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作用篇1
一、在社会管理中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的必要性
同志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明确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思想道德建设，持之以恒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增强全社会的法制意识，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增强社会诚信”。同志的这些讲话不仅指出了思想政治工作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内在联系，强调了思想政治工作在创新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为我们在社会管理中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1、人类社会的健康运行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
任何一个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都必须建立和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遵循一定的社会规则。从古到今，人类维护秩序、执行社会规则的方式概括起来有三种形式：人治、法治和德治。在古代社会中，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和管理格局总体上是人治基础之上的德治为主、法治为辅。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由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社会管理格局基本上都是法治为主、德治为辅，传统意义的那种单纯依靠个人人治的方式几乎都消失了。但是，人是世间唯一的主体，无论是法治还是德治，归根到底它们都离不开人，都要靠现实中的个人去理解它、执行它，因此对社会管理归根到底还是人去管理，是离不开人、需要依靠人、取决于人的，甚至可以说社会管理本质就是某种特殊的“人治”。由此可见，不管是管理的人还是被管理的人，他们自身内在的思想意识、外在的言行举止对于社会秩序、社会规则的维护和遵循才是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对于一个社会，无论其法律多么完备，如果人们缺乏法制知识，对于维护秩序、遵循社会规则、实行法治没有发自内心的自觉意识、自觉认同，失序肯定也是社会的常态。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种针对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育塑造的教育活动，植根于人的思想灵魂深处，在人类各项管理方式中理应是不可或缺的。
2、思想政治工作能够弥补“刚性”社会管理的缺陷
社会管理可以分为刚性管理和柔性管理。刚性管理是一种依靠组织权威、依靠权力、依靠制度的管理，是一种“外在”管理，不关心管理客体的心理感受，更多强调管理客体的服从。柔性管理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管理，依赖领导力等软因素进行管理，是管理者的情感感召，是一种“内在”管理，即通过建设良好的团队人际关系，使管理客体获得归属感，提升凝聚力和战斗力。思想政治教育集中反映了社会政治要求，能够更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思想状况及发展趋势，是柔性管理方式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也是由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管理属性所决定的。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我国社会工作的传统方式，能够通过细致有效的说服教育，增强社会成员的整体意识和道德责任感，使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并加强自我调控；能够破解管理对象的心理难题和观念障碍，使其以积极乐观的态度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之中；能够将符合社会目标的思想强化，形成正确的理想信念，从而使其行为与社会发展方向保持一致并持续互动，从而实现社会管理的目标。
二、在社会管理中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的可行性
社会管理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有许多共同之处，源自于思想政治教育与现代社会管理两门学科的特点。尽管这两门学科在研究领域、研究内容、实际运用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各有特征，但它们在现代社会中是互为关联的，共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学科基础的同源性
一方面，社会管理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两门科学，从总体上看都属于软科学。社会管理最终是对人的管理，现代管理强调以人为中心，这就要求我们深入地研究管理过程中人的心理活动规律和行为模式。思想政治教育重在改变人们的思想、引导人们的行为。对人的思想的研究、行为的把握离不开对人的心理规律的探求，掌握诸多心理现象的成因及规律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规范化的前提。另一方面，社会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二者都致力于改变人们的行为。
2、工作对象的一致性
社会管理作为管理的特殊形态，其客体最终集中到“人”上。现代社会管理是强调以人为中心的管理，物的开发与利用、社会问题的预测与解决、社会政策的制订与执行等都离不开人，人本管理是现代社会管理的发展趋势。对人管理得当，就能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各要素功能1+1>2的效果。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对象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受动者和接受者，是分布在各行各业的活生生的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直接目标是培养人，造就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既以人为出发点，又以人为归宿。可见，社会管理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对象本质上完全一致。
3、最终目标的相容性
社会管理作为宏观管理范畴，其直接目标在于实现社会系统协调、有序、良性运行。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能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营造良好社会环境，从而达到社会和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就在于转变人的观念，在价值多元化的环境中使社会成员达到思想统一、行动一致，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科学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综上可以看出，社会管理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标具有相容性，都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价值的实现这一目标。
社会治理的作用篇2
[关键词]社会治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
[中图分类号]C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5）02―0062―02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表述为“创新社会治理体系”，并在第十三部分单独列题论述，充分说明党中央已把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在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中，社区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本文仅就城市社区管理和创新的理论与实践作以研究和探讨。
一、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内涵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一字之差但代表着执政党执政理念的转变，体现由一元单向治理向多元共同治理的结构性变化，是党在执政理念上的一次高度升华。纵观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主要偏重社会管理而疏于社会治理，方式方法的不同，折射出理念的不同，内涵的不同。
我们重点对比分析“管理”和“治理”的主要区别。“管理”的运作模式是单向、强制、刚性的，强调“官管民”、“我管你”、“你得听”。而“治理”的运作模式是复合、合作、包容的，多元主体地位是平等的，体现官与民共治的内涵。简单说，可以把“治理”理解为更高层次的“管理”，是一种优化、良性、多角度的“管理”，其内涵更丰富也更全面。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变革，要求政府重新树立“社会本位”的理念和原则，重心必将向社会倾斜，政府“控制和管理社会”的观念必须让位于“调控、引导、服务和整合社会”的观念，政府对社会的“统治观念”必须让位于“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的观念。
在当前公民权利意识高涨、社会矛盾凸显、经济增长换挡的时代背景下，社区被赋予了新内涵、新使命、新要求。中央明确提出在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上，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并重的方针，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解、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运用法治思维解决社会矛盾，强化道德约束来规范社会行为、调解利益关系来解决社会问题，健全基层综合服务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利益诉求。中央明确指出在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上，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实现政社分开，能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重点培育发展城市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并实行直接依法登记。由此可见，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作为社会成员获取公共服务的重要场所，作为政府织动员和开展社会工作的主要阵地，必然也必须要承担起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基础作用。
二、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分析
《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办发〔2000〕23号）明确规定，“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目前城市社区的范围，一般是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作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2〕
从国内城市社区发展的基本路径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社区”，多以大型国有企业为支撑，由企业负责建设一定范围的职工宿舍区或生活区，并提供配套服务、进行日常管理。这基本符合“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定义，形成了我国社区的“雏形”。第二阶段的“社区”，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企业解体”，企业对职工的管理手段失效，由原来统包统揽的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职能开始分化并逐渐回归于社会及社区;社会成员原有的“企业人”属性逐渐向“社会人”过渡。第三阶段的“社区”，是在全国人口加速流动、百姓权利意识觉醒的大背景下，一方面社区人员结构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发展趋势，另一方面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能力和意愿普遍增强，对社区提供的服务质量水平的要求更高。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稳步推进，城市社区治理的好坏将直接关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前途命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关于“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部分，也明确提出“要完善社区治理结构，鼓励因地制宜创新社区管理和服务模式”。〔3〕由此可见，政府高度重视社区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通过最大限度的发挥社区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重要基础作用，进而以相对更低的政府投入实现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但从实际情况看，我国社区普遍存在行政色彩偏重问题。长期以来，社区始终被政府视为代其行使管理职能的延伸机构，社区承担了过多政府性工作任务和考核，“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社区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承担着与其自身完全不匹配的工作要求，必然导致社区疲于应对甚至是顾此失彼，进而影响社区自身发展、创新工作开展、服务水平提升。比如，随着大量离退休人员、下岗职工、流动人口涌入社区，原本由政府和企业承担的服务与管理等工作向社区转移，社区成为城市基层治理和为民服务的重要平台。劳动、、司法、计生、民政等部门普遍在社区设置服务窗口、下派工作人员，而这些下派的工作人员名义上由社区统筹管理，而实际上多为“归口管理”，社区难以真正实现有效管理，“服务”没有随着人员的下派而真正进入社区。再比如，社区内普遍存在协会、社团等多种社会组织，由于这些社会组织的性质、开展活动的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基本属于自然发展、自发活动的状态，社区在加强社会组织活动监管，引导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发挥社会组织积极作用等诸多方面普遍“缺位”，社会组织激发社区居民主动参与社区建设的特殊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的参与仍然停留在被动、零散状态。
三、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对策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要要求，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进社区治理工作：
首先，加强并改进社区党组织的建设。依据社区党员数量及社区工作需要，及时调整社区党组织设置，建立符合社区情况的网格化党小组，实现党组织全覆盖。根据社区自身条件成熟与否，实行社区自治组织和党组织的同步建立，确保党在社区自治组织的影响力，使一定数量的党员进入这些组织中去，并做好自治组织与社团协会组织培育发展等工作的同时充当好党和政府与群众联系的桥梁。根据社区的实际，要充分发挥在职居民党员、离退休党员在社区治理中的参与作用使党员的先锋模范和旗帜作用日益明显，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在社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社区治理献计献策，对推进城市社区治理创新都具有积极意义。
其次，加强和创新基层政府行政管理方式在社区治理中主导作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化，现行城市基层管理模式已然不适应城市社区发展的需要。因此，弱化基层政府对社区的行政色彩必成为推进城市社区治理建设的一个正确而明智的选择。基层政府要从政府职能上不断改进主导方式，有效处理好建设发展中的各种关系。一是处理好指导与自治的关系。街道承担着对社区的领导责任，要始终牢固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坚持公益性的原则上确保社区运作始终坚持服务群众的宗旨，满足不同层次人群的需求，不断完善服务功能，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积极作用，做到到位不越位，确保社会化、专业化管理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处理好搭台与唱戏的关系。在社区治理中，街道重视和保护好群众在社区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街道对社区各类基础设施的投入建设仅仅是“政府搭台”，“群众唱戏”才是关键和根本。正是在“民为本”的思想指导下，社区治理活动才可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吸引力。三是处理好评估与落实的关系。社区实行群众评估能够直接、客观的反映管理现状，有利于促进社区的规范化管理。主要内容包括规章制度、保障措施、计划执行、财务审核、活动参与率、管理效能、安全机制等，形式有明查暗访、召开群众座谈会、发放问卷调查、查看工作资料等。通过评估来及时纠正存在的问题，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的管理和服务水平，提升群众满意度。
无论是铜陵模式的减法（取消街道），还是市南模式的加法（街道扩权），其本质都是让居民可以更方便的享受各项政府公共服务。国内现有的几种模式，共通点都是不断的弱化社区的行政色彩，厘清居民自治与政府管理的边界，促使居民自治组织回归到社区治理中应在的位。作为街道办事处和乡镇政府的基层政府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就需要转变基层政府的职能，强化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增强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创新和改革基层政府行政管理的方式方法，更好地指导和帮助社区群众性自治组织活动工作的依法开展和顺利进行。
再次，加快社区自治组织、公益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建设。社区自治组织、公益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是社区服务职能的重要承载者，这些组织服务职能的发挥可以有效的承载政务服务，减轻政府的行政负担，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突出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治功能。一是逐渐弱化自治组织的行政色彩，减少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务，大力推行居民小组“网格化”管理。二是完善自治组织制度建设，使自治组织依靠制度管理日常事务。三是协助自治组织开展相关活动，对自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予以及时帮助。推进公益性组织发展。一是努力营造适宜公益性组织发展的社会氛围，形成“人人都应参与公益事业，人人都有能力参与公益事业”的良好氛围。二是应以群众的需求为导向，协助公益开展开展形式多样的服务活动。三是大力宣传公益性组织取得的社会成果，将公益性组织塑造成弘扬先进文化、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区的组织。推进非营利性组织发展。一是通过政府购买、政策扶持等方式进一步促进非营利性组织发展。二是制定非营利性组织考核标准，规范组织运营。三是指导服务项目安排和收费标准，确保居民享受更多质优价廉的社区服务。发挥社区治理基础性作用主要依托社区服务来实现。
如前所述，大力发展社区服务，在服务中实施社区治理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利于拉动内需、扩大就业、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利于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Z〕.2013-11-9.
〔2〕民政部.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办发〔2000〕23号）〔Z〕.2000-11-3.
〔3〕中国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Z〕.2011-3-16.
社会治理的作用篇3
通过参加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收获良多，在开阔视野、创新思路的同时，深刻认识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意义。公证作为国家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充分发挥了“证明、服务、沟通、监督”的作用，预防纠纷、减少诉讼，已深入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新形势下，如何将公证工作融入社会治安C合治理的大环境中，如何利用其他地区、其他行业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面的先进做法带动公证工作，是我们在当前及今后这一时期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以一名公证员的视角，结合实践工作经验，对此进行阐述，以期能抛砖引玉，引起行业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方面的重视。
一、发挥公证的“预防、保障”功能，坚持把维护和促进社会和谐放在首位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顺利推进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所有这些，都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所需要，而且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够实现的价值目标，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范畴”。根据这一经典论述，和谐社会的价值观充分体现了系统论的思想，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全方位领域的价值范畴，这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秩序、和谐等。和谐社会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各部门、各种社会组织充分发挥自己的职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并形成合力。而公证制度是预防性的司法证明制度，国家设立公证制度的目的是为社会提供具有普遍证明力的公证证明，并通过公证证明活动和公证法律服务，规范民事法律行为，预防纠纷，减少诉讼，保障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保障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证实践证明，大量的社会矛盾和可能发生的纠纷可以通过公证得到有效的预防和化解，公证能够为社会和谐提供基础性的诉求解决平台。我们应充分发挥和利用公证的这一职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服务。
首先，我们要把为家庭服务作为公证工作的基本点和落脚点，在继承、遗嘱、收养、赠予、分家析产、婚姻财产约定、民事赔偿、房屋拆迁安置等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民事类公证业务中，充分发挥公证的基本职能，通过公证员的审查和确认，有效地剔除不合法、不真实因素，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制止违法行为，促进法律义务的正确履行。要大力拓展土地流转、旧城改造拆迁、保障民生等方面的公证业务，在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充分发挥公证工作在预防纠纷、减少诉讼，解决社会矛盾方面的“第一道防线”作用，为平安大庆建设提供优质高效的公证法律服务。
同时，公证办理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向当事人和社会宣传、表达法律制度内在价值的过程。我们要通过公证服务宣传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帮助和指导当事人依法办事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消除纠纷隐患，防患于未然。同时，通过证前证后服务把掌握的社情民意反馈给有关部门，提出法律建议，为政府决策提供信息。所有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维护了社会稳定和发展。
二、发挥公证“服务、沟通、证明、监督”职能，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
实现社会和谐，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时，我们要深刻认识和正确处理公证事业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关系，坚持把公证事业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放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来认识，来把握。大庆市要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必然要求将民商事活动逐步纳入法治化轨道，作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重要法律手段，公证工作面临新的发展机遇，拥有新的发展前景。
首先，我们要进一步发挥公证在强化社会信用制度建设方面的巨大作用。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公证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信用保障机制，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公证处出具的合法有效的公证书，是交易当事人社会信誉的可靠载体，公证可以有效地防范交易风险，保障交易安全，降低交易成本。
其次，公证机构要通过办理各类经济合同、股票、招投标、拍卖、公司章程、法人资格、保全证据、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等经济事物公证，提供抵押登记、提存等专项法律服务，大力拓展重点建设工程项目招投标、金融、企业改制等经济公证业务，为经济社会发展、城乡统筹改革提供优质高效的公证法律服务，充分发挥公证工作在保障社会诚信，维护经济交易安全和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的安全阀作用。要通过办理出生、亲属关系、婚姻、学历等公证事项，大力拓展涉外、港澳台公证业务，为大庆市扩大对外交流和开发、加快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公证法律服务，充分发挥公证工作在促进国际贸易、促进对外交流和民事交往方面的桥梁、纽带作用。
三、通过“加、减、乘、除”工作法，大力提升公证工作在社会综合治理方面的力度
“加”，就是与时俱进，加大在高新技术方面的投入力度。通过视频，我最深的感受是，我们与先进地区的差距很大，最突出的表现是在高新技术的应用上。我市的公证行业也一样，存在着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等问题。一是建议引进“人脸识别系统”，可以有效预防假冒当事人，确保公证质量；二是引进“公证自助申办系统”；三是建议构建全市统一的公证业务、管理平台。
“减”，就是减少办事环节。一是推行“一号一窗一证”工作思路，公证窗口与当事人是一对一服务，当事人在一个窗口就完成公证事项的办理，审查、审批等环节由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内部进行，减少当事人在多个窗口之间往返，为群众办事提供方面。二是规范各个公证机构的受理标准、服务流程、服务承诺，争取达到协调统一，当事人前往任何公证机构办事均可以得到相同的服务。三是完善公证机构调查核实职能，可以通过调查核实解决的材料，无须当事人自行提供，减少当事人多部门之间奔波。
社会治理的作用篇4
[关键词]全球公民社会国家治理元治理
全球政治经济的功能和结构转型改变着国家的作用，并且为非国家角色的发展创造了空间。一方面，世纪之交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社会运动和全球交往网络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全球公民社会已然形成的证据;另一方面，国家越来越处于与全球公民社会、全球资本以及由三者共同结合而成的全球治理结构的复杂关系之中。现在，即使最保守的观点也倾向于承认，在全球治理中，全球公民社会已经占据一席地位，这构成了对国家的挑战。
然而，“正如没有一个以市场经济和公民权利为根基的现代公民社会，就难以建构一个现代国家一样，没有一个现代国家，现代公民社会也难以建构起来”①，国家和公民社会都不是固定的实体，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它们的结构、目标、支持者、规则和社会控制都会发生变化，在不断地适应当中互相转化和互相构造。②因此，如果因全球公民社会的迅速崛起而认为它带来了一种实现“自由人的联合”的希望，认为国家正经历着权力的严冬，则显得过于匆忙。在现时代，我们应该认真处理全球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合理把握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为各自在未来政治中的角色做出恰当定位。
一、变动中的国家与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
在20世纪晚期的历史中，国家经历了重大转型。促使国家转型的因素首先来自于积累策略的转变，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资本主义国家正由福特主义迈向后福特主义，即使在尚未完全实现福特主义的国家，后福特主义的影响也非常明显。后福特主义的典型形式也被称为以信息、高端科技、微电子技术为基础的“知识经济”，它具有弹性化的生产方式和新的集体消费关系，其显著特点表现在:它是一种基于多技能工人与不熟练工人相结合的弹性机制和弹性系统的弹性运转之上的弹性生产，以空间经济和网络经济的运行为基础，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③资本主义积累策略的这种变化，必然导致政治策略和领导权策略的变更，或者可以说“，福特主义不只是一种工业或经济的安排。它同样定义了国家、个人及社会的关系”。在后福特主义中，“基于阶级基础的政治是不可能成功的，个人主义及消费者是政治的基础，国家应该因此而重新为人们所认识”。④后福特主义时代的降临，技术和经济范式的转换，新的积累体—94—·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双月刊)2008年第1期.1994-2008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cnki.net制、调节方式及其社会化的重构，对国家的形式和功能提出了新的挑战。在福特主义工业社会中，国家履行三种特殊职能的能力———对工业的管制、对收入再分配以及实现充分就业———在后福特主义知识经济社会中都受到了削弱，比如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在美国和英国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干预和调节方式为例，后福特主义正从官僚主义形式在合作结构中占据统治性的支配地位，走向扩散化的、非中心化的、更弹性化的组织形式。国家主要以培育知识基础、营造创新环境、提供制度设计为其关键的干预模式和调节方式。
影响国家转型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全球化。从经济全球化角度看，大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以技术控制为核心)正在加速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变化，即从规模经济向灵活经济过渡，这种新模式是建立在生产过程的中心———边缘结构基础上的，大的跨国公司在其母国用少量的雇员掌管着金融、技术开发、组织和创新，而发展中国家成为其生产的车间。这就意味着在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主要由少数民族、妇女和移民构成的非技能劳动者“，失去祖国的”公司不再明显以民族国家的运行为基础。这一投资形式的变化直接造成了两大尖锐的政策问题:一是国家该如何避免大量的投资冲击和资本外逃，二是如何降低国内的劳动力成本。就前者而言，为了保持企业对投资的信心，国家无法再以惯常的通货膨胀手段来刺激经济增长，因为它带来高利率和企业利润的下降。就后者而言，国家不得不重新对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做出考虑。从全球社会流动的角度来看，不同形式的民族国家由于移民的不断增长而受到挑战，大量的移民降低了种族和文化的同质性以及公民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同时，全球化所彰显的自由与流动在增加经济和社会事务复杂性的同时，也提高了公民的自主性与自治能力，促成了这样一种趋势:公民要求获得自主和自治的权利，他们借助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和组织来实现这一愿望，介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非政府组织的兴起成为普遍现象。随着非政府组织作用的增强，它已不满足于在规制市场、沟通政府与社会、承担辅助性福利功能中的无实权地位，而日益要求以一种扁平的权力结构替代传统国家与社会中存在的垂直权力结构。
由此，国家面临着新的变化，甚至可以说，国家正面临着危机。⑤首先，国家日益变得“非国家化”。民族国家机构正逐渐空洞化，其权力正不断地被超国家制度剥夺，或转移给地区或地方层次上的一些正在出现的权力网络，国家能力在超国家的、国家的、次国家的以及跨地方的层次上进行重建。第二，政治制度的“去官方化”。如果说非国家化涉及到民族国家活动领土的分散，那么去官方化则包含公共—私人划分的重新绘制、任务的重新分配、组织和任务之间关系的重新连接。第三，政策规制的国际化。国家内部行动的国际背景已经扩展到包括超地域或跨国的因素和过程，对于国内政策来说，它们在策略上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与政策规制国际化相应的是民族国家试图塑造国际政策规制的斗争。⑥
概而言之，在新的时空定位上，国家的组织原则、制度建构和治理模式正在重新整合和重组。在后福特主义和全球化语境中，政治的总体反应可以简单归纳为:国家管理者、经济和其他社会力量正在试图将凯恩斯主义的充分就业国家转变为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它试图重新塑造国家行为，并试图发展新的统治和治理形式来致力于解决国家和市场中新出现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何为?事实上，各国都正在变化的处境中寻找国家的适当位置，努力改变全球政治重组远远滞后于经济重组的被动局面。
全球化所推进的后福特制的转型使国家开始重新审视资本的能力。到20世纪90年代，资本市场一体化已使国家在兼顾汇率稳定性和国家货币政策自主上越来越难以发挥作用，不仅如此，资本的高度流动所带来的降低税收和劳动力成本问题也考验着国家能力。然而各国却不得不以积极姿态面对，因为国家不仅肩负着维持经济增长的责任，而且要对因资本流动而造成的社会不公正问题负责。在经历了20多年新自由主义经济变革之后，国家进一步获得了在市场中生存的权力，它作为市场中的最后求助者的作用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国家也日益认识到必须在民主和法治上为市场创造良好运行的条件，努力消除市场中存在的不公正。
与全球资本共存并且对其进行适当的规制治理与善治全球公民社会在治理结构中的作用及其限度是国家在未来的重要选择，然而，这项任务已经不可能仅依靠国家自身力量来完成。实践表明，国家并非总能适当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过于膨胀的资本权力常常牵制甚至压倒政治权力，而且政治与经济的结盟将导致更大的社会利益的丧失。此类历史教训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规制资本的过程中，国家必须借重公民社会的力量。
新的积累形式所推动的国家职能转变、由资本全球扩张所带来的对一个更加自由和公正社会的吁求，在推动国家转型的同时催生了公民社会，构成了20世纪后期公民社会复兴的最根本原因。此外，新自由主义改革和政府再造运动在这一过程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新自由主义虽然过分夸大了市场的作用，但是作为对国家干预主义的一种反动，它对市场的信任却促使国家重新对待公民社会，尤其是新制度主义和产权学派的理论，指明了国家瘦身的方向在于向公民社会转交权力。尽管在新自由主义理论中，公民社会一词几乎等同于经济社会，其所倡导的公民社会自由基本等同于市场自由，但是，在公民社会的讨论热烈起来之后，这一术语的涵义很快变得复杂起来。同时，在上世纪后期，由各种意识形态共同推动的政府再造运动从公共行政的技术变革出发，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政府不是公共物品的唯一提供者，公民及其组织能够通过多种形式参与到公共行政的过程中来，公民不仅必须具有足够的参与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的权利，还要使政治体制形成分权化、倾向自主治理的体系。⑦这样，对公共管理的讨论自然而然地延伸到了政治学领域，对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的讨论也成为全球化时期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共同话题。
伴随着国家转型，公民社会迅速成长，进而形成为一股引人注目的力量。对此，我们可以从公民社会中非政府组织规模的扩张现象中获得一个初步认识。在法国，仅仅在1990年就建立了6万多个社团;在巴西有近20万个非政府组织在发挥作用。⑧在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改革开放前的70年代，各种社团和群众组织的数量非常小:50年代初，全国性社团只有44个，60年代也不到100个，地方性社团大约在6000个左右。到了1989年，全国性社团增至1600个，地方性社团达到20多万个。⑨此后，1989年和1998年政府两次对社团进行了重新登记和清理，其数量有所减少。但到2006年底，全国共有各类民间组织34.6万个，其中社团18.6万个，比上年增长8.8%;民办非企业单位15.9万个，比上年增长7.4%;基金会1138个，比上年增长13.9%。lu在全球层面上，据《国际组织年鉴》统计，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在过去10年中增长了四倍。
在今天，国家处于一种新的情境之中，公民社会不再只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动进程中的因变量，它已成为这一进程中的自变量。对此，我们可以根据全球公民社会在日渐形成的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地位获得理解。
二、治理结构中的全球公民社会
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1989年以来，以非政府组织(nGo)lw为核心的公民社会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快速发展，在以国家、公民社会和市场为核心主体构成的治理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莱斯特·萨拉蒙等人的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因各种社会需求增加和政府职能减少，非政府组织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它们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福利功能，比如在德国、荷兰和比利时等国，非政府组织被作为处理社会福利问题的第一条防护线，而政府在可能的范围内与这些组织合作或通过这些组织发挥作用;在中欧和东欧国家，受前共产主义政权影响，文化娱乐组织和职业组织及工会占据了相对强大的地位;拉美国家的非营利组织出现了“二元化”特征，即在某种意义上，该地区存在两个分离的非营利部门:一个是由较传统的慈善组织和与社会、经济名流联系密切的机构所组成，另一个则是由相对较新的草根组织和所谓“非政府组织”所组成。就正式的非营利部门而言，前者地位十分突出，但后者也已形成基础，并构成日益显要的“非正式的”或不太正式的组成部分。
尽管非营利部门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但正如萨拉蒙所言，它们共同体现了近年来许多政治领袖开始寻求将市场真谛与广泛的社会保护优势相结合之途径的努力，公民社会组织“在寻求介于仅对市场信任和仅对国家信任之间的‘中间道路’中的战略重要性已经呈现出来”[13]。
在民族国家内部公民社会组织不断壮大的同时，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和跨国社会运动(tSm)也迅速发展，其影响政府和规制资本的作用日渐突出。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领域:一是影响各国政府。它们通过联合行为游说政府改变政策，传送北方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援助，通过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本土非政府组织从而影响政府政策，借助网络联系动员公众，通过公众对政府施加压力，等等。二是影响政府间组织。在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后，包括国际金融和发展机构在内的联合国体系各机构，都被责成做出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合作和联系的有关安排。国际非政府组织广泛参与联合国特别会议的准备工作和会议本身，并且争得了最后文件及决议的起草权利。在执行人道主义服务方面，它们在冷战后与联合国迅速建立了伙伴和契约关系。1996年，经社理事会做出关于咨商安排的新决议，进一步规范了咨商体制，肯定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联合国会议的权利。国际非政府组织对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影响不断加强。三是影响跨国公司。国际非政府组织建立了一些专门监督跨国公司的组织，如“公司观察”(Corporatewatch)。人权组织、环境组织也向跨国公司施加压力，要求它们改变忽视人权、破坏环境的行为。环境组织还致力于改变公众的消费观念，呼吁公众对有损环境的产品进行消费抵制，不使用对环境不负责任的公司的产品，甚至通过法律手段指挥对环境造成破坏的跨国公司，阻止它们的相关行为.[14]
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上述领域的活动是卓有成效的，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直接改变了民族国家政策和国际政策的走向，但至少促成了民族国家对特定问题的关注，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国家闭门决策的传统，影响着政策议程，推进了决策的民主化。更为重要的是，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增强了更多人对全球公共事务的理解，促进了全球公民意识的生长和全球治理实践的发展。1997年“，国际禁雷运动”组织因其突出的贡献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1999年这一殊荣又被“无国界医生”(mSF)获得，这些都是对国际非政府组织活动能力和效用的肯认。
总之，自20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尤其是最后10年以来，国内和国际层面上的非政府组织在数量上、活动范围与领域上、社会影响力上都日益表现出急剧扩张之势。不但如此，以非政府组织为核心成员的、跨国性的或全球性的社会运动也风起云涌。
社会运动关注特别议题，它由组织联盟发起以追求特别的议题，或者由单一的组织围绕单一的议题动员大众，或者是不同目标的组织结成联盟或网络为了普遍的或部门的利益而共同行动。lz根据玛丽·卡尔多的研究，东西欧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开辟了绕过主权国家进行跨界合作的平台，而这便意味着“全球公民社会”的开端，到1989年后，这种对话和交流公开化与合法化“，全球公民社会”也就真正开始形成了。l{现实也正如卡尔多所言，到90年代，各种类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和部分具有国际倾向的国家或地方非政府组织纷纷走上了建立全球网络的道路，不同的组织之间相互交流信息、共享资源、协调立场，在重大问题上加强磋商，力争发出一致的声音甚至采取共同行动，全球性社会运动的规模和影响力不断扩大。
1999年西雅图“反对世界贸易组织、反对全球化”运动之后，全球性社会运动的话语开始普遍化。其后一年之中，平均每个月在世界的不同地方都有不同规模的反全球化运动发生。“9·11”事件之后，受美英全球反恐战略的影响，反全球化运动改变了以往的大规模行动的方式，而主要以世界社会论坛(worldSocialForum)的形式取而代之。世界社会论坛是由各国非政府组织、知识分子和社会团体代表参加的大型会议，始于2001年。论坛成立之初是与世界经济论坛相对立的会议，它反对由自由市场控制的全球化及“新自由主义的过分做法导致的灾难、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世界社会论坛吸引了全球众多的非政府组织和反全球化人士，其影响不断地扩大。在首届世界社会论坛上，来自世界122个国家和地区的非政府组织代表2万多人就免除第三世界国家债务、创建自由贸易协定的替代方式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最近一次的世界社会论坛于2007年1月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约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万多名代表参加了论坛的1000多场会议、讨论、文化和展览活动。
世界社会论坛逐渐成为协调社会运动、网络、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社会团体的场所，它是由公民社会组织的唯一全球性事件，创造了真正跨越边界的对话，并且会议在南方国家中举行。这些特点使它被誉为“正在出现的全球正义运动的核心”。尽管目前对世界社会论坛的评价仍存在分歧，但是它的存在无疑正在影响全球政治议程，它所提出的口号———“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尽管并不意味着可行的替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方案，但却昭示着一种更为合理、更为美好的未来是可欲可求的;而它的一系列倡议和决定，比如拒绝公共物品的“商品化”、抵抗“中心化的权力”以及反对战争和新自由主义，尽管不能及时地转化为有效的政策，但却展现了在回应全球化危机的过程中公民社会对自由、平等和正义等诸多人类共同价值的诉求以及为实现这些诉求而付出的努力.[17]
各国的非政府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反全球化运动以及世界社会论坛等全球公民社会的经验发展共同构成了世纪之交全球政治中的新风景。它们的存在充分表明了一个区别于国家和市场社会的社会领域正在日渐壮大，这一领域绕过传统的代议机制对政治施加影响，为公民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提供了平台。不但如此，它还意味着更为广阔的社会网络的形成，从而为政治上边缘化的群体寻求影响全球政治变革提供了新的机会，促成了有关全球问题的跨国讨论，增强了全球公共领域的力量，推动了全球治理的形成并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全球公民社会及其推动的全球治理的发展使思考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的任务变得尤为迫切。在新形势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应该被重置已经不存在争议，但是应该如何重置却需要更多的讨论。在全球治理的新概念中，治理主体之间基于谈判和协商的多向度互动得到强调，这样，国家将不再垄断公权力，相应的职能将大幅度削减，其角色也将发生重大变化。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治理结构之中国家与公民社会是毫无二致的治理主体?
三、全球公民社会与“元治理”
全球公民社会构成了对国家的挑战，但全球治理的实践及理论却表明，在当前及相当长的时间内“，国家消亡”、“主权终结”等主张在国家理论的大场域中仍处于边缘位置。这主要是因为，尽管治理强调一个多元主体相互形塑、共同处理公共事务的过程，强调国家之外的行为者的主体性，但同时这也意味着这些主体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相互取代关系，而是一种主体间关系。这构成了我们进一步讨论全球公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在全球治理中，全球公民社会与国家和全球资本之间事实上还没有形成一种对等的关系，理想类型的治理主体之流动三角形还没有形成。从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主要由于全球公民社会目前还面临着来自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环境的巨大局限性。
全球公民社会自身的不足是它在全球治理结构中还没有成为与国家和资本鼎足而立力量的重要原因。这些局限性表现在诸多方面，比如，全球公民社会中公民参与的水平和能力以及组织发展存在较大的南北差异，存在着商业化、官僚化、“碎片化”倾向以及“志愿失灵”、“慈善不足”、“治理失效”等问题，在目前还较少涉及“高级政治”领域，对敏感性的政治话语参与过少，等等。[18]
全球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前后不过十多年时间，一些问题并非结构性的，随着它自身的成长可以获得某种程度的解决，比如，公民参与不足以及内部官僚化倾向。但一些问题，比如全球公民社会主要局限于在“低级政治”领域活动，则与其活动环境密切相关。全球公民社会是在国家制度框架之内生长起来的，这决定了它不仅依赖于国家的制度安排，而且还依赖国家提供某些物质资源。可以说，公民社会紧密镶嵌于国家制度环境之内，国家对社会仍具有全面穿透作用。因此，国家的制度选择直接影响到全球公民社会的前进方向。
更为重要的是，全球治理尽管正在形成，但它缺陷重重，构成了全球公民社会发展的环境障碍。首先，全球治理体系形成的最基本的推动力是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力量。新自由主义迷信市场，其制度化的焦点也在于由国际金融机构、七国集团各国的财政部、私人性国际商业团体以及世界经济论坛等一些国际关系委员会所组成的网络。网络中各种不同的行动者，都“大力参与了对权力关系、法律规范、生活方式、劳动方式、全球社会(以及民族国家社会)的虚拟世界的塑造”[19]，使得表面上是“后政治”的世界社会，实质上却是在摆脱了民族国家关系之后形成的一个高度政治化的世界。受此影响，全球治理很可能成为一件理想主义的外衣，下面隐藏着狡诈的经济自由主义与西方国家的意图和价值观，发展中国家很难进入全球治理的主流，全球公民社会因此也易沦为推行一种特定的“全球治理”的工具。其次，全球治理尚缺乏全球协调、管理和制裁的机制。世界统一的政治纲领和行为标准都没有确立起来，这“产生了相当的政策非理性、制度间的斗争、管辖权的重叠，以及竞争性政策网络的扩散”[20]。再次，全球治理在战略上的管理不足也降低了政策的有效性和影响力，并且没有制度和法律上的保证，使得全球治理中容易出现服从性的缺陷。最后，民主治理大部分还是在民族国家内部组织起来的，全球公民和全球共同体意识还没有普遍化，一些人对全球治理的合法性仍然存在疑问。
因此，如何克服自身的局限性理应成为全球公民社会当前的重大议题，而如何改善全球公民社会生存的外部环境，使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由依赖性变成镶嵌性，赋予公民社会更大的自主权，以及如何对全球治理实施有效的“治理”，这些问题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讨论中变得日益突出。
全球公民社会外部环境的改善在当前政治形势下仍然取决于民族国家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的相关制度安排。从目前情况看，国家拥有全球公民社会和全球资本无法比拟的权力和制度资源，并且，从交易成本角度考虑，在有公民社会参与和发挥作用的治理与没有公民社会参与、由国家唱独角戏的治理的比较中，如果前者的治理绩效更高，并且治理绩效与国家的合法性密切相关，那么国家就应该实施相应的制度变迁。而公民社会在治理中发挥作用能够提高治理绩效，不但已为许多成功实例所证明，也是全球公民社会和全球治理兴起的最重要原因。因此，国家理应承担起制度创新的责任，以引导全球治理的发展。具体而言，国家首先应该进行制度设计以赋予公民社会更为广泛的活动空间，推动公民社会积极地参与公共治理。其次，国家应该为治理选择模式、实现其合法性并监督其实施。再次，国家应该成为治理的仲裁者，解决矛盾，协调纠纷。总之，国家必须履行“元治理”的功能，以平衡地方、国家、区域、全球各层次的治理，为治理提供必需的环境。
赋予国家“元治理”功能与赋予国家至高无上、控制一切治理安排的能力截然不同，相反，国家履行“元治理”的责任所要实现的是担当制度设计、提出远景设想的任务，从而促进不同领域的自组织。具体地说，在“元治理”中，国家为治理和规章秩序提供基本规则，使治理伙伴通过这些规章秩序实现目的，确保不同治理机制和规制的兼容性或连贯性;充当政策共同体中对话的主要组织者;展开一种有组织的对情报和信息的相对垄断，从而塑造人们的认知期待;在治理内部有冲突和有争议时充当“上诉法庭”;为了系统的利益或社会凝聚，通过支持较弱的力量或系统来平衡权力差异;更改认同的自我理解、策略能力以及个人和集体行动者在不同策略环境中的利益，并且由此改变它们对优先策略的影响，等等。“元治理”并没有取消其他的协调形式，市场、等级制度和自组织依然存在，但是它们“通过谈判来进行决策”。由此，一方面，市场竞争被协作所平衡“，看不见的手”将和“看的见的手”连接在一起。另一方面，国家不是最高权威，它不过是多元“制导”系统中的众多成员之一，而且为谈判过程贡献自己的独特资源。随着网络、伙伴关系以及其他经济和政治治理模式的扩大，官方机构最多也不过是同辈中的居首位者。[21]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全球公民社会是国家和社会关系重建这个更为广泛进程中的一部分，它的未来取决它在全球治理中的作为。而理想的全球治理状态是:无论在地方层次、全国层次、区域层次还是在全球层次上，国家与公民社会都保持平衡。如果国家过于强大，社会就会受到压制;如果公民社会过于强大，社会又会陷入“种族分裂和认同冲突”mw。同样地，如果国家过于弱小，安全和发展都失去了保障;如果公民社会过于弱小，恰当的治理和稳定的经济发展都无从谈起。总之，全球公民社会将会获得越来越大的发展空间，而国家将更加趋向于在全球治理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它既是多层次合作网络中不可缺少的成员，同时也是全球治理的监督员和裁判员，是公民社会的建构者和培育者。
注释:
①徐勇《:“回归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建构》，载《东南学术》2006年第4期。
②参见郁建兴等《:中国民间组织的兴起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转型》，载《人文杂志》2003年第4期。
③⑥BobJessop，theFutureoftheCapitalistState，politypress，2002，pp.96-103，195-201.
④欧阳景根编《:背叛的政治:第三条道路理论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8页。
⑤SeeYalehFergusen，“theCrisisoftheStateinaGlobalizingworld”，inGlobalizations，march2006，Vol.3，no.1，pp.5-8.
⑦参见[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美国联邦主义》第九章，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⑧[美]莱斯特·萨拉蒙等:《公民社会部门》，载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61页。
⑨参见王名等《:中国社团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10]民政部:《2006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民政部网站。
[11]转引自[美]戴维·布朗等《:全球化、非政府组织与多部门关系》，载[美]约瑟夫·S.奈等主编:《全球化世界中的治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29页。
[12]非政府组织是目前比较普遍地用来指称公民社会组织的一个名称，除此之外，公民社会组织又常与独立部门、第三部门、非营利组织、志愿组织、免税组织等词换用。这些不同名称之间在内涵和外延上存在一定的区别，即使是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组织或学者的界定下也有不同的指称，很难统一。本文在讨论公民社会的过程中，以非政府组织来指称公民社会组织，两词可以互换，引用不同学者论述时依据其各自不同用法，不做区分。
[13][美]莱斯特·萨拉蒙:《全球公民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43页。
[14]参见王杰等主编《:全球治理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162页。
[15]SrilathaBatliwala“，Grassrootsmovementsastransnationalactors:implicationsforGlobalCivilSociety”，inRuperttaylor(eds.)，CreatingaBetterworld:interpretingGlobalCivilSociety，Kumarian，2004，p.69.
[16]SeemaryKaldor，GlobalCivilSociety:ananswertowar，polity，2003.
[17]JacklynCock，“theworldSocialForumandnewFormsofSocialactivism”，inCreatingaBetterworld:interpretingGlobalCivilSociety，pp.170-174.
[18]参见何增科《:全球公民社会引论》，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3期;
[19]BobDeacon，“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theeUandGlobalSocialpolicy”，inGlobalizationandeuropeanwel2fareState.palgrave，2001，p.68.
[20][英]托尼·麦克格鲁《:走向真正的全球治理》，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1期。
社会治理的作用篇5
关键词乡规民约规范作用基层治理
一、正视现实与变革创新相结合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乡规民约（村规民约）这个概念，在基层实践中不是新鲜事物。早在1998年11月4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就有了要建立的村民“自治章程”和“乡规民约”的法律规定。夏镇与其他基层乡村社区一样，也都据此建立了乡规民约。但现实中，乡规民约成了“挂在墙上”的文字，不管用，也不好用。也有的基层组织依照乡规民约对不服管理的人进行处罚，群众认为处理不公，拒不执行。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或过于原则、空洞，无法执行，没有可操作性；或千村一面，脱离实际，没有针对性；或行政命令式，没有体现群众当家作主、维护群众利益，乡规民约成了关闭群众的制度笼子，群众没有维护和履行的积极性、自觉性，或在制度设计上缺乏规范化、程序化，既无责任承担相关规定，也没有明确公开的说理、救济方式、渠道，不具备社会规范的科学性、系统性，缺少公平、公正性，或没有广泛征求群众意见。
二、党的领导、群众当家作主和依法治村相结合
（一）在制定、推行和实施乡规民约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
一是把准方向。确保乡规民约实践，始终不偏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精神指明的方向。二是抓好统筹。发挥上级党委统筹、协调纪检监察、宣传、政法综治、民政、金融、工商等部门的作用，将可以利用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整合各方资源，形成强大合力。三是审慎规划。对乡规民约推进科学规划，抓好试点，及时总结，以点带面，循序渐进，防止过于急躁，做成夹生饭。四是将党的意志、要求、部署体现到乡规民约具体内容中。做到“五个符合”：符合依法治国精神，符合宪法法律政策的基本原则，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符合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趋向，符合加强基层组织作风建设的需要，符合人民群众对建设公平正义社会秩序的期盼，符合新疆工作总目标的要求。五是注重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六是强化宣传引领。使广大干部群众在思想上真正认识到新型乡规民约的好处和作用，充分尊重民意，充分民主协商，确保干部和群众自觉遵约、自觉实施、自觉履行、自觉维护。七是加强对基层组织、相关部门和党员干部实施乡规民约的监督。
（二）必须全过程多方位体现群众当家作主的原则
一是新型乡规民约起草制订过程，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听取民愿、吸收民智，体现了协商民主原则。夏镇在这方面下了大功夫，他们该镇的13村就多次发放征求意见问卷20000余张，组织工作组村不漏户、户不漏人、七上八下征求辖区内群众对乡规民约的意见建议，同时采取多种接地气、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向辖区干部群众反复宣讲乡规民约草案内容，共征求各种建议、意见1800余条，为后续顶层设计工作奠定了坚实的民主协商和群众和民意基础。二是在具体内容上，多方位体现服务群众，维护民权，保障民利，公平公正。三是在签订乡规民约环节上，尊重群众意愿，确保群众的自我意志真实、自愿。夏镇动员镇村两级干部深入试点村走家入户，一对一、面对面签订规约，确保不漏一户。四是对是否遵守和违反规约，由群众代表为主的村务理事会、村务监事会和村民代表大会评定，由群众说了算，体现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五是群众有权提出对乡规民约条款、内容进行修改、完善的建议。
（三）充分体现讲法治、讲秩序的要求
“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保障。”乡规民约实践必须体现这一要求。一是内容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党的政策的要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相一致，不违反公序良俗。二是规范化、程序化。体现社会规范的严谨性，社会契约的约束性和法律强制力的保障性，构建规范规约主体言行受到约束的边界，以及违规背约的责任承担和处理的各种程序性约定。三是体现规范、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夏镇新型乡规民约的规范体系中，明确了村民和村委会是平等主体，人人（包括村委会）平等遵守规约，人人受到规约约束，没有例外。
三、服务群众与中心工作相结合
服务群众、服务大局是新型乡规民约必须具备的鲜明特质之一。在夏镇新型乡规民约中既提出了加强对群众宣传教育，支持鼓励适龄青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公开、公平、公正落实惠民政策的各项服务群众的具体规定，又紧紧围绕维护社会稳定、抵御宗教极端思想渗透“去极端化”、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等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做出了非常明确、具有可操作性的约定。同时，在规约中还充分体现了张春贤书记提出的运用好“五把钥匙”解决问题的精神。在运用的宗教规律去处理宗教问题上，新型乡规民约做了积极探索。上述用社会规范抵御宗教极端思想渗透和“去极端化”问题的做法，将会起到净化宗教极端思想传播土壤作用，有利于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扩大团结面，减少对立面。
四、保障群众切身利益与构建公平公正社会秩序相结合
“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增强全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意识，健全公民权利救济渠道和方式。”夏镇新型乡规民约设置了村务理事会、村务监事会、村民代表大会三级，链接了乡镇司法所或综治工作中心调解、司法诉讼两种，共五级多层次立体化的说理、救济渠道。在办理遵守和违反乡规民约事项的程序上，由群众评判，并让群众充分表达意愿，达到自我监督、自我约束的目的。
五、严格规范权力行使，提升服务群众能力与加强基层作风建设相结合
一是在新型乡规民约中，基层组织管理权限全部来自协商民主的渠道，并做了列举式的规定，明确了基层组织的权限具体内容和边界，群众一目了然。改变了过去基层组织行使权力简单化、随意化的问题，可以说是一种权限清单的创新形式。二是加大了基层组织、党员干部的责任。在乡规民约中，不仅体现了对遵规守约的党员、干部、四老人员的优厚照顾，使他们在村上有尊严。同时，对共产党员、村干部规定了更加严格的责任。党员、村干部违约行为，不仅要承担违约责任，同时还要视违约情形，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理。同时规定了村委会的单方举证责任原则，目的是加大村委会的责任，在执行乡规民约、办理各项村务工作中，既要严格依规进行，又要注意收集证据，防止工作方法随意、简单。三是自我管理与上级监督相结合。新型村规民约规定，聘任乡镇工作人员参与村务监事会工作。这种做法，不仅可以增强监事会的公平公正性，同时也可以使乡镇党委、政府透过参与村务理事会事务的法治化、规范化的渠道，加强对基层组织的履行职责情况的了解和监督。四是通过乡规民约引导、规范基层组织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使管理向治理转变。例如，在乡规民约“权利和义务”一章的每一条都约定了村委会承诺的服务内容，在服务中提出要求村民履行义务的具体要求。
社会治理的作用篇6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更新的必要性。
1.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管制理念亟待改善。
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具有导向性、前瞻性和规范性的作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长期以来，在传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居于中心地位，学生处于服从和被迫接受教育的从属地位，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往往通过灌输的方式进行；教育者只注重思想政治道德知识的教育，而忽视教育对象主体性和能动性理念。这就过多突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管制理念，淡化了思想政治教育为大学生发展服务的理念。这些做法大大降低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甚至使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逆反心理，严重地影响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2.个性尊重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观念势在必行。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还存在着过分注重群体教育、过分注重共性培养的误区，只重视共性培养，缺乏对个性尊重、包容与塑造的教育观念，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了一个远离教育对象身心发展实际与现实生活领域的空洞说教。在一个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信息开放、价值多元、包容个性的社会环境中，忽视人的主体地位，漠视个体的差异性，依靠权威灌输和压制理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与时展相悖论的。
因此，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真正把思想政治教育做到大学生的“心坎”上，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必须实现更新，以适应时展的需要和当前大学生自身的特点为更新思路。
二、社会工作理念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
1.助人自助。
社会工作作为一项人道主义原则指导下的专业性的助人活动，“助人自助”是社会工作实践的最基本、最核心的理念，这也是社会工作与其它助人活动的本质区别。所谓助人自助，就是通过帮助有需要的人在解决眼前困难的过程中，不断增强其应对和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也就是说，通过社会工作者的帮助，充分发挥案主自身的潜能，增强其处理问题的独立性，使其能够在日后遇到类似的生活挫折和困难时，可以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以更好地适应社会，最终达至自我超越，实现从“受助”向“自助”的转变。这一理念认为，社会工作者相信每一位案主都有潜在的发挥自己优势、解决自身问题、实现自身价值的能力，社会工作者在助人过程中只是起着“催化剂”的作用，即通过帮助案主正确理解和认识他们的能力，以帮助其正确认识自我，并发展他们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他们能够自主解决同类或更广泛的各种问题，从而达到助人自助。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教育者与大学生共同参与、双向交流互动的过程。在当前高校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者往往缺失了“助人自助”的教育理念，更多的是在“授鱼”，而不是旨在挖掘与发展大学生自身的潜能的“授之以渔”。这种只重视灌输式教育、强调教育者的主导性的传统的教育理念，忽视了大学生的主体能动性，很难使大学生的自我意识能力、自我教育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得到发挥。
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引入助人自助的理念，实现由“授鱼”向“授渔”的转变，培养大学生自我教育、自我提高、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能力。
2.个性尊重。
每个人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和主体性，都具有被尊重的需求。社会工作价值理念要求社会工作者在社会工作实务中尊重案主，这也是助人自助活动开展的基本前提。尊重的理念同样适用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尊重的理念既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遵循的基本理念，也是新时期大学生日益高涨的自尊意识和主体意识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呼唤。审视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往往缺失了对学生的尊重，在这种情况下容易造成大学生的主体意识得不到培养，主体性得不到发挥；大学生的个性得不到尊重、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无从培养；大学生的现实需求得不到重视和满足，全面发展的愿望也就难以实现。因此，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贯彻尊重的理念变得尤为重要。贯彻尊重的理念就是要尊重大学生的主体性。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要真正明确大学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尊重大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大学生的主体意识，使他们真正能够以主体的姿态积极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教育活动，发挥主体性作用。
贯彻尊重的理念就是要尊重大学生的个性。个性是人才培养的灵魂，发现和培养学生个性、促进学生个性的健康发展，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指标。教育者要确立个性教育的思想理念，针对学生的个性差异，运用个性化的教育手段，组织设计和开展教育活动，满足不同的需要，促进大学生个性的发展。
3.平等互动。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它既是一个教育者对受教育者引导、影响的过程，也是一个受教育者的人生观、价值观逐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教育者的这种主观期待的实现和受教育者真正的得到发展是双方共同遵守人格平等的价值理念，平等交流、亲切沟通的结果。
在教育实践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营造一种和谐友好、无拘无束的教育氛围对教育目标的实现非常重要。在社会工作实务中，社会工作者与工作对象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社会工作要求社会工作者“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每一个工作对象，尊重他们，承认他们的权利”，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强调工作对象的平等性，尊重他们本身的人格尊严、情感和能力，承认他们作为合法公民所应当“享受社会所提供的各种机会和资源”。
社会治理的作用篇7
摘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中国政治结构的变化被赋予新的使命，第三部门逐渐成为中国政治结构中的新兴力量。本文从第三部门发轫的背景出发，在引入政治哲学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对第三部门所折射出的自由与宪政、民主与共和两对关系对比分析，并选择从公民社会理论角度深入剖析了以第三部门为主体的新兴力量对当前中国政治结构的形塑作用及其相关性进行论证。以市民社会为突破口，对第三部门为主体的新兴力量对当下中国政治结构的形塑与相关影响，作出批判性与创新性的思考与论证。
关键词：第三部门；中国政治结构；公民社会第三部门管理，寓意第三种势力的兴起与第三方参与的勃发，可谓管理领域的新主体与新客体之间的博弈，是值得探讨的。然而这种主客体之间的新变化所体现出来的政治层面与行政管理层面出现的新的、本质的、偶然的与必然的变化，才是我们需要讨论与分析的重点。
一、第三部门的发轫及本质分析
当下，第三部门的出现与其适当发展的背景是讨论的首要问题。正如伯克所说：“归根到底，指导政治的理论应该是以现实生活为依据，而不是以空想的或哲理的概念为依据。”[1]
1.当下第三部门发轫的背景
（1）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各个国家中人口的迁徙，即所谓劳动力的流动和频繁“中国制造”的出现；边界意识的模糊，体现在“网络封建主义”的横行；主权意识的抽象化，表现为某种理想与乌托邦的崇拜精神下的信仰问题。传统民族国家的发展面临着权力集中与要求民主的“二律背反”，体现在国家在发展建设中需要统筹高效的力量办大事，但又需要在统筹的基础上做出某种“民意”的回应，这里也引申出来对中国当前自由与民主社会进程的某些探讨。
（2）国际公民社会的兴起对国家至上的人民意识或统治思想存在某种层面的冲击，具体体现在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对主权国家的统治产生了某种不利因素，起码对民众的控制主体出现了道德与法治的困境，即选择良善的公民社会，还是一味地坚持表面是国家与人民的共治，其实质乃是某种以人民选择为导向下的政党集权式的统治路径。
（3）全能政府与福利国家的失败。全能政府引申之后则是全能主义，全能主义之所以可能成为某种政党的治理逻辑得益于某种治理的社会环境与历史传统，但是单单把影响对应于历史的因素乃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误读。换句话说，以儒家为统治思想背后的“人性”逻辑，其利用的是人的因素来治理人，而利用的重点并不是所谓天赋人权的全能君主，而是在良善的公民社会发展下的得道众人中取舍可以进行管理的某种价值依赖。再者，对于西方福利国家提出发展困境的出现，也反映了某种制度层面中“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的重要性。正如帕特南在其著作《使民主运转起来》中所提到的：“历史并不总是有效率的，我们不能把历史归因于个人的非理性……。社会选择哪一种稳定的均衡，将由历史来决定。”[2]
2.理清两组
关键词的关系
在第三部门理论与实践的同时，结合中国政治结构对当前的现状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第三部门的出现无疑宣告了公民对于自治理念的回归。然而这种自治得益于自由与民主理念的觉醒。从自由与民主出发，仍然摆脱不了这样两组
关键词的关系，即自由与宪政、民主与共和。需要理清这两对关系，才能更好地为分析之后的分析做好理论的铺垫。
（1）自由与宪政。所谓自由，即顺遂自己的意志，自我决断，自主行动。按照哈耶克所言，“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所施加以强制，在社会中被减至最小可能之限度”。不可否认，自由是有限的自由，依据霍布斯的“丛林法则”不难发现，自由其实也是某种妥协，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开篇中所提到的那样：“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而这样的“枷锁”最直观的体现便是法治。法治并非简单的依法而治，而需要体现合理的民意作为其良善的标准，不然便沦为披着合法外衣的专制与人治。
自由主义所提出的倡导所谓宪政的民主原则体现为三点：
其一，政府的宗旨，即保障维护人的自然权利；其二，分权方式，即政府潜力机构之间内部的制衡；其三，动员社会力量，即公共舆论监督的作用等。这种出现与发展的过程正应验了“民主原则得到自由成长，并在同民情的一并前进中和平地发展成为法律”。[4]以宪政作为自由的护航者，体现了自由本身的“硬核”，主要表现为对个人主义的捍卫，最为经典的一句话表达就是“风可进，雨可进，国王和军队不能进”。
（2）民主与共和。对于民主而言，我们需要公民在政治生活当中的亲自“出场”和“在场”。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人民主权”，即做“主”之“民”拥有双重的维度，其一是人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人人生而平等；其二，“主权”归人民所有，“治权”由政府执掌，这也体现出了某种制度化的实现途径。例如，选举制度的出现。在“‘主人’与‘主事’的分离”[5]中，不难看出公民自治其实是有缺陷和不足的，这样一来代议制与精英政治便将治理的强度与效率作为其考验实现民主的准绳。
正如罗素在其著作《西方哲学史》中所提到的那样：“社会团结与个人自由，也像科学与宗教一样，在一切的时期里始终处于一种冲突状态或不安的妥协状态。”[6]
可以说民主诉求的聚焦点是随历史的变迁而发生的某种位移，惟当家作主的多数人从维护共同体的根本利益出发，秉公办事，对社会各个阶层或群体的利益进行恰当的平衡，才算是某种意义上的“正宗”，即体现公共精神的“善治”和“共和”。对于多元制衡的大国善治，我们更需要在以推崇多数、强调人民主权和持守平民立场为特点的民主基础上发扬以偏爱多元治理、主张分权制衡和内含精英情节为特点的共和相进展，就如同亚里士多德认为的那样，共和乃是“中庸1之道”。
二、以公民社会理论为视角的分析
以公民社会理论为切入点而言，应当说所有的政治哲学都有一个立足点，也就是理论的逻辑起点。任何政治都是封闭的，政治哲学要不断追问，防止特定的政治哲学的神化。
1.就公民社会理论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点逻辑起点
（1）“领域”里的国家与社会的分立。主张社会独立于国家而存在的思想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以国家和社会的分离为基础的近代公民社会概念是在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之间才出现的。那正是市场经济勃兴和市民资产阶级作为一股新兴政治势力崛起的时代，其政治思想的主题是在重商主义和专制主义国家的重压下解放社会和个人，为此需要限制和控制国家权力，争取和坚守社会的独立及其对国家的监控，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
（2）“价值或原则”里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假设一直是公民社会理论的基石，它假定个人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公民社会和国家都是为了保护和增进个人的权利和利益而存在的。抽象地谈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孰轻孰重是没有意义的，必须结合具体的历史环境。公民社会理论以个人主义为逻辑起点，毫无疑问，它也并非政治的永恒支撑点，同样是时代的产物，是一个特定的永恒。
（3）民主与市场经济的普适性。然而市场经济和民主是否具有普适性呢？重商主义和专制主义都曾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也曾是特定时代的永恒。公民社会理论作为政治哲学的研究范畴，已从一种规范性的研究转为规范性与实证性研究并重的研究，这也正是它作为政治哲学而被逻辑的检验和实践的检验。民主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潮流，公民社会在推动这两大潮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这里这种潮流主要对第三部门的出现、发展和其对中国政治结构的变化起到的所谓形塑作用提供了理论的延展性与分析的基础性。
2.公民（市民）社会与当前中国政府间关系的三方面态势
然而，随着国家的发展和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进展，使得政府服务性凸显和“以人为本”服务观念的深入人心，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越来越多的表现出的是一种协同发展、相得益彰的态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公民社会促进了民主发展，是“政府转型的助推器”[7]。活跃的公民社会尽管不是民主存在的充分条件，却是必要条件。通过公民社会活动的开展，可以监督控制政府部门的运作，鼓励公民参与政治，进而通过转型来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具体体现在第三部门中以公益为导向的特色团体的出现在某种层面更加有利于促进与协助政府与时俱进，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通过不断地转型以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
（2）公民社会填补了行政的空白区域，成为政府转型的有力保障。公民社会中的非政府组织因其具有规模小、灵活机动和能够利用基层的活力等优点，因而较为理想地适合于填补由政府行政的不足所带来的空白区，并发挥积极的作用。在近年出现的各种自然灾害与突发性公共事件中各种志愿者组织的表现曾让人振奋，“非政府组织以人类社会最基本、最理想的道德规范：诚信、友爱、同情心、责任心和博爱”[8]，引导着人们去克服困难，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弥补了政府行政与公权力行使效率的不足。
（3）公民社会对权力的监督，是抑制政府腐败的重要力量。一方面，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是遏制腐败的核心，最重要的制约应该来自外部，只有社会力量的参与才能完善这种监督和制约机制，公民社会就是一股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公民社会的出现从另一个角度看，分化了某种集权力量的“作恶”，能够引导人们培养自治的意识，有效减少了腐败的滋生土壤。“中国公民社会生长的过程实际上是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压力下，国家不断放松对社会的控制权而又以新的形式继续保持对社会的控制的过程”。[9]继而，公民社会将民主理念渗透于生活之中，让公民在参与政治生活的过程中学会自律，重视法律的作用，监督政府权力的运作过程，防止滥用公权力。
3.公民（市民）社会对于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意义
公民社会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活力更广泛地参与到国家生活和市场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必然的作用，因此，在当前的政府机构改革过程中，应该有效利用公民社会的力量，顺应时展，与时俱进。（1）结构转型，建立“有限政府”，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经济领域中，政府对资源进行权威性的分配，政治生活中是一种“精英政治”的模式，公民的民主意识相对薄弱，“权力距离感”显著。因此要通过“小政府、大社会”转型，结合适当的政府“钟摆效应”，使社会逐渐脱离从属国家的地位，日益走向多元化、大众化、自由化。公民身份也要从政治中解放出来，真正进入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
（2）管理方式转型，建设“善治政府”，促进公民社会的互动。善治②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10]善治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正如汉密尔顿等人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所提到的：“关于政府的作用……对以政治资格组成各政治团体行使权力；后者对个人身份组成国家的各个公民行使权力。”[11]构建善治政府，需要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双向互动，促进政府组织结构扁平化，继续进行大部制的改革，节约办事成本提高工作效率。此外，也要增强政府的回应性，完善信访制度、听证制度，确保政策符合公民利益，减少政策执行阻力。
（3）战略模式转型，建设和谐社会，政府与公民社会协同发展。就战略理念而言，中国经历了从大同社会、小康社会向和谐社会的转型，这是不同时期中国主要矛盾的变化所主导的。现在和谐社会更是注重发挥公民社会在治理地方公共经济过程中的作用，追求一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合理化，无论是国家还是公民社会，这两个变量在各自的强弱上都应有其限度，这成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强国家，弱公民社会”的战略模式是中国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以强势的国家偏好压制社会偏好。
三、总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已逐渐由高度集权和全面控制的全能主义政治形态走向了后全能主义政治形态。在这种形态下，国家和社会关系开始适度分离，社会逐渐拥有了一定的自主性空间，存在着有限的多元化，意识形态领域仍然保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符号体系，作为一党组织整合与党内凝聚的基础，继承了全能体制下执政党的国家动员力的传统资源，作为实现本国现代化的权威杠杆，从而在理论上仍然具有较强的进行体制变革的动员能力，以及处理非常事件与危机的动员能力。
随着国家把本应属于社会的权力重新归还给社会，“一个具有自主、自治、自为和自律特质的公民社会正在兴起、发展和成长”[12]。它对于创新政治生活的活力，形塑政治机构的面貌，增强经济社会动力和创造性、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制约国家权利的扩张和滥用、协调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和谐都有着重要意义。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前提、具体过程以及其向国家、第三部门和公民个体的互动程度、互动模式等都有着深深的中国特色。因此，需要通过整合、挖掘各种相关理论与范式的优点与弊端，同时考察中外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差异，构建中国化的研究话语体系，解释、分析中国政治结构的历史变迁与发展路径，从而更为深入和全面地理解我国的政治结构的发展模式，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第三部门，更好、更快地与中国政治结构交相呼应，共生共赢，以实现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发展与大繁荣。
引文注释
①中庸：即是治理之策，乃持其两端，择其中者利于民。
②善治：是指政府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合作管理和伙伴关系，以促进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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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张凤阳.政治哲学
社会治理的作用篇8
关键词：矛盾；社会治理；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14）05-0042-04
一、社会治理的理论构成
（一）社会治理的基本概念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任何政治因素毫无疑问必然会反映到经济因素上来。社会治理也不例外，应当与所在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基本状况相匹配，恰当反应社会结构的内在需求，只有总体把握社会经济状况，才能有效选择社会治理的模式。
社会治理在基本概念上分为广义和狭义。社会治理从广义上说，是指管理主体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管理。而狭义的社会治理则指除政治、经济、文化系统外，仅限于与之相并列的社会系统的管理。关于社会治理的定义，理论界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治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对社会进行管理，主要目的是促使社会系统协调运转，促进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多个不同领域全面协调发展，使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和谐有序进行，达到对社会治理的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目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治理是存在于一定共同价值的基础上，人们处理社会事务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治理的过程。社会治理主要通过社会组织和政府进行，他们通过共同协商、研究、决策，最终建立起社会治理的模式。社会治理的对象是社会事业、社会事务与社会价值，其最终目标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构建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从而提高社会效率。笔者认为，立足我国当前和长远的实际情况，同时考量价值要素、制度要素和技术要素三个层次，由此得出结论：社会治理是指党委、政府和社会组织等管理主体通过计划、组织、服务、领导和控制，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协调公共利益与社会发展，实现公平与正义目标的社会活动。
（二）社会治理的属性
社会治理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自然属性上，通过治理活动对社会的人、财、物资源合理配置，有效协调产、供、销等市场要素，实现生产力科学组织与发展；在社会属性上，有效协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促进人与人之间和善的社会关系，使生产关系与社会制度协调发展。社会管理的价值与目标归根结底是为了公共利益，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使社会发展有序、健康和高效运转，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正如张康之在《社会治理中的价值》一文中曾经论述到，虽然公平、公正、秩序与服务、效率、和谐等，都是社会治理的基本价值，但是，在社会治理体系中，这些基本价值的构成方式是不同的[1]。在传统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其核心价值体现在秩序方面。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其核心价值体现在公平与效率。而在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其核心价值体现在服务，其他的核心价值都必须服务于、从属于这种价值。社会治理反映了能动与被动、自发与强制，以及服务与管理的有机结合，是秩序、规范与人性的综合反映，其价值的实现需要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因素，有效发挥社会庞大系统工程的功能与作用，重要的是，建立健全利益协调和社会平衡的调节机制，遏制、减少与消除的行为，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睦相处与全面发展。
（三）社会治理主体
社会治理的主体，在传统社会里政府是主要的方式，在治理的方法上多呈现为人治，它们包揽一切事物，对社会实施组织化管理，以至于弱化了其他管理主体的作用，造成管理效能低下，寻租现象严重，出现了畸形社会发展的不良态势。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出现了许多新型的管理主体，它与政府协同治理社会，从而不断推动社会进步。正如治理理论创始人罗西瑙所言，统治是政府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而治理是一种靠共同目的为支撑的活动，其管理主体不一定是政府，同样也并非完全依靠国家强制力量来实现[2]。笔者认为，社会治理的主体：一是各级党委，作为执政党，党委对社会治理具有领导作用，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坚强核心。由于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没有特殊的利益，所以，党本身就是全体社会公民的代表，因此，作为党的具体化的各级党委是最根本、最重要的社会治理主体。二是各级政府，政府作为社会管理的主体发挥了主导作用，它与党委一样，能够有效调动不同社会资源，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对社会稳定与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可代替。三是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作为新型社会治理主体，其产生和发展打破了政府治理的唯一模式。一般而言，政府治理具有强制性，而社会组织的治理具有非强制性，因此，面对纷杂的社会状况，社会组织治理比较政府治理而言有其优势。但是，我国的社会组织起步时间不长，尚不发达，故其对社会治理的功效有待于进一步发挥。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我国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已经超过43.9万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的数量，法国达到110个，日本达到97个，美国达到52个，阿根廷达到25个，新加坡达到14.5个，巴西达到13个，而我国仅为3.37个[3]。四是公民，公民既是社会治理的对象，也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如果仅仅将其作为被治理者，那么就大错特错了。社会治理的任务就是要动员和教育公民，将其纳入管理主体的范围，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进一步发挥自治功能，才能实现有序社会目标。需要说明的是，当前有一种怪论，即崇拜西方的社会组织治理和公民自治，而忽视与排斥政府治理的作用，这是极其错误的。现在有一种观点叫“小政府、大社会”，相对于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而言，或许是一种进步，但过分迷信或夸大社会组织的作用，有意或无意的削弱政府职权，很有可能使社会管理误入歧途。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授权的判断，已经成为当代政治理论不可反驳的公理性论断。就我国而言，党的领导地位的确立与巩固，是人民协议选择的结果。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至今，中国人民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党的拥护和支持，这表明党的领导地位来自于人民的授权。这个领导地位具有不可动摇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决定了它具有独占性、不可阻碍性、不可抗拒性和不可侵犯性。意大利学者普特南提出“强社会、强国家”[4]的治理模式受到北欧多国政府的青睐，政府与社会合作模式的观点具有代表性。笔者认为，我国应当构建党领导下的科学、普惠、普适的综合性社会治理体系。剧变、人亡政息、社会倒退就是忽视党委和政府的推动力量之恶果。正如学者陆文荣所言：“在中国，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其推动作用不容忽视，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公民社会相关问题的时候必须看到，政府这只推手仍然掌握着重要的资源，其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扔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5]
（四）社会治理、社会管理与公共治理
社会治理，有人称之为社会管理，也有人称之为公共治理，甚至有人认为三者系三种社会治理模式，往往在理论和实践上产生模糊认识。笔者认为，三者虽然表述不同，但在性质上具有同一属性，基本涵义也大体一致。首先，目的相同。均是为了发挥政府、社会和公民等多元治理主体之作用，促进秩序优化和社会和谐。其次，主体相同。即政府、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多元和混合的管理主体。其三，方法相同。即均采用柔性与刚性相结合的手段与方法，对社会进行治理。当然，三者的不同表述也表明了治理策略与重点上的不同差异：社会管理侧重于党委和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责任，强调其主导性价值；社会治理侧重于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责任承担，强调其共同性价值；而公共治理更关注于公共政策、公共关系和公共产品，强调其公众性价值。
当前，社会治理方面存在很多问题：既有宏观上的问题，也有微观上的问题；既有治理主体与范围上的问题，也有功能与机制上的问题。朱勇同志将其总结为“七重七轻”：重经济建设、轻民生保障；重物质丰富、轻思想道德；重静态治理、轻动态治理；重各自为政、轻通力协作；重普遍管理、轻特殊治理；重治理管控、轻服务尊重；重实体治理、轻虚拟治理[6]。围绕上述问题与差距，笔者认为，社会治理的任务：一是增强治理主体对社会治理重要性、必要性和适时性的认识，创新社会治理的思维方式，有效调动参与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是遵循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基本原则，立足中国现实，放眼世界变化，继承和发展传统治理方式，吸收国际文明发展成果，使其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三是建立健全社会治理体系，加强社会治理主体工作协同，实现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人性化和科学化。
二、社会治理模式
（一）社会治理模式的分类
向春玲教授认为，社会治理的模式主要有政府主导型模式、市场治理型模式和社会自治治理型模式，认为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模式，应当归属于政府主导加上社会自治的治理模式[3]。学者张康之则认为，建立在服务基础上的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其具有明显的“德治”特征。从人类社会治理发展进程来看，它的发展趋势是从“权治”到“法治”再到“德治”的过程。“权治”是农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它的模式是用权力去治理社会，是一种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法治”是工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人们通过制定法律、实施法律来治理社会，是一种管理型的社会治理；“德治”是后工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它是以公共管理为形式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提倡人们用道德治理。权治、法治和德治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社会治理行为模式，在不同的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以权治为主，主要体现出来的是以法治和德治为辅助手段；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是以法治为主，但是在法制健全和规范的情况下，也有着权治的内容，而德治是被排除在外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是以德治为主的，但它把法治与德治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当然，在管理过程中，也会包含一些权治的内容，但权治仅仅存在于一些特定的领域，并且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且不经常使用。不论对治理方式如何表述，但相对于传统模式而言，在主体上范围进一步扩大，在方式方法上内容更加丰富，在治理功效上效果更加明显，正如学者孙晓莉所言：“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是对传统社会管理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即由行政集权式向民主式、参与型转变。”[7]不仅如此，在目标追求上，“治理是一种新的政治型式，实现治理的关键是建立现代制度或实现制度创新。”
（二）当前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选择
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是，恰当处理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类社会主体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倡导社会的共同精神，即坚持政治平等，鼓励团结与合作，提倡信任和宽容，强调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建立起政府―社会―市场良性互动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关于社会治理的路径，学者陆文荣认为关键在两个方面：一是引导规范各种社会组织的发展，培育时代新公民；二是重构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既利用政府的组织资源，又刺激集体行动的发生。并且进一步认为，村民自治与居民自治这两种社区治理模式，作为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应当继续发挥其功能以适应社会管理的实践需求。学者杨党校认为，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相应的，人类社会治理也应从统治型到管理型、再到服务型治理方式演变，在路径与对策上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1）转变政府职能，确立服务型政府的新定位；（2）扩大参与型基层民主，提高社会治理的能力；（3）根据转型时期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在社会治理方式上进行多元治理；（4）倡导公共精神，加强道德立法，在社会治理中实行德法同构。
当前，社会治理路径选择上的难题：一是社会组织正在孕育和发展之中，其功效发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有一个不断健全与完善的过程。因此，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对社会组织的发展给予适当、合理的支持，促进其成熟，并因地因时制宜，在党委和政府的监管之下，逐步让社会组织承担适当的管理职能。二是村民自治与居民自治，包括商会、行业自治尚不成熟，与传统的文化格格不入，很多地区自治功效徒有虚名，一盘散沙，加重了政府治理的负担与责任。应当重构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结构，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家族领袖的作用，让新型的村民自治组织真正立足于基层社会。三是政府治理滞后，应当更新观念，创新模式，强化职能，尤其是在当前社会转型、利益格局变动的新形势、新任务下，应当建立应急管理机制和社会风险评估机制，提升治理能力，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理与突发性事件，促进社会和谐和经济繁荣。
（三）国家责任与社会责任分担
江平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有四条主线：一是人治和法治，二是国家与社会，三是公权和私权，四是从法制到法治。难能可贵地从法学的视角实事求是分析了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抓住了要害与症结，展望了社会主义国家法治的进步。比如江平教授在解读国家与社会问题时认为，以前国家对社会治理干预过多，经济计划完全由国家行使，甚至涉及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老百姓的教育、婚姻、生育等一切都没有完全的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大的变化，给予社会和老百姓更多自治的地位。社会要讲自治，社会也有自己的职能，国家不应该任何事情都加以干预，在经济发展、家庭婚姻等方面应有自主的职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社会管理方面做出了一些重要改变，给企业松绑、给企业放权让利，给企业更多的自，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国家不再来干预一切，在教育、医疗方面社会被赋予了更大的自。国家和社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基础作用，强调国家的作用就是指国家依靠强制力来进行管理，强调社会的作用更多地是强调社会公平正义。这种转变也是法律理念的转变：过去法律是国家实现专制的工具，现在法律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工具。
由于东西方在文化背景、社会基础等方面存在着差异，所以在社会治理方式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正如学者马小红所言：“中国社会的治理以人情为核心，以道德为基础，社会治理以由里及表为主；西方社会则以理性为中心，以制度为基础，社会治理以由表及里为主。”长期以来，我国社会治理的方式建立在党委、政府管理社会“一统天下”的基础之上。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定条件下的这种模式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的治理面临诸多挑战，因此，必须打破传统的管理模式，建立起政府治理为主导，社会各个部门与群体共同参与，民众自我管理与约束的协调联动的多元社会治理结构，即着力打造“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正如张越同志所言：“同频同步、共振共鸣、应时应变、自省自觉”，从而促进社会秩序的根本好转。孙晓莉提出了多元社会治理的观点，认为其基本内涵包括：（1）社会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既包括政府，也包括一些社会组织，政府在社会管理中一直承担重要角色，近几年，一些社会非营利组织、公民社会、市场化组织的作用逐渐凸显，其作为政府的重要补充力量逐渐发挥重要作用。（2）社会治理的手段是复合的，其中既包括市场化组织通过市场化手段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也包括政府通过行政或者市场手段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还有非营利组织通过市场化手段或者社会动员手段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多元化社会治理模式的特点包括，多元社会治理模式的运行以法治为基础；多元社会治理是一种互动的过程，以协商、参与机制为基础；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之间是相互协作的关系，追求公共责任的实现等。我国治理结构体现了多元社会治理思想，一是主体多元，既包括法官、检察官、警察、工商、税务、土地、环保等执法、司法群体，又包括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等权力机关，还有村委会、居委会、行业组织、社会团体及民众的广泛参与；二是方法复合，既包括行政手段、司法手段，也包括群众自治方式；三是以法治为基础，该体系运行既反映了事权的运作过程，又体现出宪法与法律的正确实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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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GovernanceandGovernancemode
wangYuefei
（Highpeople'sCourtofHebeiprovince，Shijiazhuang050051，China）
社会治理的作用篇9
【关键词】德治法治社会功能差别性互补性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
德治和法治分别利用内律和外律对人们的社会行为进行双重规范，从而把人们的行为约束在一定的范围内。从历史上看，几乎所有君主和帝王都在国家治理上运用德治、法治规范社会秩序，保障国家建设。法治和德治其根本目的都是为规范人们行为，调整社会关系，保障社会秩序。因此也就决定了它们既可以相互促进，又可以相互补充。法律“惩恶扬善”，德治“扬善抑恶”，法治依靠法律的权威性、强制性、外在约束性，保障国民权益和社会运行；德治则是在舆论和良知下，依靠内在精神的升华和行为的自律，约束规范人们的行为。
德治的社会功能与发挥作用机制
德治作为治国之道，有其强大的社会功能，它利用道德规范调节社会生活，规范人们的行为。因此，历代统治者都特别注意建立完善的德治机制，保障功能发挥的最大化。
德治的内涵与社会功能。德治是指“用道德规范人们的行为，调节个人与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关系，管理国家事务的治国方式”①。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儒家开辟了德治作为治国之道的先河。孔子是我国古代德治思想的第一人，他全方位系统化阐述了德治（孔子称之为“礼治”），提倡统治阶级应该“为政以德”，废除严苛酷刑，用礼数来教化臣民的思想，用“礼”来规范臣民的行为，同时要求统治者先正自身再正其民，让君民都成为“君子”，使社会管理有序进行。
德治通过内在精神约束外在行为，从内外两个层面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规范社会行为。比如孔子的德治思想，就强调人自身的内在精神和外在约束，即“爱人”和“礼”。孔子认为，“仁”是德治思想的根本，“仁”主要表现为“礼”，德治就是在“仁者爱人”的精神基础上通过外在表现的“礼”来统治子民治理国家。
德治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功能，具体表现为：首先，德治能够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德治能通过教育引导、榜样感召、自我修养等方式，培养人们优良的道德素质，践行高尚的道德行为，从而促进社会健康有序地进步，促进个人自由全面地发展。“道德可以让人们在趋善避恶的引导下更好地理解人的价值以及意义，同时拥有社会理想并敢于承担责任，引领人们不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②其次，德治能够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减少社会不道德行为，从而预防和避免社会秩序失衡。再次，德治对于社会的稳定起到根本作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道德规范的引领下保持着平衡。”道德调节应该主要针对个人而不是仅仅针对全社会，人们应该可以判断某种道德行为的内在价值，而不是简单地学习知识本身，使道德价值指引着人们的心灵和信念。
德治发挥作用的机制。德治的社会作用，具体地说：首先，德治规定善恶、美丑的标准，使人们在善恶的标杆下规范自己的行为，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中的主流道德思想相对于其他思想拥有绝对的优势，是统治者用于控制被统治者的工具，将这些道德渗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价值判断。其次，德治通过教育的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增强道德主体的自主自律意识，增强社会主人翁意识和责任心，使人们在自律中保障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德治贯穿于社会管理活动中，主要是依靠个人的内心认同来实现的，由此决定了道德的影响力更深入、更持久。再次，德治与法治不同，不会依靠强制力量对人们的不道德行为进行实质性制裁，而是通过舆论监督对人们进行劝导和谴责，使其产生内疚感和羞愧心，从而达到规范外在行为的效果。
法治的社会功能与发挥作用机制
法治与德治相比，是被统治者更为重点使用的国家治理手段。法治利用国家法律法规调节社会生活，调整人们的行为，其社会功能比德治更明确、更直接。因此，历代君主和帝王都特别注意建立完善的法治机制，保障其功能的发挥。
法治的内涵与社会功能。法治作为治国方略，是通过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制度约束人们行为，利用法律手段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治国方式。法治通过国家工具保障法律制度规范的强制实施，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府机关等是法治实施的强力物质机构。法治主要包含法律的制定、法制的实施和公民遵守多个方面。法治的主张和观念最早是由法家提出的，其将法律视为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一直沿用至今，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法治理念同德治相比是先进的，是对儒家的超越。但现代法治与古代法治不同，现代法治存在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下。西方资本主义法治虽然表面上保障所有人的权益，是民主的，但是实质上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自己的利益，是不科学的法治。相对而言，社会主义法治是人们利益的保障者和维护者，让人民拥有生产资料，同时实现自己管理自己，所有的国家机器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都代表人民利益，所以社会主义法治是现代的科学的法治。
可以说，法治是被几乎所有的统治者和执政党更加倾心和钟爱的治国方略。法治具有的社会功能众多，具体表现为：第一，法治解决各种社会纠纷从而整合社会。法治是保障社会成员间关系秩序与融洽的关键要素，是维持社会稳定保证社会安全的重要手段，具有整合社会的基础功能。法治的主要作用是调节利益冲突，“法律是断定谁是谁非的依据，是调节矛盾处理纠纷的最终方法”③。第二，法治的推行能够保障社会的法治秩序。法治秩序是公民在社会中可以享受的真正的自由、长期的稳定、全面的发展的文明秩序。在这种秩序下，暴力因素和个人强权等人治意志和行为无法干预社会治理，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在法治的调控下有序进行。人们的社会氛围是自由开放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矛盾被逐渐缓解，国家在法治秩序基础上得到稳定和发展。第三，法治具有意识形态功能。法治的意识形态功能使人们不仅认识到法律是国家统治的强制力量，具有权威性，而且具有公正性，值得人们去遵守。法治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具有正反两种效果，既可以加强法治意识规范思想，又可能反映社会假相迷惑人们的思想。第四，法治具有批判功能。它完善自身结构，规范社会关系。在这种自我反省与自我批评的过程中，不断弱化社会矛盾，保障社会法治秩序，使法治成为稳定国家的有效手段。所以法治的批判是在其自身意识形态色彩笼罩下的建设。
法治发挥作用的机制。主要表现为：第一，法治的实施可以依靠国家强制力量，来保障社会秩序的良性化，保障社会正义的实现。有良法可依是法治实施的前提，而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实现法治权威性的重要保证，对违法者追究责任是保障公平的有力手段。在法治秩序下，凡是触犯法律的行为，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以保障法治的权威实现社会公平。第二，法治主要通过国家机构来贯彻实施，国家设置了代表国家的专门工作人员来保障法治强制力的实现，而法治的实现要求国家相关部门之间的合作，国家机构之间的联动机制有力地支撑着法治强制性的实施。第三，法律的至高性保障法律不可侵犯的神圣地位，制度化的法律是社会秩序的根本，同时规范着各种社会关系，调节着社会的全局，长期保障着社会的稳定。法治制度划定了清晰的合法与违法的分界线，对人们的活动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保持社会关系的稳定，维持社会秩序的有序。
德治、法治作用机制的差别性和互补性
德治、法治对于任何一个正常社会的健康运行都是必不可少的，二者对社会作用的功能不同、作用机制不同，同时又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形成合力，在治理国家中发挥重要作用。
德治、法治作用机制的差别性。德治、法治作为密不可分的两种治国家方略，但是对社会治理的作用机制又有所不同，具体表现在：首先，德治、法治约束方式存在差异。两者分别从内外两个维度约束人们，德治通过对内心的规范达到外在控制，而法治是通过外在强制约束达到内在威慑。德治主要约束有道德感的人，一旦出现不道德行为，道德感使人感到羞愧和自责，用内心道德规范以后的行为，在道德感不强时，外在的舆论压力会谴责其不道德行为，但没有实质性制裁，这就是德治的弊端。而法治就不同，“法治依靠国家机器保障实施，法律条文对所有人都有规范性和强制性”④。法治的他律性和权威性是由强制力保障的，法治对触犯法律的人不像德治那样仅是口头上的谴责，而是实质性的惩罚，是对人们权益、财产以及自由的惩处，有时甚至是对生命的剥夺。所以，法治是社会最高权力的象征，人人必须遵守。
其次，德治与法治发挥作用的路径不同。德治重在治本而法治重在治标。他律的法治是人们在做出越轨行为之前最后的警钟，警告人们不得做出伤害他人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德治是对人内心自我意识的调节，通过道德的约束使人们形成高尚的道德素质，降低不道德行为的发生，道德是自我把控的能力。“法治是对人外在行为的强制规范与制裁”⑤，利用强有力的法律法规减少违法行为的出现。法治的制裁是事后的惩罚，是针对已经发生的行为，德治是对人们思想的教育，让人们从意识上建立道德，从根本上控制行为。因此，德治与法治的路径是从内外两个层面分别进行的。
再次，德治与法治的作用效果不同。德治是防范机制，法治是惩罚机制。德治在面对利益冲突时，通过内心的调解，权衡各方利益，达到缓解社会利益冲突，降低不道德行为的发生率，减少违法犯罪行为的出现，从根本保障社会的稳定和进步。法治不同于德治，它是事后的惩罚性机制。当违法行为发生后，国家机关人员就会对犯罪分子进行控制，针对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对其进行强制性惩罚。法治作为事后的机制对社会稳定的维持是外在的，是威慑下的；而德治是内在的，是自我约束的，是根本的保障。
德治、法治作用机制的互补性。法治和德治作为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二者还相辅相成、互补互益、不可割裂。“德与法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调节各种矛盾来保障社会稳定的。”⑥首先，德治与法治互相推动。德治推进法治：德治建设成果突出了，人们的道德意识增强了，其道德约束力就降低了违法犯罪的发生，在此基础上的法治建设就日渐轻松。德治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意识，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为社会法治创造优良的环境；法治保障德治：法治与德治虽然作用的方式方法上存在差异但目的相同，都是维护人民的利益，保障社会的安定。法治通过对违法犯罪分子的严厉打击和惩处，让人们意识到违法犯罪的后果，用真实的案例教育人们，使其从他人的事例中吸取经验教训，用外在的惩处来达到提高道德的效果。但是在法治建设不到位时，法律形同虚设，犯罪层出不穷，犯罪分子招摇过市，人们将不再相信法律对其权利的保障能力，不再遵循道德的准则，而是变得自私自利，社会的道德氛围就会遭到严重破坏。所以，法治的建设成效直接影响着德治，两者是相互补充，相互推进的。因此在治国方略中，“将刑罚的法与自省的德相结合”，让德法共促国家建设。
其次，德治、法治在调整范围方面可以相互补充。法律条文的准确性造成了其调整范围的局限性，只能包含社会中普遍的重要的社会关系，而不能涵盖全面的社会行为，所以，无法律规范的日常行为就需要德治来调整。因此体现出道德建设的重要性，社会的很多问题应该由道德来调控。
再次，德治、法治在规范层次上可以实现互补。“道德是法治的灵魂和基础，德治是推进法治的有效力量。”⑦法治是禁令性的规范，德治是惩恶扬善的规劝。法治划定了人们不能逾越的行为底线，是最基本的要求。法治只具备惩恶的功能，扬善必须依靠德治完成。德治的扬善机制主要是通过对人们的表扬来激励道德行为的延续。德治和法治存在共同的目标，即扶助正道，除去邪恶。但道德比法律更能够简单明了地表现出社会正义精神，法律还要借助某种强制性外力以达到维护正义的目的。
德治、法治在治国方略中不可或缺。德治、法治被公认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二者在地位和作用上不可或缺。德治通过影响人的内心，增强道德意识，法治是将人们的行为笼罩在其权威之下；德治是依靠教育引导增强人们的道德意识，法治是依赖对犯罪者的强制性处罚让人们产生畏惧心理；德治作用的发挥通过内心控制和舆论保障，法治作用的发挥通过强制力量保障。两者作用的发挥依靠的方式方法存在差异，要达到的目的一致，但一者并不能被另一者取代，两者必须要相互结合、共同作用才能达到事半功倍。“德治为法治提供基础和根基，法治为德治提供规范和标准”⑧，加强法治规范道德进入法制化轨道，提高道德规范的严谨性；加强德治使人们的道德觉悟和政治素养得到提升，从根本上减少甚至防范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国家的治理社会的进步只有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前提下，在两者的互补中才能更好的实现。
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开始之际，就确立了德法结合的韬略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进程。“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成为了我党治国的基本方略。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是政治文明进步的表现，作为国家治理的方略，它是社会主义发展和国家昌盛的保障。国家各项工作在“依法治国”的原则下逐渐纳入法治化轨道，使社会生活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更加民主化、规范化和法治化。而以德治国则能够全面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增强民族精神，为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建设提供思想保障。
（作者分别为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河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文明建设的‘苑联治’保障研究”的部分x究成果，项目编号：HB15mK042）
【注释】
①魏义霞：“孔子的德治思想与当代启示”，《哈尔滨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3年第9期。
②兰瑞芳：“论道德引导在广西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5期。
③叶传星：“法治的社会功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④吴晓燕：“关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思考”，《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⑤杨荣：“德治与法治的互补原理剖析”，《新疆职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⑥张康之：“论社会治理中的法治与德治”，《学术论坛》，2003年第5期。
⑦王秋侠，李国荣：“论法治与德治的辩证关系及其结合机制”，《求实》，2007年第1期。
社会治理的作用篇10
一、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的转变
管理是一种古老而又常新的名词，说其古老是因为它在人类历史上很早就被使用，可以说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管理，说其常新是因为对管理的理解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又不断赋予其新的涵义。“管”在中国古代典藉中的最初意义是钥匙，掌管钥匙无疑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进而发展成为动词，有“主管、控制”的意思。“理”原来是指玉的纹理，作动词时指治玉，《朝非子》记载“玉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引申为治理，所以古文中管理有“主管、治理、控制”等涵义。现代管理学意义上的管理是指专门机构进行协调和控制各种社会关系，使之有利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活动。管理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人际关系也越来越复杂，这就更加需要科学有效的管理，所以马克思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一般职能。”
从总体上看社会管理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硬”管理，包括运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等实现的管理，这些管理方式以国家的暴力工具作为后盾，通过它们的强制力来实现管理的目标。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类社会管理方式被称为“软”管理，就是通过社会舆论导向、道德建设、思想政治教育等方式来控制人们的思想意识，进而通过改变人们的行为实现管理的目标。其中思想政治教育集中反映了当前社会的政治要求，因而成为社会软管理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两类社会管理方式相比较，硬管理具有稳定性强、速度快等优点，但同时也具有覆盖面较小、严密性差等缺陷。因而我们不可能运用行政手段对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令人满意的管理，同时法律也不可能对大大小小的社会关系，事无巨细地给予规定。而这些不足之处恰恰是软管理的优势所在，因而社会生活本身就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等软管理手段发挥社会管理的作用，对行政、法律管理的不足之处予以弥补。这就需要我们转变观念充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的作用。
著名学者、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的权威张尉萍教授在1999年就曾提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管理方式，思想政治工作学是治党、治国、治企的科学，“思想政治工作学的第一大功能是治党，治党首先是从思想政治上的治，从严治党，首先要在思想政治上从严，第二大功能是治国，……特别是在跨世纪的关键时刻，西方一些国家，害怕中国强大，想改变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阻挠中国现代化进程，如此，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学的研究意义更加重大。第三是治企，现代企业奉行以人为本，高度重视思想管理，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已有大量成功的范例”。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张教授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在当代中国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笔者认为从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的角度来看待思想政治教育，更有利于其发挥作用。具体地说通过细致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使人们增强整体意识，自觉地接受管理；可以增强人们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可以使人们主动地进行自我控制、协调人际关系。在现代社会管理中，能否调动管理对象的积极性、主动性，对管理的成败至关重要。而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使人们认识到社会管理的好处，并自觉地加入其中，主动处理好人际关系，有利社会管理目标的实现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的借鉴
有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共产党人提出来的，因而它是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活动，其它社会没有思想政治教育。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恰当的，因为考察某种活动，不能只看它有没有某个名称，而要看它所指称的事物是否确定存在，其实在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出现以前，任何统治阶级都在力图用他们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来影响全社会成员，使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年成为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从而巩固其统治。正如陆庆壬教授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历史上各阶级的思想教育与政治教育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因而我们可以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管理方式。
政治学理论认为，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只有在大多数社会成员对它们持相对一致的态度时，才能获得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因而要维护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就必须取得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同。历史上思想政治教育在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主要表现在为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寻找道义上的依据。在中国古代夏商时期，国王的对外扩张被称为“天讨、天罚”，西周统治者提出了“以德配天”，认为统治者特别是有德的统治者是接受天的意志来管理民众的。这种“德治”的思想经过孔子、孟子等人的发展，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正统”的官方思想。汉朝时董仲舒提出“性三品”论，被上天赋予“圣人之性”的人，天生为善应做统治者，而具有“斗筲之性”的人只能是被统治的对象，只能作顺民工。宋朝的理学大家朱熹将人性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符合前者的人是至善的，是天然的统治者，而后一类人则需要被教化，被奴役。在西方，古希腊著名思想家柏拉图宣称人天生有三种质，分别是由金子、银子和铜铁做成的。金质人富于天才和智慧是天生的统治者；银质人勇敢善战，是社会秩序、国家安全的维护者；铜铁质的人唯利是图、追求享受因而是被统治者。另一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则根本不将奴隶归于人的范畴，认为他们是“有生命的财产”，是“优于其它工具的工具”。欧洲中世纪官方神学家则公开宣称，统治者实施统治是上帝的“旨意”。马克思曾指出：“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律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资产阶级则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向民众传播“正义”“善良”“天赋人权”等抽象的概念，把阶级利益说成是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并号召人们为其努力奋斗。
另外，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思想政治教育还被用来约束、限制个别统治者过分的行为，以免危及整个政治统治。在中国古代，就要求统治者不能为所欲为，而要符合一定“德行”的要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也要求个别有钱人不能过于为富不仁，要有一些“善举”。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在历史曾起过很大的作用，取得了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不能取得的“效果”。抛开其特定的内容不谈，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管理方式，这种做法本身就值得我们加以借鉴。
三、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的思想政治教育——现实的要求有些学者认识到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也是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曾盛聪先生撰文提出：“从性质上分析，思想政治工作与管理工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属于宣传教育的范畴，后者属于行政组织范畴，实践上前者是使人解惑明理的过程，后者是使人认同执行的过程。但随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展和管理科学的不断深化，两者的相通性日益凸显，它们之间交互渗透、互为借鉴的性质在不断扩大和强化。笔者认为，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已成现代社会管理的一项迫切的要求，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化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也表现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是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矛盾的调节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表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依据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将当代中国的社会人群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很显然社会阶层的分化，多元利益集团的出现有利于推进中国社会由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变，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更新。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社会各阶层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矛盾的发展会给社会稳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这一现象已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重视，2002年3月朱róng＠①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这些问题固然要靠发展生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工作来加以解决，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能也不应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去说服强势群体自觉出让部分利益，帮助其它社会阶层致富，这就是江泽民所要求的“富而思源，富而思进”。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弱势人群纠正心理偏差，树立信心，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命运。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是沟通人际关系的润滑剂。
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仅对个人成功非常重要，同时也是社会管理所追求的直接目标之一。在现代社会，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实践经验、知识水平、认识能力、观察问题的角度等各不相同，对利益的追求，对事物的认识都存在着许多差异，因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是大量的，有时甚至会以激烈对抗的形式出现，因此协调人际关系是新时期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对此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人们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方面达成更多的“共识”，人们在对问题的看法、对处理问题的方法的选择上就会有很多相似的观点和相近的做法。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人际摩擦，减少人际“内耗”，从而化解矛盾、理顺关系，形成一种团结互助的社会风气。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阀。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来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平均主义已经瓦解。在进行了二十多年的改革以后，贫富分化对社会稳定提出了挑战。问题的关键在于为社会发展安装一个安全阀，为社会不安全因素寻找一个必要的出口，从而避免出现大的社会震动。将社会矛盾冲突控制在一个安全的度之内。笔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充当这一安全阀。因为思想政治教育可以给社会成员一个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排解情绪的机会。通过周到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我们的有关领导干部就能真正了解人民群众的真实想法和社会“弱势群体”的真切愿望，这样便于着手解决问题，让人民群众满意。同时运用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媒介，可以使群众和各级党委、政府增进了解，进而相互信任，就容易把一些性质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矛盾转化为一般的矛盾，最后将问题予以解决。可以说，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