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共问题篇1
【关键词】市场营销；社会公共；问题研究
引言
社会公共问题与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从市场营销的视角下开展社会公共问题的探究，将市场营销理念充分的与公共问题解决工作的开展相结合，可以更加有效的使得社会公共问题得以解决，进而实现我国的和谐稳定社会的良好建设，促使我国社会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加理想的发展前景。
一、市场营销视角下的社会公共问题的解决的可行性研究
在市场营销学的理论当中，主要的营销手段是以顾客的心理为基础，通过探究顾客的需求和心理活动来完成营销活动的开展。同时在市场营销工作的开展进程中，市场营销工作人员往往会采用专业的研究方法来开展市场活动的探究工作，通过研究顾客的消费行为和消费信息来进行营销方式和营销内容的拟定。开展社会公众问题的解决，也主要是通过了解公众的具体需求和信息反馈，解决公众在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因此市场营销学的理论应用方式，与社会公众问题的解决方式存在着很大的相同之处。采用的视角的不同，可以使得社会公众问题的解决方式也发生变化。例如公众所普遍关心肥胖问题，我们可以将肥胖问题划分成为公众健康问题，也可以将肥胖问题划分为个人体质和生活习惯的问题。因此既可以认为肥胖问题是公众健康政策的不完善所致，也可以认为肥胖问题是由个人的遗传因素以及个人的自制力因素造成的。开展市场营销视角下的社会公共问题的解决的可行性研究，市场营销的视角可以使得公众问题的解决方式，更加贴近公众的需求。由此可知进行市场营销视角下的社会公共问题的解决，具有较为理想的可行性。
二、市场营销视角下的社会公共问题的解决的专业性研究
开展市场营销视角下的社会公共问题的解决的专业性研究，可以将市场营销视角下的社会公共问题的解决的专业性分为以下的几个方面。
（一）市场营销视角下的社会公共问题的解决的针对性研究
市场营销理念在设定、探究以及总结顾客的行为信息以及需求的方面有着较强的针对性和专业性。政府在进行社会公共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也需要这种专业性。例如政府在进行企业污水排放这一社会公众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就需要首先明确以下问题：企业进行污水处理的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污水的排放对于当地的环境造成的污染程度；企业如果全面的开展污水排放的处理工作，存在着哪些障碍以及需要多少资金预算。应用市场营销的角度进行企业的污水排放问题的全方面分析，当地政府才能够良好的做到“对症下药”，进而有效的实现城市企业污水排放的治理，为城市居民创造出更加优良的生活环境，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二）市场营销视角下的社会公共问题的解决的高效性研究
同时市场营销学对于开展“公众宣传工作”，也具有较强的高效性。市场营销工作者在进行产品销售的工作过程中，会充分的应用现代宣传手段，例如网络、多媒体、新闻资讯以及广告等等，提升产品的信息在公众中的传播速度，进而获得更加理想的销售效率。在开展社会问题的解决工作的进程中，同样需要这种专业性的宣传手段，例如公益广告、公益节目都是有效的宣传方式。例如在解决城市公共环境问题的过程中，政府不仅需要建立起完善的城市垃圾处理系统，同时也需要开展城市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的宣传工作，呼吁人们爱护城市环境，以乱扔垃圾为耻，以文明守纪为荣，才能使得城市的环境问题真正的得以根本上的解决，实现了城市环境问题的解决的高效性的保障。
（三）市鲇销视角下的社会公共问题的解决的沟通性研究
专业的市场营销工作人员在开展市场行销工作的进程中，为了使得产品更加符合顾客的满意度，会定期的为顾客发放市场调查问卷，从而及时的获得顾客的信息反馈，进行自身的产品和服务的改善。政府开展社会公共问题的解决工作，也是为了使得公众获得更加理想的生活环境，因此也需要及时的接收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将市场营销理论应用与社会公共问题的解决工作的开展进程相结合，政府在解决公众问题的过程中，也可以采用市场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群众对于社会公众问题解决方式的考察，将群众的意见有效的与社会公众问题的解决的流程开展相结合，则可以使得群众对于社会公众问题的解决方式的满意度获得有效的提升。
三、结束语
开展市场营销视角下的社会公共问题研究，首先应当进行市场营销视角下的社会公共问题的解决的可行性研究，进而开展市场营销视角下的社会公共问题的解决的专业性研究，市场营销视角下的社会公共问题的解决的专业性主要包括：公共问题的解决的针对性和公共问题的解决的高效性以及社会公共问题的解决的沟通性。开展社会公共问题的探究，将市场营销理念充分的与公共问题解决工作的开展相结合，可以更加有效的使得社会公共问题得以解决，促使我国社会更加和谐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亮.走向网络化治理：社会治理的发展进路及困境破解[D].吉林大学，2016.07：142+167
[2]马贵侠.社会营销视角下公益组织服务项目的运作机理研究[D].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6.13：0254
[3]王超.包容性视角下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开发模式研究[D].华侨大学，2014.06：5156
社会公共问题篇2
一、专利保护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内涵
专利保护主要就是指以专利法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一套科学有效的保护机制，对于专利主体的相关利益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同时对于专利客体的利益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保护作用，专利保护主要是用来平衡专利所有者、专利使用者、以及专利发明主体之间的相关利益关系，并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和制约机制，以此来保障各方的合法权利。
社会公共利益主要就是指涉及到社会公共生产生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社会主体的需求，简单来讲社会公共利益主要就是相对于个人利益而言，它主要代表的是多数人的利益，同时，公共利益主要就是者社会为其所有成员努力努力争取的基本目标的综合体。
专利法具有十分明确的公共利益目的，主要是因为专利法在保护个人合法权权益的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因为智力成果自身就带有相应的社会价值，对于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十分显著的作用，由此看来，专利保护对于个人乃至整个社会来讲，都是不可或缺的。不断提高专利保护力度，完善专利法是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
二、专利法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机制
（一）保障社会公众对专利技术的接近
专利法在使专利所有者享有的专利权带有一定程度上垄断性，但是并未降个人权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完全的隔绝，专利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社会大众对专利技术的享用和接近，这就使专利的垄断性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形成了稳定的和谐关系，这种平衡机制的制约使专利发明者合法权益不受到伤害的同时，享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成就感，对于技术的发明创作具有推动作用，社会公众有权利获取专利信息是专利保护过程中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关键所在，只有将发明的细节和重点与公众分享，才能使社会公众更加公平公开公正的参与到专利发明的竞争行列，并促使更多的人在原有发明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改进、推陈出新，不断促进我国知识文明建设。
（二）确定专利保护的合理范围
从专利所有者的角度出发，专利保护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主要体现在专利法保护范围的合理性，这就要求在专利保护的过程中要对保护的范围以及保护的重点做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通常情况下，专利保护的范围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就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关要素，同时，这些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着专利保护的水平，但是，在专利保护的过程中，任何国家都会尽可能的维护专利保护的垄断性，以此来激发社会个体专利发明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保障社会公众对技术和信息的必要接近，实现专利保护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由此可见，专利保护的适当范围是建立在维护利益平衡的基础上，一方面保障专利所有者的合法权益，基于此保障社会发明的有序进行，进而维护社会和谐和稳定。具体来讲，专利保护范围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专利权客体的合理界定，首先应该明确什么样的发明应该被列入到保护的范围之内，同时还要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进行充分考量，与此同时，当前专利保护的整体水平也是确定专利保护客体的条件之一，一般来讲，专利保护的客体范围应该符合经济的发展水平。其二，保护期限的合理界定，专利期限的合理界定是为了保障足够的时间进行投资回收，同时保障社会公众对技术、信息的接近，鼓励更多的人进行发明创作，由此，保护期限的合理界定有利于创造出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公共空间来为后来的发明创造提供基础和途径，进而促进专利发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社会公共问题篇3
关键词：城市公共安全；社会力量；角色定位
作者：高中（湖南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410082）
一、加强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必要性
城市公共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相关数据显示，1979年到2013年，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上升到7.3亿，城镇化率从17.9%提升至53.7%，城市数量从2173个增加到20113个。仅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就以2.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8%的人口，创造了36%的国内生产总值①。可以说，城市己成为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旗帜和核心，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着力点。而2016年《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9》指出，我国交通事故、电梯事故、城市火灾、危险品爆炸、城市内涝等各类安全事故频发，经济社会损失严重，安全问题已成为制约城市健康发展的“短板”②。城市公共安全风险防范和控制已成为影响城市发展、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依据理论界和实务界已形成的大致共识，所谓城市公共安全，是指城市内的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未受到威胁，涉及公共领域的秩序、利益、价值能够按照公共生活的固有逻辑正常运转的状态。就所指涉的范围而言，广义说认为城市政府对辖区内出现的安全问题都需要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进行管理，因而将城市任何安全问题均归入公共安全的范畴。狭义说则主张特指具有公共性的城市安全问题。本文采用狭义说。
关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类型，学界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的划分。例如，在成因上，可简单地分为自然灾害管理和人为灾害管理；在管理环节上，可分为日常预防、预警准备、应急响应、恢复常态；从应急管理角度看，可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与社会安全四大类；从公共安全风险管理保险产品开发的视角，则包括自然灾害、安全生产、市政安全、交通安全、社区安全、公众安全、职业责任、社会安全、食品和环境安全、健康疫情安全等十类领域。可见，城市公共安全及其管理是内涵极其丰富且实践形态极其复杂、多样的城市社会政治现象。
在公共安全领域，我国基本上仍处于“国家力量包揽一切”的无可奈何的格局下，对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安全管理，虽有期盼但仍处踌躇、怀疑、不知所措的状态。在新形势下，这种模式暴露出了覆盖范围有限、保障力度不足、保障效果欠佳等问题。而继续单纯加大行政力量投入，无论从结果导向，还是从效率导向的角度，均非最优选择。城市公共安全保障体系成熟的国家，实行的都是一套以行政力量为主导，多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成效显著的安全管理体系。社会力量的参与，不仅是对行政力量守护公共安全的积极补充，同时还是从“被动防治”到“主动防治”、从“部分防治”到“全方位防治”转变的关键要素。究竟如何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到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来，已成为一项亟待深入探讨的议题③。
为了解我国目前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现状，探究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可行路径，本课题组在湖南省政法委的牵头协调下，特选取开福区网格化社会管理服务指挥中心、天心区高桥派出所、雨花区高升法治社区三处进行实地调研。对开福区网格化社会管理服务指挥中心的调研，重心在了解网格化社会治理模式的施行现状和支撑力量，及网格化管理（信息指挥平台）的运行方式及问题；对高桥派出所的调研，目的是了解当前警务模式在城市治安管理中的现状和问题；对高升社区的调研，主要是了解并探索社区力量在城市安全管理中可发挥的作用和可调动的资源。此外，本课题组还广泛了解了涉及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方方面面。本文拟从社会力量参与的多元主体角色及其功能切入，分主体进行论述，以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寻求应对之策。
二、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多元主体及角色定位
结合国内外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实地调研的心得体会，本文认为，可以把社会组织和个人等社会力量引入到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来。
（一）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是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核心载体，又可划分为营利性组织与非营利性组织。下面将分块阐述这些社会组织在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的角色定位。
1.营利性组织。营利性组织的主要形式是企业。企业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主要途径有两个：
第一，做好企业内部安全管理与安全教育，让企业成为保障城市公共安全的基本单位之一。企业安全管理和安全教育，既是法定义务，同时也是企业自身健康、长远发展的必备要素。企业应当建立健全内部安全管理制度，定期开展安全知识教育，系统排查安全隐患，妥善处理可能引发安全问题的纠纷、事故及其他隐患，并积极配合相关政府部门的安全监督、查处工作。值得强调的是，应明确企业负责人的安全责任，可以考虑参考“行政首长负责制”，做实“企业负责人安全责任制”，倒逼企业负责人狠抓安全管理工作。对上述建议，一些地方条例已有关注，如《湖南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第八、九条对企业安全管理教育及企业负责人的安全责任就有涉及，但都是粗线条的，缺乏相应实施细则和惩戒规定，以致难以取得较大实效。笔者建议在《湖南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中围绕“企业负责人安全责任制”这个主题，细化企业等单位的安全责任并完善实施细则，增设具可操作性的惩戒规定。
对于有条件的企业，应鼓励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条就有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的规定。即将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十六条也规定了营利法人应“接受政府和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企业社会责任感也越来越成为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能建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目前，我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常见的有抗震救灾中企业捐资捐物、承担对口帮扶责任，企业捐赠消防器材等等，间接维护了当地的公共安全。当然，也有直接维护公共安全的例子。实地调研获悉，高升法治社区的高升实业有限公司虽是一家集体企业，但亦承担了社区治安巡逻人员的费用，为保障社区安全主动承担了一份社会责任。政府应从多渠道倡导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通过开展典型企业评选、授予荣誉称号等方式推动企业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这也正是调研时常常听到的基层呼声。
第二，为政府提供公共安全服务。其具体形式多样，如有资质的企业可以提供城市安全管理软硬件系统、治安保障服务等。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有两种企业，一种是保安公司，一种是保险公司。
保安公司，作为“警务社会化”理念的重要实践，具有效率高、针对性强等特征，是对警察体制的积极补充。与国外先进保安公司相比，我国保安公司存在不少差距：从业人数比例过低，我国保安服务人员和警察的比例平均不到1∶2，而先进国家一般为3∶1，最高达6∶1④；专业化水平层次不齐，我国保安服务业还未形成严格规范的职业培训机制；业务范围相对过窄，先进国家保安公司已经发展到以安询、技防为主，而我国保安公司的业务更多的还是人防。差距虽然存在，但潜力同样巨大。如果我们能更重视、支持保安公司的发展，通过政府购买保安服务的方式，更多地鼓励保安公司参与大型活动安保工作，协助公安部门日常巡查，为社会各类主体提供安全方案设计、技术支持等，这会比单纯增加行政警力成本更低、效率更高⑤。另外，我们也要考虑破除保安公司发展的一些阻碍，改变目前保安服务业近乎行政垄断的局面，鼓励市场和资本的进入，激发保安服务业潜力，同时要完善监管机制和考核机制，确保保安服务业健康发展。
保险公司，依据其企业本身的业务特性，可在城市安全管理中起到事前防范、事后补偿的作用。保险公司的风险评估能力是其核心竞争力之一，专业化程度高。如果让保险公司大范围地评估城市规划、公共设施等城市公共安全要素，合理地设计险种和保险费，依法建构合理、可行的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多元公共安全险种投保机制，可很大程度上消除潜在安全隐患，从而起到事前防范的作用。2013年深圳市政府与民太安保险公估集团携手推出《深圳市公共安全白皮书》，成效较为显著。政府携手保险公司评估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这完全是可以借鉴和推广的。
此外，保险公司在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还可以起到分担风险、事后补偿的作用，体现于微观和宏观两个维度：微观维度，涉及作为个体的人或组织可以参保各种人身险、财产险等来分担风险，这个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宏观维度，涉及如何把保险理赔范围扩到其他重大安全事件。这是目前的一个难点，因为大多数保险产品的理赔范围都排除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对于类似的重大灾害，保险还无法起到分担风险、事后补偿的作用。对此，聚焦于重大灾害的“巨灾保险”的概念应运而生，很多城市已经开始设计、实践，其中深圳的“政府巨灾救助保险、巨灾基金和个人巨灾保险”三位一体的模式走在了前列。“巨灾保险”的模式，值得相关部门关注和探索。
2.非营利性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主体更为多元，主要有nGo、社区、学校、媒体，以下分论之。
（1）nGo。nGo，即非政府组织，学术界普遍认为，非政府组织是依法建立的、非政府的、非营利性的、自主管理的、非党派性质的，并且具有一定志愿性质的、致力于解决各种社会性问题的社会组织。nGo基于本身的专业性和公益性，可以在政府职能之外，为社会治理提供积极补充。但在实践中，我国nGo的发展相对比较缓慢，这有很多制度上的原因，如《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条对成立社会团体在人数和资金上的较高限制，以及必须挂靠业务主管机关的要求，给nGo的成立设置了很高的门槛。在公共安全领域，能被人熟知的只有中安救援队、蓝天救援队等几个全国性的救援组织，而且这些组织的主要领域在地震之类的大型自然灾害的救援上，与城市公共安全几乎没有其他交集。但实际上，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有大量的工作可以由nGo来承担，既可以是卫生知识、消防知识、安全知识普及，公共安全事件医疗救助等需要专业知识的nGo，也可以是社区志愿巡逻、纠纷调解等不需要太多专业知识的草根nGo。因此，有必要放宽nGo设立门槛，鼓励、支持、引导更多有资质的nGo组织参与到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来，可以考虑在起步阶段通过政府适度提供财政支持的方式加以扶持。
（2）社区。社区，是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⑥。现今我国大陆的社区，绝大部分是由城镇的居民委员会改名而来，少部分由并入城镇的村委会改名而来。因此，社区不仅是民众自治的重要平台，也是基层治理的承载核心，担当着区域内公共安全的重任。社区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关键在于发挥社区的自治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社区物业公司。安全管理是物业公司的一项基本职责，物业公司理应成为社区安全的第一道防线。物业公司维护社区安全，可以通过“人防+技防”的模式运行。人防，主要是物业公司人员通过门禁管理、治安巡逻等人力手段来维护社区安全；技防，主要是物业公司通过建立、管理现代化的门禁系统、监控系统等技术手段来保障社区安全。此外，在社区管理中，物业公司还应当承担起安全教育的责任，提高社区居民的安全意识。但在现实生活中，因为各小区经济情况及物业公司水准的差别，社区治安水平往往参差不齐。因此，有必要规范物业公司安全管理活动，可以考虑设置行业门槛和考核机制，督促物业公司建立完备的“人防+技防”体系。此外，也可以把社区安全情况作为社区、街道工作的必须考核项目，以社区、街道办的力量反向监督物业公司的安全管理工作，强化物业公司安全管理的职能。
第二，社区治安巡逻队。很多地方都兴起了社区志愿者巡逻队，志愿者们身着特定衣服、佩戴特定袖章进行义务巡逻，这既能起到治安巡查的作用，又能对潜在的可能造成治安问题的人起到震慑作用。由于社区志愿者对社区布局和社区居民情况比较熟悉，了解哪些地方是安全问题多发区，志愿巡逻工作通常能取得不错的成效。但一方面志愿者基本未受过严格培训，遇到紧急安全事件很难进行恰当、及时的处理。另一方面，由于缺乏长效机制，社区志愿巡逻常出现虎头蛇尾，逐渐消失的现象。对此，可以考虑建立“社区民警+专职巡逻队员+义务巡逻队员”三结合的治安巡逻机制。社区民警，当然由基层派出所指派。现在公安部已强化社区民警的角色定位，把更多的警务资源投放到了社区，以便能把治安问题控制并消灭在最基层。专职巡逻队员，可以由物业公司保安人员和社区居委会成员组成，对他们可以提供一定财政补贴或奖励。义务巡逻队员，可以由社区志愿者以及“五老”（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知识分子、老政法干警）组成。社区民警对治安问题的解决起主导作用，专职、义务巡逻队员起辅助、配合作用。这种模式可以做到职业与志愿相结合，专职与兼职相结合，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长效性。
第三，邻里守望制度。邻里守望制度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治安制度，它把一定区域内的居民联合起来，相互帮助，共同预防犯罪，体现了群防群治的思想[1]。目前我国城市是一种陌生人社会，邻里之间缺乏沟通和信任感，而邻里之间关系的疏远甚至冷漠，客观上给犯罪行为提供了更多的可乘之机。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借鉴西方的邻里守望制度，鼓励社区居民订立《邻里守望公约》建立邻里守望制度，成立邻里守望志愿组织，鼓励社区居民之间相互往来、互相保护，让每一个社区居民都能成为保护邻里安全、维护社区治安的“守望者”。邻里守望制度是居民自治的典型实践形式，是发挥群众力量的集中体现。邻里守望体系的建立，能最广泛地动员邻里参与到治安保护活动中来，能更好地发现安全问题，能更及时地上报问题、解决问题。
第四，社区志愿组织。社区志愿组织，是居民自治精神和志愿精神的集中表达。社区志愿组织，扎根社区，更能理解社区本身的需求。就社区安全工作而言，我们既要倡导像社区治安巡逻队一样的、直接维护社区安全的志愿组织，也要提倡其他类型的保障社区安全的志愿组织，如社区矛盾调解组织，能把安全问题消除在萌芽之时。当然，社区志愿组织除了治安巡逻队、矛盾调解组织外，还有更丰富的形式。我们可以通过精神或物质上的奖励，来推动社区志愿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授予荣誉称号、适度给予补贴、物质奖励等等。如果社区志愿组织发展成熟，效果明显，甚至可以申请成立nGo，把辐射范围拓展得更宽，把成功经验扩散得更远⑦。
关于社区主体，还涉及到一项重要制度，即网格化管理制度，各地的具体实践形式多样。以开福区为例，每个社区划分为两到三个网格，每个网格配备网格管理员、网格民情员、网格监督员、网格治安员和网格党支部书记5种基本服务力量。一员多能、一岗多责的工作要求，实际让每个网格员都成为网格的安全守护员。网格员坚守在一线的网格管理岗位上，能更快速、更准确地发现安全隐患、安全事件，并通过电子工作平台上报，而“上报、派遣、处置、审查、核查、归档”的工作流程可以让安全隐患、安全事件得到及时的解决。总结包括开福区在内的地区网格实践经验，网格化管理可以使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力量下沉到最基层。
调研获悉，网格化管理存在着以下两大问题：其一，行政力量有局限。网格员的配置受到地方财政的限制，财政状况好的地方，网格员往往是单独聘请的、专职的，效能较高；财政状况一般或不好的地方，网格员通常由社区居委会成员兼任，效能会打折扣。同时，无论是专职还是兼职，网格员的工作基本上也是正常八小时工作制，不能全天候、全范围地覆盖整个网格；其二，工作内容有重叠，共享有障碍。网格管理系统，跟公安、安监、食药等行政系统至少在安全管理上，工作内容有重叠，而且各系统工作侧重点、工作方式不同，彼此很难做到相互协调，容易出现该管的没管，不该管的管了也管不着、管不好等消极现象。
针对上述问题，建议将网格化管理由行政主导模式逐渐转变为“行政指导+社区自治”的混合模式。用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来鼓励、吸收网格内的民众、志愿者参与，也可以考虑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社会组织乃至个人的参与。这比单纯增加财政、行政力量投入，效果会更理想。地方党政部门核心负责人应提升区域安全责任意识，整合力量，下大力气打通各行政系统的信息壁垒，就公共安全事务建立统一的信息沟通、协调的平台，籍此减少信息壁垒和信息成本，共享信息，协调工作，避免工作重叠和行政资源的浪费。
（3）学校。学校在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主要发挥两种作用：其一，作为城市安全的基本单位，保障在校人员安全。校园安全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出现过诸如校园踩踏、食品安全、校园治安等问题，再加上学生身心不成熟，更易引发安全事故。应下大功夫，系统排查、集中整治校园安全隐患，把校园变成“安全保障园”，可以借鉴前文提到的“企业负责人安全责任制”，做实“学校负责人安全责任制”，以督促学校各级负责人进一步做好校园安全保卫工作。其二，作为教育机构，传播安全知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三十条规定“各级各类学校应当把应急知识教育纳入教学内容”，但目前基本处于法律虚位的状态。安全教育应作为素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切实得到施行。学校课程的设计应保持必要的、循序渐进的安全教育课程，从娃娃抓起，让学生在校接受系统的安全教育，无论是食品安全教育，还是应急安全教育、应急安全演习等，都应纳入学校常规教育日程中，以培育学生（公众）的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⑧。
（4）媒体。媒体在我国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本应发挥重大作用。《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新闻媒体应当无偿开展突发事件预防与应急、自救与互救知识的公益宣传”，但目前，进行过这样的公益宣传的媒体很少，缺乏常态化的传媒公共安全宣传机制。在现实生活中，安全知识宣传几乎只能在电影院、地铁上看得到，而且仅仅只是紧急逃生知识。媒体作为直接面向民众的信息传播平台，不应只考虑经济收益，应更注重社会责任的承担。既然公共安全宣传是新闻媒体的法定义务，媒体主管部门就有责任采取可行举措，切实保障该项法定义务得到贯彻落实。
根据上述数据，2011年浙江省全年平均各月存款余额为58691.33亿元，贷款余额为50623.79亿元，按存款比例计算的社会游资总量8803.6995亿元，按贷款比例计算的社会游资总量10124.758亿元，全年平均多发贷款6605.2935亿元。在多发的6605亿元贷款中按照20%的比例，相当于多了1321.06亿元的社会游资。两项加也是10124.758亿元。这个数字与网络上流行的浙江省游资总量介于8000亿元到1万亿元的说法接近，所以能够基本反映浙江社会游资的总体情况。
综上，我们应切实加强相关法律的执行力度，细化媒体在公共安全中应有的责任，加强媒体的公益宣传的法定责任意识。媒体不仅要在日常工作中突出安全宣传，达到普及安全知识的效果，而且政府、企业等主体也要在合适的地方搭建传媒平台，以便在需要的时候进行应急宣传。
（二）个人
与社会组织相对应，我们同时也要高度重视作为个体的“人”在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的作用。就公民个人而言，一方面应该自觉汲取公共安全知识，掌握一些应急处理方法，这与上文提到的安全知识教育有直接紧密的关系；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能动的主体，也应该发挥主动性，积极参与到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来。因为公民自己既是公共安全利益的享受者，也应是公共安全的维护者。面对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每一位公民都应摒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做到对安全隐患“零容忍”，对可疑分子“不无视”，才能提升社会的整体安全水平，公共安全的大网才能越织越密。
近年来，“朝阳群众”“西城大妈”等民众自愿自发参与到打击黄赌毒，乃至黑社会组织、间谍组织的行为，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赞扬，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和群防群治的显著成效。我们应采取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的方式，鼓励支持民众积极参与到公共安全管理中来。精神奖励，可以考虑用授予荣誉市民、通报嘉奖等方式实现，用荣誉去鼓舞人，但如果涉及打击安全犯罪等特殊情形，务必注意保护民众的隐私，确保参与民众人身安全。对于民众参与对重大安全事故或重大安全隐患的上报、处理等行为，可以予以较大数额的金钱或物质奖励。对于日常公共安全隐患、问题的发现和反映，可以用小数额的物质奖励⑨。
可以考虑使用专项财政补贴的方式，支持相关民众志愿组织的成立和发展，把个体的力量汇聚起来。如“朝阳群众”实际上是一个有秩序的志愿组织，最近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局还推出了“朝阳群众”微信app，进一步方便了“朝阳群众”开展群防群治工作。这说明“朝阳群众”现象的兴起和发展，既体现了民众在公共安全管理上的自觉自醒，与此同时也与相关政府部门的重视和扶持是分不开的。此外，可以考虑发动系列专项活动，激发民众参与热情，培育良好的社会风气。如上海的“城市公共安全随手拍”活动，收到了良好的成效[2]。
同时，也应该注意消除民众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后顾之忧。即将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三条和第一百八十四条，可以说是初步解决了“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争议，确立了承担见义勇为者损失的主体，以及见义勇为行为不担民事责任的原则。这两条“好人条款”，卸下了见义勇为者的负担，能鼓励民众更积极地维护公共安全和秩序。但民法责任之外还有法律的模糊地带，而且按法定程序见义勇为者在实施相关行为中受伤获得赔偿等救济所需时间较长，不利于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切身利益。因此，我们应不断完善“见义勇为基金”等保障体系，进一步减少乃至消除民众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心理障碍和经济成本，不让英雄流血又流泪。“见义勇为基金”在设立和运作的原则上，应具有鲜明的价值引导性，并通过进一步降低评审门槛等举措，鼓励救死扶伤的义举，而不是因为制度性合理定位的缺失和某些滞后性规则，削弱乃至损伤个体在此方面的积极性，甚至导致激发负能量的后果。
三、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一）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公共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障碍
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工程。国内外长期的经验表明，建立以行政力量为主导，多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安全管理体系，是符合实践规律的。但我国目前仍处在以行政力量为绝对主导，社会力量基本不参与公共安全管理的阶段。尽管涉及公共安全的国家立法、地方性立法，以及政府规章和各类规范性文件，均明文强调应积极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安全的管理，并且各级政府似乎也确实意识到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安全治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讲多做少”却是现实状况。从顶层设计到基层治理，各级党和政府虽已认识到光凭政府力量来充分有效地解决城市公共安全问题，已面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困境，但如何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却始终是个难以突破的难题。其主要原因如下：
其一，囿于长期以来“大政府、小社会”的国家治理结构和至上而下的压力型政治体制，广大民众长期以来缺乏像欧美国家那样历史形成的自治意识和自治能力。事实上，直到市场经济背景下国企大规模改革后，职工与单位之间的那种家长主义范式的血肉相连的密切组织关系才被真正瓦解。但是，“组织的人”转换为“原子的人”后，由于缺乏有效的基层民主建设，多元社会组织的形成与发展壮大依然受到体制机制的严格制约，作为个体的人难以有多元的渠道融入新型的集体（自组织）中以培育一种新型的社会合作意识与合作关系，过去的集体主义精神尚未被公益意识所取代。而公益意识恰恰是社会力量积极主动地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思想基础。在城市公共安全领域，人们依然习惯于认为公共安全的管理完全只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应肩负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自觉的公共安全管理的参与意识尚未成为公民意识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而，在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这个问题上，往往是政府这边一头热，但民众方应声附和者寥寥无几。
其二，虽说维护公共安全人人有责，但对绝大多数面对着生计压力的普通百姓而言，确有勉为其难的客观现实。即使是在小区生活的居民，大多是朝九晚五，忙于工作、生意，很难有精力去关注和参与公共安全的管理工作。即使是组建一个能有效运作的小区业委会，在很多住宅小区也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而能胜任居委会全身心、全职工作岗位的往往也以下岗职工、退休者为主。
其三，正是因为上述原因，有意识地调配各种资源，拓宽民众便利性地参与公共安全管理的渠道，着力培育民众公益心，已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面临的一项新的课题和挑战。但中国政治的特点决定了掌握着资源调配的核心领导才是关键，而这依赖于这些领导是否能真切地意识到社会力量在公共安全管理中的意义和功能。实证调研显示，真正有此意识的领导并不多见，导致已形成的参与公共安全管理的社会力量在实践中由于缺乏必要的政府资源的投入、引导和重视，逐渐流于形式，部分民众本于初心的参与热情渐渐消失殆尽。
（二）微观着手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的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对策
本文在立足长沙市城市安全管理实践、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建议将社会组织和个体这两种基本的社会力量作为抓手，构建各层级的常设公共安全管理协调机构，有的放矢地推进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
第一，社会组织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可以从企业、nGo、社区、学校、媒体五大主体重点推进。就企业而言，应建立健全“企业负责人安全责任制”，督促企业抓好安全管理工作，鼓励有实力的企业承担更多的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社会责任。其中，要重视保安公司和保险公司两类特殊企业，发挥保安公司对当前警务模式的补充作用，发挥保险公司在评估安全风险、分担事故损失的作用。就非政府组织（nGo）而言，应放低其成立门槛，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提供适度财政资金扶持等方式支持一批在维护城市安全、消除安全隐患等领域，有特色、有实效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就社区而言，要加强物业公司的安全责任考核力度，建立健全社区治安巡逻制度、邻里守望机制，鼓励发展社区志愿组织，推动建立“行政指导+社区自治”的新型网格化管理制度。尤其应注重发挥“夕阳红效应”，重视、引导、鼓励、组织、保障街道和小区的身体健康的离退休职工参与到上述机制的建构中来，通过适度的资源投入，扶持这些自组织的壮大和发展。就学校而言，重点在抓好学校本身安全管理工作，并把安全教育纳入学生的课程体系。针对媒体，相关主管部门要细化、落实媒体“安全公益宣传”之法定义务的履行，搭建媒体平台，发挥媒体在安全事件中的信息传播、疏导和指引作用。
第二，调动个体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引导公民自身做好安全知识储备，提升应急能力；以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公民参与公共安全管理，疏通公民参与渠道，如微信、微博等互联网+的灵活形式；建立健全“见义勇为基金”等保护公民参与公共安全管理的机制；高度重视从民间、基层组织中充分发掘既热心公益又具备丰富调解经验的“纠纷解决能手”，通过让其登台讲课、编写调解实务指南等方式推广民间调解经验。这是化解基层矛盾，消除安全隐患，低成本高收益的举措。
第三，成立常设的公共安全管理协调机构。应从中央到地方分别成立以党政负责人牵头，政法委担纲，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参与的公共安全委员会。只有针对性地加强承担公共安全主责的党政力量的建设，方能为社会力量的参与提供更多的便利。
城市公共安全内涵广泛，形式多样，具体对应、负责的行政力量也因事而异，但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常常需要多种行政力量的共同协调参与。我国目前应对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的方式通常是启动各级应急预案，成立以党政主要领导为负责人的处理机构，协调各职能部门共同应对，但这种模式有很大的缺陷性，即专业化程度很低，容易受领导者个人因素的影响。在处理重大的公共安全事件时，临时成立的处理协调机构很难做到专业、高效，稍有不慎，会造成重大损失，如天津爆炸事件中消防员盲目用水灭火造成了巨大损失，又如SaRS在北京的传播因某市领导隐瞒情况造成更严重后果等等。同时，应急机构的临时性，不利于总结经验教训和应急工作结束做针对性的改进，等下一次同类事件发生，很可能又是一次从头摸索的过程，经验成本太大。
社会公共问题篇4
企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机关事业保险及工伤保险都没什么大的问题，难点在医疗保险上。由于我市社会平均工资与省内兄弟市相比要低的多，如果按“职工工资收入低于当地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60%的，以当地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60%为基数缴纳；职工工资收入高于当地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300%的，以当地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300%为缴费基数”的规定征缴医疗保险费，支付医疗保险待遇有压力。所以目前最低以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为基数征缴，还有以参加市直医疗保险人员的平均工资为基数征缴，但这些措施从国务院的规定到我市市直的暂行办法都没有政策依据，容易授人以柄，造成我们工作的被动。
如果统一缴费基数，势必要按“职工工资收入低于当地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60%的，以当地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60%为基数缴纳；职工工资收入高于当地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300%的，以当地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300%为缴费基数”的规定执行，但会造成医疗保险费收入的降低，影响到医疗保险费的支付。
所以说统一缴费基数的重点、难点在医疗保险方面。但也不是不可解决。从《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到《周口地区地直单位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中，都有这么两条：一是用人单位缴费率为职工工资总额的6%；职工个人缴费率为本人工资收入的2%，随着经济发展和职工工资收入的提高，可依据有关规定适当调整单位及个人的缴费率。二是基本医疗保险社会统筹基金要“以收定支，收支平衡”，所以，缴费基数降低后，可以适当提高单位及个人的缴费率来维持原来的征缴水平。
二、收入管理。根据“金保工程”建设要求“五险合一”的思想，我市社会保险费的征缴由公共业务部负责，具体如下：
(一)选定一家国有商业银行做为我市社会保险费收入开户行，并进驻社会保障服务中心，与其所在支行联网，可以独立开展现金收款、转帐、电汇、委托收款等基本金融业务。由劳动保障局或公共业务部设立统一的社会保险费收入过渡户；
(二)由公共业务部向市财政部门购买社会保险基金专用票据，并刻制“周口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险费征缴专用章”，统一开展现金、转帐及委托收款等形式的社会保险费征缴业务，并由公共业务部指定专人统一向参保单位和个人开出票据；
(三)公共业务部设置社会保险费收入帐簿，并设立由企业养老保费、机关事业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大额医疗保险费等组成的二级会计科目，核算总的社会保险费收入及各险种的保险费收入。月底根据各险种保险费余额将社会保险费划入各险种经办机构的财政专户，同时向各经办机构通报各自社会保险费的实际到帐情况，以便催缴，从而实现“统一征缴、分帐管理”。
之所以采取这种看似公共业务部“揽权”的统一方式而不采取由各险种经办机构分别进行收入管理的方式，是因为：
(一)进入社会保障服务中心的商业银行只能有一家，而不可能四个国有商业银行同时进驻，所以只能设立一个收入帐户，况且目前各经办机构收入户在不同的银行，以前的收入户基本上不能再用；
(二)如果由各险种经办机构负责收入户的管理，根据现有财务管理的要求，各险种经办机构要分别购买社会保险费票据，公共业务部工作人员要同时开五本票，月底要把各险种已开票据的第三联交与各经办机构，一本票开完还要交还各经办机构换取新的票据，有可能还要同时开设五个收入帐户，委托收款由各经办机构管理也是如此，为社会保险费的收入管理造成诸多不便，同时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而且不符合“五险合，一”的要求。
社会公共问题篇5
关键词：风险社会政府公共政策
风险社会中公共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公共政策信息准备不足
在政策系统中，存在这样两种信息，“第一种是必须搜集或创造并加以考虑的信息；第二种是政府机构必须向公众提供的信息”（科尼利厄斯·m·克温，2007）。信息不仅是决策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决策完善的依据和反映。因此，全面、准确、及时的信息是正确决策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风险社会下我国政策系统的运行困难重重，具体如下：
1.政策制定前的信息搜集工作。我国政府的公共政策实质上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反映，是其意志和要求的集中体现。然而，政策在信息搜集方面却存在着诸多问题。一方面，政府官员滥用权力引致的一些政策的信息搜集工作，主要是围绕政府官员的个人偏好而对信息进行有目的筛选而完成的，仅仅反映政府官员的意志而并没有充分反映民意；另一方面，作为政府机构信息收集与、公共管理的重要工具，电子政务系统的实质性作用不大。有关部门没有将电子政务落实到位，仅把电子政务系统当作摆设，缺乏与传统政务工作的有机结合，并没有重视电子政务作为沟通公民和政府的桥梁作用。
2.政策实施中后期的信息宣传工作。第一，在风险社会中，传媒呈现的信息并不那么“纯净”，它既可能消除不确定性，又可能（因混乱和失衡）产生新的不确定性（李良荣，2006）。在此过程中，媒体对信息总是有选择性的，更倾向于抛出某些爆炸性的新闻话题，让公众处于激烈的谈论中。“由风险和灾难所导致的恐惧感和不信任感将通过现代信息手段迅速传播到全社会，引发社会的动荡不安”（赵延东，2004）。如今政府政策宣传工作中，并没有充分发挥大众传播媒介对政策的宣传作用，媒体并没有成为联系政府和公众的中介和桥梁。反而由于政府与媒体的联系度不够，使得一些新闻报道成为“唯恐天下不乱”的始作俑者，与政府维护稳定的政策导向出现偏离（汪涛等，2010）。媒体更多的是破坏了公众对风险的感知，造成虚假的风险印象，刺激错误想象和不当反应的产生，在客观上扩大和再生产风险（刘丹凌，2010）。第二，政府并没有就政策宣传工作与媒体作好沟通交流工作。政府在政策信息的宣传过程中，通过掩盖、淡化、转换等手段维护一时的社会稳定，但信息的缺失、隐瞒也反过来强化了风险，带来更多的猜疑、恐慌和不安，进而演化为更大范围的“信任危机”，阻碍社会问题的解决和风险的化解。
（二）公共政策参与机制存在缺陷
在现代风险社会中，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反馈的过程充满着不确定性。伴随着政策系统的不断运行，其间也会有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出现以及各种利益关系的变化，这就决定了政策必须吸纳更多公民的参与。首先，政策听证在一定程度上还仅仅停留在形式上，除了受益者和其他少数利益相关者外，对于广大公民来说，很少能有机会参加或者表达自己的看法（史云贵，2010）。其次，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公民政治权利不落实和参政渠道不畅通也极大地挫伤了公民配合政策执行的热情，易产生一种潜在的离心倾向、不信任感，导致政治冷漠以及政治责任感的弱化。这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实施，甚至政府的合法性本身，都提出了有力的挑战。最后，在政策反馈阶段，政府对公民以及舆论的重视程度也是远远不足的。政策反馈渠道反映出政策系统的封闭性，政策的影响者与政策的推行者不能有效沟通。
（三）公共政策责任机制不完善
政府官员的政治责任承担范围最主要的就是制定公共政策，然而，现阶段我国却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政府政策责任制度。正如张国庆（2000）所说的“在我国历史上，由政府执行具体政策所导致的失误与过错，都很难由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负责或负完全责任”。政策的决策权与决策责任相分离，决策成败与决策者个人荣辱得失、升迁降免缺乏直接的、必然的联系。换言之，决策责任主体不明确，决策失败后无人承担实际责任，导致几乎每一个决策层面都存在决策失误现象及可能性，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政策的科学性、合理性。
（四）公共政策相关意识不强
首先，公共政策的过程意识不足。我们把公共政策制定领域视为一个动态环境，在基本决定做出之后的长时间中，过程仍在继续（拉雷·n·格斯顿，2001）。在这样的风险政策背景之下，政策制定过程中并没有作好政策终结与政策发展之间的相互衔接，使得不少政策朝令夕改，从而引起公众的反感。其次，公共政策的风险意识不强。乌尔里希·贝克（2004）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指出“危险在增长，但它们在政治上没有被改造为预防性的风险管理政策”。现阶段我国社会正处于一个体制变革的急剧转型期，社会冲突和矛盾日益尖锐，长期稳定已使公众的风险意识逐渐淡漠，应付突发性事件的心理准备明显不足。以至于面对突发性事件时极易产生群体性恐慌，从而使个人和整个社会的应急能力不断降低。
我国政府公共政策有效运行的路径
社会公共问题篇6
关键词：社会转型;公共组织;伦理失范;匡正
中图分类号：C93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4-0062-005
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中国公共组织及其成员的身份和利益的二元多重性以及中国社会近些年来因社会伦理失范导致的频繁发生的各类公共事件，包括塌方式腐败问题、黑作坊事件、刑讯逼供事件、暴力执法事件、天价药费事件、见死不救事件以及时常发生的各种灾害救助、拆迁补偿安置等公共组织未能及时到位尽职事件等，都呼唤不仅急需转换社会治理理念，转换政府职能，加强政府组织的公共服务功能和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作用，还要加强公共组织的伦理建设，提高公共组织成员自觉履职尽责、服务公众的伦理道德水平，使之能自觉抵制社会不良风气，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1]
一、当前我国公共组织伦理的现状与问题
公共组织伦理作为社会伦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今天社会转型的环境背景下，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失范状态。归结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我国公共组织伦理的现状
社会转型时期不仅经济、政治领域发生巨大转变，传统文化价值理念不断受到冲击，伦理道德观念也在发生不容忽视的变化。当前我国公共组织伦理缺位在公共组织中主要表现为比较严重的、、权钱交易等现象。一些公共组织成员民本意识、法律意识、平等意识淡漠，严重缺乏社会责任感。个人权势感、优越感和占有欲极度膨胀，有些公共组织部门官员把拥有的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特权而不是服务于公众的公共权力。利益主体意识模糊，集体腐败现象较为严重。从社会的现实状况来看，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定位模糊。由于片面地强调个人利益的至上性，而置公共利益于不顾，从而使公共利益面临着个人利益的威胁和挤压，窝案成为现今腐败最主要的形式之一。[2]
圈子文化流行，潜规则盛行。“圈子文化”是指社会中的“小圈子”，它最突出的特征是圈子内部纯粹利益纽带衍生出来的依附关系。“圈子文化”很大程度上是政治生态、政治文化和社会规则扭曲的反映，是掌控社会资源、裁判社会规则等权力属性伴生出来的集聚效应。与权力相关的圈子不仅有官场内部的组织分化，还包括政商一体的链条化，以及关联职业从业人员之间的小组织，如法官与律师等。圈子利益导向所形成的“潜规则”，已渗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不断瓦解规则的约束力和规范性，颠覆了公众的价值认知和判断。
科层制等级森严，唯上文化风行。科层制以其专业化分工、明确的程序、规章和制度等有效地推进组织的运行。科层制采取按照资历、政绩进行晋升制度，受制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官本位思想影响，会造成组织成员唯上级之命是从，很少自觉地思考上级的命令是否合理合法，甚至即使是滥权的决策，也盲目被动地去执行，这些唯上级之命是从的现象广泛存在。
（二）公共组织的制度和结构对其成员个人的伦理价值判断带来误导和负面影响
每一个公共组织成员都隶属于特定的组织，都在公共组织制度和结构这种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工作和行为，而组织制度和结构主要对组织成员之间、组织成员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起到一种规范和约束作用，因而对组织成员的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产生重大影响和作用。
为了尽量提高整个组织的工作效率和减少组织内部滋生的腐败，保证组织中的每个成员均能最有效地围绕着组织的目标来行动，公共组织科层制体系依照“专业化”和“分工负责”的原则来进行最可能的组织结构设计;这种“专业化”和“分工负责”的组织特征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分散个体责任”的嫌疑，造成每一个组织成员仅仅关注整个组织活动中只属于自己这份职责的这一小部分，而很难从组织层面上对行动的整体和全局方面作出正确的伦理价值判断。[3]
因此，公共组织带有科层性质的组织制度和组织结构不仅有阻碍组织本身伦理价值判断的倾向，还有阻碍组织成员个人伦理价值判断的倾向，从而使公共组织伦理几乎处于一种混乱的失范状态之中。
（三）公共组织的权威与社会大众的正当权益出现违背和冲突
在科层制的组织架构下，公共组织建构了一套以法律形式所规定的严密的合法化权威体系，这种权威发挥效用的最好证明和体现就是其成员对组织的服从和忠诚。它要求组织成员能够辨明自己对上级应该履行什么样的责任以及绝对服从上级的旨意。组织权威虽然给组织成员带来一种归属感、安全感和依赖感，但也使成员个人渐渐与组织融为一体，从而将成员个体的伦理价值判断与对组织这个整体的目标保持一致和不变，从而使组织的整体利益与成员个人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但组织权威会给组织成员带来两种冲突选择：一是成员个人对上级交付的履行职责“与组织权威之间”[4]的对立，二是成员自己对上级的履行职责与其“作为公民的受托人之间”[5]的对立。当两者出现矛盾和对立时，公共组织成员就面临一个伦理选择困境，是依照组织的意愿行为还是站在维护公众利益的角度做出行为，如果是后者，就意味着对组织的不忠，而将使自己面临诸多的风险，包括遭受来自组织的各种压力、威胁和惩处，甚至被当作叛徒来对待。所以，杰拉尔德・e・蔡登指出：“那些揭露内部丑行的人被认为是叛徒，必须当众受辱。”[6]在此种情形下，组织成员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则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应对这种困境，要么违背自己意愿牺牲公众利益而被迫向组织和上级妥协，要么干脆另投其他的组织。但这种成本和代价对于组织成员个人来说是巨大的。因此，在通常情况下，组织成员往往在短时间内就懂得，要想在组织中保持自己的利益和地位或者取得成功，最好的办法就是听从组织安排，“安分守己”，做好自己份内的事，然后慢慢沿着等级制度往上爬。这就为公共组织成员的不道德行为提供可能，直接造成公共组织与社会公众的对立、组织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对立。[7]
（四）组织价值与组织价值观掩盖和压抑个人价值和个人价值观
组织价值对于组织自身及其组织成员来说，既具有正面的作用，也具有负面的影响，其本身是正面作用和负面影响的统一体。就其正面作用来看，组织价值具有塑造组织成员价值、思想和行为的作用，它通过组织成员的意识、行为、观念等体现出来。对于组织成员来说，组织价值具有绝对的权威性，要求组织成员必须按照组织价值来行事，从而展现组织的风貌，扩大组织的影响力，树立和强化组织的权威。然而，组织价值和组织权威一旦在组织及其组织成员中建立起来，就有可能强迫组织成员努力实现，从而有可能取代组织成员的个人价值，使组织成员的个人价值被掩盖和埋没，使组织价值高高处于个人价值之上;同样，组织价值观也将高于个人价值观。其结果必然导致组织成员只能在现有的组织价值框架内被动遵从和行为，而不能在超越组织价值框架之外，但又被社会所允许和接纳的价值范围内行事。这将与组织成员追求主动、创造、负责、自主等人格的发展背道而驰，必然使成员的人格被压抑和限制。组织成员人格在长期的压制之后，必然造成人格和心灵的扭曲和变形，而诱发组织成员病态人格和行为，使其做出当面应承而背后违背，或疏离逃避、盲目跟从和消极应付的一系列不良行为，而不是积极主动去应对。[8]
公共组织的制度、结构、权威和价值作为其组成部分，对组织及其成员既有正面的作用，也产生负面的影响。其内在的矛盾对立不仅是组织伦理失范的根源，也是其表现。因此，要查找分析原因，寻找公共组织伦理匡正对策。
二、我国公共组织伦理失范的原因分析
造成我国公共组织伦理失范的原因有多种，而主要的因素有：
（一）伦理道德缺位
中国社会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转变过程中，原来适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伦理道德防线被冲破，新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规范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使得伦理道德对社会成员及公共组织成员的约束处于一种“空场”和“缺位乏力”状态。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在经济活动中，能够调动生产经营者节约成本，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积极性，但是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也催生个体作为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欲望。同时，随着中国市场的开放及国际间资金、产品和服务交流等深化，各种文化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也随之而来。在西方所谓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观以及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的侵蚀下，将有可能使一些个体成员自私自利的贪欲不断膨胀，致使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现象盛行，导致公共组织成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无私奉献、忠于职守、遵纪守法等道德信念的约束力逐渐弱化。再加上公共组织成员的工资福利待遇没有达到高薪养廉的程度，难以使其过上“体面”的生活，因而使部分公共组织人员失去忠于职守、廉洁诚信、勤奋工作的动力，由此淡化其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出有损于公众利益的不端行为。[9]
（二）特权思想复燃
在伦理道德“空场”和法律法规制度欠缺的情形下，一部分社会成员和公共组织成员的思想退化，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淡化，再加上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使得一部分掌握“公权”的组织成员特权思想泛滥，凭借组织赋予的公共权力和相应的经济政治地位及其特殊身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享有特权，谋取特殊利益。一些手握重权者，甚至把自己主政的地方变成了自己和亲朋故友谋取私利的经济领域和场所;私欲膨胀、狂妄自大，认为自己公权在手，高人一等，不满足已享有的良好的政治生活待遇，总觉得还应该享受更高、更特殊的待遇。权力上“唯我独尊”。一些单位的一把手变成“一霸手”，听不进别人意见，对权力特别是对人财物等实权十分眷恋，揽权、滥权，不按班子分工，不讲民主集中制，只搞“一言堂”，作风上“简单粗暴”。有的领导干部作风漂浮，不接地气，不愿深入实际调研，下基层走马观花，好大喜功，下指示做决定严重脱离实际，甚至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经济损失。这样就产生了蛮横霸道作风，自命不凡，高高在上，盛气凌人，欺压和愚弄公众，侵犯公共利益，损害了公共组织的形象。[10]
（三）管理制度缺漏
社会转型必然引发社会管理制度的转型。原来适应于旧的体制下的社会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在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冲击下，难以发挥其约束的功效。而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也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公共组织成员的管理还停留在一般的要求层面上，缺乏刚性的制度约束和信息化的管理手段。从而出现“制度缺漏”，导致一部分社会成员和公共组织成员钻制度的空子，谋取个人私利。对违反组织伦理规范的行为没有相应的惩罚制裁，使一些人铤而走险，不但违反伦理道德，而且还触犯法律法规，败坏社会风气。要尽快扭转这种局面，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就必须加快制度建设，堵塞漏洞。如新加坡公共组织制度建设就十分齐全周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甚至与养老金挂钩，使得公职人员违反道德和法律的成本巨大，使制度具有真正的威慑力，人人心存敬畏，不敢违背，不能违背，不想违背。
（四）监督机制缺失
作为对公共组织主体起约束作用的公共组织伦理规范，其特征就是要求公共组织成员在行使职能过程中加强自律，但是，公共组织的自律是不会天然养成的，它不仅需要道德自律、行政伦理教育、道德人格养成和公共组织伦理制度化建设，更需要社会的监督。在我国，虽然有对权力的多种监督形式，但大多只是流于形式而不能真正得力有效和到位。我国存在普遍严重的状况就是对拥有领导权力的上级主管监督力度不足，主要因为权力因素导致监督失控。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归属于政府控制，其很难有效对本地区和本部门做出强有力的监督。同时，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属于没有强制力的社会广泛性监督，特别是手无权力的社会公众相对于拥有特权的公共组织成员来说，完全处于一种弱势地位，没有任何优势来保障其实施监督权。新闻媒体等舆论和社会成员的监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真正的监督主力。监督不得力也是使公共组织伦理失范的又一个重要原因。[11]
三、我国公共组织伦理失范的匡正对策
社会转型引发社会伦理和公共组织伦理的失范与转变，由此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侵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影响了社会的良性运行，威胁社会的秩序与安全，而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为此，我们应该急需从内部升华及外部控制两个方面着手，匡正失范的公共组织伦理，提高公共组织成员自觉履行职责、服务公众的伦理道德水平。
（一）加强公共组织伦理文化建设
公共组织伦理文化不仅是组织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它由组织伦理物质文化、组织伦理行为文化、组织伦理制度文化和组织伦理精神文化等四个方面组成，具有规范、导向、凝聚、激励、调试和辐射的功能。加强组织伦理文化建设，能更有效地发挥组织伦理文化的功能;同时，也能更有效地提升组织伦理的价值。
支持和鼓励公共组织成员的伦理道德行为，促成公共组织与社会公众的平等与协调，不仅要从制度上给予安排，还应该从实际行动上给予支持。对公共组织不支持和打击组织成员主张伦理道德行为的举动给予提醒、批评、警告，甚至相应的惩罚，营造和形成一个弘扬组织伦理、规范组织伦理和实践组织伦理的社会氛围和风气。
反思传统观念，革新公共组织本位思想，推动公民本位思想和社会民主思想的发展，平衡组织权威与公众权威之间的关系，促成公共组织与社会公众的平等与协调。坚决摒弃政府组织的本位思想，树立完全的公民本位观念。[12]
（二）加强公共组织伦理自主性建设
为了制衡唯上文化盛行及特权思想形成，公共组织成员要加强伦理自主性建设。主要是从公共组织伦理的自身发展因素来考量，通过内部升华的方式，以制衡伦理道德缺位及特权思想复燃。通过内部的优化，促进公共组织伦理良性自主运行机制的形成。以伦理的正义感、公正性和服务的原则性去维护公共利益，抵制住上级组织对公共利益违背的行为，是一个下级公共组织及其成员必备的责任和美德。一个具有伦理性质的、道德的公共组织系统，离不开下级公共组织及其组织人员伦理自主性的解放。下级公共组织及组织人员内化积极的组织伦理，会养成保持清廉、公正的品格，对不道德组织环境有敏锐的警觉和判断力，并会对其产生积极的影响。公共组织成员要有修养公共组织伦理的内驱力和严守公共组织伦理的自信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使公共组织伦理自主性取得实效，才能真正实现提出的“三严三实”的目标要求。
（三）重新设计和建构公共组织体系和伦理规范
针对组织制度及组织结构的内在逻辑特性所引发的组织伦理失范问题，切实从公共组织伦理执行的外部环境及成效来考量，通过外部控制方式，重新构建公共组织体系和及其伦理规范，完善其监督体系及机制，来确保公共组织伦理执行成效。应该从加强公共组织的人性化内涵和削弱公共组织的制度或结构性要素出发，重新对公共组织体系、制度、结构、伦理和规范进行设计。重视公共组织的改革，强化其独立性和特殊性，对其服务体系进行重新设计和建构。同时，要加强公共组织伦理制度化建设，即一种行为的规范建设。引领积极的体现公平正义的伦理价值观念及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价值认同，占据组织成员的主流意识，这样的伦理规范不但具有伦理的引导性，也同样具有监督性和评价性作用。[13]
在建构伦理规范时，要充分尊重公共组织的人性化内涵，既要肯定人性中道德人的一面，也要承认人性中经济人的一面。这就要求既要加强道德伦理的宣传和教育，强化道德伦理在社会中的引导示范和表率作用，又要加快有关伦理道德法案的制定和实施，从制度层面强化伦理道德的约束功效，从而将内部约束力量与外部约束力量整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合力，共同促成公共组织成员良好人格的尽快形成。在制度约束方面，尽量做到制度创新与形势发展同步，使公共组织成员无空可钻，不敢冒然触犯公共组织伦理规范。[14]
（四）构建完善公共组织伦理的监督体系
公共组织伦理的监督机制是维护、发展公共组织伦理建设的重要环节。公共组织伦理的基本原则和规范要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就必然要依赖于一定的监督机制。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监督体系既是公共组织伦理建设的手段，也是公共组织伦理建设的目的。
公共组织伦理的监督主体不仅包括垂直领导关系的行政组织，还包括政党组织、权力机关、普通公民和社会团体等，共同构成了一个广泛的社会监督系统。从组织内部来说，要采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以及平行监督并重的监督方式;从组织外部来说，要把组织外部监督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做到互为条件、互相补充、互相协调，形成立体监督系统，特别是要发挥各种现代媒体舆论监督的快捷性、广泛性和权威性。只有通过多形式、多主体参与公共组织伦理监督，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公共组织管理的社会参与属性。置公共组织及其成员的行为于阳光下，从根本上实现公共组织管理的社会化。从不同角度和方向对行政组织的行为实施监督，使有违反公共组织伦理道德要求倾向的公共组织能够得到这些评价监督主体的及时提醒和反馈，以此保持公共组织行为的伦理性。[1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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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共问题篇7
关键词：公共政策；问题；构建
一、公共政策问题的内涵
关于公共政策问题，国内外学者中有以下四种代表性的定义：[1]
第一，张金马认为，公共政策问题与个人、集团、政府部门、政府行为和政府议程有关。公共政策问题是通过个人和团体所提出来的，属于政府的职权范围之内的，能够被政府列入政策议程的，并且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的社会问题。
第二，台湾学者林水波认为，公共政策问题是指社会上大多数人觉察到的，与他们的利益和价值目标相冲突的，必须向权威当局提出来的，并且当局认为在其权限范围之内可采取行动来解决的社会问题。
第三，安德森认为，公共政策问题与社会环境、人的需求和补偿要求有关。公共政策问题总是表现为某种社会环境对一部分人造成影响，致使他们的利益遭受到了威胁或损害，他们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从而展开活动，向政府提出要求进行必要的补偿。
第四，邓思认为，公共政策问题与公共行动、需求和机会有关。公共政策问题表现为通过公共行动去追求某些需求的机会。
公共政策问题被界定为一种特定的社会问题。社会中的多数人因其需求得不到满足或利益受到了某种侵害，通过团体向公共权威部门表达出来，而这种要求也是政府职权范围之内的事情，有对此行动作出相应的政策需要。所以，公共政策问题是指客观存在的、已被社会上大多数人觉察、关注和认同的，与既定的价值、规范和利益发生冲突，并且由社会中的个人与团体提出，属于政府管辖范围之内并能被列入政府的政策议程的社会问题。[2]
二、问题、社会问题、公共问题与公共政策问题
（一）问题
所谓问题，是指社会期望和社会现状之间的差距。即预期与现实出现了差距，或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问题的范畴最为广泛，比如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环境问题等，既可以是个人问题，也可以是社会问题。从涉及的人数上来看，个人问题不一定是社会问题。但是，当个人问题经过一定的发展过程，也可能扩展成为社会问题。
（二）社会问题
所谓社会问题，是问题这个大范畴中的一种，可以定义为一种社会期望和社会现状之间的差距。是由社会内部矛盾，而不是外部矛盾，所引发的人与环境之间或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失调，并对社会造成了较为广泛的影响，由此产生的期望状态和现实状态之间的差距。
因为它违背了社会上一部分人而不是个别人的价值观念和规范准则，具有一定的公共性，而且又同社会发展方向相背离，使得一部分人产生了不满足或矛盾，所以，我们称之为社会问题。
（三）公共问题
所谓公共问题，即公众性、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指的是社会上人们的价值、规范和利益以及生存条件受到某种威胁或损害而出现的问题。
当社会问题只影响到与其有直接关联的一小部分群体时，由于这类社会问题的涉及面比较小，未对社会造成广泛的不良影响，所以，仅是一般的社会问题。但是，当某些社会问题已经不再局限在某些领域和某些群体，而是一种公众性、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并对社会造成了广泛的不良影响时，该社会问题就转化为公共问题了。
（四）公共政策问题
公共政策问题与公共问题虽只相差“政策”二字，但这正表明了二者之间含义的差异。因为并非所有的公共问题都能够成为公共政策问题，当公共权力主体，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政府部门，体会到公众的民意并趋同于公众的诉求时，该问题就成为了一项公共政策问题。也就是说，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将其需求或不满足向公共权力主体提出，而公共权力主体认为所提出的公众诉求在其职权范围以内，并且有采取行动加以解决的必要性，能够将其列入政策议程，这样的公共问题就转化为公共政策问题。[3]
三、公共政策问题的特点
（一）客观性
1、公共政策问题是一种客观状态，是已经发生或存在的社会问题。这种客观问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能凭人的主观臆断来想象或猜测。
2、公共政策问题中所涉及的相关载体，如公共权力主体、个人以及团体，作为不同的实
体单位，也具有客观性。
（二）主观性
1、公共政策问题通常是被人们有选择地加以限定、分类和评价的，而且是被社会上大多数人所关注和认同的，所以都包含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即人们的主观认定。
2、人们对公共政策问题的分析和判定是以一定的价值观念、规范和利益取向为衡量标准
的。当人们认为公共问题与既定的价值、规范和利益相冲突时，就会产生需求和不满足。
3、政府的工作人员在断定某一个公共问题是否在其职权范围之内，是否能被列入政策议
程，这一系列的断定活动也都是人的大脑思维过程活动的产物，因此也都具有主观性。
（三）相关性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一个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又由社会问题转化为公共问题，再由公共问题转化为公共政策问题，许多相互关联的问题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政策体系，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公共政策问题时不能孤立地、片面地分析问题，而应该从全局和整体出发，系统地、全面地从政策问题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上去把握，最终实现整体功能大于各个部分之和的效果。
（四）动态性
公共政策问题的发生和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具有一定的动态性。从时间上来说，公共政策问题不是一蹴而就或突然爆发的，而是有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是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例如民族冲突、种族矛盾、宗教问题、资源问题等，都有其形成的历史原因。
从空间上来说，一个政策问题解决之后，还会产成新的政策问题，这样，新的政策问题就会与新的政策环境以及新的相关人员之间产生联系。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政策问题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都处于动态变化和发展之中。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公共政策问题都不是独立的、静止不动的，而是处于不断地动态变迁发展过程当中。
四、判定公共政策问题的标准
（一）客观情势
客观情势是指客观事实的实际情况和发展态势，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
1、社会公众普遍关心的具有代表性的热点问题。例如雨雪灾、地震等自然灾害问题、腐败问题、房价问题、教育问题、农民工问题。
2、影响较大。公共政策问题指的是那些影响程度大、影响范围广、后果非常严重的公共问题。例如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一些明星，接触和吸食，不仅对吸食者的身心健康带来严重危害，而且还易引发一系列犯罪问题，给社会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当某种客观事实与公众的既定价值、规范和利益相冲突，使得公众的利益遭受了较为严重的威胁和损害，社会中的个人和团体就会立即向政府部门提出强烈的政策诉求，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来解决问题。
同时，这些问题也对政府履行政治责任、行政责任的能力构成了一定的挑战和考验。公众诉求也是公共问题上升为公共政策问题的一个重要标志。[4]
（三）公共政策问题是政府部门职权范围之内的问题
政策问题必须在政府的职权范围以内，如果超越了政府的职权范围，政府越权进行干预，通常情况下所起的效果是适得其反的。而且，政府也不是万能的，同时，还必须是政府有能力去管辖的事务。因为问题的处理和解决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而我们这个社会的资源本来就非常有限，政府在解决公共问题时既不能越位，又不能错位，也不能缺位，应该按照现行法律的明确规定来适位办事。
（四）明显的政策需要
当某种公共问题的客观情势性质恶劣，极其严重，影响程度大，影响的范围广，公众向政府部门提出强烈的政策诉求，而且该公共问题又属于政府职权范围以内，促使政府对现实公共问题做出反应的时候，这就说明该公共问题使得政府形成了明显的政策需要，上升为政府的政策议事日程。
事实上，先出现问题，再有解决问题的方案。公共政策问题的界定与构建也先于政策分析，所以，构建问题的方法要比解决问题的方法更优先考虑。人们解决问题的失败常常不在于过程和结局，而是输在起点上，即对公共问题的确认上。
总之，公共政策问题的构建，作为公共政策分析的逻辑起点，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它
直接影响到后续阶段的任务与实际操作效果。因此，正如俗话所说的那样：“良好的开端，就等于成功的一半”，公共政策问题构建的合理和正确，就等于问题解决了一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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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124页
社会公共问题篇8
一、公共政策主体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主体是指那些在特定政策环境中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执行、评估、监控、调整的个体和团体。其中,广义的政府(即国家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作为公共政策的法定产生者,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是最主要的政策主体。传统观点认为,作为公共政策最主要的制定和执行主体,政府是广大社会公众权利和意志的代表者,政府的公正与准确是一种固有的天赋,政府不具有自身利益。
然而,现实中政府的自利性却是客观存在的。政府的自身利益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第一,政府工作人员的个人利益。作为一种正式的社会组织类型,政府是由若干名政府工作人员组成的,而政府工作人员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他们也具有各种各样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而这些需要也都期望得到满足。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正是其个体需要和组织需要的相互作用,才保证了整个组织的正常运转。当他们的个人需要以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形式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社会特性时,这种需要就转化为了个人利益。由于他们常常被置于“公仆”的地位而不能明确追求自身利益,他们的自利动机受到了限制,从而迫使他们采用其他方式实现自己的利益,比如通过贪污受贿、挪用或占用公款等行为来实现自己的私利。第二,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的团体利益。任何政府都有职能部门和层级的划分,这种划分是组织规模扩大化和管理工作专业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确保各项职能正常运转、组织目标顺利实现的组织结构保障,但这种划分在客观上却容易形成纵向上的层级断裂、横向上的部门交叉、整体上的条块分割的行政格局,从而使得政府的不同层级、不同部门萌生不同的团体利益。例如,在经济发展和投资格局中出现的地区产业趋同现象,地方政府对本地区资源、市场的行政保护现象,以及各部门为了维护本行业、本部门利益而人为设置市场障碍、防止外地区行业竞争进入等现象,都充分证实了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的团体利益的存在。第三,政府整体的机构利益。政府组织常常被人们设定为社会的公共组织,履行公共管理职能,是社会最高利益的代表者,并不具有自利性。事实上,政府组织同样拥有自身的特殊利益,比如特殊的政治地位、经济待遇和精神文化特权等。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政府管理工作从社会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特殊的专业化、专门化的工作,政府组织的自利性就越来越突出。因此,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也是多元利益主体之一,也要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目前,各国政府的规模扩大化、部门支出的增长等都是政府追求自身利益的扩张行为。
从理论上讲,公共政策是为处理社会公共事务、解决社会公共问题而产生的,公共性是其逻辑起点;公共政策又以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最高目标,公共性是其价值终点;公共政策运行过程的各个环节都以公共性作为其基本的指导原则和标准。因此,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作为公共政策主体构成要素的政府,其公共性既是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也是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的重要体现。然而,为什么现实中的公共政策却存在着与公共性相抵触的自利性呢?现有的公共政策公共性理论是无法对此问题作出科学解答的。于是,政策主体理论上的公共性和现实中的自利性之间的冲突便使得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研究陷入困境。
二、公共政策目标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目标是指公共政策主体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基于自身需要和社会提供的可能而设想出的一种希望状态。依据公共政策公共性原则的要求,公共政策目标应该具有公益性,即公共政策应该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目标。
关于公共利益,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目前,学术界对公共利益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把公共利益和抽象的或实体的或理想的自然法规、正义、正当理由这一类的价值标准和规范联系在一起,即将公共利益理解为一种合法利益、正当利益;二是把公共利益和个别人物的特殊利益或集团、阶级的特殊利益联系在一起,或与多数派的特殊利益联系在一起,即将公共利益视为与个别人物、个别集团、阶级的特殊利益相对立的多数人的利益;三是把公共利益与个人之间的竞争过程或集团之间的竞争过程联系在一起,认为个人之间以及集团之间利益竞争的结果便是公共利益。公共选择理论学者认为,社会上实际并不存在作为政府公共政策所追求目标的所谓社会公共利益。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肯尼思·阿罗在《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1951)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该定理阐释了将个人偏好或利益加和为集体偏好或利益的内在困难。该定理指出:试图找出一套规则或程序,从一定的社会情况下的个人选择顺序中推导出符合某些理性条件的社会选择顺序,一般是办不到的。阿罗证明,简单加法不足以在个人偏好中排出一个一致的共同次序,这些个人偏好本身也是根据不同的标准分类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詹姆斯·m.布坎南也指出:在公共决策或集体决策中,实际上并不存在根据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的过程,而只存在各种特殊利益之间的“缔约过程”。因此,依据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作为公共政策根本目标的公共利益是不存在的,那么公共政策所追求的公共性自然也只能是一种虚幻的公共性,这显然是和现有的公共政策公共性理论研究成果相矛盾的。即使我们不认同公共选择理论对公共利益的论述,仅从学术界对公共利益这一概念的定义的争论中也可以看出,公共利益是一个很难把握的概念,它对于公共政策的研究人员来说难于把握,它对于作为公共政策决策主体的政府来说更难于把握。
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原则要求将公共利益视为公共政策的根本目标,而公共利益本身却是模糊不清、飘忽不定的。可以想见,在没有回答到底是不是存在公共利益以及什么是公共利益这两个基本问题的条件下,政府又怎能制定出追求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呢?现实中,政府官员制定和实施的公共政策所追求的也仅仅是他们自己观念领域中的模糊的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不可避免地受到政府官员个人价值观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带有主观性和狭隘性。同样,在既没有证明公共利益的真实性又不能科学界定其内涵的前提下,政策研究人员又如何能够对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呢?于是,公共政策的虚无性和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便构成了公共政策研究中的一个理论难题,使得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研究陷入困境。三、公共政策问题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问题是指那些引起政府的关注并纳入政府议程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是指社会的实际状态与社会公众所期望的状态之间的差距,也就是需要解决的各种社会矛盾。就其本质而言,政策问题是“思想作用于环境的产物,它们是通过分析从问题情势里抽取出的要素。因此,我们所遇到的,是问题情势而非问题,问题就像原子核细胞一样是观念的产物”［4］。可以说,“问题不能脱离对它们进行定义的个体和群体而存在,也就是说,并不存在其内部和自身就构成政策问题的‘自然的’社会状态”［5］。只有当人们对改变某些问题情势的希望作出判断时,才能产生政策问题。可见,政策问题是被人们感知、觉察到的状况,是与价值、规范和利益冲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当前,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正在成为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现实挑战。任何时代和任何时期,都存在着一些需要重视和解决的社会问题,而作为社会公共管理者的政府,有必要关注并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但社会上存在的问题为数众多,纷繁复杂,而由于时间、能力和资源的限制,政府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而只能解决其中的一部分问题,政府应该解决哪些社会问题呢?这需要对各种社会问题进行选择,也就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首要环节确立公共政策问题。依据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原则,公共决策权力应该归社会公众所有,公共政策应该由社会公众共同参与,因此作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首要环节的公共政策问题确立过程,也应该在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下来完成,于是公共政策问题的确立过程应该是社会公众的选择过程。然而在现实中,政策问题的确立过程,只是政府将必要的社会问题纳入政府议程并将其转化为政策问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政府在诸多社会问题中进行选择的过程,而不是社会公众对社会问题进行选择的过程。
政府对公共政策问题的选择,归根到底就是政府工作人员的选择,这种选择在本质上是一种主观认定。由于政府工作人员的利益、信仰或价值观不同,选择的结果也就必然不同。对于同一问题,有些人看来非常重大,需要政府采取行动加以解决,而将其确认为公共政策问题,而另一些人则可能不以为然,认为没有兴师动众的必要,而拒绝将其纳入公共政策问题之列。于是,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可能会给政策制定带来两种直接后果,其一是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却没有被确立为公共政策问题,这无疑是对社会公众民利的剥夺,是与公共政策的公有性、公治性原则格格不入的。其二是被确认为公共政策问题的社会问题并不是社会公众最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这显然是对政策资源的肆意浪费,既没有真正代表社会公众的意志,也不符合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基本要求。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该属性要求公共政策必须准确界定公共政策问题,而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却使公共政策问题的界定具有了一定的随意性。因此,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二者之间的矛盾便构成了公共政策公共性研究的又一困境。
四、公共政策价值的公共性困境
社会公共问题篇9
公共政策分析作为一种新兴研究领域尽管正逐步成为学界和实务界的主流话语之一，但它在其基本分析单位——公共政策——的认知上仍存在着巨大的歧异。为建立完整的学术对话机制，本文首先对学界不同的公共政策观进行了独特的梳理，进而通过对公共问题解决途径的分析，得出结论：公共政策的本质在于政府通过对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考量，在减少主观差距和减少客观差距之间做出选择，进而及时有效地解决公共问题。公共政策既可能直接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减少客观差距，包括对公共利益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也可能置公共利益于不顾，仅仅通过降低或转移公众的期望值来减少其主观差距，缓和其不满情绪。
【关键词】
公共政策；价值；利益；分配；公共问题
【作者简介】
黄仁宗，男，山东菏泽人，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分析。e-mail：hrz2001@tel:010-62762849。地址：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47#2102室（100871）。著作权所有，转载请联系作者。
一、导言
自哈罗德·拉斯维尔(HaroldD.Lasswell)和丹尼尔·勒纳(DanielLerner)于1951年发表《政策科学：范围与方法的新发展》以来，公共政策分析作为一种新兴研究领域正逐步成为学界和实务界的主流话语之一，甚至被誉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中的一次“科学革命”（德罗尔语）、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最重大的突破”（冯贝米语）以及“当代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发展”（罗迪语）。正如杜克大学乔尔·弗莱什曼教授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作报告时指出的：“目前已经发展起来的公共政策分析和管理专业，首次成为正式的教育科目，仅仅是在短短的的20年里，这是令人震惊的。在回顾20年的发展时，人们既对这一学术的新发展表示赞叹，又对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感到吃惊。”[1]（p166）
然而，必须指出，公共政策分析至今尚未在学理研究和实证研究、行为科学和管理科学以及学术界和实务界之间构架起哪怕是一座真正稳固、一致的桥梁。换句话讲，公共政策分析的科际整合任务并未完成，人们迄今尚未就公共政策的本质内涵达成真正共识。
二、传统观点的述评
学界关于公共政策本质内涵的代表性观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1）“现代行政学之父”伍德罗·威尔逊认为：公共政策“是由政治家即具有立法权者制定的而由行政人员执行的法律和法规。”[2]（p4）这个定义带有明显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特征，且缩小了公共政策的范围和制定主体。首先，公共政策不仅包括法律法规，还包括政府的计划、指示、决议，甚至政府领袖的某些特定意图和表征符号也会起到公共政策的功能。其次，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人员不仅仅有政治家，还包括人民代表、专家学者，尤其是在当今“行政国家”时代，随着政府职能的急剧扩张和行政裁量权的广泛应用，行政当局参与制定公共政策的主动性日益增强。基于此，亚伯雷比（paulappleby）指出：“决策不仅仅属于政治”，换言之，“公共行政就是制订政策”。[3]（p27、170）
（2）政策科学的创立者哈罗德·拉斯维尔和亚伯拉罕·卡普兰（a.Kaplan）认为：公共政策是“一种含有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4]（p8）这个定义既包含了公共政策的工具理性（策略），又注意到了公共政策的价值理性（目标和价值），应该说极有见地。但宽泛地把公共政策等同于计划则是不可取的。计划可以是政策，但政策并不天然就是计划，它还包括指示、决议、法律、法规以及政府发出的其他符号系统。
（3）托马斯·戴伊（tomasR.Dye）认为：“凡是政府决定做或者不做某件事的行为就是公共政策。”[5]（p1）这一定义不仅看到了政府的“为”，又注意到了政府的“不为”，因而具有明显的行为主义色彩，体现了公共政策分析实践性的学科特征。所谓“为”，就是政府为解决一定的公共问题而公然采取行动或者公然做出一定的符号表示；所谓“不为”，就是政府遵循一种放任主义的不干涉原则，不采取任何行动，不做出任何积极性的符号表示。“不为”和“为”都是公共问题的重要解决之道。比如中国一直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在执行“为”的政策；同时，朱镕基总理指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绝对不会抄袭西方的模式，也就是说不实行政党的轮流坐庄或者是两院制。”[6]这实际上是在执行一种“不为”的政策。但是，下定义必须遵循民间话语和学术话语两种规范。日常生活中人们讲的“遵循公共政策”，显然不是遵循政府的行为，而是遵循一定的规则和符号表示。因此，把政府执行政策的行为等同于公共政策本身是不妥的。
（4）罗伯特·艾思顿（Roberteyestone）的定义则最为宽泛。他认为：“从广义上讲，公共政策就是政府机构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7]（p18）这个观点显然受到了生态行政学的影响。事实上，公共政策本身就是政府系统与其生存环境之间交相策动的函数，即p＝f(G,e)，这里p指公共政策，G指政府系统，e指生存环境。政府做出一定的公共政策，本质上必须考虑对公共问题的因应。但这种因应必然会渗有政府自身的偏好和利益。无论从哪种角度看，公共政策都体现了政府及其环境的双重诉求。因此，艾思顿的观点是比较深刻的。但是，政府环境究竟是什么？难道仅仅是其周围环境吗？对此，他并未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我们认为，政府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系统而非封闭系统。封闭系统之间的界线是固定的、不可渗透的，而开放系统在与其更广泛的超系统之间的界线则是可渗透的。同时，环境既有一般（社会）环境，又有具体（工作）环境。“一般环境与具体环境之间的界线并不总是很清楚的，而这种界线又在不断变化着。一般环境中的力量不断地‘突破’到一个具体组织的具体环境中去。甚至在工作环境之外，还有可能影响组织（或被它影响）的因素与现象。很清楚，环境是个连续统一体，其中相关性只是个程度问题。’”[8]（p156）甚至，迈意尔·R·路易斯把组织本身就看作是“产生文化的环境”。[9]（p274）可见，作为一种开放系统的社会组织，政府与环境的界线是极其模糊、可以相互渗透的。因而，仅仅从政府与环境互动的层面来界定公共政策显然是不够的。
（5）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easton）从其政治系统分析理论出发，认为“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做有权威的分配。”[10]（p4-5）换言之，“一项政策的实质在于通过那项政策不让一部分人享有某些东西而允许另一部分人占有它们。”[11]（p123）这个观点指出了公共政策的价值分配功能，因而颇受学界的青睐。但是，这一定义本身存在四个问题：
首先，究竟什么是价值？根据戴维·伊斯顿的理解，这里的价值不仅包括实物、资金，还包括权力、荣誉和服务等有价值的东西。然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价值本身就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概念。作为一种哲学话语，价值就是在主客体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客体之于主体的意义和效用；而另一方面，价值又可以被理解为对主体有意义或有效用的一切客体。学术话语应该与大众话语相吻合或者说至少不能造成大众误读。而戴维·伊斯顿以含糊的价值界定公共政策，显然违背了这一原则。
其次，公共政策仅止于分配吗？公共政策的确具有价值分配功能，但人们会沿着这一话语逻辑发问：公共政策仅止于分配吗？与分配同系列的生产、交换和消费，是否也是公共政策的功能所在？我们认为，公共政策除了分配社会价值的功能外，还具有生产、交换和消费社会价值的功能，表现在：1）政府通过执行直接投资、国家控股等政策，直接创制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尽管各国的国有化程度不同）。这种公共政策的生产功能在政府主导型的后发展国家尤为突出。2）通过签订和执行政府间外贸协议，遵循比较优势原则，互相交换社会价值。如今我国积极推行的“入世”政策，本质上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国内外社会价值的交换和互惠；3）通过制定扩大内需等政策，鼓励民众消费社会价值。如果没有公共政策的消费功能，公共政策对社会价值的生产、分配和交换功能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再次，全社会的价值都能够分配吗？在戴维·伊斯顿的视野中，价值就是对人们有价值的东西。然而，对人们有效用的东西太多了：阳光、雨露、地热、臭氧层等是价值；财产、权力、地位、荣誉等也是价值。前者显然是公共政策所不能分配的，后者则可以经由公共政策被分配给不同的群体。我们不妨把前者称为自然价值，把后者称为人化价值。一般地说，公共政策能够分配人为价值，但却不能分配自然价值。但这只是就极端状况而言。事实上，随着人与自然分离鸿沟的日益弥合，许多社会价值有二极融合的趋势，换言之，既有人为性又有自然性的社会价值越来越多。譬如在传统社会中，阳光是纯粹的自然价值，政府的政策无法实现对阳光的分配。但在法制完备的现代社会中，政府可以通过保护公民的住宅采光权，实现对阳光的分配调节。然而，这种分配又是不完全的，任何公共政策都无法给阳光清晰地划定产权，使得一部分人拥有阳光，而另一部分人却付之阙如。因此，并非全社会的所有价值都能通过公共政策加以分配。
最后，价值的分配对象一定是或选吗？在戴维·伊斯顿看来，公共政策的实质在于不让一部分人享有某种价值，而允许另一部分人占有它们。这里面暗含着一个假设：公共政策的对象既有受益者又有非受益者。这是不符合实际的。现实中，公共政策在分配价值时可能有三种情形：一是既有受益者又有非受益者，这是比较常见的情形；二是只有受益者，没有非受益者，比如政府加强国防的公共政策，能够为全社会带来价值；三是只有非受益者，没有受益者，比如前苏联政府的对外扩张政策，并未给苏联人民带来任何福祉，反而造成国力衰微和民生凋敝，这是一种完全失败的公共政策。因此，公共政策的实质并非分配的或选性。
综上可见，公共政策分析在其基本分析单位——公共政策——的认知上亦存在着巨大的歧异，这阻碍了学术对话通道的建立。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公共政策分析尚未成长为系统的理论范式和完善的学科建制，它只是关涉诸类领域、杂糅多种学科的研究途径。借用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的话说，公共政策分析的“各个途径正处于‘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的交战状态。”[12]（p14）所以，公共政策分析如果欲在科学界和实务界寻求认同、实现突破，就必须在方法论、分析单位和理论基础上能有所共识，同时建立完整的学术对话机制。其中，最为紧迫的就是在其基本分析单位——公共政策——上率先取得突破。
三、公共政策的本质内涵
公共政策与私人政策（包括公司政策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其公共性。卢梭曾经指出：“法律乃是公意的行为。”[13](p51)同样，公共政策也应该是体现公意的行为。在当今世界上，人类开发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能力空前提高，但各种各样的公共问题又随之而来，如环境恶化、人炸、气候变暖、网络诈骗、垃圾处理、地下水位下降、恐怖主义猖獗。在中国，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宏观建制有了相当发展，人民生活也得到了持续改善。但是，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公共问题，比如环境污染日益严重、黄河断流、地下水位下降、渔业资源退化、草原退化、森林面积缩小、水土流失、治安形势不容乐观、基础设施缺乏长期的保养机制等。面对这些公共问题，显然是任何私人组织所不能解决。因此，只能诉诸于政府采取灵活高效的公共政策，着眼于可持续发展，培养解决公共问题的适当机制，激励公民社会在政府引导下与政府努力协作，共同解决公共问题。
综合人类文明史尤其是现实情境，我们认为，作为政治系统的一种输出，公共政策的所有涵义和功用就在于及时有效地解决社会公共问题，“问题”构成了公共政策的存在根由和逻辑起点。美国学者J.S.利文斯顿指出：“问题的挖掘和确认比问题的解决更为重要，对一个决策者来说，用一个完整而优雅的方案去解决一个错误的问题对其机构产生的不良影响比用较不完整的方案去解决一个正确的问题大的多。”[13]（p133）所谓问题，就是指“应有现象与实际现象的偏差，或者是系统的现有状态与期望状态的差距。”[14]（p78）简言之，问题即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距。根据不同的影响阈值，问题可分为私人问题和公共问题（或者说社会问题）。
所谓私人问题，是指成本和收益只对一个人或几个人有影响的问题，其利害关系人是特定的个人或较小的社群。一般地，私人问题依靠私人的力量即能解决。在解决私人问题的私人事务中，由于其收益与成本的线性对称，它无需任何外在的规制、监督和调节，就可以有充分的激励动力实现私人利益的最大化。相反地，如果私人事务经常受到外在力量的哪怕是善意的调整和干涉，私人事务的收益成本对称性就会遭到扭曲。“一个繁荣的社会，总是尽可能保证私的隐性，充分尊重个人在处理私事方面的理性选择，绝不强制化私为公，充分保证个人全权处理私人事务的自由权利；而一个贫穷的社会，却往往对私人事务横加干涉，以私人理性不足为名，强制性地化私为公，清私灭私，限制甚至剥夺个人处理私人事务
之自由权利。”[15]因此，一般地讲，公共政策不应干涉私人问题。
但是，一旦某一问题的成本和收益关涉到了整个社会，同时社会中每个成员都感受到这种利害相关性并因而产生了被剥夺感时，这种问题就由私人问题转化成了公共问题。显然，公共问题是指以整个社会作为利害关系人的问题，它波及的阈限是全社会，因此又称为社会问题。必须指出，本文是在宽泛语境中探讨公共问题或社会问题的。公共问题决不仅仅是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所谓的“社会病态”、“社会解构”或“社会失调”。比如艾森斯塔德就认为：公共问题“通常系指相当数量的人在社会行为方面的崩溃或离轨，而许多身处产生离轨现象社会的成员对此又极为关切。”[16]（p26）
社会公众一经体认到公共问题的存在，就必然怀有诉诸于作为公共法权主体的政府的意图。但是，意图不等于现实。公众既可能采取行动，要求政府把公共问题纳入政策议程；也可能不采取任何要求政府纳入政策议程的实质性行动，而只是心存不满。在前一情形中，可能是由于：1）公民社会的发达，使得公众敢于和能够组织起来，向政府提出诉求；2）开明、民主的政府，愿意倾听民众的呼声；3）即使是非民主的政府，由于担心公共问题不解决会触发社会的动荡，进而危及自身的合法性，因而明智地把公共问题纳入政策议程。
在后一情形中，原因则可能是：1）公民社会的软弱，使得公民缺乏向政府提出纳入政策议程要求所需的足够资源和勇气；2）专制独裁政府可能毫不顾及社会的需求，视民众为草芥；3）即使是所谓的民主政府，也有其自身的利益追求，也“更多地是作为特种利益的经纪人”[17]（p56）一旦公共问题的解决不能给其带来好处甚至会危及其自身利益时，政府会作壁上观。至于政府如何将公共问题纳入政策议程，使之成为公共政策问题，鉴于学界多有探讨，此处不再赘述。
前已述及，问题本身是一种差距。同时，无论是私人问题还是公共问题，其发生源都有两个：一是主观希求；一是客观情势。相应地，公共政策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寻求公共问题的解决：
(1)减少公众的主观差距，降低或转移公众的期望值，缓和公众的不满情绪。换言之，即政府不是直接采取针对该公共问题的行动，从根本上调整社会利益关系，而是开动宣传机器，推行政治社会化，以政府的价值判断影响公众，企图使公众感到：问题原来没自己想的那么严重；或者问题终究会得到解决！这是一种比较适用于对危机的暂时性处理的政策做法。它给人以安慰，能够暂时慰藉公众的紧张状态。例如，俄罗斯总统普京之所以能够在前总统叶利钦众多的接班人如切尔诺梅尔金、涅姆佐夫、基里延科、斯捷帕申等中间脱颖而出，创造世界政坛一大奇迹，根本上是因为他严格奉行了彻底消灭车臣叛乱势力，不参与国内政治斗争的公共政策。结果，通过车臣战争,俄国人民的视线由国内一直不景气的经济问题转移到了维护俄罗斯领土完整的车臣战争问题上，普京不仅消灭了车臣匪帮，而且也打掉了所有的政治竞争对手，通往克里姆林宫的大门从此为普京敞开了。
诚然，减少主观差距的政策做法颇具明显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的色彩，往往给人以玩弄权术、麻痹公众之感。政府“必须有足够的明智远见，知道怎样避免那些使自己亡国的恶行（vizii）”，甚至如果必要的话，“还要保留那些不会使自己亡国的恶行。”[18]（p74）因此，这种公共政策的做法在特定情境下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任何公共问题都是基于利益而产生的。恩格斯深刻指出：“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为原则。”[19]（p551）同时，任何公共问题的产生都必然有一个从萌芽到发展以至事态扩大的自然过程。公共问题的利益本性再加上其产生的过程特性，使得政府企图通过减少人民的主观差距来回避公共问题的做法很可能得不偿失，最后矛盾越积越大，直至引发大的社会动荡甚至革命。因此，公共政策在减少了人民的主观差距进而暂时减缓了问题的表层严重性后，应该毫不犹豫地转向公共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减少客观差距。
（2）减少客观差距，即公共政策着眼于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直接接受公共问题的挑战。具体说来，它包括生产社会利益；分配社会利益；交换社会利益以及消费社会利益。在前述对戴维·伊斯顿观点的批判中，笔者已经指明，他所谓的“价值”是比较含糊的，因此“为免于对‘价值’一词有宽泛的理解，同时又能突出公共政策的本质，不如把‘价值’改为‘利益’。”[20]（p5）所谓利益，就是指人们认为对其生存与发展、自由与幸福具有现实必要性的一切资源和条件。同时，公共政策的实际功能决不仅仅止于利益的分配，还包括利益的生产或创制，利益的交换，利益的消费。详细的阐释可见上文对戴维·伊斯顿观点的批判，此处不再赘述。通过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公共政策能够减少客观差距，实现公共问题的根本解决。
综合上述分析，公共政策无论是从减少主观差距还是从减少客观差距，其着眼点都是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公共政策的本质在于：政府通过对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考量，在减少主观差距和减少客观差距之间做出选择，进而及时有效地解决公共问题。公共政策既可能直接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减少客观差距，包括对公共利益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也可能置公共利益于不顾，仅仅通过降低或转移公众的期望值来减少其主观差距，缓和其不满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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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essenceofpublicpolicy
社会公共问题篇10
关键词:公共政策;公共性;政府;利益
abstract:publicityhasbeenregardingasanessentialattributeandalsoanimportantdomainofthepublicpolicy.However,thestudyonitwasoftenpuzzledbyvariousproblemsandthenforcedtofacemanychallengestoputitfallsintoanawkwardposition.theproblemsincludetheconflictbetweenthepublicpolicythatitinvolvesitsowninterestsrequiredanditspublicity,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indefinitetargetofpublicpolicyanditspublicity,thediscrepancybetweenthesubjectivityinpublicpolicyformulatinganditspublicityandthedilemmawheretheefficiencyandfairnessisoftenhardtobecompromisedoneachotherinpublicpolicyformulated.alltheseimplythattoreasonoutwhatcausesthepublicitytofallintoanawkwardpositioninthestudyonpublicpolicyisofimportanceandhelpfultoformulatingpublicpolicymorescientificallyanddemocratically.
Keywords:publicpolicy;publicity;government;interest
公共政策作为“公共权力机关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1］,其本质属性是公共性。公共政策应该遵循如下公共性原则:第一,公有性原则,即公共决策权力应该归社会公众所有;第二,公治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第三,公享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适用于其所要调整的所有对象［2］;第四,公平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维护社会公平;第五,公益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目标;第六,公开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具有开放性和透明性［3］。但是,当我们对公共政策进行深入考察时却发现,公共政策时常表现出与公共性相违背的特性,这便使得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研究陷入困境。对这些困境进行科学梳理,将有助于理顺公共政策研究的思路,探明公共政策失效的症结,进而加快我国公共政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进程。具体而言,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困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共政策主体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主体是指那些在特定政策环境中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执行、评估、监控、调整的个体和团体。其中,广义的政府(即国家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作为公共政策的法定产生者,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是最主要的政策主体。传统观点认为,作为公共政策最主要的制定和执行主体,政府是广大社会公众权利和意志的代表者,政府的公正与准确是一种固有的天赋,政府不具有自身利益。
然而,现实中政府的自利性却是客观存在的。政府的自身利益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第一,政府工作人员的个人利益。作为一种正式的社会组织类型,政府是由若干名政府工作人员组成的,而政府工作人员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他们也具有各种各样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而这些需要也都期望得到满足。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正是其个体需要和组织需要的相互作用,才保证了整个组织的正常运转。当他们的个人需要以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形式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社会特性时,这种需要就转化为了个人利益。由于他们常常被置于“公仆”的地位而不能明确追求自身利益,他们的自利动机受到了限制,从而迫使他们采用其他方式实现自己的利益,比如通过贪污受贿、挪用或占用公款等行为来实现自己的私利。第二,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的团体利益。任何政府都有职能部门和层级的划分,这种划分是组织规模扩大化和管理工作专业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确保各项职能正常运转、组织目标顺利实现的组织结构保障,但这种划分在客观上却容易形成纵向上的层级断裂、横向上的部门交叉、整体上的条块分割的行政格局,从而使得政府的不同层级、不同部门萌生不同的团体利益。例如,在经济发展和投资格局中出现的地区产业趋同现象,地方政府对本地区资源、市场的行政保护现象,以及各部门为了维护本行业、本部门利益而人为设置市场障碍、防止外地区行业竞争进入等现象,都充分证实了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的团体利益的存在。第三,政府整体的机构利益。政府组织常常被人们设定为社会的公共组织,履行公共管理职能,是社会最高利益的代表者,并不具有自利性。事实上,政府组织同样拥有自身的特殊利益,比如特殊的政治地位、经济待遇和精神文化特权等。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政府管理工作从社会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特殊的专业化、专门化的工作,政府组织的自利性就越来越突出。因此,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也是多元利益主体之一,也要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目前,各国政府的规模扩大化、部门支出的增长等都是政府追求自身利益的扩张行为。
从理论上讲,公共政策是为处理社会公共事务、解决社会公共问题而产生的,公共性是其逻辑起点;公共政策又以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最高目标,公共性是其价值终点;公共政策运行过程的各个环节都以公共性作为其基本的指导原则和标准。因此,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作为公共政策主体构成要素的政府,其公共性既是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也是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的重要体现。然而,为什么现实中的公共政策却存在着与公共性相抵触的自利性呢?现有的公共政策公共性理论是无法对此问题作出科学解答的。于是,政策主体理论上的公共性和现实中的自利性之间的冲突便使得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研究陷入困境。
二、公共政策目标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目标是指公共政策主体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基于自身需要和社会提供的可能而设想出的一种希望状态。依据公共政策公共性原则的要求,公共政策目标应该具有公益性,即公共政策应该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目标。
关于公共利益,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目前,学术界对公共利益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把公共利益和抽象的或实体的或理想的自然法规、正义、正当理由这一类的价值标准和规范联系在一起,即将公共利益理解为一种合法利益、正当利益;二是把公共利益和个别人物的特殊利益或集团、阶级的特殊利益联系在一起,或与多数派的特殊利益联系在一起,即将公共利益视为与个别人物、个别集团、阶级的特殊利益相对立的多数人的利益;三是把公共利益与个人之间的竞争过程或集团之间的竞争过程联系在一起,认为个人之间以及集团之间利益竞争的结果便是公共利益。公共选择理论学者认为,社会上实际并不存在作为政府公共政策所追求目标的所谓社会公共利益。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肯尼思·阿罗在《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1951)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该定理阐释了将个人偏好或利益加和为集体偏好或利益的内在困难。该定理指出:试图找出一套规则或程序,从一定的社会情况下的个人选择顺序中推导出符合某些理性条件的社会选择顺序,一般是办不到的。阿罗证明,简单加法不足以在个人偏好中排出一个一致的共同次序,这些个人偏好本身也是根据不同的标准分类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詹姆斯·m.布坎南也指出:在公共决策或集体决策中,实际上并不存在根据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的过程,而只存在各种特殊利益之间的“缔约过程”。因此,依据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作为公共政策根本目标的公共利益是不存在的,那么公共政策所追求的公共性自然也只能是一种虚幻的公共性,这显然是和现有的公共政策公共性理论研究成果相矛盾的。即使我们不认同公共选择理论对公共利益的论述,仅从学术界对公共利益这一概念的定义的争论中也可以看出,公共利益是一个很难把握的概念,它对于公共政策的研究人员来说难于把握,它对于作为公共政策决策主体的政府来说更难于把握。
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原则要求将公共利益视为公共政策的根本目标,而公共利益本身却是模糊不清、飘忽不定的。可以想见,在没有回答到底是不是存在公共利益以及什么是公共利益这两个基本问题的条件下,政府又怎能制定出追求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呢?现实中,政府官员制定和实施的公共政策所追求的也仅仅是他们自己观念领域中的模糊的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不可避免地受到政府官员个人价值观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带有主观性和狭隘性。同样,在既没有证明公共利益的真实性又不能科学界定其内涵的前提下,政策研究人员又如何能够对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呢?于是,公共政策的虚无性和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便构成了公共政策研究中的一个理论难题,使得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研究陷入困境。
三、公共政策问题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问题是指那些引起政府的关注并纳入政府议程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是指社会的实际状态与社会公众所期望的状态之间的差距,也就是需要解决的各种社会矛盾。就其本质而言,政策问题是“思想作用于环境的产物,它们是通过分析从问题情势里抽取出的要素。因此,我们所遇到的,是问题情势而非问题,问题就像原子核细胞一样是观念的产物”［4］。可以说,“问题不能脱离对它们进行定义的个体和群体而存在,也就是说,并不存在其内部和自身就构成政策问题的‘自然的’社会状态”［5］。只有当人们对改变某些问题情势的希望作出判断时,才能产生政策问题。可见,政策问题是被人们感知、觉察到的状况,是与价值、规范和利益冲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当前,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正在成为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现实挑战。任何时代和任何时期,都存在着一些需要重视和解决的社会问题,而作为社会公共管理者的政府,有必要关注并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但社会上存在的问题为数众多,纷繁复杂,而由于时间、能力和资源的限制,政府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而只能解决其中的一部分问题,政府应该解决哪些社会问题呢?这需要对各种社会问题进行选择,也就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首要环节确立公共政策问题。依据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原则,公共决策权力应该归社会公众所有,公共政策应该由社会公众共同参与,因此作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首要环节的公共政策问题确立过程,也应该在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下来完成,于是公共政策问题的确立过程应该是社会公众的选择过程。然而在现实中,政策问题的确立过程,只是政府将必要的社会问题纳入政府议程并将其转化为政策问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政府在诸多社会问题中进行选择的过程,而不是社会公众对社会问题进行选择的过程。
政府对公共政策问题的选择,归根到底就是政府工作人员的选择,这种选择在本质上是一种主观认定。由于政府工作人员的利益、信仰或价值观不同,选择的结果也就必然不同。对于同一问题,有些人看来非常重大,需要政府采取行动加以解决,而将其确认为公共政策问题,而另一些人则可能不以为然,认为没有兴师动众的必要,而拒绝将其纳入公共政策问题之列。于是,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可能会给政策制定带来两种直接后果,其一是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却没有被确立为公共政策问题,这无疑是对社会公众民利的剥夺,是与公共政策的公有性、公治性原则格格不入的。其二是被确认为公共政策问题的社会问题并不是社会公众最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这显然是对政策资源的肆意浪费,既没有真正代表社会公众的意志,也不符合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基本要求。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该属性要求公共政策必须准确界定公共政策问题,而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却使公共政策问题的界定具有了一定的随意性。因此,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二者之间的矛盾便构成了公共政策公共性研究的又一困境。
四、公共政策价值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价值是指公共政策主体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所遵循的价值准则。公共政策具有各种不同层次的价值追求,效率和公平一直是政策研究人员最为关注的两种价值。效率,是指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获取的收益与所投入的各种资源的比值,即收益与成本的比值。作为公共政策价值的效率,主要是指对政策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公平,是人们对社会运行状态的一种带有主观性的价值判断,包括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机会公平是注重规则的无差别性的公平,即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结果公平是注重人的差异性的公平,即对不同的人实行不同的规则。作为公共政策价值的公平,可以理解为对政策资源配置合理性的判断。
公共政策效率价值取向的存在,正在冲击着公共政策的公平价值取向,进而使得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研究陷入困境。关于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否认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统一,但就公共政策而言,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却是二者之间的相互对立。效率与结果公平在终极意义上是“两全”的关系,而在日常操作中,特别在微观层次中,是“难以两全”的关系。效率价值取向强调以尽可能小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大的产出,提高政策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这就需要通过激励性差别分配机制激活各种生产要素,以最大限度地激发每个社会成员的潜能。但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不同社会成员的先天禀赋和社会背景是不同的,因此这种激励性差别分配机制必然会导致结果的差别,即强者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弱者会获得较少的资源,甚至丧失掉已有的资源。可见,从某种程度上讲,选择公平必然会妨碍效率,追求效率必然会损害公平。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对立,直接导致了学术界对二者在公共政策价值体系中的先后次序问题的争论。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效率优先论认为,公共政策应该强调效率的首要性,只有效率得到了提高,才能更多地体现公平,不能因为公平的原因而伤害效率;以罗尔斯和德沃金为代表的公平优先论认为,公共政策应该以平等作为衡量分配是否公平的标准,在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强调平等的最终目的价值;以阿瑟·奥肯为代表的公平与效率并重论认为,公平与效率同等重要,两种价值在不同领域中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在社会和政治权利领域中,“社会至少在原则上把平等的优先权置于经济效率之上。当我们转入市场和其他经济制度时,效率获得了优先权”［6］。
效率和公平两种价值取向的对立常常使现实中的公共政策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以暂时牺牲一定的公平为代价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或者以暂时牺牲一定的效率为代价实行“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换言之,效率和公平的对立使公共政策方案选择出现了机会成本问题,即一项公共政策只能以其中一种价值选择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选择了一个就意味着放弃了另一个。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要求公共政策必须以公平原则为基本价值准则,而现代公共管理的效率性则要求公共政策必须以效率原则为首要价值依归。效率与公平两种价值取向之间的两难选择便成为公共政策研究中的又一公共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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