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证券化业务的主要特点篇1
证监会最新颁布的《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在基础资产、交易机制、核审时间、评级和参与主体方面都给予市场更大的发展空间，并通过隔离机制满足了发行人资产出表需求，全面松绑券商资产证券化业务。然而，目前国内资产证券化市场仍呈现多头监管、市场分割的局面，一些配套的法规制度有待完善，资产证券化业务在国内的开展仍需花大力气去研究和推动。相比成熟市场规模，国内资产证券化市场方兴未艾，只有加强顶层设计、促进市场融合、降低市场门槛、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券商才能接住资产证券化这块馅饼。
松绑信号明显
2013年3月15日，证监会《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允许符合具备证券资产管理业务资格等条件的证券公司申请设立专项计划、发行资产支持证券。总体上看，新规体现了证监会全面松绑券商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意愿。在本次新规前的试点阶段，证监会主导的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载体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仅允许以企业债权和资产收益权为基础资产发行产品，且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要求“逐项审批”，基础资产范围狭小导致产品规模偏小，而发行过程繁琐且难以预期，市场影响力微乎其微。
本次新规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了突破。第一，基础资产扩大，包括财产或财产权利及其组合，亦明确包括了信贷资产、基础设施收益权、应收款、信托受益权和商业物业不动产财产等财产权利。第二，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虽然未被确认为信托资产，但明确了券商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特殊目的载体，实行破产隔离，满足发行人资产出表需求。第三，资产支持证券可以在交易所、协会报价系统和券商自办柜台交易，支持管理人以自有资金参与的做市制度，流动性大大增加。第四，虽然产品依然实行审核制发行，但明确审核时间为两个月，审核周期缩短。第五，不强制产品评级，为私募发行的降低成本增加了可能性。第六，市场开放，包括基金、期货、银行、保险、信托等其他金融机构也可照此规定发行资产支持证券。
不过，新规的落地还有待监管部门出台更多的配套政策，例如虽然上交所和深交所都了办法明确为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产品提供转让服务，但做市和回购制度尚不完善。此外，新规为证监会的规定，其他金融机构是否能够照此办法实施，仍需要取得其他监管机构认可。又如，虽然证监会明确了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特殊目的载体，但会计上具体如何处理尚不明确。又如，银监会2010年底曾经《关于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转让的通知》，部分银行自身照此细化制定的《信贷资产转让管理办法》甚至对交易对手也有较严格的规定，因此，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能否顺利发行，还需要银监会对此通知进行重新解释乃至修改。
当前，国内除了证监会主导的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形式资产证券化以外，还有以银监会和央行主导的信贷资产证券化（aBS）和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主导的企业资产支持票据（aBn）（表1）。但这两个市场也面临着各自的困扰。例如，银监和央行主导的aBS市场仍是扩大试点阶段，尚未转入常规，其最大的瓶颈在于试点期间的额度控制。中国银行业当前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利率市场化，未来银行储蓄向各种金融产品流动的趋势不可逆转，中国银行业贷款余额即将超过70万亿元，中长期贷款超过33万亿元，银监和央行主导的aBS市场试点区区500亿元额度，显然无法满足商业银行日益增长的信贷资产出表的需求。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推出的aBn市场，其基础资产范围受限，且期限偏短，不能有效满足资产出表的需求。
不过，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主导的票据市场一直是aBn市场，灵活、便捷、友好的注册发行机制广受发行人和中介机构好评，这一优势会令aBn市场对于企业的期限较短的资产证券化需求有吸引力。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成立5年间，债务融资工具已成为中国债券市场的主要品种之一。2012年全年，包括短融、中票、超短融、定向工具等在内的债务融资工具共发行2.6万亿元，存量规模达到4.2万亿元，远超企业债与公司债规模。但是，aBn市场也有其不足。首先，央行1号文件《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将aBn限定在了非信贷资产上。其次，中国迄今为止发行的期限最长的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期限为15年，且附第10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而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期限可达25年甚至30年以上。最后，aBn目前并没有资产的真实出售和风险隔离，资产的原所有者将作为第二偿付来源，资产不能出表。2012年曾经有媒体报道交通银行拟在上海证交所大宗交易平台试水信贷资产证券化，率先出售基建项目存量贷款，但最终并无结果。显而易见，分割的市场局面之下，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展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监管协调。
券商试水资产证券化
2012年以来，券商一直在积极参与布局资产证券化业务。除了在创新业务研究上投入大量人力以外，不少券商还在业务实践上进行探索。目前，券商已经完成发行或者已经通过证监会审批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如表2，其中，华能澜沧江第二期水电上网收费权资产证券化产品和上海隧道股份大连路隧道应收专营权收入资产证券化产品分别在2013年1月26日和5月3日已获证监会核准，正在发行准备当中。其他已经向证监会提交申请的还有阿里巴巴1号小贷债权资产证券化产品、上港集团资产证券化产品、如帛港区Bt项目回购资产证券化产品、浦发集团Bt回购资产证券化产品。值得一提的是，近期海印股份公告称拟通过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融资，基础资产为原始权益人经营管理的特定商业物业五年经营收益权，这表明以商业物业收益权为基础资产的类Reits式专项计划有望面世。
潜在市场规模超10万亿元
国内资产证券化起步晚，目前尚处于初始阶段，但参照成熟市场来看，国内资产证券化发展空间广阔。根据美国证券业和金融市场协会（SiFma）的统计，截至2011年末，美国aBS和mBS存量合计达到10.3万亿美元，占同期债券总存量的28%。2011年，美国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规模为1.7万亿美元，仅次于同期美国国债的发行量。此外，2012年欧洲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规模也超过5000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2012年各类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规模总和不到300亿元，而从过去8年中国资产证券化总量来看，累计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尚不到2000亿元，发行量和存量都明显偏小，预计该市场潜在规模应该超过10万亿元，中国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大发展令人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资产证券化在中国仍然属于新生事物，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资产证券化产品本身在发展初期制作稍显复杂，中介机构经验不足，在融资效率和成本上，对发行人的吸引力可能不如短融、中票等其他金融产品。另一方面，在银监会央行、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和证监会各自主导的市场中，各自有不同的优势和局限性，多头监管人为割裂了市场。只有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协调监管，给予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交易和投资更多的税收减免，打通不同市场之间的壁垒，降低准入门槛，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才能使得中国资产证券化市场蓬勃、健康地持续发展。
特邀述评嘉宾：
张海云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市场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学院教授
资产证券化：另辟通道
中国资产证券化试点于2005年正式步入制度轨道，分为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和券商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试点两大类，2009年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暂停了新产品的发行。后危机时代崛起的金融产品如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券商资管产品等，都融入了资产证券化的一些技术和特点，相关的通道类业务也迅速膨胀起来。
2013年3月的《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将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作为资产证券化特殊目的载体的法律地位和运作机制进一步明晰化，2012年11月的《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打开了基金管理公司设立专门的子公司开展专项资产管理业务的闸门。围绕专项资产管理业务，券商和基金有了探索资产证券化产品创新的新天地。券商和基金都摩拳擦掌，希望在资产证券化领域抢占先机，那么切入点和发展重心应放在哪里？传统通道类业务的跑马圈地亢奋犹在，既有模式是近期抢占市场份额的便捷方式。但对于券商和基金而言，如何根据自身优势进行差异化的战略定位，在资产证券化领域确立和巩固可持续的核心竞争力，是一个更为长远的根本问题。
证券化带来自主新通道
“替代效应”和“挤出效应”严重压缩着通道业务的利润空间，同质化发展的结局必然是价格战。对于券商和基金而言，差异化发展的空间在哪里？
最为直接的差异化发展空间来源于监管差异，比如信托业在房地产和票据等领域所受的限制，以及银行理财产品对于非标债权资产的限制，为券商和基金子公司留下了一定的差异化空间。
更为广阔的空间可能在非金融企业资产证券化领域。券商可以从企业客户的需求中找到合适的项目并设计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而根据《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基金在非专项的特定资产管理业务中可以投资于资产支持证券，这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投资链条，即投资者购买基金发行的证券投资基金（特定资产管理项目）、证券投资基金购买券商特殊目的载体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特殊目的载体购买非金融企业资产。这一投资链条的项目与客户两头资源不再由银行掌控，这种券商和基金独立开辟的“通道”有利于保障其盈利空间，和迄今为止银行业主导的传统通道业务有了很大不同。
与此相关，《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还允许券商资产证券化投资于信贷资产，这类业务的资产来源于银行，但资金来源可以摆脱对银行理财产品的依赖，因为证券化新规允许基金发行的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于资产支持证券，这就帮助券商和基金避免了传统通道业务中两头受制的困窘。
以客户价值明志，以风险管控致远
在资产证券化的新天地中，抢占市场份额有其重要性，但不应迷失于短期成败。仅仅专注于抢占市场份额的先机而失去建立可持续优势的先机，无异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其结果必然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赢了一场战役输了整个战争。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为客户带来真正的价值，对风险进行有效的管理。规模至上的传统通道模式在尽职调查和风险披露方面存在硬伤，因而深陷“刚性兑付”的迷局而难以自拔。
近日，证监部门对保荐机构的严查整顿，重创了在ipo保荐业务中追捧“纯通道”盈利模式的一些投行。粗放的通道模式和通道文化的危害，岂止限于ipo保荐业务，其实也存在于金融产品创新领域，银行理财产品和信托产品受到的质疑和诟病就是例子。
资产证券化业务的主要特点篇2
关键词：信贷资产；资产证券化；特殊目的机构（SpV）；资产池；信用评级
信贷资产证券化是国际金融领域近几十年来最重要的金融创新之一，其起源于美国，在欧美发达国家有着较长的发展历史。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起步较晚,期间经历发展、停滞、业务重启、较快发展等阶段，在制度设计、参与主体等方面都存在着一些制约因素，如何借鉴国际经验，立足我国实际来克服机制障碍，对进一步推动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际经验
（一）主要运作模式
目前，国际上主要有三种具有代表性的模式：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表外模式。这种模式是在银行外部设立特殊机构（SpV），用以收购银行信贷资产，实现信贷资产的真实出售。这种做法虽然提高了资产流动性，但由于基础资产池的资产入池后不可更换，贷款风险相应转嫁给了投资者，因此容易引发道德风险。2008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被认为正是由于信贷资产证券化过度发展引起的。二是以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为代表的表内模式。这种模式是在银行内部设立机构进行证券化业务，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如实反映，资产所有权仍然归属银行。在这种模式下，发起人有较强动力进行严格的风险管理，同时由于资产池是动态调整的，一旦基础资产池中资产出现问题，发起机构要及时用其他优质资产入池对其进行替换。因此，该模式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和效法。三是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准表内模式。这种模式兼有表内模式及表外模式的部分特征，由原权益人成立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子公司通过购买母公司或其他公司资产作为基础资产组建资金池，发行证券。
（二）政策监管环境
欧美国家金融市场发展历史较长，有着较为完善的证券法律体系和法律监管体系，同时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起源和发展均来自于市场的自发创新，国家在相关金融法规中对于该业务的发展留有较大的空间，在政策监管上采取了先发展后管制的模式。在信贷资产证券化发展过程中，美国政府相继出台了《证券投资者保护法》、《金融资产证券化投资信托法》、《证券法房产投资信托法》以及《多德——弗兰克华尔街金融改革法案》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同时在业务发展过程中不断对这些法律法规进行完善修订，优化信贷资产证券化发展的法律环境。
二、国内探索
（一）起步及发展
与欧美不同，我国对信贷资产业务的发展主要采取了在管制中逐步推进发展的路径。2005年我国正式启动了资产证券化试点。同年，国家开发银行发行41.8亿元的第一期开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以及建设银行发行30亿元的建元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标志着中国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正式起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曾一度停滞。2012年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得以重启，试点规模确定为500亿元。2013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信贷资产证券化进入了第三轮试点，试点额度3000亿元。随着第三轮试点工作的推进，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加速发展，银监会、人民银行相继发文将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由审批制升级为备案、注册制，标志着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进入了常规发展阶段。2015年5月，国务院新增5000亿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规模，11月资产证券化交易商协会在北京成立，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持续推动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向前发展。
（二）发展特征
1.发行总量实现了快速增长。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自2012年重启以来，尤其是2014年国家将行政审批制升级为注册、备案制后，发行总量实现了快速增加。2015年1~11月，全国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总额为3291.86亿元，约为2012年发行总额的17倍。2.发起机构逐步多元化。随着业务准入机构范围放宽，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起机构逐步由政策性银行、国有大型银行向股份制商业银行、区域性城市商业银行、农商行、汽车金融公司以及金融租赁公司延伸（图1）。从总量上来看，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总额远超其他金融机构。尤其是2012年开始，国家放宽了商业银行的准入要求，越来越多的以城商行为代表的区域性中小银行资产证券化规模明显增加，这主要与当前市场环境以及金融监管要求下中小商业银行资产出表压力有关。
3.信贷支持证券化种类逐渐丰富。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发展的10年间，我国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种类逐渐多元化，从信贷支持证券的基础资产来看，我国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的基础资产主要是企业贷款，其次是铁路专项贷款、汽车贷款以及房地产抵押贷款。
4.信托计划为SpV的表外模式。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运作模式更接近于美国的表外模式，SpV由特殊目的信托（Spt）担任。发起人（通常也是贷款服务机构）将资产转让给Spt，由Spt发行资产支持证券。截至目前，我国已有近40家信托公司拥有特定目的受托人资格，其中中信信托、金谷信托、北京信托位列前三位，占比分别为21.95%、12.57%和10.72%。
5.公募和私募两种募集方式并存。公募即在银行间市场上发行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这种方式需通过相关部门审批，对基础资产要求高、审批时间相对较长。私募信贷资产证券化则具有不需要监管审批、不占用试点额度、审批时间短等特点，在目前银行资产业务发展受资本约束的背景下，对银行有更大的吸引力，因此，私募类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前景可期。
（三）政策监管
目前，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的监管部门为中国人民银行及银监会。自2005年信贷支持证券化试点以来，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专项法规（右表），信贷资产证券化法规体系不断完善。
三、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因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从试点起步至今仅短短10年时间，与商业银行传统的存贷汇等常规业务相比，仍然属于非常规业务。从发行规模上来看，目前3000多亿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总额，与我国超90万亿的信贷资产规模、超46万亿债券市场规模相比占比依然很低。在政策顶层设计、具体监管措施、市场参与主体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政策监管顶层设计还不够完善
1.针对信贷资产证券化的系统性专门法律缺失。虽然我国资产市场已有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但是与国外成熟市场相比，在制度设计方面依然不够完善。自2005年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以来，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等监管部门为规范信贷资产证券化开展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但更多的是从专业监管角度出发，对信贷资产证券化中所涉及的银行、证券公司、特殊目的信托在宏观整体上进行规范，在实际操作中，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涉及银行、证券、信托、信用评级、会计、法律等多领域，有相对复杂的运作过程，目前在国家层面还并没有形成一项专门的法规对各个参与主体的法律责任进行明确。
2.跨市场监管体系不健全。目前我国金融监管体系采取的是分业监管，对于信贷资产证券化这种涉及银行、证券、信托等多个金融市场主体的现代金融混业经营模式，各专业监管部门只能按照职责分工，对信贷资产证券化的相关领域进行监管，监管体系并不健全，监管合力不够，可能难以及时发现业务开展过程中存在的潜在风险，增加了业务监管的难度。
（二）业务开展门槛较高，市场参与度较低
1.业务准入要求较高。目前虽然银监会对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已施行备案制，但仅是针对已经具有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行资格的发行主体，对于从未开展过该业务的商业银行还需要经过人民银行及银监会进行资质认定审批，加之试点额度有限，并不是所有商业银行均能开展该项业务，对业务的开展形成了机制障碍。
2.对入池资产限制过多。虽然近年来我国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的基础资产种类逐渐多元化，但与国外80%以上基础资产为零售消费类贷款不同，我国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基础资产80%以上依然为企业贷款。这主要是监管部门对入池信贷基础资产种类放宽的同时，对信贷资产的性质要求很高，比如要求基础资产为银行优质信贷资产、剩余加权平均期限不得少于18个月，抵质押贷款占比不得超过20%等，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尤其是城商行来说，经过层层筛选，符合条件的能够入池的资产已经很小了，加之信贷资产证券化收益率一般不高，而中小企业贷款业务本身利差相对较高，回报率较高，在不考虑监管压力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持贷到期比将其证券化转让更具有吸引力，商业银行创新潜能没有充分发掘出来，业务创新不够。
3.发行制度安排细化程度不够。虽然2013年以来国家已允许优质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可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允许受托机构、发起机构与主承销商或其他机构通过协议约定做市安排，但截至目前并没有出台具体的实施细则，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公开发行仍主要依靠银行间债券市场。截至2015年11月，通过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发行额仅有5.2亿元（不含已结束交易的），占信贷资产支持证券总量的0.08%。
4.投资主体进入门槛较高。从投资主体进入门槛来看，仅限于有资格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交易的机构投资者，且超过90%的投资者为银行业金融机构，而其他机构投资者及个人投资者无法投资。目前大约60~70%的证券化产品被银行体系交叉持有至到期，产品市场流转性较差。从中央结算公司登记的债券换手率来看，2015年11月，信贷资产支持证券换手率仅0.22%，远远低于较为活跃的政策性银行债41.2个百分点、企业债23个百分点。
（三）主要环节参与主体专业化程度有待提高
1.商业银行缺乏投行专业人才。信贷资产证券化在商业银行属于现行业务，尤其是对于长期植根于地方，以存贷业务为主要业务的城市商业银行而言，更是属于金融前沿领域，这方面的人才储备较为匮乏。目前虽然许多城商行在总行层面已成立专门负责投行业务的部门，但分支行业务主要还是以传统的存贷款为主，在投行业务开展方面主要是承担收集资料等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专业力量非常薄弱。
2.外部信用评级市场不完善，评级公信力不高。一是外部评级机构的评级独立性不强。目前，我国除中债登采取的是投资者付费模式外，其余的信用评级机构采取的模式主要是被评对象付费模式，对评级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带来一定影响。二是评级信息采集壁垒较大。在数据获取方面，我国信用评级业起步时间不长，信用评级机构普遍缺少庞大的信用数据库，只能依赖于相关政府部门和受评企业等外部信息进行评价。一方面，从政府部门来看，大量企业信用信息分散在财政、税务、工商、司法、金融等机构，虽然近年来各地政府大力开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但一些部门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并没有完全向社会开放其拥有的企业信用信息。另一方面，从受评企业来看，不同程度地存在公司治理不完善、财务制度不健全等问题，提供给评价机构的信息真实性和准确性都不高，严重降低了评级信息的价值。三是评级机构评级标准、技术等不统一。相对于国外成熟市场我国信用评级机构评级技术和方法处于探索阶段，信用评级标准不明确且不统一，目前国内还没有一家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公信力的信用评级机构。
3.信托服务质量有待提高。信托机构作为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唯一法定的特殊目的机构，其服务价值对信贷资产证券化过程有着较重要影响。虽然我国在2001年颁布了《信托法》，但在信贷资产证券化中承担特殊目的的信托有别于传统的信托业务，《信托法》中并没有对这一部分进行制度安排。加之信托行业在我国发展时间较短，自2007年国家对信托公司重新登记以来，信托行业发展历史不足十年，在制度建设、系统搭建、风险管理、人才储备等方面均还处于起步阶段，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兴起既是信托行业发展的新方向也对信托服务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
四、建议
（一）以完善制度建设、提升服务效率为抓手，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顶层设计
一是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从国家层面出台支持和规范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发展的专门法规，及时修订完善对市场准入、内部管理、会计准则、税收制度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为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并提供法律保障。二是进一步理清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的监管模式，落实各监管部门监管职责，推动跨市场监管体系建立。
（二）以审慎创新、提升活力为抓手，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市场发展
一是审慎扩大入池资产的选择范围，鼓励金融机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产品创新。可借鉴国外成熟市场经验，从制度安排上鼓励商业银行开展零售小微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创新；鼓励不同区域的城市商业银行、农商行组团开展业务，扩大入池资产的地域选择范围，降低区域性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由于地域集中所带来的潜在风险。二是进一步丰富投资主体，使符合条件的一般企业、养老基金、保险公司以及合格境外投资者等多元化投资主体参与到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投资中。三是进一步扩大市场交易平台和机制，发挥市场机制的价格发现和监督约束功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当前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还可以进一步探索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与互联网+的运作模式，形成多层级、多元化交易方式。四是加大人才培养，提高各参与主体业务开展专业能力。商业银行要加快传统业务向现代银行业务的转型步伐，积极引进和培养一批具有信贷资产证券化运营操作能力的人才队伍，不断提高分支行人员投行业务素质；外部资信评级机构要进一步统一信用评级标准，不断提高评级独立性，逐步培养具有国际公信力的本土外部评级机构；信托行业要完善自身组织机构建设，加快创新，进一步提高信托作为法定特殊目的机构服务信贷资产证券化的专业性。
（三）以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为目标，高度关注信贷资产证券化中的潜在风险
信贷资产证券化是一项较为复杂的金融创新，涉及面广，对经济金融运行影响很大。监管部门要以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为目标，密切关注信贷资产证券化中各环节可能出现的风险。一是要加强信贷资产及证券化产品数据库建设。国家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完善,建立信贷资产及证券化产品数据库,形成参与主体信息共享机制,有利于在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开展过程中,及时发现潜在风险,并加以防范,进一步畅通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的交易和发行。二是加强资产池的信息披露。发行人和发起人应主动承担信息披露义务，增加信息透明度，避免出现信息不对称，同时，要对投资者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维护投资者的知情权，提高投资者的风险防范意识。
作者:唐璐李博单位:贵州银行贵阳管理部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
参考文献：
[1]高蓓,张明,邹晓梅.资产证券化的国际经验［J］.中国金融,2014（10）.
[2]周昱今.我国信用评级业的制度性缺陷与破解对策［J］.财经问题研究,2011（12）.
[3]俞勇.推动信贷资产证券化改善银行资本充足率［n］.中国证券报,2012-2-25.
[4]刘夏村.信托公司“好日子”来了?［n］.中国证券报,2014-11-24.
资产证券化业务的主要特点篇3
2007年我国启动第二批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发行主体由原来的建行、开行扩大到浦发、兴业、工商等多家商业银行，在政策支持下，资产支持证券的制度创新步伐加快，流动性明显加强，市场规模快速增加。整体上看，我国资产支持证券市场面临新的发展契机。
2007年资产证券化市场概况
发行规模快速增长。我国自2005年开始资产支持证券发行试点，发行规模迅速增长。2005～2006年，分别发行资产支持证券288.9亿元、164亿元。2006年资产证券化产品由于受到市场流动性问题的困扰，发行规模相对萎缩。2007年我国启动第二批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人民银行相继出台了规范信贷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及资产支持证券在银行间市场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相关规定，当年的资产支持证券发行规模迅速增加，达到258.2亿元，较2006年增幅达到57.4%。
2007年，我国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起人全部为银行，发行人和受托人都是信托公司，这与国家力推信贷资产化试点的政策有关。2008年随着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的扩大，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规模可望进一步扩大，发起主体和发行人将更加多样化。
发行利率多样化，付息方式更加灵活。2007年受央行加息和通货膨胀率不断攀升的影响，投资人对资产支持证券利率确定方式日益关注，已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票面利率多以浮动利息为主，通常采用一年定存利率基础上加上一定的利差。为增加资产支持证券优先档在二级市场的流动性，工商银行的开元一期产品在优先档别设立了支付固定利率(4.6%)的优先层,年底发行的兴元一期也在这方面做了尝试(优先档中的固定利率层利率为5.2%)。
2007年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付息频率普遍较2006年大幅增加，产品大多一年付息四次，年底发行的建元一期和兴元一期产品一年付息达到12次。
产品期限呈短期化趋向明显。2007年市场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产品期限从1.32年到31.14年不等，短期产品居绝对多数。除了建元一期(标的资产为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期限较长外，年内发行的其他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期限以中短期为主，而且优先档的债券以3年以内为主。
发行信用担保方式改变。2007年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全部没有银行担保。2007年10月12日，中国银监会了《关于有效防范企业债担保风险的意见》，禁止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企业发行债券提供担保，并对其他融资类担保行为进行了规范，预计以后的资产支持证券将不再会有银行提供担保。资产支持证券离开银行担保在短期内对其发展会产生不利影响，但从长远来看，资产证券化的顺利推行将依赖于整个市场信用评级制度的完善和快速发展，而无担保制度的破冰将为这个进程带来动力，将促进债券市场逐步建立市场化的定价机制。
市场新规范
2005年3月，开发银行和建设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在试点过程中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合格机构投资者范围不够宽，基础资产池信息披露不充分，信用评级机构公信力较低，资产支持证券的流动性不足等。为解决上述一系列问题，2007年我国加快资产支持证券市场的制度创新，推出了一系列规范市场发展、推动市场创新的新制度。
资产池信息披露要求。资产支持证券与股票和一般债券不同，投资者拥有的并不是对某一经营实体的利益要求权，而是对基础资产池所产生的现金流或剩余利益的要求权，是一种以资产信用为支持的新型证券。因此，基础资产池的信息披露是资产支持证券投资者识别风险、做出科学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为规范信贷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行为，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中国人民银行于2007年8月21日颁布《公告》，要求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各参与机构加强信贷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池信息披露工作，进一步规范资产支持证券的信息披露行为，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防范风险。根据公告，受托机构在《发行说明书》中应披露发起机构构建基础资产池所适用的具体标准；发起机构的贷款发放程序、审核标准、担保形式、管理方法、违约贷款处置程序和方法，以及对基础资产池贷款的相关说明；基础资产池的总体特征和分布情况；如果单一借款人的入池贷款本金余额占资产池比例超过15%，或某一借款人及其关联方的入池贷款本金余额占资产池比例超过20%，应披露相关借款人的名称、贷款用途、担保或抵押情况、经营情况、基本财务信息及信用评级或相关信用状况。公告对于保护投资者利益，防范风险，推动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资产支持证券的流动性支持。资产支持证券与一般债券相比具有许多特殊性，对于它的交易流通，人民银行最初规定资产支持证券应以现券买卖的方式在银行间市场交易流通。随着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数量的逐步增加和投资者对资产支持证券认识的逐步深入，市场对资产支持证券交易方面的需求也开始多样化，单纯的现券买卖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产支持证券流动性的进一步提高。允许资产支持证券做质押式回购交易，发挥其应有的质押融资功能，已成为市场的迫切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进一步提高资产支持证券的流动性，保证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促进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在2007年10月9日颁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资产支持证券质押式回购交易有关事项的公告》，允许资产支持证券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回购期间质押券不足额时可进行质押券的追加或置换。放行质押式回购之后，不仅已经买入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机构可以活跃二级市场，也将有利于后续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
发行主体范围扩展。2007年9月17日，中国证监会《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工作指引（征求意见稿）》，券商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将重启。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者范围有望从机构投资者扩大到个人投资者，但准入门槛较高。目前保险行业的现行规定是，保险机构对于资产证券化的投资还仅仅局限在有担保范围内，不过保监会已经对部分保险公司下发了关于保险机构投资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以及投资无担保公司债企业债等产品的征求意见，可以预计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参与者将不断扩大范围。
现存问题与发展趋势
资产证券化产品流动性不足、市场投资主体单一，是困扰我国资产证券化向前发展的两大问题，资产证券化实践的全面展开仍然面临着无法回避的困难。
相关法律制度和政策有待完善。信贷资产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基础法律框架已经初步形成，基本解决了信贷资产和不良资产证券化发行及实际运营所要涉及的产权登记、会计结算、信息披露、税收管理等问题，为信贷和不良资产证券化提供了比较完备的制度基础。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就资产证券化进行统一立法，已出台的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的相关规定法律位级不高、层级较低、适用范围较窄；企业资产证券化的法律框架非常薄弱，没有相关的法律规章出台，会计、税收、信息披露等问题现在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只有《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中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略有涉及。目前，资产支持证券在产品设计、破产隔离、资产担保、信托财产登记等方面均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旦出现纠纷，投资者将无法可依，基本权利得不到保护。
信用评估体系尚未建立。2006年11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信用评级规范》，该标准分为信用评级主体规范、信用评级业务规范以及信用评级业务管理规范三部分，是征信领域的重要业务性标准。然而，我国的征信业还处于起步阶段，信用评级问题是困扰资产证券化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资产证券化产品属于信用敏感的固定收益产品，信用评级是产品的重要特征之一，而且信用评级机构对产品的信用评级报告是资产证券化产品信息披露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内第三方信用评级市场尚不完善，如违约历史资料匮乏，评级技术和方法尚在探索实践。而且，国内信用评级机构普遍规模不大，彼此间的评级标准不一，其权威性存在较大质疑，试点的证券化产品也仅有一个评级，信息不对称引致投资者难以正确判断投资风险。要解决这一问题，从长期看需要加强对信用评级公司的监管，发展并提高我国信用评级公司的业务能力。从短期来看，可借鉴美国的“双评级”制度，即对证券化产品应有至少两家评级机构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评级方法作出评级，以弱化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投资风险。
国内资产证券化方兴未艾、大有可为。一方面，发起者具有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内在要求。与普通证券融资及商业贷款等融资工具相比，资产证券化是一种成本较低、效率更高、更有潜力的资本市场融资方式，特别是对于商业银行，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能够提高其流动性，加速其信贷资金的周转，提高其资本充足率，分散信贷风险。在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的背景下，资产证券化不失为解决流动性的一种方法。另一方面，由于资产支持证券本身所具有的风险收益结构分层多元特性，将会吸引如养老金、保险公司、货币市场基金甚至个人投资者等特定的投资群体。因此，资产支持证券的发展对推进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要实现中国资产证券化质的飞越，笔者认为需要解决几个问题：
借鉴韩国经验对资产证券化进行统一立法。没有统一的法律体系，中国资产证券化必然会存在发展无序、规范无力的局面。
监管协调，建立互为补充的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银行间和交易所市场。在目前情况下，由于分业监管体制的存在，两个市场的统一还存在很大的难度。作为一种过渡方案，同一资产证券化产品同时在两个市场上发行和交易并不存在很大的障碍。由于两个市场的参与主体的不同，互为补充式的发展更需要监管部门的协调。
扩大资产证券化产品合格发起人、合格投资者范围和基础资产的发行范围，鼓励中介机构参与。应逐步放开对中小商业银行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限制，特别应鼓励中小商业银行积极开展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试点，以满足中小商业银行资本扩张的目的；扩大合格投资者范围，允许保险公司及社保基金等机构甚至一定范围的个人投资者投资资产证券化产品；加大投资者培养力度，提高投资者对各类证券化产品进行分析和风险定价的能力；扩大证券化基础资产品种，从信贷资产开始，逐步推广到各种金融资产和企业资产的证券化，比如应收账款、企业资产的证券化。
资产证券化业务的主要特点篇4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特殊目的机构，特殊目的信托，特殊目的公司
一资产证券化（assetSecuritization）是20世纪70年代从美国起来的一种新型融资。
它是指中介机构将不具有流动性，但具有稳定的未来现金流量的金融资产，如应收账款等转换为可以在市场上出售、流通的证券进行融资的过程。由于金融机构的资产多为贷款如银行的住房抵押贷款，属于金融机构创造的信用，所以“资产证券化”又称为“信用证券化”。资产证券化制度出现的原因主要是：金融资产的持有者拥有大量的金融资产，无法变现，这一方面资金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也带来很大的信用风险，为了解决这种流动性困难及分散风险，资产证券化制度应运而生。
资产证券化的最主要的特点是，使资金的需求者能够不需要通过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就能直接从资金的供给者获得所需要的资金。资产证券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采取了复杂的交易结构：首先，金融资产的持有者（也就是资金的需求者后文称为发起人）将其一部分资产（拟证券化的资产）转让给一个中介机构（特殊目的机构），使拟证券化的资产与发起人的其他资产隔离，即使发起人发生破产也不会影响证券投资者对证券化资产的利益；其次，中介机构以被转让的资产为基础发行证券；最后，由信用增级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对资产支撑证券（assetbackedSecurityaBS）进行信用增级和信用评级，从而使资产支撑证券能够在证券市场上出售流通。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资产证券化融资结构的核心概念是资产分割，即把拟证券化的资产从资金的需求者的信用风险中分离出来[1]（第1页）。
从资产证券化的运作过程来看，特殊目的机构在资产证券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其作用主要有：第一，特殊目的机构通过“真实销售”的方式获得发起人的资产，使发起人的资产与发行人的资产相分离，根据破产法的规定这能够使证券发行人与发起人的破产风险相隔离。第二，特殊目的机构本身的业务状况对其发行的资产支撑证券的评级也会产生影响。第三，特殊目的机构所采取的组织形式会对资产支撑证券的形式产生影响。因此资产证券化涉及的诸多的法律问题中，特殊目的机构的法律问题具有极端的重要性，直接影响了资产证券化的成败。因此，在有证券化成文立法的国家和地区，作为资产证券化中介机构的特殊目的机构是立法的重要内容。
二从实施资产证券化的有关国家的情况来看，解决特殊目的机构法律问题的原则主要有以下两项：
（一）以专门立法解决特殊目的机构法律问题的原则
从美欧日以及其他各国的资产证券化的实践经验来看，资产证券化的中介机构都是通过单行立法建立起来的。在美国的资产证券化的实践中，作为特殊目的机构的主要有美国的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Fanniemae）、联邦住宅抵押贷款公司（Freddiemae）及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Ginniemae），这三个机构都是美国分别通过1968年的《住宅暨都市发展法》（HousingandUrbanDevelopmentact）、1970年的《紧急住宅融资法》（emergencyHomeFinanceact）两项专门立法建立起来的。此后，资产证券化的专门立法如法国1988年的资产证券化法设立了FCC作为中介机构来接受商业公司的应账款[2]（第2-3页）。日本1998年的资产证券化法案称为《特殊目的公司法》，该法案创设了不同于一般商法上公司的一种特殊法人制度来解决资产证券化问题，后来因限制较多，不利于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又于2000年对该法进行了修订，并将名称改为《资产流动化法》。该法案除了对特定目的公司的相关条文进行修正，还增订了特定目的信托制度。日本的《资产流动化法》分为5编，共有254条，其中有关特定目的公司制度共158条，有关特定目的信托制度共67条，是该法的主体。此外，我国地区、泰国、巴基斯坦、印度、印度尼西亚等的资产证券化立法莫不如此。从世界各国资产证券化实践来看，制定专门的资产证券化立法来规范特殊目的机构、推进资产证券化发展应该是一种成功的经验。
（二）坚持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原则
从资产证券化实践来看，要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使证券化资产与发起人的风险相分离。但由于特殊目的机构并不必然的由发起人以外的与发起人无任何关系的人担任，在许多情况下，尽管特殊目的机构是独立的法人，由于其或者可能就是由发起人设立或者可能与发起人有某种关系，为了防止发起人利用这种关系使特殊目的机构违背投资人的利益进行业务活动，特殊目的机构的立法要对特殊目的机构的业务活动进行监控，如健全信息披露、强化机构的内部治理、加强行政机构的控制与监督以及赋予相关利益人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等[3]（第144页）。实际上，只有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才能最终真正推动资产证券化的发展。
从世界各国的资产证券化的实践来看，资产证券化的结构设计中，中介机构的法律形式有主要以下几种，即：特殊目的信托（Specialpurposetrust）、特殊目的公司（SpecialpurposeCorporation）、一般合伙（无限合伙）或隐名合伙（有限合伙）等。
特殊目的机构采取信托形式是指发起人以证券化基础资产设立信托，让与作为资产证券化中介机构的信托机构，以从该信托机构换取受益权证，然后再销售给投资者[4]（第3页）。在金融资产证券化关系中，发起人是委托人，资产证券化中介机构是受托人，投资者是受益人，而被让与的证券化基础资产就是信托财产。根据信托法原理，信托财产具有独立性，可隔离于发起人自有财产之外，即使发起人破产也无作为破产财产被清算之虞，因此，采信托形式可以实现破产隔离的效果，同时使投资者（受益人）享有实质性权益并承担相应风险，最终实现金融资产证券化的目的。此外，将资产证券化中介机构设计成信托形式还有税收上的好处。根据美国联邦税法上的“名义所得原则”，资产和事业发生的收益的归属主体，如仅为单纯的名义主体，并不享受该收益，则可免除课税，而由享有该收益的实质所有者作为纳税主体。这样作为证券化基础资产名义所有人的资产证券化中介机构则可免予就该资产收益缴纳所得税，而由实际享有收益的投资者一方纳税，这样可以避免所谓的“双重纳税”问题。
特殊目的机构采取公司形式是指发起人将证券化基础资产转让给一家专门从事证券化运作的特殊目的公司，由其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与信托相比，采用这种形式有两个优点：一是公司拥有证券化基础资产的实质性权益，因而有权对该资产产生的现金收益进行任意的分割组合，可以运用分档、剥离等技术，向投资者发行不同档次或不同支付来源的转付型证券，而无法律上的权利限制；二是它作为一个常设机构，可以连续不断地进行证券化交易运作，可以向不同的发起人购买不同的证券化基础资产，不管这些资产是否相关，据以分别发行一组组不同的资产支持证券，在更大规模、更深层次上推行证券化，从而提高了证券化效率，降低了运作成本。当然，它也有其致命弱点，即将被课税，使投资者和资产证券化中介机构面临被双重课税的困境。实践中，解决的办法是国家给予其免税的优待或干脆将其设到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此外，各国法律一般都规定，公司需有一定的资本金，但由于资产证券化中介机构本身就是为便于融资而特设的产物，所以一般只注入最低的法定资本金。
特殊目的机构采取合伙形式是指发起人将证券化基础资产让与作为资产证券化中介机构的合伙组织，由其发行可上市流通的预托证券，投资者购买该证券而成为有限合伙人。在美国，由于合伙在联邦税法上被视为转付机构，不作为直接课税对象，其营业收益和损失直接由各合伙人分担，因而也可实现避免双重纳税的目的，该形式多为不动产证券化所采用。在美国的不动产证券化所成立的不动产有限合伙最初主要是想获得税收上的好处，但1986年美国修正税法之后，有限合伙投资不动产的税务上的优惠被取消了；而且在合伙的法律关系里，合伙人一般要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也就是说合伙人的财产风险和合伙组织的风险并没有完全隔离开来，从而不能达到特殊目的机构所要求的破产隔离的目的。所以该种形式的特殊目的机构已经很少被采用。因此在资产证券化的实践中，广泛采用的主要是公司制和信托制[5]（第46-47页）。
特殊目的机构内部控制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发起人操纵中介机构从事与该机构的目的不相关或背离的事务，从而对投资人的利益造成损害。对特殊目的机构活动的规制主要表现在：
（一）特殊目的公司的内部法律监控
1.特殊目的公司的设立，一般是依据公司法的有关股份有限公司的规定为蓝本，然后根据特殊目的公司的特点加以修正，从而形成有关特殊目的公司的法律制度。首先，为了防止发起人利用对于中介机构的实质控制权操纵中介机构或对中介机构的利益造成损害，切断发起人与中介机构的联系就成了特殊目的机构立法的关键。依我国台湾地区的《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特殊目的公司必须由金融机构设立并且金融机构与发起人不得为关联。其次，为了避免特殊目的公司的设立成本过高，立法对于特殊目的公司的设立要件与程序都尽量予以简化。如规定特殊目的公司的股东为一人；其最低资本额仅为10万元。
2.特殊目的公司的机构设置，依我国台湾地区的《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特殊目的公司由金融机构组织设立，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以一人为限，”这显然其机构设置与公司法上的股份有限公司是一致的。其机构主要有股东会、董事会、监察人。日本的《资产流动化法》还有监察人的设置。特殊目的公司的股东会为公司的最高意思机关。日本的《资产流动化法》对股东会的召集期间与决议方式有严格限制。此外《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还规定了董事对公司负有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及忠实义务。特殊目的公司设有监察人，至少为一人，至多为三人；监察人代表公司监督董事的行为，对公司负有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监察人还有权代表股东对董事提起诉讼。日本的《资产流动化法》还设置会计监察人，其主要的任务是：查核董事在每个会计年度终了时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营业报告书等。
3.特殊目的公司的业务范围。特殊目的公司设立的主要目的就是经营资产证券化业务，所以特殊目的公司除了经营资产证券化业务及其附带业务以外，不得兼营其他业务。由于特殊目的公司的主要资产就是其从发起人处接受的资产，因此，特殊目的公司也不得将所受让的资产出质、让与、互易供担保或进行其他处分。此外特殊目的公司对其自有财产的运用也受到严格的限制。为了保护投资人的利益，一般而言应该严格禁止特殊目的机构对外负债，但是如果公司负债是为了对投资者按资产证券化计划书配发偿还利益、本金、利息或其他收益，则经过全体董事同意，特殊目的公司可以举债。
（二）特殊目的信托的内部监控
特殊目的信托运用于资产证券化，是将特定的资产转换为受益权从而为投资者创造出投资对象。明文规定特定目的信托立法的主要有日本的《资产流动化法》，我国地区的《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泰国的《资产证券化之特殊目的法人皇家法令》（RoyalenactmentontheSpecialpurposeJuristicpersonofSecuritization）等。这些成文立法关于特殊目的信托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点：
1.特殊目的信托的成立。信托契约须经主管机关核准后生效。特殊目的信托契约须载明信托的目的，还必须附上资产信托证券化计划，并载明委托人的义务及应告知受托机构的事项、受托机构支出费用的偿还及损害补偿事项、关于信托报酬的、信托资金的运用方法等事项。
2.特殊目的信托的业务规范。除非是为了配发利益、孳息或其他收益，不能对外借入款项，特殊目的信托中属于信托财产的闲置资金，其运用方式也必须用于法定的投资。
3.受益人会议。为了保障投资人的利益，特殊目的信托设有受益人会议，作为代表委托人权益的机关。特殊目的信托受益人及委托人权利的行使，应经受益人会议决议或由信托监察人为之。此外受托机构为了保护受益人的权利，依特殊目的信托契约的规定，还可以选任监察人来代表受益人或委托人为诉讼上或诉讼外的行为。
三早在1996年，就有成功的资产证券化实践[6]（第2-3页），但都是在国外的资本市场上发行的资产支撑证券。
目前中国的资产证券化纷纷选择离岸操作，主要原因之一是规避国内法律障碍。资产证券化是一项全新的融资方式，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还未涉及此项业务，有些现存规定甚至限制此项业务。而离岸资产证券化的大部分业务流程是在国外完成的，适用资产支撑证券发行国的法律，从而可以规避国内的法律障碍。同时，国内资本市场上的资产证券化还只是处于讨论的阶段。
国内资本市场上没有资产证券化实践的最重要的原因，一方面是资本市场本身还不够成熟，另一方面是相关法律的欠缺与不完善，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关于特殊目的机构的立法。到目前为止，试点机构的有关方案还只集中在到底是进行表外融资还是表内融资的上，其实，真正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构建特殊目的机构的有关制度。
（一）我国特殊目的机构法律构建的原则
1.大胆借鉴先进立法和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原则。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技术创新，金融全球化的结果之一，必然包含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因此借鉴其他国家的资产证券化立法的成功经验和吸取有关国家在推进资产证券化过程中遭遇的失败的教训，对我国更好地利用资产证券化这种融资方式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另一方面，资产证券化的发展还同一个国家的金融环境有着极大的关系。所以我国在进行资产证券化的立法时，既要大胆地借鉴外国先进立法的经验，又要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
2.单行立法的原则。第一，以单行立法推进本国的资产证券化是大多数国家资产证券化发展的成功经验。第二，我国过去对与市场有关的很多法律都采取的是单行立法的模式。第三，我国特殊目的机构的法律问题涉及到许多部门法，如民法、公司法、信托法、证券法、税法等，资产证券化法制环境的完善就意味着对这些部门法有关条款的突破，各部门法的修订无疑是一项复杂而巨大的工程，如果采用单行立法可以减少一些麻烦，而且通过特殊目的机构的单行立法，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还会为法律适用带来很大的方便。
3.坚持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原则。资产证券化实现了融资者直接向投资者融资的目的，但这在客观上并没有改变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上因“信息的不对称”而可能遭受的来自融资者的道德风险或违约风险，因此一方面我国应在立法中加入对特殊目的机构的管制规范；另一方面，在信用增强的机制中，通过采取附追索权的方式来分散基础资产的风险[7]（第260页），以便最大限度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二）我国特殊目的机构构建的法律形式
笔者认为，在我国，可采纳两种形式的特殊目的机构，即特殊目的信托和特殊目的公司。
1.采取特殊目的信托的形式。在我国采取特殊目的信托会遇到以下问题：首先是受托人的资格问题。根据我国《信托法》第24条、《证券法》第6条、《商业银行法》的规定，目前我国的商业银行不能投资于非银行金融业务，也不能成立以发行抵押支持证券为单一业务的特殊机构。因此，实行证券化的主体，除了信托投资公司以外，可以设立单独的专业受托机构。在我国缺乏专门的法律规范受托人，保障委托人及受益人权益的情况下，通过特殊目的信托的专门规定能够弥补这一方面的不足。其次是受益权的证券化。根据我国《信托法》第2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整个信托法只是就信托的传统形态予以规范，其并未对资产证券化中信托受益权证券化的形态作出任何规定和解释。因此有待法律加以明确。再次是债权可否作为信托财产。《信托法》对此无明文规定，《商业银行法》也没有规定商业银行是否可以通过发行抵押证券（债券）的形式出售贷款、筹集资金。这就使我国商业银行进行资产证券化进程受到商业银行法律制度的约束。不过，《商业银行法》关于商业银行可以经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其它业务”的规定缓解了这种约束。
2.采取特殊目的公司形式。在我国采取特殊目的公司会遇到以下问题：第一，公司设立的条件。依据我国《公司法》第19、20、23、73、75、78条的规定，公司的设立有发起人人数和资本最低限额的限制，同时还须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经营条件。尤其是我国不承认一人公司的存在，因此如组建特殊目的公司必然受到公司法的限制。其次是发行主体的资格。我国对资本市场监管比较严格，发行主体公开发行证券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并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批或核准。《公司法》对公开发行股票、债券规定了严格的条件。而特殊目的机构的净资产一般很难达到我国公司法的要求。另外，根据现行的《债券管理暂行条例》第2条、第20条的规定，特殊目的机构的发行收入不能购买发起人的债权。可见，在当前的法律框架下，特殊目的机构发行证券与相关法律相冲突，无法直接依据上述法律法规发行抵押证券。再次是公司发行证券的性质。特殊目的公司发行的抵押证券的种类、性质、发行和承销程序等目前尚无法律规定，也需要由法律加以确认。
（三）我国特殊目的机构的内部控制
1.特殊目的信托的内部控制。对特殊目的信托的控制主要在于其与普通信托的差别：首先从设立上来说，特殊目的信托除了在信托契约中要载明信托的特殊目的以外，还需要附具资产证券化计划书。其次从业务规范上来说，特殊目的信托行为能力范围受到限制，一方面是受托人除非是为了受益人的利益，一般情况下不能负债；另一方面是受托人在运用信托财产中的闲置资金时，其可以投资的标的受到限制。第三从机构设置上来说，特殊目的信托设有受益人会议以及信托监察人，可以代表受益人行使权利。第四是特殊目的信托终止除了一般信托的终止事由以外，还应该有一些特别的事由，如由受益人会议决议或主管机关所规定的事由。
2.特殊目的公司的内部控制。对特殊目的公司的控制主要在于其与公司法上公司的差别：首先从设立上来说，考虑到一方面特殊目的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接受并持有基础资产，另一方面要降低资产证券化的成本，特殊目的公司设立门槛要低于一般的公司，即其最低资本金要求应该少于一般公司的最低资本金的要求。其次从性质上说，特殊目的公司一般由发起人设立，应该是一个一人公司，这就要突破我国公司法而就一人股份有限公司作特别的规定。再次，从公司组织来说，特殊目的公司的组织结构与股份有限公司的结构类似，但为了兼顾降低运行成本和保护投资者利益，其制度设计应该加以简化。如书面投票制度的采纳，董事监事最低人数为一人等。最后就是对公司的行为能力的限制，公司除非为了对投资人履行公司证券的债务，不得借入款项；公司的流动资金，一般来说都是处分基础资产而来，其运用也应该限于风险较低的投资标的。
总之，资产证券化的核心在于能否建立起值得投资人信任的法律制度，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是克服有关的法律障碍，尽早制定与特殊目的机构相关的法律，从而促进我国国内资产证券化的发展。
「
[1]DavidG.Glennie，eduardC.deBouter&RandallD.Lude.Securitization[J].KluwerLawinternational，1998.
[2]GillesSaintmarc&GideLoyrettenouel.FrenchSecuritization：newLegislationeliminatesLastRemainingConstraints[J].SecuritizationConduit，1998，（1）。
[3]王志诚。特殊目的公司与投资人之保护机制[J].月旦法学，2002，（88）。
[4]周小明。信托制度比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5]philipRwood.titleFinanceDerivatives，Securitization，Set-offandnetting[m].Sweet&maxwell，1993.
资产证券化业务的主要特点篇5
一、法理基础
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信用体制创新，在充分发挥市场信用的资产组合功能与中介信用的投资者组合功能的基础上，打通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隔阂，创设了金融体系中银行信用与市场信用之间的转化机制，最终实现将间接融资直接化以及体制上的杂交优势。如果单从“信用”这一层面去追溯资产证券化的价值理念，笔者曾为“相信人”、“相信物”、“相信钱”（指向的是现金流）而困扰，证券化的各方参与者究竟基于何种理念而积极投身证券化的实践。笔者认为二者也存在区别。信贷资产证券化始于不特定的众多借款人，终于不特定的众多投资者，涵盖了从传统的借款人信用到资产信用的过渡，即从“人的信用”到“钱的信用”。然企业资产证券化始于某个特定的企业的某项或多项财产，终于不特定的众多投资者，表征的却是从企业信用到资产信用的过渡，即从“物的信用”到“钱的信用”。
二、法律行为
（一）参与的法律主体
资产证券化创新在于它是在不同部门、主体之间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关联效应的综合性联动，具体涉及到银行、信托、证券等多个金融部门，以及借款人、投资者、中介组织等多元化利益主体，具有典型的跨市场、跨机构的创新性质。
1.基本参与人
基本参与人即是直接对证券化基础资产或者现金流享有权利或承担义务的当事人。具体如下：
（1）发起人（originator）：兼任基础资产的原始权益人及出售方，它担当的主要职责是将贷款等基础资产从自己的财产中分离出来打包组建成资产池。根据规定，合格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起人特指在银监会监管下，通过设立特定目的信托转让信贷资产的金融机构，且要求是做转让信贷资产业务的金融机构。实践看来，作为发起人参与试点的金融机构逐步扩大化为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上市和非上市）、财务公司、城乡信用合作社、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等。
企业资产证券化的发起人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通常指除了上述金融机构之外的非金融机构，即广义上的企业，但并不局限于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还包括一些以企业的名义存在，但实际承担政府或公共职能的机构，[1]如城建投资公司等。
（2）SpV（Specialpurposevehicle）：为实现某种特殊目的而成立的实体工具，其功能主要是向发起人购买基础资产，并将其细化成证券表彰的不特定财产权利，再向投资者发行证券，是谓真正发行人。它没有最低注册资本金的要求，因为它仅为完成证券化交易而设立，其支撑基本来自基础资产的收益。但是在我国，这种特殊性并不影响一般的信托机构去承担这种功能，《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受托机构由依法设立的信托投资公司或银监会批准的其他机构担任”。
然而，我国证监会在以券商为核心的证券化业务中规定由“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这一理财产品作为SpV，即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本身就是为实现资产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而作为独立的基础资产受让人，[2]这就给SpV主体地位的认定带来了根本的难题，此类“计划”根本就不具有法律上的主体地位，也不具有作为SpV所应有的独立性。当然，以“计划”作为SpV不仅存在法律上的障碍，还在更深层次上反映了当前我国金融领域存在的体制性问题。
（3）投资者：广泛地涵盖了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等。目前，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合格投资者主要包括参与银行间市场的除保险公司以外的金融机构，如各类银行、财务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信用社、证券投资基金等；而企业资产证券化的合格投资者的范围较为模糊，一般为商业银行和保险机构投资者之外的所有机构投资者。证监会《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工作指引（征求意见稿）》扩大了投资者的范围，“投资者原则上应当为机构投资者。投资者为个人的，应当具有识别、判断和承担专项计划相应风险的能力，受益凭证的最低认购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人民币”。
（4）基础资产的债务人：资产证券化发起人原始权益的相对方。信贷资产证券化因打包的资产可以是一般贷款、小企业贷款、住房抵押贷款、汽车消费贷款，原始债权的相对方则可能是某个或某些项目的贷款人、某个或某些小企业、人数众多的住房贷款人、汽车贷款人等。企业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本身就是类型待定的多样化“未来债权”，原始权益的相对方则更是难以确定。如“联通收益计划”中的基础债务人则是作为承租方的CDma运营实体。
2.辅助参与人
为了有效履行这些职责，SpV还必须进一步委托商业银行或其他专门机构担任信托财产资金保管机构、贷款服务机构、证券保管机构等，这也是我国资产证券化区别于德国等欧洲国家资产证券化的一个地方。实务中，两类证券化对这些机构的选择并没有区别，只是信贷资产证券化对于这些机构的权利与职责有更详尽的规定。二者在信用增级环节有不同的方式，各自所需的信用增级机构（creditenhancer）也有不同，企业资产证券化通常还需要商业银行、企业集团等提供外在的信用增强。
（二）表征的法律关系
从法学的视角来理解两类资产证券化，主要涉及发起人与SpV之间的资产转让合同关系，实质在于买卖基础资产，关键在于塑造基础资产的独立性和风险隔离的有效性。但在实务中，两类证券化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信贷资产证券化设计了发起人与SpV之间物权移转或原始债权转让和担保交易的过程，即通过类物权的方式使其进入到了由证券法等相关法律的保护范围。而企业资产证券化受分业经营限制，无法完全借用这一信托原理，而是选择具有创新试点资格的证券公司发起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担当SpV，倚重《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专项计划合同的具体规定以及监管者要求的资产独立存管操作予以保障。这个所谓的“计划”本身的法律性质尚存阙疑之处，所以其与发起人的转让关系也难以定性，但实质仍然在于“出售”基础资产。
三、法律风险
从宏观层面看，市场交易的革新与法律规制的滞后是一对固有的矛盾，因为法律体系本身的不健全而给交易各方带来损失的可能性。企业资产证券化实践中尤为明显，企业资产证券化较之信贷资产证券化起步晚，法律基础薄弱，许多环节的设置还备受质疑。由于交易结构的法律地位不明确，相关的税收、会计处理办法也很模糊，财政部和国税总局所制定的证券化税收规则只针对信贷资产证券化，企业资产证券化能否享受相同的优惠待遇，这让投资者不知所措，也直接影响原始权益人的融资预期，更让企业资产证券化可能面临更巨大的法律风险。
微观层面，信贷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可能源于借款人不能按时还本付息或其他原因使现金流短时间中断，导致不能及时对投资者支付本息；借款人提前还款，使投资者原来的用款安排不能实现；贷款服务机构在管理证券化资产时，混同了回收的资金和自己的资金，在自身破产影响证券化资产的正常收益。但企业资产证券化的风险与借款人无多大关联，而是源于具有未来债权属性的基础。
四、法律监管
二者从运作之初就因为受制于不同的监管机制，而逐渐呈现出不同的交易形态和特质，所以它们也会被称为央行、银监会主导的信托型信贷资产证券化以及证监会主导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型企业资产证券化。
在遵循“安全与竞争、效率与成本相权衡”的监管理念下，银监会和证监会均应当贯彻这些基本监管原则，如依法监管原则、适度监管原则、效率原则、政府监管与自律相结合的原则等，这又具体化为二者均应当以风险监管为重点，强调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合作，重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和行业自律机制，强化信息披露制度。
资产证券化业务的主要特点篇6
我国券商国际业务能力分析国内券商开展国际业务从目前水平看仍属初级阶段，从海外机构设置看，一是在海外设立机构的证券公司只占证券公司的极小部分。二是在海外设立的机构数量少。三是布点地域窄，目前主要集中于香港特区和新加坡。对于海外上市股票承销业务以及发债融资业务，由于国内券商缺乏分销网络、缺少经验、缺乏人才以及实力不济，大都被外国公司所垄断。同时，由于目前我国的券商尚缺乏开展国际业务的整体规划，所开展的国际业务主要是资金的单项交流、项目融资和企业的海外上市等，业务开展处于相对被动状态和探索性阶段。从券商的国际业务部看，数量在萎缩，从业人员在减少，新增盈利点明显匮乏。造成这种现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业务目前的主营业务是B股，而B股市场长期低迷。国内券商国际业务的长足发展必须依赖国内业务的充分发展和我国企业的成长壮大。国内券商开拓国际业务的真正优势在国内，即充分依托国内资源，在现有的项目上开拓新的金融品种，迅速寻找到适合自身的业务增长点。国内券商的海外业务要以国内客户为中心，随着国内企业的发展而发展。企业发展到哪里，券商的服务就跟踪到哪里。只有我国出现一大批重量级的世界性企业，国内券商才有可能成为世界性的券商。
经过连续数年的高速发展，国内券商的研究工作整体上了一个台阶，证券研究对证券公司的支持作用得到充分体现，证券研究部门日益成为券商的战略性部门。未来券商的几乎所有业务领域都必须有强大的研究力量的介入才能顺利开展，研究品牌在开展业务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新崛起的券商，往往是证券研究力量较强的券商，即能够通过研究力量对业务部门的渗透来培育核心竞争力的券商。但与国外券商相比，国内券商的研究质量、研究水平相距甚远。国外大券商从拓展业务的初期对目标国家的宏观经济、市场状况的调研，以及其后的产品设计、业务创新，无不以强大的研究实力做后盾，可以说研究能力无论在开展国内业务还是国际业务都已成为第一竞争力。
从加强产品创新与业务创新看，目前我国券商的产品大同小异，没有形成差异化服务，而争取客户的关键是提供个性化服务。通过中外合资合作证券公司我国券商可以开展新业务，诸如为境内客户的外币资产做投资顾问，结合为境外客户境内投资，进行全方位的资产管理，或是加强对全球证券市场发展的最新研究，结合我国国情，不断设计开发注重实务性的金融新品等等，增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同时创立自己的特色服务。国外券商开展国际业务数十年的实践证明，全面出击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是低效率的，券商应当宏观判断自身的优势和不足，根据各项业务的进入成本和投资回报，相应调整向不同业务领域的投入，力求达到最佳的业务构成，突出自己的经营特色。
外资进军我国证券市场模式综观国外大券商的发展史，可以发现其拓展国际业务的一些显著特点：
（1）立足国内，放眼世界。国外券商首先在本国金融中心确立地位，通过内部发展和外部战略性收购建立起强大的服务能力，增强公司综合实力；然后以国际金融中心或区域性金融中心为重点，设立境外分支机构，实施全球化发展战略。
（2）拓展国际业务，研究先行。上述各大券商成功拓展国际业务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他们都拥有一支强大的研究队伍，并以某个领域独具一格的研究特色而知名。美林证券在全美证券公司研究力量的排名中位居首位；投资研究则是高盛公司增长最快的业务，来自证券分析师、经济学家、战略家的意见赋予了公司巨大的销售力；摩根斯坦利同样具有独立和优秀的研究力量。券商的专业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反映了券商的专业水准。这些券商在开拓国外业务之前，广泛收集有关目标国家的宏观经济、市场状况与产业前景等方面的资料，在此基础上派遣相关专家前往当地进行调查研究。
（3）创新贯穿始终。各大券商在拓展国际业务时，无论在初期还是后期，无论是开展业务的方式、策略，还是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都渗透着业务创新与产品创新；而业务创新与产品创新提高了服务客户的质量，扩大了服务客户群体，也就往往导致国际业务范围的扩大与程度的加深。
（4）从开展国际业务的方式看，收购兼并起着主要作用。开展国际业务有两种形式，一种在国内开展国际业务，另一种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开展业务。随着金融服务业全球化的推进，各大券商认识到，公司不但应具有强大的跨国服务能力，同时也必须在全球各地直接设立分支公司，以减少环节，降低成本。综观国外大券商设立分支机构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设立分支机构最有效最快捷的方式就是进行购并。
（5）拓展国际业务服从全球战略。券商在拓展国际业务时，首先制定了一个合理可行的全球发展战略。以公司的长远利益为目标，以业务拓展为导向，加强对国外资源的购并整合。各大券商拓展国际业务并非单单为了扩大规模，其每一次扩张、每一次购并都服务与服从于其全球发展战略。而公司的各业务机构和各业务层次也都服从于该战略，相互配合与协调，达到资源配置的优化。
（6）在拓展国际业务的同时，保持自身的鲜明特色。国外大券商根据自身的优势和经营风格，重点发展特色业务。这些老牌的投资银行尽管大力进行国内外的兼并活动，以便扩大经营范围，增强服务能力，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出售部分非核心资产，使主要业务更加突出，重点业务领域仍然十分明确。
（7）在扩展国际业务时密切注意防范风险。券商业务国际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其加速成为“金融百货公司”的过程，业务的多元化导致了收入来源的多元化与分散化，有利于券商风险的分散。但是，经营的国际化与业务的多元化本身也导致新的风险。
根据外资拓展国际业务的特点，故外资进入我国证券行业可能采取两种策略：一方面与大的、市场占有率高的券商进行技术性合作，广泛收集我国的宏观经济、市场状况与产业前景等方面的资料，并派遣相关专家参与合作研究，对我国市场进行深入的调研，了解我国的宏观经济、资本市场情况，制定发展战略。
另一方面，与中小券商进行合作的目的是为了物色目标进行战略性收购。外资券商设立分支机构最有效最快捷的方式就是进行购并，但目前由于我国政策上有所限制，故国外大券商在正式开放前，先物色目标进行前期合作，一旦机会成熟，即加强控股，进行兼并收购。
外资进入带来的发展契机外资进入后虽然带来了很多不利的影响，但同样给国内证券商带来了发展的契机。外资的加入必将导致证券服务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资源重新优化配置，这就为国内证券公司拓展业务和进行各种创新活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国内证券公司进行兼并、重组的机会大大增加。外资进入后，国内券商行业的竞争将会加剧，经济实力差、风险管理能力弱的证券公司将可能被淘汰，证券业重新洗牌，市场集中度会进一步提高。国内证券公司经过新一轮兼并、重组之后，无论在规模、专业化经营或是风险管理能力上均会得到极大的提高，这对它们走向国际资本市场的大舞台，加入到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竞争中去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国内券商和境外金融机构交流与合作的机会进一步增加。国内券商和境外金融机构交流与合作的机会将进一步增加，通过与境外金融机构联手组建中外合作基金、境外金融机构参股国内证券公司，将有助于加强国内券商的竞争力和风险管理能力，有利于后者更好地借鉴和掌握国际金融业先进的经营方式和风险管理经验，及时了解和掌握国际金融业的发展情况和金融创新情况，加快我国金融创新的步伐；组建中外合资证券公司可以提高国内证券公司的总体业务经营水平；提供国内证券公司走向国际资本市场的有效途径；增强国内证券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外资进入为国内券商进入国际证券市场提供了契机。根据对等互利原则，我国证券业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外国证券市场也将对中国证券机构开放。将根据对等互利原则，我国证券业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外国证券市场也将对中国证券机构开放。对我国而言，证券业的市场规则、金融品种、公司运作、信息披露、股权结构等逐步将要依照国际市场的惯例和规则进行，这有利于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证券业将向着市场化、规范化和多功能化的国际证券发展大趋势挺进。可以预见，随着国际市场对我国股票需求的迅速提高，预托凭证业务得以进一步拓展，这就为国内证券经纪业务提供了一个走出国门的机会；同时，加入wto后，国内企业筹资的空间将进一步拓宽，证券境外发行业务也越来越多，也为国内券商走向世界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国内证券公司面临拓展业务提升竞争力的大好机会。我国证券业在组织体系上将直接定位于“公平竞争”的市场格局，从而彻底打破地域界限和行政呵护的传统行业模式，有利于国内券商管理体制的更新，管理水平的提高，券商技术手段、业务方式和服务品种的创新以及券商研究水平的提高和研究方法的改进，促使国内券商更新观念，以市场需求为直接取向，不断优化重组，步入规模化、集约化的国际发展轨道。同时，入世将促使国内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因而会有更多的国内企业可以选择到国外上市和发行债券，而国外的企业和国内的外资企业也可以选择到国内资本市场进行上市融资和债券筹资，再者，国内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也将得到发展，为国内券商拓展业务提供了大好机遇。从长期来看，外资进入国内资本市场后，证券市场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将大大促进各类创新业务的发展。
国际化进程中的策略选择在合资中注意控制权和品牌由于有关政策限制和国内市场成熟度不够，“入世”后外资机构将首先以金融服务提供者的身份进入证券市场，短期内海外金融资本大规模进入我国证券市场的可能性很小。海外券商进入我国市场后，有的无偿向有关部门提供咨询，有的赞助国内各类证券研讨活动，有的积极与国内券商合作提供技术支持，有的则以纽约、香港等国际和地区性金融中心为基地，积极争取国内企业的并购和上市项目。国外券商在中国的这些活动虽然短期内不会有利益回报，但长期看，每一项活动都是有目的并且具备潜在商业价值的。因此，在将来合资证券公司当中，控制权问题将成为双方讨价还价的焦点，谁拥有更多的控制权，谁的积极性就越高。在合资的初期，中方拥有控制权，但三、五年以后，外方肯定会要求增加管理控制权。到时，中方可根据合资企业的运行状况、双方合作的和谐程度、国家的产业政策、证券行业的发展状况等因素审慎作出决定，也可以在初始的合资合同中对这一问题给予明确的规定。另外品牌也非常重要。一个企业要持续发展，并在行业中保持领先地位，必须拥有核心业务，即品牌优势，而且要不断对其品牌赋予新的内容。证券公司的发展壮大，亦要走品牌之路。世界著名的券商，尽管经营广泛，但都有一项或几项独具特色的业务，在业内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他们靠自己的品牌赢得了客户的信赖，获得了良好的经营效益。
慎重选择合作对象按照区域划分，境内券商选择合作的外资券商可分为三类，即欧美券商、日本券商和港台券商（包括中银国际等有中资背景的券商）。
欧美券商，特别是大券商，数量多、规模大、实力强，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处于领导地位。他们可以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多样化、专业化的商品和服务，并且有全球的客户来源和销售网络，还具备强大的新产品开发能力，对金融衍生产品及金融工程的运用非常成熟，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完整的金融服务。选择欧美券商合作，可以学习国际资本市场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有利于合资公司的市场化运作，提高境内券商的市场竞争力。但在文化观念、价值观念上可能会产生比较大的摩擦和冲突，合资公司的内部整合相当困难。
日本券商的规模和实力与欧美券商相当，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也容易沟通，但日本的主要证券业务长期被野村证券、大和证券、日兴证券等几大券商垄断。大券商通过集团化（如野村的相模会，大和的七星会，日兴的亲兴会），将中小券商纳入自己的系列内，大多数的中小券商业务空间十分狭窄。境内券商可以选择的合作伙伴只有野村、大和、日兴三家，选择的余地比较小。
大陆券商与港台券商合作，双方易于沟通，在合资公司的内部整合上相对比较容易。港台券商与欧美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券商相比，实力仍然相当弱小，台湾所有券商的资产总额，尚赶不上美林证券一家。证券市场上的新金融产品也只有认股权证、股指期货、可转换债券、开放式基金等品种，与欧美和日本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港台券商的业务范围以台湾、香港为主，兼顾大陆（大陆业务主要是B股和大陆企业在香港创业板上市）在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业务网络很小，国际金融操作经验不足，知名度不高。因此，对于国内的一些大券商，由于他们积累了相当的国际化经营经验，在海外已经设立了一些业务网点，他们应该选择欧美和日本的大券商进行合作，对于大量的国内中小券商来说，由于自身实力的限制，可以选择港台券商进行合作，也可以选择有单项业务（如经纪、承销、基金管理等）优势的欧美证券经营机构进行合作。注意合作方式的选择可能的合作方式有三类：一是技术合作，包括信息技术、业务指导、管理咨询和人员培训等内容。二是管理合作，中方让出部分或全部管理权，直接聘用外方职业经理人员，建立新的管理和经营机制，聘请外方代为经营各项业务。三是股权合作。股权合作就是组建中外合资证券公司，是一种更加紧密的、深层次的合作。
根据合资层次的不同，股权合作可进一步划分为三种方式：①总公司层面的合资，②单项业务层面的合资，③组建全业务合资子公司。总公司层面的合资是在总公司层次引进外资股东，这样有利于增加公司的注册资本金和资金实力；或者总公司原有股东出让部分股权给外方，这只是股东结构的调整，不会增加资金实力。单项业务层面的合资是券商分拆一部分业务及相关资产，与外资共同组建一家新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证券公司。全业务合资子公司是国内券商和外方各出一部分资金组建一新的可开展全面证券业务的子公司。
一般而言，先进行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合作后进行股权合作较为合适。因为一是需要待政策明朗；二是双方了解与磨合需要一个较长时间。
进行单项业务合资更为可行和有利。目前我国券商的股权较为分散，不少券商最大股东的股权比例一般都不超过20％，因而，如果在总公司层面上引进股权比例超过25％的外资股东，很难获得中方股东的认可。如果组建单项业务子公司，则很容易解决这一问题；如果组建全业务合资子公司又必将导致母公司与合资公司之间同业竞争，而且所需投入的资金量较大。
合作的重点可放在投资银行业务、证券咨询和基金管理业务。投行业务、证券咨询是最具有国际性的业务，且除证券发行承销以外，收购兼并、财务顾问、资产证券化等业务均没有发展起来，通过与实力较强的外资券商合作可开拓这一领域的业务。基金管理业务刚刚兴起，也有必要借鉴国外经验。目前，我国尚没有开放a股的经纪业务，组建合资经纪业务公司的可行性不大。
合资方数量不宜太多。引入较多的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合资方，有可能实现多方的优势互补，有利于开拓多方市场，但过多必然会大大增加管理、协调和磨合的难度。不同券商根据自身条件，确立不同的发展策略（1）经纪类券商重点发展专业化业务、网上业务证券经纪业务目前由买方市场全面进入卖方市场，随着佣金自由化的趋势、证券监管的加强、长期投资理念的确立、机构投资者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混业经营的趋势和it行业的介入的一系列变化，传统证券经纪业务运作模式面临挑战。经纪类券商的业务模式也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从粗放式经营向专业化、细分化经营的业务模式过渡。在服务对象上以面向特定客户为主，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对特定客户群实现专业化服务，重点发展乡镇等市场。在交易方式上以采取现场和非现场交易结合，交易手段上重点发展网上交易，从有形化向虚拟化转变。在服务方式上以满足客户资产增值为目标，使客户获得与经济增长相匹配的投资回报。在这种市场细分、服务专业化的业务模式下，针对成为券商经纪业务生存的基础，交易手段多样化成为生存的手段。
资产证券化业务的主要特点篇7
我国券商国际业务能力分析国内券商开展国际业务从目前水平看仍属初级阶段，从海外机构设置看，一是在海外设立机构的证券公司只占证券公司的极小部分。二是在海外设立的机构数量少。三是布点地域窄，目前主要集中于香港特区和新加坡。对于海外上市股票承销业务以及发债融资业务，由于国内券商缺乏分销网络、缺少经验、缺乏人才以及实力不济，大都被外国公司所垄断。同时，由于目前我国的券商尚缺乏开展国际业务的整体规划，所开展的国际业务主要是资金的单项交流、项目融资和企业的海外上市等，业务开展处于相对被动状态和探索性阶段。从券商的国际业务部看，数量在萎缩，从业人员在减少，新增盈利点明显匮乏。造成这种现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业务目前的主营业务是B股，而B股市场长期低迷。国内券商国际业务的长足发展必须依赖国内业务的充分发展和我国企业的成长壮大。国内券商开拓国际业务的真正优势在国内，即充分依托国内资源，在现有的项目上开拓新的金融品种，迅速寻找到适合自身的业务增长点。国内券商的海外业务要以国内客户为中心，随着国内企业的发展而发展。企业发展到哪里，券商的服务就跟踪到哪里。只有我国出现一大批重量级的世界性企业，国内券商才有可能成为世界性的券商。
经过连续数年的高速发展，国内券商的研究工作整体上了一个台阶，证券研究对证券公司的支持作用得到充分体现，证券研究部门日益成为券商的战略性部门。未来券商的几乎所有业务领域都必须有强大的研究力量的介入才能顺利开展，研究品牌在开展业务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新崛起的券商，往往是证券研究力量较强的券商，即能够通过研究力量对业务部门的渗透来培育核心竞争力的券商。但与国外券商相比，国内券商的研究质量、研究水平相距甚远。国外大券商从拓展业务的初期对目标国家的宏观经济、市场状况的调研，以及其后的产品设计、业务创新，无不以强大的研究实力做后盾，可以说研究能力无论在开展国内业务还是国际业务都已成为第一竞争力。
从加强产品创新与业务创新看，目前我国券商的产品大同小异，没有形成差异化服务，而争取客户的关键是提供个性化服务。通过中外合资合作证券公司我国券商可以开展新业务，诸如为境内客户的外币资产做投资顾问，结合为境外客户境内投资，进行全方位的资产管理，或是加强对全球证券市场发展的最新研究，结合我国国情，不断设计开发注重实务性的金融新品等等，增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同时创立自己的特色服务。国外券商开展国际业务数十年的实践证明，全面出击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是低效率的，券商应当宏观判断自身的优势和不足，根据各项业务的进入成本和投资回报，相应调整向不同业务领域的投入，力求达到最佳的业务构成，突出自己的经营特色。
外资进军我国证券市场模式综观国外大券商的发展史，可以发现其拓展国际业务的一些显著特点：
（1）立足国内，放眼世界。国外券商首先在本国金融中心确立地位，通过内部发展和外部战略性收购建立起强大的服务能力，增强公司综合实力；然后以国际金融中心或区域性金融中心为重点，设立境外分支机构，实施全球化发展战略。
（2）拓展国际业务，研究先行。上述各大券商成功拓展国际业务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他们都拥有一支强大的研究队伍，并以某个领域独具一格的研究特色而知名。美林证券在全美证券公司研究力量的排名中位居首位；投资研究则是高盛公司增长最快的业务，来自证券分析师、经济学家、战略家的意见赋予了公司巨大的销售力；摩根斯坦利同样具有独立和优秀的研究力量。券商的专业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反映了券商的专业水准。这些券商在开拓国外业务之前，广泛收集有关目标国家的宏观经济、市场状况与产业前景等方面的资料，在此基础上派遣相关专家前往当地进行调查研究。
（3）创新贯穿始终。各大券商在拓展国际业务时，无论在初期还是后期，无论是开展业务的方式、策略，还是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都渗透着业务创新与产品创新；而业务创新与产品创新提高了服务客户的质量，扩大了服务客户群体，也就往往导致国际业务范围的扩大与程度的加深。
（4）从开展国际业务的方式看，收购兼并起着主要作用。开展国际业务有两种形式，一种在国内开展国际业务，另一种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开展业务。随着金融服务业全球化的推进，各大券商认识到，公司不但应具有强大的跨国服务能力，同时也必须在全球各地直接设立分支公司，以减少环节，降低成本。综观国外大券商设立分支机构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设立分支机构最有效最快捷的方式就是进行购并。
（5）拓展国际业务服从全球战略。券商在拓展国际业务时，首先制定了一个合理可行的全球发展战略。以公司的长远利益为目标，以业务拓展为导向，加强对国外资源的购并整合。各大券商拓展国际业务并非单单为了扩大规模，其每一次扩张、每一次购并都服务与服从于其全球发展战略。而公司的各业务机构和各业务层次也都服从于该战略，相互配合与协调，达到资源配置的优化。
（6）在拓展国际业务的同时，保持自身的鲜明特色。国外大券商根据自身的优势和经营风格，重点发展特色业务。这些老牌的投资银行尽管大力进行国内外的兼并活动，以便扩大经营范围，增强服务能力，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出售部分非核心资产，使主要业务更加突出，重点业务领域仍然十分明确。
（7）在扩展国际业务时密切注意防范风险。券商业务国际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其加速成为“金融百货公司”的过程，业务的多元化导致了收入来源的多元化与分散化，有利于券商风险的分散。但是，经营的国际化与业务的多元化本身也导致新的风险。
根据外资拓展国际业务的特点，故外资进入我国证券行业可能采取两种策略：一方面与大的、市场占有率高的券商进行技术性合作，广泛收集我国的宏观经济、市场状况与产业前景等方面的资料，并派遣相关专家参与合作研究，对我国市场进行深入的调研，了解我国的宏观经济、资本市场情况，制定发展战略。
另一方面，与中小券商进行合作的目的是为了物色目标进行战略性收购。外资券商设立分支机构最有效最快捷的方式就是进行购并，但目前由于我国政策上有所限制，故国外大券商在正式开放前，先物色目标进行前期合作，一旦机会成熟，即加强控股，进行兼并收购。
外资进入带来的发展契机外资进入后虽然带来了很多不利的影响，但同样给国内证券商带来了发展的契机。外资的加入必将导致证券服务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资源重新优化配置，这就为国内证券公司拓展业务和进行各种创新活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国内证券公司进行兼并、重组的机会大大增加。外资进入后，国内券商行业的竞争将会加剧，经济实力差、风险管理能力弱的证券公司将可能被淘汰，证券业重新洗牌，市场集中度会进一步提高。国内证券公司经过新一轮兼并、重组之后，无论在规模、专业化经营或是风险管理能力上均会得到极大的提高，这对它们走向国际资本市场的大舞台，加入到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竞争中去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国内券商和境外金融机构交流与合作的机会进一步增加。国内券商和境外金融机构交流与合作的机会将进一步增加，通过与境外金融机构联手组建中外合作基金、境外金融机构参股国内证券公司，将有助于加强国内券商的竞争力和风险管理能力，有利于后者更好地借鉴和掌握国际金融业先进的经营方式和风险管理经验，及时了解和掌握国际金融业的发展情况和金融创新情况，加快我国金融创新的步伐；组建中外合资证券公司可以提高国内证券公司的总体业务经营水平；提供国内证券公司走向国际资本市场的有效途径；增强国内证券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外资进入为国内券商进入国际证券市场提供了契机。根据对等互利原则，我国证券业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外国证券市场也将对中国证券机构开放。将根据对等互利原则，我国证券业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外国证券市场也将对中国证券机构开放。对我国而言，证券业的市场规则、金融品种、公司运作、信息披露、股权结构等逐步将要依照国际市场的惯例和规则进行，这有利于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证券业将向着市场化、规范化和多功能化的国际证券发展大趋势挺进。可以预见，随着国际市场对我国股票需求的迅速提高，预托凭证业务得以进一步拓展，这就为国内证券经纪业务提供了一个走出国门的机会；同时，加入wto后，国内企业筹资的空间将进一步拓宽，证券境外发行业务也越来越多，也为国内券商走向世界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国内证券公司面临拓展业务提升竞争力的大好机会。我国证券业在组织体系上将直接定位于“公平竞争”的市场格局，从而彻底打破地域界限和行政呵护的传统行业模式，有利于国内券商管理体制的更新，管理水平的提高，券商技术手段、业务方式和服务品种的创新以及券商研究水平的提高和研究方法的改进，促使国内券商更新观念，以市场需求为直接取向，不断优化重组，步入规模化、集约化的国际发展轨道。同时，入世将促使国内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因而会有更多的国内企业可以选择到国外上市和发行债券，而国外的企业和国内的外资企业也可以选择到国内资本市场进行上市融资和债券筹资，再者，国内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也将得到发展，为国内券商拓展业务提供了大好机遇。从长期来看，外资进入国内资本市场后，证券市场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将大大促进各类创新业务的发展。
国际化进程中的策略选择在合资中注意控制权和品牌由于有关政策限制和国内市场成熟度不够，“入世”后外资机构将首先以金融服务提供者的身份进入证券市场，短期内海外金融资本大规模进入我国证券市场的可能性很小。海外券商进入我国市场后，有的无偿向有关部门提供咨询，有的赞助国内各类证券研讨活动，有的积极与国内券商合作提供技术支持，有的则以纽约、香港等国际和地区性金融中心为基地，积极争取国内企业的并购和上市项目。国外券商在中国的这些活动虽然短期内不会有利益回报，但长期看，每一项活动都是有目的并且具备潜在商业价值的。因此，在将来合资证券公司当中，控制权问题将成为双方讨价还价的焦点，谁拥有更多的控制权，谁的积极性就越高。在合资的初期，中方拥有控制权，但三、五年以后，外方肯定会要求增加管理控制权。到时，中方可根据合资企业的运行状况、双方合作的和谐程度、国家的产业政策、证券行业的发展状况等因素审慎作出决定，也可以在初始的合资合同中对这一问题给予明确的规定。另外品牌也非常重要。一个企业要持续发展，并在行业中保持领先地位，必须拥有核心业务，即品牌优势，而且要不断对其品牌赋予新的内容。证券公司的发展壮大，亦要走品牌之路。世界著名的券商，尽管经营广泛，但都有一项或几项独具特色的业务，在业内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他们靠自己的品牌赢得了客户的信赖，获得了良好的经营效益。
慎重选择合作对象按照区域划分，境内券商选择合作的外资券商可分为三类，即欧美券商、日本券商和港台券商（包括中银国际等有中资背景的券商）。
欧美券商，特别是大券商，数量多、规模大、实力强，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处于领导地位。他们可以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多样化、专业化的商品和服务，并且有全球的客户来源和销售网络，还具备强大的新产品开发能力，对金融衍生产品及金融工程的运用非常成熟，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完整的金融服务。选择欧美券商合作，可以学习国际资本市场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有利于合资公司的市场化运作，提高境内券商的市场竞争力。但在文化观念、价值观念上可能会产生比较大的摩擦和冲突，合资公司的内部整合相当困难。
日本券商的规模和实力与欧美券商相当，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也容易沟通，但日本的主要证券业务长期被野村证券、大和证券、日兴证券等几大券商垄断。大券商通过集团化（如野村的相模会，大和的七星会，日兴的亲兴会），将中小券商纳入自己的系列内，大多数的中小券商业务空间十分狭窄。境内券商可以选择的合作伙伴只有野村、大和、日兴三家，选择的余地比较小。
大陆券商与港台券商合作，双方易于沟通，在合资公司的内部整合上相对比较容易。港台券商与欧美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券商相比，实力仍然相当弱小，台湾所有券商的资产总额，尚赶不上美林证券一家。证券市场上的新金融产品也只有认股权证、股指期货、可转换债券、开放式基金等品种，与欧美和日本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港台券商的业务范围以台湾、香港为主，兼顾大陆（大陆业务主要是B股和大陆企业在香港创业板上市）在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业务网络很小，国际金融操作经验不足，知名度不高。因此，对于国内的一些大券商，由于他们积累了相当的国际化经营经验，在海外已经设立了一些业务网点，他们应该选择欧美和日本的大券商进行合作，对于大量的国内中小券商来说，由于自身实力的限制，可以选择港台券商进行合作，也可以选择有单项业务（如经纪、承销、基金管理等）优势的欧美证券经营机构进行合作。注意合作方式的选择可能的合作方式有三类：一是技术合作，包括信息技术、业务指导、管理咨询和人员培训等内容。二是管理合作，中方让出部分或全部管理权，直接聘用外方职业经理人员，建立新的管理和经营机制，聘请外方代为经营各项业务。三是股权合作。股权合作就是组建中外合资证券公司，是一种更加紧密的、深层次的合作。
根据合资层次的不同，股权合作可进一步划分为三种方式：①总公司层面的合资，②单项业务层面的合资，③组建全业务合资子公司。总公司层面的合资是在总公司层次引进外资股东，这样有利于增加公司的注册资本金和资金实力；或者总公司原有股东出让部分股权给外方，这只是股东结构的调整，不会增加资金实力。单项业务层面的合资是券商分拆一部分业务及相关资产，与外资共同组建一家新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证券公司。全业务合资子公司是国内券商和外方各出一部分资金组建一新的可开展全面证券业务的子公司。
一般而言，先进行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合作后进行股权合作较为合适。因为一是需要待政策明朗；二是双方了解与磨合需要一个较长时间。
进行单项业务合资更为可行和有利。目前我国券商的股权较为分散，不少券商最大股东的股权比例一般都不超过20％，因而，如果在总公司层面上引进股权比例超过25％的外资股东，很难获得中方股东的认可。如果组建单项业务子公司，则很容易解决这一问题；如果组建全业务合资子公司又必将导致母公司与合资公司之间同业竞争，而且所需投入的资金量较大。
合作的重点可放在投资银行业务、证券咨询和基金管理业务。投行业务、证券咨询是最具有国际性的业务，且除证券发行承销以外，收购兼并、财务顾问、资产证券化等业务均没有发展起来，通过与实力较强的外资券商合作可开拓这一领域的业务。基金管理业务刚刚兴起，也有必要借鉴国外经验。目前，我国尚没有开放a股的经纪业务，组建合资经纪业务公司的可行性不大。
合资方数量不宜太多。引入较多的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合资方，有可能实现多方的优势互补，有利于开拓多方市场，但过多必然会大大增加管理、协调和磨合的难度。不同券商根据自身条件，确立不同的发展策略（1）经纪类券商重点发展专业化业务、网上业务证券经纪业务目前由买方市场全面进入卖方市场，随着佣金自由化的趋势、证券监管的加强、长期投资理念的确立、机构投资者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混业经营的趋势和it行业的介入的一系列变化，传统证券经纪业务运作模式面临挑战。经纪类券商的业务模式也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从粗放式经营向专业化、细分化经营的业务模式过渡。在服务对象上以面向特定客户为主，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对特定客户群实现专业化服务，重点发展乡镇等市场。在交易方式上以采取现场和非现场交易结合，交易手段上重点发展网上交易，从有形化向虚拟化转变。在服务方式上以满足客户资产增值为目标，使客户获得与经济增长相匹配的投资回报。在这种市场细分、服务专业化的业务模式下，针对性服务成为券商经纪业务生存的基础，交易手段多样化成为生存的手段。
资产证券化业务的主要特点篇8
在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背景下，作为中国金融结构变革的有力推动者，证券公司业务必然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证券公司经纪业务、自营业务、承销业务等必将面临一系列挑战。
总体原则
中国证券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
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主导力量
从金融功能的角度来看，国际金融中心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国际融资服务、全球投资场所、国际支付清算系统、国际金融交易场所、对全球资本的定价权等，而资本市场无疑是实现国际金融中心主体功能的核心平台。纵观全球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证券公司内生于资本市场的发展，是资本市场实现各种功能的最佳媒介。未来国际金融中心将会逐渐往东方漂移，在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过程中，证券公司将会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通过为上市公司、投资者提供各类金融服务，或者直接参与到市场中去，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主导力量。目前，以中信证券、中金公司等为代表的国内一流证券公司的综合实力不断提高，它们已经开启了国际化之路，这些证券公司将成为中国金融的快速崛起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的主导力量。
中国金融体系变革的推动者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金融体系主要有两种模式：以德国为代表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当然未来也可能出现第三种模式，即银行力量和市场力量相当的金融体系。对于中国而言，目前的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无论是融资来源、金融资产总量占GDp之比，银行都具有绝对优势地位。从历史发展经验可以看出，银行配置资源的效率低于市场的力量。未来中国应该推动金融体系向市场化更进一步迈进，中国证券公司将是中国金融体系变革的主要推动者。
中国资本市场是一个“舶来品”，其构建框架和法律法规都参考了欧美主要市场的经验，而中国证券公司则是资本市场在中国的具体践行者，它们通过产品的新和业务的优化来推动市场的力量不断壮大。涓涓细流终成大海，中国证券公司的每一个努力与新，都将促进中国资本市场更加茁壮健康的成长，成为中国金融结构变革的重要动力。
金融产品的新者
新是投资银行发展的重要动力，整个投资银行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新的历史。新能力已经成为证券公司核心竞争力的一大要素，证券公司要在白热化的市场竞争下占据绝对的制高点，就必须通过不断的产品新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而一味地因循守旧、墨守陈规，只能被市场无情地淘汰。未来，通过一定时期的行业整合，中国的证券公司将成为专业的资本运作机构，它集知识、信息、人才、技术，资金等诸多优势于一体，是金融产品的新者，向社会提供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证券公司能够成为产品新的发动者、组织者和开拓者，是由多种因素综合决定的。首先，证券公司的利润收入来自于证券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新的空间很大，因此，相比于传统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新的动力更强；其次，证券市场本身具有高风险性，而转移和分散风险是证券公司的一个重要的任务，这就需要证券公司设计出不同的规避风险的工具和产品，而这些都对证券公司的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次，证券公司作为以提供证券产品和服务为主的中介机构，在证券市场中是处于“卖方”的地位，而投资者对金融产品的需求是多元化的，证券公司与证券市场联系最为紧密，它们能够迅速地洞悉市场的变化，并且能够最切实地把握客户的需求，并且根据这些需求去进行产品的设计，并发掘潜在的新机会：最后，证券公司有着最为优秀的人才资源，在经过了市场的锤炼后，一批真正意义的投资银行家将逐渐产生，他们将成为中国证券公司新的重要推动者。
在成熟的证券市场上，金融市场可供投资者投资的金融产品极其丰富，证券公司和投资者能够实现双赢。当前中国的证券市场的监管则很大程度上残留着计划经济的思想。对许多产品和业务新都没有放开，可供投资者投资的金融产品还极其有限。虽然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等避险机制已经出现，但是投资门槛还较高，证券公司的“卖方”业务面临“无米之炊”的尴尬，这也决定了长期以来中国证券业以经纪业务为主的简单业务模式。
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演进证明，新与金融市场的发展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新的束缚越小，市场的活力越大，金融市场的发展速度就越快；新的束缚越大，市场则往往缺乏活力，金融市场的发展则有可能踟躇不前。我们所鼓励的新是与宏观经济环境和金融市场业态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新，这样的新需要适度领先于市场发展的节拍，以实现对资源配置的导向作用，但是不能在领先的道路上走得太远，防止超出金融监管的能力和宏观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监管部门理应消除对证券公司产品和业务新的制度束缚，鼓励和刺激新应是我国证券监管部门制定政策的重要基点，特别是在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宏观战略下，监管部门更需要采取超常规的策略，促进证券公司产品和业务新能力的提高，建立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证券公司。
金融产品新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流动性增加型，为流动性较差的金融工具造流动性，以促进资本的流通速度和使用效率，典型产品是资产证券化产品：第二，风险转移型，即将风险重新组合和分配，使风险在不同偏好的资产投资者之间进行转移，典型产品有：远期、期货、期权、信用互换、货币互换和利率互换等；第三，权利造型，就是将一些权利附着在普通的金融产品上，以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典型产品是：可转换债券、附认股权证的债券。这些产品的新都与证券公司有着密切的关系。未来，随着制度层面的约束逐渐弱化，中国证券公司新能力的竞争必将逐渐显现，一批新能力弱的证券公司有可能被淘汰，而一些更具新潜质的证券公司有可能会成为行业的新航母。
事实上，产品新和风险防范并不是对立的，产品的设计需要新的精神，而很多产品在设计之初正是为了防范风险的需要。在未来，中国证券公司需要建立健全的风险管理体制。首先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按照《公司法》的要求执行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制定完善的决策机制和监督体制；其次要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激励机制既要有利于促进新，更应该引入责任追究制度，防止过度的投机性操作；最后要健全风险管理机构，建立由前台、和后台相互交叉、相互制衡的风险管理体系，确保公司对各种风险能够及时识别和监管。
风险的配置者
从风险角度看，传统金融体系中的风险是沉淀的。而现代金融新的基本宗旨就是把风险还给市场，把收益也还给市场，市场的力量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中国的证券公司将成为风险的主要配置者。中国证券公司利用其专业化的优势，能起到进一步配置风险、
优化社会风险结构的功能。
证券市场具有三级风险配置体系。第一级是证券发行市场，实现风险的初次分配。证券发行市场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筹资功能，使得企业的股权和债权逐步分化，经营风险由此分散到不同投资人，他们共同承担企业经营面临的各种风险。第二级是证券交易市场，它的功能是给初始分配的风险提供重新配置的机会，其主要功能是风险交易和风险定价。第三级是风险对冲市场，其典型的工具是融资融券和期货、期权，当投资者认为资产的风险溢价过高时，就可以在对冲市场上反向操作实现风险规避和风险对冲。在这三个市场上，都可以见到中国证券公司活跃的身影，未来中国的证券公司对于风险的配置作用主要体现在：风险分散、风险定价、风险重组、风险对冲。
财富的管理者
在收入水平较低时，经济主体的金融需求结构还处在一个偏低的水平上，静态意义上的资产安全性是其对金融中介所提供服务的基本需求。当居民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人们对金融服务的要求就会超越静态意义上的资产安全性的要求，进而期望金融机构能够提供增值，避险、组合一体化的金融服务。30多年的改革进程，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对资本市场和证券公司的功能提出了更高需求，财富管理应运而生。未来我国证券公司要完成盈利模式从通道模式向服务模式的转变，就必须为客户提供多元化的服务，而财富管理无疑是我国证券公司未来业务的重要一部分。证券公司的财富管理主要就是通过匹配风险与收益，实现财富的增值。在现代金融体系中，证券公司的价值增值主要通过造金融产品、提供金融服务以及通过对金融资产的风险收益的组合管理实现价值增值的。
展望未来，中国财富管理市场的持续快速增长可以预见。随着中国中产阶层地不断增长，中国的财富管理市场将稳步增长，并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财富管理市场。与此同时，财富管理也为金融体系的制度建设、生态环境建设造了很多的互动空间，并将为上海在2020年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起到推进作用。
中国证券公司未来的改革重点
培养国际化的视野
中国加入wto已经10年，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仍然在逐步加深，全球经济的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断增强，当然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不可小视。与经济全球化并行的是金融全球化，从长周期的角度来看，使用信用货币的国家整体上处于流动性充足的状态下。尤其是以美元、欧元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造成了全球流动性的相对过剩，国际资本流动呈现出加速和扩大的趋势。在此背景下，融入世界经济的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不可避免地受到金融全球化的影响，中国也不例外。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现在还在继续蔓延的欧洲债务危机等都对中国经济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影响更加明显，欧债危机的进展时刻影响着国内资本市场。因此，随着中国经济继续快速的发展、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国际经济的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将扩大，影响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变量也会越来越多，需要证券公司具备国际化的视野，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待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
加速资本集中，实现做大做强
证券公司是主营业务为资本市场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它属于智力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大型证券公司是证券市场和股份公司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发达资本市场和成熟金融体系的重要标志。中国证券业在未来首先要加速资本的集中，实现做大做强，不断整合行业内外的有利资源，在业务上不断拓展和新，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证券公司航母。
鼓励支持行业并购，提高行业集中度，是未来中国证券业改革的重点和发展的必经之路。从国际经验看，投资银行业都经历了由小型化、分散化逐步向大型化、集团化发展的演变历程，其中尤以美国最为典型。虽然美国独立的投资银行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集体消亡或转型，但是并不意味着资本对于证券公司的重要性在减弱，相反，在任何情形下，资本都是抵御风险的必要手段。从产业发展来看，一个行业如果过度分散，其竞争往往是无序和低效的，适度的行业集中能够使得资本的规模效应得以充分地发挥。
应该说，证券公司的行业性重组是提升证券公司自身和行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动力，但是证券公司的重组不应单纯追求数量和规模的扩张，更重要的是推动各证券公司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的融合，促进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使强者更强，优势互补，盲目的扩张和并购反而有可能使得品牌价值缩水。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证券公司重组，在资本规模扩张和业务扩大的同时，也应注重提高证券公司的风险防范能力，使公司的资本规模与风险管理能力相匹配。
差异化经营与竞争
当前，中国证券业的无序竞争集中表现在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低、盈利模式的同质化现象严重，一方面经纪业务市场趋于饱和，券商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高度的同质竞争已将传统业务的利润空间挤占至临界值；另一方面新类产品和服务市场则几乎处于真空地带，这一状况导致了证券公司的恶性竞争，极大地制约了证券公司的做大做强。因此，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实现差异化竞争是未来中国证券公司实现和谐共赢的一个重要手段。未来中国证券行业大浪淘沙，最后胜出的证券公司都有自己特色业务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它们专注于自己竞争力强的产品和服务，开展差异化的竞争，在保持自己独具特色的产品和服务竞争力的同时，积极外延产品和服务拓展。
不少的证券公司面临着业务转型，做出特色、寻求差异化经营成为必然的选择。差异化竞争是将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差异化，树立起企业在全行业范围中独具特色的东西。实现差异化竞争可以有许多方式，如品牌、产品技术、顾客服务、商业网络及其他方面的独特性。通过对市场进行细分，证券公司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提供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提高客户满意度，能够避开最激烈的正面竞争；与此同时，证券业产业组织的多样化、商业模式的差异化，可以提高整个行业应对外部冲击的弹性，分散冲击波的力度与方向。
实现证券业差异化经营与竞争是未来中国证券行业改革的一大课题，也是证券业市场化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这样的差异化经营与竞争，能够形成证券行业合理的产业层次，形成良性竞争，使得整个行业更具市场效率和抗冲击能力。
业务模式的转变
中国证券公司的盈利来源长期依靠经纪业务，这使得证券公司同质化经营现象严重，行业的整体附加值不高、抗风险能力弱、盈利水平受市场涨跌的影响明显。未来中国证券公司的一个改革重点就是要实现业务模式从通道盈利模式向服务盈利模式的转变，通过多样性、个性化的服务提供来实现公司的成长。在实现业务模式的转变后。证券公司的理念、规则、产品、利润结构、收益风险匹配机制都将发生变化。
随着中国证券公司的盈利模式从通道盈利模式向服务盈利模式的转变，中国证券公司的收入与二
级市场的相关性将大幅降低。由于服务型产品的风险很小，中国证券业现存的风险收益结构也会得到很大改善。
打造和谐共赢的金融投资文化
证券公司的发展经历了几百年的变迁，证券公司的功能越来越复杂，其在金融、经济领域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强，人们对证券公司的关注、批评也随之上升。不管是“密西西比泡沫”导致法国对金融投机文化的憎恨，还是大萧条引发美国强制分拆银行与证券业的举措，证券公司的发展之路充满了谤誉，其背后则是人们对证券行业背后所代表金融文化的不断反省。2011年，源自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又将全球的目光聚集到了证券公司，自私、贪婪、腐败成了华尔街的代名词，而中国证券公司出现的内幕交易、老鼠仓事件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金融文化的思考。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金融投资文化，证券公司应该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是一个值得深度思考的问题。我们认为，从有利于证券公司的长期有序发展、有利于金融业健康稳定发展的角度来看，打造和谐共赢的金融投资文化是一个发展方向。
业务线视角
经纪业务发展与改革重点
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是未来我国证券业不可逆转的趋势。在多层次资本市场格局下，证券公司业务必然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就经纪业务而言，不同融资需求的企业与不同投资需求的市场实体客观上要求多样化的经纪服务内容以适应迅速发展的实践。因此，在交易制度方面，多种交易制度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发展兼容证券商报价制度的经纪活动成为市场的内生需求。在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和发展的条件下，证券经纪业务的展开和繁荣将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
证券公司报价体系的建立
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建立必然引入证券商报价机制，未来我国市场上必将呈现出以集中竞价交易制度为主，兼容证券商报价驱动的主板；以证券商报价制度为主，投资者指令驱动为辅的业板和采取证券商报价制度配之以非强制性做市商功能的三板市场的多层次、混合型交易制度结构。同时，大宗交易市场和控制权转让市场中也将改变比照集中竞价交易价格成交的恶劣局面，引入证券商报价，发展多种交易制度。
实行证券商报价制，证券商作为特许的注册经纪人，需要派其代表进场提供股票的双向报价，在很大程度上参与证券价格的形成过程，为市场提供流动性。这将使得我国原本单一功能的经纪人制度，向多元化、多层次的成熟方向发展。
为防范证券商报价制度可能引发的市场风险，在主板、业板市场，相应的证券经纪商将负有与报价制度相配合的特定做市义务。
由此可知，证券商报价制度的引入事实上将造未来我国证券公司经纪业务的“双轨制”。一方面，既存在因循现有集中竞价交易制度、法律上采用简单关系的经纪人；另一方面，也将发展出以证券商报价为基础、以信托法律关系为核心的经纪人。上述两类经纪人的并存，对于我国多层次经纪人制度的建立，对于证券公司经纪业务的多元化发展，无疑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板市场与柜台交易报价
三板市场基本格局的特异性，要求法律设计必须为协调联网交易与柜台交易预留制度空间，这使其未来的经纪制度呈现出不同于主板和业板市场的特点。三板市场的发展将推动公司法制和证券公司经纪人制度发生深刻而剧烈的变革。未来三板市场中，由于上柜公司实力较弱，不可能采取主板市场的集中竞价交易制度。引进证券商报价制度，由经审核批准的券商，持续地向公众投资者报出某些特定证券的买卖价格(双向报价)，可以有效地提高交投的活跃程度。这成为三板市场交易制度的必然选择，同时也对我国证券公司经纪人业务的深化发展提出了挑战。
经纪合同变革与经纪活动规范
各市场报价体系建设的影响将渗透于证券经纪活动的全过程，从而促使证券公司经纪业务发生重大变革。
证券商报价制度的引入必然要求在经纪活动中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信托法律关系，从而引发信托合同条款的变革和必要的强行法规的补充与完善，并进一步对经纪人业务活动规范和经纪人会员资格管理等方面提出新的要求，最终推动证券公司经纪业务的根本性改革与发展。
自营业务发展与改革重点
风险控制一直是自营业务管理的重要一环，伴随市场的发展，证券公司自营业务的高风险性将进一步凸显，市场发展导致自营风险进一步加剧表现在：第一，可投资的金融产品的多样化发展，导致自营业务风险增加；第二，法律、政策规范的专业化、严格化，导致自营风险提升。
在公平市场条件下，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证券公司自营业务与其他交易机构的业务相比，并不存在任何优势，同样具备高风险特征。我们认为，证券公司未来在自营业务方面，尤其在风险控制领域，会呈现一系列发展趋势，并由此引发制度变革。
加强风险控制
伴随着市场的发展与金融产品的多样化，政策、法律风险和市场风险为主的系统风险与内部控制风险、决策风险、操作风险为主要内容的非系统风险都有加剧的趋势。加强风险控制仍应作为自营管理的重中之重。
目前，我国证券公司设立专门自营业务部门执行董事会、投资决策机构关于自营业务的决策。自营业务是与投资银行业务、经纪业务、资产管理业务、回购交易业务并行的一种证券公司业务类型。在制度层面，要建立健全风险控制组织机构，完善自营风险管理流程，实现对风险的及时识别、监视和处理；在技术层面要学习外国先进的风险管理方法和管理经验。
实现自营业务交易机构的独立法人化
除在证券公司内部保留自营部门进行自营业务以外，还应当鼓励设立独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专门进行自营业务。进行传统投资品种以外金融产品的投资，因为缺乏经验所以风险更突出。通过设立子公司的模式进行此类自营业务，这既是拓宽自营业务范围、活跃市场的一种尝试，又能将风险控制在子公司范围内，不致引发连锁反应和系统风险。
在市场发展、金融产品增多、自营风险突出的大环境下，由证券公司出资建立独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从事自营业务，将成为一种趋势。
证券公司无法再依赖行业便利行为
证券市场是开放的自由市场，具有高风险性特征，在证券市场中投资，对目标公司信息知悉越多越有利于风险控制，投资回报率就高。随着市场规则体系的逐步完善，中国证券公司将无法继续依靠自身特殊地位，获取内幕信息等行业便利而保持对其他类型交易机构的竞争优势。
中国证券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一度依靠作为保荐人和承销商的双重地位和便利条件，通过内幕交易等方式获取了对同业交易机构的竞争优势，这些隐性优势在公平市场条件下将荡然无存。
虽然现阶段内幕交易尚未被有效控制，还出现了内幕交易主体扩大化、内幕交易信息丰富化、内幕交易手段多样化，内幕交易非法所得巨额化等趋势。但是政府有决心控制内幕交易，相关法律正在不断完善，市场规则也在健全、发展之中，证券公司进行内幕交易性质的行为将会付出巨大代价。
除了较大的违法成本使证券公司主观不愿从事内幕交易行为外，客观方面，随着公司内部隔离墙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自营业务与其他业务在财务、人员、信息方面完全分离，其相对于证券公司以外的其他机构很难知悉更多内幕信息，建立独立的子公司专门从事自营业务时，更是如此。
承销与咨询业务发展与改革重点
在目前中国的证券发行体制下，证券发行承销几乎不存在风险。由于我国对于证券发行实行核准制，上市公司实际上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与此同时，对于网上申购者资格准入过于宽松的规定进一步助长了投资者的“打新股”心理，超高的申购比率实际上掩盖了真实的供求关系。而在定价技术单一、退市制度不健全的情形下，发行人、承销商、保荐人以及询价机构的利益共同体又推动股票发行价屡新高，为这四方获取了超额利益。这种高收益低风险的情形导致了实践中承销协议形同虚设，缺少必要的风险防控条款以及内部责任分担机制，且承销方式多机械地采取余额包销这种高风险的形式。
承销业务相关制度未来的变化趋势
随着我国股票发行审核体制不断市场化和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上市公司将不再是稀缺资源，一级市场的风险也将逐渐显现。
如果说新股破发仅仅是昭示着
二级市场价差的缩小和承销业务风险的增大，那么发行失败将直接影响到承销商的利益和声誉。在未来，伴随着核准制向注册制的演变，以及网上发行网下配售方式、保荐人制度以及退市机制的改革调整，券商在承销业务中无疑将面对更大的风险与挑战。
核准制的实施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起到了长远和积极的影响，但是核准制亦具有较大的缺陷。伴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与成熟，以“注册制”替代“核准制”的发行监管制度的改革呼声日渐强烈。
目前我国新股发行采取的是“网上发行+网下配售”的模式。在申购新股行为成本提升的情况下，个人投资者申购新股将会更加理性，从而有助于还原股市真实的供求关系。
就网下配售而言，下一步改革的内容将有可能涉及调高网下配售比例、主承销商自主配售权以及存量配售三个方面。特别是主承销商自主配售权的推出将使询价更为合理。通过这种制度安排，主承销商可以形成一个稳定的询价机构群体，兼顾发行人和机构客户双方利益，最终令发行定价回归合理水平。
有学者提出了保荐人制度改革的三种选择：第一，废除保荐制度，恢复原来的主承销商制度；第二，保留证券商保荐，废除保荐代表人；第三，设立专门的保荐事务所，实现保荐与承销业务的分离。无论采取哪一种选项，其目的都是为了打破保荐人与承销商和发行人之间的利益链条，恢复保荐制度的中立性，发挥其在证券发行上市中“私人警察”(privatepoliceman)的作用，保证发行新股的质量。在保荐人独立性、客观性得以确立的情况下，一方面，保荐人对承销商的约束机制将会大大增强，要求承销商严格对公开发行募集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另一方面，保荐人和承销商分离后，二者之间将形成相互制约关系。券商之间在承销业务方面也势必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如何提高自身的承销能力，避免发行失败，成为券商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证券市场的重要功能之一是优化资源配置。通过退市制度建立起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是证券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证。在成熟的证券市场，一般都辅有完善而有效的退市制度。
伴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退市制度必将进一步得到关注和完善，当前上市公司退市率极低的异常现象将会得到扭转。与之相配套的，将会是有关责任主体法律责任制度的健全。
承销业务的应对策略
包销与代销。对于券商而言，包销或代销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别，而应当根据公司的质量和市场情况来决定采取哪种承销方式。对于发展前景广阔，信誉优良的公司，券商可以采取包销的方式以赚取更高额的承销费；而对于非知名公司，代销则可能是较好的选择。实际上在成熟证券市场，证券承销的方式并不仅仅局限于包销和代销。
单独承销与承销团承销。独立承销适合于小规模的证券发行，但如果发行规模较大、区域较广，则采用承销团承销将有利于证券的销售，并可降低承销团成员的风险。
放弃发行。根据境外成熟市场的有关经验，在项目巨大，超出承销商资金承受能力的极端情况下，承销商一般会与发行人协商放弃发行。在中国电信首次募股时就发生了股票认购率过低的情况。
承销协议的细化。相较于国际证券市场中的惯例，我国的承销协议的基本条款在不可抗力条款、陈述与保证条款和免责条款几个方面亟待改进：
(1)定价能力
确定合理的发行价格，是承销商在新股发行中降低风险的重要手段。在股市供求关系逐步均衡后，承销商为了确保发行成功，必须根据发行人的行业特点，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定价方式，并综合考虑市场走势、宏观经济、政策导向、行业地位、经营业绩、发行规模等因素，确定合理的发行价格。一般来说，新股发行价格的市盈率应低于股票市场上同类股票的市盈率。发行溢价过高，投资者不愿意购买；太低的发行价不能使发行人筹足资金。因此提高定价能力，确定合理的发行价，是承销商防范承销风险的第一步。
(2)研究能力
券商应当扩充研究团队，以应对上市公司数量的快速增加带来的考验。吸引大量有深厚专业知识背景、特别是对近几年来冷门行业有研究背景的复合型人才充实投行队伍，加强投行工作力量、精选项目，更好地发掘出那些素质高、真正有发展潜力的企业。
(3)风险管控、承担能力
为了提高风险管控能力，券商应当建立严格的风险评估体系，根据股票发行的时间、公司质地、行业状况，所上市的市场以及券商自身的资本充足性、投资结构等评估股票发行的风险。
券商在未来还应加强内部风险知识培训以及合规性培训，提高内部工作人员风险意识和合规意识。同时建立内部风险管理机制，将承销风险纳入证券公司总体风险考虑范围，使承销风险防范与其他业务风险防范相互协调。建立科学的发行人质量评价体系和内核工作流程，明确各当事人相应的风险责任。
此外，在退市制度建立完善、证券团体诉讼制度逐步健全的情况下，券商应当考虑设立赔偿准备金应对可能的发生诉讼。
(4)提高国际竞争力
目前国内各家券商的境内业务竞争形势已经比较明显，在新业务尚未有很大突破的情况下，通过发展国际业务是任何一家券商希望做大做强的必经之路。一方面，通过并购或海外ipo的方式，可以有效地开拓境外业务；另一方面，通过与各大跨国投行建立竞争一合作关系，加强与其在业务、信息、人才等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从而逐步实现本土券商的跨境经营。
咨询业务
目前，券商的收入主要集中在传统的经纪业务、承销业务和自营业务上。在经纪业务面临巨大压力，各券商为争夺客户不断压低佣金；承销业务风险逐渐显现而自营业务又不得不面对“靠天吃饭”的局面下，咨询业务将成为券商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尽管如此，从政策和制度层面而言，未来该方向上的变革将相对较小。
明确区分一般咨询和理财业务的界限。在未来，券商咨询业务与理财业务的界限将有可能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得到进一步明确。此外，由于券商有关人员违规代客理财，券商也存在监管缺失的问题，因此券商还有可能就相关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资产证券化业务的主要特点篇9
长期以来,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金融基础工程的薄弱,以及证券化过程中如何进行债权转让通知及办理抵押权变更登记等问题的不明确,阻碍了我国资产证券化的探索和操作。
会计方面的瓶颈问题
资产证券化过程中所涉及的会计、税收等问题决定着证券资产的合法性、盈利性以及流动性,关系到每一参与者的利益,影响资产证券化的动机和结果。《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作为《试点办法》的配套措施,在全面规范发起机构、特定目的信托、受托机构、资金保管机构、贷款服务机构、投资机构等适用会计规范基础上,重点规范了发起机构信贷资产终止确认的条件及其会计核算,为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多个参与机构的会计处理问题的规范扫清了障碍。
(1)信贷资产转移的会计处理问题
信贷资产转移在会计处理上主要考虑两方面问题:第一,被证券化的资产是否应该被分离出资产负债表,即是表外处理还是表内处理的问题;第二,合并问题,即特定目的信托是否需要和发起人合并财务报表的问题。
对于是否把被证券化的资产和相关债务分离出资产负债表问题,主要取决于该证券化行为被当作“销售”处理还是“担保融资”处理,这是发起人最为关心的问题,因为不同的处理方法会对发起人的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会计处理规定》主要借鉴了现行国际会计准则的做法,同时考虑中国现行的会计制度,以对“风险和报酬”转移的分析为基本出发点,充分运用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来界定已证券化的信贷资产是否实现真实销售,即终止确认。
特定目的信托作为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载体,由于承诺信托取得的信托财产,从风险隔离和《信托法》的要求看,应当作为一个独立的会计主体而单独核算。但若发起机构对特定目的信托具有控制权的,其会计处理将不同。
(2)投资机构的会计处理问题
投资机构是资产证券化的持有者,其会计处理问题影响到投资积极性。根据《会计处理规定》,投资机构取得的资产支持证券应当作为资产支持证券投资进行会计处理;投资机构取得的信托收益,应当区分属于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本金部分和投资收益部分进行会计处理;会计期末,投资机构应当对所持有资产支持证券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发现账面价值高于其可收回金额的,应当计提减值准备。
税收方面的瓶颈问题
信贷资产证券化运作规模庞大,交易环节繁多,减少作为其成本主要支出的税收支出是关系证券化操作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我国税务总局相关人士亦指出,我国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的税收处理问题应结合证券化本身的特点和我国税制现状,制定和完善证券化税收政策应当坚持税收中性、税负合理、促进证券化发展与反避税统一、与金融税制改革和资产证券化发展方向一致的基本原则。
税收处理规定主要需解决以下问题:避免重复征税、征税环节的确定以及征税收入的属性等等。另外,由于证券化产品可能涉及多个地区和不同分行的贷款资产,因此,在税务问题上,还出现了地区法规、部门法规与中央利益的协调问题。
发起人的税收负担主要来自于资产转让环节,这涉及两问题:一是发起人因出售信贷资产而取得的资产转让收益是否应缴纳所得税?二是资产转让所造成的损失能否从发起人的应税收入中予以扣除?
国际上对于作为发行人的SpV是不征税的,仅对投资者征税。《税收通知》较好的体现了税收中性和避免双重征税精神。
《税收通知》规定发起机构将信贷资产信托予受托机构时,双方签订的信托合同暂不征收印花税。受托机构委托贷款服务机构管理信贷资产时,双方签订的委托管理合同暂不征收印花税。受托机构发售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以及投资者买卖信贷资产支持证券暂免征收印花税。
中介服务问题
信贷资产证券化涉及多方参与主体,各个提供中介服务的主体的专业化水平的高低和信誉程度影响着证券化产品被投资者认同的程度。《试点办法》规定资产支持证券须进行强制评级(私募发行可以豁免),但是国内信用评级机构普遍规模不大,彼此间的评级标准不一,其权威性存在较大质疑,投资者难以依此作为投资依据。《试点办法》规定了多种信用增级方式,但我国的信用增级机构还很不成熟,离专业的金融担保还有很大一段差距。
针对中介服务机构所存在的问题,我国的信贷资产证券化法规应明确规定中介服务机构的权利及职责要求,建立相关机构更换机制,激励相关机构恪尽职守;加强对中介服务机构的业务监管。《试点办法》及《监管办法》等均较好的体现了上述立法要求。
信贷资产转让及抵押权变更
在信贷资产证券化过程中,银行作为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发起人,将其对原始债务人的债权即证券化资产转移给受托人,该转移涉及如何履行现行法律关于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问题。该问题影响到资产转让的合法有效,冲击着信贷资产转让后风险隔离和融资目的的实现。
从境外立法的情况来看,较多国家如意大利、日本和韩国等采用了公告或登记的方式进行通知。《试点办法》第12条规定,发起机构应在全国性媒体上公告,将通过设立特定目的信托转让信贷资产的事项,告知相关权利人。“公告通知”的规定较好的处理了成本与效率的关系,节省了成本,提高了操作效率。
对于住房抵押贷款等附带有抵押权益的信贷资产的转让,根据抵押权的从属性,银行在转让该信贷资产的同时,用以担保的抵押权也应随之转让。根据我国《担保法》,住房抵押财产须以登记为生效要件。因此,如果受托机构受让抵押财产不进行抵押变更登记,抵押权未生效,受托机构无法享有相应的抵押权益。若逐一对抵押权进行变更登记,则证券化的成本大大增加,不具可操作性。为此,建设部于2005年5月16日了《建设部关于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涉及的抵押权变更登记有关问题的试行通知》。《通知》关于批量办理个人住房抵押权变更登记的规定体现了提高效率、节省成本的精神,这符合证券化对抵押权变更登记的要求。另外,由于
资产证券化业务的主要特点篇10
长期以来，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金融基础工程的薄弱，以及证券化过程中如何进行债权转让通知及办理抵押权变更登记等问题的不明确，阻碍了我国资产证券化的探索和操作。
会计方面的瓶颈问题
资产证券化过程中所涉及的会计、税收等问题决定着证券资产的合法性、盈利性以及流动性，关系到每一参与者的利益，影响资产证券化的动机和结果。《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作为《试点办法》的配套措施，在全面规范发起机构、特定目的信托、受托机构、资金保管机构、贷款服务机构、投资机构等适用会计规范基础上，重点规范了发起机构信贷资产终止确认的条件及其会计核算，为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多个参与机构的会计处理问题的规范扫清了障碍。
（1）信贷资产转移的会计处理问题
信贷资产转移在会计处理上主要考虑两方面问题：第一，被证券化的资产是否应该被分离出资产负债表，即是表外处理还是表内处理的问题；第二，合并问题，即特定目的信托是否需要和发起人合并财务报表的问题。
对于是否把被证券化的资产和相关债务分离出资产负债表问题，主要取决于该证券化行为被当作“销售”处理还是“担保融资”处理，这是发起人最为关心的问题，因为不同的处理方法会对发起人的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会计处理规定》主要借鉴了现行国际会计准则的做法，同时考虑中国现行的会计制度，以对“风险和报酬”转移的分析为基本出发点，充分运用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来界定已证券化的信贷资产是否实现真实销售，即终止确认。
特定目的信托作为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载体，由于承诺信托取得的信托财产，从风险隔离和《信托法》的要求看，应当作为一个独立的会计主体而单独核算。但若发起机构对特定目的信托具有控制权的，其会计处理将不同。
（2）投资机构的会计处理问题
投资机构是资产证券化的持有者，其会计处理问题影响到投资积极性。根据《会计处理规定》，投资机构取得的资产支持证券应当作为资产支持证券投资进行会计处理；投资机构取得的信托收益，应当区分属于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本金部分和投资收益部分进行会计处理；会计期末，投资机构应当对所持有资产支持证券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发现账面价值高于其可收回金额的，应当计提减值准备。
税收方面的瓶颈问题
信贷资产证券化运作规模庞大，交易环节繁多，减少作为其成本主要支出的税收支出是关系证券化操作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我国税务总局相关人士亦指出，我国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的税收处理问题应结合证券化本身的特点和我国税制现状，制定和完善证券化税收政策应当坚持税收中性、税负合理、促进证券化发展与反避税统一、与金融税制改革和资产证券化发展方向一致的基本原则。
税收处理规定主要需解决以下问题：避免重复征税、征税环节的确定以及征税收入的属性等等。另外，由于证券化产品可能涉及多个地区和不同分行的贷款资产，因此，在税务问题上，还出现了地区法规、部门法规与中央利益的协调问题。
发起人的税收负担主要来自于资产转让环节，这涉及两问题：一是发起人因出售信贷资产而取得的资产转让收益是否应缴纳所得税？二是资产转让所造成的损失能否从发起人的应税收入中予以扣除？
国际上对于作为发行人的SpV是不征税的，仅对投资者征税。《税收通知》较好的体现了税收中性和避免双重征税精神。
《税收通知》规定发起机构将信贷资产信托予受托机构时，双方签订的信托合同暂不征收印花税。受托机构委托贷款服务机构管理信贷资产时，双方签订的委托管理合同暂不征收印花税。受托机构发售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以及投资者买卖信贷资产支持证券暂免征收印花税。
中介服务问题
信贷资产证券化涉及多方参与主体，各个提供中介服务的主体的专业化水平的高低和信誉程度影响着证券化产品被投资者认同的程度。《试点办法》规定资产支持证券须进行强制评级（私募发行可以豁免），但是国内信用评级机构普遍规模不大，彼此间的评级标准不一，其权威性存在较大质疑，投资者难以依此作为投资依据。《试点办法》规定了多种信用增级方式，但我国的信用增级机构还很不成熟，离专业的金融担保还有很大一段差距。
针对中介服务机构所存在的问题，我国的信贷资产证券化法规应明确规定中介服务机构的权利及职责要求，建立相关机构更换机制，激励相关机构恪尽职守；加强对中介服务机构的业务监管。《试点办法》及《监管办法》等均较好的体现了上述立法要求。
信贷资产转让及抵押权变更
在信贷资产证券化过程中，银行作为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发起人，将其对原始债务人的债权即证券化资产转移给受托人，该转移涉及如何履行现行法律关于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问题。该问题影响到资产转让的合法有效，冲击着信贷资产转让后风险隔离和融资目的的实现。
从境外立法的情况来看，较多国家如意大利、日本和韩国等采用了公告或登记的方式进行通知。《试点办法》第12条规定，发起机构应在全国性媒体上公告，将通过设立特定目的信托转让信贷资产的事项，告知相关权利人。“公告通知”的规定较好的处理了成本与效率的关系，节省了成本，提高了操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