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治理体系篇1
0引言
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地快速发展，无论作为宏观层面的社会生态如经济结构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结构深刻变动，还是作为微观层面的人们对物质与精神生活的追求都发生了质的改变，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环境变化带来的矛盾风险和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基层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只有把基层工作做扎实，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感情融洽在基层，才能实现基层社会的长期稳定。党的报告明确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1]。善于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为我们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2]。可以说，基层是社会治理的重心、难点和希望所在。在城市，当前基层治理越来越多的体现为社区治理，社区治理成为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社区治理作为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远未形成社会的共识，属于基层治理体系较弱的一环，存在着职责不清、管理边界不明、治理手段欠缺等问题，作为社区治理重要组成部分的物业管理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当前从基层物业管理角度看存在着一系列问题，有的正逐步上升为民生的热点焦点成为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以河口区为例，主要存在表现为：部分小区公共设施老化严重，专业经营部门与物业服务矛盾多，老旧小区实行物业管理难，执法部门不愿进社区，业委会（下称业委会）运作不规范，规划设计滞后造成物业管理矛盾多，房开公司重建轻管遗留问题多，老小区公共维修资金收缴困难和不足，房屋辅助产品与主体使用寿命不一致改造费用主体难落实，业主素质需教育提高等。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最基层，对“四位一体”的物业管理是其管理职能所覆盖的，但搞好物业管理需全社会的参与，需政府全方位的支持，社区独角戏是演不好的。搞好社区物业管理应推进落实两个机制，一是规范“四位一体”的物业管理体制，二是完善区、街道两级物业管理联席会议制度。
1规范“四位一体”的物业管理体制
“四位一体”的物业管理体制即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各主体共同参与社区事务管理、民主协商有序的管理模式。首先，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把党的绝对领导落实到基层，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在社区建设和物业管理工作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建立健全社区组织网络，形成有效的社区党建工作机制，把党小组建在楼栋，把支部建在社区。建立社区党建联席会，每个社区建立党员骨干志愿者队伍，团结带领居民群众积极参与社区管理，形成社区党建工作对社区的全覆盖。其次，做好社区居委会建设，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在社区事务中的主体作用。建立一支素质好、能力强、文化程度高、富有奉献精神、热心社区工作、年富力强的社区居委会队伍，为推进“四位一体”工作模式奠定坚实组织基础。再次，把业委会的工作纳入社区居民自治的整体工作中，做实做强业主这一自治主体，把物业公司的带有公益属性的公共秩序维护服务、环境服务、便民利民等服务纳入社区服务的体系中。当前最重要的是完善规范业委会的成立及运行，目前四方主体中业委会这一环是最薄弱和尴尬的。一方面，从积极的角度讲，业委会在法律地位不明、缺少经费、无有效管理手段等情况下，仍维护了业主的基本权益、对物业公司实施了监督管理。另一方面，问题似乎更多，一是业委会覆盖面不足，如河口区业委会成立不足小区总数的40%。二是成立不够规范，未在社区及居委会指导下按条例规范成立，业主参与度低。三是业委会有名无实，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既未对物业公司进行监督管理，也未对业主进行教育和维权。还有的业委会成员自动离职，造成业委会无法履职，名存实亡的现象。四是存在业委会乱作为，甚至出现侵占业主利益、损害物业公司正当权益的行为。五是由于经费不足、场所受限，业委会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差等。社区物业管理的基础是物业公司提供的物业服务，而对此进行直接管理的是业委会，业委会管理能力的高低便直接影响到物业管理，业委会代表业主维权与对管理规约地实施进行监督的作用是其他主体无法替代的。鉴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街道应出台业委会成立及运行的指导规范，对已成立的进行理顺和培训，对未成立业委会的成立专门工作组进行推进。探索和推广业委会进社区党组织，实行业委会与居委会交叉任职，研究解决业委会的工作经费的办法，使业委会真正履职履责。建立明确的对业委会监督管理办法，对业委会的失职违规违纪违约有法可依，有人去查，实现业委会有人愿干、干事者用心担当、失职了可查可追。积极推进物业公司的负责人到居委会中挂职。探索社区大党委制度[3]，将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的负责人纳入社区党组织，定期召开社区工作党建联席会，为基层治理提供组织与制度保障。最后，物业管理作为基层与城市居民息息相关的重要领域，在社区管理中是发展较早、市场化最充分的领域，虽然在我国发展了几十年，却远未达到成熟期，规范物业管理行为提升物业管理水平，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和无法回避的一个环节。
城市社会治理体系篇2
abstract:theconstructionofurbancommunitymanagementisanimportantpartofChina'ssocialistlegalconstruction，isinevitablerequirementofbuildingharmonioussociety,maintainingsocialstabilityandprosperity.thisarticleanalyzedtheimportanceoflegalconstructionofstrengtheningmanagementofurbancommunities,mainproblems,andmainpathofprocessofruleoflawofgraduallypromotingthemanagementofurbancommunitiesfromtheperspectiveofmarxistjurisprudence.
关键词：城市社区；社区管理；法治化
Keywords:urbancommunities；managementofcommunities；ruleoflaw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25-0271-02
0引言
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腾尼斯于1881年将德文“gemeinschaft”一词用于社会学。“在斐迪南・腾尼斯那里，社区的本义是指那些有相同价值取向、人口同质性较强的社会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外延主要限于传统的乡村。”[1]国内目前比较公认的社区概念为:“社区是以一定的地域为基础，由具有相互联系、共同交往、共同利益的社会群体、社会组织所构成的一个社会实体。”[2]城市社区管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按照自治化、法治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要求来管理城市社区，把城市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我国现阶段社区建设的重要目标。
1我国现阶段加强城市社区管理法治化建设的重要性
党的十七大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和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保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城市社区管理法治化建设既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生动实践和重要途径。进一步推动城市社区管理的法治化就显得尤为重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加强城市社区管理法治化建设是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需要城市社区管理法治化建设必须依靠城市社区党组织的领导，街道办事处引导实施，依靠群众支持参与。运用法律手段调整各方面关系，把城市社区的各项工作纳人法治化、规范化的轨道，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具体举措。这主要是基于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城市社区是城市社区管理法治化建设的载体，因此，城市社区管理法治化建设必须深入到城市社区，才能更好地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为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服务；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客观上要求“小政府、大社会、大服务”，大量的社会职能从政府和企事业单位中分离出来，由街道社区来承接。于是，城市社区成了社情民意的综合反映地，成了各类矛盾和问题比较集中的地方；三是城市社区是宏观与微观的结合部，在城市中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1.2加强城市社区管理法治化建设是维护城市基层政权稳定的需要改革、发展、稳定既是全党工作的大局，也是全党工作的基本方针，各行各业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城市社区是城市基层政权组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法律的落脚点，又是城市工作的重要基础，更是城市稳定的关键。目前，全国不少城市确立了“两级政府（市、区）三级管理（市、区、街）”，实行管理重心下移。“三级管理”的实质是把街道作为一级政权来建设，赋予其相应的行政管理权限。城市社区管理法治化建设适应了这一形势，有利于强化基层的依法管理。事实充分证明，把城市社区管理法治化建设的各项措施落实到基层，把城市社区工作搞好，是关系到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的大问题。城市社区管理法治化建设是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强化城市社区建设，才谈得上城市社区管理的法治化。
1.3加强城市社区依法治理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城市社区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一个国家体制的重要载体，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微观空间。“在现阶段，城市社区必须遵循政府行政行为与社会自主行为相结合的原则，走行政性与社区自主性相结合的混合型管理之路。”[3]和谐社区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载体，能否在我国做好城市社区管理法治化建设，直接关系到我国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程度。自从党的十七大把改善民生、加快推进社会建设作为工作重点以来，城市社区管理法治化建设应作为下一步城市改革的重要内容。加强城市社区依法治理建设是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服务的重要举措。
2我国现阶段加强城市社区管理法治化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由于受到的影响，我国城市社区管理法治化建设长期处于停滞状态。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城市管理体制的转轨，城市社区管理进入一个新历程。现阶段，随着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深入开展，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特别是许多涉及到法律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已形成了对城市社区建设实践的阻滞。这些正是城市社区管理法治化建设应当研究解决的问题。
2.1城市社区管理的立法工作相对滞后我国城市社区管理法治化建设是和我国法治化进程相一致的。在1982年宪法中，已经明确规定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的法律地位。但社会发展快速，政府职能也随之不断转变，新世纪所面临的一系列发展问题，使现行的法规已经不能很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目前，我国城市社区的立法工作严重滞后，如现有城市社区的法律规范是1989年12月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该《组织法》又是在1954年通过的《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基础上制定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社会、政治等各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上述法律法规的很多内容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社区建设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多种形式的城市社区管理主体及其地位、各级政府在社区管理中的定位、社区居民在日常社区管理中的权利与义务、居民委员会与业主、物业公司如何协调统一管理等都存在立法滞后的现状。
2.2城市社区管理法治化宣传教育不足现阶段，我国城市社区宣传教育缺乏针对性和持续性。城市社区居民个体差异性较大，而城市社区管理法治化宣传教育却很少针对这种差异开展。
2.3城市社区管理法治化尚未形成有效的组织运作机制一是城市社区建设现阶段仍处于政府主导阶段，传统的管理方式还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二是政党、政府、自治组织的关系也没有完全理顺；三是政府、街道、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团及中介组织、居民群众在社区建设中的权利义务也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四是对社区依法治理的组织运作还未形成有效的机制。城市社区行政化和政府职能的错位。
3我国现阶段逐步推动城市社区管理法治化建设进程的主要路径
城市社区管理要真正实现法治化，必须寻求行之有效的路径。长期以来，城市社区管理在促进市场经济发展、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维护社会稳定、加速现代化进程以及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历史经验表明：要保持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最根本的措施是实行法治。法治化建设是城市社区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针对我国现阶段加强城市社区管理法治化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在逐步推进城市社区管理法治化建设进程中，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
3.1加快立法步伐，健全城市社区管理法律体系健全的城市社区管理法律体系是推进城市社区管理法治化建设的前提。建立科学、完善的城市社区管理法律体系是促进和保障城市社区管理顺利进行的内在要求。在我国现阶段，与城市社区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十分匮乏，造成城市社区管理无法可依的局面。由于法律的主客体关系在城市社区层面上尚处于不成熟阶段，致使调整城市社区管理的法律规范必然处于一种不完备的状态，有关法律或已过时或很少甚至空白，而法律内容、法律原则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不成体系。这不仅不利于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也给城市社区管理部门和机构的工作带来了困难。因此，我们要抓紧法律的立、改、废工作，只有将实践中和谐城市社区管理的措施上升为法律，才可能使和谐城市社区管理法治化建设逐步制度化、规范化。现阶段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法律体系“应该在总体上表现为一种私法主治、公法补充的格局。私法为主指法律体系主要是‘民事法律性的’而非行政法律性的。公法补充的必要性在于，社区治理涉及到政府责任和义务。资金预算、协调、引导、甚至帮助等属政府责任，而不干预属于社区自治事务是政府的义务。这种政府责任和政府义务需要相关公法来明确。”[4]
3.2增强城市社区管理普法宣传的力度增强城市社区管理普法宣传教育的力度，将普法宣传教育作为城市社区管理的一项长期培训任务并形成相应的制度。通过广泛深入地开展以人为本的法律服务进社区活动，坚持学法用法同维护稳定工作相结合、同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相结合、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相结合。经常性地采用多种方式对城市社区居民进行普法宣传教育，不仅能够让城市社区居民了解相关法律知识、做到自觉依法办事、依法实施民主管理及消除破坏城市社区文明的现象，更重要的是全面提高城市社区居民的现代化法律文化素质和健全城市社区居民的法治意识，为建立和发展现代社区法律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扎实的社会基础和法律保障。为此，就要从创新与转换城市社区管理普法宣传教育工作方法入手，“实现从教育型宣传向服务型宣传的转换，实现从单向式宣传向互动式宣传的转换，实现从单项性宣传功能向整合性宣传功能的转换。”[5]
3.3理顺政府与自治组织的关系加强基层民主自治，开展社区建设，并不是不需要政府，相反政府在社区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必须按照社区建设的发展需要理顺政府与自治组织的关系，才能有效推动社区建设的开展。在城市社区管理过程中，政府应该认识到社区自治是社区发展的必然趋势，应该适应社会的发展及时转移政府的职能。政府在社区管理中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应该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要以社区自治为平台，建立社区自治管理系统与政府行政管理系统的共生机制，从制度上保证社区自治目标的实现。在社会转型期，政府治理方式的变迁，将有效克服社区自治薄弱的弊端，符合现代政府改革的方向。现代政府要从管理走向治理进而实现善治，必须构建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并保证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而这一发展目标没有法律的保障是不能实现的。
3.4加强城市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社会主义文明社区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良好的社会治安和优良的社区秩序。加强城市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的主要措施包括有：①消除导致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健全治安队伍，建立城市社会治安防范体系；②要在社区建设高度重视硬件设施的基础上，构筑多层次全方位的防范体系。
总而言之，城市社区居民和社区组织依照社区建设的法律、法规，决定和管理社区事务，依法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既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也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城市社区建设，特别是依法管理社区的成功经验和做法。[6]虽然我国城市社区管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法治化程度不高制约着社区建设与发展，因此，我们不仅应尽快修改《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还应出台一部综合性的《社区管理法》来指导城市社区管理，使城市社区管理能在法律的有效保障下循序渐进地进行，以推进民主法治的建设。
参考文献：
[1]吴亦明.现代社区工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2.
[2]王剑敏.城市社区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7：24.
[3]王莹.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探析，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7，6：71.
[4]周少青.论城市社区治理法律框架的法域定位，法学家，2008，5：33.
城市社会治理体系篇3
摘要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极大的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加快了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促进了我国城市社区民主的发展，我国从行政管理性社区转换到公民自治性社区，带来了社区民主治理体系的转换。本文主要站在行政管理性社区到公民自治性社区，来分析和研究中国城市社区民主治理体系的转换。
关键词政管理性社区公民自治性社区城市社区民主治理转换
我国城市社区民主治理工作是当下社会热点话题，是我国主要发展任务之一。对我国城市社区民主治理工作进行调查和研究，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民主治理体系转换具有自身的发展弊端，包括新类型的小区的产生和数量的不断增加、下岗工作人员的不断增加、劳动力人口开始进行转型等等，对城市社区民主治理工作的进行带来阻碍。下文将对城市社区民主治理体系转换弊端进详细阐述。
一、我国城市社区民主治理体系转换弊端
我国城市社区民主治理体系转换弊端主要包括以下几点方面内容：其一，在市社区民主治理体系转换过程中，一些新类型的小区的产生和数量的不断增加，增加了市社区民主治理的任务量，但是当下我国的城市社区民主治理设施存在自身的发展弊端，增加了管理与治理工作任务，导致城市社区民主治理体系转换存在难度。其二，伴随着社会下岗工作人员的不断增加，一些文个体与私营业主的不断增加，导致不同的社会群体在一个小区生活，无法对不同的业主进行明确定位，增几了社区中的陌生群体数量，增加了管理工作的难度，阻碍了城市社区民主治理体系转换进行。其三，社会的不断发展，劳动力人口开始进行转性，增加了城市人口与社会人口的流动性，导致城市社区民主治理体系，要对不同劳动力人口进行判断，看其是否是正式居民。
二、我国城市社区民主治理体系的有效转换
（一）理念的转变
理念是我国城市社区民主治理体系的有效转换的基础，是我国城市社区民主治理体系的有效转换主要发展方向。因此，要优先进行理念的转变，利用善、治模式来进行管理，增加政府体系与社区的联系性，增加政府与公民自治的联系性，增加政府与公民自治的联系性，明确政府与公民自治的合作性。细致化来说，其一，要对蛇社区的治理工作与方案进行创新，改变传统的模式，增加其新的元素，明确其法律地位，明确政府与公民自治的权利和义务，增加政府与公民自治权利和义务的明确性。其二，全面推动政府与公民自治的发展，全面贯彻政府的发展要求，明确自身的非政府性质，增加与民众的互动性，发挥民主性作业。其三，增加官民的合作性，改变以往的单一合作模式，保证命令与合作的合理性，来发挥政府与公民自治的最大价值。
（二）制度的创新与发展
为了促进政府与公民自治制度的创新与发展，要为政府与公民自治制度体系营造良好的发展空间，增加政府与公民自治管理的制度性与规范性，增加不同群众对自身的关注度，对自身的行为与思想进行约束。对于政府与公民自治政府与公民自治管理来说，其具有民主性特点，具有循序渐进的发展特点，因此，对于政府与公民自治管理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任务，特别是在我国民主建设较不健全的背景下，需要政府与公民自治关注人员与政府机制具有耐心与信心，对政府与公民自治优秀管理工作人员进行骨干培养，树立典型来发挥引领作用，增加对城市社区民主治理工作的宣传力度，来促进城市社区民主治理的发展。
（三）营造和谐的社区文化氛围
对于广大群众来说，社区是其主要的生活场所，可以利用社区来增近不同群体的联系和交流，来增加彼此的信任度，增加陌生群体的熟识度，来营造和谐的社区文化氛围。当下，对于城市社区来说，人们把其看做是自身的私密空间，较为关注个体秘密与家庭的秘密，不同邻居之间存在较大的间隔与防备心理，对建筑物的的划分和坐所有权没有全面认识，缺失硬件设备与软件设备。
（四）城市社区的重新构建
依据非政府组织发展理论基础上，来构建新形式的业主大会，对居委会的管理机制进行重新构建，对其制度进行重新构建，降低社区管理的行政性，提高社^管理的民主性与自治性，保证城市空间的独立性，保证私人体系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对其进行着明确化、细致化的分工。增加公民对社区工作的关注度与参与度，增加对民众意见的收集，实现社区民主治理的科学性与民主性，来保证我国民主社区管理工作的有效进行。
三、结语
为了促进我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对我国城市社区民主治理我国城市社区民主治理体系的有效转换，来实现现代化城市社区民主治理最大目标我国城市社区民主治理我国城市社区民主治理体系的有效转换的有效进行，可以从以下几点开展，保证治理工作的有序进行。其一，对理念的转变。其二，对城市社区民主治理制度的创新与发展，完善传统的制度不断，建立一体化管理机制。其三，对营造和谐的社区文化氛围，增近不同陌生群体的联系性和交流性，增加彼此的熟悉度。其四，建立在物权原则基础上，对城市社区体系进行重新的构建。
参考文献：
城市社会治理体系篇4
综合治理，其中治安动态防控体系十分重要，其是一项复杂的警务运行系统，是新形势下城市公安机关应对复杂社会治安局势的新战略,是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与构建和谐城市的重要举措。城市治安动态防控体系建设中，以信息化警务建设为平台，打造城市巡逻防控和监控体系。以积极警务建设为抓手，提升驾驭治安局势的主动性。以动态警务建设为中心，完善接警的快速反应机制。以责任警务建设为依托，强化防控责任的有效落实。
关键词：城市治安；动态防控体系；理念；原则；
中图分类号：D63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前言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和谐社会建设的不断进步，社会综合治安防控体系的建设也越来越重要。我国实施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基本模式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其中治安动态防控体系十分重要，其是一项复杂的警务运行系统，是新形势下城市公安机关应对复杂社会治安局势的新战略,是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与构建和谐城市的重要举措。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传统的静态化、封闭式、粗放型的城市治安防控模式已难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城市社会治安形势的要求,迫切需要构建一种全新的立足于信息时代下动态化的城市治安防控体系，着力解决目前城市社会治安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努力打造稳定与和谐、公平与正义的城市环境。当前城市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着力点主要体现在：一是以信息化警务建设为平台，打造城市巡逻防控和监控体系；二是以积极警务建设为抓手，提升驾驭治安局势的主动性；三是以动态警务建设为中心，完善接警的快速反应机制；四是以责任警务建设为依托，强化防控责任的有效落实。
1城市治安防控体系
城市治安防控体系其概念的界定，理论界或者实务界的同仁尚无法达成共识。熊一新教授认为：“治安防控体系是指公安机关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依据系统论，运用社会控制理论和系统工程方法，整合内部警力与社会资源，以社区警务为基石，以全时空巡逻防控为基本勤务方式，以刑侦防控为首要环节，形成统一指挥、反应迅捷、信息共享、协调有序，集打击、防范、管理、控制、服务等多种功能于一体，能对社会治安实施综合控制
的警务运行系统。”综合概括，城市治安动态防控体系是各种防控要素相互耦合而构成的打、防、管、控一体化的警务运行系统，是新形势下城市公安机关应对复杂的社会治安形势的新战略、新举措。依据这个概念界定可以揭示出城市治安防控体系有以下三个基本特点：
1）城市治安防控体系是由多元防控主体构成的统一整体。整体性、统一性防控是城市防控体系最主要的特征。在这个体系中，公安机关是主要力量，群众性治安防范是依托力量，社会大众的积极参与是基础力量，多种防控力量共同存在于同一体系之中。这些力量根据各自的功能和职责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构成有机统一的整体。
2）城市治安防控体系是有一定层次结构的系统。其系统按照不同层次的职能和要求，建立不同区域、层级的防控层次。如基础防控力量：以社区警务防控、单位内部安保防控等为主体。以城市110为神经中枢的联动力量：交警、巡警及公交、出租、水、电、气等诸多单位配合，全时空巡查控制为基本的勤务方式，以快速出动为保障的反应机制。
3）城市治安防控体系是有多种功能的系统。治安防控体系集防范、打击、控制、管理、服务等多种功能，这些功能要素相互耦合，从而构成打、防、管、控一体化的警务运行系统，是一种新型、科学、经济的城市治安动态防控模式，是与当前极为复杂的城市治安形势相适应的。
2城市治安动态防控体系和社会管理
城市治安动态防控体系是对原有城市警务模式的扬弃，是社会管理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产物。其产生的背景因素有：
1）社会犯罪形势日益严峻。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财富的聚集性、交通的放射性，为违法犯罪活动带来了更大的空间。犯罪区域不断扩大，犯罪种类日益多样，犯罪形态向组织化发展，流窜性作案多发。城市治安管理形势复杂。城市外来人口的流动性、无序性递增，管理难度日益加大。公共娱乐场所、特种行业发展迅猛，伴生性治安问题不断增多。“虚拟网络社会”日益发达，冲击城市社会治安。
2）城市涉稳问题更加尖锐。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经济结构、利益格局等发生了深刻变化，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深层次利益冲突和矛盾以及潜在隐患带来的涉稳问题不断涌现，引发的呈现高发的态势，并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警务模式难以适应开放性、动态化的城市治安环境。以户籍管理为中心的静态治安管理模式，难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治安状况日益复杂多变、动态开放、流动人口激增的城市治安环境。创建和谐城市对治安防控体系提出更高的要求。城市和谐必须有稳定、安宁的城市环境和有条不紊的社会良序，必须有不同阶层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城市环境。因此，必须创新城市警务机制，完善动态防控体系，使城市治安达到“发案少、秩序好、社会稳定、群众满意”的目标。
3城市治安动态防控体系的理念和原则
3.1城市治安动态防控体系的理念
1）倡导信息警务理念。从传统警务向信息警务转变，把警务信息化工作置于基础性、先导性位置。公安机关依托信息化建设这个载体，整合系统资源，优化网络运行，打造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联贯通的统一作战平台。切实树立信息警务理念，实现信息警务与实战应用成功对接，有效地提升警员的信息化应用水平，谋求最佳警务效能。
2）践行积极警务理念。从被动警务向积极警务转变，警务重点前移，注重源头控制，做到预警灵敏、指挥集成、配合密切、运转高效，使打防管控各环节有机衔接起来，在防范管理中发现打击重点，在打击整治中发现防控漏洞，提升打防管控一体化水平，争取最高警务效率。
3.2城市治安动态防控体系的原则
1）坚持法治的原则。依法治国是确立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治国方略，坚持法治原则也是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基本原则。城市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必须纳入法治轨道，使之制度化、规范化，从而在制度设计面上保证公安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和权威性
2)高效、便民的原则。通过信息化引领网络警务的发展，推行一系列高效、快捷的便民服务创新机制，优化公安业务网上服务措施，促使城市动态治安防控体系的各个要素环环相扣，有机统一，协调运行，形成科学、快捷、高效的警务运行机制。
结束语
当前城市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着力点主要体现在：一是以信息化警务建设为平台，打造城市巡逻防控和监控体系；二是以积极警务建设为抓手，提升驾驭治安局势的主动性；三是以动态警务建设为中心，完善接警的快速反应机制；四是以责任警务建设为依托，强化防控责任的有效落实。有效地提高治安工作的专业化水平和社会化程度，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在警力、财力等基本要素短期内不可能彻底改善的条件下，只能兼顾长期规划和短期突破的关系。
参考文献：
城市社会治理体系篇5
[关键词]城乡关系；社会整体；城市化；统筹发展；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7)02-0023-05
城乡关系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长期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而当社会发展步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时，这一问题会进一步凸现出来，要求我们认真研究和解决。应该看到，有关城乡关系问题的讨论近年来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并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但从总体上说，这些讨论主要还停留在某些具体学科的层面，局限于社会的某些具体领域。要把这方面的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还必须从社会哲学的高度，着眼于社会的整体结构和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对城乡关系做出整体性的研究和审视。
一、社会与社会发展：城乡关系的整体规定
对于社会这一概念，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而从社会哲学的意义上说，所谓社会并不仅仅是指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之外的社会生活领域，而是指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在内的整个社会结构体系。这样一个社会结构体系不是各种事物杂乱无章的偶然堆积，而是一个有着内在的有机联系的复杂系统，其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联结、相互制约，由此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与此相应，社会哲学上所说的社会发展，也不仅仅是指社会的某个具体领域的发展，而是指整个社会结构体系的发展；并且这种社会发展不是各个构成领域各自发展的互不相干的具体过程的简单汇集，而是它们之间按照其固有的内在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有机统一的整体进程。因此，当我们考察社会和社会发展进程时，一定要注意从整体上把握社会结构体系、把握社会发展进程，而现实实践中的许多问题，也都应该置于这种整体视野之中去认识。目前有关城乡关系的研究和探讨，便是如此。
在已有的讨论中，人们首先侧重于从经济领域着眼去考察城乡关系问题。这自然是有着相当的合理性的，因为经济领域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在城乡关系中无疑也具有基础的意义。从历史上看，城乡分离本身就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是随着农业、手工业以及商业的分工而产生的。在长期的发展中，城乡关系出现了很多变化，但直到今天，二者之间的最根本的区分仍是经济结构的不同：农村以第一产业为主，而城市则是以第二、三产业为主。正是基于经济结构的这种区分，城市和农村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都形成了这样或那样的差别。如果说在工业化之前的农业社会中，城乡之间的差别还主要是同一个发展阶段上的差别。那么随着工业化的展开和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这种差别就进一步扩大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差别：现代工业在城市中迅速兴起，使城市较快地迈进到新的发展阶段；而农村却在很长时期内依然延续着传统农业，从而这样或那样地继续滞留在旧的发展阶段上。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正是基于对这种现象的考察，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的概念：而这种“二元经济结构”也正是当前我国城乡关系中存在的一个实质性问题。
经济领域的考察对于城乡关系的研究来说固然重要，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所谓城乡关系并不仅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而且还体现在政治、文化等其他社会领域，还需要从社会结构体系的整体高度去把握。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是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有机联系的统一体，经济领域存在的差别，必然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等其他领域，使这些领域也产生相应的差别。并且由于各个领域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差别会在实际过程中呈现出种种错综交织的情况。在传统社会中，由于城市和农村的经济领域大体上处于同一个发展阶段，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中也存在着明显的同构性：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领域中的差别也同样是这样或那样地存在着的。一般说来，由于农业是传统社会生产力的主干，社会的经济重心在农村，因而农村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也往往比城市占有更多的优势，结果是农村统治城市。这一点在西欧中世纪的庄园领主制下表现得非常明显。中国古代虽然表面上不同于西欧，集权体制的统治中心设在城市，似乎是城市统治农村。但实际上国家在政治上、文化上的主要支撑力依然是在农村。当然，城市由于具有特殊的经济结构，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也会逐渐发展起自己的特殊优势。从历史上看，正是西欧那些在封建领地的夹缝里生长起来的工商业城市酝酿产生了新的变革因素，最终将整个社会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时代。而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进入新的工业时代之后，城乡之间的差别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也都一起被扩大了。不仅出现了二元经济结构，而且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也都在很大程度上被二元化了，整个社会结构体系都成为一种二元结构。这种状况，可以称为“二元社会结构”。也就是说，城市不仅在经济领域里进入了工业经济的发展阶段，并且在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里也都会相应地形成现代工业社会的技术特征：而农村不仅在经济领域滞留在传统的农业经济阶段上，并且在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也相应地保留着传统农业社会的技术特征。我国现阶段的城乡关系正是如此，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是二元经济结构，而且是整体性的二元社会结构。
从归属上说，城市和农村无疑同属于一个统一的社会结构体系；但另一方面，二者又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它们各自形成了具有明显差别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这些不同领域的特征并不是孤立的和偶然的，而是有着自己的内在逻辑和有机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和农村实际上形成了同一个社会结构体系内部的两个相对独立而又相互联结的子系统，每一个子系统的结构都具有相应的完整性。而我们所要考察的城乡关系，正是这两个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
二、社会现代化与城市化：城乡关系的整体演变
当社会发展进入到一个特殊的阶段，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历史时期，城乡关系的演变也开始出现一种全新的趋向。人们使用“城市化”这一概念来概括这种趋向，并将城市化理解为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通常对于城市化的理解，往往过于褊狭，只是将其局限于城乡关系的某些具体方面。例如，一种流行的观点把城市化理解为农村人
口向城市的“转移”或“集中”，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城市人口越来越多。与此相应，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就被看做是衡量城市化水平的主要指标。对此，讨论中已有一些论者提出了不同看法，并试图对城市化的内涵进行拓展。如有的论者提出“城市化的主体有两个：人口和产业(资本)”，“城市化表现为人口和产业的同时流动”；有的论者认为城市化(城镇化)的内涵应从“人口比重不断提高”、“产业结构转变”、“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城市文明不断发展并向广大农村渗透和传播”、“人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等不同方面去把握；还有的论者主张“融合多学科的知识，从更广泛的角度去剖析城市化的外在表象下掩盖的内在动因”，认为“综合地看，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的变革所引起的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改变的过程”。这些不同角度的探讨。对于全面认识城市化进程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仅有这些仍然是不够的。
如前所述，所谓城市和农村属于同一个社会结构体系内部的两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每一个子系统的结构都具有相应的完整性，都应该从社会结构体系的整体高度，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基本领域的统一去把握。同样，我们在研究城市化问题的时候，也不能仅仅看到城市和农村这两个子系统之间关系的某一个或某一些具体方面，而应该着眼于这两个子系统的完整结构。从整体的高度去认识它们之间关系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城市化应该是社会结构体系中城市和农村这两个子系统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升级、分化和重新组合的过程，它不仅表现为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或集中，也不仅表现为经济领域中产业结构、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等等的变化，而且还表现为政治、文化等其他领域的变化；它是在城市和农村同时发生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基本领域在内的整个社会结构体系的变化，是城乡关系的整体演变。
要理解城市化的这种整体规定，先要理解作为它的形成背景的社会现代化的整体进程。所谓社会现代化本身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而是涉及整个社会，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整体转化，是一种完整的社会转型。从本来的含义上说，所谓传统社会主要是指农业社会，而所谓现代社会主要是指工业社会；从传统社会转化为现代社会，亦即社会现代化，也就是从农业社会转化为工业社会。当然，在现阶段的实践中，工业社会的前锋又在向新的信息社会过渡，所以我们可以借助于讨论中提出的“两次现代化”的观点，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理解为第一次现代化，而将工业社会进一步走向信息社会理解为第二次现代化。但无论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还是信息社会，都不仅仅是着眼于社会的某个特殊领域，而是具有整体的规定性。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来看，这些概念应该属于技术社会形态的范畴，即在不同的技术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不同技术特征的社会类型：这些技术特征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而且体现在政治、文化等其他各个领域，需要从社会整体上加以把握。相应地，所谓社会现代化作为这种技术社会形态意义上的社会转型，既包括经济现代化，也包括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需要从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去把握。
社会现代化是一种整体进程，而城市化就是这一整体进程的直接体现。从历史上看，城市化的发生首先是与第一次现代化即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相联系的。农业社会的技术基础是以传统农业为主干的生产力体系，与之相应的技术特征包括生产关系层面上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式、政治领域中集权的或专制的政体形式以及文化领域中愚昧和迷信的普遍存在等等；而工业社会的技术基础则是以现代工业为主干的生产力体系，与之相应的技术特征包括生产关系层面上的市场经济形式、政治领域中的民主政体形式以及文化领域中科学的发展和科学精神的生长等等。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便是要以现代工业为主干的生产力体系取代以传统农业为主干的生产力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完成社会各个领域的技术特征的转换；于是工业化、市场化、民主化、科学化等等便构成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在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而这些内容的展开，势必要对传统社会中原有的城乡结构形成冲击：首先是城市本身发生变革，现代工业发展起来，工业社会的各种技术特征随之形成；继而带动农村的变革，以现代工业改造传统农业，曾在农村长期存在的那些农业社会的技术特征也会逐步被改变。而与这个过程相伴随的，必然是城市的不断扩张和农村的不断缩减，其中包括许多农村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逐渐转化为城市。而剩余的部分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其技术基础和各领域的技术特征已越来越与城市趋同，从而转变为工业社会的一部分。所谓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便是所有这些变革过程的统一和总汇。当然。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城乡关系中的各种变化是逐步发生的，当城市已进入新的工业社会的时候，许多农村仍会在一定时期中继续停留在农业社会阶段，这样便出现了前面提到过的二元社会结构。但总的趋势是要朝着工业社会的方向转化的，而促进农村的社会现代化，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正是城市化进程的题中应有之义。
社会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继第一次现代化之后，还有第二次现代化，即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化；而城市化过程也将随着第二次现代化的到来继续推进。信息社会的技术基础将是以知识经济为主干的新的生产力体系，因此第二次现代化的任务首先便是促使工业社会的生产力体系向这种新的生产力体系转化，亦即信息化。在此基础上，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也将形成新的技术特征，虽然这些特征尚未完全显露出来，但讨论中也已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例如a・托夫勒认为，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市场化行将告终”；而按照J・奈斯比特的看法，一种“共同参与民主制”将取代“代议民主制”。可以预期，第二次现代化背景下的城乡关系也将在信息化的基础上融入各种新的内容，信息社会的新的技术特征将渗透在城市和农村的各个领域，使城市化的水平得到新的提升。
三、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城乡关系的整体协调
了解了城乡关系在社会结构体系中的整体规定，以及它在社会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整体演变，我们便可以由此出发，进一步探讨如何从整体的高度协调好城乡关系，将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真正合理地统筹起来，推动城市化以及整个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顺利展开。这也正是中国现阶段所面对的实践问题，因而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应该说，无论城市发展还是农村发展，多年来已有比较深厚的研究积累。而自从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之后，这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展开。综合起来说，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考察了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处理城乡关系的不同情况和做法，总结了世界历史范围内的经验和教训：有些论者还侧重从城市化进程的角度，
具体考察了同步城市化、过度城市化、滞后城市化和逆城市化等不同的模式或类型。二是回顾和反思了建国以来我国在处理城乡关系方面的具体实践，总结了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特别是针对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严峻现实，突出强调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三是探讨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具体方式和途径，包括如何进一步加快城市发展，发挥城市对乡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如何更加重视农村发展，加大各项支持力度，切实解决好“三农”问题；如何将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的进程，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等等。此后，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进而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和任务，围绕这一主题又进行了许多新的讨论，形成了更为具体的研究热点。
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已有的研究和讨论，可以看出其中所存在的一个缺憾和不足，即在许多论者那里仍主要是从经济领域着眼去谈论统筹城乡发展问题，即便涉及社会发展，也主要是某些狭义的社会事业的发展；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也往往这样被看待。无疑地，我们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当然首先要从经济领域入手，并相应推进各种社会事业的发展。如讨论中所提出的，要贯彻“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切实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要发展农业科技，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努力建设现代农业；要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新型农业支撑体系；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体制，发展新型经济合作组织，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要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居住条件，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要改革户籍制度，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权益，促进城乡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如此等等。所有这些要求和主张，无疑都是十分必要的：但同时又应指出，仅仅着眼于这些问题，还是很不够的。这便涉及上面所强调的整体性认识：既然城市和农村作为社会结构体系的两个子系统而具有各自的整体规定，而二者在社会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演变同样具有整体要求，那么我们在统筹城乡发展时，就必须强调城乡关系的整体协调。这就不仅要着眼于经济领域，而且要着眼于政治、文化等其他各个领域：不仅要着眼于某些狭义的社会事业的发展，而且要着眼于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在内的整个社会结构体系的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举措，也同样是如此。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和任务，本身就包括“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等各个方面，这正是体现了一种整体性要求，因而也必须从整体的高度去把握，而不能片面地加以理解。
从现阶段的情况来看，我国农村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文化等领域都存在着不少问题，需要我们切实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例如，如何进一步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健全和完善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为基本内容的村民自治制度，克服实际过程中存在的各种偏差：如何进一步搞好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扫除各种愚昧和迷信现象，并逐步克服长期存在的小农意识的狭隘局限。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中这些问题的解决，与经济领域中各种问题的解决一样，都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而进一步说，只有在解决经济领域中各种问题的同时，一并解决好政治、文化等领域中所存在的这些问题，才能从整体上推进农村的社会现代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消除城乡之间的二元社会结构，从各个方面缩小城乡差距。在以往的实践中，一些农村正是由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反过来影响了经济领域中各种问题的解决：还有的则是经济领域借助于某些特殊的条件较快地发展起来了，但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发展没有跟上，结果出现了种种扭曲和畸变现象，仍然无法摆脱整体上的落后地位。因此，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把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发展与经济领域的发展结合起来；而在所有这些领域里，城市都应起到积极的带动作用，支持农村解决好相关问题。
城市社会治理体系篇6
关键词：元治理；城市社区治理；运作机制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1.0017
作为一种社区管理机制，社区治理已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成为推动社区建设的重要方式。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建设进入稳步发展阶段，与此同时，各地区在社区管理、社区治理、社区服务等方面已探索出诸多特征鲜明的城市社区发展模式。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的社区治理运作机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政府、社区居民、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驻区单位等治理主体之间的沟通与互动欠缺，呈现出一种“集体失联”的形态，各主体在参与社区治理时缺乏必要的积极性和有效性。社区治理运作机制的碎片化困境已成为制约社区实现善治的瓶颈。在此背景下，如何克服城市社区治理运作机制的缺陷、摆脱困境，就成为完善社区治理、走向社区善治的重要命题。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元治理理论在提出后的20多年时间内，以其独到的解释力被广泛运用于不同国家诸多领域的治理进程之中。它在各种治理范式框架中具有代表性，既能在宏观层面重塑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又能在微观层面上指导某一具体领域的治理行为。元治理理论范式与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具有高度契合性。通过构建元治理模型，用于指导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实践，并完善其运作机制，是实现城市社区善治的绝佳路径。
（一）城市社区治理
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早在《共同体与社会》这部著作中最先使用了“社区”（community）一词，用于描述那些存在于前工业社会的、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密切、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共同体。国内学界将社区界定为地域性社会，其中既有社区研究历史方面的渊源，同时也是社区研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应用与实践的必然结果。[1]自“社区”的概念引入国内学界以来，学者们对社区的理解和阐释普遍具有地域性因素。例如，徐勇认为，“社区是指由聚居在一定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由一定的人口、地域、设施、管理机构、文化现象和社区意识等要素构成的小社会”[2]。又如，唐忠新认为，“社区指的是由居住在某一地方的人们结成多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群体，从事多种社会活动而构成的社会区域生活共同体”[3]。就“社区”的一般内涵来说，“社”即为人群，“区”就是地区、空间、环境，可以简单将其理解为聚居在一定地域上的人群生活的共同体。城市社区是相对于农村社区而言的，是指在一定的城市地域范围内，由一定规模的人群按照某种社会关系组成的、具有综合性社会功能的社会区域共同体。
治理理论早先由英国学者罗德・罗茨提出，他认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发生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得以产生，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和以往大相径庭，是以新的手段来统治社会”[4]。法国管理学家让-皮埃尔・戈丹认为，“治理可以用来破除陈规，冲破保护的围墙；治理具有现代性，它对旧有的社会关系提出质疑，同时，治理可以代替公共干预主义”[5]。美国管理学家库伊曼和范・弗利埃特指出，“治理所构建的社会结构与秩序不能依赖外部强加，它需要依靠诸多行为者之间的互动来发挥作用”[6]。可见，治理理论旨在重新调整和塑造政府、市场与社会等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它为治理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和利益分配等体制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理论指导。参考治理的内涵来界定社区治理，我们可以将社区治理理解为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社区治理事务，为社区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行为。
1.关于城市社区治理的规范研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社区治理展开规范研究。例如，吴光芸、杨龙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解读社区治理问题，他们认为，“社区居民之间互惠的、普遍的信任，以及通过社区组织而构建起来的社会参与网络构成了社区的社会资本；社区治理的实质就是信任、互惠与合作；社会资本理论范式下的社区治理包括三个维度：社会网络、互惠规范和激励监督”[7]。张洪武聚焦于社区治理的秩序问题，他指出，“社区治理的多中心秩序不仅依赖于社区之外更高层次的顶层设计和制度供给，还依赖于社区内部各治理主体之间通过互动博弈所构建的规则体系；由公共责任理念指导、公共规则约束的社区多中心治理秩序，是摆脱‘公地困境’、改善集体行动并实现社区善治的基本前提”[8]。陈伟东、吴恒同探讨了城市社区的治理方法和路径选择，他们认为，“建国后，城市社区治理方法实现了由经验方法向行政方法的过渡，当前仍以行政方法为主；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国家治理理念的转型，使得缺乏弹性的行政方法已无法有效完成社区治理与居民自治的使命；基于居民需求结构和特点，当代城市社区治理应选择以精细化和理性化为特征的专业化道路”[9]。张平、隋永强在元治理视阈下论述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主体结构，在他们看来，“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结构呈现出‘一核多元’的特点，‘一核’是指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领导核心，‘多元’主体包括政府、社区居委会、社区社会组织、驻区单位和社区居民等；依据元治理理论范式，在党的领导与政府主导下，构建社区治理主体协同共治的局面”[10]。隋玉杰纳缁嵯低忱砺邸⑿枰理论和抗逆力、充权与优势理论出发，对当前社区治理结构方面的某些创新性举措进行审视，探求其背后的运作机制、动力机制和可持续性发展机制；他将当前社区治理结构划分为功能对位型、需求满足型和自力更生型等，并指出理想型社区治理结构的构建需权衡各种治理结构类型的利弊[11]。陈亚辉着眼于社区治理的模式，他认为，“随着社区治理方式的转型，网络化伙伴关系已成为社区发展的大势所趋；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关键是通过管理网络使社区快速反映公民诉求，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未来的社区发展应注重实现社区公共价值，连接社区公共服务伙伴关系，强化政府责任，提升社区公共服务能力”[12]。
2.关于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证研究。近年来，实证研究已成为城市社区治理领域研究的热点。例如，唐文玉基于社区个案研究城市社区中的权威效能治理指出，“‘权威效能治理’展现了社区中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之间的‘权威―服从’关系，社会力量充当着国家渗透社会生活的功能性和结构性的‘基础设施’；在‘权威效能治理’范式下建构起来的是一种有限社会公共性和能动性的‘管理型公共领域’，其职能主要是拓宽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范围，以便国家对社区实施‘柔性控制’”[13]。冯猛以北京东城区6号院的环境整治行动为例，从社区治理的基本要素出发，构建了一个研究社区治理困境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基于社区困境发生的原因，针对治理行动规则、行动结构和行动过程，提出本质困境、结构困境和过程困境三种理论范畴，并提出摆脱以上困境的若干途径[14]。张红、张再生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amoS17.0软件对调查数据与假设模型进行了结构方程的拟合检验，在他们看来，“完善居民社区治理参与的条件，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便利度，提升社区治理参与的效率，是推进社区治理、实现社区善治的有效路径”[15]。吴晓林基于台北市社区的调查，指出“台湾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以半官方性质的‘里组织’、社区发展协会和官方力量为主体的三角结构，这种治理结构打破了‘恩庇关系’对社区的影响，试图将微观层面的政府干预赶出社区，为社区自主发展创造更多空间”[16]。李晓壮从政府、市场、社会三维分析框架出发，通过对北京市社区调查来分析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社区治理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现其处于非良性的运行状态之中，存在“社区居委会行政化趋于严重、行政区划体制改革滞后城镇化、社^共享部位产权不清晰等比较突出的体制性问题”[17]，进而指出体制改革创新是破解社区治理问题的当然路径。
（二）元治理理论
目前，“元治理”（metagovernance）已日益成为国内外学界讨论的热点理论之一。英国学者鲍勃・杰索普是最早提出并界定“元治理”概念的学者之一。关于元治理兴起的原因，杰索普指出，“元治理是为了克服治理失灵而进行的对自我管理的管理或自我组织的组织，追求科层制、市场和网络三种治理的协调”[18]。杰索普将自组织作为一种治理机制，认为公私合营企业和其他形式的自组织比传统的立法等级机构和行政手段更为有效。同时，他还指出自组织也可能出现治理失灵，进而提出“元治理”目标：设计更合适的制度规范，设想更合适的远景，从而促进各个领域的自组织发展，协调组织之间的目标、空间和时间尺度、行动及后果等。由此杰索普提出国家在治理中依然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比如制定规章制度、督促制度实施、创新制度等，但国家必须提供治理的基本规则，保证不同治理机制与规制的兼容[19]。元治理旨在寻求控制和自治的平衡。治理意味着分权、自治、多中心与公民参与等要素，元治理则是对这种去权威化、去中心化的治理趋势的控制。凯里・多贝斯泰恩指出，“元治理要求在治理体系内确保政府的影响力、控制和命令；元治理的掌舵功能指的是国家为实现各治理主体的利益和权力的平衡制定基本规则”[20]。
元治理理论引入国内学界之后，学者们结合中国治理现状对其进行了本土化的理解和阐释。例如，于水等在元治理视域下研究政府的治道逻辑和治理能力，他们指出，“现代政府的治理应以政府的‘元治’为主体范式，以政府和社会的良性互动为前提条件，以政府能力的提升和善治为目标；元治理范式力图通过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重塑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三维关系，探求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可行路径”[21]。唐任伍等在元治理视阈下研究中国环境治理的策略选择问题，他们指出，“在我国环境治理的传统模式下，政府以‘统领’而非‘治理’的姿态出现，各种治理模式、市场与社会网络机制无法有效运行；根据元治理范式，强化自治理，强调与政府权力相对应的责任，通过保持治理模式的多样性来增加治理弹性，从而有效应对环境治理这个复杂系统”[22]。郭永园等认为，“强调国家在公共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的元治理理论相比于治理理论更契合中国‘强政府’的现状以及对科层治理传统偏好，可以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23]。李剑在元治理视角下探讨地方政府创新问题时指出，“‘元治理’范式重塑了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中轴角色，但必须明确的是，这种对国家（政府）作用的推崇并非是向科层等级治理模式的回归，更不是传统的‘国家中心论’的重复，元治理提出的‘将国家请回中心’的理念更加侧重于政府的责任而非权力”[24]。
通过梳理和归纳国内外学者关于元治理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将“元治理”的内涵界定为：在多个治理主体所构建起的治理网络中，政府充当“协调者”、“责任人”与“监督者”的角色，政府利用科学合理的议程设定、良好的沟通协调以及精心设计的组织安排，构建一个健康而有序的治理机制，进而实现公共价值和公共事务的善治。
二、中国城市社区治理运作机制的元治理模型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和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是从单一治理主体逐步转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城市社区治理本质上就是在城市社区范围内，依托多元治理主体和多元化的治理方式，协同治理社区公共事务，进而增强社区凝聚力，实现社区善治。为了克服治理失灵的风险，元治理理论旨在对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等治理形式、机制或力量进行一种宏观把握和设计，调整各种治理机制之间的平衡，重新整合各种治理机制之间的复杂合作。
（一）元治理视阈下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结构
城市社会治理体系篇7
一、当前城市基层治理中突出的问题
（一）以社区为载体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建设形势不乐观.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社区已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位，通过社区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已成一种国家意志。例如，200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明确规定，“社区是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重申“要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2012年，党的十报告中强调，“在城乡社区治理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利的重要方式”，同时要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但是，当前以社区建设来构筑城市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形势并不乐观：一是在制度结构和城市社会结构快速转型的今天，不可避免地面临城市社会不断多元化和碎片化，同时市场经济导致各种价值观念盛行，使城市居民达成共识、建立有效的沟通和社会信任变得异常困难；二是社区建设主要是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地在推进，但受服务型政府建设滞后性的影响，社区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并不高，社区建设遇到了“参与冷漠症”，并且这种冷漠症远比以前复杂，是前现代按照“熟人社会规则”对“圈外人”的冷漠、现代使人失去个性的制度性冷漠以及后现代只愿意享受而不承担责任的冷漠的综合[1]；三是社会发育滞后，介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第三部门“先天不足”，而且在政府和市场“夹击”下畸形发展。有效社会组织的缺乏，使得通过社区体制在陌生人社会中构筑社会生活共同体变得异常艰难。
（二）城市基层治理组织体系的不适应性日益突出
1.街道组织体制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一是街道组织（街道党工委和街道办事处）责权利不统一问题突出。随着城市管理重心下移，街道组织承担的职能急剧膨胀，变成了“准政府”，却没有赋予相应的管理权力和资源，从而出现了“缺位”、“错位”和“越位”现象。二是管理科学化与流程问题比较突出。街道和社区职责繁重并且同构，街道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区政府和社区之间的事务承接的“中转站”，造成管理的低效率。许多城市的街道体制科层化趋势明显，如机构膨胀、缺乏社会响应性等。
2.社区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发展举步维艰。一是居委会面临如何“去行政化”，又避免“边缘化”的两难困境。目前，大部分城市居委会行政化倾向严重，越来越多地承担政府下沉的大量行政工作，自治功能不断弱化。在部分“居站分离”模式的城市，居委会虽然达到了向群众性自治组织回归的目的，但出现“边缘化”的趋势。二是社会组织发育不充分。当前社区社会组织的门类分布范围狭小，社会组织成长缺乏宽松的空间和环境。在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中，相应的引导和监督管理体系没有同步建立起来，导致其发展方向容易走偏或进入歧途。
（三）国家基层政权建设面临的考验日益严峻
1.国家政权贯彻到城市基层社会的组织权力网络体系，以及国家权威的合法性基础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单位体制解体、城市社会日益多元化与碎片化直接打破了国家政权在城市基层原有的组织网络。国家政权的合法权威也面临转型。合法性可以看作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普遍接受的文化价值和社会规范占有政治权力形式的正当性。[2]虽然源自于中国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国家政权合法性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和力量，但是当前需要国家权威尊重城市社会，通过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来构筑新的基础。
2.市场力量全面“入侵”城市社会，而社会机体抵制过度市场化的机制并没有形成。改革开放以来，市场机制凭借其强大的制度优势，在社会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同时全面侵入城市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当今的中国城市，每个城市居民、组织和家庭都在不同程度上被卷入市场配置资源的大潮之中，并赖以生存和发展。市场机制像一柄利剑，能无情地割断人们与种种社会群体之间的伦理纽带，把他们转化为在市场中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体，把社会演变为市场社会。[3]这从两方面影响国家基层政权的建设：一方面，城市居民具有市场机制赋予的私有产权、生产者和消费者，从而具有自主性和独立性，这些必然带入社会生活和政治领域。城市基层政权组织管理城市居民和向基层社会渗透能力面临新的考验。另一方面，市场力量在建构市场社会的同时，政府的公共服务存在一定的缺位，城市居民必须学会依靠他们自己，应对现代社会和“无情”的市场竞争带来的各种风险。
（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性和城市社会的基础秩序的脆弱性
1.城市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战略下，城市政府热衷于促进经济发展，积极调动城市社会资源参与经济建设，部分城市政府甚至不惜代价地促进和维持城市经济高速增长。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在社会建设领域的投入自然不足，政府的公共服务功能存在相对弱化的现象，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职责不适当地转化为社会和个人责任。卫生和教育领域是两个典型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和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教育总经费的比重呈明显的下降趋势，直到近几年才有所回升，见图1和图2。社会建设的滞后性，使得城市社会矛盾和冲突日益积累，最终沉淀在城市基层社会。
2.城市社会基础秩序的脆弱与高昂成本的维稳。当前，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城市社会内在张力和冲突快速增加，并侵蚀城市社会的基础秩序[4]，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层出不穷。这些使政府和城市居民普遍感到不稳定的社会因素在迅速增加。当前，维护社会稳定已成为城市政府的首要任务，也成为自上而下并且贯彻到街道和社区的考核“指挥棒”。与此同时，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到维稳上，维稳的成本日益高昂。例如，2007-2009年维稳投入迅速增加，2007年地方公共安全支出为2878亿元，到2009年则上升至3898亿元，该时期公共安全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也一直维持在7%左右，与国防开支基本上相当。
（五）城市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对城市基层治理的影响
城市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使得当前城市基层治理变得异常复杂。一方面，城市基层治理必须放在各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传统文化特征等特殊语境中展开，否则将会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例如，上海社区建设的模式曾引来许多其他城市的兴趣，但在多个城市实地调查中，都听到这样的反映：“‘上海模式’我们难以模仿，因为它建立在上海得天独厚的经济实力的基础上”。[5]另一方面，东中西部城市经济发展和文化知识发展水平都存在显著差异，中西部城市基层治理因此而面临更多的复杂社会问题。例如，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面临着向现代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双重转型，这使该区域的城市基层治理将遭遇更多的压力和挑战。另外，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西部地区，各民族间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状况。各少数民族大多有自己的，而且这种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经过长期发展，已与少数民族的心理、文化、风俗习惯融为一体。在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冲击，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包括）和现代文化冲突与融合也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剧。
二、促进城市基层治理良性发展的建议
城市基层治理良性发展，不仅关系国家政权的巩固，国家与社会的良性关系的构建，而且关系到城市居民的福祉。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面入手。
（一）在“小政府、大社会”框架下重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在“小政府、大社会”框架下构建国家和社会在城市治理领域的分工合作和良性互动的关系，不仅是避免市场力量过度入侵城市社会的关键，更是促使新时期巩固国家政权建设走向良性发展的核心命题。
1.构建新时期国家政权向城市社会渗透的组织网络和社会基础。首先，创新城市基层党组织设置和工作模式，构建区域化大党建格局。一方面，将街道和社区内的党建工作作为一个区域整体来谋划和推进，分类强化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组织对辖区内各类组织的党建工作的领导和统筹协调，推行领导体制区域化、组织设置区域化、党员管理区域化、资源利用区划化，整合辖区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以街道和社区为平台，健全完善党组织和党员联系服务群众的工作体系，强化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如上海市建立社区（街道）党员服务中心服务网络，形成了开放式、综合性和互联互通的完整服务网络。其次，加强城市基层行政组织和行政支持网络建设，提升行政效能。对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工作，实行归口管理，明晰条块职责，做到街道组织和政府职能部门的管理和服务功能“双到位”和“双加强”；加强行政支持网络建设，通过制度化建设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基层治理提供平台，支持社区各类自治组织发展，建立与行政组织的分工协作机制。
2.建立国家与社会分工协作关系。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型，强化街道办事处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按照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合作框架，对街道职能进行重新梳理，创造条件将本由市场决定事务和社会决定事务分别交还给市场和社会，同时注重发展公民参与和监督。另一方面，促进社区自治发展。充分发挥居委会在组织社区自治作用，引导和支持各类社会组织在法律框架内发展，使其成为当前发展社区自治和维护稳定的重要力量。
（二）以社区为载体构筑新型社会生活共同体
城市社区的本质要义是城市社会生活共同体。应从社区利益和精神两个层面构筑新型社会生活共同体：
1.将利益共同体建设作为社区建设的重要内核。建立区街与社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联动机制，使得社区成为社区居民表达诉求和实现利益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从社会救助与福利服务、公益性与社会化服务、便民利民服务等方面强化社区服务功能，使其成为社区居民生活重要组成部分。进行制度创新，促进社区居民互助体系形成，使居民间利益紧密相联，如杭州上城区湖滨街道建立“爱心银行、时间银行、图书银行、岗位银行”机制，推动社区居民互帮互助。[6]
2.将社区塑造为精神共同体。首先，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在精神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使其成为整合社区各种陌生人的主导力量。党组织和党员是转型期社区少有能保持组织属性和文化特征不会改变的力量，在以“陌生人社会”为主的社区中能产生一种新型联结机制。例如，地处北京CBD的建外街道，最初一些业主认为小区就是业主们的“私人领地”，在一段时间里居委会和政府工作难以进入破解尴尬局面的是建立了由居民党员、流动党员和物业在职党员组成的联合党支部，成为凝聚小区各种力量、保证社区各项工作在小区落实的组织保证。[7]其次，推行社区文化建设，打造精神家园。推行社区党建文化服务化，通过提供不断优化服务和密切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来凝聚民心。搭建社区居民的沟通与交往活动平台，如建立社区各种文艺组织和协会组织，以社区居民文化生活需求为导向举办社区文艺活动和公益活动，增进互助与友谊。挖掘城市传统文化的精髓，创建城市本土特色的“社区文化”，增强居民的认同感、归属感。
（三）健全完善城市基层治理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
1.改革街道行政体制。首先，理清街道层面条块的职责，将街道没有执法权和本属于政府职能部门承担的专业管理工作归还给相关部门承担；强化街道的公共服务、平安社会建设和促进社区自治职能，保障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次，提升政府服务效能。在街道层面建立公共服务大厅，将政府职能部门在街道层面受理、办理和出证等事项纳入其中，实行便捷式、人性化、透明的“一门式”服务规范。有条件的城市，要全面开展街道卫生服务中心、文化活动中心等建设，满足社区居民的生活需求。再次，实现行政服务流程再造。对街道办事处内设机构实行“大部制”改革，将职能相近、业务范围趋同的工作进行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负责。同时实行“扁平化”运行，减少管理层次。最后，采取试点推广方式实行突破传统街道体制的改革，建立“大社区”。主要有：支持有条件的城市仿照上海模式实行“街道社区化改革”，将社区定位在街道层面，赋予街道双重属性，即既是行政区域又是城市社区，将社区体制和街道体制合二为一；在有条件的城市进行撤销街道办事处的改革试点，建立“市—区—社区”三级管理体制，强化社区服务功能和自治功能。
2.加强社区组织建设。强化社区党组织在社区发展和社区各类组织中领导核心作用，增强其整合和统筹资源能力、服务居民群众能力。加强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和社区议事协商会议组织建设，推进社区代议民主和协商民主发展，有条件的城市可以建立直接民主制度来推进社区民主进程。成立社区工作站，由其专门负责完成政府下沉到社区的行政事务，使居委会从繁多的行政事务中解放出来，向群众性自治组织回归，同时注重避免改革后居委会的职能“边缘化”。
（四）构建促进城市基层治理良性发展的支撑体系
1.推动城市基层治理由依赖政府单一治理向多元主体共治转变。首先，加大培育社会复合主体的力度。社会复合主体是指行动过程中多个社会主体形成相互关联，各自主体性发生重叠或复合，使得这些原本不同的多个社会主体成为一个社会主体。[8]社会复合主体是多元社会主体用“求同存异”原则构建各种松散或紧密的实现共同利益的组织方式，是推进多元化社会主体合作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例如，近年来杭州市将培育社会复合主体作为提升城市治理、打造品质生活之路的战略任务，几乎所有重大社会性、文化性项目和特色优势产业背后都有社会复合主体的支撑和运作，这种社会复合主体总体可以分为行业联盟组织、项目推进组织和市校联盟组织三类。[9]其次，推动城市基层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由政府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过程中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如政府通过行政或市场方式提供公共服务，也可以发动城市居民、社会组织和企业通过市场化或社会公益性手段提供。
2.构建民意吸纳和利益表达制度化机制。当前，往往采取权益方式处理社会矛盾和冲突，治标不治本；采取运动式方式处理社会矛盾与冲突；制度性防卫过当，采取“严防死守”不惜成本地防止社会矛盾和冲突发生和升级；“机会主义”倾向，采用花钱买太平、高压等方式解决利益冲突。[10]当前应构建民意吸纳与利益制度化表达机制，化解城市社会矛盾和冲突。一方面，在维护城市社会和谐稳定方面，跳出“刚柔轮回”困局，回归到维护法律尊严，加强法治社会建设；强化“有限政府”的观念，改变传统“父爱主义”的大包大揽治理模式，政府应定位于规则和程序制定者和实施保障者，社会冲突调节者和仲裁者。另一方面，以法治为依据健全完善处理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机制；实行政务公开，保障城市居民的知情权、咨询权和监督权；畅通城市居民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采取听证、评议、监督、举报、大众媒体、行政效能考核等多种方式为公众提供表达诉求的渠道。
3.加强城市社会建设，促进城市社会内在平衡和稳定机制形成。首先，改革社会体制，建立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体系，通过综合配套性的制度建设保障城市居民获得社会资源的起点和过程的公平性，同时通过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民生建设来保证城市居民获得社会资源的差异性和抵抗现代社会风险是在可承受的范畴内。其次，塑造不同阶层的城市居民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建立共生共存的共识信念，使城市居民成为城市和谐社会的建设者和维护者。参与并建立行政效能考核与问责制。
城市社会治理体系篇8
怀特认为，如果把人类看成一个整体，那么同样可以把各种文化也设想为一个整体:人类文化系统。在这个系统内，可以区分出技术的系统、社会学的系统以及意识形态的系统等亚系统。技术系统是由物质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仪器以及使用这些仪器的技术构成的，人类作为一种动物，依靠技术系统使自身同那自然的生息之地紧密联系。社会学的系统由人际关系构成，这种人际关系是以个人与集体的行为方式来表现的。在该系统内有社会关系、亲缘关系、经济关系、伦理关系、政治关系、军事关系、教会关系、职业关系、娱乐关系等。意识形态系统由思想、信仰、知识构成，它们是以清晰的言语或其他符号形式表现的。其中包括神话与神学、传说、文学、哲学、科学、民间智慧以及普通常识。怀特认为，上述三个亚系统从总体上构成人类文化系统。当然，三者之间是相互贯通的，每一个亚系统影响着另外两个亚系统。不过，各个亚系统在人类文化系统中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技术系统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人类必须首先解决衣食和居住问题才能从事政治、宗教、艺术等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系统相对于技术系统而言是次要的和从属的。社会系统是技术系统的函数，技术是一个自变量，社会系统是一个应变量。社会系统是由技术系统决定的，前者随着后者的变化而变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替代石斧的铜斧并不仅仅是一件质地优良的工具，它还表征着一种较为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观念形态或哲学的系统是信念的体系，人类的经验通过这一体系而得到解释。但是，经验和解释由此而受到技术的强有力的制约。每种类型的技术都有一种特定类型的哲学。畜牧技术、农业技术、冶金技术、工业技术或军事技术，无不可以在哲学中找到各自相应的表达。某种技术在图腾哲学中获得说明，而另一种技术则可以在占星术或量子力学中找到解释。因此，在人类文化系统中，底层是技术的层次，上层是哲学的层次，社会学的层次居中。技术的系统是基本的，社会系统是技术的功能，而哲学则在表达技术力量的同时反映社会系统。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系统对技术的活动没有制约作用，或者说社会和技术系统不受哲学的影响。但是制约是一回事，而决定则是另一回事。
怀特对人类文化系统或文化结构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对城市文化系统或结构的理解。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从广义上说，城市文化也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类成果的总和，也是由众多子系统所组成并呈现出多层次的特点。按照怀特的思路并略加修正，便可以将城市文化的结构大致上区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三个层次。
一 城市的物质文化
城市的物质文化是城市文化的表层。它由城市的可感知的、有形的各类基础设施构成，包括城市布局、城市建筑、城市道路、城市通讯设施、公共住宅、水源及给排水设施、垃圾处理设施以及市场上流通的各色商品以及行道树、草地、花卉等人工自然环境所构成的城市物质文化的外壳。这些物质现象之所以也被纳入城市文化的范围，不仅是由于它们典型地体现了“人化自然”（广义文化概念）的特征，而且也因为它们都是一个城市文化风貌的最生动、最直观、最形象的呈现。可以说，城市的各类基础设施所展示的东西要远远地超过人们肉眼所见的表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凯文.林奇指出，城市文化的物质方面，是一个交流和沟通的媒介，展现着明确的与不明确的符号:旗帜、草地、十字架、标语、彩窗、橙色屋顶、螺旋梯、柱、门廊、锈了的栏杆，等等。“这些符号告诉我们其所有权、社会地位、所属的团体、隐性功能、货物与服务、举止，还有许多其他的有趣或有用的信息。这是感觉的一个构成，我们可以称之为‘易辨性’，即，在一个聚落里，居民用符号性的物质特征来与其他人沟通的有效程度。这些环境标志系统几乎是整个社会的产物，对于不熟悉当地文化的外来者常常是无法辨识的。但任何观察者都能通过分析它们的内容、准确性以及与所带信息的强度来了解它们，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访谈当地居民和实地照片来得到检验。”
一个阿拉伯城市的物质现象体现了一种文化价值观念或宗教价值观念，一个欧洲城市或东亚城市的物质现象则可能体现了另外一种文化价值观念或宗教价值观念。城市的任何一种具体的物质现象，都可以使人感受到不同的城市文化韵味。比如，城市的建筑不仅是凝固的音乐、立体的绘画、实用的雕塑，是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实用性与观赏性的统一，而且也具有鲜明的民族的，地域的、时代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北京的四合院与上海的里弄，就是不同文化风格的民居；纽约的摩天大楼与上海的摩天大楼，虽然都是现代化建筑，但也具有不同的文化韵味；北京的紫禁城与巴黎的凡尔赛宫，虽然都曾经是皇宫，但却具有东西方的不同气派和历史文化内涵。
不仅城市中的那些有形的物质实体，鲜明地呈示了城市的精神风貌，而且一个城市的布局、城市的空间结构也形象地反映了一个城市的文化特征。比如，广场是城市空间布局结构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诺伯格.舒尔茨认为，广场是城市结构中最明确的因素，从古到今，广场向来都是城市的心脏，只有来到城市的主要广场才算真正抵达城市。 城市广场不仅仅是人们生活和活动的空间场所，它还是特定时代、特定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场所之一，既是城市社会文化形态的建构，同时也在建构城市的社会文化形态，不仅可以展示一座城市的性格，而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精神特征。欧洲城市广场的发展历程，便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早在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就出现了城市广场并鲜明地打上了古希腊文化精神的烙印。它是正式的贸易市场，周围建有商店以及供法庭和政府机构使用的会议厅，并有敞廊将它们连在一起。广场是希腊人聚集在一起议政、交往的社会活动中心，这个开放的空间既显著地体现了古希腊民主的城市文化精神，又给古希腊民主精神的进一步拓展开辟了广阔的场所。古罗马的广场更具有政治色彩，著名的共和广场是市民欢聚的公共活动场所，但其后兴建的帝国广场却成了皇帝们展示其政治军事权力的纪念性殿堂，广场中央竖有皇帝的雕像，广场空间遂由开敞转为封闭，形式也由自由随意转为严格规整。在中世纪，神权文化一统欧洲，与此相应，欧洲城市逐步形成了教堂广场、市政广场和商贸广场等最基本的广场类型。广场是市民进行政治、宗教、商业、文化活动的主要场所。到中世纪晚期，随着市民社会、市民文化的兴起，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广场已经基本成形。
在中国传统社会，城市广场形态所反映的，则是与西方城市明显有别的传统文化精神。中国传统城市空间在构成形态上呈现出一种“边界原型”，它强调边界的实体性和连续性，也就是空间的内外分割性和内向性。对边界实体性和连续性的强调在物质形态构成上表现为对“墙”的极大关注，“墙”构成了“院”、城市(城墙)乃至国家(长城)的形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福科指出，城墙是中国的一种象征，“我们想到中国，便是横陈在永恒天空下面一种沟渠堤坝的文明，我们看见它展开在整整一片大陆的表面，宽广而凝固，四周都是城墙”。 这种对平面化展开的空间的封闭性的强调和西方城市空间的“地标原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使得西方式的广场实际上无从产生。清代紫禁城太和殿前的场院虽然十分宽阔，却是普通人绝难进入的，所以不具备广场的开放的公共性。因此，中国古代城市的广场空间形态是与等级森严的封建伦理文化相对应的，体现了封建皇权对社会空间的严密监控。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多数城市广场都得到了改造，营造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广场文化氛围。在20世纪50年代，在天安门广场中央竖起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并在广场两侧分别建起了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这种城市广场空间布局象征着旧王朝的覆亡以及一个新生国家人民的自信和革命英雄主义的豪情。此后，在极左意识形态泛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中国的城市广场空间也被深深地烙上了特定的政治文化印记，城市广场不仅竖起了语录牌、标语牌等“左”文化的形象标识，而且也成为大规模政治集会的场所以及极左意识形态的宣传场地。改革开放以来，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并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在此情势下，中国城市广场的空间形态也发生了变化。许多城市广场的边缘建起了商店、宾馆以及游乐场所，并用草地、花坛、树木等把开阔的广场分割为几个相对独立的区域，从而给市民创造了一个游戏、娱乐、休闲的公共空间。广场的休闲化意味着广场隐含政治现象的消失，以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的凸显。
二 城市的制度文化
城市的制度文化是城市文化的中层结构，是城市文化的制度化、规范化的表现形式。城市文化的变迁必然通过各种制度的变迁表现出来。城市的制度文化以物质文化为基础，但主要满足于城市居民的更深层次的需求，即由于人的交往需求而产生的合理地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关系的需求。在城市的制度文化的诸设施中，最主要的有家庭制度、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1、城市的家庭制度。在现代城市中，家庭的演变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从乡村文化到城市文化以及城市社会和文化自身的变迁轨迹。在传统的乡村社会文化环境中，家庭可以说具有相当“普化”的社会功能，据威廉.奥伯格的归纳，乡村社会家庭组织除了生育子女的功能外，还有以下一些功能：经济功能；家庭是自给自足的生产和消费单位，不需要银行、商店和工厂；给其成员以威望和地位，家庭比个人重要，家庭成员多，而且个人很少有独立性；教育功能，不仅对婴儿和孩子是如此，就是对于青年也是如此，包括对他们进行职业培训、身体训练、家庭生活、学识教授和其它方面教育；为其成员提供了保护性功能，父亲要保护全家，而且也为孩子提供社会和经济保障，相应的家庭也满足老年人在经济和心理上的需求；家庭履行宗教功能；娱乐功能；对那些农耕家庭来说，不可能有家庭之外的娱乐中心；情感功能，它产生了亲子之情。但是，随着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乡村文化向城市文化转换，家庭的功能也逐渐相应地转移到了其他的社会领域，如经济的功能被城市中的公司等经济组织取代，教育的功能由专门的教育机构（学校）承担，家庭的功能因而逐渐减少，现代城市家庭的功能更为专门化了。按照功能主义的观点，现代城市家庭只承担社会化、情感支持和彼此陪伴、性规则等少数几项功能。与家庭功能的这种变化趋势相适应，全世界的城市家庭结构正在逐渐朝核心家庭的方向发展。三代或更多代生活在一起的家庭已经越来越少了。
2 城市的经济制度。在城市的制度文化中，经济制度是极为重要的内容。一方面，经济制度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城市文化又是城市经济制度的重要塑造力量。这是因为，每一个生活于社会之中的人，都必然要经历一个社会化的过程。而所谓社会化，就是个体接受社会文化的培育和熏陶并习得一定文化价值规范的过程。正因如此，社会文化因素必然会通过已经社会化的经济主体对无论是传统乡村还是现代城市的经济活动、经济制度产生作用。在现代城市中，市场制度无疑是最基本的经济制度。而现代城市的这种制度也是在一种社会文化的氛围中孕育和发展的，只不过这种文化是与乡村文化不同的现代城市文化而已。在一定意义上，现代城市文化对于城市市场制度的塑造作用主要表现在 ：其一，现代城市文化塑造着作为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单元的理性行动者。按照凡勃伦的说法，现代城市市场制度就是由“为多数人普遍接受的固定的思维习惯”所组成的。而这“为多数人普遍接受的固定的思维习惯”的形成无疑是与现代城市文化分不开的。关于这一方面有许多研究，如韦伯认为诞生于现代城市社会的理性会计方法与可计算的法律(这些都是文化性的要素)是现代市场制度的前提，等等。其二，现代城市文化给市场制度赋予了意义。在市场经济制度中，城市经济活动者往往通过一定的城市文化来理解市场制度与市场关系，并通过文化来适应这种制度与关系。其三，城市文化对经济交换起着规范调节作用。对自我利益的追求只有受到文化、道德的约束才是健康的，因此，在经济交换中，现代城市文化对经济行为的规范调节就成为一个必需的前提。
3 城市的政治制度。城市的政治制度既是城市社会文化形态的建构，同时也在建构城市的社会文化形态，不仅可以展示一座城市的文化性格，而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精神特征。阿尔蒙德和维巴的研究表明 ，如果一个城市的政治文化是臣属型的，那么生活于这种城市文化背景中的人虽然也知道自己是“公民”，并关注政治，但往往以一种被动的方式卷入政治。他们盲从政治新闻的宣传，对自己城市以及国家的政治体制并无自豪感和忠诚感。对他们来说，政治并不是一个好的话题。在这种城市中，组织团体的现象并不普遍。市民虽然参加选举，但无激情，较少相信他人。当一个城市的市民习惯于把自己视为驯服的客体而非积极的参与者时，民主的政治制度显然难以在这些人所生活的城市中扎根。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参与型的城市政治文化中，市民知道自己是国家的“公民”，对政治非常关心。他们对自己城市以及国家的政治体制感到自豪，通常也愿意讨论它。他们相信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自己所在城市、国家的政治，并认为可以组织一个团体来防止不公正的发生。因此，这些人显示出较高程度的“政治能力”，知道如何以政治方式达成自己的意愿。他们对选举感到自豪，相信人们有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力。他们活跃于各种共同体之中，常常是一个或多个志愿组织的成员，并易于相信别人。因此，一个参与型的城市政治文化乃是城市民主政治制度孕育和生长的最理想的土壤。
不仅不同的城市文化（尤其是城市政治文化）会使不同的城市呈现不同的政治制度风格，而且城市文化的变迁也必然伴随着作为城市文化组成部分的城市政治制度的变迁。毋庸置疑，现代城市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则是文化的世俗化。按照阿尔蒙德的看法，所谓文化的世俗化 “是指态度发生变化的一种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越来越重视在其周围世界中可以见到的因果关系。” 换言之，世俗化意味着人们以一种实效的观点以及理智的态度来对待世界。“文化世俗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教育和大众传播工具的普及是密切相关的，在世俗文化中，个人往往自信他们拥有改变环境的能力，并选定有助于自己改变环境的行动方案” 。阿尔蒙德认为，在传统社会中，一个首领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一套既定的风俗习惯行事的，他们的合法性取决于他们世袭的地位，取决于他们对某些宗教习俗的遵守，因而传统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具有宗教化和非理性化的色彩。而在现代城市中，文化的世俗化要求决策过程的科学化、理性化，当权者的合法性将取决于他在竞争性的选举中是否获胜，取决于他们在制定法律时是否遵守规定的宪法程序。现代世俗化的城市文化，不仅要求人们用明确的而不是笼统的、理性的而不是心血来潮的方式观察事物，而且要求人们以普遍性的标准作为行为的依据。现代世俗化的城市文化注重成就而不注重世袭地位。因此，世俗化的城市文化的形成，不仅意味着城市政治参与人数的大幅度增加、城市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建立在法理和政府的实际作为的基础上，而且还意味着以习惯和超凡魅力为基础的合法性标准的削弱。同时，城市文化世俗化的另一个必然的结果，是城市政治制度或结构的分化，即城市中的社会角色、政治角色变得更加专门化和自主化。
三 城市的精神文化
城市的精神文化是城市文化的内核或深层结构。城市的精神文化与狭义的文化概念内涵相一致，是相对于城市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城市精神文明的总和，包括一个城市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城市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在城市的精神文化中，又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如印刷媒体、电子媒体以及其他有形物质媒体得以记录、表现、保存、传递的文化；另一部分则以城市市民的思想观念、心理状态等形式存在。就前者而言，又可以再细分为两种类型：城市公益性文化与城市经营性文化。城市公益性文化如学术性书刊、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街头艺术雕塑、图书馆、博物馆、等等，其基本特征是创造性和公益性，以提高市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为最高价值取向。而城市的经营性文化则是城市文化产业如娱乐业、休闲业、传媒业等所提供的娱乐性、益智性、消遣性、休闲性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以思想观念形式存在的城市精神文化，如城市居民的价值观、精神追求、精神境界、理想信念、伦理道德、传统、风俗习惯等，则是城市居民的行为方式以及指导、影响、支配城市居民行为的规范、准则和城市居民价值观念以及行为心理的总和。它往往通过一个城市的民俗民风以及居民的精神风貌和道德水平表现出来，是人们判断城市文化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
城市社会治理体系篇9
关键词：治理；善治；城市治理；主体多元化
ViewCityadministrationmodel’sReformandimprovementfrommultiformityofSubjects
Yantao1,CHenYan-hua2
(1.CollegeofpoliticsandSocialDevelopment,QufunormalUniversity,Rizhao276826,China;2.CollegeofLawandpolitics,tongjiUniversity,Shanghai200092,China)
abstract：GovernanceandGoodGovernanceareusedforcityadministration,andbecomethestrongtheoreticalsupportofcitygovernancemodel.Citygovernanceisaway,processandsystem,inwhichthegovernment,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andcitycitizenparticipateincityadministrationtogetherincomplicatedenvironment.inordertoaccomplishthechangefromtraditionalcityadministrationtomoderncitygovernanceandcityGoodGovernance,itisnecessarytoredefinetheroleofgovernment,improvegovernmentmanagement,meanwhile,playtheroleof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andcitizenfully,finally,constructthepartnershipmodelwithtrust,consultationandcooperationamongthegovernment,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andcitycitizen.
Keywords:Governance;GoodGovernance;Citygovernance;multiformityofsubjects
城市往往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城市的规模、结构、功能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城市管理的方法和手段也在不断变革。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工业化和城市化要求我们必须改革原有的城市管理模式，建构新的城市治理体系。
一、治理理论和现代城市治理的兴起
传统的城市管理是政府的职责，政府被默认为城市管理的唯一合法的主体。这种城市管理主体的单一性是与城市发展之初职能的单一性相适应的。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化的迅猛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管理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单一的管理主体已无法满足城市公众多元化的要求，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日益引起城市市民的不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主张主体多元化的城市治理模式被提出和付诸实践，并日益受到推崇。
治理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文，“它与统治(government)一词交叉使用，并且主要用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之中”。[1]在当代西方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导致的“治理”复兴中，“治理”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2]这就意味着：（1）治理的主体并不是唯一的，而是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3]（2）治理权威的运用不是采用单一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行政命令，而是采用上下互动、相互协商、彼此合作的方式。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善治，即公共利益最大化。善治的本质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之间不同与传统的新型关系，是两者关系的最佳状态。治理和善治理念应用于城市管理，成为城市治理模式的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城市治理是在复杂的环境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城市公民共同参与城市管理的方式、过程和机制，是传统城市管理模式的变革与创新，是城市政府统治的现展形式。作为一种新的城市管理模式，它更强调主体多元化。主张为了彻底解决城市管理中的问题，不仅要求城市政府的管理方式和手段的巨大革新，而且要求非政府组织的充分发展和功能的提高，以及市民社会的广泛参与和公民民主意识的增强。当然，单个公民力量甚微，只有把原子化的公民组织化，才能发挥更有效的作用。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和企业相比有五个特征，即组织性、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它在城市发展中的影响正在不断扩大：首先，在提供公共物品时具有效率优势。非政府组织是由各种不同关注、不同取向、不同动机的人群发起的组织构成的，灵活、应变力强，能够及时到达城市生活的各个细节，有强烈的使命感，在提供公共物品时比政府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其次，在公共政策建设方面具有倡导功能。非政府组织可以反映社会各方的信息以及代表广大公众的需求，有利于政策制定的合理性。最后，在社会服务方面有独特优势：很多非政府组织以社会弱势群体或边缘性群体为服务对象，恰能在政府无暇顾及的方面发挥作用，增进城市福利、促进社会公平。[4]可见，非政府组织积极、主动并有效地参与，对于完善城市治理是至关重要的。有效整合公民和非政府组织，增强其参与的有效性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他们在城市治理中的地位，才能真正实现多元化主体的城市治理。
二、“主体单一化”的传统城市管理模式的困境
我国现行的城市管理模式以政府为唯一管理主体，城市政府既是城市建设、管理和维护的主导力量，也是城市公共资源和资产的所有者、控制者和使用者。它既“掌舵”又“划桨”，承担了几乎全部的城市管理事务。随着城市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种单一主体的城市管理模式，日益暴露出其不适合现代城市发展的弊端：
一是公共建设和服务资金短缺。城市发展和规划的决策权几乎完全掌握在政府手里，同时，城市发展和建设的资金也几乎完全由政府独自承担。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政府往往面临着城市建设资金和服务资金严重短缺的问题；
二是公共服务规模和质量降低。政府在管理中的、机构臃肿、职能错位和效率低下，造成了政府所提供的服务远远不能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
三是管理手段陈旧单一，缺乏创新。政府仍然习惯于运用行政权力对公共事务实行自上而下的监督、控制和管理，而不是为公民提供服务，让公民运用自己的权利自下而上地与其互动，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仍处于被颠倒的状态；
四是政府规模庞大、机构臃肿。政府把自己看成是管理公共事务的唯一主体，当治理的问题增多，政府管不过来的时候，常常采用增设机构，增加人员和经费的办法，而不是考虑发挥政府之外的其它组织的作用；
五是政府管理过程缺乏责任感、公开性和透明度。政府更多地强调公民服从管理的义务，而较少注重其对公民和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政府运用权力管理城市时，往往单独行事，没有意识到要向社会和公众公开、透明。
治理理论的兴起为城市管理摆脱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考纬度。改变单一主体的传统管理模式，引入新的治理主体，变“单一独治”为“多元共治”，构建新的城市治理体系，成为时代的呼唤。
三、构建完善的城市治理体系
日益尖锐的城市问题，导致城市政府的不可治理性进一步增加。迎接当代城市问题的挑战，必须告别传统的城市管理，走向现代城市治理，最终实现城市善治。这就要求，在重新定位政府角色，改善政府管理的同时，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和市民的作用，构建政府——非政府组织——市民三者信任、协商、合作的伙伴关系模式，为实现城市发展与社会和谐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加强政府能力建设，重新定位政府角色。
在城市治理中，政府的核心主导地位不会因其他主体的参与而有所动摇。面对日益复杂的城市问题，政府要承担起核心治理者的责任，必须“再造”自身，提升治理能力，转变角色，增进治理的合法性、有效性和回应性。
1、实现政府再造。美国学者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中，阐述政府再造的十大原则：掌舵而不是划桨；授权而不是服务；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中去；改变照章办事的组织；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满足顾客的需要而不是官僚政治的需要；有收益而不浪费；预防而不是治疗；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这种“再造”并不是简单的组织精简和重组，而是对政府治理理念、原则、结构、行为等进行的系统革命，甚至要把企业经营的理念引入到政府部门中，建立以结果和服务为导向、以公众为顾客的新的政府治理理念，从而为其充分发挥核心治理者的作用奠定组织基础。
2、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城市公共产品的具体生产与管理属于“划桨”的范围，应通过市场竞争机制由各种非政府组织和企业承担，而政府专司“掌舵”之责，即规划好城市的格局，监管好城市的建设与日常运作，制定好城市各类公共产品的生产、使用、维护的规则与政策等。进一步说，政府应实现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从“传统部门利益型”政府到“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角色转变。
3、增强政府回应性。政府应主动接近市民，及时处理市民提出的要求，甚至主动去发现并解决市民面临的困难，增强政府的回应性。首先通过扩大公众参与，增加市民在城市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发言权和参与机会；其次是下放权力，增强基层政府的责任感，使公共服务更加符合基层社会和公众的需要。
4、转变人治观念，实现依法行政和依法治市。城市治理是平等、民主、法治等文化价值理念的综合反映。要彻底消除政府官员所具有的官本位意识和“人治”思想，树立法治、平等、民主的价值理念，依法行政，最终实现“依法治市”，这也是实现我国城市治理的关键环节。
（二）、大力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组织
城市善治离不开非政府组织作用的充分发挥，要求非政府组织尽快发展成熟。发展非政府组织，重要的是营造有利于其健康成长的外部环境，包括明晰的法律框架，有利的税收待遇，均衡的调节系统，保证非政府组织有效治理和运作的规范，足够的社会资源等。[5]在我国的现阶段，发展非政府组织最重要的是加强法律保障、政策鼓励和资源配置。
加强法律保障，关键是要改革现有的社团组织管理办法，撤销严格而繁琐的审批手续，实行方便的申请登记制度，使各种非政府组织取得合法性，把它们纳入到法治化的轨道；加强政策鼓励，就是通过制订必要的政策，鼓励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如对非营利性、带有社会公益性的非政府组织给予更多的减免税待遇和奖励措施，使它们获得足够的发展空间；强化资源配置，除了发挥公民个人捐赠和企业资助作用外，要继续发挥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扶持和培育，特别是资金支持。[6]
（三）、健全公民参与机制，扩大公民参与。
首先，营造公开、透明、高效的政务环境。建立政府决策的公示制、预告制、通报制，建立政府重大立法项目公众参与制度和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定期向社会政府重要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保证市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管理权，广泛吸引公众参与现代城市管理。
其次，积极完善公众全程参与城市治理的机制。参与“发现”，即政府要鼓励公众就政府的发展报告自由地发表意见和建议；参与决策，即对于事关城市管理和发展的重大问题，由公众代表、非政府组织代表、利益直接相关者代表共同参与协商决策；参与实施，即各利益相关者必须按照有关要求行事，否则就得承担相应责任；参与监督，即由公众、非政府组织和利益相关者共同监督落实决策。
再次，加强公众参与的制度建设。我国应形成市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与社区组织三者共同参与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模式：充分发挥市人民代表大会和市政协在城市治理中的作用；在城市规划管理部门——规划局、建委中，采用专家组咨询的方式，使各种不同利益的专业意见得以反映；还应该给予居委会一定的决策、管理权限，使公众通过社区组织参与政府规划决策、管理。
（四）、构建城市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之间平等、合作、协商的伙伴关系。
多元治理主体之间（政府、非政府组织、公民等）是合作伙伴关系，应通过友好协商和交流，共同治理城市。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上，凡是非政府组织和公民能够独立自主解决的事情，政府就不要插手，最终形成政府、非政府组织、公民各司其职，合作治理城市的良好运作体制。
把治理理论应用于现代城市管理之中，构建多元主体的城市治理体系，这对我国城市的和谐发展，构建“一个丰饶的城市；一个生态可持续的城市；一个适于居住的城市；一个安全的城市；一个主动包容差别的城市；一个关爱的城市”，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2]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5.
[3]俞可平.治理和善治分析的比较优势[J].中国行政管理，2001年第9期
[4]贾西津.治理结构转型与nGo的角色[a].范丽珠.全球化下的社会变迁与非政府组织（nGo）[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32——133.
城市社会治理体系篇10
【关键词】居民自治；存在问题；完善策略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我国城市居民通过实现依法管理社会基层公共事务，办理自己的事物等形式实现民主自治，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于促进城市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但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由各种因素的影响存在诸多问题，执行效果并理想，处于我国经济发展需求的滞后状态，因此完善一套实用且有利于社会化管理的城市居民自治制度十分重要。
二、研究现状
（一）我国居民自治的含义与发展。
1.居民自治的含义。谢立中在《城市居民自治：实际涵义、分析模式与历史轨迹》一文中写道：“一部新中国城市居民自治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称《居组法》）明确规定：居民委员会是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干部由本居住地区全体有选举权的居民或者由每户派代表选举产生（根据居民意见，也可以由每个居民小组选举代表二至三人选举产生）；居民会议由十八周岁以上的居民组成。
徐勇教授在《中国城市社区自治》一书中率先提出了“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是在改革后城市经济、政治和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在全能型政府‘失效’和‘单位制’解体基础上发生的”，这些作用主要表现为：培育社区、强化社区服务、鼓励社区参与、重视社区组织、加强社区规划等。”
邓泉国从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国家民主与基层民主、农村基层民主与城市基层民主、实体民主与技术民主的四对互动关系中，分析了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实践中的民主及制度方面的对社区居民自治的保障。
2.居民自治的发展。我国社区自治研究于21世纪初期，在这个时期很多学者普遍认为，国家已经无力再通过传统的单位体制解决单位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且现有的城市管理体制尚不完善，各种问题和矛盾激增，但解决问题方式繁琐、渠道不畅、方法单一。
为此先关学者设想提出有必要建立一种新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系，通过艰苦卓绝的研讨和实证，社区自治制度逐步成型，其着力解决的问题有：（1）为政府管理节约成本。社区居民自治是一种管理体制创新，它在体现社区居民需求的同时为政府管理节省大量成本，满足政府的科层机制和市场的利益导向机制。（2）建立互动社区治理模式。社区自治在于明确社区居委会的自治组织属性，建立一种行政调控机制与社区自治机制结合、行政功能与自治功能互补、行政资源与社会资源整合、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互动的社区治理模式。（3）重构政府与社会关系。社区自治是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未来走向，它将影响政府职能的转变，在自治基础上重新塑造政府，实现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构。
（二）城市居民自治存在的问题。苗华在《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建设的理论思考》一文中归纳了城市居民自治存在的几个问题：（1）社区居民自治立法的级太低，法律制度不够完善，居民在自治管理缺乏保障；（2）群众参与度不足；（3）居民委员会与政府的之间的权责不明；（4）政府职能不明确；（5）社区的党员队伍素质低不利于发挥领导核心作用；（6）社区组织内部关系复杂。
陈敏在《实现我国城市居民自治的有效路径探索》中指出问题有：（1）社区建设的行政化表现。（2）社区自治权力缺失，功能不健全。
三、解决的对策和建议
根据上述问题，不难看出完善城市居民自治的有效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加快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立法，完善配套法规，规章。只有在统一的法律法规的指导下，才能保证社区自治在正常机制下运转，保证所有社区得到公平，公正的权益，大家需要自觉遵守相关制度。其次，促进政府职能和行政执法意识转变。行政职能的转变需要弱化社区行政功能，强化服务功能、合理调配自治机构人事、合理组织经费、科学决策等方面；同时，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区的关系，规范社区内部工作机制，配合政府行政工作，提高社区自治功能。第三，建立新型社区自治行为模式。我国原有的行政化的社区管理模式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这不利于加快城市社区建设和提高社区居民自治的参与度。所以目前许多学者都在努力地探索一条社区管理和自治行为模式的新路径，主要有“分层参与”和“选择性”两个激励机制形式。第四，着重提高居民参与意识。新的居民自治制度着重提倡自愿精神，鼓励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居民自治的工作中来，只有每位居民都能积极参与到居民自治的制度中来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的制动才能具有强大的内在动力，所以，重中之重是推进社区民主建设，鼓励居民的参与社区居民自治制度建设。第五，注重发挥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功能，提高居民自治水平。如今社区建设往往以小区的形式出现，社区居民之间并不相互了解，在交流、互动的过程中要提高居民的自治组织能力，从根本上带领并引导社区居民参与组织，加强居民之间的联系，增强社区居民的归属感。第六，发挥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目前，我国居民社区基本上配备每社区每个党支部的管理形式，每个党支部在社区管理工作中都具有核心领导的作用，不仅要体现党员深入群众，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的决心，更要明确责任，合理使用权力，在尊重居民自治的框架内工作，不能凌驾于组织之上。而且要对社区党员定期教育，提高其综合素食，在社区居民自治的工作中起到表率的作用。
建立和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制度，就要从根本上解决发现的问题，切实为社区居民创建一个良好的自治环境而努力，对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需要社区工作人员针对相关问题一一进行解决。要发挥社区基层党组织的带头模范作用，在社区居民自治建立的过程保证居民政治权利的使用和实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体现。
参考文献
[1]徐勇.论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区居民自治，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胡宗山.全国社区建设模式评析[m].中国民政，20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