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篇1
一、人类社会只有经过商品经济才能进入共产主义是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点
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观察当代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形态以及我国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应该全面把握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马克思对于社会形态的划分，是有多种依据和划分序列的。这里只谈谈他大致同时提出的两种社会形态划分学说。一种是他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以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为依据，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划分为五种经济社会形态的学说。后人将之概括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五种经济社会形态或生产方式的序列。这种划分是大家熟知的，也是广为流传和普遍采用的。但是，还应该注意马克思的另一种关于社会形态的划分，这就是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以人的发展程度为依据，把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划分为三大社会形式或三个阶段的学说。
马克思关于三大社会形式学说的基本观点是：“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107-108.）马克思提出的五种经济社会形态学说和三大社会形式学说的时间相距不足一年半。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形态的这两种划分序列并不矛盾和排斥，也不存在哪一种划分更重要，或者五种经济社会形态学说已经取代了三大社会形式学说的问题。
马克思说的三大社会形式或社会发展三个阶段，是以社会主体的个人的发展程度，即个人是否获得全面发展和具有自由个性作为标准或依据进行划分的。从经济上说，这种划分反映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人们交换活动方式从而经济关系的发展和演变。这种划分说明：起初，由于生产力低下，个人没有战胜自然界的力量，不得不依赖并从属于共同体，个人没有独立性。这表明个人发展程度很低，马克思把这个阶段称之为最初的社会形式即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生活在共同体中的不独立的个人，凭借血缘关系和对他人的依赖建立联系，这时个人之间只有劳动交换，没有产品交换，从而人们直接地交换彼此的活动，个人劳动直接地表现和实现为社会劳动，这意味着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后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原来自然发生的个人对共同体的依赖、从属关系解体，个人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是建立在对物的依赖性的基础上的。这表明个人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仍然是不全面、不自由的，马克思把这个阶段称之为第二大社会形式或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生活在社会中的已获得一定独立性的个人，通过交换自己生产的产品实现劳动交换和建立社会联系，从而人们间接地交换彼此的活动，个人劳动间接地表现和实现为社会劳动，这意味着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最后，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原先单独的个人变为联合起来的个人，他们共同占有和控制生产资料和生产能力，并成为他们的共同的社会财富，从而个人得到全面发展，并获得完全的自由个性。在这个发展的阶段，人们又直接地交换自己的活动，个人劳动直接地表现和实现为社会劳动。这表明个人的发展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实现了人类的最高理想，马克思把这个阶段称之为社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或第三大社会形式。
个人发展程度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标尺。马克思说的个人发展的三个阶段，也是生产力发展的三个阶段，相应地也是人们经济关系的形式发展的三个阶段。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式或三个发展阶段序列，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这样一条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遵循以上三大社会形式或三个阶段体次相继前进，决不能从生产力低下的、人们在狭小范围内发展着的第一大社会形式或第一个阶段，跳越过人们建立了普遍社会物质交换和全面关系的、能够满足人多方面需要的、存在发达分工体系的第二大社会形式或第二个阶段，而直接过渡到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个人全面发展的第三大社会形式或第三个阶段。从人们劳动交换的社会形式而言，人类社会决不能从自然经济或半自然、半商品经济，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经济，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一个必经的历史阶段。所以，马克思用人的发展程度作为标准和依据，来衡量社会发展程度和划分社会发展阶段，是科学的。
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以上两种划分序列，对于正确认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以及采取的经济形式，有重大现实意义。我国解放前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都很不发展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从五种经济社会形态序列来看，属于第五种即社会主义社会，但从三大社会形式序列来看，仍然属于第二大社会形式或第二个发展阶段。这种情况同马克思原来设想的社会主义并不完全符合，或者正如有学者所说发生了“错位”现象。也就是说，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从五种经济社会形态序列来看不同于资本主义，但从三大社会形式或三个发展阶段序列来看，又同资本主义处于同一社会形式即第二大社会形式或同一个发展阶段即第二个发展阶段上。过去我们在理论研究和实钱中，只依据马克思关于五种经济社会形态学说，不考虑马克思关于三大社会形式学说，结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犯了超越阶段的错误，走了不少弯路，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纠正过来。
因此，正确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种划分序列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一个重大启发是，在认识本国社会发展阶段、确定理论政策和创建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时，将五种经济社会形态学说和三大社会形式学说结合起来考虑，可能是一种新思路。也就是说，在考察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时，不仅要看到它们在基本经济制度即生产关系性质上的根本区别，而且要看到它们在社会经济形式上又有相同的地方。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商品经济已经发展为更高层次的发达商品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大大超越了马克思生活时代的发展水平，并将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存在。在像中国这样原来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商品经济的发展则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必须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而这些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初没有预料到的。因此，我们党将我国现阶段社会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突破和创新，是对马克思三大社会形式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二、当代世界各国实践表明发达市场经济是普遍共同的经济形式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从16世纪诞生，到现在已有500年的历史。以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为标志，人类社会进入了马克思提出的三大社会形式序列的第二大社会形式或第二个阶段。从人们的劳动交换关系的形式来说，尽管商品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就早己产生并缓慢发展，但它成为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却属于资本主义社会。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商品生产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开始出现，价值规律已经在长达5000～7000年的时期内起作用。那么，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当代的商品经济又处在一个什么阶段上？
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篇2
文章从四个方面分别说明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经济利益的存在不是公有制本质特征的表现，社会分工不可能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不能说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的理论依据并不是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以论证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公有制私有制商品经济相容性
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论证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如何解释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之间的相容性在当时被认为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所在。因为在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中，社会分工和私有制被认为是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资本主义经济被认为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则被认为是非商品经济性质的。也就是说，公有制被认为是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在重新认识商品经济的过程中，解决所谓传统理论与现实之间这一矛盾（笔者认为这一矛盾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基本思路可以归纳为两种：一种思路是将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解释为社会分工和生产者之间存在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而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既可以表现在不同的私有者之间又可以表现在不同公有者之间，还可以表现同一公有范围内部。另一种思路是认为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就是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从表面看，这两种思路似乎都可以解决生产资料公有制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商品经济是否相容这一难题，得出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的结论，从而可以在此基础之上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当初，这种新的商品经济理论也确实对于推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两种所谓新思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之间的相容性问题，因为这里有两个深层次的关键性问题被掩盖了：一是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经济利益的存在与公有制的本质特征是否相一致；二是社会分工是否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另外，上述关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性的新理论或新观点最具有说服力的依据是所谓事实证明或实践检验，即以当代社会主义的现实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现实说明其正确性。而这又涉及到两个有待解决的更为重要的深层次问题：一是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是否能够证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二是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是否只有在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这一大前提之下才能加以解释或说明。
笔者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不相容的，而这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在逻辑上并不矛盾。本文拟对上述的四个深层次问题逐一进行分析，分别得出否定性结论，以最终说明自己的观点。
一
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经济利益的存在，使得他们之间只有通过等价交换才能实现互通有无的需要，从而使社会经济具有商品性，这种说法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这种所谓新观点既不是什么对马克思商品经济理论的突破，也不能说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
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条件下生产者之间互通有无的需要之所以必须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得以实现，就是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不一致性。所谓商品交换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经济利益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我国现阶段公有制实体之间以及公有制实体内部劳动者集体或个人之间所存在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是由于他们在生产资料的占有或使用上所存在的差别所决定的，人们对此也没有异议。但是，这种由于生产资料的占有或使用上的差别所导致的人们在经济利益上的差别的存在，并不是公有制本质属性或基本特征的表现，而是我国现阶段公有制经济必然包含私有制因素的表现。‚
在公有制条件下，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关系表现为人们之间不存在由于生产资料占有或使用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也就是说，任何人都不能凭借生产资料的占有或使用而获得特殊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关系表现为人们之间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也就是说，有人可以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获得特殊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之间是否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不一致，是区分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国现阶段两种公有制形式之间和集体所有制内部各经济实体之间是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这是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将这种不同所有者之间所存在的商品交换关系看成是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相容的一个重要依据，则是一种误解。因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特征，即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平等关系，或人们之间不存在由于生产资料占有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只可能体现在一个有效的公有范围之内，而不可能体现在其之外。超出一个具体的公有范围，人们之间就是一种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也就必然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占有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而这种不同所有者之间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关系，与各个所有者自身的所有制性质毫无关系。也就是说，不管各个所有者本身的所有制性质如何，不同所有者之间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所表现出的只能是私有制的特征——人们之间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而不可能是公有制的特征。
我国现阶段全民所有制内部或国有企业之间所存在的商品交换关系的性质又如何解释呢？国有企业对其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并没有所有权，改革开放之后，各个国有企业之间出现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是由于其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上的差别所导致的。笔者认为，国有企业之间存在的这种由于其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上的差别所导致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也是其自身包含着私有制因素的一种表现。
私有制的因素，即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关系，虽然不可能存在于抽象的或理论上的公有制内部，但完全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具体的或现实的公有制实体内部。在现实生活中，具体的经济实体的所有制性质，并非要么是百分之百的公有制，要么就是百分之百的私有制。这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果在一个具体的公有制形式或实体的范围之内，劳动者个人或集体之间事实上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的使用或占用的不同而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是否意味着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仍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平等，即：是否意味着这种公有制本身包含着私有制因素。笔者认为，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因为，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必然表现为一定的经济利益关系，否则所谓占有就毫无意义。单纯的生产资料使用权（如奴隶使用奴隶主的生产资料），不能给其使用者带来任何特殊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反之，如果个人或集体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事实上给他们带来了一定的特殊或直接的经济利益，那么，无论他们在形式上、名义上或法律上是否占有这些生产资料，他们对于这些生产资料所拥有的就不仅仅是单纯的使用权或占用权，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实际占有了这些生产资料，也就是说，这种公有制事实上包含着私有制的因素。
人们经常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资料公有制本身还不成熟，所谓生产资料公有制还不成熟本来就应理解为其本身还带有私有制的痕迹或包含着私有制的因素。所以，我国现阶段全民所有制内部或国有企业之间仍存在的商品交换关系就是由于现实的公有制形式或公有制实体本身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所决定的，而不是由于它们所具有的公有制的基本属性或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同样道理，在实行承包、租赁等经营方式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内部的劳动者集体（如实行内部独立核算的车间、班组之间）或个人之间（如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户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所存在商品交换关系，其根本原因也在于这些劳动者集体或个人对其所使用或占用的公有生产资料事实上仍具有特殊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即现实的公有制实体本身包含着私有制的因素。
总之，无论是从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看，还是从现实的公有制形式或公有制实体自身的不成熟性看，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根本原因均在于由生产力发展状况所决定的、在一定范围内和程度上客观存在的私有制因素，而不是公有制本身的基本属性或本质特征。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虽然既可以表现在私有者之间又可以表现在公有者之间及私有者和公有者之间，还可以表现在不完全的公有者内部，但其在实质上所反映的都是私有制的特征而不是公有制的特征。在原始社会的末期，最初的商品交换关系发生在原始部落或氏族公社之间（即不同的公有者之间），后来又逐渐渗透到部落或公社内部（即同一公有者内部），但马克思并没有因此而将商品经济的产生或存在与生产资料公有制联系在一起，而是将商品交换关系的出现与私有制的产生或萌芽联系在一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将商品经济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并不存在什么失误或过时的问题。而我们仅以现实的公有制实体之间及其内部依然存在着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这一事实为依据，就认定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则只看到的问题的表面现象。
二
一些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谈到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时往往强调社会分工仅仅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前提条件或必要条件，在此前提下，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则取决于是否存在着私有制（过去的说法）或生产者之间是否存在着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现在的说法），似乎有可能出现一种虽然存在着社会分工但不存在商品交换关系的状况。如果确实存在着这种可能性，也就可以认为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或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没有必然联系。但是，这种状况至今为止尚未出现过。在原始社会末期，当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时，在畜牧部落与农业部落之间产生了最早的商品交换活动。这种简单的或偶然的商品交换活动的产生是因为两个部落之间存在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尽管最初两个部落内部由于生产资料公有人们在经济利益关系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正如前面的分析所说，在两个部落之间所体现的却是私有制的特征，即人们在经济利益关系上是不一致的。后来，这种人们在经济利益关系上的不一致逐渐由原始公社或部落外部渗透到其内部，商品交换关系也就逐渐在原始公社或部落内部产生。从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看，它与社会分工和私有制或人们在经济利益关系上的不一致的产生和发展进程是同步的。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分工就是指社会上不同的人专门从事某一种劳动，而这种从事不同性质的社会劳动的人们之间必然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不一致，因此，在他的理论中，社会分工的出现与私有制的产生是密切相关的，而社会分工的消亡也是与私有制的消亡联系在一起的。所谓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必要条件、私有制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充分条件之说，将两者完全分离开并非马克思的本意，而是我们对其商品经济理论的一种误解。
有人将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分工称之为旧的社会分工，认为社会分工本身并不会消亡，旧的社会分工随着私有制的消亡而消亡之后将出现新的社会分工。这里的问题是：所谓新的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或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之间是否存在着相关关系。显然，我们不能定义旧的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密切相关而新的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完全无关，因为，既然所谓新的社会分工被认为产生于私有制和旧的社会分工消亡之后，就不能说这种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而只能说它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不相容而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相容。如果将旧的社会分工定义为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分工，分工各方在经济利益上是不一致的；将新的社会分工定义为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分工，分工各方在经济利益上是一致的，在逻辑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在此前提下，所谓新的社会分工的存在却不能解释为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因为，既然分工各方在经济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之间就没有必要通过等价交换来实现互通有无的需要。
所以，只要承认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密切相关，就不可能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论证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
有人认为决定商品经济存在的唯一条件是社会分工，而这种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所以商品经济的存在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毫无关系。因此，只要存在着社会分工，商品经济当然既可以与私有制相容又可以与公有制相容。在此前提下，如果认定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社会分工，就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如果认定社会分工将永远存在，则可以得出商品经济万岁论的结论。然而，这种完全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不相干的社会分工为什么能够成为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或原因呢？假定在这种社会分工存在的条件下，生产者之间并不存在由于生产资料的占有或使用上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或者说，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着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那么，他们之间互相取得对方产品为什么还要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来实现呢？如果人类社会已进入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在“各取所需”的按需分配的条件下，商品交换关系难道还有存在的余地吗？相反，只要生产者之间存在着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不管我们如何定义社会分工，他们之间要取得对方的产品就必须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实现。所以，即使我们可以定义社会分工的存在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这种定义是否科学或合理这一问题与本文没有直接关系故不在此涉及），也不可能由此而认定商品经济的存在与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无关，进而说明商品经济与公有制是相容的。
如果认定社会分工与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关系有关，而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情况又会怎样呢？有人认为商品经济之所以永远存在，其原因就在于社会分工和生产者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不一致将永远存在。社会分工和生产者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不一致是否有可能永远存在，这一问题没有必要在此进行讨论。这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是否有可能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这个问题不是仅靠自我定义就可以解决的。如果两个生产者之间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差别，从而导致他们之间必须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来取得对方的产品，那么，这种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就不可能与他们实际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无关。因为，如果他们对其实际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没有特殊的经济利益关系，即可以在他们之间无偿调拨生产资料，那么，他们之间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取得对方产品的必要性也就不存在了。改革开放之后，正是由于否定了国有企业之间生产资料的无偿调拨，承认了各个企业对其实际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具有特殊的经济利益，才使得国有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得以确立。所以，生产者之间对其产品所具有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从根本上讲是由于他们之间对其生产资料所具有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所决定的，即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既然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而社会分工又与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相关，那么社会分工也就必然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相关。
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是否会永远存在，这个问题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有人认为，通过论证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将永远存在而得出商品经济万岁论的结论，是对马克思商品经济理论的突破，这种看法却是不准确的。前面已经说到，马克思正是将商品经济与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的不一致性联系在一起，才提出社会分工和私有制是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他所说的社会分工是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密切相关的，而生产者之间在经济利益关系上的不一致则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本质属性的必然表现。只是他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并不是永恒的，它最终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被生产资料公有制所替代，因而生产者之间由于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将随着私有制的消亡而消除，与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的不一致密切相关的社会分工也将随着私有制的消亡而消亡。所以，马克思认为商品经济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可见，从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不一致的角度论证商品经济存在原因并不能认为是对马克思商品经济理论的突破，真正可以称得上对马克思理论有所突破的是认定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不一致将永远存在，进而得出商品经济万岁论的结论。而这种突破如其说是对马克思商品经济理论的突破，不如说是对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或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理论的突破。对于每一个彻底的商品经济万岁论者来说，都必然面对这样一个必须解释的问题：商品经济与按需分配是否相容，即，在各取所需已经实现的条件下等价交换是否还有存在的余地，或者说，在等价交换关系依然存在的条件下各取所需是否还有可能实现。
总之，尽管我们可以定义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但仍然不可能由此证明商品经济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进而得出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的结论。
三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似乎无懈可击的说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充分证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不错，我国现阶段确实存在着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状况，但是，两种经济现象的并存并等于它们之间在本质上是相容的。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并存了几千年，难道我们可以说实践证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与自然经济是相容的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这种检验是有针对性的，即作为检验标准的实践和作为检验对象的理论在逻辑上必须保持一致。例如，不少人在论证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经济时，都引用了恩格斯的这样一段话：“一旦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消亡。”并声称实践证明他的预见不符合现实。恩格斯的这段话确实是在其《反杜林论》的“社会主义”篇中说的，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社会主义一词是共产主义的同义词。因此，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指的是我们所说的共产主义；我们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指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的第一或低级阶段；而我们正在建设或所经历的社会主义则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显然，“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将消亡”这一论断是否正确，与“社会主义”一词具体含义密切相关：如果按照马、恩的习惯社会主义社会是指共产主义社会，那么，我们起码现在还不能说实践证明这一论断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实践。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实现过“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哪怕是强行实现的，我们凭什么说实践证明恩格斯的设想不符合实际呢？
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否能够证明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的相容性，关键在于我国现阶段与商品经济并存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否完全成熟的公有制，或者说，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现状到底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自身的本质属性或特征所决定的，还是由于我国现阶段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不成熟性即其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所决定的。当我们作出“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的这一判断时，所谓公有制应当是指完全成熟的公有制，而所谓相容也应当是指二者在本质上是不矛盾或不排斥的。因此，要以实践来检验或证明这一判断正确与否，实践中的公有制就必须是完全成熟的即不包含私有制因素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谈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或第一阶段时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他所说的在经济方面的“旧社会的痕迹”，包括私有制的痕迹、社会分工（或旧的社会分工）的痕迹和商品经济的痕迹等。我们不能因为新社会的萌芽产生于旧社会就认定这些新社会的萌芽在本质上与旧社会是相容的，如，我们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于封建社会末期就认定它与封建生产关系在本质上是相容的。同样道理，我们也不能因为旧社会的痕迹存在于新社会就认定这些旧社会的痕迹在本质上与新社会是相容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正在建设或经历的社会主义还不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或第一阶段（即我们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或低级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而它所带着的“旧社会的痕迹”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不是直接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产生出来的。所以，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所带着的“旧社会的痕迹”，不仅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而且有封建社会及自然经济的痕迹。这就是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之间最根本的区别。然而，这一根本区别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了。例如，有人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的论断提出异议，认为社会主义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其基本逻辑是：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目前不仅存在着商品经济而且还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既然商品经济在资本主义之后还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因此，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从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也是无懈可击。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已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商品经济不发达正是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必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并不等于在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阶段也必然要发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是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个理论问题完全可以讨论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断言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恐怕还为时过早。只有当我国进入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之后或当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之后，确实仍有必要发展商品经济，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地说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
同样道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也不能证明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本文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在我国现阶段，从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看，商品交换关系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所有者之间所体现的私有制特征，即不同所有者之间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关系；从现实公有制形式或实体自身的不成熟性看，商品交换关系产生的根本原因则在于现实的公有制形式或实体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即在一具体的公有范围内劳动者集体或个人对其所使用的或占用的公有生产资料事实上仍具有特殊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
因此，我国现阶段不完全和不成熟的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不仅不能证明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而且为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理论观点提供了更为充分的事实依据，从而进一步说明马、恩关于商品经济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之间关系的论断是正确的。除非真正实现了“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之后商品经济依然存在，我们才能说实践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关于商品经济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之间关系的论断是错误的或已经过时。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实践检验或事实证明作用只能是单向的而不能是双向的，即：当我们以实践中某一客观存在的现象对相应理论观点的正确性进行检验时，不能同时又将被检验的对象作为说明或解释实践中这一客观现象存在原因的理论依据。例如，一方面以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来说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可以相容这一理论观点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又以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可以相容的这一理论观点来说明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之所以能够并存的原因。这在逻辑上叫做循环论证。
四
有人认为，只有彻底否定或转变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传统观念，才能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从而推动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坚持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理论观点，并非就无法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要正确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关键在于必须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而不能从抽象的社会主义概念出发。中共十五大强调：“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从“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的实际”出发，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我国现阶段并不是完全成熟的公有制与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并存，而是不成熟的公有制与不发达的商品经济并存。这就是说，我们需要说明的并不是马克思所预见的、建立在商品经济已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将继续存在商品经济的必然性和还需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而是我们正在实践中的、建立在尚未经历商品经济充分发展阶段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商品经济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否定马、恩关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论断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当然这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可能还是有意义的），因为我国现阶段的实践并没有提出这一要求。相反，在我国现阶段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并将其运用于说明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进而说明坚持改革开放的必要性，才是真正具有现实意义的。
改革开放前，“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将消亡”等观点确实曾被当作消灭商品经济、强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依据。但是，当时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误认为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建立在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从而将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当作我国现阶段的具体特点，进而将马、恩有关理论或观点当作教条照搬。正如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所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显然，只有在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误认为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这一大前提之下，“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将消亡”等理论观点才有可能成为消灭商品经济、强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依据。
改革开放之初，尽管建立在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基础之上的所谓新的商品经济理论曾经对于推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是极其有限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这一理论自身的缺陷及其对于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阻碍作用就暴露得越来越充分。我们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展生产力，如果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我们就没有必要打破公有制形式的“一统天下”建立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没有必要放弃“一大二公”的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必要打破国有企业的“大锅”将其改造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经营者,……；如果我国现阶段并存的是完全成熟的公有制与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或者说，我国现阶段的商品经济是比资本主义更发达的商品经济，我们也没有必要重新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早已完成的历史任务，没有必要屈尊去与什么国际惯例接轨，没有必要主动要求加入wto去受落后者制订的规则的制约，……。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表明，真正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的，并不是以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为基础的所谓新的商品经济理论，而是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与我国现阶段实际的结合。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由生产力发展状况所决定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和现实公有制自身的不成熟性，以及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分工（或旧的社会分工）依然存在，而不是“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和旧的社会分工已经消亡；我国现阶段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根本原因则在于我国没有经历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这就是结合我国现阶段实际对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的运用和发展。
事实上，我们真正应当彻底抛弃的传统观念就是那种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误认为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改革开放前这种思维方式的表现是将马、恩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当作我国现阶段的具体特点，因而对马、恩的相关理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改革开放后这种思维方式则表现为将我国现阶段的具体特点当作马、恩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因而轻率地以我国现阶段的具体特点为依据否定马、恩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和社会发展总趋势的论断，如前面所提到的那些所谓“实践证明”。正因为这种脱离我国现阶段实际的传统观念及其影响依然存在，中共十五大强调：“面对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我们解决种种矛盾，澄清种种疑惑，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关键还在于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
对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性问题的认识，关键也正在于对我国现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认识和把握。
总而言之，从理论推导看，马克思关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论断是符合逻辑的；从实践检验看，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理论与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现实是不矛盾的；从现实意义看，坚持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论断对于正确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是有重要意义的，从而对于进一步推动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相反，如果继续坚持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说不通而且也越来越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相脱离，并将阻碍我国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7页。
2.见拙文：《对公有制与私有制关系的再认识》，《武汉交通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3期。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页。
5.《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篇3
农业产业化是包括农业在内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农业经营形式。当社会经济条件不具备时，农业产业化是不可能产生的，人为地推行农业产业化也不会获得成功。由于在指导农村工作中，政府倡导和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于是有人误以为农业产业化是政府行为、人为因素。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不仅旧中国从未所闻，而且新中国成立后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也无人知晓。农业产业化的概念最早见诸于报端，恰恰是农村经济改革、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经济体制之后出现的。这说明农业产业化的产生，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又符合农业发展阶段的规律性。
那么，人类农业生产发展的历史，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呢？有的学者认为，在畜牧时期之后，农业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农业阶段、农工（农产品加工）阶段、农工商（农产品加工商品化）阶段。也有学者认为，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劳动者生产技能以及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不同，农业生产发展历史经历了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3个阶段。笔者认为，上述两种划分阶段的方法、提法虽有不同，但对农业发展阶段规律性的认识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古代，中世纪乃至近代都不可能出现农业产业经营的实践和理论。它的产生和发展总是同农工阶段向农工商阶段或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联系在一起，总是同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和市场经济发展程度联系在一起。
农业作为社会物质资料重要的生产部门，从古至今在解决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方面有着其它产业无法替代的作用。我们对几个农业阶段的考察，分析各个阶段的特点，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农业在各阶段对社会进步、人类发展的贡献有所不同，而越是接近和进入第3阶段，它的作用不是削弱而是更大。其原因要归结于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在农业上的广泛运用，归结于农业产业化经营更适应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和农业自身发展规律。
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农业发展处于原始农业阶段。但这个阶段是来之来不易的，是我们祖先经过漫长的采集、狩猎时代并逐渐学会驯养动物、种植可食用作物之后，过渡到畜牧业和种植业，再经过若干年，农业从畜牧业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产业部门的结果。原始农业之所以为“原始”，一则人类社会处于幼年时期，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极其有限；二则人们用以从事农业劳动的工具极其简单，如木棒、石块之类。我国历史上旧石器、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及殷周时期或稍后铁的发明、牛耕的出现，代表这一阶段农业生产力状况。与此相应，农业是唯一的生产部门，尽管劳动者在农耕之余或为了自身需要也生产某些手工业用品，但农业和手工业是结合在一起的，并没有独立的工业部门或农产品加工部门。正如马克思所说：“最初，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不是分开的，后者包含在前者中。农业氏族、家庭公社或家庭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既包含农业劳动，也包含工业劳动，二者是同时并行的。狩猎、捕鱼、耕种，没有相应的工具是不行的。织和纺等等当初是农业中的副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3页）同时，由于生产工具落后，农业劳动所能提供的剩余时间和剩余产品，用于制造手工业品或用于交换的产品也微乎其微，无需专司流通的商业和产品交换的市场。那时的所谓“市场”，不过“日中为市”、“以井为市”，简单的以物易物（如某类农产品换某种畜产品）而已。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研究经济发展的阶段划分时，称这一时期为农业阶段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它没有工业、更没有商业。
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分工也得到发展。分工作为社会进步的标志，一方面促使原来在农业中处于副业地位的工业迅速发展，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又一个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另一方面分工引起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发展，商业又与农业、工业相分离，专门从事商品流通活动，从而形成农、工、商各自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国民经济基本体系。商业出现之后，农业劳动者除自己仍要进行“卖”和“买”而外，可以把生活、生产所需的部分甚至大部分卖和买交给商业部门，自己安心从事农业生产。这对于劳动者积累技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有利的，对于推动原始农业过渡到传统农业阶段也是有利的。传统农业与原始农业相比，除了生产工具有较大的改进外，劳动者的素质有一定提高。农耕方式也日趋精细。但总的说来生产力水平不高，农产品商品率低，农业生产以自给为主仍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仅在长达2000多年封建社会中始终处于统治地位，而且在遭受外来侵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制度经过109年（1840年到1949年）的发展之后，商品经济代替自然经济的奇迹并未出现，农业和手工业原始的家庭结合——男耕女织也未被新的生产方式撕断。
不仅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经过二三十年的农业改造，“吃饭种田”、“穿衣种棉”、“养牛耕田”、“养猪过年”的状况仍然存在。从农业发展阶段分析，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农业的集中劳动和统一经营、农产品的统购统销等多种原因，束缚了农业分工分业和商品农业的发展，加上把农民发展商品生产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加以批判，既打击了农民坚持以粮为主、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生产的积极性，又阻碍或延缓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历史进程。但是，实现现代农业符合农业发展规律，符合人类社会的演进，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20世纪80年代初（70年代末已开始），农村普遍推行家庭承包经营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结构、产品结构调整，特别是那些农业发展迅速，农业生产专业化、社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首先开始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从而奠定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基础。
怎样认识农业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现代农业转变为农业产业化奠定基础？这里有几个问题应当明确。
首先，农业产业化与现代农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实现了农业产业化不等于实现现代农业。当前，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内涵、组织形式、经营体制都很不完善，还不能说实现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即使农业产业化了，离现代农业也还有一段或长或短的路要走。
其次，农业产业化是通向现代农业的重要途径，那种认为等现代农业实现了再发展农业产业化或那时自然就有产业化的观点是不对的。我们强调农业产业化发生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时期，是要人们在指导农业产业化实践中，既不能观望等待，以为条件不成熟，又不能一哄而起，违反客观规律。
第三，在实行农业产业化中，要重视农业生产专业化对推动农业商品化、社会化的作用。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农业的分工和专业化不发达是自给半自给农业得以保存的条件，那么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把原来从属农业的家庭工业、副业、农业内部各业（如种植业内的粮食作物、养殖业内猪、牛、羊、家禽）一一分离出来成为新的独立农业产业部门，则是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和社会化程度的关键环节。而专业化、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原来一个部门生产的产品，现在往往由几个部门共同完成。以农业为例，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小而全”的农业必然为大而专所取代，从种到收许多生产环节逐步成为专门的部门，如育种有种子公司、收割有收割公司、农产品加工运销有专业部门，不需要农户完成。专业化生产越发达，专业部门之间的协作联合的要求也越迫切，这就为农业产业化创造了条件。
第四，近现代农业发展中，世界上许多国家所出现的农业生产与农产品加工工业、食品工业、纺织工业乃至流通部门的结合、协作，或者农业生产部门与农业生产领域独立出来的育种、饲料生产、肥料生产等部门的联营、联合，都是在农业、工业分工的基础上，农业与工业、商业从专业化生产进而实现联合或农工一体化、农工商一体化的开端。尤其是农业发达国家近百年（特别是近半个世纪）在实现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各种类型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都相继出现，并获得了比较快速的发展和高于各自独立经营的效益。顺便说一下，农业发达的国家农业产业化经营虽有多年实践，但其名称不一定叫产业化。例如，国务院研究室农业培训考察组1999年赴荷兰、法国、对两国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合作制实地培训考察。他们在“考察报告”中说：在两国20多天的行程中，没有听到一个荷兰人或法国人使用过农业产业化经营这个词，但所见所闻确实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内容。该报告还说：在欧盟国家看来，农业早就不是单一的生产环节，而是包括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在内的完整产业体系，即所谓“从田头到餐桌”，农业的效益来自这个完整的产业体系。这段话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那就是推行农业产业化务必在它的实质、内容上下功夫，切不可徒有农业产业化之名，而无产业化之实。
综上所述，在人类社会初期，农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并没有生产、加工、流通之分；随着生产力发展，出现了与农业相对的工业和商业部门，农业由合到分；但是社会进步和农业的现代化，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工业、农产品加工和运销部门与农业又产生融合、联合的趋势，实现农业由分到合。
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篇4
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邓小平立足中国的国情，从实际情况出发，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设想到列宁提出的利用商品货币思想，以及毛泽东的体制创新的初步尝试，再到邓小平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一、马克思恩格斯从劳动价值理论研究出发，否定了商品和货币关系，预言未来的社会将采取计划机制配置资源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在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批判基础上继承并发展起来的。他通过对价值理论的分析，揭示了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社会经济关系的运动和发展规律。马克思从分析商品这一最普遍的经济现象出发，得出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根本条件，私有制使得人们的生产总是私人的。
社会分工要求人们必须相互提供产品，要求私人生产必须具有社会性，从而使得社会生产具有私人性质与社会性质的对立统一。在私有制条件下，商品生产者的生产取决于他们的私人劳动能否转化为社会劳动，能否实现私人产品向货币的转换，这一转换过程是自发的、社会化的，而不是商品生产者本身主观可以预料和控制的。于是，商品货币在人的面前有了神秘性，产生了商品拜物教。
本来是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在商品拜物教面前，人类本身的活动却反过来受物与物关系的支配，这是一种异化现象。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一方面劳动创造价值，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另一方面，人类劳动的社会性质是通过自发的、异化的形式实现的。这种扭曲的异化是不合理的。之所以有这种异化，是因为存在私有制，在社会分工条件下的私有制割断了人们生产的直接社会联系。要克服这种异化，根本的出路在于消灭私有制，并且一切与私有制直接联系的商品、货币、交换关系都是一种历史的扭曲，最终都是要取消的。
马克思在劳动价值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资本周转和循环理论、周期危机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预言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预言，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生产社会化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实行单一的社会所有制，资源的配置也将采取计划机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和公有制的建立，必然使商品货币失去基础而归于消灭，由国家调节的产品生产和分配代替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社会公有的生产中，货币资本不存在了。”
恩格斯也认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1](p633)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为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产无政府混乱状态、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实现了全社会单一的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是单一的社会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论断成为人们对社会主义必须采取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依据。
二、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的实践与理论探索
十月革命以后，社会主义从理论进入到实践阶段。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实践，在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前，列宁所持的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品经济的观点。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从十月革命胜利后到1918年春天，苏维埃政府先后实行了土地、银行和大企业国有化，对全国的产品和分配实行全面的监督，通过工农业、城乡之间的实物交换来限制市场的作用，其目标是逐渐消灭商品交换、货币流通，最终消灭市场，以保证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制度，建立完全的交换制度。
1918年夏，国内战争爆发后，苏维埃俄国实施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对工农业实行高度集中领导的基础上，在分配上也实行了有计划的严格控制，由国家组织收购粮食供应城市、收购工业品供应农村。列宁认为，只有把所有商品都收归国有、规定价格、统一分配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为此，进行了全国统一的合作社改造活动。其目的是用直接的产品交换来代替商业，用实物交换来代替货币交换。总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加速了消灭商品、货币、市场的过程。
1921年初，随着苏维埃政权取得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胜利，“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这促使列宁重新考虑商品货币关系问题。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用新经济政策代替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其主要内容是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交纳粮食税后可以自由买卖粮食，开放市场，允许农民的各种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在本地范围内自由买卖等。
但这时的“商品交换”是在国家的严格控制下，经过合作社进行交换的。1921年秋天，列宁决定进一步开放市场，扩大商品货币的流通渠道，强调发展商业的重要性，号召全党抓住这个中心环节，表明了列宁对商品市场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列宁认为，商业的发展可以带动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进而促进社会主义的恢复和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落后的小农经济国家中站稳脚跟。列宁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思想，是对社会主义传统理论的创新。但是，列宁仍然没有突破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统一的计划经济这一传统思维方式。
斯大林虽然也明确提出过商品生产的思想，但仍旧没有跳出社会主义与商品市场对立的束缚。他认为计划是社会生产的唯一调节。他曾在联共(布)十五大上指出：“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测的计划，不是想当然的计划，而是指令性的计划。这种计划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执行，这种计划能决定我国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将来的发展方向。”这也决定了斯大林时期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们基本上是学习前苏联的模式，建立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但毛泽东很快认识到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明确提出以苏联为戒，走自己的路。他在《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批语》中说：“商品生产不是孤立的，看他和什么联系，同资本主义还是同社会主义。
与资本主义联系，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自古有之。”1956年毛泽东撰写了《论十大关系》，提出了改革“苏联模式”，走适合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遗憾的是，毛泽东也没有彻底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这些改革思想未能在实践中一贯地坚持下去。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在持续不断地批判修正主义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否定市场为基本特征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虽然列宁、毛泽东等曾提出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生产的设想，但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人们最终还是坚持计划经济体制，把计划和市场作为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把市场经济、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之间划等号，也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之间划等号，并且把计划经济看成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在这个过程中，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计划经济实行的前提条件，过分地追求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目的是为了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避免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结果却造成了一系列国民经济生产中的比例失调。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都遭遇到不同程度的挫折。
三、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突破与创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建立、发展、完善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不断创新的过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伟大创举，打破了包括东西方在内的关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的固有观念，确立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观点。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体制创新的客观规律，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矛盾，相继取得了重大的理论创新成果。
首先，初级阶段论理论问题。如何评价我们的国情、如何判断我们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地提出了我国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对我国国情最集中、最正确的判断。
1980年，邓小平指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2](p312)1987年8月，党的十三大前夕，邓小平再次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
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3](F252)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这一指示精神，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理论，并据此明确概括和全面阐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标志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本形成。
所谓“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其特定的科学的含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而非高级阶段、发达的社会主义，并且强调初级阶段的中国特征。由此出发，考虑到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等基本国情，他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同时并存等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政策，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创立，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
其次，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问题。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认真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经验，仔细研究世界形势和国际经验，对如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作了不懈地探索，取得了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问题上，形成了许多新的认识，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结论。
1987年2月，邓小平就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3](p203)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坚持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随后，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经济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的科学论断。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重要契机。他把计划和市场同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剥离”开来，把计划和市场都看作是经济手段。邓小平南方谈话后，逐渐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和全国人民的支持、赞同和拥护。这就把人们的思想从传统理论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大胆利用市场机制来发展经济，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最后，社会主义本质认识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总结了几十年来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在对社会主义传统理论深刻思考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又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3](p255)“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3](p172)“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3](p63)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立足中国的国情，从实际情况出发，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篇5
关键词：商品经济、中外比较、中国特点
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乃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消长的过程。（注：李埏：《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6～15页。）因此，要全面而又科学地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必须大力开展对商品经济史的研究。随着近20年来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点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商品经济问题是重新正确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突破口，应强调重视商品经济的研究。
大力开展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史的研究，首要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认识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因为这关系到我们从什么样的角度出发和以什么样的思想为指导去研究商品经济问题，并进而科学认识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最近，宁可先生强调："从中国社会形态的研究，寻求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不能不注重中国经济形态的特点，这里包括了商品经济的特点和作用，而寻求中国经济形态的特点，商品经济的特点和作用也许能给我们以线索和启示。"（注：宁可：《中国社会形态中应当注重的一个方面－商品经济》（"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再认识笔谈"），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其意盖在于此。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揭示。但这并不能说明该问题已无探讨的必要，而恰恰说明这只是一个重新认识的开端。下面，试就此问题略抒管见。
我们先从对已有的特点的分析谈起。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研究商品经济问题和探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关系的论著中，都曾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问题。其中，姜守鹏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注：见《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是有关此问题的专文。限于篇幅，以下围绕此出分析。
在该文中，姜先生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概括有三。第一，"土地私有，土地较早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重要特征。"单从时间上看，中国在公元前359年商鞅变法之时，就确立起了"民得买卖"的地权原则，土地买卖逐渐盛行起来；而在西欧，到公元11世纪之后，"在大多数国家内，起初不能让渡和不能分割的''''贵族''''土地，渐渐变为可以让渡和可以分割的；实际上，它已被分割到漫无止境。"（注：［法］p•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44页。）土地买卖才发展起来。显然，中国历史上土地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确实比西欧要早得多。进一步来看，在中西方土地可以买卖之前，土地都是不能任意买卖的。在中国，西周就确立起了"田里不鬻"的地权原则；而在西欧，由于土地处于高度稳定状态，不能买卖，马克思曾称之为"不动产"。
然而，分析土地的买卖不能离开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形态。结合社会形态来分析，在西欧，土地不能买卖的时期是领主制阶段。伴随着土地的买卖，领主制解体，整个社会进入了地主制阶段；在中国，土地不能买卖的时期恰好也是西周至春秋战国的领主制阶段。伴随着领主制的解体和地主制的到来，土地买卖发展了起来。换言之，土地买卖是地主制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经济现象；从地主制产生之日起，就会有土地买卖，并无此先彼后之分。认为土地较早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一大特点的观点，主要是将中国的地主制与西欧的领主制作了对比之故，故而这种对比显然是不妥的（详后）。如果用中国的地主制与西欧的地主制作对比，那么，根本就无此一说。因为，土地买卖与地主制是同步的，并无此先彼后之分。
第二，"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生产者主要是农民。"其根据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具有较大的人身自由和经营自，具备成为小生产者的必要条件；而西欧庄园制下的农奴则情况完全相反，并且，农业是领主庄园制经济，属自然经济范畴，其商品生产主要是居住在城市里的手工业者。我们知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是简单商品经济，交换的发达和商品生产的不发展是其基本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里，正是商业使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不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6、371页。）也就是说，当时虽然有城市手工业者生产的商品，但大多数商品则是来自于各生产部门的产品。由于封建社会生产的主体是占社会劳动力绝大部分的农民，尽管中西方农民在人身自由和经营自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他们都应是社会商品的主要生产者。
市场上商品的种类充分说明，农民均是中西方封建社会里主要的商品生产者。在中国，除盐、铁等大宗商品是来自于手工业部门之外，很多商品都来自农业部门，出自农民之手。粮食、纺织品、茶叶等农产品都成了大宗商品。西欧的情况与此相差无几，大多数商品是庄园中人身并不自由的农奴生产的产品。据12世纪留传下来的商税税则记载，市场上的主要商品有牛、马、腌肉和熏肉、腌鱼或熏鱼、麦及其他谷物、蔬菜、葡萄酒、蜜、油、干果、盐、金属、毛皮、武器、颜料、羊毛、线、磨石等。在中世纪最为著名的香宾集市上，主要商品除手工业品和来自东方的丝绸及珍奇品外，还有粮食、饮料、皮革、各种木材、木炭、羊毛原料和生丝、丝棉、大麻、亚麻、棉花、牲畜以及其他东西，这些东西大多应是农业部门生产的产品。（注：参见［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中译本下册，第23章"中世纪的商人旅行、市场和市集、香宾市集、贸易管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6～199页。）那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生产者主要是农民，而西欧则是手工业者的观点，不仅与以上事实不符，而且有悖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农民始终是社会生产的主体这一基本规律。
第三，"货币较早地介入交换，商业比较发展是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另一重要特征。"得出这一结论，其推论前提是：中国自夏商周以来就流通贝币，春秋战国进入金属铸币阶段，宋代出现纸币，白银逐渐成为货币，货币经济一直较为发达；而在西欧，交换经济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没有出现发达的货币经济。其实，西欧的货币经济虽然在日耳曼蛮族的入侵下一度有所衰落，但到11世纪时，随着捷克、西伯利亚以及俄国的银矿的相继发现和大量开采，货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很快出现了高度发达的信用业和金融业，形成了十分发达的市场网络。试想，没有高度发达的货币经济，西欧怎么能够率先发展到资本主义？而且，即使在西欧中世纪的初期，蛮族的入侵也没有立即使商品经济衰落，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衰退的过程，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有商业活动。那种认为西欧中世纪交换经济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的观点，大大低估了西欧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更何况中国在商周时期，不也是处于"抱布贸丝"的交换水平之中吗？
再者，从货币介入交换这一角度来看，货币是从交换中分离出来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所以，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必然会出现货币。尽管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因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币材会有所不同，但这并不能改变货币的本质。中国从商周之时起开始用贝币。在西欧，进入封建社会之初，甚至在此以前，日耳曼蛮族已用亚麻布条作为货币，后来还一度铸行硬币。（注：［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中译本第8章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84页。）因此，把货币较早地介入交换看作中国封建社会有别于西欧商品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并不妥当。
以上的分析表明，在如何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特点的问题上，从据以分析特点的基本思路到具体概括出的诸多特点，都还值得进一步商榷。其中，较为普遍的问题是，往往将中西方封建社会作简单的类比，并由此推衍出结论。这是研究中的一大缺陷，应加以避免。
众所周知，特点是通过比较而得出来的。讲到比较，自然就有一个比较对象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都是将西欧的领主制社会与中国的地主制社会作对比，从而得出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些基本认识。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是缺乏可比性的。
关于封建社会的形态，历来有"典型"和"变态"之争。一种观点认为领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典型"形态，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变态"形态；一种观点则与之相反，认为领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变态"形态，而地主制才是"典型"形态；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对此，我们应如何看待呢？大家知道，任何一个社会，在它的生产力没有全部发挥出来以前，它是不会自行消亡的；相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的生产关系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这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把奴隶社会分为早期不发达奴隶制阶段和发达奴隶制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分为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难道封建社会会例外吗？而从封建社会土地所有权、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地租形态的演进以及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对立消长来看，从领主制到地主制，都显示出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充分说明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注：林文勋：《试论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刊《东陆学林》第1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随着封建社会发展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证明：世界各国、各地区封建社会的发展一般都经历了领主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以我们本文所讨论的中国和西欧来说，中国西周为领主制社会，进入战国，伴随着领主制的解体，中国进入了地主制。在西欧，马克思说："虽然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在这个时代来到的地方，农奴制早已废除，中世纪的顶点--城市也早已衰落。"（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4页。）例如，"在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在14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4页。）西欧领主制（农奴制）解体后，并没有立即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发展到其它的历史阶段，而是进入了地主制。恩格斯在论述西欧封建社会走向末路时说："在大多数农村中，虽然还存在着古老朴素的自然经济，但已有许多整片的地区，比如在荷兰、比利时和莱茵河下游，农民都不用徭役和实物献纳，而以货币向领主交付；领主及其臣民完成了把他们自己分别变成地主和佃农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个步骤，……。"（注：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50页。）
既然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那么，将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社会与西欧的领主制社会作对比就显然是不正确的。如果要进行比较的话，只能用双方的领主制阶段与领主制阶段进行比较，地主制阶段与地主制阶段进行比较。否则，对比研究只能得出一些不正确的认识。
另外，还要注意的是，商品经济是一种经济形式，在研究其特点时，无疑需要认真研究它的经济结构、经济要素。但是，仅此还远远不够。作为一种经济形式，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它都不是单独地发生作用，而是与其它经济关系乃至政治、军事、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密切相连，共同作用。因此，在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时，还需要克服就经济关系而言经济关系的局限，置于整个社会发展之中去加以认识。这也是本文特别偏重从发展的过程去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特点的重要原因。
本着上述基本思路，通过与其它国家和地区同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相比较，我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在下列四方面具有明显的特点：
第一，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高峰，呈现出螺旋式上升发展的态势商品经济何时出现于中国社会，还需要探讨，但在商周时期，它的发展程度还是较为有限的。进入春秋战国，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在此基础上，市场不断拓展，交换空前扩大；金属货币广为流行；商人和商业资本迅速发展。商品经济迎来了它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发展高峰。经秦进入西汉，商品经济始终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当时，富商大贾不仅名著竹帛，而且左右地方政局，反映出商品经济力量无所不在，确乎达于极盛。
商品经济的发展，严重地动摇了封建统治。到西汉武帝时期，统治者全面推行控制和干预商业的政策，商品经济遭到沉重打击，发展势头嘎然而止。汉武帝的政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根本原因是当时商品经济的基础还较为脆弱。盐铁为大宗商品，这本身就表明了这一点。同时，汉武帝的政策体系完整，从生产到流通全面控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外，汉武帝任用得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历东汉至魏晋南北朝，连续不断的战乱又使商品经济失去良好的发展环境。商品经济急剧衰退，竟出现了实物货币取代金属货币流通的反常情况。直到唐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又一次大发展，城市坊市制崩溃，草市镇兴起；货币流通不断进步，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商人和商人资本再度崛起。商品经济步入了第二个发展的高峰。在这一时期，茶叶迅猛发展为与盐铁相伯仲的大宗商品，草市镇遍及全国，海外贸易取代了传统的陆上贸易，等等。种种迹象表明，与第一个高峰相比，此时商品经济的基础更为广阔，发展水平更高。
到了元代，由于蒙元入侵所造成的影响，唐宋发达的商品经济遭受一定的影响，曾一度发展迟滞。进入明代，商品经济不仅很快恢复了唐宋时期的水平，而且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形成第三个发展高峰。这时，交换进一步扩大，市场在更高的程度上整合，商人和商业资本的力量迈上又一新台阶，形成了商帮。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点。
第二，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受政治力量的影响较大我们知道，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大一统的形成，消除了原来的封建割据，统一了全国的币制、度量衡及文字，有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一面。《史记•货殖列传》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讲的就是大一统对商品经济的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大一统封建中央集权的形成，又使得统治者可以利用中央集权的强大政治力量，干预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其产生不利的作用。
在整个封建时期，大一统中央集权对商品经济的干预极为突出。主要是通过重农抑商和禁榷制度对商品经济实施干预。所谓"重农抑商"，就是通过采取贬低、压制商人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政策及措施，限制从商人数。其目的是防止农民大量弃农从商，保护农业的优先发展地位。自战国商鞅、韩非等人提出重农抑商的思想主张后，部分诸侯国及继起的秦汉王朝就推出一系列困辱商人的政策措施。如禁止商人穿丝织衣服，禁止商人骑马，禁止商人仕宦以及谪发商人戍边等。而后，由这些政策措施又衍化出一种抑商、轻商的观念意识。重农抑商形成一个从政策到思想再到观念的有机整体，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一项根深蒂固的基本国策。到了唐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重农抑商受到一定的冲击，但从根本上还没有完全动摇。即使到了明清，重农抑商仍然不时推出。明清两代都还曾重申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及不得仕宦的旧规。重农抑商的实施，抑制了商人阶级的发展。如宋代成都"席帽行范氏，自先世贫而未仕，则卖白龙丸，一日得官，止不复卖；城北郭氏卖豉亦然，皆不肯为市井商贾或举货营利之事。"（注：陆游：《老学庵笔记》卷9。）类似例子不在少数。这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禁榷制度是封建统治者干预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政策，很多人往往将它归入重农抑商政策之中，这是不对的。禁榷制度的目的是，国家通过官营商业，与商人争利；它是官府充当大商人的结果，与重农抑商有着根本的不同。这项政策起源于春秋齐国管仲的"官山海"。到了西汉中叶，汉武帝任用桑弘羊等人，相继推出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政策措施，将禁榷制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为历代封建王朝所遵行。历代统治者对市场上的大宗商品，大多实行专卖，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如果说重农抑商政策是通过压制商人而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的话，那么，禁榷制度则是通过官府控制大宗商品的产运销，将商品经济的发展纳入自己所允许的范围和轨道。
不过，虽然这两项政策的出发点不同，所要达到的目的也不同，但就所起到的作用而言，却是异曲同工，都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两项政策双管齐下，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始终置于封建政府的控制之下。
第三，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多层次性和多元性中国是一个疆域十分辽阔的国家，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其显著特征。这其中，由于各地区和各民族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先有后，起点有高有低，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多层次性和多元性。
这种多层次性表现在许多方面，主要有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别；内地与边疆的差别；城市与农村的差别；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等等。以内地商品经济的发展来说，同处于中原内地的南北两方，长期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就相当悬殊。至于城市和农村，在唐宋时期，一些大城市已发生了市场革命，处于较发达的状态，但许多乡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十分幼弱，尚处于自然经济之中。而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就更大。
唐代货币史上有所谓"钱帛兼行"之说。其实，除铜钱和绢帛这两种货币外，在四川和岭南的部分地区，还流通着实物货币；实际情况比"钱帛兼行"还要复杂。单以铜钱和绢帛来说，铜钱是形态较高的金属铸币，代表的是商品经济处于较高的发展层次；而绢帛只是一种形态较低的实物货币，代表的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处于较低的层次。可是，就是这两种形态不同的货币，竟然在同一时代、同一社会中长期共存，流通上百年。这集中地反映出中国社会商品经济是高低层次的共同发展。这种多方面的高低共存，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多元化的特征。
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多层次性和多元性的特征，应作为正确估价中国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思路。长期以来，在对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估价上，不论是从整个历史时期来看，还是就某个朝代而言，分歧都是不小的。一部分人根据某些材料得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很高的结论，而一部分人则举出了商品经济不太发展的诸多证据。其实，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很多人只注意了一个方面，难免以偏概全。鉴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多层次性和多元性，在估价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
第四，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商品经济在社会变革和转折的关头都起到了革命性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曾经指出："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作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1页。）这是对世界各国历史深入分析后得出的一个普遍结论。换言之，在世界各国和各个地区，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对原有的社会结构产生一定的分化瓦解作用。但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来看，这种作用又更为明显和深刻。
与商品经济发展的三个高峰相呼应，春秋战国、唐宋、明清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三个重大转折和变革时期。这三个时期，虽然社会变革的内容不同，但从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来看，则有很大的共同点。即，商品经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变革是由商品经济引发的。
春秋战国是中国封建社会由领主制进入地主制的变革转折时期。在地主制到来之前，到处都是井田制这种农村公社。在井田制下，土地分成公田和私田两部分，由农奴耕种，但土地所有权均属最高统治者所有，实行层层分封，"田里不鬻"。广大农民生活在井田制公社内，互耕互助，共同构成一个经济单位。村落与村落之间，"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即几乎不与市场发生交换关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的拉动下，农民逐渐走出井田，"以粟易械器"。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市场交换关系也就在这一过程中从井田制公社之外逐渐渗入到公社内部。起初，公社成员用于与外部交换的商品主要是一些农产品和土特产品；而后，在交换的席卷下，土地逐渐卷入交换。于是，"田里不鬻"的制度被打破，商品经济最终摧毁了井田制公社，领主制解体，地主制确立和发展了起来。
对于地主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过去认为地主制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对立的关系。近十多年来，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很重要突破，人们开始辩证地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但目前普遍的看法是，商品经济是地主制经济的重要补充形式。从上述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来看，我们认为，商品经济应是地主制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及基础；没有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就没有地主制。也就是说，商品经济不是地主制经济的重要补充形式，而是它的内在经济成份。
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篇6
【关键词】浙商省外特性
一、浙商在省外发展的阶段
浙商在省外的发展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后至1991年），改革开放以前，尽管当时受计划经济的体制影响，外出创业的浙商还不多，但由于浙江人多地少，为了生存，加上长期外出经商创业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一些浙江人，尤其是农民，如温州的弹棉郎、义乌的“敲糖帮”等地域性商人群体，冒着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危险，在计划经济的缝隙中继续跨区域流动。20世纪60年代末，温州等地的一些乡村就有一半以上的劳动力外出跑买卖和做手艺。
浙商在省外发展的第二阶段（1992年至2000年前后），由于地区发展之间的竞争，促使这一阶段的浙商在省外各地快速发展。全国各地到处有成群结队的浙商，有浙商办的企业和市场，到处有温州街、义乌城、浙江村。1994年，北京“浙江村”的人口达到了59.12万。同时，浙商还大力进军国际市场，尤其是温州商人，也有不少青田商人，他们大多是海外做生意或开饭店。浙商也有在国外投资和办企业的，如万向集团于1994年就开办了美国分公司，并先后在美国、德国、加拿大等七个国家成立18家分子公司。
浙商在省外发展的第三阶段（21世纪开始至今），这个阶段浙商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参与国内外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并在高基点上持续发展。据2009年由浙江省政府经济协作办公室和《浙商》杂志社共同调研后的“浙商中国投资分布图”描述，截至2009年末，有超过400万浙商在省外发展，浙商在各地的投资总额已超过1万亿元，其规模相当于2005年浙江全省的GDp。浙商在全国勾画出了这样的投资版图：北上，“振兴东北”计划出台前后，浙商开始成批闯关东，在东北三省约有40万浙江人。西进，资源丰富的西部已经成为浙商创业的乐土，截至2008年，浙商与中西部省区签订了555个合作项目，总投资263亿元。新疆、云南都有超过15万人的浙江商人。南下，香港、澳门共有40多万浙商，连地理面积不大的海南省也有10万以上的浙商大军。东移，浙商最为青睐的创业地是上海，抢占上海放眼国际是大多数浙商的谋略。目前在沪的浙商已超过30万人。抢占华中，武汉自古商贸发达，亦成为浙商强摊之地，尤其是房地产商，在武汉的浙商已接近20万人。
二、浙商在省外发展的特性分析
1、东部浙商发展特性
中国东部，特别是长江三角洲是现在中国经济最发达、发展前景最好的城市经济区，浙商在中国东部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与中国最具有国际化城市、经济中心结合的前沿性和高端性的特性。以上海和江苏为例，改革开放后，浙商在上海的发展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是浙商开始大批进入上海发展的阶段，当时浙商主要以联营合作、租赁摊位或开设省内商品窗口为主进行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上海和江苏的地理区位优势开始显现，20世纪90年代后，浙商开始以更大规模，以更高层级进入上海和江苏发展。浙商在上海成功地将当时浙江一些有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上海的区位优势相结合，以专业市场为突破口，建立了涉及汽摩配件、五金、服装、鞋业、皮革等大量专业市场，并在这个基础上，大量浙江企业从浙江区域优势产业、关联产业以及块状集群发展模式出发，在上海建立了浙商集聚的产业中心，并利用上海的区位和政策优势，建立了自己的研发基地和企业总部。目前在上海发展的浙商总量占在外发展浙商总量的第一位，充分说明了上海在浙商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2、南部浙商发展特性
浙商在以广东、海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南方的发展充分体现了在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经商创业的特点，即充分利用政策优势，拓展发展规模的特性。浙商在广东、海南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广东以优越的地域条件和优惠的政策导向，吸引了少量迫于生计的浙江人从事修鞋、弹棉花、鸡毛换糖等小商小贩活动，同时他们开始经营服装等生意，但总体处于各自为战、互不相干的无组织状态。而在海南发展的浙江人，主要看中海南独特的自然地理特性和相对丰富资源，且白手起家各自为战，主要散布在海口、三亚等地。第二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成批浙商南下到广东和海南发展。浙商将专业市场的发展模式和资源带到了广东、海南，通过移植本土的区域产业、相互协作，形成聚集效应。广东的眼镜专卖店、皮鞋专卖店，有六成以上是浙江人经营。而浙商在海南的发展也开始进入海南经济的主流，在房地产、旅游和医药等行业浙商有相当的地位和影响。第三阶段（21世纪至今），这个阶段的浙商从更高的层次出发，采用以产业精耕细作和延伸为主的发展模式。截至2009年，浙商在广东和海南的皮革、服装、鞋业、电器、珠宝、金属材料、机械制造、医药、酒店、种植和养殖业等20多个行业中都占有重要份额。
3、西部浙商发展的特性
西部是中国资源最丰富的地区，浙商在中国西部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与资源产业充分融合的发展特性。浙商在西部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70、80年代），浙江人白手起家从手工作坊阶段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当时浙商从事的还是手工业、木匠、弹棉花、开发廊等，但凭借自己的草根性和闯劲，以当地需求为市场，艰苦创业，使得浙商的资本原始积累得以完成。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完成了资本积累的浙商开始大量投资劳动密集型产业。浙商开始在以四川、山西为代表的西部投资办厂、开店，进军服装、家具、煤炭开采、低压电器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时，浙商开办的大型服装专业市场开始在西部省市出现，并和服装厂配合，构成浙江本土盛行的“前店后厂”的模式，逐渐出现“买浙江卖西部”的经营模式。第三阶段（21世纪初至今），随着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和对口帮扶政策后，大量的浙商从更高层次进入中国西部，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资源投资和水电资源开发等浙江紧缺的资源性行业。
4、北部浙商发展的特性
浙商在北京、天津为代表的中国北部的发展，充分体现了浙商与北部传统重工业地区发展相融合的特性，也体现了政治文化性和规模化特性。浙商在北部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80、90年代），在北京开始创业的浙商主要是温州人，大部分从事“三把刀”—剪刀、剃刀、刨刀，之后少数有能力的浙商发现了北京存在服装、布料等商机，并使得大批进入北京创业的浙商开始聚集，从事相似的行业，从而形成了非常有名的“浙江村”。由于浙江省人民政府早在1982年就设立了天津办事处，其职责之一就是协调、发展浙津两地的经济协作，因此在天津创业的浙商，一开始起点就比较高。第二阶段（21世纪初至今），这一阶段是浙商在这两个地区发展的新阶段。在北京，早期主要以发展服装产业为主的浙商，纷纷注册企业，创建品牌，并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建立专业服装市场，利用举办服装节等形式的活动，开始搭建首都时装风向标雏形。同时，在原来浙江村发展起来的浙商开始在北京的房地产、文化、高科技和商贸产业占据重要地位，并充分利用北京优势，辐射全国和世界。在天津，由于一开始进入的起点就比较高，21世纪后，在天津的浙商创造了天津地标式的商业建筑——“天一maLL”，开发建设了“天津现代城”和“天津凤凰商贸广场”，并打造了国内第一的“应大”品牌。
5、中部浙商发展的特性
中国中部特别是以河南为主的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是华夏民族的摇篮。浙商在中国中部的发展充分体现在利用自身在轻工业和日用品市场经营上的优势，创建品牌商贸平台的发展特性。浙商在中部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70、80年代）。这一阶段浙商的发展最早主要是自发、分散的“小货郎”方式。以浙商在武汉的发展为例，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汉正街商贸平台的建立，精明的浙商开始第一批进入汉正街，卖皮鞋、纽扣、服装等，做起商贸流通，并开始积累资金。第二阶段（20世纪80、90年代），这个时期的浙商以“蚂蚁军团”的形式进入中部，销售以小商品为主的众多产品，并从“小货郎”、小作坊发展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第三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这是浙商开始融入中部社会、经济环境和进行商业创新，形成主流的阶段。随着经济的进一部发展，浙商开始从更高层次上进入中部发展。以湖北为例，截至2009年，浙商在湖北的投资总额达到800多亿，占湖北吸纳投资总量的35%。浙商人数在30多万人以上，涉及行业约20个，在服装纺织、印刷材料、通讯器材、建筑房产、餐饮娱乐等行业有着重要地位。
三、浙商在海外发展的特性分析
浙商在海外的发展的特性，主要是指居住在海外的华侨华人的发展特性。浙江是中国主要的侨乡之一，改革开放后，浙江的华侨华人在海外的发展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90年代前），据统计数据显示，1988年浙江省的华侨华人、港澳同胞31.5万，分布在98个国家和地区，主要从事一些餐馆、服装制造等产业，以个人自主的发展为主要特征，发展规模也较小。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至今），这20年来随着国家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放开，浙江人开始通过投亲靠友、出国留学、投资和专业移民等形式，发挥“大众自主”的特性，在海外发展的人数以年均5万的速度递增，分布的国家也累计增加到129个国家和地区。除了分布比较多的欧洲、北美、港澳地区外，浙江籍侨胞的足迹已经延伸至喜马拉雅山腹地尼泊尔、南美中部巴拉圭和非洲内陆卢旺达等国家，从原来“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我们的侨胞”变为现在“有阳光的地方就有我们的侨胞”。
在海外发展的浙商另一个重要特性就是主动融入当地的社会与经济中，并与当地各级政府部门保持密切联系，不仅为自身的发展寻得一个好的环境，而且也充分发挥了国内商人或其他华侨商人在当地发展的联络人的作用。还有部分事业取得成功的海外浙江华侨、华人，获得了太平绅士、女王勋章等荣誉称号，一些华侨华人还担任议员、市长、部长、将军等职务，直接参与了居住国的国家和社会治理。
【参考文献】
[1]吕福新等：浙商的崛起与挑战—改革开放30年[m].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
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篇7
农业产业化是包括农业在内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农业经营形式。当社会经济条件不具备时，农业产业化是不可能产生的，人为地推行农业产业化也不会获得成功。由于在指导农村工作中，政府倡导和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于是有人误以为农业产业化是政府行为、人为因素。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不仅旧中国从未所闻，而且新中国成立后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也无人知晓。农业产业化的概念最早见诸于报端，恰恰是农村经济改革、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经济体制之后出现的。这说明农业产业化的产生，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又符合农业发展阶段的规律性。
那么，人类农业生产发展的历史，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呢？有的学者认为，在畜牧时期之后，农业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农业阶段、农工（农产品加工）阶段、农工商（农产品加工商品化）阶段。也有学者认为，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劳动者生产技能以及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不同，农业生产发展历史经历了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3个阶段。笔者认为，上述两种划分阶段的方法、提法虽有不同，但对农业发展阶段规律性的认识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古代，中世纪乃至近代都不可能出现农业产业经营的实践和理论。它的产生和发展总是同农工阶段向农工商阶段或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联系在一起，总是同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和市场经济发展程度联系在一起。
农业作为社会物质资料重要的生产部门，从古至今在解决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方面有着其它产业无法替代的作用。我们对几个农业阶段的考察，分析各个阶段的特点，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农业在各阶段对社会进步、人类发展的贡献有所不同，而越是接近和进入第3阶段，它的作用不是削弱而是更大。其原因要归结于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在农业上的广泛运用，归结于农业产业化经营更适应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和农业自身发展规律。
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农业发展处于原始农业阶段。但这个阶段是来之来不易的，是我们祖先经过漫长的采集、狩猎时代并逐渐学会驯养动物、种植可食用作物之后，过渡到畜牧业和种植业，再经过若干年，农业从畜牧业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产业部门的结果。原始农业之所以为“原始”，一则人类社会处于幼年时期，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极其有限；二则人们用以从事农业劳动的工具极其简单，如木棒、石块之类。我国历史上旧石器、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及殷周时期或稍后铁的发明、牛耕的出现，代表这一阶段农业生产力状况。与此相应，农业是唯一的生产部门，尽管劳动者在农耕之余或为了自身需要也生产某些手工业用品，但农业和手工业是结合在一起的，并没有独立的工业部门或农产品加工部门。正如马克思所说：“最初，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不是分开的，后者包含在前者中。农业氏族、家庭公社或家庭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既包含农业劳动，也包含工业劳动，二者是同时并行的。狩猎、捕鱼、耕种，没有相应的工具是不行的。织和纺等等当初是农业中的副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3页）同时，由于生产工具落后，农业劳动所能提供的剩余时间和剩余产品，用于制造手工业品或用于交换的产品也微乎其微，无需专司流通的商业和产品交换的市场。那时的所谓“市场”，不过“日中为市”、“以井为市”，简单的以物易物（如某类农产品换某种畜产品）而已。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研究经济发展的阶段划分时，称这一时期为农业阶段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它没有工业、更没有商业。
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分工也得到发展。分工作为社会进步的标志，一方面促使原来在农业中处于副业地位的工业迅速发展，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又一个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另一方面分工引起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发展，商业又与农业、工业相分离，专门从事商品流通活动，从而形成农、工、商各自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国民经济基本体系。商业出现之后，农业劳动者除自己仍要进行“卖”和“买”而外，可以把生活、生产所需的部分甚至大部分卖和买交给商业部门，自己安心从事农业生产。这对于劳动者积累技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有利的，对于推动原始农业过渡到传统农业阶段也是有利的。传统农业与原始农业相比，除了生产工具有较大的改进外，劳动者的素质有一定提高。农耕方式也日趋精细。但总的说来生产力水平不高，农产品商品率低，农业生产以自给为主仍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仅在长达2000多年封建社会中始终处于统治地位，而且在遭受外来侵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制度经过109年（1840年到1949年）的发展之后，商品经济代替自然经济的奇迹并未出现，农业和手工业原始的家庭结合——男耕女织也未被新的生产方式撕断。
不仅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经过二三十年的农业改造，“吃饭种田”、“穿衣种棉”、“养牛耕田”、“养猪过年”的状况仍然存在。从农业发展阶段分析，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农业的集中劳动和统一经营、农产品的统购统销等多种原因，束缚了农业分工分业和商品农业的发展，加上把农民发展商品生产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加以批判，既打击了农民坚持以粮为主、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生产的积极性，又阻碍或延缓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历史进程。但是，实现现代农业符合农业发展规律，符合人类社会的演进，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20世纪80年代初（70年代末已开始），农村普遍推行家庭承包经营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结构、产品结构调整，特别是那些农业发展迅速，农业生产专业化、社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首先开始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从而奠定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基础。
怎样认识农业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现代农业转变为农业产业化奠定基础？这里有几个问题应当明确。
首先，农业产业化与现代农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实现了农业产业化不等于实现现代农业。当前，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内涵、组织形式、经营体制都很不完善，还不能说实现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即使农业产业化了，离现代农业也还有一段或长或短的路要走。
其次，农业产业化是通向现代农业的重要途径，那种认为等现代农业实现了再发展农业产业化或那时自然就有产业化的观点是不对的。我们强调农业产业化发生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时期，是要人们在指导农业产业化实践中，既不能观望等待，以为条件不成熟，又不能一哄而起，违反客观规律。
第三，在实行农业产业化中，要重视农业生产专业化对推动农业商品化、社会化的作用。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农业的分工和专业化不发达是自给半自给农业得以保存的条件，那么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把原来从属农业的家庭工业、副业、农业内部各业（如种植业内的粮食作物、养殖业内猪、牛、羊、家禽）一一分离出来成为新的独立农业产业部门，则是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和社会化程度的关键环节。而专业化、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原来一个部门生产的产品，现在往往由几个部门共同完成。以农业为例，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小而全”的农业必然为大而专所取代，从种到收许多生产环节逐步成为专门的部门，如育种有种子公司、收割有收割公司、农产品加工运销有专业部门，不需要农户完成。专业化生产越发达，专业部门之间的协作联合的要求也越迫切，这就为农业产业化创造了条件。
第四，近现代农业发展中，世界上许多国家所出现的农业生产与农产品加工工业、食品工业、纺织工业乃至流通部门的结合、协作，或者农业生产部门与农业生产领域独立出来的育种、饲料生产、肥料生产等部门的联营、联合，都是在农业、工业分工的基础上，农业与工业、商业从专业化生产进而实现联合或农工一体化、农工商一体化的开端。尤其是农业发达国家近百年（特别是近半个世纪）在实现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各种类型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都相继出现，并获得了比较快速的发展和高于各自独立经营的效益。顺便说一下，农业发达的国家农业产业化经营虽有多年实践，但其名称不一定叫产业化。例如，国务院研究室农业培训考察组1999年赴荷兰、法国、对两国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合作制实地培训考察。他们在“考察报告”中说：在两国20多天的行程中，没有听到一个荷兰人或法国人使用过农业产业化经营这个词，但所见所闻确实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内容。该报告还说：在欧盟国家看来，农业早就不是单一的生产环节，而是包括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在内的完整产业体系，即所谓“从田头到餐桌”，农业的效益来自这个完整的产业体系。这段话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那就是推行农业产业化务必在它的实质、内容上下功夫，切不可徒有农业产业化之名，而无产业化之实。
综上所述，在人类社会初期，农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并没有生产、加工、流通之分；随着生产力发展，出现了与农业相对的工业和商业部门，农业由合到分；但是社会进步和农业的现代化，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工业、农产品加工和运销部门与农业又产生融合、联合的趋势，实现农业由分到合。
二、农业产业化是经济内部必然联系的反映
经济的内在联系是经济发展规律在某一经济领域、经济部门（或产业）的反映。经济规律主要指明经济如何发展、沿着什么方向发展，以及怎样由一种经济形式过渡到另一种经济形式，怎样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如农业发展为什么要经历原始农业——传统农业——现代农业这样3个阶段，这是经济规律回答的问题。农业经营组织、经营方式、管理体制，为什么由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再到家庭经营；从农业与其它产业关系分析，为什么经历农业、农工、农工商的发展顺序？这就是经济内在联系要回答的问题。经济内在联系主要指明某一部门或产业如何运作和经营才符合经济规律，才能处理好产业内部（如农业）及其派生的产业（如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的产业部门）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延长产业链条，形成产业体系。
从上述认识出发，不难看出我国原来的农业经营和农业管理体制违背了经济内在联系的规律。农业合作化以后怎样经营农业，是合作社经营、集中劳动，还是家庭经营，分散劳动？是合作社只办一家一户办不好的事，如提供良种、技术指导、农产品加工和销售，那些适合农户干的农活、手工制品等则让农户放手经营？这些问题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不仅长期没有解决，而且实行“政社合一”的制度，家庭经营被彻底否定，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主体地位完全丧失。这就割裂了农业与农户家庭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什么农业适合家庭经营，古今中外是普遍现象？这需要从农业的特点上找原因。经济的再生产过程和自然再生产过程相互交织在一起，这是农业生产和基本特点。
这个特点说明，要保证农作物的正常生长，农民必须对整个生产过程负责，并能根据自然条件的特点和变化，根据动植物生产的不同阶段进行精心照料和细致管理，一旦发生自然灾害，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化害为利。要做到这一切，生产者就必须有经营自，能够自主地安排生产经营活动。相反，农业集中统一经营，农民失去了生产经营权，丧失了劳动力支配权，一切由别人指挥，其结果使主体（人）与客体（农作物）分离，使劳动者无法通过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改造或适应，以控制或促进生物的生长、发育、繁殖，按照人们预定的目标发展，达到人们预期的最佳经济效益。这就是农业的特点使集中经营并不比小规模家庭经营优越的客观原因。
长期以来对农业经济内在联系的客观性认识不足，不仅把农户发展家庭副业或将产品拿到集市贸易出售，当作资本主义，弃农经商加以批判，而且把农业社组织一些专业组发展某种专业生产或从事手工业生产、农产品贸易活动，统统冠以集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予以取缔。这从一个侧面回答了为什么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长期只是代替农户经营农业，而没有发展专业生产、专业公司、专业市场，进而形成农业生产、加工、产品销售的联合体或一体化经营。究其原因，是人为因素割裂了农业经济内部的必然联系，导致合作经济组织的集体经营，既偏离农业经营固有的特点和方向，又没有承担起与农业相关的产前产后服务，充分发挥社会化大生产的作用。农业管理体制与经营是密切联系的，农业经营的分割是同管理体制割裂经济内在联系分不开的。我国农业管理体制由于受自给自足自然经济思想影响，又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违背经济规律的情况更为严重。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在农村按行政区划分建立经济组织，实行自给自足小而全和行政割据的经济体制，一个社、一个队，就是一个“万事不求人”的小社会。这就从体制上割断了地区、部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之间的联系，为发展专业分工、社会化协作和联合设置了障碍。
二是农业与农业关联产业实行农工分离、农离分离的管理体制。主要表现在农业只能单一搞生产，而不能把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加工成半成品、制品，农产品加工企业设在远离农村的城市；商业部门只管收购、销售，不过问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农业只管生产，也无权过问加工和流通，也不知道加工什么，收购什么。农、工、商各部门互不联系、互不关心，造成产销脱节，产需脱节，有的产品积压，有的供不应求。
三是部门分割、城乡分离，切断了行业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本来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环节是互相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的，而管理体制却将再生产过程分割成很多部门和很多层次，各部门、各层次又分属于不同的行政单位，造成了相互扯皮，彼此推诿，妨碍再生产过程相互协调和经济的正常运行。特别是农业内部行业管理的分离，生产几个部门管，加工几个部门管，收购、销售几个部门管，每个部门虽有一个领导分管，却互争权利互不往来。这种体制既不利于农业结构调整，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也不利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应该看到，割断经济内部必然联系经营农业、管理农业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严重的。它一方面阻止农业以更快速度发展；另一方面截断了农业及其关联产业之间的联系和合作，造成农业结构单一，粮食几乎就是农业的同义语，农村结构单一，农业几乎是农村唯一的产业。为什么我国农村、农业经过30多年的发展，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就多数地区来说，农村仍然处于贫困状态，大多数农民连温饱问题也没有解决。难道我国广大农民就这样无能？作为基础产业的农业就落后到如此地步？回答是否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智慧的民族，我国农民经过长期的社会斗争、生产斗争的锻炼，他们积累了经验，增长了才干，他们人数最多，能量最大，是中华民族的主体部分，只要给他们一个用武之地，他们会演出农业丰收、农村繁荣、农民富裕的活剧来。在农业上，我们祖先靠人力加畜业，创造了“贞观之治”、“斗米三文”的奇迹，难道经过几十年代人努力之后还展示不出比以前人更辉煌的伟业？问题是不良的经营方式和管理体制，捆住了农民大干的手脚，捆住了农业腾飞的翅膀。
由此可以得出以下两点基本认识：
第一，只有按经济内在联系来经营农业，才能增强农业自身经济实力，增强农业发展后劲，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弱质性问题。
经常听到人们议论：农业的比较效益低，农民不愿种田；社会各方面军的资金不愿投资于农业，工商企业也不愿到农村兴办农字号企业。为什么？说到底就是因为农业是弱质产业，农业缺乏吸引力。撇开其它因素不谈，造成农业弱质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农业经营方式没有把农业与关联产业有机地结合并形成利益共同体。能否解决这个问题是能否提高农业比较效益和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农业内部分割经营的主要弊端有二；其一是农业生产部门创造的价值无论通过计划收购，还是市场交换，都远远低于它的实际价值，甚至生产过程中活劳动、物化劳动的消耗都得不到补偿。其二，农业生产部门创造的价值转移到农产品加工、流通部门。也就是说盈利部门不在农业，农产品通过加工环节、流通环节增加的价值有一部门是农业部门创造的，而这部份剩余价值完全落入其它部门。如何把农业、工业、商业连为一体？最有效的办法是将加工和流通增值的一部分利润返还于农业，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这已为国内外农业产业化的实践所证明。
第二，只有按经济内在联系来改革经济体制，才能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农业经营管理体制，为农业产业化、持续农业、现代农业创造新的发展机遇和环境。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即改革农村内部管理制度、经营方式，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这一改革突破了旧的经济体制，找到了在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公有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找到劳动者、经营者、受益者统一的方式，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生产热情，很短时期内，基本解决了广大农民温饱问题。但是家庭承包仍然带有小生产的色彩，与商品化、社会化农业还有很大差距。因此，协调部门利益，在考虑各部门责、权、利基础上，解决经济内在联系问题，就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以农业来说，按经济规律办公事，就是按经济内部必然联系来办。因此，打破部门分割、地区界限、所有制界限，发展纵向的、横向的经济联合体，就是继家庭承包经营之后，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而农业产业化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这项改革搞好了，才能解决家庭的承包遗留的“家家包土、户户种田”，小生产与大市场等矛盾，才能把农业从自然经济观念束缚下解放出来走上市场经济的轨道；才能造就wto新形势，不断提高农产品品质，提高农民素质，按wto的规则参与国际竞争；才能实现农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不断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生存质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业、新农村。
以上分析可用一句话概括：按经济内在联系经营农业和改革体制，既为农业产业化创造了外部环境，又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必要条件。
三、农业产业化是市场经济对农业的新要求
市场经济体制对农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如何建立与市场相适应的农业及其经营体制。尽管在农村改革中建立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符合我国国情和农业的特点，且具有很大的弹性，既适应古老的牛耕，也适应现代的机耕，是党在农村的一项基本政策，应当长期坚持。但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家庭经营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弱点也日益显露出来。这些弱点主要是：
1、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经营形式，规模小，专业化程度低；
2、由此而很难打破家庭经营所形成的“小而全”生产格局，每户所能提供的农产品极其有限；
3、农户受文化水平、科技知识的制约，农产品科技含量低、产品质量差，缺乏市场竞争力，更无力与国际农产品竞争；
4、农户居住分散，受交通条件、产品包装、保鲜等限制，即使有批量产品也难以进入国内、国际大市场。简言之，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打破县界、省界、国有大市场的矛盾靠家庭经营是无能为力的。因此，在坚持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长期不变的前提下，探索多种形式的合作和联合经营，发展产前、产中、产后的合作，建立“农工商”、“贸工农”综合体，实行农商、农工、农业生产一体化，走农业产业化路子，就是建立适应市场市场经济的农业经营体制的必然选择。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既然农业的家庭经营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为什么又要在保持家庭经营不变的前提下，探索其它经营形式呢？这是由家庭经营的二重性决定的，即它对发展农业有适应的一面，也有不适应的一面。家庭经营作为农业经营的基本形式，保证了农民在农业经营中的主体地位，而这个主体地位又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为此，建立其他经营形式时，绝不能否定家庭经营。重犯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错误。这样才能维护农民的民利和经济利益，把农民积极性引导到发展发市场为导向的农产品生产上来。换言之，农业产业化并不排斥家庭经营。世界上农业发达的国家在农业现代化、产业化实现后，家庭农场依然存在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市场经济要求社会化大生产、大规模经营，而家庭经营规模小，只有通过农业产业化，通过分工协作，才能形成规模经济和批量产品，比较顺利地进入市场。市场经济与农业经营体制是什么关系呢？农业产业化又怎样适应市场经济，把农户、农产品推向市场呢？
首先，农业产业化与市场经济的联系要通过市场来实现。在这里，市场对商品生产及其价值的实现起着决定性作用。说它起决定作用，一是有了市场，有了消费者，还需要作为生产者的企业或农户，生产出消费者或市场所需要的产品，方可进入市场；二是商品进入市场后能否卖出去，是否为消费者喜爱，并实际上被消费者全部购买（即实现了商品价值）。只有这两个条件同时达到，生产者才可以说生产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真正做到了以市场为导向。如果有市场（亦可理解为有消费者），但没有商品可上市；或有商品进入市场，但无人愿意来购买（亦可理解为没有消费者）。这两种情况有其一，都不能说是按市场经济规律发展商品生产。
商品流通理论认为：生产决定流通，即生产出什么品种、多少数量，流通中也就是这么多品种和数量；流通对生产起反作用，即流通搞得好，市场扩大了，生产必然扩大。从市场经济分析，流通问题实质上是市场问题，而市场问题，必须抓好两头：一头是生产、一头是消费。只抓生产不抓消费（也可理解为市场），同只抓消费，不抓生产一样都是不可取的。因为有了消费而没有生产（产品），同有了生产而没有消费一样，市场只是一个空洞名词，而不是现实的市场。笼统地说生产决定消费，或消费决定生产未必科学。马克思说过，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同时又说，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因此，用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谁决定谁的辩证关系看待市场问题，既要抓消费，又要抓生产，二者不可偏废。
其次，进入市场的单位和个人都是不同利益的平等的经营主体。组成农业产业化的无论是加工企业、流通部门，还是农户，在实行产业化经营中都是独立、自主、具有平等权利和经济实体。产业化不论采用什么形式、什么样名称、都有没有改变参加者的主体资格，因为市场交换的实质，不是物品位置的变换，而是物品所有权的转让。如甲到商场购买彩电，成交前，彩电所有者是商场，一旦成交付款，彩电的所有权就过渡于甲。倘若进入市场的企业或个人，不是法律上、经济上独立自主的实体，交易者之间不是平等地位，那末市场交换可能因缺乏主体资格或产权不明晰而导致失败。这正是我们一方面要稳定家庭承包经营，保持农户的独立地位，一方面要通过农业产业化弥补家庭经营之不足，使农户能和企业一样平等地走向市场。如果农户一旦参加某种行业或产品的合作与联合，就失去主体资格，就不能再从事家庭中其它经营，那就有悖于农业产业化原则，有悖于市场经济理论。市场经济是没有姓“社”、姓“资”之分的，凡有市场的地方，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公私都可以进入市场从事交易活动。我们说，家庭经营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主要是指单家独户进入市场困难，并不是说农户不能独立自主地完成买和卖的市场交易行为。同时意在告诫农民，只有农业产业化才能为农户的小生产与大市场（国内外市场）之间架设一座畅通无阻桥梁，步入市场经济的快车道。
第三，市场经济对农业的基本要求是商品化或发展商品农业。商品农业与自给农业不同，前者是为交换而生产，为卖而产；后者为了满足自己需要而生产，自给有余的那部分产品才进入市场交换范围。农业商品化与农业产业化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商品农业的发展和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是农业产业化的条件，而农业产业化又促进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商品率越高的产业（产品）对产业化的要求强烈，反过来成为产业化发展的坚实基础。国外农业产业化最先起步、成熟最好的一般是奶类产业、蔬菜、水果产业一体化，这同此类产业的商品化是有关的。我国农业产业化也有类似情况。根据笔者对四川乐山市两个区（市中区、五通桥区）的调查，产业化形成产供销一条龙的大都是粮食作物之外的产业的产品。如五通桥区近年来以7户花卉种植大户为依托成立了花木协会，通过“协会联大户，大户带小户”，使成员发展到78人，种植面积由500亩扩大到2480亩，起到连接生产与市场的纽带作用。该区1999年12月成立的生姜协会，采取产前技术培训，产中督促检查，产后外联市场、内联运销大户等，出现了产销两旺的态势。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市场经济与农业商品化，农业商品化与产业化之间的联系。当产品通过产业化这个载体经受市场检验，被消费者认可时，商品化会得一进一步发展，产业化也会随之而扩大规模，并拉长产业链条，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带动更多的农户和产品闯市场，经受市场竞争的“洗礼”。
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篇8
自1956年我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至今，已经整整六十年了。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了艰难的探索，经历了反复和曲折，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中最大的亮点和收获就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党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不断创新，实践不断突破，经验不断升华的成果，是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伟大成就。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毛泽东、邓小平两代领导核心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形成了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历史性飞跃，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一、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主义商品经济思想
（一）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和长期性
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是在中国现实国情一穷二白，建设经验极度缺乏的条件下开始的。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成为毛泽东思考商品经济问题的直接理论起点。中国的经济建设首先要从马克思理论中找寻方向，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正是建立在对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详细分析的基础之上。因此，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就成为毛泽东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
马克思对于商品经济理论研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展开的，他分析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产生过程和运行状态，指出在私有制的背景下商品经济使资本主义生产力获得极大进步，但其局限性使资本主义生产力难以达到高度发达的水平。商品经济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的资源交换，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受到本身的制约。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逐渐消失，商品和货币也必然消亡，这两个商品经济最核心要素的消亡也就使商品经济最终消失。“在一个社会中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自己生产的产品不用于交换：而用于产品生产上的劳动也不能将这些产品的价值体现出来。”[1]商品经济的消失也使得劳动者之间的差距逐渐接近，排除了一部分劳动者在商品交换中以货币资本占有生产资料从而剥夺另一部分劳动者的可能性，从而彻底在生?a力领域消灭剥削。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阶段经济模式的阐述成为之后所有共产党政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指导和基本原则，商品经济被看作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然要消灭商品经济成为各国共产党的共识。列宁在十月革命夺取并巩固政权后，直接提出在“战时共产主义”的基础上取消货币、商品、市场等商品经济核心要素，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最终的实践证明这种直接过渡是无法实现的，反而造成了生产力的破坏，人民群众生活困难，造成政权危机。列宁随后及时调整为“新经济政策”，保留和发展了商品经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进行了初步探索，但由于时间过短，未能系统地展开。而继任的斯大林为加速进行集体化取消了新经济政策，从理论上对商品经济质疑，在实践中对商品经济进行限制，将市场彻底纳入全面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造成商品经济成为计划经济的附庸，使前苏联的商品经济发展不充分。
毛泽东对马克思理论的思考显然更为深入，对苏联的政策和实践也给予了充分关注。首先，毛泽东指出中国国情和马克思作为研究样板的欧洲各国完全不同。西欧国家当时的生产力已经非常发达，完成了工业革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商品经济体制，当时商品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起到基础性作用，不仅对生产力形成强大的推动作用，由于其充分发展，其本身的局限性也开始暴露出来，因此，马克思所处的社会实践使马克思在理论上开始探讨限制和取代商品经济的主题。而中国则完全不同：中国社会没有经过工业革命阶段，资本主义发展极不充分，中国经济尚处于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小生产状态，工业所占比例极少，生产力极为落后。即使中国经过国民经济的恢复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的工商业比例低，生产力水平落后的现状未能有大的改变，而这种状况将长期存在。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国情就决定了商品经济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对生产力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毛泽东总结道：“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而中国“十分需要一个可以对商品生产进行大力发展的阶段”。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社会发展无法超越由生产力决定的历史阶段，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遵循经济规律不断发展生产力，在此基础上推动社会形态的变化。不顾生产力发展状况试图直接实现社会形态的跨越性发展是不可能的。因此，毛泽东明确了对商品经济的观点：“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2]不仅要保留商品经济，更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充分发挥商品经济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一定要最大程度地开展商品生产，将可以用于交换的东西进行最大化的生产，从而在整个省、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内进行交换。”[3]
其次，毛泽东突破了传统理论对于商品经济性质的界定，厘清了商品、商品生产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这也为之后邓小平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理论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商品经济”的范畴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语境下的典型分析，他指出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产物，具有资本主义阶级属性。这个论断对党内影响很大，很多党员甚至高级干部得出了“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的论断，将发展商品生产与发展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毛泽东批评了这种思想：“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4]在这里他将商品生产视作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并不包含阶级属性，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社会主义也可以存在商品经济，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无政府状态地进行的。”[5]这就说明商品生产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有密切关系，不同的所有制下不同的商品经济有不同的表现形态。这里毛泽东将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进行了区分，指出不能把商品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他进一步阐述了商品生产可以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即坚持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这是对马克思商品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发展，他指出商品生产、交换本身不具有阶级属性，要看在什么样的经济所有制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就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不用担心产生资本主义。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6]他强调商品生产和交换存在于不同所有制之间，与生产力水平密切相关。不过毛泽东也指出即使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商品经济是依然存在的。对于毛泽东的商品经济思想毫无疑问前进了一步。但是毛泽东对于“商品经济”概念用得很少，而对于商品经济的具体环节“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等术语用得很多，这也说明他对于整体商品经济的性质还是存在疑虑的。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济的思想，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邓小平将整个商品经济范畴都纳入到社会主义制度中，旗帜鲜明地强调了整体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并将其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他在接见美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副总编时说：“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学习资本主义的某些东西，包括对于经济规律必要性的强调、经营管理方法，这不等于搞资本主义，这也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而邓小平对毛泽东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继承也为之后在理论上彻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铺平了道路。
（二）毛泽东初步探索了计划与商品的关系，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为邓小平之后的计划与市场理论开辟了道路
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商品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的产物，由于其缺乏社会性、计划性，是必然要被有计划的社会大生产所取代。计划经济也成为马克思极力推崇的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经济发展模式。前苏联作为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经济体制就是遵循马克思的这一原理，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苏联经济获得飞速发展。计划经济也被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标准模式。虽然前苏联并未彻底否定商品经济，但是对于商品经济是理论上质疑、实践中限制、最终要消灭的。如斯大林提出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点就说明苏联共产党对于商品经济理解上存在重大误区。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建设领域“以苏为师”，全面学习和仿照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实践中遭遇很多问题。1956年特别是“八大”之后，毛泽东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对于苏联模式进行了反思，对于计划和商品的关系进行了探索。
毛泽东的理论成就在于质疑和否定了一切经济活动必须有计划完成的理论观点，否认了完全以计划经济控制商品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于高度集权于中央政府的经济模式进行了反思。他发觉了苏联模式的缺陷；其计划模式与马克思的社会大生产的计划性有着很大不同：苏联共产党（下称苏共）将一切经济活动纳入政府和苏共的控制之下，由政府代替市场组织经济主体进行经济活动，主要调节手段是行政命令。虽然与商品经济相比有计划，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资源极为匮乏的时候确实发挥了重大作用，特别是在重工业领域获得了极大进步，但其缺陷也是极为明显的。如苏联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缺乏活力，效率不足等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毛泽东是第一个对苏式计划经济体制提出系统质疑的领导人，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他指出：“我们不能象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他指出要提高地方、企业、个人的积极性，不能政府全盘掌控一切经济活动。要正确处理国民经济中农轻重的比例关系，通过发展商品生产，放松计划体制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全面严格的控制，使地方、个人有更大积极性，国民经济发展才能更具活力。甚至毛泽东还较为超前地提出“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初步萌发了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思想。毛泽东的这些论断虽然还是较为初步，很多在实践中未能彻底落实，但是为邓小平彻底摆脱苏联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基础。
（三）毛泽东明确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关键环节是要尊重价值规律，明确了价值规律的作用
商品经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交换经济，商品的本质就在于通过市场进行交换，一切商品经济都围绕商品交换的环节运行。商品交换是否顺畅，是否能够真正体现商品价值，是商品经济顺利运行的关键。而商品交换能够顺利进行，就必须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换句话说，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根本规律。
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初期，经常出现违背经济规律，否定价值规律的现象。特别是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时期，“一平二调”“共产风”盛行，强行将农村生产队之间的财产进行无偿调拨，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对于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现象，毛泽东进行了严肃批评。1959年3月，他在一个批示中指出：“刮‘共产风’、搞平调的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7]毛泽东认识到了价值规律的长期性，整体性。价值规律是客观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在经济领域发挥作用的基本经济规律。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经济主体不管其所有制形式如何，都要遵循这个规律，以提高经济效率，从而更有效地进行扩大再生产。
毛泽东对于价值规律的重视还体现于扩大了价值规律的运用范围。毛泽东否定了斯大林不承认生产资料也是商品的错误论断，将部分生产资料也纳入了商品生产的范畴，从而扩大了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范围，拓展了价值规律的作用领域。毛泽东强调在进行商品交换，特别是在工农业部门之间进行产品交换时，要遵循商品经济规律，讲究经济效益，以便更好地协调好国家与农民、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利益关系，推动国民经济健康迅速发展。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修改中央工作报告时，特意增添了这样的话：“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样两个原则，是建设社会主义阶段不得不严格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条基本原则。”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对价值规律的认识，对价值规律非常重视，在改革开放阶段，他多次强调必须重视价值规律。他对于价值规律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突破，他将价值规律进一步拓展到整个经济过程中，而不仅仅局限于工农业之间，视为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而非调整工农业比例的工具。
二、邓小平对毛泽东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的突破
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起到了奠基性作用。邓小平在毛泽东这一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认识，结合国情的发展进行了理论上的创新和突破。
（一）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回归
要理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必须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等基本问题进行解答，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重新回归马克思主义，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规律，从社会主义本质论角度出发考虑商品经济整体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地位。
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重新回归到将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从生产力的视角评价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的科学理论模式下，他纠正了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体系，回归到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正确判断，提出了“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8]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最终评判标准，就是是否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一直就姓“?Y”姓“社”争论不休，强行贴上阶级色彩的标签。他科学地解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就是解放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著名论断。正是对于马克思理论的回归，使邓小平以毛泽东商品经济思想为逻辑起点，完成了理论上的突破，最终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理论上澄清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都属于发展生产力的手段、方式的范畴，而非社会基本经济形态。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但并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的真正内涵，其中最困惑的，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而只有把这些问题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而非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二）邓小平对毛泽东商品经济思想的发展
邓小平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回归，继承了毛泽东商品经济思想的理论精髓，结合中国国情对于商品经济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发展，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
第一，邓小平拓展了商品经济的作用的广度和深度，将商品经济精髓集中概括为市场经济，解开了长期以来商品经济的理论局限。毛泽东对于商品经济分析缺乏整体性，系统性，没有将其看做是调整社会整体经济运行的经济模式，而是在特定行业、特定时期、特定范围进行的局部调控手段。从毛泽东的文章、批示中我们会发现：提到商品经济的术语，如商品、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等，他是表示肯定的，认为这是在计划引导下发展生产力的积极因素，他的文章中很少提到商品经济，即使提到，往往与消灭、限制等否定性语境联系在一起，对整体商品经济的理解毛泽东未能脱离传统理论模式，依然将商品经济和所有制捆绑起来。而邓小平看到了商品经济的整体性，突破了毛泽东将商品经济的作用领域和范围进行限制的观点，而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调节整个国民经济的经济模式。他指出不能因为所有制不同限制商品经济，全民所有制的不同企业之间也需要商品经济，按照价值规律进行交换。这就将商品经济从所有制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在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上，突破了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承认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范畴内在的、固有的本质属性，是社会主义的同一面而非对立面。商品经济也不再被纳入计划经济范围内，而是强调二者在经济发展中处于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作用，商品经济不是计划经济的附庸，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依照价值规律调控经济活动。1985年，他接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指出：“多年的实践证明……只搞计划经济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9]在发展商品经济整体内涵基础上，他提出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结合的问题，为以后的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生命的经济，而交换中市场发挥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任何商品经济运行都必须以市场法则进行基本调整。商品经济的概念相比，市场经济的概念更为准确、精炼，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本质，体现了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生产力的要求，是邓小平经济理论上的重大创新。
邓小平的理论创新带动全党逐渐突破了旧有理论的束缚，由承认“商品经济”的地位最终发展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改变了以前对商品经济怀疑、否定的态度，这是一个很大的理论进步。1982年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等非国有制企业不断壮大发展，要求从理论上对于商品经济问题有进一步的充实。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重要观点，进一步提高了商品经济的地位。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上，强调“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1992年10月的十四大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内涵：发挥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真实反映供求关系的变动。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完善资源配置，激发企业积极性，实现优胜劣汰，促进生产力发展。这就从理论上标志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全确立，并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一致认同。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具体化，构建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终于成为我国的基本经济体制。这些表述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多次就市场经济发表的讲话的精神，形成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成果。
第二，邓小平另一突破性成果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最大的理论贡献：对于商品经济的重大问题――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科学界定。这是困扰我国理论界的一个重大难题。在理论上众说纷纭，在实践中进退两难，正是邓小平对于这个问题的重大突破，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造了新局面。
邓小平的这一思想首先从反思计划经济体制开始，逐步突破传统经济理论束缚，初步将市场与计划一起作为调整经济的手段，即社会主义社会中可以存在市场经济。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明确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10]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邓小平从生产力发展的高度，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也有了新的认识。1985年10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11]他批评了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进行阶级判断，作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的说法，认为二者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12]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国际上，国内经济过热，又爆发了政治风波，理论界学术界“左”?a思想回潮，对改革开放路线提出质疑，将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归结于市场化改革，重提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问题，认为改革就是发展资本主义，改革开放政策面临着严峻考验，处理不当甚至有中途夭折的危险。在这历史性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挺身而出，坚定地支持改革，反对理论和实践上的倒退。他并未动用自己的崇高威望，将自己观点强加于人，而是以理服人，在理论做了更彻底更清晰的阐述，拨开了人们思想上的迷雾，使改革得以继续前进。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3]这就最终明确了计划和市场的性质，是经济手段而非基本制度，都可以为我所用，彻底破除了旧有经济理论对于市场经济的质疑和束缚，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真正地融合在一起，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最终完善，使新的经济体制最终确立。新的经济体制是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内在统一的，将二者的优点和长处融合在一起：计划调节即宏观调控手段不可或缺，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借助价格、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而非单纯行政手段完成。这样既体现了计划手段调控管长远、管全局、管整体的优势，又发挥了市场反应灵敏、优胜劣汰、配置资源的作用，使国民经济充满活力，有序发展。因此，将计划和市场割裂和对立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也是被实践所验证的。正如十四大报告表述的：邓小平的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
第三，市场经济的发展前景理论：共同富裕的分配理论。市场经济能够提高经济主体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激发经济活力，加快财富增长，从而大力推动生产力，但也会导致财富过度集中和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如果不能合理进行财富分配，导致贫富悬殊，必然导致社会发展的减慢并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认识到了这点，从根本上讲，两位领导核心的根本立场是一致的，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着手，社会主义的建设成果应该由全体人民共享。
但是在两个问题上他们的观点并不一致，一是对于如何看待在商品经济中出现的财富占有差异现象。毛泽东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法权，是违背社会主义性质的，尽量减少财富占有差异，实现财富平均分配。如他对于建国后工资制度的评价：“过去战争年代实行的供给制是先进的，具有共产主义性质。过供给制生活是马克思主义作风；而体现按劳分配的工资制有很大的弊病，在社会主义社会不是非要实行不可的制度。”[14]他把按劳分配下带来的劳动收入差异视为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而邓小平则认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劳动者的差别，认为适当的收入差距并非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应有之义，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裕起来，不仅能够扩大经济总量，而且能形成良好的示范激励作用，鼓励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二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中将经济平等特别是实质平等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试图实现全社会之间的财富均衡分配，不仅消除在生产资料占有导致的不平等，而且消除因劳动能力的差异导致在劳动过程中的经济不平等。从所有制角度上，试图通过逐步扩大所有制规模，消除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在分配制度上，试图通过取消工资制，建立供给制，消除分配上的不平等，从社会分工角度上，通过建立人民公社等经济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消灭分工和职业上的不平等。毛泽东将经济不平等视为社会主义要消灭的现象，采取了各种措施，希望在全社会更大范围和更高层面上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平等，但是这些措施由于超越了时代，违背了国情，导致“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反而挫伤了劳动者积极性，从而降低了劳动效率，使人们陷入共同贫困的窘境。而邓小平吸收了毛泽东经济平等思想的合理性，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允许一部分人通过合法经营、诚实劳动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他的“共同富裕”思想既考虑到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又关注社会主义本质，使人民群众能够共享社会发展成果。除了对于劳动者个人，他还将这一思想置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大局，1992年他强调：“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5]
三、从三个维度把握邓小平对毛泽东商品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1.从历史维度来看，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商品经济的思想是我国在不同历史阶段下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精髓，也代表着两个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对商品经济的最高水平的认识。因此，要坚持两个历史阶段的辩证统一。这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不断结合的过程，也是一个对于如何建设中国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化过程。毛泽东的商品经济思想是邓小平商品经济理论的奠基和开拓，邓小平商品经济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完善和创新。要将这两大历史阶段统一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之中。正如指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阶段是相互联系而又有重大区别的历史时期，决不能相互否定。
从马克思的“消灭商品经济”，到列宁、斯大林的“保留商品经济”，毛泽东的“利用和限制商品经济”，最后到邓小平的“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市场经济”，我们发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是一个不断超越历史，超越前人的过程。从1956年“八大”以来，我党领导全国人民不断探索中国经济建设之路，在前人的艰难探索和不断试错中，邓小平回归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从生产力的角度观察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提出“生产力是评价计划和市场关系的标准”的思想，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即使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对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认识也是在不断深化，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再到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此过程中依然经历了反复和曲折。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我党认识不断深化，不断创新的理论成果，是根据国情和历史阶段的变化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思想财富，这个过程是一个后人在前人基础上不断拓展，不断超越的历史过程，也是需要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不断努力的过程。
2.从理论维度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的理论成果，也是当今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指导原则。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6]正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坚决贯彻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正如党的十八报告概括的“三个大台阶”：我国经济总量跃升到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这充分证明保持理论上的清醒与坚定是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关键，对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有决定性作用。
我们必须认识到，理论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完善，要把握二者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理论引领实践，但是也要随着实践的不断丰富而不断完善自身。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确立，理论上对于旧有体制的消解与改造已经认识得较为透彻，但是对于市场经济在实践中面对的新问题，容易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干扰，集中体现为西方经济理论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冲击：如宣扬“国有企业低效论”“经济制度全面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完全自由化”等。不可否认，市场经济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西方大国在市场经济的运行和调控上，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比我们经验丰富得多，我们应当借鉴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中的先进成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妄自菲薄，必须保证理论上的清醒与坚定。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着共性：如价值规律、竞争规律、供求规律、货币流通规律及股份制、公司制，等等，这些是所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共同形式、共同方法或共同属性的东西，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生产关系，其必然要与所有制结合，这样就存在着阶级性。因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下必然存在一些特殊规律，这就决定了对于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我们可以借鉴，但是绝不能将其奉为真理，从而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3.从现实维度来看，发展、继承毛泽东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的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必然结果，是与我国国情紧密结合的理论成果。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实践已经证明只有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发展生产力，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当前我国的最大国情就是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不高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完整地继承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精髓，并在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大胆实践和发展。同志指出，我国所处历史阶段“三个没有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7]这是我国当前的最大国情，是治国理政思想的总依据，更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依据、总方向，必将成为决定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未来走向的根本出发点。
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篇9
[关键词]政府与经济及市场的关系；经济发展规律；资本及官僚专制；民主科学决策与管理
[中图分类号]F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3）04—0009—08
当前的世界，无论东方或者西方，都不是很正常的发展状态。西方经常性地出现经济危机，不正常倒也罢了，那是由于“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资本的使命就是剥削，一方面制造着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一方面制造着大量贫困，并收买本国工人阶级上层。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时的经济基础本就薄弱，且建设时间短，经验不足，尤其是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发展不匹配，片面强调的经济增长没有自动提升社会公平公正，致使贫富差距严重拉大，内需不足，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改革开放逐步变异。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准确定位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发展之间、政府与企业及市场之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之间的关系，成为改革开放中的头等大事。
一、国家政府、民主政治发展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人是类的存在物，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形成生产力，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社会活动中，决不是单个的独立行动，而是大集体的分工联合。这种联系，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涉及到人们的生产关系，涉及到阶级斗争，即如何公平合理地占有生产资料，组织社会生产，并分配劳动财富。而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除了物质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外，重要依赖于阶级革命及国家建立之后的民主政治建设状况这个政治制度生产力。
国家是阶级矛盾（经济利益）不可调和的产物，一种暴力机关，也是一种物质力，“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2〕资本主义国家“无非是有财产者阶级即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用来反对被剥削阶级即农民和工人的有组织的总权力，”是“总资本家”〔3〕。西方发达国家以高度垄断为经济基础，通过跨国集团的资本输出和国际分工统治剥削第三世界国家。而社会主义国家，则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代表着广大劳动人民利益，镇压地主资本家剥削者的反抗，调整社会主义经济，以便最终消灭阶级，过渡到共产主义无阶级社会的阶级统治工具。所以，国家的根本职能，就是（依据于一定生产力的）统治阶级借助于阶级统治力量，强力保持或改进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占有生产资料，奴役被统治阶级，组织管理社会生产活动，决定财富分配方式，自然提高或强迫提高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最终维护本阶级利益。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4〕是为经济服务的。
恩格斯全面分析了阶级社会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三种重大甚至是决定性的反作用：对统治阶级来说，在由小而不断发展壮大、进行阶级革命并建立国家的过程中，早期，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一定程度上代表全民的利益，政治上具有先进性，可以积极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在其建国的中后期，阶级统治巩固强大以后，代表先进生产力建立的生产关系占据主导地位，政治上日趋保守和反动，一般主要代表本阶级的利益，可以强力阻碍经济的发展，还可以阻止经济的一个方向发展，使其向着特殊的方向发展，总之，保持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不再前进。这是对剥削阶级统治而言。对于无产阶级政权，由于代表了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以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解放为己任，不但在革命和建国过程中代表了先进生产力，致力于先进生产关系的建设，而且可以在人民政权巩固之后，通过大力发展人民民主，与时俱进地推进生产关系的发展，推动科技经济的进步。因为，虽然科技生产力本身具有极强的革命性，但毕竟属于纯客观的经济的东西，工具而已，最终为哪些人服务，是否推动生产关系的与时俱进，还要看国家政权这个上层建筑建设情况，看民主政治建设情况，国家建立之后，是统治阶级在管理和支配生产力。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还隔着个通过阶级革命而夺取的国家政权，没有阶级斗争及民主政治建设制度性的桥梁过渡，生产力的发展不会自动提升生产关系，跨越到社会公平公正和共同富裕目的地。而且，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和成功，首先在东方这个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处突破，先进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同样薄弱，政府领导者需要有一个切实的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过程，治军体制向治国体制转变的过程。劳动人民政权的建立，并不等于劳动人民管理国家社会重大事务权力、当家做主人的真正落实。真正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生产力的发挥，还需要扎扎实实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则是后发展国家自身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探索性错误。所以，不但革命“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5〕，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而且和平时期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变法，科学合理的民主集中制先进政治制度建设，以简政放权，剔除时弊，增进社会公平，缓解社会矛盾，同样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火车头。国家之所以可以管理和支配生产力，正是由于阶级统治、国家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本身就是对人这个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因素的组织管理，对人类社会自身组织建设的驾驭，对社会发展合力的整体顶层整合，是一种制度生产力，也是一种很强大的物质力量。
在现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依然领先并主导世界，资产阶级寄生、食利，日趋保守反动，利用已有的在全球的科技优势和资本垄断地位，在国内搞福利社会，拉拢腐蚀国内工人阶级，缓和国内阶级矛盾，进而利用剥削全世界的一杯羹建设的国内现代文明，继续拉拢诱惑国外不坚定的自然科技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富裕阶层，以便更持久地保持科技和资本优势，巩固资产阶级统治地位，剥削压迫全世界。在这种大环境下，不但自然科学、先进科技生产力成了西方开拓世界市场、统治世界的工具，而且社会科学也被搅浑，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小政府大社会，政企分开，也成了毒害世界人民的工具。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领域内的科学研究带有强烈的阶级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6〕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只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不发达的时期才有一定的科学性，如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曾天真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因此达到了资产阶级境界内的最高成就。但自17-18世纪以后，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夺取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鲜明的带有威胁性的形式，这就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公正无私的科学研究被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庸俗经济学所代替。
二、西方经济发展优先，金钱民主政治伴随，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要和能民主政治建设优先于经济发展
西方国家是资本家阶级的统治，国家政权是为维护大资本的自由剥削和竞争服务的，在国内国际政治舞台上，是按资本大小及由资本所操控的科技生产力先进与否经济实力说话，是金钱的政治，是拜物教，是实用主义。不论国家总资本家，还是私人垄断财团，核心的第一的任务，就是出于落后而竞争失败破产的恐慌，不断创新科技，提高生产力，不断积累壮大资本，加强对工农劳动者、对第三世界的经济剥削；同时与时俱进地发展着资产阶级的金钱民主政治，日益扩大着大资本家竞争的自由，对全世界剥削和瓜分的自由。一旦停止了剥削，资本也就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不成其为资本，资产阶级及其阶级统治也就不复存在（但这是不可能自动发生的）。一旦失去了资本的支撑，一些资本家的民力也就大受局限，不再民主自由。
西方经济发展优先，包括军工、航空航天、生物工程、海洋科技、人类基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包括能源垄断、市场投机，对第三世界的高新科技保密，是资本剥削者的本性使然。当然，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和劳动密集型重工业制造业及低附加值产业，既搞好国内生态环境建设，又加强对第三世界的经济剥削，建设国内福利社会，腐蚀工人阶级上层，缓和阶级矛盾。这是西方社会建设所需，资本利己本性、个人利益最大化、民族沙文主义所内含。
社会主义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政权，全心全意为工农及知识分子劳动人民利益服务，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达到劳动人民的共同富裕和民主生活，在国内及在第三世界兄弟国家之间，是人民当家做主人政治，是国家民族主义+国际主义，信仰共产主义。在国际上仍由西方主导、大资本垄断财团跨国竞争剥削、科技生产优胜劣汰大环境下，还是金钱政治，由科技是否先进和资本是否雄厚说了算。我们尚处于追赶型发展阶段，发言权不多。
我们为什么要民主政治建设优先于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是近代西方帝国主义之间市场竞争、科技发展不平衡而重新瓜分世界，激化东西方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产物，是马列主义科学理论与工农运动相结合的阶级革命的产物，由封建社会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快速跨入社会主义门槛，本身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生产力基础不高，没有经过反封建专制的长期政治斗争，国家依旧高度集权，严重。也正由于此，建国后，在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的形势下，核心的任务，要大力发展民主政治，获得最广大工农、知识分子劳动人民的支持，以便群策群力，实事求是，集中力量快速发展科技生产力、发展经济，提升发展壮大速度，在世界统一市场优胜劣汰竞争环境中赢得优势。
唯有大力发展人民民主，与时俱进完善科学合理的民主集中制，保证政治上的不犯“左”或右的错误，自觉主动发展发挥先进制度生产力对经济发展的重大能动反作用，才能及时剔除时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增进社会公平，减少社会力量的分叉、对抗，壮大前进合力，才能广聚民智，广汇民力，合理调集全社会人力财力物力资源，集中力量办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要事。所以列宁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自然，我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希望我们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经济。但是不难理解，要实现这种愿望，就必须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的错误。”〔7〕也唯有如此，才能快速提升国民科技文化素质，壮大国企规模经济，恰当对接、驾驭、吸收并发展西方的现代先进科技生产力物质文明和先进管理技术政治文明，以作为我们后发展国家在较短时期内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基础条件之一。“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8〕唯有无产阶级人民民主这个高级民主政治制度，才能对接当代生产的社会化（工厂机械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计划经济为主，才能积极吸收资本主义的最新的进步的东西，同时纠正资本主义的弊端，及洗脱自身历史中封建家长制官僚政治的危害。
我们为什么能民主政治建设优先于经济发展？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虽不是首先在西方少数发达国家，也是这些国家科技生产力发达、资本输出占据重要地位，共同推进世界统一市场形成、普及发展现代生产力的结果，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工农革命与马列主义的有力结合，本身也是科技生产力在第三世界获得一定发展的结果。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权和民主政治，决不是空穴来风，无凭无据。况且西方又经过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自动化、空间技术、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当代网络传媒、现代化交通通讯发达，跨国集团的国际产业分工，世界经济高度一体化，社会主义国家自觉主动对外开放，共同形成了促进我们民主政治大力发展的科技基础，时代历史条件。
三、西方小政府大社会，政府被动守夜，政企没有分开，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要议行合一、政企一体、大政府小社会，政府积极主导经济社会建设
西方政企分开了吗？为什么要小政府大社会，政府单纯被动做“守夜人”？其实，相对于西方政府总资本家的约束，大资本家们更喜欢追求个人资本利益的最大化，无限制发展，资本剥削天生不喜欢被限制，金钱的民主就是按经济实力说话，有钱就有民主，钱多民主就多。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都归资本家们各自统辖，市场经济就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允许大资本公开竞争和剥削、主导着资源调配的经济发展方式。资本家本身既是工厂企业主又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参与者，决策者，或者政客的支撑者，金钱政治就是为资本的经济剥削服务的，政企高度统一。只有当全社会总体上经济危机比较严重，阶级矛盾激化时，或者是长期、巨额、低利润的公共基础服务工程建设、国防航空航天等重大项目投资，单个的资本家无力负责，不愿投入时，政府这个总资本家才出面协调，居高临下，维护资本家们的整体共同利益，担当被动的救火队、守夜人的角色，所以是小政府大社会，高度限制政府的权力。至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则是资本家阶级寄生、食利，腐化堕落的表现，退化无能的表现，而不是必然需要。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选举产生的人代会选出的人民政府，是全体人民共同财产的统一总管家。全国人代会拥有最高权力，议行合一，政府对人代会负责，受其监督。社会主义的核心经济基础是公有制经济，特别是中坚力量国企，是全体人民共有，是社会主义工业的中心，国民经济的砥柱，关系国计民生，必须由总管家政府统一集中经营管理，计委部门具体负责。政府主导国民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达到共同富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政企绝对一体，不能分开。而民营私有经济，由于个人所有，具有剥削性，在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加以限制引导，只能是国民经济的有益补充、辅助作用，不得垄断市场，操控国计民生。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富裕的宗旨，公有制为主体主导、民营私有经济为有益补充的阶级定位，决定了我们必须大政府小社会，计划经济为主，政府积极有为主导。
四、西方实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第一，价值规律、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概念之间的关系，各种经济发展方式与不同阶级统治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
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本经济规律，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按照等价交换原则相互交换，不允许资本对劳动力的不平等剥削和强权垄断，同种商品之间平等竞争，生产技术上优胜劣汰，促进科技生产力不断发展。价值规律作用的表现形式，是市场的供求关系影响商品价格，价格以价值为中心上下波动，促进商品流通和社会资源的自动调配。价值规律是阶级社会商品经济中最基础最一般的自发的民主的社会经济活动调节方式，由科技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凌驾于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之上，并贯穿到人类社会阶级社会发展阶段的始终，其生产技术上优胜劣汰、供求影响商品价格和等价交换的特点，既解决了市场商品流通、资源调配，又刺激了经济活力。
所谓商品经济，是指直接以交换为目的而进行生产的经济形式，包括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之所以出现并需要商品经济，是由于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私有制阶级社会出现了社会分工，生产的专业化，这有利于技术的进步，且私有制下的分工又需要不同个体之间的商品交换，有商人专门从事商品流通以牟利。它在近代西方封建社会末期（国王专制，以区别于中世纪的宗教专制）也即资本主义初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开始占据社会经济活动的主导地位，促进了各地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与发展，与价值规律紧密结合。只是在资产阶级统治的私有制下，允许资本对劳动力、大资本对中小资本的不平等剥削、交换，也就规定并加速了生产的集中和资本的集中，加速生产技术的创新发展，加速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及相对贫困，向市场经济发展。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即由全国或区域或全世界统一市场自由配置生产资源的国民经济发展方式，结合资本与劳动力间的不平等交换，资产阶级个人利益最大化，和价值规律，实质是大资本家支配统一市场并自由剥削的经济。西方资本自由竞争阶段，工厂机械化大生产时期，少数先发展国家和地区率先出现市场经济；私人垄断乃至国家垄断阶段，帝国主义时期，资本输出代替商品输出并具有重要地位，跨国集团成为西方统治剥削全世界的主要手段时，市场经济推向全世界，世界经济逐步一体化。
计划经济，是以国有经济为国民经济的主体，核心载体，政府通过有计划按比例，和自觉尊重运用价值规律，集中调集全社会资源，快速发展民族工业的经济发展方式。特点，政府统一主导，国有经济为主体，可以快速集中全社会力量，快速发展壮大国有民族工业。它首先是19世纪初德日后发展国家为了对抗先发展国家的大资本财团的侵入、市场竞争，政府有效集中全社会资源，加快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统一并保护国内市场，快速发展壮大民族工业企业，实现经济独立和跨越式发展，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一种经济调节方式，20世纪初前苏联建立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包括战时共产主义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经济政策，对抗西方意识形态斗争和侵略，快速建设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计划经济才加上了“社会主义”的标签，并在随后的中国、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迅速推广。
这里还要重点纠正一个认识上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和西方资产阶级（包括近代德日的半封建地主半资产阶级）的私有制经济的对比。对社会主义来说，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都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劳动人民大众的。而对西方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剥削阶级社会来说，国王皇室的经济就是国有经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私有经济也同样是国有性质的，他们的国家就是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仅有个体地主和皇室地主的差别，有个体资本家和总资本家的区分。所以，在谈论国有经济或姓社姓资属性上，必须联系所属的国家的阶级性质，不能简单机械地说，个体资本家就是个体经济，不属于西方剥削阶级的国有经济。一个现当代的西方大金融资本家的资产，其金融集团所控股的资产，可以达到其国民经济的十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难道我们还能把其当作小个体资本家吗？明白了这个，就容易看清西方不论是国家干预经济发展或者实行自由主义政策，和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相当性了。阶级社会的问题，需要进行阶级分析，尤其体现在这一点。
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及其高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属于社会经济资源调节手段，社会经济发展方式，本身并不具有阶级属性，仅与科技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相对应，由科技生产力所决定。而不同阶级的统治，同样也是科技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结果，如此也就决定了从古到今，经济发展方式与阶级统治之间一一对应的紧密关系，再加上具有物质属性物质力量、相对独立的阶级统治对经济发展的强大政治反作用，剥削阶级的历史局限性，两者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但是，即使同一阶级统治使用的经济发展方式，也是随着时展而必须有所变化的，只是以一种为主导而已，偏爱罢了。所谓纯而又纯，是形而上学而非客观辩证。封建主必须偏爱于重农抑商，喜欢自然经济，以有利于世袭专制统治；资产阶级必须偏爱于资本股份控制制度，喜欢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高级阶段），以有利于按资本大小多少实力说话和资本自由剥削，但也反垄断，不允许金融寡头无限制发展，以缓和国内阶级斗争，甚至是各发达国家之间不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平衡维护资产阶级对全世界的金钱统治；工人阶级必须偏爱于公有制，喜欢计划经济，以大力发展人民民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致力于社会公平和广大劳动人民共同富裕，对抗西方资本强势侵入。当然，由于计划经济（为主）具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快速发展民族工商业以抵御强势外资入侵的特点，是近代以来封建专制政府和社会主义政府实现民族复兴首选的国民经济调节方式。
第二，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要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工人阶级通过掌握国家政权，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众多大型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消灭剥削阶级产生及存在的经济根源，本身商品经济发展不充分，生产力相对落后，属于向西方发达国家追赶型发展阶段，而时代大环境是西方主导的世界统一市场经济。为了对抗西方发达国家的大资本财团公司的高新技术产品侵入（国际市场竞争、剥削），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政府必须短时期内有效集中全社会资源，组建众多大型国企，统一并保护国内市场，有限度有步骤地对外开放，快速发展壮大社会主义民族工业企业，以实现经济独立和跨越式发展。前提是实行科学民主集中制管理下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自觉尊重运用价值规律（国际市场竞争和国内人民生产积极性调动所需，社会发展科技进步所需），积极学习先发展国家经济发展经验，研究其国民经济结构，正确认识现代产业革命前提下农轻重产业的合理比例及优先发展顺序，有计划按比例快速集中力量，适当增大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国民教育和科研关键行业，及医疗、社保重要民生领域，在国际市场上购买专利技术、设备，引进高新技术人才，以自力更生为主，快速发展国民经济，各种商品之间基本等价交易，以避免西方市场经济中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及无产阶级的日益贫困，减少资本剥削甚至不允许资本剥削（只要有私营经济雇工的存在，劳动力就仍然是商品，就有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交易）。
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自觉尊重和运用价值规律，激发人民生产积极性，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把经济搞活，提升科技实力，对抗国际市场竞争的必须途径，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发展商品经济，必需有市场调节。但是，即使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它的广泛发展也会产生某种盲目性，必须有计划的指导、调节和行政的管理。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追赶型跨越式发展历史阶段，决定了只能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发展方式。私有民营经济的发展，属辅助补充的地位。
第三，我国东南沿海市场经济为主，主要进行来料加工、贴牌生产的发展方式不可取；温州发展模式同样不可取。
东南沿海经济特区的发展方式，以市场经济为主，外资资本为主，代工为主。通过非常优惠的税收、土地等倾斜政策，和低廉的中西部等人力物力资源、较好的生态环境，大力对外招商引资，借鉴利用港澳台及国外的剩余资金、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进行来料加工、贴牌生产，产品以出口为主。为承接西方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产业转移、中国在世界的代工厂地位确立，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代工，西方资本输入，资源消耗、环境污染、资本剥削显著，这个改革开放的窗口相对于清朝末年广东十三行单纯中间商的角色，给中国的发展带来的正面的需积极学习的东西多，负面的东西更多。可以这样说，东南沿海的发展，自主创新微弱，实在是举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和环境资源成就一沿海加工带，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广大的中西部的发展已经不能再走这条老路。邓小平南巡，只看到了沿海的发展速度，缺乏整体联系和深入辩证剖析，其赞扬是片面的。
至于温州模式，属于以民资为主，市场经济为主，由于率先领跑中国个体私营小商品经济，兼吃苦耐劳，也快速发展。但是，由于其早，所以成就，晚了，也就不可复制。少数人经商，利润大，可富裕，若全民经商，一不可能共同致富，二社会资源调配要乱，不协调，理论上根本不成立。由于民营私企，资本剥削同样显著，同样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不具有内地健康发展的借鉴性。
五、我国建国以来民主政治建设的迟滞，及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误导
第一，改革前仿斯大林高度集权模式，以“左”倾错误为主，致使生产关系，经济建设假冒进，产品实行供给制，农村温饱问题没有解决。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思想指导下获得成功的，得力于前苏联社会主义的指引和援助。建国伊始，由于一穷二白的国情，和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冷战对抗，中国采取了向前苏联老大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政治权力运行模式上模仿斯大林高度集权。1957年以前，属于革命战争、战后国民经济恢复及社会主义改造特殊时期，同志还是很谦虚的，党中央的领导基本是正确的；1957年反斗争以后，进入长期的和平建设时期，中央高度集权所导致的“左”倾错误就越来越多，体制弊端越来越突出，反右扩大化、、，乃至于十年“”，虽然中间也曾认真纠“左”一两次，但总的来说，的晚年以“左”倾错误为主。政治上的斯大林模式，权力过分集中，，以党代政，以党治国，邓小平的总结入木三分：“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9〕此时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建立了社会主义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巩固了社会主义政权，发展了人民生活，成绩是巨大的。但是，公有制一统天下，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特别是工人农民没有生产经营自，分配上平均主义，约束并压制了生产创新积极性，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工农业产品单一，实行供给制，农村存在温饱问题，十年“”是国民经济的劫难。
第二，改革后依旧崇拜“威权体制”，权力下放不彻底，以右倾错误为主，实行市场经济，国企变质，生产关系严重倒退，经济粗放式发展代价巨大，贫富差距严重拉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
改革开放以后，前期不断试行权力下放，农村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扩大国企经营自，中央和地方财政实行分灶吃饭，不论是民主政治还是经济建设，总体上呈现欣欣向荣态势。但是，邓小平并没有真正汲取晚年仿斯大林高度集权治国所造成的挫折教训，依旧崇拜威权体制，高度集权，个人不适当地担当了和平时期十亿人口大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1978年即访问“亚洲四小龙”之一新加坡，曲解并崇拜所谓“威权体制”领导的经济快速崛起，认为权威主义体制有利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要搞民主，引导中国从高层到地方官员高度认可弹丸小城发展经验，学习威权政治。〔10〕以至于改革后片面强调经济建设为单一中心，政企分开，把大型工业国企的经营管理类同于小个体农工商经济，89年错误镇压大学生的反腐败要民主运动，片面强调维稳，错误认为1991年剧变是权力下放过快所致，之后对民主政治噤若寒蝉，政治体制改革半途停滞。92年南巡讲话又片面强调经济发展速度，混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错误抛弃计划经济，建立类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国企市场独立，一步步引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变异。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并不等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搞得好，不等于民主政治搞得好。
对于农民市民工人，仅止于对自身的承包责任田、小个体经济的生产管理权，和国企抓大放小过程中一大批下岗自谋职业权。至于对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重大事务的决策监督管理权，由于人大代表的仍然上级内定，政府官员自上而下由上级层层任命而无从谈起，倒是地方部门单位政府官员的权力得到了极度膨胀。比如当前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卖地财政”，采取违规手段变相发债支撑城市扩建。
三十年来，依旧高度集权，使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企分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高速度，各地都大力招商引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以市场化为取向，市场调节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性力量，国企市场独立，一长制，在市场投机、唯利是图、制假售假方面与民企接近，几成了利益集团与民争利、自肥的工具〔11〕，且成立现代企业制度之后，多靠垄断地位不合理获利，与西方大型跨国集团相比，国企的整体科技创新仍然没有优势。一些竞争性领域的国企日子困难，许多被民企外资渗透，甚至吞并。国家基本不限制私有经济发展，结合政府官员片面的招商引资，导致个体、外资私有经济在2005年已经约占我国经济总量的65%〔12〕，2012年民营经济占全国非农就业的85%以上，民间的资本已经占全国企业资本的60%以上〔13〕，使私有经济占据国民经济的重要地位。虽然经过不断的改革，经济的快速发展，到目前为止，人民群众生活提高很多，国民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极大增强，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依然低下，改革中期以来，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政府投资和出口，依然没有突破以廉价的人力物力和自然生态资源为代价的世界代工厂地位（粗放型发展），世界第二经济体（国民生产总值）的代价巨大，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任务依然沉重。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缓慢，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困难。
高度集权，改革到官为止，导致权力腐败突出，以及和资本剥削，生产关系严重倒退，社会财富高度向权力和资本倾斜，加大贫富差距，内需不足。2012年底，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在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时，向与会专家推荐了法国历史学家、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说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前期有某种相似性。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当今中国开始面临一些转型难题。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等现象，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视的挑战和考验。〔14〕
六、我们后发展国家跨越式发展过程中，政府如何在世界市场经济大环境下主导国内商品经济建设——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反对高度集权的，科学民主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第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才能做到自觉尊重和运用价值规律，健康快速地发展国民经济？
价值规律涉及到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动力问题、全国统一市场和对外开放问题（保护民族工商业民族利益优先）、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和资本剥削的控制范畴问题。1，在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动力上，高度集权下的大锅饭平均主义及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严重压抑束缚了人们的积极主动性，一长制同样压制了人们的积极主动性，都是官僚专制不民主惹的祸。私有制及其资本剥削可以释放动力，个体承包责任制也可释放动力，管理国家社会重大事务的决策管理权力的下放，不断发展人民民主，实行科学合理的民主集中制，凝民智，聚民力，也可释放动力。对于我们来说，应以第三种动力（大动力）为主，制约规范前两种动力，提高公有制的生机和活力。2，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实行对外开放，这是中央在科学合理的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统一集中的权力，不允许地方保护，不允许地方特殊化；若有特殊需要，报中央审批。3，商品之间的等价交换，重点合理规范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和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对工业重要产品的定价，如垄断性国企的产品，和土地矿山能源等稀缺性资源，需要参照国内人民的收入水平和外资企业，实行政府指定价，当然指定价也可以不定时调整，对竞争性国企的产品，实行政府指导价，对粮油棉食盐等重要物资，国家必须适当储备，在实行一定的市场定价机制基础上，政府适当干预，以便总体调控市场，其它，实行市场形成价格机制。关于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政府可以参照国际和地区标准，在法律法规上做一规范，比如一周五工作日、每天八小时制度，法定节假日制度，最低工资制度，集体协商工资制度，以达到劳资关系的基本和谐。在民间的资金借贷上规定最高利率。私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总分量，尤其是大型工商业，大资本对中小资本的吞并，对市场的垄断，以县市为单位，要绝对控制，不能占优势，使之操控国计民生，否则易于导致市场混乱，甚至违法犯罪，危害社会。
总之一句话，价值规律并不神秘，无非是每个经济体之间的民主平等问题，扩充到每个自然人的民主平等问题，劳动大众这个发展创造主体及消费主体对社会商品生产的评判自，综合性整体性的民意反映问题。价值规律中的优胜劣汰，是一条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创造历史所形成的自然法则，针对自然界也针对人类社会的客观法则，人本身就是客观的物质的。尊重和运用价值规律，无非是大力发展人民民主，然后科学合理的民主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所形成的一条准则。西方资产阶级放纵了资本家个人的民主积极性，针对价值规律是被动的，消极适应的，但终究背不过社会劳动大众这个消费主体也是评判主体的终审评判。我们东方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人民民主，通过科学合理的民主集中制，来正确反映和规范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民主积极性，可以积极主动掌握并运用价值规律。只要通过了科学合理的民主集中制，就可以基本反映亿万百姓这个消费主体的心声，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作用，就可以基本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实行市场经济。
“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15〕，但这并不意味着后发展国家就可以搞市场经济，不意味着国企可以市场独立。私有制下，不同的个体经济之间可以发展商品经济，公有制为主体的大环境下，不同的集体经济或国有经济之间、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之间，也可以发展商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并不是私有制的独占权，关键是不同经济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交换问题，解决了民主平等问题，也就顺便解决了发展商品经济过程中的自觉尊重和运用价值规律问题。所以，市场经济及市场经济为主的经济调节方式可以发展商品经济，国家科学民主主导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调节方式同样可以发展商品经济。且只有后者才能确保走社会主义道路。对外招商引资所带来的西方科技生产力，也必须经过我们的改造，限制，才能为人民大众服务。
后发展国家发展商品经济，无非是权力下放，正确民主集中，激发广大劳动人民的主人翁生产管理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与分配更加合理，释放生机活力，搞活市场，加速国民教育和先进科技研发，提高国民整体综合素质和科技生产力，壮大社会主义集体和国有经济实力，实现国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微观经济，像城乡小商小贩个体经济、夫妻店等小规模工商业，遍地开花，增加就业和服务品种，活跃群众生活，放的开，并不影响国家公有制经济主体，反而有利于经济繁荣。而主体规模经济，国营集体经济，则完全不一样，随着规模的扩大，资产数量的增大，直接涉及到千家万户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属于人民对国家社会重大事务层面的宏观的民力的落实，民主集中制的正确行使，量变引起质变，相对于微观经济，必须改变经营管理方式，既不能放任于市场自由竞争，也不能放任于官僚集权专制，唯一的坦途，就是政府在大力发展人民民主基础上的合理科学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经营管理。总体上，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
第三，反对高度集权的，实行科学民主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经济发展方式
由于计划经济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有计划按比例迅速发展壮大民族工商业的特点，有利于保持经济独立，有效抵御先发展国家大资本财团的市场竞争，实现国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须。但要想使其为社会主义人民大众服务，也必须经过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的政治改造，坚决摒弃过去的不适合于长期和平时期的中央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模式，确保政治上的正确。对公有制经济的民主管理，本身就是人民大众的政治民主的核心内涵，更是经济民主的核心内涵，是计划经济体制的直接落脚点。
其实，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是建国以来一直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同志发展国民经济的一贯经济思想，也是切实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民经济运行方式。1979年，陈云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是对第一部分的“有益的补充”。〔16〕计划调节更多地着眼于主体、宏观、全局，为全部经济活动编织“鸟笼子”，市场调节搞活微观经济是鸟。在计划经济为主体框架下，公有制经济也不排斥市场调节，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调节也要纳入计划的笼子。只有计划经济为主体，才能保证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需要机械化大生产的规模经济，大的现代产业集团，越来越需要全国的统一市场体系的建设，反对部门和诸侯经济，反对地方保护主义，更反对不合理的垄断暴利，及市场投机。这都迫切需要在大型国企的管理体制上的改革。在全国，在国有大型经济的经营管理上，为了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可以恢复建国初期的大区制，分中央和大区两级，收回省市县三级政府对地方国企的经营管理权，归各大区直接相对统一管理，由大区的计划委员会直接统管，央企的经营管理权归国务院的计划委员会，国务院计划委员会并统领大区计划委员会。这是行政体制。在政治体制上，以县为单位的人民直选的人大代表组成代表大会，再选出具体的大区的计划委员会组成人员，计委的总人数可大可小，中央国务院可大，二百人左右，大区以一百人为界，不宜太多。这个人员的搭配，需要党的科学的指导，由三种成分五种人员组成，一种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党政领导和专家，一种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专家，一种是直接的工农劳动者，其中五种人员各占五分之一，对国企的直接管理，实行充分讨论，以理服人，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管理人员同人大代表，实行任期制，对人代会负责，受人代会监督，每年必须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基层调研，三分之一的时间交流学习，三分之一的时间走动管理，集体做出的决策和落实情况必须在网上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国企税费上交中央和大区，中央对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做统一调配。县市等级，都由省直管（市辖区仍归市管）。大区统一领导区域国有经济之后，乡镇集体经济收归县市直接管理。
对各级政府国企管理团队的绩效考核，必须由各级直选的人大代表，按照实际的（特殊的可以暂时例外）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科技创新情况等多方面，综合立体考核。可以随时撤换不称职的管理人员，对违法犯罪行为，移交司法机关惩处。人大选出的国企管理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入股国企，国企不搞混和股份制（不允许私人股份加入），已经入股的民资外企以适当方式退出，但国企之间可以联合组股。国企管理人员的年薪最高不得超过一般员工平均工资的三倍。有特别重大的决策建议和科技发明的，由同级的人大代表会议决定奖励数额。
总之，实行大区制和民主集中制管理国有规模经济，既有统一性，又有灵活性，符合当代社会主义公有制规模经济发展需要。
20世纪20年代初，西方大哲罗素来华游历并讲学，在临别讲演《中国的到自由之路》中说：“解决中国问题根本的永久的方法是教育，但教育应以经济与政治问题的解决为前提。……中国直接从经济问题下手，是没用的；政治的问题一定要先解决。”〔17〕后发展国家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正确高度认识政治与经济的这种先后辩证关系，认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成功并不等同于劳动人民民主真实建设的高水平，科技生产力的纯客观物质力量发展并不能自动提升民主政治建设水平，必须大力发展人民民主，以此获得多数群众的拥护，集聚群众智慧，凝聚群众力量，才能科学调集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正事要事大事，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共同富裕。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6，266，10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1.
〔4〕〔7〕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07-408，410.
〔8〕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92.
〔9〕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7-333.
〔10〕蔡定剑.向新加坡学什么？（上下篇）2005年11月09日-16日中国青年报〔eB/oL〕.人民网.
〔11〕李北方.争不清的国资与民资，2012-12-13南风窗2012，（20）〔eB/oL〕.南风窗网，.
〔12〕“十一五”期间我国民营经济将持续保持高速增长，2006年10月6日新华社〔eB/oL〕.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jrzg/2006-10/06/content_406000.htm.
〔13〕陈永杰.我国民营经济所占比重不断上升2012年5月18日腾讯财经〔eB/oL〕.中国中小企业信息网，http：///web/assembly/action/browsepage.dochannel-iD=1217999346741&contentiD=1337295160776.
〔14〕为何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2013年01月1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eB/oL〕.新华网http：///politics/2013-01/18/c_124246853.htm.
〔15〕十三大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人民网1987年10月25日〔eB/oL〕.http：///ziliao/2003-01/20/content_697061.htm.
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篇10
[关键词]市场一体化；环渤海地区；“价格法”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8)02-0076-05
市场一体化建设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要“进一步打破行政性垄断和地区封锁，健全全国统一开放市场，推行现代流通方式。”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因此，加快推进环渤海地区市场一体化，既是建设全国市场一体化的需要，也是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必然要求。
本文首先分析环渤海地区市场一体化进程，并用“价格法”对市场一体化程度进行测度与比较，然后对市场一体化程度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最后得到结论与本文的政策含义。
一、环渤海地区市场一体化进程
环渤海地区位于我国东北、华北和华东三大区的结合部，背依北京、天津两个核心城市和多个老工业城市，是我国城市最密集、工业基础最雄厚的区域之一，在我国的整体发展战略中始终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2007年地区GDp总值为76512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上升到31.02％。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环渤海经济圈以来，环渤海地区一体化进程缓慢，区域内市场分割很严重。
(一)环渤海地区市场一体化进程
1986年，天津联合大连、青岛等13个沿海城市发起成立了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专员)联席会这一区域合作组织。从此，推进环渤海地区市场一体化的序幕拉开了。在这曲曲折折的20年里，根据其发展速度和特点，将环渤海区域市场一体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
1、萌芽阶段(1986-1997年)。20世纪80年代初期，环渤海地区的独特优势、在全国经济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及巨大的发展潜力引起许多专家学者关注。为适应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形势，1986年在天津成立了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专员)联席会，按照“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建立一个区域性、开放型、松散式、推动经济联合的一种区域合作组织，并按照“扬长避短、形式多样、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促进环渤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推进环渤海地区的经济联合逐步向高级、紧密型的方向发展。从此，环渤海区域市场一体化便又增加了一个区域合作组织的推动。在这个阶段，总体上的区域经济合作与市场一体化的发展还是处于探索与萌芽阶段，地理联系大于经济合作，区域合作没有实现预期的腾飞与发展。
2、发展阶段(1998-2004年)。1997年11月6日至7日在天津市召开了第八次联系会，成员市(地、县)增加，参会地区范围涵盖广泛，包括了北京、河北、辽宁、山东、山西、内蒙古，并提出建立特派员办公会议制度。同时强调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港群优势，共同推进对外开放；要共同培育区域性大流通体系。期间联合举办了环渤海科技博览会、环渤海建材交易会、环渤海发展中心大厦建设招商、环渤海地区人才智力交流洽谈会、《渤海碧海行动计划》，环渤海地区医疗协作行动等系列招商、合作、交流活动，共同推进区域经济发展与市场合作，成效显著。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地域范围广泛、合作范围拓展、远景规划加强、声势浩大，但声势大于实际行动，缺乏实质保障机制。
3、加速阶段(2004年后至今)。自2004年后至今，环渤海地区合作进入加速阶段，地区经济一体化迈出实质性步伐，主要标志是一些重要会议的召开和重大协议的签订，包括“廊坊共识”、“北京倡议”、“廊坊框架”和“天津倡议”等。这些会议与协议将推动环渤海地区各城市间在交通、能源、产业、科技、环境、旅游等全方位的合作，促进资源、资本、技术、信息、人力的优化组合，消除行政壁垒和市场障碍，共同培育和发展环渤海地区统一、开放、有序的市场体系。这个阶段的特征，区域合作取得实质突破，但由于地方权益的协调、转让与补偿机制缺乏，区域合作保障与协调机制乏力，具体操作措施依旧缺乏，产业链难以扩展、规模效益弱化。
因此，20多年来，环渤海地区经济整合依旧步履蹒跚，市场一体化程度缓慢。从发展阶段看，根据区域合作总体特征与市场一体化特征，环渤海地区市场一体化还处于一体化的初级阶段(一般将区域市场一体化发展进程分为初级阶段、发展阶段、完善阶段与成熟阶段)，需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着力推进。
(二)环渤海地区市场一体化的测度
1、市场一体化的测度方法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