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类型篇1
【摘要】本文具体介绍了模式分析法及省域经济发展模式概念，并对省域经济发展模式在理论上进行了分类。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省域经济发展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研究省域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一、省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分析
1、模式概念。模式（pattern）一词指涉的范围十分广泛，它是指由多个相关因素或多个子系统构成的一种具有内在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复合系统及其运行方式，是被加工后的一种范式，一种可模仿、推广或借鉴的一种相对固定的运行方式。它不同于在约束和假定条件下通过数理方法形成的数理模型。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中，对其运行模式的研究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模式分析方法是一种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是通过把事物及其运动方式进行理论概括而进行思维的一种方法，它是人类思维的一个典型特征。概括的说，模型忽略掉它所描述或解释的原型(特定事物或现象)中的次要特征，而突出原型的本质特征，以使人们把握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特定事物或现象，并运用概括出的模式范畴来解决实际问题。
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比较来看，模式理论的基本思想起源于中国，是中国文化的固有思想。模式的中文解释是：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模式的思维方式存在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各个角落，包括哲学、法律，医学，兵法，体育，文学，直到我们行为处事的方式。例如孙子兵法中，充斥着各种模式。孙子说，至于死地而后生，就是一种战争模式；三十六计，条条都是战争模式，而走为上计，则是讲：在诸种模式中“走”这种模式是最好的策略选择；甚至空城计，都可以讲是一种在特殊条件下的战争模式。
模式分析方法现已广泛运用于社会科学中。在政治学中，人们把西方民主政体的政治体制模式概括为：总统制模式和内阁制模式等。前者如美国，总统有很大的权力；后者如英德，内阁总理或首相有很大的权力，总统或国王更多的是荣誉职位，无实权。在公共管理科学中，人们把政府的公共管理类型在历史上的变迁，高度概括为三种模式转换，也就是从古代传统的统治型模式到近现代的管理型模式再到现代和未来的服务型模式。在经济学中，较早使用模式分析的是二战后的发展经济学家，例如195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纳克斯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三个可供选择的发展模式：初级产品出口模式、工业制造消费品出口模式和国内市场扩张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尤其有名的是世界银行提出的东亚模式。目前模式分析方法已广泛运用于经济学和管理学中，如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商业赢利模式等。
模式分析方法之所以被人们广泛运用，概括起来讲是因为它有以下三大优势：一是通过对各种事物运动规律的提炼而将它们概括为不同的模式，有助于人们在相同或相似的条件和环境下参照相应模式来解决或处理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例如，中国古代兵法中的三十六计，就是三十六种模式。二是通过提炼事物的基本特征而将它们简单地概括为不同的模式，有助于人们认识和把握复杂事物的本质及运动规律。例如，公共管理理论将政府管理形态在历史上的发展演变高度抽象地概括为：统治型模式、管理型模式和服务型模式。三是面对事物新的发展和变化，而在已有理论不足以解释和解决其发展变化时，通过对其进行模式概括，有助于突破已有理论的束缚，使人们能从思想上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例如，发展经济家把东亚数国经济发展奇迹概括东亚模式，以及近年来把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概括为中国模式，就是因为占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这些国家的发展之迷。
2、省域经济发展模式概念。省域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是指我国特定省级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式，它反映的是省域经济发展中具有本质性、规律性的活动特征。由于经济发展是多元因素复杂作用的、动态的有机体，且从历史的角度看，经济发展又是很多周期叠加的结果，所以省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是一个省域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省域经济发展模式又是随着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大环境和自身经济发展进程，在实践中不断优化升华的，在一定历史阶段和一定领域既表现出相对稳定性的一面，也表现出渐进性和渐变性的一面。省域经济以特定的省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省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配置资源，是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陈仲伯，2006）从经济运动过程来看，它是由再生产各个环节（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构成的；从经济结构来看，它涵盖了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比例关系；从发展来看，它一般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能动性和不平衡性；从地位上看，它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在我国国民经济战略实施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的基础作用，因为全国经济发展状况，从区域空间角度看，即是全国各省域经济发展的综合。
我国省域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不仅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同时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特色的发展模式，这些模式，有的反映在一个省域经济总体发展方向、路径的宏观层面上，有的反映在特定产业、特定领域、发展方式方法的中观层面上，还有的反映在一个行业、一个增长极点（产品、产地）发展的政策路线、技术路线、市场路线途径选择的微观层面上。因此，研究探索省域经济发展模式，深化对省域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对深入贯彻落实、实践科学发展观，推动省域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中国省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类型
目前，对我国省域经济发展模式类型的研究还未见系统研究报道，根据经济活动中的要素作用、组织方式、市场依赖等关键性节点，我们对省域经济发展模式作以下分类。
1、从资本所有权的角度看，有公有资本推动模式、民有资本推动模式和外来资本推动模式等。古典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得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就是：资本的不断形成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虽然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据此而“唯资本论”是不正确的，但是没有一定资本的积累，经济发展也不可能的。这一道理在省域经济发展中同样成立。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来源通常具有多元化特征；而资本来源与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存在着较大的关联性。就一个省而言，实际上是一种混合经济，单靠某一种资本是很难实现推动经济良性发展的。实际的情形是只有公有、民营、外来资本共同作用，效力才有可能达到最佳。所不同的只是三种资本的各自作用力有所不同而已。因此，从推动省域经济发展的主导资本性质，可以将省域经济发展模式分为公有资本推动型模式、民有资本推动型模式和外来资本推动型模式。
2、从聚集经济角度看，有中心开发模式、点轴开发模式、网状交织模式、圈层开发模式等。中心开发模式即“中心—理论”在区域经济学中的典型运用。这一模式的实质是区域经济核心区通过发挥其支配效应、信息效应、心理效应、现代化效应、联动效应、生产效应等来巩固和强化自身的支配地位，并通过核心区创新带动扩散区的创新，以核心区的增长促进整个空间系统的发展。
点轴开发模式即根据区域经济由点及轴发展的空间运行规律，合理选择增长极和交通便利、资源丰富的具有发展优势的轴线地带，并使产业向增长极和轴线地带集中布局，从而以点由轴及面，逐步形成产业密集带，促进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网状交织模式是点轴经济发展模式的延伸。它是通过加强不同增长极或增长点之间的有机联系，延长和拓宽发展轴，通过加强不同发展轴之间的有机联系，使发展轴由直线延伸状态转变为网状交织发展结构，形成纵横交错、上下贯通的立体型发展轴网络，从而把全区域各个增长极或增长点纳入一个统一的发展系统中。
圈层开发模式的特征是区域经济的发展应以城市为中心，并根据城市扩张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将城市由内到外分为内圈层、中圈层和外圈层，以圈层状的空间分布为特点逐步向外发展，如长株潭城市圈、武汉城市圈等。这种模式通过极化效应造成经济吸引，并通过扩散效应造成经济辐射，形成统一的生产和流通渠道，带动周边次级城市发展及农村城镇化建设。
3、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有珠三角模式、长三角模式等。所谓地缘经济，就是依靠地理区位的优势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蒋年云，2007）地理位置相近的多个行政经济区域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实现联动发展已成为加速经济发展，提高经济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为增强综合竞争力，不同的省际之间向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方向，共同打造超行政区划的共同经济区，已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如长三角就包括了上海、浙江、江苏三省市的有关地区，目前珠三角也由期初的“小珠三角”扩大到现在的“泛珠三角”区域。这些经济共同区是相关省市通过共同发挥地缘经济优势，从而实现各自发展目标而形成的一种泛省际行政区划的经济发展模式。它们在产业结构调整、产业链组建和产业集群打造诸方面极力追求联动协作共同发展，对省域经济及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4、从对区域内外生产要素和产品市场依赖程度的角度看，有外源主导型发展模式和内源主导型发展模式。不同地区根据其资源禀赋条件和发展环境，对本地区内外的生产要素及市场依赖程度有所差异。采取外源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地区往往拥有优越的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等不可移动要素的天赋优势，对外资具有很强的聚集力，外资进入后往往有利可图，这些地区往往利用加工贸易、转口贸易和金融服务业等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来推动本地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如广东在这方面非常典型。而内源主导型发展模式主要依靠本地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自身不断增强的经济聚集力完成累积循环，实现后天的分工和专业化及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优势，推动本地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其经济具有很强的根植性。温州就是典型的依靠内源型经济发展起来的地区。
【参考文献】
[1]张孝德：模式经济学新探——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的选择与创新［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经济发展的类型篇2
[关键词]循环经济；综合评价；类型特征；提升路径
[中图分类号]D03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863（2015）04-0107-06
循环经济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和基本方式，近年来在政策、机制、技术等方面实现了突破，并在区域、园区、企业等层面构建出发展典范。现阶段，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资源能源短缺与生态环境脆弱形式更加严峻，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循环不经济、经济不循环”的问题越发凸显；同时，我国国土面积辽阔，自然资源特征较为复杂，各省域因地理区位条件、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环境禀赋、产业结构分布等条件差异所反映出的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及制约因素也有很大差异。[1]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省域循环经济发展类型进行划分，分析不同类型地区循环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和问题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推进省域循环经济发展的实现路径，以推进我国省域循环经济协调发展。
一、我国省域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
（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涉及自然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基于整体科学性、系统层次性、动态可比性的设计思路，遵循循环经济发展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减量化优先”的原则，参考国家发改委、统计局等制定的“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和部分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2]，从资源减量、循环利用、防污减排、环境治理、经济发展等五个层面，构建起我国省域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二）评价过程
通过查找《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收集2005―2013年的相关指标原始数据，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对省域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因受数据可得性等因素的制约，未将、台湾、香港和澳门纳入研究中。将收集到的2005年―2013年30个省市的24项指标数据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构成（30×24）×9的全局样本数据表并进行正向化和标准化等处理，利用多元统计分析软件SpSS16对样本数据进行Kmo和Bartlett球形假设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变量间偏相关性的Kmo统计量数值为0.793，球形假设检验的结果显著性水平为0.000，样本数据适合用于全局主成分分析。在此基础上，计算标准化数据表的特征根、特征向量以及贡献率，并提取前八个全局主成分作为新的综合变量（累积贡献率达81.085%），根据主成分负荷矩阵、特征值和贡献率可计算出2005年―2013年我国30个省份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如表2所示）。
表1省域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三）评价过程结果分析
从全国来看，2005年以来全国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提高，30个省份的综合得分每年都有不同幅度地增长，全国均值水平从2005年的―0.70提高到2013年的0.78，反映出近年来我国加大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投入、制定执行循环经济税收优惠政策以及开展循环经济技术创新等方面的综合成效。从地区分布来看，我国各地区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发展水平较高，东北和中部地区较为接近，西部地区发展水平较低。2005年―2013年我国省域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前8名的省份均集中在东部地区，排名后7名的省份均集中在西部地区。从各省份循环经济发展变化态势来看，2005年―2013年前8位和后7位的省份排名相对稳定，排名9―23位的省份变化较大。内蒙古和重庆的综合得分有大幅提高，2013年排名分别比2005年上升了11位和9位；海南、黑龙江、四川等省市增长幅度相对较慢，排名分别下降了13位、11位和9位。
二、我国省域循环经济的类型划分与发展形势分析
为分析我国不同类型地区循环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存在问题，根据2005年―2013年我国30个省份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的平均值，运用四分位分类法，将30个省市循环经济发展分为四大类型：领先型地区、挑战型地区、追赶型地区和后进型地区（见表3）。
表2我国省域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及排名变化
（一）领先型地区循环经济发展的优势与挑战
领先型地区是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典范，具有经济社会条件优越、产业结构相对合理、市场化程度较高等优势条件，为循环经济发展提供了技术、资金、人才、制度等方面的支撑。在2005年国家提倡“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之时，领先型地区就已经开展循环经济实践工作，北京、上海、江苏、山东、天津等省市陆续被纳入国家循环经济试点示范单位，依托循环经济项目、企业、园区（基地）建设，初步构建起了以资源节约集约和废物循环利用为特征的循环型生产方式，“三废”资源的处理率和回收利用率不断提高。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雾霾等新的资源环境问题形势严峻，循环经济发展的外在压力逐步加大；同时，以政府财税政策支持为主的循环经济动力结构不够合理，尚未形成以企业为主导的动力机制，导致领先型地区循环经济技术研发能力较弱，循环经济市场化程度较低，部分企业出现“循环不经济、经济不循环”的现实问题。因此，领先型地区必须以创新驱动为核心，在循环经济发展中承担更加重要的角色和任务，成为我国循环发展的先行示范区。
（二）挑战型地区循环经济发展的基础与不足
挑战型地区是我国煤炭、铁矿等矿产资源集中的区域，重化工业特征突出，能源、钢铁、有色冶金、机械、化工等产业占据主导地位，依托资源优势有力推动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同时，高度重视节能减排和资源循环利用，通过实施循环经济项目综合利用重化工业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余热余压、工业废水和固体废物，初步建立起了以矿产资源为核心的循环型重化工业生产体系，增强了各产业间的横向耦合度，推进了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日益协调。挑战型地区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突出表现为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率较高、污染物排放强度较低，但资源消耗量偏高、资源产出率较低、污染物排放总量较大。受资源有偿使用、生态环境保护、环境损害赔偿、生态价值补偿等制度因素制约，在资源型城市循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会出现难以突破的瓶颈。因此，必须以制度设计为突破口，持续推进循环经济发展。
（三）追赶型地区循环经济发展的条件与问题
近年来，以四川、江西为代表的追赶型地区逐步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发展方式正处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过渡阶段。但受工业化程度不高、高新技术发展缓慢等多种因素制约，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第一，部分内蒙古、山西的县市属于资源丰富地区，在资源开采和利用过程中过度强调经济发展，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资源的循环利用；第二，工业化发展程度不高，企业规模不大，产业集群程度不够，难以形成高度关联和有效互补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第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缓慢，尤其是循环经济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不足；第四，节能环保产业、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和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发展较慢，污水、垃圾、固体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率和回收利用率较低，环境治理能力不高。因此，追赶型地区必须以产业循环为主导，加快构建循环型产业体系，快速推进循环经济发展。
（四）后进型地区循环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循环经济发展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资源环境作为支撑。后进型地区集中于我国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较为薄弱，同时受生态环境相对较为脆弱、法规政策支撑不足等多种因素制约，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首先，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大多省市仍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产业结构以“高污染、高能耗、资源性”为基本特征，经济发展方式较为粗放。其次，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森林草原退化、水资源短缺等问题严重，这对于经济基础薄弱的后进型地区发展循环经济提出了更高要求、再次，政策法规的激励与约束力度不够。一方面，政府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监管缺失，对于滥用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处罚力度不够，造成整体污染排放较高，资源循环利用率低；另一方面，政府财政资金有限，对循环经济的投资强度小，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滞后，企业缺乏循环经济技术研发应用、设备改造更新、人才培育引进的积极性。因此，后进型地区必须以政府引导为重点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
三、我国省域循环经济协调发展的提升路径
围绕我国省域循环经济发展的不同类型，遵循“因地制宜、差异化发展”的设计原则，综合考虑各类型地区所处阶段以及发展形势，以系统化、差异化理念有针对性地引导不同类型地区选择和制定循环经济发展战略。
（一）领先型地区：以创新驱动为核心引领循环经济发展
1.创新循环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
加快转变以政府政策为主导的动力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高度重视价格、竞争、供求等市场要素在推进循环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逐步形成以节能量和排污权交易、合同能源管理、清洁发展机制为重点的循环经济市场体系。首先，加快建立节能量和排放权交易市场。建立和完善节能量、排放权交易的法律法规，明晰节能量和排污权归属，科学合理确定地区节能和排污上线；完善企业节能和排污数据监测体系，建立信息数据库。其次，大力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出台更多激励政策鼓励节能服务公司发展，支持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建设；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参与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拓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融资渠道。[3]再次，积极建立碳交易市场。加强与国外发达国家的交流合作，不断吸取国外清洁发展机制运作的先进经验；完善清洁发展的申报机制，简化审批流程，推进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实施；加强碳排放的监督管理，建立碳排放交易平台，为建立交易市场提供信息服务和平台支撑。
2.构建循环经济技术创新体系
坚持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发展思路，以自主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主要方式，以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生态环境修复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等方面的技术研发为重点，构建循环经济技术创新体系。[4]依托沿海地理区位优势和基础条件，加强与国外先进地区技术交流合作，引进循环经济先进技术。加大政策资金支持和平台建设，鼓励组建以企业为主导、高校和科研院所参与的循环经济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和技术联合开发中心，设立循环经济关键技术研发项目，集中优势资源对节能减排技术、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技术、大气污染防治技术等开展联合攻关，形成以关键技术为核心的循环经济技术链、产品链和产业链，提高循环经济发展的经济效益。制定循环经济技术推广目录，建立循环经济技术推广应用的网络平台，促进循环经济技术成果转化与推广。
（二）挑战型地区：以制度设计为突破加快循环经济发展
1.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是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核心。一方面，政府应加快资源性价格体系的市场化改革，积极调整资源性产品与最终产品的比价关系，开展资源的全成本定价，让资源以价格的形式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5]另一方面，对于重要的资源性产品，收取高于同一时间、同一地区、同一市场均衡条件的环境补偿费用，加大高排放、高污染企业的生产成本，使其价格利润不能弥补企业的环保成本支出，倒逼污染型企业开展技术改造、产品更新和生态化转型。
2.建立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以土壤环境、水环境、大气环境为重点，建立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优质的生产、生活环境。首先，建立矿区生态环境修复制度。遵循“谁开采、谁修复”的原则，要求修复主体综合采用风险评估技术、工程修复技术、化学与生物修复技术等手段，制定严格的生态修复标准，开展矿区生态环境修复。其次，建立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加大对重点污染排放企业的监督管理，对于超标排放或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依托第三方机构对污染情节和影响程度进行评估，科学合理确定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对于造成重大环境污染的企业，要加大环境损害赔偿力度，并严厉查处。再次，建立跨区域协同治理大气污染制度。针对雾霾等大气污染问题，成立跨区域协同治理机构，统一部署、科学决策，协调相关省份之间的行动安排。
3.建立生态补偿制度
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发展为目标，以省域间财政转移支付为主要方式，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推进流域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统一。根据生态保护者投入、生态受益者获利、生态破坏恢复成本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科学合理确定生态补偿标准。[16]成立流域生态补偿管理委员会，综合协调各省份生态补偿的监督管理，民主协商生态补偿的重大问题。建立生态补偿纠纷协调制度，以生态利益至上为原则，协调处理好整体利益与地方利益、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建立省域间信息通报制度，加强各管理机构的交流沟通，促进流域生态环境等相关信息的互通共享。
（三）追赶型地区：以产业循环为主导推进循环经济发展
1.选择性承接沿海产业转移
遵循循环经济理念，充分把握好沿海产业向内陆转移的机遇，积极发挥土地、劳动力、市场的优势，科学规划产业空间布局，有序、有选择地承接产业转移。在项目引进上，要从“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转变。必须在资源环境承载力范围内围绕主导产业有选择地引进项目，不断延伸主导产业链条，构建循环型产业体系；严格审查项目的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等节能环保指标，严禁引进“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生产项目。在空间布局上，对于承接沿海产业转移新开发的产业园区，要以物质流和产业关联性为切入点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居住布局、绿地布局，充分发挥产业集群和循环链接效应，避免盲目、无序开发。
2.因地制宜构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加快发展壮大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根据产业发展特色因地制宜构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高效方向转变。围绕项目间、企业间、产业间的物质、能量、信息流动态势，以纵向闭合、横向耦合、循环共生为总体思路，重点加强对煤炭、能源、化工、冶金、建材等产业的物质循环利用和能量梯级利用，构建水资源回收利用、废物资源循环利用、余热余压梯级利用、再生资源综合利用等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建立一批循环经济示范项目、企业、园区（基地）。加强农业、工业、服务业、社会领域等层面的共生耦合，逐步构建工农业复合、工业与服务业协同、工农与社会互补、多产业共生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多领域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3.加快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产业
节能环保产业是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产业，必须将其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快建立和完善节能环保产业生产运营体系、技术创新体系、管理服务体系和政策标准体系，推动节能环保产业市场化和规范化发展。[7]加快发展高效节能电动机、新型节能材料、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照明等节能产业；大力发展大气治理技术装备、污水处理技术装备、固体废弃物处理设备等环保产业，推进环保新技术、新产品的应用；积极发展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重点加强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旧轮胎、废旧汽车、废旧电子产品的加工处理和再制造。加快建立和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守一批“城市矿产”示范基地，推进废物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
（四）后进型地区：以政府引导为重点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1.充分利用好国家政策扶持的机遇
目前，国家层面已出台多项优惠政策支持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园区循环化改造、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城市矿产”基地等项目建设。后进型地区应积极了解国家关于循环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精神，制定省市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或实施方案，确定发展循环经济的重点领域、工程和重大项目，争取国家财政、税收等优惠政策的支持。国家层面应针对后进型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薄弱等实际情况，专门制定后进型地区循环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每年划拨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循环经济项目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
2.完善循环经济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
紧密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的相关规定，围绕各行政区域循环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加快出台节约能源、循环经济、清洁生产的法规条例，并研究制定水土流失治理、土地荒漠化治理、森林植被恢复、生物多样性保护、废旧家电间收、污水处理与回用、垃圾排放与处理等方面的地方政府规章，规范企业的生产行为和社会公众的生活方式，提高循环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意识。
3.健全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
加强政府政策引导，建立以政策激励为主、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循环经济政策体系。第一，制定循环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落实淘汰落后产能政策，严格淘汰生态功能保护区、水源地及其汇水区、城市中心区等重要生态功能区内的企业；引导企业入驻产业园区，积极构建循环经济产业园，实现废物资源的集中治理、处理与排放。第二，制定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每年安排循环经济专项资金鼓励企业和园区的节能技术改造、环境治理设备购置和基础设施建设；针对企业在循环经济科技研发、推广应用项目给予税收优惠，对投资“减量化、资源化和再利用”项目的企业实施税收抵扣。第三，制定后进型地区政绩评价考核政策，切实转变以GDp为核心的地方政府政绩评价考核体系[8]，加大资源综合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维护与修复等评价指标的权重，以更加全面、综合的视角评价地方政府绩效。
[参考文献]
[1]曹旭.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类型以及区域效果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2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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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惠敏，李朝庭.美国合同能源管理融资模式及经验探析与启示[J].科技管理研究，2013（13）.
[4]曹光辉，齐建国.循环经济的技术经济范式与政策研究[J].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2006（5）.
[5]沈丽，张攀，朱庆华.基于生态劳动价值论的资源性产品价值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11）.
[6]才惠莲.我国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制度的完善[J].中国行政管理，2013（10）.
[7]王宁，薛维梁，韩晓丽，王永昌.山西省节能环保产业制度体系的创新与完善――论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措施[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3（8）.
[8]申亮.实施节能减排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J].经济评论，2011（2）.
Comprehensiveevaluation，typeanalysisandpathsofprovincialCirculareconomyDevelopmentinChina
XiYongqinaiLiangyou
[abstract]influencedbyresourcesandenvironment，geographicallocation，economicdevelopmentandtechnologicalinnovation，thereisabigdivergenceinthedevelopmentleverofChina'sprovincialcirculareconomy.Basedthedatafrom2005to2013，theprovincialcirculareconomydevelopmentinChinacanbedividedintofourtypes：theadvanced，thechallenged，thechasedandthebackward.therearedifferentbasicconditionsandcausesoftheproblemsinthedevelopmentofcirculareconomyindifferenttypesofareas，whichshouldrespectivelyapplythedifferentiationofinnovation-driven，institutionalbreakthrough，industrialcirculationandgovernmentguidancetoimproveitspaths，andharmonicallypushChina'scirculareconomyandtheconstructionofecologicalcivilization.
经济发展的类型篇3
关键词：经济转型 生态风险 现代性 市场经济 风险治理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会使社会呈现出不同状态,社会转型是其重要表现之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风险,其中生态风险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瓶颈。为了确保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风险的治理显得尤为必要。
一、经济转型与生态风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社会转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其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就是经济转型,即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经济转型包括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两层含义。制度变迁一般是政治体制变革、社会制度改变导致的结果,而经济发展主要是指经济运作方式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变。
经济转型是当今世界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
人类社会源于自然,人类的发展更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其中作为自然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所谓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经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好坏也与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一方面,经济发展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的。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离不开生态发展的大背景,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为经济体制顺利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提供有利的条件。而不良的生态环境却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社会经济转型的实现,最终会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总体恶化。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也离不开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当社会经济发展中体制转变比较顺利、经济增长方式相对比较科学时,就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正常发展。相反,如果经济转型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就会极大地破坏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生态风险。
二、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巨大的生态风险
中国的经济改革起始于1978年,并于1992年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正式明确地提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三十多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可以说,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另外,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正在制约着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引起严重的生态风险。
(一)何谓生态风险
风险(risk)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是社会可能面临的危机状态和灾难性危险。风险本身并不是“危险”(danger)和“灾难”(disaster),而是一种危险和灾难的可能性。风险可以区分为“外部风险”(external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risk)两种类型。“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同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在全球化时代,人们面临的风险主要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或称“人造风险”。
作为一种常见的风险,“生态风险(ecologicalRisk)就是生态系统及其成分所承受的风险。它指在一定区域内,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及其成分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包括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从而危及生态系统的安全和健康。由于它的潜伏期长,出现过程缓慢,不像金融风险那样明显突发,所以很容易被忽略和轻视。然而,生态风险一旦从潜能转变为现实压力,却极难防范和缓解。”一般来说,生态风险不是自然风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生态风险属于吉登斯所说的“人造风险”,“人类某些技术官僚的‘愚昧、狂妄、盲目的乐观’以及民众的从众心理和迷信是生态风险的源头。”
(二)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的表现
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进行的,全球化一方面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另一方面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本身的艰巨性必然使这种转型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风险。其中,伴随经济发展过程所带来的生态不安全性会引发严重的生态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的恶化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会导致人类生活环境的恶化。一般来说,生态环境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另一类是由于城市化和工农业高度发展而引起的“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环境污染。由于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并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中国既面临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要正确面对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向中新产生的问题。因此,我国当前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更多、困难更大。其表现在生态领域中就是我国的经济转型不但面临传统意义上的生态风险,同时还要面对新的、更大的风险。
经济发展的类型篇4
关键词高级阶段的知识经济；“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和之后的人类理想社会--马克思预言的共产主义社会
abstracttheoneofthebestmethodstoscientificallysustainableimprovethesociety'sproductiveforcesisexactlyforeseeingthefutureeconomydevelopmentprospectandthefuturesocietydevelopmentprospectoftheworld.thiswillmadethepeopleknowthefutureinadvanceandpreparetofitthefuture.then,thepeoplewon'tgoazigzagpath.onthebasisofthetheory--“thehumanbeing'ssocietygenerallyexistssixkindsof'economycomposition'andsixkindsof'societycomposition'“pointedoutbymebefore(referredtomypaper“thehumanbeing'ssocietygenerallyexistssixkindsof'economycomposition'andsixkindsof'societycomposition'“),thearticlewillshowclearlytheworld'seconomydevelopmentprospectinfuture--thehigherstageoftheknowledgeeconomyandthe'wisdomeconomy'or'abilityeconomy'inthefuture“wisdomeconomy“or“abilityeconomy“timesandtheworld'ssocietydevelopmentprospectinfuture--thehigherstageofthesocialismsocietyor“therealsocialismsociety“andthentheidealestcommunismsocietysaidbymarx.
由于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方向与人类个体全面自由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因此，通过详细考察、研究人力资源中的生理或体力资源、普通知识资源和智慧资源（主要表现为能力）以及其它社会资源--人们的血缘关系背景或家族背景或家庭背景或知识背景或特殊人关系背景或组织之间的特殊公共关系背景或“背景资源”、权力或职务或身份或“权力资源”以及“财富或金钱或资本资源”在不同时代、不同层面、不同性质的社会对经济发展所做贡献的情况，就会发现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总的说来，社会经济的主流是:“体力经济”逐渐被“背景经济”取代，“背景经济”逐渐被“权力经济”取代，“权力经济”逐渐被“财富或金钱或资本经济”取代，“财富或金钱或资本经济”逐渐被知识经济取代，依此类推，知识经济必将逐渐被“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取代。而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又导致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总的说来，社会发展的主流是:“体力社会”逐渐被“背景社会”取代，“背景社会”逐渐被“权力社会”取代，“权力社会”逐渐被“财富或金钱或资本社会”取代，“财富或金钱或资本社会”逐渐被“知识社会”取代，依此类推，“知识社会”必将逐渐被未来的“智慧社会”或“能力社会”取代。显然，上述规律性的存在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上述规律性的存在不仅可使我们窥探到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高级阶段的知识经济和未来“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还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未来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全人类未来理想社会的壮丽图景--以“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为主流经济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信息社会或当前我国一些理论工作者所说的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或本文认为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国过去和目前的社会主义社会还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是真正社会主义社会的预科或预备或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或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资本主义)以及真正社会主义社会之后的人类理想社会--马克思预言的共产主义社会！
那么，知识经济在未来将如何发展？未来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究竟是怎样的？未来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或未来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信息社会或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以及之后的人类理想社会--马克思预言的共产主义社会将在什么情况下到来？了解这些对我们了解未来、主动适应未来，立足现在、把握未来，做到目标明确、有的放矢、少走弯路、科学持续地促进社会生产力是有极大帮助的！
由于人们当前的科学技术知识水平和知识型智慧水平普遍都还不是很高，人们的创造力或专业工作能力的潜力普遍还没有充分挖掘出来，因此，当前的知识经济还处于初级阶段，知识经济的巨大威力还没有完全显示出来！因此，知识经济的高级阶段必然会充分挖掘人们的普通知识资源和知识型智慧资源尢其是知识型智慧资源大力提高人们的科学技术知识水平和知识型智慧水平（或创造力或专业工作能力）。这就是知识经济在未来的发展方向！在此过程中，人们的人际关系能力和综合实际能力（包括专业工作能力和人际关系能力两种能力）必将随着人们的科学技术知识水平和知识型智慧水平的提高而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的人际关系能力和综合实际能力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取代创造力和专业工作能力之于社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重要性的！只有到了未来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人际关系能力和综合实际能力才可能取代创造力和专业工作能力的最重要地位而一举成为未来时代的一种时代象征！可以预见，随着二十一世纪人类全球性大规模“智慧浪潮”和随后的“潜能开潮”的到来，人们的科学技术知识水平和知识型智慧水平必将大幅度提高，知识经济必将更加兴旺发达、繁荣昌盛，达到它的光辉顶点！当然，这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但我们且拭目以待！
根据本人提出的“人类社会普遍存在六种'经济成分'和六种'社会成分'”的新经济学基本理论（见我的论文《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六种“经济成分”和六种“社会成分”》），“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就是指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主要依靠人们的普通知识或普通信息资源和由之产生的信息型智慧资源以及知识--信息型智慧资源创造的那部分经济。由于智慧的本质是信息，因此，“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的本质是信息经济。在未来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由于人们的综合实际能力（包涵专业工作能力和人际关系能力）创造出的各种信息型智慧和知识--信息型智慧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贡献最大，因此，“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是未来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社会经济的主要特征和主流经济。在未来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人们不仅可以以传统的货币资金、机器设备、厂房等物质财富入股，更主要的是还可以以无形的综合智慧水平或综合实际能力入股形成精神资本--“智慧资本”或'“能力资本”。在未来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真正创造“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经济价值的主要是信息型智慧和知识--信息型智慧，而其它经济资源（包括未来的普通科学技术）对“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则不会有直接的贡献，其它经济资源对“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的贡献，只能通过信息型智慧和知识--信息型智慧对“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的直接贡献来间接实现。因此，在未来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为社会经济创造经济价值的主要是信息型智慧和知识--信息型智慧！因此，在“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各种信息型智慧和知识--信息型智慧是“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的唯一创造者和唯一推动力，是“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社会经济的主要创造者和主要推动力！因此，在“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社会的（宏观）经济是六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成分”同时起作用、“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担任主角、其它五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成分”一起充当配角同台献技的经济！总之，“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与“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的经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的创造力或包涵了创造力的专业工作能力格外重要，在未来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人们的人际关系能力或综合实际能力格外重要，人们之间的竞争主要是“智慧资本”或“能力资本”之间、人际关系能力或综合实际能力之间的竞争，但最终是综合智慧水平之间的竞争！因此，在未来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人们应大力提高综合智慧水平！可以说，“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就是依靠智慧或能力创造经济价值或赚钱的经济，未来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是主要依靠智慧或能力创造经济价值或赚钱的时代！因此，未来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是人们的综合智慧水平或综合实际能力大显神威的时代，是智者、能者大有作为的时代！（以上参见我的论文《揭开智慧的神秘面纱》）此外，知识经济时代存在的“知识垄断”现象在未来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将不复存在！在未来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人才仍然是资源、资本和财富，因此，如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充分挖掘人才人力资源的潜能为经济发展服务仍然是管理最重要的任务。二十一世纪是“以人为本”的世纪，人性化是不可逆转的潮流！总之，世界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是高级阶段的知识经济和未来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
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当人们的普通知识水平和知识型智慧水平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人们综合素质的要求、经济发展迫切需要人们大力提高信息型智慧水平和知识--信息型智慧水平以大力提高人们的综合智慧水平或综合实际能力（如经营管理能力、组织能力等）时，“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就必然会逐渐取代知识经济的最重要地位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力量而成为社会的主流经济。到那时，社会经济的主要特征就不再是知识经济，而是“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了。这意味着整个社会尤其是经济社会都会把人们的综合智慧水平或综合实际能力看成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最重要的资本、最重要的财富，这意味着智慧精英就是强者、富者。当然，这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在未来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人们完全可以凭借较高的综合智慧水平或综合实际能力轻松地谋取一份高薪水的工作或轻松地获得巨额“智慧资本”或巨额“能力资本”获得巨额财富。人们将不再格外看重学历、文凭而是更看中实际能力，人们不仅要看专业工作实际能力，更要看综合实际能力。到那时，现代科学技术虽然仍然是社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但现代科学技术已经不再是推动社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到那时，现代科学技术仍然十分重要，但信息型智慧和知识--信息型智慧才是最重要的。人们将以综合智慧水平或综合能力来论英雄，综合智慧水平或综合能力决定人们的成败！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如果人类根本地解决了和平和可持续发展难题，以“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为主流经济、以“智慧社会”或“能力社会”为主流社会的社会或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和之后的人类理想社会--马克思预言的共产主义社会就一定会实现！而且需要的时间比人们想象的要短得多！这是因为，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实质上是（知识）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虽然世界经济普遍比较发达，但人与人之间的智慧水平或能力还有很大差异，因此，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实现哪怕是相对的真正意义的平等，劳动主要还是人们谋生的手段，因此，人们的劳动自觉性还不是很高。不仅如此，分配原则还主要是按照人们占有股份的多少来进行分配。因此，在这时是不可能出现真正的人人平等、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随着二十一世纪全球性大规模智慧浪潮和潜能开潮的到来，随着人们普遍的智慧水平或能力大幅度的迅速提高，人与人之间的智慧水平或能力差别将越来越小，人与人之间将越来越平等。只有当人与人之间出现真正的相对平等（实质是智慧水平或能力平等，通常表现为在心理上彼此是平等的）时，真正的以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为根本特征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才会在一定范围内实现！即在世界上的个别国家可先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到那时，人们将不再按照人们占有股份的多少进行分配，而是“按劳分配”，真正消灭剥削。随着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社会将普遍越来越富有，人们将越来越追求全面自由发展，因此，劳动将不再只是人们谋生的手段，而且还是人们全面自由发展的途径（人们将尝试不同的生活方式），这时，劳动将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第一需要，人们将按照“按需分配”原则进行分配即按照人们日常生活基本需要的多少来进行分配。当全世界都已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并都相继出现以上“按需分配”原则时，全世界就一起进入到马克思预言的共产主义社会！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人类理想社会是经济发展到未来一定历史阶段才可能出现的新生事物，因此，只有到生产力水平比现在高得多、经济比现在发达得多的时候才可能出现！
当前世界已进入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伟大时代。因此，无论世界上哪个国家或地区最早出现以“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为主流经济的经济，都必然会以迅猛的速度在世界范围内快速蔓延、滋生。无论世界上哪个国家或地区最早出现以“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为主流经济的经济都意味着人类从此进入了“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的新时代，整个世界的社会意识形态都会随“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的“游戏规则”而转向，从而使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无不打上“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特有的时代标志！总之，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必然是由当前的知识经济时代的信息社会过渡到未来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的信息社会--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和之后的人类理想社会--马克思预言的共产主义社会！
经济发展的类型篇5
关键词： 县域经济;聚类分析;发展模式
河南省县域经济单位共有108个，包括20个县级市和88个县。全省国土总面积为16.7万平方公里，县域面积为15.2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90.7%。县域人口为8122万，占全省人口总量的85%左右。从gdp来看，全省108个县市的gdp占全省的68%左右。
一、河南省县域经济的聚类分析
河南省有108个县市，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将所有县市进行分类，便于更好的分类指导县域经济的发展。将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人均储蓄存款余额、人均投资、工业占gdp的比重、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七项指标作为变量进行快速聚类分析。利用欧氏距离公式：euclid=■
k表示每个样本有k个变量;x■表示第一个样本在第i个变量上的取值;y■表示第二个样本在第i个变量上的取值。
1.结果
第一类:11个县市。包括义马市、巩义市、长葛市、沁阳市、堰师市、新密市、新安县、新郑市、荣阳市、林州市。
第二类:27个县市。包括桐柏县、获嘉县、陕县、辉县市、淇县、孟州市、宝丰县、西峡县、舞钢市、中牟县、灵宝市、汝州市、临颖县、伊川县、新野县、许昌县、禹州市、修武县、混池县、新乡县、长垣县、光山县、永城市等。
第三类：70个县市。包括沈丘县、确山县、清丰县、宁陵县、上蔡县、夏邑县、浚县、台前县、扶沟县、淮阳县、罗山县、鲁山县、商水县、拓城县、范县、祀县、唯县、高县、泌阳县、滑具、息县、民权县、汝南县、卢氏县、原阳县、固始县、商城县、封丘县、宜阳县、叶县、洛宁县、汝阳县、虞城县、平舆县、正阳县、淮阳县、新蔡县、淮滨县、太康县、郸城县、开封县、尉氏县、通许县、唐河县、鹿邑县、兰考县、遂平县、安阳县、孟津县、项城市、西华县、内黄县、南乐县等。
2.聚类结果分析
第一类县工业强县，强调工业的核心和主导地位，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各类指标排名比较靠前，这11个县的综合位次均在河南省前二十名。这11个县市的总人口761.55万，占全省县域总人口的9.4%，人均gdp为13224元，是全省县域平均水平的2.3倍，是第二类1.6倍、第三类县市的3.2倍;人均财政收入378元，是全省县域平均水平的2.4倍，是第二类县市的1.8、第三类县市的3.3倍;人均存款余额6425元，是全省县域平均水平的2.2倍和2.7倍。人均投资水平3966元，是全省县域平均水平的2.7倍。一、二、三次产业所占gdp比重分别为7.4%、60%、27.4%。
第二类县有一定的工业基础、资源丰富，比如以矿产资源开发为主的工业县伊川县、桐柏县、禹州市、汝州市、灵宝市、永城市、辉县市、绳池县等;此外，第二类县域有一定的区位优势、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农产品加工有较好基础的资源型县和农业大县，较容易形成产业集聚，农业产业化等。第二类县县域总人口1664.19万人，占河南省省县域总人口的20.6%。各类经济指标高于第三类县市，且高于全省县域平均水平，而低于第一类县市。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人均存款余额、人均投资水平是第一类县市的62%、56%、58%、51%。第二类县域一、二、三次产业比重为:19.2:54.6:26.2。
第三类县是集中河南省的边缘地带，多数经济发展落后，工业基础薄弱，绝大多数贫困县都集中在这一类。第三类县市在河南省108个县市中占得比重比较大，且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在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测度中处于较弱的位置。主要分布在豫南的信阳、南阳、驻马店;豫北的安阳(除林州)、濮阳;豫东的开封、商丘(除永城外);豫西的三门峡、洛阳等所辖的部分县市。该类县总人口占全省县域的70%，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人均投资水平、人均储蓄额低于全省县域平均水平。该类县的三次产业比重为33.4:39.2:27.4。
二、河南省县域经济发展已形成模式
1.工业推动型
坚持“突出特色、强化优势、膨胀总量、集中布局、产业升级”的发展思路，继续在全省县域经济发展中领跑。义马、栾川、巩义、新安等县(市)的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都在70%以上。借助工业优势，培育特色产业，加速实现工业化，从而提升县域经济的综合经济实力，如巩义、新郑、偃师、新安、伊川、沁阳、永城、禹州、辉县等，大部
分位于聚类分析的第一层次，基本属于工业强县，经济发展水平均比较高，各类指标排名均比较靠前。特别是地处豫西的新安县，从农业弱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因为兴起一个企业集团，带动了一个县的工业崛起，发展成今日的工业强县。
2.非公有经济推动型
非公有经济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充分发挥各县域的区域优势，大力发展各色各样的非公有经济，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突出县域特色，以此实现县域经济的突破。长葛、郸城、遂平、渑池等县域在民营经济做的相当好，基本上位于聚类分析的第二层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区位优势。例如，长葛在河南县域经济排名中排第九位，是河南省非公有经济推动型的典型代表。具有支柱产业，是全国最大的金刚石生产基地、卫生陶瓷生产基地和重要的有色金属冶炼加工、农机配件生产加工基地，此外还有黄河旋风、众品食品、森源电器、奔马机械等知名品牌。
3.产业集聚型
产业集聚模式特别适合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县域，突出地方经济特色，集中布局产业，如长垣、偃师、长葛、林州、濮阳、虞城等县市，根据产业集聚理论，发展各类特色的产业集群。例如，长垣县在“零资源”上逐步发展，从“点状经济”发展到“块状经济”，形成了起重机械等为主产业集群。产业聚集效果非常明显，现已建成年产26万台起重机、165万台起重机配件生产能力的特色产业基地，中小吨位起重机占全国市场份额60%以上。偃师市跨产业聚集和工业强县两大类型，有力的突出的产业聚集的“块状经济”。
4.劳动经济型
处在河南省的边缘地区以及贫困山区的一些县域，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一般分布在聚类分析的第三个层次。三次产业和第一、二两个层次的县域相比均比较薄弱，但是这些县域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比如固始、新县、柘城、淮阳等。例如，固始地少人多，属于经济发展落后的农业县。为了改变贫困命运的固始人远走他乡，因此成为典型的劳动力输出大县，成为河南劳务输出的知名“品牌”。很多外出务工成功人士回乡投资创业，现在固始的房地产业、服务业、医疗卫生业等均由这部分人支撑。
5.农业产业化推动型
这个模式比较适用于农业大县，潢川、淇县、鄢陵、尉氏、汤阴、延津、正阳等县市，这些县市基本都位于聚类分析的第三个层次，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等各项指标都落后于一、二两个层次。这些农业大县要发展，最终还要靠农业产业化。一方面加强优质粮食基地建设，另一方面改变单一的粮食生产，发展农业规模化和特色农业，走农业产业化强县的道路。例如，尉氏县全县农业产业化组织有74个，资产总值达到18.9亿元，带动26.8万农户从事农业产业化经营。此外花卉县鄢陵县全县花卉面积达52.4万亩，拥有各类花木园林企业612家，花木产业年产值达22亿元以上;畜牧业发展迅猛，品种结构优化，逐渐形成规模养殖。
6.开放带动型
立足本地特色，优化环境，以商招商，以“外”引外，形成以开放谋发展，以发展促开放的互动格局。许昌2003-2007年，出口创汇总额达7.1亿美元，以年均25％的速度递增，在全省县市中连年保持领先地位。以瑞贝卡发制品有限公司为龙头的发制品，出口额占全县出口总量的90%以上，2006年出口总额达14483万美元，2007年出口额达16903万美元。目前许昌县产品出口市场已拓展到英国、法国、韩国、日本、俄罗斯、欧盟、东盟和非洲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三、河南省发展县域经济的对策
1.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进程
非公有制经济是县域经济最具有活力的增长点，是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源，对增加就业和保持社会稳定具有积极的作用。实践证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好的地方，县域经济实力就相对来说比较强，比如东部沿海的浙江等地。非公有制经济具有产权清晰、主体明确、机制灵活等优势，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竞争力。长葛、郸城、遂平、渑池等县域在民营经济做的比较好，但远远不够，河南省要放宽准入政策，要积极引导扶持。落实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各类优惠政策，创造公平环境，为民营经济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2.加快城镇化建设
河南省经济水平比较落后，经济基础薄弱，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城镇化水平比较低。城镇化就是农村人口向城镇的集中的转变过程。农村城镇化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程，重点难点都在农村，城镇化的最好办法就是解决好三农问题。加快河南省城镇化建设步伐，突出重点，以点带面，在政策上扶持，在资金上支持。县域应充分利用财政的支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并且加强县城对周边城乡的辐射带动作用。部分县市或城镇，可结合自身的条件，建立工业园区，引导企业城镇集中，把产业化和城镇化结合起来，大力发展块状经济，努力形成集聚效应。
3.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
农业是县域经济的基础。河南省作为典型的农业大省，农业产业化经营
是振兴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根本出路。对传统农业进行升级改造，调整农业结构，拓展农业发展空间。充分发挥各县域的自然条件和资源优势，发展并做大把特色种植业和养殖业规模，例如“中国花木第一县”鄢陵县，培育了花卉、畜牧、棉花、瓜菜等特色产业，促进了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初步形成了“一村一品、一乡一业”或“多村一品、多乡一业”的发展格局。此外，还要解决农产品的卖难低效问题，这就要求对农产品从简单加工到深度加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实现农产品的加工增值。
4.积极开展劳务经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河南省是中国第一人口大省，有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同时也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对河南省经济发展是一大重要贡献。针对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情况，积极发展劳务经济，变人口优势为经济优势，提高务工人员素质，加大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力度。广泛收集用工信息，按照农民文化、技能等实际情况，开展了服装、针织等专业培训，用规模化方式组织农民工输出，实施劳务输出产业化经营，这样为河南经济总水平提高贡献力量。位于河南豫南的信阳各县市，在河南剩余劳动力转移方面起到了表率作用。如新县，全县36万人中，农村人口28万，靠劳务经济富起来的就占了四分之一。新县近年来，2009年，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新县劳务输出就7万人。先后有1000多位成功人士回乡创业，为新县的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参 考 文 献]
[1]段丽娜.促进河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研究[c].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介翔.河南县域经济发展探究[c].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李亚阁.河南省县域经济分类和发展战略研究[c].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刘俊杰.县域经济发展与小城镇建设[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0
杨荫凯.中国县域经济发展论——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与思路[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09
经济发展的类型篇6
[论文摘要]当前,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时期。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们对科技无节制地运用、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度张扬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不完备性,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结构出现紊乱,生态功能不断减弱,引发了生态风险。为了有效地治理生态风险,我们必须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提高全民生态风险意识;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有效地应对生态风险;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进行生态风险的全球治理。使全人类能共享生态发展成果。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会使社会呈现出不同状态,社会转型是其重要表现之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风险,其中生态风险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瓶颈。为了确保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风险的治理显得尤为必要。
一、经济转型与生态风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社会转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其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就是经济转型,即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经济转型包括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两层含义。制度变迁一般是政治体制变革、社会制度改变导致的结果,而经济发展主要是指经济运作方式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变。
经济转型是当今世界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
人类社会源于自然,人类的发展更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其中作为自然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所谓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经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好坏也与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一方面,经济发展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的。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离不开生态发展的大背景,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为经济体制顺利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提供有利的条件。而不良的生态环境却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社会经济转型的实现,最终会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总体恶化。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也离不开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当社会经济发展中体制转变比较顺利、经济增长方式相对比较科学时,就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正常发展。相反,如果经济转型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就会极大地破坏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生态风险。
二、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巨大的生态风险
中国的经济改革起始于1978年,并于1992年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正式明确地提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三十多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可以说,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另外,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正在制约着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引起严重的生态风险。
(一)何谓生态风险
风险(risk)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是社会可能面临的危机状态和灾难性危险。风险本身并不是“危险”(danger)和“灾难”(disaster),而是一种危险和灾难的可能性。风险可以区分为“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两种类型。“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同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在全球化时代,人们面临的风险主要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或称“人造风险”。
作为一种常见的风险,“生态风险(ecological risk)就是生态系统及其成分所承受的风险。它指在一定区域内,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及其成分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包括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从而危及生态系统的安全和健康。由于它的潜伏期长,出现过程缓慢,不像金融风险那样明显突发,所以很容易被忽略和轻视。然而,生态风险一旦从潜能转变为现实压力,却极难防范和缓解。”一般来说,生态风险不是自然风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生态风险属于吉登斯所说的“人造风险”,“人类某些技术官僚的‘愚昧、狂妄、盲目的乐观’以及民众的从众心理和迷信是生态风险的源头。”
(二)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的表现
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进行的,全球化一方面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另一方面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本身的艰巨性必然使这种转型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风险。其中,伴随经济发展过程所带来的生态不安全性会引发严重的生态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的恶化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会导致人类生活环境的恶化。一般来说,生态环境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另一类是由于城市化和工农业高度发展而引起的“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环境污染。由于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并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中国既面临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要正确面对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向中新产生的问题。因此,我国当前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更多、困难更大。其表现在生态领域中就是我国的经济转型不但面临传统意义上的生态风险,同时还要面对新的、更大的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由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失去平衡造成的,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程度越高,风险后果就越严重。当代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生态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运转不良,引起系统性风险。当前,由于森林资源和湿地面积的减少,会增加灾害性气候的风险,同时也会给生存繁衍于其中的动植物增加生存的风险;水污染和水体系统遭到破坏,会增加依赖水体生存发展的其它生物减少和灭绝的风险;草原面积减少,草场退化,会增加土地半荒漠、荒漠化和载畜量减少的风险;沙地植被减少、系统遭破坏,会增加沙漠化面积扩大和沙尘暴侵袭风险;农田作物生长环境遭破坏,会增加农产品质量、产量降低的风险;有毒有害固体、气体物质排放会增加人与其它生物的安全风险;水土流失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会加剧土地沙漠化、土地贫瘠、泥沙淤积库坝、河流、湖泊导致洪灾的风险。总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态发展就会失衡,生态环境随之恶化,正常的生态结构被打破,整个生态系统循环不畅,引发系统性生态风险。
第二,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功能减弱,产生功能性风险。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今中国的发展面临人口、资源和环境三大难题。特别是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很严重,近年来,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发生洪涝灾害的次数在不断增加,经济损失惨重;北方地区沙尘暴肆虐,旱灾不断发生。这一切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的压力,形成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给社会的稳定产生潜在的风险。人类对资源无节制的开发,自然界可被利用的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会变得越来越少,最终会导致资源的枯竭。这种状况不但影响国家的稳定,也给世界的和平发展形成巨大的挑战。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生态风险的成因分析
1.现代性与生态风险。现代性始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经过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发展完善,到20世纪中后期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和模式。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其风险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度重视导致生态风险的产生。现代性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造成了理性自身的冲突和分裂,理性被分裂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由于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分张扬,科学技术发展也给人类带来严重的风险,使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成为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而这个“危险的世界”正是在人类不断地追求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形成的。另一方面,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分张扬致使生态风险出现。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过程也是人的主体性的全面张扬过程。主体性的张扬使人类摆脱了神的束缚,凸显了人在整个宇宙中的主体地位。但过度地张扬人的主体性有时会走向其反面,人类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土壤不断沙化、环境严重污染、气候逐渐恶化、生态正在失调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产生潜在的风险。
2.市场经济与生态风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还不完善,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市场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具有灵活性、竞争性等优势,但由于其还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特点,使不同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为了自身利益,一方面,盲目开垦荒地、滥伐森林、过度放牧、掠夺性捕捞、乱采滥挖、不适当地兴修水利工程或不合理灌溉,引起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土壤沙漠化、盐碱化、沼泽化,导致森林面积急剧地减少、矿藏资源遭到破坏、野生动植物和水生生物资源日益枯竭、旱涝灾害,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在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不但危及到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同时也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的生态风险。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治理
当前,生态风险事件的频发已使风险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它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而且也是制约我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为了使中国的经济能够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地发展,当前必须要加强对生态风险的治理。
(一)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
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从蒙昧无知的状态解放出来,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和判断。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给人类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增多。为此,我们必须建构新的启蒙——生态启蒙。首先,要让人们认识到人类已经进入后果严重的世界风险社会,生态风险已经成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其次,要看到科学技术的双面性,特别是要看到滥用科学技术所引起的负面效应;再次,要强化生态文明意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
首先,建立生态风险预警系统。通过设定一系列风险预警指数,并根据对这些指数的计算,及时向社会发出预警信号,使人们对生态风险有充分的准备,有效地防范风险。其次,建立生态风险分析系统。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定量和定性分析为主要手段,通过对生态风险分析系统得来的相关指数进行综合分析,为生态风险控制系统提供科学的依据。再次,建立生态风险控制系统。由国家和其他社会组织通过法律、制度等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场、民间机构、家庭及个人的生态风险管理责任,对生态风险加以控制,以期防范和化解生态风险。最后,建立生态风险补偿系统。要构建政府-社会保障机制、市场-商业保障机制、社会-家庭、社区、民间救助机制三位一体的、系统的、动态调整和迅速反馈的生态风险补偿机制,有效地处理生态风险,及时补偿风险损失,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
(三)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观
“生态主义者”认为,“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具有价值”,在内在价值上是平等的。自然界中非人类存在物与人一样,在生态系统中都有发挥其正常功能的权利,都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要充分认识到自然界非人类存在物在整个生态系中的重要价值,人类与自然物之间具有密切的生态关联性。为此,我们要努力将这种平等原则转化为具体行动,善待自然,珍爱生态。同时,还要认识到,随着生态风险的不断扩张,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能否处理好这一问题,既关系到当代人的利益,也会影响下代人的发展。为此,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当代人之间、代际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资源共享、责任共担,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共同发展。
经济发展的类型篇7
关键词：独霸性；省域旅游经济格局；类型划分；aBC分类法；基尼系数
中图分类号：F59
文章编号：1008-4355（2016）05-0111-06
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6.05.13
经过三十多年高速稳定的发展，我国旅游业总体规模持续扩张，对经济的贡献越发显著，其产业地位由早期的先导产业、20世纪90年代末的支点产业提升到如今的支柱产业，并被多数省份作为主导产业加以扶持，这与旅游业的产业关联带动性不无关系，与其带来的巨大经济收益不无关系。2012年，我国全年旅游总收入突破2.57万亿元，同比增长14%，中国已然成为旅游大国。但是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极其不均衡，2012年，旅游收入排名第一的广东和排名倒数第一的宁夏相差高达27倍之多，前者全年实现旅游收入多达数千亿人民币，后者仅有200多亿人民币，旅游发展的地区差异可见一斑。
一、文献回顾和相关概念界定
（一）文献回顾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差异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早在1998年，张凌云就对旅游非均衡性增长进行了有益的探索[1]，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于大尺度的国家层面和省域范围[2]。研究的内容从早期的入境旅游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到近来更多关注国内旅游经济发展地区差异或旅游业总体发展差异。研究主题多集中于旅游经济发展时空差异的特征、演变及其影响因素，较少关注中国旅游经济发展的相对集中性问题和旅游经济发展差异的分类归属问题。
研究的技术从定性研究逐渐转变为定量研究，研究的方法包括三大类：统计类――早期借助excel对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进行极差、标准差等简单的数理统计，随着spss统计软件的普及，近期研究更多是通过该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通过计算变异系数、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区位熵和首位度来衡量旅游经济地区发展的差异和非均衡性；地理学的空间分析方法――借助arcGiS软件对旅游经济地区发展差异进行空间分析和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3]。
研究的结论包括：旅游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普遍存在。总体上我国旅游经济的发展表现为非极化不均衡状态[4]，东部沿海为发达地区、东北沿海和中南部地区为较发达地区、北部地区为欠发达地区、西南地区为不发达地区，具有典型的梯度分布特征。东部地区省间差异明显，对总体差异影响显著，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较高[5]；中西部各省份间旅游业发展相对均衡，但因中西部省份的旅游经济占全国的比重较低，因此中西部省内差异对全国总体差异的贡献率不高。入境旅游经济的地区差异大于国内旅游经济的地区差异[6]。随时间推移，旅游经济的空间差异缩小，均衡性增加。省域内，地区绝对差异呈扩大趋势，相对差异在波动中缩小。旅游资源的等级、质量和规模，旅游资源的开发阶段与趋势，旅游产品的开发水平，地区的对外开发程度、城市化水平、市场化程度、商业服务业的发育程度[7]等均会影响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
综上，前人研究对象的选择自上而下，较少涉及小尺度的范围，较少关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类型划分，因此，笔者拟从较小的市域的尺度并基于旅游经济的独霸性来研究省域旅游经济发展格局类型的划分。拟采用基尼系数分析法和aBC分类管理法进行分析。希望通过对省域旅游经济发展格局的再研究再解释，提供一种新的旅游经济区域格局认识的视角，为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和分类管理奠定基础。
（二）相关概念界定
独霸释义为“独自霸占；单独垄断”，强调排他性和垄断性。国际政治博弈中，独霸一词经常被提及，用以衡量某种政治力量的超然地位，诸如“美国独霸世界”、“美国一超独霸”等。区域经济学中，常以集中度来衡量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该指标虽能够反映某一行业或某一地区一定的垄断特征，但不足以衡量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排他性和垄断性。
为了衡量省域旅游经济发展中某个或某些城市的超然地位，拟引入独霸性分析研究省域旅游经济发展格局的类型。文中旅游经济的独霸性是指若干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在更大尺度区域里所体现出来的具有极强排他性和垄断性的超然的经济地位。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拟采用修正的基尼系数分析法与aBC分类管理法对省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均衡状况和城市独霸性进行分类研究。
1.基尼系数分析法及修正
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科拉多・基尼在洛伦兹曲线的基础上定义了基尼系数。它是一个介于0和1之间的数值，作为衡量收入分配公平或均匀程度的指标。当基尼系数等于1时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反之，当此值为0时，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基尼系数越接近于0，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接近于1，收入分配越不平均，见表1。
本文拟引入基尼系数用以衡量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均衡度，具体见上表修正后的基尼系数的涵义。拟采用的公式（高技，2008）如下：
2.aBC分类管理法及修正
aBC分类管理法是经济工作中的一种基本方法，是根据事物在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主要特征，进行分类排队，分清重点和一般，从而有区别地确定和处理。该方法常用于库存管理，实际上它是一个无处不在的管理工具，各项事务都可能用到它。实际应用中，学者一般根据研究目的的不同设定不同的分类标准。
修正后的aBC分类管理法应用到本研究中，步骤如下：
第一步，计算省域中各地级市旅游总收入。
第二步，按旅游总收入由大到小排序并列成表格。
第三步，计算每一地级市旅游总收入占该省旅游总收入的比率。
第四步，计算省域内地级市占比的累计比率。
第五步，分类。库存管理中，常见的分类情况如下：累计比率在0%～60%之间的，为最重要的a类材料；累计比率在60%～85%之间的，为次重要的B类材料；累计比率在85%～100%之间的，为不重要的C类材料。基于旅游经济的独霸性并结合aBC分类管理法，将我国省域旅游经济发展格局划分为6种类型：
（1）一枝独秀型：某一城市年度旅游收入占全省年度旅游总收入的30%以上，且其他城市的旅游经济实力不能与之抗衡。
（2）准一枝独秀型：某一城市年度旅游收入占全省年度旅游总收入的30%以上，但排名第二城市的旅游收入与之相比超过1/3。
（3）双雄争霸型：排名第一第二的城市旅游经济实力接近，排名第三城市不能与之抗衡；且排名前两名城市的旅游收入之和与该省旅游总收入之比接近40%或超过40%。
（4）三足鼎立型：排名前三城市的旅游经济实力接近，排名第四城市不能与之抗衡；且排名前三的城市旅游收入之和与该省旅游总收入之比接近50%或超过50%。
（5）准三足鼎立型：排名前三的城市旅游收入之和与该省旅游总收入之比接近50%或超过50%，排名第四城市不能与之抗衡；但排名前三城市的旅游经济实力差异显著。
（6）群英荟萃型：占比排名靠前的城市中，不少于四个城市的旅游经济实力接近。
（二）数据来源
主要旅游城市的数据来自《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其他城市的数据来自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经整理而得。研究对象的确定，首先排除没有辖县的四大直辖市，且直辖市的许多区连成一片计量难度大；其次港澳台情况特殊，旅游经济统计独立于大陆地区计算，予以排除；再次，行政区划过少的省份，如海南（2个）予以排除；最后，地区缺乏旅游发展的统计数据，无奈放弃。本文最终选取全国25个省域作为研究对象。
三、省域旅游经济格局类型划分研究
（一）省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均衡度分析
依据上文的公式用excel软件计算25个省域的基尼系数，从小到大排序，并依据表1划分的类型将25个省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均衡情况分成5类：非常均衡、很均衡、一般均衡、不均衡和很不均衡。计算、排序和分类的结果见表2。
25个省域中，无一省域基尼系数小于0.2，现阶段我国省域旅游经济发展市际分布非常均衡的省份还未出现，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差异较大。若以0.4作为警戒线，旅游经济发展相对均衡的省域仅有8个，相对不均衡的省域高达17个；17个旅游经济发展相对不均衡的省域中，基尼系数大于0.5即旅游经济发展很不均衡的地区有7个之多，部分城市旅游经济发展的独霸性强。
东部地区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6省份基尼系数的均值为0.389105，低于警戒值0.4，这与东部地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关系；然而东部旅游经济发展的翘楚――广东省的基尼系数值大于0.5，旅游经济发展很不均衡，市际差异显著。
中部地区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6省份基尼系数的均值为0.416055，略高于警戒值0.4。其中河南和湖北两省超过0.5，山西的基尼系数为0.214101。
东北三省黑龙江、吉林和辽宁基尼系数的均值为0.53016，区域内差异显著，其中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对地区差异的贡献率高。
西部地区四川、广西、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内蒙古、宁夏、新疆和青海基尼系数的均值为0.477145，接近0.5，区域内大多省域基尼系数超过0.4，这与西部地区经济落后、旅游开发水平低下有一定关系。
综上，我国多数省域的旅游经济发展呈非均衡状态，旅游经济发展市际分布差异显著，其发展集中于省内部分地区的现象普遍。
（二）省域旅游经济格局类型研究
基于对旅游经济独霸性的认知，采用修正后的aBC分类法，将我国省旅游经济发展格局划分为六种类型，结果见表3。
一枝独秀型的省份有湖北、四川、陕西、湖南、青海、黑龙江和新疆，省会武汉、成都、西安、长沙、西宁、哈尔滨和乌鲁木齐占比分别为53.1%、32.1%、40.4%、31.4%、62.7%、56.1%和53.1%。其中，湖北、青海、黑龙江和新疆4省省会旅游总收入占到全省旅游总收入的一半以上，省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可见一斑，省会城市旅游经济发展的独霸性强。
准一枝独秀型的省份有贵州、甘肃和广东。省会贵阳、兰州和广州占比分别为33.4%、31.6%和32.5%，旅游收入与首位城市相比超过1/3的城市分别是遵义（17.3%）、酒泉（14.6%）和深圳（14.3%）。相较一枝独秀型的省份，准一枝独秀型省份中单一城市的占比有所下降。
省域旅游经济发展格局呈双雄争霸型的省域有广西、河南、辽宁、宁夏和浙江。双城南宁和桂林、郑州和洛阳、沈阳和大连、吴忠和银川、杭州和宁波旅游收入占比分别为41.3%、43.2%、37.9%、84%和40.7%，省域旅游经济的发展集中于两大城市，形成双雄争霸的态势。
三足鼎立型的省份有江苏和江西。苏州、南京和无锡占全省旅游收入的56.2%，上饶、九江和南昌占全省旅游收入的48.8%，三大城市“三分天下”的省域旅游经济格局已然形成。
准三足鼎立型的省份有吉林、云南和福建。昆明、丽江和大理占云南省旅游总收入的48.9%，长春、吉林和延边占吉林省旅游总收入的81.5%，厦门、泉州和福州占福建省旅游总收入的62.6%。
群英荟萃型的省域有内蒙古、山东、河北、山西和安徽。5省中分别有6个、6个、7个、8个和5个城市的旅游收入占比超过8%，且城市间年度旅游收入比较接近，区域独霸性不明显。
四、基于旅游经济独霸性的省域旅游经济格局的类型划分综合上述基尼系数的均衡度分析和aBC分类管理法的聚类分析，得到表4的结果。
省域旅游经济发展非均衡且集中于省会城市的省份有湖北、青海、新疆、四川、陕西、贵州、甘肃、黑龙江、广东，西部地区密度较大，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资源向省会城市倾斜有关。湖北、黑龙江和广东3省省会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极强的独霸性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湖南旅游业发展相对均衡，但因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省会长沙因其固有的区位优势在省域旅游经济的发展中独领。
省域旅游经济的发展非均衡且集中于两个城市的有河南和宁夏。郑州和旅游城市洛阳独霸性强，回族之乡吴忠和省会银川独霸性强。省会城市因其得天独厚的区位和经济优势在旅游经济的发展中固然能抢得先机，但其他城市旅游资源禀赋的后发优势也不容小觑。
省域旅游经济发展相对均衡且集中于两大城市的省域有广西、辽宁和浙江。其中，广西旅游经济发展集中于省会南宁和山水甲天下的桂林，省会沈阳和浪漫之都大连在辽宁省旅游经济的发展中具有独霸性，省会杭州和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宁波在浙江省旅游经济的发展中交相辉映。
省域旅游经济的发展非均衡且集中于三个城市的有吉林、江苏和云南。吉林省三核是省会长春、优秀旅游城市吉林和朝鲜族聚集地延边；江苏省旅游经济的发展集中于人间天堂苏州、省会南京和太湖明珠无锡，其中苏州以其旅游资源禀赋和浓郁的地方特色在省域旅游经济的发展方面超越了省会南京；云南省的“昆大丽”即昆明、大理、丽江是我国经典旅游线路之一。
省域旅游经济发展相对均衡并以三核驱动的有江西和福建。江西省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城市上饶、昌九一体化双核之一的九江和省会南昌独霸性强，福建旅游经济的发展集中于鹭岛厦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和省会福州。
综上，中国省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显著，部分城市旅游经济的独霸性强。省域旅游经济发展相对均衡且不显著集中于某个或某几个城市的只有河北和山西两省；旅游经济发展不均衡且不显著集中于某个或某几个城市的有内蒙古、山东和安徽。除上述5省外，其他省域旅游经济的发展格局无论是均衡型还是非均衡型，其旅游经济发展均集中于某一个或某几个主要城市，表现为单核模式、双核模式或三核模式，旅游经济发展的城市独霸性强。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我国旅游经济发展地区差异明显，25个省份或自治区中，发展相对均衡的仅有8个，多达7个省域旅游经济发展呈极度不均衡状态。
第二，我国省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市际分布中，某个或某几个城市的独霸性强，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集中于省会城市（一枝独秀型的旅游经济发展格局），二是集中于省会城市和历史悠久且资源禀赋的旅游城市（双雄争霸型的旅游经济发展格局），三是集中于省会城市、旅游资源禀赋的城市和经济发达城市（三足鼎立型的旅游经济发展格局）。
第三，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省会城市因其得天独厚的经济、区位和政策优势在省域旅游经济的发展中独领。非省会城市凭借其独特的资源优势和较好的区位经济优势在省域旅游经济的发展中能与省会城市一较高下甚至超越省会城市。
因部分数据获取的难度，本文仅选择了25个省域的静态数据进行分析，不能说明省域旅游经济格局随时间变化而演变的特征与规律。此外，后续研究应就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做量化分析，而非简单的定性解释，以判定影响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重要因素和一般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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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文海，孙建平，余菲菲.安徽省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时空格局演变[J].地理研究，2015，34（9）：1795-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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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振国，李雪丽，温家洪.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旅游业发展空间差异演变研究[J].经济地理，2010（9）：1552-1556.
经济发展的类型篇8
一、北部湾地区经济管理类“双创”型人才培养的基础与优势
(一)培养经济管理类“双创”型人才是北部湾地区发展的客观需要
北部湾经济区作为立足北部湾、服务“三南”(西南、华南、中南)、沟通东中西、面向东南亚的重要通道、交流桥梁和合作平台,将努力建成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物流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制造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南宁作为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举办地,每年“两会”(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贸易与投资峰会)的举办,对北部湾经济区来说商机无限,它需要一大批具备经济管理基础、拥有创新创业精神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广西北部湾经济区2008-2015年人才发展规划》提出,至2015年,北部湾经济区要成为集人事制度改革试验区、人才创新创业基地于一体的区域性国际人才新高地,经济管理类“双创”型人才迫切需要。北部湾经济区高校应审时度势,加快经济管理类“双创”型人才培养,以对接北部湾经济区发展的人才需求。
(二)培养经济管理类“双创”型人才具有教学基础资源保障
由于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同,“双创”型大学生与传统就业型大学生的培养在教学资源保障上往往有差异化的要求。一般来说,这种要求的差异化越大,专业传统就业型人才培养模式向“双创”型培养模式转变的难度就越大[2]。与其他专业相比,经济管理类“双创”型大学生与传统就业型大学生在教学资源保障方面有较大的耦合度。一方面是专业课程的耦合度高,大学生创业一般选择中小企业为起步,需要市场、财务、经营等经济管理类知识,这些知识在经济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均为需要学生重点掌握的核心基础性知识,而在非经济管理类专业培养“双创”型人才则耦合度较低;另一方面是实践实训的耦合度高,经济管理类专业作为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专业(群),北部湾经济区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都很重视实践实训教学,教学的实践实训导向突出,如钦州学院构建有自治区级国际型物流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以及钦州港口集团等十几个校外实践实训基地。经济管理类专业实践实训教学导向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为“双创”型大学生开拓实践视野、创新思维模式、提升创业素质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经济管理类“双创”型人才个人发展前景广阔
“风生水起新一极,群贤毕至北部湾。”经济管理类“双创”型人才在北部湾经济区进行创业具有较丰厚的预期效益。随着北部湾经济区区位优势、政策优势的凸显,北部湾经济区国家战略的实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以及广西各产业调整与振兴的推进,对外贸易、物流产业等行业市场巨大,存在诸多潜在赢利点,创业定位选择相对容易;另外,大学生创业需要一定的初创资金,初创资金也往往成为大学生创业的“门槛”,非经济管理类大学生较难逾越,而经济管理类“双创”型人才可以“用智力换资本”,充分利用自身所学经济管理类知识储备,创建管理型企业①,大大降低了经济管理类专业大学生创业的资本“门槛”,提升了其创业可行性。
二、北部湾地区经济管理类“双创”型人才的培养路径
(一)转变教育理念,实现“双创”一体化教育
创新教育是以培养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等创新素质以及创新人才为目标的教育活动,注重的是对人的全面发展,是对每一个学生的基本要求,是一种普及性教育。创业教育是开发和提高创业基本素质、培养创业意识和创业精神、形成初步的创业能力、掌握创业基本技能的教育活动,注重于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创新教育与创业教育的目标取向基本一致,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具有互通性,教学功能和作用也基本相同。同时,创新教育与创业教育都作用于同一培养对象,是以不同的角度和层次构建培养对象更为合理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更重要的是,创新与创业之间存在内在必然联系,使得创新教育和创业教育也具有内在联系的必然性[3]。所以,基于北部湾经济区的经济管理类“双创”型人才的培养应实现创新教育与创业教育一体化。
(二)重构培养目标,明确“双创”型人才目标导向
“双创”型人才的目标特征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双创”型人才的一般特征。“双创”型人才应具有扎实的知识储备和较完备的知识结构;具有良好的自主学习、再学习的习惯和能力;具有较强的“双创”意识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意志;具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独到的思维方式,善于判断和把握商机;具有较高的创新能力,实践、实施和拓展能力;具有优秀的团队合作精神和核心竞争力[4];二是经济管理类专业人才的行业特征。经济管理是人们在各类各种经济活动中,对人、财、物、信息及技术等各种要素资源进行合理组织和有效调配,以达到经济活动的有效运行和有效产出,既涉及管人、管事,又涉及管财、管物。所以,基于北部湾经济区的经济管理类“双创”型人才更需要在“懂经营、善管理”的基础上具备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组织创新、服务创新的能力,并能捕捉商机实现创新成果的潜在价值。
(三)创新培养模式,构建“双创”型人才培养机制
经济管理类“双创”型人才需要广博的知识面、复合的经济管理类知识和敏锐的创新意识、扎实的创业实践能力,因此,需要有一种能根据个性、爱好激发学习兴趣、近距离或零距离接触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培养方式。根据北部湾经济区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需要,以及学生个性差异而产生的对教育需求的不同,积极探索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学生自主学习机制和自我发展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方案。可以尝试建立由高校培养与学生自我发展相结合,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结合,校内理论教学、模拟教学与校外实践教学相结合,北部湾经济区经济社会形势教育与国内外背景教育相结合的开放式教育教学模式,充分发挥学生、高校、社会在经济管理类“双创”型人才培养中的多元作用。
(四)改进教学方法,完善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教学模式
培养“双创”型人才离不开改革与创新,面对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北部湾经济区的开放开发,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经济管理类专业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以及教学技术的全面革新。教学方式必须实现从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知识传授型向知识传授与创新、与实践相结合,师生互动、教学相长,并以调动学生自主学习、激发学生求知欲和创造性为主要目标的教学方式转变[5]。首先,注重经济管理类教学内容的超前性、新颖性、实用性,让学生掌握最新的知识,了解世界最新发展动态。其次,加强学生问题意识和思维能力的训练,积极推行问题式教学法、探讨式教学法,强化现代经济与管理规范的培训,提升学生独立思维能力、激活学生创新思维。第三,强调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作为经济管理类专业,一是要大力推行案例教学法,通过组织学生讨论一系列实际存在的经济与管理案例,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使学生掌握有关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二是要广泛运用模拟教学法,运用模拟器或模拟情境使学生在接近现实情况下扮演某个角色,并和其中的人或事产生互动,以达到预期的学习目的,以培养学生资讯获得、动作技能和决策等能力;三是普及推广“实战”教学法,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和工作环境中,使学生在现实情况下扮演某个真实的角色,开展业务工作,以达到真实的学习目的,包括课程设计、课程调查、课程实习、课程实践等。
(五)强化实践教育,建立融校内模拟与校外实践于一体的实践教学模式
实践教育,是经济管理类学生“双创”能力培养的重要环节。首先,立足能力培养构建实践教学体系,整合、优化,实践环节不断更新和优化实践教学内容,科学设计实验教学大纲,创新实验模式。其次,加强以毕业设计(论文)为核心内容的科研训练,明确要求选题紧密结合北部湾经济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企业生产过程等,提高毕业设计(论文)选题的更新率,保证题目的时代性、新颖性。第三,坚持“引社会进学校”和“推学生出校门”相结合,加强校内模拟实践基地的建设,如在校内设立税务大厅、模拟银行、模拟股市、eRp实验教学平台,使学生不出校门就可以在一个仿真的环境中,开展模拟实践教学活动,同时加强校企合作,开拓校企合作新模式。
(六)拓展第二课堂,建立“双创”型人才培养第二通道
“第二课堂”以其教学组织的灵活性、管理的开放性、资源整合的广泛性、资源配置的自主性等方面凸显它的优势[6],是“双创”型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和载体,其目的和效果将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并逐步内化为学生的素质,增强学生的求知欲望,激发学生的“双创”意识和思维,提高大学生的“双创”能力。一是开展“‘双创’论坛”活动以激发“双创”意识和冲动,高校应充分利用校内外教育资源,为学生组织高质量的“‘双创’报告”、“企业家课堂”和“成功校友创业成功报告会”等活动,用专家、教授、企业家丰富的知识和独到的见解及成功的创业历程,激励学生、鼓励学生,增强学生创业的信心和决心[7];二是为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精神,充分调动学生的科研积极性,增加学校学术氛围,学校应建立学生调研课题管理制度,加大经费投入,鼓励学生开展社会生产调研、行业企业调研等科研活动,加深对北部湾经济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认识,鼓励教师吸收优秀本科生参与课题研究,有重点地扶持学生学术性社团建设,充分利用经济管理类学科优势发展物流协会、营销协会等学术性社团,积极鼓励学生办好学术性学生刊物;三是以“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为载体,结合学生的社团活动积极开展创业竞赛、模拟创业实践,集中展示学生的创业成果,科学评价学生的创业能力,积极帮助学生吸引风险投资,适时推出比较成熟的创业团队和创业项目,充分挖掘和开辟校内创业市场,市场化运作社团活动和项目化运作社会实践、大学生勤工助学等活动,作为大学生校内创业的实践载体。
(七)改革考核方式,建立科学的“双创”型人才质量评估体系
一是树立科学、全面、客观的考核观,不仅要考核学生对经济管理类知识的掌握程度,更要考核学生综合运用经济管理类知识的能力和素质,通过考核引导,提升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自学能力、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自我评价和评价他人能力及心理素质、协作精神等;二是改革课程考核内容和方式,构建以检测能力、素质和创新因素为主体的经济管理类专业考试内容与评价标准,减少客观标准试题的比例,加大综合、分析等主观试题的分量,突出对学生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的考核,多给学生提供探索的机会,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求新求异;三是确立学生量化综合测评考核办法,将“双创”精神和能力纳入考核指标体系。
(八)优化师资结构,通过内培外引建立一支“以专为主、专兼结合”的“双创”型师资队伍
培养“双创”型人才的基础在教育,关键是需要有一支具有“双创”型特征的教师队伍。经济管理类“双创”型教师要具有较高的职业理想和健全的人格特征、“双创”型的教育观、完备的经济管理知识结构和职业技能、较高的教学监控能力和较强的经济管理艺术[8]。一是实施经济管理类教师“助长”工程,加大对中青年教师培养的力度,进一步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建立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教学科研团队;积极开展“双创”教育师资培训,聘请“双创”教育专家开设“双创”师资短训班,传授创业理论、知识、技能及“双创”教育方式、方法;鼓励经济管理类教师到北部湾经济区各企事业单位特别是经济管理部门、重点行业企业等进行社会实践或挂职锻炼;对一些模拟仿真系统的实践教师,应鼓励其与企业、证券公司、社会中介等联手,从实际工作中提取、研发适合教学要求的模拟仿真系统;对有条件的教师,允许其进行社会兼职或创业实践。二是加大有实践经验人才的引进力度,以快速提升实践实训教学指导教师的整体素质和业务水平[9]。三是加强与企业家的合作,充分吸收、利用社会创业资源,聘请创业成功人士、企业家、职业经理、投资专家、管理专家担任学校兼职教授,或不定期地到学校进行演讲、开办讲座,使“双创”型师资队伍多元化。
经济发展的类型篇9
关键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评价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4-0-02
一、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2010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共有38个县市，其中12个地级市市区，26个县级行政单元，考虑到县级地域单元与市辖区的乡村发展差异性较大，不具有可比性，因此选取其中的26个县级行政单元的10个社会经济指标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对2011年《江西省统计年鉴》和《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中相关指标的计算。
（二）研究区域概况
2010年末，研究区域内26个县的年末总人口为1399.82万人，其中乡村人口为1235.3，占总人口的88.25%；第一生产总值为4169643万元，占全省第一生产总值的34.58%，其中粮食总产量为919.5万吨，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81.68%。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耕地资源占全省总量的50%左右，水资源占全省的40%，其主要的农产品产量在全省拥有绝对的优势，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乃至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和商品棉基地。
（三）分析方法
1.构建指标体系。乡村性衡量指标的选取应充分反映乡村发展水平并充分体现乡村功能及其变化趋势。因此，在依据指标选取的综合性、代表性、可比性、可操作性和区域性等原则的基础上，从人口、经济、基础设施、生活水平四个方面选取乡村人口比重、农业与非农业产业产值比、农业劳动生产率、农地产出率、农业机械化水平、公路密度、网络覆盖率、人均GDp、人均工业总产值、农村居民收入10个指标作为乡村性评价的指标。在这10个指标中，根据其值对乡村乡的影响分为正负指标，其中，正指标表示其值越大乡村性越强，负指标表示其值越大乡村性越弱。
2.计算方法
①指标的处理：由于各指标所代替的涵义不同，因此存在着量纲上的差异。在做乡村指数计算时首先要对各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本文主要采取阙值法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正指标）
（负指标）
式中，S代表各指标标准化值；x代表第i个指标数值，i=1，2，3...；xmin代表该指标最小值，xmax代表该指标最大值。
②指标权重的确定：由于评价指标中的各项指标量纲不同，不宜直接比较其差异程度，因此，采取变异系数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值。计算公式：Vi=i/，式中：Vi表示第i项指标的变异系数，σi表示第i项指标的标准差，表示第i项指标的平均值。各项指标的权重值为：Vi/
③乡村指数的计算：采用线性加权方法计算乡村性指数，以反映评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县域乡村性的强弱。
计算公式为：
式中：w代表指标的权重；S代表各指标标准化值；Ri代表县域乡村性指数，其值越大则乡村性越强。
表1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乡村性评价指标
二、结果与分析
（一）乡村性指数测算结果及分析
基于构建的乡村性指数公式，计算鄱阳湖生态经济区26个县域单位的Ri，结果显示：26个县域的乡村性均值为0.57，说明了农业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县域中仍占有重要地位，提高农业发展水平关系到整个区域内经济发展的水平；乡村性指数的标准差为0.14，说明了县域尺度上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乡村性与均值的离散程度不大，差异性不显著。
根据arcgis提供的Jenks最佳自然断裂法，把相似性最大的乡村性指数分在同一级，差异性最大的数据分在不同级，将县域尺度上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乡村性划分为5种不同的类型：乡村性弱的区域（0.39≤Ri≤0.41），乡村性较弱区域（0.41
（二）乡村发展类型
乡村的发展是以产业为载体的，因此采用产业发展现状来划分县域乡村发展类型是自然选择。本文主要通过计算三次产业产值相对比重的平均值与标准差作为乡村发展类型的划分指标。一般情况下，某县域某项指标超出该指标的均值与标准差之和，就判定该县域的乡村发展被某项指标所主导。2010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第一、二、三产业产值的相对比重的平均值分别为18.08%、55.76%、26.16%，标准差分别为7.46%、12.02%、7.59%，计算得出三次产业平均值与标准差之和分别为25.54%、67.78%、33.75%。据此，构建划分乡村发展类型的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
表2乡村发展类型划分指标体系
1.第一产业主导型
第一产业主导乡村发展类型中乡村性指数Ri>0.58的地域占到100%，包括乡村性较强中的余江县和乡村性强中的都昌县、鄱阳县、余干县，主要分布在鄱阳湖的东部地区。都昌县、鄱阳县、余干县处于滨湖平原区，水域面积宽广，水产养殖业具有优势明显，2010年，渔业在第一产业产值所占比重分别为32.85%、30.97%、42.25%。因此，应该充分发挥其资源优势，并转变为经济优势，实行专业化生产、规模化建设，引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集科研、生产、销售为一体，扶持企业不断做大做强。
2.工矿业主导型
工矿业主导型乡村发展类型中乡村性指数Ri
发展主要以矿产资源为依托，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大力发展工业园，形成了一定的产业格局，但生产的工业产品科技含量较低，初级产品所占比重较大。因此。应该加大科技投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3.商旅服务业主导型
商旅服务业主导型乡村发展类型中乡村性指数Ri>0.5的地域占到100%，包括乡村性中等的安义县、乡村性较强的星子县和乡村性强的永修县。其商务旅游及其它服务业发展比其他产业具有其独特的优势，有效地实现当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但是其发展水平和发展模式较为落后，处于初级层次。因此，要着重提高其发展质量和服务水平，完善旅游设施，规范经营，提高服务人员职业技能。
4.均衡发展型
均衡发展型乡村发展类型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占61.54%，但在不同县域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乡村性较强的地域占18.75%，主要是万年县、高安市、彭泽县。乡村性中等的地域占31.25%，主要是武宁县、东乡县、瑞昌市、九江县、新干县。乡村性较弱的地域占37.5%，主要是丰城市、樟树市、浮梁县、进贤县、新建县、德安县。乡村性弱的地域占12.5%，主要是南昌县、乐平市。对于这些地域的发展应该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不断优化调整产业结构。
三、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乡村性指数（Ri）衡量公式，对县域尺度上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乡村性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该区域范围内乡村性整体上差异不大，大部分区域处于乡村性较弱和乡村性中等范围，但是邻近鄱阳湖的县域，如鄱阳县、都昌县、余干县，具有很强的乡村性。
本文根据三次产业产值的相对比重分别将其划分为第一产业主导型、工矿业主导型、商旅服务型和均衡发展型乡村发展类型。结果表明：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26个县域中，均衡发展型最多，所占比重为61.54%，其次是第一产业主导型，所占比重为15.38，%，工矿业主导型和商旅服务业主导型最少，所占比重均为11.54%。
乡村性指数可以反映同类及不同类乡村发展类型的乡村发展差异。不同乡村发展类型可能会具有相近的乡村性指数值，亦即具有大致相同的乡村发展水平；而同属一乡村发展类型其乡村性指数差异明显，即乡村发展程度差异可能较大。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第一产业主导乡村发展类型中乡村性较强（Ri>0.58）的地域占到100%；工业主导乡村发展类型中乡村性较弱（Ri≤0.5）和居中（0.50
由此可见，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乡村地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要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对区内政策支持力度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根据其不同的类型，正确选择和构建产业发展模式，对乡村发展要素流动的合理调控和优化配置，促进乡村产业与就业的顺利转型；加快城镇化进程，逐步提高乡村农业现代化水平，以此推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江西省统计局.江西统计年鉴2010[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2]龙镂花，刘彦随，邹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评价[J].地理学报，2009，64（4）：426-434.
1、提高消费者效用，使无差异曲线上移，必须发展休闲经济
人类的需要是非常广泛的，消费者效用的提高包括很多方面的因素。人们不仅需要消费有形商品，还需要消费闲暇、时间等各种无形商品。消费者效用水平的提高，无差异曲线的上移，必须既有钱又有闲。只有有钱，消费者才可能减少购买力的约束，才可能对各种需要做出较多的安排和选择。人们之所以欲求食物，居所，金钱等，只因为它们能够增加人们的功用或效用。同样，还必须有闲，人们对休闲的追求，是因为休闲能带来愉悦的精神感受和心理体验，效用水平的提高有时不只是需要货币，更需要身心能力的体验，需用体验赋予商品中的情感价值。这也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效用。正像吉尔摩和派恩指出的，体验经济也是未来的一种经济形式。因此，原来只考虑消费者货币支付能力的预算约束线的确是有一定缺陷，缺乏解释现实问题的能力。
2、劳动型经济向休闲型经济转变具有必然性
一般认为休闲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之后的经济形态。无论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还是信息社会(有人称为后工业化社会)，人类的经济活动一直处于一种“劳动型经济”状态，它是以追求财富及其占有最大化为目的的效率型经济。而进入知识经济社会之后，人类创造价值的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人类积累了雄厚的财富，建立了高度的物质文明，迎来了休闲经济时代。“休闲型经济”是以追求人生价值最大化为核心的效率经济，是“劳动型经济”的转型。这是因为人类活动将由劳作为中心转为以休闲为中心，休闲成为生活围绕的轴心，休闲经济也将成为经济活动的轴心。经济活动的目的、价值观念、劳动的效率、劳动形式等各个方面都将发生变化。因此，从“劳动型经济”到“休闲型经济”是一种人的生存状态的提升性转型。
3、人类行为终极目的实质是乐生，而乐生的极致就是休闲
卡尔・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设想和描绘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并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劳动。认为在第一阶段劳动仍然是谋生的手段，高级阶段劳动便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时至今日，生产力取得巨大提高，经济飞速发展，劳动不再仅是谋生的手段。随着休闲在人的生活和社会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这一趋势的逼近，“乐生”生活在发达国家已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快乐(hedonic)是以人与对象的物质存在和消耗为基础而产生的一种愉悦或正向的精神体验。国民幸福与快乐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有在能够满足国民幸福快乐这个终极价值的前提下，才具有意义。诚如有学者所提出的，趋乐避苦是人类行为的终极原则，追求快乐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人类所有行为与结果如衣食住行、GDp增长、环境保护等，归根结底都是相对于快乐而言才具有价值的。或者说，人类所有的行为与结果均是手段，快乐才是终极目的。随着中国服务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休闲化的比重将越来越大，工作与休闲的融合不再是遥远的未来。工作与休闲的融合，张扬了工作的人文性和人本性。经济发展的类型篇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