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新路径篇1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运用法治的思维与方式助推社会治理创新，是时展的命题，它关系到群众的民生福祉，关系到基层的和谐稳定，关系到政权的长治久安。从“法治”理论的角度阐释了在创新社会治理过程中，应将法治与创新社会治理相契合，坚持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法治方式，规范政府权力，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从而大力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关键词：法治;社会治理;创新路径
中图分类号：
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23015402
1社会治理以及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的内涵
社会治理，不同于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理念的提出改变了行政管理注重行政命令，简单强调“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做法，它更加注重法治规范，强调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治理社会，具有“法治”的特色，是对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管理模式的全新概括，它是指是社会各主体之间，坚持平等的原则，通过合作的方式，依照法律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等社会领域的各方面、各环节进行服务、协调等，最终解决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的过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创新社会治理，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决定》将社会管理转变为社会治理，虽然改变的只有一个字，但是反映了治国理政方式的转型升级，对于实现中国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非常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法治是我国的治国方略，任何社会治理都要遵守法律，创新社会治理更要符合法治的要求。笔者认为，社会治理创新应该纳入法治的轨道，即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是指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社会治理创新，使社会治理的各项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意味着用法治精神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全过程，用法治的思维思考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用法治的方法破解社会治理创新难题，用法治的权威巩固社会治理创新成果。
2法治之于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意义
法治之于社会治理，意义重大。社会治理创新应该走法治化的道路。中央非常重视法治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在党的十报告中曾明确指出，“法治保障”是完善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又提出，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社会治理创新的价值追求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要实现这一价值追求的关键就在于限制政府社会管理权力，核心在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根本在于法治的保障。
2.1法治是有效规范政府权力的基石
当前创新社会治理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在有效规范政府行政权力的同时探索最佳的社会治理模式，实现在社会领域权力与权利的均衡。要实现这一社会治理创新的价值追求，则需要不断强化法治保障。法治是人类社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摸索出来的一套社会治理方式。从实践经验来看，法治是一种科学治理方式。法治核心的内容之一就是规范公权力，保障私权利，它为社会成员平等参与社会治理设定了具体的准则，而且为一系列纠纷与争端提供了确切的解决依据和规则，是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武器。因此，法治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基石，坚持依法治理，以法治为保障的社会治理创新是当前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最佳选择。
2.2法治是实现公民权利与维护公共利益的保障
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不同时期社会治理的理念不一样，目标也不尽相同。除了限制政府权力之外，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证社会和谐稳定。因此，必须尽快将社会治理创新工作纳入法治化、制度化轨道。只有把法治化落实到社会治理的全过程，才能实现权力与权利的有机统一、政府治理与民众参与的统一、维稳和维权的有机统一，才能真正使公民权利得以实现，公共利益得以维护。
2.3法治是社会治理创新实效性与持续性的支撑
法治视角下的社会治理并不是将法治作为社会治理的工具来对待，而是将法治作为社会治理的准则来尊重。具体而言，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社会治理的目标是为了促成社会的规范有序状态，这种状态就是“法治”状态;二是社会治理的过程与手段必须符合现行法律的要求，即社会治理程序的法治化。
笔者认为，社会治理及其创新成果必须要以法治作为支撑与保障。只有更加完备的法规制度，更加有执行力的执法、更加公平正义的司法来引导、保障、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工作，才能要确保社会治理创新的实效性和持续性。
3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的路径
3.1加强法治理念建设，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如果要有效开展社会治理活动，那么必须有正确的社会治理理念的指导。只有牢牢树立依法开展社会治理创新活动的理念，才能带动社会治理主体、方法、程序等方面的创新，促进社会治理创新活动的全面开展，实现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根本目的。
同志指出，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更加需要树立法治理念，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推动社会治理创新，要树立多方协商，共同治理的理念，不仅要强调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以服务促管理，更要强调多元主体的协调作业，尊重社会自治，助推社会自律，确认并保障社会多元主体的多元价值和利益诉求;要树立规则思维，要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规范及时、充分、准确地转化为各类法规和制度，转化为各类社会管理主体进行价值取舍和决策判断的基本行为准则;要“以人为本”，树立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不仅要强调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而且要正确认识化解社会矛盾与纷争解决机制常态化的关系，致力于社会治理法治化机制和制度的建构和完善。
树立法治的理念，需要大力推进法治文化建设。要加大在法治宣传的力度，同时也要把握法治宣传的方法，在宣传工作中大力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以岳麓区为例，则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依托当前已建立的社区网格化管理系统，摸清不同区域、人群的法律需求，提升针对性。二是针对矛盾多发、易发区域，开展“法律七进”主题活动，将宣传融入法律服务过程中，提升法制宣传实效。
3.2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的政府
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是当前创新社会治理工作的重点，政府是社会治理活动的重要主体之一，具体的说，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强化社会治理中的法治保障，建设法治政府是关键。而依法行政就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关键环节。例如，岳麓区在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把树立法治理念、规范政府行为作为首要任务，始终坚持依法治区、规范治区、阳光治区。在注重制度建设的同时采取一些列的例如“社会听证、专家咨询、风险评估”等决策辅助机制，保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用依法行政带动依法治理，推动岳麓区社会治理创新各项工作科学、规范、有序的进行。
笔者认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推进社会治理决策程序法治化。完善社会治理决策审查机制，全面推行社会治理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查，有关社会治理的规范性文件、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会议议题，事前须经过本单位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部门就社会治理重大事项提请政府作出决策的，须将相关资料提交政府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制定和实施加强基层调研和联系基层群众的规章制度，切实保障社会管理决策源于群众需要、反映群众要求、服从群众利益。二是推进社会治理决策执行法治化。全面梳理社会治理行政执法依据，明确行政执法主体，实现社会治理职能精细化界定、治理程序精细化执行、治理责任精细化分担;创新行政执法体制和执法方式，加强各行政执法机关的工作内容的协调，改变多头执法、重复执法问题，实现各部门联动执法，加大对食品、药品、医疗等社会管理重点领域各类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形成执法合力。三是强化行政执法监督。进一步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全面推行政务公开，接受人民监督;推进行政问责的制度化、规范化，加大问责力度，增强行政问责的针对性、操作性和时效性。
3.3健全法律体系，构建完备的社会治理法治支撑
有效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程序性保障的有效方式是加快社会治理有关法律规范的建设。一是加强重点领域的法制建设。重点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如就业、食品药品安全、环境保护、医疗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主动探索网络化治理等热点难点领域的立法;紧紧围绕加强社会建设和创新社会治理亟须的基础性法规，特别是要针对流动人口、社区矫正、社会组织、互联网、特殊行业场所等一些管理领域法规不健全、相对滞后问题，积极推动相关部门制定完善相关法规、制度。二是要重视地方性法规配套制度建设。要着重针对市容管理、客运管理等存在标准陈旧、规定模糊等问题的社会治理领域，加快法规细则的更新出台，改变威慑不足、管理执行难的现状。
3.4加强公正司法，维护严明的社会治理法治程序
社会治理过程中，推进公正司法，一方面，规范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强化司法系统内部监督，严格执行案件质量评查制度，提高依法办案能力。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创新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畅通矛盾纠纷解决的渠道。一是加强行政应诉工作，落实行政执法机关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制度。二是加强纠纷调解工作。整合资源，在基层集中力量打造一批人民调解工作室，提升人民调解影响力;充分发挥村居和社区人民调解员的作用，推动建立医患纠纷、劳资纠纷、交通事故等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及时掌握矛盾纠纷，主动做好化解工作，实现基层纠纷基层解决，基层矛盾基层化解的格局;建立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制度化发展。三是完善行政司法互动机制，有效预防化解行政争议。
3.5加强依法监督力度，形成有力的社会治理法治保障
进一步完善监督问责的法律机制。同时构建一套全方位监督体系，如将党内监督、人大依法监督、政协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有机结合，将问责机制制度化，常态化，切实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
社会治理新路径篇2
【关键词】多元警务；社会治安；社会参与
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再到当今的信息时代，人类社会已然演化成为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体。我们不仅用科技知识改变了生存环境，亦用契约规范构建了自身的社会生态。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在满足了基本生理需求后，就是对安全的需求了。安全需要社会秩序来保障，所以我们组成了国家，授予政府权力来维护社会秩序。在现代社会，行使这一权力的主要主体就是警察，警察行为的总和，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警务。
一、警务的概念
警务，英文为“policing”，一般指警察行为。“警务”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警察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的事务。”英文中“police”可以作为名词或动词使用。在它作动词时，意为警察行为，如警察控制、维护等。“policing”则指全部警察行为的总和，译为警察工作。中国台湾地区常译为“警政”，而大陆则习惯译为“警务”。我们把有关中外警察履行治安行政管理和刑事司法职能之全部职务活动，也就是中国俗称的“警察（公安）业务工作”，称为“警务”。【1】
（一）传统意义上的警务概念及其局限性
英国警学专家约翰・安德逊在《自由警务论》中对“警务”概念做了狭义与广义之分。他认为：“狭义警务即指警察队伍所干的事情；而广义警务则指由社会各个部门所实施的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的行为。”国内学者认为：狭义的警务指警察实施的行为，广义的警务指全社会实施的维护治安、打击犯罪的行为。【2】
传统意义上的警务即为狭义上的警务，认为警务即为警察行为的总和。这种观点单纯从行为的主体出发去定义“警务”的概念，即一行为是否为警务仅仅只是看其是否为警察的行为。显然，这种观念有明显的局限性。当人们为了寻求安全的社会环境而组成国家授予政府权力后，政府所实施的一切维护社会秩序的行为都是现代意义上的“警务”。而警察则产生于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后，所以，现代意义上“警务”的产生先于现代意义上的警察。
传统意义上的狭义警务的定义仅仅从主体出发，尤其明显的局限性。传统意义上广义警务的定义虽然突出了警务的目的功能，但也没有完全脱离以主体为标准。从警务产生的渊源不难看出，警务是维护社会秩序、满足人类安全需求这一功能性目的产物。所以，对警务的定义应以其功能性目的为标准。在《美国警务热点问题研究》一书中，警务概念被解释为一系列的功能和服务，既包括传统的执法反应，如刑事调查、逮捕，也包括旨在改善社区整体生活质量的预防犯罪活动。【3】
（二）多元警务兴起背景下的警务概念
多元警务是指多种主体共同参与的维护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的工作。多元警务的兴起是社会经济不断发展进步的产物，是现代社会警务工作进化的趋势。多元警务的兴起有其时代必然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日益紧密，科技的发展和文化的交融使得世界范围内地理上的界限不再是难以逾越的鸿沟。而信息时代的来临使得社会分工也日趋精细科学，社会各部门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协同日益成为整个社会前进的推动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多元化的社会对于安全的需求也不再有单一的标准。
多元警务兴起背景下警务概念该如何定义，国内学者郭太生教授对国外有关警务的概念进行了归纳，指出，警务是广义的、分层次的：第一是作为法律规范过程的警务；第二是作为警察工作的警务；第三是作为以提供安全、维护秩序、控制社会、维护和平、预防犯罪为核心的警务；第四是作为提供安全的警务；第五是作为治理的警务。【4】可以看出，多元警务下警务应该是一个综合体的概念。它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从主体层面界定的警务概念，而是为全社会提供安全服务、供给秩序产品的一切行为的综合体。
与传统的警务概念不同呢，多元警务兴起背景下警务概念，更多的着眼于对社会安全需求的供给上。它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某一特定主体的行为，而是为了满足社会多元化安全需求这一目的，多个主体所实施的行为的总和。简而言之，在多元化警务兴起的背景下，我们应从提供安全和秩序服务这一功能性目的出发去定义警务的概念。即多元化警务兴起背景下警务的概念是一个功能导向性的概念，它所具有的新的要素即为新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于多元化警务的需求。
二、多元警务兴起背景下社会治安治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多元警务的兴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甚至于普通人通过各种信息传播渠道都可以了解到社区警务、微博警务等相对专业化的名词。多元警务是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产物，警务发展的趋势和潮流。历史大的发展方向是不可逆的，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分析研究在多元化警务兴起的背景下社会治安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多元警务兴起的社会环境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爆炸性发展，信息时代的魅力愈加彰显无遗。上世纪末我们还沉浸于互联网科技所带来的信息交流的便利中，感叹于科技对生活的改变、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短短十年之后，移动互联网已然快要取代传统互联网生态，全方位的渗透和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在这样一个变革迅速的时代，人们对于安全的需求是亘古不变的，只是在形式上有了新的要求，多元警务便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应时而生。
1.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结构总的变化趋势是一元化转向多元化、由集中型变为松散型。改革开放以前，个人食物的供给、住房教育资源的分配、医疗服务的提供等等，都依赖于个人所依附集体的提供。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个人开始有能力拜托集体的束缚，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少数人的成功范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尝试脱离集体，投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社会组织结构的变革。在此过程中，市场作为资源分配的基础起到了主要作用，但是政府在宏观调控上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譬如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很多巨无霸量级的国企进行了破产重组或者是私有化改革，很多人脱离了原集体组成了市场经济下的新的细胞。社会组织结构也日益呈多元化发展。
2.人口组成分布的变化。人口组成上的主要特点是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增加，人口分布上的主要特点是人口流动性极大。长期坚持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少出生四亿人，也使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来，中华大地上出现了历史上任何一次人口大迁徙都不能与之相比的巨大的人口流动。东南沿海的率先开放吸引了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入驻，随之而来的是大批的中西部务工人群。这些远道而来的务工者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也改善了自己家庭的生活，直到现在我们依然要感谢他们对中国经济起飞所做出的贡献。务工潮的出现是的现阶段中国人口的特点之一就是流动性极大，过去政府对于人口流动强大的控制力已不复存在。
3.国退民进，政府控制力的下降。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企业基本都是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其中全民所有制占绝对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国有经济实行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比重显著降低。所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退民进是大趋势。国进民退所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政府的控制力的下降。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直接控制着全社会的生产生活的安排，通过各种供给制度严格限制着个人的活动范围。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应该回归于它的角色，而不是过度参与到经济活动之中，以及对于公民活动的控制。
（二）社会治安治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多元化警务是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产生的，产生的因素包括社会环境的复杂化、人们对于安全需求的多元化等等。社会的大变革预示着政府提供的单一化警务服务已不能满足社会的全部需求，社会治安治理的主体不能再仅限于警察等公务人员，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到水治安维护的时机已经到来。多元化警务兴起的背景下，社会治安治理面临着与以往不同的局面。总的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
1.社会参与度增加，综合管理的难度加大。多元警务背景下突出的特点是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治安治理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幅度提高。社会力量的参与，在维护社会治安之一大的功能性目的导向下有很多益处。但我们不能忽视一个问题：如果社会力量在参与维护社会治安的过程中侵犯了其他公民或法人的合法利益，该怎么处理？当然，在民法通则和刑法上，可以援引诸如“紧急避险”等理论进行解决。但在预防为主的理念下，我们该如何防范这种情况的发生呢？只有规范对相关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治安治理的管理。譬如近几年社会上兴起的私家侦探。不可否认，在诉讼爆炸的今天，私家侦探在帮助公民搜集证据、赢得诉讼上相对于公权力部门有很大的便利。但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又会发生侵犯公民隐私权等违法问题。规范对相关社会力量的管理，引导其依法参与到社会治安治理，才能最大程度避免其负面的影响。
2.多元警务下社会参与主体的合法性问题。在多元警务背景下，社会参与度增加，维护社会治安的主体随之多元化，主体的合法性问题就产生了。在公职人员作为单一主体维护社会治安时，其具有法律法规所赋予的相关职权，主体的合法性问题无需探讨。但是在多元警务背景下，参与维护社会治安治理的主体不再是单一的警察等公职人员，那么其他主体在行使相关权利时的合法性就使人产生质疑了。
以保安服务行业为例。保安服务业在当下发展十分迅猛，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或多或少的与保安有接触。但是我国当前并没有专门的保安法，只有国务院颁布的作为行政法规的额《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对保安法律定位的缺失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例如根据《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保安员应当及时制止发生在服务区域内的违法犯罪行为，对制止无效的违法犯罪行为应当立即报警，同时采取措施保护现场。但同样是上述条例带三十条规定：保安员不得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搜查他人身体或者侮辱、殴打他人。也就是说，保安在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时，他在法律上并没有特殊的主体地位，他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在从事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工作。在发生纠纷时，他不能援引法律条文中适用于特殊主体的相关条文维护自身的权益。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构建合理的规章制度，保障参与到社会治安治理中的相关社会力量的权益。
三、现有警务模式及社会治安治理路径的创新
（一）现有警务模式
1.国内关于警务模式的提法很多，但主要以警察为核心，围绕“警察到底是什么”“警察该干什么”“警察该怎么干”等问题进行研究，即以警察工作为导向来定义警务模式。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说法：以警务活动的领域为标准分为社区警务模式、微博警务模式、单位警务模式；以警务手段定义为标准分为情报主导警务模式、电子警务模式、信息警务模式；以警务理念界定为标准分为民生警务模式、合作警务模式、赞同式警务模式。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警务模式是具体的行为方式与内在附着的警务理念与目标动机的统一体。
2.国外关于警务模式这一概念，都以“policing”所囊括。国外学者的研究中，按照主体划分的警务模式包括：
（1）公共警务，即“publicpolicing”。公共警务以警察为主体，以法律为依据行使权力，其工作范围是维护公共安全与公共秩序，具有较强的国家意志性和强制性。它主要通过解决争端、管制交通、打击犯罪以及承担一系列其他任务发挥作用，参与社会管理的方式主要体现为控制。
（2）私人警务，即“privatepolicing”。一般认为，私人警务以除警察之外的警务机构为主体，如保安、社区援助官，以法规或警察的授权为行使权力的依据，以参与社会管理的方式提供安全服务及进行安全防范，其工作范围是特定安全与秩序的维护，主要通过巡逻监视、报警和监控来发挥作用。鲍登认为，“在英国，私人警务形成了公共警务本身的最初核心”。莱斯・约翰斯顿则认为，现代警务从来就没有被公共部门所垄断，并且在结构剧烈转变的时候，公共警务与私人警务之间的平衡也许要重新考虑。所以，“任何对于当代警务工作的严谨分析研究都应该集中在整体的多样性之上”。
（3）混合警务，即“hybridpolicing”。胡根布姆认为，混合警务包括刑事司法系统之外的不同社会控制机构之间各种形式的合作（1991）。莱斯・约翰斯顿认为，混合警务“由部门身份不清的组织承担”，如保卫市政安全或单方街头巡逻的不宣誓、穿制服的人员团体。其中有两种形式尤其重要：一是在公共和私人两大领域均有立足点的某些组织机构，比如提供调查服务的公共机构（如邮政调查处）；二是有些公共警务组织的“公共性”可以不受它们在“公共场所”进行常规部署的影响（如原子能机构警察局是法定的公共警察机构，然而它们对之负责的公众是狭义的）。【5】
（4）自我警务，即“selfpolicing”。莱斯・约翰斯顿认为，自我警务是个人和团体在政府没有认可和支持的情况下参与的治安维持活动，是一种“公民自治”的体现。虽然难以提供具体数字证明，但还是有理由相信居民自己组织的维持治安活动日渐重要。这种警务容易走向极端，有可能危及普通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但如果加以合理引导也可以承担一些基础性的治安维持工作。
（二）社会治安治理路径的创新
建国以来，我国社会治安治理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和经验的积累，逐渐形成了自己富有特色的工作方针和指导原则。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公安司法机关的职能作用，广泛组织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协调一致、齐抓共管，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多种手段，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人员，逐步限制、消除产生违法犯罪的土壤和条件，建立良好的稳定的社会秩序，保障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保护人民安居乐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原则是：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谁主管，谁负责；属地管理。【6】
我国现有的社会治安治理的指导方针和原则是经过长时间经验教训的积累总结出来的，无疑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合理的理论。但是信息时代下社会经济的发展日新月异，我们不能一成不变的简单重复已有的理论，我们仍然要继续完善现有的警务模式，创新社会治安治理的路径。恶性案件、甚至恐怖袭击事件的接连发生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创新社会治安治理路径已经刻不容缓。
1.社区警务。社区警务是在政府倡导和警方积极参与及指导下，充分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以调查、发现和解决社区治安问题为导向，以预防减少社区犯罪为根本目标，不断增强公众安全感，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治安战略思想及战术方法。社区警务为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落实到社区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基层平台和可操作的基本单位，是社会治安资源和力量整合的基础工程。社区警务既是一种新型的警务理念，又是一种新型的警务战略，同时还包括一系列新型的可操作的警务工作方法等。【7】
社区警务是六七十年代兴起于欧美发达国家的警务理念，如今是流星于世界各国的一种主流的警务研究历年和警务改革探讨的方向。社区警务以其先进的理念获得了众多的支持者，他们认为社区警务能够深度发掘社区力量参与到犯罪预防与犯罪控制中来，有着以往各种警务模式不可比拟的优势。第一，社区警务可以深入到公众日常生活之中，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并传送违法犯罪的信息线索，对于违法犯罪的控制力度空前加强。第二，社区警务在控制假释缓刑人员及有犯罪记录人员方面的效果强于以往警务模式，对于吸毒贩毒等违法犯罪行为也颇具威慑。
2.危机警务。危机是一种严重威胁社会生态系统基本结构和基本价值规范的突发性紧急事态。在这种事态中，决策者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极不确定的情况下作出关键性决策，才能防止事态继续严重恶化。危机管理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通过建立危机应对机制，制定危机应急预案，并在危机发生时依法采取一系列必要措施，防范、化解危机，恢复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一种特殊状态下的的公共安全管理活动。危机警务则是政府在危机管理中正确运用警察力量、发挥警察治安职能的工作。包括依法确定警察部门参与危机处理的职责、任务和权限，明确警察部门在政府危机管理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制定和实施警察部门参与危机管理的战略原则及战术方法等。与警察部门履行维护社会治安和预防控制刑事犯罪职能的常规警务相对而言，危机警务是警察部门在危机状态下履行治安行政管理和刑事执法职能的非常规警务，是政府危机管理的重要内容和强力措施。【8】
在全球化、信息化趋势加快和国内“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新时期，由于自然因素、人为事故及各种社会矛盾所引发的危机事件频繁发生，已经成为影响当代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秩序的重要社会现象。例如各地频繁发生的以及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恐怖组织所实施的恐怖事件。有效实施危机管理已经成为政府公共安全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能。其中，以在危机应对中正确运用警察力量、发挥警察治安职能为核心的危机警务，对于政府有效实施危机管理则发挥着至关重要的职能作用。无论是自然灾害危机，还是社会性危机，其危机状态下国家安全的保护和治安秩序的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国家财产的紧急救助与保护，以及对那些趁火打劫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者的严厉打击等，都既是政府危机管理的重要内容和强力措施，更是警察部门的法定职责。
3.信息警务。所谓“信息警务”，是指在信息社会条件下，以社会治安信息和警务管理信息为资源，以信息化警察队伍为主体，以信息化警械为手段，以信息化网络为神经中枢系统的一种新型警务模式。【9】信息警务是进入信息时代后警务工作的必然转变，是适应时展需要的警务工作指导理念。第三次产业革命兴起以来，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科技产品已经改变了社会生活的原有面貌，信息时代的到来使社会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信息时代环境下，原有的社会治安治理思路需要进行创新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才能有效的指导实际工作。信息时代显著的特点就是信息传播的高速率和高效率，这就为我们开创情报主导型警务工作的新局面提供了很好的平台载体。通过现代化的通讯手段甚至社交平台，我们可以迅速获得有价值的信息线索，帮助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但这需要对整个流程进行透彻的研究，合理评估相关措施的可行性和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譬如现在很多警务部门开设了微博警务平台，通过社交信息传播的倍率递增效应获得预期的效果。但是对于相关内容的应严格掌握，尤其是恶性犯罪的信息，防止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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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新路径篇3
[关键词]公共安全；治理理论；社会参与
[中图分类号]D6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4）08-0067-05
社会发展现代进程中，一定会经历一个或多个社会转型期。这些转型期各有特点，但社会问题频发是任何转型期社会的共性。同时，国家政府在治理转型期出现的社会问题的的能力和经验不足，因此对新的问题解决针对性往往较差。而公共安全问题在众多社会问题当中处于相对重要的地位，应对公共安全问题不容马虎。由于转型期政府能力、经验的局限，其他社会力量就要分担相应的责任。中国在转型期社会参与治理含公共安全问题在内的社会问题上，与其他国家有着“共性”，同时也存在着自身的“个性”，在治理效果上经验与教训并存。
一、现实挑战：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
转型社会是社会发展必须经历的中间期，往往是从传统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的一个过程。这个时期，社会的结构、体制都将出现改变，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出现多种观念并存的现象。多元化的共存就难免引发社会问题，公共安全问题也包含在其中。而转型社会中的公共安全问题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隐患，同时也直接关系到社会是否可以平稳度过转型期。
（一）转型期社会的特点
关于转型期社会的特点不同的学者研究后都有着各自的结论。研究东欧国家社会转型的外国学者Helgaa・welsh认为，转型期社会应该有以下五大特征：第一，转型是在相对有限的时间的制约下，处理某些相对重要的问题。第二，转型期过程和结果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第三，转型期迅速扩大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需求，改变了原有的威权主义结构。第四，转型是以精英为中心的，大众动员只是临时的。第五，转型包含商讨和谈判[1]。而研究泰国、菲律宾的学者Fredw・Riggs则认为，转型社会有三个特征：异质性、形式主义和重叠性。我国台湾学者金耀基对这三个特征又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解释：“异质性”就是心态意识与物理环境上的广泛混合现象，即在经济上，自足的经济制度与市场制度并存；在政治上，威权主义观念与民主观念并存；在文化上，自由主义西化派与保守派并存；在社会上，传统的家庭制度与现代的社会组织并存。“形式主义”就是“应然”与“实然”的脱节，表现为制度制定与制度实践的背离。“重叠性”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各种特征在转型社会中重叠并存[2]。
综合以上三位学者的观点，很容易得出转型社会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家治理能力不足。社会转型必然会挑战原有的国家结构、法规制度，同时也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国家原有的治理能力和经验就显得相对有限。就像welsh所说的威权主义结构出现了改变。也像金耀基所解释的“形式主义”，也就是制度的制定与实践出现了脱节。第二，社会治理要素多元。转型期的社会就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其治理的主体和对象都存在多样性和可变性。这主要是因为，转型社会既有转型前的传统社会的特征又具备其目标现代社会的一些特点。这就使社会治理要素也要多元和不确定。这种与welsh认为的转型过程结果不确定性相符。而Riggs认为的“重叠性”和“异质性”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归于这一特点。第三，治理活动参与加强。由于转型国家治理能力有限，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就必然得到加强。这也是新的治理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也就是welsh所讲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的需求扩大，以及转型必然包括的商讨和谈判活动。
（二）公共安全与传统安全
传统安全主要是指国家安全，即以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为核心内容的安全问题，如国家的统治、社会秩序的稳定、领土的完整、核心价值的保护等等。这些安全问题往往是国家来主导。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主题。非国家安全问题日渐突出，于是国际社会提出了新的安全概念――非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是一个相对概念，主要指国家安全以外的安全问题。虽然现阶段学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提法，但通常会把公共安全归入非传统安全。而公共安全区别传统安全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公共安全不再是由国家来主导，越来越多的社会参与成分渗透到公共安全当中。那什么是公共安全呢？学界虽没有统一的概念，但其主要内涵应该包括关系公民生命、公民权利、公共财产和公共秩序等问题的安全范畴。区别于传统安全，公共安全更加注重个人的价值，是以人为本思想做指导去思考安全问题。也可以认为国家安全属于政治安全高度的安全范畴（如国防、等），而公共安全则关注低于政治安全高度的安全范畴（如环境污染、能源危机、恐怖犯罪等）。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公共安全问题，原因是在和平时期公共安全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远超过传统安全。而转型期社会问题突现，公共安全问题也处于多发态势。并且如果不重视公共安全问题，有些问题将会被发酵上升到政治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层面。
（三）公共安全问题给转型期社会提出了新的挑战
转型期是社会发展的必须经过的过渡期，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社会良性发展，达到预定或者说是期望的目标。但由于转型社会的自身特点。使其必须面对包括公共安全问题在内的诸多挑战。首先，转型期一定会是一个公共安全问题的频发期。由于转型期社会的多元性的特点，势必会使社会产生出各种矛盾。文化间的差异，价值观上的分歧使整个社会都陷入在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冲突中。在这样转型社会的大背景下，随着众多矛盾的集合，挑战社会整体的包容极限，社会问题隐患加剧，导致公共安全问题频发。国外一些国家在转型期的数据就能证明这一点。匈牙利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转型期中犯罪率激增，仅1988年到1989年人均犯罪率增加了22%，1989年到1990年增加了54%。而波兰在1989年到1990年转型期间，侵害社会财产的人均犯罪率增加了一倍[3]。
二、效果有限：政府单方应对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困难
国家通过政府进行治理。政府的治理能力与需要其解决的社会问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解决全部的社会问题，有众多理论支持这个观点。但在转型社会，由于社会在该历史阶段存在的特点，政府能力在应对含公共安全问题在内的社会问题上的能力差距明显加大。政府仅靠自身的努力解决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成效有限。
（一）政府是有限的政府
“有限政府”是指政府自身在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上受到法律和社会的严格限制和有效制约。这也是当今社会对政府内含比较统一的看法。政府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一个无限的政府，特别是在日新月异的当代。关于这一点以往的不同学派的学者都得出相同的诊断。以霍布斯、洛克等人为代表的社会契约论者认为，为了保障个人权利，尤其是财产权，人们便在理性基础上通过契约结成一个共同体，把自己的权利委托给一个更高的公共权威――政府。这就不难看出，政府是个人把权利让渡出来一部分形成的，所以其权利和能力就会有边界。而性恶论支撑下的古希腊的学者认为，“一些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利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4]”。也就是说任何权力，包括政府的权力，必须要受到限制。而第三个对有限政府影响深远的理论派别当数西方经济学界的自由主义。该理论认为，在商品经济中，每个人都以追求自己利益为目的，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通过市场机制自发进行调节，因此政府干预是多余的。“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这与中国道家的“无为而治”在某种程度上有着一定的一致性。这种理论不但希望政治是有限政府，甚至希望政府在治理上是一个“没有任何作为”的政府。
（二）以往治理经验不适应转型期
中国虽然有着改革开放30多年的社会治理经验，并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被反复验证其科学性和有效性。但经验永远只代表过去，当今世界发展日新月异，同时中国又进入社会转型期。无论是在世界的大背景下，还是在国内发展的现状下，转型期社会的发展不平衡，多重矛盾并发的现象屡见不鲜。相对传统安全问题对治理的挑战，在现阶段应对公共安全问题的基础条件较差。缺乏相应的治理经验，同时以往总结的经验教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操作性差。公共安全问题成为已当前凸显的重大社会问题。
1.以往的治理经验不是在多变的社会转型期总结出来的。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前10年，我们取得飞速发展的成绩，也总结出一些宝贵的经验。但那都是在社会相对稳定、世界局势相对简单的历史背景下总结出来的，美国还没有把中国作为主要的竞争对手。考虑到当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周边的国家也没有把中国当作“威胁”。随着苏联的解体，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美日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国人均收入进入“中等发达国家陷阱”阶段。以往的经验都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所引发的连锁反应。
2.转型社会的的特点，及近年的新技术的应用使以往的治理经验失效。转型社会多重矛盾共存，社会要素多元到应对的治理方式要多元，反应迅速。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的介入，让治理更加复杂。就以舆情控制为例，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只需管理好传统媒体，就不会出舆情失控的情况，因为离开传统媒体，舆情的传播基本上只能靠口耳相传。但如今在新媒体，“微媒体”的冲击下，任何信息都可能被6亿网民中的一员传到互联网上，也可能被5亿手机网民中的一员用手机即时上传互联网上（数据来源2014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这些信息可以是文字，图片，甚至是视频。以往政治对舆情的治理经验基本上失效。
3.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新的公共安全问题政府要从头开始认识和应对。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新的公共安全问题，特别是在转型期有些新问题是没有经验可以遵循的。以外来生物入侵和pm2.5等公共安全问题为例，在社会发展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前提下，这两类问题都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随着环境承载力的饱和，该类问题出现端倪。pm2.5引发的雾霾等环境问题：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1月，亚洲开发银行与清华大学公布的报告称，中国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基于疾病成本估计为6232亿元人民币，基于支付意愿估算则达到19734亿元人民币（以2012年中国GDp为基数）；而外来物种入侵上仅马铃薯虫等十余种外来有害生物，每年造成的损失超过574亿元人民币（国家环保总局公布数据）。这些新的公共安全类问题，都需要政府在没有以往经验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应对。
（三）政府解决转型期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现实困境
转期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已被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同时也积极地制定对策。虽然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相应的效果，但由于转型社会的特点，政府解决公共安全问题存在以下几点现实困境。
1.政府解决公共安全问题需要多部门联动，对政府负担较大。公共安全问题涉猎范围广，特别是在转型社会，不仅涉猎广而且频发。这就要求政府各部门要进行联动。仅拿辽宁某市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来看，仅反恐这一类公共安全问题就要求51个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来联动配合。虽然这种安排会达到高效，但同时也给相应的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带来一定的工作负担。政府治理成本较高。
2.仅靠政府自身对转型社会的信息收集效果不理想。政府治理制定制度要求前期的信息收集，资料整理。转型社会的资料信息是多样的，也是多变的。并且有时要需要特定的专业知识。但由于政府用人制度的限制，无论是人员数量还是人员素质都很难与转型社会完全匹配。专业知识欠缺同时困扰政府相关部门。这样就对信息的收集时间上出现时滞，质量上也存在缺陷。
3.政府治理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政策制定脱节。针对转型社会频发的公共安全问题，我国政策的制定速度明显满足不了。我国现在针对公共安全问题的政策基本停留在《办法》层面，很少有相应的法规、法律与之相适应。特别是针对近些年来多发的网络舆情、，大都应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的几条处理，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均不强。
三、有效补充：社会组织在解决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作用凸显
转型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社会参与意愿强烈。在这个时期里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强大起来，随着其实力的增强，其政治参与愿望也随之强烈。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提出的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也要求国家治理要有一个新的变革。这个变革不可单靠政府单方的力量，还要把社会组织的力量加入其中。这主要是因为，社会组织将是政府在社会治理上的一个有效补充。
（一）治理的内涵
通常意义上，治理是一个国家与公民通过合作、协商，建立伙伴关系，实现对公共事务管理的互动过程。全球治理委员会把“治理”界定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一个协调各种利益冲突和采取协作行动的持续过程[5]。在国家转型过程中，社会实际上拥有一种“治理能力”？穴governability？雪[6]。这丰富治理的内涵，治理主体不单单是国家政府，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也会是治理主体。
（二）社会组织在治理体系中的意义
社会组织在治理体系中的意义除前一部分提到的，国家的补充者、偶尔的竞争者和政策的执行者外。社会组织对治理体系还有着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社会组织为政策制定提供第一手的资料。公共政策制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在第一手的资料收集方面，社会组织的力量不容小视。因为政府只是一个主体，在收集资料上难免出现死角，而社会组织分布广，散布在社会各个部门之间，正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广泛地收集各部门的情况资料为制定更为有效的公共政策提供了保障。其次，社会组织解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欲望。在转型期的社会中，公民参与欲望强烈。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我国的制度对公民参与国家治理原有渠道相对不足，社会组织正好解决了这一问题。为公民参与国家治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最后，社会组织可以缓解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矛盾。以往的治理主体是政府，对象是人民群众，这样难免出现矛盾，特别是在一些有利害冲突的问题上，这个矛盾出现了激化的现象，如动迁问题，有些地区还出现了严重的官民对立的问题。这时社会组织的介入可以让政府从矛盾主体中脱身。形成稳定的三角关系，政府从矛盾的一方，转化为化解矛盾的协调员。政府与群众的矛盾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化解。
（三）社会治理在公共安全问题上的作用
公共安全问题是转型期社会问题的一个方面，社会治理也就同样起到一定的作用。其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公共安全问题中有专业方面的问题需要社会第三方机构的介入。现在公共安全问题，特别是环境安全、食品安全问题，往往需要相关的专业知识。政府需要有相对应的专业部门应对，但限于编制、经费等问题，部门设立往往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脚步。这时就需要一些社会组织和企业的介入。第二，公共安全问题中社会稳定方面的问题通过社会组织进行预警。对所有国家来说，维稳是转型期社会的首要问题。而一些影响社会稳定的公共安全问题，如，伴着新技术的介入，往往有着爆发快、串联快、发酵快等特点，政府在对其进行治理中常常处于被动。如果将社会组织力量应用到这些方面，提前对群众进行疏导，让其以合理的方式反映诉求及政治参与欲望，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该类公共安全问题发生概率，同时也可以在问题出现之前，对政府相关部门进行预警。最后，在一些极端的公共安全问题上，如恐怖事件中，社会组织联动会提高管控效率、效果，达到全社会安全稳定的目标。
四、协同高效：社会参与下的政府对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治理
社会组织在解决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上有着一定的效果，但是还要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组织的参与只是政府治理的补充，两者均不可以被彼此完全取代。真正高效地处理公共安全问题则是需要两者的协同互补，高效运作，这样才能让政府与社会组织发挥其各自的特点和优势。
（一）政府为治理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提供“刚性”保障
虽然转型社会改变了原有的威权主义的社会结构，但政府的权威性还是不容易被质疑的。比如说，政府依旧是制定政策制度的主体。在社会治理上还会维持原有的“刚性”特点。这对解决转型期社会含公共安全问题十分重要。首先，政府为解决转型社会的公共安全问题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政府可以针对社会频现的公共安全问题制定有效并切实可行的政策法规。使在处理公共安全问题上有“抓手”可以用。对公共安全问题通过制度来分类定性，再有针对性地解决，让治理转型期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师出有名”。其次，政府为预防和应对公共安全问题提供执法权。有了相应的政策法律，就要求还要具备一个拥有执法权的管理队伍。这个队伍必然要归属于政府管理。虽然放权是现阶段政府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但执法权特别是对涉及到公共安全问题上的执法权一定要归属政府，才能保证社会稳定良性的发展，其原因不言而喻。公共安全问题一定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问题，加之转型社会的不稳定性，关于公共安全问题的一些行政权力一定要掌握政府手中。最后，政府保障关于公共安全问题政策法规的相对稳定。政府是政策法规的制定者就要保证其相对稳定性。相对稳定指的是，既要保证在一定时期内政策法规是稳定的，又要对政策法规进行一定的调整来适应多变的转型社会。这个相对稳定要在政府的管控下，这才能保证社会稳定发展。
（二）社会组织为应对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提供“柔性”支持
在转型社会中，社会组织的参与意愿和能力增强，为解决现实的公共安全问题提供一系列的支持。首先，社会组织为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提供技术支持。转型社会是一个变化快的社会，加之当今社会的技术革命，应对一些公共安全问题需要的技术手段也在迅速革新。社会组织因为没有政府机关部门相对烦琐的用人程序，所以可以快速地吸纳专业技术人员来应对日益高技术化的公共安全问题。其次，社会组织可以提供更为客观的第三方力量，来解决公共安全问题。转型社会政府原有的威权主义受到挑战，加之种种原因造成的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所以在处理公共安全问题上，政府治理的可靠性受到质疑。这时就需要一个相对独立的第三方组织介入，社会组织往往就可以承担这一任务。社会组织是独立于政府体制之外的，所以不受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并且一些专业的社会组织在其专业领域内享有很高的声誉，这对解决问题有很大的帮助，国外的一些咨询公司和民调机构就是个例子。它们对社会问题的分析往往是客观而专业的，给出的解决手段也是科学的。最后，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矛盾。在解决一些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上，难免不把政府与群众之间对立起来。比如，城市发展的拆迁改造上，群众与政府意愿和利益预期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如果处理不好轻则影响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地位，重则就会引发更为严重公共安全问题。社会组织的介入就会将政府从这个矛盾对立中解脱出来，由社会组织去做群众的工作，而政府只来协调社会组织与群众之间的关系。这势必会大大降低公共安问题的发生和发展。总的来说社会组织为解决公共安全问题提供了“柔性”的“软件”支持。
（三）社会参与是在政府监管下进行
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公共安全问题治理要在政府的监管下进行。虽然治理理论给社会组织很大的自由度，但是由于公共安全问题的特殊性和转型社会的时代特殊性，政府一定在某种程度上监管治理全过程。首先，公共安全问题是涉及到公民切身利益的问题。政府必须有所导向的治理，而不能完全放任给社会组织。这是对人民生命财产的负责任的态度。并且政府的监管可以保证在政策支持下的高效，也防止自由化的扩大。其次，转型社会的复杂性要求政府对社会问题有统一的监管。转型社会是多元的，复杂的，也是矛盾交织的。如果政府不加以控制，轻则社会发展出现停滞，如掉进“中等收入陷阱”，重则可能影响到国家的稳定。最后社会组织本身也希望政府对其进行监管。社会组织的运作应该在一定的既定框架之内，这个框架的设计往往是需要政府来考虑的，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组织的参与治理目的性和高效性。就像西方经济学中的“看不见的手”要与政府“看得见的手”配合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总的来说，社会参与治理模式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相互配合，协同高效的来应对各类问题。但由于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有着自身的特点，这种配合还要以政府为主体或是在政府的监管下进行。
从上述各种分析上来看，社会组织参与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治理，是一个解决该类问题的有效途径，也符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政府要充分调动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使社会组织快速健康的发展壮大。政府与社会组织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来应对和解决转型社会中出现的含公共安全问题在内的各类社会问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稳定度过转型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可靠的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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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新路径篇4
关键词：社会组织；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管理创新
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治理的主体不再局限于政府，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业可以成为治理主体，权力运行的方向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更多是平行的。社会组织使社会具有更多的弹性和更大的张力，对于完善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作用重大。如何激活社会组织的活力，让它们发挥应有的功能与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社会组织的管理方式。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对于社会组织，政府重在创造一种支持体系而非监管，政府监管只是优化政府对社会组织外部支撑体系的一部分，即政府只是监管主体之一，除了政府监管体系之外，还应有社会监督、社会组织自律以及行业互律。政府应该着重发挥以政策指导、资源支持以及整合其他监督主体的角色。一、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分析
1.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实践表明，在提供公共服务与公共物品方面，社会组织与国家是可以相互合作的，两者建立良好互动关系对于提升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的质量，对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都是不可缺少的途径。社会组织以实现社会利益为宗旨，不以营利为目标，不追求利润最大化以及利润分红；通过政府的资助和监管，社会组织能保证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质量，弥补市场化企业在某些公共物品上的供给不足；从组织结构上讲，社会组织与政府的高度科层化体制有所不同，它实行多样化、灵活的、平等参与式的组织架构，使组织具有灵活高效的运作方式，能向社会提供众多的服务，承担某些政府、市场所不能活不愿提供的公共物品。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是社会组织将这种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使社会组织不但确立了在市场、政府之外的重要地位，还推动了多国政府进行新公共管理改革，发挥了提高维护公民权利、提供公共物品等重要作用。社会组织并不是政府与市场的替代性满足机制，相反，政府是弥补志愿失灵的有效机制。正是两者在各自功能上的优势和不足，才需要相互依赖与合作，才能使社会治理更加灵活有效。
2.引导公民有序参与公共事务，提高社会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功能。社会组织能够培育公民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社会组织发达的地方，居民自治程度高，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就低；相反，社会组织不发达的地方，政府管得多，居民的自我管理能力也弱。社会组织能够推动公共精神的塑造，只有加入自愿组织，公民个人才具有客观的伦理性。居民只有更多地参与社会网络，才有可能为了公共利益而合作。社会组织构成与种类的多样性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必要的训练、机会和方式，也为社区自治与自我管理提供了必需的组织基础和形式，是培育公民公共精神的重要途径。
3.提高公共政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社会组织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政策倡导。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非营利组织比较项目的数据，发达国家平均从事倡导活动的社会组织提供的就业机会占所有社会组织就业的比例大约2%。在公共政策领域，政府和社会组织都认识到了双方的作用，积极寻求合作。从政府政策制定角度看，了解公众的需要和愿望非常重要。社会组织可以通过不同途径，向政府反映民众利益和需求，提出政策意见和建议，协助政府完善公共政策，保证制定的政策符合人民的利益。由于这类组织成员基本都是某方面的专业人士，他们知识层次高，社会阅历广，有丰富的经验，具有为社会奉献的精神，因此能够提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政策与建议。因此，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征求社区的意见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各级政府工作的一部分，成为一种通用的做法。随着社会功能的发展，政策倡导成为一些社会组织的主要功能，这种类型的社会组织数量虽然不多，但影响大。他们有明确的政策主张，关注社会公正，并通过政策倡导影响政府制定政策的过程。二、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制约因素及其能力诉求
社会组织不仅仅是一种理性的组织形式，还是一个具有社会整合功能的机制和利益表达的渠道。当下，中国正处于政治经济制度改革和社会结构的转变期，政府需要利用社会组织作用和功能，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但是，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社会组织面临着一定的现实困境和难题，限制了它们正常功能的发挥。
1.政府理念与社会组织管理的冲突。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的社会组织是20世纪90年代政府治理创新的产物。中央虽然出台了相关制度与政策来保证社会组织的自主与自治，但是，目前很多社会组织仍然缺少独立性，许多重要的民间社会组织的主要领导都由机构改革后分流出来的政府官员担任。民间社会组织的成员普遍很欢迎具有“官方”背景的人士进入组织领导层，他们认为“一个社团的状况通常取决于参与的单位领导的分量”，官员的权力和资源将有利于组织工作的开展。因此，不仅大部分官办、半官办的民间社会组织没有摆脱业务主管单位的控制，而且很多纯民间型的社会组织宁可放弃“民办性”来换取与权力资源挂钩。这就导致了以下困境：首先，失去自治或独立性不强，弱化了组织的倡导作用；其次，“卖方主义”会导致机构在寻求政府资金时扭曲自己的使命；第三，带来官僚化或过度专业化，失去灵活性。这种社会组织对体制资源的依赖，导致了“行政为本”的观念与社会组织自身的管理与运作产生了冲突，即双方都倾向于从自己的角度并使用严格苛刻及绝对的标准来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
2.社会组织的专业化、组织化程度不高，支持系统不足。社会组织数量和规模的增长随之带来的是其作用和影响力的变化，而其作用和影响力的大小最主要的取决于该组织的专业化与组织化程度。这种专业化与组织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组织的组织形态的标准化。二是社会组织行为准则的标准化。目前我国社会组织的行为准则、职业道德等规范基本上是个别大型社会组织行业组织确立的，存在着诸如标准过高、小型社会组织负担过重等问题。三是社会组织相关法律的标准化。目前中国还没有一部关于社会组织管理方面的统一法典，虽然制定统一的法典不是必然的，但是相关法律的逐步标准化是一种管理趋势。
3.缺乏职业化的社会组织管理人才。没有高素质的管理者，就没有高水平的社会组织。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公众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公众越来越理性化。拥有高素质管理人才的社会组织，能力强、公信力高，人们更愿意参与和支持这类社会组织。但是，目前我国大多社会组织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普遍水平比较低，管理的专业水平低，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足。大多社会组织在招聘所需要的专业人才时普遍遇到困难，即使招聘到了人才，由于薪酬、激励机制不完善，导致员工的稳定性不强，流失率很高。以上情况都从长远上影响着社会组织人才队伍的专业化程度。
4.社会组织商业化模式所带来的挑战。商业化是社会组织不能回避的挑战之一。商业化背景下，资源竞争加剧，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支持将建立在充分竞争的基础上，这就把社会组织推向了市场，社会组织不仅要和同类组织竞争，还要和营利组织竞争。而营利组织在资源、人力、管理等方面具有很大优势，对传统社会组织形成了巨大挑战。社会组织要想在竞争中生存和持续发展，必须探求新的模式。这就意味着，为了实现组织目标和使命，社会组织要学会运用市场营销理论，必须迅速掌握运用商业化模式解决组织发展问题的能力。实际上，非营利营销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已经非常普及。三、提升社会组织能力建设的管理路径：疏导式管理
在社会组织已成为合作治理的重要伙伴的时代背景下，过分强调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行政管理等硬性管理显然制约了社会组织的有效运行与发展，探索疏导式管理方式，更多地运用政策指引和服务的方式来培育与提升社会组织的能力，同时对其绩效进行监督，对于有效解决中国社会组织面临的困境可以提供管理上的思路。
1.完善购买服务的监督机制，提高社会组织的有效性。从全世界来看，政府的拨款是大多数社会组织们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政府资助比较常用的方式是购买公共服务，政府通过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能够在不额外增加机构和人员的情况下，以较低的成本提供公共服务；通过向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社会组织在实现组织理念的同时，又获取了运作资源。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解决政府出资与保证社会组织运行的自主性之间的矛盾。由于政府是出资方，很容易事无巨细都予以干涉，使社会组织失去自主性以及应有的价值。目前的困境在于，政府如何购买服务，购买谁的服务，如何判断服务的效果以及规范购买行为，保证社会组织提供服务过程中，比政府自己提供创造更大程度的异质性与灵活性，同时保证项目的运营也合乎标准，都需要进一步完善。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开展有效的评估认证，加强项目过程监督，是提高购买服务质量的有效途径。在具体实践中，政府可以采取项目规划、完善评估指标体系等多种方式，引导和支持政府和社会所需要的社会组织。
2.成立政府协调管理机构，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更紧密合作。国外实践表明，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与服务的提供状况与是否存多方协调机制密切相关。实施多方协调机制的机构通常在对于服务的开展及机构的运行上有较好的沟通，对于运作及资源的提供过程中矛盾与冲突较少，而缺乏协调机制的机构往往存在的冲突较大。在美国，联邦和州、市都成立了一些规划、协调、服务于社会组织的机构，例如，纽约市市长办公室下属的“市长志愿者中心”掌握了纽约市2万多个社会组织供给服务的信息，通过及时了解社区予民众的需求，协调有关社会组织向社区和市民提供合理服务，成为了社会组织、社区、市民和市长相互联系的枢纽。2006年5月英国在国家层面成立了第三部门办公室作为英国首相内阁办公室的分支机构，该办公室负责社会团体、社会企业、慈善机构以及互助组织等的协调管理工作，其目的在于创造一个促进社会组织永续发展的环境，以及找出及协助克服市场失灵，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更紧密的合作。
3.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为重点，加大社会监督力度，增强社会组织公信力。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组织众多，并且处于迅速发展期，政府没有足够的人手和精力监督，民众和媒体在监督方面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很大。很多机构的不当行为都是先有媒体曝光后，然后政府才介入调查的，效果很好。为了让公众更多的了解社会组织的运营情况，政府应向社会公开社会组织的有关资料档案，尤其公开公益性社会组织的财务税收状况、内部组织结构和活动情况。政府应该加强对社会组织透明度方面的管理。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1）完善信息披露立法，提高信息披露的强制性。目前我国在信息披露方面缺乏可操作性的明确规定，使得披露信息的强制性不高，变成一种自愿行为。（2）扩大信息披露范围。我国社会组织信息披露的范围有限，内容不够详尽，无法解决社会监督中信息部对称的问题。因此，对于那些公益性强、接受政府资助以及其他支持的组织，法律应详细要求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方式。（3）充分利用媒体，提高信息的可获得性。信息披露不应该只是程序的义务，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一义务的履行，充分尊重可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实现了社会对社会组织的广泛监督。为此，应该充分利用大众媒体，社会组织的相关信息，使社会组织的相关信息具有可获得性。
4.培养社会组织管理人才，提升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水平。在许多国家，社会组织都存在管理人才短缺的难题。发达国家的社会组织由于具有良好的管理制度，一般都拥有一支职业经理人队伍。发达国家对社会组织管理人才的特点，一是素质高，管理者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阅历，具有创新精神和公益能力；二是拥有合理的薪酬，管理者的薪酬比较高，虽然直接薪酬不会高于企业管理者，但是间接薪酬，特别是心灵和情感上的回报是其吸引优秀人才的因素之一。因此，为改善社会组织的人才短缺的现状，政府应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支持更多的高校开设社会管理、社会工作等专业，为社会组织培养和输送专业人才，促使社会组织人才队伍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其次，借助各类培训机构对社会组织的领导者进行业务培训，给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提供专业帮助。再次，加强支援队伍建设。鼓励志愿者行为，在全社会宣传和发扬志愿者精神。最后，政府应在社会保障、职称认定等方面制定配套措施，保障人才在社会组织和其他各类组织之间的合理流动，为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提供有力的外部环境。
5.推动行业自律，加强社会组织的自我管理与自我监督。发达国家为了确保社会组织遵守组织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普遍通过社会组织的联合组织制定一个共同遵守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以维护社会组织的声誉。这些同业组织既帮助维护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为社会组织服务，又帮助政府监督管理社会组织，促进社会组织的自律。可以说，同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管理力量的不足，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起了桥梁作用。行业自治组织不仅制定本行业共同的行为准则、职业道德等规范，而且可以通过行业认可、行业资格认定和行业规制等督促相关社会组织遵守这些规范，奖优罚劣，淘汰不合格的组织。还可以通过组织会议、开展培训等方式提供信息交流平台，推动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实践中，通过同业组织的自律功能，实现社会组织的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能够减少政府管理的压力，缓解政府面对众多社会组织管理乏力的局面。结合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状况以及国外的经验，目前我国应该加强社会组织互律机制的建设，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完善该机制：一是组建专门的同行业组织，加强社会组织的互律。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提供重要的支撑机制，也为社会组织提供基本的交流平台。二是加强独立第三方评估与认证工作。我国缺少独立、专业的第三方评估与认证机构，很多评估工作由登记管理机关负责组织、实施，增加了登记管理机关的工作量，也影响了评估的信度和效度。因此，需要加大培育独立的社会评估机构力量，增强其社会公信力，提高评估监督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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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新路径篇5
关键词社会治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长寿区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
1社会治理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适用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社会治理”这一概念，既适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又顺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诉求，更呼应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完善与发展。
2长寿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发展的困境
2.1资源整合能力有待加强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一项综合性、全方位、多专业参与的服务，仅凭社区自身的资源难以满足老年人的服务需求，这就需要整合社区所有养老服务资源，形成资源共享、功能互补的居家养老服务模式。长寿区养老资源较为丰富，如在社区层面已经探索出了养老服务站、幸福院、社区医院等机构，但这些养老资源分散在各个部门，这就导致原本就有限的社区服务社会使用效率非常低下，难以统筹管理、形成合力，难以为老年人提供系统全面的养老服务。社区居家养老的主管部门是民政部门，而由于条块管理，使得民政部门也难以有效聚合其他部门的资源，由此导致很多问题，包括投入不足、服务模式少、管理水平低下、覆盖面小、服务项目有限等。社区资源整合程度低既抑制了老年人的有效服务需求，也束缚了社会组织的发展。
2.2社区养老服务基础设施不完善
长寿区社区虽然越来越重视老年基础服务设施的设置，但不完善的问题比较明显。（1）实用性差。很多社区设置的养老服务设施并没有考虑到老年人的特殊需求，忽视了这些设施的设置应该具有防碰撞、防滑等功能，同时也缺乏无障碍设施的考虑，造成了老年人活动的不便。（2）种类不全。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年人对医疗保健、护理等的需求越来越大，此外，对日常照料、文体生活、健康保健、社交等需求不断增多，而目前的养老服务设施已经达不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基本要求。有的社区尽管有一定的医疗设施，但是社区医疗人员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影响了老年人的看病率，也无法为老年人提供预防、治疗、护理等一条龙服务。
2.3养老资金来源单一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工程具有长期性、连续性，需要持续稳定的资金保障，长寿区目前尚未出台专项经费保障政策，严重制约了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开展。当前长寿区社区居家养老资金来源主要依赖财政投入，当前虽然依靠上级部门的投入，逐渐启动了居家养老工作，并开展了针对老年人的一系列服务，但由于管理资金来源有限、社会资本参与不足、筹资渠道过于单一，社区又没有经济来源为居家养老服务继续注入资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健康发展受到了极大挑战。
2.4现代养老观念尚未养成
传统养老观念认为“百善孝为先”，老年人的养老服务理应锁定在家庭，全部依赖于家庭和子女，老年人去机构养老是难以被接受的。虽然人口老龄化程度正在急速加深，但对开展和加深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问题的认识上仍未在大众甚至老年人的心里形成重要的认识，没有意识到社区居家养老的兴起是在“未富先老”和传统养老观念的双重压力下诞生的，没有意识到现代养老观念已要求老年人接受养老职能由以家庭为主转向社会化发展。
3创新长寿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的路径研究
3.1创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需坚持的原则
原则是创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的基本遵循，它主要包括：坚持政府主导与市场化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多元发展与统一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专业化居家养老服务与社区义务服务、邻里互助相结合的原则；坚持满足服务需求与价值实现相结合的原则等
3.2创新居家养老服务的机构建设
养老机构的设置关系到社区居家养老参与方之间的责任分工，是养老模式运行的核心。针对长寿区当前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现状，构建一种能够克服当前养老模式缺点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式”的新型社区居家养老机构。
3.3创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组织建设
所谓创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组织建设，主要就是要明确各种组织的职能定位、积极促进其健康发展，以更好地发挥在养老服务中的功用。居委会应该根据居民的需求调整工作内容，为社区老年人提供较为个性化的优质服务；政府可以利用购买服务等方法来为居委会的活动提供资金保障，保证居委会的稳定运行。充分重视家庭的作用。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家庭是主体，一方面积极倡导孝道文化，在全社会形成养老、敬老、爱老、护老的良好风气；另一方面，加强政策扶持，对于能够与父母同住、照顾父母的子女给予实实在在的优惠。
3.4创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队伍建设
服务队伍建设是社区居家养老落到实处的组织保证。专业化服务队伍的建设，一直是长寿区第三产业的软助，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也不例外。要从根本上做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必须在管理与服务上进行创新。
3.5创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保障体制
创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保障体制是创新社区养老模式的重要支撑。创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保障体制可以从建立健全多元化的社区居家养老建设资金的投资体制、建立对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的评估机制、制定具体服务标准和服务质量评估制度、完善和运用激励与责任追究机制等方面着手，为长寿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提供保障。
社会治理新路径篇6
就方法论来讲，每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的研究方法，而任何方法都只能来自于该学科自身的运动规律。同样地，从宏观层面研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需要首先分析其本质特性，再运用方法论从而推断出其研究路径。一般来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属性包括社会性、政治性、科学性、服务性，运用方法论相应推断出其研究路径即社会路径、政治路径、科学路径、伦理路径等，这是基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属性的应然价值取向。前三种研径路径概念使用经常化，相关理念较为成熟，下文对这三种路径作简要论述。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指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社会活动所体现出来的社会特征。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社会实践活动，它具有一般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基本特征和价值…。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归属于社会的精神系统，它在社会实践中，对社会系统及其要素起着保障作用。社会路径的理论基础根源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社会路径就是立足于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性的特征从宏观的层面指导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
具体来说，一方面，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主动面向社会，置于整个社会系统中，与经济、政治、文化等现象相联系，传递精神意识，维护社会延续和人的发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
另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的结果，即培养的人才合格与否也要接受社会的检验和取得社会的认同。社会路径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路径，因为其充分地了解和把握了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指导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所以能够真正地将思想政治教育回归社会，在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效果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保障体系，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到基层去，到工农群众中去”的部署，不仅体现了社会路径的重要性，也表明了社会路径由最初的简单等同于“社会实践”，走向了制度化、经常化的发展态势。
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指的是思想政治教育总是以一定的阶级关系为依托，以一定的阶级理论作为理论指导并总是为着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保证一定的阶级和政党在意识形态中的话语权和领导权。政治路径，就是着眼于加强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弘扬主旋律，具体包括两层意思：一是要求坚持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强化意识形态的功能，巩固思想政治教育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要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思想政治教育则通过政治导向实现此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学科有其固有的特殊规律。科学路径的理论基础根源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
此处的“科学”不是取其广义之意，因为从广义上讲，社会路径、政治路径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符合历史进步的总趋势，都可称为“科学”的路径，这就造成三种路径概念交叉重叠、边界模糊，亦无辨析之义。此处的“科学”是取其狭义之意，科学路径是指着眼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内部的自身完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学问学科化的根基。科学路径关注的既包括学科理论体系建设，又包括学科专业体系建设。李屏南老师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最主要的是内容的科学性，体现在理论的彻底性、层次性、系统性。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必须得从实际需要出发，如果目标过高、内容太空，将会达不到思想政治教育预期的效果。上述三种路径，从不同的视角切入研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这对于指导其工作、提高其实效性具有重要作用。
社会路径提供了思想政治教育长足发展的外在动力，科学路径是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内在动力，政治路径指导和保证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方向，三者同等重要，不能片面强调或是忽视某一路径，否则就会适得其反、走向极端。如果重视社会路径而忽视政治路径会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泛社会化，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偏离正确的发展方向，从而丧失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如果重视政治路径而轻视社会路径，又会导致泛政治化、夸大阶级性，不仅在理论认识上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与社会系统隔离、分置，在实践中也会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力、说服力和实效力。同样地，科学路径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巩固其学科地位的基础，但是也不能借口科学路径，而出现中性化、去政治化的倾向。
二、伦理路径存在的必然性分析
社会路径、政治路径、科学路径和伦理路径是同样重要的，之所以要单独讨论伦理路径，是因为前面所提到的“伦理路径”是基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属性表现在研究路径的价值取向的一种“应然”，而“实然”状态是，“伦理路径”作为一种概念没有惯常使用，尽管这种研究路径已经被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加以运用。要提出“伦理路径”概念并对其进行学理辨析，还得解决一个逻辑基础问题，那就是伦理路径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路径是否有存在的必然性?从研究路径结构的内部原因来看：
第一，不论是政治路径还是科学路径，从其立足点来看，主要是从教育者，归根到底是从统治阶级的视角出发的，在思维方式上是单向的。这种单向的思维模式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单向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可以概括为：政府制定目标一学校安排课程一教师在课堂上灌输结论一通过考试进行评价；二是把思想政治教育仅仅视为教育者对学生的单向行为。
第二，政治路径、社会路径、科学路径共同的前提是，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事实，因此在研究路径提出前已经预设、构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应然状态或者说是理想状态，而这种预设难免有窄化路径范围的嫌疑，看似完整的三种路径内容构成实则尚有空白区域未涉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社会事实，其基本制度性教育能够对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制度性需求作出积极的、恰当的回应。这种回应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及各部门职能的政府性解释和回应。但是“制度化”并不意味“不变化”，尽管现行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满足市场经济社会在现阶段及今后一定历史时期内对社会主义制度性教育的需求，但是还有一个事实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高校传统的、单一的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程度已经不能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如今社会的焦点多集中于经济利益问题上，从而淡化了意识形态，现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为市场经济社会提供体制性教育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供给内容跟不上社会发展需求的情况。
第三，社会路径和政治路径单纯从政治角度和社会需要论模式进行理论探讨，往往立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历史本质或者说社会物质基础、社会功能和社会普遍价值导向来阐述思想政治教育现实的起源、发展、类型以及社会历史作用，而忽视对思想政治教育个人价值深入的研究。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功利主义倾向，工具理性凸显，而忽略价值理性。无可否认，社会路径、政治路径是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长期化、常态化的研究路径，也是重要的研究路径，但是也得正视这种研究视角的理论曾经表现在功能论、价值论上的功利主义立场，并致使思想政治教育只重视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重视其即时的、显性的泛政治功效，而忽视其对人的发展的作用，对个性发展、完美人性与素质发展的作用，致使思想政治教育表现出追求短期效应的工具理性和工具论的倾向，而忽视其对人长期性的教育、渗透、塑造的价值理性功效。从外部原因看，伦理路径的提出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市场经济的实践促进了人们新型道德观念、规范、品质的形成，人们的道德和行为由封闭向开放、由单一向多元、由依赖顺从向自主转变，个体的独立、自主化取向凸显。而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受教育者的“边缘主体”地位现象则与市场经济内蕴的伦理精神是相抵牾的，“市场经济并非仅仅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而是一种人的存在方式”4，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存在方式，所以这种独立性相对于原来“人对人的依赖性”，是对人性的极大解放。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标准的选择”，政治不再是社会的唯一标准。随着文化逐渐脱离政治的束缚，教育也摆脱了这一桎梏，于是个性、主体性等压抑了许久的人性在教育中被重视起来，受教育者的权利与尊严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面对工作对象发生的一系列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随之调整其内容和方法。伦理路径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路径的存在，是从伦理视角呼唤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性的回归，这既是思想政治教育要适应市场经济内蕴的诸如主体自由、利义统一、个人与社会相统一的集体主义等伦理精神的要求，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路径自身结构完整性、科学性的要求，更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需要。
三、伦理路径的现实状况及学理特性
伦理学和思想政治教育是紧密联系的，人们也尝试通过伦理视角,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研究，并且已有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作出突出的贡献。如：王小锡的《思想政治教育伦理学》(1994)，该书中作者尽管没有提出以伦理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研究，但是把两者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研究，其内容不仅有对思想政治伦理学学科性质及其理论源流的探讨，还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伦理目标、伦理内容、伦理过程、伦理手段以及道德评估进行了论述，在国内属于一种开创性的研究。之后这方面的相关著述甚为少见，直到2003年，吴潜涛的《伦理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再次对伦理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进行了研究，作者论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伦理学的热点问题、新时期高校思想政工作管理、机制创新等问题，对国外伦理思想重点论述了当代日本伦理思想。
在论文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有张坚强，对全球化背景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五大伦理困境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要重视民主、终极等伦理关怀。尽管已有学者们对这方面研究作出了有益探索，但此类有影响的相关研究数量较少，对其它现有研究进行梳理后发现尚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只是简单地将伦理学原理移植到思想政治教育，就传统伦理思想或是某一应用伦理学领域结合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研究；抑或是将伦理学的“道德元素”植入思想政治教育，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有道德的内容，于是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内容中加入“道德教育”，或是仅仅强调和探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职业道德伦理等。这些研究囿于对某一局部的研究难免存在着伦理学视野定-f~不够开阔，表现出片面性、局限性。这种研究路径在当今多元文化交织、多种思潮并存和各种利益冲突的形势下，日益显现出其理论的苍白和方法的失当等弊端。对伦理路径的概念、特性进行重新思考、辨析尤显必要。究竟何为“伦理路径”?本文认为，伦理路径就是要从伦理视角透过表层研究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是否合理的道德追问来揭示其内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关注隐含在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的诸多制度和技术层面背后丰富而又复杂的伦理关系和利益需求，对教育活动给予道德评价，使教育获得理想的发展。这里需要先阐释所涉及的“伦理视角”的意义。本文认为，“伦理视角”的“本体论”意蕴，就是要把道德视为一种“实践精神”，亦即“是人类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是人类完善发展自身的活动”。
一般说来，道德作为规范的“工具性”，陶冶情操的“导向性”，可以说是世人皆知的，这正是道德的价值所在，但这并不能完全、真正地揭示道德的特殊价值，道德与经济、政治、科学、宗教和艺术等意识形态并立于现实的生活之中并发挥其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它们在作用的领域、方式和程度等诸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从“本体论”或方法论而视之，应该还有一个形而上学的追问。对此，马克思曾经做过精辟论述。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曾把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分为四种，即科学理论的、艺术的、宗教的和实践精神的。道德属社会意识，是一种思想关系，因而它是一种精神，但由于这种精神是以指导行为为目的，以形成人们正确的行为方式为内容的，就不同于科学、艺术等其它精神，又具有实践性。所以，道德区别于其他社会意识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它是一种实践精神。道德这种实践精神，它是通过价值的方式把握世界，亦即把世界分成两部分——善的和恶的、正当的与不正当的、应该的和不应该的。从一定意义说，伦理学就是一门有关善的价值科学。以此为视野，就要求在关系的调节、行为的约束等方面，对“哪些是有价值”的、“哪些是无价值”的、“哪些是负价值”的做出回答，亦即把“价值分析”作为重要的视角或方法。
所以，所谓“伦理视角”的“本体论”认识，就是视道德为一种实践精神，以“价值分析”(亦即求善)的方式来把握世界，这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伦理视角的特殊意蕴。伦理路径的理论基础根源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服务性，而“服务性”是否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学界已有争论，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服务性仅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服务功能，不能作为本质属性，若如此，难免有削弱思想政治教育政治性的嫌疑。有学者则从伦理视角深化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认识，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公共管理的一种方式，服务性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内涵，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起源的历史考察得出的结论，这不是对原有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颠覆性变革，而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理论的完善和补充，这对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把服务性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内涵，并无消解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的嫌疑。那种担忧服务性消解政治性的观点实质上是担忧服务性弱化了政治性的“阶级性”维度，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要讲政治，要体现阶级辩护和保障的功能，要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服务，而不是体现在服务本阶级以外的层面。这里必须要肯定的是，思想政治教育政治性又被称为阶级性，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体现，任何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揭示，如果离开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性特征，那么这种揭示必然走向误区。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统治阶级政治统治逐渐稳固之后，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已经不再囿于传统的阶级辩护和保障的功能。对一个已经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来说，它在社会运行和政治发展中需要更大程度地关照到本阶级以外的社会成员，注重公共利益保障以及公共职能服务。因此，把服务性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内涵，与政治性、阶级性是不悖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服务，也要为人民的利益服务，因为只有将本阶级的利益与公共利益保持一致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才可能最大程度地获得社会认同。既然服务性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是成立的，那么伦理路径的提出就不是无本之源了。
再来探讨伦理路径关注的内容。伦理路径主要的是关注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不同利益的参与主体在接触和碰撞中产生的各种各样复杂的伦理关系。伦理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它是在一定经济关系基础上按照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形成的，利益是伦理关系的基础，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伦理关系也不例外，各个参与者本身就是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伦理关系就是这些不同利益主体形成的可依据一定的道德观念、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进行善恶评价和调节的一种特殊社会关系。钱焕琦老师曾依据伦理关系表现形式的复杂性把学校教育中的伦理关系分为三种表现形式即：以人际形式出现的伦理关系、以制度形式出现的伦理关系和以精神形态出现的伦理关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伦理关系从表现形式上也可以概括为上述三种关系，但是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这三种伦理关系所要表达的具体内容又是不尽相同并有所区别的。以人际形式出现的伦理关系为例，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伦理关系与学校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伦理关系都是关系众多、关系重要，但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伦理关系又有其特殊性。
社会治理新路径篇7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8-0342-01
一、前言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社区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社区中各种问题也随之而来，社区的发展已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2015年10月22日，全国社区社会工作暨“三社联动”推进会在重庆隆重召开，在此背景下，为进一步探索和完善我国社区治理的创新机制与路径选择，“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理念应运而生，为推动社区发展，创新社会社区治理的机制、构筑共建、共享的和谐社区，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启发，并成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下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推进社区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所谓“三社联动”就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并实现“三社”相互支持、协调互动的过程和机制。由于社区建设在我国大陆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包括社工机构在内的社会组织更是处于初创时期，在近年来的社区、社会组织、社工的发展中，三者之间虽然开始了“联动”，即互动和合作，但尚未形成制度化的机制。一些“联动”多是双方或三方基于各自“现实”权衡而形成的临时性关系，有的甚至还有“两张皮”现象。“进入新世纪，置身于我国大力开展社区建设的新形势，面对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任务，在社区积极推进“三社联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社联动”首先要明晰各方的目标、任务，认识及定位。通过建立互相学习、合作的关系，共享彼此所拥有资源。在此基础上，不断促进基层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方式民主化。因此，在现阶段的社区建设与治理中，通过引导和激励社区社会组织发挥各自的优势，在反映和表达社区成员或特定居民群体的利益诉求，协调利益关系，开展自助、互助、志愿服务，提升居民素质，从而构建“共建、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
二、创新社区治理机制的重要性
1.社区作为城市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是城市基层组织的最小分子，在社会治理体系建设过程中作用关键。社区治理是城市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区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中存在政府部门管理越位、服务缺位、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功能错位、居民自治意识不强等问题。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尤其要重视加强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创新。
2.加快推进社区治理机制创新，是主动适应新常态、积极引领新常态的必然要求，是适应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势、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然要求，是推进依法治理、加强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是维护居民群众根本利益、保障居民群众民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要求。
三、“三社联动”背景下社区治理机制创新路径选择
1.创新社区治理机制的的首要任务，是培育以地域为基础的真实的生活共同体，塑造社区文化与社区认同，让老百姓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当前我国社区规模扩大了，类型增多了，然而人际关系却疏远了，服务也单一了。社区没有成为人们所需要的共同体，没有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载体。要改变社区建设轻视社区价值和人际关系建设的现状，逐步把社区建设的重心转移到营造社区共同体上来。因此，创新社区治理机制，夯实社会治理基石，成为当前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2.加强社区自治规范和社区自治能力建设，推进社区治理方式多样化，不断推动社会组织尤其是社区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当前，社区建设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即将社区建设与基层政权建设混同，把社区居委会当作政府的延伸，使得社区居委会承担了太多的政府职能，工作不堪重负、疲于应付。为此，必须明确城市社区治理功能定位，加强社区自治规范和社区自治能力建设，推进社区治理方式多样化。
3.引入市场机制，激励社会组织深度参与城市基层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通过市场化治理，充分发挥市场竞争的优势，改变传统管理模式下的权利垄断，推动竞争-合作主义治理模式，打破政府对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垄断，扩大社区居民选择权，提高社区治理效率。
4.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社区治理法治化。当前，政府角色失调和行为失范是影响社区建设深入发展的重要问题。在社区建设过程中，政府变倡导者、指导者为控制者、领导者，超越了其本来的职能与权限，没有很好地履行应尽的职责。为此，通过转换思维模式，改变传统的工作方式，通过营造法治环境，开展法治活动，建立健全社区治理相关法律规定，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社区治理体制创新。
四、小结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实现良好的社区治理局面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矛盾和问题十分突出，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势在必行。“三社联动”模式下的治理格局，在新时期群众公共服务需求及表达途径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及社会治理困境加剧的背景下日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三者的优势，实现“三社联动”发展，这不仅是提升社区服务质量的有效途径，也是不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与模式创新，全面推进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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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新路径篇8
>>以先进的思想文化结合网络平台指导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试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路径选择试论先进文化视野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论先进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辩证关系简论文化自觉自信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路径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探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疏导的价值思考与路径选择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路径选择新形势下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路径选择新形势下民族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的选择多元文化格局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探寻孝道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现路径研究浅析校园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作用的路径选择以湖南红色资源为载体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路径以微信为载体的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探析以实现中国梦为指导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以中国传统文化引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试论先进文化环境建设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西方社会先进文化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影响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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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新路径篇9
[关键词]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实施路径
[作者简介]高文苗（1983-），男，浙江温州人，浙江传媒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讲师，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及网络传播与法理。（浙江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3）21-0059-02
理想信念教育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以树立个人理想信念和确立社会共同理想信念为基本任务，以理想信念的宣传、确立与培育为内容的教育实践活动，它具有维系社会有序运行的纽带作用。而以大学生为主体而开展的理想信念教育，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而存在，其实施意义重大而深远，它能够促进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引导大学生自我成长成才，为实现其自身的人生目标奠定基础。
当前，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正面临着内、外双重的考验，内部考验主要在于大学生价值观念上的转变，体现出“多样性、平民性、功利性、个人本位性、自主性、注重能力性、不确定性、现实性、实惠性、两重性”①于一体的新型特征。外部考验主要来自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恶意侵蚀与破坏。面对新形势下的各种考验，如何能够有效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关键取决于是否存在实施路径以及实施路径是否具备实用性。鉴于此，本文主要围绕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实施路径展开探析，以探析实施路径的存在必然性、方向性、实践性与有效性为主要内容，旨在为实施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搭建合理可行、行之有效的平台，为有效实施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存在根源视角下，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实施路径的存在必然性分析
存在根源反映着事物为何能存在、为何存在的情况，体现着事物存在的必然性。从对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存在根源出发，在认识其客观存在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其实施路径存在的必然性，是有效开展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前提。理想信念教育与其实施路径之间是一种“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在明确作为“整体”的理想信念教育客观存在的认识基础上，为了确保“整体”的继续存在与持续发展，作为“部分”的实施路径应当始终以服务于“整体”为目标而存在。一般而言，可以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政策制度两个方面作为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存在根源。
首先，作为存在根源之一的社会发展基本规律，其内容主要在于“生产力要适应生产关系的要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它体现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作为人的一种实践活动，其存在是基于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需要，基于经济基础与生产力的决定性，其最终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也就意味着作为其“部分”的实施路径因为“整体”存在而获得了存在必然性，它是“整体”持续发展的必然产物。因此，实施路径的存在必然性决定着理想信念教育应当具有促进个人成长成才、提升个人综合素养、服务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
其次，作为存在根源之二的政策制度，《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不仅是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存在的主要政策依据，也是实施路径确立的向导与依据。它已经明确指出了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地位，即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同时，也指出了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实施路径的主要内容在于要深入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开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教育，开展基本国情和形势政策教育，开展科学发展观教育，使大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国家的前途命运，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同时，要积极引导大学生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使他们中的先进分子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
二、认识根源视角下，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实施路径的方向性分析
认识根源反映着能否及如何看待、识别事物的情况，是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相互联系在认识领域的体现，一般而言，主体的认识水平和认识能力决定着它对客体的认识程度，决定了主体自身的行为方向。其中，认识水平主要在于解决主观能否反映客观、主体能否认识客体的问题，而认识能力主要在于解决主观如何反映客观、主体如何认识客体的问题。认识能力是认识水平的深化，认识水平是认识能力的基础。两者体现在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方面，即表现为能否对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进行认识以及如何对其加以认识。
首先，从认识水平来看，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是作为人的认识客体而存在，人们要做到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有机融合。同时，要能对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展开全面认识，从个人认识方面、社会共识方面入手，积极提高个人认识深度与社会共识广度，这是开展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基本保障。因此，实施路径的确立应当在充分认识到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必要性与必然性的同时，要能准确地把握住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性质、规律及其内容。
其次，从认识能力来看，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作为人的一种自觉实践活动而存在，要积极发挥认识活动指导实践活动的重要作用，同时，还要形成明辨是非的判断力，能自觉有效地区分关于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正确认识与错误认识，这是开展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实质要求。这也就为确立实施路径提供了可操作、可指引的道路与方向，其方向性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的理念、理论认识与实践活动的辩证关系、正确认识与错误认识的自觉辨别等，具体而言，即实施路径要坚持以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作为根本，牢牢把握理想信念教育的能动性，充分展示其服务社会、服务个人的目的。
三、实践根源视角下，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实施路径的实践性分析
实践根源反映着事物之间如何相互转化与作用的情况，实践是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辩证统一体的维系与纽带。任何一项实践活动都是主体思想与行为的辩证统一体，“思想与行为是人类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起点，是人类思维中最早出现的认识对象。”②思想是行为的内在动因，行为是思想的外部体现，因此，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作为人类的实践活动产物，不仅要处理好内在思想和外在行为的关系，还要处理好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实践活动的关系，这就为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实施路径的确立奠定了良好的实践基础。
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实施路径重在行之有效与具有可操作性，而实践是检验路径有效性的唯一标准。实施路径的实践性主要可以体现在：第一，从“内在思想―理想信念教育作用―外在行为”路径转变来看，内在思想一经外部的理想信念教育作用后，体现出来的行为则是一种有意识、有目标的理性实践活动，促使当代大学生形成个人正确的理想与信念，并将其转化为一种实际行动。第二，从“理想信念教育能动服务于各类实践活动”角度来看，实施路径的设计要为理想信念教育能动作用的发挥搭建实践平台，要充分发挥理想信念教育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社会和谐稳定、人民文化生活富足等方面的服务作用，通过促进当代大学生的成长成才这一途径，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服务于经济实践活动、政治实践活动与文化实践活动提供智力支持。
四、价值根源视角下，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实施路径的有效性分析
首先，价值根源主要反映着事物之间彼此需要与满足的情况。价值体现的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只有对主体有用、有需要、能带来利益的客体，才是有价值的。而作为社会发展必然产物的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是否具有价值，主要取决于它能否满足作为主体而存在的个体和社会的利益需求，而价值标准能够有效衡量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实施成效。因此，作为“部分”的实施路径只有在满足一定价值的前提下，才能有助于作为“整体”的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成效的取得。“从价值主体来看，可分为社会价值主体和个体价值主体”③，对此，利益需要也可以分为个体利益的满足与社会价值的实现，故实施路径的有效性也就可以从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两个角度来加以体现。
其次，从个体价值的实现方面来看，个体普遍面临着自身利益诉求与满足的关系问题，如何通过合理可行的途径来对个体利益的诉求予以满足，从而实现个体的价值，则是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实施的重点。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落脚点主要在于促进大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满足大学生自我成长成才的需要，促使大学生综合素养的全面提升。
第三，从社会价值的实现方面来看，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应当要服务于社会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与文化建设，力求全面实现社会经济价值、政治价值与文化价值，这正是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又一价值体现。因此，实施路径的建立也应体现出自身的价值与效用性，应当从实现社会价值的角度出发，以促进社会的全面可持续科学发展作为重要目标，着重提升大学生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促使大学生能够将个人的发展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有效发挥理想信念教育能动作用于社会价值的全面实现。
五、结语
实施路径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一种模式、渠道、方式和方法，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而客观存在，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实施路径的四种特性综合体现了其所具有的有机整体性：存在必然性是基础，方向性是指引，实践性是本质，有效性是目的。同时，本文结合存在根源、认识根源、实践根源和价值根源四个视角，在对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实施路径特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也对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实施路径的实质内容予以探析，深刻而全面地勾勒出了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实施路径的框架与图景，即以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与政策制度为基础，以提升认识水平、提高认识能力为手段，以充分发挥理想信念教育的能动服务作用为基本方式，目的在于满足人的利益诉求和全面实现社会价值。
[注释]
①刘允正，郝春新，何新生，等.裂变与整合――大学生价值观的多样化趋势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体系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20.
社会治理新路径篇10
>>新型城镇化需要新的治理模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治理模式的变革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新型城镇化的道路选择新型城镇化路径选择新型城镇化模式的探索新型城镇化建设模式转型“法治”背景下新型城镇化治理模式的转变及实现机制新型城镇化下的农村基层治理优化模式研究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住宅小区治理模式创新研究国外城市发展模式选择对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启示福建省沿海地区新型城镇化模式及其选择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实践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社区治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创新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海南省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邢台市新型城镇化道路选择基于Swot分析的新型城镇化路径选择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l。
④[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12页。
⑤王格芳：“科学发展对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理论学刊》，2013年第10期。
⑥叶本：“城镇化中国的逻辑反思与重构：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创新及其限度研究”，《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