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的类型篇1
一、民间借贷的定义
关于民间借贷我国立法到目前仍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不同的法律文件对民间借贷也都存在着不同的阐述，其中《民法通则》第一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合同法》第一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显而易见，上述两部法律都未对民间借贷的概念做出明确具体的界定，也未曾规定何种民间借贷模式应予禁止。
二、民间借贷的法津基本类型
(一)一般性私人无营利目的民间借贷
一般性私人无营利目的民间借贷指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民事性借贷。这种借贷关系是建立在血缘关系、朋友或者同乡等较为亲密的关系。这种亲密的关系的连接点往往是时空上的联系点，并具有很强的信任意味。一般来说，亲戚朋友、或者邻居在生活遇见短暂的困难，基于一种道德感相互帮助。由于这种短暂的困难具有短时性、紧迫性和偶然性，借贷双方基于相互的帮助的群体感意识，借贷方即使规定利息，但是往往一般较低，更多的是无息的借贷。这种借贷关系的形成，贷方往往不以营利为目的，并往往处于私人借贷的关系当中。随着经济的房展，部分行业内出现互助等行为，也是基于相互信任的关系。
(二)具有营利目的特殊性民间借贷
具有营利目的的特殊性民间借贷，主要是指商业性民间借贷。这种商业性借贷是经济逐步发展的一种新型的民间借贷。商业性民间借贷容易受到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如：金融市场的成熟度、市场经济的孕育度。借贷双方作为一个平等的主体，将国家承认的金融机构排除在外。出借方往往会像银行一样，以营利为目的进行重复放贷，会对金融机构造成不小的冲击。
三、加强《民间借贷法》立法的完善建议
(一)坚持民、商分离
在我国的现今传统的中，坚持民、商分立的思路，将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整合，并制定一部单行的法律，对专门性从事放贷业务的行为进行规范，并与其他法律进行有效地进行衔接，发挥其他部门法律的调整作用，规范个人的小额借贷活动。对相应的配套制度进行修订，废除部分不符合现今要求的制度，建立担保、健全征信体系、建立个人破产等商事制度。
(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民间借贷法》
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民间借贷法》。出台本部法律方面需征求多方意见，并发挥相关部门专家与学者的智囊团的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避免了层级上的混乱，可以有效地协调政府、检察、法院部门的各自主张，也有效地避免了行业监管、银监会、商务部等规范性文件冲突的弊端。建立一部统一的《民间借贷法》，废除相关的部门条例、规范性文件和冲突的司法解释是十分必要的，也是规范民间借贷的首要选择。
对于收贷的行为，禁止采用恐吓、威胁或其他暴力方式讨债，禁止采用软暴力等非法拘禁手段讨债。资金来源上，禁止非法吸收非法融资、吸收公众存款，但是可以允许商业银行贷款和私募资金。借贷合同采用规范的书面格式合同，对借贷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人的权利义务进行设定，强化对借款人的利益进行保护。监督管理上，可以采用政府部门成立专门的金融管理办公室负责监管，部分职权可以成立协会进行管理。在法律责任的承担上，对于高利贷款行为、非法讨债等违法行为与刑法进行有效的衔接。
(三)建立与《民间借贷法》相配套制度
首先，由银监会成立民间借贷监测制度，并确定相应的监测范围，以防止民间借贷对宏观的金融市场进行冲击，并损害正常的金融秩序。可以利用人民银行已经建立的民间定点监测的平台，与工商、税务等部门建立协调的监测信息共享，并可以提高监测的准确度。通过对民间借贷的预判，来调整我国经济的宏观政策，以保护金融的安全。
其次，完善征信制度。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出台《民间借贷征信条例》，将民间借贷的个人或者企业作为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归为征信系统，并可以由其进行开放性登记，并将出借人、借款人的信息进行采集。允许同城的民间借贷行业管理者也可以自行建立相应的征信的子系统，并通过行业自律来淘汰部分不合格的放贷企业或者放贷人。这样不但可以较好地防范了民间借贷的风险，而且可以有效地降低了管理的成本。
最后，民间借贷问题的有效解决，还需要配套的相关市场退出制度。这样的配套措施完全可以使民间借贷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权可维，既能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打击、遏制“高利贷”和非法集资行为的发生，又能合理引导社会资金的有序流动，有利于经济金融的稳健运符。在立法完善的过程中，国外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发展中国家的可行做法可以给我们以启示，条件成熟时也可以考虑因地制宜的移植和借鉴。
四、结论
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会减少社会上许多民事纠纷，有助于社会的安宁与稳定，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二是通过对民间借贷法律规制的研究能够准确地对民间借贷的法律地位予以承认，发挥民间借贷的机动、快速、便捷等优势，进一步打破金融的国家垄断，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培育，并带动经济增长，促使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因此，民间借贷问题的解决不仅涉及到金融法律法规的完善，还涉及到提高司法实务中审判工作效率，能够更能保护好借贷方与出借方的合法利益与期待利益。
民间借贷的类型篇2
一、民间金融利率概述
利率，又被称为利息率，是指借贷期满所形成的利息额与所贷出的本金额的比率。西方经济学著作中也称之为到期的回报率、报酬率。从借款人的角度看，利率反映了使用资本成本的高低，反映了借款人使用贷款人的货币资本而向贷款人支付的价格的高低;从贷款人的角度看，利率是贷款人借出货币资本所获得的报酬率。因此，民间金融利率也就是民间金融活动中的利率。
与正规金融利率相比,民间金融利率具有层次性、区域性、对象性、高利性四个特征。首先，民间金融利率有较为明显的层次，有学者将其分为零利率、中间利率、高利率三个层次。完善发达的民间金融利率不可能是统一的利率，一定是应不同需求而设置多层次的利率区间。其次，民间金融利率与地区经济发达与否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这与正规金融的存贷款基准利率在全国范围内统一适用有着明显差别。一般来说，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利率较高，经济发达地区的利率较低。再次，民间金融利率还与交易对象和用途密切关联。相对而言，如果贷款用于商业用途，其具有鲜明的营利性，则利率较高;如果用于生活消费，具有一定的互助性质，则利率较低。最后，民间金融利率相对于正规金融利率而言是比较高的。美国甚至还有paydayLending(发薪日贷款)高达455%的年利息。由于民间金融往往具有高利的表征，因而有学者认为，民间金融就是高利贷。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存在一定的误区。一方面，要看到民间金融往往是针对通过正规金融渠道无法贷到款项的主体的融资需求，因此，一般会设定比正规金融高的利率标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还有很多的民间金融形式是具有互助性甚至公益性的，这种类型的民间金融的利率并不比正规金融利率高。
同时，高利贷作为一种已经具有特定含义的民间金融形式，其内涵是设定利率明显违反一般社会正义的民间借贷，因此，法律所许可的高于正规金融利率设定的民间借贷不能一概被称为高利贷。民间金融的高利性，在激励民间资本进入市场，满足不同行业和主体对资金融通需要的同时，也容易引发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二、我国民间金融利率法律规制的不足
目前，关于民间金融利率的法律规定比较零散，多部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虽均有涉及，但民间金融立法与社会实际需求较脱节。
(一)法律规制现状
⒈我国《民法通则》第90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民法通则》中仅有此条文作出了比较原则性的规定，但对于何为合法、何为非法，却未明确，缺乏操作性，尤其是没有规定明确的利率标准。
⒉我国《合同法》第12章专章规定了借款合同，对民间借贷的规定仅限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并采用了无息推定原则。《合同法》第211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
⒊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对于民间借贷利率的有关问题作了规定，包括第122条、第123条、第124条、第125条等。但2015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问题的规定》)已经明确：最高人民法院以前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不再适用。故这些规定现已不再适用。
⒋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第6条明确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这一利率的强制性规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了我国民间金融的运行，已成为区分民间金融活动合法与非法的重要界限。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的《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也做了同样的规定，并将超过四倍利率标准的，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这些民间金融利率方面的法律文件在我国民间金融法律规制领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⒌《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民间借贷的利率、本金、复利、逾期利息、利息约定不明等问题都作了规定。如第26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27条规定了本金的认定，第28条规定了复利率，第29条规定了逾期利率，第30条规定了出借人可主张的利息和费用，第31条规定了自然债务，第32条规定了提前偿还的利息，等等。自此，民间借贷利率与银行贷款利率脱钩，四倍红线标准废止，并且国家承认复利，明确了复利、逾期利息、利息约定不明情况下利息的计算方法。
(二)我国民间金融利率法律规制存在的问题⒈利息、利率计算标准不统一。例如：对借贷双方利息约定不明确时的处理规定不统一。《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要求：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民通意见》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息而《合同法》则是视为不支付利息。从效力上讲，《合同法》为法律，优于作为司法解释的《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民通意见》。
⒉对民间借贷的分类规定不一。《民通意见》就利率区分了生产经营性借贷和生活性借贷，但缺乏具体的规定。而《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合同法》则未区分借款性质。在以往的民间借贷案件中，借款的用途大多是生活性消费或救急，主要是为解决个人生活困难，其互助成分居多;而当前我国现阶段的民间借贷则以经营性用途为主，营利性成为民间借贷的主要特征。对民间借贷高利率进行规制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对弱势借款群体的保护，防止其因自身紧急的财务资金需求而深受放贷者的剥削。在生产性借贷中，借款人借款的目的主要是满足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一般来说借款人通过借贷是能够从生产经营效益中获得利润收入的，在借贷交易中并非如生活性借贷的借款人一样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因此，法律是否要设定特别严苛的利率上限对其进行倾斜性保护，需要进一步探讨和论证。
⒊对于利率的规定缺乏灵活性。与最高人民法院此前出台的《若干意见》中有关民间借贷利率的第6条相比，2015年的《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的相关条款有了较大进步。具体表现为：一是不与银行利率挂钩。二是将民间借贷的利率划分为三档。其中将24%-36%的利率区间设定为自然债务，法律仍然予以承认。这就使得有关民间金融的利率规定更加明确，并且提高了上限，放松了利率管制，促进了民间金融的发展。但由于进行动态调整，缺乏弹性空间，也会存在与社会实际要求脱节的问题。所以，此规定的施行效果有待实践的检验。民间金融的发展目标，是要建成多层次、多元平衡的民间金融市场体系。民间金融包含多种形式且各具特点。就民间借贷关系而言，也要根据其目的的不同区分为生产性借贷和生活性借贷，根据贷方的身份不同而区分为一般性、偶发性的民间借贷(即简单形态的民间借贷)与职业贷款人从事的民间借贷(即中间形态或复杂形态的民间借贷)，其具体利率都应有所不同。不对民间借贷的类型进行区分，统一规定一样的利率水平，显然不能适应现实需要。同时，强制适用这项法定的利率标准，有悖于民间融资短、快、灵的属性，既无法反映市场对资金需求的真实状况，也压制了资金的自由配置，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自由天性。因而，要通过法律规制，建立分类引导、动态调整的民间利率管制体系。
⒋超出利率上限的高利贷仍然仅是不予保护，惩戒力度不够。根据之前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通知》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法律文件，民间个人借贷利率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4倍以上部分应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若干问题的规定》，对高利贷仅是不予保护。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对高利贷采取的是较为谨慎、温和的态度。高利贷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会解决个别借款人的资金急需，但从总体和长远看，高利贷弊大于利，会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甚至引发诸多经济、社会问题。我国学界和实务界多有呼声应将高利贷界定为犯罪行为。这既有利于打击高利贷活动和相关犯罪行为，也能够保障合法的民间融资行为和正常的社会秩序。
三、加强我国民间金融利率法律规制的路径
民间金融利率存在区域性和多样性，与实体经济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利率设定取决于多种因素。所以，对于我国民间金融利率进行法律规制，要在考察民间金融利率的实际情况和影响其波动的主要因素的基础上，明确法律规制的理念原则、制度举措，构建起适应多元化金融市场、动态灵活、多层次的民间金融利率体系。
(一)我国民间金融利率法律规制的理念原则
⒈设定实证化。民间金融具有复杂性，在加强利率管制时，必须进行实证分析。民间金融本身的地域性特点和自身类别的多样化，自然要求利率法律规制必须建立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之上，进行分类动态规制。如果没有数理实证作为基础并对不同情况下的利率加以区别，只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民间借贷的高利率进行严厉打压，这种利率规制不仅没有效率，也难以令公众真正信服。同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不但不会有促进作用，反而会产生一定的阻碍。
⒉稳步市场化。所谓利率市场化，是指政府完全或部分放开对利率的直接管制，使利率由金融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关系决定，按价值规律自发调节。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发展的经验和现状表明，利率市场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同时也应当认识到，利率的基础是社会平均资本利润率，换言之，是经济效率而非资金供求。利率市场化并不是完全的利率自由化，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因此，在坚持利率市场化方向的同时，要遵循市场规律，通过法律规制让利率以社会平均资本利润率为基础，根据不同的民间金融的状况，合理分类设置利率上限，确保民间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⒊利率区分化。民间金融的法律规制必须是区分规制，不同类型的民间金融不能适用同等的法律规范制度。在民间金融利率领域，同样适用这一原则。对于不同类型的民间金融利率规定应当有所不同，对于不同区域的民间金融利率规制也应当有所不同。目前，我国有关民间借贷利率仅仅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若干问题的规定》划分为三个区间，并没有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对之予以规定。经济社会的发展从来都是多元化、多层次的样态，这是由于各地自然条件不同，行业、部门之间存在差异，还有经济活动的各类主体的群落、层次、偏好不同使然。因此，金融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自然也就是多元化、多层次的。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若均按照整齐划一的利率水平要求，会有损于公平正义的实现。而且，民间金融行为本身的复杂性和类型的多样化也要求对不同的民间金融活动适用不同的利率限制标准。
(二)完善民间金融利率法律规制的具体制度设计
⒈区分简单形态、中间形态和复杂形态的民间借贷，进行不同的利率规制。对民间金融的利率规制必须区分不同形态的民间金融形式。根据民间金融行为是偶发性的还是经常性的、是否吸收公众存款以及是否可能引发系统性的风险，可以将民间金融区分为简单形态、中间形态和复杂形态的三种形式。简单形态的民间金融是发生于直接当事人之间的金融行为，其具有规模小、偶发性、平等性、个性化的特征，行为人使用的往往是自有资金，不会引发系统性的风险。其主要奉行契约自由、责任自负的私人治理原则，应当纳入民商法进行调整。法律强制性的干预应当尽量减少，尽可能将利率的决定权交给民间借贷的双方当事人。对于那些急需资金短期调度、资金需求量不大、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的借贷行为，在民间往往以月利率甚至日利率进行约定，立法没有必要进行过多干预。
复杂形态的民间金融即吸收和经营公众存款的组织或机构的金融行为。中间形态的民间金融是介于简单的民间金融和复杂的民间金融之间的金融形式。相比简单的民间金融来说，中间形态和复杂形态的民间金融的资金融通行为是经常性的而非偶发性的甚至是经营性的，贷出资金的人将借贷活动作为其职业。此类民间金融主体的贷款活动类似于银行的贷款业务，对其利率的规定就要施以法律的强制性干预，应当适用一定的利率限制和一定的利率区间，当然这种利率的上限规定应当比正规金融的利率规定宽松。对此，我国在制定《放贷人条例》或类似功能的法规规章时，应该对职业放贷人的利率进行限制性规定。借鉴发达国家民间金融的法律规定，其利率的上限设定基本上都是针对经营性的借贷行为，对于纯粹的私主体之间的偶发性的借贷行为，其利率应当更多遵循私法自治的要求，由当事人自由决定。目前，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的相关规定，对于私主体之间偶发性的借贷行为限制过于严格，其规定实际上应当适用于经营性的借贷行为。
⒉区分生产性借贷和生活性借贷进行利率上限分类规制。当前，我国法律法规中并未对民间借贷依照其借贷目的的类型进行系统划分，只是在《民通意见》第122条的规定中涉及到了生产经营性借贷和生活性借贷的内容。其具体规定为：公民之间的生产经营性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生活性借贷利率。如因利率发生纠纷，应本着保护合法借贷关系，考虑当地实际情况，按有利于生产和稳定经济秩序的原则处理。由此可以看出，该规定在制定之时已经意识到了生产经营性借贷与生活性借贷中借贷人身份、财产状况的不同以及借贷目的的不同，从而导致其借贷利率的法律强制性规定不应该完全一致。只是该司法解释没有对此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虽然关于民间借贷的类型划分及不同借贷类型应适用不同利率上限标准的观点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赞同，但以后的立法上却没有对这一要求予以呼应。
笔者认为，民间金融利率立法应该合理制定利率上限的指导标准，对于从事经营活动的商业融资，由于商业经营活动以获取利润为目的，其偿付能力有一定的保障且商业活动中对于资金的需求刚性不强，经营者可以根据成本收益进行理性分析，因而可以适当提高利率上限。另外，实业生产领域的利率更多体现的是借贷双方之间对预期利润的分配，为鼓励、引导巨额的民间资金进入各个实业生产领域(但应防止其进入楼市、股市等造成泡沫)，这类利率应相对较高。利息管制的唯一合法性前提是借款一方仅仅是为吃饭而借贷的普通农民，企图将该管制扩大到资金充沛的市场上，从而固定工业资本价格的任何尝试必定归于失败。而对于生活性的借贷，由于不产生利润，不创造附加价值，因而从公平正义的角度出发，应当照顾到借款人的利益，适当降低最高利率上限。因为生活消费类借贷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财富积累，且多属于居民生活上的刚性需求，法律应严格采用较低的利率上限以保护金融消费中的弱势群体。有学者认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州消费信贷利率管制的放松有直接关系。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尚处于萌芽阶段，所以不能仓促放开消费类利率上限，以免引发过度的负债消费。
⒊构建多层次民间金融高利率法律责任体系。从发达国家利率规制情况来看，民间借贷高利率的规制应有一个民事、行政、刑事逐级递进的责任体系。我国其他领域的法律规制也有类似的层级。这样的责任体系设计可以对不法行为进行及时、适度的规制，有效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正如有学者所言，在立法上出现了对经济活动领域的一些无序、失范行为，在没有取得规律性认识、没有动用民商法、经济法和行政法手段予以有效调整的情况下，就匆忙地予以犯罪化，纳入刑罚圈的现象，使刑罚的触须不适当地伸入到经济活动的某些领域。这一现象在民间集资领域体现得最为明显。但在对民间金融利率的法律责任确定上，却又出现了另外一个不合理的现象，即只有民事责任，缺乏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了年利率36%的上限，超过此上限不予保护，但对于高利贷放贷人没有采取其他的监管措施或者明确其应承担的刑事责任。
笔者认为，对于高利贷行为，应当秉持分层次的立法思路。首先，寻找高利贷泛滥与金融秩序紊乱的原因，利用经济法律政策对制度缺陷进行修复与调整;其次，通过民事、商事、经济与行政法规的作用对违法行为进行消解，避免蔓延和升级;最后，经过分层处理，通_______过刑法惩治犯罪行为。即对于高利贷行为应当设置行政监管和刑事责任。如果在利率越滚越大的情况下设定行政管制的界限，及时为借款人或放贷人预警，会大大降低高利贷引发社会问题的可能性，降低刑事犯罪的比例。建议借鉴美国的经验，设置一个禁止利率，这一利率界限应高于目前我国司法解释中所确立的36%这一标准，以此作为政府监管民间借贷高利率的标准。超过此利率进行放贷，可以对放贷人进行行政处罚，以平抑民间高利贷无人监管、借款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的局面。设置政府干预的利率上限，可以改变过去月息1成、年利超过100%也没有任何干涉的局面。
民间借贷的类型篇3
关键词：民间借贷；动态博弈；小微企业
中图分类号：D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3）10-0051-03
传统民间借贷多发生于具有血缘或地缘关系的个人或企业之间，因而具有较少的交易成本。但随着民间借贷规模的扩大，交易成本优势可能被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劣势所掩盖，如何有效监管民间借贷成为理论研究及政策实践的热点。何田（2002）认为应鼓励民间资本以金融组织形式准入资本市场，使借贷行为合法化，并规范民间借贷中介，完善民间贷款机构监管制度，以实现民间借贷监管目的[1]。郭斌、刘曼路（2002）认为政府应引导民间金融组织逐步演化为规范化运作的、定位于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民营金融机构[2]。衷正，邓高峰（2011）强调通过民间信贷信息的收集、居民和企业网络信用体系的建立降低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水平，从而降低民间借贷风险[3]。本文将运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对民间借贷中的借贷方、服务中介与监管部门三方的博弈行为进行分析，并依据其分析结果探讨规范民间借贷服务中介监管的有效对策。
一、博弈主体及其支付假设
（一）博弈主体
1.资金需求方。该主体是指在银行遭遇融资瓶颈却亟需资金的小微企业。本文将此类小微企业分成两类：一类是具有创新活力并有明确资金投向，采用现代企业管理，却面临发展资金瓶颈的潜力企业，定义为G（Good）；另一类是缺乏创新活力，管理存在问题，需资金周转且偿还能力薄弱的风险企业，该类企业为B（Bad）。小微企业需借用民间资本作为短期运作资金，企业需提供需求意向书，说明借款计划用途及期望回报等信息，假设G类企业提供真实说明情况的意向书为R（Real）；B类企业真实反映企业自身情况高风险意向书F（Fake），或可以提供通过编造虚假意向书等同于G类企业的意向书R。
2.服务中介。该主体是指为民间借贷提供中介信息、投资咨询、担保等服务的机构，降低资金供给方的信用风险及为需求方提供担保，以双方达成信贷意向而收取服务费为盈利方式。服务中介需根据企业提供意向书对企业进行信息调查和匹配，但服务中介有两种行动选择，即正常途径进行审核或B类公司通过编造的意向书向服务中介说服合谋失败，服务中介都选择统一流程审核（S）资料，即需要支付审核成本C；服务中介审核出编造高风险意向书（Rf）的概率为q，审核不出问题的意向书为Rr，其概率为1-q；当其收到的是B类公司高风险意向书时或者B类公司通过编造的意向书向服务中介说服合谋，此时服务中介选择不审核（D），即不需要支付审核成本。
3.监管部门。该主体是民间借贷服务中介的监管主体，对服务中介匹配达成借贷情况进行复核，减低信贷风险。监管部门有两个行动选择，即对意向结果进行复核（K）或不对意向结果进行复核（nK）。如果复核查出问题监管部门对金融中介进行处罚；如未审核意向结果，信贷交易实现后出现违约情况，由监管部门承担监管失职之责。
（二）支付假设
由资金需求方小微企业发出的R意向书通过中介审核后顺利获得借款，得到收益为Y，未能通过获得贷款收益为0，假设企业制作意向书不需支付成本；小微企业顺利获得借款后需向民间借贷服务中介支付服务费Fe，若B类小微企业说服服务中介合谋获取借款要向服务中介支付服务费Feh，Feh>Fe，Feh中包括企业需支付的合谋成本。服务中介顺利为企业解决借款后，监管部门对意向结果进行复核，发现该项借款过程中存在不合规或出现违约风险时对服务中介进行处罚，处罚包括经济和行政整改处罚，本文统一转化为经济处罚m。处罚m统归监管部门收益，监管部门复核借款意向结果需要花费大量人力、时间等成本，成本为Q；若高风险的意向，监管部门在复核中一定能查出来，但如果未进行复核出现违约，必然造成民间资本损失、社会稳定因素受影响，该损失由监管机构承担，损失计为n。
二、博弈行为分析
（一）博弈主体行为分析
1.资金需求方。G类小微企业理所当然选择R意向书如实反映企业需求及情况，而B类小微企业将根据自己对金融民间借贷服务中介的预测行动做出选择。因为在此模型中监管部门对资金需求方没有直接监管作用，小微企业不需针对监管部门行动策略做出选择。
B类小微企业针对预测的民间借贷服务中介行动策略做出反映。若不论服务中介的行动策略，企业采用F意向书，其期望收益都为零；若服务中介选择与企业合谋采用不审核（D），企业的期望收益为Y-Feh；若服务中介选择统一流程审核（S）资料，企业的期望收益为（1-q）（Y-Fe）。因此，B类企业会选择期望收益高的形式做出行动决策。
2.服务中介。当民间借贷服务中介收到F意向书时，不倾向于给这类企业寻求借款，选择不审核（D）；当服务中介收到R意向书时，若没有收到合谋请求时，中介都会统一流程审核资料（S）；若企业发出合谋请求，服务中介要预测监管部门行动策略后进行行动选择（见表1），预测监管部门选择K（复核），服务中介选择S的期望收益为（1-q）（Fe-C-m），选择D的期望收益为Feh-m，因为Feh>Fe，1-q
3.监管部门。监管部门在采取行动策略前可以判断企业意向书的类型，当意向书为F，监管部门无需进行复核；意向书为R才是监管部门选择的关键，R中分两类，真实的或编造的，假设监管部门对R为真实的先验概率为p，选择K时的期望收益为-pQ+（1-p）（m-Q），选择nK时的期望收益为-（1-p）n；监管部门根据两个期望收益进行行动策略选择。
（二）三方均衡行为分析
根据三方行为分析后，均衡结果取决于企业意向书R的真伪情况和是否发出合谋请求后，民间借贷服务中介做出的策略判断，依据中介判断正确才能有均衡的存在。R为真，中介策略是S；企业发出合谋请求，中介策略是D。具体分析如下：
在企业给出意向是R时，-pQ+（1-p）（m-Q）>-（1-p）n，即p
当p
当p0，Y>Feh时存在均衡策略（R，S，K）；
当p>1-Q/（m+n），Feh-Fe-q（Y-Fe）Fe时存在均衡策略（R，D，nK）；
当p>1-Q/（m+n），Y
综上均衡分析，资金需求方小微企业除非贷款金额所获得收益小于支付的服务费，企业提供意向书目的就是为获得资金，因此，企业意向书会是R类型；民间借贷服务中介行动策略取决于企业支付的合谋成本（Feh-Fe）和审核能力（q）；监管部门行动策略由复核成本Q和对民间借贷服务中介的处罚力度m决定。
三、政策建议
为有效利用民间资本，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和民间资本市场活跃的矛盾，维护民间借贷市场有序运转，结合以上三方博弈均衡结果，对民间借贷服务中介监管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大对民间借贷服务中介违规处罚力度
加强复核监督并建立有效的惩罚机制，增加违规中介的罚款额度，设置违规处罚警戒线，将列入信用黑名单严格复核。监管机构根据服务中介违规造成信贷风险的高低，将服务中介违规情况进行等级划分，罚款额度与违规等级相挂钩；并且依据处罚情况进行累计，设置警戒线对达到一定程度的服务中介列入信用黑名单，监管机构对该黑名单中服务中介采取必复查的机制。通过处罚和信用记录来淘汰信用较低、不遵守行业准则的服务中介，增强监管威慑力，保证服务中介所处行业整体信誉度。
（二）授权第三方机构参与信贷复核，提高监管效率
与银行贷款相比，民间借贷金额小，涉及企业数量繁多，从复核范围和成本角度考虑，由监管部门复核成本较高，因而可采取授权第三方机构参与复核以降低成本和扩大覆盖面。例如聘请会计师事务所、投资评估机构进行第三方复核，采用非官方力量监督查核相关信息真伪。监管部门可以由财政支付资金加上从罚款中收入支出作为相关第三方复核的工作费用；借鉴“不相容业务分离原则”，监管部门随机选取第三方机构复核。
（三）规范民间借贷服务中介的行为
通过建立标准化资料审核机制，规范相关服务资费标准。规范民间借贷中介市场体系，从准入、业务范围、业务标准、收费标准、退出等方面规范化把关审核，让民间借贷服务中介运行合法、正常、有序。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规范服务中介业务标准，有效规避民间借贷风险。如果民间借贷业务风险控制不到位，直接导致贷款方经济利益损失，进而损害服务机构的行业信誉，该服务中介将会承担沉重的代价。因此，服务中介内部流程标准化的建立，有利于服务中介控制信贷风险。相关监管部门鼓励引导民间借贷服务中介向正规金融服务机构管理方向发展，建立标准化资料审核机制，合理制定资费标准，监控资费标准调整程序。
（四）建立资金需求方强制信息披露制度
为减小信息不对称影响审核的难度，要求资金需求方增加企业相关信息披露内容。资金需求方信息的真实性是决定借贷风险大小的关键因素。目前民间借贷服务中介无法完全获取资金需求方的真实资产状况和经营情况，难以资金需求方资质进行有效评估从而增加了信贷风险。因此，监管部门可以通过在信息披露制度上给予民间借贷服务中介支持，并协调服务中介与正规金融机构间关于客户信息系统的构建及沟通查询问题，节约服务机构信息收集成本；监管部门规范资金需求方借贷意向及相关信息披露内容，例如：包括资金需求方财务报表、资金用途、经营管理人员情况等在申请或借贷期间进行定期向服务机构披露，监管部门需采用强制信息披露。
参考文献：
[1]何田.“地下经济”与管制效率民间信用合法性问题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2（12）.
民间借贷的类型篇4
关键词：浙江省；中小型企业；民间融资；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2.1；F127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8-000-02
前言
民间融资实质上是指接待人和放贷人之间，主要以高利率的借贷方式，得到更多资金支配的一种经济活动。在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全国的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强省。基于浙江省各地区的地理环境、历史基础和经济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其纺织品、小商品和皮革类商品业得以迅速的发展，形成了众多的中小型企业，但是在这些中小型企业在制定新的发展战略时，资金不足严重制约了其长远的发展。
一、浙江中小型企业民间融资现状
据统计，浙江省境内中小企业占浙江省所有注册企业的99.97%，截止2015年12月浙江省中小型的工业型企业的总产值高达3465.78亿元，占全省工业生产宗旨的65.46%，从这样的数据得知，在浙江省境内中小型企业逐渐成为该省经济体系中重要的支柱，属于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1]。
为了保障正常的经营和发展，企业的经营者会选择不同形式的融资方式，在国家现有的金融机构无法获取资金的使用权，使很多经营者面临破产的现象频发。在这样的状况下，浙江省中小型企业在开展融资的经济活动时逐渐转向民间。为了对浙江省中小型企业开展民间融资活动状况进行全面的了解，以温州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的市场报告中获取到温州中小企业2012年～2015年开展民间融资活动状况的相关数据，如表1所示。
通过上述的数据得知，温州市中小型企业开展民间借贷经济活动中，在2012年的民间借贷资本高达6200亿元人民币，在2013年，温州市中小型企业开展民间融资的总资产达到7440亿元人民币，与2012年相比增长12%；在2014年，温州市中小型企业开展民间融资的总资产达到9672亿元人民币，与2013年相比增长13%；在2014年，温州市中小型企业开展民间融资的总资产达到12573.6亿元人民币，与2012年相比增长13%。温州市中小型企业开展民间借贷经济活动的数据充分的说明了民间贷款的经济活动异常活跃[2]。
二、浙江中小型企业民间融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民间融资金融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
民间融资属于形式较为自由的一种融资模式，具有隐蔽的属性经常处于监管真空的状态，这样的局面使得相关单位和组织难以掌握融资的真实状况，加大对民间融资状况控制和管理的难度。当前浙江省相关部门对民间融资的监管与处罚主要是针对民间融资纠纷发生和不良社会影响出现之后才开始采取监管的行动，这样的状况充分体现民间融资形式在借款程序方面存在较高的隐蔽性，而在融资方面经济纠纷发生之前，很难实施对民间融资所引起不良事件的发生，与正规金融机构相比，民间融资不具有科学的和全面的监管力度，这样的融资环境下很难为借贷双方提供满意的金融服务[3]。
（二）民间融资借款主体方面存在的不足
其中借款主体采用民间借贷形式过程中，由于没有相应政策与严密的程序作保障，直接影响着参与民间融资经济活动双方的利益和权益[3]。例如，在2015年11月10日，在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民间借贷经济纠纷的案件，被告李先生在2011年和2014年向原告孙先生某借款300万元人民币，并先后出具了借据和收款，被告李先生按月利率1.5%向孙先生支付三百万元的借款利息至2014年5月，之后再未向原告孙先生支付一定数额的利息，也未对本金进行偿还。此案的出现充分的说明了由于民间借贷由于手续不完善所导致的纠纷，虽然在最终的判决中令被告李先生偿还所有利息和本金，但是这样经济纠纷的出现为健全民间融资模式敲响了警钟。
（三）民间融资借款程序方面存在的问题
在浙江省民间贷款方面，由于程序较为简单，使得整个借贷过程为中小型企业在选择民间借贷的形式来获得资金使用权时，该种融资方式和正规银行办理融资和借贷手续相比相对简单，即民间融资方式中借贷的手续不完善，通常情况下只有口头的约定以及书面借据的形式，民间融资操作程序与手续原始，一旦出现借款人违约的行为，合同中相应的条款受受到损失，并且容易引发不同种类的经济纠纷[4]。
（四）民间融资用款单位方面存在的问题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企业在经营后得到的利润具有不确定性，在偿还民间贷款的过程中，由于相应的手续存在不健全的因素，或者很多中小型企业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借贷主体与用款企业存在一定的联系，例如，朋友和亲属，这样的关系存在，使得在还款时间期限到，而企业盈利状况不佳的情况下，容易出现推延和不还款的状况[5]。
（五）民间融资资金规模方面存在的问题
在民间借贷方面，其资金的规模大小不一，有些贷款的数额较小，也有些贷款的规模较大。对于规模小的贷款的案例而言，双方承担的资金风险相对较小，而对于借贷资金规模较大的案例而言，双方承担的风险较大，这样的状况严重的影响了民间融资的安全性。这样的环境未能给借贷双方提供利益保障，无法满足借贷双方的根本需求。
（六）浙江民间融资金成本方面存在的问题
采用民间融资方式对于现今浙江中小企业而言，与向正规金融机构相比，前期的资金成本相对较低，但是在形成借贷关系之后，民间融资方式的资金成本相对较高，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对该地区民间借贷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数据如下：2012年12月至2015年12月，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年利率分别为23.01%、24.81%、24.43%、24.38%。温州2016年3月开始典当行5个月以上的借贷月利率从2014年6月的0.022元（约合年利率26%）涨到0.03元（合年利率36%），而短期借贷已超过0.08元（合年利率96%）。
（七）民间融资在债务风险方面存在的问题
通过上文的阐述得知，浙江省很多中小型的企业在发展中，为了获得更多的发展资金，不得不选择其他形式的融资，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多资金的使用权，很多企业的经营者会采用民间借贷的方式，而民间的融资利率要高于正规金融的贷款利率，在浙江省很难过处于经济增长上升期时，对项目投资的热情较高，同样使得社会资金需求也较高，这促使了民间借贷的经济活动异常活跃，并使民间借贷过程中的利率逐渐上升[6]。
三、优化浙江中小型企业民间融资的策略探究
（一）完善民间融资金融政策
为了更好的改善中小型企业融资的外部环境，应对民间融资进行分类并实施相应政策的管理，在鼓励和支持中小型企业集约集聚发展的基础之上，按照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的特点和特色，一方面制定相应法律法规，扶植民间资金融入到经济体制变革的行列中。另一方面把握政策创新与金融创新的客观规律，创新体制和机制，打破中小型企业在制定未来发展战略时遇到的资金瓶颈，降低中小型融资过程中花费的融资成本，为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助力，
（二）树立民间融资借款主体安全借贷意识
现阶段，基于财务信息不对称等方面的原因，使得浙江省局部地区民间的借贷利息相对较高。基于这样的状况，需要将相应的融资平台予以构建与完善，为民间融资建立一个能够发挥其实际作用的平台，同时还能对金融过程中存在的风险进行有效的应对[7]。应构建集成化的融资组织，充分的利用其自身的长处，进而更好的掌握贷款企业实际的运行状况，其中包含对企业信用状况、经营项目和经营状况的分析与评估等[8]。
（三）健全民间融资借款程序
浙江省政府应设立中介周转的机构，通过各级政府成立专门的机构，对大数额的借贷进行登记备案，并开展民间借贷服务的试点中心，引进社会的中介机构入驻到监管部门中，为参与借贷的双方提供登记、资产评估和借贷合约公证的服务，进而引导民间融资经济活动向规范化和阳光化发展。
（四）加强对民间融资用款单位的监管力度
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发展下，互联网形式的金融属于当下具有创新性质的形式，而浙江省中小型企业在开展金融活动时，对于采用互联网金融方面的发展相对滞后。基于这样的发展状况，浙江省各级政府应按照当地的实际状况，遵循普惠金融的原则，来促进企业、贷款公司和担保机构之间的网络化发展和服务，来提升新业务的开展率，能对民间融资进行更全面的监管和控制，进而杜绝中小型企业和借贷方在财务信息上的不对称，这样才能有效的改善民间融资的资金规模。这样的方式能在很大的程度上提升对用款单位的监管力度，进而保障民间融资形式的健康发展。
（五）形成科学的民间融资资金规模
基于现今电子商务形式金融借贷的发展状况，能更好的辅助中小型企业的发展。例如，京东众筹的互联网金融企业。目前，企业在采用互联网融资方式时，以京东众筹为例，其最大的特点是采用纯上线的形式进行运作，网络信息平台不参与融资的活动中，而是对参与对参与融资的双方信息进行匹配，借贷人所借款的利率在最高利率的限制下，进行自主设定。在电子商务平台中，借贷双方的信息得以透明化，民间融资资金的规模得到适当的控制，保障了民间融资形式的正常开展。
（六）有效的控制民间融资金成本
通常情况下中小型企业为了获得紧急性的资金周转，不惜花费较高的利率来获得资金的使用权，这样就增加了企业的财务支出，使得本来效益较差的经营状况不断下滑，在这样的状况下，不利于企业的稳定经营和长远的发展，很难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和健康的环境。
基于这样的状况，应构建民间融资的监管机构，在浙江省温州地区，但部分的民间借贷的月息均在0.03～0.05元左右，即使是长期借贷，月息基本在0.03元左右。浙江省其他各地区若能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建立类似这样民间融资利率，不仅有助于政府对民间融资动态的掌握，同时还能保障借贷双方的根本利益。
（七）制定有效的民间融资在债务风险应对策略
加快建立适合民间融资的信用体系，在实际操作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实施：一是完善金融服务体系，统筹安排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培育具有发展潜力和优势的企业；二是建立适合民间融资的信用环境；三是构建民间融资形式的信用数据库；四是构建金融监控协调机制，这就需要浙江省政府的扶持和帮助，才能有效的保障民间融资的平稳发展和运行。
四、结论
通过本文的论述得知，民间融资形式的开展日益活跃，为中小型企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从金融政策、借款程序以及债务风险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上的问题。针对这样的问题，应引起相关单位的高度重视，在本次研究中提出了相应的优化策略，望能对浙江省民间融资起到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邢欢.温州中小企业“二次创业”的民间融资问题研究[J].商业会计，2013，09（03）：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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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窦亚芹，李跃中，陈莹莹，等.中小企业民间借贷融资存在的问题及治理对策[J].会计之友，2012，06（34）：91-93.
[6]吴伟萍.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现状、问题与对策――基于浙江台州的实证分析[J].企业研究，2010，08（06）：45-46.
[7]朱峻宏.民间借贷：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有效解决途径――基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J].商场现代化，2010，08（21）：106-109.
民间借贷的类型篇5
我国高利贷认定标准的民事立法沿革
通常认为高利贷是指超过国家利率限制的民间借贷，属于民间借贷的一种，本质上是一种平等主体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应属民法调整，所以有关高利贷法律规则，特别是高利贷的认定标准应当属于民事立法的任务之一。但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宜粗不宜细”的民事立法传统，大量民事法律规范在民事“立法”的层面都付之阙如，这导致:一方面，民事活动要遵守国家政策，另一方面，司法解释长期发挥着“立法”的功能。因此，对我国高利贷认定标准的法律规则的梳理，其范围就不能局限于立法机关的立法，还应包括实践中具有法律效力的民事司法解释和其他国家政策。最早出现高利贷字样的司法解释是1952年11月27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城市借贷超过几分为高利贷的解答》(以下简称《最高法院解答》)。《最高法院解答》称:“关于城市借贷利率以多少为宜的问题，……一般不应超过三分。但降低利率……非法令规定所能解决问题。为此民间自由借贷利率即使超过三分，只要是双方自愿，无其他非法情况，似亦不宜干涉。”《最高法院解答》对当时的城市借贷利率提出指导性的“三分”标准，只是当借贷超过“三分”利率时，法院针对性的考量是当事人是否出于自愿，而不是根据“三分标准”来判断。这说明当时城市借贷中只有违背自愿原则的才是高利贷。1981年5月8日《国务院批转〈中国农业银行关于农村借贷问题的报告〉的通知》(以下简称《国务院通知》)指出，必须严格区别个人之间的正常借贷与农村高利贷活动。农村高利贷活动是指从事高利盘剥，并为主要经济来源，严重危害社会主义经济和人民生活，破坏金融市场的活动，而农村个人之间的正常借贷利率偏高的，不能视为高利贷。对于利率偏高的正常借贷，银行、信用社要加强信贷活动，及时调整信用社利率，用经济办法引导农村借贷利率逐步下降。也就是说，利率偏高的不一定是高利贷。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最高法院解答》和《国务院通知》都体现出政策制定者意识到正规金融对于民间借贷市场利率的反向关系，并试图用正规金融来引导农村民间借贷市场的努力。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第90条体现出立法未竟的禁止高利贷的意图。但如前文所述，高利贷的认定标准并没能获得认可。1988年4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贯彻通则意见》)第122条规定:“公民之间的生产经营性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生活性借贷利率。如因利率发生纠纷，应本着保护合法借贷关系，考虑当地实际情况，有利于生产和稳定经济秩序的原则处理。”该《贯彻通则意见》的特色在于:第一，将利率作为公民之间借贷是否合法的判断根据之一;第二，区分公民之间的借贷为生产经营性借贷与生活性借贷，并规定两者可以适用不同的利率水平;第三，将确定利率是否合法的权力交给法院自由裁量，裁量的根据是当地的实际情况，当事人是否自愿不再是考量的重点。1990年12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对《贯彻通则意见》进行了修改。原第122条被修改稿第139条所取代，规定:“公民之间借贷的利率，生活性借贷利率不得高于国家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2倍，生产经营性借贷利率不得高于国家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国家银行贷款利率发生变化的，当事人之间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办理;没有约定的，按照出借时国家银行的贷款利率计算。”修改稿虽然还是坚持了高利贷分类界定的特色，是否认定为高利贷依然属于法官裁量权，但是提出了高利贷的一个刚性的认定标准———银行利率的2倍或4倍。199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民发〔1991〕21号)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包含利率本数)。”在继续保留了审理法院自由裁量权的前提下，不再区分民间借贷的类型，高利贷的刚性认定标准统一为国家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1999年我国《合同法》第211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该条是规范民间借贷的专门法条，但遗憾的是该法条使用的准用性的规范方式，将合法的借款利率交由“国家有关限制利率的规定”处理的方式，并没有从法律上解决高利贷的认定标准，而是让高利贷的认定标准重新成为一个政策问题。“国家有关限制利率的规定”是利率政策的另类表达，从我国的部门职能分工来看，其应属中国人民银行的职权范围。2001年4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高利贷认定标准问题的函》(银办函［2001］182号)表示:“原则同意……借贷利率高于法律允许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3倍的为高利借贷行为”。然而此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4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以高利贷形式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出借资金行为法律性质问题的批复》(银办函［2001］283号)再次调整高利贷的认定标准:民间个人借贷若利率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规定的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2002年1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银发［2002］30号)再次规定，民间个人借贷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的4倍。超过上述标准的，应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这就是当前我司法实务界接受最广、使用最多的高利贷定义和认定标准。
我国高利贷认定标准的立法特点与不足
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反高利贷的民事立法，但是通过动态考察我国高利贷认定标准的民事立法，其特点和不足显而易见。(一)高利贷的认定标准从主观标准向客观标准转换，司法能动性渐失新中国成立之初，《最高法院解答》对当时城市的民间借贷，主张以当事人之间是否出于自愿为确定高利贷的标准，体现出当时司法部门试图从当事人意思表示的自愿性角度来界定高利贷的思路，而且法院享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力。直到1988年，《贯彻通则意见》中仍然保留法官的裁量权，只是裁量依据从当事人是否“自愿”转换为“当地的实际情况”这样一个更为客观的标准，裁量权的行使也渐失自由。自《贯彻通则意见》开始，我国就以4倍银行利率的标准来界定高利贷，不再考虑当事人的主观因素，也不考虑当地“实际情况”，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被“剥夺”，高利贷认定标准和方法都彻底地客观化。逐渐客观化的认定标准一方面让高利贷的认定更简便，但限制了民间借贷这种合同行为的自由，主体的意思自治不再是立法考量的重点。合同自由被剥夺的同时，法官司法的能动性也在消逝。(二)反高利贷规范效力层级较低、高利贷认定标准表述不周、内容冲突上述列举的我国的高利贷认定标准大多由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文件所规定，效力层级低。正是由于立法层级低，又政出多门，所以文件表述不严谨，而且文件之间屡有冲突。譬如，我国司法实践中适用最广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的“银行同种类贷款利率”没有明确是指人民银行还是商业银行。两者的区别在于人民银行对应的是基准利率，商业银行对应的是浮动利率。不过适用任何一种都很牵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人民银行没有对外“贷款”职能，因此基准利率作为参照利率不合法理。而自《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0号)起，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是以人民银行的基准利率为基础经适当浮动加以确定的，目前其贷款利率的上限都被取消了，因此各商业银行的浮动利率就是参差不齐而且经常变动的，4倍利率就是一个不能统一、不可捉摸的数值，这样来确定高利贷的利率标准，似乎更不合适。此种情形，学界和实务界早有澄清要求，但最高法人民院并未回应，中国人民银行也没有明确。(三)反高利贷规范放弃了我国民间借贷类型化的尝试，统一确定4倍利率为高利贷的认定标准，与反高利贷立法主流的价值诉求相悖。在我国反高利贷立法沿革中，区分不同类别的借贷适用不同规则调整的意图非常明显。《贯彻通则意见》规定，民间借贷分为“生产经营性借贷”和“生活性借贷”，生产经营性借贷的利率标准可以适当高于生活性借贷利率。生产经营性借贷和生活性借贷的区分依据是贷款人借贷目的的不同，也有学者使用“商业性高利贷”和“消费性高利贷”来表述。［3］对二者进行区分体现了反高利贷立法的目的与价值。主流的观点认为反高利贷立法限制高利率的前提是基于借方的由于缺钱所导致的由他人摆布的地位，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在信贷市场上的低收入的消费者，［4］体现出立法者公平的价值诉求。消费性高利贷和生产性高利贷的借款人的交易地位不同，消费性高利贷的借方借贷目的是生活需要，借贷时往往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属于交易弱势一方，所以法律需要对其进行倾斜保护，但商业性高利贷的借方借贷目的是从事营利活动，其对于借贷对象的选择和借贷利率的接受是经过自己专业和理性的衡量，在借贷行为发生时并不存在相对于出借人的弱势地位，从而无需法律干涉。从比较法的角度看，消费性高利贷是各国反高利贷立法作用的主要对象。例如在德国，对于消费者信贷和企业信贷的效力认定是不同的，对消费者信贷，年利率超过30%就可能被认定为暴利，而对企业借贷，法院的认定较为宽松，即使年利率为94%甚至180%时，也不认为当然构成违反善良风俗或暴利。［5］我国现行的反高利贷立法不再区分借贷目的，凡超过利率限制的都构成高利贷。这种采用同一标准的做法，显然淡化了反高利贷立法的传统目的和主流价值。近期，对于高利贷谴责主要针对生产性高利贷，社会发出了禁止生产性高利贷的呼声更为强烈，笔者以为这是一种背离了传统价值诉求的立法要求，也是我国反高利贷“一刀切”式立法的后遗症之一。
高利贷认定标准立法比较考察
货币融通是人类最古老、最普遍的行为，因此，规制利率的反高利贷立法在各国法律中或多或少都有所体现，但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利率自由化进程的加快，部分国家的民商事立法对高利贷的认定不再规定刚性的利率标准(interest－RateCeiling)。以此标准的有无，笔者将各国高利贷的认定标准的立法类型区分为管制模式和自由模式。(一)管制模式管制模式是比较传统的模式，以美国多数州、日本等国为代表，其法律规定超过国家规定利率上限的借贷为高利贷。在美国，反高利贷立法为州法，所以各州规定不同，例如，福罗里达州以年利率18%为高利贷的标准，加利福尼亚州以年利率12%为高利贷的标准。在日本，以年利率20%的为高利贷的标准。由于该模式以对刚性的利率上限管制为己任，笔者称之为管制模式。对这种立法持支持态度的人往往是从经验的角度主张“借贷人总是(历来如此)受到出借人支配，会服从于出借人的极度的盘剥和贪婪的要求，除非借款人受到法律的保护。这是反高利贷立法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和对该立法进行解释的基本原则，反高利贷立法避免借款人受到出借人的控制，使借款人从他自己的弱点或无助所导致的不公平的后果中解脱出来，因此这样的成文法得以通过。”［6］在这种立法模式下，消费性借贷的利率限制一直是规制的重点。不过，在这些国家，为避免管制模式可能对市场配置资源效率造成危害，各国无不规定大量的商业性借贷豁免。例如，美国出于保护商业活动中资金市场化的需要，美国联邦立法机构于1980年通过了优先于州法适用的《储蓄机构解除管制和货币控制法》，取消了对诸多借款机构的管制，放宽了用于商业和农业贷款、首次抵押贷款以及联邦保险的存款机构和小额商业投资公司所发放的贷款的利率限制，［7］以至于现在“除了(购房)按揭领域，高利贷立法都是漏洞:经营性贷款、汽车贷款和赊销账户基本上被完全豁免于高利贷立法规制之外”，［8］这些豁免是避免反高利贷立法成为金融创新的障碍的必要措施。(二)自由模式德国、英国法律不规定借贷的利率上限，笔者称之为自由模式。自由模式虽然不规定刚性的利率上限作为高利贷的认定标准，但是其对于消费者的利益也不是不加关注。考虑到借贷中弱势群体的利益，上述各国在民法总则或其他法律中通过规定暴利和显失公平民事行为无效或可撤销，将是否认定为“高利贷”的请求权赋予弱势群体，再由法院认定，从而达到个案公平。例如，德国以暴利行为制度来调整高利贷问题，其构成为: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明显的不相称关系以及一项附加要素。对于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明显的不相称关系的判断上，法官要考察当地和借款目的才能确定是否相称;在附加要素的判断上，法官要以是否有悖于“善良风俗”的标准来考察当事人的主观心态，要求“获利的一方主观上有‘应受谴责的态度’(dieverwerflicheGesinnung)，有对‘健康的国民感受’(dasgesundeVolksempfinden)的背离”，需要法官根据证据自由裁量。［9］立法赋予法院对高利贷认定权和自由裁量权，这有利于发挥法官的司法能动性。自由模式的立法理由大多是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认为反高利贷立法不但不能达到保护弱者的目，而且实际上也非常容易规避。一方面，反高利贷立法让资金更稀缺，借贷人借贷更为困难;另一方面，从一个高通胀和高借贷利率的更长期间来看，资金会流向那些放贷人可以赚取高额回报的其他市场。虽然流出的高利贷资金也许会为其他企业投资做贡献，但是更有可能的是，这些资金会转换面目进入到不存在高利贷限制的其他借贷市场。［10］研究高利贷的权威，比如英国的本森、法国的图高特和美国的戴纳，通过研究得出相同的结论:利率的高低是货币市场的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试图用法律去规制利率是无效率的。英国、法国和美国马萨诸塞州就撤销了他们的普遍的高利贷立法。［11］(三)两种立法模式比较将高利贷认定标准区分为管制模式与自由模式两种类型，不但是一种形式上的区分，这两种立法模式所体现的立法价值和规范重点也明显不同，相对而言，自由模式更能契合当前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社会现实。首先，从立法价值上来说，管制模式刚性的利率认定标准可以为高利贷认定提供一个客观层面的标准，而这一标准的确定往往体现了国家金融管制的要求，对于具体的高利贷行为人来说，哪怕其借贷行为是出于对自己最有利的考虑和自愿，也不会得到法律的承认。管制模式的立法侧重于秩序，而自由模式的立法侧重于自由。当然自由价值能否得到法律的尊重，还要考虑到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损害到社会或第三人利益。笔者以为，自由模式的立法能在部分国家得以贯彻的事实，间接证明了借贷双方的行为与社会和第三人利益无涉，所以借贷中的自由价值理应得到法律的尊重。其次，从立法体系性来说，管制模式由于其过于刚性的利率标准与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往往相悖，所以不得不通过法律的例外规定软化其在实践中的适用。但是，过多的例外性规定也让原来的刚性标准的适用范围急剧减小。这种立法模式在立法体系性上的不协调日益明显，而自由模式则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显示出其越来越广泛的适用性。最后，从法律治理的模式来看，管制模式是立法至上的产物，而自由模式体现了立法对司法能动性的尊重，社会的法律治理从注重普遍性原则发展到注重个体差异。在管制模式中，立法机构规定的利率标准是一刀切的普遍适用的标准;而在自由模式中，是否构成高利贷，是由法官根据证据能否证明行为人行为时主观上违反了自愿原则，所以非常倚重司法中个案的判断。而市场经济中，市场的特异性和市场参与者的理决定了自由模式更符合当事人的需要。当然，法治水平也决定了自由模式能否达到尊重自由的初衷。纵观各国立法，由于管制模式中也有许多的例外性规定，而自由模式中也不乏强制性标准的适用案例，再加上社会生活的弹性适应，所以在当前的立法实践中，两者适用的效果差别并不像理论上那么明显。
民间借贷的类型篇6
关键词：小企业 信贷约束 关系型借贷
融资困难是小企业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据国家信息中心和国务院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等机构调查，81％的中小企业认为，一年内流动资金部分不能满足需要，60.5％的中小企业没有1―3年中长期贷款。小企业由于公开经营信息等成本太高、固定资产等可抵押担保品不足，以及所有者和经营者常常合为一体，造成借贷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形成了相对大企业的信贷约束。随着小企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不断上升，尤其在扩大就业、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实现社会专业化协作、进行技术创新等方面发挥出日益重要的优势和作用，针对小企业融资困境，有必要深入研究小企业融资特征以及融资困境的内在成因。
一、文献回顾
(一)国外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对中小企业融资理论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信贷配给理论。Stiglitz与weiss(1981)指出，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产生均衡信贷配给的基本原因。当面临对贷款的超额需求时，银行为避免逆向选择，不会用提高利率的办法来出清市场，而是在一个低于竞争性均衡利率的水平上对贷款者实行配给。在配给中得不到贷款的申请人即使愿意出更高的利率也不会被银行接受，因为高价的借款人可能选择高风险项目，降低银行的平均资产质量。where(1983)的信贷配给模型拓展了Sfigliz等人的理论，指出在借款人风险中性的条件下，银行的抵押品要求也可能成为信贷配给的内生机制。(2)关系型借贷理论。Greenbaum与thakor(1993)认为，当小企业无法从银行得到正式的贷款承诺，或者无法获得无条件承诺的贷款合同，企业就会寻求变通的办法。方法之一是诉诸市场机制，通过购买长期的含有佣金的隐性合同，企业与银行可以建立更紧密关系。这是借贷双方在具有相对稳定的长期交易关系和有效的跨期贷款定价与交叉补贴机制激励下，凭借嵌入在一定社会关系网络内声誉机制和集体惩罚机制的约束作用，提供非外在约束的承诺，进而产生的具有隐性契约特征的关系型融资和约。一些学者认为，较强的“关系”可以使小企业在贷款可获得性、缓解贷款利率、可抵押担保品要求方面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BergerandUdell，1995；machauerandweber.2000)。在Diamond(1991)研究的基础上，Graceo.Kim建立了关系投资模型，认为小企业在初始阶段愿意支付较高的利率作为信誉佣金，以保证其在未来获得更好的信贷条件。Graceo.Kim将小企业的激励相容条件分类为获得银行贷款的必要激励相容条件和获得资本市场资金的必要激励相容条件，在此框架内建立了一个基于关系贷款的对银行信贷的需求模型，分析了“关系”在决定信贷价格和信贷数量的角色意义。(3)小企业融资研究。Berger(1998)根据美国小企业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在大银行合并后，小企业得到的贷款减少；小银行之间的合并则会使小企业得到的贷款增加。Berger，RosenandUdell(2001)在研究了市场规模结构的变化如何影响小企业从一个特定级别的银行获得贷款规模的概率后发现，贷款规模不会因为银行规模而下降。同时发现，银行规模变化会影响贷款利率。研究结论是，在由大银行主导的市场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会相对较低。Strahan和weston(1998)研究认为，小银行合并之初，多样化的好处使合并后的银行抗风险能力增强，从而能够向小企业提供更多的贷款；但随着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银行开始有能力向大企业提供贷款，且内部管理也越来越复杂，所以银行对小企业的贷款比率就会下降。Cavailuzo(1998)发现，在小企业信贷市场上，存在着种族歧视，对于美国少数民族企业主，银行往往有较低的贷款承诺率，这些企业也会放弃寻求从市场上获得贷款。
(二)国内文献回顾 目前国内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症结分析和融资渠道的选择上。林毅夫和李永军(2001)指出，由于信息不对称，中小企业存在着使用其信息优势在事先的谈判、合同签订过程和事后资金使用过程中损害资金提供者利益的激励因素，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张杰(2000)从信用角度分析，认为民营经济的金融困境是渐进式改革过程中的内生现象，民营经济与银行之间脆弱的横向信用联系不足以维系对其金融支持，因而民营企业的金融困境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信用困境。张捷(2002)指出中国的金融业改革导致银行贷款决策层次上移，不利于基于“软信息”的关系型借贷开展，再加上信用担保体系的不完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林毅夫和李永军(2001)从我国劳动力丰富、资本稀缺的要素禀赋出发，认为我国中小企业进行直接融资的成本较高，企业规模的限制决定了采取编制公开财务报表上市要承担巨大的信息成本；从企业的技术类型看，中小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唯一的方法是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贺力平(1999)认为，妨碍我国银行机构扩大对中小企业信贷支持的主要因素是银行机构缺乏企业客户风险方面的足够信息，从而不能做出适用的风险评级并提供相应的信贷服务，指出可以通过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和转变国有金融机构的经营方式来解决贷款者与中小企业借款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从以上可以看出，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也已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依据中小企业的划分标准，中小企业在资产总额、年销售额的差距可达几十倍以上，从而在融资能力、融资渠道、资信水平、社会认同度等方面中小型企业间有着较大的差距。将中小企业置于同一框架内，以相同标准进行研究结论可能更适合中型企业。同时，国内学者对中小企业信贷融资方面的研究多专注于成因、对策及理论解释方面，运用数据资料进行实证研究较少。本文以特定区域内小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际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力求找出影响小企业信贷融资约束的影响因素。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本文依据信贷配给理论与关系型借贷理论提出了研究假设。
(1)信贷配给理论。一般认为，中小企业的特点决定了银行信贷是其发展过程当中重要的融资来源之一，因此，关于中小企业信贷配给问题的讨论也是中小企业融资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均衡信贷配给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按照银行标明的利率，所有贷款申请人的借款需求只能得到部分满足；另一类是银行对不同的借款人实行差别待遇，一部分信息不透明的企业的借款需求被拒绝，这类企业多为小企业。Besmr(1987)讨论了抵押品在信贷配给中的作用，他认为抵押品可以和利率同时作为银行分离贷款项目风险类型的甄别机制，也就是银行可以通过企业对抵押品数量变动的反应的敏感程度来分离高风险和低风险的贷款项目。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有实力、盈利能力强、能提供担保的小企业能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
(2)关系型借贷理论。一般认为，小企业贷款技术方法可归为四类：基于财务报表型、资产抵押型、资信评估型与关系型(BergerandUdell，2002)。前三种贷款技术属于交易驱动型贷款，是银行在企业经审计财务报告和可置信资信评估等“硬信息”分析基础上做出的，而关系型借贷是基于银企间长期信任合作关系所产生的“软信息”做出。小企业由于规模限制与可担保抵押品限制，在使用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和可置信资信评估报告方面面临高成本约束，因而在交易型贷款使用方面与大企业相比存在明显劣势。但其在使用关系型借贷方面，特别与地方专业型小银行的合作具有独特的优势，表现为优惠的贷款利率、降低贷款的抵押担保要求等。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与银行关系良好的小企业能获得更多的信贷支持。
(二)样本及数据选择 我们对郑州市小企业进行了实地调研，取得有效样本95家，企业类型包括工业及建筑类、商业批发与零售类、高新技术类、住宿与餐饮类等。为便于数据的可比性，本文主要采用2007年度的数据。样本企业中不包含国有小企业和外资小企业，由于其背景的特殊性，在融资方面与普通民营小企业存在明显差异。在郑州市小企业融资结构中，主要依靠内源融资，商业信用为19.56％、银行信贷为17.78％、民间借贷为11.63％。在95家样本企业中，仅有10家左右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小企业的融资来源中，银行信贷处于第一的位置，这些小企业经营业务稳定、风险较小，而且固定资产总额占总资产的比例较高。由于一些小企业财务管理水平低、报表账册不全、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可能存在个别数据不准确的情况。另外样本企业只是郑州市小企业极小一部分，是否反映郑州市小企业的总体情况还值得商酌。
(三)变量定义 根据本文研究需要，因变量设定为小企业的银行信贷，通过该指标评价小企业的信贷约束状况。根据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小企业银行信贷主要与以下两类因素有关：一是小企业的基本特征，如企业规模、有形资产、盈利能力、商业信用等。其中，企业规模以主营收入来评价，表明企业的生产规模与现金流入能力。有形资产主要指固定资产净额、货币资金、存货与应收账款等，反映企业抵押担保能力与负债能力。盈利能力的强弱与企业能否获得银行信贷密切相关，尤其是反映企业核心业务的主营业务利润指标。商业信用是企业间的相互融资行为，延长付款期能暂缓企业的融资需求。二是银企关系，如贷款形式、企业申贷成本、与银行业务往来的时间等。其中贷款形式反映企业是以抵押和担保的方式还是以信用形式获得贷款，如果是前者，则信贷约束较强。申贷成本反映企业获得贷款所付出的代价，主要是贷款利息以及咨询费、评估费等，申贷成本越高，信贷约束越强。与银行业务往来的时间长表明与银行建立了良好关系，有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基于以上分析，得到如下解释变量(表1)。
(四)模型构建 依据相关基本理论和影响因素分析，构建如下基本计量模型：
Y=β0+β1size+∑β2itangibleasset+β3profit+β4Credit+β5Form+β6Cost+β7time+ε
公式中Y为银行信贷需研究的因变量，ε是均值为0、方差为σ2随机误差项且相互独立，各解释变量与ε相互独立。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回归分析 将所有变量引入回归方程估计模型，再使用逐步回归法构建最适模型，回归结果见(表2)。回归结果与模型设定基本吻合，与银企关系相比较，企业的基本特征对小企业的信贷约束更为显著。
(二)结果分析 从上述回归分析结果看：
(1)固定资产净额对小企业信贷约束最为显著，表明固定资产较多的企业会受到银行信贷的支持。这反映了银行对小企业放贷的主要依据是可抵押担保不动产，强调贷款可抵押担保品要求，从金融机构看主要是确保贷款的安全性，但说明了小企业信用体系与信用制度的缺失和金融抑制政策对小企业信贷需求的扭曲。(2)主营业务利润与信贷的相关性并不显著，说明该指标并不是银行信贷的决定因素，同时也说明盈利能力强的小企业更多的依靠自身利润积累和留存收益等内源融资，而不依靠外部融资。而且，主营业务收入、存货以及应收账款等也不是银行机构放贷的决定因素。主要是由于小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差，生产经营中不确定因素较多，主营业务收入波动较大，对负债的保障能力差。由于法律的限制，存货、应收账款等不能用于小企业担保。而中国人民银行(2004)的调查显示，我国约50％的中小企业资产是以应收账款和存货的形式存在。这加剧了小企业的信贷约束和融资困境。因此，改革金融担保制度也是缓解小企业信贷约束的有效途径。(3)应付账款可以缓解小企业对银行信贷的需求，在银行存在惜贷的情况下，通过商业信用的方式进行替代，也证实了小企业信贷约束的严重情况。调查显示，样本企业商业信用主要是本地客户和有长期交易关系的客户，普遍采用“一批货款压一批货款”的付款方式，而且是零利率、无折扣形式。对于非长期交易、非知根知底以及外地客户主要采用现金结算。这也证实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缺失对小企业融资渠道所产生的负面影响。(4)紧密的银企关系有助于缓解小企业的信贷约束不明显。主要在于我国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银行信贷需抵押担保的要求，银行没有动力与企业建立长期关系而获得其经营状况的信息，以此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表明金融制度的设计需要进一步改革，而且金融借贷利率以及行业进入等受到国家严格的限制，小企业很难通过“关系型借贷”方式获得借款。
四、结论与建议
民间借贷的类型篇7
一、引言通常情况下，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存在跷跷板效应。这和社会上资金配置流动方向有关，而资金配置流动由投资者行为和金融市场变化等多方因素决定。在宏观经济走弱、利率走低时，债券市场可获得一个较高较为稳定的收益率时，此时投资者选择放弃股票市场的风险收益，进而转向投资债券市场，体现为企债指数升高，而股指走低的现象；同样地，当宏观经济向好，利率升高时，投资股票市场将会获得更高的收益率，此时投资者更偏好投资股票市场，资金由债券市场向股票市场流动，表现为股指攀升，企债指数下降的现象。股市和债券市场的跷跷板效应保证了投资者投资时，可以通过两市的投资组合规避系统风险。然而，当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同时下跌时，反映出宏观经济内部存在潜移默化的改变，使得股市和债券市场的资金流动，表现为资金大量撤出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那么，这些资金到底流向了何处？下面，简单介绍一些我国的“股债双杀”现象发生的历史。在2000年之后，我国一共出现了两次“股债双杀”现象。时间分别为，2003年8月到2004年4月，债券市场下跌，大周期上处于熊市的股票市场在此期间也出现了3个月左右的同跌。而在在2011年的第三季度，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同时走低，造成了保险和基金的大面积亏损。由于考虑到2005年的股改对于股市的巨大作用，因而，本文着重研究2011年的“股债双杀”现象的影响因素。二、文献回顾“股债双杀”现象在2005年股改之后仅发生一次，时间是在2011年第三季度。考虑到股市和债券市场的重要地位，一方面，股市和债市不仅受到宏观经济政策影响波动较大，例如，宏观的货币政策，尤其是对于利率和存贷款利率的调整，国家的发展规划等，都对其发展产生直接影响。而且，在微观经济体系中，投资者行为，企业融资结构等对于股市和债券市场也存在影响。因而，本文主要从这两方面来探究“股债双杀”现象的成因。在对宏观经济政策影响方面，本文参考了一些学者关于股市和债市的溢出效应研究，但是本文仅结合时事对其溢出效应原因给出定性分析。在微观的投资者行为变化中也主要参考新古典微观理论和现代金融理论中对于投资者行为的研究。另外，文中只用了存款准备金率，利率，银行间拆借利率等数据和股市、债市指数进行了回归分析，作为定性分析的依据。三、分析思路“股债双杀”现象指的是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同时出现持续下跌的情况。这种情况在我国股票和债券历史上一共发生2次，表现是股指和债企指数同时下跌，特征是持续时间为3～6个月。下面本文将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分析“股债双杀”现象的内在原因。1．宏观经济影响分析———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和利率双轨2011年1～6月，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和热钱大量流入，央行6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对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准率从18．5％调整至21．5％，直接冻结资金多达3700多亿。在货币从紧的宏观形式下，商业银行可放贷资金减少，被迫不得不控制信贷额度。通过2011年第三季度的上海银行间拆借利率（Shibor）走势也可以看出，在第三季度，银行同业拆借率保持在一个稳定的较高水平内，反映了当时市场上资金紧缺的状况。同时，由于宏观货币政策调控，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提升有限，但是要求的融资信用额度较高。相对的是，金融以及非金融机构，民间自然人等以更高的利润参与到多种形式的资金交易中去，形成了与商业银行并驾齐驱的多元化的社会融资体系。利率双轨制的存在使得对资金的寻租成为可能。在同一经济体系下，不同市场主体对于资金价格的承受能力不同，导致了竞争环境的不公平。对银行基础利率对股市债市指数做一元回归，也发现其存在着显著的反方向影响。商业银行可贷款的缩减，造成的直接影响就是中小型企业的融资成为困难。据2011年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抽样调查的3．8万小型微型工业企业中，仅有15．5％的企业可以获得银行贷款，这对于发展初期的企业可谓是举步维艰。在这种情况下中小型企业不得不寻求其他的融资渠道———民间融资。民间借贷指的是除正规借贷之外的借贷，它处于国家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的范围之外，不在官方的统计报表中被披露，属于一种非正规的金融活动。其实，民间借贷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自从1978年之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民间借贷也进入其蓬勃发展阶段。民间借贷具有参与主体和资金来源的广泛多样，借贷方式灵活，借贷利率市场化等优点。而正规借贷，包括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从资本市场融资等，一直受大型企业垄断，中小型企业都受到了极大的约束。为了解决资金压力，保持企业的生产经营持续，中小型企业不得不寻求民间融资。2．微观经济影响分析———投资者行为研究2011年，由于从银行的贷款难，民间借贷市场供需两旺，借贷利率一路走高，平均年利率超过了20％。根据中信证券的研究报告，中国民间借贷市场总规模超过了4万亿，约为银行表内贷款规模的10％～20％，在最为活跃的温州等地，民间借贷得到了政府的极大支持。一些地方民间融资的利率甚至超过了100％。这对于投资者来说是极大的利诱。根据现代金融学理论中关于投资者行为的分析，认为投资者行为是非理性的，这一性质决定着投资者在面对超常的利益诱惑时，会忽略投资带来的风险。除此之外，投资者面对超常利润时会出现“追风效应”，“羊群效应”等。因而，在民间借贷规模和容量迅速膨胀时，投资者更倾向于选择将资金从股票和债券市场上撤出，投资地下钱庄等。通过对股票指数和利率做回归发现，股指高低和利率走势有反向运动的规律，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股民会在通过判断利率高低来选择投资资金方向的时机。下面，本文将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来反映2011年当时投资者面临的民间借贷膨胀的情况。根据央行温州中心支行监测口径显示，2011年一季度各月份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年利率分别为23．01％、24．14％和24．81％，单季上涨11．91％，比上季度涨幅高8个百分点。同样在民营经济活跃的江苏，民间借贷利率年息甚至高达60％以上，是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6．56％的近10倍，过高的资金成本已经使很多小企业脱离实体。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将近11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近40％。在市场货币供应量较少，银根收紧的情况下，面对高额的利息收入，投资者选择将资金撤出股市和债市，转而投资民间借贷，民间借贷市场资金的补充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个体和企业的股票债券资金。从上面两点的论证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股债双杀”这一现象一方面是受宏观货币政策影响，另一方面是金融市场中存在于股票和债券市场的部分资金流入民间借贷造成的短时间内股票和债券市场走低。下面，本文将对“股债双杀”现象带来的影响进行总结。#p#分页标题#e#四、“股价双杀”现象带来的影响1．对保险业和基金业的影响2011年“股债双杀”时期，主要依靠投资股票、债券和流动性产品的保险业和基金业投资收益大幅下降，甚至出现大幅亏损。据国泰君安数据显示，剔除分红、融资及非经常性因素后，第三季度净资产变化，中国太保损失7．2％，中国平安损失7．5％，人寿损失10．6％。另外，2011年第三季度债券型基金平均跌幅达到4．5％，跌幅最大的债基（剔除分级债基子份额）下跌幅度达到14％。尽管，在2011年第四季度和2012年年初，保险业和基金业出现了取得了不错的收益，但是“股债双杀”现象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保险业的偿付能力，引起基金业和保险业的震荡。2．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投资者资金流入民间借贷市场，缓解了中小型企业融资困难的状况，有助于企业度过难关，持续经营。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对于民间借贷的管制不足，民间借贷的宽松融资要求短期内缓解了企业融资困难的状况，但是其“高利率”还是存在着极大偿付隐患。从长期来看，一些企业由于无法偿付高额的利息和及时偿付本金，造成破产，不规范的民间借贷，也对一些企业经营者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3．对投资者的影响在短期内，投资者利用资金的流动来获取高收益，但是整体来看，民间借贷的高风险不容忽视。尽管现在市场上出现了所谓的民间借贷担保公司，但是国家对于民间借贷担保公司管制不严格，这些公司的经营状况，管理质量无法保障。因而，盲目地转移投资可能会给投资者带来巨大的亏损。4．长期影响预测2011年的“股债双杀”现象仅出现了三个月，时间较短，而且之后，在股市低迷情况下，投资者资金回流股市，使得股市复苏。但是，一方面，资金流入民间借贷市场，而国家无法监管这部分资金的流动，使得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难以发挥其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羊群效应”的存在，更多的投资者投入到股市和民间借贷市场的联动投资中去，在不规范的民间借贷市场运作下，可能会造成投资者资金回收困难，投资者丧失信心，进而引起社会动荡。五、政策建议1．央行丰富货币政策，加快市场利率化改革为了避免“股债双杀”现象再次发生，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提高其科学性和准确度，不仅要考虑可监测的经济数据，同时也要考虑可能存在的隐患，通过丰富货币政策篮子，来缓解大幅资金流动带来的对股市和债券市场的冲击，保证金融市场稳定发展。另外，正规借贷和民间借贷的利率双轨化也造成了民间借贷的不规范。实际上，当银行存贷款利率上调，因而，央行可以考虑通过调整存款类机构的存贷款利率来抑制民间借贷的膨胀。2．规范民间借贷市场，完善相应法律法规民间借贷正规化已经是一个被提及很久的问题。国家在这方面也做了努力，1999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括利率本数）。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但是这些规定已经远远无法满足目前的实际情况。因而，国家应该尽快建立和健全民间借贷行为的法律法规，规范具体的操作环节。利用法律手段，来保护借贷双方的利益，引导民间借贷健康发展。3．建立和完善中小型企业信用制度中小型企业通过商业银行融资困难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其中主要原因是中小型企业的信用额度较低。为解决中小型企业借贷问题，政府应该建立和完善征信制度，对企业进行信用评级，制定奖惩措施，构建一个有效的信用体系。与此同时，中小型企业也应该加快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建立诚信经营的形象，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小型企业的贷款问题。
民间借贷的类型篇8
本文案例启示：民事民间借贷与商事民间借贷在资金功能、社会作用、法律监管等方面都存在重大差异，在刑法评价上必须区别对待。判断民事借贷是否构成犯罪，必须考察其是否严重侵犯了金融监管秩序。如果民间借款后发放高利贷的行为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可以以非法经营罪定罪量刑。而单纯闲置资金单向经营性的高利贷行为，则无需刑法介入。
[基本案情]吴某经营一家未经注册的担保公司，从事高利贷活动。2009年至2011年间，吴某以资金周转为由，按3%—5%不等月利率分别向宋某、赵某、刘某等12人（2人是牌友及通过朋友介绍认识）借得人民币559万元。借得款项后，吴某将所借款按照7%—10%的月利率分别转借给程某、李某、胡某等十余人，从中赚取利率差价。2011年10月起，吴某因无法收回程某等人借贷资金，而停止向宋某等支付借款利息。2012年3月吴某失踪无法取得联系。宋某等人报案，吴某于2012年8月被抓获，其无能力归还借款。
该案争议焦点是：（1）吴某民间借贷行为是否损害了刑法保护的法益；（2）吴某未经国家批准经营高利贷的行为是否认定非法经营罪；（3）吴某潜逃数月是否可以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4）吴某虚构借款理由行为能否认定有诈骗行为，进而认定为集资诈骗罪；（5）吴某是否向不特定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其中（1）至（2）涉及刑事司法介入民间借贷的界限，（3）至（5）涉及罪的区分。
一、正确界定民间借贷的刑法法益
（一）民间借贷的“民商二重性”
正确发挥刑法惩罚性功能，就必须在适用刑法之前，对民间借贷的含义进行准确界定。民间借贷虽古已有之，但目前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对其内涵与外延都存在一定的分歧，观点主要包括主体说、国家管制说、民商二重说等。主体说认为金融组织之外的借贷都是民间借贷。我国司法实践也主要采此说，如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公民之间的借贷纠纷、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应作为借贷案件处理……”，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国家管制说认为一切不受国家控制或监管的即属民间借贷。民商二重说则主张民间借贷资金性质是用于生产、生活，而非用于从事资本或货币经营。
笔者认为，上述对民间借贷内涵的界定都反应了民间借贷的某些方面的特征，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体说从借贷主体出发对借贷是否适法进行定义，但有些借贷虽然是自然人、非金融组织进行的借贷，但其借贷主要从事类似金融机构的资本、货币经营，应不归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民间借贷。国家管制说的缺陷如同主体说一样，目前绝大部分自然人、非金融组织间借贷都游离在国家管制之外。而民商二重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间借贷的本质。我国采取的是“民商合一”的立法体制，此体制下一般不区分民事性质借贷和商事性质借贷。实际上这两种借贷的区分度较大，一般民事民间借贷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有偿或无偿借用资金的借贷行为，而商事民间借贷是以收取利息为目的具有资金融通功能的商事借贷行为。在“民商合一”立法体系中，两种民间借贷从形式上体现出来的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所形成的借贷关系，仅仅从借贷主体、合同、协议等方面一般无从判断是民事民间借贷还是商事民间借贷。不过两者在资金功能、社会作用、法律监管等方面都存在重大差异，一般民事民间借贷是自发性非逐利的民事活动，这种民事活动可以促进社会生产和流通，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中小企业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上的资金需求，促进经济发展。而商事民间借贷带有逐利性质，是资本、货币经营运作，这种运作不仅要受民事法律调整，同时因为此种借贷可能影响到金融安全和稳定，同时受行政法律法规调整，要接受金融监管。在刑法评价上对此两种性质的民间借贷必须区别对待。具体在本案中，由吴某的借贷合同无法分辨出该借贷行为的性质和是否属于国家监管范畴，但从民商二重性很容易分辨该借贷行为性质，吴某以谋取利差为目的的资金借贷行为，已经超出一般互助型民事借贷的范畴，属于以营利为目的商事民间借贷。
（二）判断民间借贷构罪依据是刑法法益
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刑事司法也必须贯彻这一目的。判断民事借贷是否构成犯罪，必须看民事借贷是否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我国法律不禁止民间借贷，但是禁止自然人、非金融机构像正规金融机构那样进行借贷活动，即禁止严重扰乱金融监管秩序的借贷活动。因此在判断民间借贷行为是否构罪，要判断借贷行为是否严重侵犯了刑法保护金融监管秩序。民事民间借贷行为通常都是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其不在政府金融监管的范围内，没有侵犯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刑法对此行为一般也不予干涉。根据刑法保护的法益，我国关于民间借贷的犯罪主要集中在商事民间借贷中，涉及罪名主要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高利转贷罪、集资诈骗罪等罪名中。
同时因为民间借贷的概念是整体概念，涉及主体既包括借入方也包括贷出方，有的主体即是借入方也是贷出方。其中因借入行为构罪涉及罪名主要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等，因贷出行为构罪的主要是高利转贷罪、非法经营罪等。因此在本案中吴某借入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集资诈骗罪，而贷出行为可能构成高利转贷罪、非法经营罪。
二、“贷”方出资行为的罪与非罪
在本案中，因吴某高利转贷的款项来源不是从银行借款所得，因此不符合高利转贷罪构成要件。但从规范层面目前刑法没有高利贷罪，在司法实践中有观点认为高利贷行为可以构成非法经营罪，但争议很大。
高利贷与正常民间借贷的界限，主要是按照利率的高低来确定，超过法律对民间借贷规定的最高利率，牟取非法高额利息的行为就是高利贷行为。我国民事司法审判中并不是对一切高利贷行为都予以禁止，仅是对高于同期银行利率4倍部分利率法院不予支持。实际上，“高利贷也是一种市场经济下的合同行为，而且是一个最优化的契约包括分担风险程度及具体的风险变化程度。”[1]特别是在经济不发达时期，高利贷可以满足自然人或非金融组织等非经常性支出的资金需求，此种高利贷可以定义为互助型高利贷，这种高利贷出现纠纷，借贷主体双方通过民事诉讼就可以解决，这也是长期以来国家和政府一直未对高利贷进行强制干预的原因之一，此时刑法更不必介入。
但经营型高利贷已经脱离民事型借贷转向商事型借贷。这种貌似基于双方自愿的借贷关系中，过高甚至超过本金的利息给借款人带来沉重的负担，引发极度不公平，存在借意思自治破坏公平原则，在全国各地都有以非法经营罪对经营型高利贷入罪的判决。但也有主张经营型高利贷合法化的观点，认为经营型高利贷虽然约定了高利，但这是缔约双方合意的结果，法律不应惩罚。
民间借贷的类型篇9
2011年，在我国市场流动性趋紧的大背景下，各地的“地下钱流”规模扩大，“游资猛虎”纷纷出山。在我国民营经济较发达的浙江、福建、江苏、内蒙古等地区，民间借贷较为普遍并有日益活跃的势头。媒体披露浙江省温州市、义乌市、宁波市、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江苏省泗洪县石集乡、福建省厦门市、南平建阳市等已成为民间借贷的主要区域，这些地方民间借贷资金数以千亿。然而从2011年3月份开始，就有温州中小企业主“跑路”，鄂尔多斯企业主身亡等事件频出。种种迹象表明：与民间借贷相关的纠纷案件在增加，民间借贷的市场风险在增大，多数民营中小企业所选择的民间借贷融资风险及其防范已经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话题。
二、民间借贷含义与途径
（一）民间借贷含义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它组织之间的借贷。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只要双方当事人意见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因借贷产生的抵押相应有效，但利率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
（二）现阶段民间借贷途径现阶段我国的民间借贷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通过小额贷款公司获取资金，以珠三角地区为例，有抵押物情况下，贷款月利率为2.5%至3%，无抵押贷款，月利率为6.8%至10%；二是行业之间的拆借，一般常见于大型的交易市场，通过同行介绍或者业务往来，资金需求方可以6%至12%的月息得到资金；三是资金来源比较复杂的各种地下钱庄。
三、现阶段民营中小企业盛行民间借贷融资的原因
（一）民营中小企业银行贷款难我国较长时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金融业作为服务行业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信用体系很不完善，市场化程度不够，导致国有金融企业长期处于卖方市场。另外，法律政策对金融业的垄断和管制，金融行业的准入门槛高等，造成了我国的金融业现状与经济发展的需求之间存在差距和矛盾。这种体制下，国有银行的资金绝大部分贷给了国有企业，而最需要资金的民营中小企业借不到或者很难贷到银行的资金。
（二）民间资本借贷供需迅速扩大一直以来，我国民营经济无论在数量还是规模上，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增大，同时这些发展和壮大中的民营中小企业又亟需资金支持。但是2011年我国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信贷规模减少后，首先缩减的是中小企业的贷款规模，资金成为制约大部分民营企业发展的“瓶颈”，大量的民营中小企业遭受资金寒流，从银行贷不到钱时自然就会另觅他方。与此适应的是目前我国民间借贷资金来源渠道众多，借贷规模迅速增大。据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与高和资本联合的《民间资本与房地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民间资本的规模远远超出业界预计，温州民间资本5000多亿元，山西有10000亿元，鄂尔多斯是2000多亿元。如此大规模的民间资本供应和民营中小企业迫切的资金需求一拍即合。
四、现阶段民营中小企业民间借贷融资风险
（一）民营中小企业民间借贷比重增加，企业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加大2011年，全国工商联对17个省市中小企业的调研结果显示，当前民营中小企业的生存困难程度，甚至超过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初期。银根的紧缩，致使绝大部分民营中小企业的资金链绷紧，有90%以上的受访民营中小企业表示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有数据显示，在2008、2009、2010三年中，中型企业选择民间借贷的比重为48.3%，小型企业则高达67.8%。2011年7月，温州市金融办对350家企业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温州企业运营资金构成中，银行贷款占比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2个百分点，民间借贷占比则提高了6个百分点。更为典型的是鄂尔多斯市，每一个房地产项目几乎都要向民间资本借钱，一般是40%～50%的资金来自民间资本，甚至有些楼盘的所有资金都来自民间资本。这些无疑加剧了民营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从而使得企业总风险整体上升。
（二）民营中小企业民间借贷利息成本上升，企业资金链断裂风险加大在2011年持续偏紧的信贷政策下，民营中小企业融资成本普遍上升。有数据显示，民营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普遍上浮30%～50%。以民间借贷最活跃的温州为例，《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数据显示：当地民间借贷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民间借贷利率也处于阶段性高位，年综合利率水平为24.4%，个别年化利率甚至达到了180%。实际上制造业中小企业的年毛利润率通常不超过10%，一般在3%～5%之间。这无疑大大加剧了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三）民营中小企业多头民间借贷行为增多，信用危机蔓延风险加大所谓“多头”是指企业对多家贷款人都有借贷，可能超出其负债能力，资不抵债，导致破产。在民间借贷盛行的地区，往往资金量巨大且参与者众多。牵涉其中的不仅有工商企业、普通家庭，甚至包括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一旦出现危机，冲击面和危害不容小觑。具体而言，波及工商企业会影响当地的实体经济；波及银行会危害当地金融体系的稳定；波及普通家庭会造成当地社会的负面影响；而融资企业在其他机构的借款可能不被担保公司掌握，这种情况下，就对担保公司的担保业务产生极大的风险，如果担保公司对“多头负债”没有足够的重视或没有足够的甄别能力，势必影响担保投资业务的安全性，对投资人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五、现阶段民营中小企业民间借贷融资风险防范策略
（一）政府部门规范管理，切实防范民间借贷风险隐患民间借贷涉及主体利益众多，其风险与企业内部经营风险有很大不同，因其具有很强的外溢性，所以一旦风险失控，极可能形成扩散效应，引发连锁反应，最终风险会向普通民众蔓延。因此防范民间借贷风险，政府应站在维护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改善民生的高度，加强协调配合，综合实施相关政策。一方面，政府应针对民营中小企业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结构性减税、定向宽松等行之有效的应对政策，以减轻这些企业的税负成本，帮助这些企业度过经营难关。另一方面，政府应积极实施建立多层次的融资体系，为不同类型企业提供不同的融资场所，真正减少民营中小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再者相关部门和机构应当尽快制定出台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让民间借贷在阳光下运作，使之规范化和有序化。
（二）金融机构切实帮扶，创新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方式长期以来，我国企业信贷融资市场参与主体主要是商业银行，相对民营中小企业而言，银行贷款融资门槛较高，企业很难贷到资金。金融机构应切实帮扶，将信贷等资源多向实业倾斜，特别是向民营中小企业倾斜。在创新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方式方面，金融机构可以成立类似民营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中心的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实行单列规模和单独考核，从而建立较完善的中小企业内部信用评级体系，制定契合中小企业特点的分类评级和信贷准入标准。通过这些金融机构创新服务民营中小企业的服务方式，实现民营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和增量的扩大。
（三）民营中小企业提高自身多元化融资能力，根本解决融资难题一是做好企业融资战略，提前进行资金规划。通常企业的融资战略规划一般体现为：大企业3～5年，中型企业2～3年，小型企业1～2年之前应该作出很好的规划，这对企业的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很重要。二是调整企业发展模式，慎重扩张经营规模。处于成长期的民营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大多会为了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而追加资金。但目前面临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民营中小企业应审时度势，收缩经营规模，采用“稳健而保守”的经营风格，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企业向主营业务之外扩张应谨慎再谨慎，除非遇到非常有吸引力的项目，否则企业不应轻易寻求高额民间借贷的途径进行融资。三是适应不同融资环境，提高自身多元化融资能力。一方面，民营中小企业应该有意识地培育自身的融资能力，特别是多元化的融资能力，以适应未来在不同金融环境下的融资需求。另一方面，民营中小企业不仅要多元化融资，而且要精于多元化融资。只有掌握了多元化融资的操作技能，才能“以万变应万变”，做到在风云变幻的资本市场中游刃有余。
民间借贷的类型篇10
论文关键词p2p网络借贷法律风险金融监管民间借贷
一、p2p网络借贷平台的起源和特征
p2p即peer-to-peerlending,指有资金并且有理财投资意愿的个人,通过第三方平台,将资金贷给其他有借款需求的人,其双方分别是放贷人和借款人,有闲置资金并希望获得增值的投资人成为放贷人,有资金需求的一方成为借款人。p2p网络借贷平台的雏形可以追溯到亲戚朋友间的互助借贷,以解决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借贷也逐渐从网下发展到网上。最早的借贷平台于2005年在英国诞生;现在在欧美等国由于个人信用体系建设比较成熟,知名的借贷平台美国的prosper、LendingClub,英国的Zopa、德国的auxmoney,韩国popfunding,巴西的Fairplace等。2007年,我国第一个p2p网络借贷平台上线运营,经过近十年的发展,p2p借贷理念快速传播,平台人气也急剧增长,为我国借贷市场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带动了经济发展。
首先,传统的借贷是基于公民、法人及相互之间信任产生的借贷,并且传统的金融机构往往有着复杂的借贷手续和高额的利息,而p2p网络借贷平台在民间借贷的基础上,利用互联网为借贷双方提供快捷的交流平台,促成借贷意向,具有电子化、信息化、网络化、高效便捷的特点;其次,借贷主体的范围由基于认识并且信任的亲戚朋友,扩大为任意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且信誉度的自然人,而且贷款门槛低,极少需要担保,这也使得传统金融机构难以覆盖的借款人在虚拟空间里也能享受贷款的便捷。现有的金融机构无法满足市场经济下多元化的信贷需求,使得越来越多地的小微企业放弃门槛较高的正规金融机构,进而转向民间借贷,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p2p平台的产生和发展。
二、p2p网络借贷平台的模式
自2007年,作为国内较早的借贷平台——拍拍贷成立以来,p2p借贷平台数量不断上升,目前国内p2p借贷平台主要有红岭创投、宜信、人人贷等,其运营模式大致有以下四种:
(一)担保机构担保交易模式
此类平台的交易模式大多属于“一对多”类型,即一笔借款需要由多个投资人投资。担保机构担保交易模式是最安全的p2p模式,它们仅作借贷平台中介,不吸储、不放贷,只提供金融信息服务,由合作的小贷公司和担保机构提供双重担保。此种模式的优势是可以保证投资人的资金安全,如果遇到坏账,担保机构会在拖延还款情况发生后及时将资金打到投资人账户,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投资人急需用钱,可随时转卖债权提取账户中的资金。
(二)债权合同转让模式
债权合同转让模式属于“多对多”类型,借款人的借款需求和投资人的投资是随机组合,然后获取债权对其分割,通过债权转让形式将债权转移给其他投资人,获得借贷资金。这种“双向随机组合”的借贷类型有助于降低借贷风险。投资人发放贷款,获得一定时期的债权,借贷平台将这笔债权进行金额、期限的拆分,利用资金和期限的交错配比,不断进行拆分转让,吸引资金的同时获取债权。
(三)实体企业推出的互联网服务平台
实体企业推出的互联网服务模式属于“一对一”类型,即一笔借款只有一位投资人,而且需要投资人在网上自行操作。此类平台有实体企作为背景,由传统金融行业向互联网辐射,因此在业务模式上更具金融机构的专业特色。线下审核、全额担保虽然是最安全的借贷交易形式,但并非所有的网络借贷平台都能负担这样的成本,而且由于“一对一”类型的借贷债权清晰,存在资金供应不足和流动性差的问题。
(四)新兴p2C网络借贷模式
p2C的指persontoCompany,是个人与企业之间的融资借贷模式,p2C平台通过线下开发优质的中小企业客户,并引进具有一定实力的担保机构对项目进行担保,在线上通过网络借贷平台寻找投资者的模式。相比p2p网络借贷,p2C借贷模式是更为安全、高效、透明的金融创新模式,结合了线上线下的优势,p2C借贷,借款方被严格限制为有良好实体经营、能提供固定资产抵押的中小微企业,从结构本上解决了p2p模式中的固有矛盾。
三、p2p网络借贷平台存在的风险
p2p网络借贷平台作为互联网金融创新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促进借贷双方达成借贷意向,弥补传统金融机构不足的同时,作为新兴行业,也给现有的金融体系和金融监管带来挑战。现有p2p网络借贷平台存在的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p2p平台借贷流程制度不规范
在借贷交易过程中,放贷人借出的资金在一段时间内由p2p平台实际控制,那就不能避免p2p平台非法使用投资人的资金问题,如2012年发生的“淘金贷事件”。p2p平台仅作为为投资人和借款人达成合作意向的平台,本身不能实际占有投资人的资金,因此,在借贷流程制度方面尚存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