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质量发展总结篇1
一、经济发展的有效性
经济发展的有效性是指经济发展效率，即经济发展过程中投入与产出关系。效率是一切经济工作的中心，也是经济发展质量的中心，其高低可反映经济发展质量的优劣。单位投入获得的产出越多，表明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和经济发展质量越高。一般来说，生产要素投入数量、配置效率及其组合方式决定了经济发展质量和方式。如果生产要素投入数量在经济发展中起主要作用，说明经济发展质量较低，经济发展方式为数量型；如果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在经济发展中起主要作用，则经济发展质量较高，经济发展方式为质量型。经济发展的有效性既是经济发展质量的集中反映，也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只有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有效性，国民经济才能持续健康发展。根据投入产出关系，评价经济发展有效性的指标主要有：
——劳动生产率。任何经济活动都有劳动消耗，劳动生产率是衡量劳动力投入产出水平的指标，根据一定时期国内生产总值与同期全社会平均从业人数对比来计算，反映社会平均每个劳动者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即劳动者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多少。其计算公式为：劳动生产率=国家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全社会劳动者平均人数。劳动生产率受科技水平、劳动者素质、产业结构、规模效益、政策体制等多因素的影响，具有较强综合性，是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劳动生产率越高，经济发展质量越高；反之，经济发展质量越低。将劳动生产率作为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把经济发展转移到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投资产出率。任何经济活动都需要相应的场所以及与之相关的机器设备等，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活动的起点是从投资开始的。投资产出率是一定时期内国家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值，其计算公式为：投资产出率=当年国家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当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投资产出率反映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额所带来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全面评价投资使用效率的综合指标，可用来说明投资规模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投资产出率越高，经济发展质量越高；反之，经济发展质量越低。这一指标从固定资产投资效率角度出发反映经济发展质量，有利于提高固定资产投资的科技水平和优化投资结构。
——贷款产出率。经济活动要有资金(包括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投入，经济活动主体所需资金除部分自有资金外，一般通过银行贷款来获得，客观反映这部分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是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内容。所谓贷款产出率是指一定时期内国家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与银行贷款余额的比值，其计算公式为：贷款产出率=国家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银行贷款年平均余额。贷款产出率反映的是银行贷款所带来的国内生产总值，贷款产出率越高，贷款的使用效益越高，经济发展质量越高；反之，经济发展质量越低。将贷款产出率作为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之一，有利于提高有限资金的使用效益。
——耕地产出率。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耕地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我国是一个耕地相对贫乏的国家，农业发展又离不开耕地。因此，应将耕地产出率作为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耕地产出率是农业总产值与耕地面积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耕地产出率=农业总产值/农业耕地面积。耕地产出率反映的是耕地利用效率，产出率越高，使用效率越高，经济发展质量越高；反之，经济发展质量越低。耕地产出率不仅受耕地质量的影响，还受耕地集约利用程度的影响，将其作为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之一，有利于既注重保护耕地数量，又注重提高耕地质量，并提高其集约利用程度，努力增加单位耕地产出，确保经济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尤其是粮食安全。
二、经济发展的充分性
经济发展的充分性是指经济发展潜能的利用程度。经济发展潜能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现有各种社会与经济资源是否得到有效的利用，现有生产能力是否已充分发挥了作用；二是指在经济发展中是否形成了新的生产能力，是否使原有的生产能力得以提高，是否为经济系统在未来的健康发展创造了各种必要的物质与技术条件以及良好的外部环境。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应在使其潜能得到最大限度发挥的同时，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充分性从潜能是否得到充分利用角度反映经济发展质量，实现了充分性就意味着条件允许下的快速增长。经济发展速度是经济发展质量的直接反映，保持适当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国民经济高质量运行的基础和集中体现。没有速度，潜能的发挥也就无从谈起。因此，根据经济发展潜能，评价经济发展充分性的指标主要有：
——经济增长率。经济发展质量问题的提出，并不意味着把它同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要求对立起来，而是要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任何经济发展都要求有一定的速度，速度是经济发展的前提。经济发展史上众多的实例表明，各国在经济发展速度上的持续差异是造成他们之间经济实力变化的根源，发展中国家要赶超发达国家就必须提高自己的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发展速度通常用经济增长率来表示，所谓经济增长率是指报告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量与基期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百分数，其计算公式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报告期国家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基期国家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基期国家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100%。稳定、合理、持续的经济发展速度是经济发展质量的显著标志，以其评价经济发展质量，能更直接、更准确地反映经济发展状况。当然，强调经济发展速度对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可以过度“痴迷”国内生产总值，不顾经济效益一味追求高速度。
——就业弹性系数。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劳动者获得收入，提高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充分就业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较大的一致性，一般来说，经济发展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它们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因为经济发展以技术进步为前提，因而会引起技术性失业。经济发展与就业之间存在着高敏感度的弹性关系，这种关系可以用就业弹性系数来表示。就业弹性系数是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之间数量关系的函数，即劳动力就业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就业弹性系数=当期从业人员增长率/同期GDp增长率。该指标从劳动就业变化角度来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状况，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应不断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使失业率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从而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对推动经济发展的潜能。
——生产能力利用率。生产能力是指在合理的组织和技术条件下，经济活动主体利用现有人力、物力和财力在一定期间所能生产一定种类和质量的产品或处理一定原材料的最大能量。生产能力利用率的高低直接反映经济发展的充分性，因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可以用生产能力利用率来衡量。所谓生产能力利用率是指一定时期内实际产量与生产能力的比值，它从现有生产能力的利用程度角度来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状况，其计算公式为：生产能力利用率=实际产量/生产能力×100%。该指标越接近百分之百，说明生产能力利用越充分，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差越小，经济发展质量越高；反之，说明有部分生产能力被闲置，实际经济发展速度小于潜在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发展质量有待提高。生产能力利用率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遗憾的是目前我国没有该项指标的统计，要正确评价经济发展质量，必须完善该指标的统计和考核办法。
三、经济发展的协调性
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是指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贸易结构等的协调程度，它是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合理的经济结构是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并获得较高经济效益的基础，是评价经济发展质量高低的重要内容。协调的经济关系不仅标志着经济发展状况处于良好状态，而且是未来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前提。在各类经济结构中，产业结构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它的变化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是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内容。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趋势，它通过工业化的加速作用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城市化水平有利于优化城乡结构，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和质量提高。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信息化的大趋势下，任何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是封闭、孤立的，总是在国际、地区之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环境下实现。因此，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可以用产业结构比、城市化率和对外开放指数来衡量。
——产业结构比。现代经济发展方式本质上是以产业结构变动为核心的经济成长模式，不同的产业结构具有不同的整体效益，从而导致经济以不同的速度增长，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质量状态。产业结构是指一国经济赖以构成的各种产业及其比重和相互关系，各产业之间内在的有机联系通常用产业结构比来表示。所谓产业结构比是一定时期三次产业增加值的比值，其计算公式为：产业结构比=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合理的产业结构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有利于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发展；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势必会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增加无效投入，影响经济发展。因此，产业结构比是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内容，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应提高各产业发展的协调性，保持各产业之间的协调与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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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率。城市化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又促进经济发展，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大力推进城市化，是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主要目标与基础。城市化水平通常用城市化率来衡量，所谓城市化率是城市人口与全部人口的比值，其计算公式为：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全部人口。城市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其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以城市化水平作为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之一，有利于优化城乡经济结构,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
——对外开放指数。对外开放程度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经济联系及竞争能力的强弱,对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实力、提高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是经济发展质量高低的具体表现。对外开放程度通常用对外开放指数来衡量，所谓对外开放指数是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加权平均数，其计算公式为：对外开放指数=（进出口总值×0.4+对外资产负债总额×0.3+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总额×0.3）/国内生产总值。这一指标可反映国家或地区经济国际化程度及其产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吸引外资的能力和强度等，以其作为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之一，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的竞争能力，提高经济发展对外的协调性。
四、经济发展的持续性
经济发展的持续性是指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主要表现为指资源、环境承载经济长期发展的能力。经济发展过程是经济要素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有机整合的过程。忽视质量的经济发展会给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压力，严重损害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只有在自然资源被有效利用和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的前提下，经济发展才是可持续的。付出巨大资源和环境代价的经济发展是低质量的发展，会导致人们生活质量的下降。国内生产总值没有反映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耗损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单纯用其衡量经济发展显然是不准确的。因此，评价经济发展质量不能忽视资源、环境代价。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可用资源供求系数、单位产值能源消耗量、环境质量成本变化率来衡量。
——资源供求系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人类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采用资源高消耗和生活资料高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造成资源普遍不足，对经济发展的支持能力下降。资源对经济支持能力即资源对经济发展的保证程度，可以用资源供求系数来表示。资源供求系数是资源可供量与资源需求量的比值，其计算公式为：资源供求系数=资源可供量/资源需要量。当资源供求系数≥1时，资源供给足以保证经济发展的需要；当资源供求系数＜1时，资源供给难以保证经济发展的需要。资源可供量与资源储量、新增资源可开发储量、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和资源进口量等有关；资源需求量与经济结构、发展速度相联系。无论是资源供给还是需求，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发展质量。以资源供求系数评价经济发展质量，有利于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促进资源供求平衡，提升资源对经济的支持能力。
——单位产值能源消耗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取决于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支持能力，还与资源消耗量有关，单位产品资源消耗量越大，经济发展质量越低；单位产品资源消耗量下降，表明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由于资源的种类繁多，一般以单位产值能源消耗量来反映资源消费状况。所谓单位产值能源消费量是指每生产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要消耗多少能源，即能源消耗总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其计算公式为：单位产值能源消耗量=能源消耗总量(标准煤)/国内生产总值。单位产值能源消耗量反映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能源使用效率，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以其评价经济发展质量，有利于加强能源管理，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加大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强制淘汰高耗低效产品，以缓解经济发展过程中能源供求矛盾。
——环境质量成本变化率。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条件，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物质源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总会排放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废水和固体废弃物等，这些都会破坏环境、增加大气和江河水质污染等，从而产生环境质量成本。环境质量成本可以用单位产值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及自然资源损失来加以衡量，单位产值环境质量成本=（环境污染损失+生态破坏损失+自然资源损失）/国内生产总值。环境质量成本变化率即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质量成本变动状况，其计算公式为：环境质量成本变化率=报告期环境质量成本/基期环境质量成本-1。它是反映经济发展持续性的重要指标，环境质量成本变化率上升，说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差；反之，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较好。以环境质量成本变化率评价经济发展质量，有利于唤醒人们的环境意识，尽量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并对被破坏的环境尽快进行恢复。
五、经济发展的创新性
经济发展的创新性主要是指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中作用。技术创新是指企业应用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开发生产新的产品，提供新的服务，占据市场并实现市场价值。在这里，技术创新已经不是单纯技术概念，而是技术与经济结合的经济学范畴，涵盖企业运行的全过程。技术创新既是企业竞争力的源泉，也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19世纪下半叶开始，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创新成为当时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进入21世纪，知识经济的兴起使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更加明显。从根本上来说，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经济效益、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手段，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志。经济发展的创新性可以用研究与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专利授予权指数来衡量。
——研究与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对科技进步的财力投入，是技术创新的物质保障。研究与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是指一定时期内全社会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经费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即研究开发活动的全部实际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其计算公式为：研究与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额/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它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并成为各国和国际组织评价科技实力或竞争力的首选核心指标。依据一般规律，研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不到1%的国家，是缺乏创新能力的；在1%到2%之间，才会有所作为；大于2%，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创新能力可能比较强。以研究与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评价经济发展质量，有利于加大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使经济在不断创新中得到高质量的发展。
——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最终要反映在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上，高技术产业化是其重要形式。高技术产业化程度一般用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的比重来衡量，它是高技术产业增加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其计算公式为：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的比重=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国内生产总值。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仅反映该行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和科技进步状况，而且还包含科技进步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国际竞争力等诸多经济发展质量的内容，是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以其评价经济发展质量，有利于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使技术创新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经济效益。
——专利授权指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引进外资，意在用市场换技术。然而，现实情况是，外资在中国大量投资建厂，但核心技术不在我们手里。专利控制在外商手里，我们使用外国专利要付大量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再快，并不表明经济发展的质量高。自主知识产权掌握程度通常用专利授权指数来表示，所谓专利授权指数是反映专利授权变化的动态相对数，其计算公式为：专利授权指数=报告期获授权专利数/基期获授权专利数。我国的实践证明，只有在科技进步与自主创新的基础上，经济发展才是有后劲、可持续和高质量的。以专利授权指数评价经济发展质量，有利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努力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提升经济发展的技术水平。
六、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是指国民经济运行的平稳状况，它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保证。这是因为：过度的经济波动会破坏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内在机制，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加大宏观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如经济过热往往导致通货膨胀、经济过冷则会造成高失业率。当然，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并不是意味着经济发展速度始终保持一个不变的常数，而是在正常经济发展速度附近窄幅波动，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经济发展的稳定性越好，经济安全性越大，经济发展质量越高。稳定性是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志，它可以用经济增长波动率和价格波动率来衡量。
——经济增长波动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率总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上下波动，判断经济发展是否稳定、过程是否健康，必须给出其波动的合理区间范围。一般当经济发增长波动率小于±0.5，且各方面的比例关系处于协调状态时，可以认为经济发展是平稳、过程是健康的；当经济增长波动率大于±0.5，或经济系统各主要比例关系处于失调状态时，表明经济发展不够平稳、过程不够健康。经济增长波动率可用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与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之差，除以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计算，其计算公式为：经济增长波动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高质量的经济发展要求各年经济增长率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以经济增长波动率评价经济发展质量，有利于将经济波动控制在适当的范围之内，保持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避免经济大起大落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
——价格指数波动率。价格是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最终会通过价格波动得以反映。价格波动幅度越大，经济发展稳定性越差、质量越低。价格波动幅度通常用价格指数波动率来衡量，价格指数波动率反映的是一定时期内价格总水平的波动幅度，反映价格总水平变化的价格指数主要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因而价格指数波动率可以用以下公式计算：价格指数波动率=（报告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基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基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之所以要用价格指数波动率评价经济发展质量，是因为稳定物价不仅是我国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之一，而且也是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标志。以此评价经济发展质量，有利于保持价格总水平的基本稳定，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七、经济发展的分享性
经济发展的分享性是指经济发展的结果即经济发展对于减少贫困、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作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焦艳玲，1999），不断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应使更多的人从中受益。如果经济发展速度很高，而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率较低，贫富两极分化，这样的经济发展是低质量和不可持续的。因此，居民能否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是经济发展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志。经济发展的分享性可用居民收入增长率、恩格尔系数和城乡居民收入比等指标来衡量，它要求经济发展更加关注和改善民生，以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共享发展为目标的。
——居民收入增长率。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为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要始终把保持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长、使经济发展成果惠及人民群众放在首要位置，以实现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因此，应把居民收入增长率作为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内容。居民收入增长率是报告期居民收入与基期居民收入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居民收入增长率=报告期居民收入/基期居民收入×100%。居民收入增长率可分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这是因为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及收入统计不同的现实情况，需要对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情况分别反映，才能更具体、更实际地反映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及其变化。以居民收入增长率评价经济发展质量，有利于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
——恩格尔系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是否得到提高是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准，国际上通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生活质量状况。所谓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支出占居民总支出的比例，其计算公式为：恩格尔系数=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居民消费支出总额。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随收入变化而变化，在收入水平较低时，食品消费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收入的增加，在食品需求基本满足的情况下，消费重心才会开始向穿、用等方面转移。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以恩格尔系数评价经济发展质量，可使经济发展更多地关注居民生活质量。
——城乡居民收入比。收入分配问题涉及到经济发展质量和社会公平，对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可以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生产力水平的进步，但如果差距过大，突破合理的度，就必然走向两极分化。居民收入差距除行业、地区差距外，最突出的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可用城乡居民收入比来衡量，其计算公式为：城乡居民收入比=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乡居民收入比反映的是国民收入在城乡分配的均等化程度，即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能否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中受到平等的待遇。城乡居民收入比差距越小，表明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发展协调程度越好；反之，表明城乡发展的协调程度越差，经济发展质量欠佳。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评价经济发展质量，能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城乡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
八、结束语
经济高质量发展总结篇2
论文内容摘要：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大国，但是从经济发展质量来看，中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强国。本文分析imF的最新数据，通过比较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揭示了由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同时必然伴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进程，充分肯定政府在新时期由经济增长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正确决策，提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取向。
中国由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所面临的问题
一个经济强国不仅要在经济总量上占有一定优势，而且要在经济发展质量上起到引领作用。我国正处在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的重要时期，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是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但是，我国产业和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关键技术长期依赖国外，许多重要产业和产品的研发、营销、品牌为外国企业控制，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具有世界影响、能够引领产业发展的企业不多，产品合格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
尤其是一个时期以来，我国产品在国际、国内接连出现了产品质量安全事件，药品、食品、日用品等领域出现一些危害人的生命和健康的问题，一些问题产品相继被曝光。这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与世界经济强国的标准还有很大距离。上述问题既是我国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我国由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必须正视和加以解决的问题。只有转变发展方式，才能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树立中国创造的良好企业形象，让中国产品赢得国内外消费者的信赖，才能真正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飞跃。
中国定位于经济大国而非经济强国的现实依据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总量连上几个标志性台阶，目前已位居世界第三位。与此同时，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发展水平明显提高。但是，我国人均GDp仍在世界100位左右，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仍非常突出，增长过度依靠投资和出口，过度偏重第二产业，过度依赖能源资源的消耗，效益和质量不高。这些矛盾和问题，在此次金融危机冲击下暴露得更加明显。我国是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经济必须保持一定的速度和较大的规模。但是，没有科学的发展，也就没有可持续的能力。
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推进发展方式转变才是全面摆脱危机、实现新一轮发展的根本出路。从经济大国转变为经济强国，我们需要一个更高质量的GDp。在应对危机的重要时期，在谋划“十二五”的关键之年，准确把握国情国力，加快发展转型步伐，我国经济定能实现全面复苏，迎来高效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并将逐步迈向世界经济强国之列。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GDp从1978年的3645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335353亿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2009年，按年度平均汇率折算（1美元：6.831人民币，1美元:93.62日元），美国GDp总量为14.26万亿美元，中国GDp为4.9万亿美元，日本为5万亿美元左右（见表1）。按购买力平价测算，2009年中国GDp总量列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排在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之前，与排在前面的美国有较大差距。人均GDp，按汇率计算为3678美元，为世界第100位（见表2）。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中国实现向经济强国转变的必由之路
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大国，但是从经济发展质量来看，中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强国。中国要实现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根本性转变，必然伴随经济增长方式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及时做出的重大调整。
（一）新中国成立后，党对经济增长方式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95年，经济处于又多又快增长阶段，又称为粗放型增长阶段。其标志是在1958年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把多与快放在好与省的前边，强调的是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总量扩张。这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当时对国民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作用。之后的三年饥荒，使得中国经济进入严重的衰退期。
第二阶段，从1995年到2007年10月，经济处于经济又快又好增长阶段。标志是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一时期国民经济的发展既要追求一定的速度，又要强调经济效益。但是全国各地为了提高GDp总量，仍然偏面追求经济增长率，过分强调投资拉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这种发展模式，忽视了经济发展中的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等社会问题，进而导致了资源大量消耗和生态破坏的升级。是一种典型的高投入、高产出发展模式，并不符合我国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要求。
第三阶段，2007年10月以后，中国经济进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阶段。标志是“十七大”提出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此后的中国经济，才真正走上了良性发展时期。
由此可见，做出由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决定，是我党及时把握国际经济局势和国内宏观经济运行的正确选择。
（二）中国经济由经济增长方式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性
经济增长方式或者发展方式，是指实现增长或发展的主要途径、方式、手段或模式，两者也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方式总是沿着从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从单纯的经济增长到全面的经济发展，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道路演进的，而社会对其具体发展方式的选择总要受到其本身所处经济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制约。
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相互促进，又好、又省、又快的经济增长方式能促进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使经济增长方式更有效、更持续。经济增长方式侧重于经济数量的增加，经济发展方式侧重于经济质量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改善，二者构成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总量与结构的统一。经济发展方式包含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方式也讲究经济增长质量，追求集约型、效益型增长就是又好又快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是不能互相替代的两个独立的经济范畴。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由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重要保障
传统的依靠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所积累的中国GDp总量，只能说明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然而绝对不能称之为经济强国，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现阶段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意义重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带来的经济质量提升和经济效益的彻底改善，是促进我国走向经济强国的重要支撑。仔细区分两者的优劣，不难发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远远优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具体表现为：第一，指导观念不同。经济增长方式以经济总量的增长为指导，注重经济增长的速度与总量的扩张。经济发展方式的指导思想是科学发展观，注重经济质量的提高与经济结构的改善。科学发展观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借鉴西方的制度与技术创新、经济结构完善、增进公众福利、可持续发展、社会综合发展等发展观。第二，推进动力不同。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推动力是引进技术、提高资源投入的数量与利用效率。
中国由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目标取向和实现路径思考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取向是按经济结构、自然资源、环境状况、公众福利水平、经济发展阶段、社会发展战略来实施转变。通过前文分析，文章认为，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从以下六方面来选择：
（一）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高度重视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注重突破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技术瓶颈，大力实施标准化战略和品牌战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形成有利于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推进企业自主创新。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技术中心、研发中心和重点实验室建设，争创部级、省级研发中心。
（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现代服务业并加强基础产业及设施建设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加速发展时期，已初步具备支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诸多条件，要充分利用这些条件，促使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资金和物质要素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带动转变，注重投入向技术创新和产业优化方向发展，注重传统制造业的技术更新和设备改造，大力开发和使用经济上合理、资源消耗低、污染排放少、生态环境友好的先进技术，使技术创新成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强大力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强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
（三）实行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是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巩固乡镇机构改革成果，提高行政效率。推进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推进“乡财县管乡用”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探索化解乡村债务的有效途径。二是巩固、完善强农惠农政策。坚持并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和补贴制度。三是大力发展农民专业组织。加快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和村级综合服务站建设，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四是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经营制度。
（四）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消除制约节能减排的体制性机制，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有效运用价格、收费、税收、财政、金融等经济杠杆，促进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健全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制定和完善鼓励节能减排的税收政策。加快构建节约型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以能源的高效利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推进天然气、供水等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方案。
结论
总之，中日两国从经济总量比较，依照2010年全年的平均汇率水平计算，2010年日本GDp为5.474万亿美元，与中国5.879万亿美元的GDp相比，相差约4050亿美元。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事实上，早在2010年第二季度，采用上半年平均汇率计算，中日两国在第二季度GDp分别为1.337万亿美元及1.288万亿美元，这是自1968年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来首次被别国超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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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学勤.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联系与差别[J].经济纵横，2008（3）
经济高质量发展总结篇3
一、经济发展质量内涵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1.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界定
依据党的十和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同时参考国内外研究成果，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可以表述为：经济发展质量是在遵循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的基础上，发展方式、经济结构、产出效益、人民生活、生态环境等诸多品质增长方面表现出的与经济数量增长的一致性、适配性，是一种高效集约、均衡协调、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强的经济质态。结合江苏实际，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具有以下特征：
从动力看，体现在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主引擎，经济发展量增质更优。面对物质资源、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紧约束，面对许多产业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处在中低端环节的现实，必须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创新促转型，以转型促发展，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新旧增长动力转换，推动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内生增长转变。
从整体性看，体现在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更强。江苏经济在历经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目前也面临着一系列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如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存在较大的不均衡性，产业领域中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发展不充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雾霾频发、绿水难寻等生态环境问题比较严重等。必须在全面协调发展中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从可持续性看，体现在走绿色发展之路，经济发展的代价更小。通过滥用资源来谋求增长、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制造增长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加剧了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应抱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以最小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创造出更大的效益，在青山常在、绿水长流、蓝天永驻中提升发展质量，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格局。
从联动性看，体现在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层次更高。大力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构造对外开放新体制，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实现对外开放的提质增效，促进开放型经济大省向开放型经济强省转变，是江苏在深度融入全球化过程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必然选择。应放大江苏开放型经济优势，全面提升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为发展拓展新空间，增添新动能。
从有效性看，体现在经济增长能够充分保障和改善民生，让百姓生活更富。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的具体体现。保障和改善民生既包括稳定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也包括提供优美的生活环境、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等。只有把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放在首位，才能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人民群众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
2.经济发展质量的评价指标
经济发展质量监测指标集的设计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导向性原则，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贯穿于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以此引领新常态下江苏发展的新实践。二是综合性原则，力求从多个维度、多个层面进行整体观察评价经济发展质量。三是科学性原则，切实把握好经济增长质量的基本特征和要求。四是动态性原则，经济发展质量是动态的、不断向前推进和提升的过程。五是可操作性原则，在评价指标选择上，既充分考虑指标的代表性，又兼顾统计资料的可获取性；在计算方法上，注重实用、可行，确保评价监测结果的合理性及可靠性。
按照经济发展质量内涵、特征和指标选取原则，在吸收借鉴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初步构建由综合经济效益（X1）、创新发展（X2）、协调发展（X3）、绿色发展（X4）、开放发展（X5）、共享发展（X6）等六个评价子系统组成的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每个子系统由若干要素指标构成，包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等共35项。
3.经济发展质量的评价方法
采用综合指数法对经济发展质量进行评价。具体步骤如下：一是确定权重。二是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首先对每项指标分别计算各省份的最大值max（xi）和最小值min（xi）；然后计算极差：R=max（xi）-min（xi）；最后计算各项评价指标的标准化值（Xi），其计算公式为：Xi=20×[xi-min（xi）]/R+80，其中xi为指标的实际值。对于逆向指标，采用取相反数的方法加以处理。三是运用线性加权方法合成综合指数。计算公式为：
上式中，D为经济发展质量综合指数，Xi为各分类系统指数，wi为大类权重，n为大类个数。D值越大，表示经济发展质量的水平越高，反之亦然。
二、从比较中看江苏经济发展质量的优劣势
根据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对具有比较意义的苏浙鲁粤四省份发展质量水平进行测算。结果显示，2015年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全国经济发展质量综合指数分别为93.5、92.8、86.6、93.2和82.5，其中苏浙粤三省水平基本接近，山东次之。相对而言，江苏在反映综合经济效益、区域创新能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资源产出效率等方面的多数指标都具有一定优势，但在反映绿色、共享发展等领域的部分指标上存在一定差距。
综合经济效益：江苏人均产出、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盈利能力、居民收入相对较高，但税收占比相对较低。评价结果显示，2015年江苏经济发展质量综合效益指数为96.3，高于浙鲁粤和全国。具体指标观察：人均GDp及增速，2015年江苏人均GDp达87995元，居全国各省（区）之首，分别比浙江、山东、广东高出10352元、23847元和20492元，相当于全国的1.78倍；人均GDp增速为8.2%，分别比浙江、山东、广东高0.6个、0.8个和1.2个百分点。全社会劳动生产率，2015年江苏达14.7万元/人，比山东、广东高出5.2万元和3万元，相当于全国的1.68倍。税收收入占GDp比重，2015年江苏为9.4%，比浙江、广东分别低0.3个、0.7个百分点，比山东高2.7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2015年江苏为9617亿元，居全国各省（市、区）第一位，浙江为3718亿元，山东为8617亿元，广东为7209亿元，该指标江苏比上年增长9.1%，分别比浙江、山东、广东高出4.1个、10.7个和0.9个百分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5年江苏为29539元，分别比山东、广东高出6836元和1680元，但比浙江低5998元。从比较中可以发现，江苏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相对偏低，折射出江苏经济结构还不够合理，附加值率有待提高。
创新发展：江苏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产业升级相对占有优势，但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还需优化。评价结果显示，2015年江苏创新发展指数为96.6，高于浙鲁和全国水平，但略逊于广东。从创新方面的指标看：2015年，江苏R&D经费占GDp比重为2.55%，全国为2.1%、浙江为2.33%、广东为2.5%。江苏万人发明专利授权量4.69件，浙江、山东、广东分别为2.33件、1.73件和3.09件。江苏高技术制造业产值占规上工业产值比重达19.9%，高于浙鲁，但比广东低7.1个百分点。进一步观察，江苏创新成果运用存在一定差距，创新收益相对偏少。2014年，江苏规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为16.6%，比山东高6.4个百分点，但比浙江、广东低9个和1个百分点。企业结构方面，江苏面向全国和国际进行产业布局的大企业、大集团不多，缺少像华为、中兴这样享誉海内外的企业集团。产业结构方面，2015年江苏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8.6%，比山东高3.3个百分点，比浙江、广东分别低1.2个和2.2个百分点。需求结构方面，2014年江苏消费率为47.7%，比浙江、广东低0.5个和2.3个百分点，比山东高7个百分点；投资效果系数（GDp增量/资本形成总额）为17.9%，比浙江、山东高4.3个和5.5个百分点，比广东低0.7个百分点。江苏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虽然逐步增强，但仍亟待提高。
协调发展：江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度相对较小，城乡均衡发展也具有一定优势，但文化发展还需加力。评价结果显示，2015年江苏协调发展指数为94.9，高于浙鲁粤和全国水平。从具体指标情况看：2014年江苏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系数为0.36，浙江为0.37，山东为0.54，广东为0.64，全国为0.47，江苏区域发展差异相对较小。2015年，各省地级市中人均GDp最高与最低相较，江苏苏州（13.67万元）是宿迁（4.39万元）的3.12倍，浙江宁波（13.66万元）是丽水（4.14万元）的3.3倍，山东东营（16.35万元）是菏泽（2.82万元）的5.79倍，广东深圳（15.8万元）是梅州（2.2万元）的7.17倍。苏北人均GDp于2011年首次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015年，江苏城镇化率为66.5%，高于山东（57%）和浙江（65.8%），低于广东（68.7%）。2015年，江苏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为2.3，低于全国（2.7）、山东（2.4）和广东（2.6），仅高于浙江（2.1）。2014年，江苏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9%，比广东低0.3个百分点，比山东高1.2个百分点。
绿色发展：江苏资源能源利用效率相对较高，生态省创建走在前列，但部分环境质量指标堪忧。评价结果显示，2015年江苏绿色发展指数为90.5，低于浙江和广东。2014年，江苏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率为5.92%，分别高于山东、广东、全国0.92个、2.36个和2.31个百分点，低于浙江0.19个百分点；单位GDp用水量降低率为6.8%，低于浙江的9.1%、山东的9.4%、广东的8.5%。2015年，江苏每平方公里土地GDp产出为6504万元，比浙江、山东、广东高出55.3%、62.7%和59.8%。由于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耗结构等方面的原因，江苏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较大，但近年来能源利用效率显著提升，单位GDp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持续走低。2014年，江苏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居四省份第三位，排放强度最低；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居第二位，排放强度仅高于广东；氨氮排放总量居第三位，排放强度最低；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居第二位，排放强度亦居第二位。江苏生态创建成效明显，已建成国家生态市（县、区）35个，占全国总数的38%，一半左右的县市达到国家生态县标准。但衡量环境质量的部分指标仍然需要进一步改善。据各省环境状况公报，2015年江苏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的天数比例低于浙粤，地表水好于Ⅲ类水质的比例低于浙鲁粤，全省13个省辖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均未达到国家二级标准要求。
开放发展：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优势较强，“引进来”、“走出去”规模较大，但出口结构有待改善。评价结果显示，2015年江苏开放发展指数为90.1，高于浙鲁和全国，低于广东。2015年，江苏进出口总额达5456.1亿美元，次于广东居全国第二位，广东为10229.5亿美元，浙江、山东为3474.1亿美元和2417.4亿美元。江苏出口规模亦居全国第二位，2015年为3386.7亿美元，比浙江、山东分别高22.4%和135%，比广东低47.4%。进一步分析四省出口结构情况，可以发现江苏出口结构虽然不断优化，但与先进省份相比存在一定差距，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任务仍十分艰巨。从贸易方式看，产业链长、增值率较高的一般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江苏为45.8%，低于浙江和山东，仅高于广东；从经济类型看，对本土经济贡献较大的私营企业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江苏为31.5%，低于浙江和广东，外资企业出口比重则高于浙鲁粤。“引进来”情况，2015年江苏实际利用外资达242.8亿美元，浙江、山东分别为163亿美元和170亿美元，广东为270.3亿美元。“走出去”情况，2015年江苏境外投资中方协议金额103亿美元，浙江为56.3亿美元，山东为57.8亿美元，广东达259.5亿美元。
共享发展：江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总体较高，扶贫成效显著，但经济增长“含金量”尚需提升。评价结果显示，2014年江苏共享发展指数为90.5，高于山东和全国，低于浙粤。2015年，江苏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比山东、全国低0.35个和1.05个百分点，比浙江、广东高0.07个和0.55个百分点。江苏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2.3%，高于山东、广东、全国4.2个、19.3个和12.3个百分点，比浙江低3.7个百分点。江苏建立了终身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基本医药卫生、住房保障、养老服务六大体系，城乡居民医疗和养老保险基本实现全覆盖，社会保险主要险种覆盖率达95%以上。江苏扶贫标准高于全国，脱贫步伐和成效快于全国，2015年全省4000元以下低收入人口全部脱贫，全国2015年脱贫标准按现价为2855元，浙江扶贫标准根据2010年不变价计算为4600元，山东扶贫标准按现价计算为3372元，广东扶贫标准为4409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之比被一些专家称作“GDp含金量”，江苏这一指标的排位明显靠后，2015年为33.6%，而全国为44.5%，浙江为45.8%，山东为35.4%，广东为41.3%。
三、提升江苏经济发展质量的目标取向与路径选择
在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的新常态背景下，未来江苏要谋求更大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在提升“六大发展质量”上取得突破。
通过创新驱动提升经济发展整体质量。坚持创新发展，靠创新塑造增长新动力、打造发展新引擎，是提高江苏经济发展整体质量的必由之路。一是推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全方位创新，将创新贯穿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并成为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核心要素，努力率先在全国形成以创新为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方式。二是优化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全社会创新激情和创业活力，推动新经济蓬勃发展。三是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着力将创新资源引入企业，将研发机构建在企业，将科技服务覆盖到企业，将创新政策落实到企业，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应用的主体，打造创新型产业集群，培育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型领军企业。四是发挥科教资源丰富、研发力量雄厚和创新型省份建设试点省、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优势，聚焦创新驱动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集中发力，推动基础性前瞻性研究开发，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五是加快推动创新成果产业化和商品化，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使创新成果更多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通过供给侧改革提升产业发展质量。由于长期形成的粗放式发展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一些重化工行业和一般制造业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有效和中高端产品供给不足，供给侧对需求侧变化的适应性调整滞后。一方面，要通过深化改革，更加注重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治化办法化解产能过剩，进一步推动市场化的兼并重组，让“僵尸企业”尽快出局，降低企业成本，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进而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同时，开展大规模技术改造，落实和完善企业技改财税政策，支持企业瞄准国际同行业标杆推进技术改造，全面提高产品技术、工艺装备、能效环保等水平，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另一方面，要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以推进智能制造和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为主攻方向，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加快培育大数据应用、工业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现代制造业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入融合，创新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业、电子商务等互联网平台经济，提升产业附加值，推动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通过需求侧管理提升“三驾马车”质量。通过改革创新使新消费得到满足和释放，通过投融资体制改革使投资效率提高、有效投资增加，通过品质提高来增强出口竞争力，让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质量更好更优，不但有助于创造新供给、倒逼供给升级、对冲经济下行压力，而且有助于提升经济增长质量。针对当前企业投资意愿和能力有所减弱的情况，通过优化投向、提高投效、增加投量来促转型、稳增长，充分发挥投资对增长的关键作用。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促进智能制造、高端装备、水利、交通、能源等重点领域投资增长。进一步放开投资准入限制，更大范围推广应用ppp模式，激发民间资本活力。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积极发展服务消费、信息消费、绿色消费、时尚消费、农村消费和品质提升型消费，培育消费新热点。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搞活流通等入手，让消费者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以消费增长来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发挥出口对增长的促进作用，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增创对内对外开放新优势，推动“大进大出”向“优进优出”转变，努力保持开放型经济位次不后移，份额不减少，质量有提升。
通过绿色发展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坚持绿色富省、绿色惠民，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环境质量。要大力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编制生态环境准入负面清单，推动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科学布局、均衡发展。实施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扩大主要污染物控制种类和范围，总量“限高”，强度“控额”，从根本上减少污染排放。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推进能源、工业、农业、交通、建筑以及城乡生活等多个领域、多种介质、多项污染物的协同共治。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加快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推动经济效率低、污染排放多、资源消耗大的制造业向低能低耗、集约高效转型，推动服务业绿色升级和农业绿色化发展。加强环境法治建设，加大对损害生态环境行为的监管和处罚力度。全社会要自觉参与和践行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实现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向绿色化转变。
通过“人的城镇化”建设提升城镇化质量。“十三五”时期，要紧紧围绕“人的城镇化”这一核心，抓住江苏是全国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省份重要机遇，推动城镇化进入以提高质量和内涵为主的转型发展新阶段，加快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格局，努力建设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先导区、示范区。城镇空间布局上，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进新型城镇化。充分发挥南京、徐州、苏锡常都市圈辐射带动作用，加快建设沿江城市带、沿海和沿东陇海线城镇轴，充分发挥沿运河城镇的文化、生态、旅游功能，合作共建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新型城镇化推进机制构建上，把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通过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落户条件和逐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把有能力、有意愿长期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及其家属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的完善上，要加大“六个一体化”统筹推进力度，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合理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经济高质量发展总结篇4
【关键词】人口结构主成份分析教育投资经济发展
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历来是人类社会最基础的问题。而且也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极大兴趣，从古典经济学派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们提出了许多人口与经济理论，包括人口增长促进经济增长理论，人口增长阻碍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适度人口理论等。这些理论都说明人口数量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自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在控制人口数量方面取得显著的成果。然而随着人口生育率的急剧下降，新的人口问题即人口结构极不寻常的蜕变显现出来。如果说数量问题是20世纪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的话，那么结构问题就是21世纪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关于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做了一定的研究。有研究表明，人口素质不断提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高素质人才，但是，人口数量的不断膨胀，人口素质偏低，人口结构不稳定，会造成人口与地方经济发展不协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地方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何楠，2007）。在本文的分析过程中，湖北经济发展中人口知识水平偏低对经济具有较大的负作用也体现了这一点。
一、湖北省人口结构构成与影响经济发展的因子分析
人口结构包括的因素很多：性别比、城镇化水平、产业人口结构、科技人员及人口受教育水平等，而这些方面与经济发展有一定的相关性。在此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和数据的可得性，确定以下解释变量代表人口结构的各种因素：X1：男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X2：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X3：第一产业从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X4：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X5：自然科技人员数占总人口的比例（%）；X6：残疾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X7：高等学校在校生数占总人口的比例（%）；X8：中等学校在校生数占总人口的比例（%）；X9：初等学校在校生数占总人口的比例（%）。9个解释变量全部为比例数值。由于以上考虑到的影响因素比较广泛，而且每一个因子都是占总人口的比例数值。所以要考虑对湖北省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选择湖北省的GDp作为反映经济发展的被解释变量Y。所引用的数据为湖北省1978-2006年共29年的年度资料。数据来源为湖北省统计年鉴1978-2006年的相关项目。
运用SaS软件对Xi与Y进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提取因子的依据是Xi（i=1，2，…，9）的相关系数矩阵R，经过试算得出，提取5个因子合适，以方差最大法做因子旋转，回归方法计算因子得分，利用SaS软件得到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5个因子方差贡献累计达到1.0139，说明5个因子完全可以解释9个变量的信息。
由前5个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得到的因子载荷矩阵实行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得到正交因子旋转结果，如表2所示，旋转后的因子得分矩阵如表3所示。
由表2可知，可以命名第一因子F1为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X4）和自然科技人员数占总人口的比例（X5）的综合因子即服务产业人口因子；第二个因子F2为高等学校在校生数占总人口的比例（X7）和中等学校在校生数占总人口的比例（X8）的综合因子即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因子；第三个因子F3为残疾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X6）即残疾人口因子；第四个因子F4为男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X1）即性别因子；第五个因子F5为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X2），第一产业从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X3）和初等学校在校生数占总人口的比例（X9）即低知识水平劳动者因子。由表3可以得到5个因子变量的值，从而方便后面的模型建立与分析。
二、计量模型的建立及分析
根据所做的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研究需要，设定Y与Fi（i=1，2，…，5）之间的回归模型为：
最后得到的回归方程的R2=0.9830，调整后的R2=0.9810，方程的拟合程度较高。F值为482.92，p值
从以上的定量分析中，可以得出如下三个结论：湖北省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归结为3类。第一类是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因子（为F2中的高等学校在校生数占总人口的比例X7）；第二类是性别因子（为F4中的男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X1）；第三类为具有较低知识水平劳动者因子（为F5中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X2，第一产业从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X3和初等学校在校生数占总人口的比例X9）。F1和F3因子由于没有通过检验，故剔除。其中由因子回归方程可以看出，第一类和第三类因子对经济的影响最大，而且教育水平呈两极化对经济进行影响，一方面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人口因子对经济的贡献率为8.5388，另一方面较低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这里主要指一产业从业人口因子对经济的贡献率为-3.0546，两个因子都极显著，第二类因子对经济的贡献率也较大。总之，这三类因子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对模型有较好的解释作用。
根据以上数据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湖北省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较高受教育水平因子是影响湖北省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舒尔茨在其理论著作中早就提出了人口质量的概念，认为经济发展的程度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一国的人口素质的高低。舒尔茨的论断不仅为许多经济学家认同，而且也为各国现实所证实。人口素质越高，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也越高。在本例中，我们可以看出，较高水平受教育程度对湖北省经济发展由较大的正影响，这一点是与舒尔茨的论断相符合的。一个地区的整体受教育水平是影响该地区GDp的一个重要因素，地区人口受教育的程度与GDp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性别因素是促进经济发展的第二大因素，目前，湖北省仍然是男多女少，男性人口约占总人口的51%左右。而由于男性人口占主要，因此主要的劳动力就比较充足，因而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从而保证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而说明湖北省经济发展主要还是靠劳动密集型来促进的。低知识水平劳动者因子对湖北省经济发展有明显的负作用，关于低知识水平劳动者也是与舒尔茨的人口质量学说相印证的，而湖北省的低知识水平劳动力对经济的显著负作用也从侧面说明了劳动者素质不高是制约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在湖北省现阶段，提高劳动者素质对经济的正影响会大于低水平劳动者对经济的负作用。
三、优化人口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
根据以上对湖北省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分析，为促进湖北省经济的良好发展，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加大教育投资，教育投资始终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这一点在蔡增正《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分析――科教兴国战略的实证依据》中重点提及过：继续贯彻科教兴国战略，与人口政策相结合。要将解决人口文化教育素质不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矛盾放在重要位置，将人口政策的重点逐步转移到提高人口素质上，周宏春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人口、资源、环境现状与政策建议》一文中说到提高人口素质对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第二，发展多种层次教育，适应不同劳动者对知识的需求。并且根据国家要求，鼓励促进职业教育，从而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培养大量合格的具有较高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第三，提高人口质量，改革企业结构，加大科技投入，提高企业自动化，控制人口增长，平衡男女比例，继续坚定不移的执行计划生育的相关政策，维持社会男女人口结构，保证社会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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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高质量发展总结篇5
[关键词]开放型经济；质量与效益；指标评价体系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2095-3283（2013）09-0030-03
[作者简介]刘晓玲（1981-），女，湖南湘潭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世界经济学、区域经济学。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概念，随后历次党的代表大会都突出了“开放型经济”这个关键词。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强调要发展开放型经济；党的十六大报告要求，到2020年，开放型经济体系将建成和完善；党的十七大报告作出明确判断：开放型经济进入新阶段；党的十提出要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此外，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等重要文献中都多次强调了“开放型经济”这一概念[1]。
把握住开放型经济的特征和发展规律，构建起有效的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开放型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高。
一、开放型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的相关概念
在国际经济学中，开放型经济是指商品、服务及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跨越国界流动的经济[2]，也就是按照市场规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经济状态。
根据不同国家建立开放型经济的历程，大体可以分为基于政府政策主导和基于市场而形成的两种开放型经济类型。
经济发展质量实际上是指经济发展满足使用者需要的能力和程度，即经济发展对人的适用性[3]。开放型经济下，发展质量就是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配置与流动的优劣程度，包括发展速度的稳定性、经济结构的改善、经济持续发展能力和整体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等。
经济发展效益是指一个经济体消耗一定量的成本后，在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及人民群众生活改善方面获得的实际收益[4]。其既包括短期的、显性的经济收益，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投入与产出关系，如劳动生产率、投资产出率等，还包括长期的、隐性的经济效益。
综上所述，开放型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是指在全球范围内，按照市场规律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生产能力的充分利用。相对于区域开放型经济而言，其发展的质量与效益不仅取决于区域内部资源的拥有量和开发程度，而且取决于与区域外部（包括国外及国内其他地区）的经济交流和产业分工合作程度、对外部资源的利用能力和外部资源的流入数量[5]。
二、开放型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一个开放的区域系统中，国民收入账户是衡量一国经济开放性的主要工具。它提供了开放条件下一国对外经济交往的系统记录，而这一账户的不同内部结构则反映出一国不同类别的对外交往状况。可以借助国民收入账户中的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中的某些子项来分析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趋势和基本特点。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国家统计年鉴以及海关统计年鉴能够查阅到的指标项，可构建反映开放型经济质量和效益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三、开放型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指标分析
（一）开放质量方面
1速度的稳定性
速度的稳定性是指开放型经济运行的平稳状况，它是衡量经济发展是否健康和有质量的重要指标。该层面的指标可以通过以下二级指标予以反映和衡量：
货物和服务对外贸易增长波动率=（当年对外贸易增长率-上年对外贸易增长率）/上年对外贸易增长率。商品和服务的跨国流动是开放型经济的首要特征。
对外贸易的波动只有在适当的范围之内，才能避免外贸大起大落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才能保持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
内贸增长波动率=（当年对内贸易增长率-上年对内贸易增长率）/上年对内贸易增长率。对开放型经济而言，它主要反映国内贸易的情况，衡量对国内市场依赖程度，并采用国家统计年鉴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一指标进行计算。
外商直接投资增长波动率=（当年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增长率-上年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增长率）/上年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增长率。当一国经济开放到相当程度时，开放性就不仅体现在商品、服务流动这一较低形式上，还体现在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独立的国际流动。该项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内开放环境的好坏和开放质量的高低。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波动率=（当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上年我国在外直接投资增长率。
对于区域开放型经济而言，特别是内陆省份，境内省外资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
2结构的改善
结构的改善是指开放型经济的协调程度，它是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也是党的十报告中开放型经济“多元平衡”的首要内容。该层面的指标主要包括货物与服务贸易结构、贸易方式结构、进出口结构、外资与内资结构等。
货物贸易占贸易总额比重=货物贸易总额/贸易总额。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额比重=服务贸易总额/贸易总额。实现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进出口均衡发展，有助于平衡我国经常项目余额，减少我国累积的巨额贸易顺差。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是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服务贸易能够实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对外经济合作与交流。
一般贸易占贸易总额比重=一般贸易进出口额/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加工贸易占贸易总额比重=加工贸易进出口额/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在贸易方式上，自主的一般贸易往往能够获得比加工贸易更大的经济效益；但现阶段，加工贸易对稳定就业具有积极作用。因此，两者保持一定的合理的比例关系有助于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出口占货物贸易比重=出口贸易额/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进口占货物贸易比重=进口贸易额/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进出口贸易结构比是评价货物对外贸易发展质量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后危机时代，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质量应保持进口与出口之间的协调与平衡。
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出口贸易额。工业制成品出口在总出口中的份额反映了地区出口贸易中工业制成品部门和初级产品部门之间的分配比例，制成品的附加值相对较高，对应获得的贸易利益也就会相应增多。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工业制成品出口值。它不仅反映出口工业品中高新技术的含量和贡献以及科技进步状况，还包含科技进步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国际竞争力等诸多经济发展质量的内容，是对前一指标的进一步细化。
3发展的可持续性
发展的可持续性是指开放型经济长期发展的能力。支撑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传统生产要素的红利空间正在缩小，要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发展，需要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6]。以要素贸易条件、贸易竞争力和外向型企业R&D投入等指数来评价开放型经济持续发展能力，能合理反映要素禀赋的变化趋势，有利于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经济质量。
要素贸易条件指数=（出口商品价格指数/进口商品价格指数）×出口商品生产部门要素生产率指数。这是单项要素贸易条件指数，它能反映该国的价格优势、要素生产率和竞争能力的变化趋势，进而体现该国贸易利益的变动情况。
贸易竞争力指数=（出口额-进口额）/（出口额+进口额）。它是分析国际竞争力时常用的测度指标之一。该指标作为一个与贸易总额的相对值，剔除了经济膨胀、通货膨胀等宏观因素方面波动的影响，其值在-1～1之间。如果越接近于0，表示竞争力越接近于平均水平；如果越接近于-1，表示竞争力越薄弱，处于劣势；如果为-1，表示该产业或产品为进口专业化；如果越接近于1，则表示竞争力越强，处于优势；如果为1，则表示该产业或产品为出口专业化。
外向型企业R&D投入指数=外向型企业研发经费/地区R&D总投入。以外向型企业研究与开发投入占整个国家研发投入比重评价开放型经济发展质量，有利于加大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力度，使经济在不断科技创新中得到高质量的发展。
出口商品品牌优势指数=报告期出口商品品牌数/基期出口商品品牌数-1。品牌是一种高级生产要素。出口商品中是否拥有一定数量且具有良好信誉的自主品牌，将影响该国出口商品的最终竞争力。
（二）开放效益方面
1投入产出的效率
投入产出的效率是指开放型经济发展过程中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它是衡量整个经济发展效率和资源配置有效性的重要指标。一般来说，单位投入获得的产出越多，表明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和经济发展效益越高。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评价开放型经济发展效益的指标主要有以下几个：
外商投资企业劳动生产率=外商投资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企业平均人数。这里采用人均主营业务收入来衡量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提高，意味着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由数量型向效益型转变，由劳动力成本优势向劳动者素质提高转变。
外商投资企业投资产出率=外商投资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企业平均资产。投资产出率，也称投资产出效果系数，反映企业单位资产投资额所带来的收入。
2生产能力的充分性
福利经济学认为，生产能力的未充分利用是社会福利的最大损失。生产能力的利用程度越高意味着要素利用得越充分。鉴于统计数据的限制，这里只衡量了劳动力、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要正确评价开放型经济生产能力利用的充分性，必须完善该指标的统计和考核办法。
外向型企业就业弹性系数=当期外资外贸企业就业人数增长率/同期GDp增长率。该指标从劳动就业变化角度来衡量生产要素的利用程度。外向型企业就业弹性系数越大，说明外向型企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就越强，反之则越弱。
利用外资弹性系数=当期利用外资增长率/同期GDp增长率。根据我国统计年鉴投资资金来源的分类，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主要包括国家预算资金、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5大类。利用外资弹性系数越高，说明外资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大，该指标包含着外资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强弱的信息。
四、结论
开放型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是由多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指标所构成的整体，它提供了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开放型经济发展优劣程度以及效益高低的评价标准；有助于政府对开放型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进行综合评价并有效监控，从而科学决策。
在开放型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完成后，可以利用连续若干年的相关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综合指数法等计量方法测算出一国或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水平。在实证结果运用的过程中，仍要结合定性分析，并跟踪监测。由于统计数据的欠缺，在进行效益分析时，指标体系以经济效益分析为主，缺乏对综合效益的评估，而且对经济效益方面的评价也不够全面。因此，要在实践运用中开展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的研究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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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高质量发展总结篇6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定位
中图分类号：F12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1-0010-03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当前各类矛盾交织的汇集点，通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能够有效地解决经济社会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而且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建设服务型政府具有决定性意义。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其关键是要抓住其主题、主线和主旨。
一、促进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题
经济发展不等同于经济增长，但经济发展首先表现为经济总量的扩张，而经济总量的扩张是通过经济增长方式来实现的。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即通过生产要素投入的变化，包括生产要素数量增加、质量改善和组合优化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按照要素投入方式划分，经济增长方式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增加生产要素占用和消耗来实现经济增长，即粗放型增长方式；另一种是通过提高生产要素质量、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和提高利用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即集约型增长方式。长期以来，基于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及整体技术水平的限制，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通过粗放型增长的方式来实现。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表现为：
一是从需求结构看，重投资轻消费。从社会总需求的角度来看，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最终总产品的需求主要来自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总需求结构中中国投资比重长年保持40%的高水平，一直以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高于消费和出口。以近十年为例，在2000―2009年的十年发展中，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以来都是最高的，十年间平均贡献率达到49.7%，远高于同期消费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且从发展趋势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在逐年增长，2009年中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7%，比2000年的36.5%，高出30多个百分点（见表1）。长期以来，由于社会总需求结构中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致使中国居民生活不能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而同步提高，扩大内需一直以来受到严重制约；而另一方面国内生产能力又相对过剩，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导致外贸顺差的持续扩大和国际收支盈余的增多，这又造成了国内资金流动过剩，反过来又助长了投资的高增长。一般来说，在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的阶段，略为偏高的投资率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与国际水平相比，中国当前的投资率明显高，由于投资率偏高引发的一系列经济问题已经构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疼点和难点。
二是从供给结构看，重第二产业轻第三产业。从社会总供给的角度来看，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最终总产品的供给主要来自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三大部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二、三产业都有了很大发展，但第二产业一支独大的局面仍然没有改变。以近十年为例，在2000―2009年的十年间，中国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基本保持了平稳水平，尽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04年最高值的53%下降到2009年的46.8%，但仍高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见表2）。近些年，尽管中国第三产业总体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2009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最高值42.6%，比2004年的31.8%，高出了10多个百分点。但从总体来看，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然偏低，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如美国2000年为74.6%），也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如印度2007年为52.8%）。长期以来，三大产业结构不合理是中国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不高、经济社会发展存在诸多矛盾的重要原因，协调三大产业发展，已经迫在眉睫。
三是从要素结构看，重资源消耗轻科技、管理以及劳动力素质提高。2007年中国实现GDp246619亿元，约占全世界的6%，然而却消耗世界石油7.3%、煤炭31%、钢铁27%、铝25%和40%左右的水泥；而同期美国实现的GDp大约占全球的26％，消耗的能源却只占全球能源消耗的24％。与世界先进国家水平甚至国际平均水平相比，中国能源的投入与产出水平极其不对称（见表3）。这种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给资源和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资源约束将替代资本约束逐步上升为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甚至成为伴随工业化、现代化全过程的一个重大问题。
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已经成为中国当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题和中心任务。
二、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建设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内涵不同，经济增长是指某一国或地区在某一时间内所生产的最终产品与劳务总量的增加。相对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内涵则更为丰富，它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数量的增加，即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产品和劳务方面获得的更多的产出，这构成了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二是经济结构的优化，即一个国家或地区投入结构、产出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以及人口结构等各种结构的协调和优化，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环节；三是经济质量的提高，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效益水平、社会和个人福利水平、居民实际生活质量、经济稳定程度、自然生态环境改善程度等方面的进步。因此，经济发展内涵比经济增长更广泛、深刻，它强调经济系统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是一个量变和质变相统一的概念，不仅包含生产要素投入变化，而且包括发展的动力、结构、质量、效率、就业、分配、消费、生态和环境等因素，涵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各个方面。二者虽只是一词之差，但其意旨和政策层面含义及导向却已有重大变化，这必然会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取向发生转换，即由更加注重经济建设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到更加注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建设的全方位推进。
毋庸置疑，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持续扩大，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人均GDp突破3500美元，已从低收入国家迈进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实现快速增长，从1978―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长到33.54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7％，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不仅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而且还实现了总体小康水平的跨越；此外，中国的外汇储备、主要农产品和工业品产量已居世界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工业大国、贸易大国。但是，中国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把单纯的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并由此形成了以GDp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而对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重视不够。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张和总量的扩大，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不协调因素日益凸显：人均GDp持续增加，城乡差距、地区发展差距和居民个体收入差距却持续拉大；城市得到继续发展，城镇失业率却不断上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度增大；工业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但农业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固定投资增长快，然而对人本身发展的投资，特别是对教育的投资增长慢；财政收入增加了，生态和环境却持续恶化；此外，腐败问题，收入分配公平问题，国有经济效率问题不断加剧，生产安全、卫生安全、食品安全等问题频繁发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日趋迫切。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说过：“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的方面。”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也表明，对GDp的片面追求不是发展的全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矛盾，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协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及生态建设，已经成为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任务。一方面，由于中国人均GDp与高、中收入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有较大差距，工业化和城市化正处于加速推进期，客观上要求经济总量在较高基数的基础上继续保持扩张态势，因为如果不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就不可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城乡差距、社会保障和资源环境问题，不可能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的全面进步，现代化建设也难以全方位推进。而另一方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规律揭示，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如果不注重经济建设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的互相配合、互相协调、互相促进，要继续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也不可能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也难以推进。因此，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建设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
三、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旨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在探索和把握中国经济建设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方针，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因此，它坚持和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规定性，即坚持和体现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以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首先，坚持和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要解决是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的问题，“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方式显然是新的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摈弃的。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经济学把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由低到高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物本社会，主要强调物质资本积累和财富的增长；第二阶段是人本社会，主要强调重视满足人的需要和公众福利的增加；第三阶段是社会整体综合发展、包括政治的人权和自由、经济上的生活质量提升、文化上的国民受教育程度提高等全面演进过程。由“物本社会”向“人本社会”转变代表着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马克思指出，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上下对发展、特别是对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积累空前热情，是与中国当时物资匮乏的特珠历史发展阶段紧密相连的。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张和总量的增加，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矛盾不断凸现，强调重视满足人的需要和注重公众福利水平提高变得日趋强烈。当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中国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实现经济发展由过去的“物本社会”向“人本社会”转变，即发展要“以人为本”，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其次，坚持和体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需要解决如何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片面的、不计代价的、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方式显然也是新的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摈弃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要求是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所谓“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永续发展。
以人为本，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二者相互联系、有机统一，其要义是发展，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其实质是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经济发展转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从而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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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高质量发展总结篇7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迅猛发展。金融发展不仅表现在量的增加上，也表现为除银行之外的其他金融机构的迅速扩张。从2003年到2013年，我国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险业、基金业、证券公司等的资产规模都快速扩大。我国金融发展的强劲势头，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需求遵从”造成的，即经济的快速增长产生了对金融服务和金融机构扩张的强烈需求，从而促进了金融的发展，也就是说，金融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结果（Robinson，1952；Stem，1989）；另一方面，金融发展也可能是政府引导的结果，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政府相信金融发展有“供给主导”作用，即金融发展会促进经济增长。那么，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尤其是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究竟关系如何？金融发展是否真的能促进经济增长？在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促进金融行业发展的背景下，回答上述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利用2006年～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标，分析了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主要介绍相关的研究；第三部分是指标构建和数据说明；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最后一部分是结论。二、文献综述
本文主要研究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因此相关的文献回顾就从这方面展开。
1.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关于金融发展如何影响经济，以Goldsmith（1969）、tunwain（1972）、Sinai和Stoker（1972）等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认为，金融发展会直接增加储蓄（以金融资产的形式）从而促进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而mckinnon（1973）、Shaw（1973）等金融抑制论者认为，政府对金融的过度管制抑制了储蓄的增长并最终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因此主张废除金融管制，实现金融自由化。无论金融发展是通过哪种方式影响经济增长，只要我国金融发展的“供给主导”方式确实存在，那政府就有必要依靠制度性安排去引导和促进金融的发展；反之，则没有必要去构建复杂的金融中介体系。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分析我国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2.指标的选取。已有的研究，基本上肯定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马轶群、史安娜，2012）。但所选指标差异比较大，而指标选择是研究的基础，不同的指标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甚至得出相反结论。因此，有必要对已有文献中用到的指标进行梳理。
关于经济增长指标的选择，常见的做法有两种：第一，选择一个或几个指标来反映经济增长：如GDp增长率、人均GDp、人均资本形成等（陈刚等，2006；赵勇、雷达，2010；王志强、孙刚，2003）；第二，关注经济增长质量，构建能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指标（肖红叶、李腊生，1998；刘树成，2007；马轶群、史安娜，2012）。
使用的金融发展指标也可以分为两类：第一，选择一个或几个不同类型的金融发展指标，如经济货币化指标、金融相关比、贷款总量/存款总量、非国有经济贷款/总贷款、银行贷款总额/GDp、存贷款总额/GDp、中央政府信贷干预等，用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指标分别进行研究（姜春，2008；方文全，2011；崔艳娟、孙刚，2011；m.KabirHassanaetal.，2011；陆静，2012；JinZhangetal.，2012；Khalilmhadhbi，2014）；第二，构建一个表示金融发展的综合指标（Beck、Demirguc&Levine，2001；李连发、辛晓岱，2009；樊纲等，2003；邓向荣、杨彩丽，2011；张成思、李雪君，2012）。
关于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已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随着人们对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关注，研究金融发展对“纯粹的”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然有些不够全面；其次，指标的选择不尽合理，存在一定的随意性。特别是，使用单一指标的做法（即使选择几个单一指标分别研究）只不能对金融发展整体进行度量；第三，现有的关于我国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研究，较多采用国家层面数据，或是对某一地区进行研究，用省际面板数据来进行横向比较的研究相对比较少。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各基础指标的权重，从而得到经济发展指标和金融发展指标的数值更加合理；二是建立VaR模型分析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以及它的三个子指标（经济量的增长、经济结构的改进优化、经济质量的改善提高）的影响；三是考虑到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体现了样本之间异质性。三、指标构建和数据计算
1.指标构建。
（1）经济增长质量指标。随着人们对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关注，经济增长早已不是单纯的扩大经济规模，更重要的是提高经济和社会生活质量。因此，我们把经济增长分成三个部分，第一，经济量的增长，它构成了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第二，经济结构的改进和优化，即对国民经济进行全方位的整合，对产业、消费、人口等各领域进行调整，从而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化，保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第三，经济质量的改善和提高，这主要包括经济效益的提高、卫生健康状况的改善、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等方面。
根据经济增长的这一定义，我们试图构建一个能全面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指标，该指标既包括经济量的增长，还包括经济结构的改进优化以及经济质量的改善提高。指标构建情况如表1所示。
（2）金融发展指标。有关金融发展指标的数据，我们参照邓向荣、杨彩丽（2011）的做法，把金融发展综合指标分为总量指标、结构指标、效率指标这三个方面，再选择适合的基础指标对这三个子指标进行细分，具体见表2。
2.指标计算。在多元统计分析中，考虑到各变量之间计量单位和数量级的不同，因此不能直接进行比较分析。因此，我们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量纲的影响。在计算时，要区分“正指标”和“逆指标”，标准化的过程见公式（1）和（2）。
接下来，我们通过对各基础指标赋权重来计算衡量经济增长质量和金融发展程度的综合指标的数值。在计算指标重时，我们采取主成分分析法来避免主观随机因素的干扰。在计算出各基础指标的权重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到最终的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综合指标数。所有的过程都在stata12.1中完成。四、实证分析
1.VaR模型。为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我们建立VaR模型。经过检验，VaR模型是稳定的，且最优滞后期为2。图1是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脉冲响应图。面对金融发展的冲击，经济增长在前两个时期的反应很小，但从第2个时期开始快速上升，并在第7期达到最大，之后缓慢下降并逐渐趋于平稳。这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短期时滞。图2给出了经济增长的方差分解结果。在前2个时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小，但从第3个时期开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扰动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并在20期以后基本趋于稳定。这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虽不能立刻显现，但一小段时期之后，会越来越明显。
2.回归分析。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比较大，而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按照经济增长水平的不同，本文将各地区划分成经济发展水平高、中等、低三组。按照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对各地区的分组情况见表3。分组情况基本符合我们对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观印象。不同分组的经济发展统计性描述结果见表4。各组样本的平均值都落在了我们划定的范围内，可以判定，本文的分组基本合理。
接下来，在不同的分组内，我们以金融发展为自变量，对经济增长以及它的三个子变量（经济量的增长、经济结构的改进优化、经济质量的改善提高）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首先，对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标）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回归结果与某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在经济增长程度低的地区，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回归系数是负的；在经济增长程度中等的地区，回归结果为正且显著；而在经济增长程度高的地区，该回归系数为正，并且大于经济增长程度中等地区的回归系数，其显著性也更强。
然后，对经济发展的三个子变量（经济量的增长、经济结构的改进优化、经济质量的改善提高）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量的增长对金融发展的回归系数变得更大也更显著，经济结构的改进优化和经济质量的改善提高对金融发展的回归系数由原来的负数变成显著的正数。具体而言，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金融发展除了能对经济量的增长产生正向作用外，对经济结构的改进优化和经济质量的改善提高都有负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中等的地区，经济量的增长、经济结构的改进优、以及经济质量的改善提高对金融发展的回归系数，尽管不显著，但都是正数；而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经济发展的三个子指标对金融发展的回归系数不仅是正的，而且也都显著，并且数值也都变大。
这就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与某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五、结论
经济高质量发展总结篇8
关键词：；质量时代；基本理论
质量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核心竞争力的显著标志，质量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党的十以来，同志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在围绕治国理政发表的系列重要讲话中，针对质量问题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些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阐述精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经济社会发展从速度时代推向质量时代，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
深刻认识同志质量观的丰富内涵
同志无论是在党的会议上，还是在与党外人士座谈，无论是在国内考察调研，还是出访、参加国际会议，谈发展必谈质量，谈改革必谈质量。“质量”是其重要论述中使用频率较高的热词，既涉及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质量，也包括产品质量、工程质量和服务质量等，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形成了科学系统、内涵丰富的质量观思想体系。
把质量效益作为推动发展的立足点。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是以数量扩张为主的数量型增长经济，资源不可接续、环境不可承载、经济不可持续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必须调整思路、转型发展。同志指出，我们一定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切实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我们要的是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速度，是民生改善、就业比较充分的速度，是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经济活力增强、结构调整有成效的速度，是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同志精辟阐述了质量与速度、数量、效益等经济要素之间的关系，强调要把质量效益放在首位，这是我国经济发展思路的重大转变。2013年10月7日，同志在印尼巴厘岛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演讲时指出：“我们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而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事实证明，这一政策是负责任的，既是对中国自身负责，也是对世界负责。”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要走质量发展新路。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同志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九大视角阐释新常态所呈现出的趋势性特征，强调在经济增速、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发展动力都在发生跨越式转变的过程中，必须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推动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针对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建立在要素投入基础上的，单纯靠增加投资来改善总需求已难以为继，同志指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2014年5月10日，同志在河南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要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同志这些重要论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的深入阐释，指明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质量是企业的立身之本。质量是企业和产业核心竞争力的集中体现，事关企业产业兴衰存亡，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志指出，创新是企业的动力之源，质量是企业的立身之本，管理是企业的生存之基，必须抓好创新、质量、管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始终掌握主动。工业是我们的立国之本，要大力发扬自力更生精神，研发生产我们自己的品牌产品，形成我们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品牌是信誉的凝结。一个品牌一旦在老百姓心目中确立起来，就可以成为质量的象征、安全的象征，老百姓就会放心购买和消费。同志在2014年3月访问德国时指出，中国持续稳定发展为包括德国在内的合作伙伴带来巨大市场和机遇。展望未来，中国需要“德国质量”，德国发展离不开中国市场和“中国速度”。当“德国制造”和“中国制造”真诚牵手合作，我们所制造的将不只是高质量的产品，更是两国人民的幸福和理想。
新型城镇化关键是提升质量。城镇化是我国内需的最大潜力，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是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也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方面。党的十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新型城镇化理念，强调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是提升质量。同志指出，推进城镇化，要把握住发展质量，坚持把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摆在突出位置来落实。要注重提高质量，坚持科学规划，统筹城乡发展，统筹考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聚集功能。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推动城镇化向质量提升转变。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要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过快过慢都不行，重要的是质量，是同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协调性，做到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
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民生连着民心，质量与民生息息相关，同志多次在论及生态环境保护、新农村建设、促进就业、住房建设、促进消费等工作时强调质量问题，以促进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同志指出，要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要充分发挥全民绿化的制度优势，因地制宜，科学种植，加大人工造林力度，扩大森林面积，提高森林质量。要因地制宜做好厕所下水道管网建设和农村污水处理，不断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必须统筹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和促进就业工作，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着力在提高就业质量、提高劳动人口尤其是就业困难人口就业能力、改善创业环境上下功夫。要把住房质量放在首位，提高抗震水平，建设抗震民居，确保灾区群众住有所居、住有所安。要加大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做好棚户区改造，确保质量安全和公平分配。要在继续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能力的同时，大力改善消费环境，通过改善供给质量来激活消费需求，促进消费稳步增长。要坚持数量质量并重，在保障数量供给的同时，更加注重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注重生产源头治理和产销全程监管，让人民吃得饱、吃得好、吃得放心。
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工作要求。同志质量观还贯穿在法制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党的建设等工作部署和要求之中。同志指出，要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立法体制和程序，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要紧紧牵住司法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凡是进入法官、检察官员额的，要在司法一线办案，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要把提高改革质量放到重要位置，坚持速度服从质量。要严把改革方案质量关，把方案质量放在第一位，不仅要重视改革施工方案质量，更要考核验收改革竣工结果，没有完成或完成不到位的要问责。2014年3月18日，同志在河南省兰考县调研指导教育实践活动时指出：“标准决定质量，有什么样的标准就有什么样的质量，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教育实践活动要确立较高标准，并严格按标准部署和检查工作，不达标准不交账，决不满足于一事一成、一时之效。”
加强质量管理制度建设。同志高度重视质量治理能力的提高，强调要加强质量管理制度建设，在质量源头治理、全过程监管、标准制修订、质量追溯、打击假冒伪劣、质量责任追究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同志指出，要抓紧修订一批效能标准，如建筑节能标准、建材标准、车用燃油标准、环保标准、家电能效标准等。只要是落后的都要加快修订，而且要定期更新。标准制定了，就要执行。同志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指出：“建筑质量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关城市未来和传承，要加强建筑质量管理制度建设”。“古人建长城，每块砖上要留下人名，目的就是为了确保质量和追究责任。这才使得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伟大长城的遗迹”。“对那些偷工减料、以劣充好、权钱交易导致建筑质量事故的不法行为，必须坚决依法打击和追究。”同志在全军装备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质量至上，把质量问题摆在关系官兵生命、关系战争胜负的高度来认识，贯彻质量就是生命、质量就是胜算的理念，建立质量责任终身追究制度，着力构建先进实用的试验鉴定体系，确保装备实战适用性。”同志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食品安全，首先是‘产’出来的。食品安全，也是‘管’出来的。必须完善监管制度，强化监管手段，形成覆盖从田间到餐桌全过程的监管制度”。“要把农产品质量安全作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关键环节，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准确把握同志质量观的鲜明特征
同志质量观内涵丰富，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实践性、创新性等鲜明特征。
系统性。质量是渗透在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要因素。质量无处不有，无时不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在《质量管理体系基础和术语》标准（iSo9000：2008）中将质量定义为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质量概念不仅指产品质量、工程质量和服务质量，也包括经济增长质量、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等。在当今社会，质量既是企业和产业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也是国家文明程度的体现；既是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劳动者素质等因素的集成，又是法治环境、文化教育、诚信建设等方面的综合反映。同志对质量有深刻的认知，其质量观内涵丰富，范畴广泛，既涵盖日用消费品质量、食品质量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工程建筑质量、装备质量、森林质量、城镇化质量等领域，又涉及立法质量、居民生活质量、就业质量、人才培养质量、党员质量、改革质量供给体系质量、经济增长质量等方面，既有微观又有宏观，是系统的大质量观。同志强调的质量发展，既包括微观层面的质量提升，又包括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质量提升，把微观产品质量和宏观经济运行质量融为一体协同推进的科学选择，体现了对质量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质量认知的显著进步。这为我们以更高的定位、更广的视野，从全局出发、从整体出发，研究质量问题指明了方向。
实践性。我们党历来重视实践，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同志质量观，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质量发展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又是对国内外发展大势的科学把握，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当前，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突破，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我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传统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必须坚定不移地转方式调结构，才能有效破解发展中的难题，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同志强调要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明确了新常态下经济转型的目标方向，对指导如何推动发展的实践具有重大导向作用。同志关于产品质量、工程建筑质量、供给质量等方面的论述，也是建立在我国质量总体水平不高的实际基础之上的。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质量水平在持续提升，产业素质在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但质量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规模增长，制造业大而不强，大多数工业产品仍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质量可靠性不足、品种适用性不强、产品附加值不高等问题突出，产品领域制假售假屡禁不止，建设领域“豆腐渣”工程频现，服务领域欺诈行为多发，特别是与消费者密切相关的食品药品等质量安全问题时有发生，既侵犯消费者权益，损害人身健康安全，也影响百姓生活质量，使人们缺乏足够的消费安全感，质量安全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正因为如此，同志反复强调要提高消费品质量、食品和农产品质量、工程建筑质量、装备质量等，使质量既成为提升供给力的重要因素，又为经济增长奠定良好基础。
科学性。对质量问题的认识，归根到底是世界观和政绩观的问题。同志质量观，既涉及宏观经济发展，又涵盖产品质量等具体领域，既有立足于发展全局的宏观认识，又有着眼于操作层面的具体部署，既有浑厚的历史底蕴，又有丰富的时代内涵，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闪耀着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光芒。同志把质量作为根本、中心和立足点来对待，就是坚持质量为本，质量引领，以质取胜，以质量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它所摒弃的是以数量和速度为本质特征的GDp崇拜。以质量为本，既是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反映，又是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路径，也是顺应人民群众提高生活质量的应有之义。同志把质量升华到价值观、文明和理念来认识，是发展理念和执政理念的深刻转变。这与十八届五中全会确立的“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五大理念一脉相承，对于塑造新的发展观和政绩观，推动我国由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型，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创新性。我们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质量工作，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党的历代领导人对质量都有重要论述。同志质量观一脉相承，既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又有理论的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同志坚持宏观经济整体质量与微观产品服务质量“双提高”，强调无论是从宏观的经济社会发展来讲，还是微观和中观层面的产品，都要追求质量提升，以质量提升促经济转型。同志坚持质量效益结构与速度规模总量相统一，强调以质量为本取代以速度为本，推进结构性改革，但不是说因此就可以只要质量不要速度，而是把质量作为发展新动力，实现更加合理的增速。同志坚持经济发展质量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质量发展相同步，强调五大建设都要讲质量，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同志坚持质量与创造、品牌相结合，强调要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这一重要论述不仅阐释了制造业质量提升的实现路径，而且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指明了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努力方向，提出了建设质量强国的宏大目标和具体要求。
认真贯彻同志质量观的实践要求
伟大的实践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同志质量观是做好新形势下质量工作的行动纲领和重要遵循，我们必须全面贯彻落实，用以指导质量工作实践，努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走向质量时代。
实施质量强国战略。国家战略是引领国家发展和国力提升的重要方略。纵观我国发展历程，长期由以GDp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和传统发展观占据主导地位，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同以GDp增长为中心，将工业化等同工业规模扩大，而忽视质量同步发展，经济社会在发展度、协调度和持续度方面存在较大差距。由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转型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也是质量时代的显著特征。质量发展是兴国之道、强国之策，国家强则质量必须强。质量强国之日，才是中国圆梦之时，质量强国应当成为中国梦的华彩乐章。为了推进国家战略从传统到科学的演变，我们应当以更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站在创新和发展国家战略体系的高度，把建设质量强国上升为国家战略。质量强国战略具有全局性、重要性和长远性的国家战略本质属性，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它与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创新驱动战略等国家战略相得益彰，是国家战略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确立质量强国战略地位的基础上，明确战略思想、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任务和战略措施，在指导思想上形成共识，在推进实施中形成合力，从而把我国经济发展推向质量时代。
培育先进质量文化。质量文化是建立在工业化进程基础之上，以特定的民族文化为背景，群体或民族在质量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的物质基础、技术知识、管理思想、行为模式、法律制度与道德规范等因素及其总和。质量文化包括物质、行为、制度及道德等层面的内涵，具有鲜明的导向功能、凝聚功能、激励功能和约束功能，是一个企业乃至国家或地区借助文化力量振兴其经济竞争力的强大武器。当前我国质量总体水平不高，与质量文化落后密切相关。我们应当高度重视质量文化研究，把同志质量观作为核心价值追求，切实加强先进质量文化建设，加快培育以诚实守信、严谨求实、创新发展、追求卓越为主要内容的质量价值观、质量道德、质量意识、质量情感、质量目标、质量形象和质量行为，形成政府重视质量、企业追求质量、社会崇尚质量的良好氛围，努力提升质量文化软实力，使质量自觉成为社会普遍的行为范式，为建设质量强国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
完善质量法律法规。我国现行的《产品质量法》、《标准化法》、《计量法》等质量法律法规大都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有的虽然几经修订，但早期的制度设计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质量法治的需要。必须牢固树立质量法治理念，坚持以维护质量安全和促进质量发展为主线，加强质量法制建设，完善质量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明晰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政府和社会各方质量权利、义务和责任，建立健全质量发展、质量安全、质量担保、质量责任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推动将制假售假的后果罪改为行为罪，建立对质量侵权行为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严厉打击危害公共安全、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等质量违法行为，加大对制假售假行为的惩处力度。严格依法行政，规范执法行为，完善质量法制监督，加强质量法制宣传教育，营造质量法制良好社会氛围。坚决破除地方保护，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经济高质量发展总结篇9
〔中图分类号〕F1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3－0006－05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经济增长质量研究”课题（nCet-06-0890）；陕西省重点学科西方经济学建设项目（2008SZ09）
〔作者简介〕任保平，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魏婕，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陕西西安710127。
一、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不一致的态势描述
1.总量视角上中国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不一致
经济增长数量与经济增长质量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全部内容。经济增长质量是经济的数量增长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数量，不可能谈及经济增长质量。衡量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的不一致，首先要分析增长质量与数量的衡量指标。本文参考任保平（2012）前期成果〔1〕，从经济增长的效率、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以及国民经济素质6个维度合成经济增长质量指数（QieG），〔2〕以此作为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衡量指标；对于增长的数量，我们采用总量GDp，并以2000年为基期的真实GDp作为经济增长数量的测度指标，通过比较方式描述2000-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增长数量的基本状态。
不难发现，2000-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变动趋势是不一致的。2000－2010年的中国真实GDp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但是，自200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质量则基本上呈现为波动中上升的态势，其中2000-2004年经济增长质量呈现有升有降的波动态势，而在2005-2010年表现出稳步提高的趋势。
在借鉴刘海英（2006）成果的基础上，〔3〕我们修正了关于反映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和经济增长数量扩张不同步的系数ε：
其中，b代表经济增长质量指数（QieG），a代表反应经济增长数量的真实GDp，n为年份值，若ε=0,说明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同步扩张，反之，则说明两者呈现不一致的态势。
由此得到2001―2010年的值，从图2可以看出，增长质量与数量不同步是常态，可喜的是最近几年这种不同步的趋势在趋缓。但总体来看，总量视角上，中国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是毋庸置疑的。
2.省区视角上中国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不一致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多数分析集中在总量层面〔4〕，其实，除了纵向的不一致，横向的省区增长数量和质量相对排名不一致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同样参考任保平（2012）前期成果〔5〕，通过对2010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增长质量状态进行考察，得出各省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QieG），以此为依据作为各省区经济增长质量的衡量指数，并根据该指数大小对各省区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排序，同时选择各省的总量GDp作为经济增长数量的主要衡量指标对其排名，列出2010年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增长数量的排序及其升降状况，结果见表2。
表22010年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增长数量的排序比较
省份经济增长质量排名经济增长数量排名增长数量与质量之差省份经济增长质量排名经济增长数量排名增长数量与质量之差
二、为什么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会产生不一致
1.经济增长过程中投入与产出有质量差异
在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人们总是要以最小的成本投入换取最大的收益，如果投入与产出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能以较少的投入换取较高的产出，我们便可以认为经济增长的产出质量比较高。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大量投入资本、劳动和土地等自然资源实现的。王小鲁（2009）等人的研究认为，1980－1990年中国资本形成率在35%上下波动，近年来进一步上升到42%左右，〔6〕高资本形成率是过去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之一。这种高投入支撑了中国经济增长数量上的奇迹，但是以投入产出效率衡量经济增长质量，这种高投入、低产出、低技术含量的生产方式也致使等量的原料、资源投入所创造的价值较少，增长质量必然不高。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必然需要“提高资源的组合质量和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投入，提高产出”。〔7〕因此，投入与产出的效率以及质量方面的差异直接导致了经济增长中数量和质量的不一致。
2.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较大
追求质量型的经济增长其关键是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新中国成立以来，GDp10多倍的增长是以矿产资源消耗增长40多倍的代价实现的。中国长期的资本高投入，是以资源、能源的高消耗为基础的。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中国火电供电的煤耗高达225%，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高达21%，水泥综合能耗高达45%。而高能耗、高投入的背后是资源环境的代价。研究称中国GDp的139%是以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生态退化为代价换取的。〔8〕所以，即使过去多年中国经济增长在数量上成绩可观，但是由于资源环境的巨大代价，直接导致增长质量不容乐观。另外在中国地区层面上，某些地区产业软化程度较高，服务业所占比重较高，其增长过程对资源环境的破坏也就较少；反之，产业结构以重化工业为主，如果政府监管不力，产权不清晰，对资源环境的破坏就较明显。这样也会导致地区在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方面相对排名的不一致。
3.经济增长过程的稳定性不足
稳定增长应包含两个内容：一是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幅度小，二是经济增长率的波动次数少。〔9〕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最重要的维度之一，能够总体反映经济增长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态势和总体状况。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呈现出经济周期波动微波化、稳定化趋势，〔10〕即“大起大落”的状况得到一定的改善，但同时一些地区的投资扩张冲动仍然强烈，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仍较为激烈，这使得各地区之间的宏观稳定性有显著差异，造成地区之间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不一致。除此之外，在整个国家层面，由于受外部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等因素冲击，在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宏观经济的波动不可避免。近些年通货膨胀压力陡增也说明整个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增长质量相对于数量明显落后。
4．收入分配与福利状况不甚理想
从经济增长结果来看，无论是提高经济增长的数量，还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其根本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人的生存、发展和提高人的生活水平。2007年世界银行的报告称，中国工资收入占GDp比重呈持续下降态势，已从1997年之前的53%下降到2006年的414%，远远低于美国57%的水平。〔11〕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经济取得高速增长的同时，普通民众的收入和福利却被压到了最低。同样，在收入分配方面，1952年中国基尼系数仅为0153，到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估计值为0473，基本已经肯定近些年中国基尼系数超过了“警戒”的04，如此差异的收入分配直接导致了整个社会矛盾的尖锐对立。除此之外，环境恶化、食品质量无保障、公共产品提供不够等也无不影响着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中国人的福利水平，使绝大多数民众无法从心底感到幸福。这种只有GDp数字意义的增长，而无所有民众共享增长成果之实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以上的偏差意味着经济增长的质和量往往是不一致的，单纯注意增长的数量不可能带来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必须将视角切换到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关注，包括关注低效率部门的改善，资源利用的节约和生态环境的治理，熨平经济的剧烈波动以及显著改善国民的社会福利。
三、实现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一致的条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基本做法在于转变增长方式，以及调结构和平波动。但从实质意义上讲，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实现一致性的条件在于如何使经济剩余能够增长社会的总福利。
从经济学经典理论来看，以国民收入增长为研究对象的增长理论是建立在凯恩斯主义（如哈罗德―多马模型，而且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创制也是在凯恩斯理论的指导下，由1984年的诺贝尔奖得主理查德・约翰・斯通完成）或新古典主义基础上的。凯恩斯主义以增加就业的短期分析为主，不重视增长的后果和代价，对于凯恩斯主义而言，修建金字塔和挖坑后再填埋都是经济萧条时期可行的政策。另外，凯恩斯主义没有基于福利或效用的微观基础，在哈罗德―多马模型中，适当的资本积累率是保持经济长期增长的唯一条件。因此，凯恩斯主义框架下的经济增长分析只是针对国民收入的动态分析，没有涉及也不可能涉及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分析。
在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增长理论体系将宏观与微观相对接的过程中，目标函数逐渐从最大化国民收入转向最大化总效用或总福利，这就涉及到福利函数的假定。在福利经济学中，社会福利函数的形式因假定不同而不同，如萨缪尔森的社会福利函数是个体福利的加总，而罗尔斯的社会福利函数则由社会成员中福利最差的福利水平决定。在新古典主义的增长理论中，一般默认采用萨缪尔森型的福利函数，但暗含着如下两个条件：①增长成果具有普惠性，即经济增长会给每个人带来福利的增进，这就要求社会制度或技术条件所决定的分配制度是合理的；②没有外部性，这里的外部性主要是负的外部性，即每个人对经济福利的追求不会对他人造成损失。基于这两点，我们才能认为社会福利函数是萨缪尔森型的，即社会福利等于个人福利之和。满足这两个条件，经济增长所生产的剩余才能成为增进社会总福利的因素，从而才会出现经济增长的质和量的统一。
另外重要的一点，以上两个条件是在传统报酬不变前提下讨论的。传统的报酬不变假定条件下，分配服从边际生产力理论，收入由技术条件决定，那么随着边际收益的递减使得单位要素的收入也呈现递减的状态。如果要素收入由要素所有者的社会地位决定，则处于弱势的一方所获收入也会因投入不断增加而递减，且递减的速度会更快。这就是传统的要素投入型增长方式的最终结果为什么会出现增长的质与量不一致的根本所在。但本文假设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要素间分配的矛盾会缓解，企业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也会得到一定的缓和，因为企业可以通过自我优化而获得增长。
因此，从理论上分析，经济增长过程中质与量的统一需要满足如下条件：①普惠的社会制度。经济增长规模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需要注意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问题，使人们平等、广泛地参与经济增长的过程并从中受益。要通过消除个人背景不同所造成的机会不平等，从而缩小结果的不平等。通过经济增长创造和发展机会，使得社会所有成员都可以平等利用这些机会，从而通过自身的努力提高收入和能力，促使整个社会和谐发展并步入良性循环；②权责明晰的产权制度。产权制度不仅独自对资源配置及其效率有重要影响，而且构成市场制度以及其他许多制度安排的基础。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有利于维护各类财产权，有利于各类资本的流动和重组，有利于增强企业和公众创业创新的动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础和市场秩序。产权的激励功能可以使经济活动当事人达到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具有从事某种经济活动的内在推动力。一个有效的产权制度，能够准确界定行为主体获取与其努力相一致的收益的权利，而且最核心的还在于能够抑制外部性的特别是负外部性的发生和泛滥；③规模报酬递增的制度或技术创新。数量型经济增长是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机制基础上进行的，单纯通过扩大规模实现经济增长；质量型经济增长是在规模报酬递增基础上进行的，知识和技术进步是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通过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促进效率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由于知识创新促进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导致要素配置效率提高，从而带来产出的增加。因此，要实现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的统一，核心在于增长机制应由报酬不变转向报酬递增，由要素投入型增长转为内生增长，这其中必须注重促进规模报酬递增的制度或技术创新，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同时应注重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倡导科技、知识和技术在部门产出增长中发挥主导作用。四、实现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一致的路径
1.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经刻不容缓。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必须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由数量、速度型增长向质量、效益型增长转变，由资源耗费型和环境污染型增长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增长转变，由经济社会失调型增长向经济社会协调增长转变，由低成本扩张向高效率创新型增长转变，由要素投入型经济增长转化为内生技术进步型增长，由政府投资推动的增长转化为民间投资驱动的增长，由不可持续性增长向可持续性增长转变，由出口拉动型增长向内需推动型增长转变，由结构失衡型增长向结构优化型增长转变，由高碳经济型增长向低碳经济型增长转变，由技术引进型增长向自主创新型增长转变，由“少数人”先富型增长向“共同富裕”型增长转变。〔12〕
2.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能使资源得到有效合理的配置，从而提高增长质量。由于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其主导产业是不同的，因此会形成不同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对一国的经济增长质量有重要影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应以产业结构升级为核心：一是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以及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力度，提高农业的产业化水平和现代化水平。二是要转变工业经济增长方式和提高工业经济效益，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三是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重点发展附加值高的新兴产业，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四是要加大用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力度，提高研发投入，激励自主创新，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3.发展创新型经济
数量型经济增长是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质量型经济增长是创新驱动型增长。要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必须发展创新型经济：一是要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同时应注重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倡导科技、知识和技术在部门产出增长中发挥主导作用；〔13〕二是要加快传统部门改造，加大对传统部门的技术和人力资本投入，同时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促使企业或整个行业从原先的资本驱动型或劳动驱动型增长向知识驱动型转变，以及产业结构从低层次向高层次过渡；三是要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型向技术提高型转变，由要素投入的增长转向要素效率提高的增长，促进经济增长中规模报酬递增机制的形成。
4.加强资源资产化管理
实现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总体目标，关键在于加强对资源的资产化管理。所谓资源的资产化管理就是要依据各种要素对增长的贡献大小和我国资源禀赋状态，以产权为实质引入市场机制，改变资源行政划拨、无偿使用的运行机制，从而不断提高经济增长中要素的组合质量和配置质量；二是科学地评价与引导经济发展过程对于资源、环境的正负面影响，确保实现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的最佳配置状态，将保护资源放在突出位置，严格执行现有的国土资源规划，强化对资源的管理约束，加强对资源配置的调节，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三是进一步完善资源开发利用补偿机制和生态环境恢复补偿机制，使等量的投入能够带来更多的产出，改善要素供给机制。
5.推动制度创新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根本在于改善供给，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是推动制度创新，建立与质量型经济增长要求相适应的制度。一是进行行政管理制度创新，建立科学的政府决策机制。要鼓励政府行为长期化，“政府行为长期化重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14〕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决策机制；二是促进科技和教育制度创新，为改善供给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提供知识、技术和人才支持。通过科技制度创新鼓励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领域和前沿核心技术领域进行创新，努力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通过教育体制的创新，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优化教育结构，推行素质教育，扩大教育资源，加快创新人才的培养；三是促进收入分配体制的创新，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过大的收入差距；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保障城镇贫困阶层和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
〔参考文献〕
〔1〕〔2〕〔5〕任保平.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2012――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及各省区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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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小鲁，樊纲，刘鹏.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J〕.经济研究，2009，（1）.
〔7〕王积业.关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宏观思考〔J〕.宏观经济研究，2000，（3）.
〔8〕石敏俊，马国霞.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关于绿色国民储蓄的实证分析〔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9〕任保平.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2010〔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10〕刘树成.论又好又快发展〔J〕.经济研究，2007，（6）.
〔11〕房煜，余佼佼．国家富了，你富了吗？〔n〕．就业时报，2008-04-10．
〔12〕任保平.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2011――中国经济增长包容性〔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
经济高质量发展总结篇10
本文主要应用物质流分析方法，初步分析了山东省经济系统的物质代谢过程，识别山东省目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高资源投入，高污染排放”的特征。
一、分析方法
（一）应用分析框架
本文以“欧盟统计局”2001年出版的经济系统物质流分析研究方法指导(economy-widematerialflowaccountsandderivedindicatorsamethodologicalguide，确立的框架为基础，并根据山东省的具体情况以及区域物质流分析特点进行了必要的修正。下文将对山东省经济总的输入、消耗与输出进行分析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输入过程用“直接物质输入量”来描述。投入到生产和消费活动中且具有经济价值的一次资源的总和被称为直接物质输入量。具体包括本地采掘量和进口量两部分。国际常用总物质需求描述总的物质流通量，总物质需求为直接物质输入量和隐流的加和。本文研究直接物质输入量，不用总物质需求表示。这是因为按照欧盟的统计方法，隐流的计算量是用直接物质输入量乘以隐流系数而得到的。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资源的特点等因素都影响隐流系数的大小，因此隐流系数在不同国家、不同区域是有差别的。由于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是发展变化的，同一地区的隐流系数也是一个动态值，不断发生变化。山东省现有的数据无法精确计算出山东省的隐流系数。如果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隐流系数来替代，会使最后的研究结果出现一定程度的误差。借鉴国际上已有的研究结果，我们知道直接物质输入量与总物质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用直接物质输入量取代总物质需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物质流动的规模、强度、效率。
本文在物质流分析方法的应用研究中选取直接物质投入量（Dmi）、物质生产力作为分析指标，同时增加了物质消耗强度作为新指标。因为本文的研究侧重于资源利用与环境影响领域，笔者对隐藏流和净存量等部分指标不予考虑。
（二）应用分析边界
根据欧盟统计局的研究方法指导，本地开采分为生物量、化石燃料、金属矿物、工业非金属矿物、建筑非金属矿物五种类型。中间消耗、进口和出口，除本地开采的5种类型外还包括半成品及制成品，共6种类型。污染排放分为废水、废气、工业固体废物排放3种类型。
山东省物质流分析系统的活动范围，既包括整个生产活动（一、二、三次产业），也包括人的各种消费活动。本研究的时间跨度，原则上按2000-2010年。物理边界按山东省域考虑。
（三）分析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
本文选择的时间范围为2000-2010年，分析数据主要来自历年的《山东省统计年鉴》，在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时，需要进行部分筛选和处理：
1.生物量包括农作物、林产品、水产品和畜产品，在实际计算中，以农产品为饲料的水产品和畜产品会产生重复计算问题，为了避免这一问题，这类产品不计入物质输入中。
2.我国现阶段没有的统计，而这类物质构成了建筑非金属矿物的主要内容。本文暂以石灰岩生产的水泥产量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表土移动（主要包括房屋、交通及水利设施等的工程挖方量）来代替粘土、砂和各种石料的开采量。
3.区域物质流分析的难点在于物质进出口数据，鉴于进出口数据的难以获得性，本文在此暂不计算进出口量。
4.由于我国尚无单位面积房屋和单位长度道路建设挖方量的数据，暂采用荷兰的计算标准作为近似值。
二、结果与讨论
（一）直接物质输入量
按照上述5个物质类型的划分，将逐年各种原材料的开采量进行加和，即可得到该年直接物质输入的数值。计算结果如表1。
直接物质输入量是衡量一个区域经济系统动用自然界物质量的指标，由表1可以看出山东省的直接物质输入量总体在上升，增长幅度较大。说明山东省经济的增长对资源的依赖性很大，经济的增长是以大量资源的使用为代价的。
从直接物质输入量的构成来看，所占比重最大的是建筑非金属用量，这里主要计算的是基础建设的挖方量，包括交通、房屋、水利等建设工程的挖方量。如2010年，直接物质输入量的64%为基础设施建筑挖方量。由表1可以看出，山东省的建筑非金属用矿石用量最大，2010年建筑非金属用矿石输入量占年度直接物质输入量的65.8%。第二大贡献者是原油、原煤等化石燃料，2010年该年物质输入量占了年度直接物质输入量的15.6%，其中原煤的消耗量占了83%。从时间序列上看，各物质所占的比例变化不大，建筑非金属从2000年的61.1%上升到了2010年的65.8%，金属矿物从4.2%上升到了7.6%，化石燃料从13.7%上升到了15.6%，而生物量从2000年的19.3%逐步下降到9.9%，工业非金属从1.8%下降到1.8%。
（二）物质生产力
物质生产力即每投入一吨物质量所创造的GDp，GDp按当年的价格计算。表2是山东省2000-2010年的物质生产力。统计结果表明，山东省物质生产力2002年为一谷值，达到953.2元/吨，其后物质生产力呈上升趋势，2010年为最高值，为1299.54元/吨，说明2000年到2002年，山东省经济增长速度低于物质消耗增长速度，资源利用率偏低。从2003年开始，这一情况有所改观，经济增长速度开始高于物质消耗增长速度，资源利用率有所提高。
（三）物质消耗强度
物质消耗强度即人均物质消耗量。表3显示，山东省2000年的物质消耗强度为8.28吨/人，2010年这一指标上升到30.13吨/人，增长了3.64倍，年增长率为13.79%，增长速度比较快。相比天津市物质消耗强度11年增长了1.27倍，可以看出山东省快速的经济发展消耗了大量资源，并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并且资源消耗量和环境破坏程度随着时间推移还有加大的趋势。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物质流分析方法对山东省经济――环境系统中的物质流进行了分析。由于统计资料不完备，本文计算出的直接物质输入量只是山东经济系统物质消耗量的一个低估计值。通过物质流分析，可以发现山东省的资源投入量很高，山东经济目前依然是“资源高投入，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以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为代价，阻碍了山东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是以资源循环和高效利用为核心，以减量优先、再利用、再循环为操作原则，以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益为主要特征，可以有效缓解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具有显著的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属性，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经济模式。发展循环经济是改变山东省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鉴于以上情况，提出以下措施和建议：
（一）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资源总投入量，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构筑稳定、经济、清洁的能源供应体系。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从科技上为实现节能减排提供强有力的配合。发展新能源直接减排,发展洁净煤提高能源效率,发展智能电网，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
（二）按照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和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要求，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建立资源节约产业体系。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发展节水农业、生态农业、高效农业，推行标准化生产。调整工业结构，加快发展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附加值高的新型工业。加快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三大高新技术产业和节能环保、新能源、资源综合利用等相关产业，改造提升轻工、纺织、化工、机械、建材、冶金等传统产业。调整第三产业结构，加快发展与资源节约相关的第三产业。
（三）加强可再生资源的回收和再生利用。建立以供销系统或其他流通企业为主体的综合利用可再生资源回收网络体系，同时形成回收、加工、再生产可再生资源的生产链，充分挖掘和利用可再生资源，以达到实现资源永续利用的目的。
(四)全面推行清洁生产。通过大力推行清洁生产，进行源头控制，科学调整原料结构，积极利用再生资源，加大技术创新，达到资源和能源的最佳利用。
（五）进一步加强资源与环境的立法、管理和规划,加强立法执法工作，提高依法管理水平。逐步完善发展循环经济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法规制度体系，抓紧研究制定有关法规规章，适时制订促进报废汽车、电子垃圾、废旧轮胎、建筑废弃物、包装废弃物资源化的法规。
参考文献：
[1]eurostat.economy-widematerialflowaccountsandderivedindicators---amethodologicalguide[m].LuxembourgofficialpublicationsoftheeuropeanCommunities,2001.
[2]刘伟，鞠美庭，于敬磊，李智．天津市经济－环境系统的物质流分析[J]．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2006年第19卷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