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方法篇1
1农村政治生活领域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倾向
2实现社区村民自治及建立生活社会资源服务系统
二.建立农业经济法人主体,实现农业企业化经营
1农村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倾向
2从家庭为主体的公有制到企业为主体的公有制
不要相信蜻蜓的翅膀能扇动暴风雨的来临,那是暴风雨即将到来的结果.
农民只有掌握了一定的经济权利,才能行使政治权利.只有行使政治权利才能保障经济权利,只有拥有了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农民才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公民.
前言
本文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原理的基础上,充分理顺了产权关系和政权关系,确立了农民经济生活和生活社会的主人翁地位,完善了社会制约和发展机制.建立了以经济生活为核心的农业企业化经营体制和以生活社会为核心的农民自治组织.在以农民为社会主体的基础上,农村社会实现分治,形成可监控下的全民意志和可监控下的全民资产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废除多余的集体所有制制度.农业企业化经营,为农业的准确定位找到了目标,打破了农村经济长期以来没有明确的法人主体和法人代表的局面,为各生产要素有效进入经济找到了合理的途径,并从此打开了农业投资的大门,展现了一个全新的投资空间和无限的就业机会.农业企业化经营将依托市场,按市场价值规律吸引各生产要素,并把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推向市场,实行招标承包.把农业经济项目及相关产业项目,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工程\技术人员\股东委员会和股东服务委员会主席[暂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给予股份配额.并逐步建立农业基建项目市场和农业经济及其他产业项目市场,农村专业人才市场,实现农业的自主有序经营.
文章从提高农民的政治热情和经济热情写起,建立以农民为社会主体的社区村民自治组织,和以这种权利结构为基础的公民生活社会资源公共管理系统。农民的政治权力确立,经济组织和农民的经济地位得到有力保障.随着农民自治组织的建立,公有制的农村经济服务组织组成和确立.农民和基层单位人员首次以社会主人的身份、以经济资本的形式,参与社会股增值分红,农民的社会地位得到确立和保障.这是作为社会主人的具体体现,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个人尊严的具体体现,以及由此衍生的公民对社会资源的劳动权、支配权、分配权、监督权和管理权的具体体现.社会股是弥补和消除地球资源分配不均衡的根本办法.
随着农民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的确立,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村工业化步伐的开始,农村工业诞生.股东服务委员会以资产委托的形式,把社会资本委托企业经营、增值.股东服务委员会有权对企业监督和参与企业社会股分红.企业工人通过现金购买等方式拥有个人股份额,工人在企业的主人翁地位确立.工人收益来源:1工资.是公民劳动权利和劳动能力的具体体现；2个人股股金分红.这是公民在企业主人翁地位的具体体现,以及由此衍生的对企业个人资产的劳动权、支配权、分配权、监督权和管理权的具体体现；3社会股分红[上面已写].随着农村工业化的完成,土地收归国有,实行全民企业制度,实现规模经营.这样就形成了公民、企业、社会和经济整体的竞争优势.为经济和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理顺农村政权关系,实现社区村民自治
1农村政治生活领域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倾向
在农村如果抽查一百个农民对政府是否满意,可能有一百个人,至少会有99个人摇头,甚至骂娘.这就是农村基层政府和农民的关系,这就是农村社会存在的一个现实.我经历过大集体,也参加过几次大集体的劳动,从红薯窝头、豆糁红薯叶窝头到白面馍的过度,我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我能从偶尔的吃到肉到经常的改善生活.吃的丰富了,用的也丰富了.那时候的农村各机关,日子好象也不错,有工资,有奖金,吃在机关,住在机关,逢年过节还能发些东西.虽然农民和各机关工作人员不怎么对脾气,倒也没太多怨气.关注这个社会,参与农业生产和社会实践,那也很早了.那大概是从88年吧,我找到当时张岗乡的乡长,姓李吧,我和他说,想在咱们乡搞一个农业经济组织,我不要一分钱,你只给我个名份,我每年给乡里交多少钱,他不同意.到现在,我找过多少乡长、县长,去过多少县乡,已记不清,我请过客,送过礼,找过熟人,白忙.91年我写的"建立农业经济法人主体,实现农业企业化经营’,委托新乡刘庄的史来贺先生转中央,我又专程到北京,把稿子寄给时任副总理的朱容基先生,时任政协副主席的朱光亚先生和国家计经委.去年经过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我又寄给温总理。所以说这些,想说明一个问题,我不是仅仅从理论上说明这个"百分之九九’.我是一个农村改革的观察者、劳动者和实践者,我说的干群关系的严重性是存在的.
在我的印象中,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村只开过一次村民大会,只是坐在那儿听,听完走人.我也参加过一次选举.村干部把选票拿到各家各户,我记得选票上是有三个候选人,然后村干部就让我们在某个名字上面打勾,我们也就照着做了,不做不行啊.村干部的官是怎么当上的?拿钱买呀.当然也不是谁的钱多,就能当上,你在村里兄弟要多,家族人要多,才能站住脚,才能镇住别人,一般的老百姓才不敢找事啊.记得有一次张岗乡选举乡长,乡党委书记钦定的人选,结果没选上,书记桌子一拍:不算数,接着选.呵呵,这就是农民当家做主的农村.农民只有责任和义务,没有权和利.你可以种树,你可以挖河,可以修渠,修路,你不可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你对你自己-农民自己的生活社会不可以有管理权和监督权.你所有的只能是服从.年年的上访、告状,都会被不同的方式"摆平”.临时的合同民警,都可以鸣枪唬吓农民,有配枪证吗?记得第二次去找一个乡党委书记,谈农村经济组织建设的事,他不耐烦的说一句:你有病啊.你不要以为他官小,农民怕他的,说他们比土匪还厉害,他们也不客气的认为自己就是"土皇帝”.派出所可以随便抓人,而不需要理由.计划生育可以随便抓人,可以株连亲戚,他们会以超生这一家为中心,用一支棍子,向四个方向使劲掷,凡在棍子落下的范围内的农家,粮食、牲口弄走.扒房子那是平常的事.集市上演脱衣舞,甚至看客把香烟仍至台上,那女人用阴道夹着香烟跳舞,他们却极力的维护着那治安.农村逢大会,街道两边录象厅里浪声一片,真的很热闹.那一年我刚好在家,不敢相信那!乡村干部大吃大喝是很平常的事,算下来,我们周围的每个村都要欠下百万元、三百多万的外债,一个乡是多少?借用和绅的一句话:现在{乡村}财政就是一个空壳子.如果政府也可以宣布破产的话,那也到了寿终正寝的地步了.搞基建,搞水利,搞项目.本人也承包过工程项目,这里面有多大的油水,清楚.不搞这些,乡村干部怎么捞钱?其实他们也挺"可怜”的，他们没有八十年代的肥富啦,他们现在只有一样宝贝:权.权能生钱啊.其实这个权在乡镇又基本上被党委书记"一把拿".党政分开的基层乡镇已名存实亡.我去过一些乡镇,给他们做事,他们可以随便派车,多次从乡里拿钱,我一个外人,随便找张纸打个白条就行了,谁监管他们?
电影院两次集资，没见一块砖,柏油路经常集资经常修经常坏.计划生育从孩子没出生罚到年龄十六七,每次都说是最后一次罚款,换一任干部或来一个政策,罚一次.乡干部也有自己的土地,干什么?种树苗,然后卖给各村,名曰:植树造林.群众集资再加上村里贷款建厂,然后承包给村干部或自家亲戚.多少万元的投资啊,每年只象征性的上缴村里两三千元,赔了却要算村里的.上一届镇党委书记规划街道,有些人贷款千方百计把靠街的房子盖起来,结果下一任书记上任,重新规划,靠街房子扒了重盖.呵呵,我岳父大人也跟着倒了一次霉,亏了好几万那.告?多少人告啊?结果,没事.有一帮人到一村子搞计划生育,扒房子,搬粮食,一老汉在旁边轻轻的嘀咕了一句:活像日本鬼子.有官听到,稍停,有人向那老汉说:大爷,我们到您家喝口水,可以吗?老汉领人到家喝水,牛被牵走.有一新上任书记下乡微服私访,问路边一老汉:新来的书记咋样啊?老汉发了一些牢骚,后来儿子莫名其妙的被抓派出所.有一年乡村干部到我家要未缴的十几斤粮食,一个人三百多斤呀,我们人均才一母四分地,这还不包括秋季要缴的现金.我多说了两句,一村干部张嘴就骂,我问:为什么骂人?答曰:该骂你,怎么样?一村支书在大喇叭上公然喊:老百姓老百姓,你就百{土话:别兴}兴.我没从旧社会过来,不知道土匪什么样,更不知道日本鬼子什么样,但我知道现在的基层政府和所谓代表人民利益的党委干部:霸道、贪婪、自私自利、自以为是、惟我独尊、媚上恶下、拉帮结派、勾心斗角,一切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整天忙的是自己如何升官发财,自己的行为被金钱和权力所支配.农民又是什么样子呢?由于政治生活的贫乏和文化资源的匮缺,农民变得麻木、卑微、无知、野蛮、自私、眼光短浅、缺乏社会自信心、自尊心和社会责任感,这就是我们的基层政府塑造出的农民形象."吃”的是什么东西,变成的就是什么样的人,缺乏精神的食粮,身体里就不可能储存精神的力量,更不能发出民族的伟大的社会动力.以农民为社会主体的农村,农民竟然与生活社会管理没缘分,那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哪里?社会生活谁去管?光指着农村那几个当官的,他有几只眼睛几双手?有人乱砍树,他能看到?挖渠取土,多生孩子,乱占耕地,占道路,破坏机井,焚烧秸杆,包括随地大小便,他能管得了?如果让老百姓当家呢?他们是主人,家就是他们自己的,他们能看着别人在自己家里拉屎?能看着别人破坏自己的财物?能看着有人多生孩子,跟自己争"饭”吃,我想不会.农村政治生活领域存在的问题,大致说这么些.主要也就是:政权关系没有理顺,政路不通畅,限制了农民主人翁地位的体现,社会资源,特别是文化资源和社会管理资源流通不畅,提高农民素质和农民管理社会的功能丧失.
至于这种政治生活的发展倾向,我们应该已经看得清楚了.一边是缺乏监管的政府,一个没有监管的政府他会怎样?他就会以某些个人的意志为前提,提高自己的权威,这样人性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这就是自私自利.我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人类是一个自私的群体,我们不要相信道德的力量有多么的崇高,道德是在某种体制约束下成长起来的一种人的社会素质的体现,而这种素质反过来不断完善社会关系的一个动因,所以也只有好的社会制度,才会有好的道德水准.在农村政府官僚个人意志的驱动下,就可能会诞生一个阶级:官僚和资本家的阶级.你是否注意到农村的有钱人,有钱的不一定都是当官的,但是当官的都是有钱的,他们财大势粗,兄弟人多,宗族人多,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这就是农村政治生活,一个行将形成阶级,形成和农民对立的利益集团.这样的结果会怎样?会出现"暴民’,会出现一切有碍社会和谐和社会正常发展的不安定因素.几个当官的能管住几万老百姓?我想不能.这就是农村政治生活进一步发展的倾向.他的结果是加速矛盾,增加社会管理成本,资源生态链遭到破坏.中央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一系列的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遏止政府机构膨胀和机构人员膨胀就是证明.这种缓和之策,只能起一时之用.不把农民作为农村社会的主体,不提高农民的社会素质,不激发农民的社会活力,农村就走不出低谷.我们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农民当家做主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也是我国宪法赋予农民的基本权利,惟有农民有了动力,社会才会有一个长足的发展.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这是历史证明了的.
2实现社区村民自治及建立生活社会资源服务系统
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一再的指明,人民是社会的主体力量,是主人,是历史的缔造者,是社会的管理者.而中国恰恰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设计,却把农民排斥在利益的边缘.宪法第一章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这当然也包括农民.宪法第二章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选举.不论是我们建国的理论"图纸”,还是建国后的法律条文,都把农民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农民是农村社会的主人,可到目前为止,农村却没有实质性的迈出一步.农民最大的权力是耕者有其田,这应该是几百年前的概念和现实吧."图纸”和现实大厦的巨大差距,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想多少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的建筑岂能长久?这种由前苏联和诸多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领袖们设计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一种把人民排斥在社会利益之外的社会资源公共管理体制,是一种落后于官僚私有制社会的社会公共资源管理系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不仅仅是让大多数社会公民占有社会资源并由此延伸的对社会资源的劳动权、支配权、分配权、管理权和监督权,这种理论的科学性还在于减少了社会管理成本,加速了资源流量,实现社会资源的电子化、网络化、民主化和自动化管理,促进全球资源的融合,让人类站在全球的高度对地球资源进行战略性思考和决策,让有限的地球资源为人类的繁荣发展创造条件.一种先进社会的诞生需要很多的曲折和磨难,我们不应该寻找借口.体制的设计不对路,我们可以重新设计,没有谁规定,你不可以这样发展.只要是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利益,有利于减少社会管理成本,加速社会发展效率,人和自然协调发展,这就是正确的.
我们农村社会体制的错误,就是人为的,无中生有的多了一个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的最大缺点就是固化了社会资源,是实现社会公共资源融合的一大障碍.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如二元结构,城乡差别:文化资源差别,物质资源差别,权利资源差别.这一系列的差别又导致更深层次的差别,公民素质的差别,城乡建设的差别等等.集体所有制的提出是没有科学理论根据和缺乏远见的社会管理体制.他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也不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和人类生活社会的需要,他阻碍了区域资源的获得、流通和融合,无法弥补和消除地球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压抑和对立了社会公民,只有废除集体所有制,中国农村才能找到他应该前进的方向,否则,所谓的乡村"直选”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直选”后的体制设计,才是最重要的.没有一个好的社会资源管理系统,还靠人治,那农村是永远没有希望的."直选”的官员如何监控?政府和农民的关系如何理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如何理顺?农村生活社会如何运行?农村经济生活如何运行?各种关系不能理顺各种问题得不到解决,农业依然走不出低谷.
我极力想用一种朴素的语言描述这种农村变革的过程,也极力使自己变得理性.还是从"直选”说起吧.比如一个乡,研究农业和关注农业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及其他社会人士,可以帮助农村,结合农村中的热血青年和较有威望的农民,也可以和地方政府和村级组织取得联系进行合作,共同参与农村的经济和政治建设,如果基层乡村组织不愿出头,可以绕过乡村组织.在联系地方农民后,可以组成一个"农民生活服务队’{包括日常生活和经济生活，以下简称服务队}.乡村机构以及机构中的某些官员由于缺乏有效管理和监督,,集资上项目摊派提留,坑农害农,长期和农民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以至于基层政府威信极低,信誉极低,所以前期服务队在对农民的服务中会遭到农民的抵触和不信任,这是正常的.服务队要真正成为农民自己的组织,要积极地吸收农民的参与,热情诚实的为农民服务,增加服务技巧和服务能力.通过组织戏曲及歌舞文艺团体下乡,提高和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在这种农民集中的场合,宣传党中央对农业的关心及政策、农业科技知识、日常生活常识和疾病防治方法以及宪法赋予农民的权力等.通过请城市医疗专家下乡义诊,解除农民的病痛.放幻灯片,传播农业科技知识和日常文化知识等,提升农民的素质、观念和社会自尊心、自信心及社会责任心,让农民逐步形成主人翁的社会意识.请农业专家传授农业知识,帮助提高农民的农作物产量、病虫害防治,组织和帮助农民联合起来集中采购生产物资,减少中间环节,降低生产成本.帮助农民识别假冒伪劣产品,抵制坑农害农行为.帮助农民联系农产品收购商,以提高农产品价格.服务队要帮助农村中的孤寡病残和困难群众,了解他们的疾苦,力所能及的给予他们帮助,让他们感受人间的温暖,同时这种行为也会感染和影响到其他的农民.服务队要请一些有实力的科技公司,帮助农民搞一些短平快的农业项目,帮助外出打工的农民联系合适的地方和单位.办文化学习班,在扫盲和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中,提高农民的观念和素质.组织农民整修水渠、道路、机井等,方便农民生产和生活.调解邻里之间纠纷等等,总之,服务队要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积极争取更多的农民参与到义务服务组织中来,以利于集中服务,集中采购,让农民在感动中发展,在发展中感动,感动这种温暖,感动人间社会.
随着农民文化素质的提升,观念的更新,主人翁意识的提高,服务队可以成立一个乡一级的"经济发展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服务农民经济生活领域的具体事务.当然这时候的公司依然是不受基层及上级政府承认的具有乡级独立经济法人主体的经济宏观服务机构.这时候的公司要打"球’,对全乡经济只有适当的服务功能,不具有宏观服务和资本扩张的功能.但是它以一种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法人资格和外界金融及经济\科技组织合作,更加方便\快捷\可信,并可以增加对农业的服务功能和服务能力.公司,咱们先按下不提,继续接着说农民的政治生活.由于服务队在农村的一系列对农民生活中的义务服务,取得了农民兄弟的信赖和支持,树立了自身的威信,同时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观念的更新，主人翁意思的增强,农民的政治热情和对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参与意识会空前的高涨,这时候服务队通过与本级及上级政府取得联系,通过对农民的进一步组织和鼓动,在合理合情合法和条件成熟的环境下,组织成立以村为基础的社区村民大会.社区村民大会面向社会{刚开始最好是本区域内公民}公开选聘社区常务委员会主任,由其自由组阁,成立常委会.设立村监事会,监事会成员由社区村民大会选聘产生.常委会主任对社区村民大会负责,接受社区村民大会及监事会的监督.监事会对社区村民大会负责,受其监督,监事会有权提议召开临时社区公民大会解决问题.对选聘的常委会及监事会成员以及其他公共事务服务人员,要以相关法规及合同的方式予以确定,明确各方关系和责权利,这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摸索.全乡的村级农民自治组织已经建成,那么全乡各村的常委会主任组成主任联席会议,选出乡一级的常委会主任和监事会成员.乡常委会由乡主任自由组阁.乡常委会主任对村主任联席会议负责,受其监督.监事会对村主任联席会议负责,受其监督,监事会有权提议召开临时村主任联席会议,解决问题.这样农村乡村两级基层政权的框架基本形成.农民只需要牵着基层社区政权的这根绳子,政路就保持通畅.这样不仅减少了机构和过度膨胀的机构人员,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和运行成本低廉的农民生活社会就形成了.农民牢牢的掌握着政权和财权{后面祥述},成为农村真正的主人,可以有被选举权和有权选聘最优秀的日常生活服务人员.这样才有利于生活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和良性互动,最终形成全球范围内多个民族多种文化社会资源的利用和互动,并站在全球的战略高度思考和利用有限的地球资源造福人类社会.
二.建立农村经济法人主体实现农业企业化经营
1农村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倾向
农村经济领域存在的最大问题:1实行了集体所有制;2党政不分,政经不分,以党管经,以政管经;3经济领域缺乏有效的法人主体;4社会产权关系、企业产权关系没有理顺.这些问题引发了社会矛盾和更深层次的问题.集体所有制,把城乡分割开,造成的后果:人力资源被固定,无法互动和交流,堵塞了以人为本的各种信息的交流、传播渠道。文化资源不能有效传播和利用.由于文化资源的匮乏,农民长期以来得不到精神食粮的哺育,被人为的塑造成:卑微、自私、麻木、无知、野蛮、缺乏社会自信心、自尊心和社会责任感的"病态’的人.如果不是改革开放,不是他们走出家门,他们将永远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压抑的人性永远得不到张扬.那么他们还能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呢?他们只能是缺乏创造性吃喝拉撒的工具而已,对于社会的发展进步就起不到推动作用,人力资源就会被白白的浪费.权利资源,也就是社会管理资源,由于集体所有制，社会资源管理的权力被割断,农民成了"三等公民’.一个占社会公民百分之七十的群体,却没有对社会的管理权,那么这种社会资源管理系统就一定有问题,社会资源流量就会减缓甚至倒退,社会管理成本就会增加,就会出现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存在资源的严重的不公平分配,社会就会存在不安定因素.自然资源也由于集体所有制的约束,既不能有效弥补和消除地球资源分配不均衡的问题,又切断了社会资产的融合和资源的流通,使人多资源少的农村陷于孤立状态.缺乏资金,农业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农村生产生活出现困难,社会资产被截留在农村之外,农村怎么发展.谁都知道,刚解放的中国是没有工业基础的,更没有工业积累,那么中国的工业基础从哪里来的呢?当时我们的家当就是农业,几十年来,中国工业的发展就是通过农业的积累逐步形成和发展.如果这种局面还不改变,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就真的动摇了.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
党政不分,政经不分,以党管经,以政管经.这样的结果会是什么呢?这我们要先了解党和政府的功能和作用.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物,是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寻求理论突破,理论依据,在理论上和其它学说甚至邪恶的理论作斗争并支持广大公民的伟大事业;政府.政府是一种彰显集团或调和人民意志和管制人民生活集团的或区域的权力组织,是一种相对立的暴力的强制性社会政治机构.在现代世界状态下,他对于一种社会秩序的巩固和发展,具有强硬的和强大的维护和约束作用.经济.经济是资本扩张下的规律性的社会资源互动行为.如果遏制了资本扩张的特性或是打破了其扩张的规律性,社会资源流动和配置的渠道就被阻断,就会出现不良的经济行为.如果任其扩张就会出现其它社会问题,如生态等.所以党政经各功能不同,各有优缺,各有互补,缺一不可.强行代管出现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首先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不但削弱了基层人民政府的能力,同时也削弱了党自身理论创新的能力.后来实行了党政分开,基层政府有了一定的权力和活力,却又出现了两个问题:1是政权关系没有理顺,政路不通.削弱了农民的权利,基层政府和农民成了对立.失去了农民的基层政府,没有了农民的庞大根基,也削弱了自身的能力.这种不和谐所产生的后果,前面已经说过了;政经不分,以政代经,这样出现的后果是瞎指挥.强行让农民种大白萝卜,而当地只有吃青萝卜的习惯,政府收了种子钱,农民仍了萝卜毁了田.种烟叶,种甘蔗,搞塑料大棚,麦地改稻田,政府拿了钱,农民伤了财.乱上项目,搞养鸭厂、造纸厂、鞋厂、面粉厂等等,厂子还在为倒闭忙活,官员以另高升.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上级连年拨款,农民连年集资,庄稼连年干旱.现在又时兴了招商引资,谁引来资金,谁可以提多少钱.投资商可以免费使用土地,可以不交这税那税,是一个地方比一个地方的政策优惠啊!竟闹出了一幢几千平方米的大楼只卖150元的笑话.让老百姓披着化肥袋子在山坡上装羊爬行,用水泥合着颜料涂抹山头等应付上级检查的现代幽默.政府是连年折腾,农民是连年受穷.政经不分.政府超越自己的职能,不但削弱了自身的能力{缺钱啊,经济不发展},也削弱了经济本身的能力.限制了社会资本对农业的扩张,又限制了农业自身资本的增值和扩张,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又影响了政治的发展,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又影响了工业的发展,影响了基础地位又影响了国民经济全局.第三个问题.农村经济领域缺乏有效的经济法人主体,这里说的经济法人,不是简单的指农村中的一个公司或一般概念的公司结构和公司行为,也不是指所谓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它是一种社会资源的公共管理系统,是一种经济体制,是基本的社会经济制度,是农村整个经济生活的总和,是为农村经济生活服务的一个经济服务机构,但它又不仅仅是属于农民所有,这是一种公有制性质的经济服务机构,是属于全社会,后来乃至全国、全球所有的这么一个资源管理系统.
到目前为止,这种区域的或称社会的不受干预的纯经济生活的资源管理体制还没有出现.它的出现标志着社会主义走上了正轨.它是社会主义的具体体现,也是体现社会主义国家公民当家做主人的体制保障.正因为这种经济资源管理系统没有出现和建立,以至于农村经济一片混乱,一盘散沙,发展滞后,生产要素缺乏有效途径进入经济,农业抗风险能力较差,竞争能力较弱,没有表现出正常的经济行为.农业的发展需要巨额资金,但是农田水利基本设施建设资金就无法估量,单靠一家一户,一个单位,一个政策、措施,一笔拨款,农业是不会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资金、技术、信息、人才这些生产要素,如果没有一条有效的资源流通渠道,如果没有体现和加速这些资源价值和流量的资源管理系统,农业是会一直处在自然经济状态,农村工业化是不会实现的.建立明确的经济法人主体对于农业的发展,农村工业化的实现,实现全国全球社会资本的融合,确立公民当家做主人和全面实现社会主义,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第4个问题.社会产权关系、企业产权关系没有理顺.社会产权,说白了也就是社会资产姓私姓官姓民的问题.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资产当然是属于全社会公民的,这是宪法予以确认了的,是全国人民公认了的.既然是属于人民的,人民对社会资产却只有劳动权,没有支配权、分配权、监督权和管理权,这就说明我们当初的社会资源管理系统设计的不对路.我们不是发展了,是倒退了.靠出卖属于全社会公民的公共资源,靠搞股份制国有资产依赖性增值,靠资本家的一点点纳税,靠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来维护庞大的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是远远不够的,也是不能长远发展的.
社会产权关系没有理顺,以至于社会资产,谁有能力有条件,就拿.没有明确的资产关系和通畅的资产监管渠道,大家对社会资产被贪、被盗、被挥霍、浪费、毁损、破坏、掠夺,要么睁只眼闭只眼,要么是愤愤不平,要么麻木,要么也去参与贪污、盗窃、浪费、毁损、破坏和掠夺.这样社会发展的结果会怎样?会失控.我曾写过一句话:新国家主义救不了中国,因为中国改革已是刹不住的"火车”.自由资本主义也救不了中国,最重要的一条,我们的资源生态链严重失衡-人口多,多的吓人那!任何私有资本所提供的社会资产,都不足以维护十多亿人社会福利的需要,到后来过分的两极分化,连温饱都成问题.
企业产权关系是企业和社会关系,企业和工人关系的基础,是三者之间关系联系的纽带,通过社会资本企业可以源源不断的为社会提供资本供应,充实社会总体资本,增加社会竞争实力.通过企业工人个人资本的参与,既体现了工人的企业主人翁地位,实现企业工人管理企业的愿望,工人有了活力,有了动力,有了创造力.工人在为企业创造利益的同时,自身也得到应有的好处.工人有了资本,对企业监管有了依据,企业发展有了保障.这样工人、企业和社会发展协调了.企业个人股也是对人性弱点的一种照顾.企业产权关系没有理顺,或是不能有效的理顺,会出现什么结果?我们现在都看到了,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理顺产权关系,建立明确的经济法人主体和法人组织结构,建立有效的法人体系和分配制度,促进社会企业和公民的协调发展,才符合人类长远利益和要求,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内涵.
以上农村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会导致农村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结果呢?集体所有制的局限首先切断了农村资源和外界的正常流通,雪上加霜的农业经济再让基层政府的瞎折腾,加上农业自身缺乏活力,这样,向农业流通的资源会越来越少,资金会逐渐减少,信息流通不畅,人才不但进不来,农村原有人才也会随着开放的步伐一个飞走.技术在农村难以增值,没有市场,养活技术和技术的循环创新和利用更是一句空话.在这么一个生态链严重失衡的社会会发生什么呢?
2从家庭为主体的公有制到企业为主体的公有制
书接上回.曾经说到以乡为基础设立的"经济发展公司’.这是公有制性质的公司.但是这时候其实现公有制的条件尚未成熟,一是产权关系尚未理顺；二是分配机制尚未建立；三基层单位和农民还较为分散；四监督和管理机制尚未建立；五承认和保障其地位的真正是农民当家做主的农民自治组织尚未建成.至于上层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确定,等农民的社会创新和实践做出成绩,走上轨道,再定不迟.
随着农民自治组织的的建立和完善{以下还称政府}公司公有制地位得到确立.但是这时候的公司治理结构、运行机制以及社会功能尚不完备,还处在"幼儿”时期这就需要农民和社会各界对其进行培养和"监护”。农民可以通过民主决策,和通过政府,对公司实施改制.首先要理顺产权关系,要体现出农民和基层各单位公民的主人翁地位,成立有全体公民和全乡各事业单位参与的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公司股东委员会主席{暂称主席}由其自由组阁股东委员会.监事会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主席对股东大会负责,受其监督.这时候的公司资产属性,只能是单一的公有资产,也可以称社会股,凡此区域内的农民和事业单位人员都可成为本区域内的社会股股东.因为是公有制企业,所以每一个社会公民都应有一份社会资产.本区域内的农民和各事业单位人员可持有效证件办理社会股股东证明,使其合法化和利于分红及它用.这个时候公司依然没有完善它应有的治理结构、运行机制和服务功能.它要一边进行经济活动,一边进行自身的完善.下面我就较详细的介绍这种社会资源管理系统较完善的进化过程.
随着农民自治组织的建立,政府对公司的公有制改制,农民对公司的信任,这时候土地依然不能收归国有,因为这个时候的公司尚无过多积累,还不能进行农村工业化的过程.农村工业基础靠什么?只能靠农业、农业积累.如果土地收归国有,农业就失去了活力,就会陷入僵化.这时候的农村仍然要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进行公有制"进化”,逐步完成工业化过程.公司这个时期会起到重要作用.在农民的支持下可以在不破坏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在适合规模经营的农业区域内,实行规模经营.比如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不能靠拨款和集资,要靠农业自身资源优势,把死板和固化了的农业资源通过市场找到增值点,吸引外来资金投资建设.短期项目也可以考虑私有资本参与.要依托市场,把基建项目推向市场,实行公开招标,根据谁建设谁受益,谁建设谁获利的原则,吸引国内外客商前来投资建设.农业基建项目是一个投资的新空间,还没有引起社会的关注和重视,我们要在摸索前进.尽量给予投资者更优惠的条件和政策,要积极配合投资方前期的勘测、设计、规划、布局,在施工过程中,无偿提供劳动力和其它物力,建成后可以考虑无偿提供管理和维护人员.适当延长投资者的受益年限,可以考虑保证投资者每年最低的下限收益,降低投资风险.要尽量减少投资者收入所得税.但是要防止投资者风险下降造成管理和维护方面的松懈.另外,我们可以试行建立农业基建项目市场,举行招标会.利用农业金融系统借贷或发行债券.农民出资自行建设等多渠道融通农业基建资金,多种形式开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我们要把节水、节能、高效作为现代化农业的核心内容,进行有效投资,具体规划,合理布局、施工、使用,并注重今后的管理和维护工作.我们要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实行市场化、科学化和工场化的管理模式.要把农作物以及其它种养业推向市场实行公开招标,吸引有实力的科技公司,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组成实体公司,对农业进行承包,农作物在原有产量的基础上,扣除当年物价浮动率增产部分按百分率提取.其它养殖等农业项目,如何互惠互利,要在交易和实践中进一步达成共识,充分调动双方合作的积极性.公司和外部企业合作,共同把握市场,利用市场,建立农业各种信息数据库、人才库,不断的梳理和更新数据库,随时提供最新有用的信息,并迅速利用到农业上.根据农业生产需要不断引进国内外优秀农业技术人才和各种工程、管理人员,引进各种有用的先进技术和生产资金.公司要不断改善农业生产环境,为农业的发展随时提供新鲜的"营养”.农业通过市场信息和价值规律不断调整种植业结构和各种经济结构,充分利用内外资源,提高农业和农民的收益率.农民的积累和农业的积累越来越丰厚,而同时公司通过不断的为农业的服务中逐步壮大起来.公司收益来源:有农资输入差价,农产品输出差价,技术合作收益等等.随着公司的壮大和公司公有制地位的确立,公司的信誉和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公司获得外在资本{主要是国有银行贷款}的条件逐渐成熟,同时公司信息系统的完善,人力资源素质的提高,公司创办工业的条件成熟.创办工业,企业工人首先应安置本区域内的农民,让农民逐步脱离土地.农民进入企业,成了企业的主人,这就要说说企业的治理结构,运行机制和企业功能,要不然它也会象过去和现在所谓的全民企业一样,陷入绝境.这种全民企业制度首先确立了工人的主人翁地位,紧紧围绕企业主体-工人,进行制度设计.上面说过公司的资本是单一的社会股股金,那么它投资的企业,资产也应该是社会资产,这样似乎很合乎道理,但是从长远看,这种思路是不对的{企业要进化到那种程度还需要一段路程}.如果一个企业的资产形态如此,尚好管理,如果这种企业增加到一万个、一百万个,怎么管理?再说这也没有体现出工人的主人翁地位,时间长久将难以激发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要照顾到人性尚且自私的弱点.要考虑到这个社会还有对立资本的存在和竞争，所以企业这时候还应该有个人股份，有资本扩张的权利，企业才会有活力和竞争力。认为工人拥有了社会股就是企业的主人了,就错了.社会股是社会公民作为社会主人地位的具体体现,也是公民基本社会权利和个人尊严的具体体现以及由此衍生的公民对社会资源的劳动权、支配权、分配权、监督权和管理权的具体体现,也是弥补和消除地球资源对人类分配不均衡的根本办法.那么,我们要照顾到人性自私的弱点和工人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就要设立企业个人股.那么企业的资本,就是社会股加个人股,工人的收益来源:1是工资.这是工人劳动权利和劳动能力的具体体现;2个人股股金分红.这是公民在企业主人翁地位的具体体现,以及由此衍生的工人对企业个人资产的劳动权、支配权、分配权、监督权和管理权的具体体现;3社会股增值分红.是公民作为社会主人地位的具体体现,也是公民的基本社会权利和个人尊严的体现,以及由此衍生的公民对社会资源的劳动权、支配权、分配权、监督权和管理权的具体体现.
必须说明的是,以上所谓各种性质的股份,是指不可上市股、不可转让股和不可继承股.
公司在投资创办企业的同时,可以利用农民手中的富裕资本,购买属于自己比例的股份额.没有资本的农民,可以用社会资金垫付,以后从个人股份分红或工资中逐步扣除,扣不完的从社会股分红中逐步扣除.为了更大区域内的社会公平,个人股在企业的比例不宜过高,应根据企业具体情况和本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水平等相关数据,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比例.
以上说了企业的资产形态,这里说企业的治理结构.企业成立股东大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股东委员会主席{暂称主席}由其自由组阁股东委员会,股东委员会主席对股东大会负责,受其监督.总经理由股东委员会主席任命,对其负责,受其监督.监事会由股东大会选聘,对其负责,受其监督。监事会有权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解决问题.不设工会.所有管理人员对负责方要以合同和法规明确双方关系和责权利.对企业的监督主要来自这么几个方面:1股东服务委员会{后面祥述};2股东服务委员会管理下的金融机构;3企业股东大会、监事会;4其它相关连企业的监督;5社会其它单位和个人的监督{因为企业经营资本有社会资产},有的是直接监督,有些是间接监督.企业和股东管理委员会{或称股东服务委员会}的关系,是一种资产委托经营的关系.股东服务委员会投入企业的社会股资金,乃是委托企业对这些社会资产进行经营和升值,股东服务委员会有权对社会股增值分红并对企业监督.企业人事权由企业个人股股东参与.双方关系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摸索,最后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随着农村工业化步伐的加快,农村企业增多,公司要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变更为"股东服务委员会’,股东服务委员会主席由本区域各企业\事业单位{应设立股东委员会或称社会股东委员会}股东委员会主席和尚未离开土地的农民组织负责人组成主席联席会议,选聘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并由其自由组阁股东服务委员会.设监事会,监事会成员由主席联席会议选聘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监事会有权提议召开临时主席联席会议解决问题.
这样农村的组织建设,包括农村经济生活领域的资源公共管理系统和农村生活社会领域的资源公共管理系统已然建成.农村社会由一盘散沙逐步形成公民\企业和社会整体的竞争优势.
股东服务委员会和政府的关系.股东服务委员会是服务公民经济生活领域的相关事务,政府是服务公民生活社会领域的相关事务,双方都是在公民的有效监管下进行社会活动.相互合作,又相互监督,相互制约,最终取得经济生活和日常生活,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随着农村工业化的完成,土地收归国有,有一部分人要留在土地上{不一定都是农民,有选择自由}.农业也要实行企业化经营,按全民企业制度划分企业资产,设置企业结构,运行全民企业机制,实现土地的规模化经营.
社区治理的方法篇2
近年来，国内有关城市社区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区管理模式类型、社区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社区管理中政府职能等方面，其中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刘娴静依据政府和社区之间权能关系，将社区治理模式分为三种类型，即社区自治治理模式、行政主导型治理模式和混合型治理模式。［1］王芳、李和中认为，不同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适应不同的社会条件，由于我国城市化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因而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模式应是目前我国城市社区的参考模式。［2］霍连明认为，在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中实行政府、街道、居委会、社区组织等共同参与的多元管理模式应是未来的必然选择。［3］蒋秋霞的研究表明，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三位一体”的城市社区管理模式是推进和谐社区建设的重要手段。提高城市社区“三位一体”管理模式运行效率，必须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加强“三位一体”的管理与协调，理顺三方关系，健全“三位一体”模式的运行机制。［4］汪波分析了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从单位制———街居制———社区制的演进趋势，认为在地方政府与社会的双重驱动下，通过区政府、街道、社区之间结构———功能重构，社区管理会逐渐形成“行政、统筹、自治之三元复合体制”。这种体制使区政府、街道、社区各自的“天然优势”能得到发挥，从而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5］王永红从社区治理中政府职能的角度，具体阐述了政府应承担的四种角色:即社区建设的指导者;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者;社区公民社会的培育者;社区自治组织的监督者。［6］郑杭生的研究发现，“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重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可以通过政府、市场、社会的复合治理来克服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在体制上的缺陷。［7］卢爱国研究表明，由于存在路径依赖，社区体制改革的传统模式和经验模式都没有实现社会结构的合理分化，替代传统社区治理模式的基本思路是采取分类治理。［8］闵学勤提出了以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综合需求作为社区多元治理的共同目标，并主张根据社区公民环境的成熟程度选择不同的社区治理模式。［9］许小玲等通过对城市社区的调查研究表明，为保证行政管理职能、公共服务职能和自治职能在区政府———街道办———社区三级之间形成最优定位，必须对政府参与社区自治的关系等三个核心问题进行厘清。在未来优化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中，应重点关注两方面建设:在街道层面，建设的重点是服务流程科学化;在社区层面，建设的核心是为社区居民搭建畅通广泛的参与渠道和平台。［10］舒晓虎等提出了社区管理的行政与自治衔接模式，认为这一模式既能保证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实现，又能拓展基层社会的自治空间。［11］总的来看，国内有关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模式的理论研究已取得较多较好的成果，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对策措施。但从构建和谐社会与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研究仅对城市社区建设的某一个或几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成果大多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且案例研究较多，理论探讨不足。笔者认为，城市社区管理既有共性，又具有特性，在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中，各地区应根据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灵活选择适宜的管理体制、管理制度与管理方式，并使之不断完善。
二、主要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在具体的管理制度、管理体制及其管理方式方法上相去甚远，并在不断探索与完善之中。在众多的治理模式中，具有代表性的社区治理模式主要有:政府主导模式、混合治理模式、多元管理模式和社区自治模式。
1．政府主导模式
新加坡是政府主导社区管理模式的典型代表。该模式注重政府在社区管理中的主导作用，政府设有专门部门负责社区的指导、监督与管理，政府及其派出机构对社区治理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注重社区组织机构的建设与管理，社区各级机构或部门分工合理、职责明确，管理有序;社区公众参与社区管理意识淡薄，积极性不高。
2．混合模式
日本和以色列城市社区治理大多采用这种模式。与政府主导模式不同，采用混合模式的国家或地区，政府往往很少直接干预社区管理，在社区管理中，政府的主要职能是规划、指导并提供经费支持;社区管理具有民主化和自治化的共性特征;在管理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倡导为民服务及居安思危的管理意识。
3．多元管理模式
多元管理模式是指在社区管理中，政府(企业)、党组织、社区居委会(或理事会)、社区居民、社区团体组织等多个主体共同参与社区管理的一种模式。多元管理模式在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中较为常见，但又不同于日本的混合模式，尚需规范与完善，主要原因是我国城市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民众参与意识不高、政府对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干预太多等。
4．社区自治模式
美国城市社区管理是以社区自治为主，社区自治模式具有四个明显特征:其一，非营利组织是推动社区发展的主力军。这是由于美国经济高度发达、制度健全，社区组织发育成熟、管理规范，为社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其二，城市社区管理制度规范，有完善的社区发展规划;其三，各种社团组织在社区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对维持良好的社区秩序也密切相关;其四，强调法治功能，实施依法管理。除此之外，州政府、市政府也会制定符合地区特征的相关法律法规来规范社区管理。通过对上述四种治理模式的分析不难看出，不同的社区治理模式都有其积极与合理的一面，且与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背景密切相关。从现代城市发展与治理的趋势来看，社区自治模式应是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但国外发达国家城市社区治理的经验表明，城市社会组织发育成熟、法治社会已经建成、有科学的社区规划以及社区公众参与意识浓厚等是实现社区自治的基本前提和要求。而目前我国大多数城市社区还面临着社会化组织发育不成熟、居民参与度不高、社区经费有限、社区管理行政化明显等现实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城市社区还不具备社区自治的现实条件。此外，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同区域城市社区治理在具体方式方法上差异较大，且各有千秋，因而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选择不应强求整齐划一的模式。
三、推进我国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创新的思路
目前，政府主导仍然是我国大部分城市社区的主流模式，由于这种模式在社区组织结构与功能上具有明显的行政化特征，导致政府在社区管理中负担过重，社会组织机构缺乏锻炼成熟的机会，社区公众满足于被管理而缺少参与的意识和热情。从城市社区治理的功能来看，完善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应与其治理环境和发展水平相适应，能够有效合理地配置社区资源，并能充分发挥社区在城市社会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鉴于此，从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实际出发，我们认为城市社区管理创新的关键在于:积极培育社区发展的内生动力，创造良好的社区治理环境，合理配置社区治理的权力和资源，健全与完善社区管理体制、管理制度和管理机制。
1．切实理顺政府与社区的关系一是要转变政府管理观念，要坚决打破社区管理上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行政运作方式，真正实现政府管理社区行为的法治化。政府对社区的监管，既不能错位，也不能缺位与越位，切实转变传统的重管理轻服务的思想观念，努力打造现代服务性政府。二是要明晰政府社区管理职能。在社区管理中，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做好政策指导、业务监督、统筹协调等工作，不要直接干预社区的日常管理事务，要敢于放权，要相信社区居民自主管理社区事务的能力，积极鼓励社区公众加强自我管理，充分尊重社区依法行使民主自治的权利。三是要转变政府管理方式。政府各级部门要积极主动地深入基层，加强与社区居民的交流与沟通，随时把握社区居民的“所思、所想、所需、所求、所急、所难”，多听取社区公众的意见与建议，将民主协商始终贯穿于社区治理过程之中，真正建立起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居民之间的共商共建机制。
2．积极培育和发展社团组织国外发达城市社区治理的经验表明，社团组织的发达与否是城市社会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我国城市社区社团组织发展缓慢，从深层次看就是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发育不良(或者缺乏)造成的。从我们调研的情况看，城市社区居委会就像一个微型政府，一方面社区管理事务繁杂，任务重;而另一方面社区服务人才短缺，素质偏低，结构不合理，专业的社区工作人员极其匮乏。因而大力培育和扶持社区社团组织，并推进其尽快发展、规范与完善是推进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将社区部分事务通过市场机制的办法分解到社区的非政府与非盈利性的社团组织和社区公众，以充分发挥社区各主体在社区建设与管理中的作用。真正建立起政府监管、社会力量支持、市场推动、社区公众广泛参与的社区建设新格局，形成多方力量共同推进社区建设的整体合力。
3．多渠道筹措社区建设资金社区建设与管理需要大量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足够的资金，社区很难为居民提供相应的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体育、养老等服务，社区建设与管理工作将难以展开。筹集社区建设与管理资金，政府一方面可以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和法规，出台扶持社区建设的优惠政策，对于社区非公益性的服务可以实行低偿、有偿服务的方式增加社区收入，以补偿社区公益性、无偿性的服务支出，保障社区服务的收支平衡或略有盈余;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入社区经营理念，大力引导民间资金投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拓宽融资渠道，完善政府与社会相结合的多元筹资机制。
4．健全与完善社区居民参与机制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是提高社区建设与管理效能的重要环节，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需要政府、社区、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一是政府各级部门、社区居委会、社区各类组织等应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构建社区参与网络，营造良好的社区参与环境，千方百计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率。二是社区管理部门要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增强管理部门与社区社团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在社区治理中积极倡导自愿平等的合作关系，健全与完善社区各参与主体之间的信任———合作机制。三是加强社区制度建设，健全和完善社区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机制，尊重社区居民的集体选择意愿，以增强社区居民的认同感、归属感，使广大社区居民愿意参与、乐于参与社区建设与管理。
社区治理的方法篇3
论文关键词违法行为教育矫治社区矫正
劳教废止后，违法行为教育矫治视角下社区矫正制度面临的困境与选择已不容忽视。基于社会转型时期犯罪控制的特殊模式，中国的刑事法律制度改革基本上是沿着渐进式填补的路径来迎合社会秩序规范运行的需要。社区矫正制度的深入开展，适应了犯罪控制和社会管理创新的新常态，实现了违法行为教育矫治与社区矫正制度的耦合。
一、社区矫正与违法行为教育矫治的耦合之处
社区矫正制度与违法行为教育矫治看似两个不同的制度，但它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社区矫正制度是违法行为教育矫治诸多矛盾的迫切需要
改革进入深水区，诸多内外因素引起个体思潮的变异，为各种失范行为滋生提供了优质的土壤。违法行为教育矫治作为劳教的制度衔接，本着“教育、感化”的理念，与社区矫正适用对象的出发点是一致的。中国传统的刑罚执行方式单一，这与违法行为惩罚格局不相适应，因此，刑法执行机关需要根据新的形势进行变革。
1.社会治安案件频发与违法行为教育矫治种类和方式不足的矛盾。“当每个人发现自己不能够适应所处的社会环境，就会通过某种变异的自我感情等形式表现出来。”改革进入深水区，符合劳教并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因素明显增加，但劳教制度已成为历史。归根结底，是因为教育矫治种类和方式不足，如果把社区矫正制度引入教育矫治执行方式，以上问题便迎刃而解。
2.刑事案件居高不下与缺乏有针对性的矫正项目之间的矛盾。在罪犯人数居高不下的形势下，监狱的行刑资源面临严峻挑战，为缓解这一矛盾，《刑法修正案（八）》确立了社区矫正制度，但现实情况是，基于基层司法所社区矫正人手严、矫正方式单一等诸多原因，社区矫正作为违法行为教育矫治的刑罚方式，在罪犯矫正过程中并没有针对性的矫正项目，这一现实困境亟待解决。
3.社区矫正与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对犯罪的惩罚比例失衡之间的矛盾。我国《刑法》确立了罪行相适应原则，哈特认为：“惩罚之相对严厉性与犯罪之道德上的严重性呈正相关。”而劳教制度明显和上述原则相悖。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推进，法院判决了大量管制、缓刑和假释案件，使矛盾将更加凸显。为了遵行罪行相适应原则，有必要将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案件与社区矫正案件相衔接。只有采取这种方式，才可以解决违法行为教育矫治与社区矫正对犯罪惩罚的比例失衡矛盾。
（二）社区矫正是我国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执行方式改革的必然选择
1.社区矫正可以根除违法行为教育矫治行刑方式的实质不公。劳教废止后，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功能的实现必须依赖新的惩罚控制机制。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比，劳教违法行为较低，但劳教违法行为遭遇的封闭式处遇，很可能比罪犯接受的处罚更加严厉，从而造成实质不公。我国目前推行的社区矫正制度是一种开放式的处遇制度，是现在行刑执行方式改革的大势所趋。
2.社区矫正有助于我国违法行为矫治应然目的的实现。违法行为教育矫治采取何种执行方式取决于它所追求的实然价值，违法行为教育矫治秉承“教育、挽救、感化”的方针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劳教采取封闭式处遇制度，这种执行方式让被执行者产生“人格减等”的心理耻辱，这无疑是剥落了他们作为人而享有的基本权利。社区矫正有利于被矫正人重新回归社会。从这个视角来看，劳教制度废止后，社区矫正是违法行为教育矫治的最合理方式。
3.社区矫正可以缓解违法行为教育矫治的执行困境。在司法实践中，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并没有体现其应然标准功能，随着国内安全形势与经济压力的增大，违法行为教育矫治的性质由原始的福利性措施转型为惩罚性措施，这种处遇模式违背教育矫治的初衷。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与社区矫正相比，监狱行刑资源却不断增加。社区矫正有利于克服传统的行刑封闭化和罪犯在刑释后难以融入正常社会生活的弊端，可以缓解当前违法行为教育矫治的执行困境。
二、社区矫正运行的几个基本理念
笔者认为，劳教制度废止后，社区矫正作为违法行为教育矫治的执行方式属于大势所趋。在社区矫正在运行过程中应秉承以下几个基本理念。
（一）依法矫正
社区矫正作为一项刑罚执行制度，属于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因而要做到“法律优先”和“法律保留”两个基本准则，“法律优先”意味着社区矫正必须以法律规定为前提，虽然《社区矫正法》还未面世，但是为确保社区矫正工作规范运行，必须严格贯彻《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法律保留”意味着社区矫正的要做到“法无授权即禁止”，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社区矫正的严肃性和威慑性。
（二）一般预防理念
“一个法律若要恰当地完成其职能，就不要追求正义，还要致力于创造秩序”。要实现这个目标，可以参考刑事法学中的一般预防论。即：社区矫正不仅要体现正义的需要，而且更要体现出一般预防的需要。社区矫正作为宽容刑罚观的产物，有利于罪犯的再社会化，在一般预防理念的要求下，社区矫正应该侧重于保证公众的安宁感，做到矫正项目具有针对性，从而使犯罪控制模式和社会治理效果得到进一步加强。
（三）矫正与教育并驾齐驱
“矫正意指纠正，改正，是指“专业人员运用专业理论和方法为被矫正对象提供各种改造措施。使罪犯或具有犯罪倾向的违法人员得到矫正治疗，从而实现再社会化的过程。”；“教育是一种潜移默化培养品格健全的社会人的实践活动。”从两者内涵来看，教育的形式往往是“柔性”的，而矫正的形式是“刚性”的。社区矫正运行中既要考虑“刚性”特征，也要考虑“柔性”需求。
（四）以人为本理念
劳教制度之所以一直遭受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质疑，除了因其欠缺法律依据，最主要的就是没有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法律旨在创设一种正义而又合理的社会秩序”，社区矫正的深入推进以“人权保障”为价值准则，因为谋求每一个个体的自由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终极追求，也是“以人为本”的出发点和归宿。
三、违法行为教育矫治视角之下社区矫正制度的现实可能性
（一）违法行为教育矫治视角下社区矫正取得了良好成效
截止到2014年11月，全国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211万人，社区服刑人员矫正期间再犯罪率为0.2%以下。贝卡里亚认为，“立法者应当是温和的、宽大的和人道的。”这说明在刑罚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现代刑罚已经不再单纯的追求惩罚犯罪，追求狭义的报应；而是追求报应、威慑、剥夺、矫正一体化的综合行刑目的，这说明了社区矫正作为违法行为教育矫治的执行方式逐渐被社会所采纳。
（二）社区建设加速推进为社区矫正深入开展提供了基础
社区矫正要发挥作用必须以社区为前提，随着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全能型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型，政府成为了人民的“守夜人”，社区建设自反原动力和政府主导原因力出现了博弈的过程，这为社区矫正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四、违法行为教育矫治视角之下的社区矫正制度构建
自社区矫正制度运行以来，学术界围绕社区矫正进行了大量的学术研究。但社区矫正作为违法行为教育矫正的方式缺乏法律依据，在实际操作中，各地司法行政机关根据实际情况对矫正措施进行了创新和尝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却是对“法律优先”和“法律保留”两个原则的违反。笔者认为，《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应该早日出台，这部法律应该明确规定违法行为教育矫治视角下社区矫正的犯罪控制模式、执行程序、矫正项目等。
（一）违法行为教育矫治视角下社区矫正模式探讨
无论是英国的全国缓刑委员会、美国的矫正局管理模式、还是日本的保护观察所，归根结底国外社区矫正强调政府、社区及非政府组织三方共同合作的主导模式。违法行为教育矫治视角下我国的社区矫正应采取何种运行模式呢？《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确立了司法行政机关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公安机关与其共同承担监督考察社区矫正犯的工作管理体制。笔者认为，“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多方参与”实现专门机构管理和社会管理相结合、引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推动社区矫正的社会化运转，符合社区自治的发展趋势。这也是违法行为教育矫治视角下我国社区矫正应该坚持的模式。
（二）违法行为教育矫治视角下社区矫正的执行方式
1.违法行为教育矫治视角下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探讨。目前，我国承担社区矫正工作的是司法局，实际操作中，主要矫正任务落到基层司法所。在基层司法行政部门配套及保障不足、法治观念滞后的情况下，利用社区刑罚对罪犯进行改造和教育的理念还未得到深入推进。笔者认为，由于刑罚执行的复杂性，为了解决上述困境，可以在社区矫正机构中配备一定数量的警察，协助社区矫正官开展工作。
2.违法行为教育矫治视角下社区矫正中民间组织与行刑社会化时效分析。违法行为教育矫治视角下社区矫正开展应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参与进来。由于社区矫正的复杂性，在实践中，应注重吸收具备多种学科背景的专业人才。同时，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加大社区矫正制度的宣传与普及力度，促进普通民众摈弃“刑罚报应”理念，以达到行刑社会化的时效。
社区治理的方法篇4
在城市实施依法治市，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依法治市的基础是社区法治建设。“法律进社区”是社区法治化的初步实践和必然途径。社区是城市广大群众工作、居住和生活的重要场所，是城市社会稳定的基础和关键部位，其建设和发展与法治的关系日益密切，社区法治化已成为摆在司法行政人员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20__年，和司法部等国家9部委颁布了“四进社区”的意见，“法律进社区”放在了社区法治化的重要日程。南京市白下区司法局作为区委、区政府主管“法律进社区”的职能部门，进行了初步的实践，并对实现社区法治化作了有益的探索。一、法律进社区，是社区法治化的客观要求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国家对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一般是通过隶属关系管理，国家对居民的管理，一般是通过单位实现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许多企事业单位成为“无主管”，单位和居民的社会需求和生活需求主要通过社区得以满足。社区与单位和居民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如何处理好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需要法律来明确，依法规范各方面的社会行为，“法律进社区”顺应了这一客观要求。维护社区稳定，需要法律进社区。居民是社区的主体，也是社区法治的主体，居民稳定社区就稳定。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对法律需求的不断增强，居民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也不断增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居民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相互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人们遇到更多的社会、经济、法律等问题，社区成为纠纷矛盾相对集中的敏感地。例如在社区内占用公共绿地的纠纷、建筑物影响居民采光通风的纠纷、物业管理与业主的纠纷、遗产继承和赡养纠纷，等等，这些纠纷与过去相比，具有复杂性、难调性、易激化性等特点，仅仅依靠说服教育、行政手段远远不够，还必须依靠法律手段，化解矛盾，促进稳定。实现社区有序管理，需要法律进社区。随着城市管理中心的下移，社区作为辖区基层管理的载体，管理任务越来越重，首先是社区成员自治事务管理，如治安、环境、物业、人口、生活等等，还担负着一定的行政工作的管理，如计划生育、流动人口、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等等。各种社会问题使社区管理职能加大，要想管理好，必需步入法治化轨道。促进社区健康发展，需要法律进社区。社区是城市居民和单位居住、生活及工作的重要场所。它要围绕满足人们高质量的生活需求和生活发展为出发点，进行全面发展，包括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区文化、社区教育、社区卫生、社区治安等，致力于形成安全的社区治安秩序、团结和谐的人际关系、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舒适优雅的环境、规范有序的管理等。要使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有序运作，需要法律进社区，通过社区法治可以发挥其教育、规范、引导、惩诫功能，依法保障社区健康发展。二、法律进社区，是社区法治化的初步实践社区法治化建设必须从基础抓起，法律进社区是社区法治化的一项基础工作，它适应社区单位和居民的法律需求。近年来，白下区在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以司法行政部门为主导，在各街道办事处的密切配合下，通过组建工作网络、构筑工作平台、建立志愿者队伍，提供便捷法律服务，有效地缓解社会矛盾，保障社区秩序稳定，从而使城区社会稳定。组建工作网络，保障法律进社区有序开展。法律进社区，其主要内容是：对社区成员进行普法教育和法制宣传，为社区成员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依法调处社区民事纠纷，开展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帮助社区成员开展诉讼等等，要使这些内容落到实处，必须有相应的工作网络。白下区司法局本着从社区实际出发，在社区组建了四个方面的工作网络：一是民调工作网络。利用社区居委会原有“人民调解委员会”和驻社区单位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从事依法调解民事纠纷工作。二是法制宣传网络。在社区成立了普法学校和设立法制宣传员，开展普法教育和法治宣传。三是法律咨询网络。在社区设立法律咨询窗口，组织法律工作者定期或不定期为社区成员提供义务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开展公益性的诉讼。四是安置帮教工作网络。这些工作网络的组建，保障了法律进社区工作落到实处。如社区安置帮教工作网络的建立，有效推进了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全区60个社区有一千多名安置帮教工作志愿者，他们组成500多个帮教小组，对全区近千名回归人员进行帮教，取得了显著效果。近两年来，白下区刑释解教人员重新犯罪率仅2.7，低于全省3.3个百分点，今年白下区人民政府被省综治委评为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先进集体。整合社区资源，保证法律进社区健康发展。法律进社区，最终目的是为了建设法治社区，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使法律进社区工作健康发展，必须解决法律服务人员的来源问题。白下区通过整合社区法律资源，组建法律服务志愿者队伍，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法律服务志愿者队伍，包括政法系统的干部、律师、公证人员、基层法律工作者以及其他社会志愿者，如“政法系统离退休干部志愿者”、“法律系大学生志愿者”、“红灯笼志愿者”等，引导他们自觉参与法律进社区工作，参与社区法治化建设。目前，该区有一千多名志愿者活跃在各个社区，分别担任法制宣传员、义务调解员等。通过法律讲师团、社区普法学校、市民广场等形式不定期应社区成员需求授课和开展法律咨询活动。广大居民切身感受到法律就在自己身边。该区建康路街道把驻街的几家律师事务所和法律服务所与街道五家社区居委会结成对子，由社区提供工作平台，由法律工作者定期或不定期到社区为社区成员开展法制宣传、法律咨询、调解民间纠纷、相关诉讼等，这种充分利用社区法律资源的方法，为法律进社区工作，注入了活力，增强了生命力。这个街道的建康新村社区还组织“红灯笼志愿者”，进行法律宣传和维护社区治安。社区居民普遍反映：法律进社区给他们带来了“依法自治”的观念。形式灵活多样，促进法律进社区深入开展。法律进社区，是向社区成员灌输法律精神和法治观念。社区成员文化水平的差异、职业的不同等等，对普法宣传的接受程度和法律服务的要求各不相同，这就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白下区在法律进社区的形式上，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灵活多样，受益匪浅。如在普法宣传上，在社区建立宣传栏，采用漫画、问答式进行宣传，并在有条件的社区成立了“普法学校”，有针对性地为社区成员讲授《人生与计划生育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和《江苏省城市房屋拆迁条例》等，今年，区人代会换届选举前，区司法局专门印制一批选举图板送到社区，深受社区成员欢迎。针对一些社区老城改造拆迁任务重，就组织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到社区广场，直接为社区成员提供拆迁方面的法律咨询。去年以来，先后在西华门、瑞金路、月牙湖、光华路等市民广场举办法律咨询活动。有些社区成员因工作需要，寻求法律服务白天时间有困难，社区采取制作“法律服务联系卡”的形式，在“卡”上印刷法律工作者的姓名、电话、服务内容，全区印制卡片近万张发致居民和法人单位。以便社区成员根据自己的时间与法律工作者联系，获得需要服务的内容。有的社区还把普法内容编排成文艺节目向社区成员宣传。这些灵活多样的形式，深受社区成员的欢迎，有效地促进了法律进社区工作深入开展。三、实现社区法治化必须提高法律进社区的层次和水平法律进社区在白下区刚刚起步，就一年多的实践而言，还有许多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法律进社区工作要进一步拓宽领域，提高层次和水平，为社区提供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服务，促进依法行政和依法管理，使社区建设的方方面面都纳入法治化轨道，实现社区法治化。一是各阶层形成共识。要明确法律进社区最终是为实现社区法治化。要从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把实现社区法治化作为社区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措施。要贯彻依法治市的方略，营造城市社区法治环境，以规范社区管理和保障社区稳定为宗旨，以法制宣传教育和法律服务为切入点，以提高社区成员法律素质为核心，促进社区发展的法制化。二是要提高层次和水平。社区法治化是社区发展的必然途径，社区管理和服务要从行政命令式的人治转向依法治理，弱化行政强制色彩，实现社区成员自治法治化，以达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这就需要法律进社区工作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层次和水平。注重向社区成员灌输法律精神和法治观念。在为社区提供法律服务方面，有条件的社区配置电脑、设立“148”专线和“148”信箱，与市、区“148”平网，使“148”成为一项社会性、群众性、综合性的法律服务工作，通过电脑触摸屏把法治的内容和要求传达给社区成员，帮助社区成员解决工作、生活中遇到的涉法问题，解疑释惑。在调处矛盾纠纷方面，实施“上下左右联动，协同作战”的机制，即社区调委会、企事业单位调委会、街道调委会、公安派出所调解室相互配合，形成“大调解”的格局，定期或不定期地对社会各类矛盾纠纷进行排查治理，将可能影响到社会秩序稳定的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创建“四无”（无自杀案件、无民转刑案件、无群众性械斗、无群体上访）社区，确保社区平安。在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方面，逐步走上社会化、市场化、人性化、法治化的轨道，最大限度地降低刑释解教人员重新犯罪率。通过法律进社区，规范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从而实现社区法治化。三是要营造社区法治环境。法治环境是社区政治文明建设的一部分，是社区精神的体现，良好的法治环境对居民素质的提高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为物质文明提供精神动力和法律保障。它对于改善投资环境、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氛围，具有重要意义。法治环境的营造，仅靠一两个部门是难以实现的，需要相关部门齐心协力，齐抓共管，齐助共建。使广大社区成员逐步达到思想健康、精神充实、热爱公益、维护法治的文明程度，最终实现“共处一地、共美家园、共同管理、共保平安、共建文明、共求发展”。从而实现社区法治化，为依法治市打下坚实基础。
社区治理的方法篇5
关键词：经济开发区；社区治理；发展方向；天津市滨海新区；嵌入型多案例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1-0140-007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以及现代化、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我国各地出现了各种类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保税港区、物流园区和边境合作区等一批经济开发区，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但是，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开发区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日益凸显，例如征地拆迁的问题、流动人口问题、劳资矛盾问题、农民市民化等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的发展瓶颈。因此，不断总结经济开发区发展中的成功经验，探究经济开发区社会管理的基本规律，不仅是经济开发区解决社会问题、完善社会管理的现实要求，更是突破传统发展瓶颈，适应现代化发展需要，推动社会建设的时代课题。社区是社会管理的落脚点，社区治理的优化与创新关系到社会管理的发展和社会公共服务的实现。因此，本文以天津市滨海新区的社区治理为例，采用多案例比较的方法，评估经济开发区社区治理实践成效，总结社区治理发展战略和成功经验。
二、案例的分析框架
（一）嵌入性多案例比较研究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分析，为了提升结论的说服力和经验的可信性，我们采用多案例比较的方法。“事实上，科学发现极少是基于一个实验的，它们通常都是根据在不同条件下进行的一系列实验而得来的。”[1]鉴于此，本文在调研的基础上，选取多个样本，设计多案例研究，使其能够相互检验。
为了避免多案例研究由“归纳”分析变为“列举”分析，本文采用两种方法：首先，案例选择时采取逐项复制原则，即所选案例都能产生相同的结果：实践成效显著和社会影响度高。衡量标准是上级政府的肯定和新闻舆论的关注度。为了让案例研究的结果具有更高程度的确定性，我们需要进行五个逐项复制，选取“泰达模式”、“新港经验”、“寨上做法”、“胜利特色”、“中新生态城模式”五个典型案例。所选案例资料来自四种途径：一是调研中搜集的政府部门的相关政策法规、制度细则等，如《滨海民政（2011年资料汇编）》、《滨海新区社区居委会业务工作使用文件汇编》；二是相关政府或部门的报告文件、宣传材料以及政府网站相关的工作报道，比如“构筑社区治理共同体创建现代宜居新社区”、“新滨海新塘沽”；三是国内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的相关报道和评论，如《“十大员”带来和谐风——天津滨海新区胜利街探索基层管理模式》（《经济日报》2012年4月17日第14版）；四是相关政府部门领导、工作人员和社区组织负责人的访谈资料。这构成了本文的研究路径。（如图1所示）
其次，案例分析时采用嵌入性案例设计，我们将“社区治理”这一分析单位，分解为治理结构、治理工具、治理方法、发展战略等四个次级分析单位，依次分别比较。
（二）分析框架
“社区”是德国社会学家F·滕尼斯于1881年首次用于社会学[2]，中文社区由费孝通于20世纪30年代在《二十年来之中国社区研究》一文中从英文“Community”翻译而来，现在的社区已经成为学术界和政策界的通用概念，它一般涵盖三个层面：行动体系、互动场域和关系网络。“治理”一词最早于1989年世界银行用于政治发展研究，描述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状况；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研究报告，其中将治理界定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物的诸多方式的总和。俞可平提出了善治（良好的治理）的六个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有效。[3]由此可见，治理和善治强调了治理的主体、治理的方式、治理的规则和治理的能力。这说明“社区治理”是一个复合概念，它强调在一定的场域内由发生各种社会关系、具有心理认同感的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组成的行动体系来管理共同事务、提供公共服务。根据上面的界定，我们可以将“社区治理”解构为四个维度：社区治理结构、社区治理工具、社区治理方法和社区发展战略，这四部分及其逻辑联系构成本文案例分析的框架体系。
社区治理结构，是社区治理主体及其行为模式和互动关系，其基本构成要素包括社区党组织、社区组织、社区社会组织、基层政府、公民等，这些治理主体之间围绕社区公共事务和社区公共服务展开互动、缔结各种关系网络构成了社区治理结构。
社区治理工具，是社区治理主体为了解决社区事务问题、实现社区发展目标而采用的具体手段和方式。社区治理工具的选择影响社区治理的绩效和社区治理的目标。
社区治理方法，是社区治理主体借助治理工具为提供社区公共服务、满足居民需要而选择的路径以及展开的程序和步骤。
社区发展战略是由社区治理结构、社区治理工具和社区治理方法共同构成，它是社区将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路径，具体来讲就是社区治理主体在一定的治理情境中借助一定的治理工具、运用一定的治理方法满足社区居民需要、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方案和对策。
这四个方面是社区治理的基本构成要素，涵盖了社区治理的环境、主体、行为、过程和策略，从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对社区治理进行立体式剖析，这也构成了案例分析的框架体系。（如图2所示）
三、案例的比较分析
下面我们将从社区治理结构、社区治理工具和社区治理方法三个层面对五个案例进行比较分析，据此研究天津市滨海新区社区治理的发展战略，探索经济开发区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
（一）社区治理结构的比较
这五个案例中的社区治理结构虽然各具特色，但是又存在着一个共同点，即积极构建社会管理的协同治理体制。
“泰达模式”中的社区治理结构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党组织是“共同体”的核心和基石，总揽全局协调社会关系；政府是“共同体”的主导者，制定政策法规，合理配置各类资源；居民是“共同体”的核心，是社区各项公共事务的发起者、参与者和监督者，居民参与是治理动力，居民满意度是衡量治理的标准；社区组织是“共同体”的纽带，提升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增强社区凝聚力，强化社区自治功能；社会组织是“共同体”的细胞，承接政府和社区组织委托事务、培育社区民间组织。[4]
“新港经验”的社区治理结构是“3721”城市社区组织体系。“3”是指三个基本实体工作机构，即一个社区党委、一个社区居委会、一个社区工作站（“一委一居一站”）。“7”指7个专业工作委员会（“七专委”），即社区共建和协调委员会、社区治保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社区公共事业发展委员会、社区福利委员会、社区民情委员会、社区公共环境管理委员会、青年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2”指两会，即居民会议（居民代表）和社区民情会议。“1”是指“一个交叉任职的制度机制”（“一机制”），即建立社区党组班子、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交叉任职，居民小组、楼院门栋长、社区志愿者等民主选举产生。[5]
“寨上做法”的社区治理结构以“共建参与多元化”、“居站分设”为基本架构。所谓“共建参与多元化”指党建工作合力共抓，社区事务协力共管，社区环境通力共建，社区事务戮力共办，发展成果群力共享的“五力”并举共建格局。“居站分设”激发基层组织的推动力，推进管理重心下移，公共服务延伸，居务管理自治进小区、进楼门、进家庭。
“胜利特色”通过“结对共建”构筑起社区治理结构。包括六个层面：一是干群帮扶结对，二是党内互助结对，三是街企共建，四是军民共建，五是代表、委员与社区共建，六是监管单位与社区共建。
中新生态城按照“生态细胞—生态社区—生态片区”的三级居住模式响应规划了“生态细胞中心—生态社区中心—城市（次）中心”三级社区服务结构，其中，社区服务的重点在生态社区层面。
通过以上的社区治理结构比较（见表1），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共同特征：一是治理主体呈现多元异质性，“协同治理”的内涵不仅仅包括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站，还包括社会组织、企业、机关单位与公民等不同性质的治理主体。二是“协同治理”主体之间是一种协作关系。虽然，“协同治理体制”性质类型各不相同、利益诉求各不相同，但是在治理结构中角色清晰、定位明确、功能互补，“协同治理”在协作中“多而不乱”，通过各种联系纽带来缔结各种协作关系，构建了社会管理的协同治理体制。
（二）社区治理工具的比较
这五个案例中，“泰达模式”、“新港经验”、“寨上做法”的社区治理工具相似，都运用了网格化管理和网络技术。网格管理的本质是区域责任制，基本做法是将社区“分片包块”，每一位社区工作人员负责一块“责任区”的管理和服务。网格化管理实现了社区的规范化管理和精细化管理，例如“寨上做法”的“划格结网”、“一格七员”，七种力量进网格，即“网格党支部书记、网格管理员、网格助理员、网格警员、网格督导员、网格消防员和网格司法力量”，实现工作机制、社区资源和管理手段在“网格”的整合。[6]网络技术在滨海新区的社区治理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效果显著。基本做法围绕社区居民需求，整合社区服务资源，运用信息化手段开展社区管理服务工作。例如泰达的“数字社区管理信息系统”、“泰达城市网”。
在社区治理工具中，“胜利特色”和“中新生态城模式”极具特点。“胜利特色”的核心是“十大员”和社区文化平台。“十大员”的基本做法是“分片包块”，按每260～300户为一片，片区设督导员、管理员、治安员、教练员、保健员、保洁员、助理员、宣传员、调解员、信息员十大员岗位，并结合社区实际和居民需求，“量身定做”岗位职责。[7]它本质上是网格化管理的一种创新，创新点在于挖掘社会资源、调动社会力量，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区志愿者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据调研观察，社会组织已经成为胜利街重要的群众力量，社会组织的成员在社区担当着“十大员”岗位，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引领周围群众积极参与社区日常管理与服务。社区文化平台在胜利街道的社区治理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基本做法是大力发展社区文体组织，搭建社区文化交流平台，“坚持月月有主题，场场有特色的文化发展原则”，以重大节日为依托，广泛开展各类演出、展示、义卖等公益活动；大力推进文化单元建设，实现一个社区一个特色，一个楼门一个主题。社区文化建设有利于居民走出家门、融入社区，增强社区凝聚力，提升社区归属感和心理认同。中新生态城的关键是“社区中心”，“社区中心”是承载生态城社区服务的重要平台和核心节点。整个生态城建设10个“社区中心”，综合运用公益服务和商业服务等方式，为社区居民提供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体育、养老服务、社区公共服务、社区生化服务、社区商业服务等多元化服务项目。
就治理工具来看，网格化管理和网络技术得到了普遍的应用；社区管理和服务“走进”居民，效果显著；鼓励和引导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让居民融入社区亟待加强。（见表2）
（三）社区治理方法的比较
在社区治理方法层面存在两种思路，一是“提供什么社区服务”，二是“如何提供社区服务”。
第一种思路“提供什么社区服务”，例如“泰达模式”中的需求类型化和“寨上做法”中的“一站七园”。“泰达模式”以社区居民需求多元化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综合分析居民需求和各类社区问题，编制《社区管理与服务手册》，将社区事务分为投诉管理、公共服务、公益服务、社会服务四大类，对314项具体社区事务制定标准化流程。“寨上做法”将服务对象基本需求和社区提供的公共服务细化为七个功能片区：健乐园、康乐园、百乐园、福乐园、同乐园、民乐园、和乐园，分别对应社区卫生服务站、全民健身服务站、便民服务中心、社区养老服务站、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多功能大厅以及综治服务站。
第二种思路“如何提供社区服务”，例如“新港经验”中服务功能全面化、胜利街道的共同治理和中新生态城的公共服务市场化。新港街道推出“一口式、全业务”服务，每个社区工作人员都能熟悉掌握社区承担的每项业务流程，能够办理每项业务；社区工作人员实行错时工作制，与居民的休息时间对接。胜利街道通过共同治理，把服务下沉到“片区”，充分发挥结对共建单位、社区社会组织和“十大员”的作用，鼓励和引导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实现自我管理。中新生态城积极规范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行为探索形成了“政府承担、定向委托、合同管理、评估兑现”的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在购买公共服务时明确范围和项目、明确工作职责、明确操作程序、明确项目购买方式、明确评估方式。[8]
在这五个案例中两种治理方法都有体现，只是侧重点略有不同（见表3）。社区治理方法的这两种思路说明目前社区居民的需要呈现多元化格局，需要多元化说明社区居民需求差别不断扩大，造成了居民的诉求内容和诉求关系日益分化，这要求街道和社区必须对日益多元的利益诉求意愿作出积极的回应，这对政府的社区管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适应这一形式的需要，基层政府一方面积极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一方面向社会和市场放权，下沉管理和服务职能，由社区社会组织、社区企业、社区志愿者等来承接这部分职能，实现多元化的社区公共服务。
（四）社区发展战略的总结
一般意义上，政府是行政核心，拥有对社区主要的管理权。但是，从天津滨海新区的社区治理中体现出一种新的战略：“以服务来实施管理”。具体来说包括三层内涵：第一，重构基层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政府向社会和市场放权；第二，大力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提升社区自治能力，以承接政府下放的权力和下沉的职能；第三，创新社区治理结构，引导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参与社区管理，提升政府与社会的合作能力。
五个案例都体现了社区治理这一发展思路。例如“泰达模式”中，运用专业化社会工作方法提升社区服务居民水平，通过提高居民组织化程度增强社区自治能力；胜利街道通过“结对共建、共同治理”来提高政府与社会的合作能力；“寨上做法”采用“居站分设”、“一站七园”来重构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新港街道和中新生态城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来发展社会组织。
滨海新区的新战略代表了社区治理的未来发展方向。这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由社会需求和政府能力决定的。面对转型社会的常态问题和风险社会的非常态问题，各种挑战和应对挑战的方式也比以往更加纷繁复杂。单一的政府统管机制已经不能满足快速变革的社会需求，尤其不适宜处理常常要超越组织边界的问题。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和参与欲求日益高涨，政府不再是唯一的社会管理者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这要求变革原有的“政府包揽式”社区管理模式，提高社会自治能力，形成政府与社会社会合作格局，推动社会建设，实现社会和谐。
四、经验总结：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
通过上面五个案例的比较分析，我们大致勾勒了滨海新区社区治理的基本轮廓（见表4），滨海新区社区治理的基本思路为：发展社区社会力量，提升社区自治能力，实现社区善治，建设“大社区、强社区、好社区”。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完善社区治理结构，构建社区协同治理体制，建设“大社区”
滨海新区的社区治理通过完善社区治理结构，形成了极具区域特色和借鉴意义的协同治理体制。十报告中强调“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关键是要理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实现两者的和谐互动。滨海新区的社区治理体制作出了成功的解读和有益的探索。它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以基层政府为主导，以社区居民为主体，以社区居委会和社区服务中心（站）为依托，以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区志愿者为纽带，凝聚社会各方力量，构建了社区的协同治理体制。例如“泰达模式”中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新港经验”的“3721”城市社区组织体系，“寨上做法”的“两委一站一会”、“居站分设”，“胜利特色”的“结对共建”、“共同治理”等，都是这一协同治理体制的典型代表。同时，积极培育新的、多元化的社会组织，加快社区社会组织建设，完善社区自治组织体系。例如寨上街道按照“三社联动”模式（社区、社区工作者和社会公益组织），完善社会组织保障；发挥街道社会组织联合会的作用，依托社区服务中心，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器，积极探索社会组织建设和培育的新模式。
（二）优化社区治理工具，搭建社区信息技术平台，建设“强社区”
滨海新区在社区治理中积极优化社区治理工具，充分发挥网络和通讯等信息资源功能，通过社区信息网络，建设“数字社区”，一方面搭建了社区服务信息平台，提高了社区治理的效率。例如寨上街道的“三通”、“数字社区”，在便民服务“一键通、一线通、一点通”的基础上，实现了居委会博客、社区贴吧、网上警务室、民情邮箱、服务热线及it服务便民小超市全覆盖，建设了信息透明、直接对话、平等沟通的网上社区，在社区管理者与居民之间搭起了信息平台。一方面信息技术运用社区事务和社工绩效评估，搭建了社区居民与政府的沟通交流平台，实现了政府与居民的互动，加强了社区居民对于社区管理者的监督。例如泰达的“数字化社区系统”中开发的“社区单一事件评价系统”，实现了对社区专业工作队伍的绩效考核。系统按照社区事物难易程度、与居民利益关切度、社会服务效益的不同而赋予不同的权重打分原则，实现了社区工作的量化。大力发展社区志愿者队伍，创新公共服务载体，积累社会资本。
（三）创新社区治理方法，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建设“好社区”
创新社区治理方法，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就是从社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把解决各类社区成员尤其是大多数居民群众的实际需要放在第一位，把解决社区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社区治理工作的出发点。例如新港街道针对辖区老旧房集中，老龄化程度较高的特点，一方面开办助老餐厅，设立日间照料室，一方面大力建设老年文艺团队队伍，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泰达模式”中根据社区居民的需求和社区的热点问题，将社区事务分为非市场化服务和市场化服务两大类，开发设计了两个系统，即侧重于非市场化服务的数字社区系统和侧重于市场化服务的泰达城市网系统。泰达城市网可以使社区居民足不出户享受网上缴费、浏览数字图书馆、调阅家庭健康档案、“B2C”物流配送等服务，有效满足了居民的公共需求、社会需求和商务需求。
总而言之，滨海新区通过完善社区治理结构、优化社区治理工具、创新社区治理方法，提出了社区发展的新战略，这一战略明确了经济开发区社区治理的未来发展方向。这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由社会需求和政府能力决定的。面对转型社会的常态问题和风险社会的非常态问题，各种挑战和应对挑战的方式也比以往更加纷繁复杂。单一的政府统管机制已经不能满足快速变革的社会需求，尤其不适宜处理常常要超越组织边界的问题。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和参与欲求日益高涨，政府不再是唯一的社会管理者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这要求变革原有的“政府包揽式”社区管理模式，发展社区社会力量，提升社区自治能力，实现社区善治，建设“大社区、强社区、好社区”。
参考文献：
[1]罗伯特·K·殷.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17.
[2]德文Gemeinschaft，滕尼斯在《社区和社会》（1887年）中比较分析了Gemeinschaft和Gesellschaft（一般译为社会）；美国社会学家罗密斯第一次将滕尼斯的书译为英文，《CommunityandSociety（社区和社会）》，英文社区（Community）由此产生。参见娄成武，孙萍.社区管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
[3]俞可平.治理和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12.
[4]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局.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促进和谐社区建设——泰达社区治理模式概况：2.。
[5]吴卫民.滨海新区社会管理创新[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139-147.
[6]汉沽管委会办公室.2012年汉沽城区街道社会管理创新材料汇编[G].49-56.
社区治理的方法篇6
[关键词]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路径
一、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内涵
1.社区治理的内涵
社区治理是指以社区地域为基础,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居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它体现为社区范围内的不同主体依托各自资源而进行的相互作用模式。正如美国政治学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所说“社区治理通过借助既不同于国家也不同于市场的制度安排,可以对某些公共资源系统成功地实现适度的开发与调适。它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成为国家和市场手段的补充”。
2.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内涵
所谓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就是一个改革过程,就是对社区管理公共事务的理念、方式、体制、制度等等进行重新设计和运行的过程。在社区的治理模式框架中,所有的内容发生了变更,都可以称之为治理模式创新。如果我们结合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来考察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则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可被定义为:引入新的治理因素或对原治理模式进行重构。
二、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框架
城市社区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我国城市管理体制、民主政治建设、公共服务的供给与运行及社会稳定与发展,更涉及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元结构的关系调整。正如上文所说,社区治理中的任何要素发生了变动,都可以称之为革新。因此,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就是一个系统,是多维度的集合,其涵括的内容非常广泛。根据治理要素的内容,笔者构建了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框架,认为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应该涵括治理目标的创新、治理理念的创新、治理主体的创新、治理结构的创新、治理方式的创新和治理过程的创新等若干层面的创新。
三、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路径
正如上文所说,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是一个多维的架构,这个多维的架构,为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提供了选择路径。
1.城市社区治理目标创新:构建社区善治的导航目标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需要正确的目标引导。正确的目标,使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有了方向,有了航标。笔者认为,我国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走向,应该是通过创新,实现良好的治理。因此,善治是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目标。那么何谓社区善治?所谓社区善治,就是长效的、良好的社区治理的治理。它是使社区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区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社区居委会与社区居民对社区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
城市社区善治的目标和测量指标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基本要素:第一,合法性,即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第二,透明性,即社区信息的公开性。第三,责任性,即与某一特定职位和机构相连的职责及相应的义务。第四,法治,即所有人都依法行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五,回应,即公共机构和管理人员要对社区居民的要求做出反应。第六,有效,即管理的效率。善治实际上是政府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表示政府与社区或者说政府与社区居民之间的合作。善治有赖于社区居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只是善政,而不会有善治。城市社区的良好治理涉及社区经济、环境、资源利用、居民意识、民主管理、生活质量等的综合平衡发展。
2.城市社区治理理念创新:树立参与、和谐、服务的治理理念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首先要从理念或价值层面上入手,社区治理的核心理念是参与、和谐、服务。也就是说,通过社区成员的积极参与,努力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共同享受创造的成果。社区治理理念是对社区治理活动合规律性和合价值性的认知定势和认知运行模式的总和,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思维模式,这就决定了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其创新是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先声和基点。城市社区应以新的治理理念为指导,进行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创新。
(1)社区治理的参与理念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理念之一,是变革传统的基层管理理念,强调社区成员的治理参与性。所谓社区成员的治理参与性,是指社区各类成员要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制定决策中去,以不同身份参与到社区治理活动中,并分别担任不同的角色,承担了安排者、生产者、监督者等不同的职能。社区发展的各项规划、社区建设的实施,以及社区事务的处理等都必须体现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与居民的要求相适应。
社区治理参与理念的树立,需要社区居民公民意识的建立,需要不断地加强公民意识教育,逐步培育“参与共享、互助共进”的理念,提升参与意识,提高参与行为。因为能否有效地参与社区的公共事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民是否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和成熟的社区理念。社区公民参与意识和公民精神的培育需要适宜的生长空间和土壤,因而,政府一方面要抛弃管制和包办的做法;另一方面,要提供更多政府与公民合作、沟通的平台。
(2)社区治理的和谐理念
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说,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目标是实现社区善治,通过社区善治,使得社区和社区内成员都得到壮大和发展。为此,建设和谐社区是善治目标下的应有之义。所谓和谐社区是指基于法律框架和道德约束,以人为中心的人、自然与社区的协调统一。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奉献爱心是和谐社区的精神理念。也就是说,创新型的社区治理模式下,社区将建设政通人和、经济繁荣、居民生活幸福、社区功能不断完善的社区,一个以人为本、注重全面发展、充分实现社会正义的社区,一个人与自然平等发展、和谐统一的社区。
(3)社区治理的服务理念
社区服务是社区建设的永恒主题和生命力所在。社区治理模式无论如何变革,强化社区服务都是核心的理念。社区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使社区内的所有成员都能得到全面发展,而这种全面发展的实现,则有赖于完善的、良好的社区服务。社区的所有工作都应当围绕社区居民的需求来开展。因此,我们应当变革原有的“小社区服务”理念,树立“大社区服务”的理念,看到社区服务已经不仅仅是福利性质的扶贫帮困和志愿服务,它还涉及到社会保障、基层政务、公共服务、社会工作、第三产业、互惠交换等领域,形成多层次、多样化的综合服务体系。
3.城市社区治理主体创新:构建多元参与的治理主体
传统社区治理模式下,社区治理主体单一,这会造成权威统治。而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则使治理过程民主化,使治理决策科学化,治理结果合理化。Hayek说:“我们每个人在做自己要做的事的时候,彼此产生了协调,这种自发式的协调所产生的秩序,足以证明自由有利于这种个人行为,可称之为自由的行为,因为它不是上司或公共权威所决定的。个人所需服从的,是法治之下的法律,这种法律应是无私的普遍的有效的。”所以培育社区非营利组织,提高居民的组织化、社区化程度,构建多中心秩序,无疑将是社区治理模式的理想选择。社区本是多元主体的聚合体,因此社区主体多元化是社区治理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个趋势下,除政府以外的非政府组织、企业、社区部门和社区居民都可以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体。不同主体在对社区事务的管理中发挥各自的特点和优势,相互合作,共同为社区建设出力。
多元主体治理模式下,所有社区利益相关者都是社区治理的主体,即与社区需求和满足存在直接或间接利益关联的个人和组织的总称,包括政府组织、社区组织、社会中介组织、驻社区单位、居民等。他们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共同管理。社区参与者之间进行适度分权,不通的社区参与者被授权拥有与其角色相对应的社区决策权、管理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社区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自愿平等合作关系被强化,凭借合作网络实现各个主体间的协调和沟通,实现治理机制与治理理念的转变。
4.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创新:构建合作共治的治理结构
所谓社区合作共治,是指社区治理多元主体间以伙伴关系为基础,在治理中相互关怀、相互协调、相互交换资源并通过合作而达到社区治理目标的治理架构。
在合作共治的治理架构中,各治理主体的“平等性”被强调,治理主体因面对需要解决的社区发展共同问题、社区公共事务这―共同客体而相互需要,由若干个“我”构成为“大我”、“我们”,构成为共同体、共同主体的内容。合作共治其基本的价值取向在于正确处理好互为治理主体的主体间的关系,其核心内容是治理主体间如何相互协调并达成目标的一致性,寻找达成目标一致性的路径。治理主体间的平等、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网络化联系、价值认同、对资源的相互依赖性、对治理规则的认定是维系多中心治理的基础。
其次,社区共治是互惠基础上的合作。社区共治是借助科层制、市场机制、合作机制、组织间网络、自组织制等混合机制,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共同管理。这种共同治理的实质在于互惠基础上合作关系的建立。互惠规范的确立,有利于建立多元主体之间的伙伴关系,才能使合作得以持续发展。
再次,社区共治是权力与权利的结合。社区共治是公共权力的分散化与公民权利的民主化为基础,实现了权力与权利的结合。社区居民有权参与社区事务的治理,特别是随着社区居民民利意识的增长,权利的诉求逐渐转变为一种对社区发展治理权力的追求,要求参与到公共权力体系中,实现对社区事务的治理。
5.城市社区治理方式创新:向自治化、制度化、综合化治理演进
(1)社区自治是社区治理方式转变的必然选择
创新的社区治理模式下,必然要求采取“自治”的治理方式。自治型社区治理方式,需要服务型政府的出现。政府管理理论认为,社区的治理结构取决于政府的主导:一个管理型的政府,其基层管理也必然是管理型的;而一个服务型的政府,其基层管理也将是自治型的。所以在当前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时期,我们要不失时机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公共服务型政府,收缩政府管理战线,避免把社会事务管得过严,理得过宽,统得过死,通过各种方法和途径,积极促进社会力量的壮大,促进公民社会的实现。
(2)制度化的专业治理是社区治理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
传统的社区治理方式,由于一些制度性的缺陷,使社区日常事务管理,很多主要是依靠经验进行。这种依靠经验的非制度化管理,使社区活力受到抑制,难以有更大的发展。随着新的治理模式的创新出现,必然要求经验式治理方式向制度化治理方式演进,新型的专业化治理要求应运而生。专业化的发展要求社区治理的技术化、制度化和专门化,特别是在社区服务的提供上,需要专门的技术型、知识型人才,单单依靠社区自身可能满足不了对这些人才的需求,外聘职业经理人实现对城市社区的专业化治理正逐步成为一些发达地区社区的选择。
(3)多层次的综合治理是社区治理方式转变的必然方向
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下,社区的治理是执政党一元化的单向治理,社区居民与其管理者之间是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在文化上表现为大众行为的趋同性和意识形态教条化。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社区各类问题(流动人口问题、老龄化问题、就业问题、环境问题、康乐问题等等)的产生,催生着城市社区治理向多层次、综合化的方向发展。在居民自治的基层民主治理试验之外,社区多种多样的中介组织、自治组织、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等等都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关心公共事务、参加公益活动、参与决策、对社区建设进行监督评估等,使社区治理向多层次的综合治理演变。
6.城市社区治理过程创新:由行政控制向民主协商演变
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担任着重要的角色。在传统的“两级政府,三级控制”的治理模式下,社区治理过程通常表现为行政控制,公安、民政、疾病预防、消防、交通、计划生育等政府部门对社区治理进行渗透,它们根据自己的权力、职责在社区建设中找到参与的切入点和落脚点。而创新的社区治理方式,要求治理过程向民主协商演变。这是同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架构的共治性向吻合的。社区共治架构下,多元的治理主体间既不可能是行政命令机制,也不可能是市场交换机制,而应该是多方协商机制,并通过制度使协商机制规范化、定期化和有效化。治理的一个重要基础是有关各方达成共识,而达成共识,必须依赖于良好的沟通与协调。一方面,参与治理的各个主体之间需要进行沟通协调;另一面,在治理主体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也要进行有效分的沟通协商。社区事务的多方协商,可以通过多种形式来实现,比如通过定期召开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咨询会和议事会等形式,对涉及具有社会性、公益性、群众性的社区事务进行议事协商、协调联络、监督评议,充分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汇聚民力,规范社区成员参与共同治理的议事规则、工作制度,逐步形成合法、合适的社区民主组织形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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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的方法篇7
推进街道社区依法治理，提升城区法治化管理水平
近年来，区委、区政府按照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和依法治区规划的总体要求，着眼于提升城区法治化管理水平，坚持把街道社区依法治理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基础工程，摆上议事日程，狠抓落实，为我区的“富民强区，加快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区域法治环境。新的世纪、新的形势给街道社区依法治理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新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审时度势、结合区情，对这项工作做认真的调查和深入的思考，努力寻求工作新思路，开拓工作新局面。一、从大局出发，明确街道社区依法治理工作的重要地位（一）街道社区依法治理是加强社区管理的需要。在社区管理中，各个方面都离不开依法治理，依法治理本身就是社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搞好依法治理，社区管理才能够真正得到加强。尤其是随着改革的深化，过去由政府或所在单位包揽的就业、医疗、保险、养老等社会保障事务逐步由社区承担，社区日益成为市民生活的重要舞台和社会管理的主要领域。通过开展依法治理，用法律手段为社区管理服务，规范保障社区各项事业的发展，是社区管理的根本要求和重要原则。（二）街道社区依法治理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伴随着社会人员结构的重大变化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大量离退休人员、个体工商户，私营业主、下岗待业人员、外来流动人员以及新迁居民涌入社区，汇成数量庞大、身份复杂、流动性强的“社区人”群体。“社区人”个体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工作职业的差异，使得日常社区管理中出现了多种矛盾纠纷，如普遍存在的下岗再就业、最低生活保障费的发放、垃圾费的收缴、房屋拆迁、禁毒禁赌等问题，以及因空调噪音、滴水，车辆进出停放等原因而产生的邻里矛盾，街道社区由此成为了社情民意的综合反映地和各种矛盾、问题的汇聚地。靠过去那种由街道干部、居委会主任上门做工作的简单方式已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只有加强依法治理，用法律手段进行管理，才能够顺应民情，妥善解决矛盾、纠纷，确保社区的稳定。（三）街道社区依法治理是深化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社区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保障群众依法享有的民主权利得以充分实现。实现的途径就是实施依法治理，通过加强街道社区基层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按照党的要求和宪法、法律的规定，把社区群众组织起来，广泛开展“自治”活动，切实把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落到实处。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实现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城区法治化的目的。（四）街道社区依法治理是提高市民生活质量的需要。在人们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物质要求基本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街道社区为居民办实事，就是要整合力量，实施依法治理，采取建章立制，整治违章违法，推动法律、医疗、文化等服务进社区的多种形式，实现社区的居所安全、秩序良好、环境优美、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确保居民安居乐业。二、街道社区依法治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一）基层少数领导干部对基层依法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认为是“务虚工作”、软任务。对该项工作的组织实施仅停留在计划上，推一下干一下，满足于应付敷於，没有真正抓好落实。（二）区依法治区领导小组每年为数几次的全体成员会议，只能就依法治区工作的规划、年度计划等总体工作研究讨论，而基层依法治理的一些专项工作、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则不能及时得到协调解决。同时，小组成员均担任全区相关部门的领导职务，由于工作繁忙，在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指导工作投入的精力和力度方面还有待于提高。不能够更好地发挥本部门在基层依法治理工作中的职能作用。（三）基层依法治理工作还存在着死角。如以青壮年为主体的外来人员大量涌入社区，受经济发展大环境的影响，不少外来务工人员无业可就，在管理上造成“真空”，成为管理问题的隐患。有关职能部门缺乏依法治理的工作前瞻性，还未从宏观上规划管理，导致职责不清，各自为战，离基层依法治理工作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四）对街道社区依法治理工作指导考核的力度不够。依法治区领导小组成员参与指导、考核基层依法治理工作的机会不多，目前仍停留在由设在区司法局内的依法治区领导小组办公室人员负责开展，给基层单位的感觉就是该工作仅是司法行政部门的职能工作，弱化了其工作地位。（五）相关单位的依法治理工作缺乏工作连续性，重视程度不够。基层依法治理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方方面面无所不包，涉及到全区各部门、街道、社区。相关单位都有必要明确专人专职或兼职从事该项工作的日常事务，承担起工作联络事宜，但有些单位则是人员得不到保证或经常变动，经费也不能够保障，渐而使本单位的依法治理工作处于一种可有可无的状态。三、齐抓共管，积极开展街道社区依法治理工作（一）以宣传发动为先导，构筑工作网络机制。要在社区内采取多样形式，广泛宣传街道社区依法治理的要求、目的与意义，取得社区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区依法治区领导小组要变一年一次例会改为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便于工作情况的沟通和问题的及时解决。为推动工作开展，更好发挥领导小组成员的作用，可将街道、社区划分“责任片”，由小组成员定点负责，亲临现场协调指导，强化工作力度。同时，街道要真正把该项工作摆上重要位置，做到有安排、有落实、有成效，逐步形成由街道工委领导、办事处组织实施、相关职能部门指导检查、社区内单位密切配合、居民共同参与的街道社区依法治理的工作格局。（二）以普法教育为抓手，深化法律进社区活动。普法与依法治理在社区的紧密结合，是法制宣传教育的深化和发展。社区普法活动要紧紧围绕街道社区依法治理工作，在四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内容进一步贴近社区、服务基层。应就社区管理和社区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矛盾纠纷广泛开展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二是形式进一步以人为本、灵活多样。通过制作下发《法律知识问答》手册、举办社区说法故事会、法制文艺表演等活动，把法律知识内容融入生活化、通俗化、趣味化的表现形式中，以事喻法、以案释法、以艺示法。三是队伍进一步扩大。在原有法律进社区的服务队伍基础上，从社区居民中大力召募有志于普法事业的志愿者，让他们也用所学的法律知识向身边的人讲身边的法律事，使得学法用法真正成为“寻常百姓事”。四是阵地进一步明确。要将主阵地放在社区居委会。在抓紧开展对街道干部、社区居委会主任系统培训的同时，努力使居委会做到“四有”：即有一个法制宣传专栏、配一套法律书籍、建立一支法制宣传教育志愿者队伍、每季度兴办一堂法制课。（三）以社区“自治”为立足点，营造社区法治氛围。街道、社区居委会不仅要在日常工作中注重依法管理社区事务，还要在贯彻落实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订立符合实际、操作性强的《社区公约》，努力使社区居委会的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推广红花街道的“民情日记”和夫子庙街道的“百姓百言”、“社区议事园”等好的做法，引导、鼓励群众反映社区管理存在的问题、参与社区管理、监督社区事务，使社区群众切实行使参与“社区自治”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为社区的依法治理工作夯实广泛的群众基础。（四）以解决“难点”、“热点”问题为突破口，实施专项治理。在开展街道社区依法治理工作的过程中，要确定治理重点，特别是注意突出社区群众普遍关注、反映强烈的“难点”、“热点”问题的整治。如针对毒品、游戏机、不健康网络、黄色媒介对中小学生的隐性侵蚀，各相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实施对校园周边不法经营活动的取缔整治；小区内机动车辆乱停乱放、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环境卫生存在死角等现象，物业管理部门加强疏导管理等。通过这些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工作，把街道社区依法治理工作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行为，树立和维护区委、区政府为民办实事的良好形象。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保障，创造良好治安秩序。深入创建“平安秦淮”，大力推行社区警务工作，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活动。建立、健全各种形式的社区群防群治组织，完善社区安全防控体系和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社区配套防范体系，多形式地开展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活动。加强基层人民调解工作，发挥法律服务、公证仲裁、诉讼裁判功能，积极引导群众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矛盾纠纷，努力把人民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形成社区综合治理齐抓共管合力。（五）以参与社区各项工作为结合点，形成社区管理、建设合力。在确立街道社区依法治理工作龙头地位的基础上，以“四进社区”为契机，坚持把该项工作同创建安全文明小区、科普先进区、卫生达标区以及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双拥共建、下岗职工再就业等工作结合在一起，一并研究、一并实施、一并检查，积极延伸街道社区依法治理工作触角，充发挥其在街道社区管理中的引导、规范和保障作用，保证社区各项工作的整体推进。
社区治理的方法篇8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做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策。在此背景下，城乡规划领域的管理体制也尝试向过程、协调、多元、互动方向的转型。
我国现行的城乡事务管理方式主要由政府主导，缺少与市民的沟通与交流，忽视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甚至出现了一刀切、一言堂等现象。社区作为城市的基本单元，在管理过程中也出现了“社区行政化”等突出问题。这不利于社区有序健康的发展，也埋下了许多社会矛盾隐患。
厦门于2014年3月了《美丽厦门战略规划》，海沧区的兴旺社区作为战略规划中“美丽厦门共同缔造”的试点，以“网格化、微自治”为平台”，进行了政府与居民共同管理的尝试与实践。本文试圖分析兴旺社区的管理模式，从辩证角度来认识其经验和不足并加以思考，提出可以推广的建议。
1研究现状与理论基础
1.1治理与社区治理
“治理”于20世纪90年代在公共管理领域兴起，并逐步延伸到经济学、城市规划行业。“治理”概念是在“管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同于行政权力纵向行驶的行政管理，“治理”指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种私人机构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通过共同目标处理公共事务。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并非纯粹自上而下[1]。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界定是：“个人和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
基于对“治理”的理解来看，“社区治理”是否可以做这样的界定：在社区领域中，居民、社区组织、政府等多元主体，对与社区相关的公共事务，通过互动和沟通而达到共识并采取一致行动的过程。其目标是满足社区的基本需求和保证社区秩序得以良性的循环发展。
1.2国内外社区治理发展及研究
西方部分发达国家社区治理方面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治理模式。以美国为例，“市政体制采用的是议行合一或议行分设的地方自治制度，将政府行为与社区行为相对分离。政府主要职能是通过制定各种法律法规去规范社区内不同集团、组织、个人的行为，协调社区内的各种利益关系并为社区成员的民主参与提供制度的保障。而社区内的具体事务则完全实行民主自治，与政府部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2]。”
我国的城市发展日渐成熟，城乡规划也要从技术编制转向引导发展、维护公众利益转变，社区良性的治理模式探索提上了日程。目前学界对社区治理讨论的重点之一是呼吁社区组织应强化其自治功能，政府逐渐从社区退出，在制度和规则上保证社区组织的自治性[3]。不过，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在中国完全排斥政府作用不现实也不可能[4]。
1.3小结
治理的历史来源和基本制度的差异，决定了中西方社区治理模式、手段、目标会有所差异。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快、结构差异大。我国的社区从强调首属关系、情感因素的一个社会共同体到现在半自治半行政的单位。原有的单位管理方式逐渐失效，新的管理方式还未成熟。因此，结合本土的特点，学习国外成功的社区治理经验，应成了创新社会管理的出发点，社区治理也将成为社会变革的一个路径选择。
2社区治理现存的问题
2.1社区居民居委会职能行政化
《宪法》第一百一十条明确说明了居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对社区居民委员会也有明确的职能定位“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在现实中，囿于种种体制制度上的局限和细则的缺失，居委会已逐渐成为了街道办的下派工作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其自治组织的职能。
2.2制度设置的不当
社区指标制度的设置引导社区工作的重点，有时更是为了完成指标而进行。再如部分地区的社区组织绩效考核标准往往将社区硬件设施质量放于首要位置，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在社区发展中注重“硬件”而轻视“软件”，以社区硬件设施的质量和社区经济发展水平作为社区组织绩效的评价标准[5]。一心一意搞建设（如广场、绿化等）绘制社区蓝图，忽视了当地居民的实际诉求。
2.3居民参与意识缺乏
不同于西方的民主思想，我国公民受中华传统文化“臣民思想”的熏陶，居民缺乏主动参与管理事务的意识。不是涉及到自身切身利益的事情表现得漠不关心，对于政府管理认识不足、社区公共事务参与程度不高。
3厦门市兴旺社区“微自治”模式研究
3.1兴旺社区简介
兴旺社区位于厦门市海沧区新阳街道，主要管辖范围是长庚医院以南，霞飞路以西，海新路以东，蔡尖尾山以北。常住人口2918人，流动人口12360人，整个社区外来人口比重高达81%。多为周围工业园区的双职工，典型的外来人口集聚的社区。
3.2治理理念
社区治理和软法治理理念相结合，一方面将司法延伸到生活，建立水木调解工作室、社企联合调委会，另一方面协商制定《小区自治公约》、《楼栋公约》等，形成社区自治“微法典”，推进群众契约自治。
3.3网格化的治理路径
兴旺社区将社区划为15个网格区域，实行网格化管理，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建立工作机制，开展各项工作，明确职责范围，旨在事务精细管理。
3.4治理实施机制
3.4.1协同共治工作构架。社区的治理工作构架为“一核三元”：以党组织为领导核心，居委会、便民服务中心、社区组织平衡发展的三大组织平台（图3.3）。以此均衡各方力量，避免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失衡，保证治理的公平性。“一理四组”：在现行划分的15个网格中的基础上，建立网格自治理事会，下设协调小组、文娱小组、服务小组、其他小组。理事会作为社区与网络的抓手，协助社区实现居民自治，四小组分别承接网格内的群众事务、纠纷调解、志愿服务等。
3.4.2分类聚合。在城市社区系统中，有多元的社会需求，有繁杂的成员，常常出现”众口难调“的治理困境。兴旺社区建立“社区发展协会”，紧扣”多元统一“的理念，分别按照地缘、业缘、趣缘等进行聚合。如按照趣缘组建书画俱乐部、羽毛球俱乐部等。
3.4.3智慧治理。社区利用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治理事务提供便捷高效的管理，在兴旺社区服务云平台，家庭医疗、教育得到较好地解决。如家庭医疗，在智慧社区公共服务平台，实现了全省联网的网上预约挂号，并归档。此外，招工信息、跳蚤市场、办事指南等消费信息和政务服务功能也加入云平台，探索出了信息技术创新社区治理的新方式。
3.4.4法制保障。“法治意识融入生活常态”是兴旺社区的一个写照，以网格化信息化建设为契机，建立便民服务中心，排查不和谐因素，发动居民解决房前屋后实事。与区法院、司法局建立“无讼社区”。2014年，成功调解矛盾纠纷33件，成功率达96.2%。
3.4.5“五微自治”
（1）微组织。社区发展民生倾听室、民心服务站、广场舞之家等微组织构建群众自治参与体系。通过这些社区微组织开展自治议事活动、社区活动，建立“以奖代补”的机制，促进微组织的发展。微组织的设置，较好地激发了社区居民和辖区企业参与事务的积极性，实现了社区事务据名字里的共治格局。
（2）微心愿。居民通过社区倾听室热线、微博、微愿箱等提出社区建设、管理、服务的微心愿。如圆梦廊一侧的心愿箱，社区居民将“我能提供的帮助”“我想得到的帮助”写成纸条投入信箱（图3.6），社区“民情调查队”每天收集汇总，为两者之间牵桥搭线。
（3）微事务。兴旺社区借助网格化管理的良好基础，以信息化平台为契机，建立便民服务中心，组织网格员排查各种不和谐因素。同时，与区法院、司法局等部门在社区建立调解工作室，积极创建“无讼社区”，努力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
（4）微环境。从“民生话仙场”“知心亭”“绿地认领”等特色微环境切入，引导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空间建设，建立绿地认领、空间认管责任制度和表彰激励制度、阳台绿化“以奖代补”制度，发动居民自己动手，优化社区环境。人文微环境方面通过日活动、周活动等系列促进居民之间的交流，建立”熟人社会”，培育“互信互助”的社区文化观念。
（5）微政治。社区党支部实施党建保障行动，干部公开接访社区群众、深入走访社区家庭、每年作出一项服务承诺、帮扶一户困难家庭等活动。部分社区党员与低保家庭结成对子，与空巢老人定点联系，与居民密切联系。
3.5兴旺社区治理的经验分析
3.5.1经验推广。兴旺社区进行了基层组织社区治理的全新模式的实践，从“基层社区行政一元管理”转变成居民告诉部门和社会“我们需要什么”“我们能参与做什么”。在这样居民充分参与共同缔造的自治模式中，政府重新定位为“催化剂”，引导和保障社区治理的循序渐进。
3.5.2不足之处。兴旺社区主要通过“以奖代补”的原则来推进社区微组织和社区事务的运行，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社区居民和辖区企业参与社区自治的积极性。但是对于要持续发展、量多面广的城市社区，仅仅寄希望于政府划拨经费来实行以奖代补的机制，没有奖惩并重方式，也没有盈利的社区项目。资金的投入明显是杯水车薪，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
4城市社区治理的思考和建议
4.1法治保障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依法治理城市，改革城市管理体制，完善城市治理机制。由于现代社会的社区人口结构、生活模式变化迅速，要保证治理工作的展开，必须要有良好的法制作为后盾。
4.2柔性治理
中華民族自古就有“礼之用，和为贵”这向善包容的社会治理之学。“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出自《大学》）。在社区这一城市基本单元里，除了法律保障治理外，更多应该依靠“和”的柔性治理实现社会约束力，传承“和”的治理精髓，将社会矛盾隐患化解于基层社区，促进社会的和谐。
4.3基金来源
经费方面依靠政府拨款或是私人捐赠明显是被动的方式，治理事务被其牵制过多。各社区可以考虑从社区管理项目获得收入，如主要包括机动车停放费、非机动车棚出租费、商铺出租费等，收入为社区居民所有，由居委会统一管理并公示。此外，也可与企业进行合作的方式，如企业赞助篮球场、游泳池等公共设施，社区在不影响居民使用情况下给予公司员工规定的开放时间。
4.4“多项选择”机制
在有稳定的资金保证下，开展社区项目时充分利用各方资源，可以实施“多项选择机制”。各居民和组织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出力、出资、或是其他资源，最后由社区基金补给，得以发挥各所长，共同参与到社区的项目中。
4.5“治理”平民化
社区规划项目和治理事务接地气，居民津津乐道的才有意义。将专业平民化，让居民看得懂、听得懂，相关知识的普及，促进了学科专业的发展，也是现在城乡规划转型与发展的一个考虑方向，从源头上减少了各种管理实施过程中出现各种主体利益冲突、司法诉讼等问题。
5结语
对于社区治理，并不存在脱离社会、跨越地方特色差异的普适性模式。但是共同的目标都是促进社会权利的均衡和协调使用，最终的目标是调动社会各种积极因素实现社会共治的目的。对于目前的社区治理，所面临的转变主要是设计制度和模式，借助现代法律保障和传统的“仁和”柔性约束，刚柔结合，才得以良性循坏地运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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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的方法篇9
城市社区的管理与规划创新是目前社区管理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是基于构建和谐、文明的社区，在基层中成立自治组织，并运用法律手段保障其正常成立与运行，构建科学合理的社区管理体系的需要，也是提高社区居民自治组织自主性的要求。本文以针对城市社区自治组织运作中的法律保障实施现状与问题，展开积极的研讨;在此基础上尝试通过创新管理的新思路，去解决已有的问题，从而进一步加快构建法治、自治社区管理的脚步。
一、城市社区管理中自治组织建立运行法律保障的现状及问题
在我国城市的现阶段的社区自治管理中，法律保障体系的构建与运行存在最大的特点是:由于《宪法》立法和条文解释的局限性，致使社区自治与自治权在法律上缺乏清晰的界定和表述，因此在实践中出现了较多的社区自治权纠纷，宪法层面对社区自治权的法律保障相对滞后和固定，不能满足如今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从其他部门法来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降，与社区建设与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有:《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些法律法规为实务层面的社区建设工作提供了指引，明确了社区居委会与政府间的法律关系，使社区委员会的地位与工作性质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其不仅改变了城市社区管理机构的运行机制，还拓展了社区管理者工作的职能;不仅为社区实际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法律依据，还加快了社区管理工作的制度化。虽然以上法律法规给社区管理工作带来了有利的支撑，但是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使得其中的部分法规存在严重的滞后性，在社区居委、居民自治组织与政府的职能分配、法律地位上界定不明确。此外，居民自治组织运行的法律保障方面也存在着较多问题;从事自治组织对政府的管理职能存在严重的依赖性，因此出现了自身管理职责不明的问题，致使社区履行自身管理职责动力不足;同时，由于立法的不配套，使得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存在问题，如《选举法》的颁布与实行，对自治组织的运行构成了较大的阻碍，为居民管理、物业管理造成了诸多不便。立法滞后、立法冲突导致了社区管理法律保障的滞后，这影响到创新思想在管理模式中的融入，降低了居民自己参与的主动性。
二、完善自治组织建立运行的法律保障在社区管理中的意义
基于我国城市在社区管理工作上的现状以及问题，将通过完善社区自治组织的方式，实现法律保障机制视角下的社区管理。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完善的主要目的及意义:在社区居民中切实落实宪法赋予的民利，恢复居民自与决策权，真正实现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自主自治。与此同时，通过创新社区管理模式、培育社区管理新环境，构建自我约束与管理、服务与教育具有创新性的社区管理及自治制度，以及达到社区民主管理的需求。此外，完善社区管理的法律保障有利于使政府与社区管理机构在职能分配、工作开展方面达到有机的结合，尤其是在居民缺少自治管理能力的社区，政府机构和党组织能够成为协助社区居民自治的有利保障，争取居民对党政政策、法律法规的有力支持。最终，使得社区居民其自治组织和自治权能够得到法律的充分保障，从而将党中央、政府以及社区居民在社会中的管理关系协调好。
三、研究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的创新思路———加快法治社区的构建步伐
(一)社区自治组织建立时的法律保障
虽然许多自治组织是在社区管理机构辅助下建立的，但其自治性应当受到法律的良好保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居民的自主选择权应当依法保障。在创新管理思维指导下应当优化居委会的管理机构，充分辅助居民自治组织的建立，以保障居民的合法权益。例如:《物权法》着重强调对财产权利的平等保护。以保护公民财产合法权益为基础原则，为经济体系在社会注意市场环境下构建提供强有力的保障，进而展现物权法将宪法的私产保护进行具体化。因此，在社区自治组织的建立上，充分考虑到居民合法产权权利的保护，在组织服务上更加有效。
(二)社区自治组织运行时的法律保障
创新管理思想在社区管理中的应用，能够加快现今社会对社区构建的步伐。社区的自治组织通过运行居委会组织法，从而切实保障了社区管理工作的开展，使居民管理工作实现自身民。例如:利用《居委会组织法》有效解决管理中的纠纷与自治问题，协助政府以及社区维持好居民治安工作以及有利于居民利益的工作。居民计划生育、社区公共卫生以及教育工作等，通过提出合理性建议加强社区管理的建设，进一步维护社区居民中自治权益。由于法律法规对社区自治组织具有指导和约束作用，也是对其自治的保障，因此，务必要在社区自治组织中运行居委会组织法，进而实现自治、法治的协调与统一发展，同时为社区自治组织提供可行性管理指导。
(三)建立社区自治组织法律保障指数评价制度
社区管理模式其创新思路目的是要加快构建法治社区的步伐，通过自治组织建立适宜的指数评价制度作以反作用法律保障体系的完善。该评价指数旨在体现社区管理创新模式的趋势，不仅要有利于自治组织的发展，还能为法治社区的构建提供支撑。因此，该法律保障指数要想在社区管理中得以实施，须有顺畅合理的制度，并结合现今执行的社区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以维持法治社区管理的平衡。此评价制度的建立，促进法治社区与自治组织在创新管理模式下协调发展。将社区管理法运用在指数评价制度中，使自治组织具有保障社区居民的权利、责任，展现法律治理在自治组织管理工作中的保障作用。从发展的路径看，该制度的建立有益于社区管理的发展，其创新管理模式有利于将创新管理的思想融合在文明、和谐的社区构建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结束语
社区治理的方法篇10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注重社会管理创新，从人格塑造入手，依托社会心理机构的专业平台，对社区服刑人员施以专业化的心理矫治活动，帮其重塑健康人格，重建守法意识和行为态度，最大限度地降低未来再犯罪风险，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建设社会秩序最好的首善之区做出积极努力。
二、目标任务
以区心理矫治基地—心理医院为主阵地，采取“专兼结合，分类矫治”的方法，针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心理状况和社会适应能力，运用心理教育、心理辅导、心理治疗、行为训练等手段，引导和帮助他们调节不良情绪，克服心理障碍，逐步树立起对人、对事、对己的基本态度，以实现心理结构中知、情、意、行诸要素的协调统一，最终达到自觉适应社会、融入社会，回报社会的目的。
三、主要内容
（一）心理测试。按照集中与个别相结合的原则，街道司法所在矫正对象接收后的一周内，组织其到心理医院进行mmpi量表、SCL—90量表和16pF量表的心理测试，由心理医师根据量表测定结果，作出心理矫治建议。经心理医院系统的治疗后，心理医师要对矫正对象未来再犯罪风险进行测定，以确定其守法心理与良好行为建立的程度。
（二）心理矫治。根据矫正对象心理状况的不同程度，实施分类矫治，对测试中具有明显心理症状和人格障碍的中、重度矫正对象由心理医院负责其心理矫治方案的制定与实施、矫治效果的评估、心理档案的建立等工作，将这一特殊群体置于专业化、系统化的矫治模式中，激发自信，纠正行为，使其人格缺陷得以复健和预防；对测试中心理状况基本正常的轻度社区矫正对象，由街道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承担其心理矫治工作，在心理医生的指导下，通过宣传教育、说理感化和行为训练等方式对其进行健康心理的引导和塑造，从而达到矫治的目的，最大限度地减少重新违法犯罪。
（三）特色培育。充分发挥心理医院的辐射带动作用，抓好特色培养，在拥有高等院校、医院、中介组织等心理优势资源的片区建设心理矫治特色点，通过不同组织机构的介入矫治，进一步探索心理矫治的活动规律和工作机制，形成适合矫正对象特点的心理矫治新模式，推动全区社区矫正心理矫治工作不断向前发展。
（四）能力培养。要以提高专职队伍实际工作能力为基点，加大对基层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心理矫治业务的培训力度，邀请心理矫治方面的专家、教授讲授心理学基础知识和心理矫治的基本技能，并发挥心理医院、监狱结对医师或干警的作用，建立每月“坐诊”制度，对街道司法所人员进行专业辅导，适时选择具体个案开设心理矫治课堂，提高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独立做好心理矫治的能力。并采取循序渐进方式，在系统内培养一批取得心理资质的心理咨询师，为增强社区矫正工作的整体效果提供足够的人力资源。
四、几点要求
（一）提高认识，切实加强社区矫正心理矫治工作的领导。社区矫正心理矫治工作是贯彻社区矫正“人性化”管理理念的重要体现，是改变矫正对象心理和行为、降低重新违法犯罪率的重要手段。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心理矫治工作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意义，将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健全组织机构，加强工作领导，加大物质投入，并结合各自实际，成立心理矫治工作室，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积极推进，科学运作，使这项基础性、创造性、探索性地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
（二）认真组织，确保社区矫正心理矫治工作的有序进行。各街道司法所要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耐心细致地做好矫正对象
的思想动员，打消他们的抵触情绪，增强其对心理矫治的认同感，同时加强与心理医院和矫治对象双方的沟通对接，合理安排时间，有序组织矫正对象参加心理测试和心理矫治活动，为心理医师得以系统的实施矫治方案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