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社会治理现代化篇1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具有重大战略实践意义、重大理论实践价值的崭新命题。战略具有根本性、长远性、方向性和全局性。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首先明确战略方针，“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好多事情都不好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第一次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概念，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之所以说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个崭新命题，是因为：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并没有解决好“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崭新社会形态”的课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经历过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对未来社会的治理只是方向性的理论构想；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一些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由于斯大林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实践形式――苏联模式，当作必须仿效的固定模式，搞“唯苏独社”“唯苏独尊”，致使社会主义原本充满勃勃生机、生生活力的实践僵化了、凝固了，不但导致了社会主义连绵不断的严重危机，而且导致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做出了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决策，弄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搞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根本问题。邓小平同志不但首先提出和弄清了如何搞“中国式的现代化”问题，而且在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课题。
通过35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探索，党的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完善，进一步回答了“如何建设、发展和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崭新的社会形态“，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新的重大发展。
二、制度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重大战略意义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是制度。制度建设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更加注重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方面面的系列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内容和目标的丰富完善，而且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对国家的改革创新、跨越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实践意义。
首先，制度建设是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一大战略构想与实践。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强调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我们的党和人民浴血奋斗多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这个制度还不完善，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在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取得初步成就之时，邓小平同志又强调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正是因为有了35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探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才能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和战略高度，明确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其次，制度建设今后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具体来说，就是更加注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和党建等的系统改革，构建起配套的制度体系。邓小平同志1992年在南方讲话中曾经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能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这里，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要通过三十年的实践探索，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此强调，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
最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国家运行机制从行政能力到制度能力、治理能力的进程，是从管理到治理的进程。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的导向，就是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根据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大内容、基本内涵，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必然选择，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题中之意。在实践中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就必须从各个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完善和发展制度与推进治理现代化有机统一起来，把推进治理现代化作为完善和发展制度的基本目的，把完善和发展制度作为推进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条件，使其有机统一于国家治理目的、治理效能。就国家治理体系看，国家治理体系是党和人民政府为实现国家发展效能和目的而治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制度，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有机统一的国家制度。就国家治理能力看，国家治理能力就是党和人民政府为实现治理效能和目的而运用国家制度治理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能力和本领，包括改革创新、发展稳定、内政外交、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把完善和发展制度与推进治理现代化，作为同一实践、同一过程明确提出来，将各方面的制度建设、体制改革、治理目标有机统一起来，就是要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就是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实现其目的、价值、功能的有机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当处理好的重大关系
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按照制度法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统一，通过各种切实有效的科学途径和方式方法管理现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的实践过程。当下，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奋斗目标，为此应当处理好三大关系。
一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统一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实践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主题的两个方面。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亦是完善和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2014年1月1日，同志在《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一文中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这表明，实现了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化，亦是实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现代国家与传统社会的最大差别就是法制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用制度法规管事管人：就是从“管理”走向“治理”，使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有机统一，实现以制度法规为核心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二是，坚持改革创新与坚持正确方向的关系。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改革创新的根本目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创新的根本方向，改革创新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路径。同志在党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特别强调，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现阶段，坚持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正确方向，就是要更加解放和增强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活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就是要更加解放和增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全社会的改革创新能量充分释放、释放出绚丽多彩的成就光芒：就是要更加解放和增强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活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
三是，实践探索与顶层设计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这里的“摸着石头过河”是指实践探索。如果说实践是理论政策的源泉，那么顶层设计的基础就是实践探索。实践探索支撑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反作用于实践探索，为实践探索定向把舵。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的实践探索，做出了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重大战略决策，创造了“中国奇迹”，因此人们称赞邓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在新一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加强“顶层设计”意义重大。纵观人类历史，成功的改革，都有赖于正确的“顶层设计”。无论是春秋战国时的商鞅变法，还是日本的明治维新，都昭示了这一规律。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强调指出，“我们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深入调查研究，集中正确意见，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地、有步骤地进行改革”。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35年历程，始终与“三步走”战略的“顶层设计”密不可分，始终向着成功的目标迈进。今天中国面临的发展机遇难得，但也面临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和发展挑战更加严峻的情势，迫切需要加强正确的“顶层设计”，引领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各个层级的改革开放，既破除“思想禁锢”“利益割据”的藩篱，又不偏离正确航向、轨道，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今天，加强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增强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着力突破改革瓶颈和重点、难点、关键点，既是坚持过去攻坚克难的成功经验，也是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有效方法。为此，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决策理念，这是“顶层设计”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前提，是推动改革不断深化的智慧之根、活力之源、决策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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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社会治理现代化篇2
关键词：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产生原因；含义；特征；实现途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地方政府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主体，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一、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产生原因及其含义
（一）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产生原因
地方政府是最贴近社会的政权组成部分，相较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能更快更全面地了解社会的变化趋势和民众的利益需求，更直接地面对我国社会转型期间的各类问题。通过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逐步推进，中央政府在鼓励地方政府积极创新的同时，对比总结地方政府现代化治理经验，便于日后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国家治理体系并予以推行。
（二）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含义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政府、市场、社会各主体合作管理我国的公共事务，并将维护公共秩序和增进公共利益作为治理目的，从而实现由国家统治到国家管理再到国家治理的转变。笔者认为，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地方政府在行政区内，在“治理现代化”理念的指引下，协同多元主体改进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解决各类社会问题，以促进本区域的协调发展。
二、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特征
（一）治理标准的法治化
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人格性并缺少理性化的法律依据，容易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建立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规范政府的整体行为和个人行为，可减少治理失误的可能性并改善治理效果。
（二）治理格局的透明化
地方政府治理格局的透明化，意味着地方政府除涉及国家机密的工作和信息之外，应向社会公众公开自身的工作内容和掌握的信息。这不仅可以进一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激发公众的政治参与热情；还可以促进地方政府在不断接纳新观点的过程中日益完善自己，提高地方政府的治理效果。
（三）治理范围的有限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所提倡的社会治理模式寻求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地方政府应积极地与市场和社会主体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摒弃“全能型”的政府角色定位。治理范围的有限化，使地方政府走向“有限”政府，在向市场、社会分权的过程中，顺应现代化社会发展要求，切实转变职能，提高民主程度，走向“有效”政府。
（四）治理职能的服务化
传统的政府统治模式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在于社会控制，通过强制性的公权力来体现自身的意志。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提倡建立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把为社会、为公众服务作为基本宗旨，其职能范围要求政府要还权于市场和社会；其运行机制要求政府依法行政；在管理方式上要求政府优化工作流程；在行为后果上要求政府为自己的行为和服务负责。
三、地方政府治理F代化的实现途径
（一）向市场和社会放权，推进协同治理
1.更大力度向市场放权
我国经济生活的目标应是实行市场主导下的政府有效性，规范政府的职能。第一，确立市场主体的法人地位；第二，界定政府市场干预的界限；第三，确立交易各方共同遵守的诚信价值体系；第四，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第五，打造公平竞争格局，杜绝行业垄断和市场贸易壁垒。同时，由于市场本身存在缺陷，地方政府应加强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地方政府应通过加强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完善产权保护机制和公平竞争机制等方式进行适度干预。
2.稳步向社会组织放权
为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平等地位并促进社会主体的发展，地方政府应为社会主体提供制度指导和服务平台，使社会在进行自我服务的同时参与社会治理，从而强化政府的自我约束并弱化政府对社会的控制。社会主体应从三个方面来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第一，建设法治社会。引导公民遵法、守法、护法，同时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监督政府权力运行。第二，发育社会组织。将政府培育与社会组织自身发育相结合，不断提升社会组织的责任性、专业性和市场性。第三，生成公民意识。指引公民将法律精神和守法意识作为日常生活中对自我的要求。
（二）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推进依法治理
第一，依法推进地方政府机构改革。①通过简政放权厘清地方政府上下级之间的职责关系，鼓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依据职责重点设置相关机构；同时，积极推进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②积极推动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简化行政审批环节。第二，依法推动公众参与机制的革新；①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社会治理机制；②建立和完善公众利益的表达、协调和保护机制；③完善“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机制，促进社会治理的精细化。
（三）改革政府考核机制，推进创新治理
首先，在现行的以GDp增长为核心的考核机制中，纳入民生性指标，从而抑制地方官员为增长而竞争的思想倾向。其次，建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充分结合的考核机制，在官员的考核体系中纳入居民满意度指标，重视地方居民的偏好，从而不断完善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
（四）强化政务公开平台建设，推进高效治理
在互联网应用日常化和自媒体流行化的当今社会，地方政府应不断加强自身的信息化治理能力。加强在地方政府网站、政务微博、微信等的规范化建设，积极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促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强化政务公开平台建设，加强民众对权力运行的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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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社会治理现代化篇3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为其治国理政经验理论化而提出来的一个全新政治概念，并非是西方的产物，而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创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旨在制度化，与马克思主义国家本质理论一脉相承；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的是从国家治理走向社会治理，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重要创新；国家治理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国家职能的转变过程，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学说的发展。
关键词：
国家治理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国家本质；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职能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词，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中国引领时代话语权并将自己的治国理政经验理论化的新表述。这一全新概念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同时又是对其新的发展。正如国内学者俞可平教授所强调的，在通向国家消亡的道路上，应当是统治越来越少、治理越来越多，应该站在马克思最终要实现的共产主义这样的一种理想状态去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两年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又重申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目标，即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当代中国运用的再次回应。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旨在制度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旨在制度化，与马克思主义国家本质理论一脉相承。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二者相辅相成。具体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主要强调“一是国家制度体系更加完备、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二是在这一制度体系下，制度执行能够更加有效、更加透明、更加公平。”〔1〕也就是说，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实现国家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的制度化。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掌握国家管理权力的统治阶级，必然会通过一系列统治机制诸如法律、制度等来实现对社会经济的反作用。“市民社会的所有要求，都必须上升为国家意志，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2〕换言之，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或人民群众要当家做主管理好国家事务，必然通过制度化的形式来实现。首先，法律从本质上讲，体现着掌握国家管理权力的统治阶级的意志，这种意志具体又是由统治阶级的物质基础决定。掌握国家管理权力的统治阶级使用法律的形式反映其物质经济利益诉求，不但能使该阶级利益与诉求获得合法性，而且也使其特定的意志诉求上升为全社会的公共利益，从而使统治阶级的意志和诉求取得普遍效力，直接制约和指引着社会经济生活等发展的全部领域和整个过程。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法律规范着社会生活方式，而国家管理权力通过立法和保障法律的实施，将会对社会经济生活方式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其次，制度基本由国家法律规定，是法律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当然，部分制度内容又是由国家政策决定的。制约和影响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制度有很多，主要可归纳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文化制度、生态文明制度等等。因此，这些制度能否有效实行，一方面取决于国家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情况，另一方面则又依赖于国家管理权力的强制程度。在任何社会，除通过法律这一机制对社会经济发生作用外，国家管理权力通过一系列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是直接和有效的。恩格斯曾指出：“把国家对自由竞争的每一种干涉———保护关税、同业公会、烟草专卖、个别工业部门的国有化、海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瓷厂——都叫作‘社会主义’，纯粹是曼彻斯特的资产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胡说。”〔3〕虽然恩格斯是在批判资产阶级，但从另一个层面可以看出国家作为公共权力的代表是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发挥作用的。最后，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路径。恩格斯曾经特别强调“国家是以一种与全体固定成员相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为前提的。”〔4〕也就是说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保障社会统一，社会管理必然会客观上需要一种更强大的力量。于是，一种特殊的公共权力类型，即国家管理权力应势而生。在国家这种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共同体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5〕而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国家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更是新的桎梏。正是由于公共利益与个人自由的差异性，才使国家以一种虚幻而独立的政治共同体形式而出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从而明确规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所应遵循的根本路径。也就是说，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用法治构建好的现代制度，这是因为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一项很重要的标准就是法治化。一方面要求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另一方面则要求宪法和法律是国家治理的最高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因此，依法治国不仅是国家治理能否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依据，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走向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虽然公共权力行使的过程就是代表社会全体执行公共管理和治理职能的过程，但是行使公共权力的主体，不可避免地具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属性，代表着各种各样的团体利益。因此他们将自己的价值偏好渗透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从而使“公共权力在实际的运行中必然表现出一定的利益倾向和偏好，甚至变成一部分人实现其利益的特权和工具。”〔6〕因此，虽然公共权力代表全社会整体利益，但权力的执行者是由公民个体组成，如果公民个体不是按照制度或法律办事，而是按照其主观意愿办事，则公共权力的公共性就会丧失，即代表公民利益的公共权力就会变成如马克思所说的“私人的私有权力”。换言之，法治就是将权力执行者的行为限定在法律范围内，从而成为政治秩序中限制国家权力的重要手段。因此为了有效推进国家治理，必须保证公共权力的制度化、法治化。综上可见，法治化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限制公共权力的扩张性，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法治同样是现代公民个人权利和自由的重要保障。立法的基本原则是市场可以解决的，由市场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由社会解决；只有当个人和社会都解决不了的时候，由政府来解决。从治理主体来看，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即政府、市场、社会和个人的关系。因此法治化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由于公共权力是人民所赋予的，其合法性就在于是代表人民意志的、至高无上的宪法授权的，因此依法治国与其说是为了规范和限制公共权力，不如说其核心是为了保障公民的权利。对公共权力的限制和约束就是为了防止其侵犯公民权利，特别是对代表公民根本利益的法律的破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因而加强制度建设，以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国家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确立起一种运行的规则和秩序”的思想是内在统一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本质理论的发展。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的是从国家治理走向社会治理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的是从国家治理走向社会治理，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学说的新发展。从国家管理到国家治理，不仅是国家权力运行方向发生了变化，即从通过制定和实施法律政策，实现政府权力对社会公共事务自上而下的管理，到政府、社会、市场等几大主体在法律框架下各司其职，良性互动，即国家公共事务需要政府、社会、市场的平等协商合作来共同治理。而且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也赋予了新的内涵，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要“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7〕，实现国家各领域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明确规定，意味着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全社会范围内的现代化，即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以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从而实现经济发展市场化、政治发展民主化、文化发展大众化、社会发展和谐化、生态发展绿色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国家社会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研究起点和基础。恩格斯曾提到：“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8〕首先，马克思主义探讨了国家与社会的基本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原始共有制社会中，分工是自然形成的结果，所以对于人来说，其自身活动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从而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但这种简单自然分工构建起的原始社会关系是非对抗性的，因此国家和社会也并非对立的关系。后来随着阶级社会的出现，国家逐渐演变成能够运用暴力机器来约束人意志和行为的唯一合法政治共同体，并同时通过制度化和法制化的方式，使统治阶级的意志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从而强迫人们服从这种社会分工。也就是说，在社会分工和阶级出现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9〕此外，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分工使得一部分人独占了非生产性劳动，从而形成利益集团来管理国家。而资产阶级政府不但不能精简国家管理机构，更不允许市民社会创立完全独立于国家权力的机构。因此，资产阶级政府的膨胀和人员繁杂，必然会使其成为寄生于社会的病态组织，从而导致国家与社会的对立程度不断扩大，这是一切剥削阶级国家和政府的本质体现。然而，马克思主义又认为，作为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会随着阶级的产生而出现，也会随着阶级的消失而消亡。但是，国家消亡的过程又是漫长的。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政权将逐渐回归到社会和人民手中，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关系也将随之缓解，直到消除。建立无产阶级新型国家，实行人民民主，则是消除国家与社会对立的根本途径，亦即国家职能的最好体现。但是这并非无产阶级国家的根本任务，相反，无产阶级国家会越来越多地履行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国家的最终目标是将源于社会又最终会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国家权力，完全归还于给社会和人民。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主要是逐步缩小国家权力，同时，逐步扩大社会的权利和公民个人权利。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决定国家观点对于我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最后，社会决定国家还同时意味着经济关系决定政治关系、经济结构决定政治结构，因此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主要力量源自社会，而不是来自国家。过去我们将社会所有权力交于国家掌控的统治模式正是国家统治、国家管理的模式。而承认社会决定国家，就需要将国家治理活动内置于社会建设的全过程之中，让国家治理的一切行为都最终符合并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就是说，当社会还不足够强大时，是需要国家来其全部职能、管理其一切活动的；只有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和阶段时，国家就需要将本属于社会的权力全部归还给社会，从而让社会来扮演其应有的角色。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遵循着国家的经济政治结构等逐渐趋向并返归融合于社会的发展路径，最终归结于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化、政治发展民主化、社会发展和谐化的价值目标。我国当前推进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等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与马克思主义者所强调的经济发展社会化、政治发展民主化、社会发展和谐化的实现过程是一致的，这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过程，同时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表征。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是国家职能转变的过程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是国家职能转变的过程，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学说的重要创新。马克思主义也论证过国家的两种职能，即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马克思等人曾明确指出，国家绝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历史产物。其中，阶级冲突中最强大的、经济上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10〕也就是说，在阶级社会（包括无产阶级时期），国家以职能为主。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管理职能将成为国家的主要职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历史发展逻辑，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只有在执行了某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同样在社会主义国家，逐步突出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是历史发展的需要和必然。那么，这种社会管理职能在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马克思指出，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个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11〕因此，为了国家的最终消亡，社会主义国家需要通过促进其经济发展、提高其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加强法律规章制度建设等方式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就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指出的国家双重职能的转变过程，即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国家的重心将从职能逐步转变过渡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职能论述的继承，也是对其创新和发展。此外，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职能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研究社会主义国家职能，其实质就是要讨论“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怎样建设”的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直强调要将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就是说，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继续巩固人民民主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对于“怎样建设”的问题，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则是要在巩固人民民主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换言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必须以人民民主为根本政治前提。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职能才能不被削弱。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总的来说，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不是西方式的“治理”多主体、多中心，而是形成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多方参与，各司其职的国家治理总体格局；“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12〕其理念源泉也并非西方的治理理论，而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国家的起源、本质、性质、类型、职能和命运等根本问题，成为人们正确认识国家问题的指南。”〔13〕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以同志为领导核心的新中央领导集体统筹国内国际局势，顺应时代变化和发展的要求，及时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命题，顺利翻开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崭新篇章，从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使这一重要学说在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焕发出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芒。由此可见，我们在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意义时，首要前提是必须梳理清楚这一命题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关系，只有深刻认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渊源，才能正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依据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进一步拓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领域和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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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社会治理现代化篇4
一、如何理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完备程度和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至少有五个标准：一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二是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保障主权在民或人民当家作主，所有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三是法治，即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权力。四是效率，即国家治理体系应当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益。五是协调，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制度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密不可分。
（一）正确认识治理制度体系和治理之间的关系。要把握好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高度重视这项重要工作，正确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要认识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提高党带领人民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为了更好发挥制度优势，并且把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效能。两者一脉相承、有机统一，不能偏废。
（二）要认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重要性。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任务艰巨，工作繁重。虽然我们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我们在工作中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比如说在如何发挥好制度效能方面重视不够。要充分认识到工作中的不足和薄弱环节，提高制度执行力，久久为功，既要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又要研究和解决新的问题，加强制度创新，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
（三）要充分认识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要不断强化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的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带头执行制度。好的制度制定出来，如果不能得到执行，制度就转换不成治理的效能。所以要切实强化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的制度意识，使他们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宣传教育的工作很重要。同时要通过领导干部做表率从而增强全社会的制度意识，使尊崇制度，执行制度蔚然成风。同时我们讲好中国的制度故事，不断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
二、如何体现国企责任和担当
国有企业是推进我国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支柱，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政治基础和重要经济基础，也是贯彻和实践党的基本理论的重要阵地。作为国企的一员，要更加自觉坚持制度自信，把国有企业发展同党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国有企业治理作为国家治国理政的重要部分，通过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强化国有企业治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彰显国企的责任与担当。
（一）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绝对领导。要突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突出党的领导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特别是国有企业中的统摄性地位。要深刻领会总书记“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讲话精神，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全面解决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弱化、淡化、虚化、边缘化问题，把两个“一以贯之”落到实处，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二）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执政地位的高度，强调“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明确提出国有企业党组织要发挥领导作用，对国有企业政治性与经济性的融合统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努力做到在守正中创新、在创新中守正，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任务。目前，国有企业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必须以问题导向，在保持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稳定性和延续性的基础上，抓紧制定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急需的制度和必备的制度，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国有企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征程中更好地承担起应有的使命与责任。
（三）把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落到实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制度要取得良好效果更在于执行。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征程中，国有企业担负着重大的使命和任务。作为国有企业党员领导干部，必须不折不扣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把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落到实处。
加强社会治理现代化篇5
[关键词]亨廷顿；政治稳定思想；现代化；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3）22-0066-03
一、亨廷顿政治稳定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基本概念
亨廷顿从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程度的平衡性与政治不稳定的根源进行分析阐述，认为政治稳定主要表现为秩序性和持续性，依赖于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之间的比率。秩序性是指国家是民主的，国内无暴力事件和分裂等现象。持续性是指国家能够持续发展，社会中也没有可以颠覆政治体系的力量。因此，简单地说亨廷顿关于政治稳定的概念简单的说就是在有序的政治环境下国家的发展具有持续性，以全面实现国家现代化。
（二）思想内涵
第一，现代化。现代化是一个传统社会在社会结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向现代社会全方位转型的一个过程。亨廷顿分析了二战后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政治动荡这种政治不稳定现象，并提出了经典名言“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中却滋生着动乱”。①据此，他认为真正导致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在于一个国家进行了现代化而又未取得现代性，这是因为现代化一方面刺激并加强了社会成员的期望，另一方面社会的政治经济却还不具备现代性，无法满足这些期望，使社会成员产生了强烈挫折感，但社会又缺乏对此的疏通渠道，最终导致动乱。具体表现在：其一，政治方面。政治现代化打破了原来的政治制度并建立了新的现代民主制度，以至于二者不断地发生冲突和磨合，造成政治不稳定。还有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化水平低，不能满足随着现代化深入而越来越强烈的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和大规模的政治参与之间的矛盾。其二，经济方面。现代化加快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还不健全，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因为资源的分配不公，产生了大量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增加了公众的不满，从而增加了政治不稳定性。其三，社会层面。公民自身的利益诉求增速快于过渡型社会满足这些诉求能力的增速，两者的差距造成了公民的不满，亨廷顿把这种现象称作为社会颓废。亨廷顿给出了解决社会颓丧的方法：增加社会流动性和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
第二，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亨廷顿认为，只要一个国家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达到一定高度，那就能有效地吸收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政治压力（例如政治参与偏高与政治制度化偏低之间的压力），并使它们得到妥善解决，而不会造成政治动乱。因此，实现国家的政治制度化是维持国内政治稳定的有效途径。他从政治体系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凝聚性四个标准来衡量政治制度化水平。同时他也认为，任何一种给定的政体稳定都要依赖于政治参与程度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比率。现代政体区别于传统政体的关键因素是政治参与程度，而政党是现代化政治参与特有的制度。在他看来，国家之间的差别，不在于其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政府的有效程度。②政府的有效程度主要取决于政治制度化的水平和其能否保持有效的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所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一个发达而完备的政党制度和一个吸纳能力强大的政治体系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政治稳定所要采取的措施。
总之，享廷顿的政治稳定思想受“西方中心论”的偏见，忽略了霸权主义大国对这些发展中国家政治上的压迫、干涉和经济上的控制和剥削，忽略了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等。尽管如此，亨廷顿提出的政治稳定思想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适应性，它对当前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对中国实现政治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二、影响中国政治稳定的因素
在现实中，不存在绝对的政治稳定，不稳定只是相对的。邓小平曾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③当前，现实中存在着许多危险因素，影响着我国的社会政治稳定局面，不利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腐败问题
腐败问题是危害政治稳定的重要原因。因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制度化还不完善，加上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重心，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以至于腐败范围呈现扩大和蔓延趋势。由于腐败有巨大的破坏力，所以当社会公众对腐败现象的不满积聚到比较严重的程度，就会影响到政治稳定。腐败问题的危害表现在：一是腐败干扰市场经济正常的运行，造成不公平竞争；二是腐败毒化了社会风气，破坏了正常的社会关系和稳定的社会基础；三是腐败损害了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形象，影响了政党政权的合法性等。
（二）收入分配不公引发的贫富差距扩大问题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了提高，但是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影响着我国的社会政治稳定。由于城乡居民、东中西地区居民、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致使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国际上衡量贫富差距的通用办法是基尼系数，一般认为基尼系数达到0.5，就极易引起社会动荡，危害国家的稳定。我国这几年基尼系数一直居高不下，反映了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在加大，造成社会贫富悬殊过大。而贫富悬殊对政治稳定的破坏性很大，这是因为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贫富差距过大，会使部分社会成员产生强烈的社会挫折感，直接破坏了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认同，动摇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与信心。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人们心理上的不平衡，人们会寻求政治途径来解决利益关系和矛盾，但是我国政治利益诉求渠道还不完善，这样人们就可能会转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这会进一步加剧政治不稳定。
（三）社会阶层分化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大量涌现，如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等社会阶层。社会阶层分化在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同时也给社会政治稳定带来了冲击与挑战。例如社会各阶层政治参与意识的强化和参与政治的渠道匮乏之间的矛盾带来的不稳定现象；社会阶层的分化，使社会公正秩序遭到深度侵蚀和严重的挑战等现象。
（四）主流意识形态弱化问题
在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利益格局、社会结构都在经历着重大调整，这种调整必然带来人们思想价值观念的相应变化。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文化大量涌入我国并得到迅速传播，再加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和思想渗透，对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传统文化构成严峻挑战和冲击。西方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社会公众的政治认同感，动摇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进而动摇到我国的根本制度，影响到社会的政治稳定。
（五）民族问题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由此党制定了一系列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如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等，民族地区的各项事业都得到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原因，加上国外敌对势力利用一些民族问题制造矛盾，使民族地区出现了一些新的不稳定因素，严重影响了我国的政治稳定。
三、亨廷顿政治稳定思想对当前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一）积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拓宽政治参与渠道
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是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区别，全社会性的有序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系统良性运作的最基本特征。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经济、政治、文化高度社会化基础上“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形态，大众参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表现，民主政治是我国现代化的目标诉求之一。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我国目前的公民政治参与仍存在参与意识、参与方式等许多问题和机制的缺失与障碍。为此，中共十报告明确提出了“必须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确保社会的秩序性和连续性，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使各种利益主体和社会阶层的不同利益诉求得到妥善解决，以化解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实现我国社会的政治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二）完善政治体系的制度化建设
首先，构建政治信息的输入输出机制，实现政治情绪的妥善表达。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社会中存在着一些不满情绪，能否通过政治体系机制妥善解决是实现政治稳定的关键。因此，要构建一个科学、高效、稳定的政治信息输入输出机制。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将政治体系分为输出和输入机制两部分。在我国政治输入机制主要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新闻媒体等。输出机制是指政治体系将各种决策输出或对输入信息的回应机制。
其次，完善政治系统的整合机制，提高政治系统的吸纳能力。④根据亨廷顿的政治稳定思想，国家要保持政治稳定的状态必须具有将各种新的社会主体吸纳进政治系统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能否将这些新的社会阶层有效吸纳到政治体系中，是实现政治稳定的关键。因此，构建一个完善的整合机制十分重要，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最后，建立社会冲突调节机制，消减不稳定因素的影响。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利益急剧分化，矛盾不断积累，导致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爆发。所以，为了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拥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必须建立社会冲突调节机制。建立起社会冲突的调节机制，能化解社会运行的阻力，促进政治系统的稳定发展，最终实现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培育健全的公民社会，完善社会自我调节功能
在我国传统的政治体系中，政治权力的边界和作用被无限扩大，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本身的作用发挥受到严重阻碍，再加上当前单方面依靠政府力量难以解决社会中所出现的复杂化和多样化的问题和矛盾，从而造成了“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和国家压力的加大，造成社会系统的发育不完善，从而使整个社会缺乏必要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能力。因此，应加强社会参与国家治理、社会自我调节功能的培育，使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拥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加强对我国公民社会的培育，有助于促进公民政治参与的有序化和规范化公共权力的行使，推动政府改革，促进政治进一步稳定。所以，为了实现我国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缓解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各种社会压力，必须加大培育和建设健全的公民社会，实现政治系统的稳定。
（四）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是实现政治稳定的根本保证
亨廷顿认为，政党是现代政治制度所特有的制度，政党是合法性的根基，是国家、人民意志或是无产阶级的化身，现代政治的核心是政党政治。⑤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面对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挑战，应顺应时展变化的要求，建设与现代化相适应的与时俱进的党。为此，要拓展党的阶级基础与社会基础，统筹兼顾社会各阶层的不同利益诉求，增强意识形态的时代内涵与包容性，大力推进和发展民主执政、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总之，面对社会转型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确保转型时期的政治稳定，为推进社会主义的发展创造“领导核心”的政治保证。
首先，通过加强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提升政治合法性。共产党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执政党，对政府合法性的认同实际上是对党执政合法性的认同，对政府合法性的判断标准之一就是看政府的经济建设成就以及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下对市场经济的调控能力。⑥
其次，通过加强发展民主政治的能力，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完善发展。通过加强发展民主政治把社会上新出现的各种社会意识和新兴阶层吸纳进政治体系是国家政治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要从加强政治民主的制度化建设、完善民众参与政治的方式与途径以及党的执政方式三个方面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满足公众日益增加的政治参与要求。
第三，通过构建和谐社会提升执政能力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取得社会各方面巨大的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许多问题。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必须加快对这些问题的妥善解决。只有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实现社会和谐和保证共产党执政的长久性。党在执政理念上必须做到以人为本，建设成“五位一体”的和谐社会，进而加大民众对共产党执政能力的认可，有利于进一步维护我国的政治稳定。
[注释]
①②⑤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第1页、第68～69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4页。
④⑥张和亭：《论亨廷顿政治稳定理论对当前中国政治稳定机制建构的启示》，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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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社会治理现代化篇6
[关键词]大学生；政治参与；高校德育
所谓政治参与，是指社会成员自觉自愿地以合法的或非合法的程序参与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在民主社会的政治中，参与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可以说，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的核心和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而大学生群体在社会总体结构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蔡元培说：“预知明日之社会，先看今天的校园。”大学生的政治素质关系到国家未来政治文明进程和发展趋势，政治参与是培养大学生政治素质的重要途径，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
一、大学生政治参与现状研究
大学生政治参与是指作为参与主体的大学生对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现状的基本了解、认识，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各种途径的实际参与过程。大学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要使大学生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不仅要大力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更要大力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激发他们关注祖国的前途和命运，调动他们的政治热情，吸引他们理性地投人到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来。因此，系统分析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基本状况，有利于正确把握当代大学生群体的政治倾向，有利于提高高校德育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
(一)大学生政治参与总体上热情较高，主流积极健康。
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等国的研究表明，教育程度与参政比率成正比。大学生作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政治参与热情普遍较高，主流积极健康，绝大多数大学生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对于国家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市场供应、经济状况、物价、文化生活水平持肯定态度，对中国社会发展充满信心，对政治事务感兴趣。
1．大多数大学生仍然保持着较高的政治参与意识，更加理性、成熟地关注政治，对校园内和社会的民主政治参与积极。大多数大学生积极参加班集体和社团活动，在班集体竞选班干部过程中，很多学生非常踊跃。他们高度认同言论自由和社会进步，愿意参加相关的谈论和投票活动，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
2．大部分大学生都非常关注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对国家重大政治生活的关切度增强，积极谈论国家大事或政治方面的问题，多数大学生高度认同其自身的积极参与将影响到国家的发展和政治改革的进程。如在“两会”召开期间，不少大学生就要求调课收看“两会”开幕式及政府工作报告，关注大会进展情况。
3．党团组织对当代大学生仍然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大学生当中有少数优秀分子加人中国共产党，由于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加入共产党无疑使大学生更积极、更有效的参政形式。当代大学生渴望加入党组织的愿望日趋强烈，要求加人共产党的比例逐年提高。这也说明，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意识日益强化，其政治参与的行为表现从边缘向中心靠拢。
(二)当代大学生的政治参与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总体上呈现出健康、积极、稳定的发展特点，但不排除少数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实际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偏差。
1．政治认知尚处于浅表层面，政治评价功利化。一部分大学生受功利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影响，对社会、政治生活的认识和理解缺乏长远和理性的目光，造成政治认知的直观化、浅表化，政治评价的功利化。少数大学生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存在较强的务实性，受到个人利益的驱动。在加入政治团体时存在着一些功利主义的色彩。例如，存在少数大学生人党动机不纯、入党目的不端正，“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却没有入党”等现象。
2．政治参与的热情不足。在有些大学生看来，“政治是国家的事，咱们不参与没有多大关系”。对他们来说，关心政治不如搞好自己的专业，不如抓一点实惠的、有实际利益的东西，谁来执政与他们无关。他们“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将自己封闭起来，避免同外界政治的联系，避免参加政治活动，变成一种远离政治的纯生活型、事务型的人。
3．参与行为存在偏差。一方面，部分学生表面政治参与意识较强，但实际参与行为的投入较少；另一方面，一些学生对社会有基本正确的政治认知和政治评价，有一定的政治参与基础，但实际上并没有相应的行为投入，甚至出现与认知相反的行为。这显示出政治意识与实际的政治参与行为存在严重的偏差。例如，他们认为贪污腐败是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但在实际生活中，“不是我不想腐败，而是我没有能力腐败”却成为流行语。
二、大学生政治参与现状对高校德育带来的冲击
在当代社会中，政治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离不开主导政治文化的传播，使社会成员在最大限度上认同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自觉参与政治文化所倡导的政治行为。在大学生这个广大群体中，政治参与主要依靠的是高校德育的发展。而目前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现状则给我们高校德育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第一，高校德育的观念方式不能适应政治文化的转变
研究资料表明，影响政治参与最重要的因素是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指特定历史时期，在社会上流行的人们的政治态度、政治信仰、政治感情和政治价值的总称。良好的政治文化环境，有利于公民的政治参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文化有了新的变化。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转变，人们的民主意识、自主意识、参与意识、改革创新意识、法制观念、开放多元观念、公开竞争观念、社会责任感等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些都表明作为政治文化核心的价值体系发生了转变。然而，高校德育并没有及时作出调整。受这种传统社会文化和政治文化影响，高校德育在方式上忽视了大学生个体的主体性和差异性，否认个体的主体利益地位，压制个体的合理主观诉求，这种教育方式从根本上不适应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依托的当代政治文化的要求。
第二，高校德育缺乏社会主义政治态度的认知教育
政治态度是指个体对某一政治现象所持有的评价与行为倾向，是指导个体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主要包括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意向。
现阶段，高校将引导和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作为根本任务，把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作为高校德育的根本目标。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特别需要保持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否则会造成社会动荡、人民遭殃。因此必须提高我国政治社会化的水平，增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政治规范要求的认识，提高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政治认知水平。而现今的高校德育缺乏这方面的内容。倘若只有高目标，而无与之相配套的基本政治认知教育，是很难让学生产生政治情感和政治意向，甚至有可能在他们的政治参与中由于缺乏这种基本认识而采取不适当行为，从而给社会带来不良后果。
第三，高校德育实践缺乏政治参与能力的培养
公民的政治参与，对于我国的现实政治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我国当前面临的是社会转型带来的利益调整而引起的矛盾，可以通过合法手段，运用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利，在体制内部得到有效解决。因此，疏通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完善参与制度建设，对于保持稳定意义重大。而我们当前的高校德育实践却缺乏对大学生的政治参与能力的培养，比如，许多高校的学生干部都是由班主任或辅导员直接任命，大学生是一个参与意识很强的群体，若在实践中不培养他们的政治参与能力，他们不仅会失去已经形成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态度，而且有可能在政治参与上走向相反的道路。
三、健全政治参与机制，推进高校德育发展
针对高校德育和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现状，结合大学生自身的特点，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健全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机制，提高高效德育的有效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更新高校德育理念，提高大学生主体参与意识
随着对外开放和各项改革的深入发展，人们的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但绝大多数实际参与能力却很弱，政治效能感差，尤其是我国政府决策民主化程度还有待提高，处于象牙塔的大学生们对自己影响政府决策的信心严重不足，因此往往就远离政治，不参与政治。
然而，人天生是政治动物。青年大学生代表着未来，更应该是民主政治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要增强大学生主体意识，这就要求高校德育在加强对大学生进行基础文化教育的同时要进行法律意识、公民意识等现代政治意识和政治思想的教育和灌输。更重要的是，要让大学生变得关心政治，增强对政治的信赖度，感到自己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员，并积极投身政治参与实践。
(二)实施公民教育，加强大学生的政治认知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立足于公民的塑造，培养公民的意识观念与精神，是高校德育与时俱进、顺应时展的客观要求。本杰明·巴伯有过一段名言：强有力的民主……所依靠的概念在于自我管理的公民群体，把他们联合在一起的，主要不是同一的利益，而是公民教育；他们之所以能够致力于共同的目的和联合的行动，是由于他们的公民态度和参与机制，而不是由于利他主义或良好本性。中国科协前副主席张玉台在中国科学家论坛上也指出，公民素质是第一国力，公民素质的竞争已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公民教育的重要性。我国传统上只有臣民而无公民和公民教育，民国建立后所实施的公民教育也不成体系，真正将公民教育单独提出并加以强调是在我国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但只把公民教育作为德育的组成部分，地位不够突出。由于公民教育先天的不足，构建公民教育体系也有一个过程，因此目前我们先要加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认知教育，然后再不断丰富内容。如果广大学生缺乏对我国政治制度的了解，那么其政治情感就会受到极大影响，也无从树立社会主义政治理想。
加强社会治理现代化篇7
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我们党在领导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从一开始就将加强法治建设提到关乎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高度。早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就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是在深入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我国“”破坏法治的沉痛教训中得出的精辟结论。在设计和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中，邓小复强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必须“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
为什么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要特别强调法治？邓小平尖锐指出，因为由于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和领导制度中的弊端，“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并且“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因此应该特别注重民主和法制建设，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今天重温，仍然令人发聋振聩，具有极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不啻是我们深刻认识依法治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联系的直接指针。
正是在总结社会主义正反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党将依法治国内在地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基本范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重大方针；党的十五大明确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基本治国方略，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经过不懈努力，到2010年，我国基本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党的十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依法治国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十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目标；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加快法治中国建设多次发表讲话，强调“必须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这些重要决定与论述，明确界定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深刻揭示了依法治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是我们在新的历史征途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根本指针。
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保证
依法治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的联系，突出体现在加强法治与发展民主的有机统一上。实践反复表明，能否处理好加强法治与发展民主的关系问题，是直接关系到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历史征途上，这个问题仍将牵动全局、涉及根本，必须科学认识、全面把握。
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明确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保证。
民主从来就不是孤立的。无论是作为国家形态的民主，还是作为国家形式的民主，抑或是作为社会状态和人民权利的民主，都离不开一定的制度和法治作保障。现代民主与现代法治更加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游离法治轨道和法治保障的民主，势必沦为街头政治甚至“多数人暴政”，这是为当代各国政治发展实践所反复证明了的规律。正是在总结现代民主尤其是社会主义民主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党反复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发展民主与加强法治必须有机统一，归根到底是由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决定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确保人民享有当家作利。要有效地实现这一本质，就必须使民主在健全的制度和完善的法治中运行，从而保证国家政治生活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形成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生动活泼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否则，实行所谓“大民主”，搞无政府主义，制度疲驰、法治懈怠，最终受影响、受侵害的必然是人民的利益和权利。所以，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明确指出：“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绝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强调：“发展人民民主必须依法治国、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坚持民主与法治有机统一，在不断发展人民民主中健全法制，在依法治国中切实保障人民民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一项重要原则，必须长期坚持。
依法治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十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了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成功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其中，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的鲜明标志，是我们党在治国理政上高度自觉和高度自信的重要体现。
加强社会治理现代化篇8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2.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3.新时代
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4.新思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5.新征程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
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7.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8.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
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9.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
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10.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13.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14.“两个”时期和阶段
从现在到二〇二〇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从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从二〇二〇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15.“三步走”战略目标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战略安排，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已提前实现。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党提出，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然后再奋斗三十年，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6.“三个”没有变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17.“三个”基本
全党同志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
18.“三个”变革
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19.“三个”永远在路上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反腐败永远在路上；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0.“四个”伟大
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21.“四个”能力
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22.“六个”纪律
重点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带动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严起来。
23.“七个”战略
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
24.民生领域“七个”有所
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25.“八个”明确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26.“八个”执政本领
要增强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
27.“十大”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主要体现在：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生态文明建设成交显著；强军兴军开创新局面；港澳台工作取得新进展；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展开；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
28.“十三个”强国目标
人才强国、制造强国、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强国、海洋强国、贸易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教育强国。
加强社会治理现代化篇9
关键词：参政党;政治协商;国家治理能力;实证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题，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执政党建设密切相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和政治类社会组织，参政党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责无旁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中，提高参政党履职能力，加强参政党履职创新，推进政治协商，团结、协助其他治理主体更好参与国家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一、研究基础和述评
治理理论起源于国外。治理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詹姆斯・n・罗西瑙把治理定义为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他认为，与政府统治相比，治理的内涵更加丰富，既包括政府机制，也包括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1]。在过去，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治理理论主要适用于西方国家的后现代国情[2]。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学者的观点开始发生变化。俞可平提出，虽然治理理论产生于国外，但是不等于治理理论不能为中国所用，关键在于以什么为参照标准。邵春霞认为，现代国家的治理能力不仅仅取决于国家专制权力所提供的稳定秩序，而是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基础权力所构建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及其所提供的公共治理水平[3]。赵春欢把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看作中国现代化总体进程中的重要内容，认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伴随对社会转型风险的认知而不断建构的过程，明确把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衡量标准作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构的前设条件[4]。戴长征认为，国家治理能力是指国家在管理政治、经济、文化事务过程中，为实现国家治理的战略目标，分配社会利益并实现对社会生活的有效控制和调节的能量及其作用的总称[5]。
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如何适应现代社会的各种要求，以往研究做了相应的解答。王浦劬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内部各阶层、团体、集体、个人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就决定了在人民政治权利实现过程中，必须以政治协调的方式处理各方面的利益矛盾，协调人民内部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从而保证人民通过政治权利的实现协调各方面利益之间以及它们与共同利益之间的关系[6]。在他看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政治协商具有高度关联性，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协商民主。李景鹏认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适应民主政治的政治过程[7]。李放强调了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他认为，逐步建立和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国家治理格局，真正实现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协作治理，迫切需要培养各种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和公民能够参与和协同国家治理的制度化能力[8]。王新强调了协商民主平台建设的重要作用。他提出，要通过积极构建科学严密、程序合理、结构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有效拓宽党派团体、国家政权机关、人大机关、政协组织及社会组织、基层组织的民主协商渠道和平台[9]。胡宁生认为，要不失时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围绕多元治理的结构重塑政府与社会的关系[10]。徐琳强调，加强和完善制度化、组织化的公民参与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现实路径之一[11]。
关于派与国家治理，学者们有一些论述。王庆五提出派是国家治理主体之一。他认为，治理的主体包括中国共产党、派、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缺一不可[12]。李仁质强调，参政党作为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组织形式和重要协商主体，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对促进政治协商、推进协商民主进程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13]。汪仕凯认为，由建制能力和协商能力组成的政治能力才是决定后发展国家最终崛起的关键因素[14]。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学界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进行了积极的分析和探讨。学者们聚焦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科学内涵、重大意义、现实障碍、实现路径等方面。其理论成果比较丰富，取得了一些共识。不足之处是，相关研究成果在内容创新、实证分析和多维视角方面有待强化。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国模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实证分析和多视角多学科分析[15]。在未来一段时期，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实证研究，将成为新兴研究点。
基于此，本文从参政党履职这一角度出发，把政治协商作为刻画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次自然实验，采用实证的方法评估政治协商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影响度。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可在以下3个方面做出贡献。第一，研究视角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本文从参政党履职出发，研究政治协商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这可为研究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新的思路和角度。第二，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在现有研究文献中，如何合理量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个难题。本文以相关数据表征国家治理能力，合理回避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量化难题。第三，研究成果有利于丰富学术积累。本文力图拓展国家治理能力研究的广度，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研究的深度，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体系的完善。
二、实证背景与理论假说
笔者首先对政治协商进行量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指出：“政治协商是对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进行协商和就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指出：“人民政协是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人民政协的参政议政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重要形式，也是党政领导机关经常听取参加人民政协的各派、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切实做好工作的有效方式。”《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政协提案办理工作的意见》强调：“提案是人民政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的重要形式。”笔者以政协提案表征政治协商，用历年全国政协提案的数量代表政治协商的状况，对政治协商进行量化处理。为了便于理解，本文用全国政协历年提案数指代政治协商指数。
笔者接着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量化。高小平认为，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点是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就是要按照党和政府的领导培育、规范社会组织，按社会组织配置社会资源的逻辑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发挥社会组织在配置社会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16]。社会组织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独特作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社会组织关系密切。因此，笔者选用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数量）来表征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用社会组织数量代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数。
统计数据显示，从1988年到2013年，国内社会组织的数量大幅增长，从4446家增加到506，700家，增长约114倍;政协提案数从1734条增加到5840条，增长约3.37倍。除少数年份外，不论是社会组织数还是政协提案数，都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趋势。也就是说，近些年来，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和政治协商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进步。汪仕凯分析了其动力机制。他认为，协商能力是国家权力在调解冲突、凝聚共识、做出承诺方面的实践状态，决定了统治精英能否长期对发展目标及实现发展目标的战略保持共识。政治能力体现在凝聚共识、达成妥协方面。协商过程越是依托正式的政治体制进行，协商能力就越强。遗憾的是，他没有对这种动力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笔者以该理论研究成果为依据，通过建立以政治协商为自变量、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因变量的理论模型，对政治协商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影响度进行实证研究。
笔者把政治协商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的函数形式假设为：
mode=f（demo）
其中，mode代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demo代表政治协商，f代表两者之间的函数关系（见表1）。关于两者函数关系的具体形式，下文将进行专门讨论。
表1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政治协商指数统计表①
三、实证分析及模型选择
借助图形分析，我们可以直观地观察经济变量的变动规律和相关关系，合理确定模型的数学形式。趋势图的作用是分析变量的发展变化趋势和观察是否存在异常值。从图1可以看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政治协商指数虽然同步增长，但是存在差距逐渐增大的趋势。也就是说，两者趋势相同，但步调不完全一致。相关图的作用是观察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和变量之间的相关类型，即区分两者到底是线性相关还是曲线相关，如果是曲线相关，又大致是哪种类型的曲线关系。图2显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政治协商指数关系密切，二者为非线性的曲线相关关系。
图1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政治协商指数趋势图
图2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政治协商指数相关图①
相关图只能初步显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政治协商之间存在非线性的曲线相关关系，但无法确定到底是哪种曲线关系。可把政治协商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影响模型设定为指数函数模型、对数模型和二次函数模型，并分别进行估计和甄别。各种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2。
表2政治协商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影响模型①
表2显示，四个模型都有一定合理性。对数模型和二次函数模型的决定系数接近或超过0.9，说明二者的拟合优度比较好，自变量对因变量可能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双对数模型、对数模型和指数模型的解释变量都通过了t检验，说明这三个模型都有可能是解释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政治协商两个变量关系的较为可靠的模型。在这三个模型中，指数模型的拟合优度最差，仅为0.54，而双对数模型和对数模型的拟合优度分别达到0.59和0.88。因此，有必要对这两个模型进行比较，以确定哪个模型更加合理。
残差分析是分析两个拟合的回归模型是否合适的常用方法，也是最直观、有效的方法。对比图3和图4可以发现，双对数模型和对数模型的残差分布总体一致，差别不是太大。但是，双对数函数的残差普遍小于同一年份对数函数的残差。这说明，双对数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误差较小，能够更好地解释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政治协商之间的关系。
图3双对数函数模型残差分布表
图4对数函数模型残差分布表
因此，政治协商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影响模型估计如下：
其中，inmode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数的自然对数，indemo是政治协商指数的自然对数，u是随机误差项。本模型的基本含义是：政治协商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是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因素;政治协商在57%的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这一估计结果对直观理解和更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四、结论和建议
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标准，国内学者众说纷纭。何增科指出，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标准有4个：民主化、法制化、文明化和科学化[17]。俞可平认为，民主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是区别于传统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所在。石德华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内涵包括6个方面：治理主体的多层化和多元化;治理结构的分权化和网络化;治理制度的理性化;治理方式的民主化与法治化;治理手段的文明化;治理技术的现代化[18]。虽然他们的观点不同，但是都把民主化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地位。这从规范研究的角度印证了本文所估计模型的正确性和合理性。当前，社会中不同的利益群体已经形成，各种利益冲突日益明显。这意味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面临诸多新的严峻的挑战。在以现代国家建设为中心的政治发展路线图中，协商民主可以和国家建设协同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19]。参政党作为我国政治协商的重要主体，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应有更多的担当。
第一，参政党应按照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不断提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能力和水平。参政党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一方面应紧紧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充分发掘潜能、发挥优势，不断提高参与国家治理的能力;另一方面，应不断加强自身建设，锐意创新、积极进取，外树形象、内强素质，更好发挥在服务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第二，参政党应进一步创新履职方式，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开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参政党只有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履职实践，才能融入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中。在自媒体时代，参政党的参政观念、工作态度、工作方式更不能因循守旧。要通过搭建新媒体信息平台，广泛收集和挖掘与国家治理有关的信息，及时掌握各行各业和各地的动态，提高反映社情民意的水平和建言献策的质量。
第三，参政党应团结、协助其他治理主体积极参与国家治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进国家发展的重大政治创新。在目的论层面，要处理好国家与公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价值论层面，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在方法论层面，要处理好人治与法治、自治与管制的关系[20]。参政党应充当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沟通联系的桥梁，助力执政党和政府提升国家法治水平，成为促进社会公平和自治的桥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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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社会治理现代化篇10
大学生政治参与是指作为参与主体的大学生对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现状的基本了解、认识，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各种途径的实际参与过程。大学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要使大学生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不仅要大力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更要大力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激发他们关注祖国的前途和命运，调动他们的政治热情，吸引他们理性地投人到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来。因此，系统分析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基本状况，有利于正确把握当代大学生群体的政治倾向，有利于提高高校德育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
(一)大学生政治参与总体上热情较高，主流积极健康。
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等国的研究表明，教育程度与参政比率成正比。大学生作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政治参与热情普遍较高，主流积极健康，绝大多数大学生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对于国家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市场供应、经济状况、物价、文化生活水平持肯定态度，对中国社会发展充满信心，对政治事务感兴趣。
1．大多数大学生仍然保持着较高的政治参与意识，更加理性、成熟地关注政治，对校园内和社会的民主政治参与积极。大多数大学生积极参加班集体和社团活动，在班集体竞选班干部过程中，很多学生非常踊跃。他们高度认同言论自由和社会进步，愿意参加相关的谈论和投票活动，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
2．大部分大学生都非常关注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对国家重大政治生活的关切度增强，积极谈论国家大事或政治方面的问题，多数大学生高度认同其自身的积极参与将影响到国家的发展和政治改革的进程。如在“两会”召开期间，不少大学生就要求调课收看“两会”开幕式及政府工作报告，关注大会进展情况。
3．党团组织对当代大学生仍然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大学生当中有少数优秀分子加人中国共产党，由于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加入共产党无疑使大学生更积极、更有效的参政形式。当代大学生渴望加入党组织的愿望日趋强烈，要求加人共产党的比例逐年提高。这也说明，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意识日益强化，其政治参与的行为表现从边缘向中心靠拢。
(二)当代大学生的政治参与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总体上呈现出健康、积极、稳定的发展特点，但不排除少数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实际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偏差。
1．政治认知尚处于浅表层面，政治评价功利化。一部分大学生受功利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影响，对社会、政治生活的认识和理解缺乏长远和理性的目光，造成政治认知的直观化、浅表化，政治评价的功利化。少数大学生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存在较强的务实性，受到个人利益的驱动。在加入政治团体时存在着一些功利主义的色彩。例如，存在少数大学生人党动机不纯、入党目的不端正，“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却没有入党”等现象。
2．政治参与的热情不足。在有些大学生看来，“政治是国家的事，咱们不参与没有多大关系”。对他们来说，关心政治不如搞好自己的专业，不如抓一点实惠的、有实际利益的东西，谁来执政与他们无关。他们“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将自己封闭起来，避免同外界政治的联系，避免参加政治活动，变成一种远离政治的纯生活型、事务型的人。
3．参与行为存在偏差。一方面，部分学生表面政治参与意识较强，但实际参与行为的投入较少；另一方面，一些学生对社会有基本正确的政治认知和政治评价，有一定的政治参与基础，但实际上并没有相应的行为投入，甚至出现与认知相反的行为。这显示出政治意识与实际的政治参与行为存在严重的偏差。例如，他们认为是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但在实际生活中，“不是我不想腐败，而是我没有能力腐败”却成为流行语。
二、大学生政治参与现状对高校德育带来的冲击
在当代社会中，政治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离不开主导政治文化的传播，使社会成员在最大限度上认同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自觉参与政治文化所倡导的政治行为。在大学生这个广大群体中，政治参与主要依靠的是高校德育的发展。而目前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现状则给我们高校德育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第一，高校德育的观念方式不能适应政治文化的转变
研究资料表明，影响政治参与最重要的因素是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指特定历史时期，在社会上流行的人们的政治态度、政治信仰、政治感情和政治价值的总称。良好的政治文化环境，有利于公民的政治参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文化有了新的变化。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转变，人们的民主意识、自主意识、参与意识、改革创新意识、法制观念、开放多元观念、公开竞争观念、社会责任感等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些都表明作为政治文化核心的价值体系发生了转变。然而，高校德育并没有及时作出调整。受这种传统社会文化和政治文化影响，高校德育在方式上忽视了大学生个体的主体性和差异性，否认个体的主体利益地位，压制个体的合理主观诉求，这种教育方式从根本上不适应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依托的当代政治文化的要求。
第二，高校德育缺乏社会主义政治态度的认知教育
政治态度是指个体对某一政治现象所持有的评价与行为倾向，是指导个体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主要包括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意向。
现阶段，高校将引导和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作为根本任务，把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作为高校德育的根本目标。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特别需要保持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否则会造成社会动荡、人民遭殃。因此必须提高我国政治社会化的水平，增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政治规范要求的认识，提高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政治认知水平。而现今的高校德育缺乏这方面的内容。倘若只有高目标，而无与之相配套的基本政治认知教育，是很难让学生产生政治情感和政治意向，甚至有可能在他们的政治参与中由于缺乏这种基本认识而采取不适当行为，从而给社会带来不良后果。
第三，高校德育实践缺乏政治参与能力的培养
公民的政治参与，对于我国的现实政治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我国当前面临的是社会转型带来的利益调整而引起的矛盾，可以通过合法手段，运用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利，在体制内部得到有效解决。因此，疏通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完善参与制度建设，对于保持稳定意义重大。而我们当前的高校德育实践却缺乏对大学生的政治参与能力的培养，比如，许多高校的学生干部都是由班主任或辅导员直接任命，大学生是一个参与意识很强的群体，若在实践中不培养他们的政治参与能力，他们不仅会失去已经形成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态度，而且有可能在政治参与上走向相反的道路。
三、健全政治参与机制，推进高校德育发展
针对高校德育和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现状，结合大学生自身的特点，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健全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机制，提高高效德育的有效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更新高校德育理念，提高大学生主体参与意识
随着对外开放和各项改革的深入发展，人们的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但绝大多数实际参与能力却很弱，政治效能感差，尤其是我国政府决策民主化程度还有待提高，处于象牙塔的大学生们对自己影响政府决策的信心严重不足，因此往往就远离政治，不参与政治。
然而，人天生是政治动物。青年大学生代表着未来，更应该是民主政治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要增强大学生主体意识，这就要求高校德育在加强对大学生进行基础文化教育的同时要进行法律意识、公民意识等现代政治意识和政治思想的教育和灌输。更重要的是，要让大学生变得关心政治，增强对政治的信赖度，感到自己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员，并积极投身政治参与实践。
(二)实施公民教育，加强大学生的政治认知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立足于公民的塑造，培养公民的意识观念与精神，是高校德育与时俱进、顺应时展的客观要求。本杰明·巴伯有过一段名言：强有力的民主……所依靠的概念在于自我管理的公民群体，把他们联合在一起的，主要不是同一的利益，而是公民教育；他们之所以能够致力于共同的目的和联合的行动，是由于他们的公民态度和参与机制，而不是由于利他主义或良好本性。中国科协前副主席张玉台在中国科学家论坛上也指出，公民素质是第一国力，公民素质的竞争已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公民教育的重要性。我国传统上只有臣民而无公民和公民教育，民国建立后所实施的公民教育也不成体系，真正将公民教育单独提出并加以强调是在我国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但只把公民教育作为德育的组成部分，地位不够突出。由于公民教育先天的不足，构建公民教育体系也有一个过程，因此目前我们先要加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认知教育，然后再不断丰富内容。如果广大学生缺乏对我国政治制度的了解，那么其政治情感就会受到极大影响，也无从树立社会主义政治理想。
(三)创造良好的政治参与氛围。加强高校德育的实践
高校德育要培养的目标，从一定意义上讲是要造就现代化的人。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核心，培养现代的心理特征、态度和行为的策略是建立现代化秩序的各种策略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公民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形成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中介和精神支柱，而这些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是在公民的政治参与实践中不断培养和提升的。因此在大学阶段，要结合理论课的学习，营造好两个环境，以提高大学生的政治参与实践能力。从小环境来说，要建设好高校校园文化环境，使青年学生在良好的环境中潜移默化。高校德育可以通过课堂教育、课外活动、实践环节等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主流政治文化的灌输和弘扬，使大学生接受国家所倡导的主流政治文化的熏陶，从而认可和遵从现存的政治制度，提高政治参与的自觉性。从大环境来说，就是要建设好整个社会文化环境。首先要加快民主法制化建设的步伐，扩大人民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范围，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和积极性；其次要加大舆论监督力度，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弘扬正气，表彰先进，批评错误，揭露丑恶，充分运用舆论的力量来优化社会环境，创造良好的政治参与氛围，不断加强高校德育的各项实践活动的开展。