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篇1
一、着力构建制度体系。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充分发挥我国“一元两级多层次”立法体制的优势，从社会治理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发展规律出发，在中央统筹下，按照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有规划、有重点、有步骤、点面结合地推进社会领域立法。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拓宽公众参与立法的途径，通过立法论证、听证、评估等方式，依法保障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权的实现。突出政府责任、公共服务和制度保障，健全完善社会保障、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生态环境、安全稳定等社会领域的立法，建立健全社会组织法律制度，依法保障社会组织、公众等主体生存权、发展权以及社会治理参与权、治理权的实现。
二、着力推进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是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政府在社会治理中负主责，政府带头依法行政，是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首要前提，新时代重点是推进政府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程序化。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健全依法决策机制，设置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推进政府依法全面履行职能，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真正实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依法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按照“政事分离、政社分离、责权利相配套”的要求，把政府不能做、做不了、做不好的专业性较强的事务让渡给社会和市场，推进政府职能向服务、指导、协调、监督方向转变。完善行政监督机制，全面推进政务公开，让社会参与到行政监督中来，形成内部监督和社会监督功能互补的立体监督网络。
三、着力完善调处机制。
法治是平衡社会利益、弥合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平最有效的方式，把法治导入矛盾纠纷调处，着力完善调处机制，是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重要环节。把法治作为调解制度建设的核心，着力健全完善行业性专业性调解机制，探索推进分级调解，提升纠纷调解的法治化专业化水平；积极推进司法确认，提升调解协议法律效力，用法治的方式定纷止争，保障群众合理合法诉求按照法律规定和程序来办，就能得到合理合法的结果。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大力加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积极推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联动，形成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矛盾纠纷化解体系，凝聚调处合力，满足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需求。
四、着力做强法律服务。
解决法律服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补齐发展和供给短板，是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重要任务。持续加大政府法律服务供给，加快建成以实体、热线和网络三大平台为主体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实现公共法律服务标准化、精准化、便捷化，最大限度满足群众法律服务需要；不断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扩大援助范围，提高援助质量，向群众提供及时充足、普惠均等、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努力使人民群众在遇到法律问题或者权利受到侵害时能够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帮助。加强法律服务市场供给，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司法鉴定等法律服务业，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推动在各级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普遍设立公职律师，在企业设立公司律师，为社会提供多层次、可选择、市场化的法律服务。
五、着力夯实基层治理。
健全完善德治、法治、自治“三治合一”的农村治理体系，推进以法治为核心的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重要基石。依法加强基层组织建设，选择法治素养高、依法办事能力强的基层干部当带头人，依法行使职权、管理村务、服务村民，建设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基层组织，依法保障好、维护好农民群众自主管理农村事务的民主权利。要大力加强基层法庭、派出所、司法所、法律服务所、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健全完善村居法律顾问制度，推动律师进村居活动。推动各项涉农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降低农民用法成本。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完善村民会议、议事协商、民主听证等决策体制和工作机制，依法形成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多层次基层协商格局，畅通群众诉求表达和互助渠道，依法保障群众对社会治理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激发群众依法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篇2
法治是平衡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调节社会关系的基本方式，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集中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法治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的基本方式，法治与五位一体布局的渗透融合、贯通是完善我国各方面制度、体制机制的最有效手段，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时期，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思维方法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深刻运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内在一致的。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通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来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法治为保障的经济制度和体制运行方式的统一，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处理好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的关系，需要通过法治确定市场主体的权利、地位、市场规则、政府职能权责。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破除我国在党政、政企、政社关系中存在的体制机制弊端，只能通过法治得到解决。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法治深刻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党的建设规律，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完善制度、促进和谐的必然要求。在现代社会治理条件下，只有以法治理念、法治思维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最有效地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是普遍联系的，用系统的、有机联系的观点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的基本观点之一。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从依法治国内在关联的三个层面科学规划了建设法治中国的总体布局。法治国家是推动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的前提，包含了科学立法、公正司法、法治环境、依法执政等环节，是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保障。法治政府是依法治国的关键，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力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政府的依法行政体现出来，政府是在党的领导下，对国家事务、经济社会发展行使管理权的主导力量。法治社会建设是培育法治文化、群众法治意识、倡导法治理念、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依法治国的各层面、各个环节都需要以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认可为基础，只有得到群众拥护的法治才是真正的法治。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实现这一总目标，《决定》提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加强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律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的建设，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通过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法治政府建设、公正司法、法治社会、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的法治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五大体系和六大任务贯穿了涵盖了依法治国的各环节、各方面，体现了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的目标和方法、手段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以法治理念统筹发展大局、平衡利益关系、解决社会矛盾，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体现。
二、从实际出发，运用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关系原理推进依法治国
客观实际是认识和实践发生的起点，从实际出发，研究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进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基本理论之一，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植根于实际，一切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调查研究我国当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分析发展中存在问题的现状、原因及根源，建立完善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法治模式。从我国实际出发，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发挥法治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统筹、平衡、调节、规范作用，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公平正义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体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以人为本的内在价值取向。以法治精神、法治思维、法治意识的培育指引、促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关系原理在推进依法治国中的运用。党员、干部应成为自觉学法、尊法、守法，提高法治思维水平和能力的典范，在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中必须时刻牢记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敬畏法治，坚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和依法办事。人民群众是法律实施的重要主体，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力量，群众的法治意识、法治社会环境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坚实基础。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的法治精神是准确体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精神，法治精神是推动党的执政、政府行政、社会建设等方面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有效动力，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三、坚持党的领导与以人为本的有机统一
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篇3
关键词：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16）10-0349-01
所谓社会治理，就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诸行为者，通过平等的合作型伙伴关系，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和管理，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当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同时也带来各种矛盾和挑战。为此，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当前，那坡县要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积极地探索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的有效途径。
一、要将改善民生作为治本之策，继续实施“兴边富民”工程，着力推进社会建设
改善民生既是促进和谐稳定的根本目的，又是实现和谐稳定的根本途径。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必须始终坚持从改善民生出发，将改善民生作为根本之举、治本之策。因此，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惠民生、促和谐，进一步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使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当前，那坡县要国家实施沿边地区开发开放为契机，努力实现边境乡村“八通”，让边境群众得到“八有”。即促进具备条件的边境村屯和边境哨所实现通水、通电、通路、通电话、通广播电视、通网络、通客运班车、通边贸点。保障边民有基本农田、有安居住房、有村级公共服务中心、有乡（村）卫生院（室）、有清洁能源设施、有农贸市场和边贸设施体系、有稳定增收产业、有基本社会保障。进一步提高群众基本生活条件，持续巩固产业发展基础，维护社会稳定，加强守土固边建设。通过重点加强沿边乡村发展后劲，以及着重解决边境群众生产生活困难，使群众行路难、饮水难、用电难、求医难、住房难、上学难、增收难等落后面貌得到根本性扭转，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
二、要将化解矛盾作为切入重点，着力维护群众权益
化解矛盾是促进和谐稳定最直接的手段，也是最基本的要求。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必须始终坚持从化解矛盾入手，把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近年来，那坡县认真落实稳定“第一责任”，切实健全完善综治维稳长效机制，先后建立稳定风险评估、矛盾纠纷经常性排查化解、书记定期接访、包案处访等制度，并积极开展政法干警大下访、纠纷隐患大排查、“三级联动”大调解等活动，及时调处化解了大量矛盾纠纷，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不和谐、不稳定因素。今后，必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切实加大各方面利益关系的统筹协调力度，畅通和拓宽人民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加强和改进工作，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回访、联系群众、沟通网民等制度，妥善处理群众合理诉求，及时化解矛盾冲突。当前，尤其要切实强化各级综治维稳中心以及群众工作部（站、组）的职能作用，拓展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平台，着力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依法妥善处理好征地拆迁、环境保护、涉法涉诉涉军、企业改制等突出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良好秩序。
三、要将优化服务作为基本取向，着力创新治理理念
以人为本、服务优先，既是我们党的宗旨所在，也是现代管理的根本要求。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必须始终坚持从优化服务着眼，牢固树立以群众至上、服务优先为主导的科学管理理念。近年来那坡县在改进管理、优化服务上进行了不懈努力，围绕建设服务型政府，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深入推进政府机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动行政效能明显提速；积极开展干部作风建设、重要部门行风评议等活动，促使各级各部门特别是重要职能部门、窗口单位作风更扎实、服务更高效、管理更便民，极大地增强了社会管理实效。在今后的工作中，有待我们进一步转变观念，切实增强服务意识，更加注重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使管理更多地体现为服务，努力实现管理与服务的有机统一。进一步转变方式，变就管理而管理为围绕服务抓管理，使社会管理的措施、方法走向法制化、体现人性化，不断提高管理服务的科学性、实效性。进一步转变作风，着力破除、衙门习气，摒弃部门利益、小集团利益，学会放下身段、放低姿态，换位思考、平等待人，以优良作风和优质服务赢得群众依赖和支持，真正让人民群众主动配合治理、积极参与治理。
四、要将前移关口作为工作重心，着力夯实基层基础
基层是整个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根基在基层，重心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必须始终坚持关口前移、重心下移，从抓基层打基础着力，在强基层夯基础中落实。近年来，那坡县高度重视基层基础工作，以保障经费投入和强化能力建设为推动，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不断提高基层组织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特别是围绕扩大基层党建覆盖面，切实抓好“两新”组织和村级党组织建设，全面提高“两新”组织、社区等重要领域管理服务能力；同时，积极推行“一线工作法”，建立了领导干部联系基层工作制度，开展了“千名干部下基层、服务民生促发展”等主题活动，较好促进基层工作深入推进。今后，要把工作精力和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基层，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入到基层，切实强化基层管理服务功能，提升基层服务群众、推动发展、促进和谐的能力，确保管理延伸到基层单位，服务落实到基层群众，问题解决在基层一线，矛盾化解在基层前端，为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五、要加强平安建设，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深化平安创建活动，以“百里边关创平安”为重点，扎实地推进平安边关建设，着力提高基层平安创建工作水平，不断丰富平安创建形势和内容，延伸基层平安创建层次，扩大平安创建覆盖面，以基层平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要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路线的方针，深入开展平安那坡建设，提升平安那坡建设的层次和水平。要坚持做到专项整治与整体防控相结合，健全点线面结合、网上网下结合、人防物防技防结合、打防管控结合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集中力量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治安问题，深入开展打黑除恶、治枪缉爆，“扫黄打非”、禁毒禁赌、整治非法集资问题等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两抢一盗、金融诈骗、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深入开展社会治安暗访督查，开展边防乡镇和治安复杂场所、部位等社会治安重点地区排查整治活动，深入推进平安创建活动，深入实施城乡社区警务战略，加强平安志愿者队伍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业务培训，深入开展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治理和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专项治理，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加强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在县城中心区各学校路段，要有民警在校门口维持秩序，以保证学生的人身安全。
六、要加强法治建设，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
宣传政法综治部门进一步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开展提升公众安全感的主要措施和工作成效，政法机关开展法律讲座进校园、进单位的活动。各乡镇、各单位认真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牢固树立依法管理的理念，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加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社会，扎实推进了社会治理法律制度和政策建设，综治部门制定《法治那坡建设实施纲要》、《法治那坡建设工作任务分工方案》、《法治那坡建设目标考核体系》，大力推进依法行政，促进各级政府机关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加大对社会治理法律法规政策实施情况的督导、检查。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大力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律六进”（即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活动深入开展，进一步增强全社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意识，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
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篇4
（供参考）
尊敬的各位领导：
根据街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集中学习研讨的有关安排，通过上周一段时间来各位领导的带领学习，使我进一步加深了我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认识。下面我就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快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动更高水平的幸福龙田建设，谈一点自已的体会和认识，请各位领导批评指正！
通过学习，首先党的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对社会治理、平安建设等作出重大部署，为我们做好基层设综治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作为最接近群众的基层政府，更要突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条主线，认真学习宣传共建共治共享精神，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把自各工作，不但是综治，哪怕是征拆工作也要融进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
其次，我认为，针对我们基层，要围绕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强化社会风险防控，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加强安全生产，夯实基层基础，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要加强领导、凝聚合力，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为新时代追赶超越营造平安稳定的社会环境。延伸到我们征拆领域，同样要党建引领，凝聚征拆合力，推进土地整备工作，因为居民群众是基础，党员干部是旗帜，基层组织是堡垒。坚持党建引领，共建共治共享，是龙田街道在土地整备工作中动真碰硬、攻坚克难的主要法宝。
再次，基层治理，观念转变是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现代化转型。在农村，新的生产经营形式蓬勃发展，数以亿计的农民走出村庄，新型社区涌现；城市，就业、住房、医疗、养老等发生全方位变革。原有的管理手段、方式和思路已无法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现实。治理创新的基础，首先是观念转变。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一字之变代表着治理思路的创新与深度变革：由行政色彩更浓的管制转向为有诉求、有困难的群体提供服务；由出现社会矛盾之后的被动平息转向分析预判、源头化解；由治标转向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更加突出了党委领导和政府主导下的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良性互动。
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篇5
一、提升综治维稳工作网络建设水平
进一步健全镇综治工作中心——横塘片、回龙片综治警务室——村、重点企业综治室——村民小组长、车间班组长的四级综治维稳网络，真正形成综治维稳工作网络化管理机制。将充分发挥外口综管员、民防队员、交通协管员以及其他综管大队队员在综治维稳工作中的积极作用，使网格进一步细化。以村级组织换届为契机，将村民代表、党员骨干纳入到维稳网络，使综治维稳工作触角进一步延伸。将探索建立村民小组长、村民代表、车间班组长参与综治维稳工作的激励机制，坚持定期与不定期排查矛盾纠纷，努力使各类矛盾纠纷发现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初始阶段，尽力实现琐事不出组、小事不出村（企）、大事不出镇的目标。
二、提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水平
一是要提升打击工作水平。加强同派出所的联系配合，建立治安信息收集、研判、分析、处置机制，进一步强化打击抢劫、抢夺、盗窃等侵财型犯罪，挤压犯罪空间，始终保持对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势。
二是提升防范工作水平。将充分发挥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大队在治安防范方面的主体作用，切实加强治安巡逻，实现治安巡逻的地域全覆盖和24小时无缝巡防。进一步调整治安巡逻考核政策，充分调动民防队员在治安巡防上的主观能动性和其他队员参与治安防控的积极性。将督促上塘、华家村建立民防队，实现村级民防队全覆盖。积极探索完善镇、村民防联动工作机制。将积极推进治安动态视频监控系统建设，积极鼓励村、企安装电子监控，提高技防水平。
三是要提升特殊对象管控工作水平。创新社区矫正对象、归正人员、吸毒人员等特殊对象管控手段，提高管控水平。对社区矫正对象实行上门走访、电话随访、无线监控等手段，加强日常教育，确保不发生脱管、漏管现象。对归正人员要继续实行分类管理，强化安置帮教。对吸毒人员要加强教育和监管，防止复吸。对特殊对象，建立“一对一”帮教机制。
三、提升外来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水平
完善外来流动人口信息采集机制，高度重视信息录入质量，严格实行外口综管员网格管理责任，强化信息采集、录入工作考核，使外来人口信息登记率、出租房屋信息登记率、“人户一致”率始终保持较高水平。强化以房管人，全面落实出租房东责任，督促房东改善出租房屋建筑安全、消防安全和卫生条件。继续推进新老居民和谐联谊会建设，进一步发挥新老居民和谐联谊会在调处矛盾纠纷、提供公共服务、推进融合共进、促进社会稳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深化“互融共建”活动，丰富外来务工人员精神文化生活，形成新老居民和谐互融的局面。强化权益保障，优化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服务，加强计划生育、公共卫生等服务，进一步完善外来人员维权服务“绿色通道”，不断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生产生活环境。计划于5月份开展首届十佳外来务工人员服务与管理工作先进单位、十佳优秀外来务工人员评选表彰活动。
四、提升民主法治建设工作水平
开展新一轮民主法治村创建，促进村级民主法治建设，努力使村级事务纳入法治渠道。加强司法所建设，推进村、企、学校、农贸市场等调委会建设，进一步规范人民调解“以奖代补”政策。加强普法工作，抓好“六五”普法启动工作，加大法制宣传力度，改进普法宣传方式，提高普法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提高全社会法制意识。强化法律服务工作，配齐配强村法律顾问，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积极引导人民群众依法维权。实施好基层法制促进员制度。
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篇6
1、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
2、全民发动，人人参与，争创法治县（市、区）。
3、遵守宪法和法律，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义务。
4、天天学法明是非，时时想法强观念，处处守法树文明，事事用法维权益。
5、深入开展法治创建，努力构建乐居水城。
6、法制宣传教育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增强法制观念，建设法治政府。
7、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8、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
9、依法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保障人民群众文化权利的实现。
10、增强群众法制观念，积极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11、一日学法、终身受益，一人学法、全家受益，全家学法、社会受益。
12、深入开展“六五”普法，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13、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14、创建法治县（市、区），推进区域法治化。
15、开创“六五”普法新篇章，构建平安犍为新局面。
16、执法为民，一身正气，维护正义，两袖清风。
17、人人参与，全面落实“六五”普法；各方协力，推进民主法治进程。
18、依法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履行法定义务。
19、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20、深化法治县创建活动，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方略。
21、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22、深入开展普法教育，不断提高法律素质。
23、积极参与法治创建，做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24、人人都是法治主体，个个都有创建责任。
25、依法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26、认真落实执法责任，全力打造法治政府。
27、学法、知法、守法、护法，为你为我为大家。
28、维护社会稳定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29、推进法治溧阳建设，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30、落实责任，强化措施，大力开展社会治安集中整治。
31、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32、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大力繁荣法治文化。
33、党政推动、部门联动、社会齐动，共创省级法治县。
34、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35、加强政府法制建设，坚持依法行政，提高法治化管理水平。
36、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37、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加快建设法治社会。
38、深化法治惠民活动，依法改善民生维护民权。
39、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40、深入开展法治县创建，促进和谐犍为、平安犍为建设。
41、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42、诚信是生活的通行证，法制是社会的安全网。
43、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提升文明城市建设水平。
44、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提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
45、深入开展“法律六进”活动，努力增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46、争做学法守法好公民，共建法治和谐新水城。
47、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48、加强领导干部学法用法，提高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
49、落实“六五”普法规划，构建和谐家园。
50、营造安全稳定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51、学法，用法，守法，提高全民法律素质。
52、人人都是日照形象，处处都是普法考场。
53、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推进“五五”普法宣传教育。
54、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
55、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律素质。
56、手牵手，共建法治国家；心连心，同做守法公民。
57、加强发展环境综合整治，深化法治犍为建设。
58、开展“法律六进”活动，提高全民法律素质。
59、以人为本，以法为纲，良法善治。
60、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61、深入贯彻《禁毒法》，打造无毒新社区。
62、手拉手，参与法治建设；心连心，共建幸福家园。
63、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64、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65、加速法治建设进程，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
66、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
67、努力学习法律知识，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68、创造平安就是创造财富，创造平安就是创造幸福。
69、依法行政，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
70、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71、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72、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
73、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关心下一代健康成长。
74、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日照大家受益。
75、大力推进依法治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76、开创农村普法新局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77、加强法治**建设，打造珠三角法治创建示范区。
78、建设“法治绵阳”，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79、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推进法制宣传教育深入开展。
80、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81、举法治大旗，倡文明新风；走小康之路，建和谐社会。
82、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83、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84、守法，法有情有义；违法，法铁面无私。
85、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86、建设“法治犍为”，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87、培育法治文化，创建法治城市；树立法律权威，构建和谐水城。
88、坚持依法治国方略，建设民主法治国家。
89、深入推进“六五”普法，提高公民法律素质。
90、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都应当接受法制宣传教育。
91、打造平安法治品牌，助推经济持续腾飞。
92、全面实施普法规划，努力构建平安水城。
93、弘扬法治，崇尚文明，做诚信守法的好公民。
94、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
95、事事有法可依、人人知法守法、各方依法办事。
96、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努力构建和谐社会。
97、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办事。
98、积极学法，自觉守法，主动用法，诚心护法。
99、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深化法治水城建设。
100、推动法治建设不断深化，促进三个文明协调发展。
101、增强公民宪法意识，提高公民法律素养。
102、守法律己，依法办事，以人为本，执法为民。
103、更新执政理念，严格依法行政，维护群众利益。
104、严格规范执法程序，全面落实执法责任。
105、加快法治建设步伐，助推社会管理创新。
106、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107、大事小事依法办事，大节小节清廉为节。
108、加强法制宣传，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城市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109、强化公务员学法用法，努力促进依法行政。
110、学法辨是非，知法明荣辱，用法止纷争。
111、落实“五五”普法规划，提高公民法律素质。
112、创建法治城市，培育法治精神，树立法治信仰，形成法治风尚。
113、您的权益需要法律保护，法律权威需要您的维护。
114、人人是普法宣传员，处处是法制风景线。
115、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116、坚决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依法维护人民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117、加强农村普法教育，推进农村法制建设。
118、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完成“五五”普法工作任务。
119、全面推进社会建设法治化，保障和改善民生。
120、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人民意志的体现。
121、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律素质。
122、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123、和谐溧阳，法治先行，率先发展，法治助推。
124、法律援助在您身边，公平正义与您牵手。
125、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126、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127、让法律与我们相伴，让文明与我们相依。
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篇7
关键词：转型社会；法治现代化；法治基础；法治路径；国情
中图分类号：D9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0539（2013）06002007
鸦片战争以来，古老的中国社会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随之开始了现代化的艰难转型，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今天。其中的艰辛与盲目、激进与挫折、痛苦与执着、战火与血泪难以详尽。在这一历程中，1901年沈家本主持修律开启了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大门。回顾一百多年来中国法治变革的历史，中国法治现代化是传统法治向现代法治、乡土社会的法向现代社会的法、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变革的过程，它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它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
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报告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是中华民族百年法治探索的结果，是中国人历经屈辱和苦难的觉醒，是中国人开眼看世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性认识，法治潮流不可逆转。但是，“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他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社会生活，这种物质的社会生活的总和，黑格尔称之为‘市民社会’……。”[1]40中国社会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乡土社会向信息社会、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时期，各地区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多数，现代化、工业化、法治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旧的控制社会的规范体系瓦解，新的规范体系还未建立，国民的现代化意识还未健全，整个社会有法律而少秩序，这些因素决定了当代中国的法治结构是二元的，即乡土社会的法和现代社会的法并存与对立。
“历史与现实的改革实践充分表明，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改革意愿与行动，都有其特定的国情条件与国情背景。”[2]因此，中国现阶段的法治建设的理念和路径选择都要立足于转型社会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既不能墨守成规、裹足不前，也不能好高骛远、一蹴而就，而是要在坚持法治基本理念、价值、规律――法治之道的基础上，探索法治实现的独特策略、方法、技术――法治之术。
一、转型社会――走不出的法治背景
“如果我们把社会转型当作一种社会发展形式来理解，那么，社会转型就是指社会主体对社会基本要素整体上渐进性变革。社会基本要素在社会生活中表现为结构、制度、观念三个层面。”[3]因此，社会转型包括三个方面的基本内涵，即社会结构的重构、社会制度的变革、价值观念的更新。从现代化的理论观点来看，社会转型的过程就是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目标就是实现现代化。现代化既是过程又是产物，它不局限于社会实践的一个领域，而是包括社会生活的一切基本方面[4]28。
社会转型是一场社会革命，它带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观念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同时，由于新的社会结构、制度、观念等尚在形成之中，转型中的社会还处于不确定、不稳定、不成熟的状态。从大历史的视野来看，中国社会的转型实际上从1840年鸦片战争就开始了，直到今天还未结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更是进入了一个全面、快速、深刻的社会转型期，经济上，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转变；政治上，逐渐向民主政治发展，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逐渐减弱；文化上，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从一元向多元转变；生活方式上，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城市化大力推进，网络社会方兴未艾；国际交往上，从封闭到开放，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任何国家不可能孤立于世界……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中国社会的转型之路具有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的特点。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时期和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法治的道路是曲折的、漫长的，而且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一）乡土社会的法与现代社会的法并存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存在，城市化水平不高，农村人口仍然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由此决定中国法治的现代化水平不高，乡土社会的法和现代社会的法并存。“乡土社会”这个概念来源于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乡土社会是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国农村是乡土性的，与受西方文明影响的城市有很大不同。从乡土社会的特征来看，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不流动、封闭的社会，乡民们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乡土社会是一个礼治社会，社会秩序的维持不靠法律，而是靠道德、习俗、习惯等，“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5]6乡土社会纠纷的解决方式主要靠乡土权威人士的调解或和解，国家法鲜有介入。可以说，乡土社会的法主要是“民间法”，借用梁治平先生的观点，在农村中活生生存在的礼俗、人情、习惯、族规等成为中国式的“民间法”，以区别于国家法。在乡土社会，“皇权不下乡”，国家法处于萎缩状态，中国农村社会的法治化程度远远落后于城市，其法治图景也与城市社会迥异。
“在乡土社会的语境里，正义观念并不像一般西方思想家对正义理性的界定，它是一种以人情为基础，以伦理为本位的正义观。”[6]21乡土社会的正义是一种实质的正义、感官的正义、人情的正义，与现代社会的法追求的形式正义、程序正义、法理的正义是不同的。在乡土社会中，一旦法院的判决与乡民熟悉的正义观念、地方性知识不同，乡民们就认为法院的判决是不可接受的或者是不公正的。乡土社会的特点决定了乡土社会的法官的角色难以中立，法官要下乡，要“司法为民”，“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要介入“事实纠纷”，为当事人解决法律之外的困难；司法的场域是非剧场化的，法袍、法徽、法槌等法律道具很难在乡土社会发挥影响力，相反，法官的道德水平、个人威望则起着非常大的作用；程序的价值和作用不被看重，乡民们的证据意识薄弱，当事人主义的审判方式很难在庭审中推行；国家正式的法律在纠纷的解决中不起作用或者作用不太，民间法在纠纷的解决中起着主要作用。
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民间法与国家法的矛盾与冲突十分突出，导致我国长期以来法律适用的语境缺失和国家法推行的不畅，不利于法治秩序的形成与法律权威的树立。但是，转型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法治建设的渐进性、艰巨性，转型社会必然是乡土社会的法和现代（城市）社会的法共同发挥作用的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和条件下容忍乡土社会的法的存在，国家法逐渐吸收民间法，最终完成法治统一。
（二）各地区法治进程的非均衡性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着法治的发展程度。虽然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是各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表现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东西差距）等。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广东），已初步实现法治现代化，而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法治现代化进程则较慢。学者研究表明：“从影响省域法治现代化进程的各个因素层面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立法机关运行水平、审判机关运行水平、检察机关运行水平、公安机关运行水平、司法行政机关运行水平、行政复议机关运行水平、法律教育科研水平等8个方面都对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产生着重大影响。在中国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因素中，影响的效果从强到弱的排序依次是人均GDp、城市化、城乡差距、教育指数。”[7]因此，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缩小城乡、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对实现我们法治的均衡发展和法治统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于历史、政治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不同的原因，我国存在三大法域，即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法域。中国大陆为社会主义法系，香港为英美法系，澳门、台湾为大陆法系。随着“一国两制”政策在香港、澳门的实施，中国国内的区际法律冲突随着产生。中国的区际法律冲突，既有同一法系内不同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又有不同法系的法域内的法律冲突。区际法律冲突产生和存在的根源是一国内部的法治不统一。区际法律冲突也造成了找法、用法的困难。但是，由于历史、政治、经济等原因，区际法律冲突仍将长期存在。目前，缓解区际法律冲突的现实途径是互相提供便利和加强司法协助。虽然，法域之间存在法律冲突，但是英美法系、大陆法系、社会主义法系在我国同时存在，丰富了我国的法治经验，带来了互相学习、借鉴的机会，更有利于我国法治现代化建设。
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法治对政治、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法治环境已成地方核心竞争力[8]。《德国民法典》的制定对德国完成统一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任何一个开放国家和地区，不论其实力强弱，面对的都是一体化的统一的国际国内法治环境，制订面向国际国内一体化法制环境的法制现代化战略迫在眉睫”。[7]因此，要着力解决好影响各地法治现代化进程发展问题，缩小城乡、地区间法治现代化进程的差距。
（三）司法的能动性和有限性
2008年，在国际经济危机背景下，为响应中央提出的“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号召，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级法院“要充分发挥司法的能动作用，运用法律手段调节经济社会关系，为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做贡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指出：“我们所讲的能动司法，简而言之，就是发挥司法的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为大局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9]中国语境下的司法能动立足于司法权基本功能的实现，还不是司法权的扩展，与西方式的司法审查权更是毫不相干，但是，它适应了政治、经济、社会的需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理由有：其一，我国的法院不仅承担着裁判的职能，而且担负着执行党的政策的政治职能。法院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捍卫者，必然要担负为大局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职责；其二，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矛盾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日益繁重，难度也不断加大。社会安全稳定是人们生存与发展的第一需求，法院参与接访、调解的活动越来越多，维稳的任务越来越繁重；其三，“能动司法”、“人民法官为人民”、“学习法官陈燕萍”等，都是拉近司法与民意距离、树立人民法院公信力的策略。
在强调司法能动性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司法的有限性，司法不是万能的，它有自身的局限性。“司法部门是最不危险的部门，它既无强力、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即使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10]司法的有限性表现在：“司法只能解决适合法律处理的纠纷；司法公正具有相对性和有限性，不可能在每个案件上实现实质公正；诉讼有时间限制，不能久拖不决；审级的有限性；效力的有限性，司法判决确定的权利义务不一定都能变成现实；司法判决不一定能让所有的人满意。”[11]再加上长期存在的司法地方化、行政化的弊端，司法也难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充分认识司法的作用和局限性，对防止法律虚无主义和法律万能主义、寻求实现法治现代化的路径有着重要作用。
（四）经济全球化推动法律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对法律产生了巨大影响，法律全球化时代到来，“国家法律一元化走向以地方、国家和全球结构的国家与非国家法律多元化的进程”[12]，任何国家的法治发展都不可能脱离全球化轨道。因此，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必须在全球开放中寻求动力。“21世纪的国家竞争是法治力量的竞争”[13]，依照法治的标准，环视今日之世界，大多数国家已经是法治国家，而中国的法治建设水平还处于发展阶段。在法律全球化时代，不能坐等法治的自然生成，在国家主导下，有选择地移植法律，吸收国外法治发达经验，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革除司法体制弊端，成为后进国家实现法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五）法治本土资源稀缺
中国封建社会漫长，专制、人治传统深厚，无法治传统；国民法治意识薄弱；权利意识和平等意识差，重传统礼俗而轻法律规范；对法律、法院不信任，习惯人治，普遍畏权，相信“青天”，不信法，如果法院的裁判不符合自己的心理预期，就会认为法律不公、法官受贿，往往不断地举报、上访、申诉；关系社会、人情社会长期存在，执法更容易受到关系、人情的影响，更容易出现执法不严、执法不公的现象；公职人员法治意识薄弱，以权代法，以言压法，甚至假公济私、。由于法治本土资源稀缺，“潜规则”盛行，法律被架空，司法权威被侵蚀，法官权益受侵害，“史上最牛公函事件”中，管委会竟然发公函警告法院，利用行政手段干扰法院的审判。[14]要想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建设法治，绝非易事。
二、法治已不可逆转――法治之道
我国法学界普遍认为，要建设成为“法治国家”，至少需要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健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高度民主的政治条件；三是民众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包括法律素质；四是稳定的社会环境，包括国际环境。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中国经济已融入全球；民主政治已有初步发展；建设法治国家已成为共识；民众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增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步建成；我国处于重大国际战略机遇期，社会相对稳定；乡土社会正在解体，等等。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中国的法治潮流已不可逆转。法治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建设法治国家，实现法治现代化，是大道，必须坚守。
（一）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
市场经济是法治成长的基础，而法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和保障。西欧商品经济的发达，催生了现代法治。“建立市场经济，必须要有完备的法律制度和健全的法律运行机制。经济运行主体的自主性、市场经济活动的契约性、市场经济往来的信用性、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市场经济的统一性、市场经济的国家性、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以及市场经济裁判和仲裁活动等，都要求法治。”[15]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众从身份关系变成契约关系，利益共同体出现分化，民众的利益需求多元化，其权利意识、法律意识逐渐觉醒，民众越来越需要严格依法办事的法律原则和制度。越来越多的纠纷涌向法院，出现“诉讼爆炸”，经济发达地区法院出现案多人少的现象。
随着市场经济、工业化、城镇化向农村推进，乡土社会开始瓦解。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农民接触的信息越来越多，素质得到提高，农村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农村封闭状态被打破；农民的市场观念增强，社会活动范围扩大；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变成市民，农民的数量在减少，陌生人社会正在形成；农民的人际关系出现契约化倾向，法律意识增强……随着乡土社会的解体，乡土社会的法的生存条件已失去，为现代工商社会的法留下了成长空间。
（二）民主政治的制度化、法律化
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有着密切的关系，现代民主政治正是法治的产物。法治已被历史证明是最佳的治国方法，在当今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依靠威权或个人威信治理国家不仅不可能，而且很危险，依法治国才是理性选择，也是世界潮流。的深刻教训表明：“有法才能治国，无法必然乱国”[15]。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就一直强调：“社会主义的民主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中共十五大报告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2004年，我国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中共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视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目标。当代中国在民主政治方面取得的进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吸取教训和加强民主法治建设的必然成果。
（三）国家与社会的分离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来看，国家与社会是逐渐分离并融入社会为最终结果。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是沿着这样一种路径发展的：强国家、弱社会――社会与国家相抗衡――社会与国家互动――社会消融国家。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后，国家对社会控制的范围、力量和方式都在发生转变。在国家与社会逐渐分离的过程中，市民社会形成。“市民社会在实体意义上是指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契约关系为纽带，以尊重和保护社会成员基本权利和自由为目标的社会自治领域”[16]102。市民社会的构建，国家权力逐渐回归社会，法律成为社会的法律，成为社会控制国家的工具，扩大了人民的自由，为建设法治提供了土壤和动力。
（四）法治经验的积累
从清末修律到政府的“六法全书”，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到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初步形成，我国已进行了长达百年的法治实践，已积累了丰富的法治经验。改革开放后，经过“人治”和“法治”的大辩论，社会大众对“法治”已达成初步共识。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司法产品的质量将越来越高，将有更多的民众消费司法产品。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估计，在2020年中国可能将成为唯一一个大专以上人口接近2亿的国家，人口素质的提高将促使社会治理方式发生重大转变。
（五）稳定的社会环境
改革开放以后，虽然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但是国际国内环境总体比较稳定，我国发展仍处于重大战略机遇期。在可预见的将来，如果社会环境不发生重大逆转，中国的法治建设进程就不会中断。
（六）发展对外交往的需要
中国已经融入全球化进程，为适应对外交往和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需要，中国已经对国内法律进行了修改，制定了一些新的法律，加入了一些国际公约。同时，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民主法治进程加快，一些国家已实现了民主化。这些都是当代中国法治之路不可逆转的外部因素。
中国自从步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以后，社会发生了急剧、深刻、复杂的变化。有学者指出：“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明显现象是，社会结构和利益分化严重，群体性抗争事件不断，并越来越显示由具体诉求向政治诉求、表达对体制不满转变的趋向。中国的现实主义选择只有法制，对一种规则、制度的追求，显得特别重要。”[17]
三、“相对合理主义”――法治之术
“一般而言，随着人均GDp进入1000美元～3000美元时期，各国社会都会进入不协调因素的活跃期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期，进入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矛盾最易激化的高风险期。”[18]可以说，转型社会是高风险社会。我国历史包袱较重，人口众多，地区、城乡之间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超过警戒水平，这加重了社会转型的风险。同时，转型社会是一个不成熟、不定型、不稳定的社会，社会的转型消解了许多传统的控制社会的方式――道德、宗教、法律，而新的社会控制方式并没有成型，人们在变化面前突然失去了一系列准则，感到迷茫、焦躁，心理极为敏感和脆弱，社会呈现出法律无秩序的状态。
转型社会的背景决定了我们要尊重客观事实，遵守“相对合理主义”的方式推动法治建设。概括而言，“相对合理主义就是在法治的公理与法治现实之间进行妥协，然后维系一个最基本的底线：一是胸怀大目标，一步一步走向渐进主义；二是只求较好，不求最好的相对性标准；三是注意技术，从技术到制度的改革策略。其方法论基础是‘条件论’。目前中国法治的主要问题不是在于法律制度本身，而是在于制度运行的条件不具备。”[19]“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政策和策略也是转型时期法治建设的生命。在坚守法治基本价值、理念、规律――法治之道的前提下，探索中国法治独特的实现方式、路径、策略――这就是法治之术。
（一）法律与政治互动――妥协的智慧
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实现法治，必须依靠政府来主导和推动。“做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于党”。任何一国的司法体制都与一国的政治体制有关。因此，不可能绝对排除政治对司法的影响，而且司法本身也是政治的一部分。我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在司法权行使的过程中，要不折不扣地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总书记指出：“政法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下开展，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20]因此，我国的法院不仅承担着裁判的职能，而且担负着执行党的政策的政治职能。
在转型中国建设法治，切不可犯政治幼稚病，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法律调整社会、教育人民的作用，树立法律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积极稳妥地推进；同时，法治建设水平与一国的民主发展程度密切相关，法治建设不可激进、冒进。
在转型中国建设法治，也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法治建设要赢得最广大民众的支持和理解，吸纳民意、集中民智，让民众参与司法（司法民主化），共担风险。
（二）国家法整合民间法――发展的方向
由于国家法（现代社会的法）与民间法（乡土社会的法）的二元法律结构的存在，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民间法与国家法的矛盾与冲突十分突出，导致我国长期以来法律适用的语境缺失和国家法推行的不畅，不利于法治秩序和法律权威的形成，必须反思法治现代化建设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作用。但是，乡土社会的法存在的经济、社会、心理等条件仍然存在，短期内不可能消除。因此，中国法治的图景是国家法逐渐整合民间法，最终完成法治统一。这一过程是渐进式的，受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制约。借鉴日本、中国台湾的法治建设经验，将民间法吸收到国家法中，或修正、移植法与民间法相适应，或在实际应用中将不能互相适用的民间法和移植法的管辖范围分开，有利于降低推行法治的成本。
（三）有区别地推进――现实的路径
我国地区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东西差距，沿海与内地差距、港澳台与大陆差距）和城乡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造成了我国各省（区）以及城乡法治现代化进程的不平衡，因此各个省（区）要采取针对性的法治发展策略。通过法治发达地区带动法治落后地区、城市包围农村的方式缩小我国不同地区、城乡法治现代化非均衡差异。
司法具有两个重要的功能，其一是解决纠纷，其二是实现规则之治。从现实的情况来看，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凸显，因此解决社会纠纷、消除社会矛盾是更为迫切的需要。但是，从建设法治社会，追求社会矛盾纠纷的彻底解决，避免人亡政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角度来说，实行规则之治、形成法律秩序、树立司法权威则更有价值。从应然的角度来讲，我国不同层级的法院应当有不同的功能定位：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侧重于确认规则、统一法律的适用，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法院侧重于解决纠纷。相应地，我国不同层级的法官的角色定位和功能取向也应有差异：“基层法院的法官角色应定位于案结事了，高级法院的法官角色更偏重于“规则之治”，中级法院的法官，对二审案件应将角色总体定位于定纷止争，而对一审案件则应侧重于建构规则[21]337。
（四）借鉴、吸收、创新――开阔的视野
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史不足百年，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仍属新事物。而且，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没有成熟的社会主义法治经验可资借鉴。因此，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主要任务还是移植和创造。
中国法治建设不应画地为牢，要有宽阔的视野。一是不拒绝从各种法治思想中吸取营养，并保持足够耐心。一百多年时间过去了，我们学日本、学德国、学苏联、学英美，中国法治仍在路上，而几乎同期学习西方的日本早已实现社会的全面现代化。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缺乏长期努力的心理准备，一旦引进西方制度未获成效，不少人立即对西方文化或制度失去信心，把强国的希望寄托于传统文化”[22]。二是对西方法律结合本国特点进行创造，使其既能融入法律全球化进程，又能在世界法律体系中保持个性。三是不能忽视对传统法律经验的借鉴。如商鞅“徙木立信”，在法治建设初期，要保持法律应有的刚性，不可随意变通；要严格执行法律，消解潜规则对法律的影响，树立法律权威。否则，法未行，而权威已失。
四、余论
中国未来的法治建设，仍然会以社会转型为背景，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为动力。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市场经济在推进，城镇化、城市化进程在加快，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法律职业在发展，但是法治建设推进的速度、深度、广度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政府的勇气和决心。
立足中国，回望历史，放眼世界，转型社会法治建设决不是田园牧歌式的进程，但是我们却不能因为时间漫长和过程艰苦而停止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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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篇8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我是谁啊”为你整理了这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调研报告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调研报告
为推进我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晋城、法治晋城，按照政协晋城市委员会2020年度协商计划安排，2020年11月—12月，由市政协副主席崔守安带队，社会法制委员会组织部分市政协常委、委员组成专题调研组，深入各县(市、区)及市直有关单位，对我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进行了调查研究。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创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进展情况
去年12月3日，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会议召开，部署启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会后，我市对标一流，迅速行动，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中央、省委关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第一期试点城市的决策部署，立足我市连续八年群众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名列全省第一，三获全国综治最高奖“长安杯”的优势，提出创建试点城市目标。有关部门结合我市实际，积极申报，完成了各项前期准备工作。今年5月试点工作全面启动。在市委坚强领导下，我市以“三零”单位创建为抓手，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为目标，紧盯治理难题，聚焦基层基础，突出晋城特色，整合资源力量，完善政策措施，强化督导考核，形成了党建联片共建、矛盾联调共治、信息联通共享、部门联手共创、城乡联动共赢的互联共建态势，试点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全省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暨“雪亮工程”建设工作推进会在我市召开，充分体现了省委对晋城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的支持和肯定。从进展情况看:
一是制定了明确细化的目标体系。坚持市委统一领导，出台了三个指导性文件:《中共晋城市委、晋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施意见》;《中共晋城市委平安晋城建设领导小组关于印发<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2020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指引任务分解表》。各县(市、区)及市直有关单位结合实际，认真对照各项目标任务，逐条细化工作措施，印发了工作方案，建立了目标评价体系。目前，市县两级已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纳入“十四五”规划、全市平安建设考评和市委目标责任考评体系，与各级表彰奖励、干部提拔使用、晋升晋级、文明单位创建挂钩，以考核倒逼责任落实、工作落地。今年5月20日我市召开创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动员部署大会。市委书记张志川作动员讲话，要求“三年任务两年基本完成”，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贡献“晋城经验”、提供“晋城样板”。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市委平安建设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石云峰就推进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作安排部署。9月11日我市组织召开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观摩交流会和工作推进会，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抓好任务落实，完成工作进度。成立了市委党校骨干教师组成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课题组，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纳入了党校教育。同时，还召开3次建言献策座谈会、7场“法学沙龙”。专家学者及相关人士就试点中的目标完成情况和存在问题深入研讨、开展交流，提出工作建议。当前，全市目标导向明确，试点工作稳步推进。
二是形成了有效运转的责任链条。按照市委关于试点城市创建和文明城市创建“双轮驱动、双创并重”的要求，我市把试点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形成了市级统筹协调、县级组织实施、乡镇(街道)强基固本的市域社会治理链条。根据工作需要，我市成立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组，在市委平安建设领导小组领导下开展工作，明确了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试点工作组下设办公室和党建引领工作推进小组、法治工作推进小组、德治工作推进小组、自治工作推进小组、智能化工作推进小组。各县(市、区)按照市委要求，加强组织领导。目前市、县“一办五组”工作专班都已按年度重点建设项目要求，发挥牵头作用，加快组织实施。为推动各项任务落细、落小、落实，建立了试点工作联络员报告制度和督办制度。同时注重宣传推动，在主流新闻媒体和“一网两微三号”晋城政法新媒体宣传群组开设市域社会治理专栏，反映工作进展，总结特色经验，创造良好氛围。
三是推出了具有特色的典型经验。在自治方面，城区洞头村、陵川县小召村、沁水县下沃泉村等，依托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村民监事会等形式，广泛开展村民议事、民情恳谈等基层民主协商活动。在法治方面，积极创建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沁水县龙港镇派出所、城区白水街派出所、阳城县凤城镇派出所、高平市城南派出所争先进、创亮点，做到了“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陵川县县城老干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发挥离退休干部专业知识和经验优势，32年服务平安陵川建设，受到中组部表彰。沁水县组建了以县矛盾调解中心为龙头、区域调委会为依托，乡、村两级调委会为前沿，有关调解室为补充的人民调解网络，“司法确认”和“调援对接”机制调动了调解纠纷的主动性积极性。泽州县川底法庭建立和事佬工作室，开展诉前调解，打造“川底模式”。在德治方面，阳城县演礼乡献义村重视道德教化作用，坚持以德治村，坚守和谐之道。城区黄城社区挖掘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精髓，打造陈廷敬文化品牌，为社区治理提供精神动力。在智能化建设方面，创新开发晋城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智能化工作平台。“雪亮工程”走在全省前列，已接入7720路一类监控视频、4000路二、三类监控视频，联通了视联网，具备省、市、县、乡视频会议功能。市大数据局与阿里巴巴合作开发的智慧政务、智慧停车等16个集成建设项目，获2019—2020年度数字政府建设卓越实践奖。高平市以数字政府建设为支撑，打造出县域社会治理“高平新样本”。城区实行全科网格管理，划分网格682个，为每个网格落实了每年6000元的绩效补贴，提高了网格员的职业认同感和幸福感，有效提升了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水平。在心治方面，泽州县实施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示范工程，加强心理疏导和危机干预工作，实现一般人员不脱节、重点人员不失控两个确保，社会心理健康水平整体提高，社会治安案件连年下降。
二、我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我市在试点工作中激发了活力，取得明显进展，但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
1.党建引领有待加强。有的党组织党建理念和工作方式陈旧，不适应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创新意识不强;有的弱化、虚化、边缘化，领导作用发挥不充分;有的工作机制不适应治理需要，街道社区和农村统筹协调能力弱，共治共建未形成常态;有的工作行政化、停滞化、务虚化倾向严重，创建积极性不高，内生动力不强。
2.治理主体参与不够。政府职能部门民主决策不够到位，依法行政仍有差距，提供的公共产品不适应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行业监管存在失位缺位现象，齐抓共管矛盾风险机制未形成常态;群团组织维护公共利益、救助困难群众、预防违法犯罪的制度化渠道仍需进一步拓宽，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全市1100多个社会组织整体上发育不健全，城乡基层生活服务类、公益慈善类、专业调处类、治安维稳类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协同作用不够明显;青年参与缺乏支持。基层社会治理制度滞后于青年日益增长的参与热情，还没有为青年参与社会治理开辟足够的空间，对青年参与社会治理支持力度还有待进一步增强。相关部门对青年公益社会组织政策扶持力度不大，在经费保障、业务培训、孵化支持、联系对接等方面缺少有效举措;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机制不完善，尚未建成平行、互动、多样的群众参与网络平台，网络问政刚刚起步。如何有效引导各界人士发挥自身优势参与社会治理，也成为当前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3.多元解纷尚未形成。思想认识存在偏差。社会普遍关心、支持、参与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氛围不浓，参与化解矛盾纠纷的志愿者占人口比重较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信访不信法”的社会心态依然存在;政策法规不够完善。各部门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的定位和职责散见于各级各类文件中，纠纷解决的工作机制、程序设置及资源配置等具体规定多是基于各县(市、区)实践经验的总结，针对多元纠纷化解途径、化解流程、法律效力的确认、组织保障等缺乏具体的法律依据;调解工作发展不均衡。司法调解发展迅速且相对规范，行政调解较为被动且实效不强，人民调解专业化程度有待提升，社会组织调解尚在探索起步中。特别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人民调解员绝大多数都是兼职的，整体年龄偏大，政策法律素质不高，工资待遇低，人员流失现象明显。调解经费保障落实难，有预算无经费的情况普遍存在;人案矛盾非常突出。全市法院员额法官人均结案173件，阳城法院人均结案276件，反映出诉前调解还有很大空间。潜在矛盾风险还很突出。我市房地产领域的违规预售和延迟交房风险、金融领域的非法集资风险处在集中爆发期，受疫情影响部分中小企业经营困难，信访积案化解困难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站在更高层面完善多元解纷机制，提前布局解决问题。
4.信息共享还有差距。多年来，相关部门都建有平台，但基础数据信息共享共用难、相互流转难，存在“信息孤岛”“数据壁垒”“各自为政”现象，缺乏统一规划、联动协作，信息平台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如市法院加强诉讼服务中心建设，探索开展诉调对接和繁简分流工作。市检察院依托“12309”检察服务平台提供“一站式”服务。市公安系统正在推广建立“立体化信息化治理防控平台、智慧大脑、晋治安app、掌上派出所”为主的信息化大数据平台。司法系统建有统一的指挥平台。市大数据局也建立了“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但这些平台未执行统一标准，数据资源共享体系不完善，社会治理有关数据跨部门、跨区域共同维护和利用存在困难。在网格化管理中，许多诉求和问题上报到街道或县级指挥中心后，因为事权问题无法及时处置，而指挥中心又无法联动相关职能部门，导致事件流转不畅通、群众不满意。
5.保障机制仍需完善。在调研中，通过对社会治理组织体系、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社会治理配套设施、社会治理保障举措指标的分析，反映最为强烈的是社会治理保障举措，最需要的是资金和人才。政府购买服务对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开展公共服务的支持，远远不能到位。市县两级财政紧张，费随事转的经费投入机制未有效建立，用于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的资金有限。市级财政2019年安排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经费82.8万元，2020年安排专项经费85万元，要完成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行动计划所列项目还有很大困难。从对社区的支持力度看，城区财政每年列专项经费，而其他县相对较差。在社会资金投入方面，由于相关支持政策不完善，目前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和农村服务严重不足。基层自身“造血”功能更是低下。人才制约较为突出。我市注册志愿服务组织2000余个，志愿者35万余人，我市也为所有在职党员颁发了《在职党员进社区报到证》。但这两支队伍主要是在创文中组建的，如何以常态方式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从组织和制度上进一步完善。社区和农村骨干人才队伍选、育、管、用“成长链”不健全，特别是党组织书记人难选、人难留问题突出。普遍面临工作人员不足，很难抽出专人开展工作，加之薪酬待遇、职业发展所限，社会工作者青黄不接。
三、推进我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的意见建议
为推进我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探索具有晋城特色、时代特征的市域社会治理新模式，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市域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市域社会治理共同体，提出以下意见建议。
(一)坚持党的统一领导，探索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新路子。一要抢抓机遇、乘势而上，锚定目标、先行先试。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和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试点建设为牵引，以防范化解市域重大风险为着力点，以增强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落脚点，坚持统一性与创造性相结合、试点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相统一、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相衔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使市域社会治理更好体现试点要求和晋城特色;二要按照市委党建“四句话”要求，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厚植市域社会治理优势。打破思想观念、行政级别、行业分割籓篱，统筹兼顾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把区域治理、部门治理、行业治理、基层治理、单位治理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治理合力;三要以良好政治生态优化市域社会治理环境。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三零”单位创建等重点工作，不断促进政治生态、社会生态山清水秀;四要创新党建模式，增强市域社会治理活力。在党建引领方面，推进三级党群服务中心建设，包括县级党群服务中心、街道社区商圈楼宇党群服务中心、党群服务驿站，构建“15分钟党建服务圈”，打通最后“一公里”，把党群服务中心打造成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主阵地。在街道社区，推行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和兼职委员制。开展“街道吹哨、部门报到”和“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参与社会治理活动。在乡镇农村，推进“村村联建、村企联建、产业联建、城乡联建”大党建格局，构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村级治理体系。
(二)完善体制机制建设，构建市域社会治理共同体。一要健全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领导机制，完善政府社会治理考核问责机制。以人为本，解决好群众最关切的公共安全、权益保障、公平正义和发展短板等问题，集中做好基础性、普惠性民生工作，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能力，为民谋划、为民办事、为民解忧，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二要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关口前移、重心下移，牢牢抓住基层基础这一本源，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到基层，明确乡镇推动社会治理具体任务，最大限度将各类社会矛盾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广泛开展行业依法治理，加强全过程监管，健全社会矛盾排查预警机制，重点对道路交通、劳动争议、婚姻家庭、土地、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旅游、医疗等纠纷多发领域进行排查，及时发现不稳定风险隐患;三要完善公众参与机制。推动民主协商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完善党建带群建制度机制，推动群团组织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广泛动员组织群众投身市域社会治理实践。发挥基层社会组织的独特作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建立健全激励补偿机制，鼓励社会组织积极依法参与社会治理。支持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发展，让社会组织的微治理释放出大能量。还要发挥青年日益增长的参与积极性，为他们充分参与社会治理开辟足够空间。发挥律师在协调解决社会矛盾、保护群众合法权益等方面的作用。发挥新媒体网络人士在传达公共意见和利益诉求、传播正能量等方面的作用;四要坚持晋城的事大家想、大家说、大家干，开展美好社区、美好乡村示范创建活动。及时总结、广泛宣传基层社会治理的做法和经验，以示范创建带动社会治理现代化，以先行先试带动各地普遍创新，形成争创一流的良好氛围。开展电视问政和网络问政。加大群众意见在社会治理绩效考评中的权重，让人民群众成为市域社会治理的最终评判者。
(三)建设多元解纷平台，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一要充分认识多元解纷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的基础性作用。广泛宣传多元解纷的典型案例和特点优势，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非诉讼方式调解的便捷、高效和低成本，提高群众认可度;二要完善政策规定，进一步明确党委政府、司法机关、基层组织及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等纠纷化解主体的职责任务。对多元解纷的资源配置、途径渠道、程序设置、法律效力的确认、组织保障，以及多元主体参与调解的渠道、不同调解类型的衔接配合等作出总体设计。探索引入市场化运营模式，将调解、仲裁、公证等多元解纷服务纳入政府采购目录，加大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力度。重视引入“两代表一委员”、心理专家、社区工作者、社会志愿者等力量参与解纷工作;三要建立统一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推动地区、部门之间技术兼容、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探索提供线上咨询、评估、调解、仲裁、诉讼等专业服务。当前应以各县(市、区)为主体，推动综治中心、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信访接待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融合，建设集受理接待、协同指挥、分流转办、调处化解、司法确认、跟踪督办为一体的“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一个窗口”受理群众提出的各类纠纷化解诉求。采取常驻、轮驻、随叫随驻相结合的方式，安排或引导政法部门、行政部门、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法律咨询、心理服务、仲裁、鉴定、公证、评估、保险等调解主体和社会力量入驻中心。建立受理窗口与入驻部门协调对接机制，对有非诉讼方式调解意愿和可能的矛盾纠纷，依据纠纷性质分流至不同调解组织和主体予以化解。对调解成功的矛盾纠纷，及时出具调解协议书，如有必要可引导当事人依法申请司法确认，提高调解协议履约率。对调解不成或不适合调解的矛盾，导入仲裁或诉讼程序，构建闭环化解流程，做到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
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篇9
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服务“两型社会“建设，大力推进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持续开展重点地区整治，着力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广泛深入开展矛盾纠纷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和“平安和谐水务”创建活动，确保全局政治稳定和治安大局平稳，促进水务事业又好又快发展，以优异的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周年。
目标任务：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努力化解不安定因素，防止严重危害社会稳定的重大发生。
二、主要措施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加强对全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以朱波夫、郑志平同志为组长，徐清华、刘晓洪为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各基层队所长为成员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先工作领导小组”。刘晓洪同志分管，办公室指定专人负责协调和组织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负总责，并对各基层单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进行检查指导，督促抓好落实。
（二）开展重点地区整治。要全面排查涉稳重点人员，逐一落实责任管控，实行分类、分责、分处，加强涉稳信息搜集。要坚持依法依规，热情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妥善处理各种矛盾纠纷，对重点人、重点群体要千方百计帮助解决他们的合理诉求，做好宣传解释工作，促进问题案结事了、停访息诉。做好对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的预防工作，对可能出现的涉稳问题和非正常上访的处置工作要迅速果断。
（三）全力维护社会稳定。进一步完善重大事项社会风险评估机制。把社会稳定风险作为重大事项决策实施的必经程序和前置条件，提高评估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各基层队所要以实施《人民调解法》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大调解工作机制，发挥大调解工作作用，推进大调解工作向纵深发展。着力解决关系干部职工和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纠纷和问题。建立反应灵敏、快速传递的情报信息系统，及时获取预警性、内幕性、深层次的信息，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等组织的非法活动，确保本单位无人参与“”，无人聚众闹事。
（四）推进平安水务建设。要紧紧抓住影响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突出治安问题，以深化平安创建活动为载体，加大防范、打击、整治力度，加大堤防设施的管理力度，有计划、有组织拆违历史违章建（构）筑物，杜绝新的违章建（构）筑物的发生，确保堤防设施完整无缺，确保平安度汛。加强对城市公共排水设施的防盗建设，逐渐减少窨井盖被盗的现象，有效减少市民因窨井盖被盗而发生的安全事故。深入开展消防隐患重点部位的排查整治工作，重点抓好对建设工地、化学品码头、停车场、仓库治安环境的综合整治。要深化平安创建工作，做到有领导，有标准，有检查，使创建工作纵到底、横到边，不留空隙。
（五）加强综治基层基础建设。要认真贯彻国务院《企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及《省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治安保卫工作条例》，建立内部安全保卫责任制，落实内部安全防范。继续推进水务视频监控系统建设使用，加强对监控探头的维护管理，形成重点工程，重要部位的安全防范网络体系，提高我局治安防控能力。
（六）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针对我局职工年龄老化，文化素养不高的特点，大力开展“六五普法”教育和“法律进班组”活动，不断增强干部职工的法制观念，强化干部职工的法律意识，确保干部职工对平安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知晓率和参与率均达到90%以上。
三、责任要求
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篇10
然而，在社会管理实践中，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水平参差不齐，有的领导干部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并不是秉持着法治思维而是人治思维或权力思维，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公权力公平、公正的发挥，不能有效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家法治建设的进程。那么，如何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水平，从而引导群众依法维护权益表达诉求，推动形成全社会学法、遵法、守法、护法的良好氛围呢?本文将对我国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水平进行探讨，分析现阶段我国领导干部法治思维水平存在的障碍及出路。
一、法治思维的内涵
什么是法治思维呢?它是指各级领导干部在遇到问题时，想办法做决策的过程中，运用法律规则、法律程序、法律逻辑等一系列理性思维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最终形成结论或决策的过程。它在本质上是区别于人治思维和权力思维的。笔者认为，要全面认识法治思维的内涵，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理解。
(一)法治思维是基于规范性和程序性的法律知识之上的思维
法治思维是基于法律知识之上的逻辑思维。而法律知识包括规范性的法律知识和程序性的法律知识。规范性的法律知识是指对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所具有的权利义务的具体明确规定，侧重于实体上的规则和原则;程序性的法律知识是指在司法、执法的实践中，国家权力机关以及相对人应遵守的相应程序上的权利义务，侧重于程序上的规则。所以，领导干部在做出决策时，需要具备完善的法律知识，才能形成一定的法治思维，才能做出既有利于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又有利于推进经济发展的决策，从而达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
当然，法治思维不代表对法律知识的照搬运用，它的立意更加深远。法治思维要求领导干部在对法律知识有深刻的理解后，在法律的适用上，不仅要顾全大局，还要依据个案差别做出灵活的判断;不仅要注重法条的实体规定，在依法行政的基础上，还要协调各方利益，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由此可见，领导的法治思维水平建立在良好的法律知识之上，且在运用法律知识时，不能教条主义式地照搬法条，而应高瞻远瞩，顾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做出有效的决策，引领社会和谐稳定地发展。
(二)法治思维是以公平正义为基础，追求权利自由不受侵犯的思维
如前所述，法治思维不仅包括法律思维，还要兼顾各方利益的权衡。而在兼顾各方利益的时候，就是要本着公平正义为基础，追求公民权利自由不受侵犯的思维根据，才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法治思维是以公平正义为基础，追求权利自由不受侵犯的思维。虽然法治思维是根据法律的思考，但是，在遇到具体个案的时候，可能面临着多种价值的选择，而价值的选择不是能够依靠法律规定来决定的，已是一种主观评价的选择。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法律的价值不仅在于良好秩序的维护，更重要的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障公民的权利自由不受侵犯。如果法律只注重社会秩序的稳定而不注重社会公平正义的精神，那么这将意味着法律只不过是国家推行专制统治的工具。所以，法治思维应以公平正义为基础，维系公平正义在法治国家中的制度形态，同时，引领全社会广大人民群众崇尚公平正义、追求公平正义叫。由此可见，如果法治思维是以公平正义为基础的思维，那么这样的法治思维将赢得民心，并且促使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同时有利于公平正义、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立。
(三)法治思维具有限制权力任意行使的约束力如前所述，法治思维不仅是基于一定的法律知识的基础上，还要秉着公平正义的观念兼顾各方社会利益。所以，已不仅注重权力的有效行使，还注重各方利益的协调，注重公权力与公民个人利益的权衡。法治思维具有限制权力任意行使的约束力，已不同于人治思维，人治思维更侧重于权力压倒一切。
法治思维具有限制权力任意行使的约束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和谐、稳定与发展，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离不开公权力的干涉，但是在权力行使的把握上，如果太过于侧重权力的无限使用，往往很容易形成权力滥用;如果都不使用权力来维稳，又很容易造成权力不作为，社会混乱不堪。所以，在对权力的使用程度的把握上，应该注意其与社会管理之间的平衡性。而法治思维作为领导干部的第一道决策门槛，直接决定着领导干部做出关于权力行使程度的决策。所以，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应具有限制权力任意行使的约束力。另一方面，法律条文是通过语言来表述的，而语言具有模糊性。所以，这就需要对法律进行解释，而解释后就会使法律具有开放性。这就给权力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自由裁量空间越大，如果不对权力的行使加以限制，就会造成权力的滥用。所以更需要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来对权力加以限制。
(四)法治思维是一种讲究法治逻辑的理性思维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法治思维是在法律知识的基础上，运用法律逻辑、法律规则和原则、法律解释的方法等一系列逻辑结构得出应对决策，然后运用法治方式途径，来解决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所以，法治思维是一种讲究法治逻辑的、理性的思维。
法治思维是一种讲究法治逻辑的理性思维。所谓法治逻辑，包括三个步骤的逻辑结构:首先，要具备法律体系的各项规范和程序作为大前提;其次，要明确案件的事实或待解决的问题来作为小前提;最后，以公平正义为基础，从以上两个前提中推导出解决问题的决定。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应该根据基础法律知识框架、按照法律逻辑结构来分析、综合、判断、解决问题。注重法律的具体规定、注重法律的程序性要求、并且秉着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念，来解决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运用法治思维的逻辑结构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能兼顾各方利益，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又能促进社会经济建设的发展。可见，法治思维具有逻辑上的严谨性，此种逻辑思维远远超过其他形式的思维逻辑(如人治思维、权力思维等)，可以使领导干部做出具体决策时，既高效、合乎法理，又少犯错误。
二、提升领导干部法治思维水平的必要性
通过上文对法治思维的内涵探析可知，法治思维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位置，不仅能有效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还能高效、有力地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是其他思维形式无法比拟的逻辑思维。领导干部作为治国理政的领头羊，应具有法治思维，才能更好地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才能更快更好地发展社会经济、推进我国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一)是从源头上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培养全民守法意识的必然要求
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将法治思维写入其中，要求领导干部提高法治思维水平，体现了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基本理念。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水平，是从源头上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培养全民守法意识的必然要求。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领导干部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代表者，他们是决策者、组织者、治国理政的领头羊，领导干部的思维方式决定着其所辖范围内的发展。可以说，领导干部的决策直接关系到社会管理的和谐和稳定。如果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水平，那么领导干部就会很好地贯彻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源头。其次，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可以给全民学法、遵法、守法、用法、提高法治意识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中指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牢固树立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自觉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可见，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可以带领全民提高法治意识，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公民提高法治意识了，反过来会监督领导干部的决策作为，督促领导干部贯彻落实依法治国的方略，以此良性循环。所以，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是从源头上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培养全民守法意识的必然要求。
(二)是领导干部做出科学决策、文明管理的内在要求
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有利于领导干部做出科学决策，有利于领导干部对社会进行文明管理。随着新世纪经济发展的现代化、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的全面推进。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社会管理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矛盾问题，党的执政管理模式也面临着巨大的考验。近代各国发展的经验表明，宪政己经成为人类治理国家的最佳模式选择，民主政治国家己经成为文明治国的价值取向，依法治国是实现民主政治、文明管理的最佳途径叫。所以，在这一大背景下，提出确立依法执政的领导方式，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向现代化、民主化、法治化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水平，可以使领导干部在做出决策时更具有科学性，在符合现行立法的前提下，又兼顾各方利益，避免盲干和权力主义。领导干部做出来的科学决策运用到社会管理中，必然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形势、顺应人民的意愿的，从而也就形成了文明管理的良好形势。可见，在现代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在社会矛盾纠纷问题日益凸显且复杂多样化的形势下，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水平，有利于领导干部做出科学决策，有利于领导干部对社会进行文明管理，解决各种社会矛盾问题，推进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是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催化剂
首先，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水平，是化解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矛盾关系的良药。改革、发展、稳定是我国在转型关键期各级领导干部工作中面临的三大考验。发展是目的，是硬道理;改革是发展的动力;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可见，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在矛盾凸显期的现阶段非常重要。实践证明，要化解改革、发展、稳定的矛盾关系，最佳的途径就是将这三者统一于法治。因为法治才能使改革中不同利益的博弈取舍无限接近公平合理的最佳目标，进而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稳定、和谐的发展环境。而法治的实施，最重要的是领导干部的贯彻落实，如果领导干部能够运用法治思维，做出民主、依法、科学的决策，做出更加体现法治精神和法治要求的政府决策，那么，就能为社会环境提供一个和谐稳定且经济快速发展的环境，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矛盾关系也就迎刃而解了。
其次，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水平，是化解矛盾的基础保障。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期，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带来了多元化的社会利益，这些社会利益的竞争和博弈，必然带来高风险和复杂化的社会矛盾。所以，领导干部在社会管理中，如果能用法治思维来处理复杂的社会问题，不仅能降低矛盾的风险性，而且能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因为法治思维是以合法性为前提、以公平正义为基础，且具有限制权力任意行使的约束力，促使矛盾合法有效地解决，运用这样的思维模式做出来的管理才能真正做到民主管理和合法管理。所以，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水平，是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催化剂。
三、目前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存在的突出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立法上也有很大的完善，基本实现了各方面有法可依。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我国的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水平尚待提高，在处理社会各种复杂矛盾问题时不能很好地运用法治思维，人治思维在领导干部中仍然占有很大的比例，此外，也暴露出有些领导干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目前，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突出问题:
(一)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的泛滥
法律虚无主义思想仍然在一些领导干部中存在。由于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一些官员在对待法律的本质和作用的问题上，仍然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在他们的思想中，仍然认为法律的作用是虚无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部分领导干部认为，法律只是用来约束普通人的，对于权力者来说，法律只是一种管理的工具。所以，这些领导干部就会选择性地使用法律，也就是说，当需要法律法规时，他们就会把法律拿来当挡箭牌，冠冕堂皇地作势说要严格执法;但是，当法律法规阻碍了权力者的利益时，他们就会对法律视而不见。其次，一部分的领导干部对依法办事不坚定。他们对于法律缺乏一种信仰，没有足够的尊重、认可和接受，只是形式上的认同。所以，当这些领导干部在遇到外界压力时，依法办事的思想往往会稍纵即逝，最终放弃法律，甚至突破法律。可见，领导干部的法律虚无主义思想仍广泛存在于现实社会中，依据这种思想做出来的决策，很容易突破法律的规定，违背法治的精神，是非常危险的，是不被人民群众所接受的。
(二)权力本位，忽视公民的基本权利
部分领导干部存在着权力本位思想。所谓权力本位思想，是指认为权力才是法律的本位，强调法律是以公权力实施社会管理、压制公民自由权利，从而达到他们认为的稳定这一目的。权力本位思想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部分领导干部认为权大于法。他们认为，上级领导的批示、指示、条子最管用，即使这些指示突破了法律，他们也坚决执行。这就很容易造成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不良现象。这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绊脚石。其次，部分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忽视公民的基本权利。有些领导干部为了追求自己的政绩利益，只注重对上级领导的迎合，在上级领导面前表现得很积极努力，但是却忽视了对下面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就很容易产生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的脱离，这样的领导干部做出来的决策通常都是忽视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不能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可见，权力本位的思想不是现代法治社会所应有的，已背离了权力的本质和运行轨迹，是造成领导干部腐败现象和其他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问题滋生和蔓延的重要原因，应从根本上予以剔除。
(三)不重视法律的程序性规定
由于传统法治文化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影响，很大一部分领导干部都不重视法律的程序性规定。众所周知，法律的程序性规定具有双重价值，一方面，它是实体性规定得以顺利实施的保障;另一方面，已具有自身的独立价值，能限制权力机关的权力滥用，规制权力者自由的裁量权。如果没有程序性的规定做保障，那么再正确的决策也只是形同虚设，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些领导干部只注重结果不注重过程。主要表现在，首先，对于一系列的程序性规定想怎么变通就怎么变通，想怎么简化就怎么简化，殊不知被简化的过程往往会造成对实体正义的侵犯。例如，领导干部在做出重大决策时，应该向群众公示，接受人民群众的意见和监督，但是有些领导干部并不严格按照程序办事，习惯于个人说了算，省略了公示这一程序。这就会弱化人民群众的监督，从而影响到真正实体上的内容。其次，对于违反程序性规定的行为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注重实体上的具体规定，对于严重违反程序性规定的，也不以为然，以他们出发点是好的等理由为自己开脱。但是，违反程序性规定的危害性是巨大的，因为它会在领导干部内部形成一个潜规则，在以后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程序性规定也不会被重视，甚至认为程序性规定是一个阻碍，这样的思想危害性是极大的，应受到领导干部们的重视。
四、提升领导干部法治思维水平，培养全民守法意识的若干建议
通过上述对法治思维内涵的分析，以及提升领导干部法治思维水平的必要性分析，笔者认为，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水平，可以引领全民守法意识，从而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通过对领导干部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存在的种种治理思维的问题研究，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加强领导干部的法治教育，重视知行合一
教育是实施任何行为的基础。要想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水平，最重要的是对领导干部进行法治教育。而党校教育则是对领导干部进行法治教育的最佳来源。在我国，党校教育的宗旨是培训公职人员的政治素养、党性觉悟、工作能力和个人素质等。可见，党校教育对于领导干部的各方面素质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传统党校教育缺乏对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的教育。所以，应在传统党校的教育宗旨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针对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的培训。首先，应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法治思维的基础性教育，让他们了解基本的法治思维的内涵、性质及其重要性。了解法治的优越性及其重要性，把法治手段放在解决矛盾问题的第一位置。其次，在掌握了法治思维内涵的基础之上，训练领导干部对于法治思维能力的运用能力，设计典型情形，促进领导干部学以致用，注重领导干部对法治思维能力的掌握和实际运用，做到知行合一。切实做到培养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进行治国理政。
(二)弘扬权利本位意识，大力宣传法治文化精神，引领全民守法意识
从上文分析可知，部分领导干部还存在着权力本位的思想，忽视公民的基本权利。宪法规定了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而领导干部作为人民的代表行使权力，不仅要在宪法法律法规的范围内行使，还应该重视公民的基本权利，应由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过渡。首先，应通过法治教育，让领导干部充分认识到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性，剔除领导干部中关于权力本位的思想，弘扬权利本位意识。培训领导干部在处理社会各种复杂矛盾时，时刻保持着在法治知识基础上，进一步重视公民的基本权利意识，秉着公平正义的思维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其次，在对领导干部进行权利本位思想教育的基础上，大力宣传法治文化精神。让公务员队伍以及人民群众看到法治方式的重要性以及优越性。培训领导干部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解决群众问题、切实做到为人民服务。最后，由于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在社会上起到一个示范的作用，会引领全民的守法意识也跟着提升。人民的守法意识提升了，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解决纠纷的途径也就更容易实现了，以此良性循环。
(三)程序与实体教育并重，发挥群众监督作用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部分领导干部并不重视程序性规定的重要性，但是轻视程序性规定的后果是很严重的。轻则直接侵犯到实体规定的施行，重则助长领导干部内部轻程序潜规则的滋长。所以，应对领导干部进行程序与实体并重的教育。首先，在对领导干部进行法治教育的同时，应让领导干部了解程序性规定的重要性，转变传统思想的思维定式。对领导干部违法程序性规定的行为做出严厉的批评，无论其结论是否正确，无论其出发点是否是好的。其次，培养领导干部程序与实体并重的思维，有利于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因为，法律的程序性不仅限制公权力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而且也从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人民群众对于公权力机关执法过程的监督，有助于领导干部在做出决策时充分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切实做到符合群众意愿的良好决策，从而达到良好的社会管理模式。可见，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水平，不仅要注重法律的实体性规范，还要注重法律的程序性规定。这样，在做出决策和执行决策的过程中，才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才能更大程度地让人民群众参与监督，使司法、执法更加透明化，避免暗箱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