当然也要考虑到，由于教材中探究性活动内容非常多，不可能都顾及到，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根据教学进度与学生的理解接受能力，有选择性地进行教学，以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总的来说，教材的编写是面对一个地区甚至是全国所有学生，所以会具有统一性。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紧紧把握新课标要求，深入领会教学改革本义，对教材内容进行重组，并引入大量的生活实际案例帮助学生理解记忆，从而提高学生学习主动性，让学生习惯哲学的表达方式，在生活中真正地体会到哲学思想，活学活用哲学原理。
[参考文献]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点大全篇6
本文从高中政治学科的地位、优化教材结构、内化教材内容、深化教材价值等角度，略谈如何优化高中政治教材内容，实现思想政治课的教学目标，提升学生的学习水平。
关键词：高中政治教学优化教材提升教学品质
一、高中政治学科在教学中的地位及意义
政治教学贯穿整个高中阶段，是学校教育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主要课程和教学手段，起着主导地位。高中的思想政治课内容丰富，从经济规律到政治思想，从哲学思想到文化知识，从国内现象到国际事件，从当前到未来发展趋势都是学生所需要掌握的，对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起着重要的作用，对学生健全人格的塑造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教师要根据教材的内容、采用多种方式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对政治的关注，对国家命运和自身的命运相联系，让学生认识到政治课的重要性。在高中阶段，政治课不仅是考试的重要科目，更是认识一切事物的引导课程，在政治课中分析、理解、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建立完整的人格，这一切是高中政治教学的立足点。
政治教师要认识自身学科的重要性，充分发挥自己的能量，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政治教师是国家政治方针和政策的代言人，是教育领域中社会主义思想建设的骨干。教师要做到在理论上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引导；在实践上以身作则，积极纠正学生的错误行为；匡扶学生的思想信念；指导学生的处事原则；以学生为本，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学生学习政治，树立正确的观念、提高个人政治素养，在掌握国家政策方针的基础上，能够做到身体力行，做有益于社会的人。
二、新课标是创造性使用教材的前提
国家课程标准、教材编写、教学是评价和检查的基础上，国家管理和评价课程的基础，体现了国家对不同阶段的学生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基本要求。课程设置的性质、目标、内容、结构，提出了教学建议和评估。教材是课程标准的具体体现，是教师通过教学课程标准的媒体。如果课程标准是圆的中心，教师对教材的理解是圆的半径，无论多么大，都离不开中心圆。所以教学中，教师应研究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准确、全面认识和把握思想政治课程标准。有许多一流的教师在教学期间总是把课程标准，目标拷贝、粘贴在备课本首页，基于这样理解阅读材料与教材编写意图，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为了解决课堂教学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真正的课程改革应更全面、准确地反映不同模块及实现主体价值和教育价值。
如《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实验）》呼吁关注高中生的心理、智力、身体和其他方面的发展潜力。在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和关注各种生活问题的同时，采用了合理的解释，以循循善诱的方法帮助学生确定正确的价值标准。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什么是原产地的“哲学”为例，思想政治必修4“生命哲学”教材，原哲学味道很浓的话题，在“生活充满哲学”箱通过教学，案例，现状与问题，得出一个结论，哲学源自人们在实践和思考的世界。马克思的哲学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教科书中的专家评论栏目，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提供给学生，师徒二人的哲学起源于惊喜，关注混乱，这些意见是正确的吗？与马克思的哲学相比谁更正确？当然是马克思的哲学。因为惊喜，混乱是一个主观的心境，而这种情况只能在实践中产生，看到柏拉图指导的哲学起源的质疑，只停留在半，只有马克思的哲学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表明，新的教学材料，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更是鲜明的思想政治教育。本指南不拘泥于强加给学生，而是通过一个分步指南来很自然地完成。
三、适度调整、优化教材结构
新课标理解注重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综合性人才。因此，高中的思想政治必修课新教材随之作了相应的调整。新课程注重学生的学习心理逻辑与学科逻辑，从生活理念出发，以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经济生活为主体，辅之以相应的学科知识为支撑。按照学生的认知，针对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结合社会生活，以感受生活、理解生活、适应生活、反思生活为逻辑顺序建构教材结构。这一结构的调整进一步贴近了学生，教师在教学的实践中也就变得得心应手。但是，这一教材结构不等于要求教师完全按照教材来教。在教学过程中，完全可以按照实际需求，临时做更贴近实际状况的调整。但应当遵循教材的大纲和与学生为主体的主方向，使得教学内容更加成熟，教学效果也便会随之增强。学生受益，教师也收益。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四、促进意义建构，内化教材内容
知识的本身是服务生活，学生在走进课堂的同时也在思考着生活中的困惑，试图用课堂上的知识去解决自己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这样反复，他们在生活与学习之间也便积累了许多经验，用经验作参考再去学习理解新的知识。由此可以看出，学生并不是知识的接收者，相反，而是知识的建构者。建构的意义就在于，利用自己对事物的有关经验，去判断学习新的知识，用学到的这些知识去形成新的经验，这样新旧交替，不断成长，形成新知，丰富个人思维。所以说，教学是师生之间的双向互动，不是知识的传递，是灌输、是知识的加工、转换。学生是主体，教师不可以忽视学生，不应只是进行简单的满堂灌。要设置相关教学探究情境，学会倾听学生的心声。比如，依靠学生的交流、讨论，或是依靠学生的观点阐述，依靠学生的观点引出新的知识，等等。这样才能激起学生的兴趣，活跃课堂的气氛，最重要的是也提高了课堂的效率，使得学生在旧知识的启发下理解新知识，引导学生获得新的经验，更好地服务生活，如此循环往复，从而使得知识的掌握更加牢固，学生的成长经验更丰富。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点大全篇7
关键词:政治哲学;葛兰西;文化霸权
尽管对政治哲学内涵的界定,学术界还没有达成共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政治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之所以能够存在,就必须对政治生活的两个问题从宏观上做出回答。这两个问题即什么是优良的政治生活和人们如何才能过上优良的政治生活。这是政治哲学具有合法性的两个基本的向度。本文以这两个基本向度为参照系来分析西方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葛兰西的政治哲学。
马克思主义(狭义)的政治哲学精神可以用马克思本人的两句话来概括:“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实现了人的自由和解放了的政治生活才是人类最优良的政治生活。为此,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就必然是实践的政治哲学,它致力于使哲学家们走出书斋,走出象牙塔,承担起改变世界、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使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还是具有历史主体性的政治哲学,它把自己的学说建立在现代人类社会历史主体一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也是具有历史批判性的政治哲学,它主张通过批判和创新来推动社会的进步与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
在什么是优良的政治生活上,葛兰西尊奉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认为政治哲学的基本使命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因此,他提出了实践哲学的主张。他的实践哲学的基本原则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他在论及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时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是对历史的开拓,这种精神会延续几个世纪,直到传统的政治社会消失,最终建立起共产主义社会。他的实践哲学的根本任务同马克思主义一样,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人的解放,实现从必然向自由的过渡。其实,综合考察葛兰西的政治哲学,就会发现,他政治哲学的主要贡献并不在于对“什么是优良的政治生活”的回答,而在于对“怎么才能实现优良政治生活的回答”。恰恰因为他对后者的回答,既奠定了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同时又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
如何实现最优良的政治生活,葛兰西从西欧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完整的文化霸权理论。他以东西方的社会结构差别为契人点,构建了市民社会的核心范畴,提出新的革命观,制定了新的革命战略,并阐述了知识分子在实现革命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
1.市民社会。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在葛兰西的政治哲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他正是在分析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问题是获得文化霸权,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使用过市民社会的范畴,但他们都是从物质生产关系方面来理解的。葛兰西与他们有很大的不同,他是在分析东西方社会结构,从意识形态角度赋予了市民社会新的含义。
葛兰西认为在具有****传统的东方落后国家,国家政权稀释了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不发达,它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在这里维护社会稳定的是国家政权和暴力统治。他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采取各种平衡形式的强力与同意的配合,而且避免强力过于显然地压倒同意;相反地,甚至企图达到表面上好像强力是依靠了大多数人的同意。”
葛兰西发展了马克思对国家结构分析的观点,提出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结构的简明公式即“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句话说,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的甲胄的领导权。”这样,他对市民社会的含义有了新的认识:政治社会代表暴力和强制,是专政的工具;市民社会不再单纯代表传统的物质生活领域,而是代表着从经济领域中独立出来与政治领域相并列的伦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它既包括政党、工会、学校、教会等民间社会组织所代表的社会舆论领域,也包括报刊、杂志、新闻媒介、学术团体等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领域。正如他所指出的:“通常把国家看做是政治社会——这就是说,被用来把群众控制得和特定的生产和经济类型相一致的手段或某个其他的强制性机构,而不是把它看做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平衡。我所谓市民社会是指一个社会集团通过像社会、工会或学校这样一些所谓的私人组织而行使的整个国家的领导权。”
2.革命观。根据市民社会在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的不同状态和地位,葛兰西提出了西方的革命形式应该是一种总体的革命。这种总体性的革命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从社会角度而言,总体性革命是指要拓宽革命的领域。葛兰西认为,革命不应仅仅局限在政治领域,而应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领域展开,全面地****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的统治,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的形式。这就要求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必须在革命的过程中形成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文化、工作与权力机构的雏形,而把社会主义预先演示出来——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化概念——这是新制度的精神前提。这样就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准备了条件。
第二,从个人角度而言,总体性革命是指要使人成为真正的个体主体。葛兰西认为,不仅要在外部通过政治革命使人从资本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获得自身的独立和解放,而且要在人的内部,在他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在他的文化结构和社会所起的作用中进行革命,从而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的个体主体,创造出脱离资产阶级结构的新人。
3.革命战略。为了实现这种总体性的革命,葛兰西提出了一种新的革命战略一“阵地战”。葛兰西借用军事上的术语“阵地战”与“运动战”来阐述东西方国家不同的革命战略及其革命战略的新转变。在这里,葛兰西所说的“运动战”是指采用暴力的手段直接夺取政权。而“阵地战”则是指逐渐夺取市民社会的领导权,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并坚守自己的阵地,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要塞”和“堡垒”,要一个一个地予以摧毁,最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夺取国家的领导权。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应该采取的新的革命战略。在他看来,像俄国那样的东方国家采取“运动战”是可行的,因为他们没有市民社会的基础,国家的力量表现在军队上。因此,只要客观条件适当,就可以通过政治革命进行改朝换代。
葛兰西形象地指出,在西方发达国家,“市民社会”变成了很复杂的结构,能够经受直接经济因素的灾祸性的侵袭i在这种场合下,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所起的作用好像现代战争中的堑壕体系。在这种战争中,看上去一定能够消灭敌人全部防御体系的猛烈的炮击,事实上只能破坏它的外部掩蔽的工事,因而,在冲击和进攻的时候,进攻者面临的是依然具有威力的防线。也就是说,即使工人阶级的革命已经用暴力摧毁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资产阶级的领导权也不会自行瓦解。因此,要想在现在的西欧资产阶级国家获得工人革命的胜利,就必须首先瓦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导权m。
4.知识分子。为了实现“阵地战”的革命战略,葛兰西认为必须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为此他对知识分子问题特别关注,也试图从全新的角度探讨知识分子及其职能问题。
葛兰西重新界定了知识分子的范畴。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不仅包括哲学家、艺术家、作家和新闻记者,还包括政府官员、政治领袖;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家、工程师和管理人员在知识界占有重要地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智力活动专门化了并交给各类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经济学家。初级的专门化仅限于经济方面,但任何基本阶级决不会就此止步,它渴望领导社会,由代表其根本利益的知识分子行使领导权。
知识分子是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活细胞,他们构建本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使后者认识自己的使命,进而使这种意识形态成为渗透到整个社会的世界观。在意识形态的传播方面,知识分子不仅掌握宣传工具,而且肩负着在市民社会内部组织、建立“意识形态结构”的重任。同样,在政治社会中,知识分子负责管理国家机器与军队。葛兰西把领导阶级与从属阶级对照比较时指出,某个阶级只有当形成了善于行使领导权和强制的知识分子阶层后,才能有效地具有同质性。
葛兰西把知识分子分为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两类。所谓有机知识分子,就是新生阶级的知识分子,而传统知识分子是与旧的经济基础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具体地说传统知识分子又分为两类:一是在旧政治社会中充当官吏,行使强制职能的少数人;二是在旧市民社会中活动的广大知识分子。他认为,有机知识分子不仅应视为无产阶级的力量,而且是最积极、最先进的力量。正是基于如此认识,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的全体党员应当看做知识分子。他还把文化、知识分子和共产党的建设联系起来,认为,一方面,要注意提高工农出身的党员的文化素养与政治觉悟,力争成为合格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要放手发展先进知识分子入党,扩大其在党组织内所占比重,从而从整体上提高全党的知识水准。
总之,葛兰西的政治哲学对“如何实现优良的政治生活”的探讨开辟了新的路径,这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理论,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和构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相统一的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294.
葛兰西.狱中札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97-222.
葛兰西.狱中书信[m].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59:204.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点大全篇8
关键词：政治；高考；学习方法
伴随着改革步伐的进行，政治高考的形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独立一门课的考试转变为文科大综合。根据政治这一门课的特点，结合新的考试大纲，我认为高考复习要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视教材，以教材的内容为基础
当学生们一旦步入高三的学习生活，似乎大多数都会有些紧张、有些迷茫。出于各种原因，毕业班的学生手上会有一套又一套的复习资料。于是他们开始了所谓的题海战术，开始了所谓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生活。其实高考想要取得好成绩也可以很轻松，关键在一个道理“万变不离其宗”。“万变不离其宗”的意思就是要把握政治的根本，掌握好政治课本的知识。高考考试内容，绝对是不会背离书本的。最近几年的政治高考试题出现了这么一个变化：题量大、知识所涉及的范围广。但即使是这样，高考题的设计也是根据课本来进行的。因此，高考复习的过程中，作为老师，我们应当引导学生以课本为重点、为根本进行复习。
二、根据哲学政治原理进行高考复习
政治其实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文科，它的逻辑性很强。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哲学政治原理进行政治的高考复习。作为老师，在进行高考复习的起始阶段就应该把所有的哲学原理和政治理论都跟同学们讲解清楚，帮助同学们理清他们之间的联系，让同学们掌握一套解答政治题的方法。近几年的高考出题的趋势是贴近生活，以现实社会中所发生的重大问题和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热点为背景资料。学生单凭背知识点是不能很全面地解答这些问题的。那我们就应当在复习的时候，教会学生如何运用这些哲学政治原理，从经济、哲学、社会发展、民生等多方面对这些热点问题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这样不仅教给了学生分析问题、思考问题的方法，也锻炼了他们分析思考问题的能力。
三、适当进行课外练习
为什么说是适当进行课外练习呢？因为学生的时间是有限度，是极其宝贵的，我们不能浪费它。有好多老师为了抢占学生的时间提高自己所教那门课的成绩，给学生布置大量的课外作业。可是他们忽略了学生的总体规划和全面发展。高考不是只考哪一门课，大学也不会因为哪一门功课考得好就破格录取。我认为，老师只需要给学生少而精的课外作业即可，不断地重复练习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会让大家都觉得疲惫。
四、让学生掌握科学的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1.整体复习+联系复习
整体复习法讲究的是让学生对高中政治进行全面的了解，对它的哲学政治原理能够全部掌握。任何一门学科其实都有它的知识框架。整体复习就是要学生掌握这个知识框架，总体把握政治这一学科的学习内容。在对政治知识有了整体的把握之后，我们就应当把这些知识点联系起来。要让学生能掌握揭示现象和本质规律的方法，而不是单纯的死记硬背。
2.分析比较法
政治的学习，光靠记忆是不行的。现在高考出题的形式越来越灵活，不可能像以前的高考一样有个统一的、唯一的标准答案。那么，我们要在高考复习的过程中学会独立地进行分析和比较。在政治的高考复习中，学生如果学会了分析和比较，那么无论是在政治学习考试中，或是其他课程的学习考试中都是大有帮助的。分析和比较能够帮助同学在政治学习过程中能正确地理解基本概念和哲学政治原理，巩固知识内容的记忆。在进行课堂练习的时候，老师可以引导学生获得运用所学的知识进行比较和分析。分析比较法适用于判断分析题、材料题、综合分析题等。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一定不能纠结于题目的讲解，而应当着重培养学生的分析比较能力。
3.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点大全篇9
[论文关键词]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中国化
深人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前提，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途径。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有领袖人物群体和知识分子群体“两大创作主体”，当前学界对该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作主体的研究呈现“重领袖人物群体、轻知识分子群体”特点。关于延安时期领袖人物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探索与贡献，学术界已有较充分的研究，而关于该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宣传，学术界的研究则较为薄弱。该文试图系统梳理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探索与贡献，相信对当今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概况分析
延安知识分子群体是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延安为中心形成的、在思想上接受与诠释中国共产党革命意识形态为特征的知识分子的集合体。自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开始，来自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奔赴延安。“1938年夏秋之间奔向延安的有志之士可以说是摩肩接踵，络绎不绝的。每天都有百八十人到达延安”，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四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l％，初中31％)，初中以下约30％”，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基本形成。
(一)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成因
首先，抗战救国社会使命感的必然抉择是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直接因素。在当时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下，知识分子把振兴民族的希望寄托于共产党身上，延安便成为有志于抗日救亡知识分子所向往的地方。“我是反对不抗战，对人民实行高压政策才放弃学业来投奔共产党的，他们应该相信绝大多数知识青年来延安都是这样的动机”。
其次，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是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内在动因。为扩充队伍组织抗日，党中央把吸引、组织知识分子到延安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时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呼吁，“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天下”。中央制定知识分子政策，对知识分子的使用、生活待遇等作了具体规定。如在当时物资供应紧张情况下，“著名学者何干之到达延安后，中共中央给予何干之很高的待遇：每月20元津贴费，还派给他一名警卫员”。
第三，对民主、自由、平等新生活的追求是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现实因素。当时延安是平等自由民主的“乐园”，“在中国共产党治理下，延安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方面充满革命色彩的相对独立的世界。”政治上，延安是“民主中国的模型”，特别是“中共领袖之间那土生土长的民主，和重庆是一个惊人的对比”。经济上，实行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军事供给制生活。社会生活上，革新社会旧俗，主张男女平等。这些都让全国各地追求平等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热血沸腾，纷纷冲破家庭束缚奔赴延安寻求新生活。
(二)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基本特征
第一，凝聚各界大批专家学者。当时一大批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翻译家、作家、艺术家等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活跃在文学艺术界、理论界、学术界等领域。例如，在学术界，哲学家有艾思奇、何思敬、何干之、张如心等，经济学家有王学文、王思华等，历史学家有范文澜、吕振羽等。在文学艺术界，延安汇集了几百位国内一流的文学艺术家，诗人有何其芳、艾青、柯仲平等，作家有吴伯箫、周立波、刘白羽、沙汀等，他们为延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实现与工农群众的结合。知识分子只有依靠广大工农群众，才能在抗战中发挥先锋作用。“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党中央号召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做到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化，最终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第三，思想上达成鲜明的共识。近代以来，广大知识分子为探求民族发展道路，曾提出与实践过各种主义和主张，但均以失败告终。延安时期，知识分子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形成了新的文风，改变了过去“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在思想上达成鲜明共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为统一指导思想，认为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独立。
第四，阶级属性实现彻底改变。为了抗日救亡事业，在共产党的教育和帮助下，知识分子肃清自身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实现了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彻底转变。通过完成了在思想意识、精神气质、价值取向和阶级归属上的群体转型，最终实现了从“旧我”到“新我”的蜕变。如有许多人人党，“抗大第四期共有知识分子学员4655人，入学时仅有党员530人，仅占11％，但到毕业时党员增加到3304人，占知识分子总数量的71％”。
二、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翻译、编辑和出版
抗战之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主要在国统区的中心城市以一种比较隐蔽的方式进行。抗战爆发后，在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马克思主义理沦研究变成公开化。当时面对革命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客观上要求我们党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为了解决马列著作译本少的问题，中央在延安设立了第一个编译马列经典著作的专门机构——马列学院翻译部，集中了王学文、吴亮平、艾思奇、何思敬、王实味、王思华、何锡麟、吴文焘、成仿吾、徐冰、柯柏年、景林、曾涌泉、曹订等一批专业编译人才。“编译部的主要任务是编译《马恩丛书》和《列宁选集》以及斯大林的著作。编译任务十分繁重，要求每人每天译1万字。”王实味当时翻译了许多马列著作，据回忆录记载，“当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马恩丛书》10种，其中《价格、价值和利润》、《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这两本是他译的，还有《列宁选集》18卷，他翻译了两卷半。””他们的翻译及其著述为把马克思主义转换成中国语言、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作出了贡献，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
首先，他们翻译、编辑和译校了大量外国经典著作。曾说过：“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到1942年间，延安知识分子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有30多种，产生重要影响的有《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卷)、《列宁选集》(18卷)、《斯大林选集》(5卷)及《联共布党史教程》等。还重新译校了许多经典著作的单行本，如柯柏年译《反杜林论》，吴黎平、刘云译《法兰西内战》，成仿吾、徐冰译《共产党宣言》，吴黎平译《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及何思敬、徐冰译《哥达批判纲领》等。为了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题研究，他们编译了一些专题集，如李达等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艾思奇、景林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书信》，王石巍、柯柏年译《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柯柏年、艾思奇、景林等译《马恩通信选集》，王学文、王思华、何思敬译《政治经济学大纲(初稿)》，柯柏年译、吴黎平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沈志远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及吴文焘、成仿吾译《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等。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翻译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当时知识分子联系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特点对马克思主义的“原材料”进行“初加工”，积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传播。
其次，利用报纸、期刊发表文章，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报纸、期刊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延安知识分子主持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刊物的编辑出版，如邓拓主编《晋察冀et报》、潘梓年主编《群众》、沈志远主编《理论与现实》等，他们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主要通过这些媒介发表。除此之外，还在共产党编辑出版的报纸、期刊上发表文章，如艾思奇的《哲学是什么》在《中国文化》上连载，风靡当时的《联共党史研究提纲》也连载在《解放》周刊上。知识分子翻译的马恩列斯的文章也主要通过这些刊物发表，如杨松翻译曼努伊尔斯基的《斯大林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杨松和袁维翻译列宁的《社会主义与战争》、杨松翻译季米特洛夫的《战争与资本主义诸国里的工人阶级》等曾连载于《解放》周刊。报纸、期刊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宣传、研究和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阵地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的主战场。
第三，延安知识分子还通过出版著述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杨松等编著的《社会科学概论》、李达编著的《社会学大纲》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吕振羽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艾思奇和吴黎平编著的《唯物史观》、潘梓年著的《逻辑与逻辑学》、吴黎平著的《论民族民主革命》等著述，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内容，是立足于中国现实、运用中国语言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介绍，扩大了国内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野。特别是李达编著的《社会学大纲》，代表了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贡献。
三、依托学校及社会科学研究会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研究
为了培养干部人才及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和研究，中央继恢复中央党校后，又先后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行政学院、军事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八路军军政学院和延安大学等学校，把马列主义理论作为重要教学内容，开设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世界政治及联共党史等课程，强调系统化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把握马列主义理论的实质和方法，提高应用马列主义分析具体问题的能力。延安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如成仿吾、张如心、王学文、艾思奇、何干之、李凡夫、周纯全、吕骥、温齐泽、吴亮平、王思华、杨松等都担任过这些学校的教员，他们在普及马列主义基础理论教育方面作出了榜样。
这些学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特别是1938年5月5日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20周年成立的马列学院，这是当时第一所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的正规院校。学院开设的课程主要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中国革命史、西方革命史、联共党史、党的建设等。
授课任务均由知识分子承担，如在“马列学院讲授政治经济学的王学文，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之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很深的造诣；讲授哲学的艾思奇，他的《大众哲学》在延安广为流传；讲授马列主义基本问题的吴亮平，曾因第一个翻译《反杜林论》而受到的赞赏”。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9月，又改名为中央研究院，宗旨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全院采取分科设室、专家指导的原则，共设9个研究室，室主任均由各学科理论专家担任。即：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张如心；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王思华；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中国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柯伯年；俄语研究室，主任师哲；中国教育和新闻研究室，主任李。各个研究室积极开展研究工作，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历史研究室在范文澜主持下，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编写《中国通史简编》(上册)；文艺研究室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研究中国文艺史，编写《中国新文学史纲》；文化研究室还同政治研究室合编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供全党研究和学习马列理论使用；教育研究室在李主持下，着重研究马克思列宁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学院培养了大批干部人才，“所有经过马列学院及中央研究院学习和锻炼的干部，以后在各个时期的艰苦斗争中，在各条战线的广泛实践中，可以说，都起了应起的骨干作用。”
除此之外，知识分子还依托各种社会科学研究会深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马克思主义研究零散和分散状况，使马克思主义研究步入有组织、有计划的研究轨道。从1939年春到1940年5月，先后成立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会、党建研究会、马列主义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当时的王学文、王思华、吴亮平、杨松、艾思奇等知名知识分子担任过各研究会主任。这些研究会，既研究理论问题，也研究现实问题，如1939年春成立的由任指导员、杨松任主任的中国问题研究会，研究的主要问题有：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任务、性质及前途，沦陷区工作，中国文化运动，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中国职工问题，中国青年问题，中国妇女问题及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等。
四、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题研究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极为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题研究，当时主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进行中国化研究和实践。
(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专题研究
延安时期以艾思奇、陈伯达、和培元、陈唯实、杨松及张如心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把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国化的专题研究。其中，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最早提出哲学研究的中国化和现实化，强调加强对新哲学和辩证唯物论的研究。和培元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本质，“在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的革命实践的结合，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的结合”。对于哲学理论研究的主体条件，和培元认为研究主体必须有系统地研究中国哲学史，从哲学的观点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各种著作，吸取他们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立场方法。艾思奇则强调，研究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总结当前的实践经验，并与中国传统结合，取得民族的形式。知识分子强调运用辩证唯物论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如陈伯达注重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古代哲学，在《解放》、《中国文化》杂志上发表《老子的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墨子的哲学思想》等文章，挖掘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唯物论思想和辩证法思想。
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专题研究过程中，延安新哲学会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哲学会由艾思奇、何思敬等l8人发起，其主要任务是组织研究、翻译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该会对动员和组织广大干部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培养理论研究干部起了很大作用，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
(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题研究
该时期以范文澜、何干之、杨松、陈伯达、吴玉章、金灿然、叶蠖生、杨绍萱、谢华、唐国庆等为代表的史学工作者，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治史，从史学指导思想及史学研究方法等方面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专题研究的发展方向，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中国化及中国特色史学建设作出了贡献。杨松在《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中提出，在历史学方面要用马克思列宁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要有丰富的世界各国历史知识和用世界各国革命的眼光去整理中国历史。艾思奇在《辩证法唯物论怎样运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中重申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强调用唯物论和辩证法方法来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问题。金灿然认为研究中国历史的方向“在于历史唯物论的中国化，要运用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分析研究中国固有的历史材料，把中国历史学带到真正的道路上”。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专题研究取得很大成就，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等，都是我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通史著作。尤其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这是我国第一部用马列主义观点与方法撰写的中国通史，开拓了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编写中国历史的新境界。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的进程来看，延安史学研究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史学工作者运用唯物史观揭示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推到一个新阶段。
(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专题研究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延安知识分子积极主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剖析旧中国经济，建立以研究中国经济为主题的“中国经济学”。该领域代表人物有王亚南、沈志远、陈翰笙、王思华、薛暮桥、王学文等。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专题研究也取得很大成就，何干之系统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他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一书，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经济关系作了详细说明，该书成为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起点”。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首次大胆运用《资本论》的结构体系和方法范畴分析旧中国的经济形态，成为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化的一部代表作。在著作中，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旧中国经济，给主张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正确观点提供了科学依据。该书被认为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发挥过重要影响的著作，后来改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重新出版，翻译成多种语言文字在国外市场发行。此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卓有成效的陈翰笙，写成《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广东农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等著述，以祥实的经济事实说明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专题研究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
五、创作主体间的互动与交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研究
延安时期主要由领袖人物和知识分子两大创作主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探索，领袖人物群体主要以、刘少奇、、王稼祥等为代表；知识分子群体涉及各个领域，如哲学方面的艾思奇、胡绳、陈伯达、李达；史学领域的郭沫若、翦伯赞、何干之、吕振羽；文学方面的周扬、邓拓、柳浞；社会学领域的李达；经济学领域的薛暮桥、钱俊瑞、孙冶方等。两大创作主体间的互动与交流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
早在知识分子大批到达延安之前，、等领导人就与艾思奇、柳浞、陈伯达等人通过作品和书信“神交已久”。到达延安后，以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人与专家学者的交流更加频繁，交流的内容主要是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涉及哲学、史学、文艺等多个方面。交流方式多样化，包括阅读著述、学术讨论及学习运动等，如与艾思奇探讨哲学，与何干之探讨历史，与陈伯达探讨古代哲学，与范文澜谈经学等。先后与何干之、周扬、潘梓年、萧三、吴玉章、范文澜、周文、萧军、胡乔木、郭沫若等人通过书信形式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及文艺理论问题。1939年1月，在给何干之的信中指出：“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延安有陈伯达同志作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点大全篇10
当代新儒家耆宿牟宗三先生有道统、学统、政统三统之说（见牟着《道德的理想主义》、《中国文化的特质》等书。）道统指儒家内圣之学，学统与政统则为外王之学。他的道统若是指的宇宙人生的最高与最后真理的追求与认识，则不止中国有道统，西方或其他文化大传统也当有它们所信仰与坚持的道统。但牟先生显然把道统看成中国文化优良的特质，表现在宋明儒学（尤其是宋明心学）的道德形上学上面。他认为中国文化只有道统而无学统与政统，这是由于他把学统看成科学的传统而把政统看成现代民主政治。他的用意是批判中国历史上的现实的政治与学术，启发知性，建立科学的学术与民主的政治。但他却认为这个建立是可以自道统的‘坎陷’中开引出来的。此即是他为学者所知的‘内圣开出新外王’的‘良知坎陷说’。牟先生的这个说法经过了多年的讨论、批判与正反辩驳，目前可说有了较清楚的了解。‘良知坎陷’应该说是一个用意引起误导的说法。因为良知作为道德理性是否能够‘坎陷’，以及如何‘坎陷’都包含了需要进一步分析的问题。正确的说法是道德理性不应该取代或掩盖知识理性的发用与运作，也就是说，牟先生说的‘道德的形上学’不能垄断一切，而应留下空间给‘知识的形上学’去发展科学知识。2在此理解下，我认为更深入的说法应是：为了开出科学与民主我们必须与应该反本归元，澈底掌握人之为人的本性上的知性与良知的双行发用，而不得有所偏倚，此即我所谓‘人性本体’之‘中’。但‘人性本体’之‘中’不是静态的结构而是动态的平衡发展的过程，用传统儒家的话说，一方面是格物致知以求诚意正心，另方面又是诚意正心以求格物致知。如此方能达到孟子所说的‘尽心知性’的境地。因此我们可以对‘人性本体’之‘中’作出如下解释：‘人性本体’之‘中’就是人能执人性知意两端以见含容及超越两端之本体并以用于事与行，此即为‘用中’，也可以说是执人性之两端以求德智互用、仁智并进的全体。这种执中与用中的能力就是我说的蕴涵于知识与良知两者之后或其中的‘本体理性’。在‘本体理性’所开拓的空间里，科学与民主作为道德理性与知识理性交相影响与结合的成果都有它们应得的地位。道德理性与知识理性的动态的相互损益只是一种整体系统中的调整关系而已。
有关牟先生的三统概念上的分别与联系还有一个问题。中国是否只有道统而无学统与政统呢？这是涉及我们对所谓学统与政统或统的定义与理解问题。如果我们把文化传统看成是一有机性的活的体系，我们就很难想像一个整体文化中只有真理的传承而无学习方式及政治规模的理想及其传承手段。这也就是说中国有中国文化中的学统与政统，即使中国的学统作为方法学并未体系化为系统知识的来源，而中国的传统的政治文化也未革新为现代西方的民主政治。我们必须肯定，同样的，在现代西方尚未发展出现代科学与现代民主政治之前仍是有其内在于其文化之中的学统与政统。无论在希腊、罗马及中世纪时代都可看到道统、学统、政统交相影响的情状。显然，我们必须实际的区别三者，并进一步分别历史上事实存在的三者与一个文化体系中理想投射的三者应有的相对的内涵与关系。我的看法是：我们应首先认知一个传统的形成必须具有下列几个因素，即时间流程中凝聚的制度格局，可以维护此一制度格局的意识形态与价值信念，广大的社会群与知识份子的实际维护的力量与实践。从这个定义看中国文化，我们实际所面对的是一套传统历史的价值文化、学习文化与政治文化。价值文化是道统的基础。在中国历史中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并有其相关的制度与权威的支持者。学习文化从古代的六艺到后来的士子学也是斑斑在目，这是学统的体现。在所谓政统方面，尚书可说大致提供了一个政治的理性框架，但在实际政治中却无疑是权利运用的现实主义，因之制度的变革，甚至改朝换代也就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历史的根本特征。秦代之际严刑竣法的政治变革是对战国分裂局面的整合，汉代文景之治的黄老作风是对秦的严刑竣法的订正，到了武帝采纳公孙弘之言独尊儒术，却又是整合一个大帝国的重大的政治措施：用三纲五伦的意识形态来规范和制约社会。但变革尽管变革，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专制体制却从未改变。是否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的政统就此定型在专制帝王的朝代循环上呢？由于变革的存在，固不论隋唐的变革，宋明的变革，满清的变革，其中反映的显然不尽是治统的问题，而是政统与治统交相影响的问题。不但政统与治统交相影响，政统也与学统与道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是文化的统合性使然。如何辨别三者并使它们相对的独立起来，也相对的自我充实起来，这是基于理性的工作，也是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我们也不能否认在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的确形成了一个传统，根植于民间信仰与传统大多数的士大夫心目中。这个政治传统流行了两千年。从今人眼光看自然是为害甚巨，它也正是辛亥革命要推倒的。3牟先生的政统是从西方现代文化经验与科学理性主义立足的，显然这不是中国传统历史事实上的政统。五四运动激起民主与科学的理性要求就是对此一历史政统的批判，同时也是对间接维护此一政统的政治儒学（三纲五常与忠孝节义）的学统的批判。用民主反专制，用科学反对儒学，五四运动的口号与价值取向是极其明朗的。这是对传统的政治（或其所形成的政统与治统）所作的批判，也是对传统的学术（或其所形成的学统）的批判。这是由于传统的儒学自汉以来都与政治非常密切的联系在一起的。这可能自孔夫子以来就种下了根。孔子说‘学而优则仕’，表明学是为了从政。这从儒家来说是有理想性的学术导向：学应是知行并重，而行的最高点就是治国平天下，是用学来主导政或改造政，这却是道统了。因之对政治文化的批判与教育或学习文化的批判也不得不延伸到对道统的批判与挑战。事实上，自汉以来，更明显的是既成的政治权力利用学与道为其服务以维护及合法化政治的权力。因之，在五四时代，批判政统的同时就必须要批判学统与道统。政统倒了，学统与道统也失其依归了。但我们要问，学统与道统必须要依附一个政统或靠一个政权来支持吗？建立一个独立的学统以建立一个独立的道统，在有一个独立的道统来提供一个合理的政治规范，因之是刻不容缓的事，这就涉及学统与道统、道统与政统、学统与道统的社会功能的认定与知识份子在广大社会中的相对独立的政治与经济保障问题了。在此说的学统可以看成是知识理性的活动空间与规范，而道统则可看成是价值理性及本体理性的活动空间与规范。而所谓政统则可看成是决策理性与行动理性的活动空间与规范。
我们可以说五四运动的真正精神在建立一个植基于国家公民的新政统与一个对社会进步与发展负责的新学统。五四的知识份子是否认清这一点是一个间题。后来新儒家要作的工作是要在政治之外复活儒学的精神，对社会与文化负责，而不是要主导政治或建立政统。然而此一立场却面临了民主政治的挑战，到了牟宗三先生而不得不提出从儒术中‘开出民主’，亦即‘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主张。首先这意味着儒家或儒术的复兴。这应是划时代的工作，绝非可能在一两代可以完成的，因为这也意含了用儒家的社会伦理教育整个社会和整个一代，然后在此基础上去实行儒治。但是这也是一个具有极端吊诡性的工作：‘重建儒术’可能意味着儒家政治哲学中的道德权威主义的复活，固不论此一道德权威主义的是非好恶是否将有害于民主多元化价值选择，4而‘开出民主’则意味着民主化与多元化的价值选择，不可能容许儒家中心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存在。当然，儒家必须凭借其自身的合理性与理论性来建立理性的权威与影响力量，而这将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论说过程，犹如基督教的神学伦理所需要的不断论说发展下去一样。当然在基督教还多了一个教会组织与说教论坛。而儒家在今天却没有任何固定的论坛来作持续的发言。5为了要重建儒术而不影响民主，一方面不能不建立儒学的独立性与普遍性，另方面却还要证明及发展儒学的民主性与包容性。这方面的工作在我看却尚未完成。这也涉及到西方已建立的现代性理性与启蒙性与儒家人文主义情性主义的关联与融合的问题。为了此一关联与融合我们则又不能不从更深入的易学思维方式及本体宇宙观方面进行探索与梳理。（注：这也是我多年用心之所在。）
至于开出民主，光说没有用，而必须要行或实践，而行的要点在尊重他人权利，容忍他人差异，不强调非理性的个人权威，制度化合理化权力使用与传递。从个人作起，然后推己及人，而且要推之于全民。显然这是新儒家可以以身教以身行的。是否已做到以及如何做到都是可以讨论及检验的。再说，这也是一个学习过程，不可能从传统中国哲学中的道德典范中演绎出来的。这也是何以牟先生的‘开出说’受到多处批评的缘故。
此处再想就传统中国文化中的现实的‘政’和‘学’是与理想的‘道’的关系略加说明。传统的‘政’与‘学’及‘道’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可说密切到密不可分的地步。儒家的理想是学以致道（论语：‘君子学以致其道’－－19.7），道以导政（论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于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3），故一切以学为本，故论语又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1.2）6当前中国哲学中最大的问题应是如何把此三者区划开来，使其可分且又相对的独立、相互的激扬，并理顺三者的关系，务以学为本，藉以认清是非，追求真理，建立正义标准的社会功能与人格典型，方能督导政治，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也就是先要以理智为基本，作为学的开始，然后建立道德意义或价值意义的道，以作为政治规模制度建立的参考与支持准则。
以上就当前中国的文化问题提出了文化发展应努力的方向。在此框架中，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中国文化的经验基础上厘清及重建中国哲学中的真实与终极价值问题。我们不必‘照作’传统儒学或宋明理学讲，甚至也不必‘接作’传统儒学或宋明理学讲，我们可以综观历史源流在整体的理解上综合的、透视的讲。这样我们并没有与传统断绝又无须受制于传统而出主入奴。厘清及重建中国哲学的真实与终极价值问题是在正本清源，还我独立的理论的特色，还我精神的原来面目。这自然也就涉及到中国哲学的基本思维、认知与评价模式与其所形成的世界观与宇宙观的问题上。要对此有所理解则又是不透过原典与本文的研究与理解不为功的。但如何正确理解及解说原点与本文则又不能不涉及到意义与指谓的诠释问题。于是众端参观、深入理解并建立一个‘知识的形上学’与‘知识的方法学’也成了当急之务。为了达到此目的，我们也就不能不深入西方的哲学发展及其分析诠解的传统，批判的掌握它的工具性与理性能力，借以疏解中国哲学之实。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两点：一是纯粹方法之运用，如采用逻辑分析法、语言分析法、现象分析法或存有分析法与结构分析法等。二是哲学问题或哲学范畴问题的启发。西方哲学有西方哲学的问题及其范畴，也有其发展渊源与特色。如何掌握西方哲学的诸多问题及特性以开发中国哲学的内涵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但我们却不可避免也不必避免，因为这涉及到理性的共通性与语言的共同性的问题。注意到这两点，我们可以说‘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也可进一步说‘他山之石，可以燃薪’。在此理解中，显然我们不是要把中国哲学化约成为西方哲学的，事实上也不可能作此化约的，因为它有不同于西方的文化经验与观念发展基础。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是确认中国哲学的特性以及此一特性对人类追求真实与价值的重要性。同时也认识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传统及现况的种种比较、对照与关联，透过理性与现象的双重分析显现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站在对人类命运与前途的终极关注的高度立场上，进一步探讨哲学概念与范畴的融合与会流，以求建立一个包容多元超一的整体思考、认知与评价及决策体系。此一体系也可以看成是一套世界哲学，它可以是每一传统都可以接受及贡献的宇宙观、知识观、价值观、伦理观、与行为观；它也可以是每一传统可以参与与应用的宇宙学、知识学、价值学、伦理学、与行为学。它的存在与运用将能减少人类诸多文化的冲突，相反的，它能增加人类作为一个大家族的文化和谐与协作。
相对于以上所说的，我们可以把有关中国哲学发展的问题归纳为四大类：第一类是中国哲学的正确认知与理解的方法与理论的前提预设问题。我所讲的本体诠释学就属于这个范围。第二类是中国哲学内部的理解问题，包含中国哲学的主题、特色与发展轨迹及发展趋势等问题。这一范围是很广的。因为它既涉及到中国哲学史，又涉及到中国哲学内涵、主流与诸多分支与会合以及其自身的反思评价、再发展与定位问题等等。因之我是把它看成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之所在。但要解决这类问题却有不能不涉及到第一类的前提方法与理论问题，以及两者的批判与评价问题。此类问题的理解自然也不能不涉及到第三类及第四类的问题，因为它必须在世界理性网罗中定位，也必须面对世界理性网罗与人类整体理性与人性本体作出贡献。第三类问题是与西方及其他文化传统中的哲学传统对比、认同及吸取方法与概念的精华以为发展中的自我理解与自我表述之用。这可以是一种以中国哲学的发展为目的的中西比较哲学问题。最后，第四类问题则是如何寻求一个世界哲学的框架使中国哲学的优点与特色能够作出世界化与世界性的贡献。从某一个角度看，这也是超越中国哲学的历史性走向全人类的分享过程与协作发展活动。这自然涉及到沟通理性、一体多元、以及文化上的相互涵容与彼此参与等问题。我们可以把这四类问题看成四个层次，而且是四个彼此息息相关甚至循环相关的层次。对中国哲学的探讨或基于中国哲学的探讨都可以与这四个层次相应的联系起来。因之这四个层次并不限制中国哲学家自由的发挥与创造，反而可以作为中国哲学或任何哲学自由创造的分析架构。但这种发挥与创造却不能不与这四个层次联系起来才可以说是中国哲学上的创造。在这一种理解上，显然可以说第一类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因为只有与中国哲学的原始问题与思维认知评价模式联系起来才具有中国哲学的真实历史性与经验性。
更有进者，从这个问题架构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在走向系统诠释、走向中西对话后的评价与问题建构，以及走向世界哲学与应用哲学。这将是中国哲学的活力所在，也将是中国哲学的潜力所聚。
现在要问的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实质上是指什么？很显然的，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应该不只一个，也就是说不能用一个问题来范围所有问题。核心的意义是历史的根源性以及价值上的重要性，而此根源性及重要性在中国哲学的发展中一直具有积极的主导与典范作用。但即使用此标准，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也不只是一个。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核心问题圈。凡是在这个核心问题圈的就是核心问题。基于此一理解，我在此可以举出我所看到的有关中国哲学理解重建及发展的九个核心问题。我在此不拟细加分析，只是依照我的内在的分析以及已作的研讨工作与论述，以一定的历史性与理论性的综合评价所订的重要性次序排列出来。
一是 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及其体证的宇宙论的源起、特质与经验基础。
二是 中国哲学的内部的学派分疏与整合，以及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发展问题。
三是 中国哲学中的基本存在、真实、价值概念等范畴与观点的分疏与统合问题。
四是 中国哲学中的终极关怀及其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问题。
五是 中国伦理学的分歧性、整体综合性与整合化问题。
六是 中国社会发展模式及中国历史哲学的现象与本质问题。
七是 中西哲学不同层次的对话、对比、沟通与融合问题。
八是 中西文化中的价值与抉择行为的冲突与融合问题。
九是 世界哲学的发展以及中西哲学的相互定位问题。
显然，这九个核心圈问题的提出是以建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与整体性为潜在目标。它不一定是充分的列举，但却是必要的列举。因为它与我说的建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与整体性的目标是密切关联的。其次我并没有特别提出那一家或那一派的实际哲学问题。但我可以举出我所思考过的或论述过的中国哲学问题作为说明的例证，以为对此等问题关心的学者作为参考。
相应于一 我曾提出回归周易哲学以建立一体多元的思维模式与‘观的观点’的宇宙观与学，并为中国哲学史的原点问题作了建构。
相应于二 我曾提出‘易之道’与‘道之易’的分疏以确认周易哲学与儒家及道家传统的关联与儒道两者之间的相互定位。
相应于三 我曾提出‘本体诠释学’中本体理性兼含根本有关意志与理性/道德与理智/价值与知识/道德理性与知识理性的冲突与谐和/分疏与统合的辩证过程与结构问题，并探讨朱王哲学的一致性与完备性问题以回应牟宗三哲学。
相应于四 我曾探讨儒家哲学中的自我与自我修持的动态可行性及其限制的克服问题，并与西方犹基体系的超越形上学与神学的给与、付出与负担作一比较。
相应于五 我曾就中西伦理学发展史比较以作出融合德行、责任、功利与权利伦理学的整体化建构并借以说明儒学的发展潜力。
相应于六 我曾就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探讨了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特质，并对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发展作了评述。
相应于七 我曾就中西哲学中一切重大问题作了批判与分析性的对比与评价，涉及西方哲学家柏拉图、来不利兹、休谟、康德、怀德海、蒯英、海德格、德利达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