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研究篇1
关键词：社区工作；服务型社区；对策和建议
一、社区工作的现状和问题
社区是居民群众生产活动的场所，是社会服务管理的基本单元，社会的和谐发展是以社区的和谐为基础的。随着我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社区治理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一）社区人口情况复杂
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大量人口涌入城市，退休人员、下岗待业人员和流动人口使得社区的人口机构发生了变化，众多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交织，形成了一个兼具不同文化风俗的多元化人口格局，出租房屋多、商铺多、流动人口多、人员密集场所多，人口流动量大，人员信息复杂，为社区工作的开展带来了重重的困难。原有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已经不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很多老城区由于环境差，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导致很多居民搬离社区，导致老社区空心化问题日益突显，社区凝聚力不足，为社区的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二）社区服务理念滞后
现代社会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生活节奏加快，居民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居民服务需求更加多样化，对于养老、托幼、娱乐、家政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现实是居民事业发展明显滞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难以满足居民的需要。各种社会团体、中介机构及物流企业涌入社区，为社区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社区在对这些团体的管理中存在不足，使得团体与社区居民之间频频发生矛盾。
（三）社区居民参与度不高
社区是与居民生活联系最直接、最密切、最全面的地域，社区真正的主人是生活在此的居民，原则上来说居民有权对影响自己生活的公共决策表达意见，现实是广大社区居民对社区治理参与积极性不高，大多是老年人或者是退休人员对社区治理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而年轻人对社区认同感不强，对社区上的事情很少关心，即使发现社区中存在的问题也不愿意参与去解决问题。我国社区的工作方法仍以行政方法为主，居民一直是作为管理客体被动地接受着来自政府的行政管理，对于社区规划等重大问题多由社区领导直接下达指令，很少邀请社区居民来参与社区规划建设，居民没有条件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居民对社区管理的参与只限于社区卫生建设等具体活动上。除此之外，社区定员不断减少、社区服务场所不足、社区组织职能不匹配，运行机制不顺畅等，都是现行社区治理的诸多问题。
除此之外社区管理和服务方式相对落后，考核、激励机制不够完善，社区工作人员配置不足、素质不高，服务意识淡薄，都导致社区无法为居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
二、建设服务型社区的意义
社区是社会的缩影，承担着维护社区治安、发展社区文化教育事业、促进就业等方面的重任。随着时代的变迁，社区承担着越来越多的行政职能，在社会各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行政管理改革的不断深化，传统机制逐步瓦解，“街居制”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多元化的精神需求，建设服务型社区成为深化社区管理改革的必然选择。所谓服务型社区就是指在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指导下，按照以人为本的理念，构建的以服务居民为核心的社区治理模式。我国民政部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社区服务”的概念，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社区服务事业取得了显著成绩，服务型社区建设初具规模。
服务型社区的建设有助于改善民生，满足社区居民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需要，推动居民之间的和谐相处，有利于促进政府行政管理、公共服务与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更好地衔接互动，有利于增强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提高居民的满意度，促进社区工作有序、完整、规范发展；及时处理社区中的矛盾纠纷，缓解社会治安压力，化解社会矛盾起到了积极地作用，为促进服务型政府的建立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三、社区工作参与服务性社区治理的对策与建议
（一）增强社区的服务意识，急居民所急，想居民所想
服务型社区建设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就是以人为本，服务居民，因此社区工作者要把服务居民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服务居民的理念和意识时刻烙印在心中，正视现有社区服务能力与社区居民需求之间的差距。社区要建立科学的制度体系，规范社区工作行为，建立职能清晰的社区网站并在网站上公示社区工作人员的服务内容和工作电话，为居民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和管理，方便居民遇到问题时及时向社区工作人员咨询和求助。社区可以实行网格化管理，将社区划分为若干个网格，配备相应的社区工作人员，社区工作人员要深入网格，广泛听取居民的需求及建议，切实解决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为居民打造方便快捷的服务生活圈，及时快速的化解社区居民的矛盾与纠纷。社区工作人员要想居民之所想，急居民之所急，针对社区不同的服务对象，通过上门服务、网络和电话预约等方式，主动为群众服务，尽可能方便群众办事，提高办事效率，增进居民感情，实现与居民的零距离接触。建立健全社区工作人员的考评机制，对社区工作人员定时进行考核，将考核结果与社区工作人员的工资、岗位直接挂钩，激发社区工作人员的服务积极性，增强社区活力，提升服务质量。
（二）提高居民的参与度
服务型社区的建设离不开居民的参与。社区要充分认识到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积极作用，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激发居民的主人翁意识，培养社区居民的民主参与意识，鼓励居民参与服务型社区建设，挑选责任心强、居民信任、热心肠的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安、卫生、民调等与居民密切相关的管理工作，协助社区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难题，促进社区各项工作的开展。社区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定期召开居民代表大会，发动社区群众参与到创建工作中，联合司法、消防等单位开展主题宣传活动，现场为居民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普及消防知识，推动各类服务资源进社区，让服务理念深入人心。
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动员党员参与社区建设，招募社区居民、大学生、退休人员加入社区志愿者服务队伍，让志愿者服务自己的社区，发现社区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解决；建立志愿者项目的申报机制、实施责任机制，发现、培养和用好具备突出奉献精神和活动能力的志愿者；引入激励机制，组织开展优秀志愿者评比表彰活动，有效的激发居民服务社区的积极性、主动性，加大对志愿者工作的正面宣传力度，发动更多的居民参与到志愿者队伍；将社会组织力量引入社区公共服务当中，丰富社区公共治理的内容，吸引更多居民参与到社区建设当中；打造一支热情友善、服务专业、素质过硬的社区志愿者队伍，根据志愿者的自身行业和专业特长，对居民生活和社区建设中的诸多问题进行认领，并通过联系单位协调、提供合理化建议、专业技术帮扶等方式，适时、适宜、适度地参与社区建设，为社区居民提供医疗、维修、咨询等特色志愿者服务，使志愿者的知识和技能在社区得到充分发挥，帮助社区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努力。
（三）拓宽社区服务领域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着，居民的需求由原来的满足温饱的基本需求朝着追求自我发展、自我实现及追求高质量的生活领域拓展，社区作为城市的基层组织，要将居民的需要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拓宽服务领域，
创新社区管理服务模式，增强和改善社区服务功能，丰富社区精神文化生活内涵。要立足社区，以广大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为依据，开展社区群众需要的服务活动，将服务的触角延伸到社区的每个角落，使社区服务看得见、摸得着；设置群众投诉意见登记薄，对前来反映问题的居民要热情接待，认真听取群众反映的问题并做好记录，及时解决群众反映的重点问题。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为服务型社区建设带来了新的契机，如何通过信息化来带动社会服务管理的现代化成为了社区工作者研究的热点问题，社区工作要适应信息化社会的发展要求，加强社区信息网络的建设，利用QQ、微博、微信等构建社区网络服务信息平台，为居民及时提供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城管、计生、民政和就业等信息查询服务，全方位服务居民；以推进社区信息化为抓手，全面整合社区力量，对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和倾向性问题，及时予以解决和解答；社区工作者要转变思想提高认识，充分利用信息平台，及时将社区动态向居民公布，通过专题讲座、集中辅导、专家授课等形式，开展对社区工作人员的职业技能、业务知识、法律法规、文化活动开展、电脑操作技能等方面的培训，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技术水平，努力实现信息系统价值的最大化；加强社区间的交流与沟通，互相探讨社区管理方法和心得，围绕社区建设中的重点、难点、热点、困惑、疑问等，设计讨论交流主题，邀请社区建设专家和学者，进行集中研讨交流，答疑解惑，实现社区管理更加高效、服务更加优良、居民更加满意，从根本上推动社区服务管理工作质的提升。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服务型社区是我国社区建设的必然选择。服务型社区的建设需要完善、更新管理模式，调动社会各方的服务资源，挖掘居民自治的管理能量，提高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努力建构社区的社会生活服务系统。在新经济常态下，我们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努力将社区建设从行政型向服务型转变。（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基金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专业社会工作嵌入社区公共服务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SC11C003）
参考文献：
[1]廖志春，吴满琳.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社区和谐治理[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3）：105-106.
社区治理研究篇2
关键词：社区治理模式变迁
社区研究是社会学研究领域中较为活跃的主题话语。近几年来，有关社区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受到高度重视，民政部在全国确定了26个社区建设实验区并进而评选出一些示范区，对全国推进社区建设起到带头作用。关于城市社区的研究，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更在全国各城市掀起了社区建设的热潮。而由地缘群体、区域社会形成的社区，是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区治理的效绩高低直接关系到城市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城市社区治理是实现和谐社区的基本途径，如何搞好社区治理，也是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
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起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其最终目标是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转型的主要特征反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政府职能的转变、单位制的解体和社区功能的放大以及市民社会的兴起等。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和社会的转型，我国城市社会发展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主要表现为：首先，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化，单一公有制经济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转化，社会阶层分化趋势明显，城市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其次，随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方位转变，“单位体制”逐步瓦解，单位办社会的状况开始改变，单位行为的非专业性目标不断弱化，大量的社会职能向社区回归和转移，人们由过去隶属单位、依赖单位变成走进社区、依托社区，社区成为人们安居乐业的重要场所和实现社会整合功能的基础单位，不仅社区管理职能增多，社区管理的人口也不断增多。最后，随着改革深入和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城市房地产业的兴起和住房商品化的进程加快，城市的居住空间结构发生了变化，住宅区的功能要求呈现多样性、复杂性趋势。所有这些变化导致了城市社区治理的难度、广度、复杂程度都进一步的加大。所以，对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变迁研究及其路径选择的探讨成为社区建设的一大热点与难点。
社区治理的内涵
治理概念产生于西方国家，与统治相对，其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理论认为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机构（包括社会的、私人的）只要得到公众的认可，就可以成为社会权力的中心。因此，治理泛指国家、公共组织、私人机构及社会个人等各种活动主体间的关系。
社区治理是基于将治理理念引入社区管理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实践中。所谓社区治理，是指政府、社区组织、居民及辖区单位、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等多元治理主体基于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社区认同，协调合作，有效供给社区公共物品，满足社区需求，优化社区秩序的过程与机制。社区治理的特点是：治理主体由单一化（政府）转变为多元化（政府、社区组织、其他非营利组织、辖区单位、居民）；治理过程由行政控制转为民主协商；治理组织体系由垂直科层结构转变为横向网络结构。
城市形态与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变迁研究
社会主义各国在实行市场化改革以后，城市由机械团结状态转为有机团结的存在状态，城市社区都在发生从单位化城市向功能化城市的转变，住宅区的功能化是城市功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专门的住宅小区构成了有机化社会（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在单位化时期，单位或单位领导同时肩负着向职工提供住房的责任，但在市场化时期，企事业单位的职能逐渐转向其职业化的本职，包括住房在内的其他服务业逐渐通过商品化而转向由社会通过市场提供和解决。住房制度的商品化和社会化改革，就是城市由单位化向功能化转变的重要机制和政策背景。这种改革造成了大量通过市场交换（自然要通过货币）而整合各行业和系统的有机城市社会。
我国的社区研究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吴文藻是当时最先倡导社区研究的社会学家，也是我国社区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奠基人，在他的带领下，国内一些学者发表了一系列研究乡村社区成果。但对城市社区的研究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6年国家民政部首先倡导在城市基层开展以民政对象为服务主体的社区服务，社区概念渐次进入我国政府管理过程，社区服务对象也逐渐由民政对象扩展到全体社区居民，社区服务的项目也越来越广泛，在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30多年时间里，社区几乎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社区服务社区建设口号的提出，社区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1981年，民政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提出了社区建设的概念，社区建设是被作为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改革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重要思路和重大举措提出来的，社区建设的核心已经不是社区服务，而是管理体制的创新。
（一）单位制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美国著名学者andrewg.walder在其著作《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提出了单位和单位依附关系理论。基本观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体系属于再分配体制，所有资源都是由国家来分配的，单位和国家之间形成了依附和庇护的关系，职工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都是通过单位分配。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社会的治理体系是单位管理模式，即通过各种各样的单位，来履行资源配置、社会动员、人的需求的满足等多种功能，以实现社会的稳定；也就是说，管好每一个单位，就等于管好了城市社会。由于政企不分、政事不分，各种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均成为行政附属物或准行政组织，因而单位管理模式的显著特征就是行政主导和条块分割，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单一性，即在运行机制上是单一的行政机制，在资源利用上是单一的行政资源，在力量配置上是单一的政府力量。这种单位管理模式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均衡的，在当时能运作并发挥作用。
（二）社区合作制治理模式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社会转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社会的转型带来了社会职能的分化。
一方面，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企业社会经济负担日益沉重。许多过去由企业承担的社会功能必须分解、剥离出来，并逐步向社区转移。产业结构调整必然涉及劳动力资源的重组和优化配置。劳动者待业、就业、下岗再就业的转化过程中，要求社区承担起扶贫帮困，开辟就业渠道，职业介绍、培训、安置等功能，以实现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机构改革，使原先由政府承担的许多社会职能、服务职能分离出来，转而由社会和社区承担。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通过转变职能逐步把原来兼任的社会职能还给社会。而落实社会职能的最基本的载体是社区，政府职能转变以后，原来承担的那部分不该承担的职能转移到了社区。
由此城市推行管理体制的变革，政府权力下放到社区，鼓励居民、辖区单位、非营利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从而形成社区合作型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是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其特点是：治理主体由单一的政府扩大到社区内的自治组织，社区组织职能加强；资源投入以政府投入为主，社区组织投入为辅，居民参与社区公益活动、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热情提高。在合作制模式下，政府与社区组织的关系由过去的领导与控制向指导、协调、合作的方向演进。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这种模式出现诸多弊端，如社区治理非营利组织力量的弱小，非营利组织与政府未形成有效的沟通渠道和交流机制，而出现社区合作治理的困境。
社区治理模式的理想选择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住房分配的货币化政策开始实施，社区分化随之开始，市场化改革造成社区功能化，社区内逐步由熟人社会演变为陌生人社会，这给社区治理提出新的问题。有人提出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与居民委员会构成三种核心性社会组织。社区分化导致诸多社会矛盾与冲突，有人就社区分化中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状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已经开始突破“国家——社会”的理论框架，开始呈现“国家——社会——市场”的三元框架分析模式，总体来说，社区分化转型后的社区治理问题，已成为迫切的现实问题，对其进一步探讨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社区类型并非整齐划一，而有相当大的差别，既有未产生制度变革的传统社区（单位制社区），尚不存在业委会和物业公司；也有传统社区逐步改造开始实施物业管理的混合型社区（包括一部分商品房小区），主要有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公司管理；还存在商品房出售后的业主自治型社区，居委会已经逐步淡出管理，主要由业委会-物业公司管理；还存在诸如城中村之类边缘性社区。
基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要求，我国的城市社区治理应根据社区分化的实际情况，构建多治理主体和谐参与、分类治理的治理模式，传统社区目前缺乏市场化社会组织介入，主要依靠国家为代表的行政力量，从长远来看要积极组织业委会，并逐步引入物业公司直接参与社区日常性社区管理。国家只有权力下放，对社区的管理职能和权限不断向社区转移，才能真正构建和谐社区、和谐社会。边缘型社区处于无组织管理的状态，社区的无序混乱更多由于管理组织缺乏，所以针对这类社区，可考虑加强居委会对其管理，进而考虑发展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的可能性。混合型社区中，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分别代表国家、社会与市场力量，常常出现一些组织协调矛盾。物业公司一般由居委会聘用，业委会与居委会的矛盾大多数体现在业委会与物业公司矛盾，从长远来看，居委会管理职能逐步缩小与物业管理职能逐步扩张是未来的发展趋势，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实现居委会职能的转变，避免直接插手物业管理，即从行政管理功能转变为公共服务功能。对业主自治型社区，由于目前真正形成业主自治的社区基本上是一些高档商品房小区，其较高的社群性有能力生成业主委员会和业主大会，从而基本实现了以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互动关系的日常治理框架。所以进一步加强业委会与物业公司的良性互动是极为重要的，只有协调好两者的关系，才真正成为业主自治型社区。
随着改革深入，尤其住房制度和城市管理体制的变化，城市社区问题成为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我国目前的城市社区仍然停留在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的阶段，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是城市社区的部分内容，城市社区的治理是未来城市社区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城市社区治理水平直接关系到城市管理水平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同时，从现实情况来看，当前转型过程中的社区类型并非整齐划一，多种类型社区的共存可能是长期的，对城市社区必须坚持各治理主体和谐参与、分类治理的原则，逐步形成从边缘型社区传统社区混合型社区业主自治型社区转变。
参考文献：
1.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1）
社区治理研究篇3
[关键词]治理；社区；社会管理创新
[中图分类号]C912.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40-0045-03
1问题的提出
自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以来，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社会管理创新的研究和讨论层出不穷。据统计，从2004年到2012年，在CnKi中搜索以“社会管理创新”为主题的期刊文章的数量达2792篇。社区建设正是社会管理创新的起点、关键以及基础，贵阳从2010年开始的基层管理体制改革正是其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缩影。但贵阳社区的运行结构如何？其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情况怎样？社区运行存在哪些问题？本文结合贵阳基层管理体制改革实践，分析贵阳社区现行治理结构，提出社区社会管理创新的方向以及行动路径。
2现行社区治理结构——基于贵阳YG社区服务中心的考察
自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作为具有相同价值取向、同质性较高的社会共同体的“社区”概念后，社区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丁元竹，2006），正如付诚、王一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做法的实质是通过参与式民主给公民授权，动力是内生性的，即社区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社区内部的问题。”（付诚，王一，2011）可以说，西方意义上的社区的根本属性是其自主性，是社区居民的一种自主组织。
但是，我国的社区（本文中的城市社区）却别有一番内涵，并非等同于国外意义上的社区。我国城市社区的特性主要体现在其行政化之上，从社区的设置、社区的功能上可见一斑：一方面，从新中国成立初开始在城市设立的居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在法律定义上市居民自治组织，但实际上居委会是基层政府派出的具有自治性质的机构（刘娅，2005），既是国家和行政力量领导下的类行政组织，又是城市管理的最小单位（李亚雄，2007），今天所看到的社区，很多都是从过去的居民委员会演变而来，由此可见，基于行政区划的社区，其内在主线是行政力量的推动，而国外却不存在这种行政化设置的社区；另一方面，虽然法定意义上政府的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居委会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但现实是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性很弱，难以摆脱政府的干预，自主地运作。
贵阳从2010年年初开始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从开始之初在小河区和金阳新区的试点工作到现在的全面铺开，贵阳的YG社区服务中心是贵阳基层管理体制改革中成立的89个社区服务中心中的一个。一方面从社区的组织架构来看，YG社区服务中心下设党群工作部、综合协调办公室、群众工作部、社会事务部、城市管理部5个职能部门（见图1），同时YG社区按照网格化管理要求，共设了8个居委会，每个居委会所管辖的范围从一两个区域到七八个不等，每个居委会所在的片区有1名社区工作人员，2名居委会工作人员，1～2名居民议事代表以及若干名社区民警作为片区的负责人。可见该社区的组织架构分类明确，网格化管理比较清晰。
图1YG社区服务中心组织运行图
另一方面从其职责来看，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类：其一是如“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工作”、社区党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上级政策执行、社区听证事务等之类的职责；其二是如社区的卫生、社保、治安等的职责。另外其中还一条特别引人注目，即：“决定其他重大事宜”，这条的操作空间巨大，换个层面说只要是政府认为的重大事宜，都由政府决定。可见，YG社区基本上事务都由政府操办，政府是一个“管家婆”的角色。
通过分析YG社区的运行结构，可以清晰地看到贵阳基层管理体制改革还存在许多改进的地方：一是社区行政功能的强大以及自主功能的弱势。社区的行政性和自主性并没有出现此消彼长的变化特征，相反，正是由于原先街道的职能下沉到社区服务中心，使得其结构更加庞大；二是非政府主体的附属地位，在社区建设中，政府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垄断社区资源，导致社区内非政府主体依附在政府之下，表现出的是一种被动和服从性。政府是社区建设和管理的主要中心体；三是利益激励缺失，即缺乏社区由于缺乏激励机制，社区参与度低。社区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认识不足，对政府的依赖性强，参与并管理社区公共管理事务的意愿较低。利益导向是社区居民参与的主要驱动力，如果参与者认为参与活动有利于他的目标，则会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积极参与其中，反之亦然。
如果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来评价的话，现行的社区建设在“党委领导”和“政府负责”两个指标点上的重视程度明显强于“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两个点。事实上，前面两者在实际的运行中也更容易得到体现，后两者的建设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可以预见，未来的发展方向必然是“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两者的加强。
3治理背景下社区社会管理创新的方向及行动路径
正如前文分析所指出的那样，当前社区的性质依然没有实现从其“行政性”到“自治性”的转变，社区社会管理格局依然是一头重一头轻，即“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重，而“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轻，在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之间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因此，使得社区自治既没有内在的推动力也没有实质内容。有效地分配公共权力是城市管理的核心问题，要实现社区从“行政性”向“自主性”的转变，就要重新思考政府、社会、市场与社区之间的交错关系。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治理理论为社区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行动方向。正如前文所述，虽然不能完全定义治理的确切内涵，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窥探出其核心论点：治理强调的是多中心、放权分权、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的价值理念；强调的是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合作共治，使政府部门、私人部门、公民社会组织和公民都成为社会管理的主体之一；与此同时，治理更多的是提供了一种治理方法和工具，与治理理论相关的网络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公民社会理论等丰富了治理的内涵。
从社区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看，治理理念意味着政府与社区关系的重新调整，形成政府的行政机制与社区的自治机制之间的有效互动的社区社会管理新模式，调动多方社区主体参与社区社会管理的积极性，政府不再是社区社会管理的唯一中心，强调的是多中心、多元主体参与。社区社会管理作为地方治理的具体化，其评价的根本在于看社区是不是合理的良性发展；政府与社区内各类治理主体之间应以此为标准在治理理念的指引下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同时，治理理念指导下的社区本质上就是要超越行政化的运作方式，逐渐实现社区自治的过程，而社区自治的一个关键是如何有效地实现政府授权和分权。
与此同时，社区的社会资本建设同样是社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一极，我们可以看到，社会资本主要是由公民的与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的，其关键是使人们倾向于相互合作、信任、理解，来提高社会行动的效率并有助于实现社会行动的目标。信任、互惠规范以及参与网络等构成了社会资本的基本要素，可见，社会资本在社区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总的来说，治理理念指导下的社区社会管理创新使社区管理工作不仅仅是对政府政策的传达、执行与落实，而是社区治理主体根据自身需求而进行的自主管理，即通过调整和强化社区自治组织，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整合社区功能，发展社区事业，完善与提高自身功能，满足与提高社区成员生活质量的自我发展过程，改善社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把社区与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合为一体，从而通过社区建设促进整个社会进步。
社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使命就是满足社区需求。为此，结合治理理论，我们提出社区社会管理创新的行动路径，如图2所示：
图2社区社会管理创新的行动路径
3.1社区社会管理的起点
社区社会管理的起点要以社区需求为出发点，人的需求被认为是社会管理的起点，而满足人的需要则是社会管理的核心任务。构成社区需求实质上也是一种协调利益冲突的手段。
3.2社区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主体及运行机制
公民作为社会管理的主体以及实际行动者。推动社区社会建设，创新社区社会管理发挥公民的基础性作用。在面对公共服务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趋势下，公众参与的重要性日益重要。因此，创新社区社会管理，就必须探索公众参与的途径、方法，提高公众参与的能力。
同时，社区社会管理也是多元主体互动的过程。社区内各参与主体通过协商、合作、确立共同目标等方式共同推动、创新社会管理。随着社会服务需求的多样化发展，政府依靠自身提供公共品和处理公共事务已难以满足社会的多元化，这也为公民、第三方组织参与分担公共事务和公共责任提供了实践依据。公民、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正是政府应对合法性危机的路径选择、推动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培育不断萎缩的社会资本的重要出路。
3.3社区进行社区社会管理创新的表征和最终目标
以社区需求为导向的社区社会管理，其表征的目标同样是使社区需求得到满足。而其最终目标应该是社区自治，在行政化背景下的社区有违于社区的真正内涵，在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能力不足的社区社会管理格局下，社区社会管理方向如何？受市民社会的影响，现代意义上的社区应该指的是处在同一地域上的人在公共精神和公民精神基础上结合而成的社会共同体和社会组织。社区的本质就体现在社区居民与公民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以及自主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我国的城市社区的强行政性、弱自治性的现实情境下，社区社会管理应该重拾社区自治，并以此作为社区社会管理的目标。社区的自治性的释放和培育是社区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前提以及最终的目标。诚然，在有政府倡导的社区建设的前期，政府基于解决城市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等目的来考量社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社会自主性的加强，政府如何在解决现实社会问题和培养社区自治精神以及公民精神之间保持平衡是时下值得深入研究。
3.4构建社区社会管理的循环机制
社区社会管理的循环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社区需求从开始到最后的满足之间的大循环，从一个需求的提出到需求的满足再到下一个需求的提出，如此循环往复，在循环中不断提高。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进行下一阶段的社区社会管理是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社会管理创新的源泉。二是社区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即在政府、社区组织、社区居民以及市场社会之间的持续互动，社区空间内的领导地位是依据不同的社区需求，具有相对优势的治理主体而定的，最终在各个主体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合作机制。
当前，社会各界对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已经有深入的探讨，笔者从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社区出发，通过对社会管理含义的探讨，考察贵阳YG社区的组织结构，反映出当前贵阳社区的自治性和行政性之间的关系。基于此，引用治理理念，认为社区社会管理创新离不开社区主体的多元参与、离不开政府的分权和授权、离不开以社区需求为导向的社区社会管理方向的引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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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亚雄.我国城市社区性质与社区建设的取向[J].社会主义研究，2007（1）.
社区治理研究篇4
【关键词】我国社区；社区治安管理；问题研究
近些年来，我国社会发展速度加快，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社会流动人口增加，导社区治安管理未能及时跟上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因此加强我国社区建设，健全社区功能，发挥社区作用，保障社区安全以及维护社会稳定是我国当前社会进步的共同目标。
一、我国社区治安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治安管理责任划分不明确，防范意识不强
社区治安管理工作在不应该一直是被动的对相关事件处理，还应该积极的主动预防一些安全问题的发生，以期减少犯罪行为。大部分的社区组织与国家的智能关系界定模糊，社区超负荷的承担了国家职能，同样在党组织与居民委员会之间也发生全责不明确的情形等等，这充分表明社区组织责任角色错位，导致不能有效的发挥我国社区管理的重要作用。另外社区居民通常是处于被动的状态，防范意识不强，通常在事情已经发生了的状态下，才意识到要去预防，这样的不良意识会导致自身利益受到损害。
（二）社区治安防控力度不够
社区治安以人为本，在实施治安管理工作中，不仅强调服务于民众，还应该充分的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做好预防和治理工作。但是，当前治安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较低，人力资源方面也严重缺乏，工作制度也有待完善，治安管理人员没有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另外，在社区治安管理工作的实施过程中没有依靠科技手段。总之社区治安防控体系需要人力的支持和维系。
（三）社区治安管理体制不完善
一个良好制度的确立确定了良好的发展目标，社区治安管理人员的行为需要有相应的制度规定，从而提高管理人员的能力素质。社区治安管理的勤务制度脱离实际、考核制度不科学、监督机制不健全。
（四）社区治安管理的方式单一
由于我国社区治安管理的呈现的特点是涉及面广、工作内容复杂、任务重，然而在治安管理人员中学历背景不高且专业程度不高，此时，社区治安管理方法上依然是单一的管理方式。在这种情形下，不仅会造成管理效率低的后果，还难以达到保护社区安全的目的。
二、完善我国社区治安管理的重要措施
（一）明确管理责任，加强防范意识
明确界定社区治安管理组织和政府之间的全责关系，管理工作的展开应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原则，把理论性的规定转变为具有操作性的规定。国家应该明确居委会各项工作的，减少其额外的负担，另外也会减少责任不明的情况。加强社区群众的防范意识，社区治安管理工作不仅仅是组织的事情，而且还是每个社区成员的事情，治安管理工作的实施需要组织人员和社区成员共同携手，做好安全防护工作。只有深入落实到每个社区成员的内心，我国的社区管理工作才能有效实施。
（二）明确工作重点，进一步加大社区治安防控力度
加强治安管理防控工作，必须运用科技手段，建立健全群防群治网络，具体针对于相关情况进行控制，进一步加大社区治安防控力度，稳定治安管理的局面。因此，我们要全面的进行防范，实现群防群治规范化，进一步加强社区的防范能力。另外扩大专业化防范队伍的建设，促进防范工作社会化。也要积极引进素质较高、专业知识水平较强、有责任的人员充实社区治安管理工作队伍。
（三）建立完善的社区治安管理制度
设定目标体系，是总体目标细化。社区治安管理体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的面非常广，因此在设定目标的工作中，必须要树立具体的观点，根据不同的工作内容和范围，对工作设定具体的目标。另外加强目标实现过程的管理，在实现过程中对工作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是非常有必要的，同时也要对短期设定的目标进行评估，在管理工作中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后，必须对具体的目标完成的情况进行总结和评估，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检验当初设定的目标是否合理，并对反馈的信息进行总结，这样有利于工作良好进行。
（四）各种社区治安管理手段相结合
在社区治安管理工作中，把宣传教育、法律、经济等多种手段相结合，我们应该改变传统单一的治安管理模式，加强综合管理服务平台的建设，创新管理模式。社区管理成员应该加强对社区居民安全防护知识的宣传，对当前的违反犯罪的特点进行讲解，还可以开展各项活动，通过组织青少年俱乐部、对当地校园进行走访等活动方式以期预防和减少安全问题的出现。
（五）运用先进科技手段服务于社区治安管理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社区治安管理工作中经常为遇到犯罪分子运用高科技手段对社区带来伤害。因此，社区治安管理成员应该与时俱进，全面建立高科技防范体系。例如在管理工作中应该安装高科技含量的安全警报器、安全监视器等，把这些系统都建立在同一个网络平台上，这样有利于社区治安管理工作的有效实施。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社区治安管理问题是一个新生事物，这不仅需要社区居民的自身努力和自治，还需要政府相关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和监督，这样才能有效发挥其在维护稳定、保障社区安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王红梅，李婷婷.城镇化背景下城市社区治安管理问题研究[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51）.
社区治理研究篇5
【关键词】公民社会组织区域治理发展研究
前言：区域公民社会组织主要是指在某个区域为主要活动范围、以公民群众为基本群体、以维护公共利益为主要目的，自发组建形成的群众组织或团体，具有鲜明的非政府性、社会性、自主性等特征，主要功能是“凭借专业的理论和科学的方法技术，旨在为相关人群尤其是弱势人群提供一般或者特殊的关怀、保护、物质和支持服务，以提高或者维持他们的社会功能[1]。”各类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志愿组织、社会组织、第三部门等社会组织和团体均属于公民社会组织。公民社会组织因其特殊身份、独特视角在社会发展治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区域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缘起及意义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政府引导社会、服务社会、管理社会的任务越加繁重，政府单方治理社会越来越力不从心，需要公众协同政府共同管理社会问题。在此背景下，大力发展公民社会组织，能起到调解社会矛盾和服务社会公众的作用，保证一个自主性的市民社会是自由、民主、法治的。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意义具体如下：
1.1区域公民社会组织发展是社会合理治理的必要前提
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三者的关系影响着我国治理方式的调整变化。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不断深入，区域内的公共事务不断增加且日益多样化，其复杂化加剧让政府意识到社会的治理仅仅单靠政府行为已经无法达到社会要求，需要介于政府和群众中的公民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活动。公民社会组织以其服务的专业性、针对性，对于社会治理问题能提出更精准的解决方案，帮助政府消除制度和政策失灵。
1.2区域公民社会组织发展利于推动区域公共治理资源整合
公民社会治理是一种从主观意识到吸引利益关系的治理方式，在这种治理方式中，需要吸引各种分散的力量，将零星的个体整合起来，形成一个目标明确、规模较大的服务治理主体。公民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资源的治理中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作为专业性公民社会组织，往往有特定的服务对象和范围，需要有专业工作人员为其提供服务。政府机构通常无法做到小而精，特别是在某些特别领域资源整合的专业性方面不及公民社会组织，往往需要发挥公民社会组织的作用，给社会治理提供高效的治理方案。
1.3区域公民社会组织发展有利于加快公共治理方式改革
首先，政府在可允许的范围内，将一部分的管理任务移交给区域公民社会组织，组织通过对于这部分职能的承担、处理，会有利于公共治理方式向多样性发展。一方面，政府仍可以利用常规、传统的治理方式；另一方面，公民社会组织可以利用自己处于政府和群众之间的特殊角色以及其特殊的视角，提供专业化的咨询和服务，这两者结合就会给治理来带更多的选择方式，更为多元化。其次，像科研推广机构、中介组织等类似的信息服务主体式的公民社会组织，可以直接面向政府和群众，目的在于增加治理信息的沟通渠道，减少治理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偏差。最后，通过区域公民社会组织的灵活协调作用，以及兄弟公民社会组织的交流、合作，能够使某些跨区域问题的解决更加高效。
2.我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基本现状及存在问题
现阶段，我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正呈现良好态势，公民社会组织得到快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公民社会组织每年的增速维持在10%到15%，已经初步形成了分布广、种类多的基础组织体系。与此同时，资金、场地的缺乏、社会组织定位不清、法律地位不明确等现象成为公民社会组织共同面临的困扰。
2.1公民社会组织发展不平衡
我国目前公民社会组织发展规模和结构与迅猛发展的市场经济尚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政府机关对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缺乏明确的总体规划，尚未设立权威的社会组织主管或协调部门，对公民社会组织的管理和宏观调控比较薄弱，致使其发展往往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从发展进程看，同一地区的不同组织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的起步发育程度也有很大不同。沿海发达地区的一些大中城市往往是公民社会组织的主要分布点，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广大内地和乡镇公民社会组织数量少。各地对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需求也各有不同。
2.2公民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不完善
组织内部治理具体包括了章程、会员制度、决策流程、决策方式等。我国公民社会组织本身的自治就不够，具体表现在很多组织虽有名字上的治理结构，但相当一部分形同虚设，理事会和监事会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重大事务也基本上只由少数领导人决定。同时，现有很多公民社会组织在成立之初就缺乏规范的流程，不少领导对组织的服务性质认识模糊，造成内部治理的不科学、不完善。
2.3公民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服务能力不足
公民社会组织最主要的功能是提供服务，从事咨询建议、社会服务都需要专业化知识结构和服务。由于我国目前对于公民社会组织发展还缺乏正确认识，相关的理论研究还很薄弱，缺乏国外成熟相关知识结构的引进，对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性质、目标定位、标准规范、资格条件、权责界定等不够明确，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专业化水平不高，专业人员不足，专业化服务能力明显不足。
2.4公民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薄弱
由于公民社会组织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地位不高、收入偏低、政府扶持力度不大，很多人到社会组织服务的意愿不高，优秀人才难以引进，导致从业人员整体素质较低，缺乏公民社会组织的管理技能，影响公民社会组织的正常发展。同时，目前我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所需的人才培养工作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很多高校和培训机构尚未设立相关课程，对相关专业性人才的培养教育力度不够，难以适应时代要求及时输出高素质人才。
3.我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3.1公民社会组织发展存在制度缺失
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相对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制度和文化建设方面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滞后。当前我国关于公民社会组织虽出台有《社会团体管理条例》等相关制度规范，但法规比较零散，缺乏一部权威性的“母法”来认可、管理、规范和引导发展中的公民社会组织。公民社会组织的内部管理和审批成立缺乏明确具体的制度规范，造成民间组织审批有一定的限制和随意性；由于缺乏正确引导，公民社会组织获得社会支持力度有限，在性质定位、资金链、服务活动场所等存在诸多困难。
3.2公民社会组织发展存在认识误区
由于公民社会组织概念是通过国外nGo、npo等概念引入英译的，在中国还是一个新名词，我国各级领导干部和部分群众对公民社会组织发展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认识误区，对此接受和理解程度不高。部分人把现代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理解为政府组织的异己力量，部分人把公民社会组织当成政府部门的附属单位，部分人夸大公民社会组织的消极作用。这些认识误区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国公民社会组织的正常发展。
3.3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缺乏有效监督
首先，是作为政府方缺乏对公民社会组织的合理监督。虽然有统一的“年检”，但缺乏日常的监督，同时也还没有形成相对成熟、配套的监督机制。民政、财政等监督主体的职责分工不明确，导致政府对公民社会组织的监督相对混乱。其次，社会对公民社会组织的监督不到位。我国目前缺少独立的第三方机构，专门对公民社会组织的进行监督，新闻媒体对公民社会组织的监督也没有真正发挥出来。广大群众对社会组织的情况了解不多，缺乏监督反馈渠道，导致公众对社会组织发展关注不够、热情不高。
4.中国区域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对策建议
4.1构建区域公民社会组织自治发展体系
区域公民社会组织只有增强自治性和独立性才能成为公共治理中的新生力量。首先，增强区域公民社会组织中管理层的独立性。公民社会组织是区别于政府的一个服务机构，它的特殊性之一就来源于不同于政府的视角和处理社会事务的手段。为保持这一特性，就要求组织成员成分的单一，主要要求吸收自主、自愿加入的社会人员，而非具有政府身份的人员，防止公民社会组织的行事作风跟政府行事雷同类似，服务宗旨改变。由此可见，保持公民社会组织中管理层独立性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区域公民社会组织作为服务性机构，需要增强自治能力，争取更多支持。公民社会组织的建构要突破地域和意识界限，实现跨区域发展。最后，加强区域公民社会与国际公民社会组织的合作。公民社会组织要顺应全球化对中国的整体新要求，积极加强自身建设，参与适宜自身角色的国际公共事务合作治理，并在全球合作治理中寻找自身定位，促进长远发展。
4.2构建区域公民社会组织的功能拓展体系
首先，充分重视区域内行业协会的市场推动作用。跨区域行业协会的合作方式，能够进一步协调竞争机制，倡导良性竞争，达到行业资源优化。区域性行业性公民社会组织，实际上是政府在主导以外区域的“第二合作平台”。其次，充分发挥公民社会在区域立法协调中的咨询和评估作用。“一方面，社会中分散的利益按照功能分化的原则组织起来，有序地参与到正常形成的过程中去，另一方面，从这种制度化参与机制中，国家权力获得了稳定的支持来源（合法性）和控制权[2]”。最后，充分发挥区域公民社会组织在区域公共治理创新中的智囊作用。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组织当中，应该具备一批专业性人才，在应对某些问题时能给出专业性的建议和方案。特别是近几年区域间联合的发展问题和公共问题的不断增多，需要针对区域公共治理过程中的行政机制、法律制度、市场合作等方面出谋划策。
4.3构建区域公民社会组织的权责规范体系
“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必须成为充分民主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一个永久的特征[3]”。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离的实质其实就是在能力和权力之间的清晰界限的划定。合理界定政府和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对于规范社会组织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重点是加快完善区域公民社会组织权责规范的相关法律规范，重点是“组织的设立、组织和活动、资产与财务管理、管理与监督、扶持与奖励、变更与终止，以及违法行为人的法律责任等，做出明确的规定[4]”；在此基础上，根据当下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加强在合作规则、资金等方面上的规制完善。
结束语：公民社会组织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日益凸显其功效，我们应该正确看待公民社会组织发展。有关政府部门应在充分了解公民社会组织性质基础上给予正确引导和必要支持，公民社会组织应该提高自身组织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平，各级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必将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持久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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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研究篇6
论文摘要：社区治理需要将政府、社区自治组织、第三部门等团结起来，整合各自的资源形成社区内部的合力，以有效的解决社区公共事务。社区是居民获得公共产品的重要场所，在这个层次上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数量多少、质量优劣与社区居民的利益直接相关。可供选择的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有政府直接供给模式、政府间接供给模式、集体合作供给模式、市场供给模式和其他供给模式等。
治理理论是当前国内外学术界热门关切的论题，治理理论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国家——社会的管理方式。它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和目标途径。毋庸置疑，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共治才能达到善治(良好的治理)。但是，合作的意义只是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向和起点，进一步而论，只有对治理的内涵进行具体分析才能使我们的认识更加深刻和明晰。本文从管理社区公共事务与提供社区公共产品两个层面对城市社区治理的活动内涵展开探讨。
一、管理社区公共事务
就治理理论的界定来说，治理是管理方式总和的一种阐释。全球治理委员会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格里·斯托克指出“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意味着除政府以外，还有其他的公共事务管理者；公共事务管理的过程，就是政府把原先由它独自承担的责任转移给公民社会、参与者自主合作构成网络。使得公共事务管理主体多元化起来的过程。”
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的话，既然治理是一种管理，那么管理的权力来源在哪里?徐勇教授提出在治理的逻辑结构中，公共权力是最为核心的概念，从治理的角度看，公共权力体系应包括国家权力和社会自治权。“在现代社会，因公共事务大量增加，国家权力的公共性(至少在法理形式上)愈益明显。任何国家权力只有有效地处理公共事务，履行其公共职能，才能维系其统治地位。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着社会的自我运转和公共社会的发育，公共事务大量增多，仅仅依靠国家权力已无法有效治理社会。社会的治理愈来愈需要产生并包含于社会之中的社会自治权的参与。因此，就权力的公共服务性而言，公共权力应是一个以国家权力为主导，同时包含社会自治权的体系”。
公共权力是由社会共同需要而产生的，它的基本作用在于维持、调整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秩序，公共权力产生以后，就有行使的主体，这个主体就是公共权力机构。乔耀章教授认为，私有制、阶级、国家产生以前，行使公共权力的机构是“非国家机构的政府i”(注：在乔的阐述中非国家机构的政府是指非国家的社会公共机构和组织)。随着私有制、阶级的出现，国家的产生，一方面，“非国家机构的政府i”逐渐演变为作为国家机构的政府，另一方面，“非国家机构的政府i”的主体性历史地位并没有因为逐渐被作为国家机构的政府所取代而完全丧失自己的存在和发展，并且以“非国家机构的政府Ⅱ”的形式与作为国家机构的政府并存。相互作用，相互转化。随着阶级的消灭和作为国家机构的政府消亡，人类社会将进入“非国家机构的政府Ⅲ”及其公共权力的新的历史时期亦即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境界。
刘德厚教授强调，“由于社会中公共利益的不同。所处的社会条件不同，在表现社会关系中的作用与程度不同，它不一定都具有全局性利益关系的地位。公共权力所支配的公共利益，也可能是局部的。所以，公共利益又分为全局性的公共利益和非全局性的公共利益，由此，公共权力又可分为社会的公共权力和政治性的公共权力。但是，长期以来，中外传统的政治学往往把公共权力等同政治权力，又进而把政治权力完全等同于国家权力，将各种形式的政治权力作为政治的本质看待。其实，严格地说，政治权力是政治功能的表现，是对政治利益关系进行调控的工具，政治权力不是政治的本质。”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公共权力存在于社会公共领域。以对公共事务的处理为内容。把公共权力体系划分为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权，将公共权力行使主体划分为作为国家机构的政府和非国家的社会公共机构和组织。这就在理论上回答了治理的权力来源问题。
公共事务一般是指涉及社会公众的生活质量和共同利益的一系列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实际效果。所谓社区公共事务，在宏观上，凡是按照属地原则分担到社区，以社区为单位去组织、协调、运作的公共事务，就属于社区公共事务；在微观上，社区经济、社区教育、社区卫生、社区体育、社区文化五大方面的资源以及社会福利、社会救济是传统的社区公共事务。在当今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新独立出来的社区治安、社区服务等也属于社区公共事务。
社区公共事务是纷繁复杂的。社区治理需要通过合作关系将政府、社区自治组织、第三部门等团结起来。整合各自的资源，形成社区内部的共同合力，以有效的解决社区公共事务问题。
在国外社区治理中，社区公共事务由原来政府单独负责，转为政府、社区自治组织、第三部门等共同负责。不过，责任分担，并不表明政府减轻了对社区公共事务的责任。更不意味着政府可以放弃责任。政府通过提供经费。制定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的目标、标准、原则去监督市场和社会主体的承诺与运行状况，并致力于发动一切力量，为社区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促进社区公共利益和福利的扩大。
在我国，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政府具有其他一切社会组织不可替代的社区治理责任。但是对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并非要政府全方位干预，政府的职能是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规划、指导、协调、监督和提供经费支持。政府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合理配置资源。组织引导社区自治组织、第三部门组织等来关注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以满足社区居民对社区经济、社区卫生、社区服务、社区医疗，社区治安等多方面的要求。为此，一方面要大力加强社区自治组织建设，调动社区自治组织在社区公共事务管理上的积极性和自主性，使之真正成为社区民众参与社区事务的自治组织，成为社区民众力量的组织者和利益代表者；另一方面要注重发挥第三部门在管理方面低成本、高效率、灵活多变的运作优势，从而降低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与此同时，在社区中应该积极培养公共精神。如果社区中丧失公共精神，那么在涉及社区公共利益时，不负责任、不关心他人、不遵守公共道德的现象就会发生。因此，利用各种可能的途径在全社会加强宣传，唤起公众和社会组织对公共利益的关注，弘扬社会资源共享和互助互爱的传统美德，消除公共事务无人关注现象。社区才能变得更和谐更美好。
二、提供社区公共产品
按照萨缪尔森的观点，所谓公共产品就是所有成员集体享用的集体消费品，社会全体成员可以同时享用该产品：而每个人对该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减少其他社会成员对该产品的消费。或者说公共产品是这样一些产品。无论每个人是否愿意购买它们，它们带来的好处不可分割地散布到整个社区里。这个定义是从受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特征来界定公共产品的概念。根据产品是否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种特性，我们可以对产品做如下分类。
学者陈伟东、李雪萍曾对社区公共产品的特征、属性及分类作出了积极的有意义的研究。陈伟东、李雪萍根据社区产品的两个内在属性(是否具有排他性是否存在竞争性)将社区产品分为四类：一是个人物品，即有排他性与竞争性的产品；二是收费产品，即有排他性但无竞争性的产品：三是共用资源，即无排他性但有竞争性的产品：四是集体产品。既无排他性也无竞争性的产品。二位学者还将社区产品的属性及分类作了一个清晰的图表(见下图)。
如果与产品的一般分类作对照的话。就会发现陈伟东，李雪萍社区产品分类表中个人物品对应私人产品，集体产品对应公共产品，收费物品对应俱乐部产品，共用资源对应公共资源，因此，陈、李二人对社区产品的划分及其列举是科学的，同时也加深了我们对社区产品的认识。
自从亚当·斯密以来，在古典经济学框架中，政府与市场一直被认为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传统经济学一般也遵循市场秩序处理私人产品，而用国家秩序来处理公共产品，实践证明，无论是市场秩序还是国家秩序，这种二分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种理论判断对于复杂的现实事务显得过于简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斯·J·阿罗曾说，“在这些公共事物方面，市场没有发挥作用；霍布斯的可怕的者也没有干预以使其处于正常，即使是福利经济学家所讨论的最低限度的补救，如征税或者可转让的许可证，也不存在。”
市场虽可以有效的配置资源，但市场在公共产品上具有自己无法克服的缺陷。市场制度无法提供质量和数量令人满意的公共产品，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在现实中表现为公益性和非盈利性的公共产品无人关注和普遍性的“搭便车”行为。在传统意义上，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政府是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甚至是唯一的主体。政府几乎垄断了公共经济和公共事务领域的一切事务。人们普遍认为，政府拥有从事公共经济活动的当然合法性。首先，公共经济活动一般具有成本高、规模大、周期长和收益低等特点，而且不易将“搭便车”者排除在外，因此私人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激励来投身于公共经济活动、提供公共产品。其次，政府拥有动用大量社会资源的能力，同时又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因此，有条件、有能力来从事具有规模经济优势和非盈利性的公共经济活动和提供公共产品。
需要指出的是，公共产品政府供给等于政府生产的观点也是一种传统的观点，现代公共经济学认为实际上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并不意味着政府直接生产。现代社会的产品生产已经演化成复杂的分工体系，不同的功能可以由不同的个体或组织去完成，对公共产品来说，政府可以是供给的主体或最终的责任人，但却可以将不同环节分配给非政府组织或私人部门去完成。萨瓦斯结合产品供给的安排和生产的不同情况。采用一个连续体来表示从政府部门完全公营到非政府组织完全民营的形式，其中除了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外，都属于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
以公共产品理论为分界，公共产品的提供由政府单一主体走向了以政府为主的多元主体。公共产品理论从公共产品的内在属性出发，通过揭示公共产品与市场机制的内存矛盾，针对不同的公共产品，采用不同的制度安排，形成了多主体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正如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所指出的，“每一个公民都不由“一个”政府服务，而是由大量的各不相同的公共服务产业所服务。”
社区是居民获得公共产品的重要场所，在这个层次上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数量多少、质量优劣与社区居民的利益直接相关。“社区公共产品的属性本身就意味着：有效供给社区公共产品需要建立多元互动的社区治理结构。”，“事实上，社区公共产品既有纯私人物品特征，也有纯公共物品特征，属于混合物品。”，“我们把社区公共产品供给体系中的角色主体分为三大类：安排者、生产者、监督者。公共产品供给体系是在政府、社区组织、其他非营利组织、居民中分解。政府、社区组织和居民都是安排者，企业和居民都是生产者，社区组织和居民都是监督者。”在城市社区公共产品中，政府不可能是唯一的，市场不可能是唯一的，显然自治组织以及第三部门等也不可能是唯一的解决之道。公共产品的提供是一个多元主体的互动过程。建立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模式才能有效地克服单一主体供给的不足，进而才能走出社区公共产品的困境。社区作为公共产品消费的平台，包括政府、社区组织、第三部门、私人企业、居民在内的多种主体都应该为其提供公共产品。根据各主体的特点以及不同主体擅长供给的公共产品不同，下面列出几种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模式。
(1)政府直接供给模式
主要包括基础设施、教育、街道照明、清洁卫生、排水排污、供水供电、开设公共市场、垃圾回收、地方交通网络建设，当然也包括地方性制度建设，如法律法规等。
(2)政府间接供给模式
间接供给，是政府通过规范秩序，充分运用政策安排形成经济刺激，使第三方参与公共产品的供给。公共产品的间接供给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①合同承包。合同承包是政府与第三方签订关于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合同的方式提供公共产品。②特许经营。特许经营是指政府将经营权授予第三方，允许其在特定领域提供服务。③政府参股。对于那些初始投资量较大的项目，采取由政府参股，吸引民间资金入股参与建设。④政府补助。政府补助是政府给予生产者的补贴，其形式可以是资金、免税、低税、低息贷款、贷款担保等，其作用在于降低消费的价格。
(3)集体合作供给模式
集体合作供给理论，主要是论证社团产权问题。社团是一个组织，它向成员提供可供分享的产品和劳务，并按平等的原则向社团内成员收取费用，所收的费用用于产品和劳务的分摊。这些产品和劳务是社团内的公共产品，社团内的成员既是投资者，又是消费者。产品和劳务在社团内部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不可分割性。这种方式作为政府出面供给的不足和私人无力承担的那些准公共产品补充，起到资金聚集效应，满足社区对公共产品的需求。
社区治理研究篇7
关键词：城市社区协调治理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F299.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10-186-03
一、问题研究的源起
我国社区建设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并蓬勃发展起来。随着社区居民对生活需求不断上升，“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早已形成。从“单位体制”的瓦解，到城市居民从“单位人”转化为“社会人”、特别是“社区人”的变化，城市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越来越多样化，人们的各种需求都希望在社区得到满足。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社区公共事务则由对少数弱势群体的供给到社区民众普惠的转变。于是社区便成为多种利益的角逐场，社区居民的矛盾便产生在日常的生活之中。而街道、社区作为社区居民的主要服务者，日益繁琐的社区工作让他们感觉压力越来越大。
社区是社会的细胞，是城市行政区划中的最小单元。其良性有序的治理与发展是社会和谐发展的使然，如何重构社区这一利益关系共同体，实现对多元利益格局的有效控制，如何使政府、社区、居民以及各种非正式社区组织在社区治理运中协同合作，以保持均衡的社会秩序，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二、实证研究样本的选取
绍兴是浙江省辖地级市，在浙江的经济发展中，一直处于前位。绍兴于2014年扩展成大绍兴，目前共有三个区：越城区、柯桥区与上虞区，而越城区仍为绍兴的主城区。越城区现有65个城市社区，作为千年古城，绍兴社区相对较老，社区建设也相对走在浙江省的前列。此次实证研究样本选择的是北海街道XXL社区。该社区为绍兴市知名社区，在浙江省乃至全国都有一定的知名度。
XXL社区位于越城区北海街道的西北边，共有2412户居民户，7228人，党员3336人，青少年689人，老年人828人，共建单位10家。辖区内有大通学堂、古越藏书楼等十多处历史文化古迹等。该社区坚持以“提高服务能力，弘扬和谐主旋律，构建和谐街道”为主线，坚持“以为民为宗旨、以育民为中心、以安民为保障、以乐民为动力、以便民为重点”为宗旨，秉承“以真心换民心，以耐心聚民心，以爱心得民心，以创新树民心”的理念，全面构建文明和谐社区。该社区先后获得省级和谐示范社区、文明社区、示范社区以及绍兴市先进节能社区、五星级社区等省市20多项荣誉称号。
三、绍兴市城市社区协同治理动力机制的实证调查
社区协同治理是社会快速发展的必然。如何让社区协同治理的各方主体在实践中发挥协同作用，必须对社区治理中的权力主体、实施过程、阻力因素进行全面分析。
（一）绍兴城市社区协同治理的主体
通过实证调查，绍兴市越城区北海街道XXL社区治理过程中参与的主体力量主要包括三个部分：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和企业组织。
1.政府组织。XXL社区的政府组织主要是街道驻地的办事处与社区居委会。调查中我们发现，社区工作的进行主要是由街道派出机构进行人、财、物的调配。因此，社区工作的开展，基本是听从街道办事处的安排。在实际调研中发现，97%的社区工作者与98%的居民都认为社区居委会代表着最基层的政府组织。XXL社区居委会的工作职责是根据上级部门的组织安排，完成本社区内居民自治管理、便民服务、精神文明建设等日常事务性的工作。
2.社会组织。XXL社区的社会组织主要包括业主委员会、志愿者组织、非正式组织。该社区共有5个小区组成，由于社区成立较早，每个小区都有自己的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的主要作用是代表业主与物业公司、居委会进行协商合作管理小区事务，特别是居民的整体利益受到威胁与侵害时，业主委员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日常的管理中，业主委员会主要作用是选聘、续聘物业公司，监督物业公司财务公开与支出，协助物业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志愿者组织主要是聚集社区中的热心人士，组成志愿服务队伍，为社区提供环保、卫生、安全、教育等方面的宣传与指导;非正式组织主要是社工与义工共同组建成的青少年服务中心、社区维权中心、心理辅导中心，为社区内的特殊群体提供帮助。
3.企业组织。XXL社区的企业组织主要包括物业服务与商业服务两大类。物业服务公司为社区物业提供物业合同约定服务，商业服务主要包括金融、餐饮、娱乐等为居民提供生活服务。
（二）绍兴城市社区协同治理的实施
1.建立沟通机制，设定治理目标。XXL社区在多年的社区治理中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好的成效，首先得益于社区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机制，在一些社区核心事件中，以社区居委会主任兼党委书记GwY为首的党委班子与业主代表一起坐下来共同讨论社区发展的目标。通过调查发现，XXL社区前后共建立了议事会、QQ群、微信群、网上议事厅、议事园、议事栏等多种社区沟通平台，将大事召集议与小事网络议相结合，使社区工作开展的有声有色。
社区治理的目标在上级政府的引导下，主要由社区居委会主任牵头，社区工作的计划安排提前广泛征集民意，最终形成社区工作行动计划。具体工作内容由专人负责，并由专项负责人制定详细工作进度与安排。
在XXL社区，长期实行了社区党组织的全面覆盖。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以及社区内志愿者组织及社会组织，甚至楼栋长和单元组长都有了解居民的真实需求，进行定期商议机制和随访机制，参与网上问政。
2.赋予治理权力，建立协同关系。在XXL社区，充分体现了居民自治的积极性，社区居委会专门负责居民的自治工作。各社区工作者分工明确，赋权明确，大家做到分工不分家，党支部主要负责党建工作与社区中的各种调解工作，安全、生产、环保、社区文化建设等工作形成了社区公共服务部。
在XXL社区，社区的治理工作已经由过去的传达、命令、维稳、管控的工作方式向围绕社区居民的需求开展民主工作。在社区居委会的党组织当之无愧地成为社区工作的主要执行者，同时也是社区协同治理的最大推动者。例如在与社区所辖小区的物业公司进行物业服务不到位行为时，社区党委书记利用自己的身份与地位，召集各楼栋长与业主代表，共同商讨对付物业服务缺失的对策。
同时，社区党支部在社区工作治理过程中，将一些具体的事务性工作适时交由社区内的社会组织与企业组织。如在该社区所辖的SXtX小区在参加市级优秀物业服务项目时，党支部一方面主动向物业企业献计献策，另一方面动员小区的业主物业委员会积极参与到项目评比的建设中来。
信任是建立协同关系的基础，在XXL社区各权力主体得到合适的治理权力时，为了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让社区居民参与进来，该社区开辟了议事会、居民论坛、网上议事厅、网上问政等众多沟通的平台，并保证这些沟通渠道的连续性和回应的及时性。这种民主、服务、协同的社区治理意识，为社区基层治理创造了无尽的活力。如社区主任接待日与不定期走访居民户、社区党委书记24小时热线电话等等，获得了居民的充分信任，在调查中我们发现90%的居民都认为社区居委会的领导班子没有架子、为民着想，办实事。
3.依托多种载体、动员参与治理。在XXL社区，议事会、居民论坛、网上议事厅、网上问政等众多沟通的平台与渠道，充分体现了社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同时也发挥了业主委员会、居委会中的各社会组织与企业组织以及社区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自治和引导作用。社区还采取了“道德银行”与“时间银行”的做法，充分调动社区志愿者和义工及退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XXL社区的社区义务治安巡逻队、公共事务咨询处等志愿者队伍，为社区居民的安全、疑惑等提供了及时的服务需求。
4.聚集各方代表，协调利益差异。社区协同治理权力主体在社区治理期间，都有自己的利益需求，这样难免产生利益上的分歧。虽然他们之间的利益有分歧，但同时也有关联，这种利益关联表现在交换关系、依赖关系或授权与委托关系。如何处理这些利益冲突关系，包容、适当妥协是前提。在XXL社区，社区主任GwY时常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有利益冲突，才有发展动力。”关于利益的协调，XXL社区通常的做法是在充分收集民意的前提下召集社区协同治理主体的各方代表一起共同协商，相互了解各自的利益诉求，以及各自的工作目标与程序，从而达到共同合作的目的。
XXL社区之所以能够在自治的道路上顺利前行，最关键的在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监督机制。XXL社区借助党务公开及各种议事机构与论坛，让社区居民随时随地地进行监督。一些牵涉到民生的大事，都以一事一议的方式召开论坛，这样大大减少了社区居民心中的不满和上访的几率。如今在XXL社区里，呈现出一派祥和、安静的景象，社区居民与居委会之间、社区居民之间都亲如一家人。
（三）绍兴城市社区协同治理的困境
绍兴市XXL社区虽然在社区的协同治理过程中有着很多成功的做法，其经验也值得同行的借鉴，但在实际调查中，我们也发现在协同治理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困境与阻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社区居民利益难以求同存异。社区是由不同的居民组成，因此就有了不同利益的诉求。社区协同治理的目的在于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各种利益需求，但利益主体之间很难达到求同存异。
社区居委会作为政府组织的代言人，其本身权力有限、工作成本有限，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工作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地完成上级交给他们的任务。但随着”小政府、大社会”格局的形成，政府组织必须要关注组织的中心任务是什么，并围绕中心任务提出工作的目标与实施的途径，继而构建实现组织倡导的公共价值观的框架，这些公共价值观即是与社区居民利益密切相关的社区环境、安全、教育、卫生及社会保障的状况。
2.社区价值观难以短时建立。XXL社区作为老小区，社区居民的价值观经过多年的塑造，相对其他社区要好很多，但同样由于XXL社区居民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来自不同的工作单位，他们已形成一定的生活观、价值观，譬如关于社区绿化环境的改善方面。过去的老小区绿化环境相对落后，社区居委会想重新进行改造，但在工作的具体实施过程中，社区年龄偏大的居民就觉得社区这样做比较浪费，只要环境卫生整洁、干净即可。这件事情经过长达几个月的工作协调，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同时，社区中协同治理主体之间的价值观也很难共同建立，现行社区治理中，由于受各种利益的熏陶，对名誉、地位等的追求不同，就出现了社区治理中不和谐的现象，这在XXL社区也同样存在。例如，XXL社区管辖的一个小区物业公司，在日常管理中，为节约管理成本，精简物业工作人员，一些公共设施破坏了，就小修小补，最后导致小区物业管理缺位，居民不满意，业主与物业公司的关系越来越对立。同时，在社区某些社会组织中的一些人为了个人利益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工作只讲表面，很少为民排忧解难。
3.权力主体各方沟通协调能力不足。社区工作人员与组织协同能力的有限，使得XXL社区诸多关乎民众的问题很难解决：例如老年人健康护理、流动人口的管理、家庭暴力等等，这些看似并不难解决的问题为何成为社区治理中的难题？原因在于，各权力主体之间由于自身能力的不足很难建立统一的社区服务网络。各个权力主体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行事，由于缺少沟通，很多工作是重复的，甚至是无效的。
4.社会资本不足，难以达到有效治理。社会协同治理的关键在于建立良好的信任机制，信任机制的建立不是仅靠制度或人就能建好，它需要有形的载体，这个载体即是社区公共空间的建立，譬如社区活动室，社区公园、社区凉亭等等。这些公共空间的建立，不仅促进了社区居民之间面对面的情感交流，更慢慢增强了社区居民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根据调查显示，目前XXL社区内公共活动空间有限，社区领导班子多次在上级部门工作例会中提及此事，但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经费投入的不足，使得社区公共空间的构建一时难以实现。
同时，社区在治理过程中应该更加关注人性化与柔性管理，社区治理最终的目的是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在考察社区工作绩效的过程中，应首先引入的是居民的评价，而不是来自上级的评价，只有居民的评价才是对社区工作的真实评价，只有围绕居民的要求去做事，才能获得社区居民的信任与支持。而XXL社区工作的领导班子虽然业务能力非常强，但由于年龄整体过大，在社区治理中还相对专制。
（四）绍兴城市社区协同治理的出路
1.社区治理权力主体适当赋权与放权。城市社区的协同治理的关键是需要协同治理主体之间要建立信任、合作、协同的机制。如何建立这种机制，必须要进行适当的赋权与放权。社区问题需要社区自己来解决，更需要协同治理主体的协同来出谋划策。因此，社区管理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应该充分挖掘各组织的有效人力资源和潜在的社会资源，赋予那些可以信赖的社会组织相应的权力，让他们来完成既定的任务与目标。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或通过培训的方式，让他们可以并能够承担责任。
2.利用社区多方资源，培养统一观念。随着城市发展的日益繁荣和复杂，居民的利益追求已由单一走向多元，在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中，无论是个人还是权力主体的组织机构，在关心自己利益的同时，也应该用同理心去关注他人的利益诉求，这样才能找到协同的关键点，保证社区公共利益的实现。
由于个人或组织都无可避免地拥有自己的优势与缺点，在社区治理中，任何一个权力主体或个人都无法独自有限地治理社区。因此各方权力主体应该充分挖掘自身资源，扬长避短，聚集各方资源，运用同理心，达到协同的统一性与一致性。
政府与社会组织不能充分发挥社区基础性资源配置作用，但在一定范围内可以采取行政手段;企业与政府无法向社会组织那样提供无偿服务，但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实现基础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之间相互合作有助于社区治理目标的实现，实现社区善治的目的。由此也可得出社区的治理需要多元权力主体的参与和决策，以善治为目标，社区实现居民利益的最大化。
3.挖掘多方人才，培养社区精英。社区精英一般可分为社区正式精英和社区非正式精英。社区正式精英，是指在社区中由基层政权认可，社区居民推选出来的，领导、管理社区发展的领头雁。如社区主任与党支部书记就是典型的代表。社区非正式精英是指与社区正式精英相对而言的，由社区居民认可，在社区居民中有一定威望的权威人士。无论是社区正式精英，还是社区非正式精英，他们手中都掌握着大量的资源，这为社区的治理提供了绝对的优势。
挖掘多方人才，培养社区正式精英，首先在社区居委会领导班子的换届选举中，政府组织部门对社区候选人的审核工作要把好关，深入社区居民，了解实际情况，能够保证候选人在政治素养、个人能力、工作意愿等方面达到一定的标准。在选举中，做好监督工作，要防止、拉帮结派等不良现象的产生;培养社区非正式精英，要善于发掘社区中热心办事的居民代表，对他们的个人社会关系、个人威望等进行观察，若在居民中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应对他们给予一定的关心与照顾，来维护他们的非正式精英的权威与地位。
4.构建社区公共空间，完善沟通平台。社区公共空间的建立，有利于完善社区居民相互沟通的平台，继而为社区协同治理的信任提供保障。社区公共空间的建立，包括有形空间和无形空间两种形式。有形形式就是社区活动中心社区文化中心等能为社区居民提供运动、文化、娱乐、健康指导等方面的场所;无形空间是建立社区公共事务探讨的网络空间，如社区的议事会、网上问政等形式。社区公共空间的有形形式是社区居民参加社区公共活动交往的开放性场所。茶余饭后，居民们可以在这里聚集，进行身体锻炼、文化熏陶;同时，在这里还可以毫无忌讳地谈天论地、观看影片、读书看报等。正是这些不经意的活动，渐渐让社区的居民们产生凝聚力、归属感，渐渐地让居民们团结一致，协同在一起，当社区有公共事情需要讨论、商讨之时，就很容易达成一致意见。同样，那些不愿出门的社区居民，他们可以遨游在网上，与社区中有着相同爱好的邻居海阔天空。社区有形空间与无形空间的建立让社区渐渐聚集了人气，久而久之，社区归属感就会慢慢产生、进而产生凝聚力和共同价值观。
[本文系绍兴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重点课题“绍兴城市社区协同治理动力机制的实证研究”（125525）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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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研究篇8
关键词:社区治理;模式;多中心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与社会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入,城市的社会生活和管理体制正发生着整体性的深刻变化,“小政府、大社会”格局正在形成。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和企事业包办的社会管理、服务职能开始分化,许多社会性问题从“单位”逐步剥离到“社区”。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和改革的深化,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失业、下岗等城市“新贫困阶层”的出现,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从业人员都使得城市基层人口管理和服务问题日益复杂,要求社会管理重心下移。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缺乏社会建设,各种社会组织承接从政府剥离出来事务的能力极其有限,从而导致大量社会事务沉淀到社区。社区被期望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最佳场域,成为城市社会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基础平台。
2000年12月,《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我国城市社区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然而,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探索与理想的社区自治模式有很大差距。尽管我国宪法和法律对城市基层组织界定为群众性自治组织,但在现实中,社区组织难改“政府之腿”的现状,行政化倾向仍很明显。面对困惑,不少研究者将问题归因于“社会转型”,或归咎于“全能型政府”、“行政化的居委会”或“低素质、高依赖性的居民”。其问题的根源出在现行的社区治理模式上。如何构建一个合理的治理模式,切实改变“政府主导就是政府包办,社区自治只是形式自治”的现象是本文的中心和落脚点。本文将通过对黄岩区东城街道社区治理的实证考察,汲取其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基本经验,以期为城市社区管理模式构建提出有益建议。
二、黄岩区东城街道社区治理的实践与分析
东城街道下辖11个社区,常住居民总数1.78万户,户籍人数为5.3万人;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总数为2.5万人。有省级文明社区3个、市级文明社区7个;市级首批和谐示范社区2个。
(一)东城街道在社区治理上的主要做法
1、“一组三会”:重构社区治理结构。社区组织体系由社区党组织、社区居民代表会议、社区居委会和社区议事协商委员会四个层面组成。社区党组织是领导核心,在街道党工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社区居民代表大会是社区实施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的权力机构,由居民小组推选代表组成。社区居委会是由社区成员担任、社区居民选举产生。社区议事协商委员会由街道组织建立,成员来自社区居民,对社区重大事务进行协商讨论。
2、建章立制:完善社区管理制度。为了理顺各管理组织的关系,东城街道先后制定和修改了社区居民自治章程、社区专职工作者管理办法和社区工作运行规则等;创立和规范了社区居委会定期报告工作制度、社区工作者民主评议制度、居务公开制度、考核评议制度、社区专职工作者绩效工资制度等。
3、创新载体:提高社区服务品质。一是推进社会化养老服务。动员社会力量兴办老年服务设施和项目,使养老服务走上社会化的路子。二是扩大社区服务面。协助政府为社区居民提供社区保障、社区救助、社区再就业等公共服务。三是为困难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救助。四是加快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建设。11个社区都设立了社区卫生服务站,形成快捷可行的社区卫生服务网络。
4、公开招聘:组建专业社工队伍。2003年制定了《社区专职工作者管理办法》,根据社区需求向社会招聘,形成了一支结构稳定、素质优良、专业化、职业化的社区工作者队伍。街道48名专职社区工作者,平均年龄34岁,大专以上文化程度42人,占87.5%;党员25人,占53.1%。
5、“配套改革”:建立长效管理机制。一是建立和完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目前11个社区办公用房得到解决,2008年创建的5个社区办公服务用房达到350平方以上。二是建立多元化的投入机制。构建以政府政策性投入为主导、奖励性投入为补充、社区资产经营收益为保障的多元投入机制。
(二)东城街道社区治理模式存在的不足
1、社区治理行政化倾向比较严重。一是社区功能行政化。从各社区居委会地位和功能现状来看,与政府的关系是全面依附型的。具体而言,存在居委会的本位角色即自治组织的职能严重弱化与退化的问题。过多地承担了政府行政职能和社会事业单位职能,成为一个依附于街道办事处的、功能混淆的全能组织。它的日常工作也不是立足社区自治、提升居民的公众参与度,而是接受政府委派的多项工作,并接受名目繁多的检查评比。二是运行方式的“准行政化、机关化”。目前社区居民委员会基本是“准行政化”的运行方式。大多数社区居委会实行与国家机关相同的作息时间制度,只是例行公事应付突发事件,造成居民与社区居委会之间缺乏正常的沟通和交流,居委会成员缺少足够的时间来整合和聚集居民的意见和意志。
2、社区自治运行缺乏资金及支配自主性。社区居委会普遍反映资金不足是当前推进社区工作的主要障碍。据东城街道S社区统计,2008年活动经费开支总额为14万元,其中政府拨款仅2万元、共建单位资助3万元、大部分还是靠社区干部凭私人关系到辖区企业“化缘”所得。经费来源渠道不畅,多元化的社区投入机制还远未形成。由于缺乏有效经济来源,大多社区硬件设施普遍落后,严重制约社区发展。同时,社区居委会也无法自主使用自筹的活动经费,根据东城街道财务规定,社区支出经费的自只有1000元,1000元以上须经街道分管副主任签字审批,3000元以上必须经街道主任签字审批。经费开支的政府控制,使得社区居委会无法脱离对政府的依附关系,独立人格不强,不得不执行上级委派任务,也决定社区自治难以充分开展。
3、社区参与发育不充分。一是参与面窄,深度与广度低。据调查表明,62%的被调查居民从来没有参加过社区活动,在38%曾经参加过的居民中,20.5%的人仅参加过1次-3次。社区参与频度与年龄呈线性正相关态势,即居民的年龄越大,其社区参与频度越高。经常参与社区活动的人员中,离退体人员占70%,而青年人的参与程度普遍较低。参与的内容主要以非政治性参与为主,对于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决策和执行、社区建设与治理规划的制定等很少参与。二是参与机制不完善。从参与途径和渠道来看,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参与机制,随意性大。现实中,社区管理机构的通知或邀请成为普通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主渠道。调查显示,在有关社区事务管理中,62.3%的居民表示街道和居委会从未通知或邀请自己参加过,仅有10.5%的居民“受到过一些邀请”。至于参与的议题、时间地点全部都是管理机构单方决定。参与资格完全在于社区管理机构的单向选择,一般被选对象总是所谓的“社区精英分子”或与社区工作人员关系较好的居民,普通居民很少有机会参与到正式的社区事务中。
三、构建城市社区多中心治理模式的设想
基于目前社区治理的现状,本文提出构建“以政府主导,以社区为支点,多中心参与为核心”的多中心合作自治的社区治理模式。构建这一治理模式,必须创新治理制度,优化运行机制。
(一)改革社区治理体制
结合目前社区发育的现实背景,以政府主导与社区居民自治相结合为主导思想,将多中心治理的各个中心整合为一个以构建和谐社区为目标,以政府主导和多中心参与的整体。总体思路如图1所示:
具体而言,应重点把握以下方面:
1、居、站分设,突出自治。为化解社区居委会忙于应付行政事务的矛盾,建议居、站分设,成立社区工作站,作为社区行政事务的执行主体,负责承接原来由社区居委会承担的行政性及社会管理事务,包括低保、环境、计生等。工作站配备专职人员,性质上可以定性为非政府组织,接受民政局的指导。它与街道办事处不是上下级关系,而是“买”与“卖”的关系,这就从法治角度解决了派出机关不能再设置派出机构的法律问题,也从管理学角度避免了增加管理层级的效率问题。居、站分设后,居委会从繁杂的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工作重心转向动员和组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转向推进社区自治建设。居委会自治功能得到回归。这种治理模式在江苏有过成功的实践。
2、组建协调机构,规范运作。社区工作涉及各个部门,街道政府协调难度较大,建议成立社区工作协调委员会,设党建、治安、卫生、文化、服务、环境、自治七个小组,对口管理全区社区建设的协调、考评等工作。由分管社区的副区长出任主任,以保证协调委员会的权威性。协调委员会只设一个工作机构――办公室,其职责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协调,协调街道与各职能部门的关系,协调政府职能部门与社区的关系;二是过滤,将不该进社区的职能部门的工作挡驾在社区之外。
3、理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管理组织三方的关系。居委会和业委会同为自治组织,但是在基本的分工上还是存在明显差异的,物业管理组织与居委会和业委会同时存在联系。与居委会的联系主要涉及治安、卫生等问题,业委会则承担着对物业组织的监督职责。但在现实运行过程中,部分物业组织不能良好地承担起职责,居委会不得不介入适当补充。从业委会目前的发育情况来看,非常不成熟,办公场所没有具体保障,法律地位缺乏相应的权威性,这些都使得其在社区关系的协调中处于不利地位。从理想的基层自治的关系架构来看,业委会的地位应该通过法律的完善和政府部门的支持培育得到进一步提升,而居委会的行政性地位应该适当地削减,使其将主要精力放在社区居民事务管理和协调上。最终实现基层的三类组织的关系逐步趋于平等。
(二)创新社区治理制度
社区治理的各主体基于自己的理性选择,常常会在集体行动中逃避责任,争取自身利益。面对这种合作互动下产生的困境,就需要在社区主体的网络结构中建立相应的制度规则,明确各主体的定位和责任,调整彼此的关系。因而制度是维系多中心秩序的根本保证。
就目前社区治理中面临的问题而言,以下几项制度建设较为迫切:
1、完善法制建设,为社区自治组织松绑。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委会组织法》限制了社区居委会的自治功能的发挥。这表现在:社区居委会的设立、撤销、规模调整由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决定;居委会协助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其他职能机构开展工作。这就使社区居委会不能自主、有效地管理辖区内的公共事务。当务之急是修改现行法律,规定:社区自治组织在社区公共事务上享有高度的自治权,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是协商合作,不得以任何借口直接干预社区内部事务。
2、完善驻区共建单位的制度支持体系。虽然居委会组织也在积极地联系驻区各类团体、单位建立共建关系,但这种共建关系在制度建设上往往缺乏稳定性。如果共建单位不能从共建中获得某种收益,共建单位的积极性就会逐步削减。从其他国家社区建设的经验来看,参与社区共建的单位,在税收、遗产转移等问题上都是有较为稳定的制度优惠的,正是这种制度建设上的稳定性和收益的预见性,社区共建的效果才比较明显。
3、建立社区准入制度,减轻社区工作负担。针对当前存在的社区工作负担过重的现象,可考虑建立社区工作准入制度。各职能部门和有关单位的工作事宜,要进社区的,均实行准入审批。把本不属于社区的行政性事务挡在社区工作之外,对于需要社区支持的,则采取“费随事转”、社区提供有偿服务的方式来实现。这种通过经济手段来调控的方式有效地制约一些政府部门随意支配社区居委会的行为。
(三)优化社区治理运行机制
1、实行社区服务的分类管理机制。社区服务类的概念非常广泛,大体分为福利、公益、互助以及便民利民服务四大类。福利是指针对社区弱势群体所提供的免费或低偿的服务,这种服务一般是由政府付费或补贴,服务对象只交很低费用或免费。公益是指由公共筹资并免费提供给所有社区成员的服务,它是一种社区层面的公共物品。这种服务资金来源是靠政府资助或社区内动员。社区互助主要是指社区的居民之间的互相照顾和服务,它强调以服务换服务。便民利民服务大多是经营性有偿服务,可以合理地运用市场机制进行调节。如社区环卫、照明、社区治安等等,对这类公共服务,可以充分运用市场化的操作方式进行安排。
2、搭建多元化的财力保障机制。资金问题是社区治理过程中的“瓶颈”问题,关键在于理顺投入机制,灵活运作资源。一方面要建立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可以将社区建设资金纳入公共财政体制,形成与地方财力同步增长的社区经费投入机制,具体可按照管辖区域面积、人口等综合因素核定,并结合工作考核优劣的量化标准,相对比较科学合理。在发挥财政主渠道作用的同时,激发驻区企事业单位的认同感和社区意识,发动驻区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支持社区建设,落实共驻共建措施,拓宽社区增收渠道。另一方面引入市场机制,发展社区经济。对于社区居委会拥有的闲置性房产,可以通过市场化运作进行房产经营(当然必须规定社区居委会成员和社区工作者不得经营),其经营收入用于社区活动。目前东城街道海棠社区在这方面已进行尝试,效果较好。社区、政府、社会多渠道的社区融资体系对于增强社区造血功能,保障社区组织的独立性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3、培育广泛的社区参与机制。社区参与是社区建设的内在动力,因此应积极建立行之有效的社区参与机制。一是完善居民代表会议等原有参与制度。通过定期例会,代表社区居民议决社区的重大事项,行使民主决策权、民主管理权和民主监督权。二是积极拓宽居民参与的渠道和途径。如建立听证会、协调会和评议会制度,制定社区自治章程和居民公约,实行居民公决等。三是实现社区参与的组织化。通过对社区居民情况的摸底分类,组建各种类型的社区利益集团组织,依靠集体的力量,通过制度化的途径保障社区各类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四是将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社区建设相互衔接、相互配合。例如,改变现行市区人大代表的产生方式,取消单位选区和户籍选区,一律以常年居住地为作为选民的选区。五是搭建网络参与平台。在社区管理中引入网络信息技术已经成为今后加强社区建设与管理的必然趋势。在社区建立起属于本社区的网页,重点做好社区内资源信息、社区居民自治管理参与系统、社区政务及社区监督等几方面的工作。
4、建立有效的监督制裁机制。一方面保证对社区组织日常工作的监督正常化。由社区成员代表大会推选产生社区议事监督委员会,通过召开会议等形式对社区居委会以及政府各部门提出意见、建议,实行社会监督,并向社区成员代表会议反馈情况。同时,必须实行社区政务、财务公开的制度,增强社区管理的透明度,让社区居民及外界组织及时了解社区运行状况,监督社区管理者的管理成效,激励社区工作的高效有序开展。另一方面在社区的治理中,存在着多种委托-关系及多方之间的合约。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应当形成如下方面的监督制裁机制:业主对业主委员会的监督;业主对物业公司的监督,政府对物业公司的监督和制裁。具体运作上要广泛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首先,把媒体引进社区,利用媒体的网络效应,及时传递各社区建设与管理的成功做法和宝贵经验,也揭露当中出现的问题弊端;其次,聘用社区监察员,对社区各项事务进行规范化的监督,同时可以设立社区监督电话、社区留言板等,给居民创造便利的监督途径和条件。
四、结束语
我国改革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政府分权和转移职能的过程。在城市中,通过权力的转移和重组,构建激发基层活力的社区治理秩序,既是基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也是社区建设的重要目标导向。但是,由于行政性的单一中心秩序,使得我国在社区治理中一直走不出自治性不足的困境。因此,培育社区中介组织,提高居民的参与意识,构建多中心秩序,无疑将是社区治理模式的理想选择。本文通过对黄岩区东城街道社区治理的实证分析,提出构建多中心治理体制以及实现路径,以期为东城街道及以台州为代表的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社区治理模式的改革提供一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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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研究篇9
【中图分类号】R4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851（2017）06--02
高血压是当前临床研究中常见的症状，属于心血管疾病，当前对该病没有明确的治疗方式，以辅助治疗为主，能减少相关并发症的出现。如果病症恶化，得不到有效的护理指导和干预，不仅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同时也对日常生活产生影响。针对其特殊性，在实践中需要做好患者病症分析工作，按照用药基本要求进行。由于该病存在并发症多和患病率高的特点，无法彻底治愈，在治疗阶段需要给予有效的护理指导，避免病症恶化。为了分析社区护理干预对高血压患者治疗效果的影响，选择本社区82例高血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甲组和乙组，甲组给予基础药物治疗，乙组在甲组基础上给予社区护理干预，对效果进行分析和评估。详细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在本次研究中选择2016年3月-2017年2月本社区82例高血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甲组和乙组，详细资料如下：甲组和乙组分别都是41例患者。甲组中男和女分别是20例和21例，年龄在46-75岁，平均年龄（60.6±0.8）岁。乙组中男23例，女18例，年龄在46-73岁，平均年龄（61.5±0.3）岁。根据上述数据可知，两组患者的常规性资料对比无明显差异，组间数据可以进行研究和分析。
1.2方法
在本次研究中甲组患者给予基础药物治疗，结合患者病情进行。乙组给予社区护理方式，具体护理模式如下：
1.2.1健康指导在社区护理中可以开展有效的社区讲座的方式，发放宣传手册，告知患者高血压的并发症，提升其认识度。部分患者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差，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因此需要进行随访，不定期对患者进行指导和教育，使其掌握高血压病症的具体情况，注重和患者进行互动和交流，提升治疗依从性[1]。
1.2.2心理指导由于高血压无明显治疗方式，患者血压起伏不定，患者的心理压力比较大，因此在护理中需要及时和患者进行互动和交流，告知患者日常控制血压的方式，只要积极应对，会减少危险因素的发生。同时血压控制是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更多的耐心，要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积极面对病情，配合治疗[2]。
1.2.3行为干预社区护理人员需要适当进行行为干预，通过一对一指导的方式对患者进行病症的普及。在干预过程中让患者掌握药物不良反应的处理方式，提醒患者出门要携带降压药物。如果血压波动比?^大，需要随时就诊。
1.2.4运动指导高血压患者的年龄比较大，在护理指导过程中要根据患者的病情选择合适的方式，包括：慢跑、健身操和太极拳等，提醒患者注意劳逸结合，避免产生消极影响。适量的运动能提升患者自身免疫力，减少疾病发生几率。
1.3统计学方法在本次研究中采用SpSS24.0统计学软件对本次研究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检验，当p
2.结果
在本次研究中对甲组和乙组的收缩压和舒张压进行分析，实践证明，干预前收缩压和舒张压无明显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乙组的收缩压和舒张压低于甲组，组间数据对比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高血压的发生几率比较高，对患者日常生活有严重的影响，针对其特殊性，在实践中需要做好基础干预指导工作，按照具体要求进行，避免病症恶化，或者产生其他炎症[3]。
高血压患者的年龄比较大，为了提升用药依从性，要从实际情况入手，做好患者病症分析工作，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干预。强化高血压患者的社区护理干预，能最大程度解决高血压问题，在本次研究中给予患者心理护理、用药指导和生活行为指导等，最大限度满足患者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实践证明有效的护理指导能提升患者接受治疗的依从性，为了避免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导致病症恶化，要按照社区护理要点进行落实，让患者主动接受治疗，进而提升生活质[4]。
社区治理研究篇10
theeffectsofStratifiednursingmodelCombinedwithDrugtherapyforelderlyCommunitytype2Diabetes/LianGpei-shao，ZHenGZhi-hong，wanGCai-xia.//medicalinnovationofChina，2015，12（08）：071-074
【abstract】objective：toevaluatetheeffectofstratifiednursingmodelcombinedwithdrugtherapyforcommunityedlerlytype2diabetes.method：460edlerlytype2diabetespatientswerecamefromatownasexperimentalgroupandreceivedstratifiednursingmodelcombinedwithdrugtherapyintervention.theother510edlerlydiabetespatientswerecamefromothercommunitiesascontrolgroupandreceivedconventionaltherapy.thebloodglucose，bloodfat，healthbehaviorsandlivingqualitywerecomparedbetweenthetwogroups.Result：afterone-yearintervention，thelevelsoffastingglucose，2-hourpostprandialbloodglucose，andHbalcinthetwogroupsweresignificantlyreduced（p
【Keywords】Diabetes；Stratifiednursingmodel；Community；theedlerly
First-author’saddress：nanlangHospitalofZhongshan，Zhongshan528451，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5.08.026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及生活方式的不断改变，糖尿病在我国的发病率不断上升，目前我国已经成为糖尿病第一大国[1]。联合国大会于2006年通过了一项与糖尿病相关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议，首次承认糖尿病这种非传染性疾病，同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等传染病一样对世界健康构成威胁。我国在糖尿病的防治上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但总体控制效果有待提高，各地实施效果也相差甚远[2-4]。目前，社区综合干预防治社区糖尿病是各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正在努力开展的工作之一。为了探索适合本地区的社区老年糖尿病管理模式，本项目组开展社区分层护理模式结合药物治疗老年人2型糖尿病的研究，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以中山市某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012年1月在案的460例老年糖尿患者为试验组，给予干预措施。按照经济条件、地理环境、社区人群状况一致的原则，选取该镇隔壁的另外一个镇的510例老年糖尿患者为对照组，实施常规管理。诊断标准：符合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wHo）的2型糖尿病诊断标准[5]。排除标准：所有患者无严重心、肝、肾疾病；无慢性胃肠道疾病、慢性缺氧性疾病；无需胰岛素治疗的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高渗性非酮症性昏迷；无手术、严重外伤等应激情况。试验组460例，其中男242例，女218例，年龄60～81岁，平均（67.26±11.82）岁；对照组510例，其中男271例，女239例，年龄61～82岁，平均（66.34±12.25）岁。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两组干预前的体质指数、糖化血红蛋白、血压和血脂水平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1.2方法对照组实施常规管理，试验组给予干预措施，具体如下。
1.2.1社区分层护理模式（1）生活方式督导层：开展综合干预前，对所有干预对象进行问卷调查，了解患者的生活方式情况（吸烟、饮酒、饮食、运动和睡眠等），与患者进行深入沟通，教育其改善不良生活方式，并积极协同家属纠正其不健康行为，督促其培养科学良好的生活方式。（2）综合健康教育层；每月1次定期入户发放保健知识宣传材料和每月2次，每次2小时健康教育讲座，辅以宣传栏、板报、公共场所标语和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创建“健康社区”，使社区居民逐渐培养起“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的健康生活方式，提高遵医行为；分步开展糖尿病患病、预防、治疗相关的健康教育。（3）规范治疗护理层：对社区的全科医生和护士进行社区糖尿病治疗和管理的强化培训，让每个参与课题的全科医生和护士具有较高的糖尿病管理能力。对糖尿病患者进行规范的治疗，将治疗效果不良的糖尿病患者及高危人群及时转诊到慢性病防治院或综合性医院相应的专科进行诊治，并将已经确诊和病情稳定的糖尿病患者转回社区进行管理。加强社区医护人员与糖尿病患者的沟通，对疑问和顾虑的患者进行有效的有心理疏导。（4）定期访视护理层：开对患者开设上门服务、家庭病床、家庭访视等服务项目。对所有患者进行每个月一次的随访，每例患者1年最少一次上门方式，全面评价患者的家庭功能和支持情况，尽力开发家庭成员对糖尿病管理的支持。（5）社区机构设施配置层：在辖区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立健康门诊，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和体检服务。在社区设置紧急救护设备、提供电话咨询服务，加大社区护理服务宣传力度，增加老年人对社区护理服务知晓率，提高其利用率，达到促进健康老年化的目的。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病友及家庭俱乐部，定期举办综合干预经验交流会，为他们提供交流学习的平台。
1.2.2药物治疗方法对患者先进行4周的社区综合干预（饮食控制、适当运动、心理疏导等）；第5周根据检测血糖的情况开始应用降糖药物，采用口服的给药方式。
1.3评价标准在1年的干预前后，分别对两组糖尿病患者进行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和代谢相关指标检测，调查内容包括糖尿病相关知-信行和生活质量表等。生活质量评定表为SF-36生存质量量表，从健康感觉、躯体症状、工作能力、性生活状况、认知功能、睡眠状况和社会参与能力7方面分析患者的生活质量，分数越高表示健康状态越好，生活质量越高。
1.4统计学处理应用SpSS13.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字2检验，以p
2结果
2.1两组干预前后代谢指标的比较干预后，两组的空腹血糖、餐后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水平较干预前均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2.2两组患者卫生行为情况的比较试验组经过1年的结合干预，各项卫生行为均有显著改善（p
2.3两组生活质量情况的比较试验组干预1年后，患者的健康感觉、躯体症状、工作能力、认知功能和社会参与能力都得到明显的提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干预后患者的躯体症状和认知功能得到一定的提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试验组患者的健康感觉、躯体症状、工作能力、认知功能和社会参与能力改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研究显示，2型糖尿病（t2Dm）已经成为全球第3位威胁人类健康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在发达国家中，45岁以上人群中Dm患病率已经高达10%～20%，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Dm患病率均呈逐年增加的趋势。t2Dm和iGt都是遗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引起t2Dm的直接原因是胰岛素抵抗（iR）和胰岛β细胞功能减退。改善iR是治疗t2Dm及血管并发症的关键[6]。流行病学研究表明iR与性别有关，女性糖尿病发病率低于男性，而在绝经后t2Dm的发病率明显升高[7]。
近年来，国内各地在“以社区为基础”防治糖尿病方面开展了大量的探索，国家在2011版社区公共卫生服务操作规范里面也明确对社区糖尿病的健康管理进行了规范。目前，全国各地社区都在努力探索社区糖尿病的管理效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8-9]。本项目组对社区的460名老年糖尿病患者在应用降糖药物治疗的同时，开展了社区分层护理干预模式，综合运用健康评估、健康促进、心理督导、改善生活方式等传统健康管理技术。综合干预一年后，试验组患者的自测血糖率、饮食控制率、经常运动率、体重控制率和规则用药率均得到明显的提高，患者的健康感觉、躯体症状、工作能力、认知功能和社会参与能力都得到明显的提高，代谢相关指标得到明显的下降。
随着我国人老龄化、家庭结构变化以及医疗模式和养老模式的转变，社区护理干预需求不断扩大，尤其是经济较发达地区对保健、护理干预的需求上向着多元化、多层次、全方位的健康教育和心理、行为干预服务发展[10]。社区护理干预是帮助老年人建直有益于身心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的有效措施。大力开展健康知识教育，让患者了解和掌握健康行为，配合治疗，对减少疾病并发症的发生尤为关键[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