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摊经济的发展历程篇1
关键词：地摊经济；网络营销；微信营销；发展状况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2006401
1研究背景
地摊经济是人类最原始，也是最有生命力的商业活动之一。它的存在具有必然性。虽然“地摊经济”不可避免地会给城市管理带来一些麻烦，但它的社会收益性亦不容忽视。地摊经济作为从古至今的一种经营方式，必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而以不同水平的形式存在着。目前，地摊经济的管理日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我国的地摊经济市场也将越来越规范正式。而同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营销广阔的经营空间、全天候的经营时间、无店铺的经营模式、成本低廉的竞争策略等优点日益突出，尤其是微信营销。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微时代的到来、地摊经济的规范化发展，地摊经济也将跟上时代的步伐，营销方式也将从原来的单一、传统化得到逐渐改善，适应时代的变化，适应消费者的需求。
2市场调查与结果分析
2.1基本信息
此调查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针对地摊经营者而言，另一部分是针对消费者而言。此次调查最终收获有效问卷496份，其中针对地摊经营者部分的有效问卷收获数为265份，针对消费者部分的问卷231份。虽然调研样本未达到预期数量，但数据的真实使之具有一定的参考性。
针对地摊经营者部分问卷中，男性占了48.04%，女性占了51.96%；被调研对象的年龄中，15岁以下占了0%，15-25岁占了26.47%，25-35岁占了32.35%，35-45岁占了23.53%，45岁以上占了17.65%；被调研对象的学历中，小学文凭的占了21.57%，初中文凭的占了26.47%，高中文凭的占了24.51%，专科文凭的占了14.71%，本科及本科以上文凭的占了12.74%。
针对消费者部分问卷，男性占了43.14%，女性占了58.86%；被调研对象的年龄中，10-19岁占了15.69%，20-29岁占了41.18%，30-39岁占了23.53%，40-49岁占了7.84%，50岁以上占了11.76%。
2.2研究结果和分析
2.2.1地摊经营者
从调查问卷中显示，地摊经营者中已使用了微信营销的占了19.18%，未使用微信营销的占了80.82%。而未使用的原因主要是对微信营销的具体操作不太了解（占了49.40%），认知不足。但若教于期使用发放，愿意尝试使用微信营销的程度都比较强（占了60.67%）。因此地摊经济结合微信营销发展的空间较大，只要人们掌握了微信营销的技术，大部分地摊经营者都愿意尝试使用。
同时，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分析，我们发现随着学历的升高，地摊经营者对微信营销的了解程度也会随之加深，对微信营销的使用率也逐渐增加。如表1所示。对于地摊经营者而言，特别是中等学历及中等学历以上的经营者，他们大多数倾向于经营方式的创新，愿意尝试微信等网络营销的方式。
从调查问卷中显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购买地摊物品的仅占27.45%，因此地摊在人们的生活中占了较大的比重。同时对消费者年龄进行分析发现多数为年轻者，地摊经济消费者中10-39岁的占58.63%，10-50岁以上的占41.37%。在“消费者对地摊经济结合微信营销方式的认可度”调查中显示，大部分消费者接受并认可此创新方式，同时年龄也营销者人们的看法，如表2所示，较为年轻的消费者大多数认可并接受将地摊经济结合微信营销的方式，而地摊经济中的消费者大多数又都是年轻者，因此地摊经济中植入微信营销是可行并且能被接受的方式。
2.3建议
针对地摊经济而言，网络营销模式的选择也需要切合地摊经济的特点、产品的特质。以微信营销为例，内容如下：
（1）查找附近的人：地摊经营者可建立微信号，备注自己的摊名、产品等资料。消费者便可以通过“查找附近的人”，发现身边的地摊商家，并了解一定的商家信息，也可以通过“打招呼”向商家询问更多详细的产品信息，之后选择是否购买产品。由于地摊的信用相对较低，大体上应以线下购买为主，可前往商家摊位购买也可线上预定货到时线下支付。同时经营者也可以通过“查找附近的人”向消费者推荐自己的产品，宣传产品，虽然效率有限，但也可行且有效的方式。当然如果微信扫一扫中添加周边小摊美食等栏目效果会更佳。
（2）扫一扫：利用特定的活动，使消费者通过“扫一扫”关注地摊者账号，从而锁定一定的消费者，针对性较强。采用这种方法可定时向消费者推送自己的产品。这要求产品有一定的吸引性，对质量稍有要求。
（3）微信公众平台：此方法可推送的信息量较大，比较实用，但建议同一区域的地摊者互相合作，建立共同的公众平台，一同交给第三方管理，日常推送产品更新、产品活动等，可加入小故事，笑话之类的内容。主要以周边的居民等消费者为主进行宣传。
3地摊经济中植入微信等网络营销的意义
地摊经济虽然简单，但是它同样也需要营销手段。从调查中，我们发现消费者和地摊经营者对地摊营销方式的创新都有一定的需求，消费者想要更便利，提前或及时了解商家产品及位置，提前预定；而经营者想要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及回头客。地摊经济中植入微信等网络营销是一种需求，一种创新。
（1）社会意义：地摊经济在方便居民生活、缓解就业压力等方面发挥着极大的作用，植入微信等网络营销的方式不仅能适应变化的消费者消费方式，也将有利于提升地摊经济经营者的自信心，改善地摊经济经营者的生活质量，适当减缓就业压力、生活压力。
（2）经济意义：地摊经济是城市里的一种边缘经济，收益性小，但是地摊经济的市场却也十分庞大。庞大的摊贩群体，在城市中从事着“衣食住行”中的各种行业，深刻影响着城市居民的生活。在地摊经济中植入微信等网络营销将有利于地摊经济的发展，提高摊主的收入，利于经济的发展。
（3）文化意义：地摊经济丰富了城市的文化结构，能够营造一种特殊的城市街头文化。摊点上摆放的物品常常能体现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不论是生活区、闹市地段还是旅游景点，都能够让市民与游客感受地方的特殊风味。在地摊经济中植入微信等网络营销的方式将促进地摊经济的发展，丰富地摊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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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摊经济的发展历程篇2
关键词：摊贩；城管；外部性；交易成本
1引言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关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国家发展进步的重大举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在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遍布于各大城市的摊贩治理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如何更好地规范城管与摊贩间的关系，是我国进一步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一环。
对于城市摊贩问题的探讨，学者们多是从摊贩经营的特点以及城管执法的不规范等方面作为分析的焦点。我国目前处于转型时期，而转型过程中的体制改革等在使得国民经济获得较快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城市中大量的人员因年龄、知识、技能等原因而失业。由于摊贩经营的进入成本低，经营成本小，见效快，而且适应性强，灵活度大，因而成为了劳动力和时间等均较为充裕的的失业人员和农民工的经营方式之一。同时，我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要求摊贩必须持有卫生部门的健康证明，并在经营时进行注册登记，但由于登记注册的成本相对过高，且注册程序繁琐，摊贩大多没有按照上述规定执行，而是投机取巧进行经营，从而造成了摊贩经营的非法化，成为了城管执法的重点对象，并出现了暴力执法现象。另一方面，由于摊贩多是由下岗失业人员及进城打工的弱势群体组成，国家的社会保障力度相对较弱，而且这一群体，作为城乡边缘人，经常遭受各种歧视，缺乏维护自身利益的话语权，加上政府部门的多头管理，滥设收费项目等，摊贩同样出现了暴力抗法现象。
目前，针对城管与摊贩间的矛盾纠纷，一些城市提出了按照“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原则进行治理，或直接设置“摊贩中心”，但事实证明，这些办法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两者间的矛盾，甚至还有扩大的势头。
本文结合了以往学者对两者之间特点的分析，首先对城管与摊贩的历史变迁进行了说明，然后以利益矛盾为出发点，从产权视角对城管与摊贩间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2城管与摊贩的历史变迁及其现状
我国城市管理部门，或称综合执法局（简称“城管”）是在20世纪80年代大规模治理“脏乱差”而成立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办公室”（简称“五四三”办公室）基础上产生的。20世纪90年代，为解决由于城市流动人口急速增长带来的城市管理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国家根据行政处罚法及其它相关法律的规定和原则，实施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综合执法改革。1997年，北京市宣武区成立全国第一个城市管理监察大队。至此，在民众中有着重大影响的城管才名正言顺地出现。有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尚方宝剑，全国各地城管纷纷招兵买马，职权更在一天天扩大。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为他提供了施展拳脚的广阔舞台。
目前城市管理部门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范围包括市容环境卫生、城市规划管理（无证违法建设处罚）、道路交通秩序（违法占路处罚）、工商行政管理（无照经营处罚）、市政管理、公用事业管理、城市节水管理、停车管理、园林绿化管理、环境保护管理、施工现场管理（含拆迁工地管理）、城市河湖管理、黑车、黑导游等13个方面。而本文主要是考察城管与摊贩之间的关系，因此集中于城管的处罚权与摊贩利益的关系。
事实上，我国城管部门的产生与流动摊贩的变迁有密切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可以大概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1949年到1977年。这段时期的流动摊贩主要是农村中的私营商业者。国家把他们定性为劳动人民，但由于其生产方式落后，不符合国家“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要求，同时也为了让他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共同致富，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其改造的方式不像现在动用行政力量进行。而是以“团结——批评——团结”为思路，运用公私合营、合作小组、代销、经销等方式，把流动摊贩纳入到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流动摊贩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杜绝。
第二时期是1978年到1996年，随着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的部分剩余劳动力得到了解放，许多农民开始到城市谋生，由于流动摊贩市场准入低，成本
少，成为很多农民的谋生手段。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在加上全国开始大搞创建卫生城市活动，流动摊贩无疑成为城市治理的对象。城管部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不过当时的城管部门只是一个临时的机构，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其人员也不固定。他们主要的职责就是路边去赶摊贩，捡走路人丢下的垃圾等。
第三时期是1997年到2005年，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出现了大量下岗失业职工，由于他们既无资金也没有有没有一技之长，再加上很多人都是岁数比较大的，因此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加入到了流动摊贩的队伍中去，影响城市生活的社会问题愈加严重，为此各地政府相继出台法律法规，把处罚权集中于城管部门身上，城管部门也正式的成为了地方政府的执法机构。
第四时期是2005年至今，随着城管部门执法不规范和管理不严格，爆发了许多城管与摊贩的矛盾，有的甚至上升为暴力执法和暴力抗法，城管与摊贩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城管部门需要一次新的变革。
从上面城管与摊贩的历史变迁可以看出，摊贩经济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它是转型经济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他在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由于我国当前存在着庞大的收入微薄的弱势群体。广大农民和城市下岗工人等收入低，无法与先富起来的企业家、商人等一样付高额的租金在大商场、超市经营，摆摊经营成为市场准入低、成本少的谋生手段。同时由于价格便宜，很多低收入阶层也很喜欢在摊贩购买东西，这样可以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小摊贩作为弱势群体以极低的成本维持生存，本身就是值得鼓励的。在我国市场经济的转型中，摊贩经济能够吸纳一部分未就业人群，同时为许多人提供价格低廉的服务。这不仅缓解了社会的矛盾，同时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因此说摊贩经济在我国目前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但是，目前摊贩经济也存在许多问题，首先就是占道经营，道路作为公共产品主要在于实现人车分流，而摊贩经营占用很多道路对行人造成了很多不便同时对市容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其次，一些经营食品等的商贩对道路和空气造成的污染，这些污染对周围的居民产生了很大的不好的影响。再者，由于我国摊贩缺乏管理，其流动性很强，设施简陋，因此其贩卖产品的质量很难保证，即使给购买者造成了损害也很难追究其责任。因此综上，依法规范流动摊贩势在必行。
而目前我国城管执法也面临许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缺乏相关的法律支持，目前城管的行政处罚权主要是相关政府部门的多部门让权。因此作为城管既没有上级部门，也没有下属单位，处境极为尴尬。而且行政处罚法只赋予行政机关相关的执法权，而城管是否属于行政机关，是没有相关法律支持的。
二是城管执法过程中对执法程序的漠视，很多地区的城管在执法过程中自由裁量度大，即使是依据《行政处罚法》予以处罚也没有依据合理地法律程序，城管罚款是并没有相应的罚款标准，收缴工具也没有相应的程序支持。这样难免会滋生腐败现象。而且许多城管还是临时工或者短期合同工，即使发生腐败行为，也不能像公务员那样给予行政处分。执法过程基本是无约束的。
三是缺乏服务意识，城管作为城市管理者，宗旨应该是服务市民。相反，很多城管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服务者，而把自己当成管理者。因此在执法过程中带有许多个人主义，难免会发生暴力执法现象。
四是录用执法人员程序不合理，且缺乏系统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岗位基本素质培训。目前城管队伍中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他们中有短期临时工，有部队转业人员，甚至还有一些高学历人员。队伍的参差不齐会造成对城管管理的混乱，而且对于缺少一个法律约束和上级组织的机构，很容易造成执法不规范。
3基于产权视角的制度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解决城管与商贩经济之间矛盾最主要的方面在于解决摊贩经济带来的外部性。这种外部性一方面体现在占道经营和环境污染上，道路和空气作为公共财产，人人都有使用的权利。但作为公共财产，通常任何一个成员有使用权，但没有交换权，个人份额不能资本化。权利不会因不使用而丧失，同时权利持有人一旦离开团体就不能再受益。公共财产并不必然意味着每个持有人对有关资源的使用量是均等的。个人可以使用一定份额的资源，但并不以某一特定的物质单位来表示。在这里我们把道路和空气看成是居民的共同财产，任何人都有使用道路和空气的权利。行人和居住在周围的居民有对干净道路和良好环境的权利，摊贩有在道路上摆摊的权利。行人在道路上行走一般不会对道路造成很大的破坏，同时周围居民一般也不会对环境造成多大的破坏，但是摊贩在道路上经营会对公共道路和环境产生负效应。这里的负效应主要是指对道路的污染和占用以
及对周围空气环境的破坏。而这种负效应并没有进入摊贩经营的成本中。而外部性的另一方面主要体现在产品的质量上，他们在经营的过程中经常缺斤少两，并且物品的质量和卫生很难保证。由于摊贩一般都是流动性作业，购买他们东西的消费者一般都是过客，所以即使购买的东西对消费者造成损害，也很难再找到当时购买的摊贩。因此对消费者损害的外部性也没有进入摊贩的成本中。
之所以产生上面的外部性很大一方面是产权界定的不清楚，产权的一个主要作用在于使外部性内部化，在外部性内部化后，每个人都要对自己行为的全部结果负责，而这是一个有效激励机制的先决条件。因此，产权的配置方式就要和所解决的外部性问题的特征相匹配。就外部性的波及范围，可能涉及私人，社区和全社会等几个层次，外部性能够在哪个层次上被内部化，就应该把产权配置给那个层次。如果某种外部性的波及范围只是少数几个人，那么产权就应该界定给私人，如果外部性的波及范围主要是周围的居民，那么产权就应该界定给社区，如果外部性的波及范围是全体公民，那么产权就应该界定给全体社会。
然而，我们城管在执法的过程中主要是使用驱赶、罚款和没收摊贩物品等手段试图消灭摊贩经济。这样不但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还会产生另外的问题。作为法律意义上没有界定清楚的城管，作为政府的人，其职责应该是消除摊贩经济的外部性。但是许多城管在执法过程中暴力没收属于摊贩的物品。他们没收的物品大多属于小商贩的劳动所得，属于商贩们的私有财产，从产权的角度说，其产权界定应该属于商贩，因此，除法院强制执行外，其他机构无权没收属于商贩们的私有财产。因此产权界定不清楚是导致城管暴力执法和摊贩暴力抗法的根源所在。
因此，就摊贩经济而言，如果摊贩造成外部性的波及范围是全社会，就应当把产权——主要指道路使用权和环境权——界定给全社会。如果摊贩造成外部性的波及范围主要是社区，那么就应该把产权界定给社区。因为如果产权界定的不清楚，会使消除外部性的成本非常高。进而使得外部性无法消除。我们假设摊贩具有占道和污染环境的权利，那么路人为了要求宽敞干净的街道和良好的环境，可以支付给摊贩一笔费用以便能消除这种外部性。但是由于道路和空气不能排他的使用，难免会有搭便车行为，要想在所有行人之间达成一个协议将要花费很大的费用，可以想象，虽然宽敞干净的道路对每个行人的价值总和超过摊贩占道污染对摊贩的价值，但由于达成协议的交易成本很高所以外部性很难消除。反过来，假设行人拥有宽敞干净道路和清洁空气的权利，因此摊贩要想使用道路要经过所有行人的同意，假设摊贩想要获得部分在道路经营和排污的权利，他就要一一与所有者签订合同，其成本也是很大的，因此协议很难达成，这种外部性很难消除。但如果根据外部性波及的大小，把产权界定给那些外部性影响最大的那些人，那么达成协议的交易成本将会降低很多，协议也就容易达成了。
4政策建议
要想解决摊贩经济和城管之间的矛盾，关键应该从制度层面上解决摊贩经济的外部性。根据上面的论述，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采用分区域管理的办法，对于那些摆摊会造成通行不便，严重影响市容的地方，比如广场、车站和主干道两侧等，其外部性的波及范围很大，因此应该绝对禁止在该区域摆摊。这种地方的管理应该有市政府来进行。而对于那些妨碍行人和影响市容较少的地方，其外部性的波及范围中等，应该在区政府的管理下，在对摊位的规模、经营时间和经营范围有一定的限制的情况下有条件的进行摆摊。而对于那些像住宅区，社区等其外部性主要影响本辖区的居民的地方，应该把权力界定给社区，由社区和摊贩进行协商，把外部性内部化。
根据上面的安排，一方面解决了由于产权界定不清所导致的外部性难以内部化的情形，另一方面也解决了摊贩的流动性，使得摊贩能够在相对固定的地方集中经营。而这种集中经营可以解决对消费者损害所造成的外部性。摊贩在市场的作用下优胜劣汰。此外摊贩之间的相互依赖还可以产生规模经济，即平均成本降低。产生规模经济的原因包括共同利用相关的电力供应和水源供应等设施。同时对于消费者，也可以实现规模经济，比如在消费者买菜的时候通常不止买一样，各种摊贩在一起消费者就不必东奔西走到处寻找，只需在一个地方就基本可以买到需要的全部物品。
地摊经济的发展历程篇3
【关键词】赋税制度；什一税；两税法；一条鞭法
一、中国古代农业赋税制度变革历程
中国农业赋税制度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夏朝。据《尚书・禹贡》记载：“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可见，当时已经存在农业赋税制度，具体的征收方法是被后世广为赞赏的“什一税”。《史记・夏本级》中记载：“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贡、助、彻是夏、商、周三代不同的赋税制度。所谓“五十”、“七十”、“百亩”也只是一个大约数量，是分派给每个家庭所能耕种的田亩数。“其实皆什一矣”，即按土地年产量的十分之一征收赋税，这个十分之一赋税额是“校数岁之中以为常”，是以若干年的平均产量为标准的。西周时，赋分九类，《从周礼・天官・太宰》中记载：“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三曰邦甸之赋，四曰家削之赋，五曰邦县之赋，六曰邦都之赋，七曰关市之赋，八曰山泽之赋，九曰币余之赋”。其内容包括田赋、人口税、关税、商税、物产税等。秦统一后，实行“黔首自实田”，规定田赋有田租、口赋、力役三种形式。因此，以后各代的赋税在狭义上仅指土地税和户口税，而在广义上还包括商税、货税、物产税等，称为征榷、杂役等。
从西汉开始，国家推行算赋、口赋、田租、徭役、等农业赋税形式。“算赋”，是对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始于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它规定：凡民年15―56岁，每人交120钱，贾人及奴婢加倍；汉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对民间女子15―――30岁不嫁的加收5倍；汉文帝时减算赋额为每人40钱，一年一次，每年8月纳征。“口赋”是对未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始于汉武帝，它从3岁起征，至元帝时改为7岁，每人23钱。“田租”也称田赋，是以土地物产为征收对象的赋税。高祖时规定十五税一，景帝时改为三十税一。“徭役”是成年男子必须服的劳役。汉代规定23岁至56岁男子，每年要到郡县服徭役一月，称为“践更”，如不服役则须出2000钱。适龄者又有每年戍边三日力役，以路途遥远难以往还索钱300文，称为“过更”。
汉代建立的税收制度可以说是一套比较完整的赋税制度。它不仅对稳定当时社会生产和经济秩序，为国家开辟财源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对以后各代的赋税制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唐代前期，在北魏均田制的基础上开始实行“租庸调制”。规定：每个男丁每年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纳绢或绫二丈、绵三两，叫做“租”；不产绵地区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叫做“调”；此外，每丁每年服徭役20日，闰月加2日，如无徭役，则纳绢或布替代，称为“庸”。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和均田制的破坏，在农民失去土地，经济情况趋于恶化的形势下，政府只凭户籍人丁征租庸调，人民已不堪忍受。为了逃避赋役，百姓“多去本籍，浮食闾里”。因此，到唐代中后期，租庸调制已处于名存实亡的境地。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我国农业赋税制度也不断随着形势而发展变化。其中，唐朝中期的“两税法”，明朝中后期的“一条鞭法”，清朝前期的“摊丁入亩”则是这些赋税变革中力度最大的三次。它们的实施不仅对稳定当时的社会经济秩序，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减轻人民负担，缓和阶级矛盾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还对后来的社会经济发展，赋税制度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一、两税法的实施标志着中国赋税制度的征收由以人丁为本开始转向以土地、资产为本
纵观两税法实施之前的中国赋税制度，大都是以人丁为征税之本，而以人丁为征税之本的前提条件是纳税人必须有相应的土地、资产。唐朝前期由于实行均田制，广大农民基本都有田可耕，社会经济繁荣。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畅行无阻，税源充盈。然而，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特别是安史之乱爆发，唐朝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大批农民丧失土地沦为地主的佃户，唐朝政府控制的农户越来越少，赋税来源逐步枯竭，以均田制为基础，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已经无法实行，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唐朝政府为了增加收入，另立多种税目，恣意勒索，以致“科敛之名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人民负担日趋沉重，社会矛盾一触即发，这种情况如再继续下去，将危及唐朝政权的存在。以上情况说明对旧税制的变革已经刻不容缓。
公元780年（建中元年）正月，唐德宗接受宰相杨炎的建议，下令正式实施两税法：“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予人，量出以制人。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14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废支总统焉。”两税法的实施扩大了税源，简化了手续，增加了财政收入，挽救了唐朝中期以后的经济危机，稳定了唐朝政权的统治。而更重要的是为赋税制度确立了一个合理的、新的征收标准。从此以后，征税标准开始从人丁转移到土地、资产。
第二、一条鞭法的实施使我国赋税征收方式开始放弃实物制，实行货币制
明朝中期以后，土地兼并严重，各种社会矛盾开始集中显现，并呈蔓延之势，明朝的统治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挽救明朝的危亡，明神宗起用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实行了一系列旨在富国强兵的改革。除了在政治、军事、民族关系上实施改革之外，张居正认为财政是国家之邦本，政权之基础，因而对财政改革加倍用力，使财政改革成为整个改革的重点。
公元1578年（万历六年），张居正下令清丈全国土地，使纳税田亩增加了280万顷，改变了过去“小民税存而产去，大户有田而无粮”的现象。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张居正又于公元1581年（万历9年）将嘉靖以来由大学士桂萼首先提出，海瑞等在东南部分地区试行过的新税制一条鞭法颁行全国。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是：“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
一条鞭法的推行是中国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它上承唐朝两税法，下启清朝摊丁入亩。在当时起到了减轻农民负担，抑制各级封建官吏、豪强地主对农民的勒索、盘剥，缓和阶级矛盾的作用。特别重要的是以银征税，使封建时代的实物税制转向了货币税制，使封建国家的赋税征收基本货币化。以银征税，扩大了社会的商品市场，有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因此，一条鞭法成为中国赋税制度的演变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第三、摊丁入亩彻底取消了中国农业赋税制度中的以人丁征税的方式
清朝入关之初，赋税制度仍沿袭明朝旧制，实行一条鞭法。赋税分为田税和丁税两种，折银征收。然而自明末社会大动乱以来户口、土地册籍已荡然无存，地亩和人丁很难确知，特别是人丁数更难查清，赋税征收毫无根据。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清朝在顺治年两次以明万历时的旧籍为准编纂了《赋役全书》，并建立了黄册和鱼鳞册，与《赋役全书》相对照，作为征收赋税的依据，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丁额不实、丁银难收的问题。随着土地的日益集中和人口的不断增长，无地、少地的农民越来越承担不起丁税的重负，他们或迁徒流亡，或隐匿户口，不但使清政府征收丁税失去保证，还使清政府无法掌握人口实数，同时加剧了社会动荡。
鉴于这种情况，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统治秩序，清政府分两步完成了摊丁入亩的改革。第一步，清政府于1712年（康熙50年）宣布，以1711年（康熙50年）全国的丁银额为准，以后新增人丁不再加赋，称“盛世兹生人丁，永不加赋。”首先把全国征收丁税总额固定下来；第二步，清政府于1723年（雍正元年）下令，将康熙末年已在四川、广东等省试行的摊丁入亩办法推广全国，把康熙50年固定下来的丁银额全部摊入地亩，与田赋一体征收。摊丁入亩，又称地丁合一，或称地丁制。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一百余年，除盛京外，全国各地基本完成。
摊丁入亩的实行，是中国赋税制度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对清朝的统治和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摊丁入亩简化了税收原则，只按土地的单一标准收税。这样，不但稳定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有助于封建统治秩序的正常运行，而且还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削弱了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农民有了更多的人身自由。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对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当人口数量的增长超过了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它所带来的更多的是负面效果。从这一点来看，摊丁入亩的实行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将是深远的。是摊丁入亩取消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的人头税，在客观上起到了鼓励人口增殖的作用。此后，中国人口数量急剧增长，人口数量的增长在一定时期内为社会提供了大批新生劳动力。
赋税，是古代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是国家用于国防军事、城建、水利、文教以及维持宫廷、官僚和常备军队的开支所需之经费。从本质上讲，国家的赋税体现了统治者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它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先天性的根本缺陷。尽管这样，两千多年来在历代王朝的不断改革下，形成的一套适合封建国家的赋税制度，对促进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广大人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曾起过积极作用，其中某些合理有用的部分对我们今天的税收制度改革不无借鉴之处。
二、我国古代农业赋税制度对当今的借鉴意义
从我国农业赋税制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在中国，农业赋税制度的演进大体沿着三条道路前进：一是从以丁征税到以资产征税；二是从实物形式向货币形式转化；三是从赋税和劳役等多税种相结合逐渐向单一的赋税结构过渡。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唐宋和明清时代的三次较大规模的农业赋税制度变革上。如从唐代“两税法”由以人丁为本征收赋税开始转向以土地、资产为本征收赋税，经过“王安石变法”和明代的“一条鞭法”，到清代雍正时“摊丁入亩”就基本上放弃了人头税，实行以地税为主的农业赋税制度。从生产力发展的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由于历史等各种原因，我国农村和农业至今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尤其是涉及农业赋税制度中的各种乱摊派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农民负担仍然很重，“三农”问题成为我国当今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也是阻碍我国加速实现现代化、进入小康社会的最主要障碍。从农业赋税的角度来看，农业和农民负担过重是形成“三农”问题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减轻农业和农民负担，改革农业赋税制度成为当务之急。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首先要减轻农民负担，实行“轻徭薄赋”，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其次，要彻底禁止农村中的各种乱收费，实行单一的农业税收制度。第三，要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国家要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推动农业走科技化的道路，实现农业现代化。
参考文献：
[1]褚鸿运：《中国古代赋税制度变革的三大里程碑》载《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0年12月第6期.
[2]吕建中：《中国古代赋税制度述略》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3]侯绪庆：《中国古代赋税制度演进的基本线索》载《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12卷第五期.
地摊经济的发展历程篇4
一、什么是街头摊贩占道经营
研究“占道经营”首先要界定什么是占道经营。不难发现，在政府部门的公告，电视、报纸的新闻报导中，“占道经营”一词几乎总是与“集中整治”、“治理”、“取缔”等词语同时出现。城市管理部门清理整治的占道经营行为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沿街店铺利用门前空地或道路进行店外经营的行为(城管部门通常称之为“伸舌头”)；二是街头摊贩利用路边空地或广场等公共空间从事简单的商品交易的行为。本文主要将第二种情况，即小商小贩在城市街头的贩卖活动（即街头摊贩的占道经营）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相关的公共管理理论进行公共利益辨析，其原因有三：一是根据相关的统计资料显示，在发生的占道经营情况中，90%以上为小商小贩的街头贩卖活动；二是占道经营治理中所积累的矛盾和出现的暴力抗法等问题也主要来自于对街头摊贩的取缔行动中；三是街头摊贩主要由下岗失业人员、农村转移劳动力、丧失部分劳动能力的残疾人等无法进入正规部门就业的弱势群体构成，关注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对其所从事的占道经营活动进行研究，对于在城市管理中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明确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及其选择原因的基础上，本文给出“街头摊贩占道经营”的定义：城市无稳定职业者为获得经济收入以满足自身或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利用城市路边空地、广场、绿地等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所从事的小规模的未得到政府主管部门认可和保护的商品经营活动。
这一定义包含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从业人员：实施占道经营的街头摊贩来自于“城市无稳定职业”群体。按户籍属性区分，这一群体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以下岗失业职工为主的具有城市户籍的无稳定职业人员，二是进城务工的农村转移劳动力。
（二）从业动机：街头摊贩限于自身条件，迫于生计而实施占道经营行为，其动机是“获得经济收入以满足自身或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其在主观上并不存在破坏市容环境等公共利益的故意，其在客观上弥补了城市商业网点覆盖能力的不足，方便了市民生活。
（三）经营地点：城市路边空地、广场、绿地等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这是本文所研究的占道经营问题在空间上的规定性：一是本文的研究范围仅限于城市；二是占道经营的实施地点为城市中开放的公共空间。而如何发挥城市公共空间除通行能力之外的多种用途，从而彰显城市特色、增添城市魅力、增加就业机会、恢复城市活力正日益为城市管理研究者所重视。
（四）行业特点：“小规模的”“商品经营”活动。街头摊贩在学历、年龄、劳动技能等方面大多处于劣势，难以进入正规部门就业，所以其从事的占道经营活动具有技术要求低、投入少、规模小、见效快的行业特点，而这一非正规就业形式为缓解就业压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五）政府态度：街头摊贩的占道经营活动“未得到政府主管部门认可保护”，属于违法行为，因而受到城市管理部门反复的清理取缔。在政府部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对占道经营取缔过程中，城市管理者与摊贩之间积累了一定的矛盾。
从“街头摊贩占道经营”定义这五个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出，摊贩实施占道经营是在自身生存能力和就业条件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为维持生计而进行的一种“自我救济”方式，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违法的行为，但本身并不存在“违法”的故意。而政府部门为了维护市容环境等公共利益，对其反复加以取缔，致使以弱势群体为主的摊贩群体在难以找到其他生活出路的情况下，与政府部门维护市容环境的执法权之间产生了矛盾，并且发生了一些暴力冲突和流血事件，从而使占道经营治理问题成为一个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社会问题。
二、运用公共管理理念分析街头摊贩占道经营活动
从城市管理部门的角度出发，维护城市的美好环境应该是符合大多数市民的公共利益的，而市民却对城管执法人员在占道经营治理中的执法行为颇多指责，对被查处的街头摊贩则抱有深切的同情。城市管理部门认为，他们代表的是广大市民的利益，数以百万计的市民与一个城市中存在的数以万计的街头摊贩来比，自然是大多数。也就是说，城市管理部门的“取缔占道经营”行动代表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可为什么依法行事的保护大多数人利益的执法行为却陷入令“多数人”和“少数人”都不满意的境地呢？其实，仅仅将占道经营视为一种违法行为还远远不够，该问题的边界已远远超越了违法和执法简单认识，我们还要从这种行为实施者的生存状况，摊贩经济的存在对缓解社会就业压力的作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角度重新审视占道经营问题。本文将分别运用“需求层次理论”、“帕累托改进原则”和“外部性分析”来论述：维护公共利益不能成为城市驱逐摊贩的理由。
（一）摊贩从事占道经营的需求层次理论分析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指出，人都潜藏着从低到高五种不同层次的需要，这五种需要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情感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人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来的各种需要的迫切程度是不同的。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才是激励人行动的主要原因和动力。一般来说，某一层次的需要相对满足了，才会向高一层次发展，追求更高一层次的需要就成为驱使行为的动力。那么，街头摊贩处于需求层次理论所给出的哪一个需要层次，他们就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们首先要对占道经营从业者即街头摊贩的在社会生活中所处阶层和生存状况进行分析。根据中国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课题组的分析，将当前中国社会划分十大阶层，这十大阶层分别为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市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占道经营从业者群体显然属于十大阶层的最底一层，城市无业、失业、半失业者是城市中最贫困的群体。该群体的普遍特征是“四低”：低学历、低劳动技能、低收入、低社会保障（或者根本不享受任何社会保障）。他们明显处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所描述的最低层，即生理需要层面，他们成为街头摊贩的主要原因和动力，就是因为占道经营几乎无进入门槛和技能要求，成本低、见效快，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满足最低的生存需要。我国春秋时期的政治家管仲曾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要求商贩在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尚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为保证市容市貌来放弃为自己提供生活来源的“霍布森选择”是并不现实的。
（二）在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中要体现“帕累托改进”原则
城市管理者取缔占道经营并不是为一己之私，他们也是在维护公共利益。那么，我们在这里需要辨析一下什么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代表哪些人的利益，少数人的利益是否可以在以保护多数人利益的名义下变得无足轻重呢？关于什么是公共利益，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并没有一个被大家普遍认可的概念。但在以下几个方面上是被普遍认同的：一是公共利益并非仅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少数人的利益也是公共利益的组成部分；当少数人的利益因所谓的公共利益而受到损失的时候，需要对受损一方进行必要的补偿，通过这种补偿来实现或者说接近达到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
目前城市中的摊贩群体主要由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村转移劳力构成，他们不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化进程的受益者。改革是世界和历史潮流，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要想获得永续发展，只有坚持继续深化改革。改革使国力迅速增强，经济迅猛发展，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在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得以提升的同时，有些人成为改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他们并未在改革中获益，而是加入了无稳定职业群体的行列。根据帕累托改进“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原则，他们理应得到相应的补偿，理应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维持正常的生活。但目前尚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小，覆盖率低，大部分城市非正规就业者还处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因此，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走上街头，成为摊贩，以这种“自我救济”的方式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
从城市管理部门的角度出发，维护城市的美好环境应该是符合大多数市民的公共利益的，而市民却对城管执法人员在占道经营治理中的执法行为颇多指责，对被查处的街头摊贩则抱有深切的同情。城市管理部门认为，他们代表的是广大市民的利益，数以百万计的市民与一个城市中存在的数以万计的街头摊贩来比，自然是大多数。也就是说，城市管理部门的“取缔占道经营”行动代表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可为什么依法行事的保护大多数人利益的执法行为却陷入令“多数人”和“少数人”都不满意的境地呢？其实，仅仅将占道经营视为一种违法行为还远远不够，该问题的边界已远远超越了违法和执法简单认识，我们还要从这种行为实施者的生存状况，摊贩经济的存在对缓解社会就业压力的作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角度重新审视占道经营问题。本文将分别运用“需求层次理论”、“帕累托改进原则”和“外部性分析”来论述：维护公共利益不能成为城市驱逐摊贩的理由。
（一）摊贩从事占道经营的需求层次理论分析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指出，人都潜藏着从低到高五种不同层次的需要，这五种需要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情感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人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来的各种需要的迫切程度是不同的。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才是激励人行动的主要原因和动力。一般来说，某一层次的需要相对满足了，才会向高一层次发展，追求更高一层次的需要就成为驱使行为的动力。那么，街头摊贩处于需求层次理论所给出的哪一个需要层次，他们就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们首先要对占道经营从业者即街头摊贩的在社会生活中所处阶层和生存状况进行分析。根据中国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课题组的分析，将当前中国社会划分十大阶层，这十大阶层分别为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市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占道经营从业者群体显然属于十大阶层的最底一层，城市无业、失业、半失业者是城市中最贫困的群体。该群体的普遍特征是“四低”：低学历、低劳动技能、低收入、低社会保障（或者根本不享受任何社会保障）。他们明显处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所描述的最低层，即生理需要层面，他们成为街头摊贩的主要原因和动力，就是因为占道经营几乎无进入门槛和技能要求，成本低、见效快，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满足最低的生存需要。我国春秋时期的政治家管仲曾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要求商贩在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尚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为保证市容市貌来放弃为自己提供生活来源的“霍布森选择”是并不现实的。
（二）在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中要体现“帕累托改进”原则
城市管理者取缔占道经营并不是为一己之私，他们也是在维护公共利益。那么，我们在这里需要辨析一下什么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代表哪些人的利益，少数人的利益是否可以在以保护多数人利益的名义下变得无足轻重呢？关于什么是公共利益，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并没有一个被大家普遍认可的概念。但在以下几个方面上是被普遍认同的：一是公共利益并非仅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少数人的利益也是公共利益的组成部分；当少数人的利益因所谓的公共利益而受到损失的时候，需要对受损一方进行必要的补偿，通过这种补偿来实现或者说接近达到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
目前城市中的摊贩群体主要由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村转移劳力构成，他们不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化进程的受益者。改革是世界和历史潮流，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要想获得永续发展，只有坚持继续深化改革。改革使国力迅速增强，经济迅猛发展，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在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得以提升的同时，有些人成为改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他们并未在改革中获益，而是加入了无稳定职业群体的行列。根据帕累托改进“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原则，他们理应得到相应的补偿，理应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维持正常的生活。但目前尚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小，覆盖率低，大部分城市非正规就业者还处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因此，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走上街头，成为摊贩，以这种“自我救济”的方式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
社会中的一部分在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提升的同时，自身利益受到损失，他们理应通过社会保障体系得到相应的补偿，在这种补偿尚不到位的情况下，“帕累托改进”原则并未得以实现，如果政府和社会对于他们的“自我救济”行为给予宽容、理解和引导，允许摊贩通过自食其力解决生存危机，我们可以将这种解决办法作为目前无法真正实现利益补偿情况下的一种补救措施，从而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趋近于“帕累托改进原则”，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三）街头摊贩占道经营的外部性分析
占道经营对城市市容环境和交通秩序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是这一行为的负外部性，消除这一负外部性正是城市管理部门取缔摊贩的理由。多年以来，城市管理部门以运动的方式对占道经营行为采取了一轮又一轮的取缔行动，每一轮集中整治，城市管理部门都力图通过“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消除这一“城市顽症”。但是，城市政府部门忽略了这一“占道经营”本身的正外部性。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城市困难群体和城市化进程中流入城市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成为城市中无稳定职业的困难群体，而由于我国近年的高经济增长并未带来高就业增长，这一群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会保持一定的规模。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对这一群体的覆盖率非常低，他们在难以进入正规部门就业的同时，无法靠社会保障体系中满足其个人和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无稳定职业群体中就业一部分具有劳动能力者选择进入非正规就业领域以实现“自营就业”，在非正规就业的方式选择上，成为街头摊贩的进入门限最低，见效最快，几乎是就业能力较低的困难群体的最可能做出的选择。根据世界劳工组织的调查，成为街头摊贩是进行非正规就业的主要方式。而这种“自我救济”对于缓解就业压力、减轻政府负担、保持社会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这正是占道经营行为所具有的巨大的“正外部性”。本文认为，这一正外部性远远大于其负外部性，而城市管理部门恰恰是忽略了或者说低估了街头摊贩存在的巨大的正外部性，而试图以行政强制手段彻底铲除占道经营现象的行为以消除其负面影响。但是，强制取缔的措施在使城市市容环境得以改善的同时，却迫使众多以“占道经营”来实现自我救济的摊贩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谋生方式。摊贩群体在无法实现自我救济又难以得到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其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没有办法得到满足。本文认为，街头摊贩在合理范围内存在其正外部性是明显的，而城市管理部门在退路进厅没有真正到位的情况下，采取行政强制手段取缔摊贩是在进行一场损失大于收益的“负和博弈”，其结果是得不偿失的。因此，政府部门在制定占道经营治理政策时，应重新认识街头摊贩的存在对于社会生活的积极意义，通过规范、引导摊贩的经营活动，体现城市治理以人为本的理念，从而使摊贩经济为方便市民生活、保障摊贩的基本生存需要而发挥积极作用。查字典网
三、政府部门在占道经营治理中的作用
城市治理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便民而不是治民，这一指导思想在占道经营治理中尤为重要。这里的“民”是包括生活在某一区域内的所有的人，当然也包括这一城市中的街头摊贩。摊贩群体与生活在同一城市中的其他人一样，也需要生存，也有老人需要照顾，也有孩子需要上学，也有喜怒哀乐，也有生老病死。但他们又与城市中的很多人不同，他们来自于城市中生活最贫困的群体，他们夏天头顶烈日，冬天冒着严寒，从事着这个城市中最辛苦、最没有保障的工作。他们用自己的劳动为市民带来了生活的方便，同时获得维持自己和家人最基本生存需要的微薄收入，他们属于城市中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来自全社会的特别是政府部门的关怀和帮助。
城市治理要体现便民原则，城市管理领域中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占道经营治理更是如此。在占道经营治理中，要切实以“便民”而不是“治民”为指导思想，在方便城市居民生活和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的前提下，对摊贩的经济行为进行规范管理，而不是以行政强制手段而进行取缔，这样才能在城市管理、占道经营治理当中真正体现“便民”原则，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地摊经济的发展历程篇5
【关键词】赋税改革农村税费改革启示
自古以来,每一个朝代的变更替换莫不与赋税有关,赋税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紧密相连。其中最有影响的三次农村赋税改革分别是“两税法”、“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这三次改革促进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探讨其中的成因和经验教训,对当前各地的农村税费改革工作会有裨益。
1唐朝中后期的“两税法”
唐朝中后期,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到处流亡。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租庸调法再也无法维持下去,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为了维持财政收入和缓和阶级矛盾,公元780年,唐德宗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颁行两税法。主要内容是:1.取消租庸调和杂税。2.不分主户、客户一律以现在居住地为准登入户籍纳税。3.放弃按丁征税的办法,改为按照资产和田亩征税,根据资产定出户等,按户等征收户税,先“定税计钱”,再“折钱纳物”,按田亩多少征收地税。4.每年分夏秋两季征税。
两税法首开费改税的先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进步意义:1.简化了税制,将名目繁多的杂税统一为户税和地税两种。2.扩大了纳税面,有利于减轻农民的负担,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3.两税法按资产和田亩征收,实际上是资产税,弱化了人身控制,这比租庸调法按丁征收的办法合理。两税法改革在历史上影响深远,反映了中国古代赋税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即收费标准以人丁为主向土地为主的转变。
2明朝中后期的“一条鞭法”
明朝中期,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由于土地兼并集中,豪强瞒漏,造成大批农民失地逃亡,加上统治集团腐朽,民贫财竭,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为了挽救日渐衰微的政局,公元1581年,内阁首辅张居正在清查土地的基础上,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主要内容有:1.赋役合并。把田赋和各种名目的徭役合在一起征收,并将部分丁役负担摊入田亩。2.取消力役。把原来按户丁征派的办法,改为按照丁银派役,差役都由政府用货币雇佣。3.一律征银。用征收货币的税赋制度取代了以往征收实物和力役的赋役制度。4.国家统一征收。明代的一条鞭法是继唐代两税法实施八百年后又一次较大的税费改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进步意义:1.新法按田地多少征收赋役,使政府从掌握大量田地的地主手中增加税收,又使无地、少地的贫民和工商业者减轻了负担。2.简化手续的征收办法,限制了豪强地主舞弊瞒漏和胥吏里甲层层盘剥。3.以银代役计亩征银的规定,有利于稳定农业生产,并使得大量农产品流入市场,从而刺激了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促进了城镇手工业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展。为清初真正完成这一变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清朝前期的“摊丁入亩”
入清后,由于土地兼并和农民逃亡,导致丁额无法落实,加上富户转嫁负担,编审赋役不公,不断激起农民反抗。为缓和矛盾,稳定统治,也为了解决丁银难征的难题,康熙五十一年规定:以前一年全国丁银额为准,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至雍正二年,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摊丁入亩”赋役新政,“丁徭与地赋合而为一,民纳地丁之外,别无?缫垡病?从此彻底取消了人头税。乾隆时,除少数户籍未定省份外,已推行全国。
摊丁入亩是一条鞭法的延续和发展,施行也比较彻底,对以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地丁合一,统以田亩为征收对象,使赋役一元化。2.存在两千余年的人头税从法律上被废止,农民不再被强制束缚在土地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身的自由。3.摊丁入亩简化了税收原则和手续,把土地多少作为收税的唯一标准,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稳定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摊丁入亩作为我国古代赋税制度的最后一次重大改革,完成了自唐朝两税法以来我国封建社会役入赋,人头税归土地税的赋役制度改革的历史进程,在我国封建社会的赋役制度改革上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
4历史上三次赋税改革的启示:
通过对历史上三次重大的赋税改革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历代的赋税制度是不断进步的。1.每一次重大的赋税制度的变革都是对之前的赋税制度的修正,使之趋于合理,行之简便。2.三次赋税改革,虽不可能根治乱收费、滥收费问题,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省费便民、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加强中央财权集中统一和遏制腐败等效果。3.征收标准由以人丁为主向以田亩为主演变,由征收实物向征收货币过渡、封建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逐渐松弛。但综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历代赋税改革的根本目的无非是确保政府的财政收入,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者利益的需要,并不是真正地要减轻人民的负担。三次赋税改革对于整个国家长远来说,并没有成功,根本原因是当政者的改革并没有在本质上改变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不能带来社会生产力的根本解放。
同时“工于制法,拙于制法”也是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反观我国现状,2006年后,农村税费改革进入综合性制度创新阶段。农业税全免,农民负担明显减轻,农村税费制度得到了规范,密切了干群关系,维护了农村社会稳定。促进了农村综合改革的进行。中央财政实际用于“三农”的各项支出逐年增加,实施了很多支农、惠农政策,大力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改革,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深受农民的欢迎,标志着我国农村赋税改革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农村赋税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如何保证改革的长期效应任务还是更加艰巨,对此笔者仅提几点思考意见和看法。1.建立廉洁高效、精干县乡村治理机构,规范政府行为,不再向农民开乱收费的口子,是农村税费改革的关键。2.要把赋税改革与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县域经济相结合。农村税费改革不应只是简单地减轻农民负担,更为重要的是要设法增加农民的收入和改善农民的生存状态,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3.全国上下都要真正重视解决“三”农问题。例如,农民工的就业、培训、子女上学、农业人口转城市人口、还有农民工的思想道德教育问题等都应该成为各级政府重点考虑的问题。4.应抓住历史机遇,使农民最为关心的援助工作迈上新的台阶。农业税的取消,虽然使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但是农民还有其他的经济支出,如生产资料的支出,医疗、教育和日常能源消费等支出,在农村“因病致贫”、“因学致贫”现象大量存在,国家公共财政应加大对农村社会援助的资金投入,增强农民生存的安全感。5.借鉴历史上三次赋税改革的经验教训,我国农村改革必须实行依法治税、依法行政,将改革纳入法律轨道。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赋税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行,只有农业、农村、农民的良性发展,才有整个国家的长足发展。
地摊经济的发展历程篇6
【关键词】无形资产；会计处理；投资合同；公允价值
1.无形资产的取得
企业取得无形资产的方式一般包括购入、自创、投资转入和接受捐赠等几种。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取得，企业都应该按照实际成本入账。但是在确定实际成本的时候，取得方式的不同所带来的计量难度是不一样的，这使得会计上对无形资产的确认产生了不少争议。
企业从外部购入无形资产时，应按实际的购买成本入账，包括购买价格、相关税费（如咨询费、鉴定费等）以及直接归属于使该项资产达到预定用途所发生的其他支出。如果企业是以赊购的方式购入无形资产，且信用期限超过了正常的信用条件，那么企业应将无形资产的购入视为融资购入，应以购买价款的现值作为无形资产的成本入账。
与外购的无形资产相比，企业自创的无形资产的成本确定颇为困难。企业在自创无形资产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支出，由于研发之时并不知晓研发是否会成功，浙西额指出就很难在发生的当时被确定是否归属为某项无形资产的成本。因此，以往各国的会计准则都是比较倾向与保持谨慎的态度，对自创过程中发生的支出作为当期费用处理，而不计入无形资产的成本。而我国最新的无形资产准则要求区别自创过程中发生的研究和开发，将开发支出资本化，计入无形资产成本。
企业接受其他单位投资转入的无形资产，应当按照投资合同或双方协商确定的公允价值入账；接受捐赠的无形资产应按发票账单所列的金额或同类无形资产的市价计价入账了企业以非货币性质资产交换、债务重组、政府补助和企业合并取得的无形资产的成本，应当分别按照想干的会计准则入账。
2.无形资产的摊销
由于无形资产所具有的价值的权利或特权在持续一段时间后最终会终结或消失，因而无形资产通常有一定的有效期限。因此，与固定资产一样，企业应将无形资产成本在这个有效期内进行摊销，以达成收入与费用的配比，合理地确定各个会计期间的经营损益。
要摊销无形资产的成本，必须明确无形资产有无净残值、总计应摊销的金额是多少、摊销期为多长、采用何种摊销方式？根据我国无形资产准则，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不考虑残值，即将残值视为零处理，但是如果有可靠的证据表明无形资产在使用寿命结束时具有残值的，则要将成本扣除雨季残值后的金额作为应摊销的总金额。例如，有第三方保证在无形资产使用寿命结束时购买该无形资产，或者又活跃的市场可以得到雨季净残值的信息且这个活跃市场在无形资产使用寿命中止时仍然存在。
如果企业已计提了无形资产的减值准备，那么应摊销金额还要考虑扣除这部分减值准备（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与固定性资产类似）。因此，企业首先应合理地确定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不一定是以时间单位来表示，也可以以产量等类似的计量单位数量来表示。如果企业无法预见无形资产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期限的，应当将之视为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企业可不用摊销其成本；但是企业应当在每个会计期间对这部分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进行复核，如果邮政局标明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是有限的，则应当估计其使用寿命并摊销相应的成本。
企业所持有的来自与合同性权利后其他法定权利的无形资产，其使用寿命即为合同或法律所规定的使用年限；如果合同性权利或者其他法定权利能够在到期时因续约等延续，且有证据表明企业不需啊哟付出大额成本的，续约期也应当计入使用寿命。合同或法律没有规定使用寿命的，企业应当综合各方面情况，通过聘请相关专家进行论证或与同行业的情况进行比较以及参考历史经验等方法，确定无形资产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期限。
通常考虑的因素有：无形资产通常的产品寿命周期、可获得的类似自查使用寿命的信息；技术、工艺等方面的显示情况及对未来发展的估计；该资产生产的产品或服务的市场需求情况；现在或潜在的竞争对手预计采取的行动；为维持该资产产生未来经济利益的能力与其的维护支出，以及企业预计支付有关支出的能力；对该资产的有效控制期限，使用的法律或类似限制；与企业持有的奇特资产使用寿命的关联性等。
与旧的会计准则不同的是，新无形资产准则不再将直线法视为无形资产唯一的摊销方法，而是允许企业选择适合自己的摊销方法，只要这种摊销方法能合理反映与该项无形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即可。如果企业无法确定无形资产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则可以简单地采用直线法进行摊销。无形资产的摊销一般计入企业的当期损益（通常作为管理费用处理），同时直线冲减无形资产，而不必想固定资产那样专门设置抵减账户来反应。另外，企业至少应在每年年末对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和摊销方法进行复核，以便及时调整。
3.无形资产的处置
无形资产的价值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技术进步的加快和市场环境的瞬息变化很可能会使原本较有价值的无形资产变得一文不值。当企业与其无形资产不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时，无形资产就丧失了确认的条件，企业应当将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予以转销。
如果企业是以转让的方式对无形资产进行处置，那么应当激昂取得的价款与该无形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企业租让无形资产使用权形成的租金收入和发生的相关费用，分别确认为其他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成本。
企业出售无形资产，应当将取得的价款与该无形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营业外收入或营业外支出）。无形资产预期不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应当将该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予以转销，其账面价值转作当期损益（营业外支出）。
4.当前知识经济下无形资产的计量
企业会计制度规定，无形资产在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时，企业才能加以确认：该资产产生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该资产的成本可以可靠计量。
会计的核算是以历史成本法为依据。但是，从投入价值看，有些无形资产可能根本没有投入价值；有些虽可能有原始投入价值，随着时间推移或维护发展而使实际的未来经济利益流入远远不同于投入价值，不再适用。因此，历史成本法无法适应新经济形态需要，它已不能反映无形资产的实际经济价值和其所能提供的未来经济效益，使企业价值被大大低估。
地摊经济的发展历程篇7
关键词：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联产承包责任制；税费改革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6-0033-05
农村公共品供给管理制度，是中国农村社会管理的基本制度，也是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成效的制度条件之一，它是一项完整的制度体系，分别由农村公共品供给决策、提供农村公共品所需资金投入以及公共品资金管理与使用等三项基本制度构成（李燕凌，2008）[1]。在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受到当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的约束，同时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主体、规模和范围也随着不同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变化而发生相应更替（张军、何寒熙，1996）[2]。文章试图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历史阶段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演化的理论深入探索，最终寻找出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基本特征，以便为再造中国农村新型公共品供给制度提供理论基础。文章认为，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演进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属于第一阶段，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农村税费改革时期属于第二阶段，而农村税费改革后属于第三阶段。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
从新中国成立到六十年代初，中国农村地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先是形成了互助组、初级合作社和高级合作社，随后建立了“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制度。而到了1962年正式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张军、蒋琳琦，1997）[3]。因此，从纵向发展看，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经历了以下两个演化阶段。
（一）互助组、初级合作社以及高级合作社时期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
互助组是中国农民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组成的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劳动组织，这种组织在以后得到广泛发展。自愿互利、互换人工或畜力，共同劳动，有农忙临时互助和常年互助之分。在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中，从1955年开始，发展成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则进入高级合作化时期。在互助组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时期，农村制度安排是采用诱致性和强制性相结合的制度变迁方式，而到了高级合作社时期，制度安排则变成单一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徐小青，2002）[4]。在整个合作社时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中国农村的生产力，但是占农村统治地位的经济成分仍然是分散的小农经济，从而导致中国农村生产力水平仍然十分低下。这一时期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主体是农民，他们依靠自我积累、自我供给的方式来满足农村公共品的需求，而政府在农村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处于引导、监督的地位。
（二）时期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
1.时期农村公共品的制度层级。在时期，中国基层政治经济组织都是以为基本单位，在当时调动农村绝大部分人财物的权利都下放到。在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安排方面，具体负责农村所有公共品的筹集和调度（韩鹏云，2013）[5]。而作为下层分支机构的生产大队和生产小组，有权利安排各自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种式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一直持续到1983年正式取消政社合一、建立乡级政权为止。
2.时期农村公共品供给运行机制。从诞生到它被乡级政权所替代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它始终扮演着双重角色，相应承担着双重任务。从组织形态来看，它不但是农村的基层政权组织，而且还是农村基层经济组织；它既肩负着开展农村政治生活的任务，又承担着农村基层经济建设的重任。时期，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处于探索阶段，在经济建设方面长期效仿苏联模式。为了在较短的时期内积累城市工业建设资金，政府选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路径，采用低价收购农村粮食和强制性的工农产品剪刀差模式来为城市工业建设提供资金积累，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农村本身有限的积累资金被强制性地剥夺给城市，加之国家用于城市建设的财政资金投入远远大于农村，其中，包括公共品投资所需的财政支出。这种国家发展战略导致中国农业产业的相对优势不复存在，最终变成了绝对弱势产业，从而形成农业辅助工业、农村辅助城市的发展格局。在城乡公共品供给方面，中央政府实行差别对待政策：城市公共品供给的绝大部分财政支出均由中央政府承担，而农村公共品的支出则全部由统一集中农村的人、财、物等资源自行解决（林涛，2007）[6]，这种公共品供给体制被一些国内学者称之为制度外供给，其运行动力主要来自于建国初期因的成功大大调动了分到土地的农民建设家园的热情，以及革命时期延续下来的资源动员机制和计划经济行政命令的强制作用。在这一阶段，农村公共品供给的项目决策权由掌握，属于一种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自上而下的公共品决策机制在当时条件下对农村经济的发展、社会稳定等发生过一定促进作用，因为当时中国农村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满足农村正常生产的基本公共品十分缺乏，比如农田水利灌溉的基础工程、农村初级交通设施的改善以及农民生产生活所需的电力，等等。对这些公共品供给的决策在农民和之间分歧较小，二者之间的共同决策容易形成。在所提供的公共品成本分摊方面，实行“公分制”的成本分摊机制，也即在兴建农村基础设施（如水利水电设施、农村机耕道、加工作坊以及其他公共项目）时，由统一安排所辖大队集中出力，对参与劳动的人力不直接发放货币报酬，而是以记工分的形式在劳动者之间相互进行转换，最后以基本工分为起点，少于基本工分的劳动者向劳动工分多余的户主进行货币补偿。在公共品资金的筹集方面，如修建各种加工作坊等，其资金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由集体拿出一部分资金，而剩余不足的部分按人头分摊给大队的每一位公民。所以，时期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决策权由行使，统筹安排向农村提供公共品的规模并进行成本核算，将公共品成本分摊到户，农民通过提供劳动力来补偿，提供部分资金给集体。这种农村公共品成本分摊机制产生的最终效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共品的直接受益者会承担一定成本，而与公共品受益没有直接联系的农民同样要分摊成本，例如，在农村局部地区修建公路，直接受益的农民要出力出钱为公路的修建付出成本，而那些与公路距离十分偏远的农民也要付出同样的成本。这种不公平的现象无疑会损害农民参与公共品提供的积极性；二是这种公共品成本分摊制度加重了农民负担，使农村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最终制约了中国农村的生产力发展。
3.时期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特征。总体上讲，时期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是在政社合一、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强制进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下，通过集中农民力量，依靠农村自我积累、自我供给的方式满足农村部分公共品的需求，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压力。这种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外筹资型公共品供给模式在短时期内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但是从长期来看这种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因为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要体现参与者的利益机制，这种利益机制表现在，政府提供公共品，其利益在于履行其公共职能，实现政治利益的最大化，而对于农民来讲，参与公共品的提供，在分摊成本的同时需要实现相应的权益最大化，即公共品带来的最大收益，只有这种收益实现机制符合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此外，如果长期利用政府的强制性主导来做制度安排，加之一项既定制度要受到机会成本和维护成本的双重约束，将导致政府预期利益难以实现，制度效力的可持续性会被中断。因此，被另外一种体制取代就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
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
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政治组织模式变迁。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拉开序幕。这时，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开创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先河。到1983年为止，全国范围内撤销了体制，以建立乡级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来取代旧有体制，从而实现政社分离。同时设立了乡人民政府和乡级财政体制，不过，这时乡级财政收入支出渠道、范围较为有限。政府通过建立乡级基层政权来替代，这种基层政权不同于的地方在于，乡级组织主要承担基层政治任务，而与直接参与经济建设的职能相脱离。但是在乡级范围内的部分公共事业和村级范围内的全部基础实施，它们的性质与时期别无两样，均属于制度外公共品供给模式。
2.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农民负担与公共品供给。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中国农民的负担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国家税收部分；二是集体所收取的提留金和土地承包费用，具体项目有集体公积金、公益金、各种管理费用、农村教育附加费用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费，等等；三是各种行政事业费用；四是按照国家法规，农村劳动力每年应当承担的义务工和积累工等。从农民所承受的负担来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期间，农村的公共品供给模式同时期并无较大差异，这时期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主体仍然是农民，只不过在实施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后，农民的承担公共品供给模式从“隐性”转变为“显性”而已，其本质没有变化。当时，政府对农村制度外公共品供给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比如，按照中国宪法规定，乡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领导本乡的经济、文化和各项社会建设，做好公安、民政、司法、文教卫生、计划生育等工作”（叶兴庆，1997）[7]。政府在履行这些职能的过程中，要发生大量的行政费用，并且这些费用的承担不能全部由乡级财政分摊，在政府开支费用中，很多费用都可以在整个乡镇的范围内进行分摊。而对于村级组织，国家没有明确规定提供公共品的种类。按照当时政策，村级组织向农民收取的费用主要包括公积金、公益金和其他管理费用。公积金主要用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开支；而公益金主要用于农村福利开支项目；最后，各项管理费用主要用于农村干部的津贴和其他支出。从这些费用的开支去向看，应该归于农村经济组织向农民提供的公共品。
以上说明，在中国农村乡村，农民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分摊了部分公共品的货币成本。基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国家建设资金不足，对农村公共品的提供能力十分有限。所以，除了国家的成本部分分摊以外，农民不但要承担部分公共品的货币分摊，还要对公共品承担人力成本的分摊，比如义务工和积累工。对于这种人力成本的分摊核算，国家有明文规定，以便规范农民合理的负担承受：每个适龄的农村劳动力，每年的义务工承担标准是5~10个，而积累工的标准为10~20个。并且，对于两类人力成本都规定了具体的分摊范围。义务工主要用于农村公路建设、农村基础教育设施建设、抗灾抢险劳动支出、退耕还林工程中的植树造林工程，等等；而积累工主要分摊范围是农村水利设施建设人力成本支出（葛云伦、王学钊，2005）[8]。
3.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特征。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发生了一定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在公共品供给的种类和数量的决定权一部分下放到村民委员会，由乡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共同参与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决策。在成本分摊方面，乡政府承担所辖范围内相应份额的公共品成本，由其财政部门（即乡级财政所）支付费用；而村民委员会分摊剩余公共品成本费用，由村提留进行支付。这种公共品供给制度同时期相比较，除了村级组织获得了部分公共品决策权以外，还转嫁了一小部分公共品成本分摊，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农民的负担。但是，中国农民的收入水平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由农民承担公共品供给主要责任的公共品供给制度还不足以满足农村对公共品的需求。因此，出现一种新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来替代现有的制度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这种制度就是农村税费改革条件下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
三、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制度
1.农村税费改革与公共品供给关系。虽然税费改革前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在筹资对象和筹资方式上发生了变化，但仍然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外筹资”，这种制度不但不能使农民真正表达对农村公共品需求的偏好，而且筹资机制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具有很大的随意性，通常演变为乱收费用行为，从而加重农民负担（江娅、刘银国，2008）[9]。为了堵住基层政府向农民乱集资、乱摊派、乱收费的“口子”，理顺农村公共品供给决策机制，从2000年起，中国农村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开始进入全面深入时期，主要表现在全面推行农村税费改革、财政支出改革以及构建新型农村公共财政框架。其中，在农村税费改革方面的力度最大，取消了乡统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取消了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改革村提留的征收使用办法。这次农村税费改对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设计产生了较大影响，主要表现在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重点转向资金筹集方面：通过“自上而下”的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来解决超出村庄社区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所需的资金缺口；对于村庄社区内与农民利益相关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则通过“一事一议”的办法在村庄社区内筹集资金（屈鑫涛，2008）[10]。通过中国农村新型公共财政体制构建，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农村财政政策，加大了财政部门对解决三农问题的财政支出力度，这些财政支出资金主要用于安排农业基础设施、生态建设和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等公共品投入方面。同时，在农业科技进步、农村抗灾救灾、农村扶贫开发等方面的支出力度有所加大。通过农村税费改革的进一步实施，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表现出许多新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公共品供给主体、管理体制、财政制度等方面。在农村税费改革过程中，一直贯彻对农村实施“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这些方针在支农财政政策方面得到诸多体现。例如，中央政府提出，从2002年起利用三至五年时间对中国农村全面取消农业税，而至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农村正式废除了农业税征收制度。农业税的全面取消，从制度上体现了“少取”的方针，规范了农村税费制度，赢得了中国农村居民的广泛赞誉。同时，农村公共品供给管理体制发生了根本转变，由以前公共品多主体供给向单一主体演变，即由政府与农民双主体供给且以农民为主向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供给模式转变（李圣军，2012）[11]。税费改革后，为满足农村对教育、医疗、文化以及社会保障等公共品需求，政府出台一揽子政策集中加以解决，比如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对农村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建立新农合医疗保障制度，减轻农民医疗费用负担，等等。实施这一系列措施，对于加快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强化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职能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农村税费改革后公共品供给变化。在税费改革后，中国农村公共品财政资金支出方面，来自乡镇自筹、统筹资金的支出快速减少，农业GDp、农民人均收入提速上扬，乡城收入比（农民人均收入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下降速度明显减弱，具体情况（见下页表）。
从下页表中可以看出，2000年农村实行税费改革之后，国家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力度进一步加大，2000―2012年期间，财政支农资金年均保持在25.7%左右，支农资金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例加速增长，从2000年的4.8%增加到2012年的9.5%，在所有行业财政支出中，农业支出的增长比例最快。这对解决农村公共品不足、减农民负担提供了财政支持。当然，以目前阶段农业财政资金支持力度来讲，短期内完全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短缺问题并不现实，因为引起农村公共品短缺的因素较多，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因素。一是长期以来因农村积累规模较小，经济基础薄弱，公共品自给能力较弱，短期内彻底改变这种现状并不实际；二是农业人口基数庞大，人均公共品需求资金即便不高，但加总起来的资金总规模仍然庞大，这在一定程度上给财政资金带来巨大压力；三是虽然税费改革对政府向农民收费行为严加规范，基本杜绝了不合理的费用摊派项目，但是这些规定尚未理清农村公共品的财权与事权的关系，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制度并未真正建立。因此，要彻底解决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问题，仍然面临十分艰巨的任务，既需要经济支持，更需要制度支持。
四、结语
本文考察了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演化历程，将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大致划分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以及农村税费改革以后等三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加以分析，重点对2000年实施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公共品供给制度进行了系统论证。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发展实力不断提升，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不断完善，供给水平得到不断改善。但是，由于多种因素制约，短期内要想彻底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难题并不现实，需要在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设计上寻找出路，尤其是理顺政府与农村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关系，建立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公共品供给制度，以切实解决农村公共品的供给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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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publicGoodsSupplySystem：ChangeCharacteristicsandpath
HUQiu-hua1，SonGYan-qing2
（1.LaborandHumanResources，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
2.economicmanagementCollege，nanjingagriculturalUniversity，nanjing210095，China）
abstract：thepaperismarkedbyhouseholdcontractresponsibilitysystem，theruralpublicgoodssupplysystemcanbedividedintothreestages：beforethehouseholdcontractresponsibilitysystem，householdcontractresponsibilitysystemandafterthereformofruraltaxesfees.thepaperinvestigatestheevolutiononthesystemofruralpublicgoodssupplyscientifically.accordingtothepaper，withtheeconomicpowergrowing，thesystemofruralpublicgoodssupplycontinuesstrengthening，supplylevelisbeingimproved.tosolvetheproblemofruralpublicgoodssupply，itisnecessarytodesignareasonablesystemofruralpublicgoodssupply，thefocusesaretorationalizethefinancerights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governmentsandtherural，toestablishChina’sruralpublicgoodssupplyactualsystem.
Keywords：ruralpublicgoods；supplysystem；contractresponsibilitysystem；taxreform
收稿日期：2014-03-08
地摊经济的发展历程篇8
关键词：沈阳市流动摊贩东北大学空间生产经营合法化
中图分类号：F29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98X（2015）10（c）-0179-02
1绪论
1.1快速城市化的发展背景
随着我国城市的迅速发展的阶段，城市出现了诸如城乡发展不协调，城市资源分布不均，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等等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
城市化问题虽然不是空间生产理论的唯一议题，但恰好是空间生产理论的核心议题。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生产理论能提供基本的理论视野和基础性的理论支撑。研究表明，空间生产是解释中国当今城市现象的一个有效工具。
1.2相关理论背景
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不仅仅是物质生产的器皿和媒介，还是社会关系的容器。每一种特定的社会都会生产属于他自己的社会模式，进而影响空间形态的变化。他的后现代城市空间批判理论提出城市空间生产让城市空间碎片化的同时也让城市空间从静止走向流动。这对深入认识沈阳市流动摊贩的形成及原因，促进沈阳市流动摊贩规范、合理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1]。
2基于空间生产的沈阳市东北大学南湖校区周边流动摊贩现象分析
流动摊贩可以看成是一类群体，该文认为，流动摊贩主要表现出：规模小，不缴纳税金，经营灵活，无固定地点，无营业执照，无工商、卫生、质检等部门的资质认定等等特点。这种典型的城市现象被称作“地下经济”或者“非正规经济”。对于这种现象，需要做的就是不断地去调和这种矛盾，而不是简单的禁止或者取缔。
2.1东北大学南湖校区周边流动摊贩现状分析
大学周边流动摊贩就是上述流动摊贩的典型案例，主要分布在东北大学周边（如图1）。
（1）北门南湖公园流动摊贩平时比较少，主要集中在星期天以及节假日，主要服务于南湖公园的游客，规模较小和数量较少，受城市监管的影响较大。
（2）西门主要的流动摊贩出现在大学每学期开学期间，平时较少。
（3）小南门至三好街的文体西路路段是流动摊贩的主要集中地带，经营的项目主要是小吃和生活用品，每天的经营时间比较固定，形式自由。
（4）东门三好街的流动摊贩比较灵活，并没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因为处于沈阳特色电脑商业街，所以城市监管同南湖公园入口一样力度较强，流动摊贩在节假日是严格禁止的。
由于流动摊贩对城市市容、城市环境卫生、社会安定等影响严重，沈阳市城管部门多次对城市流动摊贩进行了整治，但是收效甚微。流动摊贩能都在沈阳市甚至是全国持续经营，这说明流动摊贩这一经营形式并非是一种简单的非正规群体的非法经营行为，其背后涉及到复杂的社会空间因素，表现为一种典型的空间生产。
2.2流动摊贩现象的制度要素分析
流动摊贩现象的形成和存在有一定的必要性和负面影响，这一空间生产现象的形成，究其根本就是快速城市化时期城市发展政治因素的运作。城市政策的集中使得城市发展的失衡，直接或间接导致了流动摊贩（非正规经营）活动的产生。流动摊贩自身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和城管执法部门管理目标定位不科学决定了这种经营形式在制度上是被禁止和取缔的。但同时这种制度限制也为流动摊贩的存在和持续发展提供了的漏洞。
在不完善的食品流通安全监管和环境治理现状下，小餐馆的各种指标并未达到的要求，吸引顾客的能力不强。恰恰流动摊贩能够同小餐馆相互对应，形成一种集聚效应，从而保证了双方的客源。这种制度结构与社会行动的互动及对空间的共同塑造，可以看作是在社会和空间之间的辩证法（如图2），它体现的是一种由弱势群体主导的空间生产。
2.3流动摊贩现象的物理空间生产
在特定的制度结构下，流动摊贩虽然是被界定为一种非法生产活动，但是经过流动摊贩和政府监管双方的博弈，东北大学南湖校区周边流动摊贩在实践中不断地尝试和选择，体现出了空间上的两个特征。
（1）隐秘性。
从区位上来看，南湖校区周边流动摊贩主要分布在比较隐秘的空间。一方面是时间上的隐秘性，表现为经营时间正好同城市监管部门的工作时间相错。另一方面是空间上的隐秘性，利用次要入口及人行道空间，再加上作为小餐馆和小超市店铺的外延空间，这样对穿插其中的流动摊贩也是一种很好的掩饰。
（2）低成本。
流动摊贩的小规模和灵活性决定了它并不需要很大的开敞空间，因而在次级出入口和人行道空间都能满足流动摊贩的经营要求。南湖校区周边正好为流动摊贩提供了这种低成本甚至于零成本的空间。
2.4流动摊贩现象的社会空间生产
南湖校区周边流动摊贩的空间生产也体现在空间社会网络的营建。流动摊贩的每个聚集点都有一定的亲朋关系，他们拉帮结伙，集中摆摊。这种非正规经营在同城市监管部门的长期博弈下，相互之间形成了很大程度上的认同和信赖关系并具有保护意识和相互之间的协作。这使得南湖校区周边流动摊贩的社会空间再生产成为可能――一旦遭到强制禁止和取缔，他们很容易在别的地方重新聚集发展，彼此联合组织起有力的抵抗[3]。
流动摊贩在常年的经营过程中同周边小餐馆和小超市以及消费者等不同的社会主体也产生了联系，不断地强化现有的社会空间。低成本原材料供应商、流动摊贩，小餐馆和小超市以及消费者等等，他们共同营建的复杂而又坚实的社会网络（如图3），大大加强了城市对流动摊贩监管的难度。最终，这种复杂而又坚实的社会网络进一步维护和强化了流动摊贩的生存和生产空间。
3结论
3.1流动摊贩是制度不完善，经济发展不协调，城市失衡的历史遗留问题
流动摊贩现象由来已久，在我国古代就存在。目前，城市发展在经济、社会、文化上都表现为失衡的状态，这必然就让城市弱势群体的产生成为现实。这正是沈阳市流动摊贩空间生产和发展的根本所在。
3.2流动摊贩有望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特色
2009年，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个体工商户条例（征求意见稿）》，其中最大亮点是无固定经营场所的摊贩也可申请登记为个体工商户，登记事项可以不包括经营场所，但他们应当在当地人民政府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指定或者允许的区域内从事经营活动。这意味着，沈阳市流动摊贩有望变身成为合法的个体户，虽然各大群体都并不看好流动摊贩的发展前景，但它确实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及发展可能性。
3.3对流动摊贩现象应该收放有度，做到社会正义和空间正义
弗雷德里克森认为“公共行政的社会公平是要推动政治权力以及经济福利转向社会中那些缺乏政治、经济资源支持，处于劣势境地的人们”[4]。因此，对于流动摊贩社会应该做到收放有度，做到一手放，一手抓。放宽政策，为其合理合法的存在服务;紧抓流动摊贩经营的违法乱纪行为，让其存在置于约束和秩序之中。只有这样才能让流动摊贩享受到社会正义和空间正义，才能创造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
参考文献
[1]孙全胜.城市空间生产：性质、逻辑和意义[J].城市空间，2014（5）：39.
[2]徐东.沈阳市流动商贩管理问题研究[D].辽宁大学，2011.
地摊经济的发展历程篇9
关键词:黑料，摊贩，上海，存在合理性，合法化
中图分类号：G322文献标识码：a
一、调研背景与流程方式
1.1调研背景
流动摊贩在我国古已有之，人们一般都用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来形容流动摊贩，并将其看成流动摊贩在我国古代长久且合理存在的依存。
近年来，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流动摊贩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在不断发展壮大。在向上发展的同时，流动摊贩与社会各方面的矛盾日益凸显，越来越多与流动摊贩相关的事件进入人们的视线，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与反响。虽然2009年国务院颁布了《个体工商户条例（征求意见稿）》，无固定经营场所的摊贩可以申请登记为个体工商户，从而合法经营，可是流动摊贩依旧屡禁不止，其整治问题始终是当今社会亟待解决的关注热点。
1.2调研对象
此次调研以上海市赤峰路四平路至密云路段的流动摊贩为对象。
该路段位于杨浦区，处于杨浦区与虹口区交界处，是一条城市次干道。路段上主要以办公、居住、餐饮为主，以及一些打印店和银行。路段上有两个公交站点，在交叉口处的四平路上另有一个公交站点，共计16条公交线路，交通条件便利。
由于位于大学旁且交通便捷，人流量较大，摊贩活动频繁。摊贩主要以餐饮业为主，且常在夜间活动，因此他们被称为“黑暗料理”，简称“黑料”。
1.3调研流程与方法
此次调研对象主要为“黑料”摊主，以及城管与前来消费的顾客。
采用的调研方法为实地观测法、问卷调查法、访谈交流法与文献研究法。通过对路段的实地观察，记录摊贩出现的时间。随机抽取摊主与顾客进行问卷调查与访谈，同时对前来巡查的城管执法人员也进行询问交流。
三、黑料摊饭群体
3.1黑料摊贩人员概述
经过问卷与访谈的调研方式，我们了解到黑料的从业者多来自城市无稳定职业群体，包括以下岗失业人员为主的具有城市户籍的无稳定职业人员和进城务工的农村转移劳动力。
根据对四平路/赤峰路与密云路/赤峰路两交叉口之间短短几百米范围内的25个黑料摊贩进行调研，一个黑料摊平均需要2个摊贩进行管理。摊贩中本地人口占8%，外来人口占92%。外来人口大多数来自上海周边的省份，例如：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等地。
3.2摊贩一天的变迁
赤峰路上的摊贩种类较为单一，主要是以贩卖餐饮与水果为主。并且贩卖水果是伴随着贩卖餐饮的一同出现。
经调研我们发现：
早晨：摊贩基本不在这条路上出现，这条路为城市次干道，是连接城市主干路四平路的重要支线，车流较大。
中午11:00-13:00，一部分黑暗料理摊贩会集聚在这里。但是数量不多。
傍晚17:00-18:00是一天中摊贩第一次大规模集聚于此的时段。但18:00一过，摊贩便不见踪影。
晚上21:00-21:30，22:00-1:00是黑料小贩一天中的鼎盛时期。原因是大学学生和周边店铺加班员工的夜宵时段。然而在21:30-22:00之中的半个小时，是没有黑料摊贩的，因为城管这个时间段会进行一天中最后一次巡逻。
四、黑料摊贩的影响性与存在的合理性
4.1黑料摊饭影响性
4.1.1正面影响性：
为学生提供便捷的深夜饮食。在10:00-01:00这个时间段是摊贩最集中的时候，而10:00是校图书馆和一些学院自习室关门的时间，许多学生在学习了一晚上之后习惯去买份夜宵填饱肚子。许多学校会在夜晚在食堂开设夜宵，但在同济并没有一个食堂会开杀到深夜并提供丰富的食物。而在学校周围售卖食物的固定店铺十点之后还在营业的只有全家和联华两个便利超市，可选择的食物类型较少。“黑料”的存在给学子们提供了更为广泛的选择。
4.1.2负面影响性：
1、破坏市容环境。作为餐饮类流动摊贩比较共通的负面影响，“黑料”对街道卫生条件造成了巨大破坏。笔者曾几次在早上5:00时看到南校门两侧遍地是废弃的快餐盒、塑料袋，油渍混合污水横流。清洁工人清扫起来十分辛苦。而中午时间段11:00-12:00常在南门出现的炒饭摊和肉卷饼摊，腾起阵阵呛人的白烟，熏得行人纷纷捂鼻匆匆“逃”走。
2、阻碍道路交通。在10:00-12:00的高峰时间，赤峰路原本就不宽的街道被两侧黑料占据了将近一半的路幅。由于黑料占据道路，围合成的空间较小，行人在其中会忽视红绿灯的指示，对过路车辆的通行造成不便。深夜的公交车通过时站在摊位旁等食物的学生都要纷纷避让，为体型庞大的公交车让出过路通道。除此外还有许多小轿车和摩托车，造成车辆通行不便的同时，也威胁行人的安全。
3、食品质量问题。南校门的摊贩之所以被戏称为“黑暗料理”，其中就有一部分原因是食品质量“黑暗”。摊贩在路边贩卖食物，本身尘土、细菌就比较多，加之许多业主为了降低成本，选用的原材料较差，如地沟油和烂菜叶子等。73%接受访问的同学表示有过吃黑料后拉肚子的经历。
4.2.黑料摊饭存在合理性
4.2.1.反映民生：
经调查，大多数的摊贩经营者为外来务工人员与下岗工人等弱势群体。他们生活较困难，难以支付昂贵
的店面租金。而经营小摊贩的成本投入少，利润也不低，能够使其维持生计，保障基本生活需求。调查中也有部分摊主为毕业大学生，在就业困难季的今天，工作岗位供不应求，流动摊贩给予了他们就业的机会，对于稳定社会环境，解决就业难问题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上海现在有超过50万的低保家庭，用于救助的资金相当巨大，如果给予他们经营许可，让弱势群体得以自力更生，缓解了城市就业压力，解放了一大笔救助资金。
4.2.2刚性需求：
在同济大学，和大多数大学的情况一样，学校食堂由于财政和人员等原因无法延长营业时间，许多同学（甚至大多数同学）都有过复习至深夜饥饿难耐的经历，这个时候去南门的黑料光顾是唯一的选择。很多专业的同学由于经常需要工作到很晚，南门黑料对于他们更像是“食堂”延伸的存在。
由于摊贩的高流动性，他们可以渗入城市支路、小区周边，弥补地区所缺乏的商业业态，方便人们的采购与补给，具有便民的作用。且由于摊贩并无店面租金的成本限制，所贩卖的商品价格往往更为廉价，为人们提供更多实惠，更对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据我们做的网络调查：只有6%的人认为黑暗料理不该合法化，而》90%的受访者支持合法化。
4.2.3.可行性：
由专业人士统一组织和规范化后，有成功的可能，如上海城隍庙和北京王府井小吃街（政府的监管、广告等。事实上，通过政府在卫生和宣传方面的监管，“黑暗料理”很有希望成为“有证”的街头小贩；同时还有一些国外的案例，小贩们向当地政府提交申请,获批执照后,就能到早市上练摊。
4.2.4是城市非物质文化的一部分：
同济的黑料是众高校之中最为有名的，在上海也是一种文化，有许多人慕名而来。地方传统美食是体现地方本土特色的最有力途径之一，许多著名的地方民间小吃都是由黑料衍生而来的
就像现在最火的《舌尖上的中国》节目一样，黑料在文化传播上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大于美食本身的意义。我们需要对中国的传统食物充满敬意，希望游客能从当地人对美食的热爱中，感受到“本土”的气息，品读到人民对生活的热爱。
4.2.5提升城市活力，给城市的夜生活带来生气，让城市更富人情；
摊贩的聚集能够促进良好的商业氛围，赋予原本宽阔的街道适宜的步行尺度环境，益于形成连续的商业界面，强化街道活力。且我国自古以来就有赶集的传统，摊贩的聚集可以说是对于传统文化的一种延续。调研中的国康路为一条城市支路，平时的车流量很少，路边一般停满了机动车，街道界面也是一大段围栏，气氛较为冷清。而在中午，摊贩的聚集使得人流集中，形成熙熙攘攘的商业氛围，使得原本寂静的街道瞬间焕发生机，充满活力。
五、总结建议
1、制度改革。管理部门对“黑料”进行改造实行执证上岗制度，对长期经营的黑料摊位颁发许可证，对其长期所在区域进行认责，负责此区域内卫生状况。
2、资格考核。定期抽查摊贩所贩售食物的卫生质量状况，对不合格的摊贩取缔其摆摊资格。
地摊经济的发展历程篇10
论文关键词：品牌,会计核算,生命周期
品牌不同于商标，品牌是个市场概念，商标是个法律概念。品牌若想做活、做远、做大，必须转化成商标，借助商标的法律作用，才能够延续下去，使品牌产生的超过产品本身价值的利益受到保护。
因此，品牌不是天生就有，而是一种依附在商标上并对使用该商标的产品进行整体营销策划，包括研究市场，选择目标市场，指定产品策略、价格策略、分销策略和促销策略，并保证这些策略的有效实施进而创造出来的。所以笔者认为，品牌成本应在商标权核算的基础上加以核算。
一、新会计准则下商标权核算的概述
（一）商标权的初始计量
商标权的初始计量以历史成本为计价依据。按取得方式不同，分为以下几种核算情形：
1.购入他人商标，花费较大的，应将买价、手续费等计入商标的购入成本，作为无形资产核算。
2.企业自创的商标权，如果所花费用较大，获利能力较大，则将开发过程中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商标设计费、注册费等列作无形资产；如果所花费用不大，不必列作无形资产。
3.享受他人商标使用权，如果受让方要获取许可证或专营证或特许权的，可将一次性支付的费用列作无形资产核算；如果受让方要按合同规定定期向出让方支付报酬的，则每次支付的费用列作管理费用。
4.投资转入的商标权，一般应以注册证件为作价入账的基本依据。
（二）商标权的摊销和减值
商标权的摊销是将商标的价值在使用寿命内分期摊入各受益期间的过程。若商标权的使用寿命确定，则在使用寿命内合理摊销；使用寿命不确定的商标权，其价值不予摊销，应于资产负债表日对其进行减值测试，对预计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计提减值准备。
二、目前品牌会计核算的现状和存在的不足
目前，品牌在我国尚未进行会计核算，在国外，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曾就品牌能否记作资产规定了两个条件：一是品牌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推动企业发展；二是能够对品牌成本或价值进行可靠地计量。这两个标准在实务中就表现为只对购入品牌进行计量，以购入价格作为购入品牌的价值；以计量技术不成熟和违反传统会计核算原则为由对自创品牌的价值不予核算，这样做的不合理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品牌价值不应该是在交易过程中产生的。
一个企业只承认收购品牌价值而不承认自创品牌的价值，似乎品牌价值不是来自品牌初始的创建过程，而是来自交换过程，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知道，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各要素的量来决定的，而品牌作为能够给企业带来超值利润的为什么它的价值是在销售出去时产生，而不是在创立过程中产生，这种无视价值规律的核算方法，必将会削弱会计在经济管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第二、品牌在交易过程中产生的价格，并不能代表品牌的真正价值。在市场交易中，即使双方对某个品牌的价值都提不出令人信服的评估结论，可一旦成交，这种品牌价值即产生，其价值我们可定义为公认价值，但是可以想象，若改变交易双方及其条件，同一品牌价值
的“公认价值”会产生很大的不同，这表明某个品牌进入市场，对于购入方而言，品牌价值可以成为其列入资产项目的计价标准，但这种价格并不代表品牌的价值，而只是表示了企业取得某一品牌使用权而付出的代价，而会计的这种在现实中扭曲反映某一品牌价值的收购价格入账核算，实在令人迷惑。
三、品牌会计核算的计价基础
品牌属于企业的无形资产，为了建立品牌会计核算模式，必须发展统一会计核算制度历史成本计价的原则。历史成本计价原则是工业经济的产物，它是由有形资产特点决定的，企业经营目标是财富最大化，但不同时代人们对财富的理解是不尽相同的。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以知识资本作为财富增加的源泉，可知该创新作为其发展动力，以知识为代表的无形资产在企业资产中占比重大幅上升，有些高科技企业中绝大多数资产是无形资产，而知识资本的计价，按历史成本计价原则，可能只是几本书的价钱，或是委托培养费以及其他各种为取得知识而花费的可证明的实际支出，这无疑会较大地歪曲知识资本的价值，实际上评价知识资本是很难确定历史成本的。为此，必需改变现行历史成本一统天下的会计计量模式，对那些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原则已无法计量或无法准确计量的资产及负债，建议采用公允价值、现行成本、市场价格、可实现净现值等多种计量模式。
四、建立品牌成本核算体系的建议
（一）品牌核算的计量属性的选择
新会计准则规定，会计的计量属性主要包括：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和公允价值。鉴于品牌成本核算是在商标权核算的基础上建立的，所以企业应沿用历史成本计量属性。
（二）品牌成本核算的意义和内容
任何公司想要使自己的产品获得消费者的认可，必须考虑将商标转化为品牌，只有做成知名品牌，其附加值才能不断增加，所以，企业在商标建立之后，通常会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对其进行宣传和维护，力求在消费者中建立一个值得信赖的品牌形象。从此角度看，企业在商标权上继续投资的行为可以看成是自建品牌的过程，在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下，此间的支出应计入创立品牌的成本，如此便可以有效地弥补上文所述商标权成本核算的不足之处。可见建立品牌成本核算体系尤为必要。
类比固定资产中的“在建工程”会计科目，企业可以设置“在建品牌”科目，“在建品牌”科目借方反映商标权的初始成本和对商标上的后续支出如广告促销等宣传费用（为了符合会计信息质量的谨慎性原则，可以按一定比例资本化，其余费用化，计入销售费用），贷方反映品牌成熟时的成本。由于品牌也属于无形资产，企业同样可以在“无形资产”科目下新设“品牌”二级明细科目。
（三）品牌成本核算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