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收益管理办法篇1
为了加强对本市公共文化的管理，充分发挥公共文化馆在提高市民文化素质和提高城市文明程度中的作用，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定义)
本办法所称的分共文化馆，是指政府设置，向社会公众开放，组织和指导群众文化活动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包括市文化馆、区(县)文化馆和街道(乡、镇)文化馆(站)。
第三条(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公共论馆和设置、使用及其监督管理。
第四条(设置原则)
公共文化馆按照行政区划设置。
市和区(县)行政区域内分别设置市文化馆和区(县)文化馆；街道(乡、镇)行政区域内设置街道(乡、镇)文化馆(站)。
第五条(主管和协管部门)
**市文化局(以下简称市文化局)是本市公共文化馆的行政主管部门。区(县)文化行部门负责辖区内公共文化馆的管理。
各级财政、规划、人事、物价、建设和房地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各自职责，协同文化行政部门实施本办法。
第六条(设置规划)
市文化局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本市公共文化馆设置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区(县)文化行政部门应当根据本市公共文化馆设置规划，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本区(县)公共文化馆设置规划，报区(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七条(建筑设计规范与竣工验收)
新建、改建、扩建公共文化馆，应当符合公共文化馆的建筑设计规范。
新建、改建、扩建的公共文化馆经竣工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区(县)文化行政部门应当参加公共文化馆的竣工验收。
第八条(馆舍面积)
区(县)文化馆和街道(乡、镇)文化馆(站)的建筑面积之和，应当达到平均每千人50平方米。其中，区(县)文化馆和建筑面积不少于5000平方米，街道(乡、镇)文化馆的建筑面积不少于1200平方米。
市文化馆的建筑面积另行规定。
第九条(使用登记)
市和区(县)文化馆应当自建成投入使用之日起30日内，向市文化局办理使用登记手续；街道(乡、镇)文化馆(站)应当自建成投入使用之日起30日内，向区(县)文化行政部门办理使用登记手续。
第十条(终止和变更)
公共文化馆合并、分立、撤销或者变更馆址、馆名的，应当报办理使用登记的文化行政部门批准，并办理合并、分立、撤销或者变更登记手续。
第十一条(人员配备)
公共文化馆应当配备一定数量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具体要求由市文化局会同**市人事局另行规定。
第十二条(设备、器材的配置与更新)
公共文化馆应当根据工作需要，配置、更新专用设备和器材。
第十三条(公益性文化活动的开展)
公共文化馆应当开展下列公益性文化活动：
(一)组织业余文化艺术创作、表演和展览活动，向业余艺术表演团体提供练活动场所；
(二)免费提供报刊阅览服务，开设免费文化艺术活动专场；
(三)通过讲座、培训班等形式，组织群众学习文化艺术技能和进行时事政治、文化科技知识教育；
(四)收集、整理、利用本地区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形式，组织民间文化艺术交流；
(五)开展群众文化理论的学术研究，编辑群众文化理论书籍和资料，建立本地区
的群众文化工作档案。
第十四条(文化娱乐活动和其他经营活动的开展)
公共文化馆可以开展多项文化娱乐活动。其中，利用公共文化馆的设施和场地开展文化娱乐经营活动的，应当征得市文化行政部门同意；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应当征得区(县)文化行政部门同意。在征得上述文化行政部门同意后，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五条(业务辅导)
市文化馆应当对区(县)、街道(乡、镇)文化馆进行业务指导；区(县)文化馆应当对街道(乡、镇)文化馆进行业务指导。
公共文化馆应当做好对群众文化活动的业务辅导工作。
第十六条(公益性文化活动用房)
公共文化馆用于开展本办法第十三条所列的公益性文化活动和房屋(以下称公益性文化活动用房)，应当严格管理和保护，不得任意改变用途。因特殊情况确需调整用途的，公共文化馆应当报办理使用登记的文化行政部门批准，并由使用者在本地段内限期落实公益性文化活动用房。
区(县)文化馆的公益性文化活动用房的建筑面积，应当在2500平方米以上。
街道(乡、镇)文化馆的馆舍主要用于开展公性文化活动，公益性文化活动用房的建筑面积的具体要求，由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规定。
禁止将公共文化馆的公益性文化活动用房转让、出租给他人从事经营活动。
第十七条(收费规定)
公共文化馆开展公益性文化活动时，可以收取服务成本费，但本办法规定应当提供免费服务的除外。服务成本费的具体标准，由**市财政局、**市物价局和市文化局另行规定。
第十八条(开放时间)
公共文化馆应当每天(包括国定节假日)开放，每天开放的时间不得少于8小时。
第十九条(经费筹集)
公共文化馆的经费，通过下列渠道筹集：
(一)各级财政的拨付和街道办事处的补贴；
(二)开展自主经营活动的收入；
(三)社会捐赠和赞助。
第二十条(经费使用的监督)
公共文化馆详当积极筹措公益性文化活动经费。公共文化馆的公益性文化活动经费，必须专款用，并接受财政、审计和文化行政部门的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
第二十一条(考核)
市文化局应当制订公共文化馆的考核办法。
市文化局和区(县)文化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公共文化馆的考核办法，定期对各级公共文化进行考核。
第二十二条(对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的处理)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由市文化局或者区(县)文化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限期改正，并可给予通报批评；对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一)未按规定办理公共文化馆使用、合并、分立、撤销或者变更登记手续的；
(二)未经批准合并、分立、撤销公共文化馆或者变更公共文化馆馆址、馆名的；
(三)未按规定开展公益性文化活动的；
(四)未经批准改变公共文化馆的公益性文化活动用房用途的；
(五)将公共文化馆的公益性文化活动用房转让、出租给他人从事经营活动的；
(六)未经文化行政部门同意，利用公共文化馆的设施和场地开展经营活动的；
(七)公共文化馆未按规定时间开放的；
(八)截留、挪用公共文化馆的公益性文化活动经费的。
第二十三条(对本办法施行前有在事项的处理)
本办法施行前设置的公共文化馆，应当根据市文化局规定的时限，按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重新办理使用登记手续。
第二十四条(应用解释部门)
本办法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市文化局负责解释。
公共收益管理办法篇2
关键词公共事业财政制度财政政策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推进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完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组织管理，建立现代公共事业制度，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已成为我国公共管理领域深化改革的重点内容，其中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公共财政政策环境，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一、公共事业制度的财政政策体系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教育、文化等事业单位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民办非企业组织迅速发展，社会团体空前活跃，传统体制下财政独家供给资金、政府垄断社会事业的局面已经打破，改革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在政府财政关系方面的变革主要体现在：一是公共事业资金供给初步实现了多元化。事业单位除接受财政拨款外，还有为社会提供教育、科技、医疗等服务取得的事业性收费收入、从事各种商业活动取得的经营收入，以及社会捐赠收入等等。二是公共事业投资主体由政府一统天下转向以政府为主、多方投资并举的格局。近年来，民办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机构迅速发展，既适应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需求多样化的需要，又减轻了政府财政的负担。三是运用财税政策工具促进了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和社会公共事业发展。包括对向企业转制的科技型事业单位给予减免税，对向社会公益事业机构捐赠的组织和个人在所得税前按比例或全额扣除等等。四是改革了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公共事业机构的财务会计制度。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于1997年1月1日起实行了《事业单位财务规则》，1998年起执行《事业单位会计准则》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以及财政部与相关主管部门制定了行业财务管理规章。
但是，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公共服务的迫切需要相比，我国现代公共事业制度尚未完全建立，改革任务十分繁重。在公共事业机构与政府财政的关系领域，突出的问题有：
1事业单位对政府财政资金依赖程度高，财政负担沉重。目前政府财政仍承担着国家公共事业资金供给的主要任务，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费支出在财政支出中仍占较大比重，民间投资还处在补充地位。
2财政资金供给范围过宽，超越了公共财政职能。目前对事业单位的资金供给仍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传统体制下的基本格局，政府财政仍然承担着相当部分应由企业、个人通过市场提供的私人物品，如非义务教育、非公共卫生支出、开发性科技费用、新闻出版等等，对提供准公共物品的公共事业服务也存在包揽过多的问题。而应由政府保证资金供给的公共物品服务，如义务教育支出等等，面临着诸多问题，成为诱发乱收费的重要原因。
3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有待提高，财务管理制度不够健全，财务监管需要加强。建国后，我国对事业单位资金的供给方式，主要采取由财政全额拨款和差额拔款管理方式。全额拨款单位收支都纳入政府预算统一安排，差额预算管理包括定向补助、定额补助、差额补助或上解等形式，1996年以后主要实行差额管理。上述资金供给方式与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相适应，在建国初期各项社会事业百废待兴的条件下，对科教文卫等事业的发展，建立健全社会服务体系和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事业单位改革不断深化，这种资金供给方式的弊端日益显露。如资金供应缺乏竞争机制，容易形成等、靠、要的思想；资金使用效益不高，财政监督乏力，浪费、截留、挪用等现象较普遍；未能有效地引导社会资金投资，事业发展资金不足，等等。根据建立现代公共事业组织的需要，结合目前我国编制部门预算，需要实行国库集中收付等财政预算体制改革，进一步改进公共事业单位资金供给方式，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提高资金利用效率，以促进公共事业发展。
4建立现代公共事业制度所需要的配套财政税收政策还不完善。现代公共事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不仅需要财政资金的支持，还需要相关财政政策的支持。
第一，对公共事业组织本身的税收减免政策。在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土地使用税等税法条例及实施细则中，规定了对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社会福利等公共事业机构的减免税政策，但从现行税收制度分析，对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各项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有：（1）法律、法规之间存在矛盾与冲突。《教育法》、《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社会团体登记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对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非营利性的界定，与对上述单位普遍开征企业所得税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协调。（2）现行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营利性与非营利性不分、法人制度不完善，使有关税收优惠政策难以发挥应有效果。（3）有的税收政策还不够详细、具体，可操作性不强。
第二，鼓励企业、个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向公共事业机构捐赠的税收政策。从现行税法的有关规定看，我国对捐赠的税收优惠比较宽泛，有利于鼓励向社会公益机构捐赠，促进各项公共事业发展，但同时还存在一些问题：（1）没有区分公益性和互惠性公共事业机构。根据国际税法惯例，对互惠性公共事业机构的捐赠不应给予税收优惠。（2）对可接受捐赠的机构没有具体界定，难以区分其营利性与非营利性。（3）对部分机构捐赠给予所得税前全额扣除的优惠不一定有利于鼓励经常性捐赠，也不利于体现对各类公共事业机构的公平待遇。
第三，公共事业服务的公共定价问题。随着对一部分公共事业服务实行市场化、民营化改革，公共服务的定价难度大大增加，所面临的经济社会环境更加复杂。政府不仅要根据公共服务需求、财政收支状况等因素制定政府的公共定价政策，而且还要明确公共定价的程序、方式、监管等制度和措施，在这一领域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5需要采取切实有效的财政政策措施，加快事业单位体制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教育、文化等事业单位的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但改革任务仍十分繁重。突出的矛盾有：（1）政事不分、行政化管理的基本格局没有突破。事业单位对政府依赖性强，有关业务活动仍受政府直接干预。（2）事企不分，其行为与公共事业组织的公益性、非营利性不完全吻合。一些事业单位利用国有资产、土地以及政府给予的各项优惠政策从事经营性活动，收益除部分用于事业发展外主要用于职工福利支出；有些单位还擅自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且屡禁不止；有的事业单位的公益与经营性活动界限不清，等等。（3）事业单位内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公共服务效率低下。有的教学、科研机构在第一线工作的人员仅占职工总数的三分之一。由于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不少国有企业、党政机构的分流人员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事业单位，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状况。
二、构建现代公共事业制度的财政政策体系
根据公共财政与公共事业组织的内在联系，结合我国各类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组织的发展现状，以及与政府财政的关系，构建中国现代公共事业制度的财政政策体系主要体现在：
（一）以公共需要为准则，重新界定公共事业类别，建立法定分类体系，实施相应的财政政策。
计划经济体制下以是否从事物质产品的生产为依据建立起来的事业单位制度，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必须进行改革，逐步废除这一制度。其出路是以公共财政理论为指导，对现行事业单位制度进行重新整合，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现代公共事业组织。根据公共财政理论，政府等公共组织提供的公共物品服务包括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纯公共物品主要由政府直接供给，如国防、法律制度等等，而准公共物品则主要通过设立或资助公共事业机构来提供。公共事业组织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分类：
第一，按公共事业组织提供服务的性质，可划分为公益性公共事业组织、准公益性公共事业组织和承担一定行业管理职能的公共事业组织。公益性公共事业组织提供的服务完全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点，是纯公共物品服务，如公共图书馆等；准公益公共事业组织所提供的服务既具有一般私人物品的特点，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如高等院校等；而承担一定行业管理职能的公共事业组织，是接受政府委托，在提供公共物品服务的同时又承担一定的行业管理职能的公共事业组织。这种划分的实际意义，首先，明确公共事业组织、政府机构和企业的边界，对现行事业单位体制重新进行分解和归类。应由政府承担责任的，由财政供给资金；而属于企业性质的，逐步推向市场。其次，明确政府财政的职责范围。公益性公共事业组织原则上由政府举办，由财政保障其资金需要，同时也鼓励民间机构兴办此类组织，政府在资金、政策等方面给予扶持；而准公益性公共事业组织，政府根据政策需要和财力可能，只承担部分资金供给任务；对承担一定行业管理职能的公共事业组织则严格控制，谁委托就由谁提供资金支持。
第二，按公共事业组织提供服务的领域，参照联合国的标准和一些国际学者的分类，结合我国国情，可将公共事业组织分为公共教育事业组织、公共科技事业组织、公共卫生事业组织、公共文化事业组织、环境保护事业组织、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组织、宗教活动组织、商会和专业协会，以及其他公共事业组织等等。
第三，按法人性质，可将公共事业组织分为社团法人和公共企业法人。社团法人包括公益性社团法人和互社团法人；公共企业法人可分为纯政策性公共企业和以提供基础设施服务为主的公共企业。在公共事业管理中，凡享受政府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的公共事业机构，必须具备法人资格，以保障有关优惠政策真正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
以上述公共事业组织的业务性质和法人制度为主要标准，建立我国科学合理的现代公共事业组织分类体系，为政府各项财政税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依据。（二）改革财政资金的供给方式，推动公共事业组织健康成长。
公共事业机构提供的服务，有的不能进入市场交换，不能以货币方式体现其的价值；有的只能部分进入市场，但其收费与成本支出之间是不对称的。公共资金的供给方式要保证事业组织发展的资金需要，努力调动其积极性，为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物品服务。
1建立竞争性拨款机制。某些公共事业发展资金不一定直接拨付给具体单位，可采用项目招标、投标的方式选择使用机构，如国家重大课题研究项目、重点实验室建设、公共文化设施投资等等。通过竞争性拨款机制，引导公共事业机构努力实现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宏观政策目标，严格遵守公共财政制度，千方百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为社会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满足公共需要。
2建立公共事业财政补贴制度。对提供准公共物品的事业机构，不一定全由政府举办，对企业、个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投资兴办的这类机构，经审核凡符合政府所制定的公共事业组织标准者，政府可给予一定补助，既支持有关事业发展，引导社会资源配置，又不形成财政拖累。公共事业财政补贴制度的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目前公共事业组织主要依靠政府举办、国家财政负担沉重、效率不高的状况，在各类公共事业组织中引入竞争机制，为社会提供所需要的公共服务。
公共收益管理办法篇3
关键词公共产品民办教育分类管理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办教育发展迅速，民办学校已经从非学历、非正规教育发展到各级各类的学历教育，并呈现出稳定增长的势头。截至2015年，全国共有各类民办学校（教育机构）16.27万所，招生人数达到1636.68万人，各类教育在校生达4570.42万人。①随着我国民办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张，现行的民办教育法律体制不健全、管理结构混乱等问题日益突出，且已经成为制约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从国外经验来看，民办教育分类管理是一种势在必行的大趋势；但从我国具体的国情来看，是否要对营利性学校和非营利性学校实行分类管理，以及如何进行分类管理，尚未有一个明确的总体思路和制度框架。民办教育分类管理实质上是对教育资源和民办教育主体利益的重新配置过程，该配置过程应该建立在教育产品属性明晰化的基础上。因此，笔者认为，对教育产品属性的认识不仅是民办教育分类管理的立足点，而且是民办教育分类管理政策制定的重要理论依据。
关于教育产品属性的研究是建立在公共产品理论基础上的，我国学者依据不同的判断标准，主要形成了3类观点。一是以教育提供者的身份和教育经费的负担方式为标准，认为社会主义教育不可能都是公共产品，而是由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三者组成。[1]二是从教育产品的消费特征出发，认为教育产品在消费上具有特殊性。从直接消费来看，教育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从间接消费来看，教育具有部分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从教育的间接消费效用特征来看，教育产品是准公共产品。[2]三是从教育产品的外部性特征考察，认为教育产品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准公共产品，不同级别与类别的教育，其产品属性不尽相同，有的更接近于公共产品，有的则更接近于私人产品。[3]
已有关于教育产品属性的研究对本文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本文将在此基础上把教育产品属性的研究与民办学校分类管理的研究结合在一起。首先，将我国民办教育划分为民办初等教育、民办中等教育和民办高等教育3个阶段，利用公共产品理论对不同阶段各类民办教育产品的属性进行识别。其次，在民办教育产品属性明晰的基础上，借鉴国外民办教育分类管理的经验，并结合我国民办教育的实际发展情况，探索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的借鉴模式。最后，提出我国民办教育分类管理的基本对策。
二、非营利性与营利性民办教育公共产品属性细分
目前，我国法律已明确规定民办教育是公益性事业，无论是公办教育还是民办教育提供的都是公共产品。但是公益性是个相对宽泛的概念，要想促进民办教育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从供给的角度对民办教育各阶段产品特征进行细分，为民办教育分类管理提供定位上和政策提供上的理论依据。
（一）公共产品的概念、特征和分类
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由萨缪尔森在1954年在《公共支出纯理论》一文中提出，[4]他将物品区分为私人物品和公共产品两个概念，认为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基本特征。
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人在消费某物品时，并不妨碍另一个人同时消费该物品。它有两方面含义：第一，边际成本为零。这里所述的边际成本是指增加一个消费者对供给者带来的边际成本，例如，加一个电视观众并不会导致发射成本的增加。第二，边际拥挤成本为零。每个消费者的消费都不影响其他消费者的消费数量和质量。如国防、外交、立法、司法和政府的公安、环保、工商行政管理等都属于这一类，增加消费者并不会减少任何一个消费者的消费量，因为增加消费者不会增加该产品的成本耗费。非排他性是指人们在消费公共产品时无法排除他人同时消费该产品，或者技术上可以排除，但是排除的费用较为昂贵，如呼吸新鲜空气。准公共产品亦称为“混合产品”。一类是具有非排他性和不充分的非竞争性的公共产品，也称为共有资源公共产品，如公共鱼塘；另一类是具有非竞争性特征，但非排他性不充分的准公共产品，也称为俱乐部型公共产品，如公共交通。纯公共产品的范围是比较狭小的，但准公共产品的范围较大，如教育、文化、广播、电视、医院、应用科学研究、体育、公路、农林技术推广等事业单位，其向社会提供的产品属于准公共产品（表1）。
（二）非营利性与营利性民办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
本文认为要想做好民办教育的分类管理，需要依据公共产品理论对各阶段民办教育进行细分。即按照初等教育（义务教育）、中等教育（包括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分别进行分析（表2）。
1.公办义务教育是纯公共产品，具有较强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具体来说，根据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都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因此，义务教育具有非排他性。由于义务教育在一定数量范围内不会造成义务教育生产成本的增加，具有非竞争性，所以公办义务教育是纯公共产品。为了弥补义务教育资源的不足，保证流动人口子女享受“平等条件”的义务教育，应由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填补公立教育的缺位。
2.中等教育具有较高的公共产品性质，在名额和收费的条件下，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有所破坏，需要民办高中或者是中等业教育进行协同。民办高中或者中等职业教育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等职业教育的不足，有利于办学主体的多元化；但是，中等教育资源的有限性并没有完全消除，中等教育超过一定的数量，仍会造成教育成本的增加；因此，民办中等教育具有弱竞争性。同时，民办中等教育可以向学生收取学费，但由于政府对民办中等职业教育有一定的财政支持，使民办中等教育具有弱排他性。可见，民办中等教育是具有弱竞争性和弱排他性的公共产品。
3.高等教育收取一定的学费使其具有排他性，招生名额有限使其具有竞争性，因此减弱了公共产品性质。民办高校作为公办高校的补充形式分为3类：高竞争、高学费型民办高校（如美国哈佛）；中等竞争、高学费型民办高校；中等学费、高竞争型民办高校（类似诺丁汉中外合资）。根据竞争性和排他性的高低对应三种公共产品属性，即私人产品、弱竞争性；高排他性、高竞争性，弱排他性三种形式。
三、国外民办教育分类管理模式
目前，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将私立教育尤其是私立高等教育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机构，并制定了有区别的法律规范，如法人制度、财税制度、产权制度等，来规范和约束两类机构的行为，这对于促进民办教育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5]
（一）美国经验：明确民办学校产权，非营利性学校享受诸多优惠政策，营利性学校获取的一切收益必须依法纳税
首先，明确民办学校的产权，实行分类管理。美国的民办教育机构按照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划分为两类，两者的法人性质不同，所适用的法律也不一样。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受教育法影响调整，其所有权和管理权由设立的董事会所有，在停办或解散时剩余财产由法院拍卖，不得归个人或营利组织所有；而营利性民办学校受公司法的调整，完全进行市场化运作，投资人可以按照《公司法》对自有财产进行自由支配，如转让、抵押等。[6]其次，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可以享受营利性学校所不能享受的众多特殊待遇。如政府对私立学校的资助项目，大部分只适用于非营利性学校。
（二）日本经验：私立学校以非营利性为主，享受低息贷款、免税等优惠，对捐赠主体实行免税
首先，日本政府通过立法促进了私立教育的发展。并且，其相继颁布了《私立教育法》《日本私学振兴财团法》以及《私立学校振兴助成法》，对政府资助私立高校的责任做出了严格规定，强调国家和地方必须动用公共资源支持私立教育的发展，为私立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日本非常重视私立学校的公益性，法律上明确规定私立学校不能以营利为目的。非营利性私立学校必须由以捐赠行为设立的学校法人举办；在国家税收和地方税收两方面对学校法人实行税收优惠，免征法人税、事业税；对私立学校用于教育的财产免征固定资产税；减轻私立学校收益事业所得部分税率等。
从美国、日本对民办教育在产权、资助和管理等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国家在法律上都对非营利性和营利性都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并制定了不同的税收政策、资助政策等。与之对比，我国的民办教育由于在法律上没有对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教育进行清晰的界定，导致了我国民办教育以非营利性之名，行营利之实的现象普遍存在，使得政府的资助政策很难实施，严重制约了我国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对我国民办教育进行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分类管理。
四、基于我国具体国情的民办教育分类管理对策
与公办学校相比，我国民办学校的发展历史还十分短暂，民办教育的制度和法律体系还不健全，同时私人资本固有的逐利性与公共产品公益性的内在矛盾，导致在公共产品私人投资领域，各类问题与冲突屡见不鲜。因此，制定正确的分类管理政策对于引导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一）依据各阶段民办教育产品属性，明确各阶段民办学校性质
首先，全力办好义务教育阶段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促使义务教育向纯公共产品发展；使其同公办义务教育一样，享受国家同等程度的扶持，使所有适龄儿童享受到“平等条件”的义务教育。其次，大力扶植中等教育阶段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为提高整体国民素质奠定良好基础。中等教育作为连接高等教育和义务教育的桥梁，对于化解“技工荒”、促进产业升级和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属于准公共产品。因此，国家应该大力发展非营利性民办中等教育，满足产业升级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最后，积极支持高等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实行非营利性与营利性并举，学习美国式高水平私立高等学校的办学模式。针对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对人才类型需求的现状，高级技能型人才是最紧缺的，因此，这类民办高校可以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并举；而对于知识结构类同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应当以营利性为主，通过市场竞争，不断提高自身的知名度和教学水平。
（二）完善民办学校产权相关制度，明晰不同性质民办学校的产权归属
产权也称财产权，是描述经济主体对具有经济价值的客体的控制关系，其实质是通过承认特定主体对财产的所有关系来激发主体对财产保值和增值的努力。[7]产权是否明晰对于激励个人、社会投资和兴办民办高校的积极性，提高民办高校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对产权的界定都有不明确和不合理之处。笔者以为，解决民办教育产权不明晰的问题，需要国家制定并调整相关的法律法规，完善产权制度。对于投资办学的民办学校，资产应归投资者所有，并享有办学终止时的剩余资产索取权；对于捐资办学为主的民办学校，学校拥有资产的使用和管理权，办学过程中的增值部分应该归学校所有，办学终止时的剩余资产应该归学校集体所有；对于政府直接、间接投入资金所形成的校产，学校在办学过程中享有使用和管理的权利，在办学终止时应该由国家收回。只有明确民办教育的产权归属，解决民办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共有产权以及私人产权的分配问题，才能促进民办教育有序高效的发展。
（三）建立有效的民办教育成本――收益核算体系，完善民办学校的合理回报率制度
实行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类管理以后，必须逐步完善合理回报率的比例和程序，促使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营利行为逐步规范。首先，建立一套有效的民办学校办学成本和结余的核算体系，制定合理的回报率比例。根据民办学校的法人属性和组织特点，准确测算出民办学校成本和利润，根据初期投资、学费收入以及办学结余等因素，制定并出台出资者的合理回报的比例，一般应在成本补偿后按照社会平均利润率提取。其次，规范民办学校取得“合理回报”的程序，依据合理回报的用途，在税收方面给予区别对待。对于将合理回报分配给举办者的营利性学校，应该依法缴纳个人或企业所得税；对于将合理回报用于学校的发展基金或其他办学用途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免除所得税。
注释：①数据来自《201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作者单位为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
[作者简介：殷晶晶（1988―），女，江苏南通人，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助教，研究方向：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教育经济管理。]
参考文献
[1]厉以宁.关于教育产业的几个问题[J].高教探索，2000（4）：14-19.
[2]袁连生.论教育的产品属性、学校的市场化运作及教育市场化[J].教育与经济，2003（1）：11-15.
[3]王善迈.关于教育a业化的讨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12-16.
[4]萨缪尔森.公共支出的纯理论[J].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1954.
[5]王善迈.民办教育分类管理探讨[J].教育研究，2012（12）：32-36.
公共收益管理办法篇4
【关键词】公共事业城乡一体化多元投资
作者于2006年对湖北省的监利、京山、浠水等县的农村公共事业做了初步调查，发现诸多问题，如农村经济薄弱，对农村公共事业投入不够，基层政府管理水平较低等。本文试图对其成因逐一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解决的办法和途径。
一、农村经济状况较差，发展公共事业应量力而行
在当前农村社会变革中，农业的产出能力和经济效益相对低下，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仍存在较大差距,总理于2007年3月5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资料显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两者的差距超过了3倍。单纯的农业生产很难满足农民的生活需求，农村的能人开始从非农村领域寻找致富的门路，而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使他们有机会在城市长期居住下来。还有大量的中青年农民纷纷涌向城市打工，挣得相对多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经济实力将会受到影响，农村劳动力资源会削弱。且部分农村地区还存在较严重债务问题，如湖北省监利县2005年村级债务为3.6498亿元,平均每个行政村46.61万元，年化债率仅为11%。
在农村经济水平低下情况下,筹措建设和发展农村的道路、自来水，以及教育、文化、体育等公共事业等所需资金是棘手的。同时，仅靠国家财政投入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农村公共事业建设滞后问题也不现实。何况我国财政收入并不宽裕，国家还有很多基础性的建设要投入，财力仍吃紧。
作者认为，在当前经济状况下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应贯彻量力而行的原则，哪些项目能上,哪些项目不能上,一定要进行可行性分析。要充分考虑农村的实际需要和财力状况，摒弃以政绩作为搞农村公共建设的动力和依据，不得随意增加地方、农民的负担。
同时,对有限的建设资金要严格管理：只能专款专用，不许挪作他用；要节约办事，精心办事；坚决杜绝营私舞弊，腐败现象。对村级间的公共事业建设，可采用村村联办的思路，共同出资，共同管理，共同受益。
二、及时纠正公共事业投入的城市化倾向，加大对农民生产、生活直接相关公共事业的支持
农村公共事业发展落后除自身经济水平问题外，同时受政府对公共事业投入的城市化倾向影响，即政府对城市公共产品投入较多，而农村公共产品投入较少，特别是对与农民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的公共事业支持不够。据近几年资料统计，湖北省的卫生资源约75%集中在城市，其中三分之二集中在大医院。在全省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中，对农村投资仅占全省的7%左右。
此外，随着农业税取消，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又加剧了乡镇财政收支的矛盾，过去主要依靠向农民收费来维系的农村公共事业，现在只能按照“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政策规定来办，由于标准低，数额少，与解决农村公共事业发展问题的实际需要相距甚远。
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应走城乡一体化道路。城乡公共事业一体化的基本内涵是，统筹城乡公共事业发展，打破城乡分割的体制和政策，通过统一制定城乡发展规划，由公共财政作为主要投资主体统一投入发展资金，逐步缩小城乡差别，使农村公共事业得到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应加强宣传组织工作，发动农民兴建农村公共事业
农民的观念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农村公共事业的发展，如有许多公共事业的建设是农民迫切需要，政府急，但有些农民却不着急。其因是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呈小农经济状态，农业生产靠天吃饭，农民习惯于独自耕作。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较低的生活水平，以及小农意识等对公共设施需求低，不愿对其投入。
为此，要按“谁受益、谁出钱”的原则，疏通农民的思想，提高农民的觉悟，让农民认清形势，理解发展公共事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自愿集资兴办农村公共事业。对做得好的村，要总结、要宣传、要推广，使其起到更大宣传效应。如湖北武穴市龙坪镇五里村胡胜垸17位村民于2003年自发组织起来，成立“公益事业促进会”，为垸里筹款37.5万元，硬化了环村水泥路，砌起了池塘护岸，垸貌焕然一新。武穴市在对“胡胜现象”进行认真总结的基础上，因势利导，及时规范，形成了“政府引导、部门帮扶、农民自愿、老板捐赠、民主管理”的农村公共事业运作方式，并向全市宣传和推广。现在，全市60％以上的村成立了公益事业促进会，12个乡、镇、办事处全部建立了公益事业促进会组织，且效果都很好。
四、多渠道融资，多元投资农村公共事业
农村公共事业发展的主要瓶颈是资金问题，应拓宽思路，多种渠道寻求资金来源。农村公共事业投资主体仍然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要想办法，出思路为农村生产公共产品筹措资金。
农民有迫切需求的，有能力且愿意出钱办的公共事业，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可由农民集资兴建。
在乡村集体经济不强情况下，通过招商引资，兴办企业，开辟财源，增加积累，以提高对农村公共事业投入的能力。例如，湖北省长阳县渔峡口镇于2005年对镇自来水厂、镇东村电站进行改制，盘活资产近90万元。该镇立足水、电、煤炭等优势资源，通过招商引资建后续骨干项目，使该镇集体济得到较大发展，同时也相应增大了对农村公共事业的投入。
推出一批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兼备的项目，引入社会和企业资本。对现有公共事业基地、设施、资源大胆拍卖、租赁、转让等，以提高其效率、效益。如对已建成的农村小水库、闲置校舍等基础设施的产权进行卖断，变卖所得资金，由乡、村两级集中起来用于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变卖后的农村基础设施，由产权人使用、管护、补偿和受益。这既可增加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同时也解决了公共设施有人建无人管的问题。
动员社会有识之士和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企业、企业家捐资办农村公共事业。湖北仙桃市三年来，通过拍卖路桥冠名权，获取捐资，如沔城中学历届高考状元筹资40万元建设豆沟桥，此桥冠名为“状元桥”；沔城镇7.5公里城邵公路由民营企业家张加良捐资200万元修建，此路被冠名为“加良路”。三年来，共拍卖路名桥名13处，筹资960万元，修建通村公路60余公里，新建或改造农村桥梁6座。
五、完善法律环境体系，为多元投资农村公共事业提供法律保障
多元投资农村公共事业是解决其资金不足，管理效率、效益低下等问题的重要途径。但多元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客观上存在着各利益主体之间矛盾冲突，以及投资风险等问题，其解决的有效办法不是依赖于传统的行政命令，而是靠健全的法律以及独立的司法体系。目前，直接解决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利益主体间冲突的法律几乎是个空白，也没有相应的市场准入和政府管制政策，没有规范的政府授权企业和他人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有很多企业害怕纠纷、害怕冲突，对投资农村公共产品望而却步，或中途退出。
为此，必须着手制定有相关法律和政策，特别是加速司法独立的进程。以法律和政策的手段保障非政府组织建设和管理农村公共产品的收益权益。现在我国即将出台《物权法》，无疑对农村公共事业多元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但还须在此基础上，制定更细、更具体、与农村公共产品多元投资直接相关的法律，使投资者消除顾虑，建立信心，产生良好的投资预期。
六、大力推行乡镇事业单位改革，完善农村公共事业服务体系
乡镇事业单位承担着为农业生产、农民生活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职责，也是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主体。但由于受传统管理机制的影响，乡镇事业单位存在着较严重的行政化和福利化现象，依赖国家财政维持。由于财政经费有限，绝大多数事业单位财政拨款还不够人头费，运转困难。加之事业单位财政投入效益低下，人头费挤占事业经费，养人不养事。
要解决乡镇事业单位行政化、福利化现象，使其真正成为农村公共服务的主体，必须深化乡镇事业单位改革。如湖北省近年来，按照“行政职能整体转移、经营职能走向市场、公益服务职能面向社会”的总体思路，对全省乡镇事业单位，除保留财政所和延伸派驻机构外，其它一律撤销，人员买断，整体转制。其所承担的原有职能并入“三办”（乡镇办社会事务办公室、乡镇办经济发展办公室、乡镇办社会发展办公室）。实践效果较好，改变过去乡镇党政机构庞杂、人浮于事的现象，也解决了政府与事业单位职责不明、效率低下的问题。在转制过程中，湖北远安县等地还推行“以钱养事”,即由政府购买部分公共产品和服务,养事不养人。该县把农业科技、畜禽动物防疫、水利建设、文化体育、广播电视等公益细分成若干项目，确定服务价格，规定服务要求，明确服务责任，政府投入资金购买,面向社会资金招标。“以钱养事”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拓宽了公共服务的渠道,降低了公共服务成本,提高了服务质量。
（注：本文是基金项目，是2005年度湖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项目编号：D200519001）
【参考文献】
[1]张海庆：解析农村公益事业难题[J]，四川财政，2003（5）。
[2]陈金山：减免农业税后公益事业这样办[J]，乡镇论坛，2004（11）。
[3]薛飞：合理确定村级公益事业利益分配与"三农"问题[J]，探索，2005（3）。
[4]田海军：公共管理的市场模式-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新探索[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1999，（4）。
[5]曾祥惠：共解农村公益事业"无米"之忧[J]，湖北日报,2005-03-03。
公共收益管理办法篇5
关键词：证券投资基金 税收政策 基金税制
一、基金本身适用于企业所得税吗？
基金法律身份和税收义务密切相关，国际上存在3种主流的税务处理方式：（1）公司型基金具备法人身份，必须缴纳公司所得税。拥有公司型基金的国家多数采用这种税务处理方式。（2）契约型基金不具备法人身份，一般不用纳税。如日本、韩国、比利时等多数国家。（3）少数国家将契约型基金虚拟认定为公司，缴纳公司所得税，甚至在个别国家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如澳大利亚规定投资信托基金没有分配对象时，基金本身要缴纳个人所得税。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在组织形式上属于契约型，根据上述国际惯例可以从3种税务处理方式中选择。从我国税收条款规定来看，现有基金税收条文中没有任何关于基金纳税方式的确切规定。仔细研究不难发现，我国与基金相关的税收条文中又隐约对基金的纳税身份有所暗示，并可以推断理解为：基金承担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由基金管理人代为缴纳。比如“对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票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以及“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价差收入，在2003年前暂免征企业所得税”。该两点所述的“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暂免征企业所得税”俨然可以被理解为，我国契约型基金虽然没有法人身份，但需要单独缴纳企业所得税，只是当前处于暂不征收的阶段。
我国基金究竟是否负有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呢？笔者认为，“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提法是错误的，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对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人的认定规定。根据《条例》规定，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联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和有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的其他组织。很明显，我国基金不应属于企业类，那是否可以归属到“其他组织”呢？在《实施细则》中“其他组织”一词被详细地解释为，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依法注册、登记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问题于是被继续演化为，基金是否是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组织呢？这一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提供了答案。其第一章第二条中明确规定“本办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基金）是指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证券投资方式……”。由此可见，基金只是一种投资方式，一种投资工具而已，既不属于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也不属于企业所得税纳税人中的其他组织。同时，我国各项法律条款都没有涉及基金公司虚拟化问题。所以，我国契约型基金不应该被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基金本身适用于营业税吗？
“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价差收入，在2003年前暂免征营业税”出自《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8]55号）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20021128号]，和上文“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价差收入，在2003年前暂免征企业所得税”的提法一样，容易使人误解为：基金管理人是基金买卖股票、债券价差收入的营业税的纳税人。显而易见，如果基金管理人是纳税人，则与我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相违背。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规定的纳税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同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金融保险业营业税申报管理办法》（国税发[2002]9号）（以下简称《申报管理办法》）的通知中规定：“金融保险业的纳税人是……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投资基金”。根据《申报管理办法》规定，证券投资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同属于营业税纳税人的范围，即“单位”纳税人或“个人”纳税人。基金管理公司可以被认定为“单位”，属于契约型的证券投资基金却没有任何理由被认定为“单位”或“个人”。换言之，倘若基金可以被归入到“单位”而成为营业税的纳税人，则明显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对基金性质的定义相矛盾，导致相关法规发生抵触。笔者认为，《申报管理办法》关于基金缴纳营业税的规定和《营业税暂行条例》、《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相违背，应该予以废除，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本身不应该缴纳营业税。
三、改变个人所得税扣缴人、扣缴时机的做法是否合理？
我国关于基金个人投资者获得基金分配，缴纳个人所得税的通知先后有过3个：第一个是1996年12月下发的《关于个人从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取得的派息、分红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6]221号），该通知规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为扣缴义务人，在向个人派息分红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第二。第三个通知是财税字[1998]55号和财税字[20021128号。通知规定，对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获得的股票股息、红利收入以及企业债券、银行利息收入，由上市公司、发行债券的企业和银行在向基金派发股息、红利、利息时代扣代缴20%的个人所得税。显然，3个通知关于扣缴人的选定发生了改变，扣缴人由基金管理公司改换为上市公司、企业和银行，相应地，扣缴时间也由基金分配时提前到股息、红利、利息分配时。
公共收益管理办法篇6
摘要：纳税遵从度直接影响着税收征收效率的高低。较高的纳税遵从度有利于减少税收流失、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税收成本、平衡税收负担、净化社会风气。因此，研究和探讨提高纳税遵从度的对策路径，已成为税收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在充分吸纳关于纳税遵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探讨影响纳税遵从度的意义和分析我国纳税遵从的现状，提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纳税遵从度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纳税遵从；纳税服务
所谓纳税遵从是指纳税人依照税法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向国家及时、准确申报、按时正确缴纳应缴纳的各项税收，并且服从税务部门及其税务执法人员符合法律法规的管理行为。反之，就是纳税不遵从。
一、我国纳税遵从的现状
1998年我国推进深化税收征管改革以来，基本建立起了以纳税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强化管理的征管模式。各级税务部门在提高公民的纳税遵从度方面进行了大量有益探索，全国税收收人持续快速增长，征管质量和效率不断提高，纳税遵从度也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是，总体上来说，我国的纳税遵从度仍然偏低。大量涉税违法违规行为的存在，充分表明我国纳税遵从度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税收不遵从行为将导致税款流失，使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因此，堵塞税收漏洞，减少税款流失，提高税收遵从度，成为我国税收领域里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纳税遵从度偏低的成因
1．纳税遵从成本
在纳税人缴纳税款的过程中，为遵循税法、税收规章制度以及税务机关的要求，除应纳税款之外，还需为办理纳税事宜发生其他的支出费用，如个人需要了解其纳税义务而学习的时间与货币成本；企业需聘请专门的人员进行税款计算缴纳、个人需要委托相关的税务机构和人员为其纳税的货币成本等。纳税遵从成本越高，出于自私性的动机，纳税遵从度越低。
2．税收征管乏力制约了公民纳税遵从度的提高
（1）征税观念滞后。税收征收管理领域多年以来都以“监督、处罚、打击”基本理念为出发点，征税主体形成思维定式，对税收征管的认识停留在对纳税人进行制约、监督、处罚的层次上，并没有真正意识到纳税人既是管理对象，又是服务对象，税务部门服务观念滞后，服务人才缺乏，总体服务水平不够，制约了税收管理水平的提高。
（2）申报方式方法有待进一步改进。纳税申报程序设置不科学，手续繁复，也成为纳税人遵从度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出于税务部门内部管理的需要，目前的纳税申报流程设置比较复杂，很多手续都由纳税人完成。同时，纳税环节多，程序复杂易使纳税人出现懒惰性不遵从现象。
3．纳税风气不佳制约了公民纳税遵从度的提高
我国对纳税不遵从进行抵制和鄙视的社会风气还未形成，对纳税不遵从形成的社会压力还不够。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的国家税收逐步恢复了它在经济生活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但“厌税晴绪的阴影在人们的心中依然存在。申报的应税收人越高，心理满足感越低，也就是说隐瞒不报的收人越低从而偷税额越低，心理满足感越低。
4．对政府的满意程度
税收是公共产品的价格，公众是否选择税收遵从与其从税收所形成的公共支出中的受益具有较大的关系。当政府的公共支出决策过程较为民主、支出过程较为透明、支出效率较高时，公共支出也就更符合公众的意愿与利益需求，纳税人出于情感和忠诚的纳税遵从度越高。但是按照传统经济学的假设，当一个人是完全理性时，无论政府提供了多好的公共产品，他依然会选择免费搭车，这实际就是自私性不遵从的表现。
三、提高纳税遵从的对策
1．完善税收法制建设，使税法体系日趋规范。
一是尽快建立税收基本法，明确规定税收的主体、客体、征纳双方的基本权利、义务，经济单位和执法部门的税收配合。二是要切实完善税收程序法。在现有《征收管理法》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征纳双方的办税程序和步骤，明确规定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款征收、税收检查等各个环节步骤中征纳双方的行为规范。三是要努力规范我国税收实体法。对现行多个税种的《条例》、《办法》等都应进一步提档升级，以正式法律形式颁布实施。
2．加强税收宣传，提高税收遵从意识
税收宣传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具有持久性，应持续、稳定、系统地开展下去，要注重多样性和灵活性。应充分发挥媒体的优势，通过电视、广播、报纸、宣传海报等媒介，将正确的税收理念制作成生动形象的口号向社会传播，使公民能够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接受并形成一种自然而然的观念。
3．优化纳税服务，提高纳税遵从度
（1）优化办税流程，缩减办税环节及办税时限，改进工作模式和受理方法。
（2）精简涉税资料，完善涉税信息共享制度。规范对纳税人报送资料的管理与存储，整合各应用系统数据资源，实现纳税人资料信息共享，避免多部门、多环节、多次数要求纳税人报送相同资料。
（3）大力发展社会中介服务，完善涉税中介行业制度体系。
4．强化税收管理
建立严密的税收管理和税源监控体系，防止自私性纳税不遵从行为的发生。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税源监控、税收分析、纳税评估、税务稽查“四位一体”的税源管理机制。其中，税源监控是税源管理的首道环节和首要工作。税收分析是税源管理的眼睛，能有效反映税源管理和征收管理状况、发现征管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问题，是整个机制运行的切人点。纳税评估和税务稽查是有的放矢地解决问题的途径和重要手段。
5．提高财政支出效益，充分发挥公民在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的作用
作为公共产品的价格，税收对于单个个人来说是无偿的，但是对于社会整体来说是有偿的。财政公平度越高就越能体现这种有偿性。政府通过公布各纳税人的纳税额、税收优惠待遇、出口退税和税务检查处理等办税信息对于提高纳税遵从度大有裨益。在政府将税收用于公共产品提供时，由于损失厌恶的原因，居民虽然也获得了与税收等量的公共产品，但其所获得的效用却要小于其所付出的税收所能给其带来的效用，而在公款吃喝、公务消费等不合理支出尚存在的情况下，居民更是认为自己的支出(税收)与收益(公共产品)是严重不对称的。因此，提高财政透明度，发挥居民在公共政策决策中的作用，将使公众感受到的公共产品的收益提高，从而减少其损失规避的不遵从行为。
参考文献：
公共收益管理办法篇7
一、高校信息的经济属性
《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第十条中对于不予公开信息的解释，清晰表明了高校信息公开应该是对公共利益具有正面积极影响的。审视作为公共产品的高校信息，其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属性显然对于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大积极影响。
首先，高校信息的非竞争性是指在高校信息公开之后，其受众即相当于是这种免费产品的消费者，无论是校内师生还是社会公众都可以同时“消费”（使用）这种产品，无需彼此竞争，任何人对于该信息的使用都不会导致他人减少其使用，所以高校信息一旦作为公共产品提供后，学生、家长、相关研究者个体和社会的边际成本都是零，而随着信息使用者的增加，其边际收益、平均收益和总收益均在不断增加，这也是国家要求高校信息公开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其次，高校信息公开后，所有受众均可从中受益，并不会因为自身得益于这些信息而影响或干扰其他人同时享用并受益于同样的信息，非排他性不仅可以使公众更为广泛、更为深入直观地了解各高校发展状况、提升高校办学吸引力，亦可通过更多师生和社会公众得到更多信息，从信息对称的角度提升高校内部办学效率和外部公众监督效果。
二、高校信息公开的社会价值
体现公益性。公益性是教育的基础内涵之一，即便是民营高校，在提供教育这种公共服务的时候同样具有公益性。因此高校信息公开制度的实施通过开放一定的公共资源，使公众能够共享书籍文献、博物馆藏、研究成果等教育资源；通过提高高校办学相关信息的透明度，也向社会释放了部分有益信号，例如某项技术或课题取得进展的信息很可能会引起企业的关注，进而通过联络合作而产生进一步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避免寻租行为降低资源配置效率。近年来，我国各地高校的腐败主要出现在招生录取、财务管理、科研经费使用、基建项目等领域，在信息公开制度的要求下，无论是人事师资、学科建设、教风学风建设等基础信息，还是招生考试、收费及资产等涉及学术、科研与基建等易滋生腐败现象的重要信息，置于公众监督下是保障了师生及社会的知情权与监督权，更是为高校领导或相关领域工作人员的权力行使增加了制度约束，避免由于个人的权力寻租造成的腐败滋生现象，提高学校内部及社会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减少经济损失。
除了以上两点，高校信息公开还有助于师生员工直接参与办学的民主?Q策程序，提升高校办学宗旨和质量的公众认知度，促进高校自身结构调整优化和办学效益的提高。
三、高校信息公开的成本
尽管高校信息公开具备以上显而易见的正外部效应，但作为公开信息“产品”的直接供给者，高校则必须要考虑其成本问题，包括显性成本与隐性成本。对于本文中“信息公开”这种产品而言，高校即“生产企业”，该产品的显性成本指的是高校在“信息公开”所需的生产要素市场中购买或租用他人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实际支出，主要包括信息系统的软硬件购置、应用软件的开发与维护费用、相关专业人员的培训及涉及到的其他必要成本。从高校运行的角度，即便没有信息公开的要求，为了保证学校现代教学和办公的需要，以上主要显性成本也基本都是不可避免的，尽管信息公开工作可能增加了这部分支出，但对于多数高校而言，并非占比显著的额外支出。
公共收益管理办法篇8
【关键词】民办高校;财务治理能力;分类管理;复合共治
中图分类号：G4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937（2015）07-0117-04
30多年来我国民办高校快速发展，已经成为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扩大高等教育投入、增加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民办高校718所（含独立学院），占全国高校总数（不含成人高校）的28.82%;在校生557.52万人，占全国在校生总数的22.80%。随着“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国家教育战略的实施，民办高等教育的质量提升和风险防范提上日程，民办高校的科学化管理和内涵式发展也日趋重要和紧迫。为此，在当前进一步落实扩大高校办学自的改革背景下，加强民办高校管理体制的改革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民办高校财务治理的内涵
（一）基于政府公共管理视角的治理含义
“治理”（Governance）一词是相对于传统的“统治”或“管理”（Government）而言的，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过西方学者的研究和公共组织及政府的实践，治理演变成指导公共管理实践的一种新理论，与绩效管理理论一样，在西方政府公共管理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政府部门也在不断探索和重视公共管理领域的治理相关问题，并上升到国家管理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高度，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强调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由此可见，政府公共管理视角下的治理内涵，逐渐由单一、单向的治理模式向多元、双向的治理模式转变。
（二）基于现代公司制度视角的财务治理含义
“财务治理”的概念源于现代公司制度的产生。狭义上来讲是指公司财务内部治理，尤其是特指“财务治理结构”，即由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等权力机构对公司财务权利进行配置的系列制度设计和安排。随着新经济理论和现代公司制度的发展，公司治理目标已不再局限于“股东利益最大化”，更为广泛的相关者利益也被纳入到公司治理的范畴和目标。于是，公司财务战略的目标由委托理论下的股东财富最大化为利益相关者理论下的相关者利益最大化所代替。因此，广义上的“财务治理”一般是指公司财务共同治理，即公司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共同对公司财务进行治理，也即用以协调和平衡公司利益相关者之间财务关系、财务权利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在广义的“财务治理”中，围绕财务关系、财产权利和财务风险的“共同治理”成为其中的核心和关键。
（三）基于民办高校发展特色视角的财务治理内涵
与发达国家私立高等学校不同，由于生存环境特有的历史规定性和政治规定性，我国民办高等学校的发展路径和运作模式存在明显的中国特色，既有资本逐利性的市场化驱动，又受从事公益事业非营利性的现实制约。这种特征使得民办高校的财务治理环境具有特殊性。一方面，资本逐利性的特征驱动着社会资本以多种渠道和形式投入到民办高等教育事业中，促进了民办教育的发展，提升了民办高校财务治理的内在需求;另一方面，随着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扩大高校办学自改革的深入，政府对民办高校的财政支持力度逐步加大，提高了民办高校财务治理的外在需求。
正是在上述双重需求的驱动下，民办高校的财务管理赋予了新的内涵和发展方向――财务治理，即围绕民办高校多元利益主体所形成的内外部财务关系、财产权利以及可能产生的财务风险，实现复合治理。具体来说，民办高校的财务治理内涵是指基于举办方（投资者）、管理者（校方）、校友、政府、社会、教职工等利益相关者的内在关系基础上所构建的多元、多向和共同的财务治理结构、治理机制以及相应的制度设计和安排，目的在于协调和平衡民办高校发展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财务关系和财务权利，以便于加强民办高校的质量提升和风险防范，进而实现相关利益群体的价值。
二、当前我国民办高校财务治理的现状分析
（一）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先天缺陷，导致财务治理的功能有限
我国民办教育法及实施细则实施至今，已有十余年历史，尽管大部分民办高校已根据其规定建立董事会或理事会之类的治理结构，但是由于我国民办高校发展历史所形成的公益性和营利性的并存特征以及法律法规方面的冲突，使得民办高校的治理结构存在先天缺陷（没有股东会、监事会相应的制衡结构和机制），董事会集决策权与执行权于一体，最后都集中于董事长（举办者）身上。董事会先天缺陷，导致其形同虚设或演变为“家族会”，使得民办高校的重大财务决策以及内部财务管理都被举办者掌控：要么集大权于董事长（举办者）一身，要么在其家族成员或具有密切控制的内部人手中。民办高校董事会聘请的校长及管理者对于民办高校的财务管理只发挥了基础的核算和管理职能，而对于财务治理的核心功能，如财务投资决策、融资决策以及财务风险防控等毫无决策权，甚至连参与权都没有。
（二）高校外部治理结构后天不足，导致财务治理的制度缺失
在公共资源短缺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对民办高校的发展采取的政策是大力提倡和鼓励，而对于监管职能来讲，相关管理部门习惯于公办高校单一、单向的“管理”和“规范”。但是，不论“管理”还是“规范”都有限，监管的“度”无法准确把握。原因在于，面对发展民办高校的现实需求和民办高校自身的不足，民办高校很容易出现“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为此，很多省在实践过程中对民办高校的年检流于形式，尤其是财务方面的问题。民办高校财务管理不规范甚至违规的现象不少，但真正进行严格整治和规范管理的监管工作却没有落实到位。另外，部分原因还在于政府部门在行使监管职能的时候，业务主管部门与专项监管部门之间的职责冲突与协调不力。从学校的长远发展和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角度来说，没有建立合理的外部治理结构，或者外部治理要素没有有效嵌入到民办高校的内部治理结构中，必然导致民办高校财务治理的制度环境缺失。
（三）民办高校产权归属不明，导致财务治理的基础不实
产权归属问题是民办高校一大主要问题。正是民办学校产权归属不明所导致的民办学校系列财产纠纷、债务纠纷以及由此导致的民办高校办学困境推动了有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如《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民办学校对举办者投入民办学校的资产、国有资产、受赠的财产以及办学积累，享有法人财产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民办高校规范管理引导民办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通知》也提出“民办高校要落实法人财产权，出资人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投入学校的资产要经注册会计师验资并过户到学校名下，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或侵占”。从近几年的现实情况看，没有落实或者落实不到位的学校比比皆是。尽管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和督促，但是执行情况依旧较差。法人财产权的虚置或缺失，无法在办学投资主体与高校之间构筑防火墙，既不能有效防范举办者（投资公司）办学以外的经营业务所带来的风险和隐患，也无法实施有效的财务治理。
（四）民办高等教育法律法规不完善，导致财务治理的保障乏力
尽管《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但是具体怎么计算取得，怎样的比例才算合理，没有明确的规定。怎样才能更好地兼顾和平衡教育事业的后续发展和民办高校的资本逐利性，也缺乏可操作性和指导性的文件。这导致民办高校在实际财务管理过程中，缺乏科学和规范管理，原本可以依法依规取得合理回报，也因为财务核算本身存在的问题以及法人财产权的不落实，导致无法正常实施。这也使得民办高校中举办者利用各种形式抽逃或转移资金变相取得回报，比如利用学校与举办方或其管理企业签订不合理的投资协议、租赁协议等;再如学校的后勤服务都由关联方承担，通过内部价格转移办学结余资金等。正因为民办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使得民办高校的财务治理缺乏保障和依据。
三、我国民办高校财务治理能力提升路径
（一）总体路径――财务治理模式的重构
近些年，针对“民办学校分类管理”的改革重点和难点，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教育界，都在不断探索和实践中。《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积极探索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国务院法制办于2013年9月公布的《教育法律一揽子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最具实质性的修订意向就体现在对民办学校管理的分类改革上;而即将出台的由教育部牵头拟定的《关于进一步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的若干意见》（暂定名），对民办高校的分类管理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
总体来看，国家对民办高校设计了分类管理的顶层设计思路，在这一思路下，民办高校的管理体制及其相应的财务治理模式也应当进行改革和创新。当前，民办高校在运作管理过程中形成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为此，针对民办高校财务管理和财务治理能力水平低下的现状，需要从相关者利益的复合共治角度，对民办高校的财务治理模式进行审思和重构，这是提升民办高校财务治理能力的根本路径和基础（如图1所示）。
从财务治理的核心和内涵来看，主要是在一系列法律法规完善和执行到位的基础上，通过法人财产权和利益相关者的权利落实理顺以下三重财务关系，这是实现财务治理的基础和保障。第一，基于财政资金视角的财务关系，主要从政府扶持资金投入、学费收入、税费减免等财政金融形态形成的财务关系和权利;第二，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财务关系，主要从投资者投入、银行借贷等市场资本形态形成的财务关系治理;第三，基于民办高校运作管理视角的财务关系，主要从学校投融资和利益分配的资本运作过程形成的财务关系。以上三个方面的财务关系及相应权利和责任，构成了民办高校多元、多向的“复合共治”要素及结构：既包括了以政府为主体和银行、民办高等教育行业机构、社会监督机构及社会利益群体等外部财务治理要素在民办高校发展过程中的外部财务治理关系及结构，也包括了民办高校内部以董事会、校务会和监事会为核心的组织及要素嵌入到高校内部运作过程形成的决策、执行和监督等财务治理关系及结构，还包括了外部财务治理要素及结构与内部财务治理要素及结构的相互嵌入关系。
正是基于国家对民办高校的“分类管理”顶层设计思路和民办高校自身的复杂利益关系，围绕民办高校质量提升和风险防范的重点，通过外部财务治理要素及结构的优化、内部财务治理要素及结构的优化以及外部和内部财务治理要素及结构的协同与融合，进而形成“分类管理、复合共治”的多元、多向、共同的治理模式。这是有效提升民办高校财务治理能力的根本路径。
（二）具体路径――财务治理模式的实施
1.加强民办高校财务政策的分类设计和平衡
在“分类管理”的指导思想下，民办高校分为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两大类，其财政投入政策、税收优惠政策、办学收益分配以及高校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制度等财务相关领域也应当根据不同分类有所区别和侧重，但要兼顾二者的利益平衡。
在财政扶持和税收优惠政策方面，非营利性高校要高于营利性高校。因此，在办学收益方面，要充分考虑现有民办高校主体还是投资办学居多的现状，营利性的高校可以按照规定的核算程序和比例取得回报，非营利性的高校要通过奖励的方式进行适当补偿和支持（当然，这种奖励必须建立在办学质量和效益提升以及公平、公正的绩效评价基础上）。这样，既能促使当前许多高校通过不同途径变相获得扶持和回报的隐性状况显性化和合法化，又能体现政府分类发展的指导思想，进而促进非营利性民办高校之间、营利性民办高校之间以及非营利性和营利性民办高校之间的多层竞争和发展局面;否则，不顾当前民办高校依靠政策资源发展的路径依赖现实，会导致现有民办高校选择退出教育领域或多数选择非营利性类型，这就违背了政策设计的初衷以及通过民办高校的竞争促进质量和效益提升的目的。
2.加强民办高校外部财务治理的分类设计和平衡
对于民办高校的财务监控及监督，应该按照分类管理的原则，既要有统一的制度规范和外部治理机构，又要通过不同的要素组合和结构突出区别和侧重。
在统一的制度规范方面，主要是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对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和营利性民办高校进行统一规范和管理，这是实现财务复合共治的基础;在统一的外部治理机构方面，通过吸收政府、行业、银行、社会群体等民办高校内外部利益的代表，组成相应的机构，嵌入到民办高校的内外部治理结构中，履行相应的治理职能（如决策表决、监督、咨询指导等）。在区别和侧重方面：对于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外部财务治理来说，主要以政府治理为主（如教育、财政、审计等部门组织力量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围绕财政扶持资金、学费收入以及其他专项资金等财政形态资金的使用管理过程进行合法、合规及绩效监督，或通过战略发展委员会行使相应的职能），以社会治理为辅（如内外部利益代表组建民办高校战略发展委员会，重点职能是对民办高校发展战略的有关决策及风险进行分析和评估，辅助职能是对相关决策的执行进行监督和评价）;对于营利性民办高校，主要以社会治理为主，如内外部利益代表组建民办高校风险管理委员会，重点职能是围绕办学经费使用管理、财务投融资及利益分配行为进行监督（可以组织力量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其经费来源于按照民办高校办学收益的一定比例提取的风险基金），辅助职能是对民办高校发展战略的有关决策及风险进行分析和评估，并以政府治理为辅。在外部治理要素的有效链接和组合方面，通过政府的指导和引导及协调作用，实现非营利性和营利性民办高校在有关外部治理资源、平台等方面的融合，如民办高校战略发展委员会可以对营利性民办高校发挥作用，风险管理委员会可以对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挥作用，二者在部分成员构成上可以重叠，在职能发挥上也可以交叉。
3.加强民办高校内部财务治理的分类设计和平衡
对于民办高校内部财务治理要素和结构来说，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两种类型的内部财务治理结构及运行机制总体趋同，均强调董事会、校务会和监事会在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分立与制衡，但在分类管理的原则下，其财务治理结构主要优化思路是体现外部要素在内部财务治理结构的嵌入程度有所区别和侧重。对于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的内部财务治理结构，应当将更多的政策性外部财务治理要素（如政府代表、公办高校代表、社会利益群体代表、财务审计专家等）以战略发展委员会成员、董事会成员以及监事会成员等不同方式嵌入到内部财务治理结构中，赋予相应的权利和责任，通过协同与融合，提升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的内部财务治理水平。对于营利性民办高校的内部财务治理结构，应当将市场性的外部财务治理要素（如行业代表、银行等债权人代表、社会利益群体代表、财务审计专家等）以风险管理委员会成员、董事会成员以及监事会成员等方式嵌入到内部财务治理结构，赋予相应的权利和责任，通过协同与融合，提升营利性民办高校的内部财务治理水平。
4.加强民办高校复合财务治理的协同与互动
复合共治模式下的财务治理协同与互动，主要是指通过财务治理要素在外部和内部两重财务治理结构的协同，在有效提升外部财务治理能力和内部财务治理能力的基础上，推动内外两重财务治理结构的互动与融合，实现外部共同治理和双向治理，促进综合财务治理能力的培育和形成。主要包括外部治理要素在外部财务治理结构的协同、内部财务治理要素在内部财务治理结构的协同以及外部财务治理结构与内部财务治理结构之间的互动等方面。
外部财务治理要素在外部财务治理结构的协同，如政府主管部门之间的协同、政府主管部门与行业联盟和外部融资体系的协同、行业联盟与社会利益群体的协同等。外部财务治理要素与内部财务治理结构的协同，主要是指外部财务治理要素在内部财务治理结构的嵌入性，如行业联盟代表、政府部门代表等参与到民办高校内部的董事会、监事会机构中，行使相关的决策和监督权。
内部财务治理要素与内部财务治理结构的协同，如通过董事会、校务会和监事会等机构的设置，加强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三权分立与制衡，尤其是要改善当前家族式管理模式，赋予校长一定的决策权和充分的执行权，赋予监事会充分的监督权。内部财务治理要素与外部财务治理结构的协同，如学校负责人、投资者加入行业联盟或发展战略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等参与到政府政策及制度的设计和制定过程中。
外部财务治理结构与内部财务治理结构之间的协同与互动，主要是通过内外部财务治理要素的相互嵌入和影响，实现外部财务治理结构对内部财务治理结构的引导和规范作用以及内部财务治理结构对外部财务治理结构的支持和完善作用。如通过民办高校发展战略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等外部财务治理机构与民办高校董事会、监事会内部治理机构的互动和协同，实现资源和信息的共享、共通，进而促进共同、双向的复合治理能力的提升。
【参考文献】
[1]教育部.201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http：///，2014-07-15.
[2]张宏博.民办高校治理结构失衡的制度根源――基于广东X学院的个案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12（7）：28-33.
[3]万国超，张庆.基于治理风险视角的高校财务治理研究[J].财会通讯，2012（12）：91-92.
[4]宋长森.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的思考[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3（6）：181-182.
[5]巩丽霞.关于民办高校分类管理制度设计的几点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2011（9）：53-56.
公共收益管理办法篇9
一、我县生态公益林现状
我县自年建立生态公益林以来，国家、省下达生态公益林补偿面积为68.86万亩，并已区划界定，其中部级生态公益林54.65万亩，省级生态公益林14.21万亩，分布在我县22个乡镇146个行政村和1个国有林场。过来，通过对生态公益林采取强化管护、落实责任等措施，取得了初步成效。生态脆弱地段的森林植被得到一定恢复，水土流失逐步得到遏制，重点生态区位的生态安全得到了相应的保障，其森林生态功能正逐步提高。同时，通过多年来的生态公益林管理，部分公益林存在林分过密、衰老、生态保护功能衰退等一系列问题。据此，拟通过对生态公益林实行抚育间伐，以提高其生态防护功效，确保全县生态公益林保护管理工作顺利开展。
二、采伐目标及依据
（一）采伐目标：遵循森林自然演替规律，实施公益林采伐，持续性地对全县国家二、三级生态公益林和省级生态公益林进行有计划的结构性改造调整。通过天然更新和人工培植相结合的措施，建设成树种结构合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
（二）采伐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3）《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中发〔2003〕9号）；（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发〔2012〕10号）；（6）《怀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怀化市公益林管理暂行办法〉和〈怀化市商品林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怀政办发〔2012〕22号）等法律法规和规章。
三、采伐范围
对区划的国家二级、三级生态公益林和省级生态公益林除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采伐、自然保护区的林木以及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的林木严禁采伐外，对其他公益林在不破坏其生态功能的前提下，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采伐，依法合理利用林地资源，开展适度的森林经营活动和非木质森林资源培育与利用。
四、采伐管理
（一）采伐方式及采伐强度
采取抚育采伐的方式。（1）对于林分过密、生态保护功能衰退的的公益林，只实行抚育采伐，采伐强度水河两岸第一重山脊每次株数采伐强度不得超过10%，其他公益林每次株数采伐强度不得超过15%，伐后郁闭度不得低于0.6，不能形成“天窗”。（2）对于竹类的采伐量不得超过当年新竹量，伐后郁闭度不得低于0.7，竹林中的林木不得采伐。（3）因实验目的采伐实验林、母树林的，应当采用相应的采伐方式和强度。（4）因遭受病虫害、火灾及雪压、风折等自然灾害和征、占用林地需要采伐的，应当采用必要的采伐方式和强度伐除受害木。（5）因建设护林防火设施和营造生物防火隔离带需要采伐的，应当采用必要的采伐方式和强度。
（二）采伐审批程序
1、申请。林农向县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采伐报告，交乡镇林业工作站，由林业站工作人员到现场核实是否符合公益林采伐要求，如符合并勾绘地形图。并在报告上签初审意见并报乡镇人民政府签字盖章同意后，由各乡镇林业站把采伐报告及附地形图汇总上交县林业局资源林政股。
2、编制采伐方案。县林业局资源林政股根据各乡镇林业站采伐报告及地形图编制采伐方案，交县林业局局务会讨论初审。
3、伐区作业设计。县林业局局务会讨论初审同意后，由林调队作出详细的采伐和造林作业设计书，汇总后交林业局局务会讨论。
4、审批。县林业局局务会讨论通过后，依照有关规定，纳入第二年的森林限额采伐计划。县林业局按有关程序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进行采伐。
（三）伐中、伐后管理
1、实行风险保证金制度。林业局从林调队、公益林办、资源林政股、纪检监察室、林业站等相关职能部门抽调精干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现场采伐管理监督小组，每人缴纳保证金。
2、实行伐中伐区现场监管制度。在采伐过程中，县林业局相关工作人员、林业站工作人员和护林员必须在伐区现场进行技术指导和现场监督，确保整个采伐过程严格按照采伐作业设计的规程进行。同时，填写伐区采伐现场勘验表，监督人员必须在表格上签字确认，再移交给县林业局伐后检查组。
3、实行伐区伐后现场检查制度。采伐后县林业局及时组织监察室、林业检察室等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对伐区现场检查验收并填制验收表格，所有参与验收人员必须在表格上签字确认，实行责任终身制。
公共收益管理办法篇10
一、公共服务监管的理论依据
公共服务监管是指政府运用公共权力制定和实施规则与标准,以约束独立运营的公共服务机构,确保公共服务提供的效率和公平。从监管所约束的对象的角度来看,对公共服务的监管可以分为政府内监管和商业性监管。政府内监管是指“某一公共行政部门具有授权,能够在保持距离的情况下监管另一部门,运用一揽子工具来审核被监管部门的行为并在必要时予以纠正”[1]。公共服务监管的目标是双重的,即纠正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确保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效率和公平。
(一)纠正市场失灵
传统的福利经济学认为,“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正当性的基本依据。市场失灵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共品,由于公共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所以私人部门不愿意提供这种产品;二是外部性,外部性使得私人成本受益与社会成本受益相偏离,在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私人的最优化决策无法达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三是自然垄断,垄断者具有价格控制力,其最优决策也会偏离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垄断还会导致X-非效率;四是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导致市场的失灵。另外,由于市场机制并不能实现一些理想的社会价值目标(如公平等),所以政府也需要进行干预。政府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方式及工具是多种多样的,包括直接提供、付费和监管。其中,监管是一种重要的政府治理工具。关于政府实施监管的理由,主要有两类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即公共利益监管和利益集团监管。按照公共利益监管理论,市场失灵是政府监管的逻辑起点。公共利益监管理论隐含着三个基本假设:一是市场存在失灵;二是政府的目标是社会福利最大化;三是政府监管是对市场失灵的有效反应,不存在政府失灵。在这些假设条件下,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监管被认为是纠正市场失灵、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过程。政府监管一旦建立,就能够有效地消除市场失灵的不利后果。利益集团监管理论是在对公共利益监管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的。利益集团理论主要包括俘获理论、监管经济理论和寻租理论等分支。各理论分支共同的基本假设是:政府的基础性资源是强制权,能够在社会福利不同的人之间转移;监管的需求方(利益集团)与供给方(政治家和监管者)都是理性“经济人”,都通过选择行为来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监管可能被利益集团俘获;监管能力有限,无法实现提供社会福利的初衷。
(二)纠正政府失灵
公共部门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也存在政府失灵问题。一是公共部门通常是垄断性的,这种垄断性往往导致公共部门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激励,产生较为严重的X-非效率。格兰德(Grand,1991)指出,即使公共部门面临着一定程度的竞争,如英国nHS中的公立医院要和私人医院和非营利医院竞争,如果竞争者(非营利机构)并不是利润最大化者,公立医院同样不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从而也存在一定的X-非效率[2](p79)。二是公共部门可能受到私人利益或部门利益的影响,偏离其公共利益的目标。为此,需要设定标准、制定监管规则来促使社会目标与公共部门激励机制相融。三是公共部门同样会出现外部性问题,其行为有可能影响其他部门的绩效。公共部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有可能损害社会整体福利。四是公共部门同样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公共部门的人可能会欺骗委托人,特别是公共服务的业绩具有多重任务和多委托人的属性,往往难以量化考核,这些将大大增加公共服务中的成本。在政府失灵的情况下,公共部门的行为有可能偏离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初始目标,变为实际执行部门的自身利益最大化。
二、农村公共服务监管的现实需要
我国传统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采用的是政府包办的模式,即通过行政命令,由政府设立的事业单位提供公共服务。20世纪80年代,公共服务提供模式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政府的管理方式发生了变化,服务供给主体———事业单位———被赋予更多的自,引入了更多市场激励机制,这就需要改变传统模式下政府集政策制定、服务提供和服务监管于一身的局面,构建保持距离型的政府内监管体系。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私人机构介入公共服务提供过程,这就需要建立公平、透明、专业、独立、诚信和可问责的监管体系。
(一)农村事业单位改革需要政府内监管
在我国农村,绝大多数公共服务都是由隶属于各级政府的事业单位提供的。国家发改委的一份报告(2004)显示,超过80%的事业单位隶属于县和乡政府,雇员人数占全国事业单位劳动力总数的65%。事业单位“市场化”改革的成就不容置疑,但同时也应看到,它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了扭曲的激励机制。事业单位被赋予了巨大的自由,可以进行服务收费,这为它们提供了动机,即通过创收来增加职工工资收入。将事业单位“推向市场”的改革不可避免地使这些单位用“利益动机”取代了“以服务为导向”的原则[3](p57)。这在医疗卫生部门表现得尤为突出。目前,我国大多数公立医疗机构的收入渠道有三条,即政府财政补贴、医疗服务收费、药品经营差价和大型设备检查收费。在“以药养医”的医疗服务补偿机制下,医院严重依赖药品批零差价和大型设备收费,导致医疗服务供给方诱导过度需求,主要表现在大处方、大检查、抗生素滥用和手术滥用等方面。可以说,我们在事业单位创收自扩大的同时,并未建立起更好的监管体系,对向使用者收费的监管和对农村事业单位的监管效率低下。
(二)多元化供给主体和供给模式的引入需要
政府履行监管职责公共服务的生产责任由政府向非营利组织和营利组织转移早已成为一个趋势。发达国家业已形成政府公共部门、非营利组织和营利组织共同提供公共服务的格局。我国乡镇政府职能转换的初步设想是:乡镇政府把部分经济和社会职能剥离出去,引导乡镇直属事业单位转换机制,走企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路子,除公益性事业单位经费主要由财政保障外,经营性事业单位要逐步转变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或中介服务组织[4]。在积极引入多元化供给主体和供给模式的同时,政府在公共服务的立法、规划和监管等方面也要切实履行其职责,以避免农村公共服务市场的混乱。调查显示,我国80%以上的村级医疗机构为各种形式的私营诊所。这些农村医疗卫生机构为农村居民就医用药、预防保健提供了便利、及时的服务,对提高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存在服务市场秩序混乱、价格失控及医疗行为背离公益目标等问题,因而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健康需求,亟待通过加强医疗监管来解决。
(三)市场机制的建立需要政府强化监管
开放农村公共服务市场,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是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效率的重要途径。然而,市场的本性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准公共服务受益人相对固定的前提下,市场主体受利益驱动,有可能提供假冒伪劣、质次价高的公共服务,从而严重损害农民利益。这就要求政府深度干预农村公共服务市场,建立市场准入制度,监控服务价格,规范服务标准,保证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的形成[5]。当前我国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在行医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1)非法行医现象普遍存在。其主要表现,一是无证行医,二是医疗机构超范围行医,三是医师超出执业地点或执业范围行医,四是游医行骗。(2)医疗条件差。虽然国家对农村医疗卫生机构有“三室一房”的明确要求,但相当一部分只有一间门面房,达不到规定的面积,诊断、注射、换药、储药集于一室,清洁区和污染区也没有区分开来。医疗器械消毒不严格,不能保证一人一针一管;诊所内也很少进行消毒,容易造成交叉感染。多数诊所设备差,仅有传统的“老三件”(体温计、听诊器、血压计),没有必要的冷藏及“四防”设施,以至于诊断不确切,救治水平不高。(3)药品质量无保证。不少农村医疗卫生机构从非正规渠道采购药品、医疗器械,在购买时只考虑价格,不考虑质量。对于那些有特殊储存条件要求的药品,也不能按要求存放保管,降低了药品疗效。(4)医疗行为不规范。农村医疗卫生机构违规操作现象较为普遍。一是许多村卫生室或个体诊所没有取得卫生部门核发的“三证”,没有配备依法经过资格认定的相关技术人员;二是一次性医疗器械用后不按规定销毁处理,甚至重复使用,医疗垃圾随意丢弃;三是非法经营、使用假劣药品和特殊管理的药品;四是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开展各类手术,造成大病小治,小病大治,贻误病人,甚至出现医疗事故。(5)收费无标准。各种服务项目收费随意性较强,药品也没有明码标价,农民对于看一次病到底钱花在哪里心中无数。农村医疗服务的现实呼唤政府内监管。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当前农村公共服务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有效的农村公共服务监管体系在我国尚未建立起来,公共服务监管演变成公共部门的内部治理机制,导致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效率较为低下。
(一)政监合一、管办不分的现象仍然比较普遍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传统模式一直延续下来。在条块双重管理体制下,政府主管部门集“七站八所”等事业单位的资产所有者、政策制定者、付费者、监管者等多重角色于一身的状况并未从根本上发生变化。政府多重角色之间往往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妨碍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提高。另外,传统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安排中的管办不分实际上是一种自己监管自己的机制,直接影响了公共服务监管的效力。我国医疗卫生监管的最大问题就是医疗卫生监管机构缺乏独立性。卫生主管部门理应维护患者的合法权益,但是在实践中又因自己是公立医院的“总院长”,更多时候是公立医院的利益代言人,集裁判员、教练员和运动员三种身份为一体而不可能做到监管到位。另外,多头监管难以形成合力。以对民办非营利医疗机构的监管为例。目前我国对民办非营利医疗机构的监管实行的是“分级管理、双重登记”的办法。民办非营利医疗机构的成立在经过卫生主管部门资格审查批准后,还要到民政部门登记,由民政部门对其进行监管。但是在实践中,即使民政部门发现它未执行不分配政策,在没有卫生主管部门配合的情况下,也很难有效落实监管职能,从而造成事实上的监管缺位。
(二)监管规则、执行机制尚不完善
长期以来,我国未能建立较为完善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基本法律法规体系。有关监管规则还存在许多问题:一是现有法律法规较为陈旧,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公共服务监管的要求;二是规则不统一,主要体现为不同位阶的法律法规之间存在冲突,不同部门出台的规章不协调,地方性法规和国家行政法规之间存在矛盾。更大的问题还在于规则的执行机制不健全。首先,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过于密切的关系,使得监管规则很难得到有效执行;其次,政事不分还使得规则执行缺乏公平性,在很多领域存在基于部门、所有制或地区利益的歧视;第三,现有的司法体制和行政管理能力也制约了规则的执行。
(三)公共服务问责机制不健全
按照世界银行(2003)提出的分析框架,公共服务的“问责三角形”涉及客户(公民)、服务提供者和国家三方,包括四种责任关系,即政治家与公民之间的“表达”、机构提供者与政府之间的“契约”、一线专业人员与机构提供者之间的“管理”、服务提供者与客户之间的“客户权力”[6](p47-51)。目前,我们更多地依赖政府对公共服务提供者的问责机制(即“长途”问责机制),但政府和公共服务提供者并不是保持距离型的监管关系,这就影响了公共服务“长途”问责机制效力的发挥。一线专业人员与机构提供者的工作更多地采用行政机构的治理机制(即内部治理机制),使得我国公共服务提供部门行政化色彩比较浓厚。在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表达”、客户与提供者之间的“客户权力”(即“短途”问责机制)方面,由于公民力量较为薄弱,所以“表达”传导渠道并不畅通;公共部门的垄断格局并未被打破,消费者的选择十分有限,很难发挥“客户权力”。总之,无论何种形式的问责机制均不健全,公共服务的问责环节还相当薄弱。
四、构建有效的农村公共服务监管体系
构建有效的农村公共服务监管体系,对于解决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供需错位问题,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确保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总的来说,我们需要构建的是决策部门与监管部门分离、行业自律性监管组织和政府监管机构并存的监管体系。
(一)加强信息流动
加强信息流动是强化公共服务问责的关键。要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取决于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流动。首先是从农民到地方政府和服务提供者的信息流动。地方政府和服务提供者的工作必须对农民的需求和期望作出反应,而且要评估公共服务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因此,政府和服务提供者必须从农民那里获取他们所认为的公共服务的先后顺序、偏好和对有关服务的评价等信息。其次是从政府和服务提供者到农民的信息流动。信息流动不能是单向的,政府和服务提供者收集和分析的数据要与农民们分享,这是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的关键。目前,在实践中推行信息公开的做法越来越普遍,如乡村设点信息公告栏,乡村卫生院公布药品价格,等等。信息公开产生了正面的效果。例如,规划国际(planinternational)在陕西资助了一个卫生项目,村委会通过村民会议、信息公告栏和项目信息小册子等形式向村民公布项目信息,这对于动员当地群众参与和提高他们对公共卫生活动的认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建立健全农村公共服务监管规则
首先,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提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义务,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使农村居民可以享受到相对均等化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其次,通过立法,合理界定政府职能,改变“政监合一、管办不分”的局面。同时,通过完善、整合相关法律法规,消除监管规则的准入歧视,规范供给主体的市场行为,创造公开、公平、公正、透明的监管环境。要想让医疗监管走出当前的困境,必须尽快完善有关的法律法规。其中包括:出台我国自己的民典法,明确非营利性机构的法人地位;制定非营利性机构的登记办法、会计准则、有关税则和财务管理办法;制定与药品研制、生产、流通、报废有关的法规。这是规范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和药品生产、流通企业行为,完善卫生领域监管的法律基础。另外,体制转轨后,公立医疗机构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与公立医疗机构有关的法律法规也需要修订和完善,以适应公立医院自身发展和医疗服务市场平等竞争的需要。
(三)建立多层次、多主体参与的现代监管体系
要强化基层政府监管职能,加强专业化的独立监管机构、行业自律组织、质量认证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传媒和农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监督和问责,实现对农村公共服务部门的有效治理,构建多层次的监管体系,改变政府部门自己制定政策、自己执行政策、自我进行绩效评估的状况。必须切实加强自律性行业组织的作用,如医师协会、医疗教育协会等,对医疗机构从业人员的职业教育、职业道德和业务审查方面进行监管。然而,目前行业协会多附属于政府主管部门,缺乏独立性。针对目前行业协会组织发展不力的情况,政府行政部门依然有必要扮演主要的监管角色。与此同时,在监管标准制定、实施的每一个环节,都应鼓励公众代表以多种方式参与;在所有监管机构的治理结构中,都应有公众代表的位置。在我国农村,由于信息不对称,公共服务主动权往往掌握在医生和服务提供者手里,服务的使用者———农民———基本上处于“失语”状态,只能“逆来顺受”。农民作为分散的个体,难以对卫生机构及医生的服务态度、质量和价格进行监督和制约,只能靠卫生机构及医生自觉和自律,这不仅是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也是政府失灵的原因之一。即便政府设立了专业监督机构,如果没有来自消费者的参与,没有准确可靠的信息,这种监督也不会奏效,甚至政府和卫生机构之间还会因利益关系而达成某种“共谋”。最难达成“共谋”关系的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群体,因为两者的利益不一致。因此,“消费者”群体对于卫生人员的监督才是治本之策[7](p296)。
(四)强化政府内部激励和约束机制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官员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政府官员对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追求并不必然导致社会整体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必须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以确保政府官员的行为不偏离为农村公共利益服务的轨道。相关研究表明,通过货币补偿来激励政府官员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在契约设计上是困难的。于是,晋升制度以及各种监督制度就成为政府治理中最重要的激励和约束机制[8]。在实践中,要把政府官员的升迁与提供公共服务的绩效结合起来,同时,充分发挥各职能部门的监督功能,对乱收乱支、扰乱财经秩序的行为严惩不贷。
(五)完善公共服务问责机制
建立严格的问责机制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监管体系建设的核心任务。问责机制要按照公共服务的“问责三角形”的要求来建立。强化公共服务问责机制的主要措施,一是完善公共服务提供机构的内部治理机制。公共服务提供机构内部治理机制的完善对于问责机制的正常运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07年深圳市关于建立和完善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的改革值得借鉴。改革的目标是在事业单位中建立一个以公益目标为导向、内部激励机制完善、外部监管机制健全的以理事会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理事会是事业单位的决策权力机构,行使事业单位重大事项决策权。理事会由政府部门代表、社会人士、行政执行人等组成,以社会人士为主,采用选任制或委任制,对举办主体负责。理事长由举办主体提名,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报批或备案。二是改善政府和公共服务提供者之间的问责关系。这是提高公共服务提供绩效的关键。在进行一些具有一定“可测性”和“可购买性”的公共服务时,应在政府和公共服务提供者之间建立科学的绩效合约,明确绩效标准,将付费和绩效紧密结合起来。三是赋予客户权力。使公众参与到公共服务提供的监督评估过程中来,是赋予客户权力的一种方式。参与式监督和评估(participatorym&e)要求客户作为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和积极的参加者参与进来,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确定对公共服务的优先需求,发现问题,制定备选方案,讨论解决方案,监督和评估结果。我们还可以因地制宜地使用“公民表”、“记分卡”和“排名表”等工具来对服务提供者进行比较(公民表中包含明确的关于服务标准的提供者承诺;记分卡可以让我们根据目标绩效标准和/或客户对服务质量的看法评估服务提供者;排名表则是把学校、医院等服务提供者按记分卡成绩排名)[9](p61)。此外,改变付费方式,即从直接补助提供者转为补助用户并允许他们选择提供者,在提供者中引入竞争,也是值得考虑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