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篇1
关键词：金融危机；虚拟经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2007年以来，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拖欠率大幅上升，引发了次贷危机，并进而爆发了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9月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恶化，迅速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迅速影响实体经济，造成全球性经济衰退，因而这次金融危机已不限于金融领域，事实上已成为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古巴全国人大经济委员会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认为，这场经济危机一方面是生产过剩，同时又是消费不足。“我们面临的形势已经超出了经济和金融危机，也是一场社会危机、食品危机和生态危机，是所有这些烈性危机爆发的综合性结果。”这次危机的根源是什么?中外学者见仁见智，各有见解。但其深层次的根源是什么?不少中外学者已“回归马克思”。因此可以说，危机的根源还需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去找寻。
一、金融危机根源的不同解释与理论分歧
对于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同立场、不同学派的学者，对其产生的根源做了不同的分析与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市场说”。即从更加微观的角度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主要观点有三种。(1)消费需求过度论。将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美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严重超过居民收入，并得出启示：无论政府执行何种政策，无节制的负债消费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2)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背离论。认为由于商品的价值同使用价值的运行渠道、轨迹、方式以及监管机构、经营主体各不相同，这就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节。当这种背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巨额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直至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3)金融创新引起的一系列弊端论。认为金融的过度创新，以及金融工具的结构化、衍生性和高杠杆趋势，导致了金融市场过度的流动性，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
2 “制度说”。认为高度自由、过度竞争的经济制度和金融体系是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制度原因。其主要观点是金融监管缺陷论。认为次贷危机的主要根源，是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着重大缺陷：对金融机构实行分类监管的体制不完善；以机构监管为重点，功能监管薄弱，不能适应混合经营的特点，对一些多功能的金融机构监管不力；过快发展的衍生产品监管滞后。金融监管缺陷论还认为，不负责任的放贷行为、受利益冲突的证券评级等，才是这次危机的主因。这种“制度说”，实际上是“体制说”，是从体制层面看监管制度的缺陷。还有人认为，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因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取代了原来由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模式，政府不再对宏观经济进行积极调控，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资方完全控制劳方，社会福利急剧减少，自由、残酷的竞争取代了有节制的竞争，商品、服务和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相对自由地流动等等。它解除了对金融的管制，加速了贫富两极分化，必然导致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制度缺陷论认为，实体经济中以房屋为代表的商品卖不出去，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最终引起危机爆发，故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3 “政策说”。认为长期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是全球金融危机形成的政策基础。2000年至危机爆发前，美联储14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使得企业、金融机构和居民能够以十分低廉的成本进行融资和借贷。与此同时，2001年之后，美国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减税，推动居民消费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刺激了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和金融机构的高杠杆运营，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
4 “周期说”。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长周期的一种反映，也是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的一种反映；是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结构、贸易结构、金融结构大调整在金融体系上的一种必然反映，也是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现代金融或资本市场)在不同经济体之间严重结构性失衡的一次重大调整，以实现资本市场、金融资产在规模和结构上与其赖以生存的实体经济相匹配。
二、当前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根源仍然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马克思在分析货币的支付手段时曾指出，在支付手段的链条中，隐藏着危机的可能性。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危机的可能性才会成为现实性。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金融、信贷业广为发展，虚拟经济空前扩大，支付链条不断拉长；支付链条一旦断裂，就会发生金融危机。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金融投机活动猖獗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扩大信贷带来的营业活动过度扩大，是造成生产过剩的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对危机根源的深刻分析，对于我们清醒认识当前的金融危机，具有更加直接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建立在货币危机理论基础之上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认为，货币危机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在现实中表现为资金链条的断裂。商品不能转化为货币，使商品贬值；债务不能转化为现实货币，使债务到期无法偿还；信用货币不足，银行和工厂纷纷倒闭。在一般情况下，危机常常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另一种是银行信用的危机。当前的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是银行信用的危机或货币危机，但事实上却与生产过剩的危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银行家为了帮助资本家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并从中分割超额利润，设计出能够超现实买卖商品的金融衍生品，使之成为解决生产过剩的途径，结果造成了本来手中货币不足、支付能力欠缺的老百姓，在银行家设计的金融衍生品的诱导下超前消费，拉长了信用资金链条。而信用资金链条过长，则为货币危机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
其次，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的本性决定了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使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现象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所讲的生产过剩是指商品生产过剩而非产品生产过剩。马克思指出：只要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最迫切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就“绝对谈不上产品的生产过剩”。“在这个意义上，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往常是生产不足……产品的生产过剩和商品的生产过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是资本家的利润，而非群众的需要。”从现象上看，导致这次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是金融领域中的危机，但其实质是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美国的房屋生产过剩表现在房屋空置率的不断提高上：由1978年的6％左右提高到2008年的13％。这表明房屋的供给超过有效需求越来越大。而且，已出售的房屋中，靠抵押贷款购房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靠抵押贷款购买的房屋占全部已售房屋的比例为68％。可见，次贷危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由房产供给的不断扩大而现实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积累造成的，其实质仍然是生产过剩。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说明，尽管由于现代金融的发展和各种金融工具的运用，使得经济危机更多的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首先表现出来，但作为经济危机先兆的金融危机，并不是经济危机的原因：相反，它是生产过剩的结果和危机的表现形式。
再次，资本主义制度加剧了虚拟经济的发展，使之与实体经济相脱节；虚拟经济危机的最终根源，也是实体经济危机的根源。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成分较高，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由于虚拟资本不是现实资本，从而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脱节。这种脱节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是由虚拟经济所产生的巨大虚假需求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的假象形成的，即由虚拟经济制造出来的需求假象诱导实体经济盲目发展；另一方面，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又远远跟不上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当社会信用链条在某一环节发生断裂，首先爆发的就是金融危机或信用危机。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到相关群众的收入减少，从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直线下降，并引发由虚拟经济造成的虚假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破灭。使实体经济中本来存在而被掩盖的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显露出来，从而回归为实体经济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实体经济的衰退，又反过来加剧虚拟经济的波动，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正是应验了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以货币危机或信用危机为先导的。
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虚拟经济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的关系作过论述：第一，之所以会出现作为现实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是因为商业和工业危机的一切因素已经存在，货币危机是由商业危机所引起的。第二，就作为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而言，金融危机是实体危机的预兆、先声、序幕和第一阶段。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不但指出，金融危机的根源或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过剩及其过剩危机：而且还揭示了金融危机作为工商业危机的一个阶段。是工商业危机的最一般的表现，因而金融危机的实质也就是生产过剩危机。第三，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这时，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次要的作用，或者不起什么作用。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在金融市场中，总的说来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金融市场对工业市场具有反作用。金融市场可能影响工业市场，从而影响到工业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总之，此次金融危机并没有跳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逻辑。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表现出的生产无限扩大趋势和需求不足的矛盾，导致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爆发。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它把握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从本质和根源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对于今天而言，它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二战后，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在经济发展中自我调节乃至实行经济计划化的政策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其矛盾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不可能解决其基本矛盾，矛盾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依然和必然会爆发危机。因此，企求单纯依靠货币政策、财税政策或救助困难企业这类经济手段。来根本消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内生的消费与生产相背离的矛盾，是不可能的；它只能起一种治标的缓和性作用，而不能起治本的根本性作用。
三、我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几点思考
世界各国救市的力度越来越大，但效果却并不理想，这说明只停留在体制层面的救市措施解决不了制度根源上的问题。斯蒂格利茨曾批判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和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他认为，这无异于是向体内出血的病人输血，向投机者提供补偿。我们认为，世界经济衰退的局势，只能依照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规律运转下去。
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篇2
关键词：经济危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
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由此引发蔓延全世界的金融海啸，重创世界各国的经济。危机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和未来发展。早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恩格斯便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做了科学深刻的论述。资本主义经济从1825年开始，会周期性的爆发经济危机，这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断激化。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旨在探究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把握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
一、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分析
1.辩证的唯物论
（1）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和多样性。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都具有物质性。2007年以来爆发的这场经济危机是由于美国的房地产商和投资银行一味追求资金的杠杆化，忽视了实际的潜在危险，没有坚持世界物质性这一根本特性，从而成为了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2）意识对物质的依赖关系和能动作用。意识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主观反映，是人特有的精神活动。意识是自然界和社会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在金融风暴中，银行家们的投机活动就是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这样的意识将会阻碍事物的发展，因此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
2.唯物的辩证法
（1）唯物辩证法联系和发展的观点。联系是普遍存在的，万事万物是处在一个直接或间接的系统之内，他们互相影响、互相促进或制约。金融危机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的传递，由美国向全世界的扩散，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这一科学论断。
（2）对立统一的观点。对立统一的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美国房地产业在过去飞速发展，然而不切实际的炒房必然导致泡沫经济的出现，一旦破灭,过去值钱的东西现在一文不值，这正体现了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原理。
（3）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的观点。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促使事物不断发展变化。事物变化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2007年以来的金融风暴是由内因和外因引起的。内因是美国房地产金融持续多年的泡沫；外因是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迫使美元贬值，美国经济开始滑坡。
（4）主要矛盾决定事物发展方向的观点。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占主导地位，起决定作用。应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生产相对过剩"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内部不能调和的主要矛盾,因此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发生经济危机。
（5）量变质变规律。一切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量变引起质变，应掌握适度原则。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一个典型的由量的积累到质变的过程。次贷危机是超前消费,人们过度膨胀的消费导致了危机的发生，次贷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便不可避免的爆发了经济危机。
二、运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分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致力于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内在矛盾运动中去寻找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危机爆发的原因、内在的逻辑和演变的趋势，并从中寻找解决危机的具体措施和根本途径。因此，运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笔者认为经济危机的发生有如下几个原因：
1.根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当前全球性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在新的发展阶段不断深化和集中爆发的结果，2007年以来的经济危机集中体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深刻矛盾，资本主义经济的弊端暴露无疑。
2.根本原因：生产过剩。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不同的时期，危机的表现形式和具体进程虽然有所不同，但总体说来，都是由“生产相对过剩”这个根本原因引起的。资本家不断追求高额利润，扩大生产，加强对工人的剥削，使得社会需求的增长落后于社会生产的增长，造成生产的相对过剩，从而引发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以后，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这一简单商品经济的矛盾逐步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使得经济危机的发生不可避免。
3.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经济危机有力地表明了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在这种生产关系下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也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奉行新自由主义，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减少，放松了对金融的监管，使得资方完全控制劳方，社会福利急剧减少，这加速了贫富两极分化，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产生。
4.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资本主义制度会加剧虚拟经济的发展，会使之慢慢脱离实体经济。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成分较高，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虚拟经济必须依附于实体经济才能创造财富，虚拟经济一旦背离了实体经济，就会从生产和消费领域掏空资金，经济泡沫就会越来越大，当这个泡沫破灭后，就会给整个经济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以上是针对此次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原因的一些探究。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当前的这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对我国也是一次严峻挑战，我们应该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吸取教训、积累经验，保证我国的经济安全，找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途径。同时，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只要我们应对措施得当，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就会迈上新的台阶，取得更大的成就。（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
参考文献：
[1]邵传林,张存刚.美国次贷危机成因的深层次思考：述评与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9.1
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篇3
关于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关于次贷危机形成过程的描述却是大体一致的。一般认为,次贷危机的形成经过了三个相关联的阶段:
第一阶段:房地产市场繁荣导致抵押贷款标准放松。2000～2003年,美联储的持续降息拉动了总需求,带动了房地产市场繁荣。在市场繁荣时期,房地产金融机构争相放宽信用标准向购房者发放住房抵押贷款。这种向收入水平低、信用等级低的人群发放的贷款就是次级房贷或称为次级债。
第二阶段:次级贷款证券化导致信用风险向整个金融市场传递。房地产金融机构为了转移风险,在投资银行的帮助下将次级房贷通过证券化和层层打包推向金融市场,出售给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共同基金甚至于养老基金和个人投资者,使整个金融市场牵扯其中。
第三阶段:房价下跌导致次级房贷违约率上升,最终引爆危机。随着新一轮加息周期的到来和房地产市场的降温,越来越多的次级贷款出现违约,违约的增多首先使发放次级贷款的公司倒闭,并使购买了次级贷款证券的机构遭受损失,进而冲击到整个金融市场,引发金融危机。
从以上分析似乎可以看出:一是宽松的房贷条件所具有的高风险为危机的产生埋下了伏笔;二是次级房贷的证券化引起的风险传递使整个金融市场牵扯其中;三是房价下跌最终引爆了经济危机。
这样一来滋生了次贷危机的根源是由资本扩张引起的经济悖论:银行放宽贷款标准是为了扩大有效需求以实现资本扩张;而资本扩张又会导致经济过热并产生新的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致使房价不可能永远上涨;即扩张的资本必然抑制社会需求,由此导致经济扩张失去其实现条件,产生资本过剩性危机,因而金融危机不可避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写道:“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的、与人口相比显得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以及虽然不是与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资本价值(不仅是它的物质实体)的增加,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小的基础相矛盾,同这个日益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值的条件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经济危机永远是细节不同,本质却相同。1991年日本房地产泡沫如此,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如此,2000年美国网络泡沫亦如此,而这一次的次级房贷危机也不例外,它显示了一种常规模式,即资产价格上升――信贷扩张――投机――过剩――资产价格下降――违约――市场恐慌,而这种模式的背后是资本扩张引起的经济悖论。
生产过剩
次贷危机以来,经济学界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危机根源的反思,主要的观点有“制度说”、“政策说”、“市场说”,虽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此次危机的原因,但主流的反思和解释不得要领,没有从制度和经济根源上深刻剖析此次危机。
两百多年前,马克思就对经济危机的根源作出了明确和系统化的解释和思考,即生产过剩理论。生产过剩理论不仅可以解释古典经济危机,也可以比较系统与全面地剖析和解释现代经济危机的根源,次贷危机自然也不例外。
在马克思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到来,大工业生产方式开始跳跃式扩展(恶性增值)。一方面,生产能力几何倍数的增长速度使资本家和资本在追逐利润(剩余价值)的经济本能下不断膨胀;另一方面,因生产资料私有和分配的不公,广大无产阶级相对贫困,消费能力的增长无法跟上生产增长,社会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差距和非均衡矛盾不断加剧,并体现为市场供求矛盾,经济萧条和工人失业。概括起来,马克思危机理论最核心的内容是关于危机根源的逻辑,其基本框架就是:(1)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2)生产过剩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3)“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群众的购买力不足;(4)群众购买力不足的原因是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5)两极分化的原因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度。
生产过剩下的信用
自此,生产过剩解释得已经很清楚,那信用在这次危机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对于此,马克思只是笼统地说,服务于市场交换的资本主义的货币制度、银行制度、汇兑制度、信用制度等,为市场交换领域矛盾的激化、潜在危机的现实化提供了制度结构条件,并未详细分析。或者说,分析这些资本主义内部的制度构架,对于解决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根本没有意义,如黄达,就评价货币制度是“无法对资本主义带来破坏性作用”的范畴。不过,对于解释次贷危机的演进过程来说,这种分析依旧是有意义的。
首先,在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下,生产跳跃式增长,而无产阶级(广大民众)的收入水平以及主要由收入水平决定的消费水平却增长缓慢,出现了相对贫困。此时,从宏观经济学家们的统计图表上来看,总需求下降,经济增长放缓,似乎有衰退的迹象。
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危机有一套系统的解释框架,即凯恩斯开创并被西方经济学家不断发展的“需求管理”。具体说,分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总的政策方向是拉动总需求跟上总供给的增长水平,缓解供求矛盾。拉动总需求的切入点有三个: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而拉动的工具,都离不开信用。比如财政政策,政府通过财政赤字,增发国债,增加支出来刺激经济;再如货币政策,央行降低利率,鼓励货币的借贷来刺激经济。本质上,都是利用信用,花明天的钱在今天消费或投资,来缓和生产与消费,或者说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
再看次贷,其实也是通过信用来刺激需求(包括房产投资和消费)的一个具体体现。本来买不起房的相对贫困者,突然被告知可以借入条件异常优惠的次级贷款消费,自然需求大增,于是房地产市场又走向了“繁荣”。
整个宏观经济大致如此,只是实现的具体手段各异。总之,在以信用为主要工具的需求管理(广义上包括了金融业自发的信用供应)之下,经济似乎又恢复了繁荣景象,图表上增长的量和速度都十分喜人,于是宏观经济学家和财政部与美联储的官员们弹冠相庆,并预期,经济将继续增长,持续繁荣,“经济周期被打败了”。
可是,这之中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花明天的钱在今天消费或投资,那到了明天,花什么钱呢?
答案是没有钱。于是大量次级贷款人无法还款,CDo和CDS市场崩溃,华尔街金融市场大海啸,危机还不断向实体经济和其他领域蔓延
总之,在生产与消费矛盾激化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试图利用信用为工具预支将来的财富来刺激需求,解决总供需矛盾,但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只是延缓和压抑了危机,并不能阻止危机的爆发。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不仅美国居民在“透支消费”,而且美国政府也在推行“透支经济”。众所周知,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80年代以来,随着对外投资速度的持续下降,美国转而倚重来自国外的投资以支撑本土经济的增长。1985年美国从净债权国变为债务国,结束了自1914年以来作为净债权国长达70年的历史。在全球经济都在为“过剩”而发愁的今天(只需一家大的汽车公司开足马力生产,就能满足够世界用一年的汽车需求量),美国之所以能够独善其身,正是在于其“透支消费”与“透支经济”暂时填补了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从而掩盖了本国的经济扩张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
在市场经济制度的框架内,与“把牛奶倒入大海”相比,“透支消费”毕竟不失为明智之举。但是,“透支消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过剩”问题。这就如同为了缓解癌症患者的疼痛而不断加大吗啡的注射剂量一样,“透支消费”不过是靠透支“未来”来支撑“今天”,把当下的危机延迟到未来爆发罢了。一旦对未来出现悲观预期,以至于没有未来可以透支的时候,危机就不可避免。在美国,“透支消费”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从房子到汽车,从信用卡到电话账单,透支无处不在。而引发这次危机的次级抵押贷款(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不过是“透支消费”中的个案罢了。换言之,只要“透支消费”不停止,那么即便没有“次贷”问题,也必然出现经济危机,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建议与结论
1、次贷危机的经济和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导致的生产过剩,信用只是一种长期中必然失败的延缓生产过剩矛盾的手段,只能暂时压抑矛盾,而无法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危机在给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动荡的同时,也重新腾出大量生存空间,危机产生的需求大幅度下降客观上促使生产跟着萎缩,进而建立新的供求平衡。在经济危机中,我们应该保持冷静和理性,保持信心,积极等待经济的复苏。
2、从根本上,次贷危机以及它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难以在资本主义制度逻辑内部解决的,须寻求制度外的根本性解决措施。不过,我们虽不能避免经济危机,却可以预防和预测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要预防这种金融危机(本质是信用危机),最重要的是建立和完善针对信用增殖的合理的制衡机制。
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篇4
关键词：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原因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时提出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一种与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俱来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但是，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中也出现了各种困难，我国经济所发生的危机是否属于类似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过剩性经济危机，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我们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困难，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之区别
（一）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economicCrisis）指的是一个或多个国民经济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不断收缩。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也是经济周期中的决定性阶段。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必然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依靠开拓国际市场来转嫁国内的经济危机，不惜发动世界战争，历史证明这一条道路是走不通的。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转向寻找、开拓国内市场，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经济危机的困扰。但是却无法解决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因此，无法从根本上找到解决经济危机的办法。
（二）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theFinancialCrisis)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例如短期利率，证劵，房地产，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恶化。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经济危机直接造成生产者、劳动者的贫困，社会消费能力太低，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资金无法周转。金融危机则是因为金融资本没有找到正确的投资方向，造成大量资金、资本的浪费，以至于资本、资金无法周转，社会经济崩溃。
解决的办法：首先，要弄清楚社会较高的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是从哪来的，表现在哪些人群中；其次，投资高科技领域，把高科技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不断开辟新的生产领域，为社会加速发展铺平道路；最后，把资本应用在提高生产力的研究上，生产服务于普通民众。[1]
二、我国存在爆发金融危机可能性的原因
（一）我国不存在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经济危机不同于金融危机。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的产物。经济危机的根源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过剩，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属于过剩性危机。从根本上说，我国不存在爆发类似于资本主义国家过剩性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首先，从制度上讲，我国的经济体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这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存在根本的区别。宏观调控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使我国的经济在全社会范围内有效地使用人力、物力和财力发展生产，使经济活动符合人民的利益。
其次，社会主义国家企业所得的利润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家所得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虽然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各种福利待遇有所提高，但是却无法解决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的利润通过税收的方式最后归属于人民。
（二）我国存在发生金融危机可能性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增长时期，但这不能代表中国经济运行中不存在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就出现过金融风险，但由于当时中国整体环境相对闭塞加上四大国有银行的绝对控制地位，并没有演变成金融危机。随着中国加入wto，国际国内环境的改变，一些潜在的问题有可能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
1.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主流趋势，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也逐渐融人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全球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因金融经济危机而陷入衰退，这将会通过降低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而对中国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金融经济危机的发生也会减少外商在中国投资的力度与规模。
2.我国经济发展中内部存在的问题
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的问题。首先，银行体系脆弱。银行是金融系统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现阶段，中国银行业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其次，汇率制度不完善。主要体现在汇率形成机制非市场化、汇率制度缺乏弹性。再次，外债结构不合理。外债是支持一国经济发展一项不可或缺的资金来源。我国外债结构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短期外债不断攀升、商业贷款比例偏大等方面[3]。
三、总结
通过以上各方面的分析，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爆发危机的可能性，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危机不同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即不是过剩性的经济危机。我国存在爆发金融性危机的可能性，这是内外两种因素影响的结果。我们应从国内外两个方面来防御我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主要是从我国内部着手。对于防范未来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中国需要在可控的范围内稳步推进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仅仅靠加息、升值等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化解深层次的经济矛盾。中国现阶段需要从增加内需，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等多个方面，改变目前的经济不平衡状况。
参考文献：
[1]郭书江.论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与遏制[J].经济评论,2004(1)：80-81.
[2]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57.
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篇5
关键词：经济危机；马克思；西方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1)05－0094－05
自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频繁发生，其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和社会财富的湮灭，促使如何熨平经济周期，避免经济危机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自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随着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西方国家已连续20余年未出现经济危机，在此背景下，西方某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通过宣扬“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等理论，试图论证资本主义具有自我完善性，经济危机将不会发生。但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无情的否定了这些西方学者的理论。
鉴于上述背景，本文拟对马克思与主流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比较，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起源及反思的研究，将不仅对认清掩盖在现代知识经济外衣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机理与实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将对剖析资本主义实质，研判未来经济危机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马克思从根源出发解释经济危机的生成机制，不仅分析了经济危机产生的本源，而且对经济危机爆发的推动力量进行了研究。本文拟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研究出发，对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以及推动力量进行较为系统的归纳和梳理。
(一)马克思对经济危机本源的追溯
马克思通过对商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过程进行分析，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同时，只有完成商品价值实现中“惊险的一跃”，才能使商品生产流通过程延续，一旦商品价值实现环节出现问题，则之后一系列商品都会由于缺乏货币而无法实现价值，这为经济危机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而资本主义中经济危机产生的必然性是则由“整整一系列关系”共同产生的结果，具体而言，它主要由生产过剩、需求不足以及资本收益率递减等因素影响。
在生产过剩方面，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中，资本的逐利性驱使资本家尽可能的扩大产出，而导致生产比例失调变为客观规律。因此，马克思批判西方经济学家只关注局部个别部门的生产过剩，而并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存在总体生产过剩。而这种总体生产过剩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其发生具有必然性。
在需求不足方面，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需求不足的内在矛盾。一种传统的解读是，建立在最大化榨取工人剩余价值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分配方式，注定使资本家得到的剩余价值的积累远高于工人工资。而资本家在收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将大部分剩余价值用于资本积累，这将导致资本主义存在无限扩大的生产能力与有限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的产生。但笔者认为，在传统解读的基础上，还存在对马克思观点的另一种解读，即需求由消费性需求及生产性需求组成。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社会分工逐渐细化，生产性需求的比重不断提高，剩余价值实现愈发依赖于剩余价值的再投资。但是只有当工人工资能够达到所生产剩余价值的必要劳动的限度时，工人才可能被雇佣。因此，将导致社会总体需求的不足。
在利润率存在下降趋势方面，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家通过压缩个别劳动时间而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其导致产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断降低，与此同时，榨取剩余价值的难度将不断提高。为达到不断提高资本剩余价值总额的目的，需要不断扩大生产中的资本投入，从而造成市场整体的生产过剩。
综上，马克思通过将资本主义的矛盾细化为生产过剩、需求不足以及利润率下降等三个层面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生产最大化和剩余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本身即为“一个活的矛盾”，因此，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二)马克思对经济危机推动力量的分析
虽然马克思指出，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存在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化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但马克思同时认为，经济危机是在“一系列关系”共同作用下爆发的。在此，本部分拟对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经济危机爆发的主要推动力量进行分析。
第一，固定资本更新。固定资本更新对经济危机的推动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个别固定资本更新而言，由于资本家在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驱动下，会利用固定资产更新以降低个别劳动时间。但固定资本更新所具有的周期性，将导致在固定资本更新周期的间隔内相关产品部门的生产过剩；二是对于社会整体固定资本更新而言，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决策的分散化，社会总体固定资本更新总额与所预存的折旧基金总额很可能不相等，这将为经济危机的爆发起到推动作用。此外，在国民经济中，具有较长资本周转周期的产业也会由于与固定资本更新类似的机理，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第二，虚拟资本的积累。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能够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例如，当利率上升或股票增发时，会导致股票价格下跌。而股票价格往往与居民实际持有财富总量相挂钩，即当股票价格下降时，其所有者的总支付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市场整体需求，这将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第三，非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消费较多的是生活必需品，而奢侈品等非生活必需品则在资本家消费中所占比例较大。一旦经济出现波动时，人们首先会缩减非生活必需品的开支，这将导致生产非生活必需品的部门出现裁员，进而导致非生活必需品生产部门员工的需求降低，社会生产出现过剩。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非生活必需品所占消费比重将不断上升，这将导致出现经济波动时所产生更大的连锁效应，以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综上，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出发，以唯物主义的思想，通过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消费不足，即生产与市场之间的矛盾研究，在第二卷中对资本主义两大部类生产比例失调，即生产过剩的研究，以及在第三卷中对资本收益率逐步降低趋势的研究，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而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进行了系统分析。
二、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
在传统研究中，一般以经济危机的影响因素来自经济运行内部、外部或是兼有为依据，而分为内因论、外因论、综合论对西方经济危机的研究进行分类。这种划分方法能够较好得对各种研究观点进行总结归纳，但是无法在时间顺序上反应出观点的演
进。在此，笔者将以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的演进历史为序，追溯梳理古典经济学、凯恩斯学派、自由主义学派等对于经济危机的主要观点，并对其进行分类和归纳，这样能够在观点归纳的基础上，较好的反应出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相关研究观点的演进。
(一)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理论研究
由于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刚刚确立，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必然导致生产过剩具有较大的争议。在此背景下，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研究观点经历了由全面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到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存在不可避免性的发展历程。
1.资本主义无危机论持资本主义无危机论的学者普遍持市场万能论观点，认为市场中总需求与总供给相等，从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会发生，其代表人物有萨伊、李嘉图等学者。
萨伊(Jeen－Bapfistesay)认为货币只是交换的媒介，出售某种商品意味着购买了另一种商品，即生产某种商品的同时为与它价值相当的商品提供了实现价值的渠道，所以总需求总是与总供给一致，不会出现普遍生产过剩下的经济危机。
李嘉图(DavidRicardo)继承了斯密“看不见的手”，认为个人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与社会整体利益并不冲突，从而他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归结为满足社会需要。此外，李嘉图接受萨伊的思想，认为生产创造了需求，即资本家通过生产实现商品价值后，无论选择个人消费或扩大再生产，都会产生价值相等的新的购买，因此，总需求和总供给总是相等。纵观李嘉图的危机理论，其建立在需求无限论的基础上，并混淆了商品流通与物物交换的关系。
综上，资本主义无危机论认为资本主义不会产生普遍性经济危机，这与当时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初期的时代背景有关，当时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减少政府干预而扩大生产，其导致了当时主流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无危机论的观点，符合其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利益。
2.资本主义危机存在论与上述无危机论相对立的是危机存在论，其代表学者西蒙斯第(Simons)、马尔萨斯(maltmos)等学者，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矛盾，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西蒙斯第接受了斯密教条的思想，认为商品并不与收入完全相等。而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机械化大生产导致的生产规模的无序扩大，使小生产者不断破产，进而影响市场需求和总体消费，最终导致商品价值无法实现，产生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大生产导致的生产无限扩大化与消费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
马尔萨斯认为当社会积累大量转向必需品的生产时，必需品的生产必将超过现有需求程度，产生的有效需求不足，但在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方面，不能仅靠资本家和工人的收入，而应由地主、军队、官员等非直接劳动者创造与商品生产无关的需求，从而保持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因此，对于资本主义而言，若要维持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平衡，则必须刺激非生产阶级的消费，从而避免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危机存在论通过分析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危机是必然存在的。但是，由于出身及代表阶级不同等因素，导致持危机存在论的学者观点之间存在差异，西蒙斯第基于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认为小生产者破产会导致国内市场缩小，产生经济危机，而马尔萨斯从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认为贵族等非生产阶级挥霍能够避免和缓解经济危机。
(二)凯恩斯主义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凯恩斯主义是在1929年到1933年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其全面否定萨伊定律，认为需求能够创造供给，并在“个人消费倾向”、“资本边际产出”以及“个人偏好”的基础上，提出有效需求的概念，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形成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凯恩斯(Keyhes)认为，“个人消费倾向”是由人的习惯、心理以及社会背景共同决定的，会随个人收入的提高而下降，因此，当国民收入提升时，收入和消费之间的缺口会不断加大，导致需求小于供给。而“资本边际产出”为新增的每单位投资可得到的利润，当资本边际产出高于资本的使用成本，即利息时，投资会增加；当资本边际产出等于利息时，投资将停止，在长期看来，资本边际产出是不断递减的，这也将是导致资本边际产出不足的原因之一。“个人偏好”是指个人基于交易动机、谨慎动机以及投机动机等心理，偏好于持有―定量的货币，而非全部储蓄。因此，在货币总量一定的前提下，由于人们对于持有货币偏好的存在，会使利率保持在高位，导致投资不足。
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凯恩斯提出了“有效需求”的概念，是指商品总供给与商品总需求相等时的需求量。有效需求不足时，均衡条件下的就业量小于充分就业的就业量，是资本主义大量失业存在的原因。对于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凯恩斯认为其可分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方面。在消费需求层面，由于经济危机时期对失业可能性的忧虑，导致人们不断减少消费，使社会总需求降低；在投资需求层面，由于货币总供给量不足以及流通速度较慢等原因，导致社会整体中没有足够的货币支付投资需求。
基于上述原因，凯恩斯认为，在经济危机发生时，政府应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尽快经济萧条的影响。其中，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包括政府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调整准备金率或利率等方法影响市场货币使用成本，以提高市场货币供给；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加大公共投资和政府购买，并利用相关政策鼓励私人增加消费，例如，可利用适度的通货膨胀，使居民实际工资下降，促进消费。
(三)新自由主义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随着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的“滞涨”爆发，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而出现了以反对政府干预为主要观点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强调以“无形的手”调节下的自由竞争的重要性，认为经济危机是由于政府采用凯恩斯主义，对市场进行过度干预而产生的。而在新自由主义中，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可分为不同的学派。本文拟对其中有代表性的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观点进行归纳和梳理。
以弗里德曼(Friedman)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以货币数量论为核心，认为由收入、边际资本产出、通货膨胀率以及个人偏好共同决定的货币供给量对于经济危机的产生具有决定性作用。当货币发行量高于生产产品总价值时，通货膨胀就会产生。但由于自然失业率的存在，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因而凯恩斯主张利用通货膨胀降低失业率的举措只能导致“滞涨”。而对于“滞涨”的解决措施，应采用只以货币供应量为唯一调节因素的货币政策，应保证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之间保持同步。这种观点对于缓和资本主义矛盾具有积极作用，但其忽视了失业的产生以及解决方法。
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需求创造供给的论断，认为需求不一定创造供给，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影响社会经济主体对于储蓄和投资的预期，从而产生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供
给缺乏，应通过减税、削减政府开支等措施，提高社会供给，避免经济危机。
新自由主义还包括弗莱堡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其都认为经济危机的产生是由于政府遵循凯恩斯学派对经济过度干预导致，应反对政府干预，提倡市场自由竞争。但是，在新自由主义对于“滞涨”现象作出相应的原因诠释和解决路径分析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例如，新自由主义下，由于资本家对于超额利润的追求，使资本的投入重点由实体经济转向金融项目，这对于居民而言，能够依靠透支消费提前满足远期需求，对于资本家而言，能够提前支取远期收益，而一旦其中一项资金链断裂，就会产生连锁反应，进而爆发经济危机。
三、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研究的比较分析
通过上文中对于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危机研究的比较分析能够看出，两种经济危机研究的根本分歧来源于研究对象以及方法论的差异，进而导致了在经济危机可能性、起源以及成因等根本观点方面存在差异。
(一)研究对象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从经济现象的本质出发，通过系统的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规律和趋势，科学的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般性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经济危机的产生是资本主义这种矛盾的必然产物，因此，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
而纵观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的研究，其以唯心主义出发，以资本主义永恒存在为既定研究前提，以具体阶段的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导致研究观点与结论具有明显的时效性。无论从萨伊、李嘉图等学者对于经济危机的全面否定，到西斯蒙第、马尔萨斯等学者对经济危机存在性的肯定；还是从凯恩斯主义面对经济危机提出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分析，到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的危机应对策略，都反映出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研究仍停留在现象层面的分析，并没有接触到经济危机的本质，因此也无法对经济危机的起源与应对进行全面、客观的研究。
(二)方法论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对于意识行为具有决定作用，人们在物质生产中所结成的经济关系是社会形成的基础，而经济关系中的物质利益关系是经济主体行为和心理的出发点，所以经济主体行为和心理应当由物质利益关系说明，而不能相反。由于市场主体的经济关系错综复杂，因而不存在普世性的“心理法则”来指导所有市场主体的行为，也不能只用某一阶级的特定心理及行为描述整体，因此，应坚持唯物主义方法论，以经济关系人手对经济危机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研究。
而在西方经济学在对经济危机的研究中，以唯心主义为方法论，普遍将心理因素引入研究之中，夸大了心理作用对于市场行为的决定作用，使得对于国民经济整体运行过程的研究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例如，凯恩斯在对经济危机的研究中，承认资本主义存在供过于求的矛盾，但是，他并没有深入研究矛盾形成的内在机理，而是以市场主体心理因素出发来研究有效需求不足。因此，这种利用唯心主义观点对经济危机进行研究与马克思的观点截然对立。
(三)研究观点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透过经济危机带来的各种表面现象，深入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的内部矛盾进行分析，通过在《资本论》三卷中分别对消费不足、生产比例失衡、资本收益率递减等矛盾表象的分析，从不同层面揭示经济危机产生的内在原因，认为市场供过于求是经济危机的直接表现，而供求矛盾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实现矛盾的表现，剩余价值实现中的矛盾则是生产者的盲目扩张与消费者有限需求之间矛盾的体现，最终得出经济危机中一切矛盾存在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与生产社会化。
由于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既定前提是资本主义是永恒存在的社会制度，这导致在研究中，西方经济学忽视了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内在关系，而把研究重点集中于市场要素的需求供给关系、市场主体的未来预期乃至货币供给等视角，试图从上述微观层面人手建立规避经济危机的有效策略，此外，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部分经济学家甚至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具有自我完善性，经济危机是各种外部因素，例如政府制度规制等干扰的结果，只要避免外部因素干扰，就能够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由此能够看出，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研究停留在对现象表面的认识上，其导致对经济危机的分析结论较为片面。
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篇6
关键词 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经验模态分解：能源政策：预测
中图分类号 F2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2-2104(2009)02-0007-06
美国次贷市场的过分膨胀和高风险金融创新引发了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投资者对全面信贷危机的担忧，造成股市和信贷市场剧烈波动，并迅速蔓延殃及许多国家。由于美国经济放缓和全球信贷紧缩，我国做为美国最大的出口国不可避免受到了冲击。能源作为工业的血液，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在这种外部经济环境下，能源生产会受到多大程度和多长时间的影响、未来能源生产将走向何处，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为了应对这场复杂的金融危机，我国政府出台至2010年底约投资4万亿元以进一步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能源局将拨付超2000亿元建设能源基础设施项目，增加清洁能源比重，调整能源结构，填补西南地区无炼油厂的空白。本文基于经验模态分解法，对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进行因素分解和提取，着重分析能源政策和金融危机对能源生产发展演进特征的影响，研究政策出台的实际效益是否能对冲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引导能源生产继续稳定发展。
1 我国能源生产演进态势测算方法选择及其特征分析
为了研究次贷危机影响下，我国能源生产态势，本文从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态势演进特征入手，提取演进特征的影响因素。
1.1能源生产演进态势测算方法选择
关于能源方面的研究涉及许多方面，JiaHaiYuan通过协整分析，证明了我国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投资和能源使用水平，并指出总体能源消费和GDp之间存在双边因果关系；XunZhang用经验模态分析法，提出影响原油价格的3种因素分别为日常供求不平衡或其他市场活动导致的短期波动，显著性事件的震荡和长期趋势。alloerUnler经过对算法的优劣比较，提出粒子群优化技术能有效降低预测误差，并对土耳其2025年的能源供求进行了预测；murrayG.patterson总结了传统意义上能源效率的内涵，从热力学、物力热力学、经济热力学、经济学的角度对能源效率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并对能源效率的计量方法进行了总结。《中国能源战略研究总报告》根据煤炭的资源条件开采技术和供需关系，采用系统动态模型，考虑储量、需求、投资环境和运输等因素，对煤炭生产进行动态模拟预测。《世界能源展望2007》根据经济增长、人口、能源价格和技术设想的变化，分参考情景、可选择政策情景、高经济增长情景对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的供求进行了长期预测。
文献[4]中提出经验模态分解可用于分析非平稳数据，进行特征的提取，对提取的因素可根据数据本身的含义给予合理的解释，其中显著性事件震荡效应分析和长期趋势预测，和本文研究内容不谋而合。因此，本文选择经验模态分解对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进行演进特征因素提取，并在此基础上对金融危机背景下能源生产态势进行预测，这在以往理论研究中仍属空白。
经验模态分解(emD)是Hilbert-Huang变换中的一种信号分解方法，经过这种信号自适应的分解方法处理后，原始数据(Signals)即可由本征模函数(intrinsicmodeFunction，imF)分量及一个均值或趋势项(res)组成：
目前emD分解在交通、医学、电力等许多领域都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1.2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特征分析
1982年“十二大”确定了“能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的重大方针，有力推动了能源事业的发展，1986年国务院颁布《节约能源管理暂行条例》和《中国技术政策・能源》蓝皮书，要求把节约能源作为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挖潜、革新、改造的重点来抓，自此我国能源生产才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本文选取了1986―2007年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数据进行enD分解，所得分解结果见图1。
2 我国能源演进特征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理分析
从图1中可以看出，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数据通过emD分解后，得本征模函数imF1，imF2和趋势ReS，下面将对每一项的演进特征所对应的现实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进行详细分析。
2.1金融危机和能源政策对imF1特征的作用机理分析
(1)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一系列金融危机由于投机攻击的力量，突然间爆发，并通过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和信心的感染等渠道在不同领域、不同地理空间快速传导和扩散，产生极强的破坏力。由于我国1992年才实行改革开放政策，1982年、1983年和1992年的金融危机都未能殃及中国。亚洲金融危机开始于1997年7月泰铢贬值，同年迅速引发新加坡元、台币、韩元的贬值和一大批日本银行和证券公司的破产，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我国政府坚持严格资本管理和人民币不贬值，最大限度地抵御了外部冲击，虽然如此，还是出现国内需求不足、就业压力大、外贸出口困难等问题，能源行业也受到一定影响，能源生产作为能源行业的重要供给，当能源消费、能源价格、生产成本、能源运输等方面都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时，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
从图2中可以看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已下行2年的imF1进一步下滑，并出现了负增长，1998年危机席卷了印度尼西亚、俄罗斯，最终演化成全球金融危机，这一年imF1跌至近10年的最低点，其恢复也经历了漫长的时间，2000年才基本恢复至危机发生时的水平，2003年开始才进入全新的高速发展时期。危机的发生进一步恶化了能源生产态势，对于我国能源生产发展产生了“雪上加霜”的影响。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是否会加剧原本已经下滑的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趋势，对能源生产的影响将持续多久，取决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破坏力和持续时间，当然也要看我国自身能源政策的调控。
(2)我国能源政策对能源生产发展演进的影响。能源政策对我国能源生产的导向作用，在很多文献中都有论述，文献[15]提出征收资源税有利于减少国有垄断石油企业的垄断租金及因垄断获得的超额利润，使企业自觉改进
低效生产，提高稀缺油气资源的开采效率。文献[16]指出对于节能环保，清洁技术的发展，政府起着很重要的影响作用，国家有政策规定，有节能减排的目标，企业就会依照政府建议的模式进行。
从图3中可以看出，能源生产发展的态势受我国能源政策引导，在每一次imF1转折点，我国都有相应的影响能源生产的政策出台。
转折l：1992年建成大秦线，是雁北等地煤炭外运的重要通道，年运量可达1亿t，对西煤东送，煤炭外运具有重要作用，1993年底国务院做出“三年放开煤价，三年抽回亏损补贴，把煤炭企业推向市场”的重大决策，将能源领域推向了市场。在这些政策的鼓励下，能源生产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转折2：为了保持能源与国民经济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从1996年开始我国能源行业的发展坚持开发与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并积极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转折3：1998至1999年全国实施关闭破产65个煤炭项目，核定生产能力4000万t左右，1998年，我国能源生产降至近几年的最低点。转折4：实施继续扩大开放并加快西部开发的能源政策，我国能源生产增长率节节攀升，能源生产总量逐年递增，2005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升至187341万t标准煤，是2000年的1.45倍。转折5：我们把节能降耗作为工作重点时，能源生产又开始了缓慢下降。
2008年，国家投资超2000亿元进行能源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并在未来5年进行资源开发性西部干线铁路建设，政策的出台是否能使我国的能源生产发展迅速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迎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取决于这些政策的执行程度。
综上所述，imF1中所表现的1993至1994年的小幅调整，1996年急速下滑，2001年的平稳增加，至2005年后缓慢下降的特征，揭示了我国能源政策和金融危机对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态势的影响。
2.2经济周期对imF2特征的作用机理分析
经济周期是推动创造性毁灭和经济增长以及复兴的关键力量。关于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树成的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他的分析结果显示，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经济走势总的特点就是“峰位”降低，“谷位”上升，波幅缩小。
从图4中可看出，imF2和GDp增长率有基本一致的周期变化，在90年代以前我国经济发展不平稳，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后，1993年进入发展的高峰，到1997年之后增速减缓，2000年之后开始复苏，但是增加的水平不及1993年，2007年发展的速度开始减慢，这也与文献[19]中我国经济走势特征一致。
经济周期的动态变化和其中的人口统计学趋势，引发了革新、新技术的推广、GDp增长、通货膨胀、股市繁荣和下跌、贷款、投资和买卖房产。能源生产作为经济活动中的一份子，势必受经济周期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遵循市场经济运行秩序，能源生产态势变化基本保持了和经济周期一致的脚步，从图5中可以看出，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和经济周期变化有同样的趋势，经济低迷时，能源生产总量水平低，经济快速发展时，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也呈现较快的势头，2008年是否是本轮经济周期的拐点，目前一致看法是，中国经济在2008年GDp增长有可能放缓，但是放缓不等于说就是“拐点”，也可能属于高位调整。克服经济周期带来的影响，对于能源生产稳定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2.3能源生产发展自身规律对ReS特征的作用机理分析
国务院能源办副主任徐锭明在《新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政策解读及新能源机构战略定位》的主题演讲上指出，能源发展转换的规律是从高碳到低碳，最后走向无碳。能源开发利用的规律是从低效到高效，煤碳发电效率从30％到40％，天然气发电效率从55％到58％，从不清洁到清洁，从不集中到集中，从不可持续到可持续的发展过程。根据这样的规律，我国政府为了解决能源资源不足问题和能源供需矛盾，在充分考虑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和承受能力的基础上，从1986年至今坚持开发节约并重、节约优先，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控制高耗能产业盲目扩张。伴随着我国能源生产效率和利用效率的提高，能源技术进步，节能降耗政策出台以及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庞大的能源生产总量基数，虽然能源生产总量仍呈现平缓增长态势，但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自身呈现非常缓慢的下降规律。
3 次贷危机与政策出台对我国能源生产影响态势预测
至2008年8月，我国的能源生产增长率与2006年和2007年同期相比并未出现异常变化，说明到2008年8月次贷危机对我国能源生产总量的影响还未显现，但是根据世界银行2008年11月的《中国经济季报》(以下简称为《季报》)中指出，2008年秋季开始，我国财政收入增长放缓，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次贷危机给我国的能源生产总量带来的影响与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是否一致，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是否会在危机中跌到谷底，危机结束后何时恢复至危机前的水平，并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重新稳定发展。
依照emD分解结果的分析，这些问题的回答将取决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破坏力和持续时间，我国自身能源政策的调控作用，经济周期和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自身发展趋势的影响。本文的研究重点是从危机和能源政策层面，分析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影响下我国能源生产态势，以1997年和200"1年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演进特征进行对比，可得到以下结论：
(1)两次金融危机发生前，能源生产趋势基本一致，但2007年的整体发展要好于1997年，减缓的幅度也低于1997年。
(2)两次危机发生时，国家出台能源政策的关注点不同。1998年我国能源政策主要关注点在治理国内的非法矿藏开采，国有能源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额比1997年有所下降。而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后，我国经济遭受冲击日益显现，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今后两年多时间内安排4万亿元资金强力启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能源局也做出积极响应，加大能源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这项能源政策的出台对能源生产发展有促进的作用。
(3)能源政策对能源生产发展态势的影响具有长期效应。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刘伟教授根据他的研究数据指出，宏观政策显效有时间的延误性，有些短期政策出台后7个月能见效，有的政策则要用2年时间才能陆续见效。从图6中可以看出能源政策对能源生产发展态势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每次能源政策的制定对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的影响都历经很长时间。
(4)金融危机对能源生产冲击作用是暂时的。文献[22]指出由于我国资本实行管制，市场开放度还尚待提高等，使得外部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冲击的传导渠道受到一
定阻滞，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不具有决定性，对能源生产的冲击也是暂时的，到1999年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就已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恢复高速增长。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季报》中指出，中国的实体经济已经通过广泛的对外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完全融入了世界经济，因此不能逃脱全球经济下滑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各大银行对与次级贷款相关的资产涉入不深，国家对资本流动进行控制，使得迄今为止，国际金融危机仅对中国金融体系造成了有限的直接影响，并且目前这些影响都是可控的。由此看来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在危机的作用下会有所下滑，但下滑的幅度不会很大。
(5)政策出台对危机造成的影响具有一定对冲作用。政策防御外生负面冲击的作用不可低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政府坚持严格资本管制和人民币不贬值，经济发展实现了软着陆，宏观政策对熨平中国经济波动起了重要的作用。为了应对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国提出了增内需、保增长的十点方案，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领域的投资，《季报》中指出近期宏观政策立场迅速转向刺激性政策，这是非常正确的，更高的政府主导性支出将在2009年经济增长中发挥关键作用。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的政策对于危机造成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对冲作用，在这样的宏观经济环境下，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下滑的时间不会超过1997年的水平。
根据以上的分析，本文将1997―1999年作为参照(见图6)，对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变化态势给出如下预测：我国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将在2009年继续保持和前5年一致的下行趋势，并跌至近6年的最低水平，但是跌幅不大，不会超过1997―1998年的跌幅水平，不会出现负增长，2010年随着经济的复苏，能源生产增长率有所上升，升幅也不会很大，不会超过1999年至2000年的幅度，但会恢复至2006年的水平。综上可以看出，次贷危机后，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会有一个小幅的调整，但我国能源生产总量仍会呈现平缓的增长趋势。
4 结语
本文基于经验模态分解方法，分析了能源政策和金融危机，经济周期，自身发展规律对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态势特征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特别地从危机和能源政策层面对比1997年和2007年危机和能源政策对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演进特征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1)2007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本身趋势下行，下行趋势缓于1997年。
(2)金融危机加剧我国已经下滑的能源生产趋势，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持续了18个月左右。
(3)我国能源政策在引导能源生产发展上发挥着长效作用。
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篇7
[关键词]金融危机投机经济平衡监管
2007年在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变成目前这场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世界实体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距离上次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仅仅十年。纵观世界经济，为什么全球或局部性的金融危机反复出现？为什么它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它的根源到底在哪里？人类应该如何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及减轻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本文将就以上问题展开论述，探讨金融危机的根源，进而寻找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一家之言，欢迎批评指正！
一、经济生物链和经济生态平衡
在自然科学领域，自然界的生物链和生态平衡的概念已经被人们广泛的认识和接受。一旦自然界的生物链和生态平衡被打破，带来的是生态危机和生态灾难。本文认为：在经济领域，也存在着一种经济生物链和经济生态平衡，一旦经济生物链和经济生态平衡被打破，必然带来经济灾难或金融危机。经济运行的规律与自然界运行的规律在很多层面是相通的。
我们先来看一个自然界最简单的生物链模型：在草原上，生活着狮子和羚羊，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开始点，处于生物平衡的状态。假设狮子的数量开始上升，那么在一定时间内，羚羊开始减少，草原开始茂盛，结果就是狮子被饿死，羚羊获得更多发展空间，草原开始减少；随着羚羊数量增加，草原开始减少，狮子也获得更多食物开始增加；当草原开始减少，羚羊会随之减少，其后是狮子因食物不足而减少；羚羊减少后，草原又开始增加……狮子、羚羊和草原之间正是在反反复复的增加和减少的过程中建立了一种动态的平衡，在自然界，很难找到绝对的平衡。假设狮子过度发展，最终吃光了羚羊，或羚羊过度发展，吃光了草原，结果就是一起毁灭，这就是自然界的危机。
经济活动的运行规律如同自然界一样，存在着一种动态的平衡，各个环节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关系，当某个环节过度发展，最终会对其他环节产生影响，而严重的失衡状态就是我们谈到的危机。经济本身的波动是一种正常现象，各个环节不同步发展也是客观现象，但是当某个环节的发展超出正常波动的范围，则最终会打破经济原有的平衡状态，表现出来就是经济或金融的危机状态。以金融、房地产、其他实体经济为例，当金融和地产的过度发展最终挤占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透支了实体经济的血液之后，最终金融和地产也会因为缺乏真正的血液而崩溃，这就是目前经济的危机状态。
二、金融危机的根源
经济危机的直接表现就是金融泡沫的破裂后表现出来的某些行业严重过剩某些行业严重不足的经济不平衡的危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是相伴而生的，金融危机是经济危机的最直接和外在的一种表现形式，经济危机则是金融危机的一种后果和本质所在。所以本文在论述时没有加以详细的区分。
下面简单探讨一下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本文认为，金融危机发生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金融活动中的过度投机行为，而政府在监管信用交易（投机交易）方面的缺位加速了危机的爆发。
1.金融危机的直接根源：过度投机。投机活动无处不在，但是最容易发生在哪里呢？“资本惧怕没有利润或利润过于微小的情况。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会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它们。走私和奴隶贸易就是证据。”通过这段话不难看出，哪个行业利润高，哪个行业就容易产生投机行为，利润越高，投机产生的风险就越大。
经济中的某个行业如果处于利润过高的状态，根据西方经济学中“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必然会有很多资本包括投机资本流如该行业，其结果就是造成该行业的过剩和其他行业的短缺，这种局面如果维持时间过长的话，经济的不平衡状态会逐步加剧直到出现该行业因为严重过剩企业大量破产的局面，最终造成银行大量坏账，进而波及其他行业，损害实体经济的发展。
高额的利润诱发过度投机行为。我们从一些数据来看一下金融业和地产业的高利润状况。根据美国官方公布的数据，美国房价2004年平均涨幅为11％，2005年平均涨幅为13％，美国2000年到2006年全国房价平均价格上涨了90%，其增长速度均超过同期利率回报水平；在国内金融界，2007年11位金融高管年薪过千万；2007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前10名中，涉足地产的达到6位，前4名均涉足地产。从这些数据中不难看出，金融业和地产业的利润程度，如此高额的利润岂能不诱发资本的逐利行为？其行业投机程度由此可窥见一二。
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此次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其起源都是金融和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这恰好反映出一个问题：金融业和地产业在危机爆发前存在着利润过高和规模过度膨胀的情况。可以说，过度投机使这些高利润甚至是暴利行业过度膨胀，最终助长了经济危机的发生。
在自然界，如果某个物种过度发展，便有可能影响到其他物种的发展，进而可能引发生态危机。在经济领域同样如此，过度投机使某些行业的发展超出了正常的规模，同时其他行业得不到充分的发展空间，最终使经济失衡导致危机的发生。
2.金融危机的深刻根源：信用交易失控。为什么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容易成为经济危机的重灾区，或者说，为什么在金融业和地产业更容易产生投机呢？投机需要大量的资本来支撑，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杠杆交易成了投机者最好的工具。正是因为在金融和地产领域广泛存在着杠杆交易，才使得这两个行业成为投机活动的重灾区。
我们知道，在实体经济中，交易1美元，就需要实实在在掏出1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投机即使存在，也很难掀起大风大浪，但是，在很多的金融活动的杠杆交易中，投资10美元的东西实际出资只需要不到1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暴利是很容易出现的，杠杆越高，投机活动就越密集，最终，疯狂投机打破了原有的经济平衡状态，当资本获利撤出或市场出现严重过剩后，问题或危机也就随之而来。
举例来说明：目前，世界上许多投资银行为了赚取暴利，采用20～30倍杠杆操作，假设一个银行a自身资产为30亿，30倍杠杆就是900亿。也就是说，这个银行a以30亿资产为抵押去借900亿的资金用于投资，假如投资盈利5％，那么a就获得45亿的盈利，相对于a自身资产而言，这是150％的暴利。反过来，假如投资亏损5％，那么银行a赔光了自己的全部资产还欠15亿。相关资料表明：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高盛、摩根斯坦利等著名美国投资银行及其交易对手出现的流动性危机，都是源于高财务杠杆率支配下的过度投机行为。美国投资银行平均表内杠杆率为30倍，表外杠杆率为20倍，总体高达50倍。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杠杆率则高达62.5比1。
虽然银行可以通过保险等手段转嫁风险给保险公司或基金公司，但是过高的风险总是要有人来承担，保险公司或基金公司也存在因为承担不了风险而破产的可能性。所以说，这个金融链条看似完美，但是一旦有哪个环节因为不堪重负倒下的话，受损害的是整个经济的运行。
为什么房地产行业也容易发生危机呢，按揭贷款在某种程度上起了一个不好的作用，三成首付、两成首付甚至零首付都是变相的杠杆交易。当杠杆交易失去控制，必然会产生大量的不良债务和虚假的投机需求，给实体经济带来根本性的破坏。所以政府对杠杆交易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当任何一种经济承担了它本身不能承受的风险，这种经济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就始终存在。
三、金融危机的防范及应对措施
1.抑制人为垄断，维护经济的平衡。经济中的垄断行为是高利润的源泉。作为政府来讲，防范经济运行中出现垄断行为是防止经济出现不平衡的重要手段。政府应该在经济中引入更多的竞争来防止经济出现垄断行为。同时还应该立法防止经济中可能出现的串通合谋囤积等不正当竞争行为所引发的人为垄断行为。一旦经济中某环节出现垄断行为，要么效率低下遭人诟病，要么就是借助垄断地位疯狂攫取，而且由于其处于垄断地位，在危机来临时缺乏必要的缓冲，极容易诱发连锁反应，对经济产生强烈的破坏。美国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就是典型的例子，如果该行业有更多的竞争者，至少可以给经济提供足够的缓冲，避免或延缓危机的发生。
垄断企业借助其垄断地位，很容易使其处于一种无法破产的地位，这样便造成一种局面：经济景气时股东赚取高额的盈利，危机时则要动用全体纳税人的钱来拯救。这就是经济中经常面临的道德风险问题。也就是说，当你把某种经济风险全部交给市场中的一个经济体承担时，如果这个经济体本身无法承担这样的风险，那么就存在着道德风险，这种危险最终还是要由政府和纳税人来承担。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就有必要主动承担并监管这种风险，否则的话风险机制就形同虚设。
自由竞争也会导致生产过剩，但是自由竞争产生的生产过剩还不足以形成经济危机，因为任何经济都有波动性，这种波动的幅度在健康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但是当垄断行为大大加剧了经济过剩，使其有可能超过经济本身的承受能力，造成经济危机。
2.控制信用交易、监管信用交易。(1)严格控制按揭贷款的发放。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此次金融危机，均含有房地产业过度发展的因素，这其中，按揭贷款的发放是诱发房地产行业过度发展的重要因素。银行为了追求利润，先是放贷给放贷给生产者，当消费不畅时，又放贷给消费者。银行按揭贷款的发放对于刺生产激消费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人为放大了房地产的生产和消费。这种做法最终为经济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促使某一能够获得资本的行业过度发展，另一方面为投机者提供了一个自买自卖，假交易套取银行资金的窗口，通过过这个窗口，投机者几乎轻而易举把风险转嫁给银行自身，这和借钱给赌徒几乎没有区别。(2)认真监管期货交易及其资金来源。期货交易是投机交易的重灾区，中国已经有很多企业甚至是大型国有企业从事期货交易巨额亏损的例子。中航油、中信泰富、东航和国航等企业在期货交易领域均出现过巨额亏损，甚至威胁到企业的生存。所以,抑制企业的投机冲动监管企业投机行为也是维护经济稳定一个重要方面。对于这个问题，本文认为最重要的是政府应加强企业财务制度的建设，防范企业投机冲动，尤其是借贷资金或挪用资金进行投机的冲动，切实保护企业运行的安全。
3.建立危机应对机制。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通常的拯救危机的措施主要有减税、政府出资救市等，这些做法很容易遭到用全体纳税人贴补少数投资者的非议，而且是以牺牲政府其他方面支出或者扩大财政赤字为代价，提高了纳税人负担，降低了政府的信用，影响了其行动能力，严重的甚至会拖垮政府，冰岛政府破产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本文认为政府应该改变这种做法，建立一套应对危机的长效机制。具体设想如下：
政府对高利润行业或垄断行业征收投机税或暴利税，税收的主要部分用于建立危机应对基金，交由国家专门机构采用稳健保守的方式管理该基金，以便在危机来临是能够提供最大程度的缓冲，为化解危机争取时间。这样做的好处在于：首先，分级征收投机税或暴利税的目的是调节各行业之间的利润，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投机对正常经济产生的破坏作用；其次，当危机真正来临时，政府可以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去应对危机；再者，专门机构还可以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探索一套稳定经济的管理模式。
四、结论
金融危机是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中的过度投机行为和信用交易的失控。政府不应该将经济危机风险交给市场去承担，而应主动监管金融风险，并征收投机税或暴利税建立危机应对基金，抑制过度投机行为，维护经济稳定，探索危机应对的长效机制。
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篇8
关键词:次级贷款;金融危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2007年4月爆发的次贷危机，以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美国第二大次房贷公司)破产事件为标志，由房地产市场蔓延到信贷市场，进而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此次危机波及到全球，由于美国金融机构把次级贷款打包成债券，大量出售给国际投资者，包括我国的一些金融机构。而且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实体造成影响并促使美国调整宏观经济政策，而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美国的经济政策调整必然会跨越国界，传导到全世界，这必将对世界经济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因此，在此背景下正确审视这次金融危机，探讨其产生的机理和原因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关于金融危机原因的探讨
关于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机理和原因，国内外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笔者根据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吴晓求教授关于“制度说”、“政策说”、“市场说”和“周期说”的提法，将学术界学者的观点归纳总结如下:
(1)制度说。“制度说”认为，高度自由、过度竞争的经济制度和金融体系是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制度原因。大卫科茨认为，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因为，解除管制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没有国家严密监管的金融市场是非常不稳定的。日本共产党中央前主席不破哲三谈到国际金融危机对当今资本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时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的性质是金融危机与生产过剩的结合，其根源是新自由主义的泛滥。李鹏程指出，次贷危机的深层次意思就是过度宽松的经济政策，即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此次金融危机就是由先前一阶段的次贷危机所引起的，而次贷危机产生的源头又于政府“放任经济、任其发展”的新自由经济政策密切相关。
(2)政策说。“政策说”认为，长期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全球金融危机形成的政策基础。许小年指出，美联储所发行的货币超出实体经济的需要，金融机构的钱太多了，再加上对对冲基金监管不力，最终成为次贷危机的罪魁祸首。甄炳禧认为，美国次贷危机起源于近年来美国次贷市场的过分膨胀，是近些年来其国内积累的金融和经济风险不断释放的结果，也与金融创新、金融全球化及西方货币政策相关。美国的货币政策和与此相关的美国房地产行情的变化也是次贷危机发生的重要因素。孙音则指出，自2000年起美联储屡次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鼓励消费，致使美国国内出现过低的储蓄率、长期的消费热潮、进口不断增加以及长期的经常性收支恶化，而美国之所以可以按照这种形势维持经济的繁荣，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前全球经济的严重失衡和不对等、不均衡、不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尤其是以美元本位制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内在的重大缺陷。
(3)市场说。“市场说”从更微观的角度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他们认为，金融的过度创新和监管的相对滞后，金融工具的结构化、衍生性和高杠杆趋势，导致了金融市场过度的流动性，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程度，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王胜国指出，美国政府为刺激经济复苏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促使了次级抵押贷款的迅速增长和美国居民的过渡消费，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监管制度的漏洞和监管手段的不足使金融体系的风险逐步积累，是导致此次危机的主要原因;华尔街的经济精英们违背信用原则，漠视风险控制，缺乏制衡机制，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迷狂中陶醉，将社会责任抛诸脑后;美联储为抑制经济过热和稳定通货膨胀预期大幅度地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直接促使这次次级抵押贷款偿付危机的爆发。而究其根源在于金融创新中对于信用风险的控制不当。
(4)周期说。“周期说”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长周期的一种反映，是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结构、贸易结构、金融结构大调整在金融体系上的一种必然反映。它是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严重的结构性失衡的一次重大调整，以实现资本市场、金融资产在规模和结构上与其赖以存在的实体经济相匹配。在上述四种说法里，吴晓求教授比较倾向的就是“周期说”。并且他认为，“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只会发源于美国、发端于华尔街。因为，在那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现代金融)，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结构上都已严重失衡，华尔街的极端利己主义行为把这种失衡推向了极端，从而使金融危机一触即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认为，美国金融危机并不单纯是监管不力，如果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分析来看，实际上是虚拟资本过度膨胀的结果。
除了这几种主要的原因分析之外，还有的学者提出过度消费说，委托链过长说、流动性过剩说等不同的理论。
2基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成因再探讨
上述关于金融危机产生原因的分析，分别从不同的视角阐释了危机的成因。各位学者虽然都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每种分析也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都只是分析了金融危机的表面原因或者具体原因，并没有揭示出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或者深层次原因。因此，我们要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视角透析当前金融危机的本质，揭示危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虽然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没有在完整系统的专著里给我们呈现，但是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经开始研究资本主义周期性的、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资本论》的写作并问世，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完成。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资本的生产过剩，仅仅是指可以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即可以用来按一定剥削程度剥削劳动的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过剩;而这个剥削程度下降到一定点以下，就会引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混乱和停滞、危机、资本的破坏。”可见，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危机。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相对过剩”，它是针对“绝对过剩”而言的。马克思又指出:“生活资料和现有的人口相比不是生产得太多了。正好相反，要使大量人口能够体面地、像人一样地生活，生活资料还是生产得太少了……但是，要使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按一定的利润率剥削工人的手段起作用，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就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不是财富生产得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的形式上的财富，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可见，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社会基础和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即不断扩大的社会生产能力与相对有限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
资本主义当代危机的产生流程是:资本制度的内在矛盾——两极分化——有效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经济危机——淘汰过剩生产能力——回到起点。通过增加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两个环节，一方面延迟了危机;另一方面生产过剩不再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而是表现为有效需求旺盛，甚至表现为有效需求“过度”(透支消费)。可见，其实质仍然是马克思早已指出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自从“911”事件后，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房地产市场繁荣，次贷机构为了获取利益，大量发放次级抵押贷款。当美联储为了避免通货膨胀而提高利率时，借款人无法正常还贷，导致了危机的发生。这种透支消费，正是由于消费者消费能力有限，而资本家要获取高利益，所以低估风险，盲目发放贷款，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缓解生产过剩。所以，透支消费，只不过是将危机从当时推迟到了未来。
可见，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才导致了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这也就引发了生产无限扩大和消费能力落后的矛盾，出现了消费能力不足，导致生产过剩。由此引发了透支消费，出现了违约率上升，引起了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波及到全球之后出现了当前的金融危机。按照马克思的逻辑，只有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实现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才能最终解决这个对抗性矛盾。这也就揭示了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经济危机仍将继续甚至更加频繁，资本主义也终将走向穷途末路。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它把握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从本质和根源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对今天而言，它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市场经济基本保持稳定发展，事实证明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科学发展观是经得起考验的。
参考文献
[1]大卫科茨.美国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J].红旗文稿，2008，(13).
[2]赵静.日共前主席不破哲三谈国际金融危机对当今资本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J].当代世界，2009，(5).
[3]李鹏程.新自由主义与经济危机[J].知识经济，2009，(9).
[4]许小年.次贷危机罪魁祸首是格林斯潘[DB/oL].
[5]甄炳禧.透视美国次贷危机及对我国的启示[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11).
[6]孙音.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探究[J].北方经济，2009，(5).
[7]王胜国.全球金融危机的缘由及其主要经济理论的反思[J].商场现代化，2009，(4).
[8]吴晓求.关于金融危机的十个问题[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1).
[9]成思危.分析金融危机还是要回到马克思[J].中国改革，2009，(1).
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篇9
［摘要］此次源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如何认识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根源、传导机制、发展趋势以及对中国的启示，目前国内理论界已有大量研究，有共识也有争议。本文围绕上述四个方面对国内关于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理论研究进行述评。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不仅使美国经济遭受重创，而且迅速蔓延全球，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不同，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策源地就在市场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现代金融市场发展最为完善的美国。分析其原因、传导机制和发展趋势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经济运行机制。国内许多专家、学者对此次金融危机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在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一、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
美国次贷危机于2006年下半年初露端倪，到2008年8月升级为全球性金融危机，次贷危机是引发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这是目前国内理论界的共识。因此，要探究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发生，首先必须弄清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目前国内理论界在这方面有大量文献，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主要观点。
1.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动。
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是由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和房地产市场不景气所导致的，即是由于利率变化和房价波动引起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赴美考察团（2008）认为，美国次级贷款之所以引发全球范围内金融市场的危机，利率与房价波动是关键因素。首先看美联储利率政策及贷款利率的变化。美联储从2001年初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次贷规模迅速增加。但出于对通货膨胀的担忧，美联储从2004年6月起逐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与房屋贷款利率。利率的上升无疑对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形成压力。其次是美国房屋价格普遍出现大幅下降，利率变动影响到借款人的融资成本和还款能力，而房屋价格变动则影响到借款人的还款意愿，两者共同决定了次级贷款的违约率。房价增速放缓甚至下跌是到期未付率开始上升的重要原因。［1］
2.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与金融市场操作不规范。
另一种观点从金融市场层面挖掘次贷危机的原因，强调了次贷危机中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与金融市场操作不规范造成的影响。如何帆、张明（2007）将利率上升和房价下跌归结为次贷危机发生的触发动因，并从创新的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市场操作视角出发，将次贷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归纳为：宽松的贷款标准和创新的贷款品种、风行的证券化和偏高的信用评级。金融衍生产品创新方面，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面向的是那些收入较低、负债较重的、原本不够资格申请住房抵押贷款的潜在购房者群体，同时房地产金融机构开发出多种抵押贷款品种，如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另一方面，从金融市场操作角度看，房地产金融机构为了迅速回笼资金，以便提供更多笔抵押贷款，可以在投资银行的帮助下实施证券化，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在市场繁荣时期，信用评级机构有时候通过提高信用评级的方式来讨好客户，主观上降低了信用评级的标准，而证券化产品偏高的信用评级导致机构投资者的非理性追捧，最终导致信用风险的累积。［2］
此外，刘克崮（2007）［3］、冯科（2007）［4］等也认为，次贷产品设计本身存在缺陷，且过度衍生，使得风险跨市场传递；而且信用评级机构的中介独立性弱化，以资产证券化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工具被过度滥用，是产生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
3.金融监管不力。
还有许多学者将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原因归结为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缺失。罗熹（2008）认为，对金融机构监管的放松是导致次贷危机的重要因素。在此次受次贷危机影响较大的美国、英国、爱尔兰等国家实行的是典型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该模式信奉自由贸易主义、最低政府干预以及最大程度的竞争，其逐渐放松的金融监管使得其金融体系常常陷入危机当中。首先，从美联储的职能看，以往美联储在金融市场发生动荡时采取的救市行为容易助长投机心理，甚至产生不负责任的道德风险。其次，从对金融部门的松懈监管看，监管机构推翻了旨在将投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分离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让商业银行能够从事全能银行的业务。在美国，金融扩张的幅度明显大于其所服务的实体经济，而且随着监管的绊脚石被移走，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危机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5］
4.流动性过剩。
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流动性过剩是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金融危机发生后，许多人将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与流动性过剩联系起来。华民（2008）认为，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全球流动性过剩。由于全球经济进入成本竞争后产生了价格持续下降的通货收缩效应，从而导致货币需求的减少、美国长期累积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规模巨大的贸易赤字，导致了美元的过度供给等因素，不可避免地造成全球性的流动性泛滥。过剩的资金大量购买高风险资产，从而引发了以美国次级债为典型的金融风险。［6］陈雨露、庞红、蒲延杰（2008）认为，就根本而言，次贷危机的根源在于货币紧缩政策的时滞和全球的流动性过剩。随着美国利率的不断提高，货币紧缩政策的累积效应逐步积累沉淀，最终引发次贷危机突然大规模爆发；而在全球资金供给过剩的背景下，贷款标准降低，贷款规模过度扩大，最终演绎成为全球潜在的金融风险。［7］黄纪宪、张超（2008）则试图从商业银行这一视角，探讨流动性过剩背景下商业银行风险不断积累的原因。他们认为，银行流动性过剩会影响商业银行的竞争行为，导致过度竞争，使得次级抵押贷款的信用风险快速膨胀。［8］
5.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
当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虚拟资本的运动，虚拟经济的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失衡角度出发研究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也是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
杨圣明（2008）认为，次贷危机的最深的根源之一是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严重脱节。由于价值背离使用价值，这就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当这种背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直至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之一，就在于虚拟经济（其主要代表是金融业）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9］
杜厚文、初春莉（2008）从美国房价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对比、出租房屋空置率两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多年来美国房地产市场在虚假繁荣的外表下泡沫化程度十分严重。同时市场的杠杆作用又导致虚拟资本价值过度膨胀。脱离实体经济的泡沫资产一旦开始向真实价值回归，就必然导致泡沫的破裂。所以，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产生的资产泡沫终将破灭，这才是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10］
6.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
还有一种观点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分析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这种观点认为，虽然历次经济危机的直接或具体原因各有不同，但危机的本质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
张宇（2009）从资本主义制度层面分析，指出当前的这场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即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发展阶段的一次总危机。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并有了新的发展，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经济运行的无政府状态更加严重，在此基础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全球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当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不断深化和集中爆发的结果，危机事实上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终结。［11］
白暴力、梁泳梅（2008）认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其原因是实体经济中以房屋为代表的商品卖不出去，最终引起危机爆发。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此外，金融产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因素推迟并加深了经济矛盾，导致本次危机的集中强烈爆发。［12］
张宇、赵峰（2008）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始终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与这一基本矛盾相联系的经济危机也始终与资本主义经济相伴相随。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兴起，正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在美国和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全面推广和贯彻，激化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推动了金融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居民收入增长长期停滞、市场监管和国家干预的放松或缺位，导致了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以及经济的金融化，导致整个经济生产的利润总额增长放缓甚至绝对下降，最终形成资本的危机。因此，新自由主义政策推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的激化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最深刻的根源。［13］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朱安东和尹哲（2008），他们认为，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是近30年来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金融自由化、金融化以及贫富分化。［14］
吴宣恭（2009）指出，由于滞胀问题的存在，为提升乏力的消费力，美国一方面大力发展消费信贷，鼓励居民大量借债；另一方面利用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工具多方分散和转移贷款风险，供美国国内放胆扩大消费。这种信贷消费模式所遮掩着的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消费能力相对缩小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危机就爆发了。同时，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对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的产生和加剧起了巨大的助推作用。［15］
顾钰民（2009）通过对金融危机实质的分析指出，源自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在通过金融领域的活动得到缓解的过程中，隐含着使这种生产过剩进一步深化的隐患；在现象上表现为金融活动的失控，实质是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金融活动的失控和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相互交织，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出现危机的一个新的特征。［16］
此外，刘明远（2008）［17］、张作云（2008）［18］等也都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
上述六种观点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得出了自己的判断。如第一种观点从货币政策角度进行考察，认为是货币政策失误导致金融危机，这实际上是沿袭了著名货币主义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所提出的“货币政策失误”理论。弗里德曼认为，货币乘数相对稳定，货币需求是一个稳定的函数，货币数量决定了物价和产出水平。货币供给变动的原因在于货币政策，也就是说，金融动荡的根源在于货币政策。事实上，由于弗里德曼关于货币流通量的方程式颠倒了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因此在解释物价变动与货币量的关系时出现了明显错误：是物价和产出水平决定了货币数量，而非相反。并且，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在流通领域，而是在生产领域，只有深入到生产层面，才能找到本质原因。第二至第四种观点着重于金融市场角度，将金融危机的原因归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缺陷。但金融制度的缺陷只是为金融危机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金融危机从可能转化为现实，是经济过程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时指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需要货币流回规律为中介。即各产业部门进行交换时，生产者预付到流通中进行商品交换的货币，将按照他们投入的数额流回到自己手里。只有在宏观经济运行比较平稳时，货币流回规律才能实现；一旦货币不能如数回到自己手中，说明社会再生产出现问题，应当到生产中去寻找原因。第五种观点分析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似乎是对前几种判断的一个综合，将货币和金融层面所有问题都包含在内，但马克思早就揭示出，当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而与作为其基础的实体经济相失衡只是导致经济危机爆发的导火索，并且会将经济危机的影响放大，但这不是本质原因。实际上，前五种观点是从经济运行的流通层面分析原因，停留在经济运行的表面，并没有深入到生产过程。而第六种观点则从更深层次解释了经济危机的发生。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着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这样一个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使得财富日益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中，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跟不上生产能力的增长，这必然导致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同时，为缓解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而兴起的信贷消费流行，加上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和信用体系过度发展，把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成倍加以放大，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脱离。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存在，但经济危机不是任何时候都会发生，它的爆发是有周期和条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激化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而推动经济危机的爆发。
二、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于房地产市场，并通过信贷市场、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最终又反作用于实体经济，引起世界经济整体动荡。研究实体经济发展的失衡是如何通过传导机制引发了金融危机，以及金融危机通过何种途径反过来影响实体经济，对于我们认识经济运行过程、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目前国内理论界主要将研究重点放在金融领域，侧重于讨论次贷危机产生的信用风险如何传导、引致金融危机并影响实体经济。
张明（2008）分析了次贷危机是如何在不同的金融市场之间、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进行传导的。他的主要观点和分析逻辑为：第一，基准利率上升和房地产价格下降引爆了危机；第二，次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金融机构以市定价的会计记账方法，以及以在险价值为基础的资产负债管理模式，导致危机从信贷市场传导至资本市场，造成资产价格泡沫破灭，而去杠杆化在资本市场的危机深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第三，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市场的萎缩导致商业银行被迫向特别投资载体提供信贷支持，以及受损商业机构不得不通过降低风险资产比重来重新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导致危机从资本市场再度传导至信贷市场，造成持续的信贷紧缩；第四，财富效应、托宾Q效应、金融加速器机制、持续的信贷紧缩、次贷危机直接造成房地产投资下降等因素，导致危机从金融市场传导至实体经济。［19］
余永定（2008）认为，次贷危机的发生经历了流动性短缺、信贷紧缩与实体经济萎缩这三个阶段。利息率的上升和房价的下跌使再融资者无力偿还新贷款，违约率的上升导致以次贷为基础的债券价格下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对冲基金受到影响，出现流动性短缺；而金融机构为规避风险将杠杆比率降低，导致信贷紧缩，最终对实体经济造成重要影响。［20］
关于金融危机影响实体经济的过程及途径，理论界的观点比较一致，徐克恩和鄂志寰（2008）［21］，黄小军、陆晓明和吴晓晖（2008）［22］，曹红辉（2008）［23］，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赴美考察团（2008）［1］等，他们认为，金融危机通过投资和消费两条路径导致实体经济下滑。例如，曹红辉（2008）认为，次贷危机从住房投资和居民消费两方面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首先，次贷危机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加大房价下跌压力。一方面，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比例的提高意味着贷款人将处置更多作为抵押品的房屋或有更多借款人被强制要求出售房屋，增加了房屋供给；另一方面，贷款人为控制信用风险提高贷款利率，并提高贷款标准以压缩信贷规模，控制房贷风险，对住房需求也起到抑制作用。其次，次贷危机通过两方面对消费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次级贷款的借款人中部分中等收入群体的债务状况对消费的影响相对于低收入群体更加显著；另一方面，抵押品权益撤回（mew）金额占消费的比重从2005年起下降，对消费的影响日益突出。［23］
理论界在次贷危机如何由次级贷款市场传导至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和对冲基金的机理研究得十分透彻，对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和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途径分析也十分到位。许多人相信，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和全面经济危机是以连锁反应形式依次出现的，只有在实体经济受到影响后，金融危机才会导致全面经济危机的发生，似乎实体经济受损是金融危机的结果，而非原因。事实上，实体经济的失衡恰恰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源于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正是由于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指导下，居民收入增长长期停滞，工人的实际工资甚至下降，贫富分化加剧。为维持生活水平，多数家庭不得不大量借债，信贷消费开始流行，而居民消费又是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力。但这种没有实际收入增长，仅仅依靠借贷实现的虚假的消费繁荣终究是不可持续的。一旦信贷消费减少，生产过剩的危机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而信用制度只是加速和扩大了危机发生的程度、范围和持续时间，同时也反过来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是产业危机引起次贷危机，次贷危机通过金融信用制度进一步引起整个金融系统的危机，而金融危机又在更大的规模上、更深的层次上推动产业危机发展，这一点是目前认识比较欠缺的。
三、此次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
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已经对世界经济产生了较大影响，金融危机将何去何从，其影响有限抑或将演变成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那样的危机，也是目前国内理论界讨论的焦点。
1.金融危机影响有限。
赵涛（2008）利用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理论分析认为，20世纪90年代it产业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等启动了新一轮长周期，这次长周期的终结期应在2050年以后。从时间上看，当前的美国次贷危机不可能演化为类似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大危机。关于次贷危机的时间长度，赵涛认为，战后美国共发生10次经济衰退，经济衰退的时间平均为11个月左右，次贷危机从2007年8月开始，美国已于2007年11月进入经济衰退。这次经济衰退的时间长约11-16个月，美国经济在2008年年中到达谷底，2008年底或2009年初结束，2009年出现全面复苏。［24］
黄隽（2008）利用2000—2007年美国十大银行的财务数据，对银行的基本业务性指标、稳定性指标和效益性指标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次贷危机对美国主要银行的影响有限，美国十大银行的基本面没有受到很大冲击。次贷危机的影响还将持续，但对人们心理和信心因素的影响要大于对经济的实质影响，只要银行的支付系统和支付能力没有问题，美国的次贷危机并不会导致真正的金融危机。［25］
2.危机尚未结束，但美国经济长期内出现衰退的可能性很小。
李翀（2007）认为，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影响，造成了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损失；导致信贷市场提高贷款条件和减少贷款数量，造成信贷市场的收缩；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造成房产市场的收缩；通过股票、信贷和房产市场三个途径造成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下降。但由于此次次贷规模并不大，考虑到美国中央银行对经济的干预，次贷危机可能导致美国消费支出、投资支出、进口支出以及国内生产总值小幅度的下降，但不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严重的破坏性影响。［26］
李向阳（2008）在《2009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中认为，次贷危机存在向纵深发展的可能。目前，次贷危机尚未全面扩展到信用违约掉期领域。其发展前景一方面将取决于政府干预措施能否遏制金融市场的信心危机，另一方面将取决于能否遏制房地产价格的继续下跌。从调整的时期和幅度来看，美国房地产市场会在2009年下半年进入稳定状态。进而，金融市场会趋于稳定。［27］
3.美国经济在长期内将步入衰退。
陈雨露、庞红和蒲延杰（2008）认为，次贷危机导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已经确定无疑，唯一不确定的仅仅是衰退的程度。现在所暴露出来的次贷损失，可能只是世界金融体系总体损失的一小部分，次贷危机并未触底。全球经济将面临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可能同时出现的局面。［7］
李慎明（2007）根据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分析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和新的高科技革命可能使美国摆脱正常的商业周期危机的影响，但却无法使其摆脱长波周期危机的规律。他接受比利时经济学家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中的观点，认为美国经济从1967年起，已经进入长波收缩期中的衰退。从1993年3月至2001年3月美国经济长达近10年的繁荣，仅仅是美国经济进入长波收缩期衰退中出现的特例。美国经济要走完这一衰退时期，可能需要二三十年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28］
总之，对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V字型，即触底反弹，这是一种比较乐观的估计；U字型，即金融危机尚未结束，经济放缓将维持一段时间，然后才会逐渐复苏；L字型，即在金融危机影响下，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在较长时间内将进入衰退阶段，这是比较悲观的观点。目前国内理论界大多数人都集中于分析经济危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之间关系这个问题却少有关注。我们认为，历次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就会产生许多新变化，如加强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调节等，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取消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从而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一方面，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调节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经济危机的破坏性，但另一方面，国家的干预和调节使经济危机不能充分展开，不能充分发挥危机淘汰过剩生产能力、危机对生产的强制性调节作用，以暂时解决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这就使生产能力的过剩经常化，加深了生产过剩的危机，使经济危机不是消失或者转移了，而是爆发得更加频繁了。［29］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继续存在和更加频繁的爆发，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即将崩溃。因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危机频繁发生的同时，用一系列自我调节和改良措施去缓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束缚，并采取一系列社会调整措施，如企业职工持股、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使劳资矛盾趋向缓和，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保持稳定。简言之，正如马克思揭露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我们要运用唯物史观方法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趋势及其与经济危机的关系。
四、对中国的启示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揭示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是市场经济，在经济运行的一般层面是存在共性的。因此，此次发生于美国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也为我们把握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熨平经济周期波动提供了重要启示。目前国内理论界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讨论：货币政策、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和经济结构。
1.货币政策方面。
吴培新（2008）通过对次贷危机形成机理以及对现行货币政策框架的含义分析，对我国货币政策框架的改善提出了四点启示：（1）在坚持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也要适当考虑资产价格的过度偏离以便采取防御性的货币政策；（2）由于现行的货币政策框架有“时间不一致性”的新的表现形式，因此必须延长货币政策目标的覆盖期限至整个经济周期，并考虑货币政策在全经济周期中的均衡性；（3）以央行为主导，加强三大监管机构的合作与沟通，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和宏观金融审慎监管协调机制，以改善货币政策环境，抵消金融系统的过度顺周期性；（4）开展对我国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的货币政策框架的内在不稳定性研究，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采取预防性的货币政策，防止经济大起大落。［30］
2008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已超过2万亿美元。李若谷和冯春平（2008）认为，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巨大，迫切需要加强对外投资。次贷危机以后，美国一些金融资产价格相对缩水，更接近合理的价格区间，为中国对外投资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契机。［31］
2.房地产市场方面。
蒋先玲（2007）认为必须从意识上强调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也是一种风险资产；警惕住房抵押贷款的潜在信用风险，严格贷前审查；认为我国已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条件，应尽快总结抵押贷款证券化的经验并进一步推广；寻找有效手段调控房地产市场，对利率杠杆的使用要慎之又慎，完善土地出让制度，提高土地管理机关、房地产交易管理机关的透明度，减少商业腐败等，从制度上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32］
刘克崮（2007）认为，借鉴美国用次级贷款等市场方式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的总体思路，加强住房金融市场分层和金融产品创新，将有利于我国形成完善的住房金融体系，以多种方式解决中低收入人群住房困难问题。［3］
麦元勋、刘湘云（2007）则对抵押贷款的证券化持谨慎态度。他们认为，当市场参与主体过度追求利润而滥用资产证券化工具时，资产证券化不但不能分散风险，反而会沿资金链条迅速将风险传播出去，最终演变为影响广泛的危机。应坚持审慎原则促进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33］
汪利娜（2007）认为，“人人享有适当住宅”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要买房，让无支付能力的低收入者进入购房市场，不仅事与愿违，还会产生许多负效应。一个优化的市场结构应是新建房与存量房、出售房与租赁房、商品房与政府提供公共住房的统一。［34］
3.金融市场方面。
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在金融市场方面的启示，大家的观点比较一致，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首先看关于金融业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操作的讨论。如蓝庆新（2008）认为，必须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意识，完善风险防范制度。我国银行必须加强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制度建设，提高金融机构自身风险管理能力，并有针对性地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35］黄润中（2007）提出，金融创新工作要特别注意掌握规律，金融创新尤其是金融衍生工具是把双刃剑，必须在趋利避害中寻求利益最大化。［36］罗熹（2008）认为在银行风险管理方面有以下启示：一是在投资、信贷活动中要坚持独立的风险判断，确保对风险的识别、控制能力，不要投资于“不懂”的产品和领域。二是现代金融领域各类风险的内在关联性越来越大，风险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复杂。当今的金融风险很难孤立地进行识别和管理，要求国内银行必须加快提高全面风险管理水平。三是要有明确的风险战略、政策制度和健康的风险文化，健全内部治理结构，严格执行风险政策和制度，在风险收益的长期平衡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四是要进一步密切关注我国房地产市场走势，重新检讨现行的住房开发贷款和按揭贷款管理制度，最大限度地估计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大规模不良贷款的可能性。［5］
其次看关于金融监管的讨论。张雪春（2008）指出，必要的中央银行监管职能，有利于中央银行在危机处理中积极有效地履行职责。必须赋予中央银行必要的监管职能，进一步完善中央银行与银监会等金融监管机构的实时信息交换机制和维护金融稳定的预警机制。此外，在构建存款保险机制时，中央银行应该占据特殊地位。从这次美国次贷事件看，在危机发生时，中央银行是站在第一线的，应当与存款保险机构共享信息，并与存款保险机构的运作有相当的默契。［37］阳建勋（2008）认为，为减少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必须构建完善的市场纪律约束机制，加强市场化监管，同时构建完善的金融市场准入机制、金融市场行为监管机制和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加强监管成本意识，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谨防国际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38］
4.经济结构方面。
张宇、赵峰（2008）在深刻揭示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的基础上，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的重要启示总结如下：（1）注重社会公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国现阶段在促进发展的同时，应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为我国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奠定基础。（2）在以股票、债券等为基础的虚拟经济中，由于资本的运动与实体经济的运动往往是脱节的，市场失灵的问题更加突出。作为一个处在发展与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有效发挥国家的调控作用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3）当前的金融危机证明了新自由主义不顾一切的盲目的私有化是有害的，我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4）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不断扩大和加深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无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影响，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13］
何干强（2008）从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的关系角度分析认为，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将小汽车产业和房地产业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支柱行业是不合理的。如果过多地发展脱离一般老百姓消费力的高档商品且超出一定限度，产生供过于求而导致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商品流通遇到困难，这就必然反映到货币流通上，引发金融问题。并且，引起产业结构不合理与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自发性有关，私有制比重越大，这种自发性就越大。因此，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振兴新型公有制经济；同时从有利于人民角度出发，调整产业结构。［39］
朱安东、尹哲（2008）认为，应出台关乎民众利益的政策，采取有效措施在稳定物价的同时提高中低阶层的收入，降低贫富分化的程度，提高居民消费和内部需求，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14］
余永定（2008）认为，在积累了1.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之后，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的“损失分担者”，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能保持中国的巨大贸易顺差，但这些顺差代表中国可能或已经遭受的真实财富损失。因此，中国必须加速经济增长方式、增长战略的调整，坚决把经济增长的动力尽快转移到内需上来。［20］
吴敬琏（2009）认为，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根本方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实现这一转变存在体制性障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各级政府仍然掌握了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利。因此，要继续深化尚未完成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产权改革进程，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权，提高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效率。［40］
彭兴韵、吴洁（2009）则认为，次贷危机归根到底是自由市场竞争体制的危机，虽然完全排斥市场机制会阻碍经济发展，但那种迷恋于完全自由市场竞争的发展道路，终究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只有在政府的宏观引导、风险及时得到消解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才能够较好地服务于社会与经济的发展。［41］
从我国理论界关于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我国启示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对启示的讨论是建立在对原因的分析的基础上的，对金融危机产生根源的不同层次的研究决定了在不同层次提出各自的启示和对策。将此次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美联储货币政策失误的观点，主张采取预防性的货币政策；房贷的发放要严格审核，并从制度上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认为金融危机主要是由于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操作失误引起的观点则更侧重于从金融角度，要求银行加强风险防范意识，合理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加强银行风险管理，监督机构必须充分发挥监管职能。另一些学者在认识到金融危机发生的本质原因后提出，应转变我国经济结构，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注重社会公平，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我们认为，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根源于产业危机，通过信用制度和经济全球化将危机扩散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及世界各国，并加深其影响的范围、程度和持续时间。因此，上述各种观点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归纳出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在经济运行各层面应把握和注意的问题。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应该认识到，此次金融危机实质上是一种债务危机，是因为生产的商品在流通中遇到困难而导致货币流通不畅引起的，因此，要从生产领域寻找解决办法，同时调整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制度，标本兼治，从根源和外部条件上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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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篇10
关键词: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虚拟资本中国论文联盟
马克思分析社会经济现象的方法论为我们解读金融危机提供了正确的理论视角。尽管《资本论》这一巨著完成于19世纪,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此次金融危机也呈现出与以往危机不同的特点,但是《资本论》揭示的资本主义本质并没有改变。从根本上说,此次危机也并未超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判断和精辟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仍然是我们今天正确认识这场危机的指针。
二、金融危机发生的理论根源
西方新自由主义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成为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理论根源。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强化了资本对剩余价值贪婪的性,导致在私人经济利润率持续提高的同时,工人实际报酬持续下降,“是美国政府与垄断组织联手所制造的‘美国梦’的破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以凯恩斯主义为导向的经济政策,经历了持续二十多年的经济繁荣,被称作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但是,20世纪70年生的石油危机以及美元的大幅贬值,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持续的生产过剩和利润率低迷,甚至形成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从而宣告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失败。为了走出“滞胀”危机,以弗里德曼、哈耶克等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受到政府的青睐,其政策主张被当作解救拉美国家和所谓转型国家危机的药方,先是成为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以后又在一些国际机构的推动下,成为风靡全球的思潮。
新自由主义坚信市场的有效性,认为私有经济和竞争性市场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和自我调节的功能,无需人为的干预,自由的市场经济就会自动趋于一般平衡和充分就业。据此,他们倡导经济自由主义,几乎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建议取消价格管制,放任市场自由定价,放松金融管制和外贸管制,实行利率市场化;积极主张国际贸易自由化、国外投资自由化和汇率自由化,建议对公共部门实行私有化、削减社会保障和福利、削弱工会和对劳动力市场的保护。与古典自由主义相比,新自由主义在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的同时,更为强调金融资本的作用,反对对金融资本的严格监管,推动金融自由化。新自由主义的上述理论和政策体现为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在全世界广泛推行,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全球迅猛扩张,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空前加剧,同时也使资本对剩余价值贪婪的本性得以进一步强化。同时,为维护私人经济利润率的持续提高,自由市场经济国家还进一步形成了“工资挤压”和“工资崩溃”趋势。工人的实际工资持续下降。
与经济基础的上述变化相对应的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指出,变化的核心在于“将时间往回调,逆转那些抑制不平等的经济政策”。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也强调,当前的金融危机都是新自由主义惹的祸。陆克文认为,这场遍及全球的危机“对过去30年风靡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正统经济理论——这一理论正是各国及全球监管框架的理论基础,但他们在防止当前这场灾难方面已告失败——提出了质疑”。
三、金融危机发生的制度根源
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社会性同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构成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以往任何生产方式的特点是,一方面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生产达到了高度社会化的水平;而另一方面社会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却被一小撮资本家私人占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的表现,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
在资本主义痼疾的制约下,无论是凯恩斯主义或者是新自由主义,都无法解决促进经济增长、减少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反而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进一步加深,生产的无限扩大与社会大众的消费需求相对狭小、个别企业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更加尖锐。尽管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了历史性的变革,但资本对剩余价值贪婪的本性并没有改变,其结果必然是社会财富不断膨胀的同时,公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从危机的演进过程可以发现,本次危机与以往所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样,根本原因都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无法得到解决,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金融危机只是实体经济问题的表现形式。
从生产的角度来看,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够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但由于对抗性分配关系的存在,有效需求并没有相应增加,由此社会再生产的链条就会中断,其最典型的极端表现就是经济危机,在现代货币经济条件下,就表现为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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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危机发生的直接诱因
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金融衍生品的恶性泛滥,是引发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由于信用的作用,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中分离出来的生息资本取得了独立的存在形式,并产生了虚拟资本。所谓虚拟资本,就是依据一定的收入比例虚构出来的资本,它可以给其持有者带来一定的收入。马克思这样解释,“假定平均利息率是一年5%。如果500镑的金额转化为生息资本,一年就会生出25镑。因此,每一笔固定的25镑的年收入,都可以看作500镑资本的利息。但是,这总是一种纯粹幻想的观念。”虚拟资本本身毫无价值,但是它可以带来价值,即“以钱生钱”。
值得指出的是,从表面上看,金融危机是由虚拟资本自身的特殊性产生的。但是,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现实资本的内在矛盾,“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虚拟资本的过度泛滥只是引发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才是危机的真正根源。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条件下,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才会变为现实,“社会生产发展同它的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相适应,通过尖锐的矛盾、危机、痉挛表现出来。”
五、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在金融危机肆虐全球、世界经济衰退之际,中国的发展令国际社会瞩目。2009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较以往虽然有了明显的下滑,但仍然达到8.7%的水平,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仍然是良好的,美国《时代》周刊称之为“例外”,并冠以“罕见的乐观迹象”。为了有效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加快我国经济全面复苏和健康快速增长,需要认真谋划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
1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我国经济实现总体回升向好
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更加凸显出来。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困难,一方面是金融危机导致外部世界经济减速,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国内部经济发展方式落后。此次危机对我国经济社会产生的严重影响,表面上看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而实际上则是对原有落后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
过去三十多年来,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随着发展阶段的提升、经济规模的扩大及所面临的国内外条件的变化,我国传统发展方式显露出的问题和矛盾日益突出,如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城乡发展不协调、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失衡、国内与国外结构失衡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必然要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指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经济结构优化、生态环境改善、生活质量提高和社会福利增加等,一句话,就意味着经济、人口、社会、自然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我国只有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能够不断提高应对国际风险的能力,为长期的稳定增长创造更多的机会和动力。
2.谋划发展,充分发挥内需的拉动作用
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是由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所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消费需求规模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扩大需求可以有效地减弱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正在进入后危机时代。从全球需求和生产结构的调整来看,进入后危机时代,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低储蓄、高消费难以持续,居民储蓄率将有所上升,消费率将继续下降,国际市场需求短期内不会恢复快速增长,甚至会相对收缩;另一方面,就生产能力的变化而言,许多国家都要继续促进本国经济的恢复,全球生产能力供给将会有所增加。这说明,后危机时代的全球供求结构将发生深度调整。
全球经济的新调整,必将对我国后金融危机时期推进发展提出新的要求。需要积极开发巨大的内需市场,注重发挥内需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拉动作用。
一方面,可以通过采用大规模的投资计划来有效应对危机。新增投资的重点要逐步从传统的基础设施领域,转向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在保持中央新增投资的同时,还应及时出台刺激民间投资的政策。同时,扩大投资要切忌盲目性,要以优化经济结构推进产业升级为前提,防止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
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刺激消费需求,要加快建立健全就业促进和服务体系,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积极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更加注重扩大服务性消费,倡导健康文明的消费方式,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3.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更要注重防范金融风险
此次危机表明,各国金融机构的相互影响正变得更加复杂;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品交易规模的迅速扩大,金融风险的隐蔽性、突发性、扩散性也进一步加剧。这也警示我们,在我国金融业积极稳妥地推进对外开放的同时,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风险不容忽视。
当前我国尚处在创建现代金融业的初始阶段,构建发达、完善的金融体系,是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和加快发展的迫切需要。及早构建起完善的现代金融体制和机制,从而大大提升我国国民经济的活力和发展动力,但也要注意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的关系,防止金融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
同时,从此次金融危机的教训来看,金融衍生品的交易机制必须保证透明,衍生品的评估机制需要充分揭示其潜在风险,监管部门需要对金融创新机构加强道德风险监管。同时,金融机构必须在传统金融业务与创新业务之间建立严格的防火墙,严格限制传统金融机构参与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交易规模。
4.关注民生,财富增加和收入分配要保障社会公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大幅增加的同时,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情况。应当从此次危机中吸取教训,高度关注我国的社会公平问题,大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调整分配结构,通过提高人们的实际收入,增加货币流动性,提升公众的消费预期,实实在在地拉动消费需求。
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应当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同时,还要加大公共财政、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的力度,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把改善民生、关注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为社会有效运行提供必需的安全、稳定、预期和公平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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