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篇1
【关键词】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政府责任
前言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期、矛盾凸显期，在农村基层也存在着各种危机，且有的时候、有的地方还比较激烈，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责无旁贷。农村基层是我国体制架构的基础环节，但人们对于基层规范治理和法治治理的关注相对来说还远远不够，强化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中的政府责任是有效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实现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中之重。
1、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政府责任机制存在问题的原因
1.1政府管理部门及官员责任意识欠缺
第一，体制性因素对政府管理部门和官员意识产生影响。政府现有的以由上级集中控制和统一分配资源的体制决定了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中的机制结构要素是向上级负责，而这一责任体制的形成使得政府责任的实现方式与实际工作情形发生断裂，突出对上级责任的认识与注重，而忽视了对民众责任的重视。第二，对责任内涵认识不清导致责任意识的缺乏。部分政府管理部门及官员没有形成正确的责任观念，对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政府严峻责任认识不到位，甚至认为责任制度是用来约束被管理者而不是约束自己的。第三，责任的执行观念不强、责任执行力不够是责任意识缺乏的突出反映。责任的落实需要较强的执行理念，将责任部署到位、落实到位、实施到位是对责任意识最好的诠释，提高责任执行力和履职能力是增强责任意识的根本。
1.2政府管理过程封闭及信息沟通不畅
第一，政府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过程公开和信息畅通的体制不健全。从形式上来看，近年来颁布了一些法律法规，虽然有很多涉及到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过程公开和信息畅通的相关内容，但比较零散、规定抽象，没有形成一套完善健全的体制机制。第二，缺乏对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中政府管理信息公开的特别规定，操作性不强。第三，政府在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中过程封闭及信息沟通不畅的责任得不到追究。现有的制度和体制对政府部门不公开过程、不畅通信息应付的责任规定不明确，过于抽象和含糊，没有形成严格的制度保障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使得政府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过程封闭和信息沟通不畅成为常态。
1.3政府责任管理体系不健全
第一，没有建立一个“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政府责任管理体系，加强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责任管理体系比较粗糙，管理每一个环节的责任没有做到具体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现有的加强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责任管理体系没有以现实为基础，不是针对现实中的薄弱环节制定出来的国家层面的政府责任管理总体设计。第二，责任管理体制因循守旧，缺少革新，政府在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手段和方法探索上积极性不高。事实上，作为承担管理责任的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是管理的主要机构，亲自担任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领导组织工作，对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工作的问题和缺陷也是最清楚的，是最有能力实现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创新和方法创新的主体，而现有的责任管理体系限制了部门和责任人员创新精神的发挥，不能有效激励部门和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三，责任管理体系不能随着经济社会变化而不断变化。政府的责任管理体系是国家权力运行体系和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部分，它应当在国家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中，实现自己的更新、变换、调整与升级。
2、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政府责任机制的落实
2.1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政府内部责任机制的落实
第一，政府在加强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中的矛盾防范和准备责任机制的落实。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工作做得到位，能够最大限度的避免危害社会稳定的事件爆发，或者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能够最大限度的将社会矛盾带来的危害程度降到最低。居安思危，切实抓好准备。有些矛盾不可避免，必须为之做准备，如同诺亚在下雨之前就造好方舟。这意味着政府管理者在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中就必须积累可用资源和提升处理能力，降低个人、组织和社会的脆弱性，在矛盾发生以后做到快速反应、有效处置，从而能够降低矛盾的损害程度，及早达到社会的有序治理状态。第二，政府在加强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中的监测与预警责任机制的落实。科学研究表明，社会矛盾爆发之前的临界期是处理社会矛盾、规范社会治理的最有利时机。尽早发现矛盾迹象爆发苗头，并在早期将其消灭，能够阻止矛盾向社会危害蔓延，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少矛盾给社会稳定、社会秩序及政府管理活动带来的威胁与损失。
2.2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政府外部责任机制的落实
第一，健全和完善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法制体制。首先，要完善宪法条款。“宪法的内容及其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宪法和宪法的至上权威是保证权力服从法律，从而实现法治的关键。”要在宪法中增加关于政府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条款。此外，还要逐步完善其他与政府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密切相关的法律制度。当然，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要注意增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各种制度规定要统一、配套、协调，相关措施要落实好，按照法治要求，做到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法制的执行到位。第二，建立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问责制。建立问责制的主旨，就是通过问责来落实政府的责任，强化政府的责任意识，避免产生“不负责任”现象。问责即“追究责任和承担责任”，其核心在于要求政府及其官员必须对其行为负责。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问责是对全过程中政府行为及其后果的问责，包括过错问责（决策问责、政治问责、法律问责）和绩效问责。这些问责方式意味着，政府日常决策失误或强行推行农村政策而引发矛盾或造成重大损失，政府在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过程中未能维持社会稳定、导致事态恶化并造成恶劣影响，政府在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中没有履行法定职责和义务并有失职失责或违法行为，政府组织或其工作人员在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中未达到应有的绩效水平，均被追究责任。
3.结语
强化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中的政府责任是有效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重中之重。在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过程中，政府不要惧怕直面现实问题，要勇于承担政府应承担的责任，这样既可以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有序发展，又可以实现政府公信力的提高和良好政府形象的构建。
参考文献：
[1]张成福，党秀云.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325.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篇2
摘要：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指治理主体具备了治理现代社会的能力。在“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目标视野下，地方政府必须通过明晰治理理念、强化法治理念、深化民主理念、发展互动理念、提升服务理念、装备科学技术理念等方面来创新执政理念。
关键词：地方政府；法治理念；民主理念；互动理念；服务理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国家改革与发展的目标。如何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成为目前中国学术界研究和探讨的热点课题。治理能力现代化应该是指治理主体具备了治理现代社会的能力，不仅能够有效地解决向现代社会转型和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引领现代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还能够使现代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在我国，治理的主体是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主要是指政府具备了治理现代社会的能力。具备现代治理能力，必须具备现代治理思维、采用现代治理方法和手段，并达到现代治理效能。在现代治理思维、方法手段和效能中，治理思维是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缺少了它，现代治理能力根本无从谈起。
在“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目标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政权的基层组织，是地方事务的具体组织者、推动实施者，对国家整体发展计划的实施和目标的落实起着关键作用。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地方政府更是关键一环。在“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目标视野下，地方政府应该如何更新执政理念、培养现代治理思维呢？本文将围绕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更新对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新要求
从宪法层面上看，地方政府的权力主要有三项：一是行政执行权，即执行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执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执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二是行政领导和管理权，即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行政机关的工作，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公共行政事务和行政工作，依法管理国家机关行政工作人员。三是保障权，即保护本行政区域内公有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等。地方政府通过实施以上权力，保证地方的稳定和发展，进而促进国家发展规划的落实和发展目标的实现。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经历了一个伴随认知深化和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20世纪50-60年代为工业化和四个现代化，20世纪80-90年代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20世纪末21世纪初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发展目标。在不同时代、不同的社会发展目标和要求下，社会对地方政府能力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物质生活得到基本保障后，人民不仅对物质生活水平和质量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而且在充分行使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享有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拥有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等方面都有了新的期待。因此，党的十八大确立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建设总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了发展目标追求，提出要从源头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五位一体的发展目标对地方政府提出了新要求，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具备如下能力去促进地方的发展。
首先，对地方经济科学发展的统筹能力和监管能力。地方政府在实施执法权与管理权的过程中，必须通过对地方发展规划的制定、对地方发展目标的引导与发展过程的监督，引导、扶植和推动地方特色经济、创新经济、生态经济的发展，加快地方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使地方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能力，促进地方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进而推动地方的整体现代化进程。
其次，保障和扩大地方民主能力。地方政府必须通过保障权、管理权的实施，保障人民的政治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的落实到位；畅通民主渠道，并开展多种形式的基层民主协商，健全基层选举、议事、问责等机制，完善基层民主运行机制；健全地方权力运行机制和约束、监督机制。真正实现基层治理中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第三，维护地方社会秩序、化解地方社会风险、处理社会危机能力。民生建设是社会建设的中心，作为地方政府，民生是工作的重点，地方政府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及时疏导和解决民生问题而引发的社会矛盾，进而稳定社会秩序、化解社会风险、预防社会危机，保证地方一方的和谐与稳定。
第四，地方生态协调的保护与治理能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质量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对地方政府来说，必须放弃GDp至上观念，在发展规划方面，全面考虑生态，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加大生态监管力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预防和及时解决生态危机，实现地方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目标下地方政府执政理念的创新
不同层次，治理的重点是不一样的，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治理主要包括塑造共同价值体系、提升国家治理执行力、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地方政府治理的中心是什么呢？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对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给出了指向，指出，“推动乡镇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管理与服务上，为人民群众提供面对面的综合服务，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引领服务群众、反映群众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整合基层管理与服务资源，加快信息化建设，构建基层综合管理和服务平台，增强基层管理与服务实力。”由此可见，通过加快信息化建设来构建综合管理与服务平台、为人民群众提供服务、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成为新形势下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通过这些重点工作，提升治理能力，进而实现地方“五位一体”的发展目标。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指治理主体具备了治理现代社会的能力，不仅能够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能够引领现代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还能够使现代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现代治理思维、现代治理方法和手段、现代治理效能是现代治理能力内涵的主要内容。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下，更新执政理念进而具备现代地方治理理念，是地方政府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目标下，地方政府要更新哪些执政理念呢？
第一，改变管理理念、明晰治理理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政治、经济、思想、社会均已发生巨大变化。社会活力显著增强的同时，新的社会矛盾与问题丛生。作为管理者来说，管理的对象、社会环境与要求都已显著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自上而下的、集中单一的管理理念、制度、手段与方法都已经不适合时展的需要。因此，作为提供面对面服务的地方政府，必须放弃以管制（命令、服从、指挥）为特征，以强调秩序的稳定、经济的GDp至上为价值取向的管理理念，抛弃管理理念下的权力意识、领导意识、驾驭意识、整治意识，代之以明晰的治理理念和意识：治理的目的不是管死、管住，而是通过积极地参与、沟通、协调、激励、规范和约束，形成一种遵循正确的价值取向、朝向一定目标的良好秩序和状态；治理的方式是在法治基础上，政府通过协商、指导、服务、疏导等方式与社会良性互动；治理的目标是确保公正价值优先地位、培育公民与社会组织生机与活力、形成公平公正社会环境和增加人民福祉。因此，在治理目标下，地方政府要确立服务、沟通、协商、引领等治理意识，要把自己的职能严格定位在提供服务上，把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作为自己的工作职责和工作中心，把保障民生作为治理的重点，把激发社会活力放在突出位置，引导社会团体加强自身建设，扩大基层民主。
第二，强化法治理念。法治是现代治理的基本要求和方式。要建设法治国家，就要使任何人、任何组织、国家机关都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作为执法主体的行政机关，更要以宪法和法律为行为准则，依照法律行使权利和权力、履行义务和职责。越权、违规、人治均为缺乏现代治理能力的表现。因此，现代治理必须牢固确立法律至上理念，必须依法治理，依法求发展、求稳定。作为地方政府，治理过程中面对的是法治意识不浓厚的基层公民和地方习惯风俗不同程度存在的社会环境。要达到治理效果，必须强化法治理念，提高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坚持法律至上，要带头遵守法律，要引导人民遵纪守法，有问题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和规范解决，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非法干预，处处时时维护法律的尊严；要把社会矛盾的预防和化解纳入法治轨道，决不能因发展、维稳就突破法律制度安排，不能因有人“上访”就迁就非法要求。只有这样，在地方治理中才能真正做到以法治凝聚改革意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才能用法治保障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及社会的安定有序。
第三，深化民主理念。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公民的价值诉求、权力诉求空前强烈，深化民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必然方向。在依法行政和法治的前提下，探求与发展多种形式的民主参与方式，则是现代治理的必然要求。民主协商、公众参与等民主方式已成为现代治理的重要手段。地方政府是社会基层民主落实的实施者，必须深化民主理念，深入贯彻实施国家的基层民主制度，在依法行政的过程中，从基层保障人民政治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的落实到位，畅通民主表达、参与和监督渠道。开展多种形式的基层民主协商，完善基层民主运行机制，真正实现基层治理中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才能增强社会活力，也才能真正促进国家层面上民主的发展。
第四，放弃管制理念、发展互动理念。现代治理的重要内容是社会治理，而社会治理的目的是通过积极地参与、沟通、协调、激励、规范和约束，使社会形成一种遵循正确的价值取向、朝向一定目标的良好秩序和状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发生深刻变革，利益格局也已经全面调整，思想观念更是发生巨大变化，计划经济体制下自上而下、集中单一的管制理念已经不适合时展的需要。现代社会治理要求立足于现代社会发展变化的基础，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公众诉求，既能够维护已经深刻变化的社会秩序、化解可预见的社会风险、处理突发的社会危机，又能够激发社会活力。治理的手段与方法必须具有灵活性、多样性、敏捷性和适应性，因此，在社会管理过程中，与社会互动，求得社会认同，与社会大众、社会组织平等互助已成为现代治理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引领服务群众、反映群众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路径，成为现代治理的重要手段。作为地方政府，必须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社会管理与建设，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引导激发社会活力、疏导社会矛盾、化解社会风险、稳定社会秩序，进而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
第五，放弃当家理念、提升服务理念。现代社会的中心是人，现代治理的中心是为人服务，发展经济是为了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发展社会是为了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引领服务群众、反映群众诉求、化解社会矛盾、增强基层管理与服务实力是现代治理对地方政府的新要求。因此，地方政府要以社会本位、民本位为出发点,把自己的职能严格定位在提供服务上，把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作为自己的工作职责和中心，把服务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衡量自己治理绩效的重要标准。服务要以公众利益要求为导向，要以顾客需求为目标，高质、高效地为公众提供服务或生产公共产品以满足公众需求。
第六，改变政绩观、增加效能理念。现代治理效能是现代治理的目的要求，也是检验是否具备现代治理能力最重要的标志。作为地方政府，是通过处理一系列具体问题而达到治理目标的，无论是微观上还是宏观上，都必须具备效能意识。微观上，要以是否及时有效地解决了地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协调或解决了各种利益矛盾和纠纷，使事态沿着合理的预期发展或达到了阶段性的具体目标为绩效标准。宏观上，要以是否引领地方达到了预期的现展目标，实现了地方经济和谐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民主体制完善、生态和谐可持续。同时，效能理念中还必须有成本理念，即在实现效能的过程中，是否做到了运作成本低、效能高，主要是指没有推诿拖延（时间成本低）和高成本投入（人力、物力与财力花费少），生产和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质量高、公众满意度高、社会负面影响小。
第七，装备科学技术理念。现代社会，知识和技术为主要特征的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社会治理必须适应信息社会的状况与要求，只有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和手段，才能解决信息社会下的各种问题。因此，互联网、物联网、物流网等已成为了现代治理的重要媒介，电子政务等成为了现代治理的重要路径与手段，网络问政成为政府与人民沟通联系的有效桥梁，现代化科学技术的运用也成了现代治理的基本要求。作为地方政府，必须具备现代技术治理能力，努力学习和掌握、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用现代科学技术整合基层管理与服务资源，加快信息化建设，构建基层综合管理和服务平台，增强基层管理与服务实力。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篇3
(一)农村市场化发展与基层治理的历史变迁
中国历史上乡村治理的形态是和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制度相联系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是社会政治结构变迁的基础和必然要求，每一次经济社会的重大转型都带来了基层治理结构的历史变革。中国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华夏文明，经历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古老的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由古代的自然经济形态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几千年漫长过程，与这一变化相适应，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结构和管理形态也经历了从宗法自理型、皇权支配性和地方保甲型到基层自治型的演变过程。这一变化的历程，反映了中国社会由皇权到民权，由封建专制到现代民主和法治的进步，反映了农村政治文明现代化的发展历史。1978年开始的农村市场化改革，开创了农业经济市场化发展的道路，农村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土地不再是维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唯一资源，农村市场化的不断发展使得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农村建立起来，这一时期国家先后制定了许多“三农问题”的发展政策，农村经济社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随着农村市场化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加固，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激发了农民的发展热情，激活了农村的社会空间，农村社会自主性显著增强。农民在经济上获得了独立和发展，其对民利的要求越来越高，政治意识增强，农村的社会权力结构发生了悄然变化，村民自治由于能够满足农民对民主政治权利的需求，由国家推动在我国农村广泛建立起来。中国农村基层治理与经济市场化发展是密切相连的，市场化发展是基层政治民主发展的基本前提。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引发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刺激了农村商品经济的空前大发展，农村经济发展开始了市场化的变革趋势。随着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的推进，传统农村的政权机关、经济组织、基层社会三种功能高度混合的体制，很快就被市场化的经济改革瓦解，农村社会出现了“权力真空”，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在这一背景下，1980年底广西的部分农村自发组建村民委员会，协助乡镇政府维持社会治安，后经中央政府认可，成为基层农村群众的自治组织。与此同时，基层群众性自治制度开始渐趋成形: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农村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以此为基础开始探索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的制度建设。1987年《村委会组织法(试行)》公布，农村的基层群众性自治有了明确的法律规范和运行依据，在国家的推动下，基层群众性自治作为农村基层治理的基本制度在全国各地相继建立起来，村民自治走上制度化的轨道。与农村市场化改革同步，中国农民在创造了联产承办责任制的基础上，又创造了村民自治这一既适应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体制，又能与整个市场化经济发展战略相耦合的农村公共权力新的制度安排。中国基层治理制度建设是以农村市场化改革后基层出现的民主选举为出发点的，经过选举，“建立起一系列民主规则和程序，并通过运用民主规则和程序的民主实践形式，训练民众，使民众得以运用民主方式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益，从而不断赋予民主以真实内容”。“通过选举，公民可以审定或否决送审的政治决定，同时，送审的统治者也就对公民负起政治责任”。在民主选举的过程之中，基层的政治生活得以延续，基层的政治秩序开始形成。尽管在农村市场化改革的初期，基层选举的政治层次较低，选举技术和操作规程较为粗糙，村民的民主素养和法治意识还有待提高，但选举成为农村基层治理发展的突破口，成为基层政治参与的起点，成为基层有序政治参与的最重要形式。“在缺乏民主的历史传统且市民社会力量相对薄弱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利益与民主实践之间的关联紧密，则民主政治作为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在民众中生根、生长的可能性就越大”。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发展策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激活和激发了人们的发展活力与发展激情，全国经济迎来了大发展的良好势头。农村的市场化改革也取得了成功，乡村在市场经济发展体制下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民主、平等、自由、权利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政治理念在广大农村扩展开来，使得农民的民主政治意识、民主自治要求不断提高，村民普遍认同并亲身参与到基层治理的实践之中，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于基层群众性自治的制度体制之中，全国在一段时期内掀起了村民自治的大高潮，民主程序和自治理念得到了较大程度的贯彻与落实，村民自治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也正是在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和乡村村民自治广泛且实质性实施的大背景下，需要对基层治理取得的成绩进行认真总结，需要对基层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理性思考，需要对基层治理的更大发展进行规范和保障，1998年11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历经11年的自治实践，终于去掉了“试行”二字，意味着村民自治作为农村基本的治理模式被正式地确定下来。11年村民自治理论的丰富发展和11年村民自治实践的艰辛探索，反复说明一个问题，即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和推行与农村市场化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完善和发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农村市场化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平等与民主精神投射到农村政治领域，引发了基层治理的根本变化，最终解放了村民的自治精神，将中国农民由传统政治的边缘者转变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参与者与建设者。2010年10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于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这是我国对1998年颁布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首次修改。随着农村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农村经济社会取得了巨大发展，而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城乡户籍制度、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深化，村民自治在实行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有必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尽快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改后的村委会组织法从多方面完善了村民自治制度，丰富了村民自治组织体系，拓展了村级民主的参与渠道，着眼于健全和完善村民自治的程序与制度，主要从村民委员会成员的选举和罢免程序、民主议事制度、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细化完善，突出了法律的时代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二)农村市场化发展带来基层治理根基的变化
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必然是建构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良好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发展模式能够为农村治理结构的优化和提升提供丰富的社会资源，能够为乡村社会的转型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农村市场化改革开始了乡村市场经济发展的探索之路，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模式和经济增长体制刺激了乡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社会的自主空间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展，传统农业经济形态在向现代农业发展跨越的同时，使乡村社会的治理资源和社会基础发生了质的变化。
1．乡村社会的经济结构改变诞生于1978年的安徽小岗村农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伟大实践，揭开了中国农村市场化改革的宏伟序幕。农村实行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发展道路，是对传统农业发展模式的一个创新和变革，是推动整个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一环。农村市场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农村经济市场化，就没有完整的市场经济体制”。完整的中国市场经济体系框架需要健全和完善的农村经济市场体制，只有完全的农村市场化体制，才能让传统的经济计划保护不会再对农业生产起到任何约束的作用。时至今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释放出的巨大活力已经成为推动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农村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农业发展蓬勃向上，农村面貌欣欣向荣，农民生活整体水平显著提高。农村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市场化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题，“农业市场化是当前中国农业发展的关键。具体的说，农业市场化是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农业投入市场化、农业产出市场化、农户收益市场化、土地市场化、资金市场化、劳动力市场化、技术市场化等农村市场化体系不断建立和完善，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的标志性变化，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农产品供求关系和供求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由全面短缺走向结构性和地区性相对过剩。(2)农村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农业比重下降，非农产业比重上升，全国工业化加快了进程，二元经济结构开始被打破;与此同时，农业部门劳动力就业总量下降到50%以下。(3)农业增长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突出的特点是劳动力和土地贡献作用不断减弱，资本和技术对农业发展的作用显著上升。(4)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农业产业化经营，即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区域化、专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农村分配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5)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联度日益加强。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00美元以上，农业占国民经济比重下降到20%以下，农业部门从业比重下降到50%以下，城市化水平达30%。这一系列指标表明在国内经济转轨和国际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农村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机制已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对农业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也带来农业经营方式的变化，促进农业经营朝着专业化、组织化、一体化方向发展，已经改变了传统农业的经营管理体制和农村的经济结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促使传统农业走上市场化道路。市场化农业的全新实践，又必然突破传统的理论范式，提出许多农业发展中需要重新认识和解决的新课题，从而要求相应的理论创新”。
2．乡村社会走向开放和流动社会结构的静态稳定、社会空间的保守封闭和社会文化的迟滞落后是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基本特征。农民被严格限制在土地上，土地成为了农业经济发展的惟一资源，也是农民生活的惟一来源，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高，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这是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基本状况。与传统农村社会和小农经济相适应的是，农民和农村人口不能自由流动，长期固定在一起，彼此之间生产和生活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农民生活区域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具有健全体系的家族组织，在家族组织的控制和影响下，农民的生活行为、社会关系都受到了严格的规制，再加上深受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农民的封闭思想和保守意识愈加坚固，这是中国传统农民生活的基本形态。“由于种地的产出极为有限，小农无法进行必要的积累，他们承担风险的能力弱。加之乡土社会中对发财致富者总是怀着极端的敌视和嫉恨，以及乡民对外部世界的不了解，这种种因素都使得乡民们悲观保守，凡事只会按老样子做、跟着大家干，不敢冒尖”。近代农村在国家整体遭受外力强制干预的情形下开始社会转型，但它不是基于中国经济社会自身发展的自然需求，体现得更多的是一种压力性的被动选择，虽然客观上使很多现代社会基因和进步因素逐步渗透到了农村基层，但并未真正开启农村社会现代转型的历史征程，反而因为农村社会结构在被动转型过程中的变更，而新的农村社会秩序结构尚未建立起来，乡村社会陷入了一时秩序混乱的困境，乡村本土资源流失，这一时期的农村基层治理结构崩解。农村市场化改革开始了乡村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农村社会逐步开放，农村人口开始流动，封闭保守的乡村社会开始变革。体现在:第一，市场化运行机制使得农业生产力水平和农民生产积极性不断提高，乡村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增强，土地不再是农业经济发展的惟一资源，农村经济在市场化机制调整下不断开放，乡村经济开始通过市场走向外部，构建起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经济发展空间，同时，外部经济通过市场走入了农村，改变了农村经济的传统生产方式。第二，农村市场化改革带来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大量剩余农村劳动力走向了城市，他们成为连接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桥梁，在不断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同时，也把在城市获取的经济资源、开放观念、进步思想带回了农村，给农村社会注入了新生活力，农民的思想意识、文化观念、心理结构逐步改变，传统的村庄共同体意识不断瓦解，农村社会在市场化改革中逐步打破了落后封闭的格局，走向了开放。第三，农村市场化改革在农村社会中传播了科学观念和发展思想，将先进的科学技术引入了农村，提升了农村经济发展的科学水平和技术含量，科学技术的广泛引入改变了农村经济发展的传统模式，也改变了农民传统的生活方式，密切了农民之间的社群联系，加快了农村的社区建设。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呈现出经济飞速发展和科技日新月异的勃勃生机，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应用于社会生活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特别是交通、通信等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于农村社会加强了村民之间的联系，拓宽了乡土社会的社群空间，传统封闭、保守、落后的农村社群发生变革，原有的农村村庄共同体开始瓦解。传统农村的风俗习惯随着乡村社会信息化建设加快而逐渐发生变化。农村人口流动开始加快，村民联系日益频繁，社会空间逐渐扩大，村民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范围和内容不断增加。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现代科技的广泛运用已经提高了农村社会生活的开放与流动程度，带来了农村治理空间的拓展和农民政治需求的提升。
3．乡村走上市场化发展道路中国的改革开放使我们坚定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加快了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和发展的进程，由此也带来了中国社会的转型，这是与西方国家明显不同的社会转型背景。计划经济体制强调的是政府行政命令对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农村发展的全面管控，政府行政权力成为调动资源的惟一基础，根本不存在农村市场对发展资源的配置，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生产水平不高，农村发展进程缓慢。改革开放使中国农村走上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轨道，市场成为配置经济资源的基础，农村市场化改革加快了农业经济商品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进程。在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体制下，农民的生产生活不再具有传统社会的盲目性和计划时代的被动性，农民可以独立自主的面对市场。市场不仅影响着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活力，也改变着农村基层治理体制的社会资源和物质基础。计划经济背景对应的乡村治理基础是深受传统宗族影响的国家全面控制农村的政治生活和社区公共生活，市场经济体制对应的是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背景下的农村民主政治生活和社区公共生活，不同的农村生活模式折射的是不同的农村治理状态，而这一切，都与农村市场化改革中国家和乡村关系的根本转换有关，市场化的变革，不仅定格了国家与市场的特殊关系，而且还主导了国家在乡村治理中的“进”与“退”，这些都给农村的基层治理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乡村治理是在农村基层运用权威维持公共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农村市场化的变革使广大农村走向了市场化发展的资源配置道路，市场化转型带来了农村基层公共生活的逐渐繁荣，农民主体意识的增强，农民自主力量的增强，这种主体意识和自主力量的增强，正在重新塑形着国家和乡村的关系，改变着乡村治理结构，促进着乡村治理向现代转型。从一定程度上说，农村市场化改革带来乡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农民参与政治的程度在不断提高。同时，农村市场化改革带来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变革，带来农村经济社会的转型，也带来农村基层政治结构和治理模式的悄然变化，成为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基础性原因和本原型动力。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加快以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为核心的农民民主政治建设就是在不断探索与寻求和农村市场化经济发展模式相适应的基层政治体系和治理结构。
4．乡村新的社会分层农村市场化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培育和壮大了乡村的社会阶层。农民在乡村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自主，享有了经济收益的合法保障权利。农村在市场化发展中不断探索民主政治建设道路，农民已经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并且享有管理村内事务的民主自治权，国家建立了农民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各种政治参与渠道和形式。农村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社会空间不断扩大，农民已经实现了社会生活的独立自主，农民通过各种形式在为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由此可见，乡村社会在市场化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层，知识、权力和财富已经成为新时期农村社会分层的主要标准。“人们已不再考虑家庭、家族、整个村子的利益，而只考虑本人的经济利益”。市场化带来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复杂，促发了新的乡村社会阶层的出现。农村市场化改革后，乡村出现了下列新的社会阶层:(1)农村私营企业主阶层。市场化改革的突出特征就是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涌现，城市如此，农村社会同样如此，而且在经济较发达的农村，私营企业发展非常迅速，私人企业主逐步对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产生重要影响，他们是乡村市场化改革的先驱和市场发展的主体，是农村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者和受益者，为20多年农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对于政治地位上的诉求也越来越强烈，成为变革乡村传统治理结构的新型力量。(2)农村个体工商户阶层。农村市场化改革也带来了农村个体工商户的大量出现，他们有足够的资金自己开业经营也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决定要不要雇佣其他劳动者，这一阶层的数量相当多，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一阶层的数量还会逐步增多，他们的实力也会与日俱增。同样他们的出现也对乡村社会治理结构的变革提出了挑战，市场化的不断发展，他们要求经济上的更大自由，寻求经济上发展的愿望非常强烈，他们对于乡镇政府过多的干预表示出不满，希望乡村自治治理的程度越来越高，要求自治管理的范围越来越广，从而会因自身经济上的发展创造更加宽松的自治空间和政治环境，从一定程度上说，他们对传统乡村治理结构变革的影响较大。(3)农村农民精英阶层。在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村“致富能人”和乡村政治精英成为农村政治经济事务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角色，其中有一批精英成为农村村民自治的“村官”，成为村民利益的代言人和村内事务的管理者，他们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后，从事乡村治理工作，他们是农村治理结构的强力纽带和乡村治理事务的干将砥柱，他们对于村民自治的政治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有能力实现自主治理。
5．外出务工群体的出现农村外出务工群体的出现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突出现象，他们相对于城市来说是边缘群体，相对于农村来说是新兴群体。他们在城市体制内无法得到应有的生存条件和发展基础，因而与城市社会产生分化。他们对农村体制寄予较大希望，渴望制度创新，进一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行程。在城市体制内无法得到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满足，催生了他们在农村体制内得到满足的要求和欲望。他们是农民身份，却又具有“非农性”，成为农村社会走向现展进程的推动力量;他们具有传统农村深厚的家族或家庭观念，但又具备城市市民社会的自主治理思维和权利意识，因而在传统行政体制无法结构性变革的条件下，他们在农村体制内实行民主治理和自主管理的利益要求越来越强，成为农村社会新的乡村社会自主组织群体，成为推动乡村治理结构变革发展的新生力量。
6．贫富差距的加剧农村市场化的制度环境与制度结构虽然有距离，但它毕竟是一种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资源，是一种催化社会转型和治理变革的重要源泉。贫富差距的加剧是农村市场化发展难以避免的现象，甚至会影响市场化的发展进程，但正因为对经济增长的掣肘之处，使得市场化条件下制度结构的变迁成为强烈需求，使平等、民主、自治等政治要素在改变农村贫富差距的经济过程中成为必然要求，而当把这些要素注入农村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之中就会演进为一种制度环境的深层次变化和制度结构的根本性变革，成为基层治理基础，不断激励着农村经济市场化的效率递进，刺激着农村自治结构现代化变迁的创新导引。
二、市场化进程中加强农村基层治理建设的根本内容
农村经济多元化、利益多元化、社会多元化已成必然之势和发展之趋，农村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正经历着深刻变革，农村经济社会在市场经济的推进下开始逐步转型。农村经济进步呼唤更加稳定的治理环境，农村社会转型需求更加健全的治理框架，农村利益多元要求彰显文明的政治生活方式。基层群众性自治是国家自上而下主导推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民主政治制度和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它深深植根于农村基层的经济背景和社会环境之中。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乡村经济社会的转型，改变了农村基层的治理环境，客观上使得基层治理的变化具有必然性。
(一)维护农村市场化进程中的乡村社会秩序农村市场化变革带来整个社会利益的变化调整与重新组合，新的利益关系逐步形成，各种利益关系的冲突和摩擦难以避免，因而诱发基层不稳定的因素不断增多。随市场化变革而产生的经济社会转型是摸索实验的过程，存在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社会的不稳定性注定将伴随经济社会转型的始终。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说:“落后国家不稳定不在于其落后，而在于其由落后向发达的历史转变。”“不仅社会和经济现代化产生政治不稳定，而且不稳定程度也同现代化的速度相关”。法治具有根本性的社会稳定保障作用，因而经济社会的转型在根本上依赖于良好法治秩序的构建。事实上，法治秩序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在不断变迁发展。法治实践在经历了近代西方的曲折历史和中国的艰难探索之后，以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的豪迈姿态展现在当今世人的面前，让人们在日新月异的经济发展和复杂多变的政治改革中，深刻体会到法治文明的巨大发展给人类带来的无限福祉。法治已经成为维系国家秩序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文明体制，成为各个国家政治经济体系改革发展的标杆模式，成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文明标志。在市场化日益快速发展的农村，基层的经济社会转型与自治治理注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均是为了为村民提供更大规模、更高标准和更高质量的社会生活，构建和维持基层的发展秩序。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是自下而上的村民需要而应由国家自上而下主导推行，法治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适应经济社会转型的需要，形成国家主导下的农村理性政治生活秩序。农村转型期发展秩序的构建不是只要基层治理制度的变革转向就可以完成，它更需要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之后形成更多的基层社会理性力量，即法治化自治治理模式下的基层社会组织与村民个人的有效运行框架，形成基层民众对自治治理法治化的意识认同和法治制度文化的根本接受。有学者曾说，推动国家的民主政治进程不仅需要在国家宪法条文和法治体制中规定民众的政治参与制度，更重要的是要尊重和维护民众的思想信念、利益追求，这是一种真正彰显民主政治精神的态度和心理，这就是一种民主政治的文化精髓，法律只是规范民众政治行为、构建社会政治秩序的一种制度规则，真正要规范民主政治的运行秩序仅有法律是很难实现的，关键还在于形成一种民主政治的文化体系。
(二)促进农村市场化进程中的乡村经济发展市场经济是指这样一种形态:“市场导向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价值规律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中显示支配。”农村市场化发展使得农村市场经济体系在不断发育和形成，要接受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和规范引导，市场机制所带来的资源优化配置和生产效率提高使农村的经济生活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但由于市场经济自身存在的缺陷，也会使农村社会出现经济活动和商品市场的种种无序状态。农村基层现有的政治与社会体制机制在应对市场化弊端方面存在天生的缺陷，无法准确把握市场化发展释放的各类信息，再由于对市场规则的陌生和应对市场竞争无序的经验不足，以及农村财政支持有限而导致公共产品供应匮乏，市场化波动使得农村容易造成社会结构性的紊乱和非周期性的不稳，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构建起与农村市场化发展和经济社会转型相匹配的治理体制，现有治理模式在应对市场化变动时凸显愚钝。农村市场经济必然是有序经济，公平的竞争秩序、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经济运行秩序是未来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要重视建立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农村市场经济权利本位思想，以此来构建基层治理的法治化模式，规范和理顺基层治理之中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保障村民的政治、经济等各项权利，充分发挥基层治理在农村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规范功能、调节功能和保障功能，推进农村和农业的市场化进程，这种法治式的基层治理模式和农村民主政治体制能够为农村“创造一个其他政治体制所不能获得的长时期的经济发展优势”。
(三)实现农村市场化进程中的乡村政治文明在探索和实现政治文明的过程中，体制和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稳定性。体制和制度是政治文明的骨架。对于政治文明来说，制度具有两大特性:“第一，它不是偶然的、变动不居的，而是使人们的社会生产和生活趋于稳定性和有序化的，在相同的情况下它可以反复持续地起作用，因此通过制度可以评价人的社会行为并预见其后果;第二，它不是针对个别人和个别事，而是对一定范围内的所有人和所有事都有效，即提供了一种通行的准则和模式，起到实行社会控制和调整的作用。”社会主义国家是以人民自治为基础的，要“建立由群众自己从下面来管理整个国家的制度，让群众自己从下面不定期管理整个国家，让群众实际地参加各方面的生活，让群众在管理国家中起积极作用”。基层自治是适应中国现实政治国情的民主制度设计、治理制度安排和自治制度创新，它代表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文明内涵和发展方向，从无到有地设计了中国农村基层的民主模式和自治治理结构。2010年10月26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将原法“促进农村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表述替换为“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显然，村民自治“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崭新表述意味着基层自治所包含和推进的文明涵义将更加广泛，促进农村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都完完整整的融入了基层治理的制度建设之中，这也是第一次通过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基层治理对于推动农村政治现代化建设和乡村政治文明进步的制度意义。基层群众性自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实现政治文明是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目的，基层治理应当服务于基层民众追求文明生活的理想，评价基层治理的核心指标应包含它对促进政治文明发展的影响程度。
(四)建设农村市场化进程中的乡村公民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传统国家与社会高度统一的一元性结构，形成了社会逐渐从国家集权控制下相对独立和自治，同时又与国家相互依赖、彼此渗透、互为推动的新型的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结构”。市场化进程中推进基层治理的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是要农村社会随着经济的转型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通过治理结构的变化和治理模式的变革来推进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现代化。农村经济社会的转型是农村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理顺，农村市场化发展使得国家与社会二元化趋势愈加明显，国家权力应当在市场体制和市民社会建设中逐渐有所收缩，构建社会的主体地位，集中表现为国家权力从经济生活中的剥离和民众对政治事务的广泛参与。没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公民社会所具有的通过参与和自治对国家政治决策进行影响的功能就无从实现。市场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农民的主体意识、自治意识和参与意识，这些都是公民社会建设必不可缺的法治因子。有学者认为，公众的政治参与是建立一个不断发展着的民主政治体制的重要部分，只有公民不断的参与政治，才能使民主政治体制处于正常的运转之中，缺乏政治参与，政治民主和经济繁荣将很难保证。广泛性的政治参与和法治化的自治治理使每个农民成为一个有参与意识的人，一个有参与能力、为社会尽职的社会公民。
三、市场化进程中推进农村基层治理建设的路径方法
理论界普遍认为一个社会的治理模式是由这个社会的基本性质和运行的基本形式来决定，但社会形态并不自动产生治理模式，而是需要人们主动地把握时机进行构建。在经济社会转型期，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已经相当明确，国家和社会已经形成为分工合作与协同共治的局面，国家的存在源于公民的同意，社会的强健源于国家的放权，社会和国家良性互动，国家和社会应当共同为农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有学者认为，法治对于农村和基层治理来说，“农村自身是无法产生出这些基本的民主政治概念的，需要从外部启蒙和输入”。在经济社会转型期，农村基层的治理模式具有多元性和双向性。推进基层治理的现代化建设是在国家与社会分离过程中，为了解决国家与社会分离过程中出现的紧迫性公共问题而对基层治理体系的变革，变革的路径是向基层社会和公民让渡和下放更多治理权，重新构造对社会整合体系。
(一)遵循法治化的基层治理方法民主法治的文化和方法能根本性地改善基层治理行为，提升基层治理的法治层次，从而构建起基层治理的法治体制和法治秩序。法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实施状况往往是衡量一国民主和法治进程的重要标志，而基层治理不仅是法治制度的重要方面，更是体现一国法治实施状态和政治文明标准的象征。可以说，法治和基层治理是现代文明社会追求的共同目标。“民主制度是有目标的政治实践，目标是民主制度前进的方向，民主不是盲目无序的偶然试验，为了使民主实现其预期的目标，需要给民主提供一种方法论的指导，需要一种设计民主的方法理论”。遵循法治主义的自治方法，将法治的研究方法导入基层治理的体制框架中来，既顺应了两者在影响一国政治文明现代化程度中的密切关联，又抓住了两者在发展机理和运行规则上的理念互通与制度嵌合，更揭示了转型期基层治理变革应当顺应法治化的政治发展方向，既体现了法治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权威地位，又彰显了基层治理对推进国家法治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二)构建法治化的基层治理模式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构建法治化的治理模式，就是要在基层治理的运行体制中突出其蕴涵着的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变革和发展农村基层治理的治理模式，不能割断法治与基层治理的通联脉络。将基层治理置放到法治的宏观视野中考察，其中闪烁着法治的智慧光芒:村民通过行使宪法赋予其的选举权和自治权，与乡镇政府的国家权力及村党组织的执政权力进行抗争与博弈，从而维护和保障自己的民主自治权利，这本身就是一种法治关系———“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在基层治理的伟大实践中，“乡镇政府权力———村党组织的执政权力———村民的民主自治权”三个维度的权力与权利的互动与冲突，构架了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法治基本结构，基层治理实践过程中出现的“乡镇政府与村党组织权力侵犯和压制村民民主自治权”的现象是违背法治精义的“国家权力”侵犯“公民权利”行为在基层的典型投射。构建法治化的治理模式，就是要在基层治理体系中建设一种法治机制，形成有效的基层治理的法治程序，使得村民能够真正通过行使民主自治权，管理自身事务，从而限制乡镇政权的国家权力与村党组织的执政权力的恣意扩张和干涉，彰显出基层治理独具魅力的法治精神。因此，在经济社会转型期整合农村基层存在的各种矛盾、平衡其价值冲突是构建法治化治理模式的关键。
(三)导入法治化的基层治理文化在当前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推行基层治理的法治化建设，更要注重法治文化的培育，将法治文化的形成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问题紧密联系起来，特别是与农村基层治理相连接。因为在转型期，法治主义对于实现基层治理变革具有指引性作用，法治主义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基因随着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已经开始融入到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之中，如法治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国家政治权力在基层治理中的约束和规范、基层经济社会发展与民主自治的变迁、法治秩序与基层社会稳定的巩固、法治体制与农村市场化发展的关系等等将构成法治主义基层治理文化的基本内容，成为基层治理变革的法治命题，成为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能够知晓民主的价值，形成自己坚定的民主立场、清楚的民主观念，并且对民主实践给予强大的支持和亲身参与，那么这个国家建立稳定的民主制度的前景将会更加光明和美好。当然，如果这些对民主的认识、信念和践行最后能深深的刻印在国家的文化之中，同时能够世代相传，那么这个国家就将拥有民主的政治文化，这将是对这个国家民主政治制度建立的最可靠的支持。
(四)搭建法治化的基层治理秩序搭建法治化基层治理秩序的实质是对村庄公共权力的制度性安排与结构运作，是约束国家权力和保障村民自治权利的手段，是基层政治现代化的表现。在这一秩序中，无民主自治即无法治，无法治亦无基层民主自治。搭建法治化的治理秩序最终目标不在于民主形式，而在于民主的自由、平等以及民主的实现等实质性内容，通过确立基层治理中的参与机制、竞争机制和法治机制，将国家权力置于特定的运行规则之中，保证基层村民自治权运行的实效化和科学化，使基层民主治理有规则、有秩序地运转，扩大基层治理的参与程度，实现基层治理中民主、自治、自由、平等的法治目标。农村市场化发展带来经济社会的转型，社会利益发生重新组合与调整，社会各种利益关系呈现出频繁的变动性和趋利的快捷性、不确定性甚至非理性的特点，利益关系之间的冲突与摩擦在所难免，农村社会的稳定性需求一种有序的政治秩序。农村经济社会的转型会促进基层治理变革，转型的长期性和需求稳定性，根本上依赖于一种持续良好秩序的维护，而法治能够构建起良好的治理秩序，对基层治理具有根本性的引导和抑制作用。
(五)培育法治化的基层治理组织农村的基层治理组织是现代农村社会的基本结构单位，它是村民自治治理权利行为与农村基层治理组织结构的动态自治行为与静态自治结构的统一。从法治发展的层面来看，培育法治化的基层治理组织是农村基层治理的发展必然，是基层政治文明和政治现代化发展的结果。从理论意义上来讲，法治的实施需要公民及其构成的社会组织。法治的实现不仅仅体现为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的分权制衡状况，还体现为公民及其社会组织通过权利制约权力的形式而实现对国家权力行为和政治过程的监督与制约，法治不仅仅是政治技术和程序操作的问题，更多的应是政治社会运作的方式方法，即社会组织对政治行为的参与和控制。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利益的多元化，而权利明确与利益多元的市场化发展需要社会组织及其有序参与政治和社会治理来保障和实现其社会利益，而这需要社会组织的健全。自治组织本身缺乏公信力和执行力，会使基层治理无所作为。因此，加强经济社会转型期基层治理的组织建设，规范市场化运行中国家和社会的权利利益关系，把属于自治组织的活动空间恢复和把守好，使其自主而有序地进行利益表达，在基层政治参与实践中成熟起来，培育法治化的基层治理组织，这样当农村基层公民社会培育成熟起来之后，基层治理的法治模式就会获得一种更有力更稳妥的运行轨道，基层治理的法治化运行就能真正实现。
四、结论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篇4
[关键词]基层政府；社会治理；创新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7.06.126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6-0-02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政府对加强创新社会治理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战略方针，并为实现社会治理改革作了详细部署，深化改革需要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成效保驾护航；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党中央又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为加强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法律和保障。笔者认为，实现“五位一体”目标的关键在于基层政府，即加强基层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
1基层政府社会治理的相关概述
基层社会治理，即县级以下的政府和派出机构主持工作，由社会广泛参与，旨在使社会进入依法治理的轨道上来，协调社会关系，维护社会治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所谓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也就是改变传统大包大揽的干预型政府，通过服务型政府的打造，引导社会全员参与，形成社会与政府的双向互动模式。
“治理”一词，本身就是音译过来的，源自于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融合，它的含义可以引申为管理、操控以及制约等词汇，治理的过程和目的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背景下，运用公众权力去管理和控制公众的活动和行为，以公共利益为宗旨，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治理是管理水平上的提升，治理一词体现了政府引导型职能的发挥和履行。在20世纪末期，学者张康之首次提出了引导型政府职能，这些是出于社会制度不同的需要，把西方资本主义提出的保护型职能和源自于凯恩斯理念的干预型政府区别开来，而提出的具有本国特色的新型政府职能。进入21世纪后，对政府治理的理论研究归于平静，根据20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崛起的实践经验，又提出了主导型政府职能，它是继引导型职能提出后，又兴起的政府职能创新模式，体现了政府与社会之间具体的关系。
2基层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背景
首先，加强和创新基层政府社会治理，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提出的，并为我国全面社会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指明了道路。加强和创新基层政府社会治理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以民生为工作的立足点。
其次，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还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领域的治理方式和方略，是统筹各个方面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法，其中，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就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
最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法制保障提出了具体要求，即加强社会治理，建设法治社会，必须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创新社会治理。社会治理必须充分发挥法治和德治的共同作用，加强多层次、多领域的立法，重点加强民生领域社会治理的立法工作。同时，政府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主导作用时，要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型政府，推进各级政府事权的规范化、法律化，增强全民的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提高社会法治化水平。
3基层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
3.1社会整体结构转型造成阻碍
改革开放已深入到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造成了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市场经济制度的变化以及利益主体的变更，人们的意识形态也受到社会整体结构转型的影响。如果不能创新思维，丰富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将无法适应于这种社会整体结构的转型。城乡社会结构不断趋于复杂化，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民工潮造成的流动人口融入城市，使很多社会矛盾更为尖锐，农村人口的大量输出，造成农村土地和设施闲置，留守儿童和老人的教育和生活问题需要切实解决。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迫使社会保障制度需要完善，而这些都关系到基层政府的社会治理。其次，家庭结构的老龄化严重，小家庭逐渐代替了家族式的家庭。人口学专家预测，到21世纪中期，我国的老g人口数将达到60%以上，人口老龄化问题增加了养老医疗等问题的负担。
3.2基层民生建设质量影响社会治理
基层政府创新社会治理要紧紧围绕民生这个中心，服务于人民大众。民生建设关系到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民生建设出现问题或不能满足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基层政府社会治理便是无效治理。首先是基层地区的民生建设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群众的公共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为社会治理增加了阻碍因素；其次是政府提供的民生物品和服务存在地区不平衡的现象，城乡之间提供的民生服务或基础设施建设差别较大，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差别较大，种种不公平现象直接影响着社会治理的过程和成效。
3.3基层政府社会治理机制变革具有明显的滞后性
当今我国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型的关键时期，因此社会治理的机制需要改革，并尽快适应于社会转型的变化，但就目前来看，我国基层的社会治理机制明显滞后于快速变化的社会现状，为社会治理带来了重重阻碍。首先，基层社会治理的网络不健全。随着各地区外来人口的涌入，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成为了基层治理工作的常规任务，但这些基层管理太依赖于群众性的自治组织，即村委会和居民委员会，由于其不属于政府机构，没有足够的授权，因此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不到位，这就要求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需要更多的权力和政策支持。其次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机制存在问题。基层政府上下级之间权责不明，相互推诿，造成社会治理的效率低下，村委会和居委会这两个自治组织得不到乡镇级政府足够的授权而不能主动创新治理手段。
4基层政府创新社会治理的路径探索
4.1重点关注民生，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
民生事业和公共服务建设是基层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目的。基层政府要把为基层群众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作为工作重心，急群众之所急，夯实服务空白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基层群众的需求，如在养老和文化娱乐生活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除此之外，基层政府还要善于审时度势，加强对外来人口和农村老人留守儿童的服务，提高对本辖区社会治理的能力。
4.2加强基层组织网络建设，提高服务基层能力
基层自治组织，即村委会和居委会，它们是加强和创新基层政府社会治理的主要机构，要以当地辖区内的社会治安实际状况为基础，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配合基层自治组织的良性管理和引导，争取基层社会组织的参与和帮助，形成基层社会治理网络化结构，拓宽基层社会治理的范围。
4.3引导企业参与，构建社企合作理念
基层政府要意识到企业的带头作用，通过理念上的引导，使企业融入到社会治理的建设当中，企业可通过文化建设与宣传，加强意识形态的引导，如在员工食堂设置宣传视频，播放社会治理方面的宣传片。基层政府的干部和办事员可定期走访辖区内的企业，通过政策的讲解和资金的支持，提高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构建社企合作的理念，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注入新的活力。
4.4完善创新机制，确保基层社会治理的长效性
基层政府的社会治理创新能否保持较长的生命力，关键在于相关创新机制的完善，使社会治理创新常态化，防止流于形式。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要着力建立多方参与的机制、体制，如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企业社会团体与组织、辖区群众共同参与的良好格局，通过机制、体制的建立形成社会治理的良性循环。同时还要构建科学、全面的服务机制，彰显社会化和人文主义，共同缔造创新机制，实现社会治理的共享。与此同时，有条件的基层政府还要构建必要的激励机制，通过奖励性的政策，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与团体参与到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中，提高社会治理方案的可选择性，创设积分机制或创新评优项目，鼓钊褐诤蜕缁嵬盘寤极参与到活动中来。
5结语
基层创新社会治理的前提是理念上的创新，相关人员要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基层政府的职能，更应是包括企业和基层群众全员参与的过程。创新社会治理最关键的是要完善创新机制，以民生为创新路径的主线，实现社会治理的良性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戴鸿.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4（8）.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篇5
始终坚持党组织的领导地位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治理主体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基层治理面临许多新问题、新挑战。基层党组织作为党直接联系服务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要依托其强大的组织基础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协调各方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实现基层治理和谐化、科学化。这就需要不断扩大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有效覆盖，构建城乡统筹的基层党建新格局，做到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的组织，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基层党组织要从传统的资源分配者转变为人民群众的服务者，凝聚群众、激发活力、促进发展。正确处理基层党组织和新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群众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始终坚持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发挥好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
切实保证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
基层党组织必须在体制多元化、价值多元化、利益结构多样化、社会阶层不断分化的条件下，协调各方真切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维护人民群众权益。这就需要高度重视和积极稳妥地推进各类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的建设，鼓励发挥其在社会中自我调节、自我完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特殊优势，促进各类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构建由政府、群众自治组织、村（居）民等多元主体共治的基层治理格局。探索制订并逐步完善社会工作培训计划，推动“社工+志愿者”联动发展，建立健全社会工作人才和志愿者相互协作、共同开展服务的机制。
着力发挥党员干部的主导作用
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基层干部的作用至关重要。基层干部是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基层的领导者、推动者和实践者，要注重对基层干部的教育培训，帮助他们提高素质和能力，引导他们热爱基层、扎根基层，树立在基层建功立业的意识。不断提高基层干部履行岗位职责的能力，提高他们做好群众工作、化解矛盾纠纷、处置突发事件、促进社会和谐的本领。制定和落实基层干部关怀激励机制，加大从基层一线选拔培养干部的力度，进一步提高基层干部的待遇保障，让他们干有劲头、留有奔头、退有盼头，充分激发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动力和活力。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篇6
社会结构转型问题是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我国社会学界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结构转型问题已进行了十几年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本文借助于这些成果,特别是中国社会处于结构转型时期这一事实判断,来探讨我国的政治系统的调适问题,特别是关于执政党的政治理论问题。
依照我国学者的研究,“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是第一次现代化,从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转变的过程是第二次现代化”(注:中国现代化课题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1),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6页。)。本文的社会结构转型的概念,如果取其表层含义,是指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更具体地说,是指社会由以农业社会为基础向以工业社会为基础的变迁过程。因此,这是“第一次现代化”过程。对这种变迁过程,社会学研究者或者将其分解为比较具体的结构变化,如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经济及产业结构、城乡结构、阶层结构等等的变化来分别加以描述,或者从理论上,按照不同的专题诸如社会冲突、社区发展、社会流动、单位制、城市化、价值观与文化、社会关系与社会制度等等,来分析这种变迁过程。前者有助于确认事实,具有明确的公共政策取向;后者对于深化人们的认识,把握社会结构转型的进程、趋势与特征具有重要理论与实际意义。但社会结构转型,其深层含义是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转换。对我国而言,社会结构转型就是从原来的国家与政治社会关系模式向国家与经济社会关系模式转换。这样的结构转型已经突破了表层含义的限制,将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属于“第二次现代化”的内容也包括其中。无论如何,社会结构转型作为一种社会变迁的过程,既是广泛的,也是深刻的。
本文的研究基于对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如下事实的确认:
1.社会结构转型的实际过程来源于国家的现代化动员和组织,特别是依赖于国家提供的社会制度与政策。在70年代末以前,我国农业社会的基础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十二大基本完成现代化建设动员的任务。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基本的规则,促进了诸如高考升学制度、市场经济体制、人力资源制度等等的恢复、建立、变革与完善。这些政策与制度为社会结构转型提供了先决性的条件,而它们随着社会发展变化不断创新,又为社会结构转型提供了保证机制。这个过程的启动和发展在微观与宏观上带来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逐渐转型。
2.从微观上说,人的社会行动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人的社会行动结构,实质是以个体的普遍意义的社会行动所表现的社会的价值、组织化与制度化的特征,它是对人与社会关系状态的描述。人的社会行动的结构由以下几大基本要素构成:行动的动机与目的、为达到目的而选择的手段、社会制度的制约以及人的社会行动的影响。前两个要素具有主观性,后两个要素具有客观性,但它们不是相互割裂、毫无关联的。一般说,在一定的社会结构状态中,人的社会行动结构是模式化的。正是基于这样的总体假定,t·帕森斯描述了社会系统中人的社会行动结构模型。就我国而言,给定的制度已经成为人们社会行动的“信号灯”,也引导着人们的价值观念的转变。其中一个重要例证是,在70年代末以后,参加高考上大学成为中学生及其家长们的基本期盼,也是青年人成长的首要路径选择。应当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在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人们行动的模式被迅速打破。人们的社会行动的选择具有了相当的自主性、多样性和个体性。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逐渐提上日程。从80年代中期到新世纪之初,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活动具有标志性。无论是城乡经济组织,还是社区组织,无论是中间组织的涌现,还是企业的公司化改造,都是这种创新的重要表现。它们一方面反映着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人的社会行动结构转型中的新型整合机制。
3.从宏观上说,整个社会的技术与知识结构、经济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等等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例如,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历时3年的研究,到新世纪之初,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发生重大转变。经过20年的发展,原来形成的两大阶级一大阶层的结构已被十大社会阶层所取代,并预言,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这种阶层结构将呈现稳定发展趋势,所变化的主要是各个阶层的规模,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人员、经理及私营企业主等阶层还会大大扩张(注:这十大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阶层。见李春玲等《中国目前社会阶层结构研究报告》,载汝信等主编的《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132页。)。应当说,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能够更有力地证明社会结构转型的事实。在农业社会中,社会分层
比较简单,不同层次之间的等级比较严格和分明,社会成员一般难以跨越自己所在的社会层次。社会阶层秩序以强化这种分明的等级为取向。工业社会中,社会分层复杂化,相对化,社会分层的秩序以合理化为取向,因而具有调整性与可变性。我国社会转型中已形成的阶层结构在形式上已具有工业社会阶层结构的特点。
4.伴随着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面临着必须发生重要变革的压力。我国的经济社会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迅速发展变化,并正在形成自己的惯性,从而,一种新的经济社会体系正在形成,它对整个社会的作用不断增强,其自主性要求也与日俱增。但毫无疑问,来自政治社会的强有力的牵制,经济社会的自主性及其与国家的互动关系并未形成。政治社会成功地动员和领导了社会变迁的过程,但对社会结构转型所造成的结构状态及其功能性要求并不适应。在改革开放之前业已形成的国家与政治社会的关系模式,并未作出实质性的改变。这样的状态面临着变革的压力(注:参见拙着《政府基础论》,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204-223页。)。因此,社会结构转型中深层次的问题已经提出并需要着力解决。
上述诸方面是对我国社会结构转型一些基本事实的归纳。确认这些基本事实是我们研究中国政治系统问题的前提性工作。
二、政治系统模型
依据政治系统论的一般原理,社会构成了一定政治系统的环境。这个环境与政治系统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社会结构转型意味着社会环境的重要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影响社会与政治系统互动的方式,也自然要影响政治系统自身的结构、运行及其功能。
在这里,我们从社会结构转型的事实出发,首先对我国政治系统作以下初步描述。
1.关于政治系统与社会环境的边界。“边界”对于政治系统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政治系统与社会联系的环节,也是居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边界概念使得政治系统理论具备了可应用性、可操作性,在社会结构中,所有的社会成员一般可归于某一阶层,而与某一阶层相联系的组织体就处于边界之中,所有的此类组织体构成政治系统与社会的边界。在通常情况下,阶层并不具有政治属性,而只是人们依据社会群体某种构成特点而进行的归类。客观地说,不同阶层,其获得资源的属性、方式与数量有区别。阶层通常是结构松散的规模庞大的抽象群体。在社会行动的实际意义上,每个阶层中都分布着数量众多的与阶层成员的职业组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组织体,这些组织体具有社会整合及其输入的功能,因而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它们在政治系统与社会之间划出了一条“边界”。例如,没有经过该种组织加以整合的任何社会成员的行动,均不具有政治性质,而只能作出“合法”与“违法”,“合理”与“不合理”等法律与道德的评价。非政府公共部门、自治的社区组织、社团组织等均属于这样的组织体,它们存在于社会和政治系统之间,既是社会的“边界”,也是政治系统的“边界”。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篇7
1．基层的涵义。
人们关于“基层”的理解，莫衷一是。但是，归纳起来无非是广义与狭义的两种表述，根据我国宪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从行政区划角度来说，基层应是指包括农村乡（民族乡）、镇和城市街道。这是狭义的基层观。以上述表述为限，向上扩大到县（含县级市）和城市区一级、不设区的市一级，向下延伸到行政村，这种上浮下低的基层范畴，则是广义的基层观。本文所指的基层是特指乡（民族乡）、镇和城市街道及其属下的行政村范围。
2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涵义。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健全民主制度”。①无疑，这些正是新时期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最主要内容。当然，也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3．基层政权民主建设的涵义。
从宏观上说，我国的民主政治运行机制中，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的每一层面都有四类政治主体，即政党、国家（包括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与各级人民政府）、社会团体、经济文化组织。③而在国家政权运行机制中，每一层面都有政党、国家两类政治主体。就一般意义而言的政权，特指国家，包括各级的立法机关和政府机关。基层一级也一样。农村基层政权是特指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与同级人民政府两者有机构成的统一体。这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此外，实行村民自治建设也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部分。至于“民主建设”主要是指以维护和实现村民自治权利为核心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四个民主”制度建设为基本内容。其中又以“民主选举”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前提和基础。
二、新时期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
新时期是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否定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高度集权化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为逻辑起点的农村改革，使农村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推动了以民主选举和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大发展。表现为两个方面：法律规定的健全与完善，实践活动的深化与发展。
1．法律规定的健全与完善。
对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了新要求，进一步明确了扩大农村基层民主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全面推进村级民主选举，全面推进村级民主决策、全面推进村级民主管理、全面推进村级民主监督。1998年11月4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修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部法律与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精神相一致,也是党对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各项方针、政策的法律化和具体化，充分反映了广大村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愿望，将极大地推动着我国农村以村民自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进程。
以村民自治为内容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也推动了以加强和完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为内容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农村基层政权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农村乡镇人民政府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发展，而这又主要体现在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即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的选举上。本文主要是就选举过程中，候选人的产生与选举范围的发展历程进行阐述。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是我国第二部地方组织法，它就人民公社、镇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中，候选人的产生和选举范围作了如下规定：人民公社、镇人民代表大会只选举人民公社主任、副主任、管理委员会委员，决定镇长、副镇长人选；镇长、副镇长、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人选，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代表联合提名；候选人名额一般应多于应选人名额。如果所提候选人名额过多，可以进行预选，根据多数人意见，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取消了对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和镇人民政府组成人员数额的规定。
三次修正。
第三次修正后的地方组织法，除了重申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外，增加了选举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的内容；对候选人的提名作出更为严密的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书面联名，可以提出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和人民政府领导人员的候选人。不同选区或者选举单位选出的代表可以酝酿并联合提出候选人。主席团提名的候选人人数，每一代表与其他代表联合提名的候选人人数，均不得超过应选名额。提名人应当如实介绍所提名的候选人的情况。在确定正式候选人的方式上，新修正的地方组织法恢复了预选的内容，并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人民政府正职、副职四种职务候选人的确定，作出了更为详细的规定。
2．实践探索与发展。
新修正的地方组织法的实行，推动了我国现行乡镇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的选举的改革探索。这种选举改革包括了选举前的人事考察程序，以民主评议与民主测评、民主推荐、组织考察与党委决定、酝酿协商为人事考察的主要步骤；设立大会主席团程序，通过选举办法程序；组织提名与代表提名候选人程序；确定与介绍候选人程序；投票选举程序；等。由于各个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不同，使得一些地方在乡镇人大主席、副主席。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选举中，并不是完全固守这种已有的选举模式，而是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改革与探索，采取了一些新的做法。诸如四川绵阳市进行的乡镇人大代表提名选举乡镇长的改革探索，其中心内容就是将乡镇长、副乡镇长候选人由主席团、代表提名两种方式改为由代表直接提名一种方式，并确定了候选人施政演讲、答辩和代表秘密划票、公开计票等程序。山西省临椅县在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基础上，探索出了两票选任制，即在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人大主席和乡镇长、乡镇党员代表大会选举党委书记之前的人事考察中，将民主评议和民主测评的范围扩大到全体选民的一种新型选举制度。其实际内容就是村民投信任票推荐候选人，人大代表和党员投选举票选举人大主席、乡镇长和党委书记及党委成员。四川省遂宁市市中区改革探索出了“公选制”，这是公开推荐选拔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的制度设计。其具体做法就是改变组织提拔干部为干部自荐，在干部候选人提名方式中引入竞争机制和自我选择机制；增加了考试程序，以“考”的办法来筛选预备候选人人选；建立了通过对考试选拔之后的候选人人选进行民意测评投票的预选程序，以确定候选人选；确定公选过程的透明度，一改过去选拔干部前的人事考察的秘密状态或半秘密状态。深圳市龙岗区探索出了“两票制”推选乡镇领导的做法，试行群众推荐镇长预备人选。他们实行“两票制’冷的第一票是推荐票，或叫民意票，即民意测评中的赞成票。通过这一票，由村民推荐产生镇长的初步人选，并作为确定正式候选人的依据；第二票是人大选举票，即区、镇党委对已推荐的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后，提交镇人大主席团，由镇人大作为正式候选人进行投票选举。1998年11月，四川省遂宁市市中区在“公选制”的基础上，进行了选民直接选举乡镇长的改革探索。直选制的实行，使选民由直接提名乡镇长候选人发展到选民直接选举乡镇长。③
我国各地在以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改革探索过程中所出现的上述做法，不论它们叫什么名称，也不论它们采取何种外在形式，但它们在实际内容上都包含了如何产生候选人以及如何对候选人进行投票选举两个部分。因此，我们用宽泛意义上的“两票制”来概括上述的各种形式。本文正是在这种宽泛的意义上使用“两票制”的概念，不是某个具体地方所实行的具体制度。这种“两票制”形式的出现和推行，是新时期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新尝试。“两票制”真正体现和贯穿了民主选举的基本原则。“两票制”对候选人的确定体现了由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原则。“两票制”有效地体现了民主选举的量度，具有广泛性。“两票制”体现了直接民主选举。④
三、新时期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政治学思考
“两票制”围绕着我国乡镇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候选人的产生及其选举所作的改革和探索，从整体上有利于全面加强乡镇一级党委和政权组织建设，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又一重大突破。由选民直接投票推荐乡镇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的候选人，使我党选拔干部从机关到机关的考核向社会、向选民进行民意测评的转变，扩大选拔乡镇国家机关领导人员民意测验的范围，将人选直接交给选民选择，这正是“两票制”所蕴含的民主选举精神。无疑地，这必将对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与推动，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对此，下面试做三方面的政治学分析。
1．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性质定位分析。
本文开宗明义，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属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范畴。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两票制”及其所蕴含的民主选举精神，既有利于加强和完善基层政权建设，又推动着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因此，正是这种民主选举的精神和原则，把基层政权建设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没有民主选举，就没有基层政权建设的加强与完善，就没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我们将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定位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范畴，其意义并不只是对以往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经验总结，更重要的是表明了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将来的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认为，民主是指居民与政权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公民权利，主要是指公民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一个国家的公民权利表明这个国家的民主性质和民主程度。谁享有公民权利，是表明民主的性质，谁真正享有民主，谁就是政权的主人停有公民权利的大小多少是表明民主的程度。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民主理论，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无疑地也是表明了村民与基层政权之间的关系。农村基层政权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村民就应是农村基层政权的当然主人。要使村民能够真正成为农村基层政权的主人，就必须使村民在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过程中，充分享有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民主权利。因此，农村基层民主政治是使村民真正成为农村基层政权的主人的制度保障。我们决不能脱离民主政治来谈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或者说，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决不能没有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实在内容。各个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不同，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可以、而且应该采取不同的民主自治形式，但内核只有一个，这就是村民必须是基层政权的主人。
同时，我们不应该把农村基层政权狭隘化。忽视村民自治委员会是作为农村基层政权的基础而存在，忽视村民自治委员会亦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忽视村民自治委员会在我国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木可替代的职能，而否认村民自治的民主政治属性的观点，是有悖于客观事实和历史发展的，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
2．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绩效价值分析。
我们认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作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其所引发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功效，远远地超出了农村基层的范围，而是对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产生了积极的、深远的影响。在村民直接选举村民自治委员会领导的基础上，发展成长起来的以“两票制”形式选"举乡镇国家机关领导人员，这在相当程度上不只是对村民自治的拓展和提升，而且是从更深的层次上促进了农村民主型政治文化的形成，从而为制度层面和行为层面的国家政治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具有悠久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缺乏法制，更缺乏民主。在封建专制统治的高压下，人民不敢为主人，也不能为主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建立，虽然解决了人民敢为主人的问题，但人民如何才能有能力去行使主人可以行使的权利？这可以说是摆在我国政治现代化、民主化任务面前的首要问题。正是从解决这一首要问题出发，实行村民自治，并在此基础上对加强和完善乡镇政权建设所作的各种形式的改革和探索，最终发展成为从选民直接推荐乡镇国家机关领导人候选人到选民直接选举乡镇国家机关领导人，其目的就是要在各种自治形式中，在各种形式的改革和探索中，培育和融人一种现代民主政治的观念。
一方面，实行村民自治，村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将逐渐消除了村民对政权的依赖，锻炼了村民的民主管理能力，培养了村民的政治素质，提高了村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使村民逐步熟悉和习惯于民主的操作规程，造成村民基于基层民主所训练出来的宽容与协商精神，培育了村民独立的政治品格。另一方面，有利于重构国家与村民的关系。在旧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与村民的关系是管理与被管理、命令与服从的不平等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生产资料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原有的不平等关系使国家与村民之间产生的磨擦和冲突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激烈。因此，迫切需要调整与重构国家与村民的关系，“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被认为是如何改造传统的政治结构和权威形态，使其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获致合法性并转换成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核心”。⑤而国家与村民关系的调整与重构，是通过农村具有民主政治属性的基层政权建设才能完成。村民从关心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角度参与到基层政权建设中。能否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已成为村民选举和撤换村委会成员、乡镇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的重要标准；抵制上级行政普遍存在的诸如滥摊派和不洁行为，也已成为村民对新任领导的最重要的期望。因此，正是通过这种具有民主政治性质的基层政权建设，使国家与村民的关系重构为：政治上将国家与村民的关系置于宪法、法律的规范与监督之下，国家依法对农村基层和村民实行领导，村民依法履行对国家的义务，并约束自己的行为；经济上按照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处理国家与村民之间的利益问题。同时，也使村民可以有力地监督和约束上级政府的不合理收费和摊派。这种监督和约束本身必然使农村基层民主自村级扩展延伸到乡镇，乃至更高一级，并成为推动国家民主、支持国家改革的基础性工程。
3．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动力机制分析。
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动力机制问题，实质是指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动力来源问题，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如何搞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物质生产方式最终决定着社会的政治。文化制度的理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结论，而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总结。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小农经济，对于中央集权模式的强化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种分散的、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必然要求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与之相适应。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依附于自然环境而存在；在社会中，则表现出对于社会团体的极大依从性。人还只是作为物种的个体而非独立的个体。所以，马克思指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体，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体，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集体”。③
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特别是进入到商品经济条件下，人的依赖关系已经发展到人的独立发展形态。由于商品经济是一种以主体的平等独立和平等自由的交换为基础的经济形式，大量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行为表现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之间横向平等的契约关系和平等的竞争关系，以及行使约定的权利和履行约定的义务行为，市场主体为着各自的利益而进行经济活动，参与市场竞争和交易。因此，这种经济形式，它一方面要求具有强制力的国家制度以其内含的统治阶级所认可的价值标准对利益是否正当、合理作出权威的区分与认定，并以法定权利鼓励对正当、合理利益的追求；它另一方面又内在地要求由权威化的国家制度来保护平等与自由，限制或阻止对不当的非法利益的追求，从而维护经济秩序，实现主体自身的最大化利益。由此，必然会产生这样的政治要求：第一，政府的权力和法来自个体公民的赞同，例如，在自由选举中，体现了这种关系；第二，政治代议制，作为一种制度，它不是秩序、等级、社会功能和阶层的体现，而是个人的体现；第三，政府的目的在于满足个人的需要，保护个人的权力，使个人能够去追求他自身的利益。③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使人之间的关系改变了，社会结构也必须随之而改变。由于社会制度是社会结构的组织形式，即是社会组织及其管理形式。因此，社会结构的改变也会引起社会制度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原理为我们正确认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动力来源提供了理论依据。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动力来源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生产水平提高及其所引起的经济形式、农村社会结构形式的变化。
因此，把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动力来源与如何建设基层民主政治混为一谈，误认为政府的规范和政策指导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动力来源，这恐怕是不切合实际的。片面认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源于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的理论观点，将会导致实践中忽视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忽视村民的主体作用，忽视提高村民民主素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农村基层民主政治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并不是任何人、任何组织和任何集团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而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新时期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正是适应了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要求，从社会政治方面保证了村民生产经营主体地位的需要，从而实现了我国农村治理模式的创造性转换。
广大村民作为农村基层民主的主体，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应具有主体作用。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基于政府的独特的作用和我国目前村民素质不高，尚未养成民主习惯的现实，由政府加以规范政策指导，是非常必要的。政府的这种规范与政策指导，从国家制度的层面上看，主要体现在对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制度供给上；从各地方实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情况来看，则主要体现为地方政权系统的不同层级部门推行基层民主政治的意愿和行为对该地村民民主政治建设效果的直接影响上。如果没有有关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示范的政策导向，没有地方政府的组织规范，村民所要求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是不可能迅速落实到我国农村基层的。由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作用的特殊性而决定，它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政府的这种规范与政策指导并不等于基层民主政治本身，而应是对基层民主政治的制度化、法律化和具体化。因此，强调政府的规范与政策指导，又不能偏离村民的意愿与要求。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应当把充分发挥村民自下而上的主体作用和政府的规范、政策指导作用相结合，才能全面而有效地推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
注释：
1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施九青、倪家奉：档代中国政治运行机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中共深圳市龙岗区委组织部：《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新尝试》，lop年。
4邓正来：《国家与市民社会人《中国农村观察》，an年第1期。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篇8
2015年12月，人民论坛专题调研组与中共中央党校、民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行政学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的权威专家走访了深圳福田区的社区街道，对福田区的基层社会治理与社区治理标准化建设工作展开调研，成果丰硕。
强化基层党建，构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党的十以来，福田区委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全面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和部署，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着力提升基层党建工作质量。制定基层党建责任清单，健全基层党建考核监督体系，并明确提出将打造新型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作为党建工作的着力点，积极探索突破“就党建抓党建”的“小党建”格局，构建基层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大党建”格局。全面推进基层党建区域化，推动全区95个社区实现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党代表工作室的全覆盖；委派199名处级干部担任社区党组织兼职委员，吸纳了429名有影响力的驻社区党组织负责同志，让其以“兼职委员”身份进入社区党组织领导班子，建立了区域统筹、条块结合、上下联动的共驻共建机制。
推进多元共治，建设“同责共为”现代社区治理体系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强调多元主体合作参与。福田区围绕“多元共治”的主题，以“建立现代社区治理体系”和“构建社区良性社会生态”为目标，着力激发社区自我发展内生力量，推动社区实现有效治理。
第一，优化社区治理架构。对社区主要治理主体的权责进行了全面梳理，推动社区党组织、工作站、居委会等角色职能依法归位，动员和支持社会组织、志愿者、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全区95个社区普遍建立起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一核多元”新型治理架构。
第二，构建多元参与平台。推动社区搭建“议事决策、服务执行、评议监督、矛盾调处、网络信息”等多元平台，提供从议事决策到评议监督、从线上到线下的全过程参与路径。所有社区都建立了居民议事会，并通过开展“民生微实事”，由财政提供经费保障，项目由居民提议、商议、决议，通过“三议三公开”的民主程序筛选项目、监督项目实施，快速解决社区居民身边的小事、急事、难事，推动居民自治机制的实际运行。
第三，推进多元服务。在广东省率先出台《福田区社区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和《福田区社区增益性公共服务清单》，对社区公共服务项目实施清单式管理，引入社会组织、志愿者等为居民提供多样化和专业化的服务；向物业企业购买服务，在社区试点设立政务服务代办点，为居民提供全天候政务代办服务。
第四，促进法治共建。全面推行人民调解福田模式，建立健全“调委会+专业律师+法律志愿者”的社区矛盾调处工作模式。设立爱心调解站点，打造“一公里”法律服务圈。推动律师参与社区治理，推行“一社区一法律顾问”制度，开展法律咨询、普法宣传、人民调解和法律援助，化解纠纷矛盾。
建立治理标准，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要精细化。标准化是精细化的前提，福田区在社区治理结构、人员队伍、制度保障和社区服务的标准化建设上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实践。作为试点的沙头街道，开展了社区治理标准化建设，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对社区事务进行了全面梳理，编制了党建工作、居务工作和政务工作清单，建立了孵化、培育、引进和购买四个机制激发“三社”活力，形成了一系列制度性成果。通过标准化建设，试点社区的治理架构进一步科学，治理机制进一步健全，服务事项进一步清晰，服务流程进一步规范，居民需求得到更加精准的满足，涌现出了“青少年成长营”“金地社区党群喜乐团”“晚晴工程”等深受居民认可和欢迎的品牌服务项目。
借力“互联网+”，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引领了社会生产的新变革。顺应“互联网+”时代需求，福田区通过“互联网+”改进和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全力推进“织网工程”暨智慧福田建设项目，建设区大数据中心和事件统一分拨平台，打破部门数据分割，多方汇集信息资源，整合全区各“条”“块”服务管理资源，推动管理的扁平化、精细化、标准化和可视化。成立区、街道两级网格管理机构，优化网格员队伍，做小做精网格，构建“治理与服务”并重的网格化服务管理新格局。推进各类信息的循环碰撞、智能推送和共享应用，让居民享受更加方便快捷的社区服务，实现“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路”。
福田区创新社会治理经验值得借鉴
福田社会治理工作之所以取得这些成绩，实现“借势发展”，关键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创新、协调、共享等发展理念，把社会治理工作放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本地落实的大局中去谋划和部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下，社区必将成为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微观单元，政治建设、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等功能社区化已成趋势。推动复合型治理，构建全服务模式，促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多元化、精细化、标准化、信息化，是激活基层社会活力、提高公众幸福指数、优化基层社会生态的重要路径。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篇9
[关键词]社会治理；基层党建；创新；行为逻辑
[中图分类号]D2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28X（2016）10-0047-03
新时期的基层社会治理环境发生深刻变化，要求基层党组织在发挥传统政治优势的同时，要根据新的社会治理需要，加大与基层社会的广泛联系，拓展其社会服务性与社会公共性范围，才能推进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社会治理方式的根本转变，最终实现基层党建的战略推进和党的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有效提升。
一、社会治理创新要求
基层党组织功能做出适应性调整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迁，传统的人际关系裂变带来的新社会形态以及由此导致的阶层结构变化和复杂的社会问题等，使党领导社会治理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客观上要求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将民主、平等、法治、透明、参与等现代治理理念嵌入到基层社会管理体系中，以整合多元、复杂的社会。而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西方治理理论与改革开放后的复杂社会治理需求相契合，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因此，新形势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开始从理论认知层面走向具体实践中的多元参与、协商沟通、民主平等、合作共治。这一现象符合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般原理。因为，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自然地开始关注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政治生活。譬如，不同利益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的要求在增强，渴望通过协商和讨论的办法去平衡各方利益，在处理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希望通过民主的方法解决问题，在必要情况下各社会主体愿意通过合作的形式来应对公共危机问题等。主体意识的多元化既有经济的、政治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原因，归根到底还是由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所引起的。这种由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新社会变革必然要求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功能做出适应性调整，才能适应变革社会的发展。
二、基层党组织功能调整的具体表现
基层社会多元治理格局的形成，推动了基层社会经济、政治等各领域的发展。但这一切终究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引导和推动。因为，在当代中国，“集领导党与执政党于一体的政治制度具有优势，它使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作为党的力量在基层的延伸，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与作用发挥也如此。
（一）基层党组织是领导者。在当前的社会治理研究中，尤其关注政府的作用，大多疏忽了执政党作为最重要行动主体的现实，以致无法真正解释中国语境下的现实基层治理。在中国政治体制下，政党在政府公共治理背后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即“中国共产党仍旧是中国政治发展中最为重要的行动者”。[2]这是由“中国共产党所承担的中国社会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而且也是以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为核心的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本质要求”。[3]“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实施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时，的确有扩大执政基础、巩固执政地位的考量，但其执政的目的亦绝非只是‘为了执政而执政’。经济的发展、民生的改善和对社会的有效治理是其重要的目标追求，也是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4]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不但在宏观上领导并规制着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向，而且在微观上整合着多元社会力量以形成有效的治理结构。
（二）基层党组织是服务者。邓小平早就说过，领导就是服务。[5]这一观点适用于各个领域和各级领导。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作为上层建筑的内容，党的领导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作为生产关系的内容，党的领导又是为劳动者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所以，领导者只有坚持这个根本原则，才符合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要求，才能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其基层的领导地位主要是通过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来发挥和巩固的。在基层社会，基层党组织既是社会治理的领导者，也是社会治理的服务者。因为，单位制的解体使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进入社会，出现了层次性、流动性、多样性、开放性的社会形态。在复杂的社会形态中，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的影响因素是多样性的，性质是不平衡性的，既造成利益分化，又造成社会认识的分化，以及利益格局的多样化和价值观的多元化，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也很多，给基层党组织的传统功能发挥造成重要影响。这就要求党的基层组织要以服务社会为根本旨向，把代表社会利益、整合社会诉求、服务社会大众、引领社会发展有机统一起来，以实现政党对社会的科学领导。具体来说，一方面要运用政策、法律、技术、经济等多种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节、动员等多种方法，建立像民意咨询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听证会制度、平等协商制度、法律援助制度等诉求和表达制度，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把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和表达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保障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在发挥基层组织的社会性作用中凸显服务功能。政党是一种社会组织，但不是一般的社会组织。用列宁的话说，它是社会组织中最高级、最规整的政治组织。作为最高级的政治组织，它担负着强大的政治使命。为了实现政治使命，政党对其基层组织的活动轨迹进行了规制――是社会矛盾的化解者、社会稳定的维护者、社会活力的激发者、诚实守信文化的塑造者、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协调者。如基层党组织既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批判作用，又要颂扬和提倡真的、善的、美的东西，不断提高自己的鉴别力、说服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基层党组织既要帮助松散的社会群体和个人建立社会组织或社会团体，支持社会组织及成员依法活动，又要在组织化中培养社会自治力；既要提供资源供给和公共服务，又要在吸纳、综合民意，代表、保障民利中，实现党的基层组织和组织的功能转型和功能提升；还可以通过自身建设推动基层政权建设，逐步克服基层政权机关或准政权机构的行政性工作方式，以党内治理推动国家治理能力提升。这一切服务行为来自于党组织的社会性作用。正如林尚立教授所说的：“加强党的基层组织与社会的联系，拓展其社会公共性和公益服务性，就要让基层组织的活动与党员的道德实践联系起来，从而使基层组织成为党员服务社会、实践道德、净化自身的组织。”[6]
三、建设服务型党组织有益于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基层社会治理环境发生的变化，要求执政党寻求新的路径来维系党在基层的政治影响力。具体来说，就是要围绕基层治理能力提升这条主线，加强以服务为导向的基层党组织建设，进而影响、带动多元治理主体的服务意识以及由此形成的主体互动的治理格局，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一）扩大组织覆盖面，提升服务效率。多元化社会扩大了党的社会基础，但给党的执政生态带来变化，给党的有效领导带来挑战。基层党组织有效领导社会依靠的是其结构和功能。就结构来说，强调的是党员干部的优化，既包括内部优化，也包括外部优秀分子的融入。就功能来说，强调的是具体的工作形态，或者说是党的群众工作。社会变迁中党的群众工作环境、工作对象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而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和组织架构还未适应基层社会的发展变化，出现脱节和空转现象。面对这种情况，党的组织架构只有从理念上更新，树立区域大党建思路，才能应对社会分化、社会流动加剧、社会阶层重组等现实。如一些地区在基层党组织设置上探索采取的“打破区域联合建、突出产业整合建、拓展覆盖延伸建、加强管理流动建”[7]组织设置方式等。这些做法扩大了组织覆盖面，为基层党组织整合各类组织，服务各类组织和团体、个人，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建立基层党组织服务社会制度机制，提高服务水平。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是一项长期工作，不仅仅是为群众做几件好事，就能冠以服务实名，而是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要一以贯之。这就需要制度做保障，才能克服服务“一阵风”现象，实现服务的常态化、长期化。在具体工作中，首先要建立联系服务群众机制。包括联系群众制度、服务规范制度、民主协商议事会议制度、矛盾纠纷化解制度、利益诉求制度、权利保障制度等。其次要建立服务群众考核评价机制。包括解决问题和回应群众意见制度、跟踪式督办制度、参与式考核制度、量化式评价制度、党组织和党员服务群众的激励表彰制度以及评价结果的运用等。在制度机制的规约下，避免“以党代政”或“以政代党”等情况的出现，既履职到位又不越权行事，而是“以服务的方式参与社会问题解决和良好社会秩序建构，从而实践着服务型治理”。[8]
（三）构建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作用新平台，提高服务能力。服务平台是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支撑，通过一定的平台，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才能将服务落到实处。对于服务平台的建设，学者有不同见解。杨蕾认为，通过建立便捷高效的党员服务站点、开展党员志愿者服务活动、创建综合性信息化服务平台等方式，为群众提供更加主动、实效、便捷的服务[9]。钟龙彪认为，服务平台建设要“便民”，要积极构建乡（镇）、街道、村（居）服务阵地网络。既要改善服务中心（站、点）的硬件条件，也要重视软件建设（服务态度），以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10]。范盈茹认为，要“加大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建设力度、推广区域化党建、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等有效做法，整合服务资源、丰富服务内容、提高服务质量，做到哪里有党员群众哪里就有党组织的贴心服务，党组织建到哪里，服务就跟进到哪里”[11]。秦剑锋总结北京叶氏企业集团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经验时提出了四个平台，即人才服务平台、政策服务平台、文化服务平台、合作共赢服务平台[12]。总的来说，学者对服务平台的探索很多，既有城乡服务平台、企业服务平台，还有社会组织服务平台，的的确确为各阶层群众提供了便民、主动、实效、便捷的服务。但是，随着公共事务的日益多样和复杂，探索建立政策咨询类、技术培训类、养老服务类、为民解忧类、信息致富类等平台，将更加符合未来基层社会发展的需要。
（四）开展多样性的服务群众活动，丰富服务内容。从当前社会发展状况看，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对象趋于多元化，不同的群体、不同社会阶层的民众，诉求差异很大，想法也各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为此，提供针对。面向不同的对象，提供“适销对路”的服务；提供业务。考虑服务对象的需要，提供技术、人力、培训、政策、信息等服务；提供引导。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批判和创新作用，把各个阶级、各种团体和力量聚合起来，实现中国梦；提供应急。面对突发性事件，准确判断并采取果断措施，解决社会力量自身发展中面对的风险，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志愿者服务。激活社会资源，为群众提供形式多样的如法律、医疗、家政等专业化服务；等等。随着经济增长和民生条件的改善，在输入的基础上，还要组织群众自我服务。因为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会产生极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基层党组织要适时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进行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解决自己生产生活中的问题，将是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新思路。譬如在城乡的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业、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通过协商、讨论的方式理顺社会关系，不但促进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服务，而是解决了民众靠政府和党组织不能解决的许多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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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柏瑛，邓顺平.以执政党为核心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研究[J].教学与研究，2015（3）.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21.
[6]林尚立.基层组织：执政能力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战略资源[J].理论前沿，2006（9）.
[7]杨新红.优化组织设置：创新基层组织建设新举措[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1（4）.
[8]王思斌.做好服务就是参与社会治理[n].人民日报，2015-02-27.
[9]杨蕾，等.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路径探析[J].中州学刊，2013（3）.
[10]钟龙彪.试述服务型基层党组织的内涵及建设要求[J].福建党史月刊，2014（8）.
[11]范盈茹.新形势下推进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路径探析[J].党史文苑，2014（10）.
[12]秦剑锋.构建服务型党组织科学发展模式[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4（5）.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篇10
一、问题的提出
新世纪、新时期，我们党在高举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坚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将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摆放到国家社会层面上来，并视之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农”问题始终制约着我国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发展，如何切实改善农村基层的民主政治成为了各项建设发展的首要问题。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委员会是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自1988年在部分地区试行直接选举的试点工作以来，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直接选举已遍及全国农村的绝大部分地区。我国的现代化离不了广大农村的现代化，某种意义上说，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制约着我国现代化的实际进程，而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又是农村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从农村改革20年的发展历程看,民主政治建设搞好了，农村会出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村民生活幸福的局面；反之整个农村会呈现发展缓慢,治安恶化、村民怨声载道的态势。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农村、农业、农民这“三农”的工作,新时期农村出现的新变化无一不是党的政策积极引导的结果。同样,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也只能在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推动下，才能健康发展。
几年来，广大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民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作为济南郊区的村，它的新农村建设、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现状如何，有那些成功的经验，为此，笔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了社会调查。总结该村村民自治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和影响，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展望未来，对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新的参考思想。
二、调查内容、对象、时间和方法
（一）调查内容
本次调查的主要内容涉及村名自治中的政策、组织、活动频率等与村民自治息息相关的各项因素，并对以上因素进行交叉分析和因果分析，以期得出该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情况、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关建议。
（二）调查对象
村村民委员会干部5人，村民代表15人。
（三）调查时间
3月下旬。
（四）调查方法
此次调查以村村干部及全体村民为调查对象，以个人为单位，以结合他们的姓名顺序排名进行分析。为了调查分析的简单化，本次调查还采用偶遇抽样的方法从全体村民的资料库中进行抽样分析。调查样本为20人，采用资料登记数据库与结构式访问相结合的方式。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基本情况
济南市镇村位于济南市镇中心内心地带，全村共有141户，540多口人，1000余亩耕地，3个村民小组，27名党员。王奉海自1982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至今，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团结带领干部群众，26年如一日，艰苦奋斗，不断进取，甘于奉献，清正为民，使全村的集体经济蓬勃发展，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百姓过上了富裕幸福的生活。近年来，村先后被评为绿化先进村、区级先进文明村，王奉海本人也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连续15年被评为计划生育先进个人，从1983年至今，连续26年镇人大代表。
根据对农村和基层的定义，基层民主建设由此就可以被界定为：政党、国家机构、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基层组织及城乡群众性自治组织和人民群众行使管理权利的制度、运行机制和环境建设等的实践，其中主要是民主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实践。
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含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改革和调整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基层管理思想、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建立农村基层民主管理新体制，不断扩大农村基层民主，依法实行村民自治，保证农村群众直接行使民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村民自治既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也是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力量。一般而言，基层民主建设可以分为两种：基层社会民主建设和基层国家民主建设，即由人民群众行使其民主自由与权利，对基层的社会管理事务等进行直接或者间接形式上的管理。在我国的农村地区，现在正在蓬勃发展和日益完善的村民自治就属于基层社会民主建设，它是培养乡村社会自主性力量的一项重要制度保障和举措。而乡级民主属于国家基层民主建设，它是我国最基层的一级国家行政部门所实行的民主，它的启动实施过程始终由国家政治权利直接介入与管理，是一种国家的政府行为。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区别，同时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国家可以下放权利到乡村来，以培养农村地区的社会自主性力量，促进基层社会民主建设。而基层民主建设又可以反作用于基层国家民主建设，促进民主的发展、完善和升级。
该村通过建立村党委领导办公室将基层民主自治纳入管理条理，定期举行例会并鼓励村民旁听，同时还公开选举过程，有效做到领导班子人民选。
（二）创建的主要成效
1、促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定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既是对社会主义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新时期新背景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包括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上的发展和飞跃，也包括政治文明建设和人民精神文明素质的提升，是整个社会的全面、多角度的建设。政治文明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部署地位和重要作用。经济的发展必须以政治为保障，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和可靠的制度保障。而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我党始终代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根本利益。因而，农民是我党政权最广泛、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支持力量。该村的基层民主建设使得广大农民以主人翁的身份直接参加决策，参与管理农村社会生活领域的各项事务，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必然方向，它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真实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得劳动人民了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而当家做主人。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农村改革的步伐日益加快、程度逐渐加深。农民日益成为生产经营力量的主体，农村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农民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也逐渐显现。在此基础上，农民逐渐参与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成为了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主要生力军。农民参与基层民主决策、管理、监督与执行农村基层事务，有助于提升农民自身民主政治觉悟与素质，为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同时使得农民拥有自我实现的价值和需求，反过来促进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所以，能否满足我国广大农民行使其民利的需要，直接关系到农村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提升、自我服务为内容的村民自治是否顺利进行，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关系到我国整个社会民主政治化的进程。
3、有助于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发展和完善。农村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发展是整个国家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内容。农村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政治和文化因素的统合体，是一个各种社会因素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的复杂的系统。农村的全面发展必然包括民主政治化进程，没有民主政治化就没有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农村基层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自治内容的建立和完善，既是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途径和主要内容。
（三）存在问题和原因分析
1、农村基层民主政治过于抽象。基层民主应当涉及到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从日常的管理活动中得以体现和发展。因而，村民自治的重点应当放在村务公开、村民议事上，要更多地让群众参与进来，而不是把农村的直选作为评价村民自治的唯一标准。村民在自治管理中对于自身日常具体事务缺乏管理权限，故而使得农村基层民主政治过于抽象，不能与生活实际相结合。
2、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了民主政治化进程。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综合国力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并不十分强盛。而农村基层地区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必然使得民主政治建设相对落后，缺乏必备的资金和设施。
3、文化素质较低。村民的文化思想素质总体上低于城市居民，这样就使得、村民参与自治管理成为了杂合多种因素的群众表决。特别是国家免除农业税后，农民是集体意识、公共意识、社会意识和国家意识都有所削弱，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很少出现在他们的生活概念中。
4、传播途径单一。民主思想的传播所借助的媒介依赖于广播、电视、交通、报刊等，而这些在农村基层地区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远远落后于城市，因而对于民主政治思想的普及非常不利，使村民不能及时更新已有的民主观念，导致民主思想意识薄弱。
5、农村积淀的历史封建思想根源深厚。农民中有一种实用主义思想和潜在的男尊女卑、辈分排名的旧秩序。在对日常事物的处理中，也往往不分建议的好坏，而只是按照年龄、辈分排列来决定解决问题的方案和主导权。
6、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议事和决策机制不完善，两委关系、乡村关系不够顺畅。村委会选举是一个面向全部村民的开放式管理平台，各种资源汇集于此。但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议事和决策机制不完善，导致某些地区追求完全自由的“大民主”思想滋生。
7、少数当选者和党内人员素质不高。党员在群众中起带头模范作用，一些地区由于考核机制不完善而使得少数素质低的人员混入党内，造成了党在基层地区形象的打击。而村委会中更是鱼龙混杂，某些历史有疑问的人员进入领导班子，对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造成了巨大损害。
四、关系进一步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若干建议
（一）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必须以保障党员民利为基础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邓小平就曾说过：“在我们党内和国家内，必须按照通知提出的，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几率又有自由，又有同意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种局面首先要从党内造成。如果党内造不成，国家也造不成。我们党一定要造成这样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党内一定要有充分的民主。”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离开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民主建设来谈农村基层的民主政治就只能陷于空谈，毫无实际意义。中国共产党目前的政治地位和组织力量，决定了党唯有大力发展和完善党内民主，实现党内民主政治化，保障党员的民利，才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带动国家的民主政治化、地方的民主政治化，加速基层的民主政治化。可以说，21世纪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能否有一个大的推进，关键取决于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和改革能否有一个大的推进，特别是党内民主建设能否有一个大的突破。以党内民主带动农村基层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但是发展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民利为基础，并不是指单纯以党内民主指导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我们党作为国家政权的执掌者，褪尽人民民主发展是党执政的基本政治取向和要求，因此决定了我们党必须按照人民民主发展的要求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制度。因而，以党内民主推动基层民主、以保障党员权利为基础，既体现在党内民主对基层民主政治的决定性作用和效果，也体现在基层民主政治对党内民主的渗透、影响和推动作用。
（二）建立和完善“两推一选”的党内民主选举制度。
1、“两推一选”是指在村党支部换届选举中，实行党员推荐、群众推荐、党内选举的做法。实践证明，按照“两推一选”选举出的村党支部班子，达到了党员、群众和上级党委三满意。可见“两推一选”是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的一种成功探索。根据初步实践取得的经验，两推一选”的具体操作过程分三个阶段：
（1）党内民主推荐。换届前，各村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吸收非党的村委会成员、村民组长和村民代表参加，在对原党支部成员进行民主评议的基础上，推荐新一届党支部成员职数至少多一倍的人数确定初步候选人。
（2）群众推荐。各村分别召开村民大会，对初步候选人进行信任投票，要有70%-80%以上的村民参加。乡镇党委对过半数以上群众信任的初步候选人进行考察，却订正式候选人。
（3）党内选举。各村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支委会。
2、实行“两推一选”，需要妥善处理好三种关系：
（1）处理好“两推一选”与坚持党的领导的关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首先就要体现在体制上，确定候选人的过程中也要符合当的要求和标准。
（2）处理好群众权利与党内选举的关系。党支部委员要在严格执行党的选举制度和审批程序的基础上，处理好与群众权利的关系，不能以群众投票、推荐来代替党内选举，这样会大大削弱党员在正式选举中的作用。
（3）处理好组织考察与民主推荐测评的关系。当组织对候选人进行考察是党内选举的必需程序，更是强化党对选举工作领导的集中表现。对候选人的考察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到既充分尊重民主测评结果，又不简单地以票取人。要看所推荐人选是否符合支部班子结构和岗位职责的要求；要看群众一次认可还是一贯认可；要主义尊重少数人的意见，如果少数人反应的情况确实是原则性、实质性的重要问题，被推荐者得票多也不能参加党内正式选举。
（三）不断完善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议事和决策机制。
在农村基层坚持民主政治，就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会议决定的原则，完善村级党组织的议事和决策机制，重大问题提交全体党员讨论决定，防止个别领导干部凌驾于组织之上，搞“家长制”“一言堂”。
实现党的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不仅有利于解决农村两委干部工作决策中不民主或者各自为政的问题，还可以有效促进村民民主政治意识的觉醒，真正做到民主决策有序运行、齐心协力为人民服务。把重大村务的决定权要交给广大村民，单反村政大事，仅仅依靠两委研究决定还不算，还要由党员或党员代表议事会、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议事会充分讨论后再做决定，做到两委干部、党员、村民代表三者决策的有机统一。为了更好地协调两委关系、发扬党内民主、积极支持党员和村民参政议政，还必须建立村党支部向党员会议报告工作制度、存党支部保障村民自治的制度、村委会向村党支部汇报工作制度、寻味会向村民回忆报告工作制度，以及定期召开由党员、村民参加的民主评议两委成员的工作制度和两委民主生活会制度，加强党员和村民对两委干部的监督。
（四）做好农村发展党员和提高农村党员队伍素质工作。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尤其的重要。在建设农村基层民主政治时期，在发挥党员带头作用上要有新的思考和改进。切实做好农村发展党员和提高农村党员队伍素质工作，一方面有益于农村基层地区党员后备军的培养，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党员先进带头作用的发挥。发展党员是我们党注入新鲜血液和活力的源头，做好农村发展党员工作，就可以在源头上提高党员准入的标准，从而确保农村党员素质的水平。
但是不可否认在现有的农村党员中存在着少数低素质的党员，使得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混乱不堪，对于这样的害群之马应当及时的给予批评教育，甚至清理。同样，还要加强对所有党员的培训和教育，努力提升农村党员队伍素质。结合有效考核体制，将工作绩效和群众评价作为考核标准，同时健全激励制度，调动农村党员队伍建设、完善的积极性。
坚持党要管党的方针，形成当的建设整体褪尽的工作机制，坚决拥护党的领导。以党员整体素质工作的完善为核心，积极做好农村发展党员的工作，壮大我们党在农村基层的领导力量。
（五）抓好领导班子自身建设，努力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
农村党组织在拨那个村基层就是代表我们党行使执政权的机构，代表了我们党的光辉领导形象，因此农村基层党组织必须抓好自身领导班子建设，努力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农村党组织必须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用先进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武装自己的头毛，努力提高自身的先进性和长造型，不断增强在人民群众中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不断提高自身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这样才能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的领导核心。因此，必须坚持自身建设与切实为群众办实事相结合的道路。
这不仅要教育农村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利观和利益观，树立执政为民、立党为公和依法办事的观念，把代表、维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要不断壮大党的群众基础，充分尊重广大人们群众的医院，使村委会成为一个群众充分行使民利的村民自治组织，积极引导村民参与到自治活动中来，增强驾驭全局的能力、协调各方面矛盾的能力和依法办事的能力，把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各项制度落到实处，为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带领广大农民想全面的小康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迈进。
五、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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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国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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