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证券化管理办法篇1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统一立法；具体措施
一、中国资产证券化现有立法概况
（一）中国资产证券化现有法律
当前，中国还没有正式立法的资产证券化法律，而是一些分散的临时性的行政试行规定。这些行政规定包括信贷资产证券化试行行政规定和企业资产证券化试行行政规定两方面的法律。
其中，信贷资产证券化试行行政规定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联合制定并于2005年4月20日公布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试点管理办法》）；财政部于2005年5月16日公布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建设部于2005年5月16日公布的《关于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涉及的抵押权-变更登记有关问题的试行通知》；中国人民银行于2005年7月13日公布的《资产支持证券信息披露规则》；中国人民银行2005年6月15日公告（2005）第15号；中国人民外汇交易中心和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2005年8月1日联合公布的《资产支持证券操作交易规则》；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于2005年11月7日公布的《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试点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006年2月20日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税收通知》）；中国人民银行于2007年8月21日公布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信息披露》。
正式公布的企业资产证券化方面的法律目前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3年9月公布的《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生效于2004年2月1日，以下简称《客户资产管理》）。此外，还有证监会于2006年5月15日颁布的《关于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资产支持证券有关事项的通知》，该投资基金同时适用于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企业资产证券化资产。
（二）中国资产证券化现有立法分析
中国当前的资产证券化行政试行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和促进了中国资产证券化交易和发展，但中国资产证券化法律极不完善，当前中国资产证券化立法问题主要体现在：
1.理论上讲中国当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资产证券化法律，而只是一些行政试行规定；这些试行行政规定与相关的人大制定的法律产生冲突从而产生了法律适用上的尴尬，如合同法、公司法、企业破产法等。
2.当前的资产证券化行政试行规定很杂乱、零散并由多个行政部门制定，这些行政规定之间又相互冲突矛盾，产生法律适用上的尴尬和高的法律成本。
3.当前的信贷资产证券化法律和企业资产证券化法律所规制的可证券化资产范围有限，仅包括信贷资产和规定还不明朗的企业资产，这些试行行政规定并不能规制所有的资产证券化交易。
4.信贷资产证券化试行行政规定较企业资产证券化法律试行行政规定全面完善，但当前的信贷资产证券化法律和企业资产证券化法律均仅仅是制定正式资产证券化法律的临时性行政试行规定，二者有很多不完善之处，下面将具体分析信贷资产证券化试行行政规定和企业资产证券化法律试行行政规定存在的具体问题。
二、中国资产证券化现有法律问题详析
（一）信贷资产证券化试行行政规定存在的问题
1.特殊目的载体(简称SpV)。当前，中国的资产证券化行政试行规章规定信托投资公司和其它满足银监会资本和经营条件的公司可以组建资产证券化资产池并发行和出售资产证券化受益凭证，理论上讲规定了特殊目的信托(简称Spt)的组建，但未规定特殊目的公司(简称SpC)的设立问题。就当前Spt的有关规定很粗糙，例如，《试点监督管理办法》第9条第2款规定，“注册资本不低于五亿元人民币，并且最近三年年末的净资产不低于五亿元人民币”，这大大提高了导管机构SpV的设立成本，并且与SpV的业务经营活动相冲突。同时这些Spt规则也与中国现有的信托法的相关规定相冲突，证券化资产属于债券资产，但中国信托法并未明确规定债权资产可否信托，并且信托法并未规定信托公司可以发行债券或其它受益凭证，这与Spt发行资产证券化受益凭证的规定相冲突；由于信托法属于人大立法，毫无疑问在法律适用冲突时根据法律的位阶应适用信托法，从而使得Spt的相关规定落空。
2.真实销售。《试点管理办法》第6条规定：“受托机构因承诺信托而取得的信贷资产是信托财产，独立于发起机构、受托机构、贷款服务机构、资金保管机构、证券登记托管机构及其它为证券化交易提供服务的机构的固有财产。受托机构、贷款服务机构、资金保管机构及其它为证券化交易提供服务的机构因特定目的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或其它情形而取得的财产和收益，归入信托财产。发起机构、受托机构、贷款服务机构、资金保管机构、证券登记托管机构及其它为证券化交易提供服务的机构因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等原因进行清算的，信托财产不属于其清算财产。”《试点管理办法》第2条第3款规定：“受托机构以信托财产为限向投资机构承担支付资产支持证券收益的义务。”是乎《试点管理办法》确认了真实销售；但《试点管理办法》同时又规定发行人依信托关系转让其资产给特殊目的信托公司，根据中国信托法的规定，发行人和Spt之间在财产上是信托关系，即发行人拥有其转让财产的收益权而受托人Spt需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该财产。根据《信托法》第4章第1节的规定：“委托人有权了解其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并有权要求受托人作出说明；委托人有权查阅、抄录或者复制与其信托财产有关的信托帐目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其它文件（第20条）。因设立信托时未能预见的特别事由，致使信托财产的管理方法不利于实现信托目的或者不符合受益人的利益时，委托人有权要求受托人调整该信托财产的管理方法（第21条）。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因违背管理职责、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致使信托财产受到损失的，委托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撤销该处分行为，并有权要求受托人恢复信托财产的原状或者予以赔偿；该信托财产的受让人明知是违反信托目的而接受该财产的，应当予以返还或者予以赔偿（第22条）。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财产有重大过失的，委托人有权依照信托文件的规定解任受托人，或者申请人民法院解任受托人（第23条）。”因此真实销售与中国信托法中受托人不能自由行使受托资产的管理处置权相冲突，由于中国信托法是上位法，从而使中国资产证券化真实销售面临着法律适用上的尴尬。
3.资产转让。《试点管理办法》第12条规定：“发起机构应在全国性媒体上公告，将通过设立特定目的信托转让信贷资产的事项，告知相关权利人。”意大利第130号法律规定资产证券化交易需要公开登记注册并将该注册视为公布而无需再对债务人一一通知。［11］但《试点管理办法》第12条并未明确指明是否将债务人载于公告中，该公告是否有对债务人打包式通知的效力还不得而知；同时这也与合同法债权转让需通知债务人的规定相冲突。另外中国人民银行2005年6月15日公告第2条规定：“受托机构申请其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流通，其每期资产支持证券的实际发行额应不少于人民币5亿元；同期各档次资产支持证券的实际发行额应不少于人民币2亿元。”该规定限制了小额资产证券化交易，不利于资产证券化交易的多元化。
4.受益凭证。《试点管理办法》第47条规定，“资产支持证券仅代表特定目的信托受益权的相应份额，不是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起机构、特定目的信托受托机构或任何其它机构的负债，投资机构的追索权仅限于信托财产”。因此这里的受益凭证是否是有价证券呢？中国《证券法》第2条规定，“在中国境内，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它证券的发行和交易”。这里的债券包括国债、公司债券和金融债券，显然以资产信用为基础的受益凭证不同于以国家信用和企业信用为基础发行的股票和债券。是否受益凭证可以归属于“其它证券”呢?中国现有的证券法并未有信托公司发行有价证券的规定，因此受益凭证的性质在法律上并未有明确规定。
此外，信贷资产、投资者、税收、监管等方面也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关于信贷资产，《试点管理办法》第2条规定信贷资产为银行金融机构的信贷资产，该信贷资产是否包括信用卡等信贷资产呢？对此，何为信贷资产未作明确界定；关于投资者，信贷资产证券化法律不允许个人投资者参与资产证券化投资业务，从而限制了资产证券化投资者的范围；关于税收，《税收通知》取消了资产证券化交易当事方印花税，但未对资产证券化交易相关体营业税和所得税做任何减免规定，易导致双重征税和多重征税，使极具创新价值但脆弱的资产难以进行证券化操作；关于监管，当前信用资产证券化的监管机构是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以及信托公司设时国家工商管理局的审批，监管机构多头，监管程序复杂，阻碍了资产证券化的有效性。
（二）企业资产证券化法律存在的问题
企业资产证券化的法律框架就非常薄弱，没有相关的法律规章出台，会计、税收、信息披露等问题现在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客户资产管理》中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略有涉及，但也仅仅是一种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资产证券化法律试行规章。目前企业资产证券化的发行均是按个案由主管机关推出的，没有形成制度化发行。这样，在产品设计、破产隔离、资产担保、信托财产登记等方面均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旦出现纠纷，不仅投资者，券商也是无法可依，基本权利得不到保护。为有效引导和规制企业资产证券化交易，制定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资产证券化法律，中国人民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7年草拟了《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工作指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工作指引》）［12］，该《工作指引》建立在《客户资产管理》之上，并借鉴现有信用资产证券化法律的立法经验和立法技术，相对于现有的资产证券化法律规则应该更加科学完善。例如，其规定可证券化的资产为债权资产和收益权资产，资产证券化受益凭证可以继承和转让，并规定资产证券化的投资者为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但《工作指引》仍是一种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规则，有着立法缺陷，比如，证券公司的性质，其是否传统意义上的Spt还不得而知等。由于受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该《工作指引》被暂时搁置，何时正式出台还杳无期限。
值得一提的是，信贷资产证券化试行行政规定和企业资产证券化试行行政办法均未专门涉及涉外资产证券化问题，从而使外资参与资产证券化无确定的法律依据，其复杂的审批程序使外资很难进行有效的资产证券化交易。
三、对中国资产证券化立法的建议
针对以上中国资产证券化立法现状及现有试行行政规定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应制定统一的正式的资产证券化法律体系来规制所有的资产证券化交易，下面将分析中国资产证券化统一立法的原因及其具体的立法方案。
（一）制定统一资产证券化法律的原因
中国现有法律体系非常复杂，很多与资产证券化冲突的法律均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如证券法、合同法等)，要修改这些法律条款，必须同样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进行。因此，很难把所有与资产证券化相关的法律条文找出来逐一进行修改，而且即使这样做在立法上也是不经济的。另外，在资产证券化较发达的大陆发系国家或地区都制定了统一的资产证券化法律，如日本于2000年5月将《特定目的公司法》修订为《资产流动化法》，统一规制资产证券化交易，从而使日本资产证券化法律从分散立法走向了统一立法与分散立法交错的资产证券化法律模式。台湾于2002年7月24日公布了《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统一规制资产证券化交易。就是在普通法系的资产证券化的发源国美国，经过多年的判例实践和引用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相应条款之后，于2005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制定了统一的资产证券化条例。资产证券化在这些国家已经得到较好发展，这除了其较健全的资本市场外，更重要的是有较完善的资产证券化法律对资产证券化进行有效规制。中国当前没有正式统一的资产证券化法律，而且现有的资产证券化试行行政规定也极不完善，严重阻碍了中国资产证券化发展；但中国有着巨大的资产证券化市场。因此为有效引导、规制和促进资产证券化发展，中国需考虑制定统一的资产证券化法律。
（二）制定统一资产证券化法律的具体措施
1.拟定资产证券化法律的框架，将相关法律问题列入其中。对此，可以参照日韩模式，由立法机关对资产证券化进行专门立法，确立统一的发行、上市、交易等规则，建立资产证券化专门统一的法律体系。除对资产证券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规范以外，还要针对现行法律规定中与资产证券化相冲突的情况规定例外条款，通过这些例外条款来解决发展资产证券化的法律障碍问题。
2.针对资产证券化法律相关问题分项一一研究。可根据中国现有的资产证券化行政试行规定和通知，分析其优缺点，挖掘其中具有可行性的规定并将其正式化立
法，对其中的不合理规定和法律空缺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借鉴资产证券化法律较健全的美国、日本、台湾、法国等国家或地区的法律规定并将其一一本土化，从而制定适合中国法律体制的资产证券化法律。例如，可借用中国现有的《试点管理办法》法律框架并将其做相应调整完善，继续保留现有的具有可行性的法律条文；对其中阻碍资产证券化交易的法律条文，可借鉴当前他国立法加以完善，比如可做如下完善措施：扩大可证券化资产的范围，扩大发行人和投资者范围，完善现有的Spt规则并构建中国本土SpC,完善资产转让的通知程序，明确界定真实销售和实质合并的标准，明确定性证券化受益凭证并扩大资产证券化凭证的范围，一体化股票交易所与银行间债券交易市场，完善资产证券化相关主体的税收制度，精简资产证券化监管机构和简化资产证券化审批程序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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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heSeCnewRulesforasset-BackedSecuritiesissuedbyU.S.SeConJanuary7,2005.［Releasenos.33-8518;34-50905;Fileno.S7-21-04］Rin3235-aF74.effectiveDate:march8,2005.ComplianceDates:afterDecember31,2005.note“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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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志诚.金融资产证券化立法原理与比较法制［m］,国际金融法论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32.
本文系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BFX045）
资产证券化管理办法篇2
长期以来，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金融基础工程的薄弱，以及证券化过程中如何进行债权转让通知及办理抵押权变更登记等问题的不明确，阻碍了我国资产证券化的探索和操作。
会计方面的瓶颈问题
资产证券化过程中所涉及的会计、税收等问题决定着证券资产的合法性、盈利性以及流动性，关系到每一参与者的利益，影响资产证券化的动机和结果。《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作为《试点办法》的配套措施，在全面规范发起机构、特定目的信托、受托机构、资金保管机构、贷款服务机构、投资机构等适用会计规范基础上，重点规范了发起机构信贷资产终止确认的条件及其会计核算，为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多个参与机构的会计处理问题的规范扫清了障碍。
（1）信贷资产转移的会计处理问题
信贷资产转移在会计处理上主要考虑两方面问题：第一，被证券化的资产是否应该被分离出资产负债表，即是表外处理还是表内处理的问题；第二，合并问题，即特定目的信托是否需要和发起人合并财务报表的问题。
对于是否把被证券化的资产和相关债务分离出资产负债表问题，主要取决于该证券化行为被当作“销售”处理还是“担保融资”处理，这是发起人最为关心的问题，因为不同的处理方法会对发起人的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会计处理规定》主要借鉴了现行国际会计准则的做法，同时考虑中国现行的会计制度，以对“风险和报酬”转移的分析为基本出发点，充分运用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来界定已证券化的信贷资产是否实现真实销售，即终止确认。
特定目的信托作为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载体，由于承诺信托取得的信托财产，从风险隔离和《信托法》的要求看，应当作为一个独立的会计主体而单独核算。但若发起机构对特定目的信托具有控制权的，其会计处理将不同。
（2）投资机构的会计处理问题
投资机构是资产证券化的持有者，其会计处理问题影响到投资积极性。根据《会计处理规定》，投资机构取得的资产支持证券应当作为资产支持证券投资进行会计处理；投资机构取得的信托收益，应当区分属于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本金部分和投资收益部分进行会计处理；会计期末，投资机构应当对所持有资产支持证券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发现账面价值高于其可收回金额的，应当计提减值准备。
税收方面的瓶颈问题
信贷资产证券化运作规模庞大，交易环节繁多，减少作为其成本主要支出的税收支出是关系证券化操作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我国税务总局相关人士亦指出，我国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的税收处理问题应结合证券化本身的特点和我国税制现状，制定和完善证券化税收政策应当坚持税收中性、税负合理、促进证券化发展与反避税统一、与金融税制改革和资产证券化发展方向一致的基本原则。
税收处理规定主要需解决以下问题：避免重复征税、征税环节的确定以及征税收入的属性等等。另外，由于证券化产品可能涉及多个地区和不同分行的贷款资产，因此，在税务问题上，还出现了地区法规、部门法规与中央利益的协调问题。
发起人的税收负担主要来自于资产转让环节，这涉及两问题：一是发起人因出售信贷资产而取得的资产转让收益是否应缴纳所得税？二是资产转让所造成的损失能否从发起人的应税收入中予以扣除？
国际上对于作为发行人的SpV是不征税的，仅对投资者征税。《税收通知》较好的体现了税收中性和避免双重征税精神。
《税收通知》规定发起机构将信贷资产信托予受托机构时，双方签订的信托合同暂不征收印花税。受托机构委托贷款服务机构管理信贷资产时，双方签订的委托管理合同暂不征收印花税。受托机构发售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以及投资者买卖信贷资产支持证券暂免征收印花税。
中介服务问题
信贷资产证券化涉及多方参与主体，各个提供中介服务的主体的专业化水平的高低和信誉程度影响着证券化产品被投资者认同的程度。《试点办法》规定资产支持证券须进行强制评级（私募发行可以豁免），但是国内信用评级机构普遍规模不大，彼此间的评级标准不一，其权威性存在较大质疑，投资者难以依此作为投资依据。《试点办法》规定了多种信用增级方式，但我国的信用增级机构还很不成熟，离专业的金融担保还有很大一段差距。
针对中介服务机构所存在的问题，我国的信贷资产证券化法规应明确规定中介服务机构的权利及职责要求，建立相关机构更换机制，激励相关机构恪尽职守；加强对中介服务机构的业务监管。《试点办法》及《监管办法》等均较好的体现了上述立法要求。
信贷资产转让及抵押权变更
在信贷资产证券化过程中，银行作为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发起人，将其对原始债务人的债权即证券化资产转移给受托人，该转移涉及如何履行现行法律关于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问题。该问题影响到资产转让的合法有效，冲击着信贷资产转让后风险隔离和融资目的的实现。
从境外立法的情况来看，较多国家如意大利、日本和韩国等采用了公告或登记的方式进行通知。《试点办法》第12条规定，发起机构应在全国性媒体上公告，将通过设立特定目的信托转让信贷资产的事项，告知相关权利人。“公告通知”的规定较好的处理了成本与效率的关系，节省了成本，提高了操作效率。
资产证券化管理办法篇3
长期以来，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金融基础工程的薄弱，以及证券化过程中如何进行债权转让通知及办理抵押权变更登记等问题的不明确，阻碍了我国资产证券化的探索和操作。
会计方面的瓶颈问题
资产证券化过程中所涉及的会计、税收等问题决定着证券资产的合法性、盈利性以及流动性，关系到每一参与者的利益，影响资产证券化的动机和结果。《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作为《试点办法》的配套措施，在全面规范发起机构、特定目的信托、受托机构、资金保管机构、贷款服务机构、投资机构等适用会计规范基础上，重点规范了发起机构信贷资产终止确认的条件及其会计核算，为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多个参与机构的会计处理问题的规范扫清了障碍。
（1）信贷资产转移的会计处理问题
信贷资产转移在会计处理上主要考虑两方面问题：第一，被证券化的资产是否应该被分离出资产负债表，即是表外处理还是表内处理的问题；第二，合并问题，即特定目的信托是否需要和发起人合并财务报表的问题。
对于是否把被证券化的资产和相关债务分离出资产负债表问题，主要取决于该证券化行为被当作“销售”处理还是“担保融资”处理，这是发起人最为关心的问题，因为不同的处理方法会对发起人的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会计处理规定》主要借鉴了现行国际会计准则的做法，同时考虑中国现行的会计制度，以对“风险和报酬”转移的分析为基本出发点，充分运用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来界定已证券化的信贷资产是否实现真实销售，即终止确认。
特定目的信托作为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载体，由于承诺信托取得的信托财产，从风险隔离和《信托法》的要求看，应当作为一个独立的会计主体而单独核算。但若发起机构对特定目的信托具有控制权的，其会计处理将不同。
（2）投资机构的会计处理问题
投资机构是资产证券化的持有者，其会计处理问题影响到投资积极性。根据《会计处理规定》，投资机构取得的资产支持证券应当作为资产支持证券投资进行会计处理；投资机构取得的信托收益，应当区分属于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本金部分和投资收益部分进行会计处理；会计期末，投资机构应当对所持有资产支持证券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发现账面价值高于其可收回金额的，应当计提减值准备。
税收方面的瓶颈问题
信贷资产证券化运作规模庞大，交易环节繁多，减少作为其成本主要支出的税收支出是关系证券化操作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我国税务总局相关人士亦指出，我国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的税收处理问题应结合证券化本身的特点和我国税制现状，制定和完善证券化税收政策应当坚持税收中性、税负合理、促进证券化发展与反避税统一、与金融税制改革和资产证券化发展方向一致的基本原则。
税收处理规定主要需解决以下问题：避免重复征税、征税环节的确定以及征税收入的属性等等。另外，由于证券化产品可能涉及多个地区和不同分行的贷款资产，因此，在税务问题上，还出现了地区法规、部门法规与中央利益的协调问题。
发起人的税收负担主要来自于资产转让环节，这涉及两问题：一是发起人因出售信贷资产而取得的资产转让收益是否应缴纳所得税？二是资产转让所造成的损失能否从发起人的应税收入中予以扣除？
国际上对于作为发行人的SpV是不征税的，仅对投资者征税。《税收通知》较好的体现了税收中性和避免双重征税精神。
《税收通知》规定发起机构将信贷资产信托予受托机构时，双方签订的信托合同暂不征收印花税。受托机构委托贷款服务机构管理信贷资产时，双方签订的委托管理合同暂不征收印花税。受托机构发售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以及投资者买卖信贷资产支持证券暂免征收印花税。
中介服务问题
信贷资产证券化涉及多方参与主体，各个提供中介服务的主体的专业化水平的高低和信誉程度影响着证券化产品被投资者认同的程度。《试点办法》规定资产支持证券须进行强制评级（私募发行可以豁免），但是国内信用评级机构普遍规模不大，彼此间的评级标准不一，其权威性存在较大质疑，投资者难以依此作为投资依据。《试点办法》规定了多种信用增级方式，但我国的信用增级机构还很不成熟，离专业的金融担保还有很大一段差距。
针对中介服务机构所存在的问题，我国的信贷资产证券化法规应明确规定中介服务机构的权利及职责要求，建立相关机构更换机制，激励相关机构恪尽职守；加强对中介服务机构的业务监管。《试点办法》及《监管办法》等均较好的体现了上述立法要求。
信贷资产转让及抵押权变更
在信贷资产证券化过程中，银行作为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发起人，将其对原始债务人的债权即证券化资产转移给受托人，该转移涉及如何履行现行法律关于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问题。该问题影响到资产转让的合法有效，冲击着信贷资产转让后风险隔离和融资目的的实现。
从境外立法的情况来看，较多国家如意大利、日本和韩国等采用了公告或登记的方式进行通知。《试点办法》第12条规定，发起机构应在全国性媒体上公告，将通过设立特定目的信托转让信贷资产的事项，告知相关权利人。“公告通知”的规定较好的处理了成本与效率的关系，节省了成本，提高了操作效率。
资产证券化管理办法篇4
证监会最新颁布的《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在基础资产、交易机制、核审时间、评级和参与主体方面都给予市场更大的发展空间，并通过隔离机制满足了发行人资产出表需求，全面松绑券商资产证券化业务。然而，目前国内资产证券化市场仍呈现多头监管、市场分割的局面，一些配套的法规制度有待完善，资产证券化业务在国内的开展仍需花大力气去研究和推动。相比成熟市场规模，国内资产证券化市场方兴未艾，只有加强顶层设计、促进市场融合、降低市场门槛、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券商才能接住资产证券化这块馅饼。
松绑信号明显
2013年3月15日，证监会《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允许符合具备证券资产管理业务资格等条件的证券公司申请设立专项计划、发行资产支持证券。总体上看，新规体现了证监会全面松绑券商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意愿。在本次新规前的试点阶段，证监会主导的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载体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仅允许以企业债权和资产收益权为基础资产发行产品，且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要求“逐项审批”，基础资产范围狭小导致产品规模偏小，而发行过程繁琐且难以预期，市场影响力微乎其微。
本次新规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了突破。第一，基础资产扩大，包括财产或财产权利及其组合，亦明确包括了信贷资产、基础设施收益权、应收款、信托受益权和商业物业不动产财产等财产权利。第二，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虽然未被确认为信托资产，但明确了券商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特殊目的载体，实行破产隔离，满足发行人资产出表需求。第三，资产支持证券可以在交易所、协会报价系统和券商自办柜台交易，支持管理人以自有资金参与的做市制度，流动性大大增加。第四，虽然产品依然实行审核制发行，但明确审核时间为两个月，审核周期缩短。第五，不强制产品评级，为私募发行的降低成本增加了可能性。第六，市场开放，包括基金、期货、银行、保险、信托等其他金融机构也可照此规定发行资产支持证券。
不过，新规的落地还有待监管部门出台更多的配套政策，例如虽然上交所和深交所都了办法明确为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产品提供转让服务，但做市和回购制度尚不完善。此外，新规为证监会的规定，其他金融机构是否能够照此办法实施，仍需要取得其他监管机构认可。又如，虽然证监会明确了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特殊目的载体，但会计上具体如何处理尚不明确。又如，银监会2010年底曾经《关于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转让的通知》，部分银行自身照此细化制定的《信贷资产转让管理办法》甚至对交易对手也有较严格的规定，因此，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能否顺利发行，还需要银监会对此通知进行重新解释乃至修改。
当前，国内除了证监会主导的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形式资产证券化以外，还有以银监会和央行主导的信贷资产证券化（aBS）和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主导的企业资产支持票据（aBn）（表1）。但这两个市场也面临着各自的困扰。例如，银监和央行主导的aBS市场仍是扩大试点阶段，尚未转入常规，其最大的瓶颈在于试点期间的额度控制。中国银行业当前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利率市场化，未来银行储蓄向各种金融产品流动的趋势不可逆转，中国银行业贷款余额即将超过70万亿元，中长期贷款超过33万亿元，银监和央行主导的aBS市场试点区区500亿元额度，显然无法满足商业银行日益增长的信贷资产出表的需求。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推出的aBn市场，其基础资产范围受限，且期限偏短，不能有效满足资产出表的需求。
不过，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主导的票据市场一直是aBn市场，灵活、便捷、友好的注册发行机制广受发行人和中介机构好评，这一优势会令aBn市场对于企业的期限较短的资产证券化需求有吸引力。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成立5年间，债务融资工具已成为中国债券市场的主要品种之一。2012年全年，包括短融、中票、超短融、定向工具等在内的债务融资工具共发行2.6万亿元，存量规模达到4.2万亿元，远超企业债与公司债规模。但是，aBn市场也有其不足。首先，央行1号文件《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将aBn限定在了非信贷资产上。其次，中国迄今为止发行的期限最长的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期限为15年，且附第10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而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期限可达25年甚至30年以上。最后，aBn目前并没有资产的真实出售和风险隔离，资产的原所有者将作为第二偿付来源，资产不能出表。2012年曾经有媒体报道交通银行拟在上海证交所大宗交易平台试水信贷资产证券化，率先出售基建项目存量贷款，但最终并无结果。显而易见，分割的市场局面之下，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展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监管协调。
券商试水资产证券化
2012年以来，券商一直在积极参与布局资产证券化业务。除了在创新业务研究上投入大量人力以外，不少券商还在业务实践上进行探索。目前，券商已经完成发行或者已经通过证监会审批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如表2，其中，华能澜沧江第二期水电上网收费权资产证券化产品和上海隧道股份大连路隧道应收专营权收入资产证券化产品分别在2013年1月26日和5月3日已获证监会核准，正在发行准备当中。其他已经向证监会提交申请的还有阿里巴巴1号小贷债权资产证券化产品、上港集团资产证券化产品、如帛港区Bt项目回购资产证券化产品、浦发集团Bt回购资产证券化产品。值得一提的是，近期海印股份公告称拟通过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融资，基础资产为原始权益人经营管理的特定商业物业五年经营收益权，这表明以商业物业收益权为基础资产的类Reits式专项计划有望面世。
潜在市场规模超10万亿元
国内资产证券化起步晚，目前尚处于初始阶段，但参照成熟市场来看，国内资产证券化发展空间广阔。根据美国证券业和金融市场协会（SiFma）的统计，截至2011年末，美国aBS和mBS存量合计达到10.3万亿美元，占同期债券总存量的28%。2011年，美国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规模为1.7万亿美元，仅次于同期美国国债的发行量。此外，2012年欧洲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规模也超过5000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2012年各类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规模总和不到300亿元，而从过去8年中国资产证券化总量来看，累计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尚不到2000亿元，发行量和存量都明显偏小，预计该市场潜在规模应该超过10万亿元，中国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大发展令人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资产证券化在中国仍然属于新生事物，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资产证券化产品本身在发展初期制作稍显复杂，中介机构经验不足，在融资效率和成本上，对发行人的吸引力可能不如短融、中票等其他金融产品。另一方面，在银监会央行、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和证监会各自主导的市场中，各自有不同的优势和局限性，多头监管人为割裂了市场。只有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协调监管，给予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交易和投资更多的税收减免，打通不同市场之间的壁垒，降低准入门槛，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才能使得中国资产证券化市场蓬勃、健康地持续发展。
特邀述评嘉宾：
张海云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市场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学院教授
资产证券化：另辟通道
中国资产证券化试点于2005年正式步入制度轨道，分为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和券商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试点两大类，2009年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暂停了新产品的发行。后危机时代崛起的金融产品如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券商资管产品等，都融入了资产证券化的一些技术和特点，相关的通道类业务也迅速膨胀起来。
2013年3月的《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将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作为资产证券化特殊目的载体的法律地位和运作机制进一步明晰化，2012年11月的《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打开了基金管理公司设立专门的子公司开展专项资产管理业务的闸门。围绕专项资产管理业务，券商和基金有了探索资产证券化产品创新的新天地。券商和基金都摩拳擦掌，希望在资产证券化领域抢占先机，那么切入点和发展重心应放在哪里？传统通道类业务的跑马圈地亢奋犹在，既有模式是近期抢占市场份额的便捷方式。但对于券商和基金而言，如何根据自身优势进行差异化的战略定位，在资产证券化领域确立和巩固可持续的核心竞争力，是一个更为长远的根本问题。
证券化带来自主新通道
“替代效应”和“挤出效应”严重压缩着通道业务的利润空间，同质化发展的结局必然是价格战。对于券商和基金而言，差异化发展的空间在哪里？
最为直接的差异化发展空间来源于监管差异，比如信托业在房地产和票据等领域所受的限制，以及银行理财产品对于非标债权资产的限制，为券商和基金子公司留下了一定的差异化空间。
更为广阔的空间可能在非金融企业资产证券化领域。券商可以从企业客户的需求中找到合适的项目并设计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而根据《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基金在非专项的特定资产管理业务中可以投资于资产支持证券，这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投资链条，即投资者购买基金发行的证券投资基金（特定资产管理项目）、证券投资基金购买券商特殊目的载体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特殊目的载体购买非金融企业资产。这一投资链条的项目与客户两头资源不再由银行掌控，这种券商和基金独立开辟的“通道”有利于保障其盈利空间，和迄今为止银行业主导的传统通道业务有了很大不同。
与此相关，《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还允许券商资产证券化投资于信贷资产，这类业务的资产来源于银行，但资金来源可以摆脱对银行理财产品的依赖，因为证券化新规允许基金发行的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于资产支持证券，这就帮助券商和基金避免了传统通道业务中两头受制的困窘。
以客户价值明志，以风险管控致远
在资产证券化的新天地中，抢占市场份额有其重要性，但不应迷失于短期成败。仅仅专注于抢占市场份额的先机而失去建立可持续优势的先机，无异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其结果必然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赢了一场战役输了整个战争。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为客户带来真正的价值，对风险进行有效的管理。规模至上的传统通道模式在尽职调查和风险披露方面存在硬伤，因而深陷“刚性兑付”的迷局而难以自拔。
近日，证监部门对保荐机构的严查整顿，重创了在ipo保荐业务中追捧“纯通道”盈利模式的一些投行。粗放的通道模式和通道文化的危害，岂止限于ipo保荐业务，其实也存在于金融产品创新领域，银行理财产品和信托产品受到的质疑和诟病就是例子。
资产证券化管理办法篇5
证券投资信托已成为当今降低证券投资风险，平衡证券市场投资供求关系，进行有效投资，稳定投资收益的一个有效形式。祖国大陆的证券投资信托活动是于1992年以证券投资基金形式出现在证券交易活动之中的，然而，1998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并于1999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对证券投资基金活动中的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和证券投资基金事业的运作规则并未作出规定。目前，祖国大陆对证券投资基金设立、募集、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基金的管理和运作等，主要由国务院证券委员会1997年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进行调整。
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中，基金管理人是基金资产的实际经营者，所以，如何设定基金管理人（基金经理公司，以下同）的法定义务，或者如何依照法定义务设定其管理和运作基金募集资金的法定准则，达到既有利于投资利益最大化又能最大限度减小投资风险的目的，是十分重要的。它关系到每一个证券投资基金的生存和发展，关系到大众投资者（包括基金受益人，以下同）的投资收益和投资风险等切身利益，关系到整个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值得认真探讨。
二
目前，世界上各国的证券投资信托立法主要采取两种模式设定证券投资信托活动的组织形式：一种是契约型，即以证券投资信托合同为基础连结有关当事人，组织经营证券投资信托；以运用信托财产之证券投资信托事业者（如证券投资基金）为委托人，以投资者为受益人，以受托银行为受托人，三方当事人组成。其中委托人发行证券投资信托受益凭证由投资人购买，并由委托人指示受托人对基金募集到的资金进行保管。另一类是公司型的，即以证券投资为目的成立公司，由该证券投资信托公司以发行股票筹集资金，投资人购买股票而为股东，分担公司证券投资盈亏；公司和股东之间不以信托合同而以公司章程为基础。公司型证券投资信托依规定将其信托资金交由保管机构保管，因此亦同契约型证券投资信托一样有三方当事人。（注：参见赖英照：《证券交易法逐条释义》（第一册），台湾三民书局1987年3月再版，第215页。）这种由公司募集到的信托资金也可以作为一种证券投资基金。由此可见，投资基金在契约型证券投资信托关系中主要是指证券投资信托组织；在公司型证券投资信托关系中主要是指证券投资信托募集的资金。所以一般情况下，证券投资基金既可以指证券投资信托的组织，也可以指从事证券投资信托事业的组织募集的证券投资信托资金。
因为证券投资基金既是证券投资信托的组织形式也是证券投资信托资金，所以，不管是按照传统财产信托法原则建立的由投资人与管理人之间的投资与经营关系，加之由基金托管人与管理人之间的监督保管关系共同所组成的证券投资信托法律关系，还是按照现代信托商业化的法律原则构建的由基金管理人（代表投资人）与基金保管人，三位一体签订一个证券投资信托契约所组成的证券投资信托法律关系，基金管理人始终是证券投资信托基金的实际经营管理人。（注：参见吴弘主编：《证券法论》，上海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3月版。）按照财产信托法的基本原则，证券投资信托基金的投资人向基金投资，把资金交给基金管理人经营管理并在相当程度上放弃了对投入资金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完全是基于对基金管理人的人格和能力的信任；基金管理人有对投资人和受益人忠实和基于对利益负责的基本责任。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证券投资信托法律或法规都围绕这两方面设定基金管理人的基本法定义务。从此意义上说，基金管理人的法定义务主要是为了证券投资信托基金投资人（包括受益人）的利益而设定的。
三
按照基金管理人有对基金投资人和受益人忠实的根本要求，基金管理人主要有以下法定义务：
（一）基金管理人的自有资金应与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相分离，其管理的第三人的资金也必须与基金的资金相分离。这是保证证券投资信托资金的独立性，督促基金管理人勤勉经营管理证券投资信托资金，便于监督审查基金的资金营运状况，防止基金管理人假基金资金从事不正当活动所必需的。
中国证监会1997年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实施准则（第一号）证券投资基金契约内容与格式（试行）》（以下简称《实施准则》）关于基金管理人义务的第2项中就有“保证所管理的基金资产和管理人的资产相互独立，保证不同基金在资产运作、财务管理等方面相互独立”的规定。我国台湾地区则将此义务同时设定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保管人的共同义务。台湾地区1981年、1996年最新修正的《证券投资信托事业管理规则》（以下简称《管理规则》）第23条规定，证券投资事业募集之各证券投资信托基金应有独立之会计，并应依“证管会”文规定作成各种簿册文件。台湾地区1983年、1995年最新修正的《证券投资信托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12条第1款、第2款规定，证券投资信托基金应由基金保管机构分别基金帐户独立设帐保管之；基金保管机构应使证券投资信托基金独立于其自有财产之外。香港地区《证券条例》对证券投资信托事业也无具体的规定，香港证监会1990年制定、1995年最新修订的《单位信托及共同基金守则》（以下简称《守则》）对此义务没有规定，而香港《受托人条例》第89条规定：“信托公司以受托人身份收取或持有的所有款项、财产及证券，须经常与公司的款项、财产及证券分开保存及记帐……”
（二）基金管理人不得用自己的资金或者用与其有信托契约关系以外的第三人资金买卖上市公司的股票。基金管理人作为证券投资信托资金的实际经营管理人，如果禁止其用自有资金买卖上市公司的股票，那么，在法律上就设定了其经营管理上的利益应当主要来自于信托契约约定的，从经营运作证券投资基金资金的盈利中提取报酬；基金管理人的主要业务活动应专一为基金服务。基金的资金投资所带来的获利条件或者机会应当属于投资人和受益人所有，非经他们同意，不得为别人所利用。基金管理人必须绝对忠实于投资人和受益人，不但自己不得利用经营基金资金带来的机会为自己牟利，也不得以此为第三人牟利，更不得拿着投资人和受益人支付的报酬为自己或第三人做事。
关于这个法定义务，国务院证券委的《暂行办法》第34条规定的禁止行为中第3项是类似条款，但是其仅规定“禁止基金管理人以基金的名义使用不属于基金名下的资金买卖证券”，而对基金管理人自有资金买卖证券的问题则无规定。我国台湾地区《管理规则》第9条第1款则规定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不得以自有资金从事上市公司股票的买卖，而对基金管理人为基金以外的第三人或用第三人资金以自己名义买卖股票的问题则无规定。香港《守则》则无此方面义务的规定。
（三）不得用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买卖与基金有利害关系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国务院证券委的《暂行办法》第34条规定的禁止行为中的第12项“将基金资产投资于与基金托管人或者基金管理人有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就是对基金管理人而设定的这项义务；台湾地区《管理办法》第15条第1款第4项和第5项规定，不得对本证券投资信托事业同时经理之各证券投资信托基金为证券交易行为；禁止买卖与本证券投资信托事业有利害关系公司所发行的证券，都是针对基金管理人的义务。（注：根据台湾地区《证券投资信托事业管理规则》第2条规定，证券投资事业是指发行收益凭证募集证券投资信托基金及其运用基金从事证券及其相关商品的投资。）香港《守则》规定，如果管理公司任何董事或高级人员拥有一家公司或组织的任何一种证券的票面价值超过该证券全数已发行的票面总值的0.5％，或管理公司的董事及高级人员合共拥有的该类证券的票面值超逾全数已发行的票面总值的5％，则有关集合投资计划不可投资于该类证券之上。
至于何谓与基金或者基金管理人有利害关系的公司，祖国大陆《暂行办法》没有具体的解释，台湾地区《管理办法》的解释是“持有该基金已发行股份总数5％以上的公司或者指担任基金经理公司董事或监察人的公司”。这种利害关系交易因为大多数是受关联公司控制的，极易损害基金大多数投资人和受益人的利益，当属禁止之列。但是，在少数情况下也有正当的这种关联交易，必须由基金管理人征得基金的受益人和保管人同意后方可进行。
（四）禁止或限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包括基金管理公司内部关联人员）与其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之间进行证券买卖。这是防止基金管理人利用经营投资基金之便利为自己以及与其关联人员，牟取不当利益的根本措施，也是基金管理人必须对基金投资人和受益人忠实的基本要求。
祖国大陆的《暂行办法》及其实施准则中均无此项义务的规定。台湾地区《管理规则》第27条第1款规定：“证券投资信托基金事业之董事、监察人、经理人或其关系人，除经证管会核准外，于证券投资信托事业决定运用证券投资信托基金买卖某种上市、上柜公司股票时起，至证券投资信托基金不再持有该种上市、上柜公司股票时止，不得参与同种股票买卖。”依此规定，基金经理公司之内部人员无法与投资信托基金为股票买卖交易之可能。（注：陈春山：《证券投资信托专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9月版，第346页。）关于上述“关系人”，该《规则》第8条规定为“股东为自然人者，指其配偶、二亲等以内之血亲及股东本人或配偶为负责人之企业；股东为法人者，指受同一来源控制或具有相互控制关系之法人”。香港《守则》关于对单位信托或共同基金集合投资计划管理的公司一般责任中规定，自行管理计划的董事不可以主事人身份与该计划进行任何交易。并规定，管理公司、投资顾问、该计划的董事或他们的关联人士，如果以主事人身份与该计划交易，必须事先征得受托人／代管人的书面同意。《守则》对“关联人士”的界定是“就一家公司来说，指：（1）直接或间接实益拥有该公司普通股本20％或以上人士或公司，或能够直接或间接行使该公司总投票数10％以上人士或公司；（2）符合（1）款所述其中一项或全部两项规定的人士或公司所控制的人士或公司，或（3）任何与该公司同属一个集团的成员，或（4）任何在（1）、（2）或（3）款所界定的公司及该公司的关联人士的董事或高级人员”。
（五）基金管理人必须亲自经营管理和运作基金的资产。证券投资信托既是信赖关系又是委托关系，按照大陆法系民法委托和信托法的基本原则，基金管理人作为基金投资人投入基金资金的实际掌管人，其有义务亲自运作基金资产，不经基金投资人或保管人同意不得委托其他人运作。
中国证监会《实施准则》关于基金管理人义务的第4项中有“不得委托第三人运作基金资产”的规定。台湾地区的《管理办法》和《管理规则》以及香港《守则》对此义务均无作出规定。
（六）按照法律规定的期限计算由其经营的基金资产的净值并作出公告。这也是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投资人和受益人忠实与负责的基本要求之一。
中国证监会《实施准则》关于基金管理人义务的第6项中有“按规定计算并公告基金资产净值及基金单位每份资产净值”的规定。并在第19部分关于“基金的信息披露”中规定“封闭式基金资产净值每月至少公告一次，开放式基金资产净值每周至少公告一次”。香港《守则》规定，管理公司对集合投资计划的最新资产净值必须最少每月一次在香港最少一家每日印行的主要报章公布。台湾地区《管理办法》规定，证券投资信托事业应每日公告前一营业日证券投资信托基金每一受益权单位之净资产价值；在国外发行受益凭证募集之证券投资信托基金，得每周公告一次。
四
按照基金管理人必须对基金资产以及基金受益人基于基金资产可获得利益负责的要求，基金管理人主要应当对基金资产的安全和稳定收益尽合理的注意。为此，基金管理人有以下三方面主要法定义务：
（一）遵守用基金资产投资范围和品种的限制。设定这方面法定义务的主要目的就在于确保基金资产的安全系数，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防范基金的投资风险。这种受限制的投资范围和品种具有较大的风险，于基金资产的安全和平稳获益不利。关于这项义务，祖国大陆《暂行办法》第34条确定的有：禁止从事证券信用交易，禁止以基金资产进行房地产投资，禁止从事可能使基金资产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以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禁止从事的其他投资行为等义务性规定。香港《守则》规定的禁止集合投资计划提供期权，第7.15条规定的集合投资计划不可投资于任何类别的地产（包括楼宇）或地产权益（包括期权或权利但不包括地产公司的股份），第7.16条规定的不可进行会引致集合投资计划有责任交付价值超过其资产净值10％的证券卖空，第7.19条规定的不可取得任何可能使集合投资计划承担无限责任的资产等内容，就是这方面义务。台湾地区《管理办法》第15条第1款第1项、第3项、第6项规定的“不得投资于未上市、未上柜股票或其他证券投资信托基金之受益凭证”，“不得从事证券信用交易”，“除经受益人请求买回或因证券投资信托基金全部或一部不再存续而收回受益凭证外，不得运用证券投资信托基金买入该基金之受益凭证”等，也是此类义务。
（二）遵守对可能危及到基金资产安全和基金投资人与受益人利益的经营活动的限制。这类义务所限制的主要是一些非投资性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资产行为，以及一些会给基金资产带来较大风险的基金管理人自身经营活动。
祖国大陆《暂行办法》第34条中规定的禁止将基金资产用于抵押、担保、资金拆借或者贷款，禁止基金管理人以基金的名义使用不属于基金名下的资金买卖证券，禁止基金管理人从事任何形式的证券承销或者从事除国家债券以外的其他证券自营业务，以及《实施准则》关于基金管理人义务的第2项中规定的不谋求对上市公司的控股和直接管理等就是此类义务。香港《守则》第7.18条和第7.22条规定的未经受托人／代管人书面同意不可进行放贷、承担债务、进行担保、背书或直接地为任何人士的责任或债项承担责任，以及集合投资计划不得借进超逾其总资产净值25％的款项；台湾地区《管理办法》第15条第1款第2项规定的“不得为放款或提供担保”和《管理规则》第17条规定的“证券投资信托事业之自有资金不得贷与他人或移作他项用途”，“证券投资信托事业不得为票据之背书或其他保证行为”等均属此类义务。
（三）分散基金投资品种、限制投资比例方面的义务。这类义务主要以分散投资风险、保障基金安全和投资人与受益人利益为要求，规定基金管理人在法律允许的投资品种和投资经营范围内进行投资经营时，应当做到投资品种和具体项目多样化以及保持各项投资与基金资产之间的一定比例。
祖国大陆对此项义务的法律规定主要体现在《暂行办法》第33条对基金投资组合的限制中，即：“1个基金投资于股票、债券的比例不得低于该基金资产总值的80％”，“1个基金持有1家上市公司的股票，不得超过该基金资产净值的10％”，“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1家公司发行的证券不得超过该证券的10％”，“1个基金投资于国债的比例，不得低于该基金资产净值的20％”等。
香港《守则》对此类义务规定有多个条款，主要有：集合投资计划如果持有任何单一名发行人发行的证券，则该计划所持有的该等证券的价值，不可超逾该计划的总资产净值10％（第7.1条）；集合投资计划如果持有任何单一名发行人发行的任何类别的证券，则其所持数量不可超逾该类别证券的数量的10％（第7.2条）；集合投资计划如果持有并非在市场上市或挂牌的证券，则其所持有的该等证券的价值，不可超逾该计划的总资产净值15％（第7.3条）；集合投资计划最多可将其总资产净值的30％投资于同一种发行类别的政府及其他公共证券之上（第7.4条）；集合投资计划投资在非用作套期保值的认股权证及期权的价值，不可超逾其总资产净值的15％（第7.6条）；提供证券投资组合的买入期权，以行使价来说，不可超逾集合投资计划的总资产净值的25％（第7.8条）；集合投资计划可以并非为套期保值而订立金融期货合约，但就所有未到期的期货合约来说，该等合约价格的净总值，不论是须付予该计划或由该计划支付，连同该计划所持有的实物商品（包括黄金、白银、白金及其他金条）及以商品为基础的投资（从事商品的生产、加工或贸易的公司的股份除外）的投资的总值，均不可超逾该计划得总资产净值的20％（第7.10条、第7.11条）；集合投资计划如持有其他集合投资计划的单位或股份，其总值不可超逾计划本身的总资产净值的10％（第7.12条）；如果卖空会引致集合投资计划有责任交付价值超逾其总资产净值10％的证券，则不可进行卖空（第7.16条）等等。
五
在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投资人和受益人忠实信赖方面的具体法定义务中，祖国大陆现行的相关法律规范对“禁止或限制基金管理人及其内部相关人员与其所管理的基金之间进行证券交易”这一义务没有规定，无疑是重大不足。因为在《暂行办法》和《实施准则》的规定中，并不全面禁止基金管理人用自有资金买卖证券，如果在未征得基金受益人和保管人同意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及其内部相关人员与基金之间进行不包括该基金所发行的受益凭证在内的证券买卖，是严重违背财产信托关系中信托财产受益人的基本利益及其对基金管理人的信任授权的。而且祖国大陆目前尚未颁行《财产信托法》，基金管理人的这项义务，在调整证券投资基金活动的法律没有专门规定的情况下，也无法用《财产信托法》中确定的有关受托人基本义务的规定来转引规范。
关于“禁止用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买卖与基金有利害关系公司所发行的证券”这一义务，《暂行办法分只将这种“禁止用基金资金投资买卖的证券”限定在“与基金托管人或者基金管理人有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范围内，是不够全面的。因为除了用基金资金投资买卖与基金托管人或者基金管理人有关联的公司发行的证券，会影响基金和投资人与受益人的利益以外，用基金资金投资买卖那些与基金本体有关联的公司（如对基金投资控股的公司）发行的证券，也同样会影响基金和投资人与受益人的利益。基金管理人同样有义务不得用基金资金投资买卖这种“与基金有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
至于这种“利害关系”的具体界定标准，祖国大陆的上述两个法规均无规定，在其他的法律法规中也无相应的规定。如此，该项法定义务全无操作性可言。所以，用基金资金来为基金的关联公司、基金托管人或基金管理人的关联公司提拉、接托其发行的股票的二级市场价格，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暂行办法》和《实施准则》的立法效力和形式属于最低一级的，理应是具体的、操作性的定规立制，太空泛、太原则，等于没有规定。
祖国大陆对基金管理人公告基金净资产义务的期限要求是封闭式基金每月至少公告一次、开放式基金至少每周公告一次，这与香港地区的规定比较接近，但是祖国大陆股市的理性程度、监管措施等都没有香港成熟；为增强基金管理人的经营责任以及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投资人和受益人的忠诚与信赖，基金管理人公告净资产义务的时间限制可以向台湾地区的规定学习，把这一时间限制的要求提得更高一些，开放式基金和封闭式基金均要求每星期最少公告一次基金净资产值。/p>
台湾地区的《管理办法》和《管理规则》制定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几经修订，日益完善和丰富。有的台湾学者认为《管理办法》和《管理规则》中并未明确规定“禁止基金与基金经理公司之间为证券交易”与“基金经理公司内部相关人员与基金之间为证券交易之禁止”的防范义务，而是从《管理规则》第27条第1款禁止基金经理公司内部关联人员参与基金持有的同种股票的买卖的规定中推导出来的，实属一大不足。（注：参见陈春山：《证券投资信托专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9月版，第349～350页。）其实，此言有些片面，因为台湾地区《管理规则》第9条第1款已规定证券投资基金经理人不得以自有资金从事上市公司股票之买卖，所以就自然包括了禁止基金经理人与基金之间为上市证券之买卖。
另外，有台湾学者认为，《管理办法》第15条第1款第4项规定的“不得对本证券投资信托事业经理之各证券投资信托基金为证券交易行为”有些绝对，如果基金为应付受益人大笔赎回受益凭证的要求，而另一新设立的基金持股比率过低应买进股票时，这种基金之间相互买卖股票，对两者均有利，如经“证监会”核准，可以相互买卖。（注：参见陈春山：《证券投资信托专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9月版，第349～350页。）此言有理，对完善台湾地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法定义务有益。
香港《守则》是由香港证监会制定的，虽然不具有像政府首长批准的法例那样的法律效力，但是，该规则是香港证监会根据香港《证券条例》和《受托人条例》等法律制定的，也具有相对的法律约束力；香港证监会对违反《守则》的基金经理公司、基金受托人、基金托管人等，可以取消其从事证券投资信托活动的资格；对行为人同时还违反《证券条例》构成犯罪的，有权提出。在英美法系的规则下，香港《守则》也是香港地区证券法渊源之一。
香港《守则》未将基金管理人必须亲自经营基金资产作为一项法定义务予以规定，是由于英美法系的财产信托法比大陆法系的更强调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并依法律和契约由受托人及其人享有权力负担责任，而且不像大陆法系的信托法那样强调信托财产授予人与受托人及其人之间的人身信赖与忠诚关系等因素决定的，如香港《受托人条例》第25条就明确规定受托人无须亲自行事而可委托人行事。而台湾地区《财产信托法》第25条已规定：“受托人应自己处理信托事务。信托行为另有约定或有不得已之事者，得使第三人代为处理。”所以台湾地区在调整证券投资信托的法律中没有规定基金管理人有必须亲自管理基金资产义务，乃无大碍。祖国大陆因为目前尚未颁行《财产信托法》，而且在民商法领域的立法习惯采用大陆法系的原则为多，所以在规范证券投资信托活动的法规中规定这一义务是完全有必要的。
由于祖国大陆《证券法》第68、69、70、183条，香港《证券内幕交易条例》以及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157条（之一）均规定了比较具体的证券内幕交易的防范内容，因此在祖国大陆及其香港和台湾地区有关专项调整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中，都没有对“基金管理人内部相关人员买卖其任职的管理人所经营的基金发行的证券”作出限制性义务规定。这并无不妥。如果基金管理人内部的相关人员买卖这种证券不构成“证券内幕交易”，就是没有危害性的，则理所应当不予禁止；如果这种证券交易是利用该基金内幕信息进行的，则应按《证券法》设定的“证券内幕交易”规范进行处理。基金管理人内部相关人员利用其职务之便获得的内幕信息，买卖自己参与管理工作的基金所发行的证券就是《证券法》规定的“证券内幕交易”，并无特殊性的。有些人认为这个现象也是目前调整证券投资基金专门法律的一个比较重要欠缺的观点，笔者认为并不科学和全面。（注：参见陈春山：《证券投资信托专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9月版，第349～350页。）
六
在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应保障和维护基金资产的安全与稳定增值方面的义务中，祖国大陆及其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相关法律围绕限制用基金资产的投资范围与品种、限制基金管理人的非投资经营活动、分散基金资产的投资品种与投资比例等方面设定具体的法定义务，既有共同点也有各自的侧重面。
关于“限制基金管理人用基金资产进行的投资范围和品种”这类义务，祖国大陆及其台湾地区都规定有“不得用基金资产从事证券信用交易”；祖国大陆及其香港地区都规定有“不得用基金资产投资房地产和要负无限责任的财产”。台湾地区参照美国的立法还规定有“不得用基金资产投资于未上市证券”、“未经受益人请求或基金本身终止不得用基金资产买入本基金受益凭证”等义务。因为未上市证券兑现困难，不利于资金流动增值，而且基金买入这种证券后总资产净值也不易计算。香港结合《证券条例》允许进行证券期货交易的规定，在《守则》别对“基金本身不可提供期权”及“基金不可进行有义务交付价值超过其资产10％的证券卖空”作了规定，以保证基金本身的稳定。祖国大陆及其台湾地区并不开放证券期货交易，故无须对此作出规定。台湾地区《管理办法》规定的“禁止用基金资产购买未上市证券”义务，值得祖国大陆和香港借鉴。
关于“限制基金管理人从事的非投资性经营活动”这类义务，祖国大陆与港、台都对基金管理人用基金资产从事抵押、担保、放贷、拆借等活动予以禁止；只是香港在原则上禁止的同时尚留有余地，即只要经受托人／代管人书面同意，还是可以进行上述活动的。这是香港地区奉行注重依法保护投资人利益的同时尊重当事人自由意愿的具体表现。
祖国大陆对基金管理人“不得谋求对上市公司的控股和直接管理”的义务，其实已经包括在“限制基金投资比例”方面义务之具体的“禁止同—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1家上市公司发行的证券不得超过该证券的10％”规定之内了。所以这项原则性义务的规定完全可以取消。
至于祖国大陆《暂行办法》规定的“禁止基金管理人以基金的名义使用不属于基金名下的资金买卖证券”以及“禁止基金管理人从事任何形式的证券承销或者从事除国家债以外的其他证券自营业务”两项义务，体现了国家对防范基金资产风险的干预和强化管理的原则。这样规定基金管理人的义务也是合适的。
关于基金管理人“分散投资品种、限制投资比例”方面义务，祖国大陆与港、台都围绕一个基金投资于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只能占该基金资产总额的一定比例，以及一个基金投资于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的总额只能占该公司发行证券总额的一定比例而展开。虽然各自限定的投资最高比例各不相同，但都把投资额限定在占基金自身或者占发行证券的公司所发行证券总额的较低比例上（祖国大陆及其台湾地区较低，平均为10％，香港地区较高一些，为20％左右，投资公共债券可略高些，达30％），以此减少基金资产的投资风险，限制基金管理人谋求对发行证券公司的控股和直接管理。祖国大陆《暂行办法》规定的“1个基金投资于股票、债券的比例不得低于该基金资产总值的80％”及“1个基金投资于国债的比例，不得低于该基金资产净值的20％”两项义务，较适合祖国大陆证券市场和投资基金活动时间短、投资和管理经验不成熟的实际情况。相对而言，台湾地区对这方面义务的规定比较简单，只有关于一基金投资于同一公司的总额占该公司所发行证券总额的比例限制，以及一基金投资于任何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的总额占该基金净资产价值的比例限制两项条款。香港地区的这方面规定最为丰富和具体。
七
资产证券化管理办法篇6
4月8日，中国证监会就修订《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及配套规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在新增资本杆杠率、两个流动性监管指标的基础上，为避免冲突和重复，将净资产比负债这一杠杆控制指标由不得低于20%调整至10%，将原有反映流动性的净资本比净资产指标从40%调低至20%。
有分析认为，两个风控指标降低了，说明监管层有意放松风控体系，其实不然：新的管理办法是有“增”有“改”，即新增加了资本杠杆率和两个流动性指标，目的是替代现行的不适合的指标；对现行《证券法》规定应有的、但显然不适合的指标，在替代性指标可以管住的前提下调降。
现行《办法》有净资产比负债、净资本比负债两个同属杠杆控制的指标，属于“双重控制”；同时，两个指标都没有将表外业务纳入控制。为此，《办法》拟将这两个杠杆控制指标优化为一个资本杠杆率指标――核心净资本比表内外资产总额。
既然有了“核心净资本比表内外资产总额”这个优化了的替代性指标，原来的两个杠杆控制指标理应废止，但是，鉴于现行《证券法》明确规定证监会应当对净资产比负债、净资本比负债两个指标比例做出规定，因此继续保留这两个杠杆控制指标。
为避免新指标与旧指标的冲突和重复，拟将净资产比负债指标由不得低于20%调整至10%，未来主要通过新指标（资本杠杆率指标）对公司杠杆进行约束。
修订版《办法》拟规定，“核心净资本比表内外资产总额”不得低于8%。需要说明的是，8%资本杠杆率的倒数所算出的倍数（12.5倍）不是通常意义的财务杠杆倍数。按资本杠杆率8%的监管标准进行测算，并结合流动性指标要求，财务杠杆率大体为6倍左右，与现行办法的要求基本相当。
现行《办法》用于防范流动性风险的净资本比净资产指标，现实针对性不足，难以有效防范流动性风险。
为此，从2014年2月起，由中国证券业协会出面，在证券公司监管中引入了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率两项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经过两年多实践后，拟将两项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由行业自律规则上升到证监会部门规章。
虽然前述两项流动性监管指标已替代净资本比净资产指标，后者理应取消，但鉴于目前《证券法》明确证监会应当对后者做出规定，所以拟继续保留该指标。同样为了避免新指标与旧指标的冲突和重复，根据实际情况，将旧指标（净资本比净资产指标）由不得低于40%调整至20%。
可见，降低净资产比负债、净资本比净资产两项指标的控制标准，并非降低风险控制标准，而是在优化现有监管指标、引入更加有效监管指标的同时，兼顾到与现行《证券法》衔接，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操作。可以预期，待《证券法》修改后，净资产比负债、净资本比净资产两项指标将彻底废止。
资产证券化管理办法篇7
2002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该办法已于7月18日正式实施。该办法的公布，引起有关人士和市场的极大兴趣。就在《暂行办法》实施的当天，上海爱建信托推出国内第一个集合资金信托产品――上海外环隧道建设计划，短短几天就几近售罄。随后，上海国投推出上海磁悬浮交通项目股权信托计划，北国投推出CBD土地开发项目资金信托计划，新华信托推出住房按揭资金信托等等不一而足。有心人士也纷纷瞄准资金信托，于是信托牌照价格飙升，从新希望有意入主福建国投，到香港耀生行意图参股宁波金港信托，有关信托业的消息不绝于耳，一时间似乎信托业的春天再度来临。
央行此时推出资金信托管理办法，其主要用意应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可以为民间资金提供投资渠道；另一方面可以此为契机使整顿后的信托公司真正走上“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正轨。从资金信托产品的热卖看，央行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是认真研究之后，我们却可以看到资金信托的种种不完善之处，如果不及时作出规范，资金信托的发展绝不会是一路坦途。
对投资者要否予以限制？
在证券法上，有公募和私募的概念。公募是指发行人向社会公众就证券发行作出的要约邀请、要约和销售行为，其针对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如股票的公开发行。私募是指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证券，一般是向有经验的投资者私下发行。如在美国，私募的合格投资者资格一般限于：任何拥有不少于500万美元投资的自然人；任何拥有不少于500万美元投资的家族企业；某些信托机构；其他拥有不少于2500万美元具有自由支配权投资的组织。这主要是因为私募无需遵守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对于投资者而言其风险较高。因此法律对投资者作出特别规定。
据悉，《暂行办法》的目的之一即在于“招安”民间的私募基金，因此其具体规定也体现了私募的特点。其第六条规定：“信托投资公司集合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资金时，接受委托人的资金信托合同不得超过200份（含200份），每份合同金额不得低于人民币5万元（含5万元）。”显然是想以此来间接限制发行对象的范围。但是就目前资金信托产品的销售情况来看，几乎都是向社会公开发售，有些甚至通过银行发售，资金信托产品的说明书也信誓旦旦地承诺，资金信托的收益预计不会低于某个远高于存款利率的百分比。这样似乎有可能误导投资者，使投资者误认为资金信托只不过是一种利率较高的债券品种。
事实上，无论信托计划如何设计，其预期的收益多么稳定，由于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的客观存在，资金信托产品总是存在无利可图甚至本金亏损的风险，这样的风险与投资股票或是基金的风险是类似的。同时，由于法律没有规定，受托人无需履行严格的信息披露义务，而且由于其私募性质，资金信托也难于受到社会公众和舆论的有效监督，资金信托产品的投资者承担的风险应该高于投资股票或基金的风险。这样高的风险，如果对于投资者不加限制，特别是在我国投资者普遍风险意识不强的情况下，难免会引发纠纷，甚至有可能造成社会的动荡。因此对投资者作出一定的限制，将有助于资金信托的顺利发展。
与此问题相关的是资金信托文件的发送。如上所述，资金信托属于私募，商业惯例一般是直接发送有关私募的信息备忘录给特定投资者。而目前资金信托的产品的销售，多通过某种广告方式间接进行。尽管《暂行办法》明文规定：信托公司不得通过报刊、电视、广播和其他公共媒体进行营销宣传，但是许多资金信托产品在销售之前，通过各种媒体进行了报道，客观上起到了宣传的效果。由于法律未要求资金信托必须面向特定投资者，因此信托公司的种种营销方式无可厚非，但是从严格的私募意义上讲，上述方式确有商榷之处。
资金信托应遵守的信息披露制度
委托人在购买资金信托产品之后，取得了信托受益权，但丧失了对资金的所有权，其收益完全有赖于信托公司的投资操作。如不考虑投资者对信托公司的信赖程度，投资者的利益一定程度上将有赖于信托公司的信息披露。
按照法律的规定和目前信托公司的实务操作，在资金信托业务中，信托公司将做出两类披露，套用证券法的术语，可将其称为“发行之信息披露”和“持续信息披露”。
发行之信息披露是信托公司在出售信托产品时对投资者做出的说明，主要体现于两类文件：信托产品说明书和信托合同。由于信托产品说明书的法律效力并不确定，因此披露信息主要体现于信托合同，但是信托合同中对于投资项目的披露一般均非常简单。以新华信托的住房抵押按揭贷款资金信托合同为例，其关于投资项目的描述仅是：“(信托资金)全部用于购买深圳市城市商业银行的住房抵押贷款债权，以获得住房抵押贷款利息等稳定的投资收益。”
持续信息披露是信托公司应向投资者指定的受益人通过报送信托资金管理报告作出的披露。《暂行办法》规定：“信托投资公司办理资金信托业务，应当按季或者按照信托合同的规定，将信托资金管理的报告和信托资金运用及收益情况表书面告知信托文件规定的人。信托期限超过一年的，每年最少报告一次。”并要求信托资金管理报告应载明以下内容：“信托资金管理、运用、处分和收益情况；信托资金运用组合比例情况；信托资金运用中金额列前十位的项目情况；信托执行经理变更说明；信托资金运用重大变动说明；涉及诉讼或者损害信托财产、委托人或者受益人利益的情形；信托合同规定的其他事项。”目前笔者尚未见到信托资金管理报告，无法对其内容进行评价。但就法律规定而言，与股票的信息披露制度相比，上述规定显然失之过简，而且对于某些术语，如何为“重大”并未作出规定。
如前所述，资金信托的风险在某种意义上讲甚至大于股票的风险，加强对其的信息披露要求，不仅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也有利于人行对信托公司的监管。
笔者认为，法律至少应在以下三个方面对于资金信托的信息披露作出要求：1.在发行信托产品时，应对投资项目做出财务和法律的详细分析，并载入信托合同；对投资者有权解除信托的情况也应作出明确说明；2.在信托资金管理报告中，应有合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审计报告。3.对发生影响信托计划存续基本条件的临时事项，也应作临时披露。
资金信托与资产证券化
9月12日，新华信托推出住房按揭贷款资金信托，募集资金用于购买深圳市商业银行住房抵押贷款。笔者将该消息告知中国建设银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一位负责人时，该负责人的第一反应是震惊：“建行筹划了一年多，还没有通过审批，新华信托怎么就可以做了？”
资产证券化（aBS）全称是asset－BackedSecuritization，即以资产为支持的证券化。具体而言，它是指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现金流的资产，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对资产中风险与收益要素进行分离与重组，进而转换成为在金融市场上可以出售的流通的证券的过程。一般应经过以下程序：资产的所有者将资产出售给专门从事资产证券化业务的特殊目的公司（SpV），SpV发行以资产为主要还本付息来源的债券，并通过担保等手段，提高资产支持证券的等级。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真实销售，即资产的所有者必须将资产出售给SpV，即使其破产，也不影响支持债券的资产，即实现破产隔离；二是信用增级，即应采取超额抵押、外部担保等手段，提高证券等级，以降低筹资成本。
资产证券化的目的在于将缺乏流动性的资产提前变现，解决流动性风险。由于银行有短存长贷的矛盾，资产管理公司有回收不良资产的压力，因此资产证券化得到了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的青睐，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等都在进行资产证券化的筹划工作。
2000年人民银行还曾经草拟了一份《住房抵押债券管理办法（讨论稿）》，但至今国内还没有资产证券化的案例（有人认为铁道部曾发行的一种铁路债券是中国的第一起资产证券化案例，但该债券并没有做到表外融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资产证券化），建行的资产证券化方案第一次未通过审批，目前正在进行第二次报批。
新华信托的住房按揭贷款资金信托的操作方式是：新华信托通过资金信托募集资金，购买深圳商行的住房抵押贷款，信托到期后，由深圳商行将其买回。从其流程可以看出，所谓的住房按揭贷款资金信托，实际就是住房抵押贷款的证券化，以信托作为SpV,购买贷款和募集资金。
事实上，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证券化方案也是通过信托进行。但是人民银行在审查时，重点放在资产支持证券的性质上，是金融债、企业债还是公司债？显然都不是。新华信托的资产证券化方案却另辟蹊径，发行资金信托产品，并有《暂行办法》作法律后盾，在法律边缘打了一个漂亮的球。信达、建行等也许会受到启发，与信托投资公司联手，实现资产的证券化。由于资金量太大，其发行不可能通过向社会公开募集完成，不过就笔者所知，信达资产证券化也计划通过私募完成，并已经与投资者进行了初步接触。
资产证券化管理办法篇8
关键词：证券监管 法制 演变 问题 对策
证券监管的演变应该是与证券市场的产生和发展相适应的一个动态过程，证券市场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格局决定了证券监管的变迁及其特征，也折射出其殊的政治、经济和市场化进程下的政府监管目标。
一、美英证券监管法制的形成与完善
美国早期的证券交易是由纽约证券交易所和其他地方易所发展起来的，主要受各州的管理。多以1911年堪萨斯州的《蓝天法》为蓝本，初步确立了诚实、公平和反欺诈的原则。现行的证券市场法规主要是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后建立起来的，其主要内容及原则包括：法定注册和公开原则，保证为市场参与者提供完全、准确的信息；规范公开原则，监督证券交易所、场外交易和全国证券商协会；公平和反欺诈原则，鼓励私人依法。上述内容包括在《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1935年公用事业控股公诉法》、《1939年信托契约条例》、《194年投资公司法》和其他若干法案条文中。上述法案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法规体系，并随着金融市场新情况的出现，不断得以补充和完善。随后，美国证券委员会(sec)在继续贯彻上述原则的前提下，加强了行业的自律管理，在通过了《1938年马罗尼法案后，sec把监管柜台交易(om)的权力下放给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nasd)这个自律组织。另外，美国依据(1970年证券投资者保护法》，成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其会员由所有注册的券商组成，当经纪公司破产时，以满足投资者的清偿权。为促进国内金融领域的竞争，提高美国金融服务商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整体竞争力，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出台，彻底结束了近7o年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局面。这是美国国内经济强劲增长，金融机构兼并扩张的必然要求，也是世界范围内金融规制解除潮流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欧洲，证券交易的发源地当属伦敦证券交易所(lse)。1986年以前，英国未设立专门的政府机构行使监管职能，也没有制定专门的法律对证券交易和风险进行规定和限制，只有一些相关的法律条款，如证券交易所的自我管理规定和《公司法》、《反欺诈投资法》、《公平交易法》等法规中有关的规定构成证券法制监管体系，这是和英国证券市场的自律管理密切相关的。1986年，英国通过了《金融服务法》，建立了管理证券业的新模式，从此结束了英国证券市场松散的自律管理状态，确立了在新法律框架下的管理体制。由于这种“多元化”的管理体制立法体系复杂在不同的法律规定下设置不同的监管机构，分别对不同的业务种类进行监管，带来成本过高和效率低下的问题，英国在2000年出台了《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案》，它的大部分条款合并了现有法律或自律法规的内容，为新的监管体系和监管机构一金融服务局(fsa)提供了一个单一的法律框架，以替代原有的不同法规所形成的法律框架。
二、证券监管法制变化趋势分析
从美英证券监管法制的变化轨迹可以看出，其立法的中心原则为“公开、公平、公正”，这与中国现行法规的原则是一致的；国家证券立法也是适应国内外经济情况的变化和证券市场的飞速发展而不断调整、完善的。如按照《1933年证券法》的规定。在证券发行人向sec提交的注册申请文件中必须严明具体的发行时间，否则sec将不予受理。由于承销商的选定、申请文件的制作以及sec的审查都需要耗费相当一段时日，因而发行人提交的发行日期必然与其筹资需求产生的时间相隔甚远，这就意味着发行人将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一旦证券市场或者公司本身在此期间内发生某些难以料及的变动。就很可能导致证券发行失败或使发行者利益受损。因此，sec于1982年推出415条款，允许符合条件的公司可以为其今后两年内所有可预期的证券发行，预先到sec进行“暂搁注册”，并自主决定发行时间。所谓“暂搁”就是公司将其近期发行证券的意向登记注册，向sec提供相关的并在需要筹资时可以迅速更新的财务数据，一旦公司产生实际的筹资需求，只要及时更新现有资料，即可取消“暂搁”，立即进行证券发行。这样，就减少了发行人的风险，降低了筹资成本。
近年来证券立法的另一个重要趋势是由于市场情况变化迅速，国家立法机关不可能及时修订现行法律，越来越多的管理规则是由行业自律组织而不是政府监管部门制定的，这样行业自律组织保留一定的自不仅适应市场的变化情况，也有利于促进全
行业的标准化，如在美国，sec通过审批交易所规则促使交易所直接对上市公司提出更高的信息公开要求，日本交易所也取得了交易、场内监督和仲裁纠纷等方面的自律权。
三、中国证券监管法制演变
证券市场法制建设关系到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关系到市场运作的安全和效率，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保障。中国证券监管的法制演变与其体系演变相对应，经历了一个从地方性法规到暂行条例、从法规性意见到统一的证券法的发展过程，大致也可分为三个阶段。
初期，以地方政府的规章为主要规范和依据。《上海证券交易管理办法》、《上海市股份有限公司暂行规定》、《上海市人民币特种股票管理办法》和《深圳市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深圳市上市公司监管暂行办法》、《深圳市人民币特种股票管理办法》等相继出台。这些法规对证券的发行、交易和证定，充分体现出地方政府的管理色彩，它们构成了中国证券立法体系的雏形，为以后完善证券立法体系打下了基础。
证券委成立后，开始担当推动市场法制化和制度化的重要角色，先后颁布了《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证券交易所管理暂行办法》、《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的规定》和《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暂行规定》等行政法规，全国统一的证券管理法律体系开始形成。同时。参与证券监管的各部门规章、法规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也频繁出台，如司法部和证监会颁布的《关于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律师及律师事务所资格确定的暂行规定》，财政部和证监会颁布的《关于从事证券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资格确认的规定》，国资局和国家体改委颁布的《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暂行办法》，人民银行、财政部和证监会颁布的《金融机构管理规定》等。1993年8月，证券委颁布《关于授权中国证监会查处证券违法违章行为的通知》，使得证监会有对市场违规行为进行处罚的权利，是规范市场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中国公司法律制度的首部大法——《公司法》于1994年7月正式生效，成为规范公司行为的重要法律渊源1995年l2月，朱?基同志提出“法制、监管、自律、规范”的八字方针，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监管的指导方针。
第三阶段，中国证券市场的基本大法——《证券法》于1999年7月1日开始实施，《证券法》的问世是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建设的重要成果，也是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证券法》中突破性条款包括：(1)明确中国实行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而非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的分散管理，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证监会在证券业中的监管地位；(2)在法律中明确规定股票发行由审批制过度为核准制，专设发行审核委员会和核准程序的公开提高了专业化和效率，减少了发行中的行政干预；(3)放松了上市公司收购的限制条件，为资产重组开辟了更大的发展空间，适应当前经济改革深化的需要。《证券法》的出台解决了原法律体系中大量法规权威性低下、“群龙无首”的局面，确立了中国证券市场法律规范的总体框架。
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包括以《证券法》、《公司法》为核心的国家法律、国务院颁布的20多种行政法规、证监会颁布的159件部门规章和自律机构制定的规则、准则等，这套法规体系基本涵盖了市场的主要方面，是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基础。
四、中国证券监管法制演变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问题
1．法制建设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且《证券法》中有关规定的责任不够明确，缺乏可操作性。证券市场创立近8年后才有《证券法》的问世，《国债期货管理暂行办法》在国债期货市场行将关闭前夕方才露面，一些早已存在的重要市场，如投资基金领域、投资咨询领域长期缺乏明确的法律制度，虽然颁布了大量的管理办法，但管理级别和力度均显不足。又如，《证券法》第24条规定“证券公司承销证券，应对公开发行募集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但未指明违反该条规会受到何种处罚。
2．由于缺乏监管经验，在制定监管政策时往往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各项监管法规之间缺乏配套和衔接，影响了法制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如为抑制股市的过渡投机行为，1997年5月，证券委、人民银行和经贸委了《严禁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炒作股票的规定》，在1999年为改变股市涣散的状况，又允许三类企业进入股市。又如，《证券法》中多次提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刑法》中没有规定在证券市场中的违法违纪行为构成犯罪的标准是什么。
3．法律的实施机制不健全，执法力度不够。监管执法是证券法制得以最终贯彻的必要保证，我国证券执法中的缺乏严肃性和执法力度不足使大量法规形同虚设，降低了监管效率。如上市公司炒作自身股票、券商信用交易等行为虽明令禁止却屡禁不止就说明在中国证
券市场上更缺乏的是有效的执法行动。再如，《证券法》第75条规定“禁止任何人挪用公款买卖证券”，但由于证券监管机构无权查询个人在金融机构的存款账户，因此，无法举证。类似的条款还有第68、69、7l条等。
(二)对策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新兴证券市场，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阶段性，法制建设也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完善。
1．必须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为证券监管和市场规范发展提供法律保障。首先《证券法》本身需要完善，《证券法》的有关配套法规和实施细则须尽快制定并尽早出台，如关于客户保证金如何专款专用、如何管理的实施办法，券商分类的审批规定和融资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收购与兼并的操作细则等其次应尽快完成《投资基金法》、《期货法》和《国债法》相关法规的制定，对于《证券法》出台后法律制转让流通问题、证券期货等金融衍生品交易问题，应及时填补。证券监管部门应以《公司法》、《证券法》为核心，积极推进相关配套法规，以便初步形成比较完整的证券期货市场法律法规体系，使监管工作和市场规范发展有坚强的法律保障。
2．必须注重法律规范之间的协调性和内容的衔接。首先应围绕《证券法》的准则与内容，协调不同层次立法和不同部门法律规范的一致性，进一步减少法律规范的过渡性。其次法律规范应具有前瞻性，应配合国家社会与经济的动态发展、证券市场运行的复杂性和与国际接轨的需要。
资产证券化管理办法篇9
关键词: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合法化法律监管内容提要: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至今缺失合法地位，游离法律监管之外。面对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旺盛的市场需求以及不规范的市场运作，对其加以法律监管更具现实性和紧迫性。应建立完善的登记备案制度，规定基金管理者和投资者的资格和人数限制，建立完善的风险控制制度，以加强对私募投资证券基金的监管。在国外，法律对私募基金投资者的资格有严格规定，所以私募基金被称为“富人的游戏”。反之，在中国，私募基金游离于法律规范之外，几乎所有的机构和自然人都可以成为私募基金的投资者，所以国内业内人士称其为“大众化的”。只此一点，足见我国私募基金市场的混乱及法律监管的缺失。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概念一般认为，私募基金根据投资对象的不同，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私募产业投资基金，二是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创投基金及私募股权(privateequities)基金是私募产业投资基金的主流，对冲基金则是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主流。在我国，由于产业投资基金主要是政府主持和管理运作，所以私募基金主要就指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结合私募基金的特点和证券投资的特点，我国学者一般认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是指通过非公开方式募集，募集资金主要投资于可流通的上市公司股权及其衍生品或其他有价证券，投资者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资金管理方式。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存在的问题合法性模糊。在2000年年底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投资基金法（草案第七稿）》中，有关私募基金的条款被视为其有望在中国获得合法地位的标志。同时，相关部门积极出台了《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和《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等部门规章，使私募基金以及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有望逐渐走向合法。但是2003年10月正式出台的《证券投资基金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私募基金，只在第一百零一条规定了向特定对象募集资金或者接受特定对象财产委托从事证券投资活动。然而具体管理办法，却由国务院根据上法的原则另行规定，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依然没有获得法律上的“合法化”。法律政出多门以致监管混乱。正是由于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没有合法化，导致了政出多门、监管混乱的现象。首先，不同形式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分属不同部门监管，可能出现同一种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在不同部门监管中出现监管不一致。例如，同为集合资金信托业务《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和《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对投资者人数限制和运营管理要求各不相同，且分属中国银监会和证监会监管。其次，在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监管制度的构建过程中，一定会出现政府登记审批部门，监督管理部门等部门利益的博弈，相关部门都想通过规章的制定和监管的执行来获得实际的行政职权，进而获得登记审批利益和监管利益，规章和法规规章难免成为部门利益法制化的借口。最后，监管不力容易增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化发展趋势。运作不规范。一、投资者和基金管理人的资格无限制。在我国，只要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基金投资信息，就可以直接或者通过基金中介机构成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者，也因此被有关人士称为大众化的。此外，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人多为证券投资业内人士，其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投身到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领域，法律规范差异对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有不同的资格或能力要求，投资者和管理者无资格限制地进入必将增加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运作中违法风险。二、最低收益的运作方式不合法。基金管理人为了吸引客户，大多对客户许下最低收益率、最低收益额等私下承诺。在我国，无论是《民法通则》、《证券法》还是《信托法》的现行有关条款规定，从来都是否定保底条款的。所以，即使基金管理人和投资者有书面合同，也很难得到法律的保障。三、运作资金来源不规范。现实中，投资私募证券基金的资金除来自于个人或公司的合法的自有资金外，还有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甚至是违规的银行贷款所挪用的公款和非法集资款等等。很多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在发起炒作时，就是与证券公司联手，以先期委托资金和股票做抵押，两倍或三倍于委托资金的方式从银行套取贷款炒股票或在一级市场申购新股，银行的信贷资金难以阻挡地流入了股市。同时存在国有企业的资金、上市公司增发募集的资金也在保底收益承诺的诱惑下，铤而走险投身于证券市场。一旦股市下跌，银行和上市公司的业绩和信誉都将产生不可低估的损失。四、运营投资风险巨大。首先，高财务杠杆增大投资风险。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资金管理人的自有资金与借贷资金的比例往往非常高，用少量的资金就可以进行巨额交易，这种操作加大了市场风险。其次，存在“黑箱操作”风险。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很少受金融当局的监管，操作缺乏透明度。基金的风险与基金经理的经营风格和风险偏好密切相关。外界的监管政府和投资者很难得到基金投资方向、投资规模以及基金运行情况等方面的准确信息。第三，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是期权、期货等金融衍生工具能够部分化解但不可全部避免的，加之市场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测的市场关联性以及投机者间的激烈竞争引起市场整体的需求变动，可能造成理论上可避免的系统风险将难以避免或分担。第四，基金经理的道德风险。基金经理除了获得固定的管理费用之外，还可按业绩提成，就可能为追求更多的个人利益而滥用职权，使投资者的资产冒更大的风险。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监管法律体系的构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合法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合法化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大势所趋：首先，合法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将会直接冲击公募基金的垄断地位，给开放式的公募基金带来更多的压力和竞争以及监督，增强金融市场竞争的充分性。其次，合法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将会扩展投资者的投资方式，增加市场的投资渠道，拓展基金管理公司的业务范围。同时，基金产品种类增加，基金投资者可以因不同类型、不同偏好而选择不同的基金，成为活化证券市场的一个契机。最后，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可以尽可能地利用民间资本，为民间投资者提供合法的投资渠道，同时为我国产业政策的实现聚集资金。完善登记备案制度。美国由于是金融业的成熟市场，其私募基金实行的是“豁免注册登记”制度。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处于成长阶段，投资者和基金管理者都还不够成熟，且基金各主体在信息量、财务能力等方面强弱差异较大，所以美国的“豁免注册登记”制度不适用我国。我国现有情况可以豁免注册核准，但是必须到证监会备案登记，明确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备案登记制，提高基金公信力。规定基金管理者和投资者的资格和人数限制。在我国，私募基金的特定投资者，是指合格的个人（包括家庭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借鉴美国相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证券基金投资法》起草小组的专家认为：个人资金的下限是20万元、机构资金的下限是100万元，投资者人数2人以上、200人以下，这只是对数量上一个粗浅的限制。参照我国《证券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累计超过二百人的”为公开发行，相对应地，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发行对象的人数则应该小于等于二百人，这一规定是比较合适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运作。一、明确规定组织形式。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在法律意义上的组织形态至关重要，立法可以明确规定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合伙的基金形式，但是限制无限责任的投资方向。这样就避免高运行成本以及双重纳税，同时投资者可以根据《合伙企业法》的退出机制在投资者之间退出，转让权利，这可以保障基金的稳定运行。二、禁止最低收益率的承诺。保底收益是在保证客户本金安全和最低收益的前提下，对超过其收益率部分，根据具体情况再分配的一种收益分配。这种为了争取客户而违反了《民法》、《合同法》相关规定的违法承诺，已经有了非法集资的性质。因此，应取消信托契约中关于最低（或固定）回报率的约定，建立委托人自行享受收益和承担风险的信托制度；同时，取消受托人参加信托财产运作收益分配的约定，实行受托人按照信托契约规定获得管理费的制度，严厉杜绝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成为非法集资的工具。三、明确利益分配原则。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收益分配的模式，可以分为管理人领取固定管理费用模式、收益分成模式和固定管理费用加收益分成模式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可以根据其组织形式的不同而选择其中的一个收益分配模式，立法不宜做出强制性规定。完善的风险控制制度。一、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基金投资活动是资者进行的，基金有义务定期或不定期向投资者通报基金的有关重大情况。首先，监管部门应该要求私募基金的管理人和发起人必须有向特定私募基金投资者披露基金投资方向、运行现状的义务，及时准确的公开其资本总额、资产负债规模和资产组合并向监管部门备案，增加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运营透明度。其次，法律应该明确规定基金管理章程或者基金管理信托合同中必须包含基金信息通报的周期、时间以及通报方式。详细的信息披露问题可以参照《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实施准则第五号文件中对公募基金的规定。披露对象上，基金只需向特定投资者披露相关的或是重大的信息，而非在很大的范围内进行详细的披露。二、公开广告的限制。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小组共识中指出：“私募基金募集资金时不能做广告，但允许在公司门口做招牌，在公司自己的网站上作介绍。”所以在我国立法中明确限制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公开发行方式具有可行性和现实性。
资产证券化管理办法篇10
论文摘要:在浙江省,各中小企业虽然发展状况良好,但是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各家商业银行大多不愿意提供贷款,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普遍存在,因此中小企业对资产证券化的需求很迫切、很强烈。与此同时,很多市县级地方政府在大力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遇到了国家的严厉控制,且不能发行市政债,而在一定时期内,各市县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基本稳定,这样一来,各市县级地方政府对资产证券化的需求也很迫切、很强烈。笔者认为,浙江省资产证券化的突破口应该选在中小企业和市县级地方政府这两个领域。
一、国内外资产证券化的现状
资产证券化是将一组缺乏流动性但其未来现金流可以预测的资产组成资产池,以资产池所产生的现金流作为偿付基础,通过风险隔离、现金流重组和信用增级等手段,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从而将组合资产预期现金流的收益权转换成可以出售和流通的、信用等级较高的债券或受益凭证的结构性融资技术和过程。
资产证券化起源于美国,1968年美国政府国民抵押协会发行了世界上第一只资产支持证券——抵押贷款债券,开创了资产证券化的先河。资产证券化因为其自身的独特优势,自产生以来获得了迅猛地发展。目前在美国,资产支持证券的规模已经超过了国债和企业债,成为美国债券市场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品种。资产证券化在美国的债券市场乃至资本市场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国内的资产证券化开始于2005年,并且一开始就遵循着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分别发展。一条路径是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主导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其主要依据为《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运作模式采用了信托结构,证券化资产主要来源于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存量贷款,我国目前已经完成的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有4个(具体情况参见表1);另一条路径是中国证监会主导的企业资产证券化,其主要依据为《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运作模式采用了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证券化资产主要来源于各类企业的收益权或债权,我国目前已经完成的企业资产证券化项目有9个(具体情况参见表2)。近来,在中国人民银行的主导下,正在探索资产证券化的第三条路径——非信贷资产证券化,运作模式也采用了信托结构,证券化资产主要来源于各类企业利益、应收账款、道路收费和公共设施的使用费等等,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非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有1个,即重庆市政资产支持证券。该项目的发起人是重庆市轨道交通总公司和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计划募集资金50亿元。
二、浙江省资产证券化的现实条件
浙江省资产证券化的现实条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浙江省直接融资的比例偏低,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潜力巨大
截至2007年底,浙江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规模高达2.90万亿元,贷款规模高达2.49万亿元。虽然浙江省的企业上市工作卓有成效,但是相对于如此巨大的间接融资规模,浙江省的直接融资规模仍然显得十分弱小,仅占各种融资总规模的5%左右。此外,浙江省游离在监管范围之外的民间资金规模估计在1万亿元左右。而资产证券化可以为浙江省的各类企业提供一种新的直接融资工具,同时为浙江省的城乡居民提供一种新的投资渠道。因此,可以预见资产证券化在浙江省的发展潜力巨大。
(二)国外已经有相当成熟的资产证券化经验可以借鉴
在国际资本市场中,固定收益产品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美国的固定收益产品余额已经超过了股票市场余额。而在固定收益产品中,资产证券化产品已经成为存量最大的产品类别,如美国截至2005年末资产证券化产品余额已经超过国债余额,也超过了企业债余额。德国自2000年推出证券化贷款计划以来,已经给超过5万个中小企业提供了170多亿欧元的贷款。国外在资产证券化领域已经积累了相当成熟的经验,可以为浙江省的资产证券化提供借鉴。
(三)国内资产证券化的实践和探索正在稳步推进
2005年以来,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在实践上获得了突破,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企业资产证券化两种模式齐头并进、并驾齐驱,先后完成了2个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和9个企业资产证券化项目,积累了很好的经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利于浙江省资产证券化的大力推进。
(四)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框架为资产证券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目前我国涉及资产证券化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主要有: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中国银监会的《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的《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关于证券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资产支持证券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家财政部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等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陆续出台,为浙江省开展资产证券化提供了很好的制度保障。
三、浙江省资产证券化的突破口选择
目前,我国已经试点的资产证券化的模式有两种:一种是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主导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具体采用的是信托模式。另一种是中国证监会主导的企业资产证券化,具体采用的是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模式。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框架下,浙江省可以选择的资产证券化模式有且只有以上这两种。
在浙江省,各家商业银行的资产状况和盈利状况都很好,其资产证券化的需求不是很迫切;各大型企业的资产状况和经营状况良好,贷款需求可以得到较好地满足,其资产证券化的需求不是很强烈。而各中小企业虽然发展状况良好,但是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各家商业银行大多不愿意提供贷款,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普遍存在,因此中小企业对资产证券化的需求很迫切、很强烈。与此同时,很多市县级地方政府在大力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遇到了国家的严厉控制,且不能发行市政债,而在一定时期内,各市县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基本稳定,这样一来,各市县级地方政府对资产证券化的需求也很迫切、很强烈。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浙江省资产证券化的突破口应该选在中小企业和市县级地方政府这两个领域。就具体模式而言,中小企业可以采用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信托模式),也可以采用中小企业集合资产证券化(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模式),但短期内采用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可行性更强一些。市县级地方政府可以采用市县级地方政府资产证券化(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模式)。
具体来说,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可以借鉴国外已经相当成熟的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和我国已经进行过的2个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因此其可行性很高。但在我国仍然很有推广的意义,其特色在于其他已经进行过的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都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某些特定信贷资产的证券化,而其他商业银行尚未在中小企业信贷资产领域进行过证券化,因此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很有希望获得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的认可和支持。
而中小企业集合资产证券化的试点虽然可以发挥浙江省产业集聚的特色和优势,但是国内外没有相关的资产证券化项目可以借鉴,同时因为中小企业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难以较好地满足中国证监会提出的“基础资产应当能够产生相对稳定的现金流”的要求,因此中小企业集合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很难在短期内获得中国证监会的认可和支持,但可以在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再继续探索和推进。至于市县级地方政府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可以借鉴国内外比较成熟的市政资产证券化项目,因此市县级地方政府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很有希望获得中国证监会的认可和支持。
简而言之,笔者认为,浙江省的资产证券化应该坚持“两个突破口”(中小企业和市县级地方政府)和“两种模式”(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和市县级地方政府资产证券化)同时推进。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笔者提出的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如图1:
笔者提出的市县级地方政府资产证券化试点如图2:
如图1所示,在该试点中,浙江省内商业银行作为发起机构,将中小企业信贷资产信托给受托机构,由受托机构以资产支持证券的形式向投资机构发行受益证券,以该财产所产生的现金支付资产支持证券的收益。其中,资产支持证券采用划分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和次级资产支持证券的内部信用增级与商业银行或担保公司等担保机构担保方式的外部信用增级,并且由浙江省中小企业风险补偿基金认购次级资产支持证券。评级机构聘请具有评级资质的权威资信评级机构,承销机构负责资产支持证券的承销任务。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由中国银监会审批和监管,中小企业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在全国银行间债权市场发行和交易,由中国人民银行审批和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